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投资效益，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通过有为政府推动解决一系列影响有效市场形成及发挥作用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保证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是民营企业的核心关切。

2024年以来的投资形势

在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降趋稳，且2024年6月份以来一直快于2023年同期投资增速。同时，投资增长的结构性特征明显。

2024年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比2023年同期高0.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9.3%、4.2%和-10.4%，制造业投资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68.1%；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工器具购置、其他费用投资分别同比增长3.5%、15.8%和-4.1%，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65.3%；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投资同比增长6.8%，增速比全部投资高3.5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2024年，我国制造业升级发展态势明显，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电力等相关能源行业投资快速增长；“两重”建设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稳定增长；“两新”工作扎实开展，设备购置投资较快增长。

2025年投资增长预期可实现开门红

加大了政府投资工作力度。一是提前下达2025年部分“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考虑到提前下达项目清单和投资计划，有助于加快开展项目前期工作、先行开工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24年10月底下达了2025年100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和1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支持地方加快开展前期工作、先行开工实施。二是加大“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的推进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压实各方责任，强化资金支持和要素资源保障，推动尚未开工的409个项目尽快开工建设，确保到2025年底“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顺利收官。

实施了与地方政府投融资相关的投资重大政策。针对2024年投资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于2024年12月25日印发《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号） ，围绕更好发挥专项债券在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扩投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出7方面17项举措。一是扩大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提高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二是完善专项债券项目预算平衡和“一案两书”制度。三是优化专项债券项目审核和管理机制。开展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发”试点，在10个省份以及雄安新区下放项目审核权限，由省级政府审核批准本地区项目清单。打通在建项目续发专项债券“绿色通道”。建立“常态化申报、按季度审核”的项目申报审核机制。四是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五是强化专项债券全流程管理。六是加强专项债券监督问责；七是强化保障措施。此外，自然资源部于2024年11月12日印发《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号），鼓励各地积极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加大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推出了一揽子地方政府化债“组合拳”。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国务院提出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议案提出，在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建议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2024年11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的决议》。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6万亿元债务限额，加上从2024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10万亿元。同时还明确，2029年及以后年度到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还。上述三项政策既能够缓释地方当期化债压力，又能够帮助地方畅通资金链条，增强发展动能。

更加重视提高投资效益

提高投资效益有要求。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投资要有效益，扩大投资可以促进增长，但如果都是无效投资，投下去没有回报，贷的款、借的债就没法偿还，形成一堆坏账，对企业而言就是财务风险，对国家而言就是财政金融风险。”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一文中再次强调，“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5年重点工作任务时，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放在首位，进一步凸显了对投资质效的高度重视。

提高投资效益有空间。投资是当前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之源——无论是维持简单再生产，还是实现扩大再生产，都离不开投资，投资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实现较快增长，1982-202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7.8%。在此过程中，我国成为“世界工厂”、交通大国，城镇化水平日益接近70%（2023年为66.16%），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超过40平方米。当然，按照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资本积累规模的不断扩大，如果没有同步发生技术、工艺和管理方式的显著变化，我国提高投资效益的空间将迅速收缩。幸运的是，目前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人工智能（AI）、新能源、超级计算系统、物联网和其他高科技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已经进入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在产业变革中的地位凸显。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挑战日趋严峻，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因此，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绿色转型、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等方面都蕴含着巨大的投资需求。

提高投资效益，首先要强化目标引领，把握好投资方向。要聚焦“补短板、增后劲”，大力抓好重点领域投资建设，推动一批既有利当前又惠及长远的投资项目加快落地。在基础设施方面，要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在制造业方面，应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转型等领域加大投资。在房地产方面，要加快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和危旧房改造。在社会民生方面，要加快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短板。

提高投资效益有抓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做好2025年投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要将2024年经验做法持续深化，进一步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规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两新”方面，2025年支持“两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将比2024年大幅增加，将有更多市场需求广、更新换代潜力大的产品和领域纳入政策支持范围。“两重”方面，加强自上而下组织协调，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既要强化“硬投资”，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人口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加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优化资金投向，加快推进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也要搞好“软建设”，坚持项目建设和配套改革相结合，不断完善相关政策、规划和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解决当前与长远的矛盾和问题，努力办成一系列大事难事，促进实现“两重”目标。二是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的项目，加快补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弱项。三是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四是及早谋划“十五五”重大项目。五是大力实施城市更新。

投资工作更加强调以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为引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充分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最高。因此，提高投资效益，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通过有为政府推动解决一系列影响有效市场形成及发挥作用的矛盾和问题，如保证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是民营企业的核心关切。

经过多年投资建设，我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形成了一大批存量资产，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对于提升基础设施运营管理水平、拓宽社会投资渠道、合理扩大有效投资以及降低政府债务风险、降低企业负债水平等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明确了盘活存量资产的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提出了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产权规范交易、兼并重组等多种存量资产盘活方式。

（编辑  尚鸣）

消费投资相辅相成，应有机结合、通盘考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这是目前实施逆周期的超常规宏观调控与跨周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统筹结合的一个总方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所表述的经济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之后加上了“以进促稳”四个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对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不利因素和风险因素必须及时化解，才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行稳致远”。全方位扩大内需是“以进促稳”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落实，也是中央强调的“系统集成”思维的体现。

全方位扩大内需，意味着要在消费、投资两大方面形成一个通盘的、有机结合的认识。消费是基础，有效投资是关键。消费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满足人民群众的最终消费。供需是互动的，需求作为原生动力所引导的创新活动则发生在供给侧，由生产经营主体来提供的有效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而供给侧的源头是投资，而且主要是有效投资。有效的投资将带动持续而充分的就业，这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支柱。我们强调“就业优先”就是这一认知的实际体现。老百姓有相对充分的就业，就有消费需求的能力，即由具备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提供需求的消费活动的源头活水。消费的源头活水是投资——这就使消费与投资联结在一起了；而且投资的关键是要有效。实际上，要千方百计提高投资有效性而尽可能减少无效。这方面的探讨有如下几个层次，可以一一来提出。

第一，重视基本面发展和预期管理。“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消费的提振要以持续而有活力的经济发展为前提，没有这样一个“做大蛋糕”的发展打基础，后面就会碰到底气不足、捉襟见肘的问题。所以，实体经济基本面的支撑是硬道理，而这个基本面要靠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他们能够调动供给潜力，焕发经济活力，而且能够和“耐心资本”的长期主义行为模式对接，这方面做引导的预期管理就非常重要。

这是因为，现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普遍遇到困难，也存在不愉快。经济理论对实际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已经形成对“预期”的高度重视，因为人的活动跟心理状态密切相关。预期是心理学和经济学密切结合的机制：预期总体而言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特点，普遍的预期怎么样，可能结果就会怎么样。所以一定要特别重视预期管理。

当下很多企业在面临困难，甚至“躺平”的情况之下，中央反复强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如何提振社会信心？必须有综合的措施。我们在宣传方面有必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同时更应该做好实事，让市场主体感觉到经济的回暖，让广大群众在实际生活体验能够切身感受到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被颠覆。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这里先消费的角度来探讨。

我注意到，北京、上海两地2024年11月所反映的消费指标值得重视。两个一线城市消费水平出现明显下降。在国家实施以新换旧政策，也就是提供了一部分新的消费补贴以对冲下行趋势后，两市消费总额指标还是下降的，这值得我们重视。其原因肯定需要从多方面分析，主要还是跟基本面上的信心不足有密切的关系。从居民个人角度来讲，收入预期不好。现在许多企业在限薪、降薪。要赶快扭转这样的情况及相关社会舆情。

以上概括起来，就是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做大蛋糕”和做好预期管理，把握住基本面的支撑。

    第二，消费的源头活水主要是以有效投资带动充分的就业。有的学者问，消费是刺激得出来的吗？如果老百姓真的有收入、有钱，你不刺激他也会有消费行为。这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也不否定在特定的阶段，要注意发力，对群众消费进行刺激、引导、鼓励。在始发环节上的有效投资形成消费能力的源头活水也十分必要，这是从“做大蛋糕”着眼之后首先要讲的事情。我一直认为，中国政府现在可做和应该做的有效投资项目“俯拾皆是”。

    第三，社会政策托底。政府应该给出明确的信号：我们是注意扶助弱势群体的。做大蛋糕，增加就业，同时不否认社会上必然还有一些弱势群体，他们的消费主要靠什么呢？低保、抚恤、救济。低保标准是不是可以适时提高？该做的抚恤、救济工作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加及时到位？而且要有合理的、社会上听起来能够使大家感到政府带来温度的那种案例。

    第四，提升社保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水平。社保体系涉及基本养老、住房、医疗保障，子女就学接受义务教育，还有高校的助学金提高标准，等等。这些是跟公共服务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要使大众消费解除“后顾之忧”而使大家有当期收入后会以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用于当期消费的配套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我们说了很多年，怎么样做得更好？这些年来在城市区域稳定地工作、生活、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口已接近三亿人，但他们仍被称为“农民工及其家属”，似乎有些荒唐。人家早已经脱离农业了，在北京拖儿带女过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就是因为户籍进不了北京。为什么户口进不了北京？我国真实城镇化水平不能只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先要看“不掺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还只有48%。这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升需要配套。一方面，准备接纳未来还会有好几亿中国人要从农村逐步迁徙到中心区域；另外一方面，要积极考虑怎么补上原来已经进城的这些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欠账，这跟消费的提振显然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五，发展商业消费信贷和保险。这与我国金融的多样化发展有关。另外，也要改进政策性的农贷、巨灾保险，这跟我们农村人口、“三农”相关人口的消费潜力的释放有关。

第六，发行辅助性的消费券。政府通过向部分居民发放补贴促进消费、作为之后经济景气提升所能收到的增值税的提前预支，是一个合理的机制。这种消费券在各个场合怎么用，要定制化设计，没有一个可以普遍套用的方案。我认为这一举措主要是引导和释放年轻白领、中产阶层消费的潜力。对于真正的低收入阶层，靠消费券不易有效调动他们的消费，还是要靠托底的政策措施来保证其基本消费。总体看，这是一个辅助性的举措，不能指望消费券带来大面上的支撑作用。

第七，阶段性的以旧换新等价格补贴政策沿用。过去曾经有家电下乡政策，这次又有以旧换新的经验，可以产生辅助性作用，虽然不是主导的作用，但是该用的还得用。

有效投资是关键

我还是强调有效投资是扩大内需的关键。在目前当口，超常规扩大内需政策在财政和货币方面已经是“双松”搭配，那么可用资金最极致的情况，是超常规特别国债以50年为期。30年期国债的效应已经看到了：第一批特别国债为期30年，2008年将要还的2700亿元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到还本期只是整个财政支出盘子里的不足10%，小菜一碟了。这个“以时间换空间”的正面效应是非常可观的。期限如果扩大到50年就更不得了。这个腾挪空间是我们政策工具箱里安全区的可用工具，可用来解决全局需要的问题。

资金来源有了，做什么样的项目？政府该做的项目不应一竿子插到企业应该做的生产经营方面，要坚持做“两重”这种国家重要的安全条件建设项目，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这些年全社会都关心怎么减灾防灾，比如2021年郑州大雨出现了震动全局的事件；几年前门头沟、涿州等地因暴雨受到洪灾；以及2024年我国从南到北一些地方遭受大雨、涝灾等等一系列的冲击。回到郑州这个案例，据说之前当地政府已经做海绵城市建设，这就要总结经验教训：花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没有防止那次水淹的悲剧？着眼未来我们别无选择，还得继续把这个事情做到位。我认为这是负责任的政府唯一选择。现在有了资金来源，我们的生产和基建能力什么都不缺：钢材、水泥、劳动力、管理和技术力量都有，就需要有一个可行的方案来落实，郑州的海绵城市建设，非得建设到位不可。郑州如此，其他一系列受到冲击和可能受冲击的地方，无一例外。

雄安新区要建成新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这是千年大计。这里的分洪就必须考虑引到其他方向。那些海拔比雄安高一二十米的地方，怎么建海绵城市？怎么承担它的泄洪任务？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国家战略问题、国家基本安全问题吗？建设这些重要城区的基础隐蔽工程所需天文数字的投资，我们的要素一样不缺，具体的工程设计和建设周期，是5年还是10年、15年，要由专家团队论证研究，形成高水平的执行方案。

作为一个研究观察者，我认为，如果要建设这种国家的中心区域的海绵城市，一定要连带考虑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新区开发应该有标准化图纸，不按地下综合管廊进行系统设计，不许开工。但目前还没有听说有关部门下这个决心。城市老区的地下综合管廊需要考虑逐步建设，这也需要天文数字的资源，但这显然跟现代化的高水平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要建海绵城市，必然要考虑地下综合管廊，必须考虑水系的整治，要考虑与水系整治、国土开发相联系的中心区域的立体化的轨道交通网。比方像北京，中心区域是地铁，到了周边轨道交通网稀疏一些，地面场地较宽裕，为降低建设成本可以升到地面变成轻轨。日本城市中心区域的交通网是立体化的，东京的中心区至少是三层，有些地方是四层。立体化的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在北京非建设不可，非建设到位不可，否则没法解释为什么纽约、东京的机动车拥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但人家不用限号、限行、限路。最根本的支撑力量还是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大众买车用车跟城市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是要靠公共基础设施到位来化解的。北京如此，其他一大批几百万人口规模以上城市也要解决类似的问题。国际经验是几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得建地铁，这是最基本的公共工程，是追求“正外部性”这种“综合绩效”的例子。我们要积极利用现在的机遇、利用长期资金来做。还得配套建设停车场、停车位。要靠公共工程建设，把相关的供给能力托起来。有关部门若干年前就说过，全国缺少5000万个以上的停车位，粗算一下，这将是多大的“内需”投资量！

至于说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全中国十年、十五年可能都做不完，这是使老百姓实实在在感觉生活质量提高的惠民工程。凡是该做的事情，争取把它做起来。再对接到与水系改造相关的基本农田灌溉体系的升级建设，振兴乡村所需要配套的新区建设。政府可做的项目俯拾皆是。

从这个着眼点来说，具体到各个地方辖区，该做的事情一定是有的，绝对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中国的投资已经饱和了，地方上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了。

直接效益的考量问题

在这方面不能完全覆盖直观的财务可行性：要说按照微观主体的成本效益分析，投资就要有回报，这类投资在很多情况下谈不上。这也是常有人批评政府投资效益低的原因之一。如果至少要收回投资，那么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50年为期，只要有弱的现金流，有可能解决还本付息这个闭环，它就不体现为赤字。比如地下综合管廊，是要把所有的管网通通放进去的，每一个线、网的主管部门，都得给综合管廊的管理当局交年费，这是弱现金流；它的源头是使用者付费，这是很清晰的。有地下综合管廊这样一种弱现金流支持的、50年为期做的建设运营，一般情况下，财务的闭环就做下来了。

但是，如果做不下来怎么办？应该通过一种政府基金方式，从全局出发，对特定项目适当给予一定支持。例如青藏铁路估计建成到现在，投资收回还遥遥无期，依靠现在卖票、运货的收入未必能覆盖它的运营成本；但它的意义就在于“正的外部性”，是对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整个国家安全条件建设必不可少的配套基础设施，对于让西藏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它的正的外部性必须充分肯定。而这个正的外部性的量化计算是全世界的难题。综合权衡，在一定的时候必须启动这种大规模项目建设，过去我们启动了青藏铁路建设，现在考虑川藏铁路建设。总体要肯定这种投资的综合绩效，对于全局的贡献，不能因为直观的成本效益分析而卡住这样的项目。

此外，综合绩效考虑的还有两个视角：一是公共基础设施的超前性。比如，适当超前体现为“要想富，先修路”，这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律，适当掌握超前量与总体算账的综合绩效的水平高低，是息息相关的；二是政府投资对非政府企业投资和全局景气繁荣的拉动作用，经济低迷时期企业不敢投资的时候，政府应起的这种拉动经济回暖、引致民间投资跟进而活跃起来的正面效应，是十分重要的“综合绩效”组成部分。说到底，全部政府投资安排，除了项目本身弱现金流能解决的所有问题之外，可再留一个小的敞口，设有一个国家专门的基金去支持追求这种综合绩效、正的外部性。

