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走过一条不断摸索前行之路。这期间，对国有企业实施公司制改造，引入多元化股权资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对其优质资产进行重组上市，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和方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已成为国有企业中管理最规范、资产效益最优、竞争力最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今天，关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深化改革，对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水平，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放大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推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应该是当前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仍需着力推进机制转换

上世纪80年代初，国有企业就开启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核心的改革探索，期望使国有企业逐步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进入新世纪，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放在公司治理方面，建设规范董事会要求建立以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助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当前，国企正处于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阶段，在产权结构上实现多元化，使国有企业从根本上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国企改革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标”到“本”逐步深化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发展，国有企业经营活力、市场竞争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国有经济控制力、影响力得到不断加强。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更为突出，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目前，国有企业约半数以上的资产在资本市场上市，其中作为主体的中央企业，其总资产的65%、营业收入的61%、利润的88%在上市公司。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成为上市公司虽然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和方向，但绝不是一上市就灵，仍有部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僵化，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变化不大，市场竞争力不强，一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甚至成为“僵尸企业”，濒临退市，年年需要国有大股东输血“保壳”。还有许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行业发展前景好，经营效益也不错，但发展质量不高，大而不强不优、强而不优不大的情况普遍存在，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机制的转换还远没有到位。

建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激励机制的探索

以薪酬激励为主，受到工资总额制度的制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断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贯穿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约束机制更加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由于腐败问题而产生的国有企业竞争力不强，经营绩效低下的现象。但同时，正向激励措施改革相对滞后，国有企业经营动力不足、企业活力弱的问题也同样摆在我们面前。

目前，国有企业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用工及市场化薪酬，普通员工一般以岗位+技能为主的薪酬结构，业务人员一般采取以岗位+业绩为主的结构，高管人员则是以业绩考核为前提的年薪为主的薪酬结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要受到监管部门对企业工资总额的限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也不例外。2018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国发〔2018〕16号），规定工资总额的确定要按照国家政策要求，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和薪酬策略、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和经济效益，综合考虑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工成本投入产出率、职工工资水平市场对标等情况，结合政府职能部门发布的工资指导线，合理确定年度工资总额。文件坚持企业工资总额的增长仍以效益为中心的原则，强调在追求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增长、兼顾公平。实践表明：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制度，规范了国企工资增长机制，从宏观上调节了分配不公的问题，但在微观层面则一定程度限制了优秀人才、业务骨干等高效人才的稳定性及优秀人才向国有企业的聚集和效能的发挥，这对于当前国有企业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型升级提高发展质量十分不利。

试行股权激励成效显著

这些年来，国资监管部门也在不断尝试试点薪酬以外的其他激励方式来推进改革，先后有150余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试点。这些相关制度的建立和试点工作为国有企业健全正向激励作出了有效探索。通过实施股权激励的国有上市公司，将激励制度与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和个人绩效考核相结合，兼顾了公司、员工及股东利益，而且侧重于中长期激励，弥补了薪酬激励的不足，激发了员工创新创业活力，核心骨干人才得以保持稳定，经济效益和质量明显高于国有上市公司整体水平。如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筑）在2009年实现A股整体上市，在面临竞争对手高薪挖抢其骨干人才的形势下，自2013年中国建筑实施了3期股权激励计划，第1期激励686人，第2期激励1575人，第3期激励2081人，有效保持了骨干人才的稳定性，激发起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5年以来，中国建筑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16%，人均产值和人均利润分别是5年前的1.3倍和1.4倍，股票市值由660亿元增长到2300亿元。

大多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未实施股权激励

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上市公司群体中，仍以民营企业为主。截止2019年10月，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接近1100家，已实施股权激励的约150家，仅占不到15%；而在400多家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中，仅有90多家实施股权激励制度，也仅占全部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约20%。据荣正咨询发布的《2018年度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统计与分析报告》，2018年上市公司公告实施股权激励计划410个，其中民营上市公司公告372个，占比90.71%；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仅公告38个，占比不到10%。而在境外资本市场，股权激励计划普遍运用，股权激励已经成为上市公司最基本的激励方式之一。一些民营上市公司还将多期激励计划重叠进行，使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均有相应的激励措施，促使符合条件的员工均有机会参与激励计划。例如，汉得信息从2011年创业板A股上市以来，平均每年推出一期激励计划。其公司市值也从首期公告日(2011年4月29日）时的27亿元增长至八期公告日（2018年12月20日）时的80.8亿元，增长3.25倍。

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中长期激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其制度化、长期化，已经成为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普遍共识，而大多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没有实施股权激励也是不争的事实。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制度障碍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方面普遍性不强、积极性不高，制度性障碍是主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申报审核环节较为繁琐。相关制度规定，股权激励计划及分期方案的申报等除需要国有控股股东审核同意外，还要报承担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或部门进行事前审核或备案；股权激励计划出现变更事项，又需要重新进行履行申报审核程序。其二是相关制度设计偏重于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偏重于技术层面的审批把控，因而对企业业绩考核指标的要求也相对较高。比如，相关文件明确规定：业绩考核指标应包含反映股东回报和公司价值创造等综合性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ROE）、经济增加值（EVA）、每股收益等；反映公司赢利能力及市场价值等成长性指标，如净利润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公司总市值增长率等；反映企业收益质量的指标，如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比重、现金营运指数等。上述三类业绩考核指标原则上至少各选一个。同时要求各指标应不低于公司近3年平均业绩水平及同行业平均业绩水平，实际实施中考核条件刚性十足。而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对业绩考核指标没有硬性规定，仅要求相关指标应当客观公开、清晰透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其三是相关制度中对股权激励收益水平的限制弱化了激励效果。相关制度明确规定股权激励实际收益不能超过激励对象股权授予时薪酬总水平的40%（境外红筹股为50%），超出部分则不得行权或上交公司。

应该说，国资监管部门高度重视股权激励在调动核心骨干人才积极性，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作用。有关领导多次强调，国有企业应全面系统学习现行中长期激励政策，综合运用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等相关工具。但是，现行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相关制度的制定时间都在十年以上。实践表明，现有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已不适应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市场变化和形势需要。

今年以来，国资监管部门发布了新的政策和实施方案。2019年初，国务院国资委就提出放权和授权中央企业对所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审批分期实施方案；支持中央企业在符合条件的所属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股权激励，股权激励的实际收益水平，不与员工个人薪酬总水平挂钩，不纳入本单位工资总额基数。2019年10月，国务院国资委又正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考分规[2019]102号），对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作进行了进一步完善。这些新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将一定程度上激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利用证券市场开展股权激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深化改革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建议

尽管新的政策规定体现出放权和授权精神，部分条件也有较大放宽。但纵观已出台的相关制度体系，仍有进一步改革完善空间。

一是在制度设计思想上要坚定不移走政企分开之路。毫无疑问，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需要政企分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强调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前提下，国资监管部门作为政府所属部门不应该也不宜介入微观企业的个别经营管理事项，并直接审批把关。另外，作为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的国有企业在这些年的改革进程中，企业运作越来越规范，市场化程度和应对市场的能力也在大幅度提升，他们相较于政府部门更有能力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对所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做出相应决策。况且，在资本市场还有众多非国有股东的监督，以及证券监管部门按照“三公”原则实施的外部监管都在发挥着作用。

二是应着眼于国资监管部门管资本的角度来修订完善相关制度。现有制度仍然过多纠结于股权激励计划中权益数量、权益授予价值等具体比例金额的大小、业绩考核条件实现难易程度等，其实这些技术问题完全可以遵照《公司法》，以及《证券法》等证券监管相关法规执行。在改革完善相应制度时，应摈弃放权或授权思维，要将股权激励制度看作是适合全体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用于强化激励约束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普遍性制度工具。国资监管重点关注的应是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增强企业竞争力、增强国有资本控制力和影响力，并对此进行考核评价，以考核评价为依据进行相应奖励或责任追究。这样也有利于促使国有控股股东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使股权激励计划切实发挥出应有功效。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加快，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产已经占国有企业资产总量的多数，未来上市资产数量还会继续增加，抓好这个大多数，是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需要，也将使国企改革的成效事半功倍。当前，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的重要目标在于通过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来改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内部机制。从纳入双百行动方案的企业名单上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似乎不是重点，但确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主战场。加快实施股权激励将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别是能够让企业骨干人才在资本层面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共担企业经营风险，有利于企业形成更加良性的激励约束机制，也能够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法人治理质量进一步提升。因此，在当前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道路上，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重点方向之一，把改革进行到底，使股权激励这一资本市场的常规激励制度成为深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改革的重要利器。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快修订完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彻底扫除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双轨制”约束。

（编辑  三友）

日前，2019“全球重大挑战峰会”在伦敦举办，由中、英、美工程院各派3名代表参会。峰会主题正好是当前世界上最时髦的词语——“不可预测”，如何在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预测我们的明天？

世界发展规律可以预测吗 

世界的发展有规律吗？有规律。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工程院，作为该院院士，我参加了2019年举办的100周年庆祝大典。与会人士认为，从1800年至1900年，随着工业革命技术的现代化发展，人类寿命从25岁提高到45岁；然后又用了一百年，到2000年，人类寿命达到75岁；到2100年，人类寿命仍然是可以预测的。

从1800年开始，全世界使用的能源全部来自于煤炭，而今天煤炭的使用量只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8%。可以预测，到2060年，人类将要消耗的能源是现在的五倍，能源主要增长部分是可持续能源、清洁能源。未来我们将主要使用自然能源、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以及一部分核能。伴随着人类能源消耗量迅速增长，煤炭将从现在28%的占比降到最小比例，今后人类基本不会再用煤、石油作为能源原料。

图1  世界能源使用趋势

    从1800年到今天，共有7波技术浪潮带动了传统工业变革，第一波是出现机器，第二波是出现钢铁，第三波是出现电气，第四波是计算机，第五波是生态技术，第六波是可持续、绿色，第七波是刚刚开始的人工智能AI技术。现在我们正处于第7波技术革命中。

自1960年以来，世界各个国家的城镇化率都在不断上升，但人均产值的发展趋势与此不同。全世界90%的国家和地区、80%的人口人均产值不超过1.8万美元，中国人均产值现在超过了1万美元。当城镇化率达到66%的时候开始分裂，20%的国家变成“创造型”国家，人均产值可达6万～7万美元，但仅占人类总数的20%，其余80%人口的人均产值达到2万美元需要多长时间？留给一个国家的时间是15年。中国现在城镇化率是60%，如果从2025年开始转型，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6%的准备时间只有6年，而中国的转型期需要15年。不要以为我们这个世界不可预测，只要有大数据样本，世界的发展规律将呈现出来。

