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基金会于8月11日在京举办“‘两重’建设和宏观经济政策”研讨会。与会专家深入学习了7月30日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两重”建设文献，着重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特别对扭转经济增速下行、有效需求不足局面的政策选择，以及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上半年经济总体向好，增长动能偏弱，运行出现分化

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为5.3%，二季度为4.7%。上半年民间投资同比增长仅为0.1%，7月经济金融数据总体偏弱。从趋势看，一二季度经济环比动能弱于去年同期（2023年各季度GDP季调环比分别为1.8%、0.8%、1.5%、1.2%，今年一二季度分别为1.5%、0.7%）。如三四季度GDP季调环比达到去年同期水平，则下半年的GDP增速为4.7%，全年增速为4.8%，低于年初制定的“5%左右”的增速目标。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9%，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9.5%，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57.1%；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增长5.4%；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0.1%，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拖累。

据财政部数据，上半年税收收入同比降低5.6%，非税收入增长11.7%。7月份税收收入持续下降，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专项债发行进度偏慢，财政支出力度不足。

总体看，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增长动能偏弱。

有效需求不足，运行继续分化

罗志恒（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供需失衡，并导致经济实际增速与名义增速的背离、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背离，居民和企业对经济恢复的获得感不强，拖累预期和信心，影响消费和投资的有效提振。

经济运行继续分化。一是供给好于需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和投资的增速；二是外需好于内需；三是工业好于服务业，服务业主要受到房地产业的拖累，工业生产及投资主要由设备更新以及出口等因素带动；四是中央财政支出及其带动的基建投资好于地方基建投资，上半年中央财政支出增速9.6%，地方财政支出增速仅0.6%，1-7月中央支出的铁路、水利投资累计同比增加17.2%、28.9%，地方相关的道路运输、公共设施管理投资累计同比低至-2%和-4.7%；五是宏观数据好于微观感受，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物价下行压力仍然存在。经济下行、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不稳影响了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也影响到企业因降本增效、压缩办公差旅等费用。

李宗光（诚通证券研究所所长）认为：我国经济有长期的任务和挑战，也有短期的任务和挑战。长期要改革、要推进产业升级，短期迫切的任务是扭转总需求不稳和经济下滑局面。如果短期的问题解决不了，高质量的发展也无从谈起。

房地产下行影响经济稳定

陈卫东（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贡献近1/3，其重要作用无可替代。房地产市场低迷和沉重的地方债务包袱，影响了总需求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今年1-6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25万亿元，同比下降10.1%，降幅较2022-23两年的同期均值扩大了4.5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低迷，影响到上下游建筑装修、家具家电等行业。

要尽快控制房地产相关不良资产风险的累积和蔓延，动作越快，隐患越少，因为房地产一旦成为烂资产，对企业本身，对银行和对居民都会形成共振，不断累积。比如仅恒大一家就留下60多万套烂尾房，涉及几十万购房者的切身利益，拖欠银行资金6000亿元，拖欠供应商款项1万亿元以上。可以想象这会对市场造成什么样的负面效应。

建议：(1)继续优化房地产政策：一线城市进一步放松商品房限购政策，因城施策合理调整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加大对政府收储商品房的支持，核心地段的部分商业用地修改为住宅用地；(2)为稳定预期，尽快形成对处于困境的龙头企业的处理方案；(3)有针对性、有策略性地推进行业的风险加快出清。

社会信心不足影响市场需求和发展动力

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尽管这几年出台了多项降低利率、鼓励消费的政策，但2020-2024年1月的4年间，中国家庭住户存款余额增加了58.24万亿元，相当于2009-2019年的总和。社会融资去年是负增长，今年上半年社融增量累计18.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45万亿元。在低利率下群众选择存款而非消费和投资，说明消费者、社会资本以及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存在不确定的预期，信心不足。预期不稳也导致不少人“躺平”：干部怕担责，企业怕投错资，个人怕买错资产。该投资的不投资，该消费的不消费，导致需求不足。

罗志恒：一些外国通讯社如彭博社、路透社等也推波助澜，不断出段子唱衰中国经济，对国内舆论和社会预期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孔丹（中信基金会理事长）：看宏观数据经济还好，可实际感受经济很冷。稳定预期是基本的信心问题。预期普遍不好，可能形成不利的局面。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现在已经显示出“紧缩螺旋”的特征，再发展下去越来越难打破，市场环境低迷、很多企业处境艰难，一旦拖垮就很难再活过来。

加强“逆周期调节”,下决心“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

与会专家认为，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和微观主体信心不振，是当前宏观经济的最迫切挑战，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经济的复苏。7月30日政治局会议要求“宏观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要加强逆周期调节”；下决心“适时推出一批增量政策举措”。

积极财政政策要与货币政策配合

苏宁（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的时候，企业看不到市场前景，尽管银行贷款利率很低，企业也没有积极性去贷款投资，也就是“流动性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促进社会总需求的增长。所以当前非常有必要扩大财政开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扩大社会总需求；要发挥投资的驱动作用，特别是政府投资在带动放大有效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次，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货币政策配合。如果货币发行量维持原来的速率增长，居民、企业和银行就会用原来用于消费、投资、贷款的资金购买国债，但总需求没有相应增加，形成财政赤字的“挤出效应”。所以必须适当增加货币供应。

最后，扩大财政赤字只能在短期起到引导社会总需求扩大的作用，经济的正常增长还是要靠市场活力和民间投资的增长，这时货币政策就要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机配合，合理节奏，才可以使我们战胜困境。

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缓解地方债务

地方财政的可持续问题以及融资平台的债务压力，已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发展、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陈文玲：解决地方财政的困难，必须有政策和资金的支持，这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地方上的很大部分的欠债用于建设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形成国家资产，这些资产将长期支撑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都让地方承担不尽合理。“两重”的支出方向，应从解决这些最紧迫的问题入手。目前地方财政没有新的税源支撑，这个真空期必须平稳过渡，不能长期影响到基层的运转。

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与会专家认为：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提升财政政策效用，要按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着眼于系统性的财税体制改革，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央地财政关系。(1)按能力与事权匹配的原则，合理划分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拓展税源；(2)减轻地方政府债务包袱：对地方存量债务进行甄别并确定债务归属，凡履行中央事权形成的债务由中央负责偿还，甄别分类后的债务纳入各层级预算管理承担各自责任；(3)调整政府债务结构：合理控制专项债新增规模，缩小地方债券发行规模；(4)通过发行国债，调整央地债务比重，提高中央支出占比、加大中央的举债责任。

财政货币政策要持续用力、更加给力

罗志恒：在财政政策方面：(1)研究追加赤字、增发国债；(2)加快专项债发行进度，放宽使用范围，将部分专项债额度调整为一般债。(3)优化“化债”政策，通过国债转贷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接部分地方债务，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等方式，缓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尽快解决地方财政压力和地方政府的应急状态。

在货币政策方面:(1)考虑银行进一步相机降准或降息;(2)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加大对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政府收购存量房的支持;(3)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减轻购房者还贷压力。

宏观调控要兼顾短期和长期发展

陈卫东：宏观经济政策不应是简单的总量调控思路，积极财政政策既要解决短期问题，也要为中长期发展新动能构建基础，逐渐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1)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扭转部分企业长期为跨国公司代工的状况；(2)进一步提升现有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扭转部分行业的加工装备、测量仪器仪表依赖进口的状况；(3)加大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开发，重视基础和应用基础科研，以更加坚实的科技、管理、资本动员能力布局未来产业。

“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

余永定：总需求不足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这已成为共识。如何扩大总需求，学界有两种意见：(1)扩大基础设施投资；(2)直接给居民发钱。

外国一些学者也在议论中国“储蓄率过高、消费率偏低”，“产能过剩扩大出口、影响他国经济”，“应从投资驱动模式转为消费驱动模式”等。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消费率过低”的说法并不正确。2013年至今，中国平均消费率约54%，其中社会零售商品额/GDP比甚至高于美国。美国总消费率高达80%以上，其中2/3是服务消费（中国是40%）。中国人的实际消费水平（衣食住行、教育健康）不输发达国家。中国较高的储蓄率支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中国的优势而不是弱点。

有一种说法：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仅40%（相对美国的75%）。据权威信息：近年根据入户调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是43%-44%，而按资金流量表计算是60%左右。显然后一个数据更接近事实，因为入户调查大概率会少报家庭收入。

长期经济增长来自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贡献，而消费不是生产要素。只有讨论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刺激需求、发挥既有供给潜力时，“消费驱动”才有意义。实际上，2014-2023的10年中（除2022年），中国消费需求对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在53%以上，均超过投资需求。即使从短期宏观调控意义上说，近10年中国经济增长是“投资驱动”也不符合实际。所以，我们不要陷入“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二选一的话语陷阱。

近几年中国CPI趋近于零，确实消费需求不足。但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在消费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大致稳定的情况下，GDP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停滞或下降、预期恶化导致消费需求不振，消费需求不振再影响经济增速和居民收入。所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走出恶性循环所必需。

增加居民收入有三种可选择途径：(1)政府直接发钱给居民。但如果居民尚未恢复对经济增长的信心，一次性的补贴很可能转化为储蓄，且动用巨额财政资金向特定居民群体发放补贴，实际操作难度和可能的副作用难以预料。(2)立法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再分配力度，提高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3)通过立法完善社保和医保体系，使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后两项措施肯定有效而且必要，但短时间内不易见到效果。

没有投资就没有未来的经济增长。我国30多年的经验证明，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投资，是弥补总需求不足，恢复社会信心的最好办法。而且它能够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民间资本投资，增加居民收入，推动经济恢复正常增速。实际上，我国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还有很大投资空间。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提出“新基建”概念，包含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行超长期国债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对改善宏观经济和国家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贾康（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消费作为需求侧的原生动力，应不断地得到供给侧创新动力的回应，方可形成顺畅的供需循环。扩张性政策需要持续性用力，更加给力。经济发展是“消费驱动型”还是“投资驱动型”，不能简单分为两个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更多强调动员消费潜力，另一特定阶段则更多强调投资驱动。中国真正的发展动力是由创新驱动的，我们需要强调“系统集成思维”。通过改革创新，让消费和投资相辅相成，释放经济活力。

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建设

7月30日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更大力度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政府投资支持的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

专家们一致认为：国家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建设，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大决策，在当前民间投资意愿不足、地方债务压力大的情况下，必须实施特别举措，增强社会信心、走出总需求不足和通缩的困境。也要看到，这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要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这个战略高度来规划两重建设，加快推进实施。

改善债务结构完善投资体制

杨萍（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所长）：发行超长期国债、专项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有利于优化中央-地方政府债务结构、降低宏观债务成本，也有利于统筹“化债”和发展。目前中央政府还有一定的加杠杆空间。从地方情况看，超长期国债对缓解地方投资压力发挥了很大作用。

杨凯生（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两重”投资，第一，由中央财政出面发行超长期国债，使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关系和负债结构有了一定调整，符合改革的方向；第二，由中央掌握重大投资的标的，对项目的把握可以更准确一些；第三，央行把商业银行传统的贷款资产和投资于债券的资产合并统计，使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得到优化；第四，政府融资成本的优化，因地方政府向银行发债难度大且谈判成本高，而这次中央政府超长期国债发行的中标率只有2.47%，比同期限的地方政府的债息低13个BP。

效果在逐渐显现

苏宁：从当前特别国债的发行情况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是比较好的。特别国债发行的市场认购率接近4倍，国债中标利率只有2%强，说明市场资金是充裕的，这也反映银行有钱但企业贷款积极性不高，说明了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杨萍：超长期国债政策的效果已逐渐显现，在政策执行中也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完善。如鼓励设备更新带动了投资的增长，上半年全国设备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7.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1个百分点；大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为激发消费活力做出贡献，促进了循环利用体系的完善，等等。近期中央安排了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促进消费需求。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统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进一步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妥善化解存量债务风险、严防新增债务风险。在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过程中，要求重点省份（债务高风险地区）严控新建政府投资项目（民生类项目及国家级重大项目除外），严格清理规范政府投资项目。调研情况表明这一要求基本得到执行。很显然，发行超长期国债支持“两重”建设，有利于统筹化债和发展，对缓解地方投资压力发挥了很大作用。

改善项目投资审批标准

多数到会专家认为，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投资主要是长周期、低（零）收益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投资，带来的是长期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安全能力的提高，不应过于强调所投项目的赢利性和现金流。超长期国债也是耐心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支持科技创新、解决卡脖子技术，需要更多的耐心资本。

建议有关部门多从带动效应的角度看问题，项目审批分类处理，程序有所创新。考量一个项目几十年内达到多少收益率，很难客观精准，意义也不大。比如修建港深高铁解决了两地同城化问题，快捷方便的交通，每个周末30多万香港人到深圳带动的消费，当年谁能想得到。又比如西部是我国战略腹地，是否要多投入一些，让当地群众享受到和东部同样的基础设施。

建议加快“两重”项目启动，进一步扩大国债发行规模

专家们认为，鉴于今年上半年消费增速明显低于上年同期、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为实现今年的GDP增速目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应比上年有大幅度提高。为此，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需求，同今年财政预算所能提供的资金之间，存在很大缺口。建议国家在加快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的发行速度同时，应考虑进一步增加国债发行规模。

发行长期国债的工作机制建议

杨萍：总的工作要求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改变项目管理方式，统筹用好各类政府投资，重点引导各方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工作，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带动作用。加快推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建设，抓好2023年增发国债项目的后续实施工作。

袁海霞（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执行院长）就长期国债发行工作提出几点具体建议：

1.统筹好各种政府专项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合理安排发行节奏。

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市场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增量支持政府债券的发行。

3.理顺两重项目建设中的中央-地方投资关系，合理划分央地财权事权，适当加强中央事权及支出责任，做好央地财政预算统筹及分配。地方政府要做好配套资金的支持，合理安排预算；中央层面要统筹各方资源，畅通信息沟通，优化项目报批，协同推进项目实施。

4.根据项目收益、期限等因素分类，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关系社会民生的纯公共领域以政府投资为主，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准公共项目，财政资金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5.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优质项目的支持力度，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及优惠利率，建立绿色审批通道；对参与“两重”建设资金投放的商业银行予以政策支持；鼓励保险机构参与项目投资。

刘威（红华资本合伙人）：我国发行国债中10年期以上的只占16%，比美欧日债券市场中长期国债所占比例低很多。超长期国债发行规模还有很大的空间。

纽文新（《中国经济周刊》首席研究员）：国债市场需要有强大的做市商，因为国债收益率的微小变动可能带来市场价格显著波动，而国债价格是国家的信用价格。建议央行承担起主要做市商角色，因为商业金融机构更多是要考虑商业利益。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我们要抓住“总需求不足”这个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尽快落实中央精神，以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克服经济增长的挑战，走出“L型增长”困境。

（编辑 尚鸣）

　　当前在总需求不足情况下，国内学界在应采取何种刺激需求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一种意见是，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投资为突破口，拉动社会投资并带动居民收入和消费增加；另一种意见是通过直接给居民发钱等方式刺激社会消费。

国外不少经济学者也在热议中国的“产能过剩”，认为“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最近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杰伊·香博（Jay Shambaugh）撰文称：中国储蓄占GDP的40%-50%，消费率（最终消费额/GDP）小于40%。过去中国的高储蓄是靠国内投资和出口增长，现国内经济低迷、房地产投资下滑，经济增长更依靠出口，这将影响他国的就业和收入。中国应提高消费率，由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

究竟应该通过哪一种途径弥补总需求不足，实现今年5%的GDP增速目标，必须有明确的回答。

中国的消费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是否过低

　　首先要弄清楚：国际横向比较，中国的消费率是否过低、储蓄率是否过高？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是否过低？

　　1.中国的消费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2021年，中国平均消费率为54%左右，推算2023年消费率为54.7%，绝非杰伊·香博所说的40%。

　　2022年，美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为82.9%（21.1万亿/25.7万亿美元），远高于中国。但就商品消费而言，2022年，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44万亿、合6.29万亿美元（按1:7汇率），同年美国商品＋餐旅消费支出7.2万亿美元。中国的社会零售商品消费相当于美国的87.4%。考虑到当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70%。中国的社会零售商品消费/GDP比其实高于美国（1.25：1）。

　　中国消费率所以远低于美国，主要是中美消费结构和服务消费价格不同。中国居民的服务消费在总消费中占比略大于40%，而美国一般占2/3（疫情期间占比明显下降）。现在没有找到可比的价格指数，根据经验，美国服务消费的价格远高于中国。 考虑到中美消费结构和服务价格的差异，中美间消费率的差别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大。

    况且，美国的高消费率（低储蓄率）也不适合中国效仿。因储蓄不足，美国社会多年维持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2023年，净海外债务高达20万亿美元，将近GDP的70%。如果不是 美元的霸权地位维系，其早就陷入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

　　2.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

    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才是真正判断中国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率是否过低的重要指标。中国生命预期高于美国（78.2岁vs.76.1岁，2021）。从卡路里摄取量、蛋白质摄取量、儿童身高、城镇居住面积、住房拥有率、教育年限、奢侈品销售、人均肉类消费等指标看，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不输发达国家，有些方面甚至领先于美国。

    考虑中国的社会实物转移因素（政府向居民的物质补助），即便不能进一步缩小中国消费率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至少也能进一步减少中国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按照世界银行2021年ICP价格进行调整的数据，中国在居住、教育、休闲和医疗的消费量，是使用市场汇率度量的消费量的两倍。在欧美日有长期生活经验的国人，对目前西方国家和中国国内生活水平的差距，更应该有比较客观的认识。

　　中国的住房投资在GDP中的占比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居住是消费的最重要构成部分，但中国的居民购房在统计中被记入居民部门固定资本形成，购买家用汽车则记入居民部门消费。如果用国际通行的统计方法，按住房的消费品性质进行调整，中国消费率同美国西方之间的差距还会进一步缩小。

近年来，中国年轻人消费观念正在发生变化。2023年底中国个人消费性贷款（不含住房贷款）余额为19.77万亿元，同比增长9.4%；相当于GDP的8.3%。而日本这一比例为8.8%，美国为6.8%。

　　3.中国的储蓄率。

    储蓄率是消费率的镜像反映。据世界银行统计，2010年，中国储蓄率为51.1%，此后逐年下降，2016年降至45%，2021年为46.1%（和疫情有关）。

    据世界银行统计，部分国家的国内总储蓄/GDP的比值是（2021/22）：爱尔兰66%、新加坡60.1%、卢森堡52.2%、挪威49%、瑞士37.9%，东亚/太平洋地区39.1%；中等收入国家为35.8%，中高收入国家为38.9%。

　　各国国情（文化传统、地理/自然资源、人口数量/年龄结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社保体系、政治体制、地缘环境）不同，且统计口径不尽一致。简单以储蓄率的国际比较，不足以判断一国储蓄率/消费率是否合理。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国民福祉（消费）。在给定生产能力情况下，投资和消费之间的选择，实质上是在现在消费还是未来更好消费之间的选择。国内外已有的抽象理论模型，无法指导我们找到中国的最优消费率（储蓄率）。所以不应匆忙得出“中国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的结论。

