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如何认识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背景

在全球风起云涌的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革命中从大数据到云计算移动互联万物互联,以及区块链、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人机互联等,都在社会生活中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数字平台企业数字化产业升级、智慧制造、智慧城市、科技金融、数字化财税管理政府管理、政府治理等等,也都成为各个领域里的重大概念,甚至是核心概念。数字化的生存与发展,正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体现。

    在数字化时代回顾邓小平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言简意赅的总结,它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很多前人对于创新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强调创造性毁灭,企业家们推崇颠覆性创新,都是从一个认识视角上、关于一个核心概念不同侧面的表述。

我们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特别强调生产力和它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都是发生在供给侧,供给侧是由各种要素结合组成的供给体系,由于供给侧创新而形成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成为划分经济社会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最关键的因素。人类历史上的发展过程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信息革命,供给对于人类需求的满足,是一个所谓阶跃量化”的上升曲线。到某一个临界点以后,由于科技的创新、生产力的变革,要实施上台阶式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信息革命就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又迈上一个大台阶的体现。

在新经济创新中保障有效制度供给

    在中国谋求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中央所强调的第一动力是创新,而新经济则在创新中具有代表性,我们在注重技术上拥有追赶者后发优势的同时要特别警惕在渐进改革中,制度供给中可能出现的制约创新的“后发劣势。在实际生活中科技视角上的“后发优势”在中国有比较明显的表现,我们一系列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就是在追赶过程中借助了科技意义上的很多后发优势,迅速缩小与引领新经济潮流的硅谷的差距。但我们在“后发劣势”方面也要有足够的警惕,所谓在改革和社会问题的赛跑中还存在种种的未定之数。在改革攻坚中,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在攻坚克难中取得决定性成果——唯改革创新者胜

在完成中国经济社会转轨的过程中,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不仅有科技,还有有效制度供给去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空间,中国这方面要起到引领和某种意义上的决策作用。

    我们特别推崇的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在发展新经济、创造新动能过程中要守正出奇。中央文件说的“守正创新”,首先是要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之正,就是要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而它的创新还要有市场决定论加上政府作用,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而政府和其他多元主体合在一起的创新,就是在中国特色之下支撑我们超常规发展,从追赶到赶超的力量。

    在实际生活中间,我们要深刻领会:从三步走”到现在“新的两步走”,地方政府在各种表述中提出的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等等,都是追求贯彻超常规发展战略。中国以常规发展,不能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在新技术、新经济大潮中,必须抓住机遇追求超常规的发展。

那么,在追赶过程中,在亮点纷呈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一系列的挑战和考验。一些民营企业在烧钱过程中脱颖而出,以他们为主形成一些在数字化平台方面居于领军地位的头部企业现在正面临新的问题:怎样在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中贯彻好管理部门所强调的反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形成了新的考验。在坚持创新发展大方向的同时必须处理好规范升级发展的问题。

反垄断,在学理上不能把它理想完全竞争”,现实社会中不仅中国不可能完全竞争,美国也不可能完全竞争,这种数字化平台寡头垄断的直观表现在中国在美国都是高度一致的——流量为王,形成头部企业以后就那么几家。怎么让这直观的寡头垄断兴利而除弊,其实是中美发展市场经济中共同的问题。一方面要承认,这些头部企业在具有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具有一系列的社会价值,比如中国的数字化平台,发展出小贷、普惠金融,发展出全国几万个淘宝村几千个淘宝镇,穷乡僻壤都可能由此而让那些劳动者进入创业创新过程。但同时现在又产生了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监管套利等等问题。对这种问题,如果说到“资本”方面我认还是应该给资本正名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资本是个中性词,我们有国有资本,有民营资本,有混合所有制这种产权结构的资本,资本本身并不是恶,关键就是资本的无序问题。比如管理部门通过调研,认为二选一”是无序状态,那么就必须校正它。但是一定要坚定不移支持我们这些科技型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相关的一系列的建设事项(包括“中国云城”这样大手笔的建设项目),按照创新发展的大方向继续超常规发展。

    在这个创新发展过程中,中央特别强调了新基建概念,将历次的文件汇成了一览表,有关部门指导之下至少有七大细分领域的新基建明确具体的建设内容。5G到特高压中国电力能源行业在世界前沿的创新,它要数字,城际高速铁路、城轨构成的轨道交通网交通行业也必须数字化的轨道上更好升级发展,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要形成网状系统覆盖我们所有交通设施网状系统之内,还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现在大家知道5G首先看重的应用场景是工业产业互联网。这些落到实际生活中应当强调有关新基建的基本认识,数字经济发展作为基础设施相关联的新基建概念是在疫情冲击之下我们解决燃眉之急、扩大内需重要举措同时,从长远来看,也是打造新经济形成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对接新的两步走的一个作为基本支撑的重要因素。

新基建将紧密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新基建在中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它也必然和老基建相得益彰。比如新基建表现为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这样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必然要架桥修路旁边所有相关的公用设施、绿化带商业网点、医院、学校、住宅区,乃至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等形成配套,从而形成一新基建和老基建相得益彰、配套共进的综合开发

    新基建大有作为的空间紧密结合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性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在改革开放以后有长足的进步,但总体现在还走在半途,工业化从中期、中后期到后期的转型过程中要把中国从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个基本国际地位推升到追赶而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

城镇化要从现在真实城镇化水平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多一点儿加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往上调,我认为实际水平也就在50%左右)来认识。14亿中国人里现在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城市户籍,而未来的几十年内要有几亿人陆续从农村进入城市,要让他们尽快取得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在这个过程中,将不断释放需求,而在双循环中,本土内循环为主体,以及在全球的有效供给回应、双循环相互促进过程中中国的成长性会表现为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轮一轮的中心区扩大和新区开发,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不断由供需互动的循环加上高质量发展的努力,完成中国和平崛起。这客观的条件,在全球就是独一无二的,一般的经济体不可同日而语,只有中国才能称得上以“巨国模型”来考量美欧日都不能按这个模型跟中国一起讨论)。中国现在的人口规模唯一可以相比的是印度,印度在逐渐接近中国人口规模,但是它跟中国的差距可能不止十年、二十年我们要抓住当下机遇,推进中国新基建的发展就要紧密结合改革攻坚、机制创新,必须和制度基建一体化

在新基建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完全可以在PPP和连片开发政企合作的创新中,充分发挥出用武之地。对于新基建直接支持的数字化平台公司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还要特别注意加以引导,更多发挥正的外部性和辐射作用而地方政府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继续追求超常规的守正出奇,要在辖区供给侧改革中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方案在特色小镇建设连片开发的项目中,进行政企合作。

中国云城的经验启示

浙江在特色小镇建设方面确实有它非常值得肯定之处客观讲,过去政企合作来做连片开发,中西部地方首先加以重视,因为直接的压力中西部的政府财力不够。江浙一带、珠三角一带地方政府财力比较雄厚,一开始并没有太看重这种政企合作,但浙江政府敏锐意识到特色小镇在浙江大有可为,于是这些年有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些经验——中国云城是其中之一。

新基建概念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国家治理过程中,进一步充分挖掘数字经济和企业创新潜力空间

    当下对一些数字经济公司平台企业的整改安排旨在对于这些民营企业创业创新可持续发展纠正偏差。绝不应该理解为否定这些民营企业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今后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包括国企、民企混合所有制概念下的联合发展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大潮中发挥自身优势,继续在创新的道路上追求超常规发挥潜力和作用。如果没有这种企业潜力活力的发挥,我们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自长城。民营企业新经济平台发展,我们也要有一个全局性的判断,所谓已经半壁江山都不止的民营企业应该也必然积极参与新基建之中。我在浙江一些地方调研的时候,当地领导的切身感受是,全国讲民营企业五六七八九”,他们那儿是“五个九”——“99999”,这样一个基本态势,我们如何调动一切潜力打开这个巨大潜力空间确实是必须结合着新经济,结合着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发展,要以实质性改革为统领

云城项目的背景和意义可以总结四句话第一,数字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是云城项目建设的一个基本背景。第二,在国际竞争背景之下,对“第一生产力”高地的攀登,这是中国人必须有志气有能力追赶硅谷打开的数字经济大潮,努力去攀登高地,至少要和走在前列的国家在一个平台上。第三,中国超常规发展战略在地方竞争守正创新中的你追我赶这也是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地方政府层面怎么样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几十年已看得非常清晰,有学者总结为地方政府政绩锦标赛的这样一种动力驱动,引导好就是创新,结合着指标体系科学化让它持久,能更好经受历史和时间的考验领导讲“不以GDP论英雄”,那么就必须把GDP和其他一些重要指标合在一起引导政绩政绩方面的竞争在中国仍然是地方政府层面不可否定的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动力源。在中国云城的政企合作中间,它又有很好的表现。第四,中央关于地方和基层敢担当办实事有作为”的指导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我觉得中央“问题导向”之下非常清晰有所指的,是要克服我们由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来的一些拖累。

中国云城项目有三条重要启示:

第一,创新发展中多元主体的优势互补。华基金和余姚市政府两方“联袂打造,这是一个在否定之否定认识过程中间的螺旋式上升,这种认识可以上升到战略思维层面我们在改革中间曾经经历了要让政府和企业市场主体划清边界,实际上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维,政府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是把边界划清以后,政府干政府的,企业做企业的。但现在是螺旋式上升政府和企业在积极互动情况下自愿形成契约来做连开发,联袂打造中国云城这种大型项目,非常值得我们在这方面进一步去分析认识。

    第二,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高望远务实出奇云城项目体现为从云产业切入而建设中国云城,在中国已有的云概念之下走在最前沿,以国际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为目标应该有这种在创新中既高望远又务实奋斗而追求出奇的雄心壮志,把它落地为一个尽可能高水平的规划,构建智慧城市空间实验室,努力打造区域性云总部基地、长三角产业创新孵化基地和浙江数字经济先行示范区

    第三,高科技在产城融合产融结合中的超常规落地发展可以形成一种“取势、明道、精术”一体化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从中国云城看清楚,“取势”是紧随全球新技术革命发展大潮必须占领的高地;“明道”就是认识到客观规律决定的科技第一生产力加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要坚定不移在这个创新第一动力和中央所说的“核心”概念上把文章做足。“精术”是说把所有可以想到的这些细节都要追求做到极致。从取势、明道到精术结合为一体,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所推崇的解决好结构优化”问题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各个地方辖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集团都要追求经受考验的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形成动态优化

邓小平南巡时说“发展是硬道理”。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大家进一步形成共识提升到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是硬道理,人民美好生活离不开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以高水平、高质量经济发展为体现的基本路线贯彻中,我们以不懈奋斗来实现战略目标,掌握和处理好社会基本矛盾而使中国和平崛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非常精辟揭示了生产力发展是根本上决定人类进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实际生活中就是要追求在中国大地上和全球动,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发展和解放。当然,首先是我们中国人继续奋斗。不奋斗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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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康,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政治就是这种实践所探索和创造出来的政治文明新形态。它不同于西方以社会精英集团之间围绕着执持公共权力而进行竞争博弈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政党政治。它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以追求人民内部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协同合力为基本取向,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努力寻找人民参与管理的“全过程民主”的实现方式,并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任何以西方政治理论框架去解读新中国人民政治的做法,不仅是认知上的错误,也会是一种严重的政治误导。

关键词:人民政治  政党政治  人民  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论述,不仅科学、准确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更是打开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文明研究的新境界,必将对于人们的思想方式和学术界的学术方式,产生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积极影响。本文以新中国的人民政治为例,揭示它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型政治文明。

新中国所创造的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新型政治

新中国所开创和发展的政治可以概括为人民政治。这一政治的逻辑直接导源于“民众大联合”的思想与实践,扎根于近代中国长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国情,接脉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民集体意志,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新中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共和国”,而是“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不是西方社会基于“政党政治”基础上的议会制,而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新中国的各级政府和各政权机关都以“人民”二字为基本标识,政府叫“人民政府”,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警察叫“人民警察”,中央银行叫“人民银行”,国家货币叫“人民币”。对于政府行政权的监督,西方通常借助于政党及其舆论工具。然而,新中国的政治不能被归结为政党之间的事务,它是人民的政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人民才是监督政府行政权的更具合法性和根本意义的主体。总之,新中国所创造的人民政治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也是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为哲学信仰的政治,更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政治。

人民政治是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一种新型政治。孙中山先生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3] 这一论述的要义在于揭示政治从本质上归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然而,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并不等于就是为全社会所有人服务的事务。自从人类出现利益分化的演变之后,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公共事务的领域往往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所支配。争夺公共权力和运用公共权力,几乎成为政治的最重要内容。

西方的民主政治与民主的政治相去甚远

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和产生出一套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及其理论表达。这种制度和理论大多以所谓“公民人人都是国家主权的平等参与者”为预设前提。通过一定规则性的政党竞争,获得多数者,包括议会多数者或者选举人票多数者,即为执持公共权力的执政党。这种政党之间以竞争执政权为内容的政治游戏,由于具有诉诸于公民参与的政治形式,因而通常被西方称之为“民主政治”。但实际上,这种名之为“民主”的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本来意义相去甚远。

就实际的政治过程看,这一政治所预设的前提,即“公民人人都是国家主权的平等参与者”,在阶级分化日益突出和严重的社会里并不存在。因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实际的经济、文化的状况,实际的社会地位等都是相去甚远的。“言论自由”,即对公共事务发表独立见解的言论自由,只有对于既有钱又有文化的人群或阶级,才有可能是实际存在的。对于那些既缺钱又缺教育的人群和阶级来说,实际上只能处于社会公共性言论的弱势地位,因而在所谓“言论自由”的竞争中,永远只能处于消极、被动甚至被忽视的地位。在西方的实际政治过程中,参与政治竞争,需要组党、需要集会、需要文宣、需要庞大的党工人员队伍,需要完成包括获得选民联署、参选登记、缴纳政治保证金等一系列法定手续等等。而这一切都需要拥有庞大的金钱支撑,否则这一切几乎都会成为泡影。所谓“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就是这种政治的真实概括。因此,这种政治最真实的内容就只能成为社会上处于有利地位的,也就是那些既有钱又受到良好教育的阶级精英集团之间争夺公共权力的游戏而已。对于政治上被标榜为“国家主权平等参与者”的广大公民来说,这种政治,充其量也就是周期性地在不同精英集团中选择公共权力的执持者而已。因此,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被一些学者不无准确地称为“选主政治”,原来被预设为这一政治主体的公民,实际上也只能成为精英们竞逐选票的“客体”。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种政治中,“人是想象中的主权的虚拟的分子”。[4] 这是近代以来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代表的所谓民主政治的最真实的存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政治建设方面最突出的作为是:坚守着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的理想,立足于当代中国国情和世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拒绝流行于当今世界的西方政治模式,不断探索,形成和创造出“人民政治”这一新型政治文明。

“人民政治”,主体是人民。何谓人民?中国共产党向来认为,人民是区别于“敌人”的历史性范畴。换言之,人民在中国指的是除了“敌人”之外的所有人群。由于不同时期革命的对象不同,“敌人”也会有所不同,人民所包括的人群也会随之变化。然而,不论有何变化,人民永远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不仅包括社会中的最大群体工农等劳动大众,还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进入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继续践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逻辑,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5] 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新中国开启的人民政治,是具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借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说法,所谓人民政治,就是依靠“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6] 政治。在这个政治中,“绝大多数人”既是政治的主体,也是政治价值指向所在。

人民政治与西方政治的不同特性

正是人民政治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若干特征:

第一,人民政治是寻求协同合力的政治。西方基于自由主义的政党政治,是典型的竞争博弈的政治。不同政党为了争夺执政权而进行激烈竞争,政治永远被搅进不同政党争夺选票的过程,党派利益始终是支配政党和政客的政治行为的基本取向。这样的政治,伴随着热闹非凡的场景,包括政客们别出心裁的政治表演,甚至各种投合选民诉求的承诺。但这永远都只能是政党和政客利用和争取选民的过程,永远是不同政党和政客彼此不断相互攻讦、不断撕裂社会的过程。

与这种博弈政治不同,人民政治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既然是指除极少数敌人之外的所有人群,其真实的构成是非同质性的,或者说是具有很大的异质性的。在中国,谁也不应该忽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对立。同样的,即使在劳动人民群体中,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诉求也是明显不同的。至于知识分子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其特殊的倾向和利益要求也是十分明显的。然而,除却差异,他们都共同拥有中国的国情与世情。在旧中国,他们面临的共同敌人是凶狠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只有推翻“三座大山”,他们才能获得解放。进入新中国,民族独立不仅需要体现于政治上和文化上,更应当体现在经济的硬实力上。一个工业不发达、农业无法满足人民生存需求、教育科技落后的国家,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是无法达到真正的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

人民政治最突出的基本特点就是不断在非同质性存在的人民中,寻找共同利益,凝聚政治共识,形成共同的政治目标,结成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统一战线。因此,这种政治不应该是排斥性的竞争、博弈政治,而是努力进行异中求同、不断寻找人民内部不同阶级与阶层的相互协同、形成合力的政治。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就是这一政治特质的集中而鲜明的表达。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大庆上的讲话进一步高举这一旗帜:“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第二,人民政治是高度重视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政治。人民政治不是博弈政治,但谁也不能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人民毕竟是非同质性的存在。不同阶级和群体,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倾向、利益追求与文化差异,甚至还会有着思想的、政治的、经济利益上的种种对立,出现彼此间种种关系的失调或冲突也属在所难免。对待这种失调与冲突,如果麻木不仁,不做及时的恰当的调节处理,例如漠视这种失调与冲突,或者激化这种失调和冲突等,不仅与人民政治的基本取向相背离,甚至还会演变成为破坏性的社会危机。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人民政治所内涵着的重要主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曾经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7] “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8] 大部分思想认识问题,都应该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通过这一方法促进矛盾各方求同存异,相互谅解,不断形成共识去解决。

然而,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的实际利益关系,是需要依据更为具体的切实的方针去解决的。毛泽东把它概括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他要求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作计划,办事、相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不能抱有“小圈子主义”思想。他特别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9] 以此去达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10] 在这里,非常清晰的逻辑就是协同合力政治的逻辑,而不是零和博弈的逻辑。在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发扬光大这一政治逻辑,号召全国人民“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以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大联合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第三,人民政治是追求人民自己参与的全过程民主的政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11] 这是马克思捍卫民主的鲜明立场表达,也是他就如何使国家制度“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使“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等,向后人提出实践应当解决的历史任务。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政治信仰。建国后,各种体现人民民主政治的实践和探索,随着国家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而蓬勃开展起来。新中国第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是土地改革。土改运动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明确反对政府任何“包办”和“恩赐”做法,让土改成为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政治实践,从而实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再造。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过程,更是人民政治的具体实践过程。当时不仅有大批社会各界各党派人士、专业人员和领导干部参加宪法的起草和讨论。“宪法草案”公布后,持续两个多月,全国通过切实可行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参与讨论“宪法草案”,参与讨论人数达到1.5亿之多,提出的修改意见达118万多条。这是世界历史上人民参与制定国家宪法的奇观,充分彰显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人民性特征。

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探索人民自己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管理问题。他明确提出反对“一长制”的管理体制,以防止官员专权独断。五十年代后期,他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在一部分人管理下,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12] “社会主义民主”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首先应体现在人民自己有权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上。他指出,“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又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障”。[13] “人民自己参与管理”思想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发源于西方政治的“权能分立”原则的合理性,尤其否定大众在社会民主实践中的天然合理性。西方社会正是依据这一原则,把社会大众看作“有权无能”的“阿斗”而排斥于公共权力的实际运行之外的,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所以蜕变为“选主政治”,也是这种逻辑的产物。

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和践行的人民政治逻辑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它全面展开为包括人民的协商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丰富内涵,并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这不仅是对于人民政治的一种更加明晰的概括,也是对于人民政治内涵的重要拓展。总之,关于人民自己参与管理的要求与实际探索,是新中国的人民政治区别于西方政党政治的又一重要体现。

第四,人民政治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正如上述已经指出的,人民政治是人民协同合力的政治,达成人民之间的持续协同合力,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需要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需要创造人民全过程自己参与管理的政治体制与机制等等。所有这一切都维系在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因素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论,人民并非一个同质性的存在,要实现人民内部长期的“大联合”,就必须贯彻好“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针。这需要在实践中,建构起有效的资源汇集系统,需要形成公平合理的规则,需要拥有公正高效的执行系统,还需要有效的反馈与修正机制等等。这一切都维系在能否形成一支忠诚于人民事业并为人民所拥护的先锋队上。在中国,能够担当起这一使命的,唯有中国共产党。这是为历史反复证明的事实。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武装看,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由此它获得了一种自觉抵制那种“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狭隘党派观念,确立起依靠“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14]的政治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不仅坚持人民史观,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获得了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变迁的科学方法论。这个方法论的最基本内容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5]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不仅是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的,也是由这个党自身从马克思主义所获得的光明磊落的政治价值观和认识历史的科学方法论所决定的。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国历史、中国人民,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不是外在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教化的说辞,而是内在的本质性要求。基于这种内在要求,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党并非生活于历史的真空中。这个党始终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伟大工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持续进行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集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永远忠诚于人民政治的事业。在这里,坚持党的领导同时内涵着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

人民政治的上述特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成为一个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崭新政治形态。在这里,中国政治不同于西方基于自由主义的政党政治之处,清晰可鉴。任何以西方的政治理论框架去肢解和解读新中国的人民政治,至少是一种认知上的错误,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混乱,甚至导致实践上的严重误导。正确地理解新中国的人民政治,从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庆典的讲话精神可以得到重要启示: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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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俊忠,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88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1031页。

[3]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4-25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12月版,第428页。

[5]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66月版,第20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6月版,第283页。

[7]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211页。

[8]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210页。

[9]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227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22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6315

[12]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会1998年编,第275页。

[13]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会1998年编,第27627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6月版,第283页。

[15]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1页。



 

摘要:2017年以来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改变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机制,创造了支持村党支部发挥作用的工作推进机制和组织体系,让党的农村工作重新回到组织农民、发动农民,发展和壮大新型集体经济上。

 

2017年开始,烟台市委组织部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创造性地将党建融入全市乡村振兴的工作实践,并在短短的三、四年内,在全市超过一半的村庄实现了这个目标。他们依靠村党支部的引领,把分散的农民群众重新组织起来,重构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连接纽带,将个人合股、同一产业、同类产品的专业合作社,改造成为集体资产与个体资产合股运营、整合全村资源的社区合作社。组织起来、上下合力,已经成为烟台地区农村一种新的需求。

实践证明,这一整套做法非常有效,整体扭转了普遍存在的“支部弱、集体穷、群众散、产业衰”的状况。党组织有人跟了,说话有人听了,到处生机勃勃,一大批村党支部凝心聚力,带领全体村民走共富之路的典型村、示范村涌现出来了。这些可喜的变化反映了烟台为乡村振兴执着探路的勇气和耐心,也体现了烟台做法的某种优势、某种内在的潜力。

烟台经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短期内能出现如此明显的效果?什么是支撑它破局开路背后的要因要义?未来它可能面临哪些挑战甚至是陷阱?