    全世界所有国家城镇化的年增长率，各个国家的人口进城多少、出去多少，是有规律的，并且相关曲线每年都会波动。1970年，全世界的城镇化率突然波动了一次，1981年、1990年、1992年、2000年，每间隔11年所有人拥入城市或者跑出城市一次，曲线摆动一次。下一次人口流动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是每隔11年人口流动一次，这个周期的原因是什么？经研究发现，这个周期和粮食有关系。每11年人类粮食产量将波动一次，城市化被粮食产量控制，而粮食产量被太阳黑子活动控制。在1970年、1981年、1990年、1991年、2000年发生太阳黑子活动，粮食产量随之波动，从而影响人口流动。俗话说“小灾进城，大灾逃出城”。我们可以预测，2023～2025年或将出现一个大波动。

城市与建筑未来超级技术预测，是国家科技预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56年第一次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以来，我国已持续开展了5次国家技术预测。1956以来每一次科技发展预测工作，对制定历次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国家五年科研立项，都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2002~2003年，我有幸跟随邹德慈院士开展了城市技术领域的技术调研，预测 2020年世界城市技术的重点在哪里？我们提出了2020年城市与建筑的5个优先主题，并通过确立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增列了第九领域（城镇化与城市发展领域）。我们认为，2020年的城市，不再像前苏联那样是一片居住区、一片工业区的划分，将成为交融复合，类似中国传统的小街小巷，相互交叉粘合。2020年将会是绿色城市、生态城市，会出现城市信息平台。现在来看，当时的预测是正确的。

2018年，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来到中国，了解到我在2003年做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时，组织全体学院教师主攻的四大方向是城市生态、绿色建筑、遗产保护、数字设计。他说道，“今天在哈佛大学研究这些方向也是最前卫的，没想到同济大学早在2002年已经开始进攻这四大方向。”在3年中，我们在国际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翻了3倍，再过3年又翻了三倍，现在在全世界排到第18位，这就是我们长期坚持技术预测的结果。因此，做好技术预测，理清未来发展方向，责任重大！

中国未来城市的六大趋势 

  在今天这样的世界格局下，试问，2035年中国城市的技术是什么？世界城市的技术由谁制定？主流地位的技术是什么？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生态文明将融入未来发展建设中，成为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基本理念，到2035年，绿色生态文明是未来发展的基本共识。

  第二，城镇化建设将从“量的增长”转变成“质的提高”，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三，未来经济发展将拉动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我的团队每周收集人工智能在全世界城市发展的应用数据，近期报告显示，对于基础层，美国人比我国做得更好，但是对于应用层，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发展。

  第四，人类在2060年将加速向大都市圈快速集聚。世界只有十大城市群，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第一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北京京津冀城市群；美国东海岸城市群、西海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区城市群；印度有两大群，一个在恒河流域，另一个在西部海岸；日本大阪-东京城市群；欧洲大伦敦和南欧“金香蕉”城市群。经济、文化、创新、财富会快速向这十大群集聚，不在群里的城市将出现衰落。中国有600多个城市，衰落的城市将有170多个，这些城市人口数量在不断下降。可以说，是否在城市群内，会影响世界城市未来50年的发展趋势。

  第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变革。在中国，过去老人没有财富。但是在欧洲，老人却是有财富的，而青年人必须从头开始拼搏。

第六，6G技术一定会在2035年对城市领域带来颠覆性的变革，“大智移云”技术、区块链技术，将对整个城市建设和城市运行管理模式发生重大影响。

新一代城市与建筑超级技术 

目前, 国家有关“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的前期研究工作正加快推进，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正开展第6次国家技术预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21-2035年)也在酝酿。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与建筑将会出现什么超级技术？我们认为主要有六个判断。

第一，国家被数字库覆盖，将诞生大规模、全覆盖的国域数据库。我在2012年研发的世博会整体控制系统中，覆盖了1000万人的数据量，可以即时看到所有数据。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目前的技术已实现把1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世界城市全部纳入统计，结果发现有937个城市。近来，我们缩小了世界城市的统计标准，将城市面积从50平方公里逐渐缩小到1平方公里，到2018年1月18日，已将世界上所有大于一平方公里的城市进行统计。2019年，数据统计发现，世界上又增长了42个比较精确的城市，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共计13852个城市。

图2 世界人口汇聚圈层图

如图2，这是第一张全世界所有城市的图片，每一个都可以点击进去，一层层点击进去，过去看到黑底黄图的一张照片，从卫星上拍地球的灯光，而我们显示的是数据，印度的两条城市带可以从图中非常清晰地看到，恒河流域城市带是印度人最多、最集聚的城市群，中国、日本、欧洲、美国的城市群都清晰可见。

  第二，2035年，城市发展理论规律、模型与方法将会大规模涌现。届时就像经济学，从凭感觉到突然之间变成显科学，每个人似乎都懂一点。2023年一定会出现大量的城市规律分析热议，用数据说话就像经济学一样普及，从古典经济学之前朦胧的愿望状态变成可以清楚地表述城市规划、建筑都按照城市规律完成。在实际规划中，我们已经开始运转。例如，在做北京副中心水岸边规划设计中，我和团队用一周时间收集分析了世界上所有大都会的河流岸线数据，包括商业办公、休闲、娱乐、生活、设施、价格、停留时间、集聚人数、租金等。分析发现，凹岸的价值是凸岸的三倍，外滩凸岸几乎没有人走过，但是在凹岸，人流多、商业发达。

  第三，城市精准诊断、更新和智慧运营管理。2016年，我们研发了北京副中心城市信息模拟平台，所有建筑构建、甚至每一根管道管线建筑内部都有清楚的数据，只要在平台上点击任一地块，可即时获取包括人口、15分钟距离内的教育和服务设施等信息。只有这样做，每一个建筑、每一个设施、每一块土地才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虚设。上海世博会同时可容纳103万人入园参观，每平方米聚集达9万人之多，却没有发生任何突发事情，如果没有精准诊断和智慧运营管理，就可能出现类似2014年上海外滩人员聚集拥挤踩踏事件。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对大规模数据的精准预测，这方面的探索成果还有青岛世园会的未来城市中枢，目前数据已经全部可以即时获取。

  第四，建筑设计进入精密部件修正修复阶段。比如，今后对破旧的建筑进行修建改造时，每一块都是3D打印的，像镶牙工程技术，建筑里每一个部件都可以抽出来、移植进去，可以实现精密移植、精密测算。

  第五，绿色建筑和健康社区。节能、无碳建筑大量出现，将会出现无碳社区，最重要的是将出现健康社区。在这样规划设计的社区生活，可以增加人们的寿命。

  第六，智能创作与人工智能的推演。未来15年我们会经历规划设计的重大变化。

一是设计对象变得智化和情感化。我们过去设计完成以后作品要交付给别人，就像自己的姑娘出嫁一样。今后完全不一样，建筑交付那一天就像是孩子刚刚诞生的那一天，可以感知人群、感知活动、感知人的情感，然后不断学习迭代，拥有学习能力，智慧迭代能力使得建筑从过去的句号变成生命的开始。这种建筑天天会从中学习，判断什么样的灯光舒服，我们设计的对象将变得智化和情感化。

  二是工作支撑的智化。人工智能技术参与设计，有大量的辅助工具在支撑我们做建筑设计，人工智能3.0提供自我创新创作的技术可能。如下十项时空智能推演技术是世界上全自主产品，可以实现人工智能推演。

1.人口推演。可以推演老、中、青、少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不同时间段在城市哪里出现。

2.城市用地推演。推演不同的用地有不同的人工智能，同样一块土地，不同人工智能的推演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为雄安新区做的推演，什么时候投什么，投在哪里，什么规模，什么时候建设，不再是过去一张蓝图。可按15分钟步行范围配置日常生活中的六大要素，职、住、学、商、医、休，使其符合不同类型居民的宜居要求。

   3.城市密度推演。低层、中层、高层，配置建筑高度和密度。

4.产业空间推演，包括空间布局、产城融合。

5.城市资源推演。不同的人工智能推演，比较哪一种模式更好，消耗能源资源最少，对地球环境更环保。

6.城市交通推演。老中青少在不同的时间点出行，最后按键归结到空间上，道路资源投入正好的时候是最好的。

  7.城市形象推演。不同风格的建筑如何相互融合，如何在不同的高度、不同的视野里进行人工智能。

  8.城镇群落推演。不同的城市、多个项目之间如何配合。

  9.建设时序推演。城市的建筑，不再是终极蓝图，而是过程。城市是天天生活的地方，每个阶段都是好的。

  10.方案比较推演。推演比较不同方案的效果，为方案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三是工作环境的智化。相信未来15年里，工作对象智化、工作主体智化、工作环境智化这三大智化是革命性的。谁在这三方面领先，谁就能在建筑、规划、园林、环境设计领域领衔世界最前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技术领域，美国信息技术变成AI技术，中国变成AI领域的领头羊。中国城镇化发展，中国城市实现智能化，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大量人类第一代人工智能组合的城市。2017年11月15日，科技部召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暨重大科技项目启动会，标志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重大科技项目进入全面启动实施阶段，会上宣布了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

目前我们正在全国各地做大量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研究，研究把人放在首位，人的需求是什么，人的渴望是什么，把城市生产、生活、生态共享，把城市规划、设计、建设过程进行不同的智化。我们正在做人类第一批人工智能小城，预计将在2020年初推出，架构了城市大脑系统、小脑系统、神经系统、自组织系统，这是这两年攻关的主要内容。人工智能广场，过去广场建成后，你知道这个广场但广场不可能知道你，现在通过智能化广场可以感知，老人来了有老人的音乐和老人的画面，孩子上来有孩子的音乐，谈恋爱有谈恋爱的音乐，广场在不断进行感知。

智能公园正在大规模向前推进，人工智能大师湾、人工智能创业街、人工智能孵化器增值服务、人工智能餐饮街，这些内容都可以集成放到网站上，目前中国工程院正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计全世界的智慧城市网站，这个网站由我们团队进行架构。这个网站包含世界上所有得奖的1500多个作品，课程全部可以共享，城市数据一部分可以共享，这个网站2020年将开放三千个城市数据，最优的状态是将13500个城市数据全部开放，包含每个城市的即时数据，如PM2.5、人流数据、财富数据等等。网站还包含3000多门课程，无论英文中文，可通过人工智能即时翻译。网站同时提供最佳推荐，只要输入海边最好的城市，可以全部推荐出来。网站全部利用人工智能排版，每周自动读取和分析10万篇文献，对世界上所有的重大城市活动进行人工智能排名，并包含城市的相关性分析，对设计师、规划师、教授之间的分析，每周都会更新内容。

