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首先要坚持立足国情，充分考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及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形成的历史沿革和主要特征；其次，要选好改革突破口，把握好改革节奏和力度，针对养老保险三个支柱的定位和作用，研究制定相应的改革目标和政策措施；第三，要注重发挥养老保险体系的正外部性，把完善养老保险体系与形成并推动长期资金入市有机衔接起来。

   增强制度体系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首先，基本养老保险在广泛而较为公平地覆盖全体国民、提供基本养老生活保障、体现政府责任等作用方面，是其他养老保险制度无法替代的，要始终坚持并巩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导地位。其次，要重视发展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在提供补充养老保障、改善国民养老保障水平、满足差异化需求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能将“补充”简单等同于规模小、作用小，而是要积极鼓励引导其加快发展。这也是提升养老保险体系效率的有效举措。

要突出改革重点。基本养老保险由于其覆盖全国，社会影响力大，民众依赖度高，其制度的调整应稳妥有序，以完善政策为主。第三支柱仍处于起步阶段，制度空白较多，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广开思路，大力推进改革。

要引导社会转变观念

   在养老观念方面，要处理好基本养老保险与第三支柱的关系，正确地看待养老保险的责任划分，正确认识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才能正确看待自身养老的责任，开展养老金积累。在金融消费观念方面，要正确认识什么是养老金融，通过金融方式解决好养老金积累与安排的问题。这些都是形成长期资金的基础。首先是要形成合理的养老金安排和规划。

坚持提供长期资金，长期提供资金的基本思路

一是在扩大资金规模方面，要将重点放在发展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等市场化养老保险制度上。虽然第一支柱现有结余资金远远超过第二、第三支柱资金规模的总和，但受到缴费水平和潜在支付压力等因素影响，已很难维持并继续扩大。在制度不发生重大调整的前提下，第一支柱可投资的资金增长有限。未来养老金发展的重点在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

二是在延长资金期限方面，要用好现有的具备长期资金特征的基本养老保险结余资金，完善第二支柱制度设计和运行管理，强化长期资金属性，加快建设第三支柱，从起步阶段就坚持围绕长期属性开展制度设计。

完善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的思路和建议

要巩固制度、提升效率，完善第一支柱制度

坚持基本养老保险的主导地位，改进制度管理运行。

一是要增加制度透明度。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于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情况了解不多，相关信息数量少，更新速度慢，这也是引发各界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可持续性质疑和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国家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有关部门应研究如何改进信息披露，适当提升制度运行透明度，减少社会争论，也有利于使广大群众形成合理的养老金预期。

二是要更为合理地开展养老保险制度预测。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科学制定相关参数，对养老金缴存和支付、资产与负债等进行更为准确的预测。同时，可以考虑适时引入相关政府机构、外部专业人员或机构等参与，增强预测科学性。

三是要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计发月数、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等重要指标进行评估。结合预期寿命延长、社会投资收益率波动等适当进行调整。

四是要制定合理资金委托投资方案。在编制科学的养老保险制度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基础上，合理计算可以用于委托投资的资金规模和期限，细化管理，在确保养老保险制度平稳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资金管理效率。

五是要进一步做好基本养老保险预期管理。结合基本养老保险预测结果，制定针对广大群众的科学的基本养老保险宣传教育方案，让他们了解基本养老保险的定位、功能，引导其自愿加入第二支柱、第三支柱，为补充养老保险扩大发展空间。

优化制度、改进管理，完善第二支柱制度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推动企业年金制度改革要充分考虑企业承受能力，应坚持立足国情，重在优化制度，改进管理。

一是对企业年金制度进行评估。企业年金制度已运行多年，在覆盖面、养老金规模、作用发挥等方面未达到预期，应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或借助第三方机构的力量，系统梳理总结造成上述问题的内外部原因，科学评估制度运行效果。

二是探索完善制度运行模式。首先，应进一步理顺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关系，强化受托人选择、监督、制定投资策略等职责，使受托人真正发挥出基金受托管理的重要专业作用，而不是简单的“传声筒”。其次，可考虑取消账户管理人。现有四类管理人增加了企业年金制度运行的复杂性和成本，近年来金融机构信息化水平提升很快，账户管理完全可以通过信息系统予以解决。再次，简政放权。调整现行的企业年金计划、各类管理人资格审批管理方式，逐渐向事后备案或完全放开转变，以减轻相关主体负担，提高管理效率，增强企业年金制度吸引力。

三是改进企业年金投资管理方式，健全长效评价机制，引导长期投资理念。企业年金是长期养老金，现行的短期业绩考核和排名规则引导委托人过分关注短期收益，也会导致管理人出现跟风投资和增加交易频率的行为，不利于形成长期规模资金。应探索制定科学合理、符合其养老金特征的业绩考核指标，增加长期投资业绩考核比重。引导参与主体提供长期管理服务和长期养老金产品，而不是简单采取委托投资管理模式，签订短期委托管理合同。

四是研究非正规就业条件（弹性就业、灵活就业）下，如何发挥企业组织、缴费的能力，引导个人开展养老金积累。例如，允许企业为员工个人养老金积累提供支持，相关企业缴费可比照企业年金制度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五是研究调整税收等政策，适时打通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允许企业年金计划参加人在调整工作单位、失业等情况下，将第二支柱积累养老金转入第三支柱。

六是探索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联动发展。鼓励机关事业单位为编外人员建立企业年金计划，并提供缴费支持，已解决正式员工加入职业年金计划后，解决编外人员养老保障的公平性问题。

市场主导，政策引导，加快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第三支柱

一是尽早将税延政策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公众对于投保税延养老保险呼声较高，希望能够享受到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试点保险机构经营平稳，在涉税操作、产品设计、销售管理、支持服务等方面积累了经验，具备扩大经营地域的能力。中保信平台运行稳定，能够满足财税部门、参保人、保险公司等各方需求。我们认为，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符合公众需求，具备实践基础。

二是将符合条件的银行养老储蓄、银行理财产品、养老目标基金等纳入税收递延政策试点。

三是简化税延额度计算方式，取消6%的比例限制，直接采取定额模式并适度提高额度上限。

四是坚持养老金长期终身领取原则，在领取期通过制定差异化税率，引导参与者在领取时将所积累的养老金转换为可长期终身领取的养老年金产品，实现与基本养老保险的有效衔接。

五是研究调整目前的税收递延模式，从EET转换为直接免税的方式(EEE), 不再对个人领取养老金征缴税款，鼓励个人加快养老金积累

六是简化涉税流程，将税延养老保险涉税操作相关功能纳入个人所得税APP，推进税务系统与中保信平台对接。引入个人养老金积累补贴政策。

七是探索制定交费补贴政策，引导个人将金融资产转换为养老金。

八是探索将养老金融业务纳入金融消费者教育。提升国民养老金融素养。加强对养老金融业务期限长、收益稳健、长期终身领取等基本特征的宣传，引导消费者理解并逐渐认同养老金专业管理、长期积累的消费观念，接受养老金终身领取的制度安排。加强对于不同类型养老金融产品特点的宣传，引导消费者建立生命周期投资观念，合理选择符合其年龄阶段、风险偏好、目标收益等的金融产品。

  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引导推动长期养老金入市

养老金入市，有利于资本市场稳定与良性发展，但资本市场本身也需要自我完善，加强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等制度建设，为养老金入市创造基础条件，有效保障其正当权益，营造出适合养老金发展的市场环境，吸引长期资金不断流入资本市场。总体来看，就是要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一是坚持保护投资者权益不动摇。依法保护各类股东知情权、监督权、参与决策权、资产收益权等各项权利，鼓励企业长期经营，合理回馈投资人，逐渐使投资管理人，特别是养老金管理人形成稳定回报预期，逐渐调整追涨杀跌的短期投资风格。

二是优化资本市场相关税收政策。建立引导性的差别税收制度，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投资行为。目前，我国对股息红利征税，但对价差交易的资本利得不征税，可能间接刺激投资者的短期行为。研究建立以引导鼓励长期投资为导向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有利于吸引养老金入市。

三是支持产品创新，丰富长期资金投资标的。推动REITs等适合养老金投资的产品加快发展，研究推出适合养老金投资进行风险对冲的金融工具。

四是监管部门要秉持依法监管、从严监管的原则。加强对上市公司内外部的约束，避免上市公司出现追求规模增长而忽视股东回报以及脱离主业盲目投资等行为。

五是健全符合养老基金长期性和稳定性特征的投资长效评价机制，引导长期投资理念。 

（编辑 季节）

   从 2009年起，中信集团成为中信泰富的控股股东。在此期间，泰富的中信澳矿成为董事长常振明最大的心结。

   2006年，中信泰富投资4.15亿美元，分两次向澳大利亚私人有限公司购入位于西澳州皮尔巴拉一座巨大的磁铁矿，建成后每年可向中国进口上千万吨铁精粉和球团。次年，中信泰富与中冶集团正式签署了澳矿项目的总承包合同，并由中冶负责该项目的设计、设备采购、土建施工、安装及采矿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这是一个固定价格和固定工期的“交钥匙”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17.5亿美元，合同工期为43个月。

   但此后数年间，由于种种原因，投产时间一再推迟，工程预算一再增加，总包方所有承诺一次次全部落空。

   中信怎么办？多少人都建议常振明放弃那座犹如黑洞般的深窟。但是他始终在坚持，坚持做着一件几乎看不到光亮的事情，他的脑海里不时会闪过一个英文词组——“ mission impossible”，直译过来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截至 2017年，中国铁矿查明资源储量为 848.88亿吨，其中基础储量约 210亿吨，资源量 640亿吨，其中绝大部分为贫矿，平均品位仅为 34%，富铁矿石探明资源储量仅占探明总量的 2.9%。相比之下，巴西、澳大利亚的铁矿太令人羡慕了，他们的高品位赤铁矿石可以直接进入高炉冶炼或烧结，而中国的绝大部分铁矿石含有大量脉石，必须细磨精选之后才能入炉冶炼。

   在高炉炼铁的过程中，入炉矿石含铁品位每降低 1%，高炉燃料比会升高1.5%，由此产生的工业废气就在城市的上空积聚，并侵蚀到人们的肺泡和血液。中信澳矿运营部总监岳强说：“生产1吨烧结矿所需标煤是生产一吨球团矿的约3倍。”

   约3倍的标煤，意味着约3倍的碳排放。于是，中国对进口铁矿石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从 50%、65%……近年甚至接近 90%。

   但是，全球铁矿石价格的决定权却垄断在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及力拓的手中。中国的钢铁企业不得不为高昂的铁矿石价格买单，而中国的环保更不得不为钢铁产能世界第一所带来的严重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

   2005年以前约 20年中，全球铁矿石价格基本在 20美元/吨左右起伏，没人会想到 2005年之后，这一价格骤涨了 8-10倍！

   中国企业开始成规模地去境外开发收购铁矿，但铁矿收购成本已经大大提高。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每年进口铁矿石约10亿吨；

   中国的环保压力空前之大，中国境内的铁矿石产出日益减少，占全部原料市场不足 10%；

   中国在世界铁矿石交易中几乎丧失了话语权；

   中国在海外的权益铁矿石资源微乎其微，中钢协统计了 2008年至 2014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收购铁矿项目 24起，除极个别外，基本颗粒无收。

   再看中信当时的处境——

   中信澳矿是中国在海外唯一在建的 100%权益铁矿，且规模巨大；

   2400万吨铁精粉的产能是世界磁铁矿规模之最；

   围绕着中信澳矿，已经建成了480兆瓦的燃气发电厂、日产 7万立方米淡水的海水淡化厂、30公里的矿浆输送管道、装运量 2 000万吨的港口，购入了12艘万吨货轮，还购入世界上最大的自磨机和球磨机……各种世界一流的采矿选矿设备都在现场，等待安装。

   在澳大利亚西北皮尔巴拉的戈壁上，被逼到悬崖边已退无可退的中信澳矿终于开始了绝地反击。

“真的拖不起了！”

   2013年的圣诞节前夜，常振明通知曾晨：“你已经被调入了澳大利亚铁矿，在月东油田和中信资源的一切工作需马上交接。”

   此时，中信与中冶的第四份补充合同刚刚签署。合同规定，一个月内（即2014年1月 23日之前），“中澳铁矿项目首两条生产线和相关建设工程按现状移交”。

   从 2007年 1月荣智健与中冶集团签署第一份有关澳矿的 EPC合同起，整整 7年，中信泰富就如同被下了诅咒一般，它的股价从2007年的高点51.40元跌至2013年年中的8.00元。

   与这条曲折的 K线时刻牵扯的无疑就是 6700公里之外的中信澳矿。它与总包方的纠葛让中信泰富支付了天价成本，却最终错过了全球铁矿石价格的高峰。

   总包方的要价从17亿美元到 25亿、34亿、39亿……尚未到头，交工期却从2009年一路推迟到2013年……而中信已经砸进去了98.81亿美元。

   2012年11月15日，中信澳矿第一条生产线终于开始了带料调试。当数千名建设者栉风沐雨奋战了几千个日日夜夜之后，合上电闸，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竟是那般千疮百孔，到处堵塞，到处漏浆，到处破损，十开九停……

   在那一瞬间，巨大的失望涌上每一个人的心头。连续数年的劳作，一个亿接着一个亿的美元砸下去，一台接着一台的设备矗立起来，看着这座巨大的铁矿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上渐渐长大，全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矿冶设备，全是世界上最耀眼、最闪亮的制造商的产品 ……

   但是，就是无法运转！

   从第一条生产线带料试车，整整半年时间里，总共运转时长不超过185个小时，平均一天开车不到 1小时。

   残酷的现实逼迫常振明终于下定了自己干的决心。

   中信与中冶签署了第四份补充协定，这是一份移交协议： 

   MCC Mining（中冶西澳矿业有限公司）将操作手册及图纸等相关工程资料移交给 SINO Iron（中信澳矿）。

SINO Iron 将继续进行第二条生产线的调试及整修。同时，为加快项目建设， SINO Iron也将负责管理工程总承包合同项下余下四条生产线的建设和调试。

SINO Iron 将通过协助项目管理、提供服务或其他合作形式与中冶集团团队的核心成员及中冶北方继续合作。

   2012年 6月，中信重工副总经理王春民作为设备商参与了一号线的调试，到2016年离开澳矿，他足足在那里工作了3年 8个月，经历了澳矿工地最为低迷的日子。中信澳矿的自磨机和球磨机均出自中信重工。“唉……我们是业主，应该比谁都着急，这么多人在工地，人吃马喂，得多少钱？每天的利息，得多少钱？”

   人心散了，管理混乱，这已经成了澳矿工地最大的问题。

   时任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的张极井亲自担任了澳矿项目的执行董事长兼CEO。从香港到珀斯，从珀斯到铁矿工地，他几乎每周都要往返一个来回。

   刘敬坤作为公司秘书回忆往事总是有点儿意难平：“从极井总到曾总，从来都是一下飞机就赶紧奔现场，自己一个人拖着行李。常董事长哪怕是搭乘半夜的飞机，也是头天一大早就把酒店的房间退了，多省一点钱都是好的。”

   2013年 5月，在一号线迟迟无法运转之时，在与总包方反复磋商无果之后，张极井终于向中信集团党委郑重建议：中信自己来负责一号线的整改调试。

   “真的拖不起了！”

背水一战

   任沁新被任命为一、二号线整改总指挥。现场各路人马，无论此前是什么职务、什么岗位，从这一天起，都只能服从总指挥，都只向任沁新汇报工作。

   作为中信重工这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任沁新在澳矿工地整整两个月没有离场，远远超出了澳大利亚矿山安全的规定极限。

   两个月中，所有的中方员工没有休假，不许离场，每天工作12小时，每天早晨 6点钟到场。

   来自中信重工的梁真说：“那一段时间是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王春民睡觉都把对讲机放到床头，出现问题，半夜两点还赶到工地；张长久担任现场的技术总监，连续的熬夜加班，一次一大早上班，把车开进了路边的堑沟。”

如此这般的场景每天都在澳矿现场上演，48项“消缺单”每天都在不断瘦身。 60天倒计时指针，终于归零。

2013年 7月 26日，他们将再次按下总控室的按键，究竟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远在北京的常振明一刻也没有放下对澳矿的担忧，试车第一天并不顺利，不知道他那天是怎么过的，晚上 10点多了，他发来短信：“大家辛苦了，相信大家定能成功！”

三天三夜的鏖战，终于看到整条线顺利启动持续运行，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一号线真的转起来了，矿石被磨碎了，铁精粉被分离出来了！

   这一目标的实现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信澳矿的工艺模式是可行的，中信一定能够从这片戈壁中提炼出高品位的铁精粉。

   哀兵必胜！

   在常振明看来，中信澳矿的至暗时刻已经过去。打扫战场，中信澳矿将迎来属于自己的黎明。

发现我们自己的力量

   2014年1月6日，在澳矿一片狼藉的工地上，曾晨脑海里不断回旋的就是《国际歌》的那段旋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从来就没有，我们曾经天真地以为还有……

   “我来的时候，这个项目的不确定性依然非常大，澳矿的问题恰恰就是什么问题都有，你很难说是设备的问题、是工艺流程的问题、是设计的问题还是施工的问题。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矿，我们其实是五大项目的集合体。”曾晨所说的五大部分是采矿、选矿、发电、海水淡化、海运。

   “采矿，一年剥采总量超过亿吨，世界上有几个单体铁矿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我们的选厂六条线，近2000万吨的产量在澳大利亚是第一，而中国最大的不过几百万吨；我们的发电站，480兆瓦的燃气电站，简单来说，堪培拉的整个供电就是这个量；我们的海水淡化厂一天可以产水14万吨。”曾晨面对这一大摊子，无奈地苦笑。他知道，“这个摊子是我们必须接收的，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起点，我们别无选择。”

   兼任澳矿CEO这几个月，张极井渐渐明晰了一个道理：中信澳矿的问题哪里是什么矿山建设的问题，它根本就是一家巨型的工厂。工厂的管理和运作与挖矿、修路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对于干部的选择方向，中信应该换一个思路。

   此前，澳矿的几任负责人要么是做投资做商务的，要么是刚刚从高速路工地上下来的，没有一个懂工厂、懂大机器生产和运营的人。

   但是中信泰富特钢、中信重工恰好就有这样的队伍、这样的人才。张极井找到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董事长俞亚鹏的时候，俞亚鹏回答说：“只要是中信的事，要人特钢给人，要设备特钢给设备……”

   2014年1月6日，张极井在澳矿工地宣布了新的组织架构和新的人事安排：

   中信澳矿二期工程指挥部成立，泰富兴澄特钢副总经理姜仁才任指挥部总指挥，中信重工副总经理王春民任常务副总指挥，负责技术和施工；徐飞任副总指挥，负责商务。姜仁才向中信泰富矿业公司新任CEO曾晨汇报工作。

   姜仁才在工地上转了又转，三个月后心里有数了。他得出一个结论：在澳洲施工，最不可控的因素来自人工成本。

   “如果要想控制成本，就必须保证你的设备、你的管道、你的钢结构到了现场不能够有大的变动。”

   关键是如何“保证”？

   指挥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真梳理一期工程的经验和问题，修改和优化二期工程的设计方案。再也不要干什么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了，简直贻害无穷！