　　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不存在计划经济时期“强迫储蓄”的问题，居民的储蓄是自主决定的。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原因，中国和东亚国家的居民储蓄率偏高，积累财富的意愿较强。较高的储蓄率为企业带来较充裕的可借贷资金，这应当成为中国经济的优势，并不是弱点。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二战后，东亚国家经济持续高速成长是由于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特别是建立在高储蓄率并辅之以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基础之上。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是科技创新，先进的技术最终要物化在资本品之中。目前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工业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而取得今天的成就，高储蓄率功不可没。

    随着收入的增加，新一代居民消费偏好增加，储蓄率将逐渐降低。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选择，同时也不能完全放弃对居民储蓄倾向的影响。

　　4.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GDP之比。

    一些人把中国消费率过低的原因，归结为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过低。常见说法是：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约为40%，美国在75%左右。

    据统计局权威人士介绍：统计局有两套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一是入户调查数据，二是根据资金流量表计算的数据。据入户调查数据计算的可支配收入/GDP比是43%-44%（2021年是43.2%）。而根据资金流量表计算的数据，近年来该比值是60%左右（2021年是59.3%）。两套统计相差15个百分点以上。其原因不难理解：入户调查大概率会低估居民可支配收入。

    居民可支配收入低，意味着政府收入过高，反之则反。据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有关论坛发言所讲，2023年，中国财政收入/GDP比只有26%。

相比之下，2023年，美国政府收入/GDP比为31.4%，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为73%。

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什么政府收入/GDP比也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初步分析是，中美两国按收入法统计GDP的方法不完全相同。在中国，按收入法计算的GDP=[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1]+固定资产折旧[2]，可将上式改写为GDP=[（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所得税-法定减扣项]+（所得税+法定减扣项+生产税净额）[3]+固定资产折旧。并进而改写为GDP=居民可支配收入+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折旧。

设2023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为60%，[4] 已知财政收入对GDP比为26%；则固定资产折旧对GDP比应为14%。

2022年美国净固定资产存量（Current-Cost Net Stock of Fixed Assets）为85.9万亿美元，[5] 折旧量(Current-Cost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为4.30万亿美元。[6] 同年美国GDP为25.7万亿美元，因而固定资产折旧对GDP比为16.7%（4.3万亿美元/25.7万亿美元）。[7] 中、美资产折旧对GDP之比应该相差不多，因而资产折旧不能解释为何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收入对GDP比都低于美国。

按照美国定义，GDP=[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销售税+固定资产折旧+净外国要素收入。[8] 上式可改写为GDP=[（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所得税-法定减扣项]+（所得税+法定减扣项+销售税）+固定资产折旧+净外国要素收入。因而有GDP=居民可支配收入+政府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净外国要素收入

可见，中美收入法GDP统计并不完全相同。第一，美国是销售税、中国是生产税净额。第二，中国不包含美国的外国要素收入项。

美国的销售税是州和地方政府税种，数量有限，相对GDP比很低。可以不予考虑。[9] 中国生产税对所得税的比例，应该大于美国销售税对所得税的比例。因而，中国数量较大的生产税也会导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减少。

净外国要素收入一项在中国GDP收入法统计中没有直接显现。2023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253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939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078亿美元，投资收入逆差约为0.96万亿元人民币，为GDP的0.76%。中国投资收入逆差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收入对GDP比的下降。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美国则是服务业大国，理论上，中国资本存量折旧对GDP应该高于美国。但统计数字似乎并未反映这一差别。

　　由于定义不同，统计口径不同，数据的可获得性差，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的比较，并不能有充分依据证明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过低。   

无论中国的消费率（储蓄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同其他国家相比是偏高还是偏低，政府都无需刻意调整中国的消费率（储蓄率）、改变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势头的恢复，必要的调整将会水到渠成。而当务之急是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不能被一些暂时还说不清楚的问题转移视线。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

　　首先要弄清“投资驱动”的含义。经济的增长可分解为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等）的贡献。消费并不是生产要素，把经济增长模式区分为“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属于概念混乱。

宏观经济政策要着重解决的是短期内，在供给能力（产能）给定情况下，如何增加总需求，使实际经济增速同潜在经济增速保持一致，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只有在理清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各自对弥补总需求不足的有效贡献时，再具体讨论经济增长是应由投资、消费还是出口“驱动”，才有意义。

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投资增长的贡献。2007年我国GDP增长11.4%，其中消费、投资、出口的拉动分别为4.4%、4.3%、2.7%，

    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府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30.1%，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92.3%，消费贡献率52.5%，净出口贡献率-44.8%。

    2010年后，中国GDP增速开始持续下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持续下跌。2012年，消费增长的贡献再次超过投资（消费贡献率51.8%，投资50.4%）。   

    根据统计数据分析，2014-2023年的10年中，除2022年之外，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投资需求（10年中消费需求贡献率平均53%左右）。依照作者推算，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54.7%、42.8%和2.5%。

    可见，即便在短期宏观调控、弥补总需求不足的意义上，把近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定义为投资驱动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大可不必陷入“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的二选一的话语陷阱。

如何弥补有效需求不足

　　在总需求不足情况下，刺激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都能起到弥补总需求不足、提高经济增速的作用，然而就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而言，增加消费和增加投资的作用则完全不同。增加消费只能在短时期（新产能尚未形成之前）使现有产能得到更充分利用。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2023年，政府经济工作报告也指出“有效需求不足”是“突出矛盾”。

    目前中国CPI接近零增长，说明确实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是：应该如何增加居民消费？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促进消费就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2023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出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

　　在消费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大致维持稳定的情况下，GDP增速的下降和与此相伴的失业率上升，必然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停滞甚至下降以及收入预期的恶化；资产价格下跌也影响部分居民的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不足反过来又是导致GDP增速下降的关键因素。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很清晰的。　　

    在实践中，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有三种可行的办法：

    （1）政府直接发钱给居民，鼓励居民增加消费。问题是，如果居民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并未得到恢复，一次性的收入增加很可能会转化为储蓄。2023年，中国零售商品销售总额47万亿元，人均消费支出2.7万元。发多少钱、怎么发、谁来发？直接发钱在实际操作上的落地困难和在政治、经济上的副作用难以预料。

    （2）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低收入、弱势群体的保护，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通过收入再分配减少贫富差距。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可以提高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消费需求。

    （3）完善社保、医保和低保体系，使居民能够消费、敢于消费。

    后二项措施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在道义上也是必须要做的，但建构完善制度体系不是短期内可奏效的见效。

　　30多年来我国的宏观调控经验证明，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公共投资），是弥补总需求不足，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办法。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直接弥补总需求不足，而且能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民间资本投资，增加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一些专家学者不赞成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刺激需求的主要理由是：（1）基础设施项目已趋于饱和；（2）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低下，浪费严重；（3）加剧产能过剩风险。

　　中国是世界上基础设施建设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许多领域是超前的。但也应该看到，中国目前可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俯拾皆是。例如地下管网就是最明显的一例。截至2020年底，我国铁路运营总里程位列世界第二，但铁路密度和人均铁路里程与主要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公路总里程位列世界第三，但总里程密度和人均里程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差距较大；2018年，中国人均发电量仅为全球第一的加拿大的四分之一。2020年，中国每百万人仅拥有948台互联网安全服务器，仅相当于全球第一名丹麦的0.3%。我国供水稳定性仅位列全球第68位；接触不安全饮用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全球位居第74位。

　　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提出“新基建”概念，包含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此外，在公共投资（教育、医疗、养老）领域，中国依然有明显缺口。

    在某些领域，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确实存在“超前”问题，但总体上看并非如此。在总需求不足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存在一定程度的“超前”也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投资项目的市场需求，而是有关方面的决心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且有利于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一般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周期长，回报率很低且难以产生现金流，因而是私人投资者不愿进入的领域。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非盈利性，中央政府应该承担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的主要责任。总需求不足时期，正是大力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佳时机。

　　自2012年3月以来，中国物价的低增长和负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存在供大于求的缺口，即产能过剩。在宏观经济层面，产能过剩与总需求不足是同一个概念。为弥补有效需求不足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不可能导致在宏观层面上明显的“产能过剩”。而宏观层面的总需求不足同产业层面的产能过剩是可以并存的。如果不加区别地刺激投资，或刺激某些已经（或可能）产能过剩的特定产业（如房地产部门），刺激政策就会加重产业层面上的产能过剩。

    所以，政府在推出刺激计划时强调的是基础设施投资，而非其他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提高的是经济总体的产能，而不是特定产业部门的产能。不仅如此，基础设施投资一般不会在较短时间内转化为现实产能。因而，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在最大限度上避免在宏观和产业层面导致产能过剩。

应进一步增加发债规模

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投资依然是启动经济增长、扭转“L形”增长衰退，恢复社会信心的最好办法。基础设施投资首先应该考虑是社会经济效益，不应过于强调盈利性和现金流。

　　笔者简单推算，鉴于今年上半年消费增速明显低于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下降，为实现今年的GDP增速目标，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应比2023年有大幅度提高。

    但是，为此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需求，同今年财政预算所能提供的资金之间存在巨大缺口。因而，建议国家在加快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的发行速度的同时，应考虑进一步增加国债发行规模。超长期国债销售的成功，说明商业银行对国债需求旺盛。中国依然有相当大的财政扩张余地。一直苦于“资产荒”的商业银行并不缺少购买国债的意愿和资金。更何况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防止国债发行导致收益率曲线的上升、对民营企业形成“挤出效应”。

总之，我们必须打消各种顾虑，抓住主要矛盾，不被各种话语陷阱迷惑，坚持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坚持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特别是在“两重”领域加大投资力度，以确保2024年5%GDP增速目标的实现。

（编辑  碣石）

攻坚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

断臂求生：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阶段的评述

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阶段是从1998年到2003年，即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总理的5年。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工作是国有企业改革脱困三年两大目标（从1998年到2000年），主要工作包括：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再就业中心建设，和针对特定行业、特定类型企业的脱困措施。这几项工作使连续多年净亏损的国有中小企业通过改制退出了国有序列，使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通过破产方式退出了市场，准确地切断了国有企业两个最主要的亏损源，改革取得的经济效果非常明显。

1997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净亏损的有12个省市，到2000年底全部扭亏为盈；5大亏损行业中有3个实现了扭亏，煤炭和军工行业的亏损额也有较大幅度下降。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亏损面由1997年底的39.1%下降到27.2%；1997年底6599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中，有4799户通过多种途径摆脱了困境。

2000年12月27日，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同志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报告：“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央提出的三年两大目标已基本实现。”

2002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进一步上升到2633亿元，2004年达到了5312亿元，三年改革脱困确实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状态出现了一个转折性的变化。

一些人批评三年改革脱困主要用的是行政手段，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采用市场的办法，这种批评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中国当时处于转型期，理想化的市场机制、市场的办法当时尚不存在。我国当年既没有一个依靠市场能自动使结构调整优化的机制，也不存在一个依靠市场能顺利实现人员流动的机制，行政手段可能是在当时国情条件下能够把改革和结构调整推动起来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中国在改革道路中如何转型、如何以政府行政手段，创造条件，构建市场机制的宝贵实践经验。

重要的是，我们用行政手段去实现的目标，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种行政手段的有效运用，大大加快了国有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和内涵实际上发生了一个重大改变。以往国有企业改革的内涵是狭义的，主要是体制层面的改造或调整，包括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改革的攻坚阶段开始，国有企业改革已开始转化成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体制机制的改革，也包括调整结构、历史负担的化解和人员分流安置等。

这个改变是被形势倒逼出来的。1998年之前，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已经难以为继，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也没有使企业的经营行为和经营状态产生实质性变化，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又使矛盾急剧激化。此时，国有企业已滑向全面崩溃的边缘。

这样的局面清楚地表明，只在体制层面进行调整已经不可能解决国有企业的危机，必须对国有企业存在的所有问题综合施策、进行全方位的处置，动一次“全身性”的大手术。这样的认识符合中国国有企业的实际，也非常重要和及时。

但改革思路的转变马上遇到了现实的挑战。首先是配套的体制和条件不具备。改革触及产权就涉及国有资产的管理问题，但当时多头管理下的体制责任不清晰、政策不完备，出现问题几乎不可避免；社会化的保障体制还没有建立，职工离开企业后难以保障基本生活，好似在没有安全网的情况下进行“高空作业”，非常危险，难免会引发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些改革所需要的配套条件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创造出来的，这个阶段的改革实际上是在一边推进、一边出事、一边补漏的状态下艰难前行。

其次是改革的社会风险急剧加大。结构调整、人员流动导致的既得利益调整幅度巨大。企业破产会使职工全部下岗，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退出职工也是不情愿的。这一阶段的改革对职工权益和社会稳定的冲击非常直接，各级党委和政府付出极大的努力来化解群体性事件，稳定企业和社会。

配套条件不具备、社会风险巨大，这个阶段的改革能够坚持走下去，主要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以及三年改革脱困工作营造出的社会氛围和承受力，再加上地方政府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

一般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具有最典型的“问题导向”的特征，这的确很有道理。这一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对改革的宏观指导与第一线的改革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中央对改革的要求都非常准确地指向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这一时期的改革也体现出一种非常值得称道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打官腔、说套话，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基本没有市场；大家都眼睛向下，直面问题、研究问题，说真话、讲实话，扎扎实实地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个时期发布的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不少，但篇幅都不长、论述性的说法很少，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是最主要的内容。

仅仅用“问题导向”概括这个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似乎还不够完整，应该是“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在中央政府层面，对改革方向的把握非常准确，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非常清楚。这一时期改革的各项工作在方向上基本没有出现偏差，大量具体问题的解决则大大加快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在改革的大局上目标导向，在改革的操作上问题导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向最终的目标趋近，可能是最合理的改革方法论。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主要的、最难的工作都是由地方政府操作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由地方政府主导，再就业中心是地方政府的创造，企业破产的操作和维稳任务由所在地党委和政府负全责，中央直属的困难企业也都下放给地方处置。

相比较而言，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级政府直接面对企业，企业状态不好时承受的压力最大、改革的动力最强；而同时，它们的功能和手段更加完整，有能力从本地实际出发解决复杂问题。

这个阶段改革的动力机制非常清晰：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把地方政府逼到一个非改革不可的境地，本地国有企业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但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也难以维护。试想，如果当年财政仍向国有企业发放经营性亏损补贴、银行仍会给亏损的国有企业贷款发工资，各方面还有回旋和拖延的余地，谁也不会冒着风险去推动这样破釜沉舟式的改革。这个阶段也是中央和地方在改革上互动最好的时期之一。中央政府确定改革的方向和原则，地方政府想办法解决具体问题。地方做的对，中央政府总结、推广；地方做错了，中央政府出面纠正。中央给了地方党委和政府非常大的施展空间。

基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这一时期改革推进最重要的基础。改革中很多复杂问题处理不可能事先都想周全，相关的政策文件中也不可能有现成的规定，如果第一线的官员不敢担当、不敢作为、不去主动研究和解决问题，而是等着上面的说法，工作的状态和效果会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改革工作的指导非常主动，把各地好的经验和办法总结出来，在规范化的基础上进行推广，是非常有效的改革推进方式。

同时，中央对地方也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支持、信任和爱护。改革中发生的“事件”很多，但从来没有因为改革“出了事”而处理第一线的官员，往往是中央派工作组到现场，与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研究如何解决问题。“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必然包含试错，也需要有容错的机制；如果改革出了问题就处分下面的官员，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很可能会戛然而止，后面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就很难说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胸怀和担当给了第一线的同志信任感和安全感，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地投入工作。事实证明，宽松的氛围和环境最能够激发出人的潜能。

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解决难题最多、成效最显著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面貌和状态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1998年之前，国有经济的战线漫长，系统内有大量不具备体制优势的国有中小企业和严重亏损的特困企业，国有经济不堪重负、步履艰难，全社会对国有企业几乎完全失去信心。2003年之后，国有经济的战线大大缩短，而且越来越集中于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企业的经营状态和精神面貌开始改善，政府承担的压力和负担明显减轻，各方面看到了国有经济的希望。

1998年之前，受到传统观念、现实利益和配套条件的约束，国有企业的破产、国有企业职工的流动在社会上还很难被接受，各级政府也对潜在的风险顾虑重重、不敢触碰。在2003年之后，国有企业资不抵债要破产，国有企业的职工也要进入市场合理流动，这些观念已逐渐为各方面所理解；社会观念的改变和相关配套条件的逐步具备，使国有经济的结构开始能够通过优胜劣汰的机制得到优化。

在1998年之前，由于体制僵化、观念落后、包袱沉重、亏损严重，国有企业已成为很多地方经济发展的包袱和社会稳定的隐患，各级政府“压力山大”。在2003年之后，随着观念转变、负担减轻和体制机制的改革，国有企业开始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和市场的竞争，逐步成为国家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中正面的促进因素和重要的发展主体。

这些变化对于中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而言，都具有“历史性转折”的意义。历史无法假设。但如果我们回顾1997年前后国有企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和蔓延的速度，就会意识到，以三年改革脱困工作为标志的改革攻坚，使我们避免了由于国有企业问题集中爆发而导致的社会危机。

受惠于国企“断臂求生”式的改革，中国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历史应当记住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阶段的贡献者：提出了国企改革、主持了国企改革，为改革承担了重大责任的朱镕基总理；在改革一线殚精竭虑、冲锋陷阵，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官员；以及千千万万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做出了牺牲的国有企业职工。虽然只有五年的时间，这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并不是完整的。国企改革是阶段性的，需要在下个阶段不停滞的改革中继续探索解决。

国资委成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

2003年，我国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和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都进入了尾声，余下的国有企业主要是经营状态尚好的国有大型企业。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以国有大企业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的体制背景

国有大企业之前所经历的改革，主要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全国性试点。这项试点的规格很高、范围很大，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倾注了极大的努力、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企业层面的操作也非常认真，但未能取得实质性的预期效果。

在试点中，企业都按照《公司法》进行改制，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运作方式也按《公司法》的要求进行规范。但是，由于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不明确、不到位，公司治理机构完全由企业内部人员组成，而且成员高度重合。国有资产出资人缺位使企业由内部人控制的格局依旧，没有人代表国家股东对企业提出要求、进行督导，因而企业行为没有实质性变化。经营者和监督者之间的角色转换非常困难，而且降低了工作效率。以致有一段时间有关方面曾要求国有企业撤销董事会。

对于国有大企业而言，由于改制后仍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仍在国有的体制框架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就成为一个绕不过去、又非常纠结的难题。