我们的城市正在走向伟大时代，过去城市是建筑师、规划师的终端产品，以后城市是生命的开始，城市会变得越来越智慧、越来越聪明。

                                      （编辑  宋斌斌）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象征和标志。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除了高楼大厦、霓虹灯、车水马龙，还必须有文化内涵和底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打造人文城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建设人文城市必须治疗“城市病”

人文城市不是海市蜃楼，不能搭建在沙滩上，它首先是建立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因此要通过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来实现。首要任务就是必须治理“城市病”。

“城市病”有哪些呢？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物价过高等等都是典型“症状”。具体来讲，诸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地面沉降、噪音污染；基础设施薄弱、水资源短缺、能源紧张；交通拥堵、住宅紧张、土地紧张；入托难、上学难、就医难、就业难；以及色情、毒品、偷盗、抢窃等社会治安和犯罪问题等。这些都是使城市建设与发展处于失衡和无序状态的因素，阻碍了“城市，使生活更美好”所应有功能的正常发挥，给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和经济发展成本提高，阻碍了现代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人文城市，无法避开现代化治理。治疗阻碍人文城市建设的“城市病”，必须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治理的基础是什么？集中起来，可概括为八个字：改革、开放、创新、共享。

改革——推动人文城市建设发生“化学反应”

2019年11月26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第十一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轴”和“主线”。强调推动各项改革向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靠拢，让各项改革相得益彰、发生化学反应。抓住“守正”与“革新”两个“牛鼻子”，深入推动城市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实现规划、建设、运行、管理一体化的全流程治理。所谓“化学反应”就是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守正”即坚持与巩固，不动并加固四梁八柱、“承重墙”。“革新”即完善发展，不破坏、不影响主体结构的革旧鼎新。能破则破、能改则改、能“加建”则建。打造人文城市建设必须要注重效率、协调、集约。

人文城市必须是效率之城。效率城市就是充满创造力、竞争力、推动力的城市。集中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效率上，包括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科技发明和成果利用效率、资本利用效率、土地利用效率、交通通勤效率、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社区管理效率和历史文化品牌开发与保护效率等。效率城市才是有活力的、有利于人文城市建设的高质量发展的城市。

人文城市必须是协调之城。人文城市建设无疑要以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城市治理要理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发展，合理设置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使这几方面能够实现相互协调。让城市有规则、按规则运行，对违规行为依法处置。要厘清人文城市建设的规则、职责边界，力求实现管理方式科学，执法行为文明，服务意识浓厚等，使人文城市建设所涉及的各环节、各方面有条不紊运行。

人文城市必须是集约之城。城市治理十分棘手的难题，是解决城市扩张“摊大饼”、无序蔓延问题。必须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使城市成为“肌肉型”紧凑城市，而不是“虚胖型”粗放城市。

开放——增强人文城市建设“联动效应”

人文城市必须是开放的城市。开放，是对内对外的全面开放。要通过城市治理现代化，促进人文城市建设所必须的各项开放举措产生“联动效应”，即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通过“联动效应”使人文城市成为包容、国际、畅通的城市。

人文城市必须是包容之城。人文城市必然是包容的城市。城市的外来人口不仅可获得经济物质条件的满足感，还能迅速融入当地文化，融入当地生活圈子，安居立业，获得深层次的满足感。城市的包容性，既反映了城市对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的人群的接纳程度，也反映了城市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生存和发展的要求，更反映了不同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能够分享城市发展成果的程度。

人文城市必须是国际之城。国际化是人文城市建设的必然要求。城市的历史文化要面向国际社会开放，互相交流，互学互鉴。国际化不仅是指那些有国际化因素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或特大城市，而且还包括建设有国际视野，与国际接轨，面向国际开放的中小城市。要强化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运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金、信息、技术、人才、数据、物流等要素资源，以积极参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加快提高国际化程度。

人文城市必须是畅通之城。人文城市必然是“畅通”的城市。所谓“畅通”不仅是指交通畅通，更是指体制机制运行的畅通，文化艺术交流及人员交往的畅通，信息、物流传输的畅通等等。要大刀阔斧破除影响畅通的体制机制障碍，消除阻碍各类生产要素畅通流动的行政壁垒。

创新——激发人文城市建设“传导呼应”

“创新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大命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1月22日在北京会见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外方代表时指出的。他还强调，创新成果应惠及全球，而不应成为埋在山洞里的宝藏。

党的十九大之后，我们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中首要的就是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对人文城市建设也是如此。所谓“传导呼应”，就是城市治理的各项要素通过创新相互呼应、传导互动，从而实现创新驱动。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城市发展和人文城市建设的科技含量，推动城市发展为数字、智慧、低碳城市。

人文城市应该是数字之城。建设数字城市，不仅会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发展水平，也会大大增强人文城市建设的质量。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文城市建设离不开信息技术、不能没有数字技术。因此，人文城市必然也是数字城市。

数字城市的基础是信息化建设，包括大力发展信息基础设施，提高全民的信息化水平，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力度，推进企业信息化及电子商务，发展信息产业等。通过信息化，提高“数字覆盖率”、“数字分辨率”、“数字传输速率”，降低“数字鸿沟差异率”。数字城市需要加强基础数据库建设，充分采集城市发展包括历史文化艺术、自然山川地貌等各类信息。发挥电子政府、数字政府的主导作用。建设全方位、多等级和虚拟化的电子人文系统。数字城市会使人文城市建设的各类资源得到更加优化配置。

人文城市应该是智慧之城。智慧城市包括通过物联网基础设施、云计算基础设施、地理空间基础设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社交网络、综合集成法、网动全媒体融合通信终端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在人文城市建设方面，实现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可持续创新。通过价值创造，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实现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

人文城市应该是低碳之城。建设低碳城市已成为当代城市发展和治理现代化的先进理念之一，也成为体现城市品质的文化内涵，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追求目标，很多国际大都市都以建设发展低碳城市为荣。低碳城市已开始成为人文城市建设的新高标，包括开发低碳新能源，清洁生产，绿色规划，绿色建筑，循环利用等等，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共享——形成人文城市建设成效“连锁感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所谓“连锁感应”就是综合的、整体的、相互之间有感应的治理成果的有机共享。通过“连锁感应”形成城市治理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成果共享的平安、绿色、和谐城市。

人文城市应该是平安城市。人文城市建设必须解决好城市社会治安和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城市治理形成一个特大型、综合性非常强的管理系统，涉及治安管理、城市管理、交通管理、应急指挥等需求，而且还应涉及灾难事故预警处置、安全生产监控处置等诸多方面。概括来讲，就是通过“三防系统”（技防系统、物防系统、人防系统）建设，保障城市居民的安全。

人文城市应该是绿色城市。绿色发展是一种城市文化，更是城市文明程度的具体体现。绿色城市主要包括生态城市和健康城市两方面内容。

从生态城市角度看，城市应该是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系协调的生态系统。这里的“结构合理”是指适度的人口密度，合理的土地利用，良好的人文环境，充足的绿地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有效的自然保护；“功能高效”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物力的经济投入、人力的充分发挥、物流的畅通有序、信息流的快速便捷；“关系协调”是指人与自然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物质丰富与文化建设协调、资源利用和资源更新协调、环境胁迫和环境承载力协调。

从健康城市角度看，充分满足居民对健康的基本需求，保障广大居民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都能够健康地生活和工作，包括饮水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垃圾分类处理、空气质量、疾病预防诊疗等。建设健康城市的主要任务有：创建有利于健康的支持性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满足居民基本的卫生需求，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等。

人文城市应该是和谐城市。人文城市必定是和谐的城市。构建和谐城市，就是解决城市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问题：一是推动空间或区域和谐，在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建设、社区治理和服务等方面体现和谐。二是推动社会经济和谐，要解决城市内部不平等的问题，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就业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医疗不平等以及其他本应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衡；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公开透明，依法办事，廉洁奉公。三是推动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解决居民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与自然环境不协调等问题。让城市居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总之，人文城市建设事关城市治理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局。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文化旅游、卫生体育、生活环境、社会秩序等诸多方面，无不体现着人文城市建设的水平和城市治理的质量。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治理机制现代化、治理手段智慧化、治理方式法治化，实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营造有利于人文城市建设的营商环境、法治环境、政务环境、文化环境。不但要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形成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品牌，更好地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编辑  杨利红）

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有一座山叫崂山。它之所以闻名，大半缘于“崂山道士”的传说。崂山诚然是道教圣地，但崂山的身份不止于此。崂山是中国漫长的海岸线的最高峰。站在峰顶，人们可以远眺大海，也可以俯瞰整个青岛城。

在崂山身侧的这座城市当中，一家不那么星光熠熠的公司——海信，十数年来，竟然始终身居产业巅峰。它所俯瞰之处不止电视机产业，在画质芯片、医疗显示、智慧交通、光通信……在很多人们所不熟知的领域，它几乎都是低调的“霸主”。

历史最终选择了海信

人们熟知海信是从电视机开始的。1989年，四川长虹发动了第一次价格战，开启了中国家电业价格战的先河。价格战让长虹尝到了甜头，坐上了电视机企业的“头把交椅”。1996年，长虹重施故伎，再次发动价格战。这是最惨烈的一次价格战，战事结束后，长江以北的老牌子除了海信几乎都没有了，长江以南的康佳、TCL等基本上都是20世纪90年代新崛起的企业。这场价格战改变了中国的电视机版图，无数曾经的知名品牌因被迫跟随长虹降价而从市场中消失。

1996年7月12日，周厚健在人民大会堂高声宣布：海信不参与价格竞争，要以“高科技、高质量、高水平服务，创国际名牌”的竞争策略应对长虹的降价。某种程度上，那场价格战是海信的“成人礼”。从那连番的鏖战中幸存下来后，海信开始大踏步前行。 

目前，海信已拥有海信电器和海信家电两家上市公司，拥有海信、科龙、容声、Gorenje、东芝电视等多个品牌，已形成了以数字多媒体技术、智能信息系统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绿色节能制冷技术、城市智能交通技术、光通讯技术、医疗电子技术、激光显示技术为支撑，涵盖多媒体、家电、IT智能信息系统和现代地产的产业格局。

    海信的成人礼

    海信诞生于1969年9月。一个动荡的时代。

那个秋天，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将青岛市“革命职工总司令部”所属的“国营青岛五七工厂”[1] 更名为“国营青岛无线电二厂”，作为收音机专业厂。1970年2月24日，更名的正式文件下发，“国营青岛无线电二厂”就这样诞生了。