   “我们要求设计师必须严格按照我们的要求重新修改设计、优化设计。”姜仁才说。不光如此，施工方案也要更改。“我要用预制的、模块化的方式来建设二期工程，把后面的事情提到前面来做，把现场的事情提到工厂来做，把国外做的事情放到国内来做。”

   2014年 4月 28日，张极井、曾晨在北京向中信集团领导汇报中信澳矿二期工程预算及筹备进展。中信澳矿二期工程共四条生产线，工程预算 19.5亿美元，预计三年内完成。

   中信集团很快批复了这一报告，并同时给予张极井、曾晨、姜仁才以明确的授权。此前，姜仁才和王春民用了月余时间全面审核二期工程所有的图纸，包括土建、管道、皮带、钢结构等，然后他们一一重新订货。

   澳大利亚的生产安全制度极为严苛，所有的高空作业更是慎之又慎，且必须由持有高空作业证书的人才能操作。如果在现场搭建桁架，然后再把皮带机固定在上面，就需要增加大量的高空作业，还要动用电焊气焊，那又是一套更加复杂的施工保护制度。

   “澳大利亚的焊工非常昂贵。”曾晨说。

   姜仁才定制的皮带机已经完全固定在了桁架上，只是尚未连接。到了澳洲码头，因为不是高空作业，自己带领的人马即可快速将它们复原组装。光这个皮带机至少省了两个月的工期。

   还有管道铺设。水管、矿浆管、润滑管、液压管……一条生产线至少要有五六公里的管道需要铺设，四条线就是两三万米。

   以往几年澳矿工地，各种管径的管子都码放在现场，因为图纸不全，工人只能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当场挑选不同管径的管子进行适配、截管、弯管、变径、焊接，然后铺设。这种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成本超支。那些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必须由澳洲当地的工人完成，一旦设计有变，总包方还要支付违约金。

   姜仁才可不打算重复这种傻事。他将数万米长的管道订单全部发回中国国内招标定制，一部分由泰富特钢负责，一部分由中信重工负责，他们的招标团队和财务审计人员同期进入招标生产环节，所有的管道均严格按照设计图纸下料生产，再由专门的技术人员检验合格后上船出海。

   王春民后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和姜总，只要有需求，都向家里求助”。“家里”，指的是中信重工和中信泰富特钢，中国两家顶尖的企业无条件地成了中信澳矿的坚强后盾。中信的大家庭、中信的协同优势、中信共生共享的企业文化，在此时此刻让澳矿工地上的每一个人突然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踏实而骄傲。

   钢结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工程，中信泰富特钢承接了这项工作。

   “我们的钢结构都是模块化的，轨道也都是在工厂完工的，保证到现场不返工、不违约。我们都是中信的人，总归要对中信负责。”

   预制化、工厂化、模块化，是姜仁才的三大法宝。  

谈判桌上

   徐飞在 2009年就来到了澳矿工地。

   来到澳洲，他眼看着总包方一次次地被当地分包商逼到角落里，毫无还手之力，心里实在着急。

   2014年开始，中信澳矿的商务谈判桌上，甲方已经更换为中信泰富矿业公司。

   再也不能重蹈覆辙，商务行为，包括招投标与合同的签署就成了重中之重。

   7月15日要上第一根梁，因此在那之前，所有的商务谈判必须完成，所有的合同必须签字，相关的分包商必须入场。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花出去七八亿澳元，既不能出错，还不能当冤大头，这的确颇有难度。“好几个标同时招标同时谈判，每个标都有五六个分包商投标，这就要连续谈二三十家。”徐飞感叹道。

   商务谈判组不光有商务人员，还要有工程技术人员随时随地跟进，因为所有的报价都与工程有关，每往前走一步，技术人员都要跟进确认，再也不能“差不多”“大概齐”了。

   渐渐地，长名单变成了短名单，进入短名单后，意味着更加复杂的拉锯，直至对方缴械。

   高强度的评标、谈判和运作一直持续到2014年 3月，中信澳矿与当地分包商的五个大的合同全部签署完毕，合同总额约 8亿澳元。

   在此后的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因合同变更产生的补偿。但是，当你对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了解得比你的对手还透彻的时候，对方也就不再费心费力地狮子大开口了。

   曾晨非常干脆地说：“二期工程，我们没有一起索赔的诉讼！”

提前竣工

2014年6月，姜仁才来到北京，面见常振明。

“我跟常总说，工期用不了 36个月，最多 33个月，我们争取28个月把它拿下。”

以前一条线就折腾了四五年，现在四条线不到两年半真的能完成？

姜仁才向张极井要了一个政策：分包商工期奖励。工期如果提前完成，就给予不同的奖励。

一天贷款利息是多少？一天的管理成本是多少？一天出产的铁精粉可能是多少？在奖金和工期面前，孰轻孰重？

   就这样，原本 36个月的工期，只用了 21个月就全部完成。

   “其实，我们原本19个月就可以完成的，出了一个插曲，所以拖延了2个月。”姜仁才不无遗憾。所谓“插曲”，是因为顽石破设备更换所致。为了优化选矿的生产工艺，他们采购了美卓的8台“顽石破”，替换了原有的设备。未曾想到的是，五号线顽石破的基座却因为这样的设备更换而突然“颤抖”起来。

    现场的原设计方不认可设计本身有问题，姜仁才只好求助国内冶金设计界的老朋友，请他们来仔细检查后，发现问题不仅仅是五号线的，实际上，三、四号线的顽石破基座全都有类似问题。

   常振明和张极井纷纷打来电话询问。如果要敲掉重建，那真的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投产了。姜仁才在电话里的回答云淡风轻。

   “五号线基础是最差的，我们要重新打桩，扩充基础，差不多花了300多万澳元。三号线四号线就不用打桩了，直接往里面注水泥浆，让它们板结起来。后来一号线也是这么处理的，没有问题。”

   张极井多次感叹：“这就是‘懂’和‘不懂’的人的区别。”

   呼晓明成为第五条线的试车总指挥。这位“ 80后”的工程师几乎成了澳矿整个建设期最完整的见证人之一。

   “我进澳矿的时候刚刚研究生毕业，就像一张白纸，那时候的澳矿也像一张白纸，它曾经被涂抹得混乱不堪，但是在我们手里，它成为最美丽的图画。我从心底里感到庆幸，让我赶上了一个如此伟大的工程……”

   张极井的《澳矿大事记》记载如下：

2015年 6月 30日，澳矿项目月生产量首次突破 40万吨，达到 41.5万吨；第一、二条生产线作业率也首次突破 80%。

2015年 8月 15日，项目第三条生产线建设安装工作完成，全面移交给调试团队，比原预算计划提前 100天以上。

2015年 10月 14日，澳矿项目第三条生产线正式开始带负荷试运行。

2015年 11月 21日，澳矿项目第四条生产线正式开始带负荷试运行。

2016年 3月 28日，澳矿项目第六条生产线正式开始带负荷试运行。

2016年 4月 8日，澳矿项目产品实现第 100条船装运出口。

2016年 4月 26日，澳矿项目第五条生产线正式开始带负荷试运行。至此，澳矿项目的大规模建设工作基本结束，全面转入生产阶段。

   从 2014年7月开工，到最后一条线并线运营，澳矿二期工程用时比预计工期缩短了15个月；工程支出11.7亿美元，仅为工程预算的60%。

    在二期工程，中信集团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并更换了相当一批设备，单条生产线的建设成本仅仅用了不到3亿美元，且四条生产线全部都是一次试车成功，再未出现过开开停停、跑冒滴漏的问题。

敏感的话题

    在澳矿营地的墙上，挂着一张宣传画，那画的中央是一群身着蓝色工装的年轻人，阳光洒满肩头，笑容洋溢在脸上，处处散发着勃勃英气和生命的活力，他们的背后是澄澈的蓝天和轻盈的白云，白云下是红色的矿坑，还有一辆同样涂成蓝色的 360吨重型矿车。

   这是中信澳矿为澳大利亚抑郁症基金会捐款时留下的画面。

   中信澳矿每年都会组织许多类似的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员工们自己的创意，自己组织、表演、捐款，矿工们每捐出的一元钱，矿上都会配捐同样数量的钱。

   尊重土著人的文化与习俗，是中信明确的要求。但凡要有新的用地需求，他们必恭请土著民俗专家先行踏勘，实在绕不过去了，土著人也会诚意配合将遗迹庄重地迁徙。

    中信还组织矿工家属来澳矿参观。自从修建了自己的机场，这些往来就变得简单了，让矿工的妻子和孩子们来看看，他们的丈夫和父亲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支撑着一个家庭。每到澳矿的家庭日，金属般坚硬的铁矿就变得格外温馨柔美，女人和孩子们都穿上澳矿特制的工服，又精神又漂亮，止不住的笑容在脸上绽放，夫妻、父子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当然，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仅体现在捐款、送温暖的环节上，环境危害则是更加敏感的话题。

   临来澳矿，常振明特别向曾晨交代过一件事：必须格外关注“石棉”的问题。

   石棉是纤维状硅酸盐矿物，含有硅、钠、镁、钙、铁等元素。如果生产工人长期吸入石棉纤维，有可能引发石棉肺、肺癌及其他严重的身体疾病。

   澳矿刚刚进入建设期，原总包商立刻遇到了这一难题。这是一颗定时炸弹。当澳矿进入了中信时代，每年的矿石剥采量持续上升的时候，这个炸弹随时可能引爆。

   果不其然，西澳州政府找来了。

   2014年9月，曾晨接到了来自西澳州矿产资源部分管部长的电话，这位部长表示，他将就石棉问题公开向中信澳矿发布质询，并要求提供相关的数据报告。

   曾晨前去拜访西澳州矿产资源部，他对接待他的一位南非裔高级主管说：“保护环境是我们大家的共识，众所周知，整个皮尔巴拉、整个澳洲都可能存在矿物纤维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用一种科学的态度去了解它、认识它，而不是制造恐慌。请您相信，中信澳矿是一家负责任的公司，但我们希望监管机构同样也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曾晨的话语不卑不亢。对方略有些诧异，在此之前，还不曾有一位中国人以这样的口吻与他对话。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曾晨将此事当作他的头等大事，亲自督办。“其实，中信在澳矿早已布下了密集的监测点，将所有的监测数据汇集起来交由第三方专业机构检验、研究、认证。他们的结论是：中信澳矿所开采的矿床并没有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的 5种有害矿物纤维，没有有害石棉。对于现有的部分纤维矿物，我们的防护制度非常严格，符合相关的澳洲标准。”曾晨说。

   在约定的那一天，曾晨亲自开车，捧着高达两尺的各种文件、材料，以及方便而清晰的检索目录，一并交到了那位南非裔官员的手中。对方大为惊讶：“你们已经做了这么多、这么严密的工作！”

   2017年10月20日，西澳政府环保部长批准了《SINO项目持续发展计划的环保申请》，那位南非裔官员即将退休，临走前他在报告上郑重写道：“中信澳矿有着非常完善的矿物纤维管理制度。”

   中信澳矿将皮尔巴拉地区的环境保护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成为西澳州的标杆。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领导力

   曾晨非常感激他的两个搭档，电厂的范宝印和海水淡化厂的帕特里克·李。

   澳矿是茫茫戈壁滩上孤独的绿洲，电厂是澳矿唯一的光源和动能之源，绝不能停产；海水淡化厂同样如此，因为没有第二水源，所有的生产生活用水均来自大海。慎之又慎，严之更严，来不得一丝一毫的偏差和侥幸。

   把管理落在制度上，把有效的经验外化成严密的规范，把规范变成每一个员工必须严守的纪律。而这样的制度管理曾经是中国人不熟悉、不习惯的，比如国人不习惯戴口罩，这样的事情看似不大，但曾晨真的就因为这样的违规开除了不止一个员工。阳光下45℃的高温本就令人喘不过气来，再戴上口罩更不舒服。但是，戴口罩除了防范矿物纤维和粉尘的危害，对制度的坚守则是更加重要的考量因素。

   管理出效益。选矿厂的作业率从50%逐渐提升至60%、65%直至今天的85%。作业率的提升意味着产能的提升，而产能的增加则意味着成本的降低和收益的增加。成本，是中信澳矿的生命线！

   2016年，中信集团总经理王炯第一次来到澳矿。这个给集团造成很大财务压力的项目，此时让他看到了变化和希望。

   第一，我们的团队发生了改变，我们的组织管理是有效的。

   第二，我们的作业率在提升，故障率在持续下降；产量也在提升，这就意味着你的单位成本在下降。

   第三，面对经济大势，面对铁矿石价格波动，面对法律诉讼，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只有做好了自己的事情，待外部条件一旦发生改变，我们才有机会解决各种问题。眼睛朝内，聚焦自己的问题，提高产能，控制成本，安全生产，组织运营。

   再有一点，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我们是在为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做贡献。因此我们要更加努力，付出更多的心血，把澳矿经营好。

   王炯首先看到了团队之不同，人变了，队伍变了，这一至关重要的领导力成为改变现状的最关键因素。

   中信澳矿曾被打到泥里，拼得满脸血污，却茫然不知如何回手；中信澳矿也曾被中外媒体讥讽嘲笑，被中外商学院里外检视，并得出各种教训戒律，列入教科书中。

   但是，在如此重压之下，中信集团忍辱负重，埋头苦干整五载，收拾败局，咬牙再战，终于拼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那个不堪回首的昨天已经被远远地抛到了后面，他们期待着与巨人比肩。

   胡宇清是中信澳矿项目的销售总监，负责销售澳矿的铁精粉。曾晨从一开始就坚持让胡宇清按照65%品位的指数价格作为定价基础，以反映中信澳矿项目精粉产品的价值。澳矿铁精粉的市场地位正日益凸显。

   2019年1月，淡水河谷溃坝事件造成了4000万吨铁矿石的供应减少。虽然这仅是中国铁矿石进口总量的4%，但是这一事件却推动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从 70美元/吨一路飚升到128美元/吨。中国钢企在2019年为此多支付了数百亿美元的平均成本。

   那么，如果没有中信澳矿的 2000万吨铁精粉的支撑，中国钢企还要多支付怎样的成本？

   “至少增加七八十亿美元！”陈子琦说。

   作为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冶金专家，陈子琦关注世界铁矿石行业已有二十多年。“中信澳矿不仅平抑了铁矿石价格，更是为中国铁矿石战略资源的保障做出了贡献。”

   在2019年中信集团成立 40周年的大会上，常振明说：“西澳磁铁矿项目是中国在澳大利亚为数不多的 100%股权项目。除了能够引进优质铁矿石，更是关乎中国在铁矿石市场上的话语权。从 1986年投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开始，中信就把能够弥补国内短缺资源的项目作为海外投资的重点，这是中信作为一个国有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9年，中信澳矿的铁精粉产销双双超过2000万吨，是全球主要的高品位铁矿石生产商。

   高品位，意味着低排放。

   由磁铁矿石经研磨后磁选所产生的铁精粉，本身就具有放热的特性，在炼钢的环节中可以大大减少焦炭的使用。曾晨说：“与赤铁矿细粉相比，从磁铁矿矿石生产的每吨钢可降低108公斤二氧化碳排放。”

   2018年中国粗钢产量9.28亿吨。108是一个乘数，9.28亿是另一个乘数，乘积是多少？这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算术题。

固然不可如此机械简单地使用数据，但其中所闪烁的高品位铁精粉的亮点已经一目了然。

（编辑  杨林）

我从三个方面谈一下内循环提出的背景，它的学理逻辑和它与外循环的关系。

内循环提出的背景

中央提出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这样一个指导方针。它提出的背景，可以从三个层次加以勾划。

一是从2010年之前的几十年，我国实现了平均年增长9.8%的增长速度，成功抵御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4000美元。但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寻求软着陆以后的中高速高质量发展。以后又明确表述为向“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一阶段转换。这是在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和其他类似经济体在告别经济起飞阶段的粗放型发展特征大同小异的阶段转换。往后的发展速度有所降低是必然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要完成一个“L”形转换，形成一个以结构优化支撑的较长的中高速发展阶段。2010-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到8%以下，3年后回落到7%以下；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12个季度，我们的GDP增速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里波动。

二是2018年一季度开始，不期而至的中美贸易战。现在美国国内已经朝野空前一致，要全面遏制中国；贸易战已扩展到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以及对人文交流设限等方面的对立甚至对抗局面。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使原来6.7%的底线再次被击穿，2019年全年的增长速度只有6.1%。

三是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使我们的经济增速在一季度陡然下降到-6.8%，这是几十年也没有出现的情况。不过二季度已回调，1-6月增速是-1.6%。估计三、四季度能够把今年的增速扳到正值上。不过，经过三重因素的叠加，经济增速回落带来的市场预期并不好，现实生活中诸多矛盾进一步凸显。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之复杂前所未有。贸易战必然是一个打打停停的中长期过程。我们需要在处理一系列挑战性问题中，力争和美国方面斗而不破，力争延续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崛起。尽管我们取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胜利，但前景还不很确定，由于目前全球疫情态势，我们的防疫抗疫工作要常态化，经济生活要与防疫工作同时进行，对疫情进行有效控制、收敛和最终将它消灭。

中央指出，现在一些主要问题都有中长期特征。我们可能要经过5-10年的努力，让我们的国民经济以可能还要比6%稍低的增长速度完成L形的转换，以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是我们的战略性目标。

尽管在中长期我们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但中央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

从客观条件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当然中国目前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中国最后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特征，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既说明我们的差距，也意味着我们还有非常可观的成长性。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可以较高速地推进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当然我们需要动态地优化现代化的战略策略组合。

利用中国自己的成长性，把握好我们的韧性与回旋余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用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创新，带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出我们的发展潜力。这个过程中，最值得我们把握住的、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确定性因素，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解放生产力；同时继续参与全球化，化解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

对内循环的学理逻辑的理解

第一，内循环为主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

扩大内需，是从我们已经形成的巨大市场规模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考虑到经济低迷时期，我们有可能也应该利用一系列的政策组合，调动和扩大国内需求，拉动有效的供给加以回应这样一种循环。“内循环”这一表述，强调了扩大内需首先形成的是基于本土市场潜力的有效供给的回应；而内需得到的有效供给的回应，也必然伴随着我们推进开放所带来的外部的回应。内循环为主，意味着工业化城镇化一轮一轮地扩大、接纳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人力资本的培育，随着人民收入的提高不断地释放巨量需求，而得到本土和外部的有效供给回应，支撑经济循环。

第二，内循环为主，将更为倚重本土雄厚的市场潜力的释放。

我们现在有必要更多地依靠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市场潜力，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合乎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发展、发展动力体系升级的顺序。

上世纪80年代，我们提出国际大循环理论，那时我国的基本情况是国内市场还处于初级发育阶段，内循环可以调动的潜力比较有限。通过沿海开放，两头在外、“三来一补”，不仅扩大了出口型工业，也带来了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商品经济意识，加快了本土的资金积累。而今天，我们的市场机制有了很大发展，虽然还需要进一步地完善，但毕竟有了一个可依靠的、支持内循环的本土市场基本盘。当然，国内国际双循环是相互促进的，但是合乎逻辑的情况是，国际大循环的分量要调节，内循环的分量要提升。

第三，内循环为主体现了防风险、稳增长、把握升级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思维。

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考量“做好自己事情”的主动权如何更好地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要有能力对自己内部的因素进行调控，利用内循环为主的经济运行，加上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这是一个更明确表述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的发展格局。

综合上述背景和学理逻辑，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内循环为主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