我觉得对于当下“政府有效投资俯拾皆是”具体的考虑，至少有上述这样一些不能绕开的要点。

（编辑 季节）

中央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内需放在2025年经济工作九大任务之首，这是有深刻含义的，凸显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进而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是立足国情，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经济优势，应对外部冲击，稳定当前经济运行，提升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我们经济发展目标的一个有力保证。

全方位扩大内需的三个现实因素

  第一，这是我国经济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运行呈现三个特征：经济不再是短缺的，体制不再是僵化的，发展不再是封闭的。

这些变化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

当前，我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推进，国际形势正发生深刻演变：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联合国刚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前景》报告，预测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维持在2.8%不变，同2024年持平，但低于2010-2019年（疫情前）3.2%的平均增速。

   我国GDP已经达到130多万亿元人民币，人均收入超过了1万美元。随着新型工业化、农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发展，全国14亿人口和4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潜力巨大、规模巨大、需求多样的内需市场。

我们现在供给能力已大幅度提高，而最大的问题表现为内需不足。例如大家都关心的光伏产业，我国现在已经有1000GW光伏生产能力，超过全球需求量的2倍，光伏面板的产能达到了全球需求的1.9倍，你想它能不内卷吗？又比如我国现在汽车生产能力已达到5000多万辆，乘用车产能利用率从2017年的61.8%一路下滑至2023年的47.5%。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条，说我国现阶段内需不足，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依然较多。我认为这四个问题中，国内需求不足最为关键；内需不足，供给过剩是当前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其他三条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所以如何理解内需的现实状况和潜在能力，并采取有效举措提振内需，是我们一定要解决的。

第二，扩大内需是我们稳定经济增长的需要。2024年我们实现了预定的目标，这非常不容易。现在起码经济能够稳住了，没有进一步下滑，2024年9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起了作用，今年要保持这个趋势。现在来看，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已知的“灰犀牛”和各个不可预测的“黑天鹅”，都对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否妥善应对，重要的一条就是如何做好扩大内需这篇大文章。

根据近期统计数据，目前美国失业率降到4.1%，原来普遍认为是4.2%。美国很可能再次减缓加息步伐，这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我们要更注意这种变化和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欧盟近期正式通过了对进口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特朗普政府到底怎么样，还得要密切关注。

第三，是践行我们党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要求。坦率地讲，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以前叫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身体好，生活得好，这是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怎么样让人民有幸福感？就是要扩大社会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的需求。

  扩大内需体现在哪些方面？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投资主要是提高投资效益。想想美国2022年以来11次加息，为什么经济没有下滑？很重要的一条是产生了一些新的高技术企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振消费”，而不是之前所提的“扩大消费需求”，我觉得“提振”就是我们在整个政策取向中要高度重视和着力去做。

2024年，我们经济的消费情况不尽如人意。1-11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增长了3.5%（以前一般在10%以上），而且11月份当月数据还低于3.5%；前三季度同比4.8%。

消费上不去，价格也就上不去，全年的CPI上升约0.9%，而PPI继续下降，下降了2.8%。人民银行最近对居民消费意愿的调查比较有代表性，他们发放了很多问卷，结果更多的人回答是偏向于储蓄（61.5%），希望更多消费的人只占25.1%。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也就是当前老百姓对消费的看法。我们全社会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的63.88%，下降到2023年的55.72%，下降了8个多百分点。

所以，现实消费不仅是我们原来讲的基本的衣食住行，还要考虑新的消费热点，要不要鼓励新的消费，这些消费能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点等问题。

着重解决影响消费的三个问题

如何扩大消费，中央出台了很多措施，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当然在执行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提振消费总体的思路，就是中央文件提出的“实施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指导下，提振消费需要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经济短期减速造成的消费信心不足，因为经济减速必然影响群众的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二是社会就业和增收困难而引发的消费能力不足；三是老龄少子化导致的消费产品出现的供求不平衡。这三个问题，是我们提振消费要解决的三个重点。

  我们总是以为政策出台之后会马上起作用。殊不知任何政策都有它积极的一面，也会有负面的因素。提振消费绝不会是一夕之功，实际上调整也好，消费升级也好，应该设计一个更为合理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机制。这可能是我们要真正解决的问题，一个能消费、愿消费的大问题。

因此，政府的投入或者是政府的支出，要为广大居民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社保和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我认为，公共服务体系将是我们下一步投资的重点，看起来是投资，实际上是为消费服务的，从而解决可持续消费的后顾之忧。

提振消费的四个途径

  第一个是消费能力，第二个是消费热点，第三个是消费环境，第四个是消费保障。应该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来解决我们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集腋成裘，一点一点做，提振大家的消费信心，以达到增加消费的目的。

（一）消费能力要抓三条。一是就业，这是宏观稳定的问题，就业稳，则民心安、社会稳。2024年我们调查失业率是5.2%、5.1%，而同期美国为4.1%。现在全国的医疗、金融、互联网行业都在限薪、降薪，其中牵扯到财富分配问题这可以将来再解决，现在去解决，怎么能够消费？ 4亿多的中等收入者面临房贷、车贷、后代等问题，这么大的压力怎么消费？企业在困难的情况下，就业也会困难，增收也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提高我们企业的利润，我想还是要增加点烟火气，特别是民营企业，现在有些城市又开始允许摆摊了，这也是就业，也是消费。

  二是要设法提高收入，特别是保障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这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取向。最近公务员加了一点工资，为政府服务的各种企事业单位也要跟着增加，不加也不行。我觉得财政在这方面花钱是值当的，它有一个示范效应，也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体现。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体制机制，包括股权分红。要解决现实问题，就不能老是考虑可能带来的风险，真出了风险我们再想法解决，但一定要下决心把当前这个突出问题解决好。

三是考虑增发国债，补充社保账户。老龄化社会已在眼前，作为政府要促消费，就是要把整个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扶幼产业以及基本救治制度的支出作为兜底措施。有了这些措施，让大家收入有所增加，兜底有了保证，才能把消费增长上去。

培育消费热点。中国的消费是具有排浪性特点的，记得过去经历的消费热点就是三大件：新三件、老三件。今年消费遇到很大困难，一个是住房，一个是汽车。这两个行业如果没有大的变化，靠别的补虽有些作用，但是很难。现在车子降价降得一塌糊涂。尽管采取了以旧换新，电车直补等等，但是这个市场内卷得非常厉害。以前买辆车大家觉得是很大的事情，可是现在收入增长之后。老百姓的彩礼得加一辆车，外加县城一套房，消费很明确。这既牵扯到投资，又是消费。新型城镇化的路走好了，农村转移人口顺畅了，都市圈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县域的短板补上去了，消费自然而然就上去了。现在北京市常住人口2123万人，其中800万人没有北京身份。如果这800万人有了北京身份，一定会把北京的消费带动一大截。稳定房地产市场实际上也是稳消费。扩大汽车消费的关键是消费环境。前几天报道，全国高速公路已经百分之九十几建立了充电桩，但这不仅仅是充电桩在高速公路建设的问题，而在于你能不能满足人们驾车出行的需要和相应的服务水平。包括城市里的充电设备怎么样，特别是城市的道路能不能满足需求。现在一方面鼓励大家买车，同时又限制车流，汽车消费肯定是受影响的。

现在互联网的消费是一个热点。互联网消费包括视频直播、外卖等等，对此要作为鼓励的重点。我们在研究消费的时候，同时要研究消费变化，我们的宏观决策不能还总是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比如考虑消费问题原来很重视恩格尔系数，而现在食品价格也好，衣着也好，家电也好，家装也好，价格都是下降的。根据人民银行的调查，老百姓根据自己的收入对消费项目的选择，提到最多的是教育27.5%，旅游27.9%，医疗25.2%，社交娱乐25%。说明新的消费热点在教育、医疗这些方面。

我们一定要注意梯次消费，保障低收入和广大消费者，不要什么都限。梯次消费太重要了，比如说以旧换新，有能力换新的多数是有钱的人，像苹果iPhone不停地更新，因为他收入高。但是有的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连订票都不会，支付宝不会用，只好用现金。我们为什么不为老年人想想？日本原来相机都是机械的，后来出傻瓜相机操作很简单，大家都能用。如果在手机上为老年人推出一个简单好用的支付软件，就可以把我们消费拉上一个档次。允许高消费，把消费档次拉开，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需求，也是鼓励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发展服务性消费，包括我们的服务外贸。

所以，开拓新的消费热点，需要对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新型消费群体进行深入研究。比如说北京市婴儿出生下降，肯定婴儿的消费就下来了。反过来老龄人口增多，老年人的消费增加。现在社会上80后、90后是消费主体，需要针对这个年龄段来提高我们的梯度消费中的主体消费能力。

（三）消费环境。比如说，在土地、住房、汽车方面的限制，要进一步放开。

人的消费需求是分层次的。第一个是生存性需求，第二个是改善性需求，第三个是享受性需求或者舒适性需求，第四个是投资性需求，第五个是投机性需求。我们现在对生存性需求、改善性需求、享受性需求的消费环境限制放开是没有问题的。

改革以来，我们的住房是一步步改善的，开始住两间，后来三间，逐渐升高。现在不少居民更需要满足享受性需求，直接要买大房子，三、四间的，这是中等收入者的需求，他也希望拎包入住，省得再装修。如果这个需求逐次地满足，他的需求是在不停地交换中产生新的消费。因此，放松中高端商品的销售和限制也要在考虑之中。原来我们常说要过紧日子，有些方面是应该紧，但有些方面还是要放松一点。老百姓最关心的消费环境是什么？是权益保护，是安全。胖东来能够买上真品，所以顾客众多。现在老百姓担心假货，特别是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消费行为。

（四）消费的保障问题。消费的保障我们是不健全的，一般的传统消费品的保障是有的。比如说衣食住行，鞋子，以前就是懒汉鞋，解放鞋，现在各种鞋子多得不得了。但在整个新型消费领域的保障问题上，显然还有进一步加大投资的空间。比如说网络安全的保障问题，前两天比亚迪开不了车门，用APP打不开了，这就是消费保障问题，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研究的。又比如在互联网+的形式下，很多宅男、宅女的消费也要进一步研究。现在消费和健身、娱乐都连接起来了，比如说滑雪，一套雪具有多种品牌，包括健身器材。摄影爱好者那个摄影器材，一看都是佳能的、尼康之类的。如果国内市场不能很好地打开，恐怕会有一批企业真是面临困难。 

 （编辑 尚鸣）

分类改革和监管对应了国有企业不同的类型和功能，但对不同企业的行业特点和发展状态，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特征和要求。一家处于投入期的企业，无论是战略投入还是研发投入，都会影响当期的经济表现，这与改革前期投入正在发挥效益的企业状态会有很大不同。

国有企业改革的两个“终极问题”

对企业进行分类，不但可以使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监管更加精准和科学，而且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化探讨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定位，以及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的融合方式。

基于对企业的科学分类，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定位应该是两个方面。

第一，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本条件。这主要是通过公共保障类的国有企业实现的。在中国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发育不足的现实国情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公共服务功能特别重要，是国有经济优先的、必保的领域。在这个方向上的机制应是公开透明、社会监督、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责任清晰，企业为实现公共服务造成的政策性亏损，政府有责任给予弥补。

第二，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在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力。这主要是通过商业类和特定功能类的国有企业来实现的。在这个方向上，基础性的机制是平等竞争、优胜劣汰。除了为完成政府特定产业任务而需要的配套条件外，政府没有责任为企业弥补经营性亏损，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利也要破产退出。

基于对企业的科学分类，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的融合方式主要应是两种类型。

第一，那些承担社会服务职能的公共保障类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加监管的途径，成为市场经济中受到专门法律约束和社会监督的特殊企业。为此要建立符合每个企业功能特点的法律或制度框架，以及相应的社会监督机制及考核评价办法。

第二，那些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商业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改制上市或吸收战略投资者，实现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这些企业应成为市场经济中规范的公众公司或股份公司，并通过资本市场或产权交易市场进行有进有退的布局结构调整。

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定位、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的融合方式，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两个“终极问题”。这两个问题能够说清楚，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在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深度上，我们已经有可能把这两个问题看得比较清晰了。

（编辑  季节）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榜样的巨大作用

2017年2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了“三农”工作座谈会，邀请了多位著名三农领域的学者和农村一线工作者参会。当时正值各地农村开展农民承包集体耕地确权工作，对此社会上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些人主张，土地确权后应允许农民将承包地流转出卖以增加“财产性收入”，而土地流转集中到私营大企业手里就可按照现代化农场模式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反对意见则认为，农民之间承包地流转一直在农村自由顺畅地进行，用“确权”固化农民承包权的做法会鼓励一小部分农民把承包地当作个人私产，而村委会则丧失了对承包地块进行微调的功能，更多的担心在于，允许农民将土地一次性流转出卖与宪法规定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原则相违背。我们要坚持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况且目前农村之所以存在大量撂荒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村集体和乡村政府对耕地有效管理的能力受到削弱，农民土地承包固化后，撂荒地更难得到遏制和治理。

《塘约道路》一书作者王宏甲介绍了贵州毕节市塘约村在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时，全体村民在左文学书记和村党支部的领导下，重整村里的农田、房屋和道路，因势利导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村民将自家承包权入股合作社，实行统一生产经营的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塘约道路”开辟了新形势下村党支部领办农民合作社、在新型集体经济下发展生产的道路。塘约村的做法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赞同。

在“塘约道路”的启发下，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牵头并联合市有关部门，在全市范围推动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试点。截至2020年8月，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占全市村庄总数的40%，入社群众达34.5万人，带动新增集体收入3.91亿元，群众增收5.01亿元。

严海蓉当时是香港理工大学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她从社会学角度从事三农研究，对国外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有深入的研究，《乡村纪事》一书是严海蓉研究团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严海蓉团队调研范围比较广。她们在南方重点调研了贵州毕节市塘约村、大坝村以及云南省的农村，在北方调研过黑龙江新兴村（以朝鲜族村民为主），在西藏海拔5000米的嘎措乡进行了数年跟踪调研；在中原调研了河南省土洞村，在东部调研了烟台市农村。她们所调研的乡村涉及农村几个主要产业类型、多个民族地区的农村现状，研究成果对乡村振兴、对广大农村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体现乡村全面振兴新形势的应时之作

 2024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经过数年酝酿讨论，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这意味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标志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法律地位不可动摇，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开展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乡村纪事》这部书的出版，可谓是应时而作。

这本书重点总结了包产到户以来7个农村案例，这些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村庄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同时指出，当前影响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缺陷和短板是缺乏组织化、缺乏内生性，认为重新激活的村集体应该成为引领乡村社会发展的龙头，村庄的新集体化能够解决乡村的组织化和内生性问题。

从权责统一的角度来看，乡村振兴的龙头不是地方政府，而应该是村集体。地方政府需要提出地方发展的方向和战略规划，而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方法和决策，需要依靠村集体发挥责任心和能动性。

乡村振兴是多方面发展的统筹协调，包含社区、文化、生态、农民生计等方面，只有村集体能够兼顾多元价值，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可持续性。所以，乡村发展、乡村振兴的龙头和主体应该是村集体。而非资本和政府，多年资本和政府的实践都错置了乡村振兴的主体。

在以中国70多年的发展经验观察，中国乡村发展的制度特点和优势是什么？我国长期积累了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导制度特点，能够发挥组织化的优势，超越小农作为小生产者的局限性，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开发多样化业态，同时，可以更好地统筹和保护社区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多元价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多种功能，包括管理资源、统筹经济、保护农业、社会发展、生态恢复。

我们认为，新型集体化的原则在于公共性的丰富和扩大，其灵活性则在于不是一步到位，允许有探索的过程。

新型集体化实践的初心从哪里来？在乡村基层的土壤中依然留存着种子，而新型集体化便是这些种子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集体重新被塑造，成为乡村振兴的发动机。只有提供新的公共性能量，创造“合”的条件，才能带动群众，让村民们逐步脱离“分”的惯性，创造新的集体经济。美国政治经济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贡献是在世界各地的“公地”维护中发现了多种付诸实践的合作制度，打破了私有化的迷思。从广义的农业资源（包括农、牧、渔）来说，中国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公地”，中国在农业“公地”的管理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扬弃，不仅关乎中国农业资源的未来、关乎乡村振兴的前途，也对世界“公地”的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的观点来自对农村深入调研的结果，来自对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考察对比，来自对人类发展史的回顾，更来自要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建设可持续和谐社会的理想初心。