1979年，国营青岛无线电二厂更名为青岛电视机总厂。在此之前，“青岛无线电二厂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电视机的年产量才达到2500台”。

在这一年，中国正在进入重大的历史变革中。上一年冬天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刚迈出第一步，国家的经济腾飞蓄势待发。

1982年夏天，一位叫周厚健的大学生来到了青岛电视机总厂。他是1978届大学生，毕业于山东大学电子系。当时厂里像他这样的大学毕业生有十来个。“他对前途并未有太多的奢望，只是想回到青岛陪伴父亲。多年后，当命运把他推上了中国家电业的风口浪尖，他也不能不感慨造化的弄人。”

1984年，海信引进了日本的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当时的彩电引进领导小组中，组长是副厂长李德珍。彩电生产线的引进，使海信第一次有机会站进现代家电企业的序列之中。在引进当年，工厂就生产了10万台电视机（其中9.3万台是黑白电视机），完成了3748万元的销售收入，实现了700.15万元的利税，主要经济指标跃居山东电子行业和全国电视行业的第一位。“青岛”牌彩电一举成为全国的知名品牌。

1985年2月12日，青岛市经济委员会下文，将“青岛电视机总厂”改名为“青岛电视机厂”。其后不久，李德珍担任了厂长。李德珍带领青岛电视机厂创造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年代的奇迹，她也拔擢了对技术痴迷的周厚健。1989年，周厚健进入了青岛电视机厂权力的中枢，成为副厂长、党委委员。

1990年10月，李德珍被任命为青岛市电子仪表工业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兼青岛电视机厂厂长、党委书记，到电子仪表工业总公司办公。周厚健开始代理她在电视机厂的职权。

周厚健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新手，同严厉专断、雷厉风行并擅长演讲的李德珍毫不相同。一如他的名字，周厚健厚道、稳健，不会口若悬河，除了年轻、喜欢冲刺的感觉外，并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

1991年底，李德珍离开了青岛电视机厂。1992年1月，市经委正式任命周厚健为青岛电视机厂厂长，那年他35岁。命运给予他创造奇迹的机遇，而他也毫不犹豫地接受，开始领导这家日后会掀动风云的企业。

上任前的1991年12月17日，时任青岛市长俞正声和周厚健谈话：“在新厂长任命文件下来前，厂里工作暂由你主持。”一周后，周厚健和老厂长李德珍握手，说了一些送别的话。多年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她那天的最后一句话——

“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这个愿望我没有实现，愿你们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做出努力，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这送别的一句话，看似不经心，却决定了海信日后的跨国路线。也正是从此刻开始，这家偏居山东半岛一隅的电视机厂，开始了自己在中国地图、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的长征。

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

海信从1994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并购。1994年，海信以投资控股51%的方式并购了淄博电视机厂，净增了25万台的产量规模，而投资只花了常规投资的10%-20%。1994年，淄博海信在一年便扭亏为盈，获利238万元，第二年利润便增至800万元。

至1999年，周厚健和他的海信用不超过3亿元的投资，盘活了30亿国有存量资产。

1993年到1996年，海信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低成本的快速扩张，其净资产从不足1亿增加至14亿，拥有7个全资子公司、8个控股公司和若干参股公司，成长为跨地区、跨行业的集团公司。毋庸置疑，火箭式的蹿升，必然与资本运营的后果不可分割。多年后，不少媒体和学术界对海信资本运营的模式颇感兴趣，便有了海信资本运营“八大模式”。1999年，海信30周年的内部刊物《聚焦海信》，解释了“一个新国企的成长奥秘”。它说到了这“八种模式”：

    1.投资控股。海信以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与合作方存量资产重新组合，累计投入资本6500万元，其中现金、设备等有形资产4800万元，技术等无形资产1700万元，先后于1994年、1997年成立了淄博海信、贵阳海信、辽宁海信3个青岛以外的彩电基地，净增单班90万台彩电生产能力，并形成华北、东北、西南“三足鼎立”的市场战略体系。

    2.债权转股权。将确已无法追回的债权与对方存量资产合作，将债权转为股权，输出技术、管理、品牌，将死债变成“下蛋的母鸡”。1993年和1995年，先后建成临沂海信和肥城海信两个出口机生产基地，净增30万台的出口机生产能力。

    3.国有资产异地划拨。依靠政府间的协调，异地划拨国有资产，1994年成立青州海信，形成地区间国有资产的优势互补。

    4.集团内企业相互持股。集团内部企业相互持股，优势和资源互补，使资金与技术、行业经验、市场等各自的优势资本融合，由此孵化出新的增长点。

5.内部资产重整。将系统内部零散的无规模竞争力的三产存量资产集中整合，统一管理，统一品牌，使存量资产由量变到质变，形成海信有规模化竞争能力的第三产业。

6.非主业优良资产出售变现。将与主业不相关的优良资产出售变现，实现资本形态的转变和流动，向主业聚焦。

7．海外融资和股份制改造。利用国际资本市场，拓展海外融资渠道，实行中外合资，大规模进军新产业。

8.充分利用股份制改造，支柱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开放资本市场，为海信高科技产业发展募集资金。

依靠这“八种模式”，海信不断地在中国地图上点下一个又一个点。而这一个又一个点的背后，是海信对未来的布局。

1994年，周厚健就开始谋划进入空调产业。1996年，海信率先引进日本的变频空调技术，在1997年就推出了中国的第一台变频空调，从此海信开始进入白色家电产业。2002年，海信并购了北京的雪花冰箱，将业务拓展到冰箱领域。

周厚健的“白电冒险”，在2006年为举国瞩目。那一年，海信成功地并购了中国白色家电巨头科龙。雪花与科龙为国产品牌企业，在空调与冰箱市场上都曾经是“巨人”一般的存在，然而顾雏军将科龙导入歧途，不得已选择出售。

海信并购科龙曾经被描述为“蛇吞象”的故事，而这一并购案被很多海信人描述为“血泪故事”。在并购完成后的前几年，科龙几乎是海信干部的“绞肉机”，很多前程光明的干部被派往科龙，最终却带着失意与落寞回到青岛。

在中国家电业波澜壮阔的戏剧里，海信并购与整合科龙成为一桩经典的并购案例。那场并购使海信在黑色家电与白色家电两个领域，同时赢得了全国性的影响力。

从2004年开始，海信电视已经连续15年排名全国第一，其“霸主”地位已不可撼动。然而人们对于海信电视却丝毫没有“霸主”的印象，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低调的海信好像没有那么霸气。

2015年，海信成功跻身世界彩电三强，成为与三星、LG近身肉搏的中国彩电企业。

与此同时，海信在全球的并购也在展开。夏普墨西哥工厂、东芝电视机业务、斯洛文尼亚白色家电制造商Gorenje……一个个曾经无限耀眼的名字被海信收入囊中。

    2018年，海信集团实现销售收入1263.42亿元，同比增长13.76%，海外收入378.29亿元，同比增长29.9%。这意味着，在全球家电市场中，海信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海信集团“大头在海外”的国际化战略，不断加速。

在美洲、欧洲和南非等重点海外市场，海信2018年自主品牌销量均出现较大幅度增长。按照海信国际营销口径，2018年，海信在美国的自主品牌销售量同比增长57.5%，在加拿大市场同比增长106.1%，在欧洲市场同比增长14.1%，在海信最先开拓的南非市场，海信自主品牌销量同比增长41.7%。

1991年冬天，李德珍女士希望周厚健能够带领海信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二十多年过后，周厚健将密布“海信”的世界地图描成了画图。

在挫折与失败中砥砺前行

海信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的故事，它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被各种困难、挫折与失败鞭策、推动着，“砥砺前行”。

2002年8月，海信以一场隆重的庆典，宣告海信的“三园一厦”落成，正在按照“3C”的步伐前进。所谓3C，就是计算机（Computer）、通信（Communication）、消费电子（Consumer Electronics）。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与美好预期的布局，它代表了海信对未来的期许。

最早从3C布局中出局的是计算机。曾经异军突起的海信计算机最终变成了一个“鸡肋”，周厚健最终不得不放弃。在那个年代，大部分做电视机的厂商都选择做电脑，但没有一家获得成功，海信、TCL、长虹、海尔……失败者的名单足以覆盖一整页纸。

十几年来，手机业务一直被海信和周厚健寄予厚望。

2001年11月21日，海信第一部C2101手机下线的时候，周厚健和他的工人看到了新生的希望。那一刻，他们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因为联通的网络问题，以及手机市场格局的变幻，他们要面对怎样的苦涩。

那一年11月21日，周厚健在黄岛斥资4亿元的CDMA厂房前剪彩。此时，来自上海蜂星、清华科睿、北京普天太力和长远联合4家经销商的意向销售量达到了120万部，超过了海信通信公司第一年100万部的计划产量。

更令周厚健开心的是，“联通老总用的CDMA手机都是海信的，中国国产销售的第一台CDMA手机，也是海信的”。

在2001年12月，联通的老总到青岛，他们一路上不停地用海信生产的CDMA手机打电话——其目的是测试网络信号。

周厚健的判断没错，移动通信会成为时代潮流。海信与日立技术合作的海信通信公司，几乎复制了1984年引进松下彩电生产线“当年谈判、当年投产、当年盈利”的奇迹，一切都看起来很美。

海信手机也的确在市场上异军突起了，高光时刻，它曾经排名全国第五，喧嚣一时的“中华酷联”，后来有了新的称呼，“中华酷联海”。然后，当移动互联到来之后，华为的手机业务崛起为全球第二；中兴虽然受到重创，依旧维持生机；酷派卖身给了乐视，郭德英退场后没多久，乐视与酷派同时陷入死局，联想的移动业务，在经过买来、卖掉、买来、卖去之后，如今只剩下了联想……

对于海信集团、对于周厚健，对于所有的海信通信公司管理者和员工来说，只要不离开牌桌，就有机会。

在追寻光通信中踏进无人区

海信一直在寻求一个新的契机，他们把这个契机叫作5G。他们相信，5G不单纯是一种更好的通信技术，而是一个系统，一个平台。

以此判断，在真正的通信领域，海信似乎并没有落伍，反而因为光通信的崛起而颇为惊艳。

早在2003年，海信就成立了光通信公司，那时候宽带刚刚开始普及。十几年过去了，中国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4G似乎将要离场，5G技术即将商用，海信的光通信业务面对的是饥渴的需求。