 

烟台经验是什么

烟台经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以自己的政治和组织优势,推动村党支部走上前台,建立并统领合作社,将党建全面融入合作社产业发展、集体增收和农民共富,打造集体与群众综合利益共同体的组织行动。实践证明,它能直接贯彻党中央振兴乡村的战略意图,打通治乱治穷的最后一公里,是破解当前大部分农村地区散乱穷等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首先,烟台经验改变了农村基层党建的工作机制。

在烟台,党建做得好不好,要看党支部在关键时刻能否站出来,带领村民一起办好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村民共富、村庄和谐。这其实是一种上下结合,落到生活中的农村基层党建新做法。在村党支部领导下,村域各类资源可以整体规划、开发和保护。合作社设置集体股,让村民共富、村庄和谐的理念得以贯彻,贫富悬殊、村庄分裂的势头得以遏制。村党支部因此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它超越了局限于政治教育、文件传达、会议培训等形式的传统的党建模式。

其次,烟台市委组织部创造了一整套支持村党支部发挥上述作用的工作推进机制和组织体系。

烟台市委组织部以村党支部和村支书为工作对象,支持他们抓住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帮助他们找到并实践本村发展产业和集体经济的路子。通过思想发动、先立旗帜发声聚力,再试点开路积累势能,不断地解惑释难和上下协同,让“党委定方向、基层党组织找办法”、“党支部书记和委员带头-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众”的组织优势得以充分展现。它加速了地方党组织发现、培育好人和能人回村担任村支书兼任村主任的进程。党组织给村党支部书记创造政策环境,激发他们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的职责使命,充分释放他们身上的能量,让他们心无旁骛,坚决带领群众治乱创富。

第三,烟台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改变了一般的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和组织机制,实质是党支部领办集体经济。

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5人以上就可自由组建合作社,秉承的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同类个体联合的合作理念和制度安排,实现的是同一产业的专业农户经济上的联合,并不是为社区整体的发展服务。尽管2017年修法后各地出现了一些做社区综合服务的合作社和联合社,但在注册时经常被要求注明具体专业的名称。

显然,专业合作社的组织主体是个体,不是集体,专业按纵向延伸不受横向的范围约束。专业合作社做大了往往跨村跨乡,很容易走向产业公司。在分配环节的机制设计上,虽然专业合作社按规定要提取公积金、公益金,但其使用范围仅限社员,非社员的村集体成员尤其是最需要支持帮助的老弱病残是没份的。即便村支书入社也只能代表个人;即便“党支部+作社”也是先有专业合作社,再把支部建在社里,即扩大组织覆盖。至于合作社的盈亏,和村集体没有关系,也没有理由让专业合作社帮助村集体增加资产和照顾贫困户。即便有些专业合作社给村里修路搭桥分发福利,也只是出自类似企业自愿承担的社会责任,可做可不做。它与集体进入专业合作社成为经济主体,必须维护集体利益本质上不同。

烟台的探索,将这种市场企业性质的合作社组织机制,改造为与社会企业相近的新的组织机制。烟台市委组织部要求村党支部书记以个人形式、组织身份进入专业合作社,成为村集体经济资产在合作社占股的代持者并担任合作社理事长。村党支书职务停止或终止时,按法定程序改选,由下一任村支书任理事长。这是以党的组织体系和党的纪律保障合作社实现集体股与个人股合作经营、按股权占比分配所得的新的制度设计。集体股和村支书的进入,在资产结构和决策机制这两个关键点上扭转了一般专业合作社个人联合体的性质,推动其变身为村集体与个人联合体的共同体。

烟台实践证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质是党支部领办集体经济,是将合作社打造成能够承载个人和集体两大主体的大船。这只大船的航向是新型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基层党建的工作机制、上级党组织的工作推进机制、合作社创新的组织机制,都是保障大船上两大主体形成利益连接纽带的动力。

  1. 烟台探索给凋敝的村集体找到了生发活力的机会和途径。

    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不同于原村委会带领的旧的集体经济组织。它具有集体经济成份,但资产不全是集体的,而是集体和个人通过合股方式组成的新的资产共同体和经营共同体。新型专业合作社不直接承担旧集体组织的债务,其集体资产的初始入股除了村集体的机动地、集体与农户协商收回的林地等土地资源外,资金主要源自党和政府给予集体经济的项目投入。资产收益每年按照集体资产在合作社占股的分红进入村集体账户。这就给新旧集体之间搭起了一道隔离墙,形成了缓冲机制,旧集体的债务问题可通过新型合作社的发展逐渐化解。

  2. 烟台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在部分区域正在走向村社合一的组织体系,为村庄民主探索了新出路。

    颇具深意的是,过去由于村民与集体之间没有经济纽带,开村民大会时到场的村民不多,而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纳入了集体股,让合作社成为政府惠农资金的接口、规模化经营的市场入口。这在一部分做得好的地区逐渐吸引了村民几乎悉数自愿入社。村民一改以往的态度,人人关心村集体,积极参与社员股东大会的讨论和决策。这让村庄的民主氛围重新建立起来了。

    这些就是,短短几年烟台乡村整体格局改变,被村民称之为翻天覆地变化的逻辑。

 

烟台经验的意义

烟台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党的农村工作重心回到组织农民、发动农民,建立和壮大新型集体经济上,而不再简单地把农民和农业推向市场。

这在观察、处理乡村实际问题的方法论意义上,有着触类旁通的共性意义。

首先,恢复党的组织体系的政治工作传统。烟台将党建即党的政治工作全面融入乡村振兴各项事业,以集体资产进入合作社为突破口,激活了一批又一批为治穷创富胸怀大局主动行动的党支书和党支部。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与党中央在目标上高度统一,在行动上高度灵活,党的工作就会生机勃勃,党的领导就会得到群众的大力拥护。但是多年以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借着部门和学科的精细化、科层化分工,导致唯经济、唯物质,轻视社会、轻视社区、轻视整体、轻视大局、轻视综合等片面的思想观念蔓延,约束甚至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限制了党的基层组织从大局出发自主行动和探索的能力。烟台市委组织部以大目标统一思想,以党建厚植信念,以榜样激发信心,同时竭力支持每个基层党支部从本村实际出发,为实现统一目标不拘一格地做多样化的组织探索,真正将基层党支部推进到乡村振兴一线的战略枢纽位置。

其次,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入列新时期党在乡村工作的重中之重。1990年,山东莱西召开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提出“党的领导、村民自治、集体经济”这三个基层组织建设原则,首次将集体经济与村民自治并列为党在农村基层工作的主要任务。30年过去,如今,烟台三千多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证明集体经济在基层实践中绝不可或缺,基层组织建设的这三个原则必须统合为一体。基层党支部如果不领办合作社、不动员村民做有利于集体的公共事务,就会变成空架子,党的领导就会是一句空话。基层党支部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和改善乡村治理才能做实乡村发展工作,才能主动推进村庄的有序转型,以集体经济的市场竞争力提升支持村民共富的能力。拥有集体性质的经济组织可成为国家、市场和农民之间的中介,因其容纳度高、关联度强,能发挥整体性优势,从而承担起整合村庄内外资源的主体责任。

第三,不拒绝多样性和复杂性,努力实现开放的包容性成长。烟台实践直面乡村的真实矛盾,集中处理市场和非市场之间、营利和非营利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经济和社会之间、自主行动和顾全大局之间等等比较复杂的甚至是两难的问题。这是一种求实而非教条的态度,有利于回答和解决现实中提出的真问题。

 

新的挑战

烟台探索的成功令人鼓舞,带来的启发发人深省。在一个地级市自上而下的这类尝试前所未有,未来可期。

但这仍然只是一种开始。为了让其可贵的东西可持续发展,我们尝试着提出发展烟台实践可能面临的问题和隐患。

1.党组织的自身优势与局限

党组织在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克服体制机制上出现的淤堵点和发展障碍上,的确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能力,但在具体的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以及技术应用上还是要坚决依靠专业制度和科学技术知识,遵循市场规律。合作社的工作机制尤其是财务规范和监督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

2.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探索面临考验

烟台实践在集体发展与个人发展间建立起互相促进的关系,这似乎展现了与人民公社旧集体经济相异的一种新的集体经济特征。

新的集体经济的组织实现形式是什么?没有定论也没有先例。在《集体经济组织法》没有出台的“法律空窗期”,各地的多样化探索是必然的、有益的。即便法律通过后也不应只有一种模式。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村集体组织、农业部门赋码登记的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是烟台地区均拥有集体经济功能的三类公共性组织。他们在解决各自问题的同时,也发展出不同类型的相互关系。至于这种关系是分立、交互补充还是融合,也在进行着多样化探索。

由于这三类组织都在村庄社区,其范围经济的性质势必使其与社区治理相连接。那么,乡村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制度安排可否实现明确而又灵活的分工及至均衡?国家和地方政策如何为之而努力?当政策出现不确定变化时,地方实践如何面对?

总之,乡村社区的新型集体经济的组织似乎难以成为纯经济功能的专业性组织,但是否就是综合性组织?综合什么?怎么和专业化组织的发展建立起互促互补的关系?这方面的探索无疑面临由其多样化、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最困难也是最难得的,是不同性质的经济主体能够共生共存,最终使之实现个体、联合体、社区集体之间利益结构的激励相容,特别是在创造自主创新空间与适应技术革命及其各种变化时,能有适时调整的足够弹性。

3.政策配套

组织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受制于体制环境与宏观经济政策。例如,作为村庄指导者和资源配置者的乡镇一级,常年存在的责权利不对等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落实的效率和质量。那么,厘定乡镇党委政府的财权、人权、事权,以乡镇财税体制改革为核心,配套行政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的一揽子系统改革,以及“乡财县管”“村财乡管”这一具体制度的改革,对于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即村和跨村甚至乡镇一级的集体经济及其组织形式是非常必要的,甚至是迫切需要的。

4.经验推广

正如前述,我们认为烟台探索的核心要义应该肯定,特别是有些做法对今后的改革很有启发意义。不过,烟台实践时间不长,还在动态发展中。烟台经验对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情况下面对的不同问题,适用的程度可能会有差别,即普遍性和特殊性两者都有,必须小心区分而不宜笼统。历史上,好的经验为何推广失败?其中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制约都存在,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辨析和汲取教训。

严格说来,经验推广与经验创造不属同一范畴。经验推广的目的是在更大范围、更为长期的时段获得长远价值。因此,审慎处理、权衡、把握经验推广过程中的特有矛盾,对于可能出现的隐患甚至陷阱,更需要警惕。

例如在某些追求短期政绩和形式主义根深蒂固的地方,过急推广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过来危及原本好的经验。这是经验创造者无法虑及和避免的。有些问题也可能来自不同创新者自身。例如个别地区曾经出现过将集体资产化公为私,成了村领导的家族资产,还被冠以“党产”名号等等。烟台已经为此做了制度安排,但将要面对的各种挑战性问题还会不断出现。

(编辑  苏歌)

 



* 本文作者为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综合农协研究组成员。


 

美国采取特殊体制的历史经验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每当遇到危机时,同样会设立特殊的权威机构来完成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任务。

  战时生产局领导合成橡胶的生产

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是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法西斯轴心国的主要原因之一。仅仅在参战后的第二年(1942年),美国的飞机产量就高达4.7万架,是日本的6倍。但直到宣布参战的那一刻,美国的工业动员能力还是一个巨大的“短板”。在轴心国的威胁急速扩大的1940年,美国成立了咨询性质的“紧急状态办公室”、“国防咨询委员会”和职权分散的“生产管理办公室”等机构,想尽办法加强军备生产(Morgan1994);但当年的飞机产量也不过2000多架,还不到日本飞机年产量(超过5000架)的一半。

  在决定战争胜负的时刻,美国通过紧急立法设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动员机构——战时生产局,全权负责协调全国的经济生产活动,包括制定全国的工业生产计划、调配战略物资和协调各个大型私人企业的生产活动(Levine1944)。战时生产局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行政手段,一方面拿出大量国防生产订单激励私人企业转产战争物资;另一方面制定战略物资分配和金融贷款的优先顺序,给予积极配合政府生产计划的企业以高优先级,不配合政府计划的企业得不到支持。通过这种方式,战时生产局迅速把分散的私人企业动员到统一的战争生产计划上,使美国的工业技术和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在极短的时间内提高了军工生产能力。战时生产局是美国打赢战争的一个关键。

  战时生产局的一个重大功绩是解决了橡胶的断供危机。日本偷袭珍珠港后,迅速夺取天然橡胶的主要产地——南太平洋地区,切断了美国97%的橡胶进口来源(Tuttle1981)。天然橡胶是重要战略物资,美国当时极度依赖进口,而橡胶断供意味着美国的工业生产将在一年之内全面瘫痪。生产合成橡胶将是唯一的出路。当时美国掌握两种制造合成橡胶关键原料的工艺:一是从石油中提取,标准石油公司通过战前与德国法本公司的协议持有这一工艺的专利;另一种可能的路径是从谷物或土豆转化来的酒精中提取(Wendt1947)。然而,由于政府机构和企业长时间的扯皮和推诿,这在美国橡胶断供后的大半年时间内毫无进展。

战时生产局的介入扭转了困局。它在接管橡胶资源调配权限后,把生产合成橡胶列为“第一计划”,于19429月设立“橡胶主任”一职,统一负责动员和协调有关企业开展合成橡胶的研究,要求生产商按最快的速度生产可以满足工业生产需要的合成橡胶,谁能生产出来就给订单,不然一分钱都没有(Wendt1947)。到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合成橡胶产能从1940年的4500吨提升到100万吨以上,保证了美国战时的需求,并且在战后形成了全新的合成橡胶工业。

   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

  美国在二战期间开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被视为“大科学”的典范。但是,当美国最初把核武器的研究交给科学界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明确的原子弹研制任务。直到美国参战之后,决策者才意识到,不能再沿用毫无应用目标的实验室研究方式,必须交由军方专门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1942年,由总统直接领导的“最高政策小组”(美国战时最高决策机构)决定指派陆军工程兵团负责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并直接对最高政策小组报告和负责,而且明确了研制原子弹的任务目标:要赶在任何敌国之前,造出能用于实战的原子弹。

  当时,主要由科学家组成的国防咨询委员会认为,生产原子弹是一个简单的工程问题,只需要不到1亿美元的经费;有人提出,只要派给他们50-100个初级工程师和绘图员,就能很快建起可以正常运转的钚工厂。因此,决策层最初只派了一个校级军官格罗夫斯来牵头执行。但是格罗夫斯接手后发现,所谓的成熟技术都还处于实验室阶段,根本无法满足研制原子弹所需的批量生产。例如,能够用于实战的一颗原子弹所需的核材料是以公斤计的,但当时在实验室使用回旋加速器生产的钚元素,一个月只能生产2毫克。当时还没有任何机构设计或建造过可用于大规模生产核材料的反应堆和分离装置。最关键的是,核裂变的原理(链式反应)只是在理论上成立,还没有被验证过,甚至原子弹的爆炸原理在理论上都是空白。

  因此,尽管有科学家的充分参与和支持,但原子弹工程的实施,必须动员各政府部门、工业企业和科学家的力量一起干。这些工作所涉及领域已远远超过陆军工程兵团的职责范围。例如,没有人事先知道应该怎么建设反应堆和设计生产流程,格罗夫斯只能找在电气和化工领域最有经验的斯通—韦伯斯特工程公司和杜邦公司来承包建造;铀矿石原料要从刚果进口,要请国务院出面协调;还要与战时生产局协商优先供应关键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19426月,美国总统批准了核武器计划报告,同意设立“曼哈顿”工程区来执行原子弹计划,明确给予压倒其他任何计划的最高权限。

  格罗夫斯决定采取明确的工程原则来推进项目——不管技术上是先进还是落后,只选择能够满足产量和时间要求的工艺和装备。例如,原子弹所需要的铀-235要从铀-238中分离出来,气体分离法是最可能支持大批量生产的工艺。有人提出,气体分离法只有采用纯镍部件才能抵抗加工过程中气体的腐蚀作用。但如果按照这个要求,全世界一年的镍金属产量都不够用。这时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工程师提出,汽车工厂在生产过程中也需要用镍来抗腐蚀,但在装备上镀一层镍,其效果与纯镍部件没有区别。这就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工程思维解决问题的办法(格罗夫斯,1991)。

最终,举全国之力实施的曼哈顿计划用时超过3年,耗资数十亿美元。随着曼哈顿工程的展开,许多在自由探索中悬而未决的科学研究才取得了突破。例如,为了验证核裂变的是否可行以及计算核材料的用量,在军方的要求下,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组装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核反应堆进行试验,才第一次证实了大规模可控链式反应的存在。甚至计算机的出现都与这个工程有着密切联系,为了进行大量工程计算,军方动员科学家设计新的计算机,奠定了计算机的基础架构和基础运算方式的“二进制”。

  创造技术领先的DARPA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美国政府对科学技术的直接支持。在战争迫近的1940年,MIT的范内瓦·布什成为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他帮助建立了最高领导层和科学界可以直接联系的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并与同事们在MIT设立了研究雷达的辐射实验室。为完成紧迫的任务,该实验室创造了“有联系的科学和技术挑战模式”——即技术突破从基础科学阶段就与技术开发、样机和生产等后续阶段密切相联,并成为其他实验室(如开发核武器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模型。

  战争结束前,范内瓦·布什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组织一批科学家起草战后美国的科学政策。19457月,他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著名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该报告建议国家应该大力支持科学家的研究,但不应该约束科学家自由探索的权力。在布什报告的影响下,战后一段时间,联邦政府在科学事业方面采取了高度分散和集中资助基础研究的体制(Bonvillian2006)。

  195710月,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尼克号”,对美国社会产生巨大冲击。“斯普尼克危机”使美国最高决策层意识到,要加速技术突破并重新领先,就不能依靠分散的、自由探索的体制。因此,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起成立了先进研究计划署(后来加上“国防”,即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随后又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国政府对这两个机构的拨款没有走常规渠道,而是通过“例外拨款”的方式,使得它们的活动和预算不需要按法律要求对外公开,赋予它们在选择和执行项目方面的自主权。美国决策层交给DARPA的任务是建立尖端技术领域对苏联的领先优势,研发在人们视野之外的“蓝天”技术。

  DARPA全面继承了“有联系的科学和技术挑战模式”,在体制上还有更多的创造。它的最初任务是监督太空研发活动,避免该领域各军种的竞争。1960年后,集中于弹道导弹防御、核试验探测、推进剂和材料的研发(Fuchs2009)。由于在1961年古巴导弹危机中遇到严重的指挥控制问题(政府获取即时数据、与现场指挥部互动),DARPA的研发重点又转向信息技术。DARPA利用大学和企业的信息技术研究力量,在全国范围内网罗最好的科技人员,以合同为手段,迅速建立起一个研发支持网络。这又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技术突破奠定了基础。

    DARPA把自己的机构保持在最小的限度,同时与国防部的研究机构建立起工作关系,军方则利用DARPA的投资参与解决共同的问题;DARPA提供了灵活的跨机构、跨学科的研发榜样。美国军方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创造的“新军事革命”就建立在DARPA支持的许多信息技术突破之上,最初用于军事的信息技术创新又促进了美国经济在90年代的创新浪潮(Bonvillian2006)。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DARPA通常只有大约100名从学术界和工业界“借”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担任项目经理,以及大约120名辅助性人员。虽然每年的预算只有30亿美元,但每年都运营200个左右的前沿技术项目。

    DARPA自己并不做研究,而是授权项目经理提出特定的研究项目,建立以任务结果为导向的“临时项目小组”,项目的执行则交由大学、企业、实验室的科技人员承担。每个项目和项目经理的任期只持续3-5年。DARPA立项没有评审委员会,因为对突破性的技术项目不会存在共识(Dugan and Gabriel2013);项目经理只需要说服所属办公室的主任和DARPA的主任,就可以为项目获得资助(Fuchs2009)。这些项目并非自由探索,而是明确阐述任务目标;项目经理对项目直接负责,确定项目的方向和所有相关的重大决策。考核方式以在项目期限内是否达到设定的任务目标为标准。