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企分开”是主导的方向。此前的改革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大量探索，政企不分、政府不放手，企业就难有活力；政府放手了、政企分开了，又会带来内部人控制问题，政府难以接受，因为守护国有资产是政府的责任，而且国有企业一旦出了乱子仍然要由政府来收拾残局。

国有企业经营的是国有资产，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不可能完全切断；如果完全切断了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国有资产将成为无人管理、无人负责的“无主资产”，国有资产流失不可避免，企业本身也会出现较大问题。因此，对国有企业而言，实现政企分开的前提是政府内部的政资分开，使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企业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相分离，这是国有企业实现政企分开唯一可行的途径。由此，“政府和企业要分开、国有资产出资人要到位”，应该是国有企业构建政企关系唯一合理的框架。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在1991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在强调继续坚持和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同时就提出：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1]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对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经营的体制。按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的原则，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合理形式途径。加强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政府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提出如此明确的要求，显然与之前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简称国资局）的开创性工作和一些地方政府进行的探索有关。

1988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建立归口财政部的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这是中国第一个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政府职能机构。国资局最初的管理职能比较宽泛，1994年再次进行了明确：“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要加强国有资产的综合管理，重点是对各类企业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进行宏观管理，配合有关部门共同进行国有资源性资产的管理工作，加强对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指导、监督。”

国资局成立后，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清产核资，不仅包括经营性国有资产，还涵盖了资源性国有资产和行政事业单位占用的国有资产；二是研究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的政策体系，包括产权管理、产权界定、产权交易、资产评估、清产核资、国有股权管理、国有资产统计等。这些方面的工作奠定了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最初的基础。

由于国资局的职责定位是对企业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当时对国有企业实际管理的既定格局所限，国资局实质上是一个国有资产管理的政策制定部门，而不是一个企业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因为“政资分开”的改革当时还没有提上日程，很多党政部门还都拥有某一方面“资”的职能。

国资局在国有资产管理政策制定方面所做的工作意义重大，但对一家具体的国有企业而言，国资局仅仅是当时可以参与管理的众多政府部门之一，而且是一个相对不太重要的部门。当时国有企业最直接的管理主体是行业主管部门，企业领导人员的选任、投资管理、薪酬分配、改革指导等职权都由其他部门掌控。在多头管理的既定格局下，国资局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这一点在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时对国有资产未能进行有效管理的情况中看得很清楚。国资局一旦想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就会与其他党政部门发生直接的摩擦和冲突；这种情况发生过多次，可能是当年国资局最为苦恼的事情。

在中央提出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及经营形式的任务后，一些中心城市政府率先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其中在全国影响较大、最为典型的是上海市和深圳市的做法。

这两个城市最初都研究构造出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构架：第一个层次是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行政机构，第二个层次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第三个层次是国有独资、控股、参股企业。两个城市第一和第三个层次的差别不大，第二个层次的组建方式不一样，结果则完全不同。

深圳市于1992年、上海市于1993年分别成立了市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牵头，各有关党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作为市级国有资产管理的最高机构，之下设立国资办作为常设办事机构。国资办的组建意义重大，使原由各部门分散行使的国有企业管理职能初步实现集中化和一体化，可以理解是日后市一级国资委的雏形。

上海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最初由各工业局改建。这些工业局原先就是一层管理实体，内部有一批行业人才，与下属国有企业有长期的管理关系。这种背景下的改建以及母子公司体制构造比较自然和顺利，通过进一步的调整和改革，行业特征和行政色彩逐步淡化，最终成为大型企业集团。上海的模式实际上演变成两层结构：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机构直接面对大型企业集团。

深圳是一个新兴城市，原来并没有很“实”的行业管理部门，最初的三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由政府新建的。但公司成立后与各方面的矛盾不断，向上与市国资办在权力、责任、管理范围方面纠结不清、摩擦频发；向下对企业收权、搞审批、直接干预过多，最后不得不在2003年撤销，重新构造出两层结构。这些城市的探索，都为以后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基础。

稽察特派员制度也是想使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到位的一种尝试。在朱镕基总理的主导下，1998年，国务院进行了一次力度很大的机构改革，冶金、机械、化工等9个国家工业部被撤销，改组为由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工业局，这次改革中最大的变化是国家工业局已不再具有管理企业的职能。撤销行业管理部门是我国政企分开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行业管理部门撤销后对原直属企业出现了两个管理上的缺口，一是对企业负责人选任和管理的缺口，二是对企业监督的缺口。干部管理的缺口由同年成立的中央大型企业工委承接，监督管理的缺口则由同年建立的稽察特派员制度来承担。

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定由国务院向国有重点大型企业派出稽察特派员，负责监督企业的资产运营和盈亏情况。稽察特派员由国务院任免，一般由部级、副部级国家工作人员担任。国务院专门设立了稽察特派员总署，工作机构设在国家人事部。稽察特派员制度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是一种力度很大、见效很快的监督方式，派出后发现并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案件，其威慑的效果使得国有企业中的腐败问题、财务失真问题开始减少。加强监督是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但仍难以涵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全部。

在2003年之前，政府对国有大企业管理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政企不分基础上的多部门共管；许多党政部门都有某一方面的管理权限，有时在一个方向上还不止一个部门参与管理。

多头管理在不同时期略有差异。大致的格局是：重要企业主要负责人是组织部门选任和管理，副职早期由行业主管部门、机构改革后由中央企业工委选任；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家计委审批，技术改造投资由国家经贸委审批；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在国资局，1998年国资局撤销后由财政部直接负责；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由劳动部门管理，包括企业负责人的工资标准和企业的工资总额；国有企业改革在国家体改委撤销后由国家经贸委负责，国家计委负责行业改革和计划单列企业集团的试点工作；对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督由人事部稽察特派员总署负责，中央纪检委和审计署也有很大的监督检查权力。

这种管理格局就是当年被广泛诟病的“五龙治水”“九龙治水”的格局。多头管理造成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一是政企不分、责任不清。由于政府部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大都很具体，企业的自主权有限，企业出了问题自身要承担什么责任说不清楚；同时，由于众多部门都从不同方向在实施管理，政府层面的管理责任也说不清楚。当年一些国有大企业出了问题，国务院要求查清责任，但几乎无一能够查清真正的责任者或责任机构。

二是政策方向不一致，企业无所适从。参与管理的各个部门职责不同、价值取向差异很大，对改革的认识也不一样。各个部门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管理。“上面多条线、下面一根针”，政策矛盾都集中到了基层；党政部门都是领导，企业听谁的、不听谁的都很为难。

三是部门协调的难度很大。对国有大企业的管理权分散配置于不同的机构，任何一个部门的权限都不能推动企业的整体工作；而部门之间又很难合作，除非高层领导出面，否则都协调不动。尤其在企业出现重大危机时，任何一个部门的权限都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把最高层推到第一线，成为运行成本极高的体制。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政府必然要代表国家对企业行使特定权力，单方向强调“分开”，国家所有权就“虚置”了，结果只能是内部人控制。但国家所有权的体现方式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国家所有权组织合理、行使有效率则效应就是正面的，反之效应将是负面的。因此，国家所有权如何组织好、行使好，是国有企业改革一个基本的逻辑起点，之后才谈得上企业层面的改革问题。

多部门分权管理无疑也是国家所有权行使的一种具体形式，但这种形式既不科学、也不合理，企业的自主权无法保证，国家所有权的行使没有效率，部门之间协调过程的内耗太大。如果不改变这种不科学、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国有大企业要想改革好、发展好非常困难。

政企不分、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体制弊端显而易见，但想改变并不容易，对任何一个实权部门而言这都是个敏感话题。国有企业状态好的时候问题会非常突出，谁都希望对优质资源具有影响力。涉及部门的既有权力大家都不会主动退让，这几乎是所有行政机构一个本能的行为；即使部门的领导能从大局出发想放掉某些权力，下面也会有很大阻力。解决这种问题需要中央领导下大的决心，推动大力度的改革。

（编辑  季节）

我国近年新型研发机构快速发展，取得许多进展，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

新型研发机构的类型和进展

新型研发机构通常由多方共建，强调产学研资之间的紧密连接，在实验室的机制上进行与市场需求对接，力图将实验室的项目有效推向市场，整合从科研到商品化的创新链条。

新型研发机构的类型和特点

高校院所主导的研发型。 这类新型研发机构由高校或院所主导，侧重于学术研究与技术开发的结合，强调前沿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和转化。如清华深圳研究院、南京大学未来技术创新研究院、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等。

高校科研院所主导的产业服务型。这种高校异地研究院类型最多。具有技术转移、转化、孵化、合作、对接功能的产业服务型产业研究院，多设在教育资源比较欠缺的地方，在对接产业经济和推动地方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地方政府与高校共建的产业研发创新升级型。这种类型的新型研发机构融合了科技、产业、资本及教育资源，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注重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

    如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不仅进行前沿科学研究，还形成了一套高效的、社会化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机制。

政府与高校合作。如1999年深圳建立虚拟大学园，现有研究院68家。南京大学在省外建立了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总院等4家政产学研平台，再如长沙环保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增材制造工业技术研究院，海安南京大学高新技术研究院，南京大学常州高新国际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2000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共建的电子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与广州高新区合作设立的华南理工大学广州智能装备研究院。还有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大、厦门大学等深圳研究院。

高校与企业联合的研发机构。包括清华大学与企业共建的研究机构，上海交通大学与临港集团合作建设的上海交通大学中英国际低碳学院，电子科技大学与四川长虹共建的雷达系统协同创新中心，北京理工大学与北汽集团、中科院等单位合作建立的北京电动车辆协同创新中心。

企业兴办的新型研发机构。它们以持续研发投入、聚焦前沿技术、开放合作、人才培养与引进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如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中国移动-东方电气5G+先进制造工程应用研究中心，还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旗下的华为研究院、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达摩院、腾讯公司旗下的腾讯研究院等。百度公司旗下的百度研究院投入科研经费和AI居国内前列。

民营科技研发服务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产业技术研究院。由高校院所人员出外创业兴办的研发服务企业。他们专攻细分技术领域、细分市场，有旺盛的生命力。

面向企业的技术研发服务研究院。如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

新型研发机构的进展和成绩

促进了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高校这些新型研发机构的构建有效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地方产业升级，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构建了集创新资源、产业需求和研发载体于一体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向市场转移转化技术成果6200多项，衍生孵化科技型企业1200家。以其独特的运作模式和创新机制，在科技体制改革和服务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研究院在产学对接和服务产业等方面的作用是一般高校难以达到的。例如华科大异地研究院院长说，“有一个企业做零部件的涂层。以前都是用进口货，现在是我们撮合车厂部件商来和老师一起研发进口替代，合作非常紧密，现已达到细分领域前三了，在申请国家小巨人！”“我们亲自找企业谈，吃了多少饭，跑了多少路，花了多少时间，见了多少高层，真的很不容易！一般高校老师真不可能做到！”

促进了地方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不同类型的新型研发机构各有侧重点，但共同的目标都是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清华苏州汽车研究院专注于汽车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应用研发，围绕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开展工作。至今，该研究院已累计完成70多项高新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成为国内汽车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

促进了新一代技术的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往往是在新的科技和产业背景下成立的，它们可能更加关注前沿技术、交叉学科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

如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与深圳市至信微电子合作，共同在苏州吴江区建立了“碳化硅联合研发中心”，加速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在新能源汽车中产线前端应用的落地与定制开发。碳化硅技术能够有效提高电力利用效率，降低设备发热量，减轻车身重量，从而提升整体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

新型研发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定位功能和机制问题

一是新型研发机构在定位和功能上并不清晰、精准，存在模糊性。现实运行中，一些机构在研发方向、技术转化路径以及市场定位方面可能缺乏清晰的战略规划，导致资源分散、研发效率低下，一些产业研究院尚缺乏原创前沿技术产品开发，如AI产业。

二是机构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不够成熟。一些产业研究院缺乏创新管理人才，缺乏科学的管理体系、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及有效的项目管理制度，导致人员积极性不高、项目进度缓慢。

三是市场对接和成果转化机制方面，一些机构缺乏与市场的紧密联系，或者成果转化机制不够顺畅，导致研发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 

问题的表现

研究方向与目标定位不明确。一些新型研发机构在成立初期，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目标定位，导致研究内容与地方产业需求不匹配，难以有效支撑地方经济的发展。

体制机制不健全。新型研发机构在体制机制上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如科研与市场脱节、科技成果转化难度大等。

人才队伍建设不足。人才是新型研发机构的核心资源。目前新型研发机构的科研、开发、管理人才配置不尽合理，高层次创新人才缺乏、人才激励机制不完善等，直接影响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效果。

财务管理不规范，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由于制度不完善，财务管理办法在学校与企业之间模糊不清，管理不规范，或项目选择不当等原因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而且获得社会资本较少而资金不足。

产学研合作不够紧密。由于在利益上缺乏合作机制的政策法规，一些机构难以有效搭建起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桥梁，和企业合作模式单一，导致科研成果难以转为产业优势。

政策支持不到位。如政策不连续、支持力度不够等，影响新型研发机构的研发活动和产业化发展。

评价体系不完善。如过于注重短期成果、忽视长期发展等。导致新型研发机构过于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长期发展和可持续性。

市场对接能力弱。有些机构缺乏有效的市场对接和商业模式创新，可能导致科技成果难以实现商业化。

尚未形成市场化盈利模式。新型研发机构多数处于依赖政府或公共资金支持阶段，未能形成有效的市场化持续盈利模式。

国际化视野有限，国际化能力较弱。多数为国内产业服务。

参看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

  台湾工研院是台湾地区最大的非营利性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其功能是组织应用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和实验生产，致力于前瞻性共性技术领域的研发，并将科研成果转移到工业生产领域。可根据产业需求自主选择研发方向，与企业进行双边开发或委托，提供技术服务。

  ——坚持产业导向，注重与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错位发展，形成了自我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较强的全球服务能力。

  ——实行“技术+人才”双输出模式，每年有大量人才流动到产业中，同时积极招揽全球优秀科技人才，增加人才储备，并通过为员工提供海外进修等方式鼓励优秀人才。

 该院成功孕育了台电、台积电等世界知名企业，为台湾地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人才和技术支撑，被誉为“创新引擎，台湾产业成功的推手”。

该院每年向产业界转移技术500项，提供15000次以上的技术服务；多年来向企业界转移人才16000人，其中6000人担任中高级主管。该院每年技术转移促成各类投资项目超过600项，带动投资金额每年平均180亿新台币。（史钦泰，2006）

参看国外的经验

  发达国家在产学研与金融资本融合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商业生态。他们更加注重从市场需求出发，通过产学研合作，共同推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这种模式下，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实现了技术与市场需求的紧密结合。

197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制定了“试验性研发促进计划（ERDIP）”，“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UICRC)”，1985年创建“大学工程研究中心(ERC)”，1988年之后创建“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STC)”。对设立这三类中心的共同要求是，中心必须设在大学，并有企业参与合作，其目标必须同时输出面向工业的研究成果和科技人才。（刘则渊）

美国工程研究中心（ERC）由大学牵头，吸引企业以会员或项目合作方式参与研究活动。经费来源为NSF对各工程研究中心资助1/3经费（100万-360万美元/年），30%来自企业，20%来自其他联邦机构，学校提供10%，还有10%来自州和地方政府。各工程研究中心有14-83个企业伙伴（平均35个），涵盖大中小型企业，世界500强占近50%。（何洁）

2012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启动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在重点技术领域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决定拨款10亿美元，5年内建立15个区域性的制造业创新研究中心，10年建设45个创新研究中心，每个州建设一个。中心大范围组织产学研用各方联合共建。

 美国建立了概念验证中心(Proof of concept center POCC）。从2001年第一个由私人基金会捐赠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冯·李比希创业中心成立，到《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2009）和《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2011）两份政府报告出台，许多高校不仅有技术转移办公室（OTT）,而且建立了概念验证中心。概念验证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发现新原理，形成新概念；对新概念提出商用的多种可能性；从实验室技术到实用产品或服务验证；从概念产品到市场商品方案的验证；从产品到产业方案的不断验证；提出全程验证说明书，为企业发展和投资商提供可靠依据。（孙海鹰，2022）

概念验证中心的创建和发展历程表明“促进大学科技成果商业化，优化大学、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协同创新能力，进而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发展，是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是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致力于面向工业应用技术研究和服务。塑造技术，设计新产品，改善生产方式和技术。该协会成立于1949年3月26日，在德国有69个研究机构。

美国伍斯特工学院（WPI）的金属工艺研究所（MPI）是产业与大学的联合体。MPI的宗旨是做企业共性技术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包括：企业现有技术的基础性研究，了解其机理，目的是解决行业中的一些重大关键问题；同时进行处于萌芽状态的新技术的创新性、探索性和跟踪性的研究，为企业的长远技术发展方向提供参考。（西工大黄卫东）

关于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新型研发机构改进和提高的方向

许多新型研发机构倾向于从高校的科研优势和现有成果出发，寻找市场的应用场景，他们采取的路径是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的单向推进，而非从市场的实际需求出发；这种模式往往忽视了市场动态和用户反馈，导致科研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市场产品；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就难以获得社会资本，实现有效的产业化和商业化。

对于大多数技术而言，供给方的技术推动必须与使用方的需求紧密结合，双方合作进行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才能实现广泛的市场应用和商业成功。新型研发机构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导向，以市场需求引领技术创新，形成供需互动的良性循环。

当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研发机构，其产学研合作模式更加注重市场反馈，通过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生态系统，更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创新的持续推进。

新型研发机构需要采取的措施

新型研发机构应该积极与企业联系沟通，了解企业的技术需求和市场需求，根据需求来开展研发工作，可以与企业建立研发团队，共同推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除了与企业合作外，新型研发机构还应该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体系。通过共享资源、互通有无，实现技术的创造和创新。

新型研发机构可积极寻求金融资本的支持，通过引入风险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等方式，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供资金保障。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几个根本问题的思考研究

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定位。产业研究院是围绕成果转化找市场还是根据需求搞开发创新？高校是知识创造的主体。产研院重点应是创造新技术新产品。现在新型研发机构的主要问题是从学校的优势和现有成果出发去找市场，而不是从市场需求出发去和企业融合去深度开发，实现产业化商业化。原创技术推动都是有重大颠覆式技术引导大量市场需求，如PC机和手机。一般的供给方技术来推动必须和需求方市场紧密结合才行。所以单向的线性的成果转化还是忽视市场的重要性。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方向。研究院是面向前沿还是技术服务？产业面向市场，还是面向成果？成果转化也是一个途径，但主要方向是，从市场需求出发，和企业一起同步、协同研发、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作用。是桥梁纽带，促进创新联合体，还是自己作为产业主体？还是立足产业技术的开发服务？应当是兼有研发和服务的双重作用。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机制。是学校的一个处室的附属还是独立的非企事业单位？或成为独立企业？要明确发展机制，又要有发展动力。还是单设好。