内循环和外循环是相互促进的，也就是相得益彰的，这是一个完整的框架。讲内循环不要忘了外循环。而“内循环为主”有非常明确的对经济结构特征的把握。而且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应该放在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之内理解。

第一，注重内循环为主，绝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而且是在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道路上，更有风险耐受力的行稳致远。

第二，注重内循环为主，是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的升级。升级离不开继续以全面的开放来催化和促进改革。目前改革到了深水区，我们需要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还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开放在客观上就是在催化和倒逼改革。中央如此看重自贸区概念，要求多轮复制，就是要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建立带有示范效应的粤港澳大湾区、在海南打造全球性自由贸易港等战略举措，都体现了这个战略意图。

第三，注重内循环为主，要坚定不移推进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综合水平的升级和发展。当然这离不开继续以全面开放对接全球合作竞争的市场检验和内外相互的造就。我们不否认大国之间有竞争，中国也一定会守住底线，但是我们还要坚持和平发展。

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有益于全球，我们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越来越显著；另一方面，中国只有加入国际竞争，才可能完成从全球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的攀登，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两方面的相辅相成，是供给侧创新带来的共赢境界，以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机遇。我们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现在虽然遇到了挑战，但是方向并没有变。中国应该在改革开放、实现发展硬道理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去实现自己的和平崛起。上述这些认识，可以落脚于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战略命题。

（编辑  高梁）

   过去我们强调国际大循环，现在要把国内循环上升到一个重要位置实现“双循环”，这是需要认真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扩大内需和国内循环不完全是一个概念

扩大内需，国内经济未必能循环起来。

    在我国的经济成长历程中，从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就从过去供小于求的短缺经济，走向了产品供大于求或基本平衡的状态。此后，我们遇到了几次大的危机。一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次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当时的问题都是外需减少，所以我们要扩大内需。1997年后，扩大内需主要是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2008年更侧重货币政策，国家4万亿元投资加上大量银行贷款，主要也是扩大投资规模。我们在通过扩大投资、促进内需这方面办法很多。

    当然，1997年以前我们也有过几次投资热，主要是用压缩投资的办法克服经济过热问题。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洋跃进”，经过几年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是一次大的调整。1988年“价格闯关”之后又经过一次治理整顿，这两次都是靠压缩投资的办法。总之，我们用调整投资的办法调节社会需求是轻车熟路。调节投资可以扩大需求，也可以减少需求。

    仅靠投资不一定能形成循环

    投资有两面性，一方面可以扩大对当期产品的需求，拉动当期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它形成了未来的生产能力。形成新的产能后如果增加的产品卖不出去，就形不成经济循环。比如我们2008年后进行大规模投资，几年后又要去产能、压库存，就是因为不少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了。

    2008年之前，我们已经在考虑控制钢铁出口，因为这是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还要大量进口铁矿石。但2008年后又有大量钢铁企业上马，后来也不再说控制钢铁出口了，结果大量钢铁出口引发很多贸易纠纷。所以说，投资本身可以扩大内需，但不一定能形成大循环；要形成循环，最终环节是消费。

    马克思清楚地论证了再生产理论，指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要平衡。我们的当期投资可以拉动需求、促进当期生产，但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必须能够被未来形成的消费市场所消化。否则，国内经济就循环不起来，部分产品只能靠出口消化。

    真正要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国内大循环，就要认识到，关键在扩大国内的消费，其中主要是居民的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我们的居民消费增长很快，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是居民消费的增长没有赶上GDP的增长，更没有赶上投资的增长速度。比如，2019年GDP总量90万亿，其中投资是60多万亿，占到GDP的70%以上。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是48.8%，2018年消费支出占GDP比例是39%，比1978年降了10个百分点。40年来，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在下降，更不用说应该更高地起到拉动作用。

    过去，国家计委曾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积累率不能超过30%。当然积累率和投资率不完全一致，但投资率不断上升。这成为我们经济中的一大问题，影响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如何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

如何提高居民消费，我们曾经尝试过很多办法，比如工业品下乡、新能源汽车补贴。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也就是提高劳动者工资。否则，鼓励扩大消费是没有基础的。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王建最近提出，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必须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这样会带来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怎么让农民进城？为什么农民进不了城，因为收入太低。比如说，很多东部地区在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是来自西部贫困地区，那里还有大量的留守儿童等等。但是因为企业工人的工资太低，要想让农民进城，就必须提高工资，他才能够支持家人进城后的基本生活，包括住房、医疗、儿童教育和保险等等。否则他的家属只好留在西部农村。所以说，提高劳动者收入，对扩大内需支持国内外“双循环”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过去我们强调国际大循环，倾向于维持低劳动成本，正是低工资成本，使得我们的出口产品有价格竞争力，从而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所谓“人口红利”是廉价劳动力的红利。但我们忘了，低劳动成本不利于国内需求的扩大，阻碍了中国经济进一步的稳定发展。

    有人说，我们现在经济很困难，增加工资有可能吗？这就是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的不同。企业当然希望工资越低越好，但是从宏观视角看，广大职工工资那么低，谁来消费？所以，我们要让国内经济循环顺畅，关键在于弄清楚哪个环节没有做到位。

    对比中国和国外的情况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当然各国口径有所不同，但多数情况下，国外劳动者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70%。我们这方面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怎样提高劳动者收入

这里既有市场行为，也有政府行为。国有企业应该可以有政府行为，其他企业应该是市场行为。现在中国正在经历劳动力从供大于求到基本平衡、再到逐步短缺这样的拐点。随着劳动力供需状态的改变，市场力量就会推动劳动者工资的提高。在市场没有发挥这些作用之前，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扩大劳动者的收入，或者强制性规定最低工资水平。转移支付的方式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等。

    当然，我们不是只讲国内循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应该是互相促进的。提高劳动者收入、扩大内需有助于增加进口，同时减少无效企业的出口，促进外贸平衡，减少贸易摩擦，促进国际大循环更好地发展。

所以，增加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对促进国内大循环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是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双循环”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编辑  高梁）

四万多名驰援湖北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前线的医护人员中，有一万两千多名是“90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95后”甚至是“00后”。他们义无反顾地汇入抗疫大军，披上白衣、戴上袖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90后“是能担当的一代，是值得信赖的一代”。[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2]在中华民族的奋进史上，广大青年总能将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面对此次疫情，这些90后医护人员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坚定地挑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用青春浸染着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底色。

 “90后”医护伉俪奋战一线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各地陆续暴发后，湖北武汉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床位紧张、医疗资源告急，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工作者迅速驰援湖北武汉。在援鄂医疗队伍中，有这样一对“90后”的夫妻，他们都是重症病房的护士，在疫情期间坚守岗位，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的一线。

2月20日，29岁的陈荣超随江苏第八批援鄂医疗队来到武汉，800多公里外，妻子王晶晶也在江苏盐城的医院里忙碌着。相恋一年多，陈荣超打算从武汉支援回来后再结婚，但就在陈荣超临行前，王晶晶提出先领证结婚。，王晶晶希望用妻子而不是女朋友的身份，支持第一次出远门执行医护任务的爱人，“虽然说他在武汉，我在盐城”。一本结婚证不仅见证了彼此的爱情，还让彼此心连心，凝结共同“抗疫”的信念。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面对疫情，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担负起时代使命，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生长在改革开放后、青春洋溢的“90后”们正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是整个社会中最为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来自黑龙江伊春的男护士杨扬刚满24岁，充满了朝气。面对疫情，他义无反顾地加入援鄂医疗队伍支援湖北孝感。远在2700多公里外的家乡、同为“90后”的未婚妻王珊珊也奋战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前线。遥隔千里，这对年轻人彼此坚守，用抗击疫情期间的无私奉献，彰显了当代中国“90后”青年的热情与责任。

对于年轻人而言，奋斗的青春最有价值！面对严峻的疫情，“90后”医护人员勇于担当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将从学习和实践中学到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守护祖国的积极力量，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主题，用知识报国，用实际行动证明新时代的青年人永远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昨天已安全抵达，明天即将打响第一场阻击战！”来自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90后”护士郭亚茹刚脱下新婚礼服，就在焦作市支援湖北应急医疗队驻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此刻，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写下入党申请书，请党组织在防控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考验我”。

青年承载着党和人民的无限希望。这些正值青春的“90后”们，有些刚刚步入婚姻殿堂，面对时代的召唤，他们勇敢肩负起了抗击病魔、救死扶伤的重任，奋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在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承中，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历史际遇，每一个热血青年都是时代的接棒人。在这场与无情病魔搏斗的战“疫”中，彭银华、夏思思用生命交出了属于“90后”医生的奋斗答卷，更多像他们一样优秀的青年人同样义无反顾地冲向了抗疫最前线。  

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2020年3月，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的34名“90后”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在抗疫一线抢救生命的情况，表达了继续发挥党员作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的决心。习近平回信勉励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向他们和奋斗在疫情防控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年致以诚挚的问候，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爱国爱家  “90后”用青春守护武汉

当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本该有的祥和宁静，举国战“疫”的关键时刻，一批又一批普通人逆行而上，离开“小家”，守护“大家”。他们是夫妻、是情侣、是同行，也是战友。他们做出近乎生离死别的抉择，身赴武汉，历经别离与重聚，不畏牺牲与艰险。

在此次援鄂的医护队伍中，有很多“90后”甚至“95后”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筑成守护武汉、守护群众的生命防线。90后护士陈颖就是其中的一位。1月26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护士陈颖主动请战，作为首批负压病房护士进入抗疫一线工作，而按照原定计划，2月14日她将和男友领证结婚。进入一线隔离病房11天后，男友跑来医院看她，他们隔着封闭的玻璃窗亲吻，双眼湿润，互述相思。照片在网上迅速走红，感动了很多人，网友表示“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援鄂归乡之后，陈颖与男友在3月20日领证结婚，这个在特殊时期感动无数人的爱情故事，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

疫情期间，感动网友的还有那个承诺“包一年家务”的丈夫。1月28日清晨，四川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赵英明赴武汉抗疫，医疗队出发前，她的丈夫带着哭腔对着妻子喊道：“赵英明，听到没有，平安回来！你平安回来，一年的家务我包做了！”这段喊话视频在网上广为传播，网友纷纷点赞，称之为“最美的情话”！

“我在抵达武汉第8天的时候，就写日记说如果安全回家，就与相恋5年的女友结婚。” 山西“90后”男护士高云凯说，他做这个决定就是因为在网上看见陈颖和男友隔着玻璃窗亲吻倾诉思念的照片。高云凯是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二病区护士、山西省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回想自己去武汉支援的情形，他说当时没有太多担忧，再加上父母及女友都非常支持他的决定，便更没什么后顾之忧。“一辈子被国家需要的机会能有几次，有这么一次已经很自豪了，如果国家还需要，我会义不容辞。”怀着这样的信念，他在武汉坚守了一个月。在武汉期间，他用写日记的方式排解离情，抵达武汉第八天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向女友求婚，返乡后不久他们就订婚了。

那些勇敢走向抗“疫”一线的医生护士们其实都是普通人，他们本不想成为英雄，但因心中存在一份责任，遂替众人抱薪、负重前行。广东清远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林家铭出发前对未婚妻说：“奈何七尺之躯，已许国，再难许卿。”他说他只希望疫情早点结束，但因为职责所在，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到达武汉之后，他以写日记的形式记录抗“疫”的所见所感，表达对未婚妻的思念。林家铭支援武汉17天后，未婚妻问他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结婚，当时林家铭没有给未婚妻一个满意的答复。当晚他在日记中说：“疫情还未结束，我不敢和你承诺太多，因为我怕在这里万一不幸被感染了，或者有其他的意外兑现不了承诺。”“但是现在我可以答应你，等疫情结束，我安全回去之后，我们就结婚，带你去你一直想去的地方旅游，带你来这座英雄的城市看看樱花，吃吃热干面。”

武汉抗“疫”期间，有诸多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被广为流传，也有触及心灵的瞬间给人带来震撼。2月4日傍晚5点，绍兴市人民医院隔离病房的走廊上，一对医护夫妇身穿厚厚的防护服相遇，他们通过声音和眼神认出彼此，两人相拥叮嘱之后又迅速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去，整个过程不到20秒，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五天没见面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还有很多这样的瞬间，它们同样见证了人间大爱、四海真情。在灾难面前，这些有爱之人与子同袍，并肩战“疫”。

在这场全民抗“疫”行动中，中国社会各界纷纷组织动员，我们很欣喜地看到一群群年轻人奉献的身影活跃在四面八方，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他们怀着最质朴的理想，做着最伟大的事情，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情感发生冲突时，做出了艰难而又令人敬佩的抉择，舍小我为大我。

有召必响应  做勇于奉献的时代青年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90后”是充满个性的一代，是追求“自我”的一代。他们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受益于父母的护佑，成长之路少曲折多顺境，甚至有人曾怀疑过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担当。面对严峻的疫情，这群有个性的青年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变为平凡而又坚强的个体，投身于抗“疫”之战。他们或是医护人员，捍卫群众的身体健康；或是警察，守卫城市的安全防线；或是社区工作者，维系基层社会正常运行；或是志愿者，向处在困境中的人传递光和热……他们用行动书写了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

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阮征这样阐释爱情：“爱是因为责任和使命，我们并肩前行，我作为医生，坚守在武汉一线，丈夫作为警察，坚守在北京一线。”援鄂医护人员林家铭说：“如果重来一次，我还想过这样滚烫的人生。”清远首批援鄂医疗队里最年轻的女护士向淑仪在方舱医院时竭尽所能帮助患者抵抗病毒，舒缓患者心理压力，被称为医疗队的“光明医生”“感谢信收割机”。早在疫情形势还未明朗之时，向淑仪就和丈夫陈浩商定，如果通知招募援助湖北的医护人员，他们要尽医务人员责任，因为“有国才有家”。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支援湖北的张春艳、殷俊、喻赛红、朱恋、李湘湘5位医疗队队员连续工作一个月后，经过7天短暂修整，再次向组织递交请战书，希望重新回到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他们在请战书上写下：“我们请求第一批来，也请求坚持到最后一名患者康复，直至疫情得到完全控制，不胜不归！”

春节期间，一则名为《我的火神山建造日记》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视频的拍摄者汪静文是中建三局的一名普通员工。听说中建三局要在6天内建成火神山医院后，她实在坐不住了，立即去报了名，一起去一线参加建设的还有她的男朋友。她通过拍视频的方式记录自己和工友们在疫区建设医院的画面，视频中的建设工人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放弃了春节假期奔赴医院建设现场，夜以继日地与时间赛跑。她的记录视频被各大平台转发，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最高兴的不是自己出名，而是同事的工作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成为各自家里人的骄傲。”汪静文说，通过这次支援火神山医院建设，她感受到了做建筑师的意义。

武汉市江汉区台北路站的外卖站长张明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选择留守武汉，他的团队肩负起了给武汉市第六医院医生配送餐食的任务。得知他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东奔西跑，在襄阳开服装店的未婚妻很是担心。回忆起第一次去医院送餐，张明感慨良多。当时医院的接餐人员说，整个医院的医护人员加起来有1100人左右，由于医院物资不够，医护们每顿饭都吃得“小心翼翼”——不敢多吃，听到这里，这个七尺汉子的眼眶含泪。“我能做到的，就是继续给这些医护人员更好的服务，保证饭送到他们手里还是热的。”他说：“我想告诉未婚妻，她的眼光没错，我虽然不能驾着七彩祥云，但一样可以做她的盖世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3月15日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回信中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你们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正如习总书记所说，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战“疫”打响之后，一批又一批新时代的青年奋勇向前、不畏艰险，奋斗的青春在各行各业绽放，他们抱着舍我其谁的信念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彰显了使命与担当，撑起了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和希望。

（编辑  宋斌斌）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它还在进行当中，哪些是变化的动力，哪些是变化的后果，现在来讲或许为时过早。它将持续多久，最终又将演变成怎样的新格局、新秩序，都充满了未知数和不确定性。”黄平说。

在黄平看来，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看清过去百年来的变化轨迹。百年之中，全球发展及权力中心曾先由西欧转移到北美，再逐渐显露出往东亚转移的迹象。随之而来的，则是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与诸多待解的老问题。他说：“过去的一百年见证了两场世界大战，见证了大萧条，见证了冷战，也见证了发展，却没有见过今天这样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

世界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时代，但即便如此，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尤其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越大，各个国家便越是进退与共的共同体。黄平认为，在生与死面前，在发展还是不发展、安全还是不安全面前，大家会发现，世界各国其实都在同一艘船上。面对惊涛骇浪，首先要保证航行的方向正确，同时要保证行稳致远。因此，面对日益严峻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需摒弃丛林法则，坚定维护和平与合作。不可否认，全球化在给世界带来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不均衡和不平等。“我们该如何与时俱进，让全球化更加公平？这也是百年未见大变局提出的新问题。”

“在时代的大潮里，中国既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塑造新秩序的主要力量之一。”黄平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需要形成全新的发展理念，以合作共赢代替零和博弈，开辟新的发展路径。

 我们国家于2018年做出“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的判断。从狭义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18年正好是100年。广义的讲，百年可以是一个复数，就是近代两百到三百年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最早在西欧发端的以工业革命引领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后来扩展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它还在进行当中，哪些是变局的动力，哪些是变局的后果，人们正在不断深入地认识，因为我们正身处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中。

透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争、萧条、革命、发展

这个百年大变局，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观察，一个是百年时间的角度，另一个是世界空间的角度。从时间上说，狭义的这一百年在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呢？小事数不清，地方性的事数不清，世界性的大事也很多。20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是动荡的世纪、战争的世纪、革命的世纪，当然也是发展的世纪。

时间维度

中国进入20世纪不久，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帝制。而欧洲这个最发达的地区，在前半个世纪发生了两次大战。当然18、19世纪的欧洲也是战争不断，但都是局部战争。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次世界性大瘟疫。

一战结束不久，发生了三件大事。一个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大批企业倒闭，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另一件大事，在中国推翻满清王朝之后，世界上好几个老牌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德意志帝国都终结了。一战结束了帝国的时代，建立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第三件大事，作为一战的一个后果，在世界上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世界又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多的国家被卷入了战争。一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包括了亚洲战场，当时叫东方战场。我们从“九一八”算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拉开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整个世界在战争与革命的交织过程中走过了20世纪的前半段。

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世界上又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1945年成立了联合国，直到今天，联合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具有合法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方面最重要的成果。第二是产生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新中国，70余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几千年和整个亚洲的面貌。第三是过去西方帝国主义用侵略、占领、掠夺的方式控制的亚非殖民地纷纷走向了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今天联合国190多个国家中，一些是原来的列强即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是曾经的和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就是从殖民主义统治下争取独立而新建立的国家，今天被称作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

联合国秩序既是战争的产物，也是为了不再发生像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而建立的。但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后，世界很快又进入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这是又一件大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立时，冷战已经开始，我们国家受到帝国主义长期的封锁，不得不参与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等等。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才结束了冷战的格局。20世纪后半个世纪，没有像前半个世纪那么血腥，但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期间，地区战争、局部战争几乎没有断过，越南战争一度扩大到几乎整个印度支那地区；苏美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形成“核恐怖平衡”，两国所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全世界毁灭许多次。