     DARPA每年召开两次项目经理汇报会,审查项目的进展情况。在项目期限内,只要拿出来的研究成果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则项目会继续;如果没做出成果,或者证实成功的可能性很小,项目将会终止,但也不会追究研究者的责任。这也是一种“揭榜挂帅”机制,对项目负责人、企业和科学家都有很强的刺激作用。项目经理必须充分组织调动各方力量,与不同领域和行业研发人员合作,而不是各自闭门造车。   

  DARPA把研究活动建立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之中,吸引企业和研究机构参与可能军民两用的技术研究项目。DARPA为前期研究提供经费和项目运营支持,使企业以较小的前期投入,探索有市场应用前景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但必须符合DARPA的技术要求。这样DARPA可以充分利用企业资金和技术能力,避免耗费过多财力投入高风险的基础研发。如果项目成功,新产品和技术被市场接受,企业获得经济利益且有动力进一步迭代升级,军方则从市场获得所需产品。即使项目不成功,相关技术成果也可找到广泛的商业用途,使得美国的前沿技术研究处于高投入但可持续的状态。

    通过这种运作方式,DARPA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机构领导美国的前沿技术开发,成为许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技术优势,从军事上的隐形战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数字化指挥系统、高能激光、全球定位系统(GPS)等,到从军事技术成果外溢民用的互联网、机器人和计算机软硬件及芯片制造等等,都是DARPA的直接成果或源于它所开创的研发项目。

  DARPA是美国以国家力量促进创新的主要标志。有学者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发展型网络国家”,也有人称之为“企业家式的国家”。这些称呼虽有不同,但都直指这种模式的国家性质。那么,美国为什么不去依靠“万能的”市场机制而需要由国家设立的DARPA来领导创新?曾任DARPA领导人的DuganGabriel,将DARPA的工作性质解释为“巴斯德象限”——具有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他们认为,私营企业在巴斯德象限进行研发的情况是罕见的。一般来说,由于基础研究风险较大,企业会要求研发部门遵循公司业务单位的要求,但公司的业务单位几乎不可能选择对公司现有产品构成威胁的研究项目,而是投入到对保持现有竞争力有用的创新。于是,研发部门和业务单位往往相互妥协,结果是做出最糟糕的选择。一句话,市场机制不会自发地产生突破性创新。

    因此,设立DARPA的意义就是克服市场机制的弊端,以国家的力量动员市场的资源和科技力量,使其有意识、有组织地在巴斯德象限进行(应用导向型)创新,从而产生带来技术优势的重大突破。

   

讨论:历史经验对于未来重大任务和特殊机构的教益

从中美两国的历史经验看,以设立特殊机构来完成对于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是一个虽不多见但反复出现的现象。因此,这种行动属于国家治理活动的一个特殊类别,一般出现于国家遇到重大挑战之时。以这种方式执行重大任务,必然具有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利用和协调各种资源和能力来完成任务的属性。因此,重大任务、特殊机构、举国体制和重大发展,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第一,重大任务是在政治层次上定义和提出的任务。

  重大任务起源于一个国家遇到的危机或挑战,这些危机可能来自技术、经济、社会或生态等方面,当它们形成对国家安全的挑战时,就出现提出重大任务的客观需要。不过,重大任务是在政治层次上被定义的。正因为如此,对重大任务的定义就无法排除意识形态、政治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也无法排除“误判”的可能性。由于定义和提出重大任务需要得到政治领导层的共识,也可能因此而受到领导体制和政治过程的影响。

    从新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些重大项目可能起源于个别领导人的特别关注,如聂荣臻元帅对于核潜艇的关注和建议,然后经过一个过程才能转化为领导层的共识。聂荣臻关于开发核潜艇的建议能够在两天之内得到批准这一事实,与其说反映了核潜艇的重要性,毋宁说是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领导层的特征。只有那些有作为的国家、有作为的政治领导层,才有能力采取实施重大任务的方式来应对危机或挑战。

    为完成重大任务的举国体制之所以不同于计划体制或市场体制的任务体制,就是因为重大任务的目的不是配置已有的资源,而是从现有的资源条件出发,创造出原来不存在的资源和能力,实现突破和重大创新,创造原来没有的资源和能力。

  第二,设立执行重大任务的特殊机构,以举国体制动员全社会力量。

  当国家的政治领导层提出重大任务时,往往需要设立特殊机构。这种机构的本质特征是得到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授权,同时直接负责实施和完成以项目为形式的任务,并对任务的结果负责。所以要设立特殊机构,是因为完成重大任务超出了现行运行体制的能力范围。第一,重大任务往往是超越了现有各个组织的边界的大型复杂系统,所以专门成立一个执行系统集成职能的机构就成为必要。第二,重大任务旨在创造一个国家原来没有的“手段”(无论是技术的、工程的还是组织的),于是需要一个执行机构,能够在超越现行组织分工的更大范围内动员和协调各方面的资源。第三,重大任务影响国家命运,其成败最终要由政治领导层承担责任。因此,执行重大任务的责任链条必须直接和单一,不能被现行运行体制的组织分工所模糊。

  对特殊机构的理解可以帮助澄清“举国体制”概念的限制条件:仅仅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或各方面的动员、配合等理由,并不足以定义举国体制,因为这些说法没有解释“举国的”力量是怎么被集中、动员和配合起来的。实际上,市场机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执行大范围协调的功能,但这不能说是举国体制的结果。本文认为,无论是否存在公开的动员或任何有意识的其他安排,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方式就是举国体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举国体制”同样反映了美国同类行动的属性。

  第三,以举国体制完成重大任务是“取得重大突破,实现重大发展”的发动机。

  重大任务的特点是以做出有用的产品或系统为目标,项目的成败是可以评判的。中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都证明,以举国体制完成的重大任务会带来重大技术突破,也会从整体上带动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重大发展。今天中国在迫切需要在重要技术领域实现突破之时,理解这个机制尤其重要。

    例如,目前一个流行的意见是把加强基础研究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方针,其理由是:第一,中国之所以在某些领域被“卡脖子”是因为基础工作做得不够;第二,“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但是,中国目前被“卡脖子”的真正原因是曾经实行以技术引进代替自主研发的政策。中国今天的“短板”大多不是没有做过的技术,而是在依赖引进的过程中半途而废(如集成电路和大飞机)。

    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之间,以及科技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是互动的关系。技术知识包括大量来自解决问题和试验、改进过程的技能和能力。技术进步为基础研究提供问题方向、需求、手段和验证,而基础研究为应用技术研究提供原理性知识和扩展的可能性,这是科技发展的基本规律。如果在技术上放弃自主研发,基础研究也就变成跟随式的。

  重大任务需要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是任务导向的,其目标是做出以前没有的东西,是以举国之力推动的重大创造。它需要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同时要超越现有的知识边界,所以重大任务也是全面带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动力。而基础研究本身不能被定义为重大任务,因为从知识基础到有用的战略产品或系统,两者之间需要大量的技术和工程活动,以及把这些活动动员起来的战略和组织。

    实际上,技术和科学可以解决的问题是无穷多的,但现实中的技术研发和科学研究总是集中于某些应用方向而忽略其他方向;对研发方向的选择是技术瓶颈、经济和社会性因素决定的。如果基础研究脱离了中国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语境”,那么投入多少钱都将感到研究不足,因为这些研究大多可能是无用的。

  最后要指出:“以做出有用产品或系统为目标”的重大任务,是从获得胜利的要求——“取得重大突破,实现重大发展”来定义和提出的,而不是从现有资源/能力的状况来决定的。这样的应用导向是战略性的、进取性的和创造性的。新中国领导人在建国不到10年时就决心开发“两弹一艇”,不是因为中国已经掌握了多少相应的资源和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决心让新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美国成立旨在“创造技术意外”的DARPA,不是因为已经知道哪些是“意外”的技术,而是要创造对于冷战对手的技术优势(然后DARPA才会去思考:能不能让飞机不被对方的雷达发现?不同制式的计算机能不能被连接起来互相通信?)。

    所以,重大任务、特殊机构和举国体制代表了一种以创造新的手段为目标来动员现有资源/能力的方式。无论一个国家具备了什么样的科技和工业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不被动员起来去实现某种超过现有资源利用水平的目标,那它只能随着市场的边际价格变动而缓慢变化,但绝不会自动带来重大突破。重大任务之所以能够带来重大发展,就是因为它以举国体制所支撑的更高抱负和更高目标,动员国民经济体系已经积累的资源/能力,从而创造出来不这样做就不会取得的重大突破。

结论

  中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都证明,举国体制是一种任务体制,它既可以与计划体制兼容,也可以与市场体制兼容,但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质和作用。今天国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提出采取“新型举国体制”的设想,目的在于完成“取得重大突破,实现重大发展”的历史任务。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将由新时期所完成的重大任务及其采用的方式来定义。我们指出了中国在目前阶段有必要采取新型举国体制的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在政治层次上决定,而不能由市场决定。在外部力量企图阻碍中国实现这些目标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条件下,政治领导层的远见、抱负和领导力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关键性的。

  第二,实现重大发展,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还必须采用其他的机制。市场机制可以通过竞争优胜劣汰、引导短期资源配置以及鼓励自发的创造性等,但是市场机制不能自动实现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结构性重大变化。因此,中国仍然需要采用以举国体制完成重大任务的机制。

    就一般原则来讲,新型举国体制应该是由国家牵头采取某种合作行动的“体制”,它使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主体能够为实现某种具有总体价值的目标而采取有协调的合作行动,其根本特点是把一国之内社会分工不同、性质不同的行动主体动员起来,以完成任何某一类行动主体都不可能单独完成的任务。在参与这个过程时,每一个经济行动者都保持着独立的经济利益,因此市场机制也是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完成重大任务,也就仍然需要设立特殊机构,对特殊机构的要求也相应发生变化。特殊机构必须更多地直接面对市场,并以更开放的方式(如“揭榜挂帅”)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美国设立特殊机构的历史经验比较丰富,也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如DARPA虽是国家设立的特殊机构,但它的主要工作人员并不是职业官员。这种组织方式看不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鸿沟”。

历史经验证明,对国家发展挑战最大、最艰巨的阶段,也是最有可能产生重大创新的阶段——技术如此,组织如此,制度也如此。因此,在党中央领导下采取新型举国体制的历史任务,就是在中国崛起的关键阶段,创造性地“取得重大突破,实现重大发展”。

(编辑  高梁)



此文转载自《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本文在作者授权下转载时进行摘编,并增加编者按。

*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何鹏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经过不懈的奋斗,争得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在全球传统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深层问题的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近日,本文作者接受了多维网评论部的采访,深入分析究竟该怎么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政党

    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和以选举为主要导向的西方政党有很大不同。而这曾经让海外不少人难以理解,甚至产生负面的认知。和西方政党对比,中共究竟有何不同?

    黄平:经过了100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老党。但和西方一些更老的政党比,中共还是一个年轻的党,而且中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也是最大的执政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无数的有志之士为了救亡图存,尝试走过很多道路,不论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还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没能成功。苏联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一批走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列的知识分子、爱国青年,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中共是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甚至在亡国灭种危机下应运而生的党。它在初期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但后来不断适应中国现实,不断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走上了实事求是之路,也越来越和中国历史、文化、文明紧密关联。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完全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狭义的政党。

    西方的政党,更多地是代表某个特殊群体或阶层的利益,有着特殊的诉求,主要是因应其制度环境下的政治需要。中共的成立就是应对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救亡图存到救国救民,从唤起工农到反帝反封建。从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了28年的艰苦磨练和战争考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形成了一支高度组织化和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队伍。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很多中共党员成为新社会的管理者和建设者。他们经过数十年的历练,其组织、管理和服务的能力是西方很多人所无法想象的。

    中共的代表性非常广泛,它不是一个狭隘的社团、党团和党派,不是仅仅代表某一部分人的狭隘利益。习主席在“七一讲话”中更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所以说,中共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有人说中共是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的追求公意的党,而非西方的代表“众意”的党。其实中共比卢梭讲的追求公意更具有整体性、全局性、长远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实际上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治国理念:“铁肩担道义”,“天下为公”。为了确保党的人民性和广泛代表性,中共总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它不是西方式的权力斗争,更不是个人之争,而是为了防止和纠正那些忘记党的宗旨、忘记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倾向的批评和斗争。

中共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政党范式

    问: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认为中共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政党理论?

    黄平:不是有可能,而是正在创造。100年来,中共已经和中国几千年来治国理政中最基本的“大道”理念衔接贯通,并且继承发扬,在实践中这条路已经越走越通了。只有在客观看待中共及其历史作用的基础上,才会深刻理解新型政党理论的形成。不仅党内和人民群众要认识、认可,把它讲深、说透,而且要获得外界更多的理解,这就涉及到做好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共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能被外界人士认识与理解。

    西方许多人认为,中共早晚会变成他们想象的那种政党。他们对中国和中共太无知,背后是太多的傲慢和意识形态偏见。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制度是唯一范式的,中国早晚要向他们学习和靠拢,结果是让自己的认知越来越封闭,看不到世界的多样性,也看不到别的制度和文化所具有的长处与生命力。

中共是近代以来革命的集大成者

    问:有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晚清以来历代先烈救亡图存的最终完成者,是中国近代革命的集大成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后组织化形态。

    黄平:这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无数前人基础上的传承和创新,中共是100多年来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中的佼佼者。当然,中共也是在继承弘扬治国理政传统中,不断总结和提高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所以,中共也是近代以来革命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的优秀文化与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列宁论述过,单纯靠工人的自发运动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只能产生工团主义或者工会主义。即使在西欧或俄国,工人运动也是需要先进分子的带动和推动。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首先要解决的是土地问题,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也是农民。但它领导的革命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农民起义,而是要经过先锋队的发动、启发和带领。这个过程中,需要先进分子们深入实际、走进基层,向广大工农学习,从工农群众中获得养料和启发。毛泽东说过,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中共何以避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问:站在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角度,中共给中国带来的变化的确非常成功,中国距离富强目标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但还存在一个问题,中共的先进性能持续多久?中共成立之初那一代的共产党人多为怀有超乎寻常的抱负和情怀、经受了各种考验的革命者。但古人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对于中共来说,在老一辈渐渐离去后,新一代怎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

    黄平:经过近30年奋斗而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从人民政权建立,到政治建设中的继承与创新,包括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协商与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还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选举、在港澳实施的“一国两制”等等,还有社会建设中的各个方面,如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改革、全民扫盲与基础教育、社会的公共卫生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创新和开拓,中国保持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实现了最大规模的脱贫和最深刻的社会变迁(城乡、工农、代际等诸多方面)。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如果没有具有先进性的党和它的中流砥柱作用,这些成就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说到先进性,我想起当年《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所唱的“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当时的延安正是集合了众多来自各地的热血青年,他们为了抗日救国和实现崇高理想,奔赴抗战前线。

    再往前追溯,毛泽东在学生时就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年轻的周恩来也写过“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当时他们那一代革命者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后来经过几十年大浪淘沙,牺牲了无数先烈,但终能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直到建立新中国并领导了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

    中共在历史上经过长期艰难探索、经历了各种曲折,形成了成熟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内核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还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我认为,坚持这三大内核、弘扬这三大作风,就为保持先进性提供了理论和作风方面的基础。中共在战争年代还有“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至今仍是广泛联系和团结各界的重要途径。而党的建设,既包含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也有我们一贯坚持的思想理论建设。这些都是为了党员和干部队伍的净化和优化,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保障。

    中共怎样持续保持先进性,是非常重要和现实的问题,也是真正为民族为国家负责任的关键命题。我们今天之所以一再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因为如果仅靠党员数量,还不足以证明中共今天的正当性和今后的先进性。

    1949年党中央进北京之前,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后中共一直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当时陈云就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中共进城后成了执政者,既不再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手里又掌握了权力,迎合的人也就来了。申请入党的人不完全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甚至不排除有的人是为了名利,甚至为了升官发财。还有些人曾经认同党的宗旨、有理想有抱负,但做官时间长了,就可能脱离基层、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革命时期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是鱼水关系,但执政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何况,也不能仅靠讲革命历史和光荣传统来确保正当性,而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更好地治理社会与服务人民,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不断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革命历史和光荣传统当然必须讲,教育青少年和我们的后代。但毕竟过去的伟大不等于今天伟大,今天伟大也不等于今后伟大。如何能够永葆先进性,的确是一个真问题。

    20世纪50年代,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过,资本主义世界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孩子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第二代、第三代和平演变身上。当时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此非常警惕,要让他们“和平演变”的希望破产。今天党中央一再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再强调在进入第二个百年的进程中还要继续保证党的先进性,这也是新时代的忧患意识和底线意识。

    具体怎么办?要做到“两个务必”,还要对外部世界和未来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开放中保持自主性。一个有生命力的政体一定是开放、包容的,而不是固步自封的。不断学习,不断检讨,不断吸收新事物,路就会越走越宽。这也是中国发展迅速的一个“秘密”。中共一直在不断学习和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中国共产党除了每次党代会的正式工作报告之外,党内通过不断学习研讨,找差距,不断改进工作。这也是党的生命力源泉之一。如果没有自我改进和自我完善,就一定会官僚僵化,落后于时代。

    至于可持续性,中国一方面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一方面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就会在以往40年—70年—100年的基础上更加彰显其持续性。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事物,如果它所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广、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就越强,也越有持续性。

马克思的批判依然有效

    问:被称作资本主义的西方,目前日益重视平权、劳工福利、社会保障,北欧推行了“民主社会主义”。面对这样的事实,你认为马克思当年的观点过时了没有?西方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吗?

    黄平:这个问题要从多个层面来看。首先,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看到了中国和西方发展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但要看到,当时西欧、北欧等国呈现的经济发展和福利保障方面的情况,既与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有关;更与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社会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密切相关,也包括受到苏联、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启发,导致欧洲社会发生了具有左翼倾向的各类社会运动,迫使欧洲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做出改变。当时美国也受到因越南战争而引发的反战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的影响。

    第二,任何社会都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得到改善,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水平也相应得到提高。二战之后,美国自罗斯福新政起,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以后,美西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描写的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有了很大改变,那时的法国既不同于雨果和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也不同于当年周恩来、邓小平他们赴法勤工俭学时的状况。这不是资本家们发了善心、改变了谋利的本性,而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早年那个充满血与火、“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污”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发展为战后的资本主义阶段。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那么多的危机,其间又是大萧条,又是两次世界大战,他们不得不反省和调整,这才有了福利主义加凯恩斯主义,通过二次分配等政策,部分地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赤裸裸剥削的方式。这确实使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欧北欧发生了很多变化,哪怕后来又有新自由主义的倒退和“往回走”。

    第三,我们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也有一个时间上的错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看到的欧美社会景象,是战后福利政策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当时正是我们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初期,不少人误以为那时看到的欧美现状是刚上台不久的撒切尔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甚至也由此产生了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迷思。

    第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美国主导的这一轮全球化,把大量的血汗工厂、污染环境的生产环节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所以当时看到了欧美很多地方是蓝天白云,空气清新,环境漂亮,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残酷的一面。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基地基本都在国内,低价进口原材料,高价出口商品。随着资本的全球化,美国和西方受追求更低成本、更高利润的资本本性驱动,工业资本将大量工厂向外迁移,把产品设计、销售和金融服务等高利润环节留在国内。

    从全世界眼光来看,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资本追求超额利润的逻辑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因为资本无国界,甚至愈演愈烈。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可以随处看到,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惨不忍睹,这样的状况从根本上来说,正是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不平等关系带来的。现在西方国家一些人很喜欢讲人权、讲照顾弱势群体、讲动物保护,并拿这些来指责发展中国家。但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讲人权”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第三世界的曲折、苦难和希望,他们真地看不到也不理解,甚至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视野里,更不会去反思究竟是为什么。

    所以,今天的西方世界,起主导作用的依然还是资本逻辑,而且,“冷战”结束之后,发达国家的超级跨国企业对市场、资源、信息等的垄断更甚,整个世界的南北差距、西方世界内部的贫富悬殊也更加扩大。这种情况下,西方世界如果空讲一些如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华丽辞藻,已经越来越难掩其虚伪,更不用说一再拿它当作外交和政治的工具,无端指责和打压别的国家和地区。这在美国2020年发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风波和美国政府在整个防疫抗疫中不尊重生命的表现,显得尤其突出。

社会主义已经深深内嵌于中国

    问:那你怎么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黄平:百年以来,从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认定并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已与中国紧密融合在一起。今天,中国如果不讲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又不讲中国,都是讲不通的。

    第一,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也是对人民、对民族的庄严承诺,它是一面旗帜,这个旗帜一旦丢了,资本霸权、贫富悬殊、黄赌毒、贪污腐败甚至国家分裂都会变得名正言顺。这些年揪出来的贪官污吏的丑行见不得阳光、也上不得台面,就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政权,党和政府对人民最基本的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的承诺,是衡量是非好坏的标准。

    第二,在实践层面,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结合,还在发展之中。它还在不断丰富和完善,新的情况、新的挑战、新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层出不穷,要在不断深化的实践中深入认识,理论也要不断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简单照抄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论述,也没有照搬苏联的模式,更不能按照北欧式的“社会主义”去剪裁。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发展,中国走的道路之所以越来越畅通,都是由于没有搞教条化的本本主义,而是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第三,社会主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一套思想体系、一种理想信念,还包括基本制度框架和一系列具体的制度设计,一系列的社会政策、组织安排和治理模式,和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开展经济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实践模式——它既是社会主义的,也是中国的具体实践。它的道路、制度、经验、成就,已经与亿万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交往和思维密不可分。这是亿万人民艰苦实践和不懈追求的结果,也是亿万人民自己的选择。

    问:所以说,你是反对外界一些对中国的批评,比如“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黄平:这些说法唯一的“用处”就是提醒我们防止中国社会主义变形变质,不论说者的用意是什么。客观地说,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带来超越资本主义束缚、带来思想启发和社会实践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要坚持走下去,就必须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国家的基本安全,否则社会主义最多只是书斋里的谈资,或只在二次分配里做点文章的“公共政策”而已。而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的基本制度安全,与所谓“垄断”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

邓小平曾明确提出,中国一定要防止两极分化

    问:近年来,中国高层开始重提邓小平当年说的共同富裕,浙江还被作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示范区。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现在中国重提共同富裕,是否意味着今后中国会在推进共同富裕上有实质性进展?