关于共性关键技术平台。对于新型研发机构来说，可以借鉴台湾工研院的成功经验，加强前瞻性共性技术领域的研发工作。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国际合作。科研和创新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形成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力争与国外企业、高校、研发机构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犬牙交错，共同发展”的格局。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法律法规政策。政策制定者应考虑提供更加明确和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以促进新型研发机构的健康发展。各个研究院政策、财务管理不一致的问题如何以法规政策明确。

关于为企业服务的大型产业技术研究院问题。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模式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需要警惕其可能对企业创新机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产生的潜在影响。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议产研院在发展现有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加大对共性关键技术的投入和支持，加强工程技术科学的研究，在原理科学和原创上下功夫，形成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把企业摆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重要位置。作为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骨干能源央企，国家能源集团具有“煤电化路港航”全产业链一体化运营的特点，煤炭生产、火力发电、风力发电、煤制油煤化工生产规模世界第一，产业分布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加拿大、南非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75个党委、9120个党支部（总支）、11万余名党员。国家能源集团立足一体化运营优势和产业链特点，结合点多、线长、面广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开展产业链创新链党建赋能专项行动，形成产业链创新链党建赋能“153”模式，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实现了党建加强、产业升级、创新突破的“三赢”工作格局，在建设现代化能源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迈出坚实步伐。

坚持“一体化”推进，党建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发展

加强产业链创新链党建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产业要发展、创新要升级，必须坚持党企同进、一体发展：党企同进是方式，一体发展是目标，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通过党建“链”上聚力，“链”上聚势赋能，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坚持党企同进。瞄准产业链创新链发展方向，国家能源集团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把党组织建在“链”上、资源聚在“链”上、服务沉在“链”上，确保企业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跟进到哪里，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就体现在哪里，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改革发展全业务、全过程和全员，做到链上基本组织更加严密、基本制度更加健全、基本队伍更加坚强、基本活动更加有效、基本保障更加有力。

坚持一体发展。聚焦产业链创新链发展路径，国家能源集团坚持党建工作和企业管理有机统一，党建与业务“目标一致、责任共担、同题共答、相互促进”，统筹推进、一体发力。深化拓展一体化独特优势，通过党建引领、联搭平台、联合攻关、联动创效，增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聚焦高效运营做好固链，聚焦“集疏运”做好补链，聚焦战略接替做好延链，聚焦供应链优化升级做好强链，整合产业链创新链资源要素，全面构建“党建引领、互助共赢、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以党建赋能产业跃变升级。

搭建“五个平台”，打造共建共享、多方共赢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国家能源集团全面发挥大一体化优势，构建党建与产业链创新链上下贯通、左右衔接、内外一体、立体交叉的工作体系，实现理论共学、资源共享、难题共解、活动共办、队伍共建，形成聚合效应。

搭建理论共学平台，提升政治引领力。一是联组共学。“链主”单位联合链上各方，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动链上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深学笃行中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产业链创新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二是同题共研。围绕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三个作用”、形成新质生产力等主题，开展大学习、大讨论，通过“专题学习+交流研讨”，持续迸发新思路、形成新举措。三是实践转化。推动学习研讨成果转化，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实践成果，不断提升产业链党委领导力、支部战斗力、干部执行力。在金沙江旭龙水电站，链上各参建单位每季度开展1次学习讨论，汇聚参建单位、行业专家、科研院校的智慧和力量，成功培育出一批“首创”“第一”工程。

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提升协同联动力。一是资源共享。充分利用AI、大数据、云协作等信息技术手段，加强链上各方党建资源共享、阵地共建。在疆煤出区大通道，链上单位打造党建工作云团队，搭建云端党建资源库，共享工作经验、学习资料和教育课程，每月开展共学共研。二是要素共用。充分发挥链上重点企业的辐射作用，带动各企业充分发挥优势特长，有机整合生产要素，推进产业技术协作和资源统筹利用，助力产业链协调发展。通过CCUS创新链党建赋能行动，推动链上各企业重点实验室、科研设备、办公场所等资源条件共建共享，为技术攻关节约时间和资源，实现目标更加同向、沟通更加顺畅、工作更加协同。三是成果共鉴。建立党组织统筹协调调度工作机制，及时将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攻关中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成果，在链上各单位推广应用，提高产业链科技链创新创效质量。低碳院举办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讲座、科技成果转化路演等活动，组织链上各单位积极参加，丰富应用场景，推动创新链成果更好服务集团一体化运营大局。

搭建难题共解平台，提升企业发展力。一是目标更加聚焦。编制链上治理主体议事规则，着力增强党组织政治领导力，推动各单位聚焦重点任务、重大项目，制定工作举措，通过搭建链上党委、链间支部交流平台，聚合链上企业优势，着力锻长板、补短板，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将重点项目打造成示范项目。二是难点充分研判。构建网格化党建工作机制，通过党建圆桌会，收集、对接、跟进、反馈项目研发、建设应用中的难点问题，深入分析原因，共商解决措施，形成了共谋发展、共解难题的良好链上生态。在疆煤出区大通道产业链上，各单位党委建立沟通机制，实施周统计、月总结、季优化举措，实时共享煤炭需求、运输、生产数据，实现供需储有效对接，产运销动态平衡。三是堵点高效疏通。强化产业链党建发挥作用，广泛开展“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活动，激发党员意识和党性观念，推动链上企业协同攻关发展短板、链间不畅等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让“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冲锋在第一线；哪里有硬骨头，哪里就有党组织战斗在最前沿”成为产业链创新链的共同行动，打造了新疆吉林台水电“支部联盟”、新能源院碳中和研究中心“一堡垒一旗帜一平台”、江西丰城电厂“岗区联动”等一批示范样板。

搭建活动共办平台，提升组织战斗力。一是推进标杆企业共建行动。聚焦能源行业特征和产业链各环节，以党建联建共建为纽带，推动煤矿、电厂、运输、港口、铁路之间的联动配合，集中力量联合一批在链上的标杆企业，一体推进产运需衔接、路港航协同，解决产业链创新链张力不足问题。低碳院与宁夏煤业、包头化工党委签订联建共建协议，将先锋力量聚在“链”上，合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二是推进示范园区攻坚行动。立足集团能源企业特点，发挥能源保供优势，推进与所在社区、工业园区党组织开展共建，推动企业园区共同发展。江苏宿迁电厂与所在园区协作建设“无废城市”和“绿色港区”，发挥技术优势打造可再生能源多场景应用，实现与周边工业企业多能级能源需求灵活匹配，与地方城建实现双赢发展。三是推进外委队伍共管行动。聚焦作用发挥，打破企业隶属关系，与外委单位一体开展党支部攻坚竞赛和党员领题攻关活动，集中力量推动工程项目建设。在江苏常州2×1000MW机组建设项目中，通过“两进两同”党建工作法，组织共建单位党员进重点项目、进外委班组，外委人员同管理、同关心，协同开展组织生活、红色教育、班组会议活动，实现政策上传下达高效有序，安全管理规范提升。

搭建队伍共建平台，提升凝聚向心力。一是干部联合培养。组织链间企业互派干部挂职锻炼、交流培训，形成产业链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斜杠培养机制，全面提升链上干部“想干、干事、管事”的能力，成为推动产业链创新链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二是人才裂变互通。树立链上大人才观，推动链上单位人才资源交流共享，组建专家、工匠人才库，根据业务所需，统一调配专业人才，实现人岗更加精准适应。疆煤出区产业链建设人才服务中心，组建科创论坛，借产业链发展共同培育人才。三是后备力量联储。协同推进链上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推荐青年力量担任链间企业重大科技项目骨干，为青年人才压担子、搭台子、铺路子。低碳院聚焦解决长链α-烯烃卡脖子问题，实施青年“尖兵向前”专项行动，高质量完成“制取α-烯烃技术”国家项目攻坚。

坚持“三个全面”，以“链”思维推动“链”上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要坚决当好创新引领者。国家能源集团坚持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布局党建链，以党建赋能产业链创新链，推动企业从“国企思维”向“国家思维”转变，实现以点带链、以链促面，以“链”思维构建“链”上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了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

全面扛起“链主”担当。国家能源集团坚决端牢能源饭碗，全面扛起能源保供职责使命，勇担能源产业链链长，发挥产业链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作用，着力增强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以煤炭保能源安全，以煤电保电力稳定，发电装机突破3.2亿千瓦，煤炭产销量、发电量、供热量和铁路货运量分别占全国1/6、1/7、1/8和1/9，圆满完成多个重点领域、重大活动、重要时段能源保供任务，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良性融通，发展的韧性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全面树立“链式”思维。国家能源集团以党建为纽带，创造性地开展链上党建赋能行动，协同推动重大工程、重点项目、重要工作，有效打破条块分割和领域限制，实现产业跨越企业限制、创新跨越领域限制、人才跨越地域限制，聚链成群、集群成势。快速推进整合融合、区域电力体制改革，加快专业领军、双百、科改等试点改革，理顺煤电关系，增强区域协同，加快推进两端发力、一个重塑，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了“煤电路港航、煤电油气化、产运销储用”一体化的独特优势，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全面发挥“链条”效应。国家能源集团有效发挥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激活和培育各产业的比较优势，以多元快速创新保可再生能源规模质量发展，提升能源系统多元融合性，构建“煤火风光水”“化油气氢核”能源谱系，加快形成能源绿色链。国家能源集团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突破1.1亿千瓦、占比超35.5%，风电装机保持世界第一。聚合链上企业创新优势，以一体化数字化国际化保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以大项目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装备升级，攻克研发了一大批原创性、前沿性、引领性重大成果，在工业控制、风电运维、节能环保等领域实现多个“首台套”“首突破”“首批次”“首版次”重大科技成果，彰显了科技创新活力和实力。

（编辑 尚鸣）

跨境电商市场既充满机遇也存在风险挑战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让跨境电子商务实现了爆发式增长。跨境电商作为推动经济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的技术基础，有效地降低了国际贸易门槛，较少了国界限制，正在引起世界经济贸易的巨大变革。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提升，全球跨境电商规模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趋势。跨境电商不仅冲破了国家间的障碍，使国际贸易走向无国界贸易，也正在引起世界经济贸易国际规则、法律的巨大变革。对企业来说，跨境电商构建的开放、多维、立体的多边经贸合作模式，极大地拓宽了进入国际市场的路径，促进了多边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企业间的互利共赢；对于消费者来说，跨境电商使他们非常容易地获取其他国家的信息并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我国跨境电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正处于从扩张到成熟的阶段；当前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引擎。然而，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市场中，跨境电商企业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要面对各国法律法规、商业习惯、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差异性，企业在制定营销策略时，往往不能全面了解这些差异，由此出现触犯当地法律、业务不合规的问题。其次，跨境业务面对的是全新的市场环境，这要求企业在制定政策时因地制宜，具备精准的市场分析和营销策略选择的能力。第三，跨境电商比传统外贸电商增加了跨国物流、支付、税收产生的成本，以及为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扩大市场份额、提供优质客户服务而产生的高昂的营销费用，这些费用的增加使跨境电商企业经营面临较大的风险。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一些传统的营销方法可能不再适用。本文在充分剖析跨境电商出现的新特征、新问题的基础上，从目标市场、产品定位、品牌建设、营销渠道选择、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结合对市场以及跨境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对跨境电商营销策略进行了优化研究。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迅速

数据显示，2019-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增长迅猛，近两年增速趋于平缓，但总体规模仍逐年增长。预计2024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有望达到2.95万亿元。随着全球贸易活跃度继续上升，外部需求呈现回暖迹象，中国企业预期将持续改善，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将持续增长。

总体来看，目前跨境电商发展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市场规模庞大。据《2023年跨境电商行业数据报告蓝皮书》，2022年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达15.7万亿元，较2021年的14.2万亿元增长10.56%；预计未来几年，国民购买力和发达的电商供应链将有效促进了跨境电商市场的持续增长。另外，从调研情况看，只有大约12%的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办理了海关的进出口资质，导致海关的监管数据与企业的真实出口数据无法有效匹配，跨境电商营业额的实际体量可能要大得多。

（2）发展速度飞快。从2019年到2022年，跨境电商市场规模增速分别为16.66%、19.04%、13.60%、10.57%，一直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趋势。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为2.38万亿元，较5年前的0.13万亿元增长近20倍。由于全球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移动设备的普及，以及消费者对海外商品的需求增加，过去几年里跨境电商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传统的电子商务。

（3）贸易伙伴多元化。我国跨境电商的贸易伙伴几乎遍布全球，跨境电商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我国的外贸格局，而且对全球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这使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更具全球化特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贸易伙伴，可以有效分散因单一市场变动带来的风险；利用全球各地的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此外，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不断涌现，企业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更方便地开展跨境电商业务。例如，阿里上线的外贸AI产品“生意助手”，拼多多旗下Temu推出的“全托管”模式，京东物流在国际供应链领域的加速布局等，都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总的来说，跨境电商贸易伙伴多元化是我国跨境电商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我国外贸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看到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共同推动我国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

（4）跨境电商主体数量增长。由于政府对跨境电商行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为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和普及，跨境电商的技术门槛逐渐降低，更多的企业有能力进入这个领域；消费者购物习惯和消费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线购物、跨境购物，推动了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目前我国跨境电商主体已超10万家，进出口额1亿元以上的约7800家。我国设立跨境电商海外仓超1500个，总面积超1900万平方米，近90%的海外仓已开展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这些数字表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涉足跨境电商领域，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全球化的商业环境，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和增长点，这不仅有利于企业拓宽市场，提高经济效益，而且推动了产业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

图1 我国跨境出口电商发展现状

跨境电商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迅速，但面临的挑战也很多。如何更好地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包括税收政策、进出口管理、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如何提高物流配送的速度和质量，如何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等。此外，跨境电商还要面临支付和货币汇率风险、客户服务和售后难度等问题。

物流特点与难点

跨境电商需要面对跨国物流的问题，增加了运输时间和成本。相较于传统的物流模式，新兴的物流模式采用了规模化运输模式，减少了货物配送的环节与成本，但缺点是客户需要等待较长的运输时间，退换货也较不方便。跨境电商的供应链链条较长，涉及采购供应、物流配送、报关清关、电子支付、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全局。常见的国际物流模式有海外速递、跨国专线运输、海外仓、直邮、国内物流国际化等方式。这些国际物流模式在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提升了国际货物运输的效率和品质，还能带来更为完备的规划方法，如信息化、供应链设计、咨询服务、物流综合管控能力等。

市场特点与难点

跨境电商市场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市场正在逐步崛起，五个东南亚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的电子商务零售额增速位居全球前十；美国、英国和德国是全球跨境网购消费总额前三名的国家，消费者可以从全球范围内挑选自己所需的商品，而卖家则可以快速拓展海外市场，实现全球销售。技术进步、消费者行为的变化等因素都对跨境电商市场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安全支付、订单追踪与客户服务等支持性技术的快速生长，使得全球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为了在跨境电商市场中取得成功，企业需要深入了解和分析竞争对手的优势和劣势，深入进行市场分析和周密的战略规划，了解不同市场的法律法规、汇率政策、语言和文化差异、物流配送等问题。评估市场需求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并制定合理的市场策略。

法律和文化差异性问题

各国关税政策不同，对跨境电商的定价和利润会产生一定影响，并且跨境电商还要克服语言和文化差异，以吸引和留住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当今时代，移动互联网具有极强的传播能力，全球的支付能力、物流能力、供应链能力都已明显增强，技术支撑给整个市场来了积极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不断深入，跨境电子商务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法律问题。跨国电子商务链条包括很多环节，各个环节的服务企业之间互相交叉，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联系网络。而“灰色海淘客”和“人肉代购”产品售假等事件，严重地破坏了跨国电子商务的正常营商环境，进而影响了网络平台的合法性。

品牌和消费者服务难度大

一是拓客渠道较少。虽然近年来跨境电商的营销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品牌推广是一个持久的过程，目前主要依靠口碑营销方式，即忠实的经销商自用、收益，而后以亲身体验通过朋友圈、微博、抖音、小红书、直播、社群等方式进行体验传递。因此，如果未将产品独特优势通过更为直观高效即时的方式传递给消费者，便很难达成在众多看似同质化的产品中脱颖而出的效果，有可能导致潜在客户群体的流失；二是用户忠诚度无法在限定周期内有效建立。由于跨境购买最初的购物价格不一定实惠，加之一些产品的特殊性，因此在顾客下单后，若不连续使用，很难留住一些老客户，客户的品牌忠诚度也难以建立；三是线下活动链接作用有限。由于距离问题，一些线下活动很难开展，主要依靠线上推广者、经销商、消费者之间通过聊天软件沟通联系，难以拉近与客户的关系，服务效用性较低。消费者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购买决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商品的价格、品质、品牌、物流速度、售后服务等。例如，在美国电商市场中，消费者更关注商品价格和价值，66%的美国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大型零售商自有品牌而不是独立品牌。此外，消费者还关注商品的外观、产品评论、快速发货等因素。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和渠道选择也是跨境电商消费者行为洞察的重要部分。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不断发展，跨境电商消费者行为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如更加注重个性化定制、更加注重购物体验、更加注重社交媒体的影响等。

跨境电商营销策略面临新挑战

在全球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有效的营销策略可以使企业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需求。对于跨境电商而言，深入研究营销策略是解决跨境电商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传统的跨境电商营销策略已经无法适应我国跨境电商发展面临的新挑战，需对以下方面进行相应的优化：

（1）营销难度。由于每个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不尽相同，因此卖家需要针对每个消费者调整营销策略。特别是针对线上营销问题，需要设计出既能吸引消费者，又能展示自身产品的直播内容。

（2）经营成本具有不确定性。目前跨境电商平台上商品价格整体偏低，而跨境电商交易存在税费，故市场和互联网平台的经营成本具有不确定性。虽然通过平台的补贴可使商家在一定程度上设立低价，但低价并不能使商家和平台获得长远的发展。跨境电商企业在进行海外营销时，需要平衡成本和销售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3）渠道问题。跨境电商的营销渠道非常复杂。在进行海外营销时，企业需要注意一系列“雷区”，才可以确保营销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很多跨境电商卖家在旺季过后会面临销售低迷的问题，需要不断调整销售策略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需求。

（4）产品的售后服务问题。产品是跨境电商平台发展的基础，产品种类数量决定了用户可供选择的范围，产品的质量决定了用户的体验感。然而，产品的售后服务才是提升消费者购买欲望的关键。由于地域、文化、时间差异，产品的售后往往褒贬不一，消费者难以对企业产生较高的认知度。

（5）运输难点问题。由于海外物流中跨境贸易、关税、清关等问题复杂，不少跨境电商企业会遇到快递物流成本高、物流复杂等诸多问题。物流一直都是跨境电商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

总的来说，跨境电商营销策略面临的挑战多样且复杂，需要企业具备强大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持续优化跨境电商营销策略的建议

面对挑战，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必须深度定制营销策略，才能更好地走出国门，获得国外消费者的信赖和认可。具体来说，跨境电商可以从目标市场、产品定位、品牌建设、营销渠道选择、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优化营销策略。