作为国内少数能够生产高端光通信芯片的厂商，海信的光模块产品在全球位居前列，国内位居第一，其中接入网光模块产品已经连续8年位居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海信率先推出的5G无线光模块产品集成100G业务传输，可以使手机用户达到每秒1G乃至几个G的下载速度。目前，海信的5G无线光模块产品已经开始应用于5G信号基站的建设。

当年海信要做光通信，周厚健与任正非交流。任正非说，千万别碰光，碰光必死。海信碰了光，活成了全球领先，而任正非率领的华为，在手机、通信设备与5G技术方面，都建立了全球影响力。这是他们各自的选择，他们各辟蹊径，终于殊途同归，走进了“无人区”。

    2016年5月30日，任正非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做了汇报发言。他说：“从科技的角度来看，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将演变成一个智能社会，其深度和广度我们还想象不到。越是前途不确定，越需要创造，这也给千百万家企业公司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公司如何去努力前进，面对困难重重，机会危险也重重、不进则退。如果不能扛起重大的社会责任，坚持创新，迟早会被颠覆。”

任正非坚信，在大机会时代，一定要有战略耐性——华为在它自己的领域走进了无人区。而海信在激光电视、智能交通、智能医疗、画质芯片领域，同样也走进了无人区。十几年来，它默默地在这些领域投入、耕耘，收获，在喧嚣中寂寞，在寂寞中成长，在成长中壮大，成为巨人。

很多人无法理解，青岛市江西路11号的一个小电视机厂，在这50年里是如何成为显示领域的最知名的国际品牌之一？海信的基因是什么？是什么推动了海信不断出海？海信的未来在哪儿？

周厚健说，是一代代海信人对技术的执念，对未来的信念。他相信，某种程度上，海信就是中国。

芯片商用：追逐的长梦

2016年7月，欧洲杯决赛即将到来的时刻，赛场上是铺天盖地的海信绿和洗脑般的大标语“海信电视，中国第一”。欧洲杯即将落幕，按照计划，周厚健作为海信集团董事长的故事也应该在一年后的2017年8月落幕。这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时刻，退休意味着他可以告别高强度的工作，专心致志地与病痛斗争，享受高质量的生活。然而，他的计划突然被叫停了。青岛市吹了“加时赛”的哨子，他 “被延期”退休。欧洲杯决赛前的海信集团高管内部会上，传达了上级的这一决定：“周董不能60岁退休，延长其退休年龄，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和财富的延续，也有利于海信的持续发展”。在青岛市看来，创始人企业家是社会的宝贵财富。这是青岛的开明之处，对周厚健却是一场身心的考验。他还将继续高强度工作，同时继续忍受顽疾的折磨。

 周厚健在会上表示：几十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令其身体疲惫，早生退意。但他服从市里的决定。这一决定也是对海信经营团队的充分肯定。“延长退休，我会利用这些时间坚定地把激光电视做起来，首先，使其成为海信传统旗舰产业的新生力量，这是海信难得的领先世界的机会。其次，把智慧城市产业的梦画圆。海信的智能交通产业已经全国第一，且达到了30亿元的规模，我相信海信智慧城市未来的产业规模会在200亿元左右。其三，把医疗电子产业做出态势。海信医疗利用精准医疗和显示技术的叠加优势，在计算机辅助手术方向上已经取得了国际领先的产品机会。而加快技术投入，做大产业规模是完全有条件的。其四是金融服务产业化。我将和大家一起全力以赴把这几部分业务真正做出态势来！”

 周厚健是技术员出身，多年来，他一直渴望并努力在技术上实现突破，以成为行业的领导者。十多年前，周厚健多次参加海外的电子产品展览会，他发现在平板产品的外观设计上，与日本、韩国企业之间的差距正在缩短，“也为国人挣回了点面子”，但是内在技术上的距离却依旧没有改变。他感慨：“我曾经讲过，我们最大的危机在技术上。我们与国外同行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大，大到已不是时间上的概念，而是‘空间’上的，这是中国消费电子产业这个行业的集体‘软肋’”。

 本世纪初，海信集团选择数字视频处理芯片作为开发方向。那是所有电视机芯片中开发难度最大的一款，“信芯”项目便诞生了。2005年，当装有“信芯”的海信电视下线后，中国自主芯片设计从此成为国际舞台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信芯”的不断升级，使海信赢得了尊重。但2015年11月，周厚健在内部邮件中再提芯片：如果没有自己的芯片，我们永远是二流厂家，所以一定要站在海信生死存亡的角度来看待和行动。周厚健的道理很简单：没有自己的芯片，就没有自己定义产品、实现差异的主动权。而“差异化”是摆脱“跟随”国外技术的唯一出路。

“芯片帝国”，成为了周厚健追逐的长梦。他想退休前看到结局。

 海信集团从2014年8月份开始业绩出现下滑，到2015年7月，利润下滑的幅度超过了18%。“18%意味着什么？”周厚健说：“崩溃。”海信集团没有崩溃。

 “到了2015年9月份就开始增长了。我记忆当月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几，11月份利润增长了四倍多，增长的幅度很大。到年末实现全年增长，利润、收入、出口、纳税都是增长的。”周厚健说。

 海信集团成功地度过了危机。

 在青岛市委决定要周厚健打一场“加时赛”后，周厚健心想，他正好可以培育那些“我应该做好却没做好”的产业，给海信奠定一个更好“态势”。这个更好“态势”，就是他在高管会上所说的“四个梦”。这“四个梦”也是周厚健的野心。他一直希望海信变成通用电气（GE）那样的公司。今天的海信拥有海信电器（600060）和海信家电（000921）两家在沪、深、港三地的上市公司，同时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持有海信（Hisense）、科龙（Kelon）和容声（Ronshen）三个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集团。

 2015年，海信集团实现销售收入990亿元，在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名列第五。按照很多企业的“做法”，海信原本2年前就可以销售收入过“千亿”。但周厚健一直压着“不让”。他需要的不是数字，而是海信的未来。

 尽管如此，周厚健还是想让海信“快”起来。几十年来，他一直倡导“稳健”的风格。但变化却在加剧。他希望海信除了拥有突破性技术，还能尽快适应移动互联网场景，在动态竞争中建立自己的地位。对于“加时赛”，组织上没有给出期限，这得看他的身体。“从健康情况看，周董早就想退休。”医生说，常年的投入和压力，病痛的折磨，若非周厚健的毅力太强，则很难坚持下去。

 既然已经接受了“加时赛”的裁决，周厚健就希望梦想成真。

欧洲杯赛场上“海信电视，中国第一”的醒目汉字，也是海信人给自己信心和产业定位。周厚健说：我一点不夸张的讲，没有海信的话，中国的彩电制造业“就剩机壳了”。 将海信定义为中国“彩电之王”，已不会再有争议。他的同事说，周厚健就是中国彩电业的“堂吉诃德”——一个理想主义者，带领海信在原本没有任何技术优势的产业里孤独战斗。

 转折点是从芯片开始的，“信芯”使海信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显示芯片。

 接下来的战争演变到了模组。周厚健说，模组就是电视的屏，这个屏由玻璃（面板）、驱动和背光灯综合而成。以前模组都是面板企业来做，它们因为相互竞争激烈，就拼命把模组功能完善成一个整体，将信号处理、图像处理功能都捆绑进去，留给彩电制造商的机会只剩下了机壳。

 有一次周厚健参加一个电子展，跟一位面板企业负责人谈，说：“你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干什么呢？”对方说：“周董，机壳也大有可为啊。”周厚健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下令海信必须做模组。做模组就需要面板，周厚健就跟所有面板供应商谈：“我要做模组，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供面板？”“全世界所有的企业都不供，斩钉截铁的不供，他不供面板我怎么做模组？如果我们做模组的话，不就把他们向整机延伸阻断了吗？”

周厚健天生犟脾气，他坚定地要做模组。在寻找面板配套商上，经过一次次碰壁后，也终于获得了突破。台湾奇美电子同意了，日本日立公司也同意了……周厚健跑去找信息产业部领导，前后汇报了五次。“做模组是唯一可以阻断国外来侵蚀我们电视制造业的办法”。海信做成了模组之后，信产部召集7家企业来谈共同做模组的事。“最后在部里推动下，全国都开始做模组。现在国内大量使用的模组是由整机企业来做。整个彩电的创新就在面板之外了，主动权又回来了。”周厚健说。“如果没有这个阻断，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我们的ULED。ULED就是用每小块面积的图像来调制其对应的背光亮度。制造业是要伴随研发的，加工业不需要搞研发。如果任‘他人’延伸到电视全部，而不做上述‘阻断’，何谈中国电视制造业？”

 周厚健是个技术狂。海信集团一直崇尚技术，这与周厚健密切相关。一家技术驱动的公司，如果最高领导者没有技术背景，就很难在技术创新方面出现重大突破。

 作为企业家，周厚健也正在进行他的决赛。这是一场鏖战。残酷的是，他提前知道了这是他个人的“加时赛”。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未来的竞技，也是一位企业家与时间的赛跑。

中国海信成为主角

2016年7月10日，葡萄牙1：0战胜了东道主法国队，夺得了欧洲杯冠军。除了葡萄牙人之外，最大的赢家非海信莫属，它创造了体育营销的奇迹。

两年之后的夏天，俄罗斯世界杯，海信又成了大赢家。

海信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一篇文章中说：海信是“欧洲杯56年历史上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全球顶级赞助商，2017年4月，海信又成为2018年FIFA世界杯官方赞助商，是世界杯设立近百年以来首个中国消费电子品牌赞助商”。“相关数据显示，仅仅在2016年欧洲杯期间，海信的全球知名度就提升了6个百分点，二季度欧洲市场销量提高了65%，而且，体育营销带来的品牌溢价和长远影响依然在持续。

2017年，海信在欧洲、南非、澳洲、北美、日本等主要市场均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即便在以挑剔著称被视作最难进入的日本家电市场上，海信也已经成为日本本土品牌之外市场份额最大的品牌，2017年销量同比增长79.3%。进入2018年，海信品牌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继续稳步增长，不断刷新外界对‘中国制造’的认知。”

德国《经理人》杂志甚至称：“本届欧洲杯最大的赢家是海信。

    俄罗斯世界杯说来就来了。2018年夏天，杨祥玺在《历史转折中的世界杯》一文中写道：   

    2015年，日本企业夏普由于在欧洲市场节节败退，退出了欧洲杯顶级赞助商的家电品类，有丰富的体育赛事赞助经验的海信，被欧足联看中并主动邀约。

    与此同时，在夏普退出欧洲杯赞助商的同一年，海信还收购了夏普美洲业务。

    2017年4月，海信成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官方赞助商，取代的正是全球市场竞争对手“索尼”的位置。