下面分别点评一下书中的几个案例。

塘约村案例

王宏甲的《塘约道路》一书出版后，很多人前来参观学习。有关塘约村的新闻在互联网上也争议不绝。有人说这是当地政府用钱堆起来的假典型。

《乡村纪事》一书对塘约村2014年遭受特大水灾后政府的资金扶持作了一个全面梳理，作者走访了当年村会计，查看了有关账本，与镇政府等有关方面进行了核对，基本上弄清了塘约村所接受上级扶持资金的来源和数目。2015年上半年之前，塘约获得政府一般灾后救助和其他普惠政策，并没有特殊之处。合作社起步时缺乏起始资金，而银行信用社按政策规定，不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放贷款。无奈之下，11位村干部以个人名义贷了114万元，合作社盈利了就作为集体贷款对待，赔了由村干部个人承担。

塘约村集体经济组织一旦运作起来，就有条件竞争政府的支农项目资金。比如修村里的道路，县政府有关部门要求村里用自己的力量修整好道路毛坯，县里施工队才进村施工铺路。其他村整修道路时需要对村民土地和房舍建筑做必要的微调整，因牵涉村民个人利益，工作颇费周折。而塘约村轻而易举地就把毛坯路修了出来，政府修村庄道路的资金自然首先由塘约村得到。其他村不服气地去镇上反映，镇书记马松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也有塘约村这样一个硬班子，能把村民组织起来，我们也照样支持你们。其他村无话可说。

塘约村左文学书记说，农村的发展道路需要“让真正的村集体组织成为主人，坚持自己的主人公地位”。他这样看待政府的扶持：要政府的“帮”，不要政府的“包”。政府在行政架构下的帮扶很有可能帮倒忙，个别项目可能只顾局部、不顾整体和长远，甚至影响村的持续发展。

塘约村当年的11个村干部，有的是老村干部，有的是老村干部和老党员的第二代，比如村支书左文学的父亲就当过多年村支书。所以，在特大灾害面前，大伙能够跟着村党支部走，组织起来重建家园，搞集体经济。此前，村党支部也曾组织过村民自力更生，整修了村里的道路桥梁和水利工程等。

塘约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之道是，坚持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民主集中制原则，合作社和村里的重大事务在村民大会上作出决定，村党支部管理监督党员和村民，村民反过来监督党支部成员和村干部，村干部的工资是由村民打分，按得分档次来领取报酬的。

塘约村土地合作社的盈余按3:3:4比例分配，其中30%归合作社，30%归村集体（支付干部津贴和用作风险保障储备金），40%按村民入股数实行二次分红。平时村民参加合作社劳动，一般都按计件工资管理。虽然对贫困户有多安排上岗劳动的照顾，但也是按计件挣钱。合作社也采取村民以承包的方式包种合作社大棚、菜园等项目，超产部分按比例与合作社分成，村民占大头。合作社鼓励村民多劳多得，不养懒汉。

嘎措乡：雪域高原的人民公社案例

嘎措乡位于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双湖县，辖区面积2.74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900米。嘎措人民公社成立于1976年，目前共有123户，578人，分布在两个行政村。1982年，西藏推行包产到户改革，而70%的社员反对包产到畜，这样嘎措就成为全自治区唯一保持人民公社体制不变的乡。嘎措人均收入水平历年在双湖县7个乡镇中名列第一。2016年全乡人均可支配收入18494元，远高于那曲地区农村居民8638元的收入。

嘎措乡地处西藏高原深处，地广人稀，与最近的邻居也有几百公里的距离，放牧是唯一的产业。在这种生态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个体牧民一旦生病不能放牧，畜群不久就会散群走失，这家牧民也就破产了。因此，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团结互助共同生产，就显示出了优越性。

由于地理上的隔离，嘎措人民公社几乎处于封闭状态。而且全国人民公社除河南周家庄外都早已转制，嘎措人也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这反而促进了嘎措人自己去探索创新。嘎措人自己制定了嘎措人民公社189条管理细则，每一条都是来自生产实际，都是经过全体牧民反复酝酿讨论制定出来的，没有虚的东西。这就保证了全公社生产和牧民生活的顺利进行，真正体现了牧民当家作主。这是嘎措人民公社能够比全市其他乡镇搞得好、牧民生活质量高的前提。嘎措人民公社建成了牧民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也没有少”的世外桃源。

我认为以人民公社宪法之称的“六十条”是非常好的文件。但我对人民公社的弊端也有深切的体会。公社后半期政府往往违反“六十条”原则，过度干涉生产队的事务，政府不时下派工作组，队长必须听工作组的话，无视社员当家做主的权利。社员包工干活、劳动定额管理被批评为没有突出政治，搞工分挂帅；社员多养几只羊、几只鸡也要被割“私有尾巴”；有的地方把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搞水利工程会战，即使本队不受益也要派工出资，这本来是违反“六十条”的行为，但有的生产队长提不同意见却被扣上思想落后、反对学大寨的帽子。在官僚主义的指挥下，很多水利工程发挥不了作用，纯属劳民伤财的花架子工程。这种剥夺生产队自主权的官僚主义做法能搞好人民公社吗？

集体经济组织自有其坚韧旺盛的生命力，世界各国都有成功实践的案例。比如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基布兹”“莫沙夫”，个体移民在自然环境恶劣的沙漠干旱地带只有通过互助合作，才能生存和发展生产。2013年以色列有274个基布兹，工业产值占全国的9%，农业产值占全国的40%。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基本路线。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是办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前提。左文学说，集体经济组织“要政府帮，不要政府包”。这是出自切身经验的感受。严海蓉团队在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嘎措人民公社这个成功而且稀缺的案例。

山沟里的华西村——大坝村集体经济发展案例

贵州安顺市大坝村与塘约村相距几十里，该村集体经济领头人、村党支部书记叫陈大兴。与左文学一样，他父亲也曾当过村支书。

我与陈大兴在一次开会中认识，多次聊天，对大坝村的事有所了解。大坝村重搞集体经济是由一项林业新科研成果促发的。

贵州省安顺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从省植物园引入种源进行无子刺梨的栽培育苗经营中，发现了金刺梨品种。该所于2009年在《种子》杂志发表“贵州蔷薇属一新变种——光枝无子刺梨”一文，介绍了这一品种。光枝无子刺梨为攀缘灌木，高4-6米，冠幅2-3米左右，分布在贵州省安顺市、黔西南州等地。无子刺梨的果实可生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人参皂苷，味甜于普通刺梨，鲜食加工均宜，是重要的经济树种，也是治理石漠化的先锋树种。陈大兴本人就是农民技术员，是最早一批引种试验示范金刺梨的人。他起初通过出售树苗获利几十万元，后来与几个村干部一起流转了林场失火废弃的林地种植金刺梨，使大坝村成为当年繁育推广基地。为了帮助本村村民共同致富，2012年，大坝村党支部带头成立了金刺梨种植合作社，大坝村有3个村民小组，150户，其中有120户以承包地入股加入了这个合作社。2011年金刺梨每斤可以卖25-30元，后来种植的人多了，价格下降。于是合作社就在金刺梨深加工上做文章，建立了生产金刺梨果酒厂，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也获得了盈利。但金刺梨是一个新产业，市场需要深度开拓。大坝村需要与大企业和旅游公司深度合作开发，才能把金刺梨产业做强做大，大坝村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奋斗。

陈大兴曾经去江苏省华西村参观，和吴仁宝老书记的深谈对陈大兴触动很大。2013年，贵州省实施“美丽乡村”项目，上级政府下拨专项资金供村庄“穿衣戴帽”规划使用（就是将民居的外墙和房顶进行统一装饰）。陈大兴和村党支部一班人不满足这种小打小闹，决心借鉴华西村的经验，利用“美丽乡村”和“危房改造”项目为契机，把村里大部分旧房拆掉，实行新房统一建设，分五期工程实施。全村宅基地统一流转到合作社，每亩面积统一计价为3万元，每家新房建筑都不能超出省里规定的宅基地面积。村民儿子成家分户可再申请一份住宅地。有的户原住宅面积超标的，多出的面积可从合作社领钱；原住宅面积不达标的，可以拿钱向合作社买地。用这个土办法一下子搞活了新房规划建筑。当时村民个人建房，每平方米成本是1000元，村委会统一雇用工程队，因为工程量大，建筑成本相对低。村委会与工程队谈成的建房协议是每平方米790元，村民和建筑队都满意。重新规划建成的大坝村，居民一式三层楼，底层可当作商铺，有10多户经营农家乐、餐馆。大坝村成为周边闻名的一个商贸小镇，被人戏称为“山沟里的华西村”。

河南新安县土洞村的集体经济之路

我与土洞村党支部书记郑向东常有联系，这是一位瘦小干巴的农村老者。他自1983年开始担任村干部，是一个忠诚社会主义事业的基层干部，精明强悍，很有商业头脑。

该村背靠郁山国家森林公园，与郑州市、三门峡市不远，到新安县城10分钟的路程，走高速前往洛阳市仅需半小时。该村党支部抓住小浪底搬迁调地的契机，做通村民的工作，将原本分田到户的土地重新收归集体，形成了土洞村特有的土地使用机制，村集体拥有村内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对郁山国有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村民保留自留地，拥有自留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但村民承包权服从于村集体对村内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农户听从集体对于土地的调整和安排。

这时，土洞村发现了晋代藏兵洞，土洞村党支部利用这一古迹和周边优美自然环境和大城市相距不远的优势，将农村旅游业作为一项基础产业来抓，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原来村里的煤矿实行股份制，其中郑向东也有股份。他带头退出煤矿股份，说服其他股东也退出股份，改由村集体经营。村里还新建了好几个加工企业。

郑向东说：“群众不富我不富，民穷我富是耻辱”。土洞村领头人具有这样的胸怀和境界，能搞不好集体经济吗？如今土洞村已经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建设成村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彩云之南的新岐村

2021年，我到贵州省毕节市农村调研，发现当地农民用网围栏圈住一块山林，散养跑山鸡。我问，散养鸡不怕被野兽吃掉吗？当地陪同人员告诉我，当初林地也分到了户，因为农民穷，没有钱买煤，就砍树烧火做饭，很快把山林砍光了；甚至有村民刨草根生火。这样方圆上百公里的山地不见了树林。后来国家对毕节市重点扶贫，一系列惠民措施的实施，才改变了农民砍树搂柴生火做饭的陋习。同时乡村组织建设得到了加强，使砍树之风得到了有效地遏制。现在我们看到的森林，是近七八年恢复过来的，当年随着森林消失，野兽也灭绝了，现在森林虽然恢复过，但吃鸡的野兽还没有出现。

严海蓉团队在《乡村纪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保护林木的正面案例。

云南省腾冲市新岐村，1982年实行包产到户时，顶住上级政府要求划分林地到户的压力，保留了全村三分之二的集体林地没有分，继续实行集体管理的模式。这些林业资产成为新岐村走上新集体经济道路的起点。集体林场的可观收入，使新岐村有财力为村民办了很多公益事业，修建了进村油路，使该村成为周边地区的商贸中心，发展起了旅游业，成为当地一个欣欣向荣的富裕新农村。

《乡村纪事》一书还记述了黑龙江省的两个案例，其主要做法是，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动员村民加入合作社。实行“五统一分”经营模式，“五统”即土地统一、技术统一、种植品种统一、农资统一和统一销售。“一分”指分户经营。这种做法在社会上具有普遍性。组织起来的农民具有移山倒海的力量，全国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改天换地的伟大成就，祖国山河面貌焕然一新，全国人口增加了60%之多，一扫农村90%以上文盲的局面，青少年普遍接受了初等教育，这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物质和高素质劳动力的基础条件。一盘散沙成不了气候，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力量大，这是历史的经验。《乡村纪事》所提供的鲜活案例告诉我们，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才能够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战略，才会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于2025年5月1日实施，这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会有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何搞，《乡村纪事》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批成功的范例，可供各地参考。

（编辑  碣石）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要在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这一意蕴深厚的科学结论，已经有不少学习宣传成果。近期，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复旦大学四位中青年学者孟捷、强世功、白钢及鄢一龙，共同写作出版了《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下称《关键》）一书，围绕百年党史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间的多维度关系、党在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党的领导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等，在学理化阐释这一科学结论上进行了十分有益的尝试，为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供了坚实的学科支撑和学术表达。

“比较同异，叅量古今”。‌比较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法，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关键》‌一书广泛采用了比较政治学与比较经济学的视野，对中西政党及由此决定的国家性质异同与经济发展道路差异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西方政党概念源自拉丁语“Pars”（部分），其代表社会中某一部分人或某个特定利益集团利益”，国家“也因此成为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舞台”。而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超越了西方政党概念的局部、私利与偏狭。也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国家，融合了“政党国家、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与人民国家”于一体。与此对应，西方经济发展是以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为动机所驱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共益性市场经济”，服务的是“人民福祉最大化”；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是始终对全体人民负责到底的有为政府，而不是什么西方经济学所谓的“有限政府”。通过《关键》一书中的比较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在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中必然、也必须承担起最为关键的角色。

树立大历史观，把握历史大趋势，才能更加深刻地研究和阐释理论。《关键》一书以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近现代中国史、百年建党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为研究对象，纵横捭阖，出入裕如。作者认为，中华文明根本特质之所以在近现代历史波澜中得以维系，“有赖于一个先觉教后觉、先进治后进之精神，熔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于一炉，学习自新、行健不已的先进性团体”，这个团体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国传统中生发出来的，是对于自我传统的创新性转化与改造中展开实现的，是中华文明传统在现代历史境遇出呈现出的新形态。新时代反复提到“斗争精神”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始，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哲学与中国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历史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作为历史主人的斗争史。这种斗争精神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主体哲学，更来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无疑，正是《关键》中这种极富历史底蕴的论述，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奋斗接续奋斗的力量之源与使命所系。

对新时代创新理论的学理性阐释，必须坚持不忘本来，这是一个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型政党。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开辟中国道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作为最基本框架来进行阐释。《关键》一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同时，突出马克思主义这个魂。作者认为，自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始，始终存在一个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传统相融合的过程。新时代的建党思想，以共产主义信仰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使中国共产党能更好担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思路，源自列宁及毛泽东同志关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思想，这也决定了党必须推动国家不断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实现生产力不断解放；中国共产党不是精英党、选举党，而是先锋队，这一理念源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实践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亦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传统理念，一方面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时刻冲锋在前、在历史大潮中始终领导前进方向，另一方面也要求党必须时刻能经受住严峻考验，保持自身先进性，始终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可以说，《关键》一书，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深刻理解，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成”这一时代之问。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关键》一书之所以有说服力，之所以在学术界引发好评与讨论，还在于很好地处理了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关系。作者一方面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对党的创新理论真学真懂真信，另一方面，又勇于解放思想，敢于探索创新，善于使用新概念新观点新框架，在明经究理上下功夫，在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相互转化上下功夫，最终形成了融通国内外学科资源、遵守当代学术规范、符合创新理论要求的话语体系，为学理化阐释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提供了鲜活的样板。

（编辑  碣石）

网络直播开启了全新的社交网络交互方式和电商销售模式。2023年1月至10月，网络直播销售额超过2.2万亿元，同比增长58.9%，占网络零售额的18.1%。但行业主播良莠不齐，带货产品“李鬼”横行，打法律“擦边球”等乱象丛生。平台、机构、头部主播凭借强势地位构建一系列不平等、不合理规则，网络直播带货行业权责失衡、监管缺位、法律错位日益加剧，亟待强化治理和纠偏。

直播带货行业乱象横生、危害极大

在MCN（Multi-Channel Network）机构专业的内容创作、运营管理和商业变现模式下，头部主播凭借庞大的粉丝基础、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和高度的品牌效应，直播“吸金能力”越来越大，也不断滋生新的问题。

