“潜在经济增长率”概念，就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各要素都能较充分地发挥作用，亦有较好的结构状态时所应体现出的经济增速。或者可以更直白地说，一个经济体在既无明显通胀、又无明显通缩情况下的经济增速，就可认为大体上接近其潜在经济增长率了。

经济三重压力带来的需求、供给和预期变化

中央在2021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遇到了相互交织的三重压力，表现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面对三重压力对应性的指导方针，就是要坚定不移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要经过努力，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护在合理区间。这个合理区间概念与上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概念放在一起认识，我认为，在今年两会上提出的5.5%左右引导性的增长目标，量值上正是对应性的，是具有在认识上的一个基本考量而形成的实际要量化的基准判断。不过今年却碰到了新的困难，两会以后有了“超预期”的问题。从1-9月份的实际运行来看，经济增速只达到了3%，四季度如果再好一些，这个5.5%左右的年度引导性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十四五”开局后的经济增长速度重心

    把我们的战略部署与今年和明后年，以及整个2035远景目标规划期对接起来进行考虑，也就是如何测算合理区间。虽然中央有关会议、有关文件没有直接表达具体的量值区间，但我们可以根据目前信息对应确立的“两步走”的第一步，即2020-2035年间我国预期要达到的基本运行结果，来做出比较准确的测算。

在中央提出“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的建议之上，形成了规划纲要。在此期间，习总书记对于中央的建议进行了说明，其中提到，在建议起草过程中，写作组经过认真的研究测算，提出了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的主要经济指标的量值，认为我们很有希望在“十四五”末期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标准的发达经济体的门槛水平；有希望在2035年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

根据这样一个权威性信息所勾画的前景框架，学者们可以作出推测——据预测，我国人口在最近两年将可能达到最高值；在这一条件下，2020-2035年这15中我国GDP年度平均增速如能保证达到4.9%或接近5%，2035年就可以实现人均经济总量比2020年翻一番。这可以作为今后15年间保障速度或合理增长区间之底线的基准考虑。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总量基数抬高的过程中，其增长速度的重心会往下落。所以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十四五”的经济增速重心将可能比“十五五”“十六五”要高一些。“十四五”期间，我们应该追求5.5%-6%区间的速度重心，“十五五”期间，这个经济增速重心将可能落到5.5%以下，但最好不要击穿5%；“十六五”的速度重心希望能在4.5%以上，但很可能落到5%以下。总的考虑，争取1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5%或者在5%左右。

笔者初步预测，要维护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际要对应的目标量值：“十四五”开局后，2020、2021两年的GDP复合增长率，比2019年增长了5.2%；2022年的增速如果为3.3%，我们应积极考虑2023年力争使经济增速的引导性目标重新提升到5.5%左右（或者大致处于5%以上），而且在2024-2025年保障复工复产基本落实，在提高质量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争取增速达到新高，当然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预判。

在重大宏观调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我们正面对着经济下行压力没有完全解除的不利局面。我国经济下行的因素，从外部冲击看比较好认识，包括国际局势的变化，大宗原材料和能源产品等价格上涨造成的供给冲击等等。我们的主观认识方面也存在些问题，例如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公布以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领导同志的一个讲话中对于“双重谬误”进行了批评，这是主观方面我们出现的偏差。“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这两个概念，我认为非常值得重视。从“合成谬误”方面看，2021年（特别是下半年）一些管理部门、各个公共权力的环节，在重大宏观调控问题上都是有所作为的，但都是在各自方向发挥作用，尽管从各部门的职能取向来看是正确，但实际效果却形成了宏观上的负效应，例如将力量全都叠加到从严从紧防范风险方面。最典型的是房地产领域，这个“灰犀牛”不是从房地产过高泡沫化冲过来的，而是从房地产业出现了意料不到的迅速低迷的危机局面冲过来了。当然，经过努力，恒大事件带来的局部风险没有演变成人们最担心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崩盘，风险正进入收敛的过程中间，但是宏观调控方面的偏差必须纠正。

对“分解谬误”也还要继续总结经验教训，防范它再次出现。比如我国设定了很好的“双碳”目标，但是这个将要坚持40年的持久战，却在很多场合成了突击战式的“碳冲锋”，最典型的是丧失政策理性的办法，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绿色低碳指标好看，竟然直接上阵拉闸限电，丧失了政策理性。从主观方面在经济运行中造成的不良影响，是我们要正视和总结的经验教训，并将防范以后继续产生不良效应。

如果说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我们进行了必要的总结和纠偏，那么客观的支撑因素，我觉得仍然要肯定中国经济的成长性。我国工业化进入了从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展开它的潜力释放过程。我们的制造业规模已是全球第一，但目前还没有完全摆脱“大而不强”状态，还将在升级发展中，进一步补短板，实现高质量发展，把潜力空间释放出来，完成工业化，支撑现代化。而发展转型同时伴随着城镇化，要继续走完它的高速发展阶段。中国城镇化的真实水平，是不掺水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目前65%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中，还存在严重掺水的程度，已经进城的三亿多农村人的绝大多数还没有取得户籍，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待遇，还远远没有落实。因而不能把真实城镇化水平估计过高。发展空间在何处？工业化、城镇化的相伴而行，这中间存在巨大的潜力空间，正是中国的韧性和回旋余地，也就是我们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趋势并没有改变的客观依据。当然，这是客观的支撑因素，还要跟主观上我们避免出现失误结合在一起，我们仍然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用好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

如何持久地推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我想强调三点：

第一，要高度重视修复市场信心，改善企业界特别是民营企业预期，有向好的信心和预期才能带出好的结果。

第二，基于我们将近三年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应该进一步积极总结经验教训，优化抗疫技术路线。我们无法抄别的经济体的作业，但要重视精准的基础原则是非常重要的，精准就是要讲科学，科学已经表明奥密克戎这个发展阶段上病毒传染性虽然明显提高，但是杀伤力已明显下降，在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的权衡点上，一定要做在精准判断基础上向适当宽松方面的调整。国家卫健委指导文本的调整方向很明显，就是应该承认适当的宽松，不能再像前面一段时间，很多地方政府一味地讲严防死守，再产生多少次生灾害似乎也无所谓，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应该思考和研究怎么样更好的来动态优化我们防疫抗疫的技术路线之中的要领。

第三，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宏观调控这两大政策在经济增长中仍然有它们的作用空间，仍然有政策工具箱里可用的工具。当然，怎么把它用好，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学习二十大的报告，结合深圳的实践，我们深刻体会到，创新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和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创新引领，就不会有高质量，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

创新是我国高质量增长的本质特征

2010年以来，中国发明专利授权量陡然上升，增长追平并超过了经济增长率，成为中国经济从传统的数量型增长走向高质量创新增长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中国发明专利的科学论文引用量也开始快速增长，创新与科学发现间关系日见紧密，科学发现转化为生产力的水平大大提高。中国发明专利快速增长向科技前沿靠近，提高了知识创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动了中国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圳的产业发展从一个极低的水平起步，通过广泛吸引投资实现高技术产业的起步，很快实现突破，越过了模仿-创新阶段，高技术产业实现快速发展，并开始走向原创性阶段。深圳这样的跨越发展，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在此我们重点讨论：深圳的创新生态是什么样子的？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深圳走出了和别人不同的路？

深圳作为具有高度外向特点的经济特区，具有充沛的经济活力与进取精神，对青年人和专业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大量的学生、农村子弟、生产线上的女工，在深圳通过自身的奋斗，既创造了财富，也实现了自身的理想。在形成强大的创新效应同时，也塑造了社会的创新生态。这是深圳所拥有的最基本条件与特征。

深圳是一座特别能创新的城市，在我国创新发展中具有引领示范性。我们与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合作研究中发现，深圳人均GDP从1978年不足200美元，到2019年接近25000美元[1]，增长超过了一百多倍。深圳发明专利高增长起点，比全国平均水平明显早4-5年。

深圳经济增长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三来一补”为代表的开放初期，依靠优质廉价的劳动力融入国际分工，实现经济起飞；第二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深圳开始进入跟随模仿创新阶段；第三阶段是进入新世纪后，深圳比较早地转向了质量型创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深圳在WIPO的PCT专利申请量一直在全国独占鳌头，但申请量增长速度已经平稳。深圳发明专利增长更多体现在全球五大专利局（中美欧日韩）公开授权的专利增长。这与联合国设立知识产权组织初衷有关，WIPO倡导有益于向发展中国家知识溢出的专利体系，有比较明显的扶植性、支持性和保护性。深圳走向创新高端，在全球市场竞争，更需要五大专利局公开保护的发明专利。2020年，全国14座城市在美欧日三大专利局有公开受保护专利（扣除中国和韩国国家专利局），其中深圳占比超过了44%，约为北京的1.7倍、上海的4倍。而在十多年前，深圳还被习惯地称为“山寨城市”（copy dog）。深圳走向全球创新中心步伐实在太快，时间实在太短。由此，引发了一个值得探索的题目，深圳为什么特别能创新？深圳的创新生态是什么样的？深圳从零起步转向高端创新的成长过程是怎样的？深圳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创新发展路径是怎么走的？为什么深圳走出了与别的地区不同的道路？

深圳从模仿者成长为创新者的微观生态

深圳的创新生态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深圳企业创新十分善于爬梯子，不怕水平低，能从低水平快速攀登到高处。深圳的工业化是从“三来一补”入手，当年被称作“血汗工厂”，但加工装配生产对培育深圳基础工业能力有重要意义。对比上世纪初美国在工业化阶段，福特汽车公司的装配生产车间与本世纪初深圳富士康公司的生产线，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两者间相似度很高。其实这是深圳快速成为世界创新中心的工业基础，从起步发展工业化开始，在简单产品制造上获得知识，逐渐走向生产复杂产品。很多企业家，创业是从“包工头”开始，一步一步达到较高的企业管理水平。深圳创新就是这样从最基础的工业生产开始，从简单走向复杂。当年“三来一补”将精准和精益型工业生产发展到极致，加工装配培育出的技术能力对深圳有重要意义。以5G领域发明专利为例，目前，华为公司与中兴公司在该领域专利合计约为全球的四分之一。华为公司崛起于“草根”创业，从加工贸易走向工业化生产，进入新世纪开始逐渐发展为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的企业，依靠大规模持续的创新支出，积累了移动通讯领域前沿复杂技术，推动深圳成为全球5G技术最集中、5G装备生产能力最强的城市。

第二，深圳是企业创新的海洋，是企业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新产品进行创造性破坏的试验场。深圳的市场是高度开放的，企业无论大小，面对全球竞争，坐享其成的惰性低，参与竞争的创新激励性强，加快了企业创新迭代速度。企业创新密度与企业规模成反比。中小企业创新密度高、大企业的创新规模较大的特征明显。大企业拥有规模化和多元化的技术整合能力，合理的企业规模结构更加有利于形成大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雁阵格局。

第三，深圳并不是盲目追求从0到1。深圳在发展中重视利用成熟技术进行新产品和新模式的创新，加快了创新发展速度，成为深圳新的发展模式。进入新世纪，传统的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模式被创新速度替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头，我国各省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差距也因此而拉大。深圳企业采用成熟技术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创新产品的优势在于，抓住创新速度，领先一步获取创新收益，每次的收益可能不太高，但只要能够不断地领先创新，就可以从低向高不断地爬梯子。虽然短平快模式看起来肤浅，但短平快的平方就不再肤浅。深圳企业的创新模式就是如此，善于利用成熟技术，带动高效创新。事实上，乔布斯与苹果公司的很多创新，也往往是基于成熟技术集合而成。