还有一件大事，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国民收入，以及居民的健康指标、识字人口指标等都有明显的进步。19世纪时，世界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就是西欧几国加上美国。但是到20世纪末，除北美、日本和西欧、北欧主要国家之外，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或地区也实现了工业化，包括已经进行了2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东南部和沿海地区都发展起来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谋发展。

这是从时间上说20世纪的世界，至少有以上这么八件大事。

空间维度

从空间的维度看，19世纪末西欧经济最发达，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居主导地位。到1945年二战结束，权力的接力棒从英国交到了美国的手中。所以20世纪在空间意义上发生了一次世界强权的转移，即主导权的转移。

在20世纪的中后期开始发生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苏联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长达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它能和美国进行角逐、较量。实际上20世纪已经不只是西方在支配世界，20世纪后半期整个冷战期间，以苏联为中心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它也是一个高度工业化、高度现代化的科技发达的国家集团。

第三个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之一的日本，在被美军占领后经济得到迅速恢复，成为冷战中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同盟。它作为战败国，按宪法规定不能有自己的正规武装力量，只能有自卫队，而且只能驻在本土。客观上，日本成为冷战中能够在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发展起来的西方式工业化强国，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它是西方世界中（虽然它并非身在西方，也不是文化宗教和族群意义上的西方）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加入了七国集团，成为西方世界中的非西方人的国家。写《邓小平时代》的美国学者傅高义，最早的成名著作是《日本第一》这本书。日本第一就是要超越美国。1985年广场协议之前，日本经济很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也很明显，日本的工业品和电子产品，甚至日本文化产品的影响，世界各地无处不在。家家户户用日本的家电，旅游者都挎着日本的相机，连欧洲那些最重要的文物，从法国的凯旋门到英国的大本钟，日本都想买下来。

日本这个现象到了八九十年代已经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单一现象。继日本之后，在东亚又出现了“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再后来还有“五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尼、菲律宾。

中国于70年代末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到了20世纪末，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体量、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的发展势头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连当时美国那些搞外交、战略、军事的学者都开始谈论“权力转移”（power shift）的问题，担心历史上世界主导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的事情再次重演。

到2018年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二。2010年中国GDP刚超过日本时，曾有人担心我们能否持久，毕竟日本稳居亚洲经济第一、世界经济第二已经有40年了。但是从2010到2019年，我们的GDP总量已经与世界第三的日本远远地拉开了距离。2019年中国GDP总量是14.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16.34%，日本同期是5.08万亿美元，占世界5.79%。世界银行曾用人均购买力平价指数（PPP）进行排名，PPP是选取各国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50种商品，根据人们对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实际购买力去衡量，而不是用汇率去折算。这样算下来，世界银行甚至认为我们2017年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当然我们不认可这个算法，因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力和整个经济的综合实力是两个概念，用GDP测量更能说明问题。

但是，从空间的意义上说，进入20世纪的后期，我们观察发展中心的东移现象（不是什么权力东移），东亚就已经不只是一个日本加“四小龙”和“五小虎”现象了，而是整个东亚的兴起与发展，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的发展。

在大变局中，持续了近50年的冷战格局已成为历史，但1945年以来大国制定的国际秩序代表性怎么样？当然联合国还是最具合法性的，但是光凭联合国能不能解决今天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其中既包括传统的，也包括非传统的问题，既包括最重要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也包括气候变化和我们正在面临的各种传染病、恐怖主义，以及金融危机等问题。对此，联合国的应对似乎不够及时，这样才搞了G20组织，我国也参加了。至于流行性传染病，包括非典、埃博拉等各类全球性传染病，包括今天的新冠病毒，这类非传统的问题也危及所有国家、所有个人，威胁到他们的健康乃至于生命。在这些问题面前，原有秩序还灵不灵、够不够？

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大变局之始。美国在苏东解体以后有一段时间是“一超独霸”，但是很快人们发现，由西方七国集团来主导世界局势，显然已经不可能了。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非西方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最典型的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金砖五国”，以及韩国、印尼、阿根廷、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就是2007-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以后，西方七国集团的领导力已经不能主导世界局势，对当前很多重大问题无能为力。所以，世界上那些大事，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在和平的保证下获得发展，在发展基础上求和平，需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才有可能。

在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就明确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和平就是要解决东西方冲突，发展是要解决南北差距。我们看世界上有那么多事，突发的事、意外的事或有些人捣乱的事，包括今天有些美国人要拿中国来做文章突破红线的事，但整个时代要解决的最大的事情，一是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第二就是新的非传统的、但我们又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如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疾病与健康问题。传统的国际关系没有把它们列为重大议题，现在却成了威胁我们的高风险事件，处理不好就可能成为大危机。

全球化：“丛林法则”还是共商共享

2008年，发生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没有过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危机。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要害的金融中心华尔街，发生了金融崩盘，其直接导火索是因两房“次贷危机”导致一些重要金融机构面临支付危机甚至倒闭，由此引发了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其深层原因则是因经济高度虚拟化导致的金融泡沫化。它影响的深刻，比此前的几次金融危机更甚。比如拉美80年代的主权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但它们与2007、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还不可等量齐观。

第二就是“9·11”事件，那是美国建国以来从没有遇到过的，用非传统、非国家的形式，以极端的恐怖主义方式来挑战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并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把纽约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炸毁。

2007-2008年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几乎所有国家，10年之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持续蔓延的新冠病毒疫情，都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性挑战。所以可以说，我们是处在高度的不确定、高风险之中，这也使我们形成新的安全观。

金融风暴至少把一个原来很学术的用语变成大众化的词汇，就是“不确定性”。当然与它相关的其他词汇还有风险、危机，乃至于“陷阱”、“黑天鹅”等等。前两年一个最流行的话是现在“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这显示我们进入了一个高风险、高度不确定的时代。

但恰恰是这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挑战和风险，也可能带来新的机会。因为越是重大的、共同的挑战，人类越会意识到大家是在同一条船上，必须面对共同的利益、安全和健康保障问题。如果回到你死我活的丛林时代或冷战时代，反而不现实，哪怕听上去很“现实主义”。

所以，从联合国机制到地区、国家间关系机制，特别是今日的欧盟，战争不再是他们的首选，和平成了首选。过去的100年是充满了斗争和战争的不平凡的世纪，但在新的世纪，全世界面临的新挑战更多、风险更大、不确定性更强。旧有秩序不灵了，原有格局不够了。

第二个现象，就是所谓“权力中心”从西欧到了北美，然后发展的中心移到东亚。现在中国的发展又成为非西方国家高速发展的最重要的案例，甚至很多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奇迹”。1991年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地的新一轮发展就开始了，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各个国家和地区已经不只是求生存，而且也求发展，其中当然包括贸易、投资，商品流、资金流，还有技术和信息的普及与分享，当然还有服务。我们随时能看到各国人员的大流动，从教育、科技界人士到文化人士、旅游群体，还有大量的企业家、劳动者，都在大规模、高频率，甚至是跨国跨地区流动。进入21世纪这一轮全球化，不是突然才出现的。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看，探讨背后的深层次的结构和制度原因，这似乎是又一次权力转移。

现在的全球化是不均衡的、不够公平的，那怎么改变它？这是新的百年未有大变局中的应有之义、需解之题。

百年大变局正在重塑世界秩序，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不确定性

所谓大变局，就不仅仅是变化。变化天天都在发生，问题也永远存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那么大的不确定性，这次疫情这么大的风险，都是实实在在的挑战，挑战每个国家、每个社会、每个社区以及每一个人，行为上不改变、不调整、不适应、不配合，那么已经过去的危机可能又会再来。一方面是如此之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非西方的发展，如此之快和如此之大的影响，这是百年来没有过的。

从生产体系的结构上讲，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制造业就会外溢，其背后是资本外溢和输出，这是资本不断追求高利润的本性所使然。如果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或投资建厂的成本更低，而利润更高、回报更快、限制更少，资本就必然要过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中心的转移，在欧洲也发生过好几次。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到荷兰，从荷兰到英国，都是因为资本和制造业的转移。而随着制造业和资本的外移，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是失业、犯罪等社会病症的蔓延。当然也留下了金融业的发达如银行、股票、债券，以及各种服务业。金融资本成了资本的主要形态，虚拟经济、泡沫经济是对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的解释。今天美国不断指责中国，把中国当成替罪羊，实际上它的问题恰恰是结构性变化所导致，是根本的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

贸易不平衡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是结构性的矛盾。资本输出导致生产基地的转移，导致本地的失业增多，税收减少，政府预算和财政赤字增加，基础设施陈旧和破败，还有相关的社会病，等等。所以，问题不在于谁有没有“偷”它的工作，更不在于是否尊重知识产权，是否对国企不当补贴，是否“强制”技术转让，是否“遵守规则”，到现在，甚至连新冠病毒也成了中国故意传播给美国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也成了“罪过”了，恨不得再来一场“新冷战”。

再一个问题是，全球化造成的不仅是商品和资本流动，技术、服务、信息等要素也在大规模地流动。但核心的问题是，一个金融帝国如果没有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支撑，没有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它的霸权地位怎么维持呢？仅靠美元霸权印钞，进口优质低价的商品，是不能持久的。关键是自己的经济体系是否独立和完整，制造业或实体产业是否是支撑其金融等的基础，以及它的科技是不是继续处于最前沿，还能否继续支配垄断高科技技术，包括以专利的形式、知识产权的形式去垄断，也包括军事等是否继续处于最前沿、最高端。

这个全球化，从狭义角度看就是商品、服务、资本、信息、技术，以及（部分）人员的跨越国家和地区的流动和配置。它确实也带来人们的不适应，不仅带来机会，也带来过程和分配方面的新的不平等。

在人类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遇到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挑战，甚至带来新的危机的时候，是回到冷战、回到丛林时代，回到零和游戏呢？还是更加需要合作和交流，通过交流找到合作的机会，实现成果的共享？我们不能倒退回冷战格局，互相为敌、互相孤立、互相对峙、互相仇视。

今天和百年前那个时代不一样了。中国早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谁要想把中国排斥在外，再把它孤立出去、另外自己再搞一套，是做不到的。中国希望走互利合作共赢的道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经验、智慧、能力，使我们不会掉进冷战的陷阱，自我孤立起来或被人孤立起来。我们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乃至于相当多的发达国家，一直是本着互利合作、共赢共享来发展关系的。就算有些人一心一意要与我们“脱钩”，想与我们打新“冷战”，这既不现实，对这些国家乃至对整个世界都没有好处，甚至是灾难。如果世界真的再次陷入冷战，对所有的人都是灾难。当然，我们自己要应对好各种风险和危机，做好必要的准备。要坚持原则底线，做好各种预案，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求得发展，在发展中让我们更安全。

过去一百年那个西方秩序、那个安全框架和基本经济结构正在改变。西方主导的秩序或霸权秩序也越来越不灵了，而新的秩序正在百年未有大变局过程中型构与博弈之中。这个过程还有多少曲折，博弈过程中还有多少风险、挑战、危机，还有多少新的不确定性，因此还要经历多长时间，也还是不确定的。

总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征程“行百里半九十”，最后的冲刺和攀登，还有什么风险与危机，还有什么沟沟坎坎，还有什么新的不确定性，都要求我们必须保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同时我们也要千里之行始于脚下，实事求是、稳中求进，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解决问题，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就能“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明确提出在新时代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不同，但两国不冲突、不对抗是底线，不仅是确保中美两国能够在和平和安全环境下获得发展与和平共处，也能确保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至于进入当年那样的冷战状态，或被迫选边站队，或者被孤立隔绝。

第二就是互相尊重，因为两国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支撑这套制度的价值意识形态不同，我们本着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相互尊重，承认差别但互相尊重。没有互相尊重，无法真正和平共处。

第三，合作共赢，就是能合作的领域，经济也好，贸易也好，科技也好，乃至于非传统安全，气候变化、疾病等等，都可以通过合作求得共赢。

至于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愿景，要花多长时间达到，这不是我们一方能决定的，我们还是要尽最大努力确保一个基本安定的国际环境，不至于打乱我们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步骤，实现民族复兴与祖国统一，为世界和平做出我们的贡献。要保证我们的主权、安全和独立、保证我们的发展利益，也保证支撑我们这些核心利益的基本制度、基本理念。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是绝不会退让的。

（编辑 季节）

中美贸易战的美国理论

2004年，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谈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交换，这是最经典的李嘉图国际贸易模型。李嘉图证明了，两个国家、两个产品分工交换，以往贸易理论认为能够使两个国家的福利都得到增加。萨缪尔森在这篇文章里非常严格地用数学模型证明，可能会出现一个国家的利益得到了拓展，另外一个国家却因为参与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使得它的利益永久性地受到损害。

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大，它阐述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全球化也许对发达国家来说并不有利。它等于是颠覆了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现在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我们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看看能不能挑出他的毛病，但是萨缪尔森毕竟是经济学大家，他的论证逻辑非常严密，他从两种商品、两个国家最后扩展到3个国家、N个国家，N种商品，都给出了证明。

简单地说，例如中国和美国原来没有贸易，中国在A产品和B产品上和美国劳动生产率不一样，然后通过分工和交换，两个国家的福利都提高了。而中国在这个交换过程中，由于技术进步得到提升，比较优势中原来比较弱的领域，生产效率跟美国相比没有差距了。美国本来从国际贸易能获得好处，这时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逐渐消失了；中国的社会福利提高，技术也提高了。所以他认为，这就是美国受到永久性的损害。我谈萨缪尔森的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要说明今天的国际贸易中，美国发动贸易战、中美博弈是有理论基础的。

奥巴马时期就开始注意萨缪尔森的理论，特朗普这几年基本上是在践行这个理论，但是他把大国关系引进来了。最典型的就是今年5月份，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对华战略方针，其中明确提出，他们打压中国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他们愿意支付这个代价。我觉得这个非常清楚，本来特朗普讲的就是“我们赢你们输”，是“零和博弈”，现在他进一步说“负和博弈”，即双输都可以。这是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他真正做好双输博弈准备。这和全球化理论的发展是有关的。

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中美贸易下降的速度很快。波士顿咨询公司7月份做了一个模拟并公布了模拟结果。它认为，未来两年中美贸易要下降15%以上。从贸易接着谈到脱钩，现在对于脱钩的各种各样的研究都有，麦肯锡全球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专门谈中美脱钩问题。它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未来5年，全球企业生产的产品将有四分之一转移到其他国家，受影响的贸易商品总值是2.9万亿-4.6万亿美元之间，这个数字是很大的。

中美脱钩的内在基础

脱钩的主观原因是政府要求国家提高自给率，这一点我们都看到了。这是美国政府的要求，但还有一些分析值得我们关注，就是脱钩本身有内在的基础。

第一，贸易纠纷。打贸易战，气候灾害，网络攻击，这些事情在过去几年经常出现，很有可能造成价值链的断裂，这本身就是企业面临的问题，企业必然要考虑这种风险。麦肯锡对企业进行了几十年研究后发现，任何一个企业平均3.7年就会遇到一次持续一个月以上的供应链风险。所以现在企业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降低了劳动力对企业的重要性，技术进步使得工资的差异作用越来越小。

第三，消费者对快速配送的需求迅速上涨。我买了东西希望马上寄过来，如果这个商品还在美国或在日本，这太远了。所以市场的变化，使得打造更短的多元化、本地化供应链的需求上升。当然这次疫情也加速了企业对产业链的重新全面评估。

我们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一方面来自政策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有内在的驱动。当然各种相反的结论也都有，比如标普咨询公司发布的最新报告说，美国要跟中国脱钩，脱得了吗？成本太高了，不可想象。我们可以列举很多的例子，讲脱钩的成本，中国这么大市场，全面脱钩不可能。

我们前两年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中西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在经贸领域主要的意向是“规锁”，这就是美国拟采用新的一套国际规则，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并不想跟你全脱钩，你生产帽子、鞋或玩具，那些东西无所谓。他们担心的是中国做高端产品。所以中美贸易战刚一开始就一定是在高科技领域，而其他的一般产品它是不太在意的，这也是和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规锁”政策连到一起的。

宏观经济学解释不了疫情现象

关于金融，今天国际上争论最激烈的是什么问题？所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这次疫情后，全球经济到底将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恶性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这个争议非常激烈，现在还没有结论。伦敦政经学院一位研究货币问题的著名学者查尔斯最近的一篇文章说，不管疫情之后市场走势是通缩还是通胀，有一点是确定的，各国经济学教科书恐怕需要重写了，因为今天的宏观经济学根本解释不了这次疫情产生的很多现象，它对整个宏观经济学的影响将是持久性的。

现在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将会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因为这次疫情时期，为了各种救助项目，各国已经投入了20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因为纾困导致债务增加，全球的债务与GDP之比今年将上涨19个百分点。

第二是家庭的财富上升。本来，经济状况不好，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应该大幅度下降。为避免下降而采取措施，股市后来又开始涨，现在还在波动，但总体来讲，家庭财富在不断上升。这些都将导致通胀，特别是一些低收入的家庭，将得到政府的补贴。

再一个因素是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欧洲、日本都是负利率，美国也是低利率政策，现在联邦基金利率是0-0.25，我们估计美国很可能要进入负利率。美国现在的僵尸企业达到15%-20%，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最后是供应链的冲击。这次疫情期间，很多产业供应链受阻或者断裂，使得一些产品价格迅速上升。以上是支持未来将产生恶性通货膨胀的论据。

认为将会发生通缩的理由是：第一，虽然货币供应量增加很快，比如7月份，美国的M1、M2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几，这是美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但另一方面是流通速度下来了。金融机构的准备金3万多亿全放到央行那里，商业银行的企业存款达16万亿美元，贷出去的很少，存款增长很快。钱都淤堵在那里，流通速度放慢了。

第二个理由，就是家庭恐惧，消费恐惧，支出下降。从2009年到2019年，美国10年间的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低于10%，而今年4到6月的储蓄率为25%，这可以看出居民的恐惧心在上升。

第三是劳动力市场。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尽管有所下降，但仍在8%以上，说明它的要素没有充分利用。只有生产要素被充分利用了，才可能出现通货膨胀。

2009年金融危机时，各国也在纾困，当时也讨论说将会发生恶性通胀，后来也没有发生，所以这方面争议是非常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份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是-4.9%，明年是-5.4%。这对我们未来一年、两年甚至五年的影响都很大。用总书记的话讲，国际经济形势是波涛汹涌的。

（编辑  季节）

最近一年来，几乎每天都会传来有关中美经济脱钩的坏消息，华为首当其冲。美国现在已经摆出架势，要对华为发起“绝杀”，意图禁止全球几乎所有制造商向华为出售一切采用美国技术生产的芯片。不仅华为依赖进口芯片，整个中国高科技产业也依赖进口芯片。2019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仅为30%左右，当年芯片进口金额为3040亿美元，远超排名第二的原油进口额。与芯片生产相关的高端半导体设备具有极高的门槛和壁垒，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为外国所垄断。在脱钩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中国芯片自给率能不能迅速提高，在2025年达到70%左右？中国的高端芯片能不能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对此，很多人不敢乐观。而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却很冷静，他嘱咐华为战略预备队学员：“‘要让打胜仗的思想成为一种信仰；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这是美军马丁·邓普西上将的话。你看，我们高举美国将领的话，向美国学习的精神并没有因为美国打击我们而改变。”[1]