    7个月之后，海信宣布以129亿日元的价格收购东芝电视（最终交割价格为59.85亿日元，约人民币3.55亿元），后者曾是两届界杯的官方赞助商。

    这不由让人想到，1997年三星顶替摩托罗拉成为奥运会赞助商，7年之后的2004年，三星即进入全球最有价值品牌榜排名前20位，成为全球顶尖消费电子品牌。

    海信在欧洲杯上接棒夏普，在世界杯上取代索尼，与当年三星顶替并超过摩托罗拉一样，接棒背后隐含着世界显示行业霸主地位的更替。

    从技术进步尤其是显示技术更迭的历史维度而言，海信成为俄罗斯世界杯官方赞助商，并受国际足联委托专项开发赛事直播显示产品和技术，其实也意味着，全球显示技术进步的“主阵地”，已经从日韩转移到了中国。

近些年来，世界杯历史上的两次转播权，都推动了电视技术的发展。2002年韩日世界杯引入超高速摄像，让球迷体验到精细瞬间的震撼。2014年巴西世界杯首次引入了4K转播，索尼一时风头无两。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尝试以UHD超高清和HDR高动态技术信号进行赛事转播。这一次，中国海信，成了主角。

很快，海信完成了国际足联委托的世界杯定制产品的开发，自动体育模式、球星识别和图搜交互技术等AI黑科技，直接改变了今年世界观众观看世界杯的方式。

海信何以成为海信？

海信，1994年确立的名字代表了他们的理想与寄托，代表了海洋的壮阔与诚信、信任、信心以及信仰。他们试图为这个世界制造能够与其相匹配的产品，使之变得更加美好。他们也试图寄予这个时代足够的尊重——“言之所以为信者，信也。言而无信，何以为言？”

海是海信的胸怀，信是海信的基石。

在海信，干部业务上出现过失，被定义为能力问题；但诚信上出现过失，则被定义为最基本的原则问题，是不可原谅、不可宽恕的问题。

周厚健始终相信，诚信是海信的基石。

他曾经说过：管理是一个“附着物”，它附着在文化上，文化才是根基，也就是我们常讲的风气。无法想象没落的文化上能附着健康、有效的管理。因此只要文化不健康，再好的管理规定是无法落地的。

海信之所以成为海信，首先是因为信。

                        （编辑 季节）

南庄村，位于福山区门楼镇，紧邻门楼水库，共有村民270户、753人，村“两委”成员4人，党员28人，全村共有耕地400亩，其中村集体耕地100亩。2016年，南庄村党支部领办福山区魅力南庄合作社，不仅种上了樱桃、苹果、桑葚等经济作物，还打造集山上观光休闲和山下民宿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2018年实现集体收入200余万元，社员分红120万元，每户年均增收4500元。原本落后的小山村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近年来，南庄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载体，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政治引领作用，凝聚人心、整合资源，带领党群干群合力发展，谱写了齐心协力、富民强村的创业篇章。

党群同心打赢“翻身仗”

南庄村是由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的行政村，过去村党组织长期软弱涣散，内斗不断，根本没有心思搞发展，就连村党支部办公用房都是租借的村民瓦房。

2009年是南庄村蜕变的起点。当时，“在外能人”彭利民准备回村竞选村党支部书记的消息“轰动”全村。大家十分疑惑，纷纷询问，“听说你在外面发展不错，为什么还要回来趟这潭浑水呢？”彭利民当时并未回答。当选后，他用了3天时间挨家挨户拜访了全部党员，听取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初步了解了村里的大体情况。第4天晚上，他召开了第一次党员大会。他用铿锵的语调对大家说：“大家斗了这么多年，教训是什么？就是越斗越穷！再不团结起来搞发展，还会继续受穷，将来我们就是南庄村的罪人！我回来的目的，就是和大家一起拔掉穷根、共同致富，让老百姓都以身为南庄村民为荣。”

正是这番话，令南庄村党员群众陷入了反思。

“当时彭书记的话戳到了心坎上，村里斗来斗去乱成一团，每个人都要负责的。”10年后的今天，老党员张树本对当年那次会议记忆犹新，那次会议让大家认清了现实、坚定了信念，要稳定，要团结，要齐心协力抓发展，彻底改变南庄村的落后面貌。”

有了发展共识，但从哪里突破呢？面对村内无启动资金、无集体资产、无优势资源的“三无”现状，村党支部经过反复论证，确定了盘活土地资源、集约发展的思路，村党支部发出“动员令”，号召向荒山要土地。

没有钱，党支部成员自掏腰包！没有人，党员带头领着干！在村党支部的示范带动下，村民们纷纷义务出工，加入到垦荒拓田的队伍中来。挖掘机等重型设备无法作业的险陡区域，村民们就用铁锹一铲一铲地挖，在党员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仅用半年时间，就开辟荒地60亩，外运渣土20余万方，栽种大樱桃2000多棵，把荒山荒地变成了致富宝地。

为扩大生产规模，村党支部决定对村内散葬坟实行统一集中管理，由村“两委”成员带头，党员包干，分片联系群众上门做思想工作，仅用2个多月时间便将全村362口散葬坟全部迁至村西公墓，又腾出集体土地80亩。就是利用这140亩地，南庄村于2010年正式启动了“魅力南庄”项目，成功迈出了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步。项目启动后，南庄村又陆续流转了近300亩土地，2016年，村党支部领办成立了“魅力南庄”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规范之前的合作经营模式，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村庄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党员干部要领着群众干、干给群众看。我们也没有致富法宝，有的就是一帮干事的党员、一帮信任我们的群众。”彭利民这样总结南庄村10年发展历程的宝贵经验。

目前，南庄村“魅力南庄”合作社入社率达100%，村集体占股78%，累计投入1000余万元，种植樱桃、苹果、桑葚等各类经济作物1万多棵。

转型升级拓宽“致富路”

南庄村的突破发展，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但以种植业为主导产业的经营模式也使合作社遇到了瓶颈。

“虽然大樱桃是高附加值经济作物，但依然属于初级农产品，如果不主动与深加工、服务业等二三产业对接，就只能通过简单贩卖盈利，受市场波动影响大，议价能力低，盈收渠道窄。”一位农业种植专家来村指导大樱桃种植时说道。

南庄村何尝不想延长产业链条、做大发展蛋糕？但如何与二产、三产对接，南庄村党支部还没有思路。从那时起，村党支部开始慢慢酝酿产业转型升级，找准时机推动农业走“三产融合”的发展道路。

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兴起，萦绕在南庄村心头的发展难题逐渐被破解。南庄村地理位置优越，紧邻门楼水库，也是城区通往千年古刹国露寺和革命圣地狮子山的主干路，交通便利。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村合作社开辟了大樱桃采摘园，搞起了周末短途“微旅游”，承办了2016年烟台大樱桃节，进一步提高了南庄村游览景观的知名度。

尽管大樱桃采摘让合作社尝到了“体验经济•休闲农业”的甜头，但由于采摘周期只有1个多月，它对合作社整体收益的提升还没有实现质的飞跃。为实现集体经济长远发展，村党支部把村庄的发展重心转移到生态观光旅游上，决定将“魅力南庄”项目拓宽升级，打造田园综合体。

但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部分党员和村民的反对。

“搞田园综合体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额资金的持续投入。大家觉得，虽然村里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了钱，但要搞田园综合体，就得把多年的积蓄全部投进去，甚至还要面临举债发展的风险。”彭利民说，但我们支部成员坚信，这条发展道路是正确的！不管多大压力，我们都要迎难而上！

通过多次召开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反复讨论，终于研究出一套大家认可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抱粗腿、靠大树”，积极向上级争取、向社会融资，撬动发展杠杆。

2017年，南庄村凭借较为完善的产业基础和配套设施，被确定为福山区乡村振兴示范村，得到了区镇两级的大力支持，聘请上海圣博华康创意公司对全村进行了总体规划，确定了“五福”功能板块和19个文娱项目，不断提升“魅力南庄”田园综合体的层次和规模。

惠及民生共享“发展果”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通过发挥党支部的引领作用，带领党员群众干事创业、共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南庄村党支部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村民生活的持续改善，经讨论研究，村党支部决定每年拿出合作社30%的集体收益专项用于村居改造，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资金200多万元，硬化村内道路8000平方米，安装路灯85盏，高标准修建集党员活动、学习阅读、文体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村级活动场所。

“以前一到晚上外面黑咕隆咚，老百姓都在家打牌打麻将。下雨下雪，路上全是泥坑，都出不去门。现在好了，灯亮了、路硬了，老百姓白天去文化大院拉琴唱歌，晚上在广场跳舞锻炼，心里美啊！”南庄村李大妈穿着村里发的舞蹈服，乐得合不拢嘴。

“我们的发展成果是支部带领群众一步一步干出来的，现在村里有钱了，应该让群众享受到发展红利。”彭利民说。如今，南庄村已经构建起集“吃、住、行、游、娱、购”为一体的全方位旅游体系，多个经济增长支点带动实现了村强民富。

如今虽然村集体富了，村民生活好了，但村庄依然沿袭着“遇事多商量”的传统，村里的小事按照村规民约村民商量着办，大事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合作社的账目定期公开，接受社员监督，让一切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共建共享，真正让群众享受到合作社带来的效益，是南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功的关键。”门楼镇党委书记张海涛说。

南庄村10年间励精图治、成功蝶变，从一个乱村、穷村蜕变为乡村振兴示范村，关键在于党支部的核心引领作用。尤其是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后，带领党员群众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实现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书写了一幅支部引领、党员带头、共建共享的壮丽画卷！

启示：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从领办合作社发展樱桃、苹果、桑葚等种植业，到升级打造“魅力南庄”田园综合体；从一个贫村、弱村、乱村，到实现村集体收入达到200万元，关键在于有一个号召力强的支部带头人，有一个凝聚力强的支部好班子。实践再次证明，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基层政权振兴，关键在于基层组织振兴，只要党群一心、群众抱团，就能激发出一往无前的战斗力。

                               （编辑 宋斌斌）

衣家村，是一个“袖珍村”，位于栖霞市亭口镇驻地以西11公里的大山腹地。它很小，只有57户、126人；它很穷，村集体仅有几间办公室，全村有灌溉条件的耕地不到30亩；它缺路，上山的土路不足半米宽，苹果、樱桃收获季，只能靠肩挑手抬；它更缺少希望，30多人常年在外打工，季节性外出打工的人数占到全村劳动力的80%，留守的大多年老体弱……2016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不足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0.8万元，是一个典型的积贫积弱的穷山村。