第四，创新是社会性的知识创造过程，企业创新越多，社会知识积累越多，企业创新能力也就越强。深圳已经成为重要的产业技术知识创造者和更广泛国际知识创造的合作者。从图3可以看到，上世纪90年代，深圳创新主要依赖于外部知识输入。2000-2010年，自主知识占的比重超过了10%。2010年以来，深圳创新中自主知识已经超过了20%，加上与北京合作，来自国内自主知识达到了四分之一。从国际方面来看，自主知识积累也提高了深圳的开放合作水平，与首尔、东京、加州和纽约、波士顿的合作占深圳知识来源另外四分之一。创新知识积累推动开放合作，开放合作带来了更多的创新。

第五，多样化的专业化创新汇聚成产业空间高效集聚和多样化产业链。深圳在创新企业集聚空间内，体现了“临近、共享、匹配、学习”的效应特征。企业创新密度与单位产出密度极高，深圳高新区是产业空间高效集聚区。高新区的企业多为专业化创新型企业，每个企业集中于自身的创新优势，效率会很高。成千上万家专业企业汇聚在一起，构成了密集强大的信息产业创新集群。信息数字革命将信息产业分为制造业、软件业和数据传输分析业，任何硬件产品离开软件都不具备处理信息的功能，信息制造产品的价值是由高效信息处理能力来衡量的。深圳高新区内制造业、软件和信息传输分析以及各种中介服务业呈现高度融合的趋势。细分的专业化制造与细分的专业编程推动信息产业高效率发展。专业化技术公司的发展，依赖于VC/PE融资，依赖于技术估值与定价，高新区的高度融合趋势催生了服务业和制造业、高新信息产业聚集与相互支持、滚雪球放大的模式。

第六，企业分工创新演化为发达的区域创新网络。供应链的尽头是创新，创新网络是供应链延伸。任何一家企业要成为上层企业的供应商，都要满足统一技术标准。分工产业链演化为发达的创新网络。产业链上下游联动，100个企业创新会带动另外100个企业创新，更多的创新带动更大的创新，形成创新带动创新、发明带动发明、创业带动创业的创新生态。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间的合作密度越高的地方，创新网络就越强大。在深圳企业之间、大学之间、大学与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合作，形成独有知识产权转化为资本、知识转换为产业的创新平台。其中表现突出的有深圳几所大学及哈工大、清华、北大等著名院校，以及大学之间、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比较著名的企业如中广核等等，他们之间的合作研发产生了大量的专利技术。

第七，“短平快”与“爬梯子”之间的平衡艺术。科学史上有名的阿玛拉定律提出，人们总是高估一项科技发明带来的短期效益，又总是低估它的长期收益。科技创新短期收益是风口价值，长期收益才会产生创新价值。在新的科技革命时代，没有短期追踪风口意识，企业会错失发现新领域和新赛道的机遇。但如果只有追风口的短期行为，就不可能真正塑造出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深圳企业有很多追风口的案例，当众多追风者退出后，在泡沫破灭后的滩涂上坚守，在创新的赛道上经历挫折，坚持深耕，最终成为真正的创新者。深圳众多专精特新企业，大多是在选定的赛道上经历了十年以上的坚守才取得今天的成就。

此外，我们研究产业创新发展时，通常将其分为技术导向型，或科学导向型两类。上海的创新科学关联比深圳高一些，北京又比上海高一些。与国外比较，美国与北欧的创新带有高科技含量特征。中国的创新特征是技术导向与科学产业导向；日韩呈现典型的技术导向，但美日韩欧的共同特征是短周期。因而，无论是科学导向还是产业技术导向，短周期是目前科技创新趋势。深圳创新的特征是科学含量仍不足，但它以短周期、快迭代的方式带动了产业创新。

第八，深圳形成丰富多元的企业创新俱乐部效应。斯托帕尔详细地对比了旧金山崛起与洛杉矶相对衰落，原因之一是洛杉矶的企业没有俱乐部的传统，企业之间竞争多交流少。旧金山湾区最大特点是企业之间竞争多，合作交流更多，互任董事、交叉持股的现象很普遍。[2] 深圳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企业之间竞争激烈但不排除分工合作。深圳有着极其发达的行业协会网络，有多元化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网络。深圳为数众多的园区本质上是在打造为创新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的俱乐部，一个企业参加几个行业协会，一个企业因VC/PE投资而成为被投企业中的一员，都是进入了不同的创新俱乐部。俱乐部对所有会员企业平等开放、共享信息、挑选合作伙伴。俱乐部中不仅有合作者，也有竞争者，信息共享可以将激烈竞争转换为合作，抱团取暖。这是深圳最独特的地方。

第九，创新既要自下而上，也要从上而下。对既往20年我国发明专利数据的分析表明，发明创新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类，一是来源于相关知识，二是来源于不相关知识，三是来源于中间状态，即半相关知识。这个表达似乎很抽象，具体说则是，生产中所涉及的大量技术知识是相关的，因为相关可以产生递进性质的创新。比如，服装缝纫技术相关的不同品类的技术难度不同。深圳服装业先是沿着工装、童装、男装，最后是女装的路径升级。而后开始发展服装设计和经营服装品牌的知识。今天的深圳已经从最初的服装缝纫中退出，转为集设计、交易、高档面料经营及电商于一体的时装之都。深圳企业驾轻就熟地利用相关知识创新,从简单走向复杂、走向多元化，人才集聚慢慢地就会走向不相关的技术创新。在传统工业领域，钢铁、汽车与电力传输依赖于多产业技术的合成，构成重大产业项目。航天则是不相关基础研究科学突破形成新的科学领域。在深圳，不相关科学研究产生的重大科学工程项目还不多。但是处于中间状态的创新则日渐突出。最典型的是生物技术和IT之间融合。当生物技术还主要是化学过程的时代，深圳因为缺乏生化学科和产业的基础，起步虽早，但步履蹒跚。随着基因组学和AI解构蛋白质的突破，从生物技术到生命科学逐渐成为IT技术成为有相关性的技术。尽管是分属不同的科学领域，但底层算法相通。由此深圳进入高水平的不相关知识的科学创新过程。相对于从工业技术底层一步一步沿着相关知识链创新，从科学走向产业化过程，突破性和成长性会更强。

政府在构建创新生态中的关键作用（二级标题）

深圳正在从短周期、快迭代的风口进行创新，走向科学引领的前沿高端创新。从京沪深三市创新性发明专利的变化可以看出，北京科学技术含量高的创新性发明专利量，远高于上海和深圳。这是与北京最重要科学中心地位相称的创新表现。深圳与上海在这一领域的差距则经历了先扩大而后快速缩小的赶超过程，也显示了深圳正在走向科学引领的过程。

这种重大转变与政府行为的关系是，政府放大了创新发展的“免费的午餐”。创新是知识的产出，既包括了由知识产权固定的企业专有知识，也包括了企业分工合作而产生的知识外溢和大学、公共研发机构创造的知识，这些都是社会知识。一个城市的创新活动越活跃，新增的知识就越多，社会共享的知识也越多，这是创新发展的免费午餐，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知识积累效应。“免费的午餐”与深圳无与伦比的精细化分工有着密切关系，若想创业，市场上会有人教你怎么创业；若想创新产品，市场上有人可以给你提供技术；若想为创新融资，市场上有人可以帮你解决融资“最后一米”的障碍。

2022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真正爆发的一年。比亚迪实现了自身的产销量及技术创新的历史性突破，也带动了产业链上分工协作企业集群的大发展。回望十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基础性引导性和创新技术支持的作用。为实现深圳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新突破，需要进一步改善创新环境，也就是二十大报告所提到的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基础设施前瞻规划等。政府面对着多维的环境，包括技术识别、鼓励企业在竞争中创新、以产业园区方式实现创新企业聚集并构成知识溢出型产业链。其中高水平大学与合理的大学体系是重大的创新变量，是提升创新科学含量走向源头创新的基础。最后是一座城市要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确定恰如其分的位置，这个位置也决定了城市的创新高度。

（责任编辑  苏歌）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这里，集体经济的概念和形式已经表述得很清楚和准确。

尽管中央定了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从社会认知到法律政策的落实，还存在较多问题。从各级干部到农民集体，对这些问题都存在疑惑。有很多具体事情相互混淆，边界不清，概念不明。

乡村振兴到底要走什么路？为什么要走集体化的路？这条路是老路还是新路？如果是继承老路的新路，那么继承在哪里？新在哪里？为实现农民共富，怎么做才能既发挥集体中每个成员各自的主体性，又发挥成员集体的整体的主体性，实现集体内部的成员合作与集体内外的多主体多形式的联合？这些认知问题没有解决，将会直接影响走集体道路的成效。

乡村振兴为什么要走集体化道路

首先要认清，农民共富必须靠集体。少数个体富了，先富带后富，能够带动一部分人致富，但不能可持续地带领全体人民共富，因为动力是跟着目标来的。除非这些先富将个人致富拓展为集体创富，否则个体有再大的能耐，也不会产生为他人谋利益的持久动力。

有人说，合作化不是也能推动生产发展和农民致富吗？合作化存在私人的合作化与集体的合作化，私人的合作化是私人之间建立互助为主的专业合作社。目前，大部分现存的专业合作社都是单一产业、单一产品和单一功能，重点是生产和销售合作，农资统一买，产品统一卖，产生的利益按交易量分配。其中，囿于农产品流通市场的销售大规模与专业合作社的生产小规模之间的张力太大，所以私人专业合作社往往难以发展，大部分成为外来公司或顶着合作社牌子的公司的产品提供者。

集体化的合作化，是集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它以村内的集体成员共有的土地、经营性资产为公共财产，以村民共富、民主治理为目标，形成成员间规范合作的集体经济合作社。合作社的重大决策由村民大会通过，专人担负运营职责，专人管理财务，有效益全民分红，透明公开。集体在经营共同资产之外，为个人经营搭平台，鼓励个人发家致富。所以村集体组织内的合作化有两重含义，集体主体与成员主体各自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结成集体与个体的共建、共融、共享关系。

其次，集体化创造了新型生产方式。集体组织不仅在内部进行成员间的合作，还与外部主体通过各种联合形成新的经营主体，多主体、多种经营方式在集体所在的社区，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这种由集体经济合作社与成员个体、与村外多主体多元互动、合作生产的生产关系，产生出来的社会财富就在当地形成了综合生产力。

这种产生综合生产力的生产方式是新型集体化创造的，它与过去人民公社的集体化固然有联系，但是区别更为本质。联系主要是指土地归集体所有的生产关系。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规定了以生产小队（即初级社时的自然村）为集体土地的生产单位和分配单位。今天规定的集体经济组织还承认自然村或村民组是最基层的集体经济组织。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主体和主体性上。今天的村集体不再是过去被计划体制捆绑的、缺乏独立地位、也难以具有独立意识的缺损主体，而是在市场经济下努力追求自己想要的未来发展目标的主体。今天的集体经济组织正在创造出与成员个体之间以及与外部市场主体之间的多种合作与联合的方式，以多主体多形式自主构建自己想要的社区综合生产力。