一是直播带货是以“低价+信任主播”为内在逻辑、以流量为驱动的新型电商模式，易于滋生新问题。第一，网络直播带货具有流量经济、社群经济、信任经济的特点。主播通过与观众互动，建立情感联系，打造粉丝群体，壮大流量。产品的销售量往往与主播的流量成正比，主播流量又增强了平台的地位，易于形成MCN机构、主播和平台的共谋。第二，头部主播收入畸高。主播在直播带货中占据核心地位，主流盈利方式是“坑位费+佣金”。头部主播的佣金高达20%以上，远远超过了许多企业的利润水平。小杨哥以32亿元位列2023年网络主播年度净收入榜首，辛巴、李佳琦以30亿元、22亿元紧随其后，让市面上95%以上的实体企业家望尘莫及。第三，主播门槛低，直播业态的马太效应明显。据艾媒咨询数据，2.16%的头部主播占据市场近90%的营业额，但从业人员专业性不足，法律意识、道德素质堪忧，因而频现种种无底线行为。

二是头部主播、MCN机构、平台凭借强势地位构建不平等、不合理规则。第一，头部主播利用信息优势误导消费者。以“图书论斤卖”等低价噱头引流，或刻意隐瞒商品关键信息“打擦边球”。因价格低、退货运费高或证据缺失、维权繁琐，消费者往往自认倒霉。第二，头部主播和MCN机构凭借用户号召力获得规模优势，掌握定价权。商家为推广产品只能接受头部主播和MCN机构的平台最惠待遇条款（PMFN），丧失定价权、承担让利成本并给付高昂坑位费和佣金。头部MCN机构对品牌商具有极高“权威”。例如，2023年李佳琦所在的美ONE公司就有一招商专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商家“好处费”百万余元被判刑。第三，带货方往往以“带货、发货分离”为借口，通过所谓“免责声明”将责任全部转移给商家，规避罚金、“退一赔三”等惩罚性赔偿。第四，平台通过内容分发与用户流量掌控话语权。平台利用直播间付费投流模式获取利润，同时为了最大化商业价值会积极扶持优质主播和MCN机构，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市场地位，这可能损及市场公平。

三是直播带货领域强势规则背后潜藏极端操作。第一，用“黑话”等各种套路规避监管。例如，有的主播售卖所谓“防癌”化妆品，不提“癌”字，而是称“让你的家庭再也碰不到这个字，两个点、一个广、三个口、一个大山的山”；有的使用多个账号同步直播、随时切换，以防止直播间突然被平台关闭。第二，以恶意破产规避责任。部分机构、头部主播注册小公司，选择高利润低质量商品，做好用破产方式规避赔偿责任的打算。第三，虚假成交数据严重损害商家利益和竞争生态。批量刷单，炮制虚假成交数据，还蓄意制造“为粉丝把价格打下来”的假象。部分头部网红强势要求上游商家提供超长周期全网最低价，同时以“踩一捧一”“恶意比价”等方式损害同类商品的竞争优势。为增加实时销量（GMV）和流量，平台对刷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严重破坏商业诚信和社会责任。第四，以“行业慰问金”之名进行代赔。有主播以监督的名义“赔付”其他主播的粉丝，可能会引起借赔付之名进行流量垄断，过度赔付或不当赔付会对行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四是强势规则造成严重危害。第一，侵害消费者权益，消磨市场信任。低价优势往往牺牲产品质量，导致假货泛滥、“李鬼”产品横行。直播带货投诉举报量逐年上升，5年间增幅高达47.1倍，主要集中在购买到“三无”产品、货不对板、售后维权困难。第二，伤害商家利益，生产者被迫放弃对产品质量的追求。据某洗发水品牌透露，国货产品要求40%佣金起步，国外产品的佣金是20%起步，这意味着产品成本不能超过10%。第三，挤压商家生存空间，线下销售商生存环境恶化。2023年5月，因某主播带货榴莲销量大，导致批发市场“封柜”。第四，竞争生态失衡，恶化营商环境。店铺自播或中小主播难以冲破头部主播带来的注意力垄断，商家和主播之间陷入无序内卷，恶意比价、恶意代赔等乱象，不利于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网络直播带货乱象治理仍存在难点堵点

尽管我国《民法典》《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已建立起对直播带货行为的规制框架，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意见规范直播带货行业的发展，但直播带货的监管仍存在大量难点堵点。

一是新技术发展给监管带来新挑战。第一，直播带货信息内容海量增长、迅速传播。不断扩张的直播间数量带来庞大的数据量，信息受众广、门槛低，监管难度大，不良内容的影响被放大。第二，算法推荐机制形成的信息茧房，加剧了直播的羊群效应和从众效应。平台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向特定人群推荐商品，粉丝在直播间购物时存在盲目、不理性。第三，直播的即时性和互动性提升举证难度。主播表述的促销信息不明确、促销页面保留时间较短，口头承诺、商品展示、价格说明等许多交易行为和广告宣传活动没有固定的证据，给消费者维权及监管部门查处带来困难。

二是法律规定模糊。第一，行为定性存在矛盾。我国《广告法》对于调整范围与商业广告认定条件的规定主要是基于对传统媒体广告的认识。若主播凭借粉丝对自己的信任感、影响力来带货，实质是类似广告代言的行为。但根据《广告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单就外观形态而言，消费者难以识别直播带货的广告属性。第二，主播的定位不清晰。主播的身份可能涉及我国《广告法》里的广告代言人、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电子商务法》里规定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里规定的经营者。当主播为自己的店铺带货时，其兼具主播及经营者身份，应当对产品质量问题承担售后责任；大部分主播都是为第三方带货，实为广告商身份，售后问题由商家解决。但粉丝往往是基于对主播的信任才下单，且销售动作发生在直播间内，主播的业绩也与销量紧密关联，若将主播带货界定为广告行为而免责，不仅对粉丝而言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而且使主播的获利和担责严重失衡。第三，责任分担不明确。直播带货涉及生产商、销售商、平台、MCN机构、主播等多个主体，主播又分为独立主播、商家主播、机构主播。现行法律未对不同直播场景下的商家、主播、机构责任界定予以划分，对平台的法律责任缺乏明确规定，如将仅提供信息服务时与提供流量支持时的责任进行区别。

三是相关部门监管缺位。网络直播主要在注册地交税，头部主播机构往往得到了注册地保护。第一，相关监管部门没能主动作为，特别是一些地方监管部门对本地企业态度宽松。第二，罚款力度与带货方违规所得收益相比低得多，难以达到震慑效果。李佳琦的关联企业两次因发布虚假广告仅受到2.5万元罚款，而辛巴的关联电商公司因虚假宣传仅被罚款90万元。第三，一些商家“反监管”意识越来越强，使得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测和取证工作面临极大技术挑战。

四是平台监管滞后。第一，平台大多是在问题曝光后才进行处理，未能从源头上对头部主播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第二，平台有时难以捕捉和界定违规行为。一些涉虚假宣传的头部主播，常常不能及时受到平台惩罚。第三，直播平台通常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对主播的违规行为采取放松监管甚至默许的态度，对主播的惩罚力度不够，对于主播的信用监管明显不足。第四，平台往往对消费者维权采取敷衍态度。根据《电子商务法》规定，如果平台明知商家或主播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却仍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实际上，不仅平台的赔偿责任难以落实，而且平台的退款常常延迟于消费者退货一周甚至一个月之久。

对策建议

一是健全规制网络直播带货的法律框架。第一，明确法律责任。设定直播带货全过程全链条法律责任，包括商品选品、直播内容、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第二，主播虽与广告代言人有明显区别，但宣传商品的行为应当归入广告行为，应当受到《广告法》的规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头部主播应该承担比普通商家更严格的进货查验义务，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第三，落实平台责任。如果直播平台参与到广告行为的商业链条中，能够被认定为广告发布者或广告经营者，对明知或应知虚假的宣传所造成的损害，应与广告发布者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是提升相关部门监管效能和执法力度。第一，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发挥市场监管局的牵头作用，联合网信、公安、税务局、广电总局等部门形成联合监管，确保监管责任覆盖到位。第二，加大属地监管力度，对虚假宣传、价格垄断、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直播乱象精准监管，并针对食品等产品开展源头治理和加强日常监管，坚决打击、依法追责，形成有效震慑。第三，建立直播带货分级监管模式，将头部主播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对于头部主播的违法行为，采取限流、禁播等各种处罚和限制措施。第四，建立线上争议解决途径，完善第三方投诉举报制度和相应奖励机制，畅通舆论、社会监督渠道，最大限度释放外部监督效能。第五，使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固证。有条件的司法机关利用区块链技术，破解直播带货领域监管取证难的问题。

三是健全平台内部监管和处罚机制。第一，在事前阶段，对入驻商家进行严格资质审核，并定期对主播进行培训，提升他们对法律法规的认识。第二，通过引入第三方质量评估机构，对头部主播带货的商品进行事前筛查，避免和减少问题商品进入市场，预防潜在的质量风险。第三，在带货阶段，平台需要实施实时监控和开展抽检，可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及时发现异常问题并迅速介入处理。一旦主播带货的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或虚假宣传，平台应当采取措施，如下架涉事商品视频、限制其带货权限、暂停其直播资格。第四，对于有过“翻车”历史的主播，平台可以设立流量和推广的限制，增加对其推广商品的审核力度。第五，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监测水平，对经营异常、投诉严重的经营者予以重点跟踪。第六，建立消费者反馈和保护机制，及时了解并解决消费者面临的质量问题，及时介入纠纷并给消费者退款赔偿。

四是加强行业自律管理。第一，推动《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适用，加快制定行业标准，进一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直播带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第二，推动成立直播带货行业协会，引导主播和平台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第三，建立主播信用体系，引入行业黑名单制度，行业协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对主播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估，并定期发布信用报告。第四，建立带货主播的准入机制，提高准入门槛，要求职业带货主播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或行业机构组织的培训，只有培训合格才可以给予认证带货资格。第五，推动直播带货行业的第三方抽检机构发展，不断提升直播选品质量。

（编辑  宋斌斌）

特朗普再次赢得大选，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回顾特朗普上一任期间的施政表现及本次竞选期间发表的种种政论，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转型方面的态度和政策主张，与民主党政府有着显著的差别，并带有极端性倾向，将会对全球能源气候治理带来新挑战。需妥善处理好中美之间在能源气候问题上的合作问题。

特朗普上一任期能源气候政策回顾

特朗普上一任期间，在能源气候政策方面主要体现了其“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

一是力推传统化石能源的主导地位，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解除了煤炭开采临时禁令，降低了油气开采甲烷排放限制。期间，美国的油气产量快速提升，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下降，2018年超越沙特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国，并于2020年实现了石油净出口。

   二是政府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石油市场，将能源“武器化”。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实施制裁，限制其石油出口，同时大量输出本国石油以填补全球市场缺口，并要求中国从美国购买更多石油和LNG，以削减中美贸易顺差；多次公开敦促OPEC增产降价以降低美国国内汽油价格。特朗普执政时期，国际油价明显低于后来拜登执政时期。2016-2020年，布伦特期货均价约58美元/桶，剔除2020年新冠疫情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布伦特期货均价约为63美元/桶，而拜登上台以来的布伦特期货均价约为84美元/桶。

三是降低对新能源的支持。废除了奥巴马时期的《清洁电力计划》，在联邦预算提案中削减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部门的资金，针对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的补贴及资助项目被缩减或被取消。

特朗普否认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引起，认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一个政治机构而非公正的科学机构；拒绝《京都议定书》议程，退出《巴黎协定》；反对奥巴马执政期间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和政策，甚至把清洁能源和气候议题称之为“精英主义骗局”。认为奥巴马政府发起的监管措施，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带来了最低的环境效益，特朗普上台后直接废除了奥巴马提出的多项遏制气候变化的倡议。

特朗普对可再生能源也不屑一顾。当时他选定的能源政策顾问凯文·克拉默是个著名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强烈支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副总统迈克·彭斯在任印第安纳州州长期间拒绝实施奥巴马推行的应对气候变化计划——该计划要求降低火力发电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特朗普上台后选定的国务卿人选是埃克森·美孚的董事长兼CEO雷克斯·蒂勒森。

特朗普在上一任期间，单边发起了中美贸易战。中美双方经过多层级的密集磋商，在2020年初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其中，液化天然气（LNG）贸易是为数不多进展顺畅的合作领域，为维系中美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自2016年以来的中美LNG贸易，除2019年中美贸易战和2022年俄乌冲突造成进出口异常之外，中国自美国的LNG进口量一直在增加，2023年比2017年增加了1倍多，占到我国LNG进口量的4%左右，占美国出口LNG的7%左右。截至目前，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及二梯队企业与美国签署LNG长协总量超过2800万吨/年，预计未来美国LNG在我国LNG进口体系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

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相关施政纲领

特朗普自正式参与新一任总统竞选以来，多次承诺如若当选，将改变目前美国的能源气候政策方向，重申以化石燃料为中心的立场。其中涉及能源方面的主张表述从2016版本的“支持一切无需补贴的可交易能源的发展”，改变为2024版本的“全面提高能源产量，简化许可程序，终止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扭曲市场的限制，使美国能源独立；反对绿政，取消电动汽车补贴”。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能源独立之间，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更加强调美国能源独立，支持传统能源发展，放弃气候相关政策、限制新能源发展。在支持传统能源方面，承诺放开对国内油气开发的限制，鼓励继续增加国内油气产量，支持扩大天然气出口，重启被拜登政府暂停的新增LNG出口许可证审批，把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价格降下来；在限制新能源方面，主要是不认可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及ESG，反对激进式转型、过多投资新能源和价格补贴，但并不反对清洁能源、提高能效、发展能源技术，追求务实、稳健的能源政策。

特朗普扬言要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并表示将结束拜登的电动汽车支持政策，特别是放弃对电动汽车的7500美元购买补贴，计划将《通胀削减法案》的剩余资金用于化石能源补贴，并呼吁增加化石燃料钻探，减少环境监管。特朗普将美国国内的高通胀、高油价归咎于民主党的能源转型，承诺要让美国成为全球能源成本最低的国家。在电力领域，承诺大幅度增加美国的供电量，以适应人工智能行业高电力消费的需要。    

特朗普新一任期能源气候政策预判

2025年1月特朗普正式上任后，预计其第二任期间的相关政策调整会比第一任期间温和稳健，而且可能会在国内外遭遇较大的阻力。特朗普将设立新的“国家能源委员会”（National Energy Council），负责协调各政府机构的能源政策改革，加强私营部门的投资和创新，减少长期存在但完全没有必要的监管，致力于开创一个新的“美国繁荣与全球和平的黄金时代”。提名的能源部部长人选是页岩油巨头克里斯·赖特（Chris Wright），他是美国页岩革命的先驱之一，对能源转型持消极态度。初步分析，特朗普新一任期的能源气候政策调整将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放慢能源转型步伐，放开国内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限制，加快油气钻探许可证审批，加大对页岩油气、海上油田以及联邦土地油气资源的开发力度，进一步提升油气产量，提高战略石油储备，巩固其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

其次，很可能取消甲烷法规，设定新的发电厂排放标准等，从而利好天然气发电，进一步带动美国天然气产量和消费量的增加。之前拜登政府暂停审批的LNG出口许可证大概率会重启，更多LNG产能加快释放，并扩大出口和国际贸易量。

再者，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力度，包括石油、天然气管道和电网系统，加速审批通往宾夕法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和纽约州的马塞勒斯页岩气管道，重启Keystone XL输油管道项目；推动新的跨境能源项目建设，如美加、美墨间的能源管道和电力互联项目，以提升北美区域能源合作和市场整合水平。

2023年美国原油及凝析油日均产量达1290万桶、天然气年产量达到9212亿立方米、LNG年出口量9120万吨，均居世界第一位。如果继续放开增产，预计2030年美国石油产量水平可望达到2000万桶/日以上，LNG产能还要净增加1200亿立方米。2025-2035年美国在全球油气市场的份额可望达到最高水平。