其实，脱钩、断供在近代历史上并不少见。本文回顾一个小小的历史片段，即美国在二战期间曾经遭遇过的致命橡胶危机。看看美国的例子，也许有助于我们提振信心，探索前路。

有人可能认为，芯片是现代工业最精密最高端的部分，与随处可见的橡胶似乎没有可比之处。殊不知，今天中国人对芯片的关切程度还不一定比得上二战初期美国人对橡胶的关切程度。昔日被称作“黑色黄金”的橡胶具有不可或缺性，这反倒是今天的芯片无法比拟的。事实上，今天人们之所以认为橡胶唾手可得，恰恰是因为它曾经的稀缺，催生了现代世界不可须臾离开的合成橡胶产业。

最大短板

橡胶原本只有天然橡胶。早在20世纪初，当汽车工业刚刚诞生时，人们已预感到，天然橡胶将无法满足未来社会的需求。1909年，一位德国有机化学家领导的研究团队获得世界上第一个合成橡胶的专利。次年，德国橡胶巨头“大陆集团”（Continental AG）开始生产合成橡胶汽车轮胎。一战期间，英国的海上封锁迫使德国厂商转向，生产了大约2500吨甲基橡胶。十月革命后，屡遭外敌封锁的苏联也付出极大努力，发展合成橡胶产业，于1927年完成第一项合成橡胶实验，于1932年开始批量生产合成橡胶产品，是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成就之一。

一战与二战初期的主战场在欧洲，与美国远隔一个大西洋，战争的紧迫性没有那么强。整个30年代，美国主要还是使用天然橡胶，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橡胶进口国，吞下全球一半天然橡胶产量。不过，美国几家相关公司也开始研发合成橡胶，出现五种不同的技术路线。但这时，它们是各怀鬼胎，都希望压倒竞争对手，没有任何合作意愿。特别是与德国化工巨头法本公司（I.G. Farben AG）分享大量合成橡胶专利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即后来的美孚），它不断制造要与本土竞争对手分享技术的假象，以阻止其他公司展开合成橡胶方面的独立研究。后来，杜鲁门牵头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标准石油公司的所作所为 “确实阻碍了美国合成橡胶的发展”。

反倒是身处欧洲大陆的苏联与德国更有紧迫感。早在1936年，希特勒就开始催促本国企业大力发展合成橡胶，他说：“……合成橡胶的大规模生产也必须以同样的紧迫感来组织和实现。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找什么工艺没有完全确定之类的借口了。我们是否要再等下去，这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否则，就会失去时间，危险时刻的突如其来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苏、德两国在30年代下半叶大力发展合成橡胶产业，掌握着该产业的核心技术。到1940年，苏联的合成橡胶年产量已达9.7万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德国紧随其后，是世界上第二大合成橡胶生产国；以至于开战后，它们双方战车使用的都是合成橡胶制作的轮胎。

在直接投入二战之前，美国生产的几乎每一种战略物资的份额都比其他国家高，唯独合成橡胶是例外，成为最大短板。美国在这方面的研发与生产远远落后于德国与苏联。1940年，美国的合成橡胶生产能力只有区区4500吨（占国内消费总量的0.4%），而苏联和德国两国合成橡胶的年产量共有12万吨左右,是美国的几十倍。事后，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赖特·派特曼 (Wright Patman, 1893-1976)遗憾地说：“100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获得橡胶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使用了大约35000种橡胶产品，但我们犯了一个近乎致命的错误，认为橡胶唾手可得。我们几乎完全没有从战略角度看待橡胶，没有意识到它在这方面有多么重要。”

的确，橡胶当时是现代战争中最强大的武器之一。橡胶是制造飞机、军舰、坦克、汽车、各种军械和器械所必需的材料。二战中为美国及其盟军屡建奇功的谢尔曼坦克，每辆需要大概半吨橡胶；每架重型轰炸机大概需要一吨橡胶；每艘战舰需要两万多个橡胶零部件，重量共约16万磅。此外，二战爆发的时候美国有3000万辆乘用车、公共汽车和卡车，它们都需要轮胎；每个工厂、每个家庭、每个办公室、每个军事设施里的每一寸电线都需要橡胶的包裹。没有足够的橡胶，根本就无法应战，更谈不上取得战争胜利了。

图1  美国橡胶供给来源（1939年-1945年）

数据来源：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7.

1940年，战争已在亚洲进行多年，欧洲方面，德国从入侵波兰开始，攻城略地、势如破竹。面对全球供应链可能完全断裂的局面，罗斯福在这一年6月终于宣布橡胶为“战略与关键物资”，并成立了国有企业“橡胶储备公司”（Rubber Reserve Company，简称RRC），抓紧大量囤积来自海外的天然橡胶（与今日华为囤积芯片相似）。如图1所示，1940年与1941年，美国的天然橡胶进口大幅增加：1940年猛增64%，从不到50万吨跃升至约82万吨；1941年再增16%，致使1941年的进口量几乎比1939年高出一倍，达95万吨，备足了大约一年的民用需求。为预防更糟糕情况的出现，美国政府于1941年5月签订合约，计划兴建4座合成橡胶生产厂，让4家轮胎制造商运作，年产量定为1万吨；7月，又将产出目标提高到4万吨，是1939年的10倍，希望足以应付可能到来的橡胶短缺。

陡然断供

1941年12月7日爆发的珍珠港事件，对美国来说还是打了个措手不及。事件之前，美国98%的进口天然橡胶来自于远东（图2），主要是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与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而这两个地方已分别于1941年12月8日、1942年1月落入日军控制之下；2月15日，驻新加坡英军向日军投降。这样，珍珠港事件六周之后，日本人已掌握了世界上90%以上的天然橡胶供应，美国几乎完全断供， 比华为芯片的断供还要来得突然、猛烈。

图2  美国天然橡胶的进口来源，1940年

数据来源：Stephen L. Harp, A World History of Rubber: Empire, Industry, and the Everyda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5), p. 103.

珍珠港事件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几天之后，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对美国宣战，迫使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被动迎战。因为这一切是突如其来，应对起来十分棘手，橡胶成为整个美国经济中“最脆弱”、“最致命”的部分，比芯片对当代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有过之无不及。美国政府很清楚，若不能迅速获得大量新的橡胶供给，这个仗根本没有办法打。为了确认当时的情况到底有多么严重，1942年8月罗斯福总统成立了由哈佛大学校长、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等专家组成的“橡胶调查委员会”（Rubber Survey Committee）。该委员会1942年9月10日发布的报告开宗明义第一段话就警告说：“在所有关键性与战略性物资中，橡胶是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盟国事业的成功构成最大威胁的物资。钢铁、铜、铝、合金或航空汽油的生产可能足以使我们如愿以偿地、迅速而有效地进行战争，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仍能保证这些物品有足够的供应，以强有力地支援我们武装部队的大规模运作。然而，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确保大量新的橡胶供应，我们的战争努力和我们的国内经济都会崩溃。因此，橡胶短缺是我们面临的最关键问题。”[2] 很明显，橡胶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可以说是生死攸关。

美国应对橡胶危机的第一招是寻找天然橡胶的替代进口源。1942年初，世界上唯一还没有被日本控制（但受到日军的威胁）的天然橡胶重要产地是英属锡兰（今斯里兰卡），但它的产能只是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零头；其余在非洲、南美的天然橡胶产地产能更低， 加在一起也只够美国两个星期的消费量。更何况，其他很多国家（如英国、苏联）也希望从这些地方进口。显而易见，即使能从这些地方进口一些天然橡胶，也无异于杯水车薪，是一条不太靠得住的出路。事实上，从1942年1月到1945年9月这三年半时间里，美国总共从全球搜罗来31.5万吨天然橡胶，不足半年的战争需求。

第二条出路是废旧橡胶回收。1942年5月12日，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向全国民众发出呼吁：翻箱倒柜把一切废旧橡胶找出来。15日，罗斯福总统又录制了一段战争宣传纪录片，在全国所有电影院放映电影前播出，其主题也是回收废旧橡胶。罗斯福号召所有的美国人在6月的后两个星期，将一切用不着的橡胶制品收集起来，以每磅一美分的价格，卖给担任回收任务的全美40多万个加油站和汽车修理铺。[3] 罗斯福还带头将其宠物狗法拉（Fala）玩耍的橡胶骨头捐了出来，用于再生橡胶生产。然而，尽管采取了当时最先进的动员手段，到6月底，这次回收活动总共收到了不足22万吨废旧橡胶，让罗斯福大失所望。延长10天后，回收总量提升至45.4万吨， 这几乎已把美国的犄角旮旯彻底掏空了，但距离罗斯福设定的100万吨目标还相距甚远。据称，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回收活动”， 但它是一锤子买卖，无以为继。

第三条出路是减少橡胶的使用。为了节省汽车轮胎，也为了转产军品，1942年2月10日，全美最后一条民用汽车生产线关闭。在1942年5月的广播讲话与纪录片中，罗斯福同时发出号召，“减少汽车的使用，通过慢速行驶和少开车来节省轮胎”。要达到这个目的，不可能完全依靠民众的自觉。当月，17个州通过法案，开始发行票证配给汽油；没有票证，有钱也买不到汽油。不过，汽油配给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节约汽油，而是为了防止美国人过多使用汽车，浪费轮胎，浪费橡胶。汽油供应减少，可以迫使民众少开车，从而可以少磨轮胎，少费橡胶! 同样为了节约橡胶，1942年9月底，联邦政府通过法令，将高速公路的行驶速度降到每小时35英里，因为相关部门研究发现，时速35英里的轮胎寿命是时速65英里的轮胎寿命的四倍。1942年12月，罗斯福总统又下令把汽油配给的做法推广到全国所有48州。这三项节约轮胎的措施一直实行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

上述三种开源节流的招数肯定有助于缓解橡胶短缺，但它们开的“源”太小，节的“流”不多，仅靠这三招不可能弥补天然橡胶断供造成的巨大空挡，更难以应付与日俱增的本国与盟国的战争需求。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最重要的只能是第四招，即快速发展合成橡胶工业，它被提升至最高优先事项。[4] 1942年5月，美国“陆军和海军军需委员会”主席警告：除非在库存耗尽前，“合成橡胶可以大量供应，否则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能叫停整个战争”。 被战争与断供逼得无路可退时，以前想办却无法办到的事反倒出现了转机。在这其中，政府扮演了关键角色。

协同应对

战时状态的政府集中管理

前面提到，美国政府在1940年6月28已组建了“橡胶储备公司”。成立之初，该公司最重要的使命是进口、囤积与分配天然橡胶，服务于国防需要。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它马上被赋予了全面推进合成橡胶产业发展的任务,包括控制相关原材料的生产，协调相关公司、大学与科研机构展开合成橡胶的研发与生产，以及合成橡胶制品的生产。当时，除“橡胶储备公司”外，还有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负责组建新的合成橡胶生产工厂，这些机构免不了相互扯皮、掣肘，拖慢了建设进度。为此，“橡胶调查委员会”于1942年9月建议，“对与橡胶计划有关的政府机构进行全面重组和合并”， 将所有涉及橡胶供给与使用的相关职权（包括技术研发与橡胶的购买、销售、征用、储存和制造等等）集中到一个新设立的机构——“橡胶署长办公室”（Office of Rubber Director），直属于权力巨大、机构庞大的“战时生产局”（War Production Board）。 

“橡胶储备公司”与“橡胶署长办公室”这两个政府机构的作用是沟通产、学、研，协调人、财、物，争取用最短的时间，从无到有，发展出一个足以支撑战争与民用需求的合成橡胶产业来。几十年后，当一位美国学者回顾合成橡胶发展史时，他不无感叹地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甚至是我们孙辈的有生之年，都再也不会看到当时合成橡胶项目展现出来的万众一心。政府、私营企业和学术界全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分享专利与协议，为了美国的整体利益而运营这些设施。”

专利共享

为了生产适合广泛军用的合成橡胶，美国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专利问题。战前，杜邦公司已经发明氯丁橡胶，标准石油公司已经开发了丁基橡胶，但这两种合成橡胶都不能用于生产轮胎。适合生产轮胎的是丁苯橡胶，由德国法本公司发明，曾于1937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获奖。幸运的是，通过战前与法本公司广泛的技术合作与共享，标准石油公司获得了生产丁苯橡胶的专利与技术知识。但直到1941年，该公司不仅自身没有投资生产丁苯橡胶，还以提起诉讼为威胁，阻止轮胎企业固特里奇（Goodrich）和固特异（Goodyear）使用这项技术。

珍珠港事件4天后，12月11日，德国对美国宣战；同日，美国对德国宣战。交战双方公司之间的商业协定不再作数。在这个背景下，官办的“橡胶储备公司”趁势而入，于12月19日协调标准石油公司与美国四大轮胎生产巨头固特里奇、固特异、凡士通（Firestone）以及美国橡胶公司（U.S Rubber）签署了一份专利和信息共享协议。次年，美国政府发起对标准石油公司与敌国法本公司合作关系的司法调查；为了避免政府进一步施压，标准石油公司不得不于3月26日同意，在整个战争期间免费与所有参与协议的公司共享合成橡胶方面的专利。同时，各公司代表和美国政府达成共识，所有类型的合成橡胶都采用新代号“GR”，意为“政府橡胶”（Government Rubber）：丁苯橡胶（Buna-S）被称作“GR-S”, 丁基橡胶被称作“GR-I”等等，共五大类；产品以丁苯橡胶为主，其他种类的合成橡胶为辅，并确定将使用“共同配方”。最终，美国在二战期间生产的合成橡胶中86%为丁苯橡胶。可以说，没有用于轮胎生产的丁苯橡胶，机械化的二战根本无从进行。

直到这时，即政府迫使标准石油公司确保解封专利之后，大规模合成橡胶生产才真正成为可能。按照1941年与1942年的这两次协议，除相互交流生产技术相关信息外，对于此前已经存在的专利，只需交付一小笔费用就可以使用；而此后发明的新专利，将由所有签署方共享，直至1948年。这两项协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美国公司同意分享他们的商业秘密”。

（编辑  碣石）

金融形势有惊无险，经济严重衰退

2019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状况频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2019年8月美国国债收益率倒挂。根据经验，出现这种情况往往预示着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更大的事情是今年3月美国股市暴跌，道琼斯股指2019年12月12日到达最高点，到3月20日，道琼斯股指跌了35.1%，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又一次金融危机的前兆。但股市暴跌没有伴随重要金融机构的连锁式破产的情况，所以不能认为出现了金融危机。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今年全世界的经济和金融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5月份，美国一些大牌经济学家预测将出现通货膨胀，有人发表文章鼓吹持有比特币就可以防范通胀。其实2018年高盛就有过这种说法，不断有人说狼来了，但是直到现在狼还是没有来，美国国债收益率倒挂没有出现金融危机，股市暴跌后迅速回升还创了新高；通货膨胀依然无影无踪，基本上还是通缩的形式。

目前世界经济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新冠肺炎导致的经济衰退。2020年第二季度主要国家GDP同比增速的情况如下：

图1  2020年第二季度主要国家GDP同比增速

可见，经济衰退情况是空前的。世界上所有重要经济体中，唯独中国取得了3.2%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各国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世界上多次出现国际金融危机的征兆，随后是疫情的冲击。然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美联储的政策都是印钞票，以不变应万变。美联储的几个主要招式有：

1.隔夜基准利率降至0；

2.无限量化宽松（QE5,美联储资产负债表77天内从4.24万亿增至7.04万亿）；

3.直接购买（A1/P1）商业票据；

4. 5.4万亿美元的3个月定期回购交易，每天1万亿美元的隔夜回购；

5.设立一级和二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购买投资级/非投资级公司债券和ETF(高收益债至BB一级)，以外汇稳定基金分步出资500亿美元，其中250亿美元用作资本金投资级可10倍杠杆（高收益7倍）=7500亿美元购买力； CARES Act向外汇稳定基金注资4540亿美元，用于辅助美联储扩张信贷工具；

6.全面贷款支持工具：6000亿美元的中小企业贷款计划；

7.向各州和市政府提供500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

8.与9个国家地区的美元掉期（亚洲，韩，新加坡）；

9.对所有国家地区FIMA定期回购计划。

为了对付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国采取了极为扩张的财政政策，动用了相当大的财力。德国的财政政策向来比较保守稳健，但为了解决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德国所花费的财政支出占GDP比例已接近25%。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告诉我，他在德国开的工厂已完全停工，但他给职工的工资一分钱不能少发，企业负担30%，政府补助60%。总之就是不让职工因疫情受到损失。

图2  一些国家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

 在世界主要大国里，中国用于对付新冠疫情的财政开支几乎是最少的。中国人基本是靠动用储蓄过日子。我问过一些农民工、理发员等，都是如此。

由于各国极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债务的上升不可避免。美国的国债近百年来一直在上升，到2020年已进入急剧上升时期。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从今年10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预计将达到或超过美国GDP的100%。如果再加上养老金等部门，债务总额对GDP的比例将达130%。这将使美国成为日本、意大利和希腊等少数债务负担超过其经济规模的国家之一。

图3  1900年-2020年美国联邦国债增长图

世界主要国家政府都大举借债，但多数是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而不是发放国债、让金融机构和居民买债的筹资方式。

中国国内对这个问题有争论，很多学者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不合法，会造成通货膨胀。但实际情况是，美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程度已超过了25%，日本超过43%左右，新西兰明文规定，财政赤字货币化不能超过GDP的50%。

财政赤字货币化会引起通货膨胀。但问题是引发通胀的时间点是今年、明年或5年之内？谁也说不清楚。美国2008年引入QE、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到今天也没见通货膨胀。1996年日本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超过了3%，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超过92%，政府为避免出现资产泡沫或恶性通胀，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他们叫财政重建），从1997年-1998年开始收消费税，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国债余额对GDP的比例急剧上升，现在已经达到250%。但20年过去了，当时预期可能出现的财政崩溃并没有发生，相反，日本的主要问题还是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最终可能卷土重来，但由于不知道通胀什么时候发生，所以决策者一般只是先考虑短期内要做什么。目前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刺激增长、解决眼前失业问题，这比预期1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更重要些。

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有扩张性货币政策支持。2020年3月以来，美国M2急剧增长，M2的增速也急剧提高。根据美国著名金融对冲基金专家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预计，今年年底M2将比去年同期增长20%-40%。上一次M2以如此速度增长还是在二战的时候。尽管很多人警告会发生通胀，但货币当局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

总之，西方国家并未因为担心通胀而退出QE和负利率政策，而是进一步加大了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强度。   

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和金融战的形式

我们之所以关注美国，因为我们是他们的重要债主。目前美元是在贬值，但还不要轻易判断美元进入了贬值周期，因为还有很多未知的因素。美国经济好，美元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美国经济坏，美元也可能升值或贬值。日本央行负责人曾对我说，他在日本管外汇管多年，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不要预测汇率的发展方向，预测不准的。

美国目前的政策对我们的影响，短期看主要是美元流动性，有时流动性紧些，有时流动性松些。长期看，美元资产的价值已被稀释，确实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危险，除非它能及时退出QE。理论上，为遏止通胀可以提高利息率、收紧货币，但紧缩政策又会造成经济衰退。