这种综合生产力，是集体经济合作社和个体以及多主体的经营组织在多元互动中、在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中形成的，是共同合作创造出来的。它与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力不同，或者说它是一种以社区范围经济为边界的、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在内的多主体共同贡献的总体生产力。

国家有GDP总量，一个村、一个乡范围内的经济总量也可以度量。如果集体通过与成员个体合作、与外部主体联合产生的经济总量能在总的经济总量中占到相当比例，就说明这个集体的经济具有实力。这个比例能持续下去甚至还能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个村或者乡的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标志之一。

在村集体走向发展性主体的途径中，这种多元、多边合作产生的生产力，有利于达成该地造福于农民共富的适度规模经济，而不是脱离农村社区实际、更多为外来投资获利服务的大农场、大企业的大规模经济。

第三，集体化能建构乡村新型治理体系。中国乡村的治理体系具有独特性。这首先是因为乡村的党的基层组织是“全息型”组织，即基层党组织有着与党中央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一致性的全息特征。其实，这种全息特征是从革命战争年代支部建在连上就开始的，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所以，村党支部能够成为村级集体包括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战斗堡垒。

此外，我国自1980年以来逐渐成型、1987年颁发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际上也促进了村民自治传统的逐步形成。而这个传统继承了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的群众路线。它发展成为以村庄为边界的社区的集体治理，一种统合的综合性、公益性治理。这种治理的重点是农民通过村集体这样一个中间主体，形成和政府之间二元互动合一的中国独特发展道路，而不是国家-社会之间完全对立的道路。这是需要从实践到理论深入发掘的很重要的概念。

这样的一种村集体内部的集体自治，包括经济自治、社会自治和文化自治，对于形成社会市场上的独立主体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它以集体的整体意志与外部市场连接，以交流和利益交换等市场化方式，能够比较自由地探索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生产方式。所以，对于乡村振兴为什么一定要走集体化道路的命题，我们要从实践出发做出理论说明。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新在哪里

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要从根上讨论，首先要厘清“集体”这个概念。以往的讨论往往一上来就讲集体经济组织，殊不知集体经济组织只是集体经济的一个载体，而集体经济只属于成员集体这样一个新型主体的经济功能。若不厘清成员集体这个主体，怎么明晰它的功能和载体？所以，先论集体，再论集体经济，最后是集体经济组织，这个顺序是不能变的。

新型农村集体

我们今天谈到农村集体，有个重要的前置词——“成员”。乡村集体无论怎么分层，都是“成员集体”，这就点出了新型集体的本质特点：它是全体成员的财产和利益共同体，离开了成员这个个体性主体，成员集体这个整体性主体就没有了意义。

新型的成员集体和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的小队、大队集体相比，尽管那时的集体也由农民组成，谁属于哪个小队、大队也划分得很清楚，但在当时计划体制下，生产力又很落后，集体和成员都没有什么权利。改革开放首先是从解放农民、解放农村生产力开始的。所有的集体成员，有了国家法律赋予的四项基本权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和基层治理的参与权。

每个集体成员所拥有的这四项基本权利，来自于农村的四项基本制度：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依托集体土地建立的农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经营制度；村民自治的社会治理制度。这四项制度保障了农民的四项基本权利，而这四项制度的执行主体是村集体。没有村集体，农民个体的所有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

只有将村集体明确为既独立于政府又独立于市场的社区社会主体，宪法赋予的维护其成员共有集体资源和资产权益的这种整体性权利，才能具有真正实施的空间。也只有让村集体能在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条件下不断地反复实践，以独立意识找到本土环境下维护集体和成员权益的具体路径和方法，并有信心带领成员为村庄的今天和明天奋斗，这个集体才能成为实质性主体。

实质性主体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村集体在建构中保持主体性，也就是对于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具有独立意识，有精神上的自觉；同时能发挥自主性，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不受外部利益的影响，不出现“被绑架”“被俘获”的问题。当遇到难题，既要符合客观实际，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克服困难。保持独立意识、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正是主体性的三大要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积累、沿袭至今、百战不殆的独特优势。将其用于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级集体，可以通过构建主体性，走出发展壮大集体的中国式农民共富的路子。

新型集体经济

新型集体经济是成员集体经济，不是损害或抛弃成员个体权益、只顾空头名誉和干部权益的假集体经济。在新型集体经济中，成员个体和集体相互依存，各以对方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形成既统合又分立的综合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经济既不同于人民公社的公有经济，也不同于个体为王、团体只为个人提供少量功能性服务的私人经济。现在一些经济组织，无论是合作社、企业还是外部组织，提供生产、供销、消费等经济性功能服务的各种形式，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但是作为村集体独特的社会经济的、文化的、治理的功能，譬如通过壮大集体经济，发挥能动性使村内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村内就业、助老扶幼解决得好，村民自主建立的各类团队、协会活动频繁，各类群体关系、各类矛盾解决得好——等等这些，都需要集体经济的支持。村集体就是一个公私合作、公私兼顾、具有很强的社会包容性的利益共同体。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得好，就体现在村集体这个综合性利益共同体建设得好，得到全体村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现在，这一点还较少被认识和提到。

新型集体经济不仅是成员集体的共同体经济，还是使得集体内外的多主体、多要素都能发挥作用，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经济。这可以称作新型集体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实践现在已经有一些了，需要进一步提炼总结，进行理论论证。如何将这种代表中国农村未来发展方向的实践上升到理论，增强我们对走中国式农业农村发展道路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今后的一个重要命题。

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组织特征，三合一的村级集体领导核心为决策管理的核心。尽管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纵向分层级，类似当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做法，村小组、行政村、乡镇都可以建立以所在范围的成员为集体的集体经济组织，但是在行政村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执行范围是行政村的成员集体，根据该法能够把行政村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文化整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而综合治理需要一定的地域规模和人口规模为基础条件，在这一点上，行政村比村小组在综合治理上更有利。6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肯定以生产队作为生产和核算的基本单位时就指出，今后会根据发展的条件，将基本核算单位上升到生产大队，即今天的行政村。30多年前，国家在制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也考虑过这个层级问题，最后确定在行政村，也是希望农民的自治组织有一个较能发挥综合功能的空间。现在有些人一讲集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组织就明确指向村小组即过去的生产队，认为行政村只能做村民自治，做不了集体经济。实际上，目前做得好的村集体经济大都是行政村，他们逐渐突破本村边界，向周边村发展，以村为核心带动了跨村跨乡的集体经济联合社。

这种具有地域性、经营性、综合性、公益性特点，呈现片区形态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有注册为联合社或联合会的，也有与社会资本或专业合作社联合，以合股方式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无论哪种形式，都体现了集体的外联需求，属于横向扩张。

第二个特征是经营特征。这表现在对于集体经济的权能分立和选聘分开上。理事会是由集体成员选举产生的理事们组成的，总干事是由理事会聘任的。按照国家提倡的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的方式，由村党组织书记担任理事长。理事会拥有决策权和经营的管理权，总干事或总经理拥有具体实操的经营权。

第三个特征是激励机制。集体经济组织的激励机制，是一种社区“私利”公益化的机制，也就是说，每个成员在为自己和家庭奋斗的同时，自觉地为集体添砖加瓦。不仅大河有水小河不干，小河有水也能汇集到大河，让大河更丰盈。

农村集体现存的主要问题及简要分析

村庄层面：自主创业的动力和能力匮乏

现在新型集体经济更多的只是个提法，而没能真正落到实际。大多数地区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做法上，都按照过去办集体企业的办法搞租赁承包。土地资源也基本停留在集体流转土地、发包收租金上。所以集体经济基本上被称为“吃租经济”。由于村集体的经营资产十分匮乏，只好依靠上级给项目、拨资金，成了“输血经济”。由于上级要求项目不得亏损，每年要有固定回报，年底上报计量，村集体只好把项目资金入股企业，结果更加强化了“吃租经济”。现在，大部分村集体的经济所得，只能依赖政府和社会资本投资的产业项目，从中分得一杯羹，没有自己的自主经济。村庄建设也依靠政府投资，但是政府投资建成的公共设施，却缺乏村里人投入的公共服务日常运行。

政府和外部力量越是全力扶持弱小的村集体，越是强化了村集体的依赖性，自主创业的动力和能力就越匮乏，渐渐失去对自己村庄未来发展的向往和希望。村庄规划、组织、经营都被政府和外来组织“包干”了。

社会环境层面：对村集体的认识存在误区

社会舆论将农村集体视为“大锅饭、低效率”的别称，一说农村集体就想当然地认为是要“恢复人民公社，要走回头路”。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农村改革就是要效率优先，打破大锅饭，也等于打破集体主义，简言之就是反对集体化。所谓新型集体经济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要恢复人民公社，但农村还是得走私营经济、能人经济、家庭农场的路。

还有很多人认为，村集体不是政府权力机构，只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约束的农民自治组织。面对村庄人心涣散和所谓的“干部经济”，只有软约束，没有硬约束，好事做不来，坏事难避免。村干部即便不贪污，也仅仅是执行上级的项目经济。上级给多少钱办多少事，钱花完事到头，项目结项了，产业也就散了。

政策层面：村集体对集体资源的规划权存在制度缺失

村集体没有对集体资源的规划权，也丧失了资源的部分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

村财乡管、乡财县管原本是2006年税费改革后采取的临时性政策，但延续至今十多年了，并没有随着农村改革形势的变化进行应有的调整。这导致村庄财务管理上弱村和强村之间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强村要发展就要避开这套政策，采用自己成立的公司或自己办的合作社做财务账目的方式进行体外循环。

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困难重重。虽然2016年中央文件大力倡导，但是5年过去了，发展现状与期望值仍有很大距离。登记流于形式，有相当数量的村没有进行清产核资，登记时就写个约数上报。土地资源并没有理清，集体的经营性资产大量在私人手里实际运营，往往表现为负债。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的组织部门就以中央财政特别补助的方式投入资产，还有的政府撬动社会资本来投入集体资产。这方面五年来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些经营性资产只是账上的集体资产，并不是这个村集体可以实际掌握、可以按自己意愿去经营的资产。经营性的集体资产还没有办法获得抵押贷款。虽然集体经济合作社有个银行账户，但是这种账户只作为资金进出使用，并不用于经营，所以村集体只敢出租，而不敢做实际经营。因为只要实际经营就一定有亏有盈。一些采取内外多元合作与联合方式的村集体，不怕有的项目有亏损，因为还有盈利的项目，而且盈利总额大于亏损，能做到损益平衡。实际经营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不能按行政规律办，同时又要保住村集体的财产，怎么样才能解决这当中的两难问题？非常重要的是做好政策和制度安排。

制度缺失是大问题。尽管全国49万个行政村的集体经济合作社都已经登记赋码，都开了账户，但是大部分没有发票，各类经营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尚未建立。其实这当中并非没有做得好的村集体。他们的集体经济组织也并非2017年以后按照国家政策新登记的组织，而是经历了很多年市场历练，有着与多主体合作与联合的丰富经验，而且有着自主掌握村庄发展前途的独立意识和精神自觉。2021年，农禾之家举办“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就总结提炼了他们的经验，并出版了《探路乡村振兴的基层实践》一书。这些优秀典型的做法值得总结上升为制度化的经验。