另外，特朗普政府会继续把能源作为“武器”，加大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制裁和石油出口限制，并进一步延伸出更多花样的二级制裁，掀起更多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等。同时，如果特朗普上台能够成功调停俄乌冲突，欧洲在实际利益驱动下可能重新接受廉价的俄罗斯油气资源，中东、中亚油气向欧洲流动趋势弱化，全球能源贸易格局或将持续调整，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怎么看特朗普第二任期能源气候政策可能的调整。比如《通胀削减法案》作为推动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加速发展的重要纲领，在4370亿美元的支出中，清洁能源投资占比超60%，拉动清洁能源制造投资超80%分布在“摇摆州”和“红州”，创造超7万个工作岗位，其中佐治亚州、密歇根州（摇摆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红州）新增就业岗位数占比超过40%。由此，特朗普要废除该法案将面临巨大压力。特朗普对待清洁能源很可能实施“重市场、轻政府”的策略，对内不再给予太多支持，对外不承诺转型进程，废除电动汽车和风能补贴政策，减少对清洁能源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资金支持，放弃拜登政府2021年提出的“3550”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甚至可能退出全球气候能源治理，但也不会为国内清洁能源发展设置过多障碍。

中美关系在能源气候上的展望

（一）统筹斗争与合作，以底线思维准备应对能源武器化挑战

特朗普会继续掀起经济战、贸易战、技术战，特别是能源战，即以能源出口、关税、船运、价格、结算等为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压和制裁。我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斗争中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反制裁经验，包括构建借助“去美国化”的贸易、金融、航运闭环等。下一步应加快构建政企协同的反能源金融制裁体系，着重打破“部门隔阂”“信息孤岛”，明确能源和金融主管部门的制裁应对职责，并依托已遭制裁的贸易、航运和金融实体，建立健全面向高风险国家的专门业务单元，以代理人等方式逐步构建“反制裁”企业网络，强化应对美能源“武器化”的能力。

（二）重回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逐步扩大从美进口LNG

按照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扩大自美能源产品、工业制成品等进口，未来两年的进口规模至少比2017年增加2000亿美元。特朗普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履行”之前与美国达成的协议。近几年，我国自美进口LNG虽然有所增加，但占我国进口和美出口LNG的比重偏低。2023年我国自美进口的LNG仅占总进口量的4%左右，占美LNG出口量的7%，低于2017、2018年的水平。目前，美国的天然气产量和LNG出口量分别占到全球的大约25%和20%，出口规模和潜力较大。我国扩大从美国进口LNG，有利于联合美国LNG生产商和出口商，共同抵制特朗普的关税战。

（三）以传统能源企业之间的合作为抓手，逐步向多领域延伸

中美传统能源企业之间合作历史悠久。特朗普上台，将重新恢复传统能源行业的投资发展信心，双方在陆上、海上、非常规资源、传统能源清洁化利用等领域，都有合作的潜力。美国没有明令禁止中国企业投资美境内能源行业，但传统能源作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关键行业”，一直受到严格的投资审查。近年来，美国已多次否决中国企业的投资并购。因此，我们应争取在资本和技术的引进方面有所突破。目前，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超过70%和40%，国内油气资源丰富，但增储上产难度大，有必要扩大对外开放，引入国际大公司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同时，加大在第三国的合作，特别是在非洲、拉美地区。

（四）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领域的合作交流不停步

特朗普不支持激进的能源转型政策，不认同新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但并不排斥新能源技术（包括电动汽车、新型储能等），而且美国社会客观存在着支持清洁能源的民意。所以，有必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领域保持接触合作。2023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发表了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其中就“能源转型”提出，两国支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宣言所述努力争取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并计划加快两国可再生能源部署，以加快煤油气的发电替代。双方同意重启中美能效论坛，计划重启双边能源政策和战略对话，推动二轨活动，加强务实合作。两国争取到2030年各自推进至少5个工业和能源等领域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大规模合作项目等。

（五）在应对重大油气地缘政治风险上保持沟通合作

能源安全是国际性问题。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能源孤岛，供应安全与需求安全相互依赖、相互制衡；资源国、进口国、石油公司相互协同，形成了紧密的安全链条，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全局。长期以来，地缘政治风险几乎都与能源（油气）有关，像中东、中亚－里海－俄罗斯、非洲（北非、西非）、拉美，以及马六甲、北极、南海等地区，凡涉及油气资源地、运输通道等，能源安全形势都异常复杂，需要借助大国能源外交的斡旋。当前，重点是用好中国作为能源进口大国的优势，平衡好与美国、俄罗斯、沙特、欧洲等的关系，争取在调解中东、俄乌冲突上有影响力，在非洲、中亚问题上有话语权。

（六）加强民间交流，发挥好智库及非政府机构的作用，推动建立多层次的合作关系

美国的能源产业分布比较广，目前有15个州的最大电源是煤电、23个州是气电，石油产量的70%来自10个大州，60%的天然气产量来自三个大州；从州政府到企业都对能源问题十分关注，愿意直接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可鼓励其基于自身经济利益与发展战略，自主寻找合作机会。例如，西弗吉尼亚州是美国的煤炭主产地，对煤炭清洁化利用、CCS或CCUS等合作十分感兴趣；加州作为清洁能源基地，对开展光伏、储能等技术合作有需求。智库、研究机构、高校及产业联盟、协会、商会等各类非政府机构，在推动能源气候合作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有利于推动构建稳固“由上扩下、由下促上、上下合力”的多层合作模式。

（编辑 尚鸣）  

美国大选，特朗普胜选，保守派在联邦最高法院占据了绝对优势。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实现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合一”，但其具体施政受制于美国自身四重结构性矛盾，必将“内病外治”遏制中国，并强推中美经济全面脱钩，试图把中国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

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四重结构性矛盾

特朗普急于在国内推行全面变革，但其身处四重结构性矛盾，导致其政策难于迅速落地。

第一，中心区坍塌趋势与边缘区补血不足之间的矛盾。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以“民主”国家的美国为中心，其他盟国在其周围，形成“中心-边缘”的圈层结构。跨国垄断大资本持续增强其对全球的控制力，打破了该圈层结构。从经济数据来看，中美差距正在缩小，但美国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差距正在扩大。从实力构成来看，受困于“经济金融化”“产业空心化”“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等，美国的硬实力在不断萎缩。

大发战争财是美国赢得世界霸权的重要原因，发动战争、挑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冲突和操弄金融潮汐等是美国维护霸权的重要工具。自1991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发动多次战争的成本远高于收益，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长期化对美国形成消耗，美国对其霸权体系边缘区的剥削掠夺并不能增加其自身的实力。

特朗普上任后，对外政策的首要问题是处理好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问题，这两场地缘政治冲突正在加剧美国的中心区坍塌趋势。

第二，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之间的矛盾。

美国是“散装”移民国家和精致利己主义者的集合体，世界各地移民来到美国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长期以来，美国需要塑造强大的外部敌人，以强化内部团结、再造自身实力，推动自身制度改革。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时不再有强大的外部挑战，国内劳资失衡、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矛盾加剧。美国社会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纺锤形，迅速变为双金字塔形：上面小金字塔里的人越来越少，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却越来越多；下面大金字塔里的人持续增多，中产阶级沦为草根；两个金字塔之间的通道越来越窄。“机会平等”“社会流动”等美国政治正当性叙述矛盾激化，现实产生了新的矛盾。

美国统治精英绝对禁止使用阶级政治框架分析其内部矛盾，于是使用身份政治横向撕裂美国社会，用身份标签把人们区隔为不同群体，刺激各群体对立争斗，以“群众斗群众”维持“乱而有序”。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属于身份政治，无法缓解阶层矛盾，反而加剧社会撕裂，不利于凝聚美国社会共识。

第三，党派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

作为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美国政党利益高于整体利益，这是两党政治的天然缺陷。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长期是利益共同体，分别扮演不同角色，部分共和党建制派早已和民主党结盟反对特朗普。民主党正在进行政治重组，但不会回到以中下阶层为基本盘的老路，而是坚持“精英党”路线，用左翼身份政治抵制特朗普。

美国各州和地方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两党分别主政的州和地方很难贯彻统一的国家战略，特朗普第一任期曾反复出现联邦和州的权力博弈。2024年大选后，共和党控制了27个州，但另外23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经济总量更高。特朗普政府要兑现其经济发展承诺，离不开这23个经济发达州的配合，但已有加利福尼亚州等民主党主政州，计划通过法律手段抵制特朗普的施政计划。

身份政治将朝左右翼激进方向发展，政治极化和两党党争不断升级，这将导致特朗普的政策实施效果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第四，共和党内部三股力量之间的矛盾。

2024年大选前后的共和党已经被特朗普进行了实质性改组。目前该党有三股力量并存：第一是归顺特朗普的部分建制派；第二是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第三是马斯克代表的新兴力量。在共和党主政的27个州里，直接由“MAGA”运动控制的只有8个州，意味着即使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也需要和传统建制派进行一定的交易和妥协，以推动其施政计划落地。

未来两年内，美国民众如果没有在经济上有明显获得感，共和党就可能在2026年中期选举失去国会多数，也有可能输掉2028年大选，更不可能实现“MAGA”运动领导美国12年的梦想。共和党内部的三股力量之间存在各种矛盾，围绕政治分肥的各种争斗在加剧，特朗普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整合三股力量。然而，特朗普誓言清理共和党内反对派，其内阁成员选择等都在引爆共和党传统建制派的愤怒。

特朗普政府对华遏制的聚焦点

上述四重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尽管特朗普了解最大敌人在美国内部，但是特朗普无力在短期内将其制定的系列政策执行到位，甚至有可能产生反向作用。2024年共和党政纲由特朗普主导，虽然该政纲明确要更关注美国内部发展，但中国是该政纲唯一提到的外国，明确提出“抗击中国”。因此，“内病外治”，集中资源对中国进行遏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必然选项。

第一，短期内没有对华全面热战的意愿与能力。

2024共和党政纲强调“通过力量回归和平”“保护美国家园”，这说明短期内美国没有与中国发生直接全面军事冲突或对抗的意愿。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证明，美国领导的盟友体系的军工生产和维护能力不足以同时支撑三场战争。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对我国进行核战争讹诈，但其背后的大资本会权衡成本收益和风险等，大概率采用代理人战争或制造我国周边地缘政治冲突，对我国进行消耗。

第二，将决绝地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并对中国讹诈。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将更加关注摆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包括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进口必需品，并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企业，阻止进口中国汽车，加速进行脱钩回流，“将关键供应链带回家”，加强“购买美国货”和“雇用美国人”等。特朗普的全球关税计划有可能使美国经济陷入滞胀，但会坚决推行对华高额关税。虽然美国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中国产能的国家与地区，但可以此对我国进行讹诈，迫使我国进行让步。

第三，以“中美脱钩”为手段将中国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两党的反华立场是一致的，“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政策也将是连续的，迫使中国产业向外转移。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数据不是特别难看，但是就业岗位大量流失，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中年人收入降级，老年人缺乏安全感，不利于我们内部安定团结。美国两党对华经济脱钩的延续性，正在推动我国步入“产业空心化”陷阱。

对策建议

针对美国自身结构性矛盾和对中国遏制的战略意图，建议：

第一，谨防被美政策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

美国体制对科技创新环境更宽松，对试错的包容能力更强，有利于吸引科技人才。中国的优势在于，科技创新变为产品需要有完备高效的产业体系，有赖于优秀充足的工程师和产业工人。但是，中国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已经凸显。

为了避免落入“产业空心化”陷阱，亟待加强国内大循环，改善产业工人培养机制：一是改善制造业中小企业工作环境；二是提高劳动要素话语权，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收入分配要素中，劳动要素过于弱势；三是提升产业工人收入待遇福利水平，推动产业工人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四是限制对一线产业工人和工程师的“减员增效”，强化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系统对产业工人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技能培养等的主体责任。

第二，谨防特朗普政府与美国高科技资本联手用加密货币改造金融霸权。

美国硅谷资本在2024年大选与特朗普结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发现美国的科技创新更多地与金融捆绑，而中国的科技创新更多的是垂直应用，与生产生活相结合。从长期看，中美科技创新应用路径差异将不利于美国硬实力发展。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加密货币重塑未来的全球金融秩序，保持美国金融霸权，并以此限制或掏空其他国家金融主权。

第三，谨防“中国产能过剩论”变为“中国抢走全世界工作机会论”。

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根源在于资本全球扩张获取超额利润。对华舆论战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意在炒作“中国抢走全世界工作机会论”，将全球经济低迷、多国产业工人生活困苦等问题归咎于中国，对此应进行全面深入揭批。

（编辑 尚鸣）

这次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相对于拜登的优势，是在2023年的第三季度形成的，之后一直维持下来。正是由于这一优势不可逆转，民主党最后做出了一个反常态的、反常规的做法，就是不顾初选的规则，在民主党大会之前逼着拜登退选，这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看到的选举结果，与民调预测相比还是非常接近的。民调显示，民主党最少能拿到226张选票，7个摇摆州的93张选举人票全部被特朗普拿走。

美国民调与大选结果

    很多人说美国的民调不值得看。我认为，民调依然是我们判断美国选举最重要的依据。应该说，这次民调还是成功的，至少在7个摇摆州的认定上非常准确。特朗普的民调结果还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如果不讲选举人票，特朗普得到的全国选票比哈里斯多了2.1%。从1992年到现在的九届选举中，这是共和党第二次在全国选票中领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上一次还是2004年小布什借着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余威，取得了全国投票的领先局面。

   我认为，整个美国的氛围并不一定是有利于共和党的，但是民主党的内部确实出现了老化、官僚化的问题。最致命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拜登经济学”。“拜登经济学”被很多人夸赞，但它所造成的通货膨胀是致命一击，这一刀砍在民主党身上是伤痕很深的。民众对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体感，是无可弥补的一个损伤。通货膨胀是对底层民众最无情的剥夺，不管宏观上数据多好看，只要出现通货膨胀，民众一定是受害最重的，他们的反弹也是最厉害的。

    在美国政治生态中算最左的一派——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纽约州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 昵称AOC）是著名的“网红议员”。AOC在跟她的支持者交流的时候，她的支持者居然说，我们投的是特朗普的票。左派的支持者最后投的是特朗普的票，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民主党的最左翼最后反过来去投特朗普的票？我觉得经济问题是最关键的因素。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大方向的三个主要维度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从2018年到现在的对华政策具有一致性。2018年10月4日，当时的副总统彭斯举行了一次对华政策演讲，这个演讲奠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经过特朗普从2018年后期的一系列政策到拜登的4年执政，再到下一届政府，我相信会呈现出非常一致的三个主要维度。

    第一，技术领域的限制。技术领域限制就是美国所说的“小院高墙”，其特指的政策导向，指的就是对华出口管制，尤其是技术出口。在美国高精尖的技术开发上，直接的技术领域和相关的产品，比如说对华为的限制，对高端的芯片，像英伟达产品的限制，都是“小院高墙”政策，主要涉及的是出口管制。

第二，“大院篱笆”。这是贸易政策，它可以时紧时松，而且所用的手段显得不那么锐利，但是时不时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就是以一些关税和非关税的手段来限制中国先进产能的溢出。2018年还表现得不明朗，当时主要是“小院高墙”，现在看来“大院篱笆”的政策可能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限制，主要就是对我们的出口限制。

    “大院篱笆”针对的是我国对美出口。目前，最突出的是拜登政府对我们电动汽车的限制。电动汽车还没有规模化进入美国市场，对美国而言还仅是潜在的威胁，所实施的关税是一种预防性关税。美国的贸易政策是，即便上海特斯拉也不许进入美国，这就是他们的贸易政策。

    另外，还有各种各样非关税的壁垒政策，蓬佩奥在2021年1月19日发表声明，称中国新疆有“种族灭绝”行为。之后美国政府不断使用“种族灭绝”这一指控来限制中国产品的对美出口，比如限制太阳能产品和纺织品。任何一个产品怀疑涉及新疆，甚至企业雇用一个维吾尔族人，他就会说你是“强迫劳动”，这实际上是强迫维吾尔族人不能参与任何劳动，一参与劳动，就是参与中国政府的“强迫劳动”。在限制中国产品对美出口方面，关税政策和非关税政策都会使用，目的就是限制中国先进产能的溢出。这是我们观察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二个维度。