就是这样一个小山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仅用两年时间，打通了长5.5公里、宽5.5 米的环山路；修起了蓄水池，56公里的输水管网通到每家果园；荒废几十年的土地平整出来种上了苹果、大樱桃；建起了藏香猪养猪场，10个玉木耳大棚拔地而起……

如今的衣家村，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全村展现出不一样的“精气神”。预计到2019年年底，可实现村集体收入20万元，人均收入1.4万元。而这些变化都与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壮大集体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忘初心 把老百姓重新聚在党旗下

“变压器装好了，为我们玉木耳大棚解决了用水用电的大问题，明年春上，就能挂袋养木耳了。一棚木耳一年可实现收益10多万元！”2019年10月2日上午，在衣家村西南的玉木耳种植区，村党支部书记衣元良正和国网栖霞市供电公司总经理刘炳言商量着电网改造的事儿。

“这里是新硬化的山路，这里是正在建的蓄水池……”衣元良对沿途的建设成果如数家珍，沿着他们用大锤和镐头开出的山路来到山顶最高处，一面鲜红的党旗迎风飘扬，格外引人注目。

在山下的村史馆里，另一面边缘破损的旧党旗被庄重地悬挂在玻璃橱窗里，上边15位党员的签名诉说着它不平凡的经历。

2009年，当过14年兵的衣元良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时，面对的是这样一种现状：班子软弱涣散，办公室因年久失修而坍塌，村集体长年没有一分钱收入；村民人均纯收入始终没超过5000元，贫穷似乎在这个小山村扎下了根……

衣元良心里憋屈：不能再穷下去了！宁可干穷了，也不能等穷了。可是怎么干？他一直在苦苦思索。

2017年初，烟台市委号召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多年的苦闷，仿佛一下子有了答案。必须走‘党支部引领’之路，必须把老百姓重新聚在党旗下！”衣元良连续三天三夜拉着村委会主任和会计合计，然后入户走访，说服村民加入合作社。从2017年5月开始运作，7月8日全村绝大多数村民同意并加入合作社，9月6日，“一点园”果蔬专业合作社正式取得营业执照。

面对缺钱、缺劳力的困局，一种带有鲜明“衣家色彩”的模式被创造出来：合作社由村党支部领办、村民自愿参加，每名户口在村里的村民都拥有一股“原始股”。合作社运行后，实行“工票制”，社员（群众）参加集体劳动后，合作社按男劳力120元/天、女劳力80元/天的标准发放工票，满2000元可折合一股“创业股”，“创业股”可以按股分红，同时可以用于购买灌溉用水、果树苗和水利管线。

衣元良拿出一面党旗，和十几个党员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插在了开山的工地上。

践行初心 石头硬，锤头硬，不如咱的意志硬

“这把大炮锤，蜡木杆震断了五次，锤头两边都砸开花了，当时要修路，村里啥都没有，衣忠海就把自己家的炮锤拿出来了。”村委会主任衣忠省说起村史馆这把大锤，仍然无限感慨。

合作社成立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进山的路修通、把水通到果园地头。但据工程专家估算，至少需要400万元的投入，这对衣家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党员干部带头干，凝聚起全村人的力量，任何困难就不再是困难。”不服输的衣元良常说，看看是石头硬、锤头硬，还是咱的意志硬！

没有资金，请不了修路队，那就自己干。2017年9月，衣元良带领村民在山脚下砸下了修路的第一锤。

谁真心实干，谁和群众同坐一条板凳，群众就会和他同一条心。衣家村全村劳动力不过三四十人，为了修路，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成了修路工。“共产党员带头干，我也使劲干，我活一天干一天！”2017年9月，当时已81岁高龄的杨淑兰扛起铁锹上了山。

上午7点到11点半，下午1点到5点半，一整天的时间村民们都在山上，冬天天黑得早，村民们拿着手电筒砸石头运沙子，下大雪也不停工，就这么一镐头一铁锨，衣家村人在这座莽莽大山中生生劈开了一条路。

衣元良很是愧疚：“虽然记了‘工票’，可至今没有兑现，但没有一个人提钱的事，就是干！”

村民衣忠波并不在意：“这不单是村里修路，更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党支部真心实意为老百姓着想，我们不干谁干！”修路的那段历程也让村民王秀芳很自豪：“以后和孩子说起来，这条路是我们自己修的，多好！”

山路通了，衣家村发展的路也通了。有了车，生产物料几分钟就能上山，樱桃苹果熟了，能快速运到市场。围绕着这条路，衣家村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了起来：打了2眼深水井，整修了3处废弃的坪塘，新建了1处800立方米的高位蓄水池，全村近350亩果园架设滴灌设备。尽管2019年胶东大旱，但衣家村的樱桃都浇上了水，村民衣进争家的樱桃还比前年多卖了8000多元。

永葆初心 带着老少爷们富起来，腰杆挺起来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一个村级党组织，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带着老少爷们富起来，腰杆挺起来！”对于“初心和使命，衣元良有着自己朴素的理解。

如今，看着一张张“工票”，衣元良还是睡不好觉，“成立合作社，发动群众的时候，我们对老百姓有着庄严的承诺，绝不能让老百姓失望，这些‘工票’，要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在开山路的同时，路两边一块块荒废已久的撂荒地也被平整出来。村党支部经过深入考察后，决定在环山路沿线栽种“晚红脆”桃树2500棵，相当于增加集体果园40亩，预计每年可增收20万元。同时，针对社员现有300多亩土地种植樱桃多、苹果少，品种老、树龄长的实际情况，由合作社统一负责，逐步减少老品种，种植新品种，保障合作社和群众收益最大化。

“农历八月十五，我们的藏香猪正式出栏啦，猪肉价格是普通白毛猪的5倍以上。20多头猪卖了63000多元。”衣元良说道，2018年他们第一批购买藏香猪102头，发展藏香猪生态立体养殖，让藏香猪与山上的果树和谐共生，仅此一项年可增收30万元。

烟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涛表示，衣家村从一个一无区位优势、二无自然资源、三无年轻劳力、四无外来帮助的小山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群众组织起来共同奋斗，短短两年时间，实现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提升了党组织的组织力，改变了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这样的精神着实让人感动。。

“若是以后村里的孙辈儿们问起前辈艰苦奋斗的故事，带他们来到这里就能找到我们当初发展村子的‘初心’。”衣元良指着新建成不久的衣家村史馆说道。现如今，衣家村同步打造了党员干部“三同”教育基地，发展集生态养殖、采摘体验、休闲观光、党性教育等为一体的特色乡村旅游；建立了衣家村电子商务平台，实现旅游信息线上发布、庞家果品线上销售。在收益分配上，收益的70%面向社员进行二次分红，30%作为集体收入，预计社员年人均增收7000元，集体可收入40多万元。站在衣家村的山顶向下望，两年前用大锤和镐头开出的上山路，串起了满眼的希望：苹果树、樱桃树、桃树，漫山遍野；坪塘、水库、蓄水池如颗颗玉石点缀其间；养殖场里藏香猪在撒欢奔跑；10个玉木耳大棚如片片风帆……

启示：崇尚奋斗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基因。衣家村党支部以不等不靠的奋斗精神引领村庄发展，采用“工票”折价入股，干群一心通路、打井、修蓄水池，主动谋划发展樱桃种植和藏香猪养殖，在无资源、区位、人力等优势的情况下，激活内生动力，脱贫脱弱，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是新时代艰苦创业的典型，是新时代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典型。在衣家村“奋斗兴村”的过程中，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集体增收、群众共富上，更重要的是把党组织和群众拧在了一起，改变了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编辑  宋斌斌）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主要做法

基本形式

把党支部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作社的经济优势，以及群众的能动性结合在一起，由党支部书记或者是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以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入股，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动力入股，建立起村集体和群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用类似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进行管理和监督。

具体的发展模式

各地各村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产业基础各不相同，我们要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因村制宜，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因村而异。目前各县市区探索了合作社经营管理三种基本模式：

第一种是村集体独立经营。

第二种是村企联营。企业一般以资金入股合作社，并提供技术指导、统一标准管理、产品统一收购，借助企业的经济、技术、管理和市场营销优势，解决合作社发展资金、管理经验不足等问题。例如栖霞市某村合作社搞苹果换代，企业负责前期投资，前4年无果期按每亩1000元付给群众作保底收入，第5年有收益后，除去生产成本的纯收益，村集体收取5%管理费，其余按4：3：3的比例分别给投资企业、第三方管理企业和入社群众分红。待企业收回投资成本后，再适当降低企业分成比例。又如招远市某村通过“确权确股不确地”实现全村土地流转，组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聘请专业人员负责经营管理，村集体、全体村民和农业开发公司三方组建合作社，村集体和村民占股51%，公司占股49%。

第三种是对外承包经营。党支部成立服务型合作社，统一流转土地形成规模，配套基础设施、新上项目后，再将土地分片承包，解决村集体管不过来的问题。

此外，我们还建立了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联合社。

    这些做法都是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今后还会涌现出更多样化的管理模式。但不管哪一种形式，牵头主导的都是党支部，一切工作必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党支部拥有话语权、决策权和分红权。

现行法规的制约和变通

一些现行的政策滞后于我们的实践。比如，受法律制约，目前村党支部不能直接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我们如何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采取的办法是：由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以个人的名义联合5个以上村民，注册成立有法人资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然后，村集体以土地、资金或其他固定资产入股，组织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入股。

支部成员虽然是以个人名义注册合作社，但他代表的是村集体。所以我们还设置了两个“约法三章”：

    一是与党支部成员约法三章。我们在章程中明确规定，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理事长应该由党支部成员（主要是支部书记）担任，支部成员职务如果终止（如在村“两委”选举中落选），就应该主动辞去理事长职务，因为其代表的是集体，不是个人行为。

    二是与合作社群众约法三章。合作社的基本原则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退社必须以不损害集体和其他社员的利益为前提。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服务型合作社，社员可以随时退社，但是已经流转的土地，合作社已经对这片地进行了土壤改良、品种更新，新建了水肥一体化设施，这时要退社就不能自由了。这要提前和群众约定清楚、签好协议。

    因为实践在先，一些新的情况还没有法律法规可鉴，我们只能在现有法律下进行部分变通。我们建议针对上述情况，国家相关法规应进行相应的调整。

合作社的检验标准

习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同样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方式的一种新的道路。中国特色的本质特征在于：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本质特征。我们抓乡村振兴，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抓党组织的建设，党组织工作不仅聚焦于产业发展，同时要巩固党在农村的基础，不能丢掉农村的阵地。所以，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必须依靠党的领导来实现，在工作中也必然要加强党的领导。