治理层面：亟需制度创新和人才创新

虽然村书记通过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理事长的制度规定已经有文件，但在经济事务上到底怎么实现统一决策和分工负责仍然不清晰。所谓政社、政经不分的说法还在困扰着基层。权能分立，即集体经济的决策管理权和各具体项目或企业的经营操作职能的分立，在一些先进村早就解决了，但是大多数村要么被困于政治不正确的观念，要么被困于个别领导的大权独揽。破圈而出需要制度创新和人才创新。

再就是村庄治理中的官僚化、形式化、口号化倾向非常严重。太多的挂牌、会议、表格、检查、评比，让村干部整天陷于文山会海，无暇开展实际有效的工作。尽管最近中央有精神、民政部下文作严肃的纠正，但在实际中收效甚微。很多地方数字造假成风，重表面不重效果，造成党员干部越来越脱离群众。这个问题不能再从形式上做检查，是要追究我们的指导思想。

人才难题。本土人才匮乏，大家都知道。各级党组织这些年从更换村支书入手，培养本土带头人。但是带头人要带起头来，就必须倚仗本土人才团队的支持，否则事倍功半。现在的政策，是第一书记、挂职干部、乡镇社工站下村，统统是外来人才支持村庄，却没有重视培养“不走的工作队”，把本土人才的培育放在重要位置。现在的培训形式很单一，几乎没有针对本土人才团队的综合培训。对党支书、理事长的培训课程往往流于文件解释，缺乏能力和实操培育，尤其缺乏结合地方实际的案例讨论。

村集体的主体性建设

村集体目前的实际走向不是实质主体，而是日益行政化、形式化，即虚化了的虚空的主体。政府和外部力量并没有把村集体当作主体，而是乡村振兴的对象和客体，他们自己才是主体。

对于村集体的地位和功能的政策认知有较大偏差。一直以来，政府把村集体当作村委会，认为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只是做社会工作的，它的功能是稳定村庄、稳定村民，所以是一个社会工具。尽管2016年以来的中央文件试图用壮大集体经济来解决后税费时代乡村凋敝的倾向，但是并没有确立村集体在社会市场中的主体地位，也并没有赋予它综合性主体的权力和功能。

忽视村集体的现实原因之一，是忽视小农户在中国农业农村中的主体地位。农业政策过分偏重规模化的大农场，未认识到它们不仅不是党在农村需要长期依靠的社会基石，而且即便在农业经营上，过大规模、雇工经营的经济效率较之小农户（家庭农场）也是低下的。

扶持村集体的基本政策，一是要真正明确村集体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地位并予以政治赋权；二要改变影响其保持和弘扬主体性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例如应大力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政策，因为它可以绕过当下赋码登记的集体经济合作社无法经营的难题，在集体经济成长的过渡阶段探索适宜的权能分立的经营方式；梳理村乡关系，改善村财乡管政策；围绕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多元组织的合作与联合，制定激励集体经济组织向着实质性主体方向建设自己，改变目前政府越俎代庖、包办项目的政策倾向。三要针对村民最迫切的农产品销售的需求，由政府出资为主兴建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主要销售村集体合作社及联合机构统一组织的小农户农产品，以加强农户参与的集体行动。

村集体是农民组织化、集体化、合作化的核心。要想让它成为拥有主体性的实质主体，而不是形式上的虚无主体，就要多方加强村集体的主体性建设，即加强其独立意识、精神自觉，发挥其主动性和能动性。这应该是乡村振兴未来一两代人的长期任务。最近五年特别需要突出这项建设，为乡村振兴走出中国式道路打下坚实基础。

（编辑  杨利红）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我们在完成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新任务。

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全面深化了共同富裕的内涵，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重要的位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着力点，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必然选择。

共同富裕是党和政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关于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同时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党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关于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持续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凝聚起更多推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智慧与力量。

共同富裕迈入扎实推动的历史阶段。“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十年，我们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新增就业均大幅提升，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进一步完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共同富裕需要收入分配公平，也需要激励发展创造。共同富裕不仅仅是收入分配问题，也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把“蛋糕”做大做好，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通过打破传统体制束缚，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为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的实践探索明确了发展创造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要方式。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既反对两极分化，也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全体人民公平享有追求发展、勤劳致富的权利和机会。通过共同努力和共同奋斗的过程，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强调共同奋斗理念，坚持多劳多得原则，鼓励勤劳创新致富；既要破除平均主义，也要严格遏制无理无序的两极分化。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实现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形成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合理分配格局。一方面，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有效减轻困难家庭的子女教育负担，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保障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公平；另一方面，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要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合理调节过高收入，要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收益率超过劳动收入与经济增长水平是长期现象，社会财富不断增长与贫富差距扩大同时发生。全球化与新科技革命时代，两极分化进一步恶化，社会矛盾激增。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始终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原则，根据各类生产要素对社会发展贡献程度，合理确定市场回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消除财富占有过于悬殊状况，避免社会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

在劳动方面，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促进充分就业，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限制和歧视，保障人们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要重视弘扬企业敢于承担风险的创造性劳动，进一步提升企业家在社会创新中的作用，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同奋斗。要对资本设置“红绿灯”，支持和引导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也要有效遏制其消极作用，反对资本无序扩张，加强反垄断监管。

重视并实施“敏于志向”而“钝于禀赋”的社会机会公平原则。促进机会公平是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重要手段，是以共同富裕促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促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推动共同富裕不仅要建立合理公正的再分配手段，也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的起跑线，为共同奋斗创造有利条件。在初次分配中，市场要发挥主导性作用。这需要全国构建更加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收入分配中消除各种歧视；同时需要消除资本市场的垄断。促进机会平等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只有破除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才能充分发挥个体潜能；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只有提升人力资本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提高居民收入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

要防止低水平的福利平等，努力消除劳动者个体之间由于非自身责任因素受到不公正对待。一是要通过机会均等条件下的市场竞争，形成合理的社会流动性；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增加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提升全体人民公平受教育的水平，以提升专业技能、提高就业创业能力；三是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避免“内卷”“躺平”。

共同富裕是深圳先行示范的重要内容

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意见》要求：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到本世纪中叶，深圳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深圳始终坚持把蛋糕做大做好和切好分好的协同。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大幅增长，经济总量上升了一万倍，城市人口快速聚集，从40年前的30万人达到了约1750万人，人均GDP增长了约130倍。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重点努力的方向。2021年，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0847元，比上年增加5969元，名义增长9.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2%，高于同期地区生产总值增速1.5个百分点。按照2018年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一个标准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即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由此可以推论，深圳常住人口达到这一标准的比例应已超过70%。

深圳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平公正原则。以法律规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与就业环境，维护机会公平。深圳利用法律手段约束政府行为和规范市场行为，充分贯彻促进机会公平；推进建立完善的法治框架，以立法和法规确立市场经济原则的法律规定性，给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提供自主发展空间，充分调动发展积极性，保护合法致富，坚决取缔非法收入；纵深推进法治改革，不断拓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领域，不断适配动态发展的经济社会活动。

深圳贯彻以公平促创新、以创新扶公平。深圳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建设高标准国际化的市场体系，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使法治成为激发市场创新活力与动力的重要保障，成为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的海洋。一方面，汇聚380多万市场主体，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另一方面，近130万个体工商户积极拉动就业。深圳对公平和创新关系的有益探索，不仅形成了相对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推动了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壮大，同时提高了社会流动性，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尽其专。同时，促进性别平等，在女性就业比率、工资水平、高管人数等方面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实现了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更好地促进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让无业者有业，让有业者乐业，让实力者创业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深圳长期坚持实施“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的社会公平政策，建立起了发达的职业培训体系，实现劳动者从无技能到有技能，从一般技能向中高技能持续动态的提升。截至2022年7月底，深圳全市就业人口规模达1248.01万人，与历史高位基本持平。深圳不断强调就业创新的重要性，通过“缓、返、降、补”多方位发力，稳企业、稳就业，合计为企业减负130亿元，惠及企业近百万家。深圳对招用年度高校毕业生的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实施鼓励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补贴，如求职创业补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生活补助等。

深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造民生幸福标杆。深圳卫生健康、教育等民生支出持续增长。“十四五”期间，为全力保障常住人口的子女入学需求，将在5年内新建90.8万个基础教育学位。其中，新建12.5万个学前教育学位、67.3万个公办义务教育学位、11万个公办普通高中学位。形成了贫困家庭子女应考尽考，能读就读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制度保障，实行残障儿童的康复与就学，鼓励支持残障人士就业创业。

5年来，深圳在医疗卫生方面累计投资超过1500亿元，是“十二五”的2.5倍；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从70元提高到134元，婴儿死亡率1.14‰，孕产妇死亡率4.79/10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44.87%，各类健康指标均保持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4.53岁，接近目前世界人均寿命最高的中国香港的84.9岁。深圳以更优的医疗服务、更好的医疗保障建设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一流健康城市、国际化医疗中心城市，成为公共卫生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让市民在卫生健康领域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高水平三甲医院的建设和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社康机构建设跨上了新台阶，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8%以上，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稳定在18%以下。

深圳持续探索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深圳以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多样化的社会保障，进一步提高住房保障，逐步实现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20年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总参保达3733.8万人次，五年增长26.1%。全市基本养老参保率为98%，社会保险卡持卡覆盖率为99.3%。积极落实中央调剂和省级统筹，累计向省上缴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含中央调剂金）1193.8亿元。此外，深圳在三次分配中也进行了大量有益尝试，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在国内处于前列。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行充分探索，全面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示范城市建设。

（编辑 季节）

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确立“一化三改”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顺应现代化发展大势，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方式，也不同于苏联过分向农民索取的方式，而是通过渐进式变革生产关系支持工业化，同时兼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对当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仍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化，这并不是一个历史偶然，而是顺应人民内心诉求与时代发展大势的历史必然。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的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开国领导人提出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工业化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深厚的物质基础。

建国初期工业化发展战略实施的必然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审时度势地提出“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设想。195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通报，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①] 思想正式确立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面对国民经济恢复之后的重任，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1952年年底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于1953年6月份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此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②]由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战略目标， 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同时并举的战略。

工业化战略符合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经济的压榨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统治之下，中华民族遭受百年的欺凌和屈辱，人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为什么近代中国如此不堪一击，屡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毛泽东认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③]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④] “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负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⑤]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开启现代化探索道路，但当时受到内部外部条件的硬约束。一方面，历经多年的战乱，国家满目疮痍，经济凋敝，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市场混乱，经济极其脆弱。现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的比重仅为30%，在工业产值中，轻工业占73.6%，重工业仅占26.4%，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等一系列敌对政策，切断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企图阻止中国的发展，并且规定“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⑥] 1950年，美国纠集十六国发动侵朝战争，严重危及新中国的安全。正是由于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工业为人民幸福提供物质基础，以及为国家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国共产党才将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大国，只有拥有强大的工业体系才能抵御外来侵略，而国土安全是人民幸福的基本前提。