    第三，中国的周边安全，包括利用我们的内政问题——台湾，这是美国能够打的牌。现在看，在中国周边主要有三个问题，从南海来讲是菲律宾，往东海是我们的台湾问题，再向北是日本。

    我觉得特朗普政府从本性来说，他不会用菲律宾问题来进行更多的挑衅，因为这个对他来说不合算，这张牌他会继续打，但他不会打得很猛。台湾问题很难预计，因为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还未上任就打了台湾牌。现在，他还会利用台湾问题来跟我们进行博弈。如果台海爆发危机，那么马上就会出现日本问题。美国如果要介入，那一定要借助日本和韩国的基地，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基地，我们该如何反应？所以台湾问题必然涉及日本问题，这是我们要认清的一个大势。

现在可能有一个涉及芯片产能的“时间差”问题。美国在这几年突然意识到，他们在芯片产能上所有的优势似乎在几年时间内都转移到中国台湾去了。现在美国市值最高的两家公司——苹果与英伟达，苹果手机和电脑的芯片、英伟达的主要GPU芯片都是在台积电生产的。这是拜登时期急于在美国亚利桑那建厂，急于要台积电迁到美国的原因。

判断在美国能够形成大规模量产7纳米及比7纳米更先进的芯片产能之前，台湾海峡两岸不会有大的冲突，这是一个“时间差”。最近，在亚利桑那的台积电工厂发布了一则新闻，说他们生产的良品率比在台湾本土还高4%。但从另外一个新闻渠道听到的消息是，2025年台积电要在亚利桑那形成的第一批产能是苹果公司的A16芯片。我查了一下，A16是苹果已经淘汰的芯片，是苹果iPhone14所用的芯片。现在市场上的苹果手机已经是用A18了。A16芯片应该是苹果最低端、3000元左右的那种小手机所用的芯片。通过这个消息，我觉得台积电和苹果之间有一个默契，他们并不想很快地推进亚利桑那计划。

    拜登执政时期通过《芯片法案》来鼓励台积电将部分产能迁往亚利桑那，有消息称，2024年年底前台积电应能拿到60亿美元的补贴。但是特朗普所说的话又是另外一番景象。特朗普说，台湾“偷走”了我们的芯片技术，台湾还不给我们交保护费。所以等明年1月20日以后，特朗普很可能会说，芯片法案中的补贴都是无效的，这是非常可能出现的事情。

    所以，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我觉得芯片也是台湾当局跟美国博弈的一个手柄，是美国对台局势判断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按照近期的股价算出来的市值，台积电直接相关的几家美国企业——苹果、英伟达、AMD，包括台积电自身也是1万亿美元的市值，这几家公司加起来差一点就达到10万亿美元市值。美国全部的市值现在大概是55万亿美元，这几家公司差不多是美国总市值的五分之一。可见，台积电现在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这可能也是双方博弈的一个关键点。

    对内政策方面，特朗普上任以后，退出《巴黎协定》是肯定的，最近已经有风声了。另外，在立法上取消《削减通胀法》中有关绿色转型的大多数条款，相信也是必然的。估计特朗普会把《芯片法案》中的补贴大幅取消。特朗普会直接用威胁的方式，逼着台积电留在亚利桑那，甚至加快步伐。

（编辑 尚鸣）

本文聚焦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美国对港政策的变化。

美国对港政策的变化脉络

我们把历年来的《美港政策法》年度报告进行了梳理，从中可以看到美国对港政策的大框架。在2019年之前，包括特朗普1.0前期，美国对港政策在经济上重视全球化带来的在港商业利益，对香港带给美国的贸易顺差都非常重视。在政治上，主要推动“双普选”，希望改造香港政治制度，扶植亲美势力掌权。

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后，特朗普政府对港采取了两个政策：一个是在政治上制裁，主要制裁特区政府高官和中央负责香港治理事务的官员，包括他们不准使用美国的金融服务，冻结在美资产，不准入境美国等；另一个是经济上的胁迫，包括不再承认香港是独立关税区，把香港制造视为中国制造等。

拜登政府延续了对香港的政治制裁。由于受到制裁不准入境美国，特首李家超赴秘鲁参加APEC会议，不能从美国转机，必须绕路从欧洲的西班牙转机。经济胁迫方面更是加码，例如限制美国长期投资基金投资香港恒生指数股等，严重影响了香港IPO市场和股市的交投。

值得注意的是，从2023年10月开始，美国国务院通过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提出对港“策略性接触”的新倡议。与此同时，美国驻港总领事提出美国对港政策的三分法，即政治上对香港继续施压，经济上继续在香港赚钱，同时在文化、教育、社会层面继续加强美港交流，以影响香港主流社会和青年精英。

以上是美国对港政策从1992年至今的变化脉络。

美国政府交接期内可能炒作香港议题

我们需要高度关注在美国前后任政府的过渡期内对港政策的变化，眼下必须面对两个具体议题。

一是将在11月中旬登场的两宗国安要案，即“黎智英案”和“35+颠覆案”。其中，“35+颠覆案”已判乱港分子有罪，11月19日要宣判具体的刑期，而当天又恰好是香港举办今年的国际投资峰会，一批华尔街人士要来参加；次日是“黎智英案”的续审。美国反华势力和乱港组织业已确定当天在华府举办研讨会，声援黎智英，发酵他的自辩，形成舆论压力，迫使美国政府作出回应。

二是美国国会正在审议《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众议院在今年9月初以大比数通过，参议院也列入待办议程。这个法案是参众两院、共和民主两党都支持的，通过的可能性比较高。参议院一旦通过，下一步就是拜登是否签字的问题。而这个法案的主要推动者正是被特朗普提名为国务卿人选的卢比奥。他不仅是这个法案参议院版本的提出者，而且在2019年推动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与在美国的乱港势力过从甚密。

在美国两任政府的过渡期内，这两个具体议题的政治炒作和发酵，将会令香港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提早凸显出来，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关注，甚至公开回应、施压。

特朗普政府对港政策的初步观察

需进一步研究特朗普政府的对港策略。由于下届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政策尚未最后形成，目前只是一些初步的观察。

（1）就美国对港政治制裁来讲，如果卢比奥担任国务卿，政治制裁不仅会延续，而且会变本加厉，很可能针对香港今年通过23条立法和审理“黎智英案”等国安要案推动新的制裁，不排除会将香港法官和检控人员列入制裁名单。与此同时，特朗普大概率不会延续美国民主党政府在香港推动的所谓“民主化”、双普选，他对此既没有太大的兴趣，也不会投入力量和资源。

（2）美国对港金融政策有几个层面值得注意。美资这几年持续撤离香港，一方面减少在港的地区总部和办事处，这是导致香港商业地产目前出现较高空置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减少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投入，转向日本、印度市场，令香港市场整体的融资表现下滑，包括风险投资都在减少。特朗普在美推动减税和产业发展政策，有可能会令更多的美资企业回流，这是需要持续跟踪的。与此同时，美资可能受到美国内“政治正确”的影响，进一步减少对香港资本市场的参与。

不过，与此同时，美国应会继续维持香港作为亚洲区美元交易的中心，短时期内应不会冲击联系汇率，也不会不允许香港继续使用SWIFT系统。

较新的动向是双方可能围绕加密货币出现争夺。香港锐意发展虚拟货币、数字货币，正酝酿推动一些新监管制度，也聚集了一些从内地过来的加密货币业者。这些业者过去十分关注香港的政策发展，近期则对美国市场在特朗普上任后推出新政策尤为期盼。

（3）就美国对港贸易政策，我们需要关注香港在这方面的特殊地位。美国很可能会继续要求把香港制造改为中国制造。不过，香港毕竟是美国顺差最大的来源地，而且香港是美国农业出口的重要目的地，目前美国农业署驻港办事处在香港推广美国农产品，包括牛肉、蔬菜、葡萄酒等等。因此，美方会继续重视对香港的出口。

同时，美国对华加税之后，香港转口港地位发生微妙的变化。今年以来，香港的进出口表现不俗。上半年，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2023年同期上升12.2%。其中，输往泰国的出口货值飙升32.1%，输往越南急增23.5%。转往东南亚的出口货值飙升，这与中国企业受到美国加关税政策的影响转往东南亚设厂有关。而在这种生产链、供应链的变化中，香港经济从中受益。这方面值得做一些深入分析。

（4）就美国对港科技政策方面，美国的基调仍会是制裁和封锁。美国高度关注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与香港之间的科技合作与突破。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始终紧盯内地新型科技产业的发展，关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重点产业。该基金会的负责人孟佩德曾在CIA从事反间谍情报，也与卢比奥有反华乱港工作的交集。相信美国有很多类似的外围情报组织，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会密切合作，为他们制裁中国企业、封锁美国技术对港出口等“递刀子”。

美国对港科技政策关系到国际高端人才在香港的汇聚问题。从2018年以来，在美国受到“猎巫行动”打压的华裔科学家不断回流，既有自然科学人才，也有社会科学专家。但是，在我国明确提出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情况下，特朗普2.0时代很可能在针对华裔人才方面采取新的策略，不排除会进一步收紧对敏感技术领域人才到香港出差的管控，设置关卡限制华裔人才从美国回流。

（5）就美国对港社会文化政策。1992年美国通过《美港政策法》，专门把港澳作为独立区域来实施“富布莱特”计划，历年来安排大批香港学者专家、青年精英前往美国交流，并在香港形成类似同学会这样的机构，对香港社会形成了潜在的持续影响。不过，在特朗普1.0时代，他终结了“富布莱特”计划，这是他在这方面政策的具体体现。相信在特朗普2.0时代，他仍然没有兴趣与意愿去继续推动类似的民间交流计划，不愿像民主党政府那样维系美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因此，这方面的交流、渗透可能会弱化。

在意识形态较量、认知战层面，特朗普2.0时代会减少对自由亚洲电台、开放技术基金、国际媒体署等的投入，甚至可能削减人员。这将减弱美国这些认知战机器对香港的认知战攻击力度。

香港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对港政策

整体来看，在特朗普2.0时代，美港关系的发展变化，对香港来说既是挑战，也带来机遇。关于应对策略的总思路可以提三点：避害、强己、清理。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对港政策，特别是最初这几年的极限施压，香港首先要避害。首先是香港美国商会。在疫情之后连续两年，香港美国商会按照过去的惯例，前往美国华府开展“叩门之旅”，对美国政商界进行港美关系的游说。今年的“叩门之旅”还专门听取了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有关特朗普和共和党“2025计划”的介绍，对于特朗普未来的政策，香港美国商会在内部做了相当多的工作，缓和美港关系，促进商贸联系。

另外一个抓手则是美国对港的农产品出口。虽然农业在整个美国经济的GDP占比相对较少，但是对于美国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那些农业州。香港应利用这样一个优势，针对农业进口与那些农业州加强联系。

香港要尽快推动经济转型，从过去主要依赖欧美市场，转向面对东南亚、中东和全球南方。当务之急，香港要尽快加入RECP，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把香港自身的影响力向东南亚拓展，争取把整个东南亚作为一个中美之间的战略缓冲区。香港可以通过自己的商会、企业、同乡社团、NGO等，进一步往东南亚拓展，这需要有一个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形成系统集成和工作机制。

最后，在特朗普上台之后，整个美国将加速向右转，势必会清算民主党的各种政策以及背后的政治思潮，包括抛弃过去的经济自由主义，转而推动产业政策，也包括反思劳工政策和环保主义。这为香港清理内部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提供了一个窗口期。在中央的推动下，香港将有系统地启动去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不仅包括产业政策，也包括占据道德高地的环保政策和劳工政策，不仅包括西方民主，也包括性别政治。

（编辑 季节）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这个高度观察美国这次大选，可以说，美国大选的结果及其后续影响，都是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面的一部分。中国必须沉着冷静，积极进取，搞好战略谋划。

美国大选结果所反映的是美国内部经济与政治变化

过去我们说“大变局”，往往是对我们自己面对的变化比较清楚，面对的变化也多是指发生在全球的变化：从南南崛起，到全球经济重心转移到东方，再到多极国际格局逐渐形成。但是我们留意美国内部的变化还不够，即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霸权国家、最大的经济体，曾主导了过去近百年的全球大势，尽管现在仍然很具实力，但也正经历很严重的内部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影响着全球的方方面面。从美国大选投票后的这一星期看各国的反应，上述观察一点也不夸张。这次选举结果，实际上也是美国变化的一部分，而特朗普也只是这个变化的一个推动者，但还不是最后的领导者、主导者，因为他没有这个能量，他也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美国出现目前这个政治局面，主要是两个因素起作用。一是全球化在苏联解体后的急速发展，更大的变动是中国在2000年加入了WTO，并且很快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出口国，这就加速、加大了美国制造业流失的状况。这个状况虽然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但是中国加入WTO，的确进一步加快了美国制造业的流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二个因素，是美国自身出现的一个变化，即高科技、互联网构成的新质生产力，催化了美国经济结构性转变，使其走向金融化与去工业化，并形成庞大的服务业。增长高度集中在高科技与服务业领域，由此带来了阶级、阶层的变化及生产关系的变化。这就是美国过去二三十年内部因素造成的这个状况。

具体地说，美国因为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变，出现了新型生产关系，进而导致它国内的阶级、阶层情况的改变，对两个大党的群众基础造成重大冲击。民主党过去20年来回应这个变化的举措，就是支持全球化；在自由贸易的大旗下，放弃了对传统制造者及产业工人的关注，走向身份政治，企图吸引中产及一些小众的支持。这是民主党此次选举失败的重要原因。特朗普说台湾台积电偷了美国的芯片，大家如果看过《芯片战争（Chip War)）》这本书就知道 ，芯片制作这个东西不是台湾可以偷来的，而是美国人主动将其生产流程推向韩国、日本及台湾地区，因为这些地方才有适当的工人，有能力来处理复杂的生产过程。

实际上，美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到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地区，寻找更便宜的生产基地进行生产加工。美国将一些电子生产放到第三世界，不仅只是因为人工便宜，还因为生产这些高科技产品的整个过程，要求有高度纪律性、服从性的工人。因为其生产过程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作，如果出现事故，工程师在接到通知后必须在很短时间回到工厂处理问题，否则企业就会损失很大。这样的要求，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做到。美国迫使台积电到亚利桑那建厂，是美国的一个战略考虑与要求，是一个安全战略，即美国国家安全部门认为，如果美国完全没有高端芯片本土的生产能力，只依靠台湾地区和韩国，当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军方怎么办？所以它逼迫台积电去亚利桑那建几所工厂，基本上是应付军方对高端芯片的需要，其生产能力绝对不能覆盖整个行业的需求。

况且，台积电在美国工厂的生产成本，估计将会是在台湾的两倍。因为美国根本找不到合格的工人及工程师，出很高的人工费也没法解决问题，加上工会的介入，将来在美国营运生产非常困难。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建了工厂，特朗普当年还出席了启动典礼，但目前基本上停工了，可能会不了了之。主要原因是他们找不到可用的工人，找不到足够的工程师。美国制造业工人现在每小时的成本是海外的十几甚至几十倍，台积电在亚利桑那要建7所工厂只能是空话。况且特朗普上台后，声称会取消这个计划。

应该指岀，在芯片生产过程中，台积电出卖的只是台湾的高服从、高纪律性劳工及充足的工程师。涉及的生产技术、工具及它们的知识产权，包括一些关键的物料，仍是操控在美国及其几个盟友的手上，台积电只是个代工者。这个情况反映了美国过去二三十年出现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因此导致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巨大变化。美国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在2000年之后越来越剧烈，而美国的两个政党面对此局面，正艰难地调整自己的政策，结果都不成功。包括共和党也没能很好应对，这才出现了特朗普。特朗普正是利用社会的不满，及新生产力（高科技行业）对放松监管的诉求，大卖民粹主义，成功地将社会上的不满凝聚起来，在共和党内找不出一个像样候选人的情况下，成功骑劫了共和党上位。特朗普并不是共和党的核心领导，共和党很多政策和基本取向，与特朗普是完全不一样的。特朗普应对这些问题的办法多是简单、肤浅、表面，做起来会有很多困难，有些东西根本落实不了，能否成功有效，尚待未来四年的表现。