作为持有大量美元债权的中国，减持美元资产，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基本方向。

以上是不考虑中美金融冲突因素的情况。美国对中国发动金融战：一是金融制裁，就是根据美国的法律（例如美国制裁伊朗引用的法律），把具体机构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其中一种是SDN名单，中国有150多家实体受到这种制裁。还有一种情况是没有被列入SDN名单，但它发现中国和受到制裁的人有关，也要制裁，如昆仑银行、丹东银行都碰到这种情况。二是金融勒索，就是美国认定中国有罪，但私下协商解决，敲诈一笔钱；它对我国农行、工行、中行都搞过勒索。金融脱钩有各种方法，比方设法切断美元流动性，等等。 三是把中国的金融机构（大规模或小规模）踢出SWIFT报文体系和CHIPS清算体系。四是扣押中国的金融资产。五是对中国发动汇率战，特别是攻击中国汇率操纵、诱导人民币贬值。以上五种情况是大家已经讨论的比较可能性。

汇率政策和美元资产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汇紧张，所以当时国家鼓励多出口、多储存外汇。但当我们的外汇储备达到几千亿美元、超过必要规模的时候，还在走这条路就有问题了。

我们对外贸易多年顺差，同时资本项目也是顺差。在双顺差情况下，如果汇率仍然不能浮动，央行就必须买进美元，这将导致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国家再拿巨额外汇买美国国债。凯恩斯早就说过：如果你欠银行1000英镑，你就会受银行的支配，如果你欠银行100万英镑，银行就会受你的支配。美国政府欠我们1万亿美元，谁受谁支配？这很清楚。

2005年，美国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是曼昆，他的办公室主任菲利浦（马里兰大学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说：“有人认为中国向美国倾销，应该征27%关税。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征税，就意味着中国的产品以低于市场价格27%卖给我们，他们把赚到的外汇又拿来买美国的金融资产，使美国资本市场维持低利率，这样我们得到廉价的商品和资本市场繁荣这两个好处，为什么我们要跟中国过不去？中国的特点是，你越让他干什么，他就越不干什么，所以我们不断压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就不升值了。这样我们的好日子就可以永远过下去。”这就是美国精英当时的思维。

今天中国已持有大量的美元国债，很多事情就比较难办了。2013年12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说：“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美国完全可以扣押中国的一部分金融资产。这样做的经济的后果对于全球都是灾难性的，但是可以肯定，对于中国比对美国要糟得多”。

我们是否要抛售美债？当然抛售美债不可能悄悄地做，因为我们持有的美债主要由美国的道富、梅隆两大托管银行托管，资金走向很清楚。如果抛售，美国可以以扰乱市场秩序为名，对中国进行惩罚和制裁；即使我们把美债换成现金，也只能存入美国的银行，而美国只需禁止他们的金融机构同中国机构发生往来，中国货币当局就无法运作在美国的储备资产（比如用所持国债作为抵押借款）。在目前情况下，罗奇的建议是对的，就是以静制动，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不要做得不偿失的事情。

现在美国的国债已经是22万亿美元，中国在其中持有1万多亿美元，虽然是第一国外持有者，但跟美国国债的总量相比，不足以对它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所以不要在这上冒更多的险。

 图4  1996年-2018年美国国债持有者的结构

后悔药是吃不得的。现在只能亡羊补牢，抓紧作些补救工作。主要应该做的是：

第一，停止增加使用美元资产干预汇率，只要汇率能够浮动，就不用始终把重点放在增加外汇储备上，关键是保持贸易平衡。

第二，减少美元存量不意味着必须卖美债，我们可以找各种方法，如在一定时间维持适度贸易逆差（更多进口能源、农产品），或发熊猫债等把这笔钱花掉。

第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可以搞自己的CIPS，但如果想用它替代SWIFT和CHIPS，短期内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要忘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跨国资本要想做空一国货币，首先要握有该国的货币，索罗斯在泰国之所以能做空，是因为他能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找到泰币，然后再去卖空泰币。而索罗斯在香港难以找到足够港币，他们做空就比较难。什么事情都有好坏两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需要特别小心谨慎，否则会惹祸上身。

第四，进一步推进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全面开始金融服务业是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而且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可以刺激中国金融企业提高竞争力，而且也很难设想，外资金融企业进入会对中国金融服务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但我们需要注意把开放金融服务业和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区分开来。

最近又有声音主张加速资本项目兑换自由化，主张通过开放来对冲美国对我们的金融战。这种意愿是好的，但要具体说明开放怎样就能对冲美国的金融战？中国资本项目下的大部分子项目早已开放，我们现在还要开放哪些项目？开放的路线图是什么？开放这些项目的成本和收益是什么？对中国的金融安全会有什么影响？真理是具体的，切忌空谈。我们必须掌握好度，正确的东西再多走一步就可能变成谬误。

切实贯彻“双循环”，是保证金融安全的根本途径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实行好、贯彻好这个政策，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加强我们的金融安全。

实际上，中国经济格局一直是“双循环”。只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比较强调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出口加工；此后随着外汇储备增加，来料加工变成进料加工，以后又进一步上升为一般的加工贸易。与此同时，我们经济的主要部分依然是国内生产、国内销售。所以两个循环一直是同时存在的，就经济活动在GDP中的比重而言，国内循环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外循环是国内循环的补充。但国际循环通过各种外溢效应，为整个经济增长注入了难以衡量的活力。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当我们经济规模很小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GDP在全球排17位），可以假设我们的出口和进口对国际市场价格没有什么影响。但我国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2009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2018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3.6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16%，是日本GDP的2.7倍。当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对外部的影响就很可观了，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而且会冲击人家的国内市场，贸易摩擦就会不断上升。

所以我们的国际大循环出现的问题，恰恰是这个策略的成功造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也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理解。在成功的时候多想想它会有什么问题，就可能及时调整了。

所以，即便没有中美贸易战，调整也是不可避免的。不是否定过去，而是要掌握好度。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进程就可能停滞。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调整：

第一，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我国贸易总额/GDP最高时2007年是60%多，现在是30%多；出口占GDP比例原来是30%，现在是17%左右。贸易顺差占GDP比例最多时11%，现在1%左右。某些地方需要进一步调整，当然不是闭关锁国。

第二，加速对国际贸易失衡的纠正，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我们每年对美国有2000-3000亿的贸易顺差，如果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安全有好处，就可以多买。但中国贸易现在基本平衡，如果减少对美顺差，对其他国家就是贸易逆差。其中需要一些大的调整。在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同时，我们可能不得不减少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这样，中国的对外依存度自然就降下来了。

第三，在高科技行业和产品要实行进口替代。华为的经历说明了“备胎”的重要性。

第四，引进外资政策、外贸政策、汇率政策做相应的调整。汇率尽早实现自由浮动。外贸退税政策的着力点，应是让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不因为税的问题低于美国企业。如果把退税作为一般贸易鼓励政策就是错误的，需要调整。

第五，调整中国的海外资产结构，提高海外资产的安全性和盈利性。现在中国大约有5万亿海外资产、3万亿海外负债、2万亿净资产。但10多年来，我们的投资收益年年为负，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资产结构中主要是美国国库券，收益率极低（接近0）；而我们的债务主要是投资，加上资本外逃、谎报瞒报等等。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就越来越依靠已有资本的收益。日本在2015年就是贸易逆差国，但它的海外投资经营项目是顺差，其收益足以弥补它的外贸逆差。中国已迈进老龄化的门口，现在钱借出去还给人家付利息，到时候怎么办？

第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依法严厉打击一切侵权行为。侵犯知识产权就是抑制企业的创新能力，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不但要保护外国人的知识产权，对中国企业也坚决不能做这事。

第七，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有人提出“缠抱政策”，我就尽可能“拖着”不走，这是对的。但也要强调本地化、区域化，在关键的环节增加自主可控力，让更多的产业链和终端留在或靠近本国市场。不但中国这么做，其他国家也在这么做。

第八，改善内地投资环境，鼓励企业向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当然这比较困难，比如边疆民族政策问题等。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要都跑到越南去投资。因为归根结底这还是国家利益的问题。

第九，用财政手段，通过二次分配减少阶层、行业、地区的收入差距。财政方面，该收的税要收，该公布的财产就要公布。所有国家都在这么做，中国也应该这么做。

第十，对外援助和投资要量力而行，尽量避免陷入海外债务陷阱。去年我到非洲某国访问，他们的外债占GDP的70%还满不在乎，因为是欠中国的钱。这就是他们的心态。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有一句话，“不要借钱，也不要跟人借钱，否则你会失去朋友，失去金钱，人财两空”。我们该做买卖就做买卖，其他因素少考虑一点。

第十一，构建内循环格局要深化改革，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制改革的新形式，比如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等。要找到一个平衡，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要让国家能够发挥矫正市场失误、市场失败的作用，我们必须要有许多个类似《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发展规划，现在的问题是规划执行得好不好的问题，而不是应该不应该做发展规划的问题。

（编辑  高梁）

当前，中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而肆虐不已的新冠疫情与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给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冲击。当此之时，各类市场主体作为稳定生产、吸纳就业、创新技术的主力，肩上的担子更加吃重。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这对于完善和落实惠企纾困政策、明确新形势下企业发展方向、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市场主体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

社会进步的基础在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各类市场主体是生产力进步的最主要推动力量，而生产力发展总是伴随着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

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视市场主体的传统。民主革命时期，广大市场主体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解放各类市场主体。在农村，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摆脱了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成为最积极的生产和革命力量；在城镇，没收官僚资本、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调动了广大工商业者的积极性，繁荣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相比日渐凋敝的国统区，根据地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却能兼顾支前、生活和生产，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高度重视保护市场主体。1950年，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出批示强调：“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① 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农村应“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② 当时，我国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通过国营经济对私营工商业加工订货、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手段，使各类市场主体迅速走出战争创伤，在短短三年里便使社会生产力超过了旧中国最好水平。

随着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农业国，为了确保高积累率与人民基本生活，走上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道路。但是，“增加市场主体数量、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一直是中央所倡导的基本方略。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给予地方、企业、合作社、农民以更多自主权。他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①在实践中，中央于1958年和1970年对地方、企业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虽然没能摆脱计划体制下“一放就乱”的问题，甚至曾经一度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但“培育更多市场主体”的思路是清晰和一贯的，在客观上也促成了新中国工业的两次爆发式增长，在中国大地上广泛播撒了工业化的种子。改革开放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其源头很多可以追溯到这两次管理权下放。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逐步突破思想束缚，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其实也是一个不断解放各类市场主体的过程。改革的主线是对国营企业逐步进行放权让利，伴之以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不断放宽。

1979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等五位工商业耆宿，提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②这个看似平常的宴席标志着中央开始推动广泛利用各类市场主体。同时，针对城镇青年就业难问题，鼓励待业青年自谋出路地从事商业、服务业，个体和私营经济由此起步；针对农村承包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经营，中央采取了“放一放、看一看”的宽容态度。此外，我国还开放了四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城市，实行鼓励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并逐步将开放政策梯次推广到沿海、沿边和内陆城市，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兼容并包的经济政策，激发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崭新局面，各类市场主体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过去那种依靠充裕要素进行粗放扩张的时代基本结束，市场主体面临转型升级的历史任务，对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由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思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培育更多更好的市场主体。为此，政府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鼓励创业创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切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鼓励、引导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进一步做优做强。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治理历程，重视市场主体的思想一以贯之，政策与时俱进。而新中国经济增速与市场主体数量增速也存在着高度相关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也是市场主体竞相涌现的过程。这进一步证明了，保护市场主体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

新时代、新形势对市场主体的新要求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更加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上限。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二战之后仅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完成了这一飞跃，而多数经济体都长期徘徊在这一水平。从各方面看，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船到中流浪更急”的关键历史时期。

我们的外部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首先，产业升级的历史任务艰巨，这意味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将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加剧。中国过去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与盘踞高端的发达国家以互补关系为主。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产业升级，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因此与发达国家难免产生竞争，这是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对国际市场和资源的高度依赖，使中国必须确保外部安全。2019年，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0.8%，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到75.5%，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到11%。要确保一个有近十四亿人口、经济体量世界第二的发展中大国继续保持中高速发展，中国必须保障海外资源供给、市场需求、贸易线路和直接投资的安全，并争取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是中国发展阶段所提出的必然要求，而当中国主张这些合理权利时，便难免遭受原有国际经济格局下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误解甚至猜忌。

最后，中国的产业升级遭遇了美国的“再工业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致力于解决自身产业空心化问题，同时要捍卫其在产业链高端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一方面加剧对华经贸摩擦，通过国内减税、贸易壁垒等方式吸引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加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祸不单行，在防疫中表现糟糕的美国政府试图“甩锅”中国，甚至把摩擦扩大到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这使得我国外部环境产生不确定性，国内企业的生存压力巨大，尤其是那些在资源、市场、技术方面对外高度依赖的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健全的国内市场，为企业提供更为稳定的经营环境。基于这一背景，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基于国内发展需要和国际形势变化提出的重要战略，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一招。需要指出，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中国将脱离世界或美国，而是要为广大市场主体构建一个更加稳定的国内环境，抵御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也将进一步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带动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和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提升。

当前，国内企业面临较大困境，发展水平与“双向循环”的要求也存在着差距。一是疫情的全球性蔓延，给外向型企业造成了很大冲击。二是国内经济虽然走向复苏，但总体运行水平低于疫前。三是疫情导致消费减少，服务业受到严重冲击，广大个体工商户作为数量最多、与群众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市场主体，在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等方面面临许多困难。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中央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倾听企业界的呼声，帮助广大市场主体渡过难关。而这次座谈会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眼下困难，更是着眼于“双向循环”的战略目标，培育面向未来的新型市场主体。因此，我们的战略对不同市场主体提出了不同要求。首先，有潜力的企业要加快核心技术突破，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其次，外向型企业要以适销对路的产品开拓国内市场。最后，要大力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千方百计保护市场主体。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高水平的产业体系，它既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特点，又立足于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向循环互相促进的战略目标。广大企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主体，因此，我们的政策应围绕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而制定和实施。

首先，应落实产权保护和要素平等使用的各项制度。高质量发展需要摆脱大干快上、赚快钱的旧习，转向长期投资、精耕细作，这需要落实持久而稳定的产权保护制度，以激发各类要素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素利用的价值最大化，唯有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要素，才能确保资源最优配置。当前，各地政府正全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有可能产生行政干预引发资源配置扭曲问题，要进一步落实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各项制度。尤其是对于资金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应当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使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高科技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获得融资支持。

其次，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产业体系和创新制度建设。新经济具有信息化、智能化的特征，更加依赖5G通讯、大数据处理、新能源供给等新型基础设施，在这些领域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加快投资建设。为构建“双向循环”的经济格局，需要进行产业链的延伸和关键环节的补充，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尽快实现产业链的完备化和现代化。为顺应中国在一些领域由“跟跑”转向“并跑”、“领跑”的新形势，在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同时，还要加快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体系，逐步形成以企业、科研机构、研发人员为中心的创新体系，形成大企业龙头推广、中小企业广泛创新、各类项目和资本市场支持的协同创新体系。

最后，确保国内市场统一畅通。面对困境，地方政府往往千方百计扶持本地企业，这固然值得肯定，但也容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国内市场分割。应紧扣国内大循环这一目标，以问题为导向，打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的堵点，确保国内市场畅通，降低流通成本和交易费用。为此，要健全中央层面的调控制度，完善财政资金调剂、区域补偿和协作等机制，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来实现公平，以确保市场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实现更大发展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人才，他们具有组织要素进行更高效生产和服务的才能，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已经告别了过去那种依靠廉价要素赚快钱的时代，当前更需要真正踏实干事的企业家。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企业家精神内在地包涵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要素。古今中外，成功的企业家大多兼具爱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总书记提到的松下幸之助，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中没有选择裁员求生，而是带领所有员工半天生产、半天销售库存，大家和衷共济使企业渡过了危机，也创造了松下为之自豪的企业文化。无独有偶，曾亲手创办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稻盛和夫，在2010年临危受命，出任负债累累的日本航空公司CEO，最终力挽狂澜，带领日航走出危局。逐利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当行为，但任何成功的企业家都有着超越单纯经济利益的更高追求。对于当代中国的许多企业家来说，其成就早已满足了生存需要甚至实现了财务自由，自我实现成为他们更高的追求。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中华大地，正是企业家施展抱负的广阔舞台。

疫情冲击下，还有许多人迫于生存压力而走上了创业之路。筚路蓝缕的草创岁月充满艰辛，日渐成熟的市场体系也的确更难捕捉商机。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诞生提供了空间，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广大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地区有待进一步开发，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对市场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都意味着即将崛起的新一代企业家不仅要有艰苦奋斗的品质，而且要更富创新精神和广阔视野，才能跟得上新时代的步伐。

还要看到，企业家的经营决策依赖稳定乐观的市场预期，乐观的市场预期能激发投资，具有自我实现的功能；反之亦然。这就是所谓的“信心比黄金更加宝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作用就包括在危机时刻稳定市场预期，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所在。在我国，广义的政府还包括国有经济，在市场低迷、前景悲观的环境下，政府和国有企业应主动作为：一是进行长期投资，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二是利用国有经济掌握金融、资源、通讯、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命脉产业，向民营经济更多让利，共克时艰；三是利用好政府购买的作用，带动社会生产，提供更加均等的公共服务和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拉动经济重回繁荣周期。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对各国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经济秩序的一个新的重大扰动因素，新冠疫情也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疫情的影响复杂而深远

    新冠肺炎疫情不是一般的危机和公共卫生事件，而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年初疫情来袭，习近平总书记果断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带领全国上下迅速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实现了全面的复工复产。这一点，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先降后升，二季度以来逐月有所好转，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是456614万亿元，同比下降1.6%，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了3.2%。随着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断优化，我国经济秩序将实现基本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既然是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它就不同于一般的危机或公共事件。它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了空前的威胁，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对各国治理能力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简单危机，而是错综复杂的，给社会经济诸多方面带来新挑战的综合性公共卫生危机。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这个重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坚持底线思维，积极做好应对。新冠疫情给经济社会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冲击，特别与我们百年未有大变局叠加，使得它的影响更为错综复杂，外部环境愈加严峻。经济全球化正遭到逆流。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推动经济复苏、转移抗疫不力的责任和转嫁国内矛盾的需要，加大了对我国围堵的力度，在经贸、科技、金融、产业、人才以及政治等领域频频发难。

    我们也要认识到，疫情不是一时的短暂的冲击，它将是一个长期且具有深远影响的公共卫生事件。9月5日早晨公布的数据，全世界感染2436万人，死亡86万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明确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疫情定义为是一种严重的危机，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可能到2021年才会结束。目前疫情在国外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欧美一些国家强行通过带疫解封措施，疫情反弹的风险还在加剧。目前法国就出现了大量的反弹，印度一天内确诊超过8万人。境外疫情扩散造成的外方疫情输入的压力还在持续加大。

    我国各地经济在逐步恢复的过程中，内防反弹的压力还是会长期存在。同时，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不确定性也将长期存在，这些都要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

    我国发展面临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

    习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使得我国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上升，国内仍在消化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济持续回升、社会平稳发展的基础还不很稳定。这个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特征。

    第一，全球化进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疫情发生之前，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化的规则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全球发展的需要，特别又加上美国的阻挠，世贸组织的部分职能已经陷入了停滞。此次疫情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加剧了各种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矛盾和争执，围绕主导权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世贸组织的主席提前结束任期。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政策协调的难度加大，世界贸易和投资严重受阻，国际贸易向着碎片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全球贸易额今年将下降13.4%；联合国贸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将减少40%。