    黄平:当年改革开放起步时,邓小平对世界形势有一个重要判断,即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和平是为了解决东西方冷战问题,发展是为了解决世界南北差距问题。具体到当时的中国,小平同志有两句名言,“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新中国经过前30年的建设,一方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在社会基础建设、人民基本健康与基础教育等方面已经实现了巨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人民生活水平也很低。所以小平同志通过“发展是硬道理”等论断,来打破当时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具体政策和策略就是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即使如此,小平同志当时也明确提到要防止两极分化,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在他看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只是必经的途径和过程。所以小平同志明确讲:“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随着改革开放40多年带来的国家快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不断强调不忘初心,并开始具体探索如何稳步实现共同富裕。

    问:我们可不可以认为,如果说前40年中国重心是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那么现在的重心要趋向解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朝向共同富裕的目标。

    黄平:即使过去40年,中国也从来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在追求发展过程中防止两极分化的工作一直在做,不论是大规模扶贫、实行西部大开发,还是各种惠农政策和取消农业税,还有建立广覆盖的基本社会福利制度和医疗保健制度,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等等,其实一直在推进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的实践。现在中国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小康,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故重心更强调走共同富裕之路,中共也更重视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问:中国社会普遍诟病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问题有解决希望?

黄平:解决了绝对贫困就接着要解决相对贫困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作为社会栋梁的中青年也可能没后劲了。新一代广大青年都是热血爱国者,都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而奋斗。但如果他们的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或解决得不够及时、不够稳妥,既会影响他们自己的发展和进步,也会阻碍我们国家从第一个百年走向第二个百年的进程。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是中国社会主义在新阶段贯彻新理念、走出发展新格局的应有之意。

世界面临资本全球化和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秩序的矛盾

    问:许多人都观察到,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正面临严峻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南北鸿沟、消费主义、金钱至上、破坏环境、竭泽而渔等等。资本主义似乎已经走到某个历史节点,需要新的道路或者变革来寻找出路。但今天世界存在一个基本矛盾:资本的全球化、资本的无国界,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秩序已产生政经脱离的矛盾。

    黄平:全球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即经济和政治的分离,经济越来越全球化,但政治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西方各国甚至更明显,政党们的争论都集中于国内或地方的问题与难题;而世界性的、国际性的问题,要么不予关注,要么不得要领。战后和冷战后的世界秩序还是过去那一套,但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原有的国际格局变了,国际关系在重组,国际规则在重写,国际秩序在重构。完全按西方国家的利益、由西方强推的“秩序”已经越来越不灵了。更不用说几百年来形成的国际关系的“丛林规则”与“零和游戏”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出路。

    我们在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一直倡导各国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主张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国家,要么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要么坚持自己原来那一套“基于规则的秩序”,其实就是基于他们所制定的规则、符合他们的利益的“秩序”,却没有对于大资本和垄断跨国资本的规制,也没有对于强国霸权行径的限制。

    问:无法有效监管资本,资本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已经构成基本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未来的出路是什么?

    黄平:首先需要建立新的全球性的世界政治格局,而且全球性的世界经济必须要有世界政治相匹配,而不能只局限在各个“国家”范围内。联合国是世界性的组织,但是还远没有发挥它本应该起到的作用。欧盟也是一个区域性组织,现在也有非盟、拉盟、东盟等,之所以出现这些区域组织,也是因为单个的西方式民族-国家已经不足以应对全球性挑战。严格地说,如果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话,那么随着今天的经济(资本投资、商业贸易等)越来越以全球作为它的流动范围和活动空间,那么政治也必须是世界性的。

至于世界性的政治怎样开展,首先还是联合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次才是区域性组织与合作框架,并进而达成全球基本共识与合作,但不能只是七国集团那样的西方小圈子,更不是回到孤立主义状态。孤立主义无法应对全球各种挑战、风险、危机与不确定性。其次,今天信息技术已将全球联为一体,甚至瞬间扩散、平行传播,而不再局限于西方国家之间,这也是打破政治地方化的一个可能的路径,虽然信息化也带来新的不确定。过去的国际关系格局已经不足以处理当今世界性问题和全球性难题了,所以必须要着手建构新的国际关系,致力于建设命运共同体,而不是退回强者为王、赢者通吃的丛林游戏。

(编辑  苏歌)



* 黄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曾任社科院美国所所长、欧洲所所长。经作者授权,本文是对多维网采访文章进行的摘编。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全面深刻,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当习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铿锵有力,振奋人心,全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代表着民心,代表着人民的认同,也令我感动流泪。

党中央领导香港从乱转治、由治向兴

党的领导是国家的根本和命脉。我作为一名香港问题的研究者,对习总书记这篇重要讲话反复研读,感触尤深。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从香港近年政治社会的剧烈变化来看,结合我在这场巨变中的亲历,我对这一论断有着更为切身的深刻体会。

2019年爆发修例风波后,香港深陷于社会失序、政治失控状态——黑暴势力在街头逞凶作恶,到处打砸抢烧,捣毁商铺,冲击机关,血腥暴力横行,甚至叫嚣着暗杀警员;反中乱港势力猖狂地提出“35+”揽炒等政治口号,试图推翻特区政府,实现夺权变天阴谋。若这样下去,政权将被反中乱港势力颠覆,爱国阵营将遭到残酷迫害,广大民众将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生命也受到直接威胁。国家主权、安全危急!香港政治危急!爱国阵营危急!民众生命危急!

在此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出手,在国家层面推动制订香港国安法,为打击在香港所发生的各种颠覆、分裂、勾结外部势力和恐怖袭击等违法活动提供法律制度支撑,并在港设立专门的国家安全机构,迅即力挽狂澜,坚决打击反中乱港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并且树立起政治规矩,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是党中央的坚强领导,让香港在短短一年从乱转治、由治向兴。

在香港治乱中展现战略智慧

回顾香港局势的变化过程,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最为关键的,这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的生动体现。没有党的领导,香港走不出暴乱,社会人心无法安定,“一国两制”也无法继续落实。在围绕着香港的伟大斗争中,是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捍卫了“一国两制”方针。

始终坚持一国两制初心。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从国家层面推动一系列立法,体现出坚定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底线思维,始终不忘实施“一国两制”的初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负责、为民族效力的政治理想和坚定实践。

面对香港出现回归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党中央坚定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坚定地拿起法律武器。不管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还是堵塞制度漏洞,都是先从立法做起,并严格按照程序、制度来完成,再推动相关部门认真执行法律。这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时的战略定力和对依法治国的坚持。在落实全面管治权过程中,充分发挥法律的杠杆作用,特别是香港国安法,让她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撬动香港整体的拨乱反正,为香港治理设定轨道,一一破解公务员、教育、司法、传媒等难点、痛点问题,多管齐下,整治痼疾,不断巩固爱国阵营的社会根基。

坚持“一国”之本,确立尊重、认同、维护“一国”的政治秩序,铸造效忠国家的基本政治伦理和规矩,切实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真正把香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彻底改变过去只讲“两制”不讲“一国”的错误认识,并果断地把反中乱港势力驱除出香港治理体系。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政治问题、治理问题的深刻认识,展现出釜底抽薪的战略智慧。

心系香港人民福祉,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特别是深港合作,推动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供广阔的腹地支撑,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人的关怀,体现出“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性。

大道为公。始终以民族复兴大业为核心,时刻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创、发展和捍卫“一国两制”事业最深刻的历史启示。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国两制”事业才体现出坚定的民族性,毫不惧怕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压、制裁,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不容他们侵犯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他们染指香港的管治权,不容乱港势力在香港继续兴风作浪、为所欲为。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国两制”事业才体现出深刻的人民性。党始终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始终心系香港人民的福祉,而不是以大资本家、外国资本的利益为依归。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关心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有意愿、有能力、有办法去破解矛盾,关心香港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急民众所急,想民众所想,满足香港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国家正迈向第二个百年的伟大征程。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香港的发展必将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章,成为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的光辉篇章。

(编辑  苏歌)



* 陈少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皓首策杖走天山

李慎明

2021-08-16 10:52:00

 

倾注经济发展建设美好边疆

19809月至10月王震率中央慰问团在新疆慰问期间,深刻感到大力发展地区经济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稳定新疆局势、改善各族人民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赴疆归来后,他在给中央的《汇报提纲》中说:“新疆占我国版图的1/6,是我国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省区之一。新疆雪山积雪径流量就有千亿立方米可供贮留引灌,石油、天然气、水力、煤炭蕴藏量都很丰富。工农业生产建设现已有了一定基础。只要奋发图强建‘四化’,全力发展生产,对稳定整个政治局势,是重要关键。因此,要把新疆工作的着重点放在建设及开发上。”

198115日,在中央召开的新疆问题座谈会上,王震回顾了新中国建立后新疆建设的历程,满怀激情地说:“要让新疆成为中国最好的、最富裕的、最美丽的地方!”第一次赴新疆返回后,王震即向中央建议由十多个部委抽调专人,组成中央赴新疆巡视团,对口考查新疆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中央批准了王震的建议。

19815月中旬,王震作为中央巡视团团长,亲率七位副部长和几十名部门领导、专家成行。

在赴新疆的飞机上,王震向随行的中央各部委的领导、专家深情地回忆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勉励他进疆后要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的情景,介绍了新疆的历史和现状;要求大家要不辞辛劳,尽心竭力,为新疆的经济建设作贡献。

到达新疆后,各个专业调研组分赴新疆各地调查研究历时一个月,分别对开发新疆的水利、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和各种矿产资源,加快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等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有的部门现场办公,当即解决问题;有的返回北京后向所在部委汇报,迅速开展研究,上报列入国家“六五”计划。

王震先行听取了近四个小时的汇报。他说,新疆的经济建设,要立足于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不要指望一切都靠国家的支援,请求国家解决的应是新疆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而自己又解决不了的。

在王震的亲自安排下,从617日至76日,新疆赴京汇报组先后向国家计委等十多个部门作了汇报。通过这次汇报,较快地解决了新疆农业、工业、交通运输、林业、商业、人才等六个方面的20余个问题。对事关新疆经济建设全局的重点项目,王震都是直接过问,千方百计促成。

当时国民经济正处于调整时期。当王震得知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的大化肥项目于198011月列入停缓建项目时,十分着急。1981519日上午,王震来到施工现场。当看到花费2.3亿元人民币从日本、荷兰购进的成套设备堆放在40公顷施工现场的简易仓库内或露天摆放,从四川等地调集的二千余名专业施工人员无所事事时,心里更是“上火”。他深知,新疆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十分适合农作物生长。该项目建成后,全疆每年仅增产的粮、棉、油、甜菜等便可达十多亿元,农业产值可增长30%以上,每年可增加工业产值1.8亿元,向国家多缴利税近一亿元。王震挥着手杖“咚咚”地敲击着地面:“我要骂人哩!我也知道,骂人不文明。这样停缓建,长此以往,两个多亿的设备就会变成一堆堆废铁!几千名施工人员还得发工资。不一鼓作气建成,损失太大!国民经济要调整,但决不能一刀切。”接着,王震要来纸笔,急速写道:“乌鲁木齐石油化工厂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各同志:新疆建大化肥计划已是20年了。现在设备基本进入厂址,加强领导,加速施工,讲求质量,动员建设。以增加粮、棉、糖、油、肉、奶人民生活必需物资,以巩固国防,振兴中华。切切此令。”

返京后,王震又向国务院有关领导详细陈述了续建的理由。不久,新疆大化肥项目工程正式开工。198263日,王震又一次亲临视察了这项工程。1986731日,大化肥装置一次试车投产成功。从锅炉点火到出化肥尿素,只用了102天,与国内同类装置比,试运行时间最短,国内投资比预算节省了二千余万元。闻此喜讯,王震特致电祝贺。目前,这一建设项目正在新疆工农业生产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王震还批示或直接协调有关部门,解决了乌苏至阿拉山口段北疆铁路第二期工程列入1988年国家计划和240双公里正线钢轨、60双公里站线旧轨等问题,加快了北疆铁路及“欧亚大陆桥”的建设进度。

南疆铁路、南疆油田、可可托海铜镍矿和黄金开采等,都凝聚着王震的心血。对看准的工农业新技术,王震则奔走呼号,全力推广。

70年代以来,王震积极倡导石河子垦区进行地膜植棉试验。1981112日,王震在视察石河子垦区时,得知地膜棉试验田亩产270斤时,非常高兴。他亲自到田间察看,又召集科技干部和垦区领导座谈,对石河子垦区领导说:“地膜栽培省水,发育早,杂草也长不出来,病虫害少,要大力推广。甜菜也可以试验地膜栽培。对地膜要注意回收再用,不行就回收再生,不要污染土壤。”

在接见石河子新湖农场场长黄金山时,王震鼓励他将当年3.5万亩棉田全部改种地膜棉。当黄金山担心太费工时,王震说:“你们原定1981年棉花亩产70斤,搞地膜可以翻番甚至更多,利润相当可观。你们有20多万职工,劳动力充裕,完全可以做到。”王震又专门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给新疆垦区安排了农用薄膜。

1981813日,王震陪同邓小平来到石河子总场一分场视察。望着近一人高长势喜人的地膜棉,邓小平称赞说:“王胡子你来新疆带了个头,把地膜推开了!”

1981121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王震以老军垦的名义签订合同鼓励职工生产》为题报导了新湖农场全面丰收,首次盈利的喜讯:“新湖农场从1963年建场以来,连续18年亏损。1981年在王震同志的亲切指导和巨大鼓舞下,全场上下齐努力,大搞科学种田,采用地膜植棉,一年扭亏为盈。全年生产利润达四百多万元。仅棉花一项就盈利232万元,超过与王震同志签订的合同书上150万元的利润指标。奎屯农垦局地膜棉也取得大面积高产的好成绩。接着,王震又专门给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写信,建议在全国普遍推广,从而把棉粮以及蔬菜等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王震为加强新疆同内地省市区,同港澳台地区,同日本、欧美国家的经济技术协作,扩大新疆的对外开放而尽心竭力。王震指示新疆组派精干的参观访问团、经贸洽谈团、高新技术和资金项目引进团赴内地、港澳台和国外扩大交流,加强合作。他到深圳等经济特区考察,到日本、美国访问时,总不忘鼓励国内外企业到新疆投资。他还直接促成新疆兵团向日本北海道派遣数百名研修生,从日本引进先进纺织设备改造新疆纺织企业。

1984630日,王震亲自陪同日本前外相伊东正义等32位日本知名人士赴新疆访问,考察洽谈有关项目。

新疆天山毛纺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纺织行业第一个大型中外合资企业,王震对这一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支持关注,协调解决了企业发展中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到王震去世时,天山毛纺厂已五次荣获“全国十佳中外合资企业”称号,产品屡获金奖,畅销国内外。

王震关心新疆的畜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他说,新疆是全国的几大牧区之一,畜牧业也要大发展。牧业生产要实现机械化,畜产品加工,特别是肉食品、奶制品加工要尽快实现机械化。发展畜牧业不能只靠天然草场,还要发展牧业水利,大搞人工草场,搞好草原基本建设。王震还指示,汉族群众要多养猪。猪繁殖快,一年两窝,一窝七八头。要养牛,有肉牛也要有奶牛,这样既可喝奶、吃牛肉,又可增加肥料。还要养鸡、鸭、鹅和兔、水獭、旱獭等。要培养畜牧专家,引进胚胎移植新技术,要发展生物学工程、遗传学工程,要搞体外繁殖。王震还说,新疆要成立一个葡萄酒研究所,要搞一个全国第一流的葡萄酒厂。

 

王震关心新疆的科技教育事业。他多次说过,科技教育事业搞不好,新疆经济建设事业就没有后劲。视察期间,他多次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等十多个科研教学单位和数百名专家交谈,勉励他们为新疆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献计献策。在他的直接关怀下,198210月,新疆石油学院正式恢复挂牌。目前,学院已培养出上万名专业人才,活跃在疆内外大小油田和化工企业。

王震还提出:新疆名胜古迹很多,发展旅游业大有可为。要注意保护旅游资源,不要把王母娘娘洗脚盆里的水(指天池)弄脏了。他的这些指示和设想,现在已经或正在新疆落实。

鼓励扎根边疆 忠骨播撒天山

改革开放后,新疆与内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加上新疆社会局势一度不稳,一些人不安心新疆,要求调回内地,有的科技人员也已“孔雀东南飞”。

198011月初开始,阿克苏地区数千名上海支边青年聚集在阿克苏市区,要求迁回上海。

1115日晚,王震打电话给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说:请转告阿克苏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闻他们聚众闹事,甚表不安……上海知青是我亲自办理入疆的,我要自始至终对国家的支边青年依法负责到底。”1119日,王震向党中央、国务院递交报告:我本人请求前往进行安抚,遵循国家政策法纪,妥善处理。”中央考虑到王震10月中旬才从新疆回来,不久前又作了膀胱癌手术,身体虚弱,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决定由国务院派出工作组前往调解。1226日,中央书记处讨论阿克苏上海支青闹事问题,王震再次请求赴疆。

1981118日,王震飞抵乌鲁木齐。14日、16日,王震两次与几十名上海支边青年代表座谈。不少人说,现在雷锋精神不吃香了,南泥湾传统被说成了“老皇历”没人再提倡了,共产主义精神也不讲了,甚至连爱国主义精神也被淡漠了;部分领导干部搞不正之风,带头把孩子调往内地或安排到非生产单位,造成极坏影响。这些现象的产生致使部分青年迷失了正确方向,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乘虚而入。

进一步弄清了事情的原委,王震语重心长地说:“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有石油、天然气、金属矿藏,煤炭比山西还多,塔里木盆地是全国少有的富油富气宝地。还有广大的土地资源。新疆面积占全国的1/6,而人口只占全国的1%,从内地动员一部分青壮年和知识青年来开发新疆是正确的,你们进行的事业是光荣的。

“上海青年到新疆已经十七八年了,和解放军、老垦荒队员一起,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把过去的荒滩、沙漠、盐碱、沼泽建设成了美好的田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新疆农垦系统总人口有220万人,耕地面积占22%1980年总产值占全疆的23%,这是一支了不起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现在国家经济有困难,上海也在搞经济调整,还有很多待业人员要安排。你们这么多人回去,上海受得了吗?当然,国家也要关心你们的生活,关心你们的实际问题,该解决的有可能解决的还是要解决。你们现在辛苦一些,是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过得好一些。中华好儿女志在四方,你们要爱社会主义,爱自己的祖国,要有雄心壮志,要有远大抱负,要建设好新疆,为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上海青年要为上海人、为中国人争气,要为上海留下一篇光荣的历史。”

王震的讲话感人肺腑,引起强烈反响,激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此后,不少人给王震来电来函表示:青春无悔安心边疆,艰苦奋斗奉献终身。

对不安心边疆的老同志,王震同样进行甚至是更严厉的批评。19818月,王震在新疆视察期间,一位当年随王震一道长征后又一起进疆的老同志前来看望王震,当王震听说这位老同志在1974年就调回老家湖南工作后,便劈头盖脸地批评说:“你雪山草地都走过来了,你就一定要死在家乡呀?战争年代,谁想过自己的骨头一定要扔到哪里哟!哪里不能埋忠骨。西汉的张骞到过新疆,东汉的班超,班超的儿子班勇,清朝的林则徐以及左宗棠,都曾来到新疆。这些封建社会的爱国志士都能不畏艰险和路途遥远,西出阳关,来到边塞,为开发、繁荣和保卫边疆尽心尽力,我们有的老战士、老党员却开起了小差!”

这位老同志被批评得满面通红,连声说:“我错了,我错了,我做自我批评!我还有三个孩子在新疆,我向您老保证,我一定教育他们安心新疆,扎根新疆!”王震这才说:“好,咱们一言为定,你一定要‘将功补过’!”