跨文化视角下营销策略优化方案

跨文化壁垒是影响跨境电商营销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跨境电商企业在进入他国市场时，首先要对目标市场进行文化调研，包括宗教信仰、社会习俗、行为规范，以及颜色喜好、数字喜好等。基于文化调研结果，制定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根据目标国消费者的消费观念进行营销策划。如在目标国的传统节日时推出相应的促销活动；对商品进行本地化改进，在商品包装和标签上添加当地偏好的动物形象、颜色和图案元素；在产品定价时，针对目标地消费者的数字偏好进行设计。对于大型跨境电商企业，还需在发展规划中考虑本土化品牌建设，如招聘目标国本土的网红达人，通过创造各种具有创意的内容推广销售产品，与当地消费者产生共鸣，推动品牌传播。同时针对不少本地商家对跨境业务不熟悉的痛点，采取通过与当地政府合作，多方举措助力新商家成长，如在官网上开设专门学习课程，商家入驻后有专门的客户经理进行一对一指导等。在不同的地区，也可以根据需要采取不同的营销活动。例如，在美国市场，可能需要更多地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营销，而在中国市场，可能需要更多地利用电视和广播进行营销。在实施本地化营销策略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进行数据分析和优化，以便及时调整策略，使其始终符合市场的最新需求。

基于市场动态调节营销策略

跨境电商企业需要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正确地预测市场走势能够对营销策略的着力点进行有效指导。跨境电商企业可以借助大数据和AI技术，对目标市场中具有高搜索引擎排名的关键词进行研究和优化，同时利用当地流行的搜索引擎和平台（如谷歌，必应，雅虎，百度等）的广告服务。分析目标市场的舆论走向，用户行为热点，从而预测市场趋势和用户需求，快速响应市场，定制个性化的营销活动，根据市场变化动态定价等。

产品策略优化

产品策略是决定企业能否在市场中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跨境电商的产品策略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产品定位：产品定位是产品策略的核心，它决定了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和方向。在跨境电商中，产品定位应基于目标市场和消费者需求进行，以确保产品能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

（2）产品特性优化：产品特性优化包括产品功能、设计、包装等方面的改进，目的是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例如，提供详细的产品描述，优化产品图片，提供多样化的产品选项等。

（3）产品价格策略：产品价格策略是产品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价格策略可以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跨境电商中，价格策略应考虑目标市场的购买力、竞争对手的价格策略、产品的成本等因素。

（4）产品推广策略：产品推广策略包括搜索引擎营销、社交媒体营销、电子邮件营销等多种方式，目的是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跨境电商中，产品推广策略应根据目标市场的特点和消费者的行为习惯进行调整和优化。

因此，企业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选择合适的产品类型和规格，并进行有效的产品设计和改良。同时，企业还需要建立完善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确保产品质量达到消费者的期望。

促销、分销策略的优化

在跨境电商领域，促销是决定企业品牌影响力、产品销售量的有效手段。跨境电商企业可以针对经销地不同的节日习俗，推出相应的促销活动，同时在促销手段上要做到因地制宜，如一些西方国家消费者有超前消费、举债消费的习惯，相较于发优惠券、满减活动等，延长分期、免息分期等促销手段更容易促成其购买行为。要善于利用数字营销手段为促销活动造势，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广告等方式，深入与消费者进行接触，让消费者快速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吸引消费者的关注，进行品牌推广和宣传。

分销策略是影响企业销售渠道和市场份额的重要因素。企业需要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实力，选择合适的分销渠道。选择正确的平台或市场对跨境电商企业十分重要。同时，选择合适的物流和仓储服务，确保快速、可靠及经济高效的物流服务。还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如使用本地化的配送或退货服务，提高商品的送达速度和服务质量，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跨平台和多渠道营销

首先，通过一致的战略规划，确保在不同平台上的店铺相互支持，共同推动业务增长，以及在不同的销售平台和渠道上进行协调一致的营销活动。其次，选择合适的平台对于成功的多平台运营至关重要。根据自身的产品类型、目标市场和资源能力来选择合适的平台。要考虑各平台的用户群体、市场潜力和费用结构，优化产品在各大电商平台（如亚马逊，eBay，Alibaba等）的表现。最后，为了有效管理多个平台上的店铺，使用专业的跨境电商管理工具非常关键。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企业在一个统一的界面中管理库存、订单、物流和客户服务等，大大提高了运营效率。

综上所述，跨境电商营销策略的有效性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产品类型、目标市场、品牌定位、竞争对手的策略以及执行的质量等。成功的跨境电商营销策略往往需要在各种策略之间找到正确的组合，并持续优化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编辑 宋斌斌）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合资企业曾经是汽车产业的主导力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快速兴起，中国汽车合资企业的发展面临市场占有率下滑、品牌边缘化、经营亏损以及结构调整等诸多难题，有的合资品牌甚至已黯然退出中国市场。而汽车合资企业在电动化、智能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新的困境与挑战，以及对合资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是本文分析的核心点。

合资品牌在国内汽车市场的新困境

在中国的消费制造产业，合资企业最多的是汽车行业。从1983年北汽与克莱斯勒合资成立“北京吉普”、1984年上汽与德国大众合资成立“上海大众”开始，中国汽车合资企业已有40多年的发展历史。

中国汽车产业在追赶国际先进技术、提升国际竞争力时，与大众、奔驰、宝马、丰田、本田、日产、现代、通用、福特、标致、雪铁龙等国际汽车著名品牌先后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经过持续稳定的长期发展，这些合资企业在中国汽车产业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最近几年，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异军突起，合资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市场份额与品牌影响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合资企业整体市场占有率大幅下滑

   合资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在60%左右，2016年合资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为59%，到2020年已上升至63%。从2021年开始，合资品牌的销量和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到2023年，国内乘用车的销量达到创纪录的2556万辆，但合资品牌的整体市场占有率却下降至44%，比三年前下降了19个百分点。德系企业在2019年曾占据国内乘用车市场25%的份额，但到2023年，市场份额降至17%。降幅最大的要数韩系品牌，2016年韩系品牌的销量达179万辆，市场份额8%；到2023年，韩系的销量仅为41万辆，市场份额降至不到2%。

合资企业在新能源汽车市场被边缘化

在国家财政补贴、示范推广、消费政策鼓励等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2018年新能源汽车销量首超100万辆，达到125.6万辆， 2021年市场销量突飞猛进，突破350万辆，2023年达到949.5万辆，并连续9年保持新能源汽车销量全球第一。

在我国新能源汽车庞大的销量市场份额中，绝大部分是由我国企业自主品牌和美国独资企业特斯拉占据，合资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仅有7%，其中表现最好的是华晨宝马，其2023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为13.4万辆，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占有率为1.4%；上海大众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为13万辆，市占率为1.3%；上汽通用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0万辆，市占率为1%，广汽丰田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仅为0.5万辆，市场占有率连千分之一都不到。而国内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销量前5的企业比亚迪、广汽、长安、吉利、五菱销量均超过了40万辆，比亚迪更是以年销301.3万辆、市占率31.7%的成绩独占鳌头。

合资企业燃油车豪华品牌优势地位受到威胁

长期以来，合资企业的豪华品牌如奔驰、宝马、奥迪、凯迪拉克等都是中国消费者最为青睐的品牌，随着中国汽车市场快速向新能源汽车转型，这些燃油车的豪华合资品牌正在遭受冲击。

自2022年开始，凯迪拉克的销量已连续两年大幅下滑，品牌已逐步被边缘化。BBA三个德系豪华品牌（奔驰、宝马、奥迪），虽然凭借燃油车市场的稳定销量承受住了冲击，但在45万元-50万元的豪华车市场，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达51%，超过一半的豪华车主选择了新能源汽车，这些新能源车大部分是蔚来、理想等自主品牌，奔驰、宝马、奥迪的高端新能源车占比较低，在这个细分市场，中国的高端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已直接对BBA构成了威胁。

部分合资企业外方已退出中国市场

销量下滑、市占率降低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亏损、经营困难。有很多合资企业，如南京菲亚特、广汽菲亚特、昌河铃木、广汽三菱、长安PSA、东风雷诺等都因为经营困难，外方撤资退出中国市场，合资企业停止运营。而销量大幅下滑的长安福特、东风标致雪铁龙、北京现代等则处于连年亏损的境地。如2022年长安福特销量仅有25.1万辆，同比下降17.61%，是巅峰时期2016年（销量94.38万辆）的27%。2022年长安福特亏损24亿元，2023年亏损额则升至40亿元，对中外双方股东而言都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曾经生产过富康、标致407等畅销车型的神龙汽车（东风标致雪铁龙）也深陷销量下滑的泥潭，销量已从高峰时的70万辆下降至2023年的8.03万辆，企业也处于严重亏损的危急状态。

为何汽车合资企业电动化转型迟缓

近几年，中国汽车市场正经历一个新能源汽车快速替代燃油车的转型过程。2017-2023年，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由2.7%持续上升至31.6%，而燃油车市场份额却由97.3%持续下降至68.4%，合资企业显然没有跟上市场转型的步伐。为何合资企业的电动化转型普遍较为迟缓呢？

外方产业和技术发展战略较为滞后

在世界汽车产业发展史上，最先推出电动车的是丰田、日产、通用等国际著名企业，丰田的普锐斯混合动力汽车、日产的铃风电动车、通用的沃蓝达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也都先后实现了规模化量产。

而后起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率先实现了市场化普及，中国市场由于品牌众多，竞争激烈，许多造车新势力将手机等快消产品的研发模式带入汽车行业，大大缩短了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周期，因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品迭代非常迅速，创新产品层出不穷。相形之下，合资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在产品规划上慢于自主品牌，同时产品上市时间较晚，有的合资企业至今尚未推出一款纯电动汽车，客观上造成了合资品牌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不足，直接导致市场表现不佳。

燃油车依然有赢利空间

从全球汽车市场来看，新能源汽车整体上占比仍然较低，燃油车依然是车企市场的主力产品。丰田汽车2023年财报显示，丰田共销售汽车1109万辆，纯电动车型仅17万辆，占1.5%，但公司利润高达4.945万亿日元（约2294亿元）。现代汽车2023年销量7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仅70万辆，占比9.5%，营收达162.66万亿韩元(约合8799.9亿元)，营业利润为15.13万亿韩元(约合818.0亿元)。2023年奔驰集团销量249.1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40.2万辆，占比16%，总收入为1532亿欧元（约12016亿元），净利润达145亿欧元（约1137亿）。由此可见，燃油车的利润依然是各大国际产品收入利润的主要来源，而新能源汽车除特斯拉、比亚迪实现了赢利之外，大多数自主品牌仍处亏损阶段，这也是合资企业不愿立即转向电动化市场的主要原因。

我国新能源汽车竞争力较强

我国自主新能源汽车品牌众多，传统车企与造车新势力共推出数十个新能源品牌，例如，仅比亚迪一家公司就有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腾势5大系列，共有20多款在售车型，为消费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产品选择。同时，自主品牌新能源车普遍更具性价比，相同的配置与续航里程，自主产品往往比合资产品要便宜，更受市场青睐。另外，自主产品的智能化水平普遍高于合资产品，以比亚迪元PLUS、广汽埃安Y、大众ID.3产品为例，在价格接近的情况下，前两者均配备了自动泊车、360°全景影像等，而这些配置却是ID.3不具备的。就连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都忍不住在推特上写道：“根据我们的经验，中国汽车制造商是最具竞争力的。”

中国消费者的偏好变化

合资品牌曾经长期占据国内汽车销量的排行榜，丰田花冠、凯美瑞、大众宝来、帕萨特、本田雅阁、C-RV、奥迪A6、宝马3系、奔驰E级都曾是各个细分市场的明星产品。近年来，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自主品牌汽车无论从外观设计、质量做工、科技配置、售后服务等各个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与合资品牌的差距越来越小，有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某些合资品牌。同时，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对于国货潮品有更高的接受度，勇于尝试一些新出炉的自主品牌汽车。《21世纪经济报道》新汽车研究院与尼尔森IQ共同推出的《2023中国汽车消费趋势调查报告》显示，最为年轻的Z世代更喜欢中国品牌，占比为39.3%，而70、80和90后则比较喜欢合资品牌。对于新能源汽车，中国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也很高。报告显示，近四成总体用户计划购买新能源车型，而再购和潜在用户对新能源偏好度更高，占比分别为52%和53%。从年龄段看，新能源偏好随代际的降低而增长，00后的偏好度最高，达到了56.6%。

表1 2018年、2023年国内乘用车销量前十车型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合资企业采取多种措施扭转困局

中国各大汽车集团旗下的合资企业,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扮演着 “利润奶牛”的角色，对于中国本土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众多合资企业逐步陷入转型困境，对于中方股东的行业地位与经营状况均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以上汽集团为例，上汽集团曾由于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两家合资企业的优异表现于2018年销量达到705.17万辆，营收9021.9亿元，归母净利润360亿元，成为国内首家销量突破700万辆、营收超9000亿的汽车集团。然而到2023年，上汽集团的销量降至502万辆，营业收入7447亿元，归母净利润为141亿元，同比下降12.48%，创下2020年以来的新低。上汽利润的下降主要受到上汽大众、上汽通用利润大幅下滑的拖累。上汽大众归母净利润31.32亿元，同比下降64.12%，而上汽通用净利润为25.43亿元，同比下降54.42%。为了扭转合资企业的经营困境，中外双方股东都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变革以适应国内汽车市场的新变化，中外形成战略共识。

加大研发投入推出新产品

投入研发生产市场可接受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是合资企业扭转困局的不二法门。这就需要中外股东双方形成战略共识，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全力开发适应国内外消费者需求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新的细分市场中重新塑造品牌影响力。在这方面德系品牌走得最坚定，同时加大投资力度。2018年2月，梅赛德斯-奔驰集团与北汽集团签署协议，将投资113.6亿元在中国新建豪华车生产基地，用来生产EQ系列纯电动车型和其他奔驰车型。2020年，北京奔驰首款纯电动车EQC正式量产。2023年5月，大众汽车集团宣布，将对合资企业大众安徽投资231亿元，其中生产基地与研发中心投资141亿元，产品研发90亿元，将在大众安徽投产SSP纯电平台的新车型。2024年4月，宝马集团宣布，继2023年11月对沈阳基地投资100亿建设电池工厂之后，将再追加投资200亿元，对华晨宝马的大东工厂进行大规模升级与技术创新，以迎接宝马“新世代”车型的国产化。

加强与中国企业的技术合作

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均取得了重要突破，海量数据的积累、新型算法的成熟、高算力芯片的创新和高精度传感器的问世，使中国企业在智能网联、智能驾驶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技术优势。一些合资企业的外方股东，积极寻求与中国的ICT企业进行跨界合作，以求快速弥补与中国自主品牌的技术差距。2022年宝马集团宣布与宁德时代、亿纬锂能、远景动力签订超过百亿欧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生产需求合同。在数字化领域，宝马与诚迈科技成立合资公司、与腾讯、阿里巴巴达成战略合作，以“家在中国”为目标重塑数字驾驶体验。在循环经济领域，宝马与河钢集团携手，打造绿色低碳汽车用钢供应链，逐步实现钢材生产环节碳减排95%。丰田汽车也与中国的比亚迪、小马智行、华为等电动汽车领先企业达成合作，以全面提升中国市场产品的竞争力。

借助中方合作伙伴力量谋求发展

20多年前，日产CEO卡洛斯·戈恩曾称，“中国合作伙伴除提供劳动力和本地销售渠道外，对实际经营和管理的贡献几乎为零”。这句话曾经刺痛了多少中国汽车人的神经。随着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如今中方股东在合资企业的作用和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发挥着外方股东无法替代的作用，真正形成合资双方的互补效能。

首先，中方股东成为合资企业产品、技术的输出者。2019年和2022年，广汽丰田和广汽三菱先后推出了电动轿车iA5和电动SUV阿图柯，这两款产品都来自广汽集团旗下的自主品牌——广汽埃安。这是日系品牌较早利用中方技术资源来打造合资产品的案例。2024年5月20日，上汽集团和奥迪汽车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开发多款高端智能电动新车并联合开发Advanced Digitized Platform智能数字平台。充分利用上汽集团行业领先的智能电动创新技术，赋能上汽奥迪，开发后续一系列电动车型。提升上汽奥迪的新车型开发速度，而且提升新车型的软硬件水平与电动性能，扭转上汽奥迪在豪华车市场的被动局面。

其次，中方成为合资企业经营的管理者。长安福特在陷入经营困境后， 2023年福特决定减少在华支出，只专注于产生最高回报的业务领域。未来主要负责福特国产车型、福特电马后续车型的生产，而产品规划、营销规划方面的事情则交给长安汽车全权把控。

第三，中方成为合资企业冗余资产的收购者和合资品牌的守护者。2023年10月，东风集团宣布以人民币17.14亿元对价收购合资企业神龙汽车的目标资产，包括位于中国武汉和襄阳的特定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和构筑物。目标资产已被神龙汽车主要用于生产其现有的标致和雪铁龙乘用车以及富康车型。收购完成后，东风集团又将目标资产出租给神龙公司。这样的操作其实是中方股东变相为合资企业注入资金，以缓解神龙汽车的经营压力。同时，外方股东没有同比例出资，完全由中方股东对合资企业单方面输血，说明中方在合资企业中主动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主动瘦身调整产能布局

市场大幅萎缩之后，如何活下去成为许多合资企业的棘手问题。关停出售工厂、大幅裁员、削减开支，成为一些企业的常规操作。2023年7月，上汽大众宣布关停上海安亭的一家工厂，清退职工5500人。北京现代近两年则先后出售了北京顺义一家工厂和重庆工厂，关闭了沧州工厂，将产能削减三分之二，以应对销量下滑的不景气局面。法系车在中国市场失去吸引力之后，深陷困局的神龙汽车也已出售了两家工厂，剩下的两家工厂以租赁东风资产的方式在艰难运行。

加大海外出口

当下，国内市场的变化迫使外方改变过去将市场目标定在中国国内的策略，迅速开拓海外市场，转向将合资企业变为其海外出口基地之一。目前，长安福特、神龙汽车、悦达起亚、北京现代、东风本田、上汽通用等合资企业，都将重点转向开拓海外出口市场。相对国内企业，合资企业海外出口有其独特优势，利用其本身国际品牌知名度，,借助合资外方母公司的海外营销渠道。更重要的是，海外市场目前仍是燃油车占主导，这正好可以让合资企业扬长避短，避开在国内与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正面竞争，拓展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