工业化战略顺应现代化发展大势

现代化作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最初的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促使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毛泽东将工业称之为“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⑦]，正是依靠工业化带来的巨大生产力，西方国家才走在世界前列。纵观世界先行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都是从农业和轻工业起步，先后经历了初级工业化到高度工业化时期，从轻纺工业到重化工业再到高技术工业的重心转移，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目标转变，又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从工业社会转变为知识社会，最终进入新型现代化阶段。现代化起步于工业化，同时也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过程。相比西方国家陆续进入高度工业化时期、工业重心从重工业转向高技术工业、走向工业强国的事实，同一时期的中国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以工业产品产量为例，1949年美国的钢铁、原煤、发电量、原油分别是中国的447.7倍、13.6倍、80.3倍、2074.3倍。[⑧]

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以无与伦比的决心和气魄，制定了工业化的宏伟战略。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表明了这一决心：“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⑨] “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⑩]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1]。

总之，工业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建国初期，我国所制定的工业化战略，是顺应现代化发展态势的，也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赢得稳定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的条件下提出的。

建国初期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的特殊性

自200多年前西方工业革命之后，欧美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将世界原本封闭的国家拖入同世界各国的紧密联系，形成了西方工业国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格局。

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模式，大体分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各国所处的不同背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不能简单套用其他国家现成的经验，只有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建国初期的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从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既非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又与苏联模式有所区别的工业化道路。

支持方式：渐进式变革生产关系支持工业化

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引起技术上的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12]

进而言之，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目的在于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奠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这个过程是逐步递进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作为一个拥有4.8亿农业人口、工农业产值近70%、财政收入来源中农业税占50%的农业大国，随着城市和工业大建设对原料、粮食需求的增加，和随之带来的粮食供给紧张问题，实质上反映了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小规模农业生产难以适应大规模工业化发展需要。而通过对农业生产关系的逐步改造，不仅合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现代化事业提供更为稳定的国内环境，并且可以从中更好地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料和资金，进而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确保工业化的顺利进行。正如毛泽东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一文中指出：“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是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13] 可见，党和国家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渐进改革为突破口，“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扫除制度层面和社会结构的障碍”。[14] 

实现方式：兼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建国初期的工业化战略是在国家“一穷二白”的约束条件下提出的，面对工业化资金缺口的现实，中国通过农业集体化为工业化提供建设资金，这是“一种投资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农业增产办法”。[15] 观之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通过“对内剥削工人、对外殖民掠夺”的方式实现原始积累，如英国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赤贫的产业工人；美国建国后发动西进运动，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和财富，大批印第安人遭屠杀，印第安人被迫迁徙之路成为他们的“血泪之路”。[16] 近代中国各种尝试走资本主义现代化失败的实践，也证明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以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如果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17]。中国人民必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也决定了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

对比苏联的发展模式，中国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工业化政策长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导致轻工业发展滞后，农民长期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作出很大牺牲。毛泽东当时认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的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18] 鉴于苏联的反面经验，“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19] 由此，中国从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及在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注意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如何把握增长速度、财政税收与投资等数量关系，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我国“一五”时期增长的6000多万人口的基本粮食需求，改善了农村的水利设施条件，极大地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同时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原始积累，仅“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化的初始资金，“大约有70%来源于农业和农村产品加工业”。[20]

建国初期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的当代价值

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一化三改”的工业化战略。尽管在当时背景环境中开启工业化建设有很大难度，甚至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最终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克服困难，举全国之力，发挥基层人民群众力量，充分发挥广大农民优势，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技术援助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顺利建成；此后经过数个五年计划，到上世纪70年代，我们国家已经初步形成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我们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一大成就为日后改革开放时期工业化建设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如果建国初期没有工业化战略的确立，也就没有今天中国工业的迅猛发展。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并在疫情发生后能够迅速恢复生产，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蕴藏的道理及宝贵经验对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向。

方向：始终善于战略规划

习近平同志说过：“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21]长远的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善于用战略思维解决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所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全局、长远、大势上判断形势、把握规律，坚定信念，制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并付诸实施，书写了发展中国家开辟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奇迹。“在有限的现实条件下，战略目标的设定与完成经常需要部分现实的延后发展，甚至为整体的发展作出暂时牺牲，这时候，尤其需要对战略的坚定维护”[22]。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新历史条件下的轻重结构调整、“发展工业农业同时并举”、“农业的基础地位与工业的主导地位”、“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23] 战略演进中，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现代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而我国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进程，由此提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并联发展，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我国工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旨归：始终坚持人民立场

在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启动工业化，面临着巨大挑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走资本主义式的通过国外殖民掠夺的原始积累道路，也没有像苏联那样过分向农业索取积累，而是站在人民立场，将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逐步地引导农民走向农业集体化，兼顾国家和群众利益。

“一化三改”战略是在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大规模国家中，在人民普遍拥护下完成的。而这样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成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反而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凸显人民主体地位。由此，建国初期确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是顺应民心的选择，这就说明只有尊重人民群众意愿，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在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保护农民的利益，才能进一步保障工业化顺利进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密切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增进人民福祉，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方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多种多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结合中国实际，充分考虑建国初期资金匮乏、外援力量薄弱的事实，在认识到国家积贫积弱的经济基础上，耐心启发，依靠先进分子带动群众，顺利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力支持了工业化建设。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本质，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现代化发展诸多难题，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编辑  碣石 ）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亲自见证了党和国家发生的深刻变革。

    在这10年中，中华民族的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十九大以来的这5年，中国又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非常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来定义中国式的现代化，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阐述。

最大执政党的现代化

    第一是政党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最大的执政党，它是中华民族的领导力量、组织力量，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风雨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是可以依靠的力量。第二是国家制度的现代化，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是中国通过在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努力，实现人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最大的马列主义执政党，更重要的是它有先进的理论、先进的组织、先进的人、先进的文化，它是一个集大成者。

    另外，中国共产党不断地与时俱进，并有先进的方法。这是资产阶级政党做不到的。看看现在国外的乱象，其实都是这些国家的政党僵化、固化造成的。而中国共产党是不断地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它吸取人类社会一切先进的东西，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革命、与时俱进。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当今世界最坚强的一个领导力量。

新的党章在修改过程中，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把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写到党章里面。而中国共产党是个领导集体，必须要政治上过硬，这就是政治领导力量。

大国的民族复兴

    有这样一个大党、先进的党、现代化的党来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以，我们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2020年-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时候，把我们国家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张蓝图已经绘就了。

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为什么我们能够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历经坎坷还能够不断地创造新的奇迹？这是因为我们是马列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天然契合形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两个结合”——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二十大报告里特别强调时代化，因为它不断地要应对新时代的变化来解决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重构、制度的再造，它的原理就是老子所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共产党能够不断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就是把握了人间正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所以未来中国的道路应该是越来越宽广的。中国道路对应的就是当今世界之乱和中国之治。我们曾经学习西方文明，而我们现在看到，英国几乎就是首相走马灯一样地更换，但是更换后并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

    其实西方政坛乱象的背后，就是在国家工业发展后，它们的政党却没有实现现代化，政党是僵化、锈化的。国家制度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现代化，没有像我们中国这样在伟大的实践、伟大的斗争中不断地锤炼。

    我们现在形成的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道上，有这样坚强领导力量的大党，有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西方的现代化其实只解决了少数人的现代化，这些国家在全球只有不到10亿人口。而我们14亿人口整体地迈入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既吸取了人类社会普世的现代化，同时又坚持中国特色。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多数人的现代化，它是真正具有普世作用的，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想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可以学习的。因为我们没有掠夺，没有霸凌，而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内化来不断地实现现代化。

    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文化是“穷则独善其身”的，过去我们韬光养晦，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现在要讲“达则兼济天下”，所以二十大特别讲到胸怀世界。中国所探索的现代化道路，实际上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普世意义。因为它和美西方国家霸权瓜分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强调的是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的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这10年间，确确实实地走上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当然现在还在路上。我们不仅将会为中国人民造福，更重要的是我们给当今世界的乱局提供了另外一个可选择的方案。中国共产党将带领全国人民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编辑  季节）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将“初心不改，矢志不渝”概括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特殊品格，他把马克思一生概括为“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这是我们共产党百年奋斗不止的力量源泉。

“初心不改，矢志不渝”是共产党的特点

    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说，九十六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破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正是因为共产党有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特点，给全体中国人民的未来注入了强大的信心。因为共产党一定会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主席就开始绘蓝图了。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52岁的毛泽东说，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要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讲这个话的时候，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当时中国经济的体量大概相当于美国经济体量的2%左右。

    那时候中国能造什么呢？只能造桌子、凳子、茶碗、茶壶，能把粮食磨成面粉，能造纸，但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个坦克、一台拖拉机都造不出来。短短30年左右，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实际上毛主席绘就的蓝图在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1987年，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策略。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当然还不是全面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其实邓小平讲这个话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体量还只相当于美国的不到10%。

    1997年，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执政理念，首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任务。这是对未来25年到50年的规划，需要用相当于5-11个“五年规划”来完成。

    在人类历史上，恐怕还从来没有这么长期、这么雄心勃勃的雄伟国家规划。1997年时，中国的GDP总量比巴西还低，是世界上第八大经济体，相当于美国经济的18.2%。按人均计算，当时的中国还属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低收入经济体。无论是在25年内消除绝对贫困人口，还是在50年内变成现代化国家，当时在很多人听起来恐怕都是天方夜谭。

    擘画未来半个世纪的宏伟蓝图，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不能只是给人民的一座空中阁楼，也不能是仅仅用来鼓舞人心的口号，它必须是切实可行的路线图。制定这样的蓝图，需要对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有深切的了解和把握。这个蓝图设定的目标，不能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目标任务必须通过持续地、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完成。半个世纪的发展计划逐步实现，所以绘制这种蓝图大概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做到。

为“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使命奋斗不止

    2002年，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11次提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多次强调“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此后历届党代会的报告都重申了这个使命和这些目标任务。

    2002年，中国已经超越了巴西、意大利、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相当于美国经济的四分之一。2012年党的十八大上，习近平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此时中国已经连续超越了英国、德国、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量相当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一半以上，达到52.5%。

    习近平在十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大家就要一茬接着一茬干，要真正做到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切实干出成效来。这句话既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精确概括，也是对未来的热切期待。

    2021年“七一”，习近平代表党和人民宣布，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1年年底，中国经济体量已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三。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了美国，2021年年底超过美国经济大约五分之一左右，这是按世行新公布的数据。以前有一首歌叫《社会主义好》，其中唱道：“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这里“说得到、做得到”就是共产党很重要的一条原则。

    欧、美、日政党与中国不同，中国有明确的历史使命、清晰的中长期目标，而欧、美、日政党的视野不会超过如何赢得下一次选举。从1997年到2022年，25年中美国换了5任总统，竞选口号不断改变，使命非常空洞，目标非常模糊。英国换了6任首相，最近的特拉斯变成了英国历史上最短命的首相。日本换了13任首相，最新的首相上台以后支持率不断下降，现在已经跌到了所谓的危险区。

200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恩格尔曾讲，当中国制定下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只会规划下一次选举。我们的体制保证了我们设计的目标一定会实现，而在欧、美、日的政治体制下，政客们成天唇枪舌剑、争吵不休，看起来热热闹闹，但对国家长远发展方向却漫不经心，无法在重大战略问题上达成共识，更没有能力实现任何长期目标。

    习近平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说，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经历千难万险而百折不挠，历万险而矢志不渝，成就了百年大党的恢宏气象。在二十大上习近平又宣布，我们从现在起要奔向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说，时代呼唤我们，人民期待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到2049年，中国一定能如期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编辑  季节）