在新疆每次重要的讲话中,王震都要勉励汉族同志热爱边疆,把新疆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经常引用左宗棠驻守新疆时同乡所赠诗句:“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鼓励大家在祖国西北边陲建功立业。

198210月,《光明日报》刊载新疆大学副教授夏熙提出的报纸应加强对默默无闻在祖国连续奉献多年的“老边疆”进行褒奖的建议,王震看到当即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信,信中说:“我极赞成在新疆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发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子子孙孙定居边疆,以实际行动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实边政策,有如移民实边、屯垦戍边、屯垦实边,援助和团结边疆各民族,共同建设和繁荣边疆。中华民族古代先人,诸多学士、军人、巾帼英雄与边疆中华各兄弟民族结识交往,结姻亲戚,这种可歌事迹见之史书,闻之民间传奇,观之戏剧者凡多。我愚不能文,特请贵报报导或作文以赞扬歌颂‘实边’、‘戍边’的爱国主义者。”

接到王震来信,《光明日报》遂加强了这方面的宣传报导。198212月底,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期简报中刊登了新疆兵团团委副书记曹国琴热爱边疆的简要事迹。曹国琴原是上海复旦中学的学生会主席,1963年,她和31名同学放弃了留在繁华上海和考大学的机会,主动申请到塔里木军垦。1980年前后,很多人要求返城时,曹国琴坚定地说:我不后悔,永远也不后悔,因为我们走过的这条路并没有错。我们离不开新疆,新疆也需要我们。正是边疆的艰苦环境磨练了我们的意志,看到新疆逐步繁荣起来,我们这些老知青都非常高兴,因为这繁荣中也有我们一份辛勤。”曹国琴还多次表示,“愿将忠骨埋天山”。王震看后十分高兴,指示秘书打电话给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建议要好好宣传这一典型,大力提倡“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精神。

198610月,他得知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张希钦、工程兵副司令员徐国贤、成都军区原副政委金忠藩结伴退休后在新疆安家,十分欣慰,提笔给这三位原三五九旅老战士写信,信中说:“你们把天山当成家乡和归宿,是光荣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公民。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王震强调:一方面要大力提倡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另一方面各级领导也要关心群众疾苦,为扎根边疆创造条件。

198433日,王震在看广播电视部总编室的《情况》时得知,新疆汉族干部不安心新疆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经济负担较重。1960年,新疆自治区取消了15%的边疆津贴,而其他边疆省区仍有边疆补贴;新疆的生活补贴是按1953年的物价定的,而当时物价已涨了十几倍。新疆的汉族干部职工在内地大都有亲人,他们回内地探一次亲一般花费都在千元左右,但其中报销的路费仅有200多元。王震立即在《情况》上作了批示。1988年,中央正式批准新疆恢复边疆津贴。王震鼓励兵团对居民住房建设进行改革,提出实行自建、互建或自建公助的办法。1985年春,他召集兵团领导同志商议此事,提出在住房问题上应是以连()为统一规划,在有利于武备的前提下,帮助军垦职工自建家园,逐步形成以团部为中心,平战结合的现代化小城镇群,以促进生产发展、职工生活改善,有利于边防的安全和巩固。”

在王震深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兵团在新疆广袤的戈壁深处建起的二百多个小城镇,以独有的风姿屹立于天山南北。兵团的教育、科研、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为各族干部职工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

199345日清明节,上午1130分,王震将军的骨灰伴随着鲜艳的月季、菊花和玫瑰,缓缓撒落在大雪初霁、晶莹夺目的天山之巅和他魂牵梦绕的石河子垦区。

人们清楚地记得:19801016日,王震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建设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新疆”的长篇文章。文章中说:“革命岂须桑梓地,青山处处埋忠骨……在我们党召开十二大的时候,倘若我还活在人间,我将申请辞去党的领导职务,退休到新疆来,和各族人民一道,共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繁荣、昌盛而奋斗到底!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在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同新疆各族人民共享欢乐,同庆胜利。”

人们清楚地记得:198262日,王震在接见新疆兵团部分领导干部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多年了,我也到了退休年龄。我准备辞掉一切职务,离休到你们这儿来。”

人们更难忘记:1991816日至24日,王震以83岁高龄最后一次视察新疆。短短九天时间里,他不顾年事已高,越天山,穿戈壁,走绿洲,视察了乌鲁木齐、石河子、喀什、巴音郭楞四个地州市。他深入田间地头、农民家中、兵团农场、石油探区、驻疆部队调查研究,亲切会见自治区党、政、军和兵团的领导干部,看望离退休老红军、老干部、老农垦、老劳模、老知识分子和各族干部群众,与他们合影、亲切交谈,先后有四千多人受到王震接见。在石河子垦区,他不仅与部分老农垦促膝谈心,而且与农垦第二代、第三代座谈。他满怀希望地说:“你们的父母、爷爷奶奶走过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道路,是无比光明、无限光荣的道路。希望你们要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永远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23日,他又一次郑重地说:“我在1980年曾经说过,现在我重申,如果去见马克思、毛主席,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撤在天山上,永远同各族人民守卫在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24日上午,王震特意穿上维吾尔族民族服装,登上返京之路。在机舱门口,王震久久挥动手臂,向欢送的人群致意。在舱门就要关闭之时,王震缓缓地弯下腰来向新疆大地,向新疆各族人民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对新疆这片土地的挚爱,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在这一瞬间,永远定格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心中……

(编辑  季节)

 



*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每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当代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并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同志曾向全党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他说:“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事实上,即使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学习毛泽东,重温和掌握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提高国家战略能力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仍是摆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思想产生于共产党血的经验教训中

历史事件离我们愈是遥远,其中的性质便愈能清楚地展现。从1934年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跨越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这使当时处在危机中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但后来的历史证明,长征的意义已远超出长征事件本身,它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并引导着它的方向。

真理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找到的。困难是寻找真理的加速器,困难越大,人们离真理就越近。艰苦卓绝的长征使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接近、检验和接受真理。

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产生于书斋,而是产生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实践。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摆脱不切实际的空洞思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论断。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 为什么说这么多“那样”?因为革命的道理不是陈独秀们说的和做的那个样子。会议作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决定,而促成大家接受这个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决定的直接因素就是从1927年的血泊中学到和找到的经验教训。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和平时期因为没有残酷的环境,检验真理比较慢,战争时期残酷的斗争环境犹如高速离心机,迅速将错误认识和观念抛弃而将正确的东西保留下来。

真理往往最终是用鲜血洗出来而不仅仅是从书斋中读出来的。

共产党从城市转到农村,建立了根据地。环境稍微好一点,唯心主义又来了。这一次不是北大的陈独秀而是从莫斯科来的年轻人王明。王明直接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的思想,又是外来思想。理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还带来个军事权威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人家要正规化,说毛泽东太土气,不正规。说起来也是,即使按照现在的干部标准,毛泽东也难达标:不是博导,没有名牌大学学位,也没出国留洋经历,哪一条都不够。人家王明是莫斯科大学的,又受斯大林赏识,不说在当时,即使在今天的干部评价标准中也是很唬人的。

李德把欧洲平原作战的战法搬到中国西南大山里。欧洲作战方式基于他们的平原地形。从欧洲来的李德却要在高山峻岭中找平地拉开决战架势。山体本是自然掩体,他不用,要红军人为建堡垒、筑掩体,跟蒋介石对垒战。蒋介石才不怕他这一套,他手下的将军多是留洋学欧洲打法,他们与李德真是师出同门,半斤八两。在平原上决战是欧洲的打法,谁人多就能打赢,打的就是阵地战。但在山地,群山就是很好的掩体和碉堡,他还人为修什么碉堡?大部队进了山,群山就像簇簇刀锋把进入其中的整体战斗力削成碎片,这使山地成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3]的游击战的天堂,山地战士受到大山的天然保护。李德不要这些,要在山地找平地,找到平地然后决战,这不败才怪。你说他,他还不听,人家是权威,王明受到斯大林单独召见。后来的张国焘更厉害,他见过列宁,[4] 而且据说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这些人牌子都很硬,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又来了一个湘江之战,中央红军出门的时候是八万多人,过了湘江只剩下三万多人,也就是说近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掉脑袋。这个时候你信谁?还能让王明那帮人干吗?再干就全完了。

生死之地有真理。在一次次、特别是湘江之战失败的惨痛教训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了对共产国际洋教条的迷信,从中国本土寻找力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

19643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5]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的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

在长征中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

我们党正是通过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但确切地说,当时遵义会议上党只是找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但是与毛泽东思想还有一定的区别。前者是带有个人特点并为部分同志认同的思想,后者则是全党公认并作为指导全党的具有纲领意义的思想。即使是在遵义会议上选择了毛泽东同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方针还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再检验。最终,正是长征的胜利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最残酷的环境中,从各种思想——比如王明、张国焘等思想、路线中筛选并确定出可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

湘江之战失败后,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但是,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与全党一致公认的毛泽东思想还是有距离的。而迅速拉近并消除这个认识距离的最有力的实践就是长征。

长征初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博古、李德等尽管失去了领导地位,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在观望新的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结果。1935525日,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占领泸定桥,这使红军摆脱了蒋介石的包围,避免了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危境——这反证了王明、李德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路线的正确。

1935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当时张国焘在党内还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强的实力,他的意见还有很大的影响;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北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西北走?“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10月胜利到达陕北。”[6] 北上陕甘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张国焘的路线给中国革命再次带来了惨痛损失。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双十二”事变形成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壮大,并成为全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考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象的。

长征对于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所起到的加速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41102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泽东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7] 19426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讲:“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8] 同年71日,张闻天在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团纪念党的生日集会时说:“中国革命20年来的一个最大的收获和成就,就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久经考验的、英明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9] 1943年,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得更明白:“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0] 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1]

真理是在血泊中找到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还有八万多人,到达陕北时只剩八千多人。[12]残酷的斗争环境不仅是对整个党、整个红军的一次生死考验,也是对各种思想正确与否的迅速检验。大家都统一到正确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下。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开始比较顺利地闯过一道道急流险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方面,这也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的基本原则。长征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性的检验。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13]毛泽东同志以身作则,不管是被党内同志认可或被误解,也不管党的路线正确还是暂时错误、革命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的时候,作为党员的毛泽东,始终坚守党性原则,始终与党在一起,不离不弃,将个人荣辱与整个党的事业融为一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大局出发,在大家没有认识到真理时,毛泽东同志耐心等待党内多数同志随着实践的推进逐步认识到真理。周恩来说:“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人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象二万五千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拚消耗,拚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带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出了危险的局面,到达了陕北。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这都说明,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就要说服。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14]

1964421日,毛泽东告诉身边的同志说:“切记不要相信领导者坏了党就垮了。党总是一分为二的。”[15] 毛泽东相信,只要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困难和低潮乃至错误的认识只是一时的,正确的思想和实践,终将会得到历史的认可。

今天,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也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党性修养,树立大局意识,时刻和党的组织、党的事业保持高度一致,相信群众,相信党,善于团结党内党外更多的人一齐排除万难、奋勇前进。

红军长征的启示 

长征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正是长征使中国共产党迅速抛弃照抄照搬洋教条,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立足本国实际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的道路。

长征对今天的启示有两条特别重要:一是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二是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国际歌》中有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16] 长征的历史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这样才能取得胜利。

195842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会见外国友人时说:“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17]当年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照搬外国经验,否定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他要求红军“正规化”,打阵地战,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失了根据地,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遵义会议前夕,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已无法取得联系,[18] 既不能向共产国际请示,同样也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援。而恰恰正是这种“断奶”式中断,迫使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学会了实事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这种实践中形成一条对中国共产党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并贯穿于党的工作全过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从长征胜利到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今天,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巨大成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底色也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而加速促成这些思想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广泛认同的实践,其原点就是红军长征。后来毛泽东回忆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19]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独立自主;而要做到独立自主,就必须依靠本国人民。这是三个不能分割的逻辑体系,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20] 政党的命运,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军队的胜败,取决于为谁而战。蒋介石剥夺了人民的生产资料,使人民变为流民,并以此获得买办利润和少数买办阶层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使农民得到土地,工人得到工厂,让人民拥有生产资料,由此获得最广大的人民的支持。人民成为坚定地支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有了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不竭的动力,这一点在解放战争中体现得最明显。蒋介石靠“发红包”拉壮丁,而共产党面对的则是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最终是人民用手推车推倒了拥有美式装备的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发展也不能仅是请客吃饭和做文章。在今天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依然是历久弥新的永恒课题。不忘初心,不忘根本,永远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我们党就能坚如磐石,这是长征胜利留给我们的重要经验。

如果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正是红军的长征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送来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带领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这也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须臾不能离开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的意义是深远的,对于今天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民而言,是要永远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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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

    [2]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3月),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3]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月),《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第230页。

[4]1921年年底至1922年年初,张国焘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关于这段接见的详细描述,可参阅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186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6] 高东璐:《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见《求是》2016年第15期。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331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2页。

[10]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121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11]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821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12] 1965526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晚上与汪东兴说起这段往事:“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人,坚持正确的路线,保留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队伍又壮大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 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6页。

    [13]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731日),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3页。

[14]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194957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7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页。

[16] 孙朦编著:《微思想:世界名著经典名言名段必读》,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参阅同书第332页。

    [18] 1934年下半年“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之深一直持续到1936年,即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准备和召开的时期。”[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798页。

[19] 毛泽东:《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19639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

[20]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3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202012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以下简称《安审办法》),并在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如何解读我国的《安审办法》?回顾我国乃至全球国际投资历史,可以看到《安审办法》不仅是我国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更是我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标志性文件。

《安审办法》坚持了对外开放的整体思路,而“一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借力外资来促进增长”是多个国家的经验。《安审办法》提出的国家安全风险与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关。外资融入我国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带来一些风险,例如利用外资成本过高和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影响我国创新能力和其他一些问题,《安审办法》对这些风险构建了系统的应对机制。我国的《安全办法》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与其他政策共同构成外商监管的完整体系,适当借鉴了国外的惯例,同时总结国内经验,具有较高的前瞻性。但我国的安审和美国的安审存在显著差异,在审查动机、审查依据、是否遵守“对等”原则,以及在影响投资的效果上,两国的制度均有所不同。

《安审办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纵观国际投资200多年的历史,无论是曾经的英国还是美国,吸引外资对外开放在经济起飞阶段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安审办法》坚持了对外开放是我国基本国策的总体思路,表明了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决心。

《安审办法》总结了我国吸引外资的成功经验,将成为我国高质量“引进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法律依据。与其他国家类似,“一国在起飞阶段可以借力外国资本解决储蓄不足”的规律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发挥了作用。我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两大支柱之一,就是通过合资企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FDI与加工贸易一起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汇不足,无法购买资本品并利用我国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制造业生产能力较弱,而没有制造品就没有可持续的出口能力,没有出口就难以获得更多外汇,这是当时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困境。外商直接投资解决了外汇短缺的瓶颈,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了推动力,是成为我国20世纪80-90年代高达10%的年均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地。如何监管外资,事关中国长期发展的动力,也直接关涉大国间的核心利益,处于开放与保护理念交锋的风口浪尖,对全球经济的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安审办法》重申了我国“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的理念,选择继续通过开放促进发展的政策。

《安审办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安审办法》服务于我国中长期的发展需求,充分考虑了国际形势的整体变化,为吸引外资提供了规范和指引。

我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外资企业有多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外资在中国的国际双循环中仍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2019年,外商投资企业占加工贸易进出口中的比重均在80%左右。为了持续发挥外资的作用,《安审办法》配合《外商投资法》中确立的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发展中维护经济安全。另一方面,与改革开放早期不同,我国利用外资的目的不仅仅是弥补国内投融资渠道。外资融入我国国内大循环,在更高程度上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求。

国内大循环中的重要内容是扩大内需,降低对外依存度,防范外部风险。以吸引外资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战略和国家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当一国凭借自身力量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可以保证本国在生产与供应上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但在一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中,生产效率会相对较低。利用外国资本、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将本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的国家则要面对经济安全与产业自主方面的问题,因为在技术、原料、中间品、资金方面可能产生对国外的依赖,在出现危机或突发事件时将受制于人,被“卡脖子”。《安审办法》通过应对以下几方面的风险以保障我国的经济安全。

一是应对利用外资成本过高和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与外债相比,直接投资是一种成本较高的利用资本的方式,因为需要在投资存续区间持续与外国投资者分享利润。而外资对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一直较高,外资的利润汇出加大了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压力。为了保障我国在利用外资中的投资收获回报,我国要重点吸引高质量的外资。《安审办法》的答记者问环节明确说明,将配合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鼓励外商投资先进制造、现代服务、节能环保等领域,这是平衡使用外资成本和收益的重要内容。

二是应对外资影响我国创新能力的问题。一方面,外资为了维持自身的利润和垄断地位,没有动力把最新的技术转让给中国,我国通过FDI嵌入全球价值链也难以获得领先技术。另一方面,外资有通过并购获取我核心技术的动机,其目标主要是针对中国具有行业领先地位,或是拥有相对先进技术的企业。《安审办法》针对关键技术的投资进行审查,是我国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践行国家安全观,鼓励发展以我国龙头企业主导的国内生产网络,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自主可控性的重要举措。

三是应对其他的潜在经济风险。随着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日益扩大,原先不明显的问题上升为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增加了。例如投机性的外国资本可能操纵我国证券市场,外国投资可能导致我国部分行业出现垄断,以及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等,都存在潜在的经济风险,有必要通过《安审办法》建立系统性的应对机制。

四是外商投资中的固定资本投入,将存续一段时间,成为我国经济有机体中的一部分。除了经济安全,外资还将涉及我国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有些风险是由于外资自身的特征或我国企业本身的特点造成的;有些风险与我国所处的阶段性有关;有些与我国国情有关,只依靠负面清单难以完全预防和排除不同类型的风险。

《安审办法》的出台充分考虑了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目前全球多个国家深陷新冠疫情,预期投资保护主义将持续一段时间甚至有可能加剧,安全审查是统筹我国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的政策抓手。中国是2021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流入中国的外资数量稳步增长,《安审办法》的推出在时间上也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中国安审制度的特点及与国外的比较

《安审办法》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安全审查与其他政策共同构成外商监管的完整体系。

《安审办法》是我国外商投资监管中的基础性文件,根据现有的研究,鼓励性外资政策对外商的投资决策影响有限,投资者更看重的是盈利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外商增加对华投资,看重的仍然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市场规模、盈利空间等。我国的安全审查和2019年《外商投资法》协调一致,配合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以及新版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以打造高标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方式来保障高水平的开放。研究也发现,限制性外资政策对外商的投资决策有显著的影响。我国的《安审办法》的另一项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安全审查配合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和知识产权对外转让管理相关法律,明确审查标准,简便审查流程,避免出现企业负担增加而减少投资的情况。

2.《安审办法》借鉴了国外有关惯例,总结了国内经验,高标准且立足现实。

《安审办法》借鉴了国外有关监管惯例,尤其是其中较为成熟的程序性内容。国家安全审查是发达国家针对外资的重要监管手段。近年来美国、欧盟、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均加强了国家安全审查。2019年年底,我国吸引FDI存量约为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约8%,是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与国际高标准审查规则进行接轨,以外国投资者熟悉的方式与其进行交流,有利于传递我国的监管理念。

同时,《安审办法》总结了我国2011年建立安全审查制度以来的实践,也参考了2015年起,在自贸区试点的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安审经验,并且在这些实践经验基础上推出的较为成熟的监管方式。

3.《安审办法》具有较高的前瞻性,纳入未来国际投资中的重要问题。

《安审办法》确立了明确的审查标准,外商投资的定义既包括直接投资,也包括间接投资。直接投资中包括并购、新建和其他投资方式。在界定实际控制权时,《安审办法》同时考虑了股权比重和其他实现“实际控制”的非股权方式。《安审办法》对这些概念的处理沿用了目前最前沿的定义。

《安审办法》明确,需申报的范围包括传统的军工、农产品、能源和资源、装备制造、基础设施、运输服务行业。最引人注目的是,《安审办法》将文化产品与服务、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产品与服务、金融服务、关键技术列入了申报范围。这些是对外开放中高度敏感且争议较大的行业,也是决定全球经济走向的最关键行业。《安审办法》将这些行业纳入监管具有高度的前瞻性,避免出现常见的监管滞后于经济实践的情况,体现了对风险的敏感度和谨慎的态度。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国《安审办法》确立的投资安全审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安全审查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不同。

首先,中美安全审查的动机不同。我国《安审办法》确立的审查制度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而建立的国家安全审查和监管制度。《安审办法》确认了对外开放始终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全球经济繁荣的重要保障,同时清醒地识别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安全风险,是在有理有节对待外国投资者基础上建立的包容性政策。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自始至终都高度关注外国投资的政治影响,投资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倒是其次的考虑。CFIUS是依据福特总统1975年的行政命令而建立的,当时美国国会非常担心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本国组合资产(国债、公司股票和债券)投资的快速增长,原因仅仅是这些投资可能是出于政治的而非经济的动机。1980-1987年间,CFIUS主要应国防部的要求而进行调查,例如调查日本企业对美国特殊钢铁生产商的收购。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CFIUS的关注点是限制日本对美特定产业(半导体、特殊材料等)的投资,因为这个阶段日本经济和对外投资的发展让美国感到了不安。2012年后,CFIUS开始对中国投资进行歧视性审查,原因也是中国的发展威胁了美国的领先地位。历史经验说明,美国的安全审查是在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条件下,打压潜在竞争者的政治工具,这一点与我国有本质的不同。

其次,中美的审查依据不同。《安审办法》给出了清晰的审查依据,体现在审查地域、行业、对实际控制权的界定、申报流程、审查机构、审查时间、审查决定效力等方方面面。我国的安审不因投资者的国别进行歧视,不划分小集团小圈子,做到了在安全审查方面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美国的安审标准模糊,定义宽泛,审查机构自由裁量权大,在实际中审查结果高度政治化。以最近改革的CFIUS法律为例,美国一方面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要求盟友向美国看齐,与美国统一审查标准,无视其他国家对外资的需求和原本持有的立场。另一方面,美国对我国各种类型的投资进行无区别打压,审查依据无限扩大形同虚设,这对于法治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再次,我国安审制度依据对等原则设立,而美国常常是单方面调整规则。

根据202011日起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四十条中的对等原则,我国《安审办法》将公正地对待来自不同国家的投资者,“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投资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安审办法》赋予我国监管机构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给投资者提供确定性的政策。

美国安全审查的法律主要经历了四次修正,分别是1988年的《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1992年的《伯德修订》,2007年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FINSA)2018年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FIRRMA)。美国安审法律修正的原因不外乎是特定国家(地区)对美投资的快速增长(曾经分别是日本、迪拜、中国),或者是特定类型的投资(国有企业、风险投资)“危害”了美国家安全。美国单方面修正和更新法律,并不掩饰美国例外和美国优先的观念,与我国尊重习惯法中“对等”原则的大国风范相比高下立现。