福特已计划将长安福特打造成其在中国的出口中心，计划向南美、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等市场出口价格较低的电动车和商用车。神龙汽车也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出口市场，2022年，神龙汽车出口销量达到3.7万台。神龙汽车还成立了国际事业部，全面启动出口项目，神龙的外方股东斯特兰蒂斯计划把神龙汽车打造成整车和零部件全球出口业务中心。北京现代也提出“在中国，为全球”的口号，它将成为现代汽车全球出口基地。北京现代投放的所有产品，包括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都将面向国际市场，力争三年内出口量达到10万辆的规模。悦达起亚2023年出口达8万辆，占其总销量的一半，并计划到 2026 年，实现盐城工厂的年出口规模提升至 20 万辆以上。上汽通用是国内最早做出口业务的合资企业，20年来累计出口量已超过百万辆。目前，上汽通用产品已远销北美、中美、南美、非洲、亚洲的多个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继续助力“中国制造”拓展海外版图。

以包容心态看待合资企业发展

合资企业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产物，是我国在民族汽车工业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通过与外国企业合资经营，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与资本，提高我国汽车工业制造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合资企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中国汽车产业从以商用车为主转变为以乘用车为主的产品与市场结构，汽车由主要是生产工具转变为家庭的交通工具与耐用消费品，汽车合资企业都功不可没。合资企业不仅是中国汽车产业的销量、收入、利润、税收的最大贡献者，同时也是培育和塑造中国消费者对于汽车产品的认知与消费习惯的最大推动者。从20世纪80年代的“老三样（富康、捷达、桑塔纳）”，到21世纪初的豪华首选BBA；从涡轮增压、全时四驱到DCT变速箱、分区空调等等，都是合资品牌在引领技术与消费潮流。40多年来，汽车合资企业对于国民经济和地方社会发展都做出了难以替代的贡献。

经过多年发展，合资企业已成为中外股东相互融合、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成为中国汽车产业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合资企业作为一种可以调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进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具有独特优势的企业组织形式，仍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它的独特作用。许多中外股东都看好合资企业的前景，对于双方的继续深化合作充满信心。美国通用董事长玛丽·博拉在2023年到访上海时已宣布，上汽通用再延长合资30年，至2057年（1997-2057年，共60年）。而一汽大众早在2014年就宣布双方延长合作至2041年。宝马在2022年将华晨宝马的股比提升至75%以后，再次宣布将华晨宝马的合资合同延长至2040年。

为应对电动化转型的浪潮，国际巨头开始在中国建立新的合资公司，进一步扩大在中国市场发展电动车的参与度。2019年12月，宝马与长城的合资企业光束汽车正式成立，在江苏张家港投资51亿元，建设产能年产16万辆的工厂。光束汽车生产的宝马MINI纯电动车也已在中国市场上市。2020年底，大众将合资企业江淮大众的股比提升至75%，并更名为大众安徽，并陆续投资300多亿元，使大众安徽成为大众在中国最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2020年1月，吉利与德国奔驰成立合资公司，共同生产奔驰Smart品牌纯电动车型。2023年，一汽与奥迪汽车合资成立了一汽奥迪新能源汽车公司，成为奥迪打响新能源汽车翻身仗的一枚重器。

合资企业依然是中国汽车产业的重要参与力量,通过与中国伙伴的深入合作寻找出路，正在走着一条从“合资”到“合创”，从基本的中国化到深度本土化，从完全面向国内到一定程度的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当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会有一部分合资品牌退出中国市场，这会对中国汽车产业和汽车市场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他们的退出将使市场竞争格局发生变化，消费者可能会面临产品种类减少、服务多样性降低等问题。其次，合资企业退出会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产生冲击。这些企业通常与本土供应商、经销商等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他们的退出会导致这些合作伙伴面临业务缩减甚至倒闭的风险。同时，这也可能影响到合资企业员工的就业和当地社会的稳定。此外，合资企业退出还可能对技术转移和创新产生负面影响。一些合资企业在与中国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本土汽车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合资企业的退出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合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保持汽车产业多样性与发展活力的内在要求。产业生态的多样性是生态健康的标志。我们应以更加开放的胸襟，以自身的技术能力支持推动合资企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让消费者、让全社会用他们的选择来决定汽车企业和汽车品牌的未来命运。

（编辑  杨利红）

美国学者希尔顿﹒L﹒鲁特和刘宝成两位作者的合著《全球经济的颠覆性变革：复杂经济学的根源、结构与竞合》（以下简称《颠覆性变革》），足以作为近年来兴起的复杂经济学的代表性作品。特别是在将社会网络理论用于解释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可谓别开生面又发人深省。以下根据我对作者的基本分析框架的理解，分享一些思考。

（一）

《颠覆性变革》一书有个副书名：“复杂经济学的根源、结构与竞合”。序言是复杂经济学的创始人、在技术经济学和系统科学方面有极高造诣的布莱恩·阿瑟所写。言简意赅，概括性极强，体现了大师一贯的风采。如果没有大块时间消化整个著作中关于复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仅读完这篇仅3000余字的序，也已给我们理解“复杂经济学何以必要”提供了较大启发。

我们知道，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效率，没有关于经济体系架构的理论，或者说，默认的是将市场体制作为前提。自1932年罗宾斯发表《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到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基础》，新古典经济学越来越数理化，越来越精致化，并发展到完全抛弃经济体制架构的考虑，或者说基本没有关于经济制度的讨论。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化、制度的调整及其适应性以及制度变革与创新等话题，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新制度经济学所重视。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早期的成果，很快被新古典经济学强大的影响力所涵摄，并且被其作为宣扬“有效市场”理论（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简称EMH）的一部分。而新古典经济学的“黑板经济学”趋势也愈发明显。

现实经济世界的国别多样性分岔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新古典经济学信誉受到致命打击，也催生了复杂经济学。复杂经济学不承认新古典经济学讲的均衡，转而认为经济主体为了应对经济体的动态变化，也在反复选择其合理化应对方式，其结果是使经济体不断迭代并趋向更复杂的经济模态。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伴随历史变迁而持续演化的经济世界。

在各种复杂经济学理论中，网络理论目前发展得相对较为完善，并且又恰与新制度经济学集大成者——诺斯晚年的观点相关。对此，我曾在《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还是社会经济学？》（《管理世界》2009年第3期）一文中有详细阐释。简单地说，诺斯晚年已抛弃了他早年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关于“正式制度决定论”的观点，转而在制度分析中引入非正式制度包括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因素，认为无论是单个人的行为选择，还是制度的效率，都必须嵌入社会网络中加以理解。而只有一个内生于其社会网络中的制度，才具有应对外部冲击的“适应性效率”。

在诺斯晚年观点的基础之上，复杂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是典型的复杂系统。而复杂系统都是由各类要素相互交织而成的相互嵌套的网络。这张网络之中又蕴藏着数量庞大的社会子网络。任何层级的网络，都是由大量自由运转的结点（即经济主体）组成。结点间即经济主体间的交互模式决定了网络的结构，即“拓扑”结构。采用网络来分析经济主体交互关系，包括信任、合作、宽容、沟通、商品与服务的分配，以及信息的传播、创新的扩散等等，已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认可。

不过，网络理论的真正成熟，是因为大量借鉴了复杂系统科学最近的成果。如本书中三个名词，对理解网络的类型与变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有必要用更简易的语言加以解释。

关于网络集中度。是指其中某些或某一个结点在网络中的权重。最极端的情况，是人为设计的“星形网络”，所有结点被一个结点所控制，一个网络的参与者控制其他所有参与者；网络集中度低，是指网络中的结点在网络中的权重相差不大，最极端的是所有结点具有相同中心性的环形网络或完全连接的网络。当然，更多的社会网络处于二者之间，即多中心化的网络，网络中存在多个权力中心，或多个主体分享控制权。

关于渗流现象与级联效应。尽管著作中写得较为学术化，但究其实质，与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变迁中的“慢变量”“快变量”有对应关系。渗流现象，是由网络中某个结点的变化，导致整个网络的缓慢变化，这种变化在短期内不为人所觉察。它所改变的是网络结构，影响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不过，一旦渗流突破某个阀值，“就会开启席卷式的蔓延之势”。比如，作者以中国改革为例，当中国人意识到新的时代到来，改革政策进入稳定轨道之后，全国上下空前活跃，下海经商、追求利润立即成为潮流。级联效应，则是短期内一系列连锁反应，是一个事件引发另一个事件甚至一连串事件，是骤然发生的剧烈变革，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或重大社会革命，当然也包括重大创新。但它首先改变的不是网络结构，而是借助网络结构改变流动性及结点的行为。此外，“渗流”现象突破阀值后，也会导致级联效应。

关于复杂网络的外生性与内生性。网络的相变发生，是因为系统内的自组织“交互作用”达到某个阀值，这就是复杂网络的内生性。从此定义看，它往往与上面所说的渗流现象联系在一起，即内部的改变一开始是静悄悄的，累积到一定程度，相变就发生了。如果网络相变的发生，是因为系统受到外部冲击引起的，这是复杂网络的外生性。不过，内生性与外生性无法完全分开。如书中所言，“在复杂系统中，没有什么是独立存在的，因为系统是始终开放的。”更多情况是，内部正在起变化，正好遇到外部冲击，刺激内部变化加速，导致相变更快发生。更应该看到，“严格来说，系统演化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其结构的外生性。”作者可能更倾向认为，外部冲击通过内生因素即网络自身属性起作用。

借助上述三对名词，可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网络的基本架构进行描述。它完全突破甚至是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只是对三个市场的主体——居民、企业、政府进行静态分析，而复杂经济学的网络理论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既根植于现实世界、又同样可分析的全新范式。认为这一理论根植于现实世界，是因为现实世界的确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网络状结构；而所谓“可分析”，这一点非常不容易。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更多研究者只能尽其所能描述，而无法在复杂中加以探究其规律性。比如，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尽管看到了新古典世界已经越来越远离现实且导致解释力与预测力日衰，但他们自己建立的体系，更多只是描述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而无法进行更多科学研究。而复杂经济学对网络理论的应用，则是通过数理与技术方法的赋能，得出一些规律性结论。

在我看来，正如熊彼特所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就是经济社会分析法，是一种网络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就是一种嵌入式网络分析的视角。也正因此，在著作第一章“政治经济学与复杂系统”中，暗含作者这样的思想：网络理论就是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

作者在对网络理论进行概述之后，就运用之一理论，分析了欧洲与中国不同的经济社会体系架构，以及两个经济体如何在历史中历时变化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在作者看来，传统欧洲政治经济的组织方式属于“小世界网络”。当时欧洲邦国林立，是一个由数百个不同的政治单元汇聚而成的、由众多城邦和小国构成的网络，这一网络呈现出多个权力中心，却又通过血缘或联姻关系，相互松散地联结在一起。其网络拓扑结构特点是“分布式”“去中心化”、可拆解性，甚至是相互竞争的。换言之，网络的每个小中心是一个小生态，具有一定自主性。这保证了任何一个结点的变化，对网络总体的影响有限。与此同时，自16世纪开始，由工商业催生的“渗流”效应，推动社会走上契约化法治化进程之后，欧洲的“小世界网络”变得更趋韧性，“内生性”更强。其变化则主要来自于外部冲击。然而，在外部冲击面前，欧洲“小世界网络”的拓扑结构，却可以使网络保持较强的冗余度，并在确保其基础架构稳定的前提下，同时具备吐故纳新的能力。

欧洲的“小世界网络”的缺点主要体现在稳定性不够，从短期看，效率较低下。 “小世界网络”的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因为网络有多个中心，各中心竞争以及剧烈的创新，导致全网络几乎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极端性情况下，也包括竞争资源引发的战争。这使得自15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内部社会经常处于动荡状态，是包括一战、二战在内的战火不断的根本原因。当然，这种不稳定，与欧洲社会与政府始终保持很强的张力并不矛盾，即高度不稳定与高度韧性共存，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在效率方面，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没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系统，欧洲经济社会在短期内的效率与其执行力一样，都是较低下的。但从长期看，其累进式创新效率却很高。因为其创新进程不会轻易被外部冲击所中断。或者说，欧洲“小世界网络”是能够继承历史进步的几乎每个成果。

与欧洲的“小世界网络”相比较，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是“星形网络”。这个网络只有一个中心，即皇权或中央政权。与欧洲的多中心、平行化网络结构相比，中国传统“星形网络”是一个枢纽性权力中心支配下的垂直层级化结构。这个网络自上而下由四个层级构成，皇帝属于顶层，拥有无上的权力；包括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在内的“三公”处于第二个层级；包括卫尉、郎中令、太仆、廷尉等等在内的九卿属于第三个层级；而地方一级及基层官员构成第四个层级。但四个层级都是以皇权作为中心结点。因此，中国经济社会这张大网，只有一个中心：即皇权或中央政府。这是一种以皇权或中央权威为轴心的“轴辐式治理”。

中国传统星形网络，因其只有一个中心，因此，最大的问题是网络缺乏韧性。按照布莱恩·阿瑟的说法，一旦处于核心枢纽的中央政权遭受冲击，其破坏力经由层级网络迅速传递至各下属层级，导致整个体系立即土崩瓦解，使举国上下陷入一片混乱，结果是王朝周期不断周而复始地上演。

传统中国“星形网络”的枢纽性中心的形成有外生性原因，比如经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侵扰。但更主要是内生性的。因为各垂直层级都受一个中心控制，因而处理本层级结点互动与异动的自主权与空间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单一中心垂直管理，从下而上的信息，以及从上而下的信息，在经过各层级过滤之后，往往前者成为报喜不报忧，后者成为层层加码。这将导致星形网络中的矛盾历时累积得不到释放，在越过一定阀值后，先是导致局部民变，然后经由级联效应，起义或暴乱成为全国性的，并且矛头只有一个：皇权。这在王朝后期往往表现得十分明显。

近代以来，中国“星形网络”受到的最大外生冲击，就是来自西方的殖民者以及来自日本的侵略。其直接后果是晚清的灭亡。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王朝的政治经济架构内部缺乏韧性，导致内外交困。内部矛盾引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叛乱，几乎耗尽了王朝借以维系这张“星形网络”的各种资源；此时，来自外部的侵略不过是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中国传统“星形网络”亦有其优势。首先是非常有效率。强大的皇权或中央政权的决心与意志，可以通过垂直性网络，上下级政府机构之间保持政令畅通，且几乎无障碍贯通到全社会，并立即得到贯彻执行。所以，在决策能力及决策的执行效率方面，中国的核心枢纽式网络理优于欧洲，在一个新兴王朝初期更是如此。其次是“轴辐式”治理有助于维持全社会的稳定。因为网络结点和连接线路简洁明了，中间不存在过多冗余，信息流向轴心的效率得以大幅提高，方便中央政权掌控全局，亦方便中央政权随时调配资源以应对可能的意外，当然也包括应对外族入侵；因此每一个王朝都能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不过，这种稳定往往因为“枢纽”作为唯一中心而走向僵化。此时也就临近王朝的末期，随着一场大规模动荡发生，网络会因为中央政权这个唯一结点被摧毁而塌陷。此时，中国社会将经历一段群龙无首、狼烟四起、天下大乱的局面。

因此，总体上讲，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社会构架，是高度稳定性与高度脆弱性的结合；所以有人形容中国传统政权与中国传统瓷器相类似：外表稳定、坚硬，但经不起一敲。

当然，这里有一个悖论：不管是欧洲的“小世界网络”，还是中国的“星形网络”，都是在历史长河中演化形成的，本身具备内生性。这符合诺斯的观点，也符合笔者的观点。比如，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网络，特别“适合从事修筑大型基础设施”，“致使一个强大的帝国可以做到完全自给自足”，且这种网络结构适应了“帝国的核心使命”，即“维持国内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大举对外扩张”。欧洲式网络，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欧洲是一个由众多小国参与竞争的集合体”，“最终目标是增强其经济优势，以保护自己免受强国欺凌”，“不仅参与军事和经济竞争，还利用社会和外交手段加强安全，扩大势力范围”。这些论述，与中国学者钱穆观点有类似之处。钱穆认为，欧洲文化是游牧文化及由其发展出的商业文化，是扩张性的；而中国是农业文明，是防御性的，保守性的。问题在于，既然两种网络形态都是内生于环境与文明，都具备诺斯所说的“适应性效率”，但为何欧洲与中国相比较，自19世纪初始，就占据了相对优势呢？这就是彭慕兰所谓的“大分流”问题。

在彭慕兰看来， 18世纪的欧洲与中国相比较，并没有明显优势。只是在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欧洲相对于中国才居于支配地位。彭慕兰认为，19世纪欧洲与中国“大分流”，原因仅仅是欧洲煤炭资源分布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新世界的发现使美洲成为其初级产品主要来源地，二者结合解决了欧洲后续快速发展面临的生态制约问题，使欧洲能够转而走上资源密集型、劳动力节约型的工业化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却因经济重心南移与煤炭产区分离，加之内部初级产品资源使用已到最大限度，而不得不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节约型的农业上“越来越卷”。但本书则用经济社会网络架构，重新解释了欧洲与中国的大分流。

书中认为，欧洲的多中心网络，决定了每一个小国在小国林立的复杂环境和激烈的竞争中，必须致力于保持自身的竞争力，这为创新提供了动力与需求牵引；与此同时，尽管“小世界网络”的结点分布不遵循完美冥幂律，但在“平均路径最短上却堪比随机网络”，这使得每一个局部创新，都能够很快扩散到全欧洲。而“小世界网络”的韧性，更是为以资本集团为代表的创新先行者提供了庇护，也为创新成果的积累提供了宏观基础环境。由此，引发一波波创新浪潮，并且历次创新浪潮成果的积累，推动欧洲走上了工业化与对外扩张的道路，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

与此相反，中国大一统制度下的“唯一中心”型网络，内部没有竞争压力，当然也就很少创新动力。不仅如此，为了维持帝国的稳定，“甚至还会有意过滤掉可能不利于帝国的创新”，更不允许商人集团结盟。再有，因为这种“星形网络”缺乏韧性，本来就很稀缺的创新成果，常常被“内生渗流”与“外部冲击”所中断而无法累积，这造成传统中国未能经由一波波创新浪潮的推动而走向现代社会，直到1840年外部入侵，强制中国在屈辱中被动开启现代化进程。

（三）

《颠覆性变革》用网络理论对欧洲及中国历史及其分流的分析，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与震撼力。但最能引发我深入思考的，其实还是书中所涉及中国改革开放内容。

关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部分，内容主要出自鲁特的合作者刘宝成教授。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进行了描述，包括双轨制、乡镇企业兴起、地方政府竞争以及对外开放等；还对制度变迁进行了总括性梳理，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将中国传统、法治因素及国际规则进行三重结合。书中认为，中国已创造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模式。当然，书中也对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相当精彩的阐述。

但是，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如何重塑了中国经济社会基本架构，尤其是如何使得中国治理网络结构既维持了传统的高效率与稳定性，同时还展现出韧性、适应性和创新性，这部分内容则相对需要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继续深入阐发。