    第二，中美经济脱钩风险进一步加剧，中美贸易摩擦演变为竞争性对抗。在去年年会发言中我特别谈到了威尔逊主义（1918）的结束，美国从保护主义到美国优先，从多极化到单边化，从自由贸易到多方面出现的经济管制。现在看，这种趋势仍在进一步发展，寄托于美国总统的更迭是一厢情愿。在疫情影响下，美国正联合其盟友，努力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正在着手构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经济体系。从贸易摩擦到科技遏制，从限制华为、中兴到封锁字节跳动，对中国的打压和阻碍将全方位升级，下一步可能更为激烈、更为严峻，这一过程远没有结束。中美关系很难返回到以前的模样，中美对立可能使中国遭遇到与世界一些国家的撕裂甚至脱钩的情况。

    第三，国内经济平稳运行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从需求看，内需不足制约着经济的稳定发展。消费的恢复相对滞后，疫情影响了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今年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了9.9%，这还没有包括物价上涨的因素。投资增长的制约因素在疫情下被放大，全球市场萎缩减弱了企业家投资的意愿，利润下滑又限制了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制造业投资情况明显变差，1-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1.6%，而其中制造业的投资下降了10.2%。

    从供给看，当前企业生产经营存在很多困难，企业运行的恢复尚需时日。目前企业复产不达产、经营不增收的现象比较普遍。比如最近报道，今年暑期的铁路客车开行率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3%，但客运人数仅为去年同期的60%。再比如，全球的航空运输业今年将下降55%，明年可能还会比2019年下降40%，因全球疫情造成的人员流动的阻碍反映出经济活动的阻碍。

    就企业经营看，今年1-7月，企业亏损面达到四分之一。前不久我到地方看，企业普遍反映，今年利润下降幅度较大。目前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面临着生存的压力。所以，我们对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压力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四，供给侧改革的任务任重道远。目前持续发酵的疫情和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对国际产业链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不是我们原来假设的是在原有产业链布局上的延续和拓展。部分国家更加重视制造能力和产业的安全，最近这半年多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全球产业格局调整的进程加快。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如何巩固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原有的优势，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打压我国产业和科技的发展。最近几个月，美国针对中国出台了包括对企业的制裁、技术的管制、人才的封锁、投资的限制在内的极限施压措施。这四个方面不是简单孤立的事件，而是全方位的政策。我国一些关键零部件和软件将面临供应压力上升，自主生产供应还有不少的现实困难。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势在必行，但不可能一蹴而就。挑战是严峻的。

牢牢守住经济基本盘

稳住基本盘，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是不可预知的“黑天鹅”式的冲击，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类风险和威胁属于“灰犀牛”事件。坦率地讲，面对这些威胁，现在不确定性因素很多。人们常讲地球村中某个角落的蝴蝶效应会进一步地放大和扩散，比如韩国疫情发展同样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这些因素都在深刻地影响当前我国的经济。

    应对严峻挑战，必须要拿出切实的解决办法。对内就是要不断地深化改革，坚定地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我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释放和激活国内市场的强大韧性和潜力。同时还要不断地通过开放，增加我们的回旋余地，通过促进“双循环”良性发展，把握战略的主动性，加强国际合作，努力地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应对冲击解决问题的办法，具体说是五个方面。

    第一，千方百计地稳住经济基本盘。中央的决策很明确，就是“六稳六保”，其中重要的抓手，就是在需求方面稳住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要共同发力，决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偏向一边，要形成合力。

    （1）引发消费潜力，积极推动消费回暖，促进消费新业态的发展。当然首先要稳住传统消费，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偏好、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不完全是新型消费。这应该成为我们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把握上一个重要的契合点。

    （2）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积极地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着力推行新型化城镇建设，这是我们当前投资中的重点。目前投资的难点是，好的项目缺乏核心技术和储备，传统项目又面临边际效益递减这一现实情况。但无论如何，投资还是起着关键的作用。投资要讲究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能投资完成后留下一堆债务。

    （3）努力稳定外贸出口。要积极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特别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国家的意志在内。我们的产业在不同时期实现了国家的意愿。要加大对出口企业的扶持力度。这是我们解决困难必须采取的措施，而不能只看市场的作用短时期内会怎样。上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口年增长率是15%，进入新世纪的头10年出口平均年增长率是24%，最近9年出口平均增长率是5%。现在讲两个循环，不仅是针对新冠肺炎的影响，而且是针对整个出口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当高，一度超过了30%，1.8亿就业人口与外贸市场有关。我们必须注意，在当前注重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要努力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共同发展。

    第二，抓好财政金融政策落实生效。面对疫情、面对当前的经济，我们的宏观经济部门出台了很多有效的综合性政策，下一步在于能否落地。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正在实施中。落实财政政策，有限的财政资金必须讲利用效率，这是必须高度关注的。

    货币政策包括降准、公开市场操作、保证流动性合理充溢。最重要的是推动贷款成本下降，这是给企业最大的支持，也是对银行本身经营能力转变最大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产生合力，如果它配合不好，又不能与消费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和区域政策产生合力，那么就会抵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

    第三，各级政府要有危机感，要调整巩固经济。经济工作要多采取实在的措施，从实质上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竞争力。一定要把着眼点放在提高企业的支撑能力上，要特别注意保护和发挥企业家的能动性。政府要主动地助力企业的纾困和发展。要把为企业解决困难落实到日常的工作中。  

    第四，坚持不懈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超大规模的产业配套，越来越强的基础设施，包括有效的宏观调控，这都是我们的优势，可以支持我们本土产业的壮大。我们要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的作用就是规划和产业政策导向的作用。未来产业如何发展，要多听科学家的意见，做好科技发展规划，推动自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应用，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安全。要重视提高重要材料、关键零部件、核心元器件和关键软件的自主供应能力，稳定整体供应水平。

    我们已经有一些很好的企业，包括“专精特”型企业；点状分布的有，星星之火也有，但还没有形成燎原之势。浙江大学周围有很多小企业，天天派人住在浙大，只要有什么新技术他就拿过去，马上变为产业。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很多科研成果放在实验室里好多年没人用，这在内地很普遍。所以，怎样更好地促进产学研合作互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高我们产业链的水平，这个问题极为关键。

    在两个循环的过程中，在国际产业供应链的重新构造中，我们必须主动参与进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不能自我封闭起来，要主动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塑造，与各国进行多渠道、多种方式、多种内容和形态的技术合作。同时还要注重人才的交往，支持通过多种渠道和世界各国优秀企业开展合作，这就是在更高领域里扩大开放。

   第五，疫情的防控要创新优化管理方式。加强疫情防控常态化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有一个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方式。现在的情况，是疫情可能呈多点散发，和流感集中爆发相结合的特点。怎么样做到疏堵结合，也是我们工作一个重要的方面。比如，互联网和各种消费业态怎么融合，线上医疗怎么做，线上教育下一步怎么发展，远程办公等新的业态会不会成为新的办公方式？都需要我们总结经验。疫情防控不单是一次“危”，也是一次“机”，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提高我们整体的管理水平。全面复工的同时，更要全面优化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

稳就业，把握住经济底线

就业和收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这是我们要牢牢把握的最大的基本盘，下大力气解决就业问题。有就业就有收入，有收入就会有稳定。面对前所未有的各方面冲击，就业形势还不容乐观。今年1-7月，全国新增就业671万人，比上年同期少增了196万人。7月份调查失业率是5.7%，比之前的情况有所提高。其中两类人是最需要关心的，一个是农村外出的务工人员，一个是高校的毕业生。今年高校毕业生是874万，比上年增加40万人，这是2015年以来人数增加最多的一年。况且由于世界各国的疫情，从国外回来要在国内就业的又增加了60万人。海归回来当然是好事，但这也加大了国内就业的压力。最近数据表明，大学生在一线城市就业人数明显缩小，只能到二三线城市去，需要我们的政策做一些调整。今年春季交流会上，求职人数增长了56%，而就业岗位只增加了26%；上半年我们求业的人数又增加了26%，而就业岗位只增长了12%。今年外出务工农民的增加，和因就业岗位减少而回乡的情况也不乐观，大大超出我们的预计。总的看，就业矛盾比较突出。

    稳就业不但要考虑失业率，还要看到不纳入统计的失业和待业，不纳入统计的工时减少和收入减少。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到推行自主择业的重要性。一定要放宽对自主择业的限制。

    在这里，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切实加强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政策要兜底，对按规定应保的人员，要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我们当前也只能是保基本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社会大局的稳定。

所以，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住经济的底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这是暂时的困难，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为下一步的持续健康发展打好一个稳定的基础，这才是我们有效应对疫情冲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最有效的底线。

（编辑  高梁）

编者按：J.V.亚列缅科院士（1935--1996）是俄罗斯著名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之一，著有《多层次经济学理论》等多部优秀学术著作，曾经担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的科学顾问。他通晓苏维埃时期的经济体制，并对经济改革提出过深刻的见解。他坚定地主张按照“计划+市场”观念发展俄罗斯经济。亚列缅科重视和认同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方式，其经济学观点对于中国完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亦有重要借鉴价值。

亚列缅科院士的仁爱在子孙身上得到了传承，他的创作热情倾注于他的双手和智慧，这些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富。对先辈的崇敬，对祖国历史的尊重，在糟粕中汲取精华并用以创造未来的能力，是所有社会成功和繁荣的前提。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亚列缅科于1935年8月8日出生于后贝加尔边疆区赤塔市，一座距离中俄边境不远的城市。1953年，他考入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系。搬到遥远的莫斯科，但并没有剪断这位未来学者与故土的牵系。1957年11月，亚列缅科来到北京，继续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求学深造。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亚列缅科于1960年毕业。多年来在中国丰硕的研究成果，使亚列缅科在俄罗斯不仅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顶级专家，而且也让他成为关于中国风俗传统、文化和语言的“百事通”。

回到莫斯科后，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亚列缅科供职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专门从事经济动态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因素研究。

方法论——钻石是如何诞生的

亚列缅科的自律及其对自身研究成果的批判态度，让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开始思考一个深刻的基本问题:如何评判经济学知识来源是否优质，经济领域的科学知识和肤浅耳闻的区别标准是什么？例如，如果说历史学家会有一门叫做“来源学”的学科，借助这门学科他们可以清晰判定科研成果的深度和质量，而经济学家却没有类似的学科。

于是，亚列缅科摒弃了当时经济学家普遍持有的对大众传媒的偏见，开发出自己特有的信息来源搜索方法，他查阅了行业部门出版的文献资料，包括宣传册、专著等。多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文献资料，一点一点地找出所需要的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他得以在眼观全局的同时突出重点。

自律的精神内核和不可思议的工作能力塑造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为世人提供了宝贵的经济理论、实用模型和方法。在自然环境中，珍贵的钻石正是这样在高压和温度的共同作用下，从碳的灰烬中诞生的。

多层次经济理论

1973年，亚列缅科离开国家科学研究所，就任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和数学研究所副所长兼实验室主任。在这一时期，多层次经济理论得以成形，并成为他的学术研究主要成果之一。

这一理论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上述独特的研究方法，以及科学家拒绝因循陈规，从不同角度切入问题的学术能力。例如，亚列缅科认识到，即使对于宏观经济的分析，统计观察、测量和综合分析都是研究经济的重要手段，但这还不够，不能仅限于这些手段；追求绝对化是错误的。

亚列缅科在阅读大量原始文献时，看到了一个多层次的经济空间：最上层面的是宏观经济统计，中间层面是专题研究，而最下层面的是微观层面。这位学者认识到，在宏观层面上，经济技术结构的形成存在着特殊机制。而且经济结构中的各个技术组成部分会按照总体经济增长的既定规律相互作用。

当时的经济学家通过对资本密集度、储蓄率等的综合估计，将经济描绘成一个“黑匣子”。对亚列缅科院士而言，深入研究整个经济系统的深层运作机制是很重要的。他认识到，自己所研究的苏联经济结构是一个金字塔，这一结构是由与其资源分配相应的技术层面的因素组成的。低层次因素对应廉价易得的大众资源，而技术层次越高，资源的质量和回报率就越高。就劳动力而言，受教育程度和掌握技能是其质量的衡量标准。就其他资源（设备、材料等）而言，衡量标准是各类技术指标的综合考量。

推动经济发展首先就要消耗大众（低工资劳动力）资源，这些资源由于回报低而迅速枯竭。这类资源短缺造成的空白正在被更高技术水平的资源填补。这个过程被科学家称为“替代”。新出现的替代性资源将经济系统推向更高的技术发展水平。亚列缅科写道：“形象地说，经济是在‘拖自己的后腿’。此外，这种‘马达’就是为维持某种技术平衡而运作的。我的核心概念包括对技术异质性的看法、技术异质性与非经济成本之间的关系、补偿效应、替代效应、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产业经济功能。”[1]

而与“替代”相反的过程，即以大众资源填补优质资源空白的过程，亚列缅科将其称为“补偿”。替代与补偿的比例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整体方向。

亚列缅科将他的理论投射到世界经济中，提出了整个国际社会是一个多层次经济系统的想法。新古典主义概念中的“资本替代劳动”，在亚列缅科的术语中，则表述为优质资源对大众资源的替代。而其相反过程（补偿）则是以大众资源填补优质资源的不足。

同时，国际社会是割裂的，各个板块是由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公民组成的。发达国家正在实现高层次技术资源的集中，即智力资源----高生活水平精英人群。将重型设备的生产和使用逐渐转移到中等水平国家，而原材料开采和高污染技术则集中在发展落后国家。此外，这种结构使人口移徙成为替代机制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在“黑匣子”中停滞不前：苏联最后阶段的经济学

亚列缅科很可能是真正看透苏联末期深层次经济问题的根源，并能够提出正确解决方法的经济学家。

当时的问题在于，高技术资源事实上被大量从民用经济中挪用到军事工业综合体。这导致在国民经济的更低层面缺乏替代资源。此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众资源开始被大规模使用，这也导致这类资源的严重短缺。

用较高水平的资源进行技术替代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高技术主要是为军事工业部门服务的，正因如此，大众资源的使用持续增加，并最终导致大众资源的枯竭。

此外，亚列缅科还指出，中央集权的急剧削弱是苏联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之间缺乏协调，导致资源和资金分流。各部开始代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能，最终苏联经济失去了战略上的可控性和集中性。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所起的作用是致命的。苏联经济短期内获得了实施消费品进口计划的资金，同时国内紧迫问题的解决被搁置。随后，在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暴跌对苏联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亚列缅科指出，苏联政权试图在“改革”过程中解决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问题，但“代价高昂，损失惨重，扭曲现象严重，我要说，有精神分裂的趋势。”苏联政权采取了一些不明智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即使可能有效，也得有赖于奇迹的发生。[2]

1981年，亚列缅科的专著《多层次经济》问世。然而，出版社将该书的篇幅缩减了三分之一，并将书名改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变化》。“几十年后，当被问及拿着他的书是什么感觉时，亚列缅科回答说:“痛苦和失望。”[3] 这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的声音并没有被世人听到。

有效应对危机和研究中国的经验

亚列缅科非常了解当前经济问题的实质，也清楚地看到了克服这些问题的途径。

1987年，尤里·瓦西里耶维奇成为苏联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他一直在这个研究所担任领导职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1987年，他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年代里，亚列缅科虽然理解改革的必要性，但仍对当时的政府改革方案持批评态度。他尤其不赞同苏联政府草率向市场关系的过渡。亚列缅科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伪市场机构只会成为另一个幌子，掩盖国家主要资源、技术潜力一直脱节于国民经济真正迫切需要的事实。”[4] 俄罗斯从苏联继承的经济在结构上是扭曲的。它不能很快地转型、按照市场规则运作。亚列缅科院士深刻地描述了目前正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无论我们花费多少力量把经济推向市场，国家只会碎裂，而且不可能保持目前的形态进入市场。”[5]

亚列缅科既批评了俄罗斯转轨的加速政策，也批评了赋予企业经济自主的政策。如果俄罗斯经济继续保留以原材料为基础而建立的专业化分工格局，在民用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的背景下，我们的经济注定要从一种缩水走向另一种缩水。在20世纪90年代，亚列缅科的这些话完全得到应验。

值得注意的是，亚列缅科批评苏联改革模式的声音并不孤单。只要回顾一下1996年由俄罗斯和美国经济学家团队共同撰写的《美国和俄罗斯学者眼中的改革》一书就足够了。本书作者中有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L.克莱纳、J.托宾和K.阿罗。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责俄罗斯当局采取了“布尔什维克式的市场改革方法”。[6] 1991年，众多美国专家向苏联总统致联名公开信，其中包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F.莫迪里阿尼、J.托宾和索洛。经济学家们强烈建议，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应由社会所有。

亚列缅科认为，地租问题是后苏联时期最现实的问题之一。他坚信，一个拥有地皮和相应租赁收入的部门与成本高却收入微薄的加工部门之间，不可能实现健康的财富交换。其结果就是，经济的出口部门坐拥可用于储蓄和投资的大量资源。亚列缅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创造条件，把这部分地租收入纳入国家收入。

亚列缅科阐述了他对改革时期通货膨胀原因的看法。他认为，问题不在于货币供应过剩，而在于价格结构本身的缺陷。当时的价格政策使企业收入不足，导致实际工资下降，需求下降，最终导致产出下降。

亚列缅科提出的正确改革方案，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

——在经济非军事化的基础上，将科学和技术资源集中分配给国民经济的民用部门，并以耐用消费品生产为重点；

——生产的社会性调整；

——全面恢复经济的结构和技术平衡。

至于转向市场的问题，亚列缅科建议政府将其搁置15至20年。

作为具体步骤，亚列缅科提议将技术从国防工业大规模转移到民用工业。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认为，俄罗斯国家领导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充实包括住房和汽车等在内的消费品的市场供应、提高民用部门的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文化。对“人”本身的关怀，包括创造新的工作奖励机制和光明的生活前景，是一个单独的课题。亚列缅科认为，创造一个完整的社会环境，包括提高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技能和健康水平，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因素。总的来说，他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不在于产出的数量增加，而在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有针对性的提高。

亚列缅科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看法非常有趣。他认为这是某些国家历史上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对这些国家来说，这种模式是适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其他国家有利。苏联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总体上，尤里·瓦西里耶维奇认为，苏联经济体系是一个生产有机体，它的发展不仅建立在经济交换的基础上，而且其主要的分配标准是保持整个体系的稳定和确保本国基础产业走向世界技术前沿。

在谈到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时，亚列缅科经常把苏联和中国拿来作比较。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通过利用大众资源（低劳动力）来解决的。而在苏联，作为劳动力来源的农村的资源在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耗尽，在中国，农村在人口层面在整个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城市和农村之间有许多过渡的社会层次。他说:“这不仅仅是中国人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活力本身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分层所蕴含的‘弹簧’机制是紧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弹簧机制给中国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中国有社会竞争的条件，有选拔干部的条件，得益于此，性格开朗、富有才华的能人得以凸显。我去过中国很多次，见到了很多这样的人。”亚列缅科如是写道。[7]

总而言之，尤里·瓦西里耶维奇注意到，中国的社会环境愈加稳定，政治领导层愈加负责。他还指出，在中国，社会是以千百年来形成的秩序观念为基础而运作的，这是它实现成功发展的关键。