毛岸英和蒋经国没有交集，互不相识。

但是，在纪念毛岸英烈士百年诞辰之际，把他和蒋经国的人生轨迹做一个粗线条的比对，却有一些颇有意义的发现。

两人都是家中长子。蒋经国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党魁，毛岸英的父亲是共产党的领袖。这两位父亲也先后担任过中国的领导人，蒋介石的统治把中国搞得千疮百孔、民不聊生，毛泽东则领导创立并建设了新中国，带领中国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巧合的是，蒋经国和毛岸英都是狗年生人，小蒋比岸英大一轮。

另一个巧合是，两人都有留苏经历，而且都是在15岁左右到的苏联，前后也相隔12年。岸英到苏联的那一年，小蒋结束了在苏联13年的岁月，回到中国。

两人在童年和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与父亲都是聚少离多，且两人先后都在上海生活过。不同的是，小蒋的童年颇为平顺，先在浙江老家后去上海念书，后又去北京，然后其父为表示支持孙中山“联俄”追随进步，送小蒋去苏联留学。而岸英的童年颠沛流离，堪称苦难。不到8岁，他就和共产党员的母亲杨开慧一起被捕关入长沙监狱，目睹母亲备受折磨直至壮烈牺牲。岸英后来被党组织接到上海上了幼稚园，可是党组织遭受破坏，岸英小小年纪就生活无着，和两个弟弟流浪街头，可以说九死一生。

小蒋在留苏岁月中也受了不少磨难，这多少也吃了他父亲蒋介石1927年清洗屠杀共产党人的挂落。不过相较于岸英，小蒋流放时已经成年，而且孤苦了3年就遇到了好心的苏联姑娘蒋方良（瓦哈瑞娃）与之成亲，以后几年辛苦归辛苦，总归还有亲人照顾。比之小小年纪就失去母亲在社会生活底层流浪挣扎的岸英，还是好过很多。

岸英在留苏的前3年，应该是享受到了他短暂生命中难得的安宁。他在国际儿童院认真学习，吸吮着各种知识的养分。可是希特勒德国闪击苏联，打破了岸英的平静生活。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在国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尽可能照顾在国际儿童院生活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烈士的孩子，但是岸英却不愿安心享受这种照顾，他坚决要求上前线，和苏联人民并肩作战，消灭法西斯。

在这里，我注意到两人的人生轨迹有了明显区别。蒋经国回国后不久，就去江西赣南任国民党专员，类似我们今天所谓的地级领导。岸英经过执着不断的要求直至上书斯大林，得以进入军事学院学习。

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不幸于1939年12月被日军飞机炸死在故乡老宅丰镐房外，小蒋回来奔丧，悲愤地写下“以血洗血”几个大字。然则此时，他已经与自己的女秘书有了婚外情，更在1942年1月得了一对非婚生双胞胎儿子。

岸英在1944年如愿参加苏联红军，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坦克部队任连指导员，一路打到柏林，荣获“红星勋章”。这是1930年设立的用于表彰苏联勇士和有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士的军事奖章。1945年5月9日，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日之后，岸英又被调到远东，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的对日作战，又立战功。岸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打过德国兵，打过日本侵略者。

蒋经国和毛岸英回国后，他们的父亲都安排了对他们的“再教育”，但内容和方式截然不同。

蒋经国被要求在溪口老家读《孟子》《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等，写读书笔记，练习书法，学习中国文化。蒋介石为他延请的老师是国学才子徐道邻。

毛岸英在1946年1月回到阔别18年之久的父亲身边后，毛泽东便安排他到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农民吴满有家，跟他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习种地和农村生活，上“劳动大学”。

同样属于思想改造性质，蒋介石是要用中国的天地君亲师和仁智礼义信的传统文化清除掉小蒋头脑中的苏联共产党思想；毛泽东则是让毛岸英熟悉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村，补上中国革命这一课。

蒋经国从赣南就开始搭建他的个人班底，之后一路官运亨通，特别是领导了三青团。1945年10月，他进入国民党中央成为执行委员。

而岸英从1947年起，一直是做土改等实际工作，除参加抗美援朝前担任过北京一个工厂的党总支副书记，没听说对他有任何行政领导职务的安排。

蒋经国在1927年经历了蒋介石背叛革命清洗屠杀共产党人，和逼离自己的发妻、小蒋的生母，再娶豪门宋氏之女之后，他在苏联公开发表了反蒋和与他断绝父子关系的文章。这些在他回国后又被洗白，此后一直表现为“父慈子孝”。

毛岸英对父亲毛泽东一直都是景仰敬爱，未闻有过任何冲突。以常人之心度之，岸英最有理由埋怨的是回到父亲身边后又被送去上“劳动大学”——他有过那么苦难的童年，在苏联上过两个军事学院，又经过对德日法西斯战争的洗礼还立过功，凭什么还要去农村劳动？然而，岸英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欣然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和安排，步行30里去了农民吴满有家，住下来，学习各种农活，打了满手血泡。

我知道小蒋先生很亲民也很有能力，在台湾多有建树，口碑不错，对他并无不敬之心。但是生命永远定格在28岁的毛岸英，更令我敬佩。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爱子，他在历经了无数苦难战乱终于迎来和平的年代，却因为美帝把战火烧到我国的家门口，主动请缨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而身为国家领导人的父亲毛泽东，支持了儿子的请求，亲自说服彭老总带岸英去朝鲜。作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除了让父亲帮他“走后门”去朝鲜前线，没有享受过丝毫特权。

岸英是在朝鲜的战火中度过了他的第28个也是最后一个生日。一个月之后，他就被美国飞机投下的炸弹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毛主席为两位逝者写的纪念文章后来都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所写的《纪念白求恩》和为中央警卫团的普通战士张思德所写的《为人民服务》。而对爱子的牺牲，毛泽东心中的悲痛无人知晓，他默默地把岸英的遗物珍藏在自己身边直至去世，但是却没有写下片言只字。可是，《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中的那些闪亮的字句，有哪句不能用在毛岸英身上？

蒋经国比岸英多活了50年，留下了几本他写的书。岸英离去得太早，身后没有任何著述。但是他被公开出来的两封信，却胜过千言万语。一封是他写给斯大林的信，坚决要求上前线和苏联人民并肩作战，另一封是1949年10月写给他表舅的信，拒绝帮亲戚要官。

蒋经国和毛岸英都是有些人喜欢贴上“太子党”标签的人。蒋经国对此说法有何表示，我不清楚。毛岸英在世时，我们党内气正风清，还没有贴这种标签的时髦，但是毛岸英很有预见地在给表舅的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

毛岸英对自己也有一个定位。他在信中写道：“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

面对这样的高尚、纯真和忠诚，我只能说：毛泽东，不愧是人民的领袖！毛岸英，不愧是毛泽东的儿子！

只活了28年的毛岸英，今年也是百岁冥寿了。百岁岸英，应该是中国一代又一代青年永远的青春偶像。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同时也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在我们10年来既有成绩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建设应该形成一个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发展格局，并从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在理论构建方面。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10年，我们在沿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当然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和挑战。对于我们从事发展经济学的人来说，这一系列的成就也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金矿，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基于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来提炼和总结的一套发展经济学。

    西方的经济理论在很多方面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发展的基础及相关前提条件方面都是不匹配的。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我们自身独特理论进行提炼，能够更好地助力于全球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我们这些年在非洲的很多国家，包括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西非的尼日利亚、贝宁、塞内加尔，还有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都有一系列的国别咨询项目，需要我们认真调查研究。基于这些国家本身的优势和禀赋条件，应该在现阶段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如何促进发展，以及如何把这个产业实际落地，真正能够创造就业、实现出口创汇，我们这个角色才退出。

    其次，系统观念方面。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系统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尤其是近3年来疫情的影响，我们也看到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趋势的上升，局部冲突动荡频发，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经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单一地从生产成本角度考虑，而是要更加关注供应链的安全。我们国家面临粮食安全问题、资源能源安全问题，同时也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其实在这三个领域，我们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容易被边缘化的非洲、南美国家，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的。

    比如像粮食领域，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在农业合作方面，我们有很多比较先进的成熟技术，包括过去40年改革中形成的一系列经验，都可以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去，这样就可能形成合力，也可以增加海外的粮食安全的保障。

    在多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我们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可以研究怎么样结合我们和所在国双方的优势，把我们的产业链更好地延伸，这也是一个重点可以发力的地方。

    另外，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国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2020年年初疫情还没有在全球范围爆发，当时我们接待了乌兹别克斯坦科技部的一个代表团，他们的想法很明确，要学中国的数字技术，包括电子商务、双边贸易方面的技术领域。此外其他的中亚国家，有些曾经是我们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他们也派代表前来考察。当时我们陪他们去参观了故宫博物院、沙滩红楼等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景点。我们和各国之间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文化交流互鉴方面，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更好地去共同发展。

    再次，区域协调。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同时要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这个领域我们完全可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目标。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国家，我们可以把西部开发布局和周边国家的发展进行协调，尤其要发挥边境工业园区的作用，促进产能合作和产业升级。

    近期一些舆论说，越南可能正在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但事实上，越南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并不是零和游戏，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体现我国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升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和周边国家来协调发展产业链，这样也可以保障供应链的安全。很多周边的国家，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更希望能够成为我们发展的一个有力的补充，这样也是我们双循环理念的内容保障。

    我们研究的新结构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有情社区”，其含义是在发展过程中，一定不能忽略人的需求。我们在海外实践的抓手之一就是工业园区。前不久联合国编写了一个海外园区的规范和指南，当时我们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在整个园区的设计、规划、编制过程中，一定要做到，每一步骤都要咨询周边社区的居民、包括社区领袖的意见，让工业园区成为社区发展的一个部分。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功能”。我重点就此谈一些体会。

中美之争的核心是科技和创新能力之争

我曾在科技领域工作多年，现在又在科技型企业工作，深知在核心技术领域，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严加防范、多方打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巴统协定，到冷战结束后的瓦森纳协定，中国始终是西方国家技术出口管制的主要对象国。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科技能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扼制变本加厉。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分工体系下，中国只是被视为“世界工厂”，是对西主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市场的“奶牛”。

多年前，北大周其仁教授曾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有过一次精彩对话。周教授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就是用服装鞋帽换取大飞机，一个在低端，一个在高端。假如有一天中国也决定研制大飞机，美国人怎么看？萨缪尔森不假思索地说，那将是对美国永久的伤害。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已经到了连稍显斯文的“马甲”都不要了。每一份制裁清单，每一个法案，每一个关键技术出口管制，可以说精准到位、刀刀见血。从对华为的全球追杀，到完全禁止芯片对华出口，从限制中国理工科学生赴美留学，到对中国重点大学和企业的定点制裁，科技的“去中国化”已全面展开。

今天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卡死”中国终将成为历史笑话。但是，在许多领域我们确实尚未完全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知耻而后勇，期待我们能够把未来的创新之路走好。

新型举国体制重在体制创新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向来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表现得尤为突出，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等领域之所以能够实现科技的飞速进步，关键就在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由于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以及研发与应用的脱节，这种体制优势在不少领域出现了异化和弱化。

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是指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等的研发活动，未能通过稳定的结构和组织形态实现合理的分工与衔接。竞争性项目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剧了机构间的分割，有时甚至表现为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如果说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还可以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实现相关力量的组合与配置，那么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大集中、大合作的机制和动力已明显缺失。