最后,我国安审促进投资,而美国恰好相反。

数据显示,安审制度建立以来,2011-2019年中国吸引外资年增长速度均超过3%,对于年引资数量在1千亿美元以上的大国来说这是较高的增长率。虽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将外资监管粗略划分为“自由”和“限制”两种不同性质的政策,但不能单纯地将《安审办法》确立的国家安全审查归为“限制型”的监管政策,因为在效果上安审有助于塑造稳定的营商环境,而稳定的环境和连续的政策是直接投资者最为看重的方面。同时,确立安全审查制度意味着监管机构将集中关注国家安全风险,大量无风险或低风险类型的投资准入将更加便捷。因此,可以预期,《安审办法》生效后我国吸引外资的数量和质量将继续提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8年美国修改国家安全审查法,2019年美国的FDI流入数量下降至2016年的一半,2020年,美国吸引FDI将再次同比下降60%以上(据上半年数据预计)。虽然可以从疫情和经济角度对这个现象进行解释,但安审制度严苛造成投资环境恶化无疑是美国吸引FDI下降的一个原因。同样是国家安全审查,我国是依法审查保障整体营商环境,美国是以邻为壑伤及自身,两国政策差异之大一望而知。

总的来说,《安审办法》是在恰当的时间点确立的、兼顾发展与安全的,针对性强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我国的安审制度完全有可能为全球资本充裕国的外资管理提供示范,作为服务我国利益的国际投资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助力我国经济整体增长目标的实现。

(编辑  尚鸣)



* 潘圆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澳门城市大学经济研究所。

 

伴随数字经济时代的加快发展,数据的要素价值不断凸显,进而引发了对数据资源资本化的思考。如今,以数据为核心的技术实践和应用重组已经蔓延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而形成大数据体系。

当今,我国不断强化对数据要素的重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等都明确提及了对大数据的战略布局。但是,当前我国在对大数据的管理方面还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对大数据资源资本化的实现路径也是市场颇为关注的焦点,本文进行了分析和考量。

数据要素观及其资本化研究

生产要素概念源于经济学领域。土地、劳动和资本成为生产要素。本世纪初,互联网技术催生数据信息参与生产的价值不断被彰显,数据开始加入生产要素的行列。2016年,杭州G20论坛上才作为生产要素被正式提出来。

如今,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已然成为共识。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是新经济发展的产物,数据具备与传统要素相同的生产共性功能,但同时又具有相较于传统生产要素的个性特征,其具有明显非排他性、规模经济性、可再生性、强渗透性等新特征,并体现出准公共物品、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特性。

生产要素资本化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资源价值变现的基础。研究认为,数据要素资本化的基础与核心在于数据确权(王宁江,2015;杜庆昊,2020)。但数据资源要素的确权又面临特殊问题,数据归谁所有、数据谁可以用和数据收益是属于谁的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毕颖等,2019),以及数据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复杂性等。对此,应从个人、企业、政府等多维建立数据所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收益权架构。理论界关于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已然成为共识,但这种要素观还停留在资源层面,对数据的资本价值认识则仍然存在争议,包括:如何实现数据要素的市场开放和制度化管理(王芳,2020;曾铮等,2021),如何开展数据要素的确权交易和进行资产化改造(赵瑞琴等,2021)。

过分强调数据价值是数据收集者和使用者对数据进行技术改造后的私人成果,进而忽略市场相关方和公众在价值形成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这种观点承认了数据的价值属性,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又试图掩饰数据本体劳动而夸大数据二次加工的劳动付出。这一观点的现实写实就是,商业资本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大数据改造和应用变现,同时,以主张知识产权等为借口进行数据资源的私有化保护,进而试图稳固对数据资源价值的长期占有。尤其是在共享经济、智能应用等新经济形态和模式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对数据资源的技术占有很容易形成马太效应,催生出更多其他市场技术细分领域的垄断。

伴随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资本已经嗅到甚至扎进了数据资源变现的饕餮盛宴之中。数据商业变现催生出各类数字平台企业,并反客为主地控制着诸多实体产业和整个消费市场,进而滋生了各种以数据为壁垒的行业垄断现象,助长了越来越多打政策擦边球、钻制度漏洞的投机势力,对数据资源的管控迫在眉睫。对此,笔者认为,数据资源商业变现是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对数据资源价值的吸收。数据资源资本化的目标绝然不是数据资源商业变现,而是数据要素价值实现。换言之,数据商业变现可能是数据资源资本化的手段,但数据公益变现才是其核心,而数据要素价值悖论正好揭示了对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逻辑掩饰,认清了金融商业资本对公共价值侵犯和对剩余价值掠夺的本质。

数据资源资本化的路径构建

数据的资本价值认识目前仍然存在争议。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根本内涵,是开掘数据之于社会生产与公共服务的整体红利,以数据的要素价值观为基础,以原生数据为价值本体,充分尊重社会大众作为数据源的价值贡献地位,兼顾商业资本的技术服务投入,重构数据资源资本化路径,包括要素价值观、产权结构、交易机制及价值实现模式的系统性重构。

树立以原生价值为基础的数据要素价值观

作为特殊的生产要素,数据资源具备两个基本属性:一是数据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而并行参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属性,可将其称为数据的自然原生性;二是数据可依托技术手段、服务载体和交易规则等被改造运用的可塑性,可将其称为社会后生性。

而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自然也要立足于这两个属性。就自然原生性而言,数据要素蕴含着最一般的广谱性价值,这是从量的维度来看待数据要素价值的,如同分数的分母。因此,凡是通过人的主观能动反映出来的对象、关系、思维、概念等都是价值数据,它们没有属性和优劣的差别,自然也就不会区分种一亩地的产出数据和一头牛的生育数据的不同,而与之形成映射关系的自然就是所有社会大众,即一般社会大众构成了数据要素原生性价值的创造基础。就社会后生性而言,数据要素蕴含着差异化的个体性价值,这是从质的维度来看待数据要素价值的,如同分数的分子。因此,通过不同能动性反映获得的数据就具备不同的价值,它们会有类别、质量、形态等的差异,如医疗机构对人身体数据加工的结果和裁缝铺对人身体数据加工的结果必然含金量不同,而与之形成映射关系的就是金融资本及相关的不同数据加工者,包括各种机构、组织及个人等。

根据数据要素的属性及其价值维度的分析可知,科学的数据要素价值观应当是:坚持对数据资源二重性的属性认识,以数据要素自然原生价值为基础,不断深化对数据要素社会后生价值的创造,探索利于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方式。

构建以要素特征为核心的数据产权架构

数据要素价值的社会性(集体性)是基础,这就意味着其所属关系应建立在社会大众公有的基础上,再细分映射到部分主体。不过,仅考虑数据所有权关系是不够的,数据要素还面临使用、收益、用益等关系,需要围绕要素特征继续丰富其他产权关系。相关研究认为,数据要素具有非排他性、规模经济性、可再生性、强渗透性等新特征(戴双兴,2020)

在此从其功能实现的视角归纳了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共生性,即数据产生和应用是共生的,它既是社会生活的结果,又作用于社会生活;二是人格性,即数据不仅是物质特性的体现,同时也附带人格特点的表达,具有天然的交互属性;三是多益性,即同一数据可以被不同对象在不同领域使用并变现;四是衍生性,即数据可以经过加工衍生出不同的信息,并在应用中实现增值价值。鉴于此,数据产权已大致可明,就是围绕回到为谁所有、为谁所用、为谁所益三个问题构建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的产权体系。

而结合上文关于数据价值悖论的辨析和要素价值观的厘定可知,数据首先应是为公共(国家、集体)所有,为生产服务主体所用,并以实现公益价值为核心,同时,应当兼顾商业资本在数据要素价值实现过程中的附加投入。因此,数据要素产权内涵大致应为:以数据要素公有为基础(国家或公益性集体组织作为公有性主体代表),赋予使用权条件性让渡,保障数据所有和数据增值开发兼顾的收益权共享。

探索以市场规律为引导的数据交易机制

市场交易是数据要素资本化的结果,也是其实现的途径。按照市场交易的一般规律来看,数据市场交易机制的建立核心是要解决四个问题:交易的对象是什么?交易的主体是谁?数据如何定价?如何保障交易安全?

对于交易的对象,即以商服性数据及产品的使用权为标的,明确公益性数据、商服性数据、特殊数据的类型及划分标准,科学界定公益性数据的公开程度,合理设置商服性数据的交易及适用范围,充分保障数据所有权主体权益,维护社会公益和人格隐私等,坚决杜绝商业行为对数据价值及消费者权益的侵犯。

对于交易的主体,即为数据及数据产品的使用权人,主要针对商服性数据的交易,要明确使用权的所属,规范约定交易主体完成数据交易后的权力边界,明确因交易行为而形成的权利排除。

对于数据的定价,要以价值规律为引导,充分考虑数据的商业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尊重市场竞价的基本规则,在优先保证程序公平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包括技术创新和机制完善等在内的价值实现方式。

对于安全的保障,一方面是对数据本身涉及的信息安全保障,要从技术运用和制度约束上加强数据加密及防护,另一方面是对数据交易的安全保障,要重点围绕交易过程中的矛盾处置、争议裁决等进行程序和机制的设计,这就需要构建规范可控的数据交易平台。

完善以社会共享为目标的价值实现模式

数据要素的属性、特征及所属关系决定了其价值实现的根本是社会红利的增长。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有商业变现行为的参与供力。因此,这就需要探索完善兼顾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社会价值共享模式。

数据要素价值共享包含三个维度的考量:一是出于对社会集体作为数据所有权主体的权益保障;二是出于对商业资本进行数据开掘的成本补偿,以及作为商业性数据使用权主体的权益保障;三是出于对数据二次开发形成的增值收益调节。基于此,应当探索建立多元兼顾的收益分配机制。可供参考的方式包括:一是征税,对各类平台型、数字型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经营收益征收公共数据使用税;二是收费,对各类从事大数据服务的市场主体收取公共数据资源使用费;三是设立调节金,针对数据交易等商业行为按照一定比例对成交价征收收益调节金。所得的税收、费用及调节金主要用于重建公共性数据库,优化公共性大数据服务,维护私人信息安全等。

建立健全数据资源资本化的制度体系

数据资源资本化是具有内生逻辑和现实必然性的,但数据资源资本化路径的构建不仅需要深刻探析数据要素的本质特性,不断厘清数据商业变现中的价值悖论,还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为保障。对此,特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建立数据产权保护制度。协同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的战略部署,及早开展数据资产确权试点工作,探索数据产权权能即实现的模式和机制,尽快将数据要素纳入产权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制度。

二是建设数据公共服务体系。探索由政府直接参与或授权社会公益组织开展大数据平台建设,延伸服务职能,不断完善数据管理的体制机制,加快对公益性等数据资源的梳理整合,采用多种方式收归各类数据资产,加大数字型、平台型企业整治,将数据纳入公共性、规范化、平台式管理。

三是健全数据市场生态体系。鼓励并支持数据开掘、数字资产定价、数据收储、个人隐私监管、数据溯源、风险评估、争议仲裁等有关技术和服务的发展,引导社会资源参与数据交易市场活动,构建多元制衡的数字生态。

四是完善数字经济法治体系。重点面向个人隐私保护及公共重大信息安全防护所需,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相关配套机制,构建较为完善的数字法治体系。

(编辑  尚鸣)



* 李明星,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中级研究员;苏柏瑞,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企业服务经理,《成都新经济》责任编辑;李林建,巴中市恩阳区农民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科明,成都汇科众智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20年中国已全面实现脱贫,2021年国家乡村振兴局成立、《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颁布,标志着未来30多年乡村振兴的宏大战略已徐徐拉开大幕。目前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做好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有序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地,目前各项保障机制也正逐步完善。

乡村振兴三步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七大战略之一。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三步走目标。一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要求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目前这一目标已实现。二是到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农业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善、相对贫困进一步缓解、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等。三是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可见,乡村振兴战略早已在中央的运筹帷幄之中,并与脱贫攻坚目标相互融合。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在解决贫困问题后,乡村振兴目标可以比单纯经济层面的增收更加多元化;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延伸,脱贫攻坚要解决的问题是绝对贫困,而乡村振兴是要缓解相对贫困和让农民富起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6221元提高到2020年的12588元,6年时间增长了102.3%,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3.3%的增幅,但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跃升受各类帮扶政策的影响较大。2017-2019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于工资性收入的比例在35%左右,比全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同一比例低了近6个百分点,这折射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非工资性收入的比例更高。若各类帮扶政策较快退出,有可能出现规模性返贫。

1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于非工资性收入的比例高于农村整体

 

根据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中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主要是在2017-2019年摘帽的,因此过渡期内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节奏、力度和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推动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

过渡期内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和推进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有四个方向的工作:一是加强对重点人群,特别是易返贫致贫人口的动态监测和政策帮扶,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动态检测,实行分层分类帮扶。二是要更注重就业帮扶和产业扶持,统筹用好公益岗位,对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就业援助;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吸纳更多低收入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对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坚持开发式帮扶。根据国家乡村振兴局介绍,今年脱贫人口就业规模目标不少于3000万。三是推动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包括易地搬迁后完善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在脱贫地区重点建设一批区域性和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四是加大对脱贫县乡村振兴支持力度,在西部地区脱贫县中确定一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集中支持,支持各地自主选择部分脱贫县作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乡村振兴怎么做

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应该是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

产业兴旺

2020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23.6%,只贡献了7.7%GDP,与二、三产业相比农业的生产效率明显偏低,加快农业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产业兴旺的核心是要提高附加值率。提高农业附加值率,需要注重“两个融合”。

一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和完善利益链,让农民能够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将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科技示范区建设。

推进农业和二三产业融合有几个主要的方向:第一,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支持主产区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第二,重点解决农产品销售中的突出问题,加强农产品产后分级、包装、营销,加快建设现代化农产品冷链仓储物流体系,以便更直接地连接农产品和消费者,利润从流通环节更多地分配给农民。第三,和旅游结合,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第四,发展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如近年来不少地方所推广的一村一品

二是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者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可以协同推进。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促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第一,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弊端,加快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性通道。第二,统筹县域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城镇开发、村落分布等的空间布局,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第三,加快小城镇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挥小城镇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第四,推动在县域就业的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增加适应进城农民刚性需求的住房供给。

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一是依托乡村特色资源优势,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二是立足县域布局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城乡融合之所以要以县域内为重点,我们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避免农村快速空心化。“人口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亿,比2019年抽样调查所得数据2.8亿提高了75%。大量农村人口没有生活在户口所在地,在外工作、求学。县域内二三产业发展了,老家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分人可以选择回到农村老家,在小城镇或者县城工作,从而缓和农村地区老龄化、留守儿童等空心化问题。二是以县域为单位推动城乡融合,规模适中,统筹各项规划和执行工作推动起来沟通成本低。三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县城相比城镇有更集中的公共服务,房价又相比较低,因而县城通常是农村人口进城的第一选择。县域内城乡融合能够有助于解决农村人口进城找不到工作、住房供应不足等问题。

对农业来说,推动产业兴旺,重心就是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参考乡村振兴的相关文件,预计以下几个重点方向将获得更多政策支持。

1、保障粮食安全,打好种业翻身仗。2018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0.09公顷,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为6.70亿吨,进口粮食1.43亿吨,出口粮食354万吨。如果用粮食产量/(粮食产量+粮食净进口量)来衡量粮食自给率,那么2020年中国粮食自给率为82.8%。推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中之重。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列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条,并且明确了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未来要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十四五时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单产水平。为了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要稳定种粮农民补贴,让种粮有合理收益;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

      

2 中国粮食产量和估算的粮食自给率

 

种子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保障粮食安全首先要打好种业翻身仗。为此,一是要加强农业种质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加强国家作物、畜禽和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二是要对育种基础性研究以及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深入实施农作物和畜禽良种联合攻关。三是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研究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

2、推进绿色农业发展。农业绿色转型既是居民生活品质提高后对农产品质量有更高要求的体现,也是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大势所趋。

发展绿色农业的重点方向:一是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治产品和技术;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全面实施秸秆综合利用和农膜、农药包装物回收行动,加强可降解农膜研发推广。二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发展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试行食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制度。三是推进荒漠化、石漠化、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和土壤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地下水保护与超采治理。四是加强示范作用,在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建设一批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示范县,支持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建设,推进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

3、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第一产业除了通过绿色转型等方式提高自身产品的附加值外,还需要和二三产业融合,形成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科技示范园区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围绕提高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现代化水平,建立指标体系,加强资源整合、政策集成,以县(市、区)为单位开展创建,到2025年创建500个左右示范区,形成梯次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格局。

除了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外,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也是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重要方向。

200511月,农业部开始推动“一村一品”工作,2011年开始,每年公布一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截至2020年已推介和认定3274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经过多年的建设,示范村镇的规模持续扩大,2020年亿元村达到136个、10亿元镇91个。其次是主体不断增多,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达到7.4万家。三是业态类型丰富,50%以上建设了加工流通、批发市场和电商交易平台。四是品牌效益明显,注册商标达1.46万个。五是参与农户增多,参与农户超过400万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9万元。

地方政府应在推动一村一品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是提供研究、人才培养、市场建设和金融支持等服务,如成立农林渔业产品加工指导中心、试验站,举办产品展销会、促销恳谈会等;二是协调、组织各村的特色产品生产,避免出现一蜂窝而上后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


生态宜居

生态宜居包括三方面的要求:一是生活环境改善,二是基础设施齐全,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提高,并逐步与城市趋同。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距离生态宜居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基本靠财政资金投入。

近年我国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在3%左右,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约7%,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在25%左右。这些比例之间的差异,也能侧面反映农村地区基建等固定资产投资存在明显短板。

根据已颁布的乡村振兴相关文件,生态宜居建设的重点方向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处理能力还很落后。根据住建部数据,2016年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为65.0%、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为20.0%,而这两年县城对应的比例分别为93.0%87.4%。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对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处理都有涉及。要因地制宜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推进源头分类减量、资源化处理利用,建设一批有机废弃物综合处理利用设施。

继续有序分类推进农村厕所革命。2017年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81.8%,仍有进一步提高空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分类有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加快研发干旱、寒冷地区卫生厕所适用技术和产品,加强中西部地区农村户用厕所改造。

改善村容村貌。2021年全国要基本完成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明确村庄布局分类。积极有序推进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对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尽快实现村庄规划全覆盖。对暂时没有编制规划的村庄,严格按照县乡两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确定的用途管制和建设管理要求进行建设。编制村庄规划要立足现有基础,保留乡村特色风貌,不搞大拆大建。针对近年部分地区出现的村庄强制性合并,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乡村建设是为农民建设,要因地制宜、稳扎稳打,不刮风搞运动,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

2023年,农村房屋要完成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基本解决村内道路泥泞、村民出行不便等问题。

2、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一是道路工程。2019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村道路建设的资金规模为218.9亿元,增长缓慢,甚至低于2014年的235.0亿元。

建设乡村道路的资金来源,要继续通过中央车购税补助地方资金、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券等渠道,按规定支持农村道路发展,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资金投向方面,实施农村道路畅通工程,有序实施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加强农村资源路、产业路、旅游路和村内主干道建设,推进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更多向进村入户倾斜。

   

3 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用于农村道路建设的资金规模增长缓慢

 

二是实施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改善农村用水环境。2019年全国集中供水的行政村比例为78.3%。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到2025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88%。为此需要加强中小型水库等稳定水源工程建设和水源保护,实施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和小型工程标准化改造,有条件的地区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作为配套政策,还要完善农村水价水费形成机制和工程长效运营机制。

三是推动能源清洁转型。实施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工程。加大农村电网建设行动,全面巩固提升农村电力保障水平。推进燃气下乡,支持建设安全可靠的乡村储气罐站和微管网供气系统。发展农村生物质能源,加强煤炭清洁化利用。

四是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推动农村千兆光网、第五代移动通信(5G)、移动物联网与城市同步规划建设。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农业农村遥感卫星等天基设施,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3、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基本公共服务除了前面提到的道路、供水、能源、数字乡村外,还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客观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

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显著。就拿医疗来说,2003-2018年,农村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从23人增加到46人,而同期城市的这一指标,是从49人增加到109人。城市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相比农村的倍数,从2.13倍提高到2.37倍。

4 城市和农村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对比

 

城乡间在教育服务方面的差距较小。以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为例。1997-2019年,全国农村普通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从297元提高到1.32万元,同期全国普通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从368元提高到1.40万元。农村小学和全国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之比从1997年的80.8%,逐步提高到2013年的高点98.4%,显示在农村小学教育上的财政投入力度稳步向全国平均水平靠近。但从2014年开始,两者比例呈现下滑趋势,表明财政资金在农村和城市的小学教育投入上又开始分化,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弱于城市。

5 农村小学和全国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之比从2014年开始下滑

 

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逐步实现标准统一、制度并轨。未来的方向明确了,但考虑到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实际差距,实现均等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教育方面,要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多渠道增加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保留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轮流轮岗,支持建设城乡学校共同体。

医疗方面,全面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提升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和健康管理水平。加强县级医院建设,持续提升县级疾控机构应对重大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加强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实行医保总额预算管理。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合理提高政府补助标准和个人缴费标准,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社会保障方面,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以及困境儿童的关爱。健全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村级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

乡村振兴保障机制

当前中国城乡之间在收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差距。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同步推进,尽管两者并不冲突,但平衡好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与避免农村出现空心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乡村振兴的远期目标是在2050年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用30年的时间去实现一个宏大目标,就需要一些制度层面的保障。

第一,立法先行。20214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审议通过,61日正式实施。第九章监督检查明确了国家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其中第73条明确了对相关责任人处分、处罚、追究刑事责任等的情形。这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法律层面的保障。