亚列缅科指出了苏联和中国经济的巨大差异，他认为，今天的俄罗斯可以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例如，高效的双轨经济模式，即政府规划和市场运作。不管怎么说，两国都曾拥有相同的经济模式、相类的遗产，中国经济成功演变的经验对俄罗斯来说肯定是有益的。

总体来说，在谈到俄罗斯的未来时，亚列缅科认为，只有扩大国内市场，做强做大国内生产部门，俄罗斯经济才能实现蓬勃发展。

尊祖尊昔

亚列缅科于1991年被任命为总统经济顾问，1994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于1996年9月18日逝世，葬于莫斯科特罗耶库罗夫公墓。

俄罗斯为永远纪念这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无疑将有助于传播他的思想。在俄罗斯社会院的支持下，“亚列缅科奖”和同名奖学金于今年8月8日成立。该奖项和奖学金的设置主要是为了表彰大学生和科研人员在发展多层次经济理论、预测模型和方法、经济结构分析、产业和科技发展问题及经济学历史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今天，不仅仅是俄罗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出现批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声音，这种模式在解决全球问题上被实践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和利用天才学者们的经验是合理的，尤里·瓦西里耶维奇·亚列缅科的科研成果完全可以扮演经济发展理论基础的角色。

                                    （编辑  苏歌）

市场经济3.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为创造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但在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话语体系的“任意剪裁”下，中国崛起的“春天的故事”被不断歪曲和误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英国早期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二战后西方的国家干预型市场经济模式有着显著和根本差别。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模式，实现了对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超越。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后的逻辑，必须构建市场经济3.0的理论话语体系。

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史可以划分为市场经济1.0、2.0和3.0三个版本。[1] 按照一般的理解，市场经济1.0对应于工业革命之后在英国出现的自由市场经济，其市场主体只有私有企业一维，国家只是充当市场的“守夜人”，与市场截然分开。市场经济2.0对应于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其市场主体扩展为中央政府和私有企业二维，政治权力开始内嵌于经济之中，国家开始成为市场经济内生性主体。市场经济3.0对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对市场经济2.0的发展与超越，集中体现为：第一，国家的经济作用更加宽广；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种经济制度；第三，市场经济3.0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组成的三维市场体制。[2]

不同的市场经济版本，对应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构成了市场经济1.0理论。凯恩斯、当代演化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组成市场经济2.0理论。以新结构经济学为代表的解读中国经济的理论属于一种过渡形态的理论。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市场经济3.0的理论体系。

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市场经济只有1.0和2.0两个版本，从而对政府作用的讨论，不免陷入“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这个钟摆式陷阱。将市场经济3.0纳入学术谱系当中，无疑肯定了中国模式的实践与理论价值，这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实践与理论参照。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要求国家理论必须能够很好地解释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有关机构（如地方政府）以及党的经济作用，否则将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晚年列宁之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上，曾经有几次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争论，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争论，是围绕十月革命的合法性问题产生的。后来成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葛兰西，当时发表了《反对〈资本论〉与革命》一文（见人民出版社出版《葛兰西文选》）。他一方面肯定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同时又体认到，十月革命的发生和历史唯物主义或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是相矛盾的，对这种矛盾客观上需要一个解答。他的这种认识，当时在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也有反映，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接纳了后一种看法。

列宁在其晚年对类似问题做了深刻思考。在他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提出了一个解答，其中包含两个要点：第一，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十月革命在落后的俄国爆发并成功，体现了这种偶然性。第二，列宁问：为什么不能先夺取上层建筑，建立苏维埃，然后再从文化和生产力上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呢？列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解释了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就客观方面而言，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爆发革命的理论。就主观方面而言，列宁早在《怎么办》里提出了新的建党学说。十月革命是在这一关于革命可能成功的“偶然性”理论的指引下搞成的，而不是盲目的暴动。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也为中国革命提出了“偶然性”理论，从他在井冈山时期的著作到抗战时期的《论持久战》，再到《新民主主义论》，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的发展。如果只有历史偶然性，强调生产力归根结底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丢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提出了具有因果性质的规律，代表了世界历史中的必然性方面。列宁指出，如果我们谈论的不是一次平常意义的政治革命，而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变迁，则生产力必须发挥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他那里可以是“事后的”，就是先改变上层建筑，然后在生产力上再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

如果说列宁试图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建立起联系，邓小平同志则在更高的层面代表了必然性的回归，这一回归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关键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接过了列宁之问，即接纳必然性，并将其发展到新的高度，提出不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完成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

 历史唯物论的传统认识需要更新

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从理论上系统全面地对此加以解释，一个先决条件是要全面更新对历史唯物论的传统认识。

习近平同志早在福建工作时期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经济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经济化”，[3] 并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4] 这一表述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对历史唯物论既有命题的新阐释：上层建筑（国家权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显然嵌入了经济社会基础，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这样，经济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两种制度领域截然二分的传统假设，就难以成立了。

    一些学者在这条路线上继续发展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例如，史正富教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概括为包括企业、竞争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层主体的市场经济，以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维（私营企业）市场经济。[5] 为此，我们需要发展包括两级政府在内的关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理论。

    笔者重点讨论了如何更新对历史唯物论的认识，解释当代中国制度变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要围绕两个核心论点：

    第一，生产关系在功能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生产关系表现和适应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关系服务于对剩余的占有和支配；后一种可能性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且会受到生产力之外的其他因素，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直接影响。只有当上述两重功能彼此统一时，生产关系的改变才会伴随着不可逆的生产方式整体的变迁，带来经济社会形态的真正进步。

第二，任何一种制度型式（如血族、宗教或国家等），只要承担生产关系的功能，就直接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抑或经济和政治、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两类不同制度的区别，而是制度因其功能的差异而产生的区别。在历史上，血族、宗教和国家都曾扮演过生产关系的功能；在国家权力承担生产关系作用的场合，整个国家机器在功能上被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如外交、军事）仍然是纯粹的上层建筑，另一部分则嵌入了经济基础，并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经济，也存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当中。这一观点是波兰尼理论的一个回应。在波兰尼看来，一个“脱嵌的”（完全摆脱其他制度型式的嵌入、纯粹自我调节）的市场，事实上是一个乌托邦。[6] 换言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有市场之外的制度型式嵌入的。波兰尼的所谓“嵌入”，意味着市场之外的制度型式承担了生产关系的功能，因而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7]

这里有必要强调：第一，国家成为基础的组成部分的原因，不仅在于国家是公有经济的法权意义的所有者，而且在于国家权力直接承担了生产关系的功能。第二，国家发挥生产关系的功能，不只是建立在作为国有经济所有者的前提上，国家还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参与生产关系的建构和发挥生产关系的作用。政治经济学需要对这些具体途径开展更为切近的类型学分析和研究。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参照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需要提出一个理论参照系，以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笔者认为，借鉴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可以作为上述理论参照系。孙冶方、卓炯、蒋学模等老一代学者很早就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马克思将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取得剩余的方法划分为两种，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前者单纯建立在榨取或动员的基础上，后者则以生产力的进步为前提。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崛起之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便成为居主导地位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形成、发展和走向以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为表征的危机，并引发国家的干预。

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发展为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其前提是承认剩余价值和资本等概念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具有特定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公共性或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在一切阶级社会中，都存在以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剩余。经济剩余的性质，一方面取决于这种剩余由谁来支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它如何被生产出来，以及在何种用途上被使用。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剩余价值的增长主要来自生产力的进步，同时迫于竞争的压力和资本主义经济内含的生产过剩的矛盾，进一步推动资本投资于新部门和新产品。由此还引申出马克思的另一结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以及科学知识“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也就是演化经济学所说的一个经济体接纳创新的能力。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包含着工人实际工资提高的内在趋势，带来了工人阶级消费水平提高的可能性，从而具有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另一方面，由于剩余价值的支配权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中并服从于其统治的目的，剩余价值以及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又具有资产阶级的属性。

如果我们采用一个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将其作为参照系来解释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那么这一模型一方面要求抽象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这就同时假定了作为分配性正义按劳分配原则可以实现；另一方面还要假设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可以定义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的委托人”，[8] 即受社会委托承担了积累职能的那部分人。将这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就共同界定了一种所有制的经济含义。

剩余被利用的方式，决定了这种生产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阶级性（剥削性），或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可以从现实生活中举一个例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所造成的剩余的转移，表面来看是对农业和农民的剥削，但这些剩余被集中用于国家的初期工业化——在这里发挥作用的生产关系（作为支配剩余的经济权力）是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利益的。在一个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中，生产关系或所有制的社会性质也可以在类似意义上来理解。

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和发展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在剥去其附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外壳后，我们可以将这个理论一般化，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系理论，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预设了企业之间充分的竞争，这种竞争迫使企业将其剩余价值或利润最大限度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那么，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是否可以充分地参与竞争？过去40多年改革的许多事例表明，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需作澄清的还有这样一个理论问题：价值规律究竟是否能脱离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而独立存在？实际上，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诸般作用，如通过价格、竞争、生产要素的流动调节社会生产和资源配置，促使企业节约成本等，都是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为中介而实现的。离开这一规律，上述作用一个也不能实现。

需要指出，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同时包含了资本积累的各种矛盾；那些导致技术进步的因素，也会同时造成失业、利润率下降乃至危机。如果我们要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论作为参照系看待，必然要求将那些符合参照系要求的部分，与那些解释积累内部的矛盾和危机的部分相对区别开来。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与市场失灵

在现实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往往不能以纯粹的方式实现，它会遇到多重条件的约束，它涉及积累自身的环境（利润率是其主要表征）、与积累和竞争相关联的制度因素、以及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分别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制度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

首先，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是以一场蔓延到两大部类的技术革命为前提的。机器的出现使得科学技术知识在生产中的运用变得日益重要。马克思总结了科学知识和工业的关系：一方面，科学运用于工业，在这里，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外生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敏锐地发现，在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换言之，技术创新具有所谓的内生性。

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有利于积累的经济环境），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在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又会自行破坏其实现的经济条件。第一，技术进步在长期内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带来一般利润率下降并导致积累率下降，资本和人口会出现双重过剩；第二是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考察——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内变动的最低限度”。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一方面是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其他两个条件（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相结合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其形成和瓦解受到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间竞争的强烈影响。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二战后形成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在这一体制下，集体谈判、成本加成等制度型式，造就了新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机制，即寡头垄断企业可以在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增长的基础上，根据一个预期利润率设定价格，这种定价制度遏制了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就可以借此挤压落后企业的利润。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在这三重条件难以满足的情况下，全社会剩余价值不能充分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从而导致人口过剩和资本过剩，大量剩余价值转用于奢侈性消费和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金融资产投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机制遭到了破坏。20世纪80年代以降，新自由主义的盛行造成了一种不利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环境，这便是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这使得剩余的获取脱离了生产甚至以榨取劳动力价值作为利润的新的来源。

现代市场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将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结合在一起，从而证实自己的历史合理性，是任何一个制度面对的根本问题。

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三重条件的描述，事实上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失灵”理论。这里的“市场失灵”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不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参照而界定，而是涉及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过程的一切矛盾。在这三重条件遭到破坏的条件下，国家的经济作用就显得重要起来。国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尝试重建这些条件，使得经济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一参照系复归。

大体说来，保证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科学-技术条件，要求国家在汉密尔顿-李斯特所倡导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作用；保证相对剩余价值的经济条件，要求国家发挥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作用，同时还要发挥汉密尔顿-李斯特所注重的贯彻长期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作用；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它与其他两种条件是密切结合的，比如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城市）之间的关系、资本和资本的关系（包括国资和非国资的关系）、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等等。国家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制度变迁中都起到重要作用。总之，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和以此为前提的市场失灵理论出发，可以引申出国家的经济作用，进而构建一个国家的经济理论。

在这一理论架构下，国家的作用是“内生的”，国家不仅通过嵌入市场经济内部，即作为基础的一部分发挥作用，同时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过程，是国家因应市场经济在矛盾中的发展而再形成的过程。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国家的作用被看作是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的必要条件，担负这一功能的国家也相应地“嵌入”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过程，国家的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理论。在此双重意义上，我们将国家的经济作用视为内生的。强调国家的这种内生性作用，有利于我们破除将市场经济和国家视为某种二律背反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教条，建立一个更为包容、更具一般性的经济理论体系。

                                  （编辑  苏歌）

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冲击下的国际新格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在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凸显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是应对变局的必然选择

当前和“十四五”及未来更长时期，中国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逐步增大，亟待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经验看，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当前形势及未来长期趋势看，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外需萎缩不振，既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和对策储备。

面对新形势、新变局，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其内涵就是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进一步提升价值链的主导能力；其外延就是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有机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前移，带动我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

在全球新格局下凸显“一带一路”战略价值

2018年以后，全球化进程放缓，而区域和次区域合作逐步强化，“一带一路”倡议联通了有活力的亚洲与有实力的欧洲。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后，中国需要加强开拓美国之外的全球市场，同时欧洲国家需要亚洲大市场，在当前环境下更加凸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独特价值。从亚洲看，中美贸易摩擦前，中国企业中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迁移就已经开始并在加速，东南亚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趋势将长期化。在中国产业转型过程中，加强与东盟合作关系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点。

以重大项目为纽带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策略选择

通过“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的一体化和国际化开发，充分用好国际国内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通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关键环节，有效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1.在资源保障上对接周边地区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积极发挥亚洲及周边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比较优势，在资源合作中共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和营造有利的地缘环境。例如，几内亚西芒杜铁矿项目是中非合作开发的重大资源类项目，项目的成功开发能够加快我国建立稳定的海外铁矿石基地，摆脱我国在铁矿石上的高度依存、价格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该项目也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的对非合作“八大行动”的务实举措。此外，在周边国家推动以民企为主的农业“走出去”，在粮食补贴及配额方面进行优化，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逐步形成1亿吨粮食的海外储备。

2.在合作机制上联合多边机构共同开发建设。拓展开发性金融、国际银团、PPP模式、投资基金、第三方合作等“发展融资工具箱”，构建覆盖沿线国家的投融资促进网络。设立“走出去”与援外结合的对外投资平台公司，增强第三方合作特别是友好国家及企业的合作，促进援外项目与产业项目的相互转换。例如，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和世界银行集团下设的国际金融公司（IFC）联合融资支持的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项目，按照市场化原则，发挥资金动员优势，在各利益相关方权责分配、融资方式选择、商业风险和融资风险分担等方面采用国际惯例，学习其环保及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做法，有效满足合作国发展诉求，增强风险控制能力、国际影响力和第三方合作吸引力。

3.在货币使用上以重大项目为平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从实践效果看，“一带一路”建设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形成了中国的生产、产品和贸易的优先次序，然后才体现为人民币进行支付和结算，这就在客观上助推了美元化，新冠疫情发生后这种状态更加突显。对此，需要充分利用新冠疫情防控与经济重启来推动国际合作，立足大宗商品交易、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建设融资、货币互换和储备等货币国际化关键环节，统筹建立人民币区域性闭环回流机制。一是以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贸易为载体，构建以人民币为计价、支付和结算货币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二是在重大项目及境外产业园区建设中，引导市场主体扩大融资安排中的人民币规模，持续推动人民币跨境资本运用和结算使用；三是深化货币互换合作，引导互换人民币进入当地授信系统，增加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四是鼓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开发银行（NDB）将人民币作为主要结算货币；五是通过东盟、上合、金砖国家、亚信及银联体等多双边合作机制，推动更多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强化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加强重大项目境外资产保障机制建设

纵观“一带一路”建设全局，我国对海外项目及其所在国的资金、资本、资源等系统性投入大幅增加，与其配套的国家保障机制和利益保护机制尚未健全，存在的中长期风险敞口将威胁我国发展全局，亟需早作谋划、长期布局和妥善安排。

对此，应吸收和借鉴“一带一路”建设七年来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结合国内外各方关切，聚焦重大项目在推进实施中暴露出的共性问题。坚定不移地深化对外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有效管控境外投资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资产损失，增强长期获益能力，为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稳定发展提供安全、可持续的金融支持。

1.建立项目分类机制与系统化解决方案。“一带一路”建设是系统性工程，涉及的领域极其庞大，主要政策工具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和金融机构，需要聚焦重大项目的系统性谋划，从项目全生命周期入手对项目进行分类，并给予相应的融资安排、担保、风控和运营维护，加强对当地贡献和中国收益等方面的事后评估。如港口、铁路、公路、电网等中长期项目，由于投资金额大、经营周期长，且执行过程中涉及当地及周边国家的地缘、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需要国家给予政策支持。在投融资方面，配套财政资金、援助资金及开发性融资安排；在绩效考核方面，制定合理的尽职免责和风险补偿政策，降低资金综合成本，强化财务可持续，激发实施主体的积极性，保障项目长期可持续的高质量运作。

2.在经济下行周期增强风险处置能力。“一带一路”建设初期处于全球经济扩张期，中资机构在海外经营风险应对方面经验不足，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目前在经济调整期、冲突期和下行期，更急需补课，提升强化风险化解和处置能力。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经历过数次风险周期的教训，在大量违约处置中能够妥善平衡国际规则和双边关系。因此，我们应加强深入研判，长期关注海外经营风险，如地缘冲突、宗教文化、债务可持续，以及全球疫情的长期影响。增强对重点国家债务治理能力，对待债务减免诉求，既要积极回应、统筹考虑，又要分类施策、因国施策。统筹兼顾沿线国家的疫情演变形势、综合防疫能力、双边合作关系、地缘政治局势等因素，坚持底线思维，及时提出阶段性解决方案。鼓励合作国政府采取PPP模式，将主权债务转化为国际投资行为，保持合作国债务处于可承担、可持续水平。

3.建立沿线国家债务治理长期合作机制。从实践经验看，债务承载能力要兼顾债务规模和使用效率、经济周期、金融环境等综合因素，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治理机制和实际国情，坚持适度负债与经济效益并行不悖的原则。全面评估债务本身带动的造血能力和项目建设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统筹测算对债务可持续性带来的积极影响。一是设计长期有效的债务治理合作模式。重点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运作模式，将建立债务治理合作机制纳入“一带一路”多双边合作正式议题，通过防控机制建设减少国别风险敞口。二是确定务实管用的债务治理合作内容。督促合作国对政治、经济、外交、地缘等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做好评估可研，针对不同情景提出风险防控预案和配套的融资方案。三是协助合作国建立债务风险限额管理体系，整合各类金融机构信息数据，识别、监测成员国的各类债务水平和国别风险敞口。

4.坚持推行“投建营”一体化的深耕模式。疫情之下更加凸显保障中国海外资产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亟待加快适应国际竞争已由价格向投资运营转变的发展格局，对于重大项目合作应进一步增强本土化和长期运营管理意识。中资企业应全面融入当地政治、环境与社会生态圈，做政府责任的分担者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务实对接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诉求，借助援助资金、优惠贷款、商业性贷款结合的国际发展融资支持。全方位提供规划咨询、融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等高质量综合服务，有效解决当地政府债务负担加剧、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发展短板，以此获得更多市场份额和技术开发能力，推动中资企业进入发展全球化、经营属地化、产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5.切实推动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充分预估疫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建和筹建项目的综合影响，根据项目延期引发的资金供给、建设进度等风险损失，充分发挥发达国家在投融资、设计、咨询、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精准制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领域与模式。通过“扩大合作空间、让渡市场份额、弥补资金缺口、对冲延误工期”等应急举措，共同为沿线国家提供高质量、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准确把握疫情带动的应急合作契机，完善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提升合作各方的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