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是指目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经费中，财政稳定支持的基本上是人头费，而科研活动经费大多是通过竞争性项目获得，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研发活动的短期化。许多项目结题之日便是结束之时，很难形成代际传承，很难打造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高端平台、知识积累、学术氛围。

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着力打破目前产学研用彼此脱节的痼疾，从体制、结构和政策等方面推进既符合大科学规律，又充分满足国家目标导向的体系重组。为此，我建议在关键和前沿领域抓紧组建不少于100个国家实验室，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第一，充分体现国家目标、稳定支持、开放共享，长远布局；

第二，大科学范式，技术科学主导，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融合；

第三，独立建制，主要委托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负责运营；

第四，打破课题组负责人制（PI），既强调专业分工，更注重协同合作；

第五，定期评估，内部外部结合，定性定量结合，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第六，鼓励产业界参与，与应用场景有机衔接。

生物经济关乎国运

在世界近代史上，经历了三次科技及产业革命。造就了三次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的洲际大转移，同时深刻地影响了有关国家的发展命运和兴衰。以20世纪末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为标志，人类开始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生命科学与生物经济时代。如果说前三次革命都是物质的、客体的，那么新的科技革命则是生命的、主体的。无论愿意与否，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卷入其中，融入其中。

看看近30年来生物领域的标志性进展吧，器官移植、动物克隆、转基因、细胞治疗、基因药物、蛋白质重组、基因编辑、合成生物、生物制造、人造肉……。仿佛沉寂的百花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无数绚丽多彩的花朵。在国家层面上，美国、欧洲和日本都纷纷出台相关的战略规划和行动，力争抢占新一轮竞争制高点。可以断言，在规模和影响力上，生物经济将远超以往历次科技革命。

这一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与数次科技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正在到来的新科技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不只是经济规模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格局大调整中掌握主动、后来居上，彻底摆脱依附于人、受制于人的地位。在此过程中，唯有生产力基础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生物经济无疑将扮演颠覆性、主导性角色。非常难得的是，我国已在整体上处于与发达国家相近的跑道上，有些领域开始并跑甚至领跑。天道轮回，中华民族终于站到新旧世界重大变局的交接点上。

（编辑  季节）

制造业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保障。持续推动制造强国建设，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是新时代推进的国家战略。十年来，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制造业规模位居全球之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链更加完整，产业整体实力、质量效益以及创新力、竞争力显著提升。现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冲击国际供应链，国际贸易争端等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而中国制造业表现出强有力的战略韧性和持续的国际竞争力，保障了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健发展。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论断，再次表明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进而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制造强国建设成绩斐然

产业规模居全球之首。2012-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由16.98万亿元增长到31.40万亿元，^[①]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由22.39%提高到29.31%，^[②]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位居首位；2013年以来，我国连续9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重由15.91%提升至21.57%，^[③]特别是2020年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机械设备出口国。

产业体系健全。我国工业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0%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消费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列，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等一大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

产业结构加快升级。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引领带动作用显著增强。2012-2020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9.4%提高到15.1%；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8%提升到33.7%。传统产业焕发出新活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提速，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提高到47.1%，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由2012年的24.6%提高到2020年的52.1%，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由48.8%提高到73%。

企业实力显著增强。骨干龙头企业加快发展壮大，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分别从2012年的19.7万亿元、21.7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9.19万亿和37.4万亿元；在最新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我国工业领域企业占有73家，比2012年增加28家。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十分活跃，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已培育4万多家“专精特新”企业、4700多家“小巨人”企业，近600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显著增强，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机构总数、研发经费支出均比2012年翻了一番，有效发明专利申请数增长了两倍多。

创新成果亮点纷呈。中国制造业坚持创新驱动，在一批高端装备研制上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取得诸如嫦娥揽月、天问启程、万米深潜、北斗导航系统、高速磁浮试验样车等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多项重大工程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创下多项世界首次。如港珠澳大桥创造了400多项新专利，多项达世界之最；水陆两栖飞机AG600近120万个标准件、98%的结构及系统零件全部由国内研制提供；复兴号高铁囊括了新材料、先进动力、计算机等诸多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

“三步走”推进制造强国战略

制造强国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与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坚定不移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密不可分。

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造业，多次对制造强国战略做出重要指示。中央文件多次指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2015年5月19日，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部署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为中国在2025年前后迈入世界制造业强国行列提供战略指引。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是党中央站在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制造2025》发布后，各部门、各地区认真贯彻落实，建立了高效的组织协调机制，形成了完备的配套政策体系，主要目标完成度较高，重大工程扎实推进，各项任务顺利实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实际和未来制造业发展的要求，以及对世界制造强国发展水平的总体研判，我国提出实施“三步走”战略目标，为制造强国建设稳步向前打下有利基础。

第一步，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进入制造强国第二方阵，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将位居第二方阵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第三步，到2045年，中国制造业做大做强，从世界产业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中国制造业进入第一方阵，成为世界领先的制造强国。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智能制造是推进制造强国战略的主攻方向，是先进制造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也是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技术路线。中国不能走西方串联式发展的老路，必须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采取并联式的发展方式，践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并行推进、融合发展的技术方针。

通过大力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51.3%和74.7%，比2012年分别提高了30.7和25.9个百分点。发布智能制造国际标准42项、国家标准300多项，基础共性和关键技术国家标准的覆盖率达到97.5%。建成了700多个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高48%，产品研制周期平均缩短了38%，产品不良品率平均降低35%。截至目前，我国已培育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超过6000家，炼化、印染、家电等领域智能制造的水平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重视产业基础能力提升

产业基础是工业发展的“基本盘”，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支撑。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关键是要切实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十年间，从“工业强基”到“产业基础再造”再到“产业基础高级化”，我国通过采用新型举国体制解决“卡脖子”问题，聚焦产业基础“五基”领域，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隐形冠军等方式，不断提升强化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例如，高速铁路动车组用标准、车轮、车轴、制动设备、列车控制系统、车身材料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机器人三大关键部件基本具备国产化生产制造能力，谐波减速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新能源汽车核心“三电”技术方面，电池成组效率和能量密度高于同期国际产品，驱动电机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电机控制器在电力电子功率集成、高品质控制方面实现突破。

聚焦优势产业实现差异化发展

一些省市在探索本地区制造业发展路径时，从市场需求出发，集中本地区有限资源，力争打造世界级产业和产业集群。这种做法改变了各地区产业一哄而上、重复建设而造成低价竞争和产能过剩的痼疾，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差异化发展。例如，宁波市大力发展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等，在伺服电机、高端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稀土永磁材料和电子信息材料等细分领域培育形成全国领先、覆盖广泛的工业“四基”优势。合肥市不断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和成果转化方式，形成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为主导的先进制造业体系。湖州市以绿色智造为主线，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产业基础好、特色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广阔的高端装备、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三大新兴产业。泉州市狠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打造纺织鞋服和建材两大世界级产业集群。

制造强国建设的显著特征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发展和转变也应该具备中国特色，制造强国首先必须是制造大国，不仅追求“强”，还要“又大又强”。

衡量制造强国“大而强”的标准，除了中国工程院《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所提出应达到或十分接近日本、德国的水平，还需要有若干标志性的特征，例如制造强国应具备雄厚的产业规模、优化的产业结构、良好的质量效益、持续的发展能力。我们经过测算、预测和国际比较，提出制造强国的六项特征及目标值如下：

一、产业规模。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目标值设为30%。

二、产业基础。“五基”（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与装备、工业基础软件和产业技术基础）国内市场满足度，目标值设为70%。

三、优势产业。世界领先和世界先进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目标值设为40%。

四、优势企业。世界500强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数量，目标值设为世界前三。

五、创新能力。单位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目标值设为世界前三。

六、能源消耗。单位制造业增加值能耗，目标值定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

新征程上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国战略

未来三年是我国建设制造强国非常关键的时期，也是开启二十大新征程的重要时期。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应看到，与美德日等制造强国相比，中国制造还有相当的差距，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调整战略思路。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从而为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贡献力量。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研究中国特色的制造强国战略推进方法和路径。

制造强国建设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把民生产业放在制造强国发展的突出位置，为人民提供更安全的食品、更便捷的交通工具、更先进的信息消费产品、更丰富的产品选择。要通过智能制造实现民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单位产品生产效率，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实现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要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制造强国建设要实现优化财富分配的功能。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下大力气，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也是财富分配的主战场。通过数字赋能，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单位产出价值，增加初次分配收入。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制造业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迁，从而有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加，让全体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

“锻长补短”，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近年来，我国有关工业部门都在大力推进“补短板”，以疏通“卡点”“堵点”，旨在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与此同时，我们的制造业要想不受制于人，应该要跳脱固定思维模式，扬长补短，一手“补短板”，一手“锻长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那些要在达到世界领先或先进地位的优势产业基础上，培育一批如光伏、重稀土材料等在全球具有话语权、控制力和引领力的细分产业。要举全国之力，攻克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操作系统和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难题，形成基本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发展由“跟跑”、“并跑”走向“领跑”。

智造赋能，打造技术创新主战场

今后15年，是智能制造这一工业革命核心技术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制造业要集中优势力量，力争实现战略性重点突破，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换道超车、跨越发展。从现在到2028年，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程”，到2028年，“互联网+制造”即数字化网络化制造在全国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从2028年到2035年，深入推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工程”，到2035年，新一代智能制造在全国制造业大规模推广应用，中国智能制造技术和应用水平走在世界前列，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智能升级。

自立自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实施突破工程，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以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编制的《产业基础创新发展目录》为指导，推广“链式推进”方式，到2025年，使“五基”（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与装备、工业基础软件、产业技术基础）产品和技术的国内市场满足度达到70%。加大对“五基”领域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培育1000家“专精特新”世界冠军企业。

打造优势产业，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各地方应从实际出发，本着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原则，努力打造若干个在世界有影响力的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加大世界领先和先进的产业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加大对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扩大优势。继续培育新的优势产业，提高中高端产品比例，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做强通信设备、轨道交通装备、输变电装备、纺织、家电等优势产业，重点培育航天装备、新能源汽车、发电装备、建材等优势产业，打造标志性特色产业链，全链条培育高端芯片、氢燃料电池汽车、5G设备、民用飞机、高端医疗影像设备、新型显示等特色产业链，形成具有关键控制力的技术和产品。集中优势资源，构建技术先进、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领先产业和产业集群。

培育优秀企业，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国际影响力

造就一批具有技术引领能力、产品定义能力、产业链关键节点掌控能力和资本输出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支持这些企业建立具有技术引领能力的研发中心，鼓励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提高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和企业盈利能力，支持大企业实施兼并重组、走出国门，成为产业链“链主”。

着力培养一批竞争力强、“专精特”高成长性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不以产量规模制胜，而是专注于细分市场上的某一产品，满足专门的客户群；具有很强的创新活力和研发能力，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采用独特的工艺、技术、配方或特殊原料进行生产，使产品拥有区别于其他同类产品的特性，以“专精特”构筑企业的竞争优势。