我注意到书中有两点涉及上述论题。一个是，作者回顾中国历史时认为，每当帝国出现危机时，中央权力总需要地方甚至社会力量即更多的“枢纽”，能够担负起为中央“轴心”纾困的责任，但可能都已为时过晚。另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安徽凤阳农民摆脱“中心”控制、自愿承担风险尝试承包制，后来他们的行为得到中央政府支持并推广，并且上升为中国改革的经验：“鼓励地方试点、对其中成功的地方国家予以认可并推广”。书中认为，这一做法是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提高了结点的活跃性，进而稳步增加了整个网络的弹性”。

关于中国“星形网络”的观点，我认为仍然是一个方便分析的简化说法。实际上，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当代中国，中央权力与地方政府之间，绝非简单的“完全控制”与“完全被控制”的关系，而是一个“统到什么程度”与“放到什么程度”的关系。但对传统中国而言，有一个关于治理的基本经验教训：如果枢纽性权力管得太死，其他局部中心结点就会毫无自主权，长期下去，则体制会僵化，经济无活力；但如果枢纽性权力太弱小，地方势力做大，网络可能由“一个权力中心”变成“多个权力中心”，面临的就是国家分裂与内乱。比如，周王朝衰败导致的春秋战国；汉王朝初期的“八王之乱”以及后期的“天下三分”；唐王朝历经的“藩镇之乱”等等，这才是传统中国尤其是明王朝与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更加强调单一中心无上权威的必要性的原因，由此维护了中国社会长期稳定，但也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治理结构的韧性。而清王朝晚期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由于在外部冲击下被迫改革、然后地方势力做大，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的地方军阀混战。而国共合作北伐的历史使命，就是再度尽快实现中国统一。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理想的状态是，维持一个“枢纽”性权力中心前提下，最高的唯一的权力中心适当授权，允许区域性中心拥有一定的权力空间。但在主导性方面，则仍然是维护网络中枢纽权力的绝对中心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在探索国家治理中，也特别注意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毛泽东将此作为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对关系，以避免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逻辑怪圈。作为后发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又同时肩负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安全多元目标，执政党打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具有强大控制力与凝聚力的枢纽式权力中心，这一中心既维持了历史上“轴辐式”治理模式，但与此同时又注意维持全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

当然，由于网络的稳定性与韧性之间固有的矛盾，在现实政策层面，亦有不少教训。改革开放前夕，国民经济发展存在诸多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绝对控制式的“条条”管理，使得“块块状”的地方积极性无从发挥。而改革开放开启之后，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允许并鼓励地方“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一举措进而发展成为中国式的“地方政府锦标赛”：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评价和使用的关键性标准之一，是看经济发展；而另一方面，各省及各级官员，都围绕如何快速发展本地经济，争相招商引资，争相出台政策。这种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使中国治理网络中权力结点，由原来无冗余的“单一中心”，变成有结点冗余的在“单一中心”下的“多中心”。这种更为复杂的网络结构，兼具了稳定性与韧性。

中国经济社会架构变得富有韧性，不只是因为围绕地方政府这一结点，形成了局部中心网络，还因为多种经济成分的成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网络经济结点，只是单一的国有制与辅助的集体所有制，且都受中央权力中心控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最早是主要由地方政府控制的乡镇企业崛起，后面是自主性更强的民营与外资经济的迅猛发展，使网络上的经济结点呈现多元与多主体化。另一方面，国企与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也是使其朝着市场“自主经营、自主发展”演化。这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网络中，围绕多元经济主体及其从业者，形成了更多的小结点、小中心，也由此增加了中国国家与社会抗压与抗冲击的能力。

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规律总是在起作用”。在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网络增加了韧性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地区发展分化、群体收入分化，致使作为枢纽的最高权力中心的凝聚力下行；而局域网络结点中心权力扩张，导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以及资本与权力相勾结导致的强势集团腐败等现象的出现，更是冲击中央政府的权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颠覆性变革》一书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当下经济社会网络，正朝着更加强调枢纽权力中心控制力的方向发展，“轴辐式”治理模式有可能得到重现。

因此，总体上看，如何既能维护中央权威又能有效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如何在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寻找平衡，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仍然是在探索解决之中的课题。这个题目真正解决，就可以让中国走向兼具稳定与韧性的治理。届时，中国社会将实现执政党一贯坚持的理想：“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编辑  季节）

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中最重要的主体。投资者关系管理（简称IRM或投关管理）作为公司重要的战略管理活动，是上市公司对外传递价值的桥梁。有效的投关管理，能够提高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改善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公司治理，实现股东价值和公司价值最大化双赢。

军工上市公司是武器装备供应的主力军，也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3年底，全A股5363家公司中有137家军工上市公司，军工上市公司总市值2.13万亿元，营业收入5873亿元，缴纳税费271.71亿元，从业人员41万人。军工上市公司的表现，对资本市场“气候”和武器装备的供给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新形势下，如何有效开展投关管理对军工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投关管理的重要性

投关管理是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的战略需要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建设“金融强国”；国务院“新国九条”提出要“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制定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指引”；国务院国资委《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提出要“强化投关管理，增进上市公司市场认同和价值实现”；中国证监会提出要“积极深化投关管理工作，构建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

据统计，中小市值即百亿以下规模上市公司占A股数量的70%，但创造的利润和税费仅占不到10%。[1] 随着注册制发行改革带来的供给侧竞争加剧，证券市场二八分化的资源配置态势和市值“马太效应”[2] 日益明显，大量的企业（包括部分国有企业）不太注重投资者关系沟通，导致市值低迷，市值低迷又进一步加剧市场关注度的流失，从而陷入内外价值失衡的“市值陷阱”。这不仅干扰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判断，而且影响资本市场的良好运转。因此，通过精益的投关管理解决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是解决资本市场供给结构性矛盾，顺应投资者保护监管要求，加速打造资本市场良性生态长效机制的战略需要。

投关管理是军工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承制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是军工企业的使命。但由于资金需求量大，长期以来，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是军工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3] 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收入、国防预算等约束，财政拨款难以满足军工企业、特别是“非保军单位”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因此，积极开展投关管理，拓宽融资渠道，利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以支撑企业核心能力建设和创新，是一条有效的路径。但由于军工行业技术风险高、信息公开程度较低等特点，外部投资机构难以对企业的内在价值进行可靠评估，导致投资者对投资军工行业持谨慎态度。如何通过投关管理，合规促进投资者对军工行业的了解与认同，提升军工上市企业的市场形象吸引投资者，是推动军工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投关管理是军工企业价值管理的关键手段

在新一轮改革中，国务院国资委将市值管理纳入央企负责人业绩考核。公司上市后，要面对产品和资本两个市场。

产品市场方面，军工企业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持续投入研发和条件建设，全力以赴保型号研制、保批产交付；但受军品定价模式影响，企业利润率相对受限。

资本市场方面，受军工保密管理制约，影响收入利润等经营展望相关的技术竞争力和重要项目不便解读、不便参观，加剧了投资者走不近、听不懂、看不清的困境。尤其是近年来，武器装备承制竞争择优采购、价管改革等不确定事项，不仅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大影响，也给市场估值带来不确定性。如何通过精益投关管理打造互信共赢的投关生态，是推动军工上市公司内外价值齐头并进的重要抓手。

国内外军工上市公司投关管理现状

投关管理最早发源于美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欧美发达国家的上市公司将与投资者的沟通作为公司的一项义务型文化建设，要求董事和高管人员必须投入相当的精力，关注市场诉求，合规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沟通，披露可能影响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的消息。通用电气公司在1953年组建了专门的IRM部门。[4] 随着资本市场发展，投资群体壮大，股东积极主义兴起，“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等法治监管不断完善，尤其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境外资本市场，基于激烈的资本和市场营销竞争，更加重视IRM管理。以美国知名的军工上市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为例，第一大股东道富集团持股16.19%，且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第二大股东先锋集团持股7.15%,其他股东主要为基金和金融机构，[5] 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必须积极沟通、争取多方股东的支持。正是积极的IRM管理支持其收购西科斯基等重大决策，公司股价在2013年-2023年间年均涨幅20.49%，远高于其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年均涨幅4.07%、8.79%。[6]

根据文献研究，[7] 国外上市公司IRM管理理念，聚焦战略融入和价值管理，内外专业机构联动的组织架构相对系统，线上和线下方式媒介工具相对多元，沟通内容从定性和定量多角度相对更加丰富，同时引入后评价机制进行闭环管理。

在国内，2000 年监管机构开始从制度层面加强投关管理的规范化要求。2005年《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首次为投关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2022年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进一步规范了上市公司投关管理工作，重新界定投关内涵、丰富投关内容、方式以及强化对关键少数的约束。国内上市公司根据监管要求和资本市场融资等需要，不断探索优化投关工作，取得了系列显著成效。

就国内军工上市企业整体而言，投关管理水平和国内外其他公司还存在显著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理念认知存在偏颇。一些企业认为，投关是以我为主的一项日常事务性工作而非价值性工作，只是锦上添花，尤其是军工企业保密要求严格，能不说就不说；产品交付是第一位，企业市值不直接影响绩效，对敬畏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缺乏足够重视。75.82%的受访公司反馈，企业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监管基本要求、不违规、无处罚即可。[8]

二是组织机制不健全。研究显示，超过80%的受访企业未设置独立的IR部门，30%以上的企业未设置专职IR岗位；有近50%的企业投关团队人数或专业能力不足、无法完全胜任工作要求；预算支持有限，约70%的企业年投关投入30万元以下；[9] 94.62%的受访企业表示日常沟通主要是董秘参与，董事长或总经理参与的样本占比仅16%左右；缺乏科学的考核机制，30.38%的样本公司未将投关纳入考核，69.92%已纳入考核的样本公司中，主要考核标准为“公司股价走势与经营业绩（大盘走势）的变动比较”、“卖方分析师覆盖变化或研报情况”。 [10]

三是4R沟通管理缺乏策略。未根据不同类型对象分类管理沟通需求，“千篇一律”沟通效果欠佳；沟通主体以分析师和监管机构为主，但仍有43.23%的受访企业还没有被分析师正式覆盖；[11] 主要的沟通形式或渠道以现场接待、电话、交易所互动问答平台、参加股东大会或业绩说明会为主，无法满足重大信息临时快速响应需要；对外沟通的主要内容为强制性信息披露，自愿披露和非财务信息披露相对有限。

四是内务性基础管理相对缺失。必要的投关基础工作如：定期整理股东名册分析股东持仓变动、梳理投资者互动高频问题、提取分析师研究报告关注要点和估值逻辑、智能舆情监测、分析行业及对标公司态势等相对缺位，无法为精准有效地开展双向沟通提供方向、对象和内容支撑。

军工上市公司投关管理的解决方案

经过市场检验的优秀案例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最直接参考，H军工上市公司以“五心文化”为引领的投关管理，多次获得国资监管机构、上市公司自律组织和财经媒体评定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强化投关管理工作参考示例、资本市场最佳实践案例、投关金奖等。本文结合H公司的投关案例和笔者的管理实践，尝试提出军工企业改善投关管理的思路和主要举措。

“五心”投关文化理念

H公司明确区分价值创造和价值传播，重视二者联系，将投关管理作为一项价值性活动纳入公司发展规划，以顶层规划强化投关工作牵引，结合内外部形势，明确长期、中期、短期目标，相应分解制定年度重点工作方案、月度重点工作计划，在年度董事会评价上年工作及明确本年工作重点。

围绕让投资者“走得近、看得清、听得懂、有信心”，持续完善开放、积极、常态化、高质量的投资者管理策略。以合规性为前提，以投资者权益为中心，以特色“五心”投关文化为引领，主动融入资本市场，深化多层次、多维度互动，创新管理工具运用，精准传递高科技、稳增长价值属性，让投资者认识、信赖、有获得感，形成互信共赢的投关生态圈。

图1 “五心”投关文化

改进投关管理主要举措

1.领会监管精神，夯实基础能力建设

一是抓源头学习，提升管理认知。通过集中学习、案例研究、对标先进等形式，领会投关监管要求，研究优秀实践做法和问题差距，强化“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风险”的理念，化“点线”为“面”建立健全投关管理体系（图2），将投关提升为长期战略、系统性管理行为。

二是抓制度设计，确保管理规范。对标监管新规，修订公司投关管理制度，明确董秘在投关工作中的管理职责；完善投关渠道，将常态化的业绩说明会以及关键少数出席固化为“标配”；与时俱进增加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沟通内容，细化档案管理要求等，结合实践将制度清单化、流程显性化。

三是抓团队建设，提升履职实效。建立以董事长为第一责任人、董秘为直接责任人、总经理与独立董事积极参与、董办具体执行、子公司支持保障、保荐机构与投关媒体等中介专业辅助相结合的矩阵化投关管理组织模式。定期组织专业知识和监管政策等培训，鼓励业务骨干参加内外部交流和课题研究，持续开展资本市场定位与市场估值反馈研究等，结合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等机构的“评先评优”要求，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投关评价与激励机制，内外兼修持续提升队伍专业能力。

四是抓内务管理，强化信息化赋能。定期更新投关管理档案，利用软件工具加强对来访人员机构记录、互动问题、分析师研报等沉淀数据开展可视化分析。持续完善股东名册分析，结合舆情监控，开展快反分析，关注重要股东异动及市场对公司或行业重要信息的刺激效果，助力投资者交流目标清晰、内容精准、过程高效。

图2 投关管理体系

2. 深化主动交流，丰富沟通渠道与形式

一是积极主动开好业绩说明会。建立定期、高质量的业绩说明会沟通机制，精选交流平台、精审对外沟通数据、精细宣传物料制作、协调军工首席云主持、邀请投服中心嘉宾助阵等，增强活动影响力和公信力。董事长、总经理、独立董事等“关键少数”出席并做业绩解读，积极参与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利用视频宣传片、PPT讲解、财报可视化等多元形式，与投资者进行多层次、多维度深度互动沟通，提升投资者获取信息的全面性。

二是规范做好调研接待管理。结合军工企业管理实际，制定“一站式”标准化服务流程，细致做好投资者在总部及各子公司的线下调研接待工作，组织符合保密要求的人员到可参观的场所感受经营发展实况；做好录音、录像，事后及时复核，整理发布交流记录、上线回放，实现未参会股东共阅共知，确保合规底线贯穿全过程。

三是持续用好传统沟通渠道。设立专门的投资者咨询电话和电子邮箱；持续优化官网建设，设立投关专栏、留言模块关联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指定专人收集、更新、回复信息。

四是积极拥抱新媒体手段。通过集团公众号等科普行业知识，分享产业信息；利用腾讯会议、机会宝、进门财经等新媒体，就市场高度关注的经营改革发展事项，及时组织一对一、一对多交流活动，提高信息传递透明度。

3.分类做好4R管理，发挥价值传播合力

一是分析师方面，建立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分析师数据库，通过参加策略会、邀请军工首席分析师主持业绩说明会、交流估值逻辑及点评定期报告、现场参观等活动，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探索开展分析师互动质量评价，持续提升与主流分析师的合作成效。

二是投资者方面，立足军工行业和企业特色，主要领导出席与外部专家助阵相结合，主动从国家政策、产业发展和投资逻辑等多层次、多维度剖析行业产业、公司的高精尖特性、价值底蕴和增长潜力，同时建立行业重要信息的收集与影响分析导入机制，保障双向循环的价值传导始终聚焦市场关切。对股价异动及重要舆情快速启动响应机制，管理层第一时间出面交流，不误导投资者，不蹭热点，发挥知名公募和卖方分析师的“头雁效应”，溯本正源引导价值投资。

三是财经媒介方面，“顺水而行、借水前行”，筛选行业主流财经媒体纳入媒体库，根据线上和线下交流与路演需要，主动联系媒体，以媒体的权威影响市场舆论，消除认知偏差。

四是监管方面，加强与监管机构的日常沟通，定期主动向监管机构汇报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对军工行业特殊事项提前沟通，主要领导上门沟通，持续做好高质量信息披露；积极响应窗口指导和日常调研任务，积极参与监管机构的课题研究，为行业监管建言献策。

4.注重权益保障，发挥价值传播合力

一是重视股东回报，坚持盈利必分、现金优先，持续提升回报水平。

二是贴心做好中小投资者交流服务。坚持同理心代入，通过现场、电话、网络等多种形式，便利中小投资者交流，确保投资者的关注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指定专人协助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行权，在会后另行设立与公司高层面对面交流环节，提升投资者参会获得感。

三是强化重点关注事项的沟通交流。针对市场重点关注领域，董秘组织团队专题研究，深刻剖析根因、测算影响及应对举措，确保答复简明清晰、准确全面、通俗易懂。

加强精益投关管理的建议

结合当下资本市场监管更加从严、二级市场无序震荡、舆情传播迅猛影响力大以及ESG投资理念的兴起等情况，为持续提升投关管理质量，保障企业健康有序发展，本文提出相关建议如下：

一是健全重大信息内部共享和应急管理机制。主管部门加强与各治理主体和职能部门、子公司的信息收集、通报机制，建立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清单化报告条目，明确报送信息事项的类型、触发额度、节点和形式，月度零报告、定期通报、年底考评形成闭环管理，确保生产经营重大信息的及时传递，为重要决策和对外沟通提供可靠全面的信息支撑。针对舆情工作，加强监测和股东分析软件的使用，聚焦敏感事项、重大舆情，制定完善应急管理框架方案和具体方案，确保高层参与、统一口径，合理运用3T原则（以我为主提供情况、尽快提供、提供全部情况）、CAP原则（关心关注、采取动作、观点引导），保障公司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合规妥善解决。

二是善于借助中介力量做好事件性投关。投关涉及业务、财务、法律等多方面知识，涉及多类沟通对象，不仅需要处理日常事务，更应及时处理资本市场的非日常事务，如再融资、股权激励、并购重组等。尤其是非日常事件的应对需要多方资源，公司内设的投关机构可能无法面面俱到，或者投入产出比较低，有必要借力专业机构的优势补短板，保障公司既定投关目标的高效达成。

三是主动提高ESG信息披露质量。随着资本跨境流动、全球化贸易发展等，国际资本不断加大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ESG投资成为国际投资的主流趋势。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简称GSIA）数据显示，以欧美为代表的五大市场，2020年可持续投资总额已超过35.30万亿美元，较2016年上涨54.35%。[12] 证监会《上市公司投关管理指引》就投资者沟通内容新增了ESG信息沟通。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指出，中央企业上市公司要“加强高水平ESG信息披露，增强资本市场价值认同”。因此，加强ESG信息的主动高质量披露，不仅有助于向利益相关方传递可持续发展价值，更有助于发挥内外合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转型。

投关管理没有定式，随着国内外宏观形势变化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上市公司应当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以合规为前提，以投资者为中心，以利益相关方共赢为导向，以最佳实践为标尺，与时俱进，针对不同场景、不同主体、不同诉求分类施策，多层次、多维度、多渠道结合，持续精益投关管理，有利于在资本市场竞争中突显价值优势，推动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有机融合，实现主业突出、优强发展。