特朗普再干4年之后，会不会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个过程将可能很长。特朗普在2016年第一次当选后就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从那时算起，到了今天，这个过程起码还要再走10年到30年，美国的政党才能调整过来。美国内部面对这一重大的政治生态转变，过程会很长、很复杂，很难看清结局。我们不仅要面对当前的特朗普政府，还要面对未来出现的美国政治10年到30年的大变化。这对美国、对中国乃至对全世界，都会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特朗普收缩政策将影响地缘政治及全球关系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地缘政治及全球关系上。特朗普的态度是要收缩美国的布局，要将发展重点转到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上，以保持美国优势。当年基辛格在越南战争结束后，就曾提出过这一设想。基辛格认为，美国的摊子搞得太大了，和美国的国力已出现不相符，建议收缩美国在全球的摊子。当然，他的意见在长时间内并没人听。几十年过去后，当下美国的现实就是能力缺口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中东、在阿富汗出现了非常狼狈的局面，就反映美国的能力已经不能维持其在全球庞大的摊子。

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实际上是回归本土，先处理自己的问题。他强势要求盟友负担更大的成本，不然美国就不再背负这些责任，这态度是得到绝大部分美国人认同的。但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主流看法，还是要支撑美国在全球的布局。对他们来说，这也很困难和无奈。因为如果他们不维持全球这个摊子，美国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美元在国际上将失去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特朗普根本就不将精力放于此，他就是要收缩美国在外的负担。这会造成全球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政策转变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乌克兰危机。特朗普有能力叫停俄乌战事，因为美国就是这场战争最大的支持者。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每次来就是拿钱，美国不断砸钱进去，但是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再打下去能出现什么局面？没人说得清楚。俄乌冲突最可能的结束方式，对各方来说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各方先停火再进行谈判，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重大冲击，所以我认为，特朗普这个政策也不完全是共和党的政策。但特朗普这一政策所引发的波动已很难避免，欧洲方面已经非常担心，并且要重新考虑它和美国的关系。然而，欧洲内部太松散，没有一个强势的领袖，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这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大变化。

中国应以积极进取态度面对未来

关于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我们可能首先面对的就是加关税。但因为关税是双刃剑，对美国也有负面影响，所以我认为特朗普一定会落实对中国加关税的竞选承诺，但幅度不会是60%，可能是以20%～30%作为开始。然后可以慢慢再加，也可以后退，或者停着不动。这对我们来说，应付不会太困难。

 中美之间最大的博弈是科技竞争。科技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实力。科技实力事关军事与经济实力。美国认为，中国对其最大的挑战与威胁也是高科技领域。当然，金融领域竞争也会很激烈。特朗普应该不会改变拜登的做法，只会加大这两方面对我施压的力度。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度谋划，我个人有两点建议：

一是，因应地缘政治出现的转变，抓住机会扩展中国国际空间。对中国的全球关系来说，特朗普的收缩政策让我们在全球进取的空间进一步扩大，阻力也将有所减少。我们要抓住机会，加大“一带一路”及南南合作工作力度。必须意识到，“全球南方”对于中国变得更加重要。是我们外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里所说的“加大”，不是一两倍，而是五倍、十倍。如果我们现在花的仅是一分的力量，能不能加到五分甚至十分！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作为世界上的大国与强国，广泛的对外关系与足够的国际空间非常重要。历史与当下的欧美强国，其奉行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有与全球各地区及各国来往的方式。没有这些关系，它们也不会成为全球或地区性的霸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处理国际关系当然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不一样。我们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国家之间交往的互利共赢，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要利用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全球收缩战线这一机会，在国际上实行更加进取的政策。

二是，抓紧处理好台湾问题。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上台的影响是短期的，特朗普上任4年之后就不一定是这样。因为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地缘政治考虑，与目前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主流观点都不一样。他不认为台湾是美国的基本利益，他不同意什么“第一岛链”的想法，也不同意“不保护台湾就会失去民主国家对美国的信任”这样的说法。相反，特朗普扬言，“台湾对美国不重要，可有可无”“台湾偷了美国的芯片技术”“台湾必须给美国付保护费”等。还有，作为其竞选伙伴的马斯克要求其在台湾的供应商移出台湾，因为他认为台湾最后还是要被中国大陆所统一，这影响其产业链布局。

特朗普对台湾的看法，甚至与他所任命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及国家安全顾问都有很大的分歧。从他委任的这几个人来看，他们很可能都不是这样看台湾问题的。因此，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朝野及政府内部在对台问题上预期会出现很大的矛盾。这是不是给了我们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一个机会？需要进行更深入探讨。总之，面对美国新一任政府上台后中国可能面临的重大的挑战，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考虑怎样应对这个局面，而要更多想想有没有可能利用机会，采取更积极更进取的办法来解决一些问题，改变一些局面，形成战略上的主动。

（编辑 鲁石）

2024年10月4日，欧盟27个成员国投票表决，通过了对自华输欧的纯电动汽车（BEV）加征5年高额反补贴税的决定。其中，法国、意大利等10国赞成，德国、匈牙利等5国反对，瑞典等12国弃权。欧盟委员会（欧委会）表示将继续与中方谈判，以探索“替代方案”。

欧美近期对我电动汽车出口关税政策

2023年10月4日，欧委会对进口自中国的BEV发起反补贴调查。

2024年7月4日，欧委会发布公告，决定对自华输欧的BEV征收临时性差异化反补贴税，包括：比亚迪（17.4%）、吉利（19.9%）、上汽（37.6%）、其他不合作汽车品牌（37.6%）以及其他合作汽车品牌（20.8%），起征日期为2024年7月5日，加征时长不超过4个月。

2024年10月4日，欧盟27个成员国投票决定：在10%基本税率之上，对自华输欧的BEV加征差异化反补贴税，包括：特斯拉（7.8%）、比亚迪（17%）、吉利（18.8%）和上汽（35.3%）；欧方将与中方继续谈判。

在欧委会公布加征反补贴税政策之前，欧美等多个国家对我国出口电动汽车施加关税新政，包括：

• 2024年9月13日，美国宣布对我国出口的电动车（包括油电混用）加征100%关税，加上2.5%基础关税，最终税率达102.5%，9月27日开始生效。

• 2024年8月26日，加拿大宣布自10月1日起，对我国出口的电动车征收100%附加税，包括电动车用锂电池和电池部件。

• 2024年7月，巴西将电动车进口税增至18%，并计划于2025年7月增至35%。

• 2024年6月8日，土耳其对我国电动汽车加征40%额外关税，每辆车额外关税最低为7000美元，于7月7日开始实施。

• 截至目前，印度对价格4万美元及以下的电动车征收70%关税，对4万美元以上的则征收100%关税。同时，针对在当地投资5亿美元以上进行生产的汽车品牌，印度计划将整车出口（CBU）税率缩减至15%。

欧盟对华BEV出口加征反补贴税的影响

2023年欧盟BEV进口量与进口额分别达到75.4万辆与217.4亿美元，同比增长53.1%与63.6%，成为全球BEV最大进口地。据欧洲运输环境联合会2024年3月27日报告，2023年欧洲累计销售电动车200万辆，其中30万辆在华生产，占比19.5%。欧盟是我国最重要的BEV出口市场，占我国2023年总出口的39.4%。2024年1-8月，我国对欧BEV出口量及出口额仅为29.8万辆及79.9亿美元，同比下降7.6%及11.9%。

针对欧盟对华BEV加征反补贴税，我方应积极且稳妥应对，若施加过激的反制措施，极易引发欧盟对华加征更高的反倾销税等措施，并联合盟友对我国电动汽车等相关产业带来更大损失。

确保贸易公平是欧盟加征关税的决策理由

欧盟依据2022年出台的《外国补贴扭曲内部市场法规》认定我国BEV出口存在因产业补贴导致的倾销行为，扰乱正常市场竞争与公平贸易，这是其加征关税的根本决策理由。不同于美国对华政策，欧盟并未将国家安全作为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考量因素。

（一）来自中国的BEV存在大量产业补贴

欧盟调查发现，我国BEV生产和出口存在高达18种补贴，包括：政策性银行优惠信贷、各种资助计划、减免税计划、出口退税。因此，欧委会认为欧中BEV竞争不公平，会严重损害欧洲汽车产业发展及就业状况，进而加征反补贴税。

（二）来自中国的BEV存在倾销情况

在全球能源转型和减排目标驱动下，我国电动车产业发展迅速，在国际市场表现突出。2023年我国乘用车出口540万辆，其中电动车154万辆，占全球BEV出口的四分之一，出口额达341亿美元。据国际能源署《全球电动车展望2024》统计，中国、欧洲、美国在世界电动车销量排在前三。2023年，全球电动车销量突破1400万辆，其中我国占60%，而欧美分别占25%和10%。

据欧盟调查数据，我国BEV对其出口从2020年的6.4万辆（9亿美元）猛增至2023年的43.8万辆（104.7亿美元），占其市场份额从21.4%猛增至58.1%。当年欧盟进口量和进口额分别增长152.4%和153.3%，而自我国进口猛增585.8%和1055.3%。同期我国出口均价从2.82万欧元降至2.53万欧元，下降10%，是美国均价的一半，比日韩均价低20%和30%，其他国家出口均价由2.92万欧元增至3.59万欧元。

据我国海关统计，我国对欧洲出口纯电动车分别由2020年的3.4万辆和8.9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48.2万辆和134.6亿美元，分别增长1328.3%和1469.4%，占欧盟进口的63.8%和61.9%。

因此，欧委会得出初步结论，我国国内市场无法吸收大量过剩产能，结合对欧出口猛增，以及我国对欧出口近35%占比，我国BEV的高产能、高出口、高依存度、低价格必然会导致对欧市场的倾销和扰乱。

（三）国家安全并未成为欧盟加征关税的考量因素

2024年2月29日，美国商务部称我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具备“联网”功能，内嵌多种信息通信技术或服务将导致个人与关键基础设施等敏感信息泄漏、网络攻击等风险，将对美汽车产业及工人产生致命威胁，导致严重的公共与国家安全危机，并以此为由对我国电动汽车展开国家安全调查。2024年9月13日，美国对我国出口的电动汽车以及电动汽车电池关税税率分别上调至100%及25%。

不同于美国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及其直接祭出反倾销大旗的做法，欧盟对我国BEV加征反补贴关税是正常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而非贸易战。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反补贴（anti-subsidy）、反倾销（anti-dumping）以及保障措施（safeguard）是常用且力度递增的三种方式。基于其前期调查，并出于保护区域内相关产业及就业的目的（如大众汽车计划关闭比利时工厂并大量裁员），欧盟现阶段仅实施加征反补贴税政策，是其对华政策注重稳妥、渐进的表现。同时，欧盟表示将就此问题继续与我国开展谈判，以寻求“替代方案”，是欧盟重视对华关系以及中欧经贸合作的主基调的表现。

对策建议

今年7月4日，欧委会公布关税新政后，我国多数电动汽车企业、欧洲汽车企业及利益相关方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2024年9月，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访问欧洲，与相关机构协商中欧电动汽车贸易争端问题，加强沟通协调。多方积极的举措初显成效，10月4日公布的关税方案均有所下调，包括比亚迪（下调0.4%）、吉利（下调1.1%）以及上汽（下调1.3%），进一步证明双方加强沟通协同的可行性与重要性。

针对欧盟27国在10月4日的关税新政投票结果，中欧技术团队在10月7日继续就双方关切进行谈判。我方采取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策略，以中欧经贸合作的大前提为准绳，积极沟通、灵活应对。

（一）积极沟通和谈判，慎用反制措施

欧盟是我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不同于美国的攻击性，欧盟对华政策长期以来均以稳妥、渐进为特征，并以中欧合作为前提，我国对美欧政策应区别对待。即使欧委会已于10月4日作出决定，但仍可谈判磋商，下一阶段的目标不是促使其取消反补贴税，而是通过沟通协商并匹配相应国内政策，尽可能使其将加征幅度降低（例如7.8%～15%），可借鉴中欧光伏二轮谈判的成功经验，包括求同存异、以合作及解决分歧为主。

中欧经贸合作涉及面广，欧盟企业在华投资是我国引进外资的重要来源，中欧在多个产业的技术合作是我国产业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础，欧盟对华稳健的经贸政策是我国打破现有国际困境的有利突破口。过激的反制措施不仅无益于解决现有的电动汽车贸易争端，反而会引发欧盟及其盟友将初级阶段的反补贴关税提高到反倾销关税以及更加严厉的贸易保障措施。

匈牙利已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且对华态度友好，但其在欧盟各成员国间话语权很弱，依靠匈牙利推进在欧政策突破反而容易招致其他成员国的反感。即便10月4日的投票中仍有不少欧盟成员国表示反对和弃权，但寄希望于通过各种手段分化并促成15个成员国反对几乎没有可能。

在谈判和协商过程中，我国应积极与欧盟沟通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情况与政策的调整进展，包括补贴政策对产业在初始阶段的保护及促进目的、补贴政策的调整及退出、国内产业参与全球产业链合作及国际市场竞争的积极贡献等。与此同时，与中欧商会积极且诚恳交流，了解欧盟在华车企出口欧洲的需求与痛点，作为与欧盟谈判协商的突破口。

（二）回归就事论事，以退为进，争取彼此互惠关税减让

欧洲是我国电动车及配件重要来源地，2023年我国进口电动车2.3万辆和21.7亿美元，汽车配件125亿美元，合计146.5亿美元，分别占我国进口的15.4%、26.8%、58%和49.5%。考虑到欧盟电动车产业发展需要，也为配合磋商，可考虑将欧进口电动车及汽车配件进口税由15%降至10%，以换取其对我国BEV加征反补贴税的下调。

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转型，中欧虽然存在竞争，但在包括BEV在内的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可谓志同道合，前景广阔。对欧盟而言，此次加征反补贴关税源于保护国内产业、就业的动因，同时，欧盟也急需依赖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以实现其碳中和目标。因此，扩大市场开放，从全产业链角度加强中欧电动汽车在多个环节的合作，仍然是维护和促进该产业健康发展的主流方向。

（三）主动提出自愿出口和最低价格限制

2024年9月12日，欧委会将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联合提交的最低出口价格提案驳回，认为仅此不能消除其顾虑和担忧。我方应主动提出实施自愿出口限制，调节对欧出口量（以2023年出口量为基数），并要求给予一定增量（如5%～10%），同时承诺最低价格。同时，应以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和各汽车行业商会牵头，协同国内各电动汽车企业形成行业自律，促进出口主动限价和数量限制，避免恶性竞争。

（四）充分调动外资汽车企业的游说能力

据欧洲运输与环境协会统计，在中国向欧洲出口的电动汽车中，特斯拉占比28%、雷诺达契亚占比20%，连同大众、保时捷等，西方品牌合计占比过半，而我国自主电动汽车品牌从年初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因此，这些外资汽车企业属于欧盟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同时其母公司也在本国以及欧盟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外商投资协会或欧盟商会等机构出面组织座谈与协调，以调动其游说能力，形成更强的舆论压力。

（五）推进产业整合，助力做大做强

欧方认为我国电动车产业产能过剩严重。其调查发现，我国电动车总产量580万辆，总产能918万辆，闲置产能338万辆，是欧洲电动车消费量152万辆的2.2倍。截至2022年底，我国乘用车总产能为4300万辆，工厂利用率只有54.5%，闲置产能2340万辆，可用于为欧盟市场生产BEV。虽然我方已意识到产能过剩，并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审批制度，但仍有新BEV生产商设厂增加产能。

目前我国200家企业获得电动车生产许可，159家投产，25家有出口资质。应吸取光伏等产业政策无序竞争导致的产能严重过剩及企业大量倒闭的惨重教训，鼓励新能源车企业通过并购做大做强，将重心从产能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以防范欧美对我国出口进一步采取更严厉的反倾销或特殊保障等制裁措施。