加强绿色化改造，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以节能减排和智能化改造为重点，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力争2025年我国单位制造业增加值的能耗接近制造强国水平，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深入推进源头减碳，积极发展太阳能、风能、核能、氢能等新能源产业，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技术及装备研发，加强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能源推广应用，提升再制造行业能级。实施碳汇工程，在高载能行业实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示范。加快绿色示范引领，推动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打造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标杆。推动先进适用重大低碳技术在重点行业示范推广，积极开展零碳化项目示范工程。

（编辑  宋斌斌）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建设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促进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而中国式现代化为未来财税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明确的改革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迁及实践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党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与任务，也是指引中国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伟大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应该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深化与发展，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

现代化的内涵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个层面的转变。现代化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渗透于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把现代化理解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

按照西方主流思想的解释，“现代化”在经济学意义上，基本等同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流行，以及与之伴生的大规模货币信用机制在经济生活中的流行和应用，社会阶级的分化，随着工业大生产方式带来的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人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等。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也在反思现代化产生的种种弊端，那种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发展和进步的看法是有问题的。现代化存在内在的弊端，如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环境生态的破坏，资本对劳动的强势，等等。基于此，才有后现代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出现。中国共产党在20年前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理念。

现代化一般以国家，或以某个跨国区域为基本地理单元。现代化包含创新、选择和淘汰，也包括导致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权利的再分配，也必然导致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与财税的变革，等等。

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确立的“四个现代化”，是建立在“现代化”一词的基础之上的，并对现代化概念做了界定与拓展。毛泽东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①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同尼泊尔首相的谈话中，再一次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中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谈到：“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道路，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把发展和保护、利用和修复有机统一起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坚持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不断以现代化的成就造福自己也惠及世界。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财税体系

建设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促进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而中国式现代化为未来财税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明确的改革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不拘泥于理论的框架束缚，也不照搬西方的财税模式，而是实事求是地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财税体系建设之路。

1．财税改革要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贯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原则，这就要求财税改革方向应以构建公平的分配制度与财税体系为基础，以发挥财政的公平、效率原则推进社会公平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制定治国理政方略，提高经济活力和财政收入，最大限度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

2．财税改革要适应国家发展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财税政策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步入良性循环，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性与保障性作用，推动宏观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3．财税改革要支持产权保护。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坚持以产权保护为核心，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发挥财税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4．财税改革要支持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发展经济的重心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就要求财税政策的制定必须能够对制造业产生激励效应，促进产业经济“脱虚向实”，以科技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5．财税改革要适应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新业态、新产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的增长引擎。这就要求财税政策对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给予重点扶持政策，有效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6．财税改革要促进绿色环保、生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并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应以绿色财税为导向，以减少或控制碳排放为抓手，建设绿色财税体系。

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现代财税政策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还要求明确定位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发挥政府对公共产品、社会稳定、经济秩序的综合治理作用。

构建现代财税政策体系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性、全局性任务，不仅要统筹发展与安全，还要实现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现代财税政策具有公共性，必须从公共秩序视角推进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建设，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

构建基于公平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我国应进一步构建促进公平分配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政策，发挥财税政策对收入调节的作用，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进人民福祉。

构建促进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

科技创新是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应进一步构建驱动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对基础研究、科技前沿领域研究、独创性专利技术研究加大财税扶持力度，不仅局限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并且从财政补贴角度增加对市场主体及相关机构的科技投入支持力度。

构建促进产权流动与产权保护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要兼顾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既要大力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公平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和保护各类产权主体的利益，构建以产权界定、流动与保护为核心的财税政策，建立一套基于产权制度的财税政策体系：一是国家应公平公正处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关系，制定对各类产权主体相对公平的财税政策；二是实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赋予土地承包权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经营权融资担保权能，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三是构建基于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的财税政策，让收入较低人群及进城务工群体也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构建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健康有序发展的财税政策

数字技术的迭代革新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式现代化也彰显出数字技术对国民经济的驱动作用与特殊贡献。我国目前对数字经济发展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既要积极鼓励和扶持数字经济发展，又要对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重点监督、有序管理。未来需要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首先，必须加大财政政策对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扶持力度，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大数据技术的迭代更新与普及应用，实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其次，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制体系，形成一套数字税制体系；第三，要加强对互联网、大数据驱动的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的财税治理与审计监督。

构建保障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为根本，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科技、军事、文化、社会等安全为保障，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必须确保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对军事、国防安全的财政投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公共信息与个人信息安全。

构建促进绿色环保、生态健康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并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有计划、分步骤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就要求财税改革以促进碳减排为抓手，构建涵盖碳税、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等在内的一系列税收政策，形成中国式绿色税制体系。

（编辑  宋斌斌）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要求。对于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提炼、传播、运用具有普遍意义与中国特色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已经成为一个重大任务。

这样的精神标识应该是形式简洁的而不是形式繁复的，语义清晰的而不是语义模糊的，普遍认同的而不是局部认同的。最重要的，这样的精神标识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精髓，可以穿越历史延续至今，可以成为指导今天和未来中国文化建设的精神理念。

人文精神的内涵与当代价值

人文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最具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内容，就要从中国文化中深层次的精神入手，找到精髓，体现要义。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教学和研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主要内容包括“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三项。其中关于中华人文精神的具体阐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这既展示了中华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也充分肯定了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报告中列举的这十个具体文化价值观，大多体现了鲜明的人文精神。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是追求人的全面解放的理论，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些都体现了鲜明的人文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事实上，人文精神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具有广泛认同度与强大生命力的。更重要的，对于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高质量发展，人文精神是具有指导性的精神理念，应把握其内涵与要求，并贯彻到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实践进程中。

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什么

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不是“物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持续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是自主发展阶段，摆脱了僵化与教条的约束，文化发展的自发性与自觉性不断提升；第二是规模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形成并快速发展，文化事业不断拓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建设；第三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基于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发展在国家发展整体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一步指明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与目标。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文化发展质量对人民生活质量愈发重要。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大投入，但仅有投入是不够的，与经济发展主要关注物质世界不一样，文化发展主要关注精神世界。文化是“生活之光”，但不应仅仅是“技术之光”“资本之光”，更根本的应是“人文之光”。提升文化发展质量，要有正确的理念，准确的目标，明确的途径。文化体现并提升了人的精神、思想与能力。文化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以文化人”。文化发展的实质就是人的发展。

文化发展包括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前者体现市场性，后者体现公共性。仅仅发展文化产业、通过文化赚钱是不够的，这常常会导致文化的低俗化，导致滥用人性的“竞低”。比如直播、短视频、网络游戏等领域的一些文化活动与产品，尽管很“火”很赚钱，但其价值观导向与外在的行为依赖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对青少年成长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以为发展文化事业就是文化发展的主体也是不全面的。不赚钱的文化发展不一定就能发挥文化的社会效益，公共性不代表有效性。比如大量闲置的公共文化设施、送出去的文化演出和出版物无人问津等，就不是高质量的文化发展。

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只是文化发展的形态划分，不代表高质量与否。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精神发展，让人的精神更加自由、丰富、积极。只要能实现这样的目标，不论是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事业，都是高质量的文化发展。换言之，在文化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不能简单以文化产业或文化事业之分来选择政策着力点，而应以文化发展对人的发展的有效推动为根本衡量标准。

文化高质量发展追求的目标

文化高质量发展追求的是创造性、多样性的文化，而不是重复性、单一性的文化。

对于文化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此，要尊重文化的特性来发展文化。从国内文化发展来看，目前要注意一些干扰文化创造性、多样性实现的思潮。这些思潮的突出表现：西方中心主义，缺乏文化自信；精英主义，轻视民间文化；商业主义，以垄断市场来垄断文化；技术主义，以形式炫酷掩盖内容空洞；大汉族主义，忽视多民族文化的丰富性。

2022年8月中央发布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文化是国家治理之魂。在文化政策制定和城市治理的过程中，要有正确的文化理念，才能有正确的治理举措与政策体系。特别应防止命令主义。比如城市建设中恢复历史文化街区，不能一刀切、一张图管住一条街，否则设计出来虽然整齐，但毫无活力，外面漂亮，但不考虑舒适性和实用性。城市不仅是用来“看”的，更是用来“住”的，要能让人们产生亲近感、归属感。高质量的城市文化发展应能体现城市历史文化气质，提升市民的内在精气神。

推动高质量的文化发展，要尊重历史，尊重民众，尊重专业。当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认识到文化精神性的特质，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就会有很深入的把握。

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培育人文精神

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人才，基本特质是兼具文化使命感与文化创造力的人才。要培养全民特别是青年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怀与人文素养。

从人类历史上看，文艺复兴时代实现了从神到人的转变，是进步；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推动了从人到物的转变，《共产党宣言》中说，“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仅仅考虑利害与经济的人类社会，物质进步了，精神却退步了。

培育人文精神，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中华人文精神源远流长。儒家讲求“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论语》记载，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儒家讲求“以民为本”，不“以君为本”。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近代西方启蒙思想也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寻滋养，伏尔泰就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重要的是守住中华文化根基，根深才能叶茂，守正才能创新。处理全球性挑战与冲突，世界文化普遍在“向东看”与“向后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人文精神具有世界意义与时代意义。在全民中加强人文精神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于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成就真正拥有中华文化精神与素养的新青年、新国民。

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重要的是以具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内容为本，以技术表现、商业实现为辅，本立而道生，不能本末倒置。科学主义者会把人看作物，人文主义者则把物看作人。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具有人文认知力，即对文化产品、文化作品的评价，不能以规范与否、赚钱与否的标准来评价，而要以共情与否、深刻与否、原创与否、灵动与否来评价。

总之，文化发展是人的发展，能够打动心灵的文化就是高质量的文化，能够让社会更加和谐与进步的文化就是高质量的文化。在推动当代中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中华人文精神会绽放出愈加耀眼的世界之光与时代之光，中华文化影响力会大幅提升，中华文明新发展将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成为世界持续和平发展的强大人文能量。

（编辑  杨利红）

我们党走过百年历程，正在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报告提出“守正创新”这一原则，是有特别重要意义。

深刻理解守正创新

我理解，守正就是坚守初心、宗旨，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创新就是立足中国国情、立足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不封闭僵化，不断加强历史主动，不断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以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实践。回顾过去5年、以及新时代10年的工作，我们深刻地感到，我们所以顶住了国际上各方面的压力，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守正创新”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从十六大我们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二十大提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我们党一步一步走过来，始终立志于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不断地明确新的目标，把我们的国家领向复兴，领向现代化，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种守正创新。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地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坚持守正创新指导思想的又一个重要体现。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目标是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党中央和总书记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为我们树立的一个榜样，是守正创新的一个典型。总书记特别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让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相互协调；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这就是守正创新的“正”。

党的自我革命是守正创新的重要表现

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已经73年了。我们都知道，党史上延安时期，毛主席和黄炎培有一次著名的对话。当时黄炎培问，未来共产党执政以后，怎么样能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路子，那就是实行民主。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着重指出，我们又找到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我党的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与党的建设理论的意义重大的创新。

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并且向全世界呼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个提法是意义深远的。它既和过去多年来西方大力传播的“普世价值”划清了界限，，同时又是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有人认为，“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只是文字上的差异，而我认为这里是有本质区别的。西方人只是片面强调民主和自由，我们则把各国人民的发展、把广大人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坚持和平发展这一全人类的共同最高诉求，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共同价值这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在这里，一方面坚持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思路，同时提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从而也回答了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的一些不够清晰的，乃至比较混乱的思想认识。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