（编辑 宋斌斌）

    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逻辑和路径，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从战略传播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首先，我们要厘清战略传播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对什么是战略传播、什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等等做出清晰的界定。

    第二，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基本理念、路径和逻辑，需要回归到民族问题和新闻传播最基本的理念和逻辑中去，从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核心内涵中寻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逻辑内核。

第三，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传播还要坚持人本、聚焦实践，共同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战略传播的基本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国际传播和对外宣传工作的最新要求。不同于一般的公共外交或对外宣传，战略传播是一种精心设计或系统规划的传播。战略是控制和使用一个国家种种资源的方式，它关乎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

    战略传播在传播过程上，强调整体性和协同性，强调多元主体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它非常强调宏观性和系统规划性，要求把相关传播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强调各个部门和各种力量在传播过程中的高度协同。

美国战略传播的发展

    根据现有研究，战略传播来自美国企业界，是从大型跨国公司进行涉及企业发展和企业形象的营销推广活动中起源的。在“9·11”之后美国特别突出了思想战、心理战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提出了这些新的战略发展概念，不断在这个基础上推广实施。

   以美国的战略传播为例，2001年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建立了专门机构，强化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作用。2001年11月，美国政府设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这是美国作为国家层面推动战略传播的源起。

    2004年后，美国开始研究将政府各部门的对外传播资源进行全面整合，提出了国家战略传播的理念。它的标志性事件是2004年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战略传播：国防部、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直接把战略传播作为这个报告的核心支撑。

    2010年之后，美国的战略传播对整个体制进行全面系统设计和实施。奥巴马向美国参众两院提交的《国家战略传播构架》，对美国的战略传播各方面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梳理，美国的战略传播从设想逐步变成了现实，在政府层面形成了系统的传播机制。

    根据学者们的梳理和讨论，美国的战略传播体系主要有如下特征：

    第一，以价值观、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为核心诉求，更加集成化、系统化和专业化，强调战略传播的宏观性的主要特点。

    第二，建立由总统负责、国安会统筹、部门分工合作的国家战略传播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

    第三，着眼于国家发展中重大战略需求和现实问题，加强战略传播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第四，特别重视针对目标受众的精心运作的传播和接触，与利益相关者保持良性互动。

从美国战略传播体系的主要特征可以看出，美国非常重视在战略发展的顶层设计，强调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核心观念，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事件，或者某一个故事，甚至不仅仅是简单的国家的形象，其实传播的是美国的价值观，它的国家利益，这是更好地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的基础和前提。

如何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

    做好中国的战略传播有几个方面。首先要以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为着眼点。战略传播本身就是通过传播策略来影响人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强化或维持有利于本国的利益和目标。战略传播本质上是作用于人的认知。新闻传播的基本理论表明，新闻不仅是对现实图景的反应，某种程度上也是人们建构日常世界的一种认知框架，从话语到叙事都体现了系统化、连续化的认知建构过程。如何运用战略传播影响人们的认知，如何更好地塑造中国自己的形象，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打破美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是我们战略传播非常重要的着眼点。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战略传播列为八项国家实力之一，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硬实力的提高，也是价值观和思想文化软实力的提高进程。这关系到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是否能够更好地争取民心，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一直提分众传播和精准传播，提高感召力、亲和力和说服力。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国家对中国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非洲国家希望了解的内容不仅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更想知道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中国的经验能不能为他们所用。而美国和西方对于这样的内容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另外一套逻辑。我们讲感召力、亲和力、说服力时要将不同的传播对象分开来进行，在传播当中实现比较好的效果。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传播，既超越于传统的民族议题对外传播，同时也要置于国家战略传播的总体框架之下，强调与国家总体战略传播的目标相一致。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是传统民族议题对外传播的转型升级。

    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究竟应该由哪些主要内容来构成？截至目前，这仍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我想，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体系，起码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主要面向；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方式方法；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所涉及的重要核心议题。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主要面向来看，要从下面一些主要维度切入：

    一是民族议题的维度。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核心，也是西方或者其他国家对我们特别关切的方面，我们不能主动放弃。和民族议题维度相匹配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塑造与民族议题的对外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塑造不是某个单一民族的形象，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形象，也即我们作为中华民族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象。

    二是历史的维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中华文明的叙事之间有怎样的联系？最近很多学者写文章，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如何在相互冲突、相互融合当中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维度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切入点。

    三是现实的维度。讲中国的民族议题，首先不能认同西方对我们民族国家的设定，与之相对应，我们要讨论怎样构建我们的国家认同，在多极化世界中寻找能够实现中国国家认同的方向和维度。在当前特别是在国际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四是制度的维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道路，这是中国对民族问题的道路和制度探索中非常有影响和成就的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代表，在全球有很大的影响力。

    五是文化的维度。比如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全球化时代寻求我们的文化认同。民族问题往往和文化认同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人们的身份往往取决于你选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认同什么样的文化。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受西方各种影响，特别是受资本的影响。我们需要不断构建我们的文化认同。

    六是政治的维度。中华民族的概念有非常强大的政治属性，孙中山就曾提到五族共和。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一种建构，这个建构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政党政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是不能够回避的。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新中国的过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需要整合各方力量，特别是各个民族的力量，共同为实现伟大目标而奋斗。

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逻辑和方法

    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方式方法包括：主体协同、国际舆论斗争、国际形象建构和分类传播、精准传播等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主体和协同。战略传播与其他的传播不同，强调宏观的规划性、主体和协同性。体现主体和协同，要明确以谁作为传播主体，哪些机构和人员作为重要的协同方。

    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与国际舆论斗争。中华民族本身的形成过程也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战略传播作为国家层面的规划，毫无疑问是要参与到国际舆论斗争中去。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和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不仅仅是要树立好中华民族的形象，还要明确与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

    第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与分类传播、精准传播。作为一个传播的整体，它需要宏观的设计和整体的规划，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不同国家，每一个不同的文化领域，又需要进行分类和精准传播，这里也有冲突和矛盾。

    此外，还要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核心议题，这不仅包括传统的涉疆、涉藏传播，更重要的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上升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面。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中提炼出解决当代民族问题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内核。

回归民族问题和新闻传播的理念和逻辑

    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逻辑和路径，需要探索民族问题的道路逻辑和新闻传播的理论逻辑。

    一是民族问题的基本理念和逻辑。在民族问题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逻辑就是很好地坚持了“两个结合”——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有它自己的独特逻辑和规律，恰恰是遵循了中华民族历史形成逻辑和规律，我们才找到了这样一条道路。

    我们不能局限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历史实践的结合中理解中国所形成的民族、国家和文明形态：在两个结合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什么样新型的民族形态，形成什么样新型的国家形态，最后形成什么样的文明形态，这是讨论民族议题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新型的民族形态。中国的民族与西方的民族有非常多的区别。我们的民族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理论和中国历史传统构成下的一个新型的民族形态。北京大学的马戎教授曾经说过，中国的民族在西方能够对应的概念是族群，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西方的民族概念。从这一角度来讲，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历史传统来看中国的民族，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过程论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规律的深度的结合。从共同体来讲，它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交往联合论与中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客观实际的深度结合。我们的民族概念是在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中国历史传统构成的一个新型的民族形态，不能被西方的民族概念所框定。

    新型的国家形态，表现为多民族国情与单一制国体有机统一，是和而不同的多民族国家。从这个概念来理解，在对外传播、国际传播时要讲清楚我们的民族是什么概念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形态，这和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是不能够被西方民族国家概念所统辖的。

    新型的文明形态。西方有一个线性的历史观，某种程度上是以古今来代替中外，它以历史纵向来代替横向多样性存在的可能，西方的历史观轨迹永远是从不发达到发达、从野蛮到文明，其实就意味着从东方到西方，所以当中国这样一个东方的大国，它有着与西方在人口、经济规模各方面体量总和相当的一个国家，它的复兴将对西方带来非常大的冲击。这就是中华文明作为新型文明形态所带来的影响，是我们能够为世界作出的贡献。

    比如萨义德就比较了东方和西方不同的逻辑，他所著的《东方学》清晰地梳理了西方关于东方的认知是怎么形成的。最早西方的探险者在对东方的描述中深深印刻了当时西方对东方的政治理念，在它进行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把时代的一种政治理念变成一种学术化的表达，而且不断地通过学术的传承承袭下来，成为西方共同的知识库中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从当代知识的运用来讲，学术又再次从现实政治运用当中得到了赋权和再确认，进一步强化当代的政治理念在学术中的渗透。很多人认识东方或东方的世界，不是通过现实去认识的，往往是通过历史文献和研究来认识的，其实这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偏见和时代因素，而他们对活生生的现实视而不见。

要打破西方对于东方建构出的这样一套观念和逻辑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可以通过一点点去交流和建构，跳出西方的框架。

    在民族问题的这一基本逻辑下，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传播，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涉民族议题，而是要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中国道路联系在一起：文化上，是文化主体性和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政治上，是民族凝聚力和大一统的格局形成；经济上，则是推动经济互补共生和中国式现代化。

    现在文化认同是非常热的词，在文化主体性与共有精神家园方面，我们所认同的文化应该是中华民族整体性文化，打造的是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不是具体的某个单一民族或某个区域的精神家园。要讲好这个故事，就要从历史和各个方面讲清楚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展故事，在发展中与各族文化之间的互鉴融通之间的联系。如果只强调某一个民族或者某一种文化，事实上就把这些区域上的整体性破坏了。要更好地讨论和传播区域文化，我们国家的文化是怎样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由各个民族共同形成的，只有在这里才能够找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民族凝聚力与大一统。我们今天的民族凝聚力来源于共享的文明核心价值，来自近代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信念。我们如果把历史作为一个连续体，从满清末年改革派洋务运动，到后来孙中山领导的民国，再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不断地解决中国各个历史阶段复杂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凝聚起来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以前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在朝鲜战争中却可以去和美国军队拼刺刀，这中间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其实和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有非常大的关联。

    这个问题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很多志士讨论的问题。蒋廷黻提到，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他说西方这么小的国家为什么能侵略中国，就因为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能够吸取民间各种资源整合起来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中国所不具备的。

    传统的中国并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也没有相应的动员机制，没办法调动国民的力量，国民是一盘散沙。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把工农大众很好地组织和动员起来了，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到，回顾中国历史过程，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贡献，就是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所以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新中国的成立，都在于通过革命将各民族人团结起来。

    经济互补性共生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是一家，谁都不能落下，都要实现共同富裕过上好日子。很多民族问题和经济有密切的联系。很多问题和经济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讨论民族问题时，要讨论如何让更多民族地区的百姓，更好地参与到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让他们在经济增长中更多受益，这样才会有共同的命运感。由此，怎样在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互补共生中去解决民族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

    二是新闻传播的理论逻辑。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要明确传播什么、怎么传播？怎么以我为主进行传播？怎么通过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设更好地实现传播？

    先从例子来说。新疆棉事件被西方舆论炒作得沸沸扬扬，西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作为借口排斥新疆棉出口。如果把它作为新闻传播的问题来审视，可以看到西方的新闻自由和一些最基本的逻辑，到国际报道里突然失效了，他们只想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为什么西方的新闻自由到了国际传播当中变得非常虚伪呢？其实这里有很多逻辑，西方的媒体需要迎合所谓的民意，而另一方面，西方受众对于东方和中国的认知是在西方知识体系培养出来，只有把中国纳入这个叙事话语里，西方的受众才能够理解。

可以说，西方对非西方（包括中国）的报道所体现的是西方对于非西方的控制，通过树立一个他者形象，来不断强化西方对自身的认同。凭借对表达权的全球垄断，西方以新闻自由为借口还剥夺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权力，不断维护和巩固西方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

在当今的数字时代，当技术革命席卷一切时，我们有时候会形成一种误区和假象，似乎在技术发展背景下，新闻传播的理论都是普世的、共通的，没有东西方差异的，这显然是一种错觉。

    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兴的新闻理论和新闻观念，其实所体现的并不是技术的影响，而恰恰是西方自身的发展变化。比如西方特别强调的后真相、情感取向等等，不仅仅是因为技术的影响，更多是与西方自己的政治社会有密切的联系。

     西方新闻学讨论的核心话题是新闻与民主的关系，新闻怎样促进和影响民主。民主是多数人的意见，而新闻是致力于报道事实的真相，但当社会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事实的真相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被把握的。很多问题是社会性的，它会淹没在各种各样间接的媒介当中，淹没在各种统计数据里，淹没在人们很难在短期内确切地去求证的事实里，所以变得非常模糊。这个时候，民主就发挥了非常大的威力，最后媒体会有意无意的把多数人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当成真正的东西来传播，民主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对于新闻真实的界定。更糟糕的是，当前西方的政治生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传统的民主政治不断失灵，民粹主义浪潮中精英与大众对立带来新的社会连接困境。这些都在不断动摇着西方新闻学的一些基本理念。

    比如说西方希望用透明性来代替客观性，成为当前新闻的主导性逻辑。但透明性代替客观性，内在逻辑和客观性是一样的，仍然是一套新闻专业的话语逻辑。它所致力解决的是公众的信任问题：当公众已经不再相信传统媒体能够保持第三方客观公正的立场的时候，要求自己更多参与进来，更多发表观点，新闻从业者通过强调透明和参与来试图重新获得公众的这种信任。我们会发现，相对于以前的客观性，当我们更多讨论透明性的时候，它所体现的其实是西方专业主义理念的倒退和衰败。

   （编辑  季节）

今年8月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成立10周年，这十年也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取得辉煌成就的十年。可以说，十年来，基金会以及基金会建立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广泛汇聚了新时代发展倾心尽力的有识之士，建立起来自政产学研的咨询委员和青年学会会员两支学者队伍，发挥出“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做致用之学问、建中国之学派”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界和高端智库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十年来，我有幸参与到基金会的许多活动中，既受益匪浅，也感慨良多，在此谈三点深刻感受。

广纳人才，发挥众长

党的十八大以后，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治国理政都遇到了许多新变化、新问题，既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加强实践探索和理论认识，也迫切需要登高望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调好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发展与安全关系、城乡关系、央地关系、改革开放与社会稳定关系，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解决的打通堵点、解决难点的反腐防腐、供给侧改革、脱贫攻坚、防范金融风险、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战略性问题。于是，政产学研各界的各层级、各种智库应运而生，一时遍地开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这个由特大型国有企业成立的高端综合性民间智库，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

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中信基金会的特点和独有优势：中信基金会是一个跨地区、跨行业、跨学科的智库。一是参与成员真正是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二是跨行业，广纳人才，咨询专家和会员来自党政部门、企业、科研单位和高校，以及来自社会各阶层，可谓不拘一格，唯才是用；三是年龄结构跨度大，既有退休的领导干部、企业家、科研人员和教师，也有在职的党政干部、企业家、科研人员和教师，还有在校博士生，可谓老中青“三结合”，发挥各个年龄段的优势和所长；四是学科跨度大，“基金会研究院”下设7个学部，分别为：文史哲学部、经济学和管理学学部、社会学学部、政治学学部、法学学部、传播与新闻学学部、战略和国际学学部。还专门设立了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接纳青年学者参加进来，两者成立初期即有成员近150人；为了培养和鼓励博士研究生更好更快成长，还设立了优秀博士生奖金。据我观察，基金会的咨询专家上至“30后”，下至“90后”，其中以“50后”“60后”“70后”“80后”居多，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上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和后继有人。

基金会的上述组织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打破了现在许多智库所受的地域限制、行业或专业限制、机构限制以及在职限制，既能够站在实践和理论的前沿，又能够自由组合、灵活安排时间，使各种人才在基金会可以充分发挥各自所长，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实事求是，建言献策

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提倡“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三真”学风。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之时就明确了自己的宗旨、目标和任务。那就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战略思想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为基础，立足具体国情，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积极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等深入开展研究，正确引导学术思想和研究方向。

中信基金会的定位非常明确，那就是：紧密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强化问题导向意识，发挥咨政建言作用。与此同时，还提出了要发扬“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三真”学风。

十年来，就我所知和参与的科研活动来看，确实严格遵循了上述宗旨、落实了定位、体现了“三真”学风。每个阶段，都针对党、政府、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及时召开研讨会、发布招标课题、形成内部报告和公开发表的论著。

在参与研讨交流活动和承接研究课题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在研究问题、提出建议时，基金会都要求吃透中央精神，准确把握研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有什么影响、怎么办”的问题。要求课题组要脚踏实地，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掌握一手材料，避免“想当然”。对于一些长期性的重大问题，提倡做好长期跟踪，积累经验，久久为功。中信基金会将主业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开展理论和对策研究，大的如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具体的如经济形势、金融安全、依法治国、收入分配、农村土地流转、医疗改革、股市问题、新型举国体制，等等。

例如：针对新时代以来如何通过深化改革，使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基金会多次举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设立了“以国企混改适应与引领经济新常态”“国有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功能与作用研究”“中国‘举国体制’形成演变研究”等课题；还与国资委合作，开展《当前国有经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使命》等重大项目研究，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建言献策作用。

打破研究壁垒，构建中国学派

作为特大型国有企业成立的高端综合性民间智库，中信基金会成立十年来，可以说很好地履行了“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宗旨，充分发挥了“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对外交往的桥梁、凝聚健康力量的阵地”等功能，形成了一支跨学科、高水平、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学术人才队伍和独特的运行机制。按照孔丹理事长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时的话来说，中信基金会作为一个民间智库，相对于党和政府以及体制内的智库作为“主力军”，我们要发挥好“偏师”的作用，与主力军配合好，甚至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还要冲锋在前。

中信基金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志存高远，在积极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和解决重大问题建言献策的同时，还努力在重大理论问题和学术话语体系方面进行探讨，为推动“中国学派”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季红社长和高梁总编辑在编辑学术期刊《经济导刊》时组织发表很多重要学术文章，并建立《导刊内参》，为建言献策开辟内部报告渠道。基金会推动的这些工作都要求成员要“站位高、格局大、视野广、思路新、措施实”。

中信基金会还经常性地召集学术活动，“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开展国际交流，提升中国理论界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例如中信基金会成立不久，即于2014年11月中旬，邀请《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访华，并举办“公平和发展—资本与人本”论坛，并由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这本著作，当时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2015年10月31日，基金会与中信出版集团共同主办、《经济导刊》协办“2015京城国际论坛——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并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世界秩序问题进行主旨演讲及高端对话。

又如中信基金会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2015年11月6-7日，与全国政协主管、陈元副主席担任理事长的丝路规划研究中心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合作，联合举办 “丝路论坛：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论坛以“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积聚政府、企业、科研、教育等各领域的智库资源，提供一个多元开放的思想平台，全面诠释“一带一路”与建设共同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从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角度协同研究，为“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挑战，提出具有思想内涵、实践价值的应对方略。这次论坛共邀请62位来自国内外政界、商界、专家到会发言，共约500人参会，26家媒体与会报道，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