第二,资金倾斜。乡村振兴需要的农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投入,从经济角度看对市场化资金的吸引力并不强。因此,这需要政府所主导的财政和金融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

目前出台的乡村振兴相关法律和文件已做了相关部署。《乡村振兴促进法》第50条明确了国家建立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先保障用于乡村振兴的财政投入,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第61条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原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调整完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第62条指出国家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重点支持乡村产业发展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乡村振兴促进法》第64-66条则是关于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一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二是建立健全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三是建立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第三,人才支撑。和脱贫攻坚相比,乡村振兴目标更多元化,对人才的要求也更高。《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三章共5条,都是关于人才支撑的。国家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各级政府统筹农村教育和加强农村医疗队伍建设,培养农业科技、经营管理、法律服务、社会工作等专业人才,鼓励城市人才向乡村流动,建立健全城乡、区域、地校之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

                     (编辑 杨利红)



* 钟正生,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西方现代媒体和新闻领域有很多教条,成为牢不可破的基本规则。如果我们能够认清它的真实来源,就能理解这些规则的深层基因,从而认清它现实表现的固执与荒谬。

 

现代传媒的宗教起源

在中外新闻史的著作中,都将现代新闻史源头认定为古登堡(1398-1468年)发明活字印刷机。如果要找更古老的源头,新闻史只会在古罗马、古希腊找若干例证。现代新闻史、媒体史一个共同特征是跳过了中世纪时期1000年左右。

现代新闻史有两个褒贬明显的概念,一是宣传(propaganda)属贬义,意指自上而下的灌输;二是传播(spread),基本是褒义,意指自下而上地发布客观公正的消息。这两个概念的对立,源自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宣传”很长时间里特指天主教会,“传播”是反对天主教的新教自诩。然而,天主教从罗马帝国时期处于被镇压的地位,到中世纪已传遍整个欧洲,其实是很成功的“传播”。新教一开始处于被镇压的处境,与当年天主教没什么差别。等到新教在局部得势、占据主导地位后,它同样变成自上而下的 “宣传”。因此,“宣传”与“传播”的褒贬,完全是对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立场上的解释。由于与新教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占据了现代社会的主导地位,它的强势话语权,导致当时将不符合新教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指为“宣传”,标签化本身成为资本主义媒体最成功的宣传手段。

古登堡印刷机的一个成果是印行了180本拉丁文《圣经》。在此之前所有《圣经》都是手抄本。英国人威克里夫(1328-1384年)第一个将拉丁文《圣经》翻译成英文。由于当时没有印刷机,他所翻译的《圣经》传播不广,影响也不大,但教会依然对他恨之入骨。威克里夫生前虽逃过了罗马教廷的惩罚,死后还是被开棺焚尸。印刷机出现后,英国人丁道尔(1494-1536年)又开始翻译《圣经》,他不是从拉丁文翻译,而是依据希腊文版翻译《新约》,结果丁道尔被教廷处以绞刑,死后焚尸。欧洲宗教改革的始作俑者马丁·路德(1483年-1546年)将《圣经》翻译成德语,他用的母本也是希腊文本,他也被教廷开除教籍。宗教改革另一位风云人物——法国的加尔文对《圣经》做了大量法文注释,他所用的材料基本上来自希腊文和希伯莱文。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在教廷眼中都是罪不可赦的异端。

中世纪的欧洲识字的人不多,懂拉丁文的人更少,多为天主教僧侣和少数贵族。拉丁文《圣经》是教廷的标准范本。翻译《圣经》都需要获得教廷同意,私译《圣经》是重罪。教廷对翻译《圣经》的限制保证了对《圣经》解释的垄断,即话语权垄断。将《圣经》翻译成民族语言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主权意识萌发与教廷政教合一权威产生冲突。古登堡时期,德国识拉丁文的只有几千人,到马丁·路德时,能识拉丁文已有40万人。这成为新教对抗罗马教廷的群众基础。冲突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对《圣经》的解释权。用民族语言翻译拉丁文《圣经》本身就带来理解和解释问题,而宗教改革的核心人物跳开拉丁文《圣经》,用貌似更古老的希腊文、希伯莱文《圣经》作为翻译母本,更是对教廷话语权垄断的直接否定。今天司空见惯的“言论自由”概念,源头就是争夺《圣经》的解释权。

现代传媒包含了机构、载体和成员:教会组织是机构,星罗棋布的教堂是载体,高高在上的僧侣是成员。古登堡之所以对现代传媒非常重要,是因为他开创了纸质传媒以及科技创造新传媒手段的先河。如果把古登堡之前的欧洲教会时代看成是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口头传媒,就很容易理解两者之间的异同。当时教会口头传媒内容形式都被严格规定并完全一样,甚至规定夫妻生活的姿势。现代传媒如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会深入每个家庭、每个人。而中世纪,欧洲绝大多数人都会定期上教堂,聆听主教、神父们的教诲,如同定期播出的栏目。人们也会在不定期去教堂,向神父们单独咨询、解惑,恰似现代传媒与读者、观众的互动。现代传媒与教会口头传媒在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灌输,其外在差别在于传媒手段不同,现代传媒理论将其认定为贬义的“宣传”,等于肯定了它的传媒性质;内在差别在于经济基础不同。

 

言论自由与宗教改革

西方政治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第三等级”,又叫市民阶层。比它地位高的第一、第二等级是僧侣和贵族,比它地位更低的是自耕农、农奴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要么自身属于第三等级,要么是为第三等级代言,获得第三等级的拥护。新教私自翻译、印刷、偷运、贩卖印刷版的民族语言《圣经》,背后主要是第三等级的支持。为遭受教廷威胁、东躲西藏的新教改革人物提供藏匿条件、生活资助的也是第三等级。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政教合一的新教政权后,向法国频频派出新教传教士,利用商人的长途贩运马车、驿站,类似地下工作的交通线。天主教的法国为此向日内瓦抗议此类“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日内瓦回答称他们保持中立,只是奉行言论自由。但是,日内瓦的加尔文教派不断培养新教传教士并派往各国的行为,激化了各地的宗教改革运动,并引发多次宗教战争。

第三等级为何与第一、第二等级产生强烈冲突呢?

基督教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欧洲中世纪时期,全社会都充斥狂热信仰。基督教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救赎”,罗马教廷的官方解释认为,那些抛弃世俗生活,在修道院克制世俗欲望、专心服侍上帝的神职人员最容易上天堂;其次是贵族,他们听命于教会,还可以购买赎罪券来消除罪孽。而第三等级则很难上天堂,即便他们购买了赎罪券。这是第三等级人士对罗马教廷感到失望乃至仇视,甚至爆发流血冲突的重要原因。

宗教改革思想表达了第三等级的心声,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就是说只要真诚信仰上帝便能得救,这和天主教认为只有远离世俗、保持圣洁才能得救的主张正相反。此外,新教提出“信徒皆祭士”,也是反对罗马天主教由少数神职人员解释《圣经》的话语垄断,认为每个平民信徒都可以自由解释《圣经》。

面对第三等级意识形态的崛起,罗马教廷采取了一系列严酷手段,包括开除教籍、火刑等。古登堡印刷术出现之前,教廷监控思想的手段包括在酒馆偷听、鼓励告密、神父利用信徒的信任告发等。古登堡印刷术出现后,罗马教廷又首先采取了书报事先检查制度,并提出“教皇无谬”等一系列意识形态极权主张。然而。罗马教廷的严厉手段未能阻止第三等级对天堂的向往。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等等的背后,就是第三等级人士坚信自己也能上天堂的宗教狂热,并导致欧洲一系列漫长、残酷、血腥的宗教战争。言论自由就是宗教异端反抗宗教正统的理论工具。

事实上,欧洲历史上第三等级或者说工商业资产阶级长期存在,而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教会和王权对于资产阶级实施了有效的管控。那么,为何从15世纪开始,教会和王权对资产阶级的约束日益无力了呢?

             言论自由的经济基础


今天的罗马教廷拜墨索里尼所赐,只有梵蒂冈那么一个城中城,而历史上罗马教廷曾经拥有意大利中部相当大面积的一个“教皇国”。但教会财产远不止此。中世纪挂着“神圣罗马帝国”头衔的“德国”是一盘散沙,大小邦国林立,伏尔泰说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原因在于,罗马教廷控制了德意志大量土地和财富,使得王权对抗教权的能力下降。那时的德国人悲叹自己不过是“罗马教廷的奶牛”,几乎无条件地供养着罗马教廷的奢靡浮华。这也是宗教改革在德国首先发起的重要原因。法国天主教会掌握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地产和房产,沙俄东正教会拥有的土地财富差不多也是这个比例。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中世纪的本质:教会通过掌握大量土地财富,建立和维护了与土地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加上贵族的分封领地以及少量自耕农和大量农奴都在相同的土地财富体系中,适应了教会同样以土地财富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因而,即便第三等级、资产阶级早就存在,但他们的财富不足以抵抗教会与贵族的联手。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其实只是资产阶级对自身命运的哀叹。教会和贵族并不认为它是黑暗的,反而认为那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巅峰。直到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动摇了财富平衡。

达伽马、哥伦布等人开创的大航海时代,打破了土地财富的至尊地位。达伽马开往东方的一条武装商船,如果能安全返回欧洲,利润高达60多倍。西班牙在美洲大量掠夺金银,世界最大银矿——秘鲁的波托西被挖成了马蜂窝,成为数百万奴隶的葬身之地。殖民地遍地开花的种植园不再是欧洲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而是需要加入世界经济循环的单一经济体。

前往海外探险的,最初大都是渴望财富的第三等级。后来形成今天美国的大批家庭型移民,其主体是在欧洲受迫害的新教徒,也就是第三等级。大航海之后,第三等级可以在欧洲之外获得远高于欧洲土地回报的财富,从而有能力扩大投资工商财富,将全世界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财富性质的巨大变化,使得资产阶级过去在欧洲等级制度下被压制的局面逐渐得到改观:源源不断的工商财富强力支撑了资产阶级话语权,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量变引发质变,资产阶级终于从仰人鼻息的第三等级变成睥睨天下的社会中坚。在此转变过程中,新教与罗马教会的关系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逆袭的主战场。

罗马教廷将新教视为异端,加以种种迫害手段。新教大批“殉道者”是言论自由的追求者,他们将罗马教廷视为“敌基督”,不共戴天。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是在这种绝对冲突中产生,导致很多绝对化原则延续至今。例如,教会话语垄断的财富基础是土地。包括罗马教廷的“教皇国”直属还是在欧洲其他地方所拥有的土地财富都不是私有财富,而第三等级的财富完全是私有。因此,新教与罗马教廷冲突对立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反对公有财富,以至于宗教改革运动时大量没收教会财产,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以私有财富为基础的价值观竭力反对罗马教廷以公有财富维持的意识形态。如果把教会建立在公有财富基础上的传播系统视为公有媒体,就很容易理解资本主义以私有财产反对公有财产,将私有媒体与公有媒体贴上道德标签并延续至今的深刻动机。

            经济发展成为意识形态

马克斯·韦伯所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延续了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的新教主张,直接宣布第三等级工商阶层赚钱就是为上帝服务,赚钱既是个人能得到救赎的证明,也是为上帝增添荣耀的行为。当天主教说只有远离世俗、清心寡欲的圣洁生活才能得到拯救时,马克斯·韦伯则彻底颠倒了天主教教义,及其悠久的苦修、隐修传统和“贫穷光荣”的观念,从而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转变:赚钱光荣。富人的社会地位由此改变。以富人为社会榜样的价值观与私有媒体傲视一切的地位完全一致,媒体本身也成为赚钱光荣的市场化、商业化模式。

中国人理解的世俗,大致是非宗教的含义。但在天主教世界,世俗并非脱离宗教,只是在宗教分工和等级上处于较低位置。所以,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因信称义”、“信徒皆祭司”等信条,其实是将原先地位较低的世俗分工加以神圣化。这一点,在马克斯·韦伯那里被牢固确立:第三等级以世俗工作为天职,为上帝荣耀而赚钱,地位高于清心寡欲的修道院生活。从事以赚钱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由此被神圣化并被赋予道德价值:赚钱是善,不赚钱是恶。因为不赚钱就不能荣耀上帝。异教徒的“闭关锁国”尽管对世界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但因为妨碍基督徒赚钱,所以用坚船利炮打上门就是符合上帝旨意的。

将世俗和经济发展神圣化、道德化,延伸到媒体的结果是:市场化、商业化的赚钱媒体是善,而非市场的、受补贴的媒体是恶。由于罗马教廷的传媒是非市场的, “不赚钱、没效率”,也成为恶。在新教资本主义那里,将赚钱盈利意识形态化,成为善恶标准的道德判断,以致可以不顾事实和理性,因此,商业化私有媒体即便有缺陷也可以宽容;而非商业化的公有媒体则无需任何分辨,总之一无是处。

 

美国清教徒的核心理念

18世纪末发生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尽管两者相似,但本质不同。欧洲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出现两个方向,其中之一是用理性代替宗教。法国大革命有一句口号:“用最后一个神父的肠子吊死国王”,它既反等级也反宗教。而美国建国时,清教徒占人口70%多。清教徒是新教中最极端的那部分人。美国革命早于法国革命,更多延续了宗教改革只反等级、不反宗教的精神。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以及苏维埃革命是启蒙运动反宗教倾向的结果。相反,在资本主义最强大的美国,共产党却很难得到发展。迄今为止,美国依然是西方国家中宗教氛围最浓厚的国家。

美国清教徒拒绝启蒙运动反宗教倾向,使得美国很多政治理念虽穿着世俗外衣,内核则完全是宗教原则。例如公民社会、社区自治,同时贬低政府、抑制权力等,完全源自新教历史和教义。由于新教诞生时,长期受到罗马教会和世俗政权的双重镇压,因而强化了他们反对一切权力、要求社区自治的主张。新教一方面基于宗教自由而反抗罗马教廷,另一方面基于基督教“人性恶”的主张而反对世俗政权;如果政府不可避免,那只能是“必要的恶”。美国的核心政治理论都建立在这个逻辑上,最底层的基石就是宗教观念。如果这块基石松动或改变,例如中国儒家历来主张的“人性善”,美国政治理论的大厦就会倾斜或坍塌。

新教特征延伸到现代媒体,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思想自由的本质就是宗教自由。然而,每一个宗教都是排他的,因而,建立在宗教自由基础上的新闻自由,表现出“只肯定自己的自由、否定异己者自由”的特征,也就是所谓双重标准。如果我们理解了美国政治理念的宗教基础,就可知“双重标准”实际上是美国的遗传基因。

由于神权高于世俗权力,因此世俗政权需要内部三权制衡以防止其作恶。而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实际上相当于世俗政权之外的神权在监督世俗政府。由于神权属于上帝,因此媒体不需要监督、不应该被限制,媒体可以为所欲为。所以“第四权力”的媒体又被称为“无冕之王”。

虽然美国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但它与启蒙运动的“政教分离”完全不同。启蒙运动基于否定宗教的前提,政教分离意味着:宗教不能干预政府。而美国政治从来没有否定宗教,因此,美国宪法政教分离的本质是:政府不能干预宗教。两者完全相反。落实到媒体制度上就是:政府不能干预新闻自由。

 

免费私有媒体是对罗马教会的抄袭

古登堡印刷机出现以后几百年间,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媒体大都是收费的。19世纪出现了一种报纸,在英国叫“便士报”,在美国叫“美分报”。一分钱的报纸很便宜,几乎等于免费。资产阶级媒体从收费到免费,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19世纪,工业化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的城市化率已高于50%,因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再也不是少数人的价值观,资产阶级要统治世界,必须向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反对者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便士报”“美分报”应运而生,与之相伴的是广告。广告成为资本主义媒体最重要的生存方式。

美国联邦宪法要求政教分离,细节之一是政府不能资助任何宗教教派。因此,所有宗教生存都必须“找市场”。当年洛克菲勒饱受攻击时,他捐钱建了一个教堂,对洛克菲勒的批评之声就没有掀起巨浪。这个举动类似其他资本家拥有私有媒体。教堂和私有媒体都是掌握话语权的关键,私有媒体靠广告生存基本等于教堂靠大额捐款维持。为什么“便士报”“美分报”一定还要收最低的“一分钱”?这是资本家对宣传效果的考核。美国教堂很多都靠教徒及吸引听众来获得捐款以维持教堂运作,信众人数的多寡,是教会发展是否成功的最主要标志,也是教会能够得到捐助的依据。同理,“美分报”尽管只收一分钱,但是它作为发行量的依据,如同教会信众人数一样必不可少。美国教会靠广泛吸引和精确收割的生存方式,完全移植到媒体,而且成为商业销售的基本模式。不顾对方意愿、不顾他人隐私的美国式商业推销,本质上与传教一样;很多商业网站用小恩小惠,对“推荐朋友”“拉人入伙”实施奖励;很多新兴创业最关键的一步是“聚拢人气”;传销、庞氏骗局等等,成功的核心都在于用“话术”拉人入伙。中世纪罗马教廷依靠大量土地财富对民众做最广泛的意识形态宣传;现代资本主义依靠大量广告对民众展开无孔不入的宣传攻势。

随着技术发展,进入电视和网络时代,连“美分报”的最低象征性收费都不需要了,媒体进入彻底免费阶段。私有媒体对于资产阶级价值观宣传效果的考核,电视时代是“收视率”。有意思的是,西方乃至全球如此巨大的电视市场,收视率调查机构只有两家,最终还合并了。而且收视率调查公司的资本权利最终与广告公司融在一起,也就是说,私有媒体宣传效果的好坏,如同当年罗马教廷一样,裁判员和运动员成了连体。因此,免费媒体时代说私有媒体是市场化、商业化生存,其实是一个谎言。

媒体主要收入靠广告,意味着私有媒体是被资本家、资产阶级豢养的仆役。中世纪教会因土地供养而塑造僧侣、贵族为社会英雄,现代资本主义媒体靠广告供养,将富人和财主塑造成社会榜样和中坚。

2018年,美国好莱坞北美总票房118亿美元,观众约13亿人次。美国四大体育联赛年收入分别在50亿-150亿美元之间,观众约6亿人次(含亚洲)。美国四大电视网最兴旺时,年收入分别在150亿-280亿美元之间。如果我们把上述活动都看成是宣传方式,很容易得出结论:美国的大众传媒规模世界第一。然而,在美国国内,他们只是宣传的小儿科。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2012年,美国教徒向宗教机构捐款745亿美元;含非宗教徒的所有个人向宗教机构捐款1000亿美元。

按44%的美国人每周上教堂推算,美国每年上教堂人数超过78亿人次。南北战争后,美国教堂密度为每532人一所教堂,目前约为每1000人一所教堂,与美国建国时期持平。美国的电台、电视台至少有10%是纯宗教的;美国宗教出版物每年收入超过100亿美元;美国有几十万个宗教网站;绝大多数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超过花在体育方面的10倍以上。粗略地说,美国宗教宣传的规模大体上与所有大众宣传的规模总和相当。他们的经济基础大体一致,都是富裕工商阶层的捐助,不同在于,教会接受中产阶级的小额捐款较多,大众传媒接受富人的广告赞助更多。所以,美国的教堂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美国的私有媒体也是资本主义的无形教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美国的媒体制度、媒体理论和媒体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等诸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结语:中国媒体的现实紧要问题

西方从中世纪到现代资本主义都明显遵循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则。当两者不匹配时,社会就容易失稳甚至颠覆。当今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既不是完全公有制,也不是彻底私有制,而是公有、集体、私有并存的混合所有制。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如何与媒体理论、制度相适应,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

(编辑  季节)



* 刘仰,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社会学者。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材集团)成立于 2003 年,前身是 1984年设立的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公司,是由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重组,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建材行业唯一的中央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建材产业集团。连续10年名列《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2020年排名187位。到2020年年底,资产总额6000亿元,年营业收入3900亿元。主业包括水泥、玻璃等非金属建材及光伏新能源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拥有产业、科技、成套装备、物流贸易四大业务板块。拥有13家上市公司,其中境外上市公司2家。 

中国建材集团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成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典范。

并购重组实现快速成长 

中国建材集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短短20年,从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成长为全球最大最强的建材企业,走出一条央企联合重组的特色发展之路。

明确战略目标,开启新的征程 

2002年,中国建材集团年销售收入只有20多亿元,而负债却达到了30多亿元,是一家底子薄、资本少的央企。除了北新建材,中新集团旗下的壁纸厂、塑料地板厂、建筑陶瓷厂等个别企业,多数企业几乎全部停产。在生存环境极其艰难时,原北新建材董事长宋志平临危受命,担任了中国新型建筑材料集团(中国建材集团前身)的董事长。

宋志平认为,企业重要的是发展,只有通过快速发展才能解决问题,而重中之重就是明确战略目标。集团快速做出了战略调整,从普通装饰建材转向大宗、主流的建材产品,从单纯生产新型建材转变为发展新型建材和建材工业主导产业的水泥、玻璃、玻璃纤维和复合材料,从而转型成为集制造、科技、物流为一体的综合性建材产业集团。

全国布局,并购重组创佳绩 

2006年,中国水泥行业分散,竞争无序,市场集中度只有9%左右。国家有关部委连续下发文件,鼓励水泥行业联合重组。在此背景下,集团做出了在水泥行业并购重组的战略布局。

中国建材集团子公司中国建材股份在20063月上市,随后重组了中联水泥(中国建材股份的重要板块)收购了拥有万吨线的徐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扩大了公司在淮海经济区的市场份额。徐州海螺进入中国建材后,通过统一采购,整合营销,成为全球7条万吨线中经济技术指标最好的一条线。重组后的中联水泥,第一年就实现了3亿元的利润。此后,通过不断的收购、联合重组,到2019年年底,集团熟料产能达到了9349.6万吨。