（六）鼓励对欧投资，促进共赢发展

增加对欧盟成员国新能源车投资，以投资换市场，实现共赢发展。目前比亚迪宣布投资匈牙利，吉利计划投资西班牙，德法意等国均欢迎我国企业前去投资。同时，鼓励企业加强与欧洲企业的技术合作，包括联合研发、产业链协同等，以此推动中欧电动汽车产业的合作深化、产业链融合，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共赢发展。

（七）规范补贴

全面审查现有补贴政策和制度，提高透明度，尽快将补贴纳入WTO允许类，确保补贴措施符合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国有、民营及外商投资企业共享国民待遇。通过规范乃至逐步取消补贴，我国可获得更加公平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促进电动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八）加强中欧在拓展发展中市场的合作

欧盟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影响深远，其“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对绿色发展极为重视。鉴于欧盟大型汽车企业均驻足于中国市场，我国有条件和理由发挥协调作用，使之与本土企业形成协同机制，共同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我国电动汽车现已出口到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举有望将“分蛋糕”的压力转化为“做大蛋糕”的动力，降低因特定市场政策变动带来的风险。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受乌克兰危机等事件的影响，俄罗斯对德国天然气输送大幅减少，德国能源价格高企，制造业成本急剧上升，面临长期性系统性风险。对此，德国政府以稳定能源供给安全、推动能源转型为目标，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危机。

关键词：德国；制造业；能源转型

引言

作为欧洲第一大、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德国是全球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长期保持在20％以上，高于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国家。德国的汽车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电气工业、化工业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些领域注册的专利数量更多，创新能力更强。国际化程度高的大型企业、专业化技术水平突出的中小企业，构成了德国制造业的核心。此外，德国隐形冠军数量世界排名第一，全球占比近50％，其中80％从事制造业，平均存在时间超过70年。^[]

能源是工业的粮食，供稳价廉的俄罗斯天然气是德国制造业生产的有力支撑。早在1973年，苏联就开始向联邦德国输送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俄罗斯作为德国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约占德国天然气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排在挪威（约25％）与荷兰（约20％）之前。^[]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大幅削减对德国的管道天然气供应，加之德国关闭国内最后三座核电站，以及“北溪-1”和“北溪-2”管道遭破坏等因素，使德国天然气和电力价格激增。2022年德国通货膨胀率达7.9％，创该国统一以来最高纪录；其中能源价格同比增幅最大，达34.7％。^[] 能源价格飙升严重打击了德国制造业：PMI指数自2022年3月以来总体呈下降趋势，同年7月降至荣枯线下（49.3），2023年7月降至38.3，系2014年以来的次低值；^[] 制造业生产指数自2023年3月以来总体也呈下滑趋势；^[] 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降至德国统一以来次低。^[]

能源价格高企对德国制造业的影响

（一）能源供给创历史新低

天然气和电力是德国制造业前两大消耗能源，分别占制造业能源消耗总量的30％和21％。

工业天然气价格方面，德国天然气2015—2021年供应平稳，价格震荡下跌，从3.46欧分/千瓦时降至2.95欧分/千瓦时。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大幅削减对德天然气供应，加之同年9月26日“北溪-1”和“北溪-2”管道遭破坏，价格突破7欧分/千瓦时，并上扬至2023年的7.75欧分/千瓦时。

工业电价方面。德国工业电价在乌克兰危机前总体保持在20欧分/千瓦时以下。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国工业电价飙升至43.2欧分/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能源价格高企，导致德国2023年一次能源消耗量创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0791兆焦），同比减少7.9％，其中天然气消耗量减少4.3％。加之2023年4月15日德国最后三座核电站关停，核能发电量减少80％，本土总发电量减少10％，导致电力进口量增加，自2002年以来再度超过出口量（+92亿千瓦时）。

（二）产业安全遭受风险

能源价格高企对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打击远超制造业整体。2023年，能源密集型产业产值下降17.7％，高于制造业产值的平均降幅（1.5％）。作为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中专利注册数最多、最具创新能力的产业，化工业产值下降近18％，冶金业产值下降11％，均高于能源密集型产业产值下降的平均水平。^[] 就业人数方面，2023年，德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同比增长0.5％，但能源密集型产业从业人数出现下降，化工业下降1.8％、冶金业下降1％、橡胶和塑料制品下降2.1％^[]。

有研究认为，虽然能源价格和盈利能力呈负相关，但对于制造业的整体影响并不显著。^[] 一项对德国制造业的1600种产品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产品不具备天然气消耗密集型的特征，只有300种产品消耗了90％的天然气。据估算，假设完全停止生产能源密集型工业品，与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相比，德国制造业产值仅下降2％，远远不及工业危机的程度。结果还显示，这300种产品绝大多数为中间产品，且进口可替代性高，可以防止供应链中断。该观点的问题在于：单纯从经济逻辑出发，片面认为能源密集型产品供给不足可通过进口解决，但忽视了安全逻辑和竞争逻辑。因为保障能源安全、提升本土产能、推动绿色转型，才是维护产业安全、稳定国内就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由路径，而非依赖进口。

宏观经济指标方面，能源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0.7％，从业人数占德国劳动人口的23.19％（见表1），人均增加值为12万欧元，高于制造业的9.5万欧元/人和全国平均水平7.7万欧元/人；能源密集型产业人均收入为6.73万欧元，高于制造业的6.08万欧元/人、德国全国水平4.86万欧元/人。^[]

表1 德国主要能源密集型产业部分经济指标  （％）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从产业链视角看，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普遍占据上游位置，为下游产业提供重要中间产品。在德国非出口的工业品中，55％作为中间品供给制造业其他部门，而在能源密集型产业中，这一比例达到87％。^[] 这意味着，一旦有能源密集型企业迁出，相关下游企业也会不同程度地迁出，长此以往将对德国制造业产生长期性系统性的风险。以钢铁、铝、氨气和烯烃为例，这四种能源密集型产品是德国制造业中重要的中间产品。一是用途范围广。对制造业支柱产业贡献高，如车辆机器零部件制造、机械制造、电气工业、电动装备等。二是战略价值高。这些原材料是德国核心产品的生产基础。钢铁用于光伏组件、风力涡轮机、汽车电池安全外壳、汽轮机；铝用于生产汽车车轮的轮辐、轮毂罩、轮外饰罩、制动器总成的保护罩等；氨气是现代化肥的重要原料；烯烃用于生产塑料、合成橡胶、纤维、医药品原料、农药、涂料等产品。

鉴于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在供应链中的重要位置，能源危机造成的影响可在整个产业链蔓延，导致产能削减和进口依赖加剧的风险。经测算，如果能源价格翻番，能源密集型产业承受的成本压力将远高于非能源密集型产业，一旦能源密集型企业停产或迁出，将会导致产业链下游部分产能停产或迁出。员工数超过250人的大型能源密集型企业倾向于削减其德国本土产能，通过扩大海外产能弥补产能缩减。但测算显示，仅14％的企业通过海外生产弥补了本土产能至多一半的缩减，剩余的缩减产能则必须通过进口弥补。^[] 导致产业链进口依赖加剧。而只能在本土完成生产的中小型企业，只能面临减产甚至关停的风险。

（三）资本净流出创新高       

能源危机已经成为德国制造业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德勤在2023年9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投资他国原因”中，能源成本上升的得票率最高（59％）；德国经济研究所在2023年8月进行的一项网上问卷调查显示，^[] 受访的148家能源密集型企业中，约四分之三的企业表示，鉴于能源价格高企已经减少或正在考虑减产，仅四分之一的企业表示不会减产。德国工商总会的调查显示，能源价格高企对德国区位竞争力的危害程度排名第二。在“具备竞争优势”（分值为1）至“不具备竞争优势”（分值为6）的档位划分中，能源价格高企2020年得分为4，2023年得分降低至5。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国资本净流出已呈现上升趋势，并且迭创历史新高。2022年，德国资本净流出达1250亿欧元，超过2021年的1000.31亿欧元，系1971年实行FDI统计以来最高值，在经合组织国家排名第一。2023年，德国资本净流出940亿欧元，虽然趋势有所缓解，但这仍然是历史第三高资本净流出值，在经合组织国家排名第二。^[] 2022-2023年，德国对我国的投资额连续两年创历史新高，而制造业为最大注资领域，且投资结构表现出明显的“能源密集型产业—下游产业”特征：汽车制造业、化工业、机械制造业位列前三名。

德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及成效分析

（一）完善法规体系，做好顶层设计

德国能源危机爆发后，联邦政府整体协同推动能源政策改革，于2022年7月第七次修订《可再生能源法》，同时修订《海上风能法》《能源效率法》等法律，并制定“海上风能区域扩展计划”“陆上风能战略”等政策。这套法规体系围绕供应安全、价格稳定、提高能效、保护环境四个方面开展改革，其亮点是突出科技研发的重要性，借助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势推动能源转型。

第一，发掘海、陆风能发电的创新科技潜力。德国政府于2023年1月和5月相继公布了扩展海上风能和陆上风能发电区域的计划，均强调了创新研发的重要性。海上发电方面，德国政府在波罗的海沿岸水域建立国家近海试验区域，测试创新科技的可行性，发掘能源转型的近海潜力。陆上发电方面，政府牵头设计土地规划标准原则与可行性方案，成立专家咨询组，起草为期3年的电网与风能兼容拓展的论证报告。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分析风力涡轮机和电缆卷筒等设备的水运网络和港口信息，模拟并对比运输路线，找到最优解，提升运输能力。

第二，提高数据中心余热的回收效率。数据中心是电力密集型的基础设施，随着德国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德国的数据中心数量大幅增长，2012—2022年间增幅约90％。目前德国数据中心年消耗量约16太瓦时，且呈增长趋势，其产生的余热可以作为制热或制冷的有效补充。德国目前约有3000家数据中心（连接功率超过500千瓦的约有300至500家），每年可产生130亿千瓦时以上的电能，^[] 热能转化潜力巨大。针对数据中心余热排放增长的趋势，德国大力发展余热回收及相关技术的创新研发，并加强对能源利用效率的监管。技术方面，一是开发升级浸入式冷却系统，较气体冷却法大幅提升了吸热效率，降低了经营成本；二是升级热泵技术，减少输入区域供热网络过程中的能量损失；三是通过芯片冷却技术为数据中心提供废冷，尤其在高性能计算领域的数据中心，芯片冷却技术已经开始作为标准配置使用，可在小空间冷却高密度分布的服务器。监管方面，德国政府于2023年通过《能源效率法》，系德国第一部提高能效的综合性法律，且首次将数据中心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并分阶段制定了监管内容，升级能效标准。

（二）多维度提供财政支持，稳固实施路径

为应对能源危机，德国政府围绕能源转型的关键环节，分别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推出了不同的补贴计划，呈现出多主体多维度的特点。与此同时，相关审核部门对提出补贴申请执行一道或多道审核，进行事前评估，择优选取享有补贴资质的企业或项目，并在事中和事后定期监测运行进程和成果转化质量。

技术创新是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因素。2023年10月德国政府发布第八版能源研究指导性纲领，将创新研发列为核心内容之一。研发政策以跨领域合作为基础、以快速实现市场化为目标导向、以阶段性评估为监管手段，围绕能源安全、供电和供热转型、可持续氢能经济、科研成果落地转换为任务开展技术创新研发，并配以多个层面的资金支持。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方面，短期着重应对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电价和天然气价格高企，允许企业至2022年底最多获得5000万欧元的天然气和电力补助。中长期注重促进能源转型，优化生产方式，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主要围绕一次能源消耗在2030年和2050年分别降低30％和50％的目标展开（以2008年为基期）。

基础设施方面，同样围绕推动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展开，具体的路径措施包括楼体和厂房的节能翻新、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的数字化。同时注重解决地区之间发展水平不平衡的问题（见表2）。

表2 德国对创新研发的主要补贴

资料来源：根据德国联邦政府相关部门网站资料整理

（三）推动家庭光伏发电，夯实大众基础

德国是世界上推广分布式光伏发电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家庭光伏发电更受青睐。2022年，德国新增家庭光伏发电装置数量超过6.5万套，2023年近28万套，2024年上半年已超过15万套，同比增幅达50％。^[] 家庭光伏发电装置可使一口之家年均获得550千瓦时的电量，节省约218欧元。为推广家庭光伏发电装置，德国政府做出了以下举措：一是联邦政府取消产品增值税，多数地方政府也会在购置时提供数额不等的补助，可分3～5年还款。二是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优化光伏政策，取消配置双向电表的要求，允许继续使用原有电表，且电表在光伏供电时为倒转状态，以减少电费。此外，将逆变器功率从600瓦提升至800瓦、装机容量提升至2000瓦。

（四）可再生能源发挥引领作用，余热供暖形成规模

2023年，德国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同比增长2.3％，系唯一实现正增长的能源，^[] 也成为德国最重要的电力来源。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较上一年增长8.3个百分点，首次超过50％，达到52.5％，其中陆上风能发电增长15％，光伏发电增长1％。^[] 2024年第一季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继续增长，达到56％。科技创新是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推手，2023年，德国风能发电技术专利数同比增长2.9％，全球占比达19.5％，居世界第二。^[] 光伏技术专利数同比增长32.7％，全球占比达19.5％，与我国并列第一。可再生能源发电推动了电力价格的降低与环境的改善，2023年，德国工业电价同比下降43.3％，2024年同比下降27％，制造业和能源部门排碳量同比分别下降13％、20％，^[] 此外，数据中心回收余热可用于35万户家庭的供暖，相当于不来梅市的家庭数量，供热量相当于法兰克福市（莱茵河畔）总体供热需求的20％。^[]

对我国的启示

（一）优化顶层设计，筑牢改革基础

德国能源危机爆发以后，根据实际情况对现有法规体系进行了近几十年来最大力度的改革，多部法律的修订与制定有序推进，突出了提升监管效能与促进科技创新并举的特点，同时推动了社会公众参与能源转型的进程。我国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第一，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作用，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密切合作，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技人才。同时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促进自主攻关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

第二，增强立法的系统性、协同性，从多方面、多层次予以推进和实现，妥善解决《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之间的潜在冲突，协调陆上发电装置安装与民用土地使用之间的矛盾，以民生保障为基础推进环境可持续发展。

第三，试点推广家用光伏发电，科学制定让利补偿措施，让推动节能环保的意识根植于大众社会。

（二）依托数字化发展，推动能源转型技术创新

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根本路径是科技创新，德国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依托产业数字化的趋势为能源转型赋能，在海、陆风能发电以及数据中心余热回收上取得了显著成果。我国风力资源丰富，服务器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在挖掘有效需求、提升储能技术方面大有可为。

一是推动智能感知、大数据模型、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手段，将风力资源与大数据相结合，探索场端—终端—云端的大数据分布式监测的有效途径，将灵活的需求来源，如电动汽车充电和区域供热，转移至能源供给充足的时段。

二是依托“东数西算”的新型算力产业格局，联动规划数据中心集群与供热网络整体性分布，提升数据中心余热向供热网络的输送效率，优化分布式供热网络，满足高耗能地区的能源需求。

三是推动浸入式冷却技术、余热回收存储技术、跨季节储热技术等的创新研发，提升将能源转换为电力、燃料或热能的水平。

（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完善补贴监管制度

德国能源补贴体系的特点是，自上而下多方牵头，从推动能源转型整体入手，分领域和重点采取补贴措施，执行事前审查、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估制度。我国对能源转型的补贴种类繁多，申请者数量庞大。对此，一是持续深入优化事前审查、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估制度，确保项目遴选的公平性、补贴使用的精准性与合法性，防范圈钱之风和烂尾项目。

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等相关法律确立的框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产业发展规划，从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转型的全局角度出发，优化补贴结构、突出重点领域，推动补贴政策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四）深化中德绿色合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大贡献

作为全球两大绿色贸易国家，中德两国在多个绿色领域具有强大的互补性，如能源绿色转型、绿色低碳产业发展以及低碳零碳技术等方面。为了更深入地推动合作，中德两国应当进一步提升在能效和循环经济、气候变化适应、工业创新和能源转型等重要领域的合作水平，增加清洁能源和绿色技术的产品与服务供给，同时在绿色低碳技术等新兴领域扩展合作空间。构建有利于碳减排的产业布局，对促进世界经济绿色复苏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形成中欧合作的典范，为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