首次并购成功,激发了集团通过进一步联合重组做大水泥产业的信心。2007年,华东地区水泥产能过剩、价格低迷。中国建材联合江西水泥、尖峰集团等企业以及湖南国资委出资35亿元,注册成立了南方水泥,覆盖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南、江西、广西等省市,开始了东南地区水泥企业的并购进程。到2019年年底,南方水泥扩张到9929.3万吨,成为东南地区的水泥巨头。

2009年,中国建材集团成立了北方水泥,先后在东北、西南地区完成了联合重组。截至2019年年底,北方水泥熟料产能已达2405.6万吨,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水泥生产商。借鉴南方水泥和北方水泥的成功经验,201112月,集团又成立了西南水泥。西南水泥选择已有一定生产规模、采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技术的大中型企业作为并购的目标。截至2012年年底,通过对若干企业并购整合,西南水泥成为西南地区的行业第一。

2017年年底,中国水泥行业集中度上升到57%,高于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业界认为中国建材用联合重组的战略整合了整个水泥行业。

中国建材集团在其他业务板块推行联合重组战略也取得佳绩。2006年,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设计总院(中国建材总院)在整合集团所属13家科研设计院所的基础上成立;2010年,河南中联玻璃和洛阳浮法玻璃集团划入中建材玻璃公司(凯盛集团前身);2011 年,中国玻纤定向增发重组巨石集团;2014 年,中国建材总院将蚌埠院100%股权划转至凯盛科技集团公司。

响应国家政策,两材合并创辉煌

2016年,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中国建材集团与中国中材集团合并重组。“两材”合并,对于中国建材水泥业务而言,实现了西北地区布局,从而完成了全国范围的覆盖。

2002年,中国建材集团水泥总的生产规模只有130万吨,2019年年底,全国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累计共有1624条,熟料年产能20亿吨。而中国建材与中材股份合并后以3.89亿吨熟料产能、5.2亿吨水泥产能、商品混凝土4.6亿立方米产能,位列中国水泥行业第一。中国建材的石膏板产能27.0亿平方米、玻璃纤维产能265.3万吨、风电叶片产能15.85GW,均位列世界第一。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懈探索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建材集团就开始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建材集团推动8家央企重组,整合了上千家民营企业。

破除混合所有制的认识“误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当时的理论认知和实践操作层面,都存在着不少认识“误区”。例如,部分民营企业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虽好,但是担心国企无法真正达到“竞争中性”,国企强大的背景会挤压民营企业,使其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在联合重组的实践过程中,一些民营企业担心混合之后将完全丧失所有权。

实践证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建材集团在并购中保留民营企业股权,将一部分民营企业家转变为职业经理人,有效保障了民营企业权益。900多家企业陆续加入中国建材集团,其中80%是民企,他们中80%的企业家接受了中国建材的聘书,既是中国建材各级企业的股东,也是职业经理人,不仅解决了规模迅速扩大后各级管理人才队伍的问题,同时充分发挥了国有企业的优势和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提升了国有资本功能,提高了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

有人担心混合所有制改革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集团认为,只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所探索的改革就是正确的。实践证明,重组协同带来的收益增加,弥补了并购民企的溢价;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弥补了员工分红所得的超额利润;企业发展超过了社会平均发展水平,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助力企业走出困境,实现国民共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优势。实行混合所有制可以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优势互补,还可以增加市场的集中度,减少盲目竞争。中国建材集团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坚持完全自愿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了民营企业家的股权,帮助民营企业摆脱困难,同时又能够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经营活力,实现了国民共赢。

当年,由于价格战,浙江省水泥行业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中国建材集团把民营水泥企业整合起来,合理恢复水泥价格,在银行进行了融资担保,帮助民营企业从债务泥潭里走了出来。集团保留了民营企业家30%的股份,让民营企业家做职业经理人,通过水泥价格的回升使民营企业家分到更多利润。使各方都能从中受益,实现双赢。

2006年中联水泥收购安徽海螺创投及上海爱建所持徐州海螺73.76%26.24%的股权时,为徐州海螺的2.3亿元银行借款做了担保。交易完成后,徐州海螺成为中联水泥全资附属公司。而当时徐州海螺经审计的资产净值为3.84亿元。因此,有媒体认为,中国建材出了9.61亿元,花了高价钱,国有资产流失了。

面对质疑,中国建材集团坚持认为,收购海螺水泥有助于提升公司水泥产能,加强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公司在淮海经济区的优势地位。后来,中联水泥通过协同效应提升了生产效益,降低了产出成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建材战略性重组的成功。南方水泥、北方水泥、西南水泥都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典型案例。通过并购及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建材盘活了不少民营小企业,使很多民营企业扭亏为盈。组建了国有资本控股、民营股东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民营企业家本地经营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出国有资本的管理、品牌、资金链、供应链、物流链等方面的优势,从而将所有者、经营者的利益和公司的绩效紧紧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混改实现了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民进国退,而是国民共进,共同发展。

改革的关键是转变经营机制 

混合所有制改革既要发挥出国有企业的实力,又要注入民营企业的活力,从而整体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但有好的所有制形态并不意味着就有好的机制,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在机制改革上下足功夫。

中国建材集团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通过实践探索出了“三七模式”的股权结构:中国建材持有核心上市公司的股份不低于30%,其他投资机构及流通股不超过70%;在股份公司所属企业层面,国资持股70%,给机构投资人和原创业者留30%的股份,以确保上市公司利润。对并购进来的民营企业家视同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在用人、考核、分配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完善,发挥了企业领导者的企业家精神,建立了保护企业家的机制。

人力资本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企业在进行财富分配时,必须充分考虑员工的利益,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结合,激发企业的微观活力。股东、经营者、劳动者的利益共享是企业经营机制的基础,企业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投入,也需要管理层的经营和员工的努力。

在设计分配机制的时候,要在投资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进行平衡,一要让投资者获得合理的回报;二要激励经营者,鼓励他们做好经营,把握市场机遇,做出正确决策;三要考虑到广大职工群众,因为企业的财富都是他们的劳动创造的。在这些激励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建材采取了员工持股、管理层股票计划、科技企业分红和超额利润分红等分配机制,让人力资本充分参与企业的财富分配。具体实施的激励制度有:①员工持股。主要让骨干员工、科技人员持股,持有的股份是激励股,员工可以分享红利和净资产增值部分。合肥水泥院下面有多家员工持股公司,具体比例是院里持股70%,员工持股30%,每年能实现几个亿的净利润。虽然在业内只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单位,但合肥水泥院的效益相比其他规模较大的几家院所要更好。上市公司股票计划,包括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实施增值权就是要让经理层的利益和股票价格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中国建材香港上市公司多年前曾经实施过增值权,投资人很看重公司对经理层的激励机制。现在中国建材所属13家上市公司都在结合自身特点开展股权激励。③超额利润分配机制。中联水泥曾经实行的超额利润分红机制,制定利润指标,其中,超额部分提取15%,按照一把手、主要负责人10%、班子其他成员10%、员工80%分配。在企业付给员工工资的基础上,额定的利润都归股东所有,超额利润则可按企业拿大头、职工拿小头进行分配。通过这种超额利润分配机制,鼓励了员工积极性,实现了股东和员工共赢的目标,国有资本实现了增值。混改后各方能否融合发展,能否做到齐心协力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奋斗,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有了好的分配机制,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才能达到平衡。

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后,中国建材集团坚持股东间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价值观,保证各股权资本参与决策的话语权。改革实践证明,混合所有制可以将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管控能力、品牌信任与民营企业的逐利动力、机制活力有机结合,充分提升公司价值,实现高效快速发展。

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 

 中国建材集团多年来发展壮大,离不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市场化改革。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集团始终坚持把规范法人治理结构与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有机结合,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创新优势。企业在重大事项决策前先经党委常委会讨论提出意见;在党管干部方面,通过加强对各级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和综合考核评价,及时调整不称职的领导人员。将优秀的股东党员、职业经理人党员引进党组织班子,实现不同成分的经理人之间融洽的合作,推动党建和经营深度融合,引领和保障集团高质量发展。3年来有180多个集体和个人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青年文明号中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央企楷模等省部级以上荣誉。

在将党建和经营深度融合中,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诚信精神等中国工业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建材工业精神和优秀的工业文化。

一是弘扬工匠精神,数十载坚守实业,长期专注于材料工业的发展和产品质量的提升,将工匠精神融入现代工业生产与管理实践。培育了一批尊崇工匠精神的高素质产业工人,发挥模范引领作用,使工匠精神成为生产者的行为准则。推选出一批全国劳模,激励带动广大干部员工,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二是践行创新精神,把创新的理念融入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同步推进战略和理念的创新,技术上的自主创新、引进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以及管理、制度和文化上的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组织开展创新大赛、成果展示等创新活动,树立一批创新典型。三是培育企业家精神,作为一家战略清晰的企业,在短短数年间脱困转型,建立了一整套适应市场的企业生存和发展理论,培育了一批敢于担当、勇于作为、懂市场、精业务、会管理的企业家队伍。四是倡导诚信精神,传承“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精神,推进工业诚信体系建设,营造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文化氛围,让诚信担当成为自觉行动。

以创新驱动发展,通过创新做优做强

改革与创新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中国建材集团通过积极探索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及管理模式创新等路径,培育出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积极探索商业模式创新 

中国建材集团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盈利模式——价本利,即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不再增量压价销售,而是稳价以销定产、降本增效、维护区域市场供需平衡。价本利倡导的是去产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价格,让市场有序化,追求价格合理化。中国水泥行业每年约有35亿吨产能,只能卖出23亿吨,严重供过于求。在价本利的盈利模式中,中国建材首先自律减产,严格执行国家的错峰生产政策;其次降本增效,控制一切可控成本;最后抓好营销,稳住价格;研究好成本曲线和价格曲线,利用好各项指标,科学准确地贯彻价本利的理念。

努力抓好管理模式创新 

在整合南方水泥过程中,集团推行对标优化的管理模式,通过与国内外一流企业对标,实现系统优化,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同时实行以销定产,推行零库存管控,科学配置产能利用率,避免资源浪费和资金占用。

中国建材集团不断创新管理方法、管理措施和管理工具,建立起一整套符合集团特点的管控模式。2020年,集团出台了中长期激励约束指导意见和7个配套指引,建立了激励约束工具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从上到下建立起多层次、系统化的正向激励体系。集团通过总结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形成了一套外抓市场、内强管理的体系,切实提升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包括组织精健化、管理精细化、经营精益化的“三精”管理,建立更精干高效的组织结构、成本领先的生产管理体系和效益优先的经营管理体系,坚持格子化管控(将所属企业的职能分工、经营模式和发展方向固定在相应的格子里),推行八大工法(五集中、KPI、零库存、辅导员制、对标优化、价本利、核心利润区和市场竞合)、六星企业(业绩良好、管理精细、环保一流、品牌知名、先进简约、安全稳定)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推进重组后的管理控,有效提升企业竞争力。

加快推进技术创新 

中国建材集团坚持技术创新向高端化、产业化及集成化发展。一是坚持高端化。中国建材集团在全球建材领域处于中高端水平。以前中国建材集团是买国外公司的装备,现在是技术、设备及服务的提供商,国外公司开始购买中国建材集团的装备。又比如碳纤维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中高端水平。二是加快产业化。创新需要保证产品能够实现量产,能结合市场出效益,能与资本市场对接。三是突出集成化。集成创新能发挥出集团的协同效应,未来的创新将以集成创新为主,逐步加强自主创新。

中国建材紧跟时代脚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打乱了社会的正常节奏。中国建材集团旗下宁夏建材打造了一个我找车物流平台,其背后是整个中国建材集团,内部运输需求每年就在10多亿吨、100万辆次以上,注册司机可以在平台上找到适合自己的稳定业务,受到了广大司机的欢迎,注册量已超过36万人。该平台在方便司机的同时,也使得集团内部的物流更加通畅,成本大幅下降。根据鲁南中联统计,1吨水泥运输成本可下降36元。集团内部有不少协同业务,具有巨大的协同空间,将带来非常可观的成本节约,并对集团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和协同理念具有很好的引领作用。2020年,平台实现了运输量5亿吨以上,交易总额超过10亿元,2020年全年物流收入4.82亿元。我找车是集团大力推进业务协同、水泥+互联网的一个侧影,集团“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理念,具备良好的成长空间。

202012月,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依托5G通信技术+人工智能,与京秦热电有限公司、中国移动秦皇岛分公司三方合作实施的热电危险作业监控系统正式投入运行,为建立平台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移动安全管控平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也为企业实现热电运维智能化、现场作业信息化、安全管理全面化奠定了基础。

展望未来,中国建材集团定下了做强主业、瘦身健体、强化管理、创新转型、机制革命的五大举措,朝向高质量发展,争做中国一流、世界一流的建材企业。

(编辑  季节)



* 李将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建筑大学城市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郭百濂,北京建筑大学城市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执政为民 民心向党

徐长银

2021-08-16 10:29:22


 

202171日前夕,在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我收到了党组织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手捧纪念章,凝视着由党徽等元素组成的熠熠生辉的图案,我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幼小的心灵享受到新中国的温暖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贫民的家庭里,比新中国早一年诞生,完全是在红旗下长大,是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的。

我上小学的情况记忆不多了,只记得我常带饭盒上学,中午就在教室里吃凉饭。班主任王老师发现后,每天都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帮我往饭盒里倒上开水,并要我共享她的饭菜。我在班里担任少先队的中队长。

小学毕业后,我上了一所省重点中学。我初中入了团。初中毕业时,我填报的第一和第二志愿都是技校,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我想读完3年技校,就出来工作,帮助家庭减轻经济负担。我的班主任杨老师得知后,到我家里来做父亲的工作,要我继续报考本校高中。他说,根据我的表现和学习情况,我上完高中,学校有可能推荐我上哈军工。我对哈军工知之甚少,但我知道它是军队的学校,上学可以穿上军装。我对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向往已久。父亲也坚决反对我报考技校。我作了妥协,第一志愿报考本校高中。

我幸运地继续留在这所学校读高中。高中一年级我担任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高中二年级我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和学生会主席。正当我憧憬着进入哈军工的梦想时,新华社来我校招人,我与另外两位同学获得通过。据说对我们的政审很严格,查了祖孙三代。这次政审,让我知道我母亲在解放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与外祖母一起讨饭为生。这也是我母亲是文盲的原因。

我们获得新华社通过的三人都是普通工农家庭的子弟,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和特殊的关系。能到北京,在新华社工作是难得的机会。为什么我们这些获得新华社通过的人中没有干部子弟呢?当时谁都没有这么去想,更不会有人去这么做,一切按规定办事,顺理成章。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新中国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一直记忆犹新。离开学校办理手续时,校长要我们办理休学。我好奇地问为什么?她说,万一你们去北京后又回来了,还可以回这个学校继续上学。这位姓卜的女校长心系学生的情怀令我至今难忘!

我不知道我小学的班主任王老师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希望她是,因为从她的身上我感受到了新社会的温暖。我初中的班主任杨老师和我们的卜校长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言行潜默移化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入了党,就要永远做党的人 

我在新华社入了党,又被新华社送进大学学习英文。我享受工农兵学员的待遇,一边学习,一边还拿工资。不管将来如何评价工农兵学员这个历史现象,牢牢扎根在我心中的信念是,我是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从小学到中学,从新华社到大学,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份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中美建交不久,我被新华社派到美国华盛顿工作。当时对美国的发达我感到震惊。在我看来,我们所说的三大差别,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在美国似乎被消灭了。与美国相比,我们国家经济的差距太大了。

一次,我出差到洛杉矶,美方接待人员把我安排在一个宾馆的单人间里,房间里的电视、沙发及浴室等,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豪华待遇。当我流露出感慨的表情时,美方接待人员有意无意地表示:怎么样?美国不错吧。如果你希望留在美国,我们可以帮助你。我笑了笑说:美国是不错,但我不会留在美国。对方吃惊地问:为什么?我引用焦裕禄的一句话回答说: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香。对方对我的回答一脸茫然,迷惑不解。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笃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起来。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经得起考验,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祖国建设好,才是最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事情。做一名共产党员就要一辈子忠于党,决不能背叛党、背叛祖国,绝对不能做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

第二次去美国工作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两次常驻美国都遇到过好心的朋友劝我留在美国。那时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二个十年,从中国大陆来美国定居、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希望我留在美国与他们共同创业,并表示可以帮助我把家属移民到美国来。我知道他们到美国来都有不一般的背景,令我奇怪的是,他们中有些人也是共产党员,有些人还是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为什么当年钱学森要千方百计从美国回到中国,而他们却要千方百计跑到美国来呢?

人各有志。毕竟美国的生活条件要比国内好得多,只是我认为,正是因为中国落后,才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不能因为母亲贫穷,我们就抛弃母亲吧?

我的母亲是一个文盲,我能成为一名记者到美国来工作,不是因为我个人有什么本事,而是因为我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有共产党领导的、面向劳苦大众的、执政为民的新中国。如果换一个时空,我做梦都不可能想到会到美国工作。不仅我这么想,我的父母也这么想,他们一再告诉我,一定要听党的话,听组织的话,要知恩图报,不忘党恩。

我的一位年轻同事,英文水平很不错。在美国工作期间,他要求留在美国。领导做工作,希望他按程序办事,先回国,办理辞职手续后再申请来美国。他坚决不同意,执意要走,最后不辞而别。据说他是来新华社不久的大学生,入社考试成绩很好,他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新华社的,所以他要求离开新华社时,颇有些理直气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比人们预想的要快得多。第一次到美国,我在机场和其他地方的商店都没有看到过中国生产的商品。第二次去美国时,我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家没有中国产品的商场。一位美国朋友想送我一件小礼品,特地从他的家乡缅因州买了一个杯子,他告诉我这个杯子是在偏僻的小镇买的,应该不会是中国产的。我拿着杯子仔细看了看,底部用很小的字写着:Made-in-China。我和朋友一起哈哈大笑。这位美国朋友说,现在美国人的家庭生活中,想要避开中国生产的商品,几乎是不可能的。2007年,我第三次临时去美国,接待我的朋友告诉我,现在中国游客在美国非常受欢迎,因为他们在美国购物一掷千金,洛杉矶有些超市,为了迎接中国游客特地推迟关门时间。

不到30年的时间,我在洛杉矶宾馆见到的“豪华”设施,现在在中国已比比皆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感叹地表示,美国的机场、公路、桥梁,现在已无法与中国媲美。他说,纽约的乔治·华盛顿大桥与中国建的桥梁相比,“就像是一个饰品”。

我们作为中国建设的参与者,难道不值得骄傲和自豪吗?

不动摇,不彷徨,跟定共产党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快速起飞,同时也飞进来许多苍蝇和蚊子。

曾在一段时间里,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说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声音甚嚣尘上。这类文章堂而皇之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刊物上。某杂志的负责人,经常发表一些吹捧资本主义制度的讲话,被一些人奉为至宝,到处传播。

我的经历表明,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是为贫苦百姓谋利益的政党。我本能地认为,共产党执政为民没有错。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

与此同时,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现象也令人不解:一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在电视上侃侃而谈,介绍他们是如何致富的,现实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一些比较好的小学、中学,索要“赞助费”,而且越要越多,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学校岂不成了有钱人的天下;政府机关招收公务员只看考试成绩。我的一个侄女告诉我,她去报考一个政府部门时,自我介绍是共产党员,那位主考官嘲笑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介绍这个。20岁的她,在学校入党,第一次走进社会,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其伤害对她有多大可想而知。我真想质问这位考官:你说现在是什么时候?难道改革开放不需要共产党?难道现在不是共产党执政?

在我参加的会议上,曾见到有人声称,中国的腐败问题太严重,已无法解决,应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说,在美国,就看不到腐败问题。我愤慨地回应说,我们党就像一颗大树,树上可能出现虫子,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帮助党把树上的虫子抓下来,消灭掉,而不是要砍树,把树连根拔起。会上有同志说,如果在网上说这些话,会被唾液淹死。我在网上这样说了,我利用我在美国的亲身经历,撰写了许多篇文章揭露美国所谓民主、自由的虚伪性,披露美国同样存在腐败问题,而且是制度性的腐败。在当时的气氛下,我的文章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我并没有被淹死。

执政为民,民心向党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习近平在十八大后首次会见中外记者时坦承,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立即开始清除自身的蛀虫。十八大以来,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近400人、厅局级干部2万多人,一大批“害群之马”被清除出党,党的面貌为之一新。与此同时,各方面先进分子踊跃申请入党,更多新鲜血液加入党的队伍,到目前为止,中共党员总数增长至9514.8万名。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扎实推进执政为民的理念,首先是解决近1亿人口的贫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把脱贫攻坚看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为了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8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

为了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尽锐出战,1800多名党员、干部献出生命。

20212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经过八年持续奋斗,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中国共产党出色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不仅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也受到世界众多国家的赞誉。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018年,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

20201月,中国武汉暴发新冠病毒疫情。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秉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宗旨,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夺取了战胜疫情和保持经济建设发展的双胜利,使全世界人民为之赞叹。

20212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说: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0216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打响一场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战略目标而奋斗的战斗任务。

20217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7000多字的讲话中,提到“人民”86处。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

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讲话,鼓舞着全国人民,也激励着每一个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从弱到强,依靠的是人民;建国之后,从一穷二白到实现小康社会,依靠的也是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心向人民,人民必定心向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的中国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编辑  季节)



* 徐长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左大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05年被选为孙冶方经济学奖评议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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