    第二，坚持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是我们和西方发展道路的重要区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场主收入可以非常高，但贫富差距的问题无法解决。我们的乡村振兴，不管是能人还是老弱病残，都要过上幸福生活，都要全面发展，一个也不能掉队，这在今天我们推进农村脱贫攻坚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要提高党员和村民的入社比例，让尽可能多的贫困群众入社，让更多的农民提高收益，防止大户控制或大户垄断，防止形成“精英社”。比如栖霞市提出：合作社中单个社员股权不能超过20%，农民二次分红的比例不能少于40%，这就比较好地保障了群众的权益。

    第三，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习总书记强调，农村改革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现在有些人主张土地私有化，这是十分错误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根本特征，是实现最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如果我们把私有化作为改革方向，那岂不是又会分化出地主和贫农，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如何体现，只要我们是共产党，只要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也是我们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本质特征。

    我们在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具体方法可能各种各样，但这些基本原则不能突破，不管什么类型的合作社都要拿这三个标准衡量，符合这几个标准才可以创新。

   2019年3月，我们编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操作实务30问》小册子，针对关于如何确定合理的入股办法和利益连接机制，如何选择合适的产业，如何获得启动资金等等具体的做法，其中有方法有实例，市、县、乡、村四级全覆盖，给基层推进指点迷津、提供借鉴。我们依托烟台党建微信公众号，开通了网上服务平台，其中开辟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栏目，对相关问题答疑释惑。

目前的成效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呈现出全域勃发、星火燎原的发展态势，给烟台市乡村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可以说一招破题、全盘皆活。

    第一，农村干部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

我们做基层组织工作的同志都有体会，农村书记一般都不太会讲，问一句说一句，甚至经常是乡镇书记替他回答。现在我们领办合作社的书记个个劲头十足，自信满满，到村里去调研拉着你，看项目时详细介绍，这种局面在两年之前是没有的，通过组织带领群众致富增收，极大地提高了党支部威信。

蓬莱市槐树庄村书记李军，是80后的青年。他带领党员干部和群众，采取出义务工的方式，仅用2个多月时间，就开发荒山近200亩，去年冬天又开发100亩，规划了生态种植区、有机养殖区，还计划种植金银花等中药材及桑椹、樱桃等经济作物。为了吸引群众，他带头把自家经营的农资店和10亩地无偿地捐给合作社。他在山上干活摔断了腿，腿上打着石膏，拄着拐，仍在山上带领群众干活。

莱阳市西石河头村本是个贫困村，合作社流转的土地从第一年的60亩扩大到第二年的330亩，目前村里90%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在合作社用地的对面，是两个大户的土地，他们看到合作社发展的势头很好，也想流转群众的土地，但不论价格提到多么高，都没有群众愿意加入。因为群众从党支部的行动中看到了他们为民办事的决心。

很多村党支部书记的情怀和境界让我们非常感动，蓬莱市三里沟村党支部书记，本来经营一家物流公司，年收入一百多万元，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后，他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放在村里，只能把企业交给别人经营，每年收取承包费5万元，个人在经济上的损失是很大的，但是他痴心不改。栖霞市黄口村党支部书记，为流转土地成方连片经营，带头把自家27亩果园砍掉，其中有一半以上是5-8年的盛果期果树，砍树的时候家属直哭，但是他自己义无反顾。栖霞市下门楼村党支部书记，面对有的群众不愿意把流转区域内土地入社的问题，将自家4亩盛果期果树与群众置换，把利益让给群众，但是他心甘情愿。

有不少干了几届的老书记，之前籍籍无名，为什么到这两年才崭露头角？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在上级的引导指导下，他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强村富民之路；第二，在带领党员群众战天斗地、干事创业的过程中，他得到了历练，得到了群众的认可，真正成为群众的主心骨。任何一个好的带头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数事实证明，不是有了一个好书记才能办起一个合作社，有了党组织的教育培养、有了火热的实践，完全可以锻造出好的带头人。现在这样的书记越来越多，真是“遍地英雄下夕烟”。

    第二，党组织的组织力大大增强。

    领办合作社之后，党支部和群众通过股份紧紧地扭在一起，以股连心、连责、连利，党支部开展工作有了抓手，群众对集体有了依靠。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大的优势是组织群众。群众入社之后，不仅有了经济的收益，更有了组织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促使大家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奋斗。有些村出现了群众自发投资投劳、参加集体劳动的火热场面，有的村干成了几代人不敢干、干不成的大工程，这些现象都是组织起来的群众创造的成就。

栖霞市衣家村地处深山，一无区位优势、二无自然资源、三无年轻劳力、四无外来帮助，山路崎岖，是典型的穷村弱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后，衣家人真正成了“一家人”。村党支部书记衣元良创造性地发明了“工票”制度，以工代股，把群众组织起来自力更生、战天斗地。党支部一吆喝，全村男女老少早出晚归齐上阵，工地天天热火朝天，老人们都说几十年没有这种气氛了。仅仅7个月的时间，5.5米宽、5.5公里长的环山路直达山顶，2处海拔300多米的蓄水池拔地而起，350亩果园架设了滴灌设备。过去在外面工作的衣家人都不愿意回家，现在被村里的氛围所感染，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家乡建设。衣元良书记感叹：“老百姓还是那些老百姓，但组织起来以后就大不一样了，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难以想象！”

莱州市田家村，过去曾经为了修一条水渠，花了7年时间动员4户村民拆掉自己的违建房，就是拆不动。成立合作社之后，村里群众看到了党支部带领大家干事的决心，三天就拆除了违建。有个老党员看到村集体没钱，就把自己分的口粮地无偿地捐给合作社，不要钱也不要股，只是为了表达对支部的信任和支持。槐树庄村一个贫困户主动要把自家院内几百年的金丝槐捐给合作社，因为他看到组织的力量和发展的希望，希望为村里贡献一点力量。这样感人的事例比比皆是，再现了当年胶东群众为支援革命“最后一粒米送军粮”的热情。

    过去我们的“三会一课”内容缺乏吸引力，甚至开会还要发误工补贴。现在大家参会的积极性非常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支部的事、村里的事就是自己的事。我们感到，没有合作社这个平台，农村基层党建就很容易流于形式，党建和乡村发展就会成为“两张皮”。现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党建和发展相结合搭建了平台，党支部站在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在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组织群众中，党建做实了，党的执政基础也做实了。

    第三，强村富民实现双赢。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组织起来为什么就能增收？

    从集体收入看：分田到户后各家承包田之间都有间隔，浪费了大量耕地。土地联片后，1000亩地一般会多出150亩。

    从群众收入看：一是土地流转增加了收入。乡村老人多没有劳动能力，承包地荒废在那儿，加入了合作社，土地流转费每亩在500-2000元之间，脱贫就没有问题。二是节约生产成本。合作社有规模效应，买化肥农具可以按批发价格算，比一家一户采购节省很多。三是抱团取暖增加收入。一家一户农户卖苹果没有定价权，甚至各家对收购商竞相压价，而合作社统一销售有品牌效应，可以保持售价基本稳定。小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抗击市场风浪。四是农业转型升级增加收入。如栖霞市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与农业产业园联合，大面积种植改良品种，每亩产值至少增加一万元。五是分红增加收入。一般合作社都规定，每年从生产收入中提取5%公积金用于发展，提取3%公益金用于社员培训、公益事业、困难救助等，剩下的92%按股分红。六是社员可以到合作社打工增加收入。

    第四，乡村振兴的人气更旺了。合作社遍地开花、各类产业蓬勃发展，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创造了机会，吸引了人才回流，缓解了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后继乏人等问题。栖霞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在全国招募39名优秀青年作为项目经理从事果园管理，10年内年薪将达到30万元。同时，集体收入的增加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村党支部有了资金，既可以改善民生，又可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莱州市田家村的小米美食节、蓬莱市三里沟村的古槐文化节等等，都吸引了大批游客，使村庄焕发出勃勃生机。

    第五，农村的人居环境更美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激发了群众主动建设美好家园的内生动力。同时，合作社对流转后的土地进行规模经营。栖霞市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苹果革命”，应用新品种、推广新技术，目前已改造老旧果园3.5万亩，促进了苹果产业的转型升级，既有了绿水青山，又有了金山银山。

    随着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越来越多，越办越好，过去没有入社的群众也纷纷要求加入合作社，原来没有办合作社的村也坐不住了，希望镇里前来指导建合作社。现在，全市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开始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同，也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

重要的是解决“道”的问题

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蓬勃发展。在推行工作中，“术”的问题好解决，重要的是解决“道”的问题。

   只有理论清醒，才有道路坚定

    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读了《胶东解放区边境的农村如何组织起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直到习总书记的《摆脱贫困》等几十本书，总书记一再强调，农村要走组织化和市场化结合的道路。我们坚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条道路虽然艰难，但符合总书记的思想。只有理论上清醒，才会有政治上的坚定、行动上的自觉和道路上的自信。实践中增强前瞻性和坚定性，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

我们在推行这件事的过程中，始终有人质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有什么不同？是不是走回头路？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并给大家讲清楚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50年代开始的合作化运动，这是对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经济进行的一场伟大变革，是走向合作化、集体化的伟大探索，对此不能否定。第二次是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要实行这个政策，是因为在人民公社后期，统得过死的问题日益显现，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生产力发展受到制约。实行“分”的改革后，短时间内激发了农村的活力。这两次变革都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做出的必然选择，都在当时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处于新的时代，应该发扬集体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开创一条新路，结合两种生产方式的优点，既能把群众凝聚起来，又能激励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这正是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优势所在。我们现在办的合作社绝不是“大锅饭”，它既是按劳分配的，也是股权清晰的。它符合邓小平同志“二次飞跃”的思想，符合习总书记组织化、市场化道路的要求。它对过去的人民公社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简单的回归，更不是走回头路。

    有人问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和资本大户领办合作社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非得党支部来领办？显然是宗旨不同，性质不同。资本下乡、参与乡村振兴，我们肯定欢迎，因为农村确实缺乏资金。但我们的基本态度是，资本要为村集体所用，村集体不能被资本绑架或控制。正如总书记所说：要给资本设置“防火墙”。至于大户发起兴办的合作社，一般都是强强联合的“精英社”，不会联合老弱病残扯后腿的农户，他们不是扶贫济困。且不说其中还不乏为套取国家补助成立的“空壳社”，靠他们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靠他们凝聚群众、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更是不可能。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姓公不姓私，由党组织掌握分红的主动权，就能让群众得到最大的收益，能够让老弱病残都有保障。

    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林贤书记领导的东院头村合作社，这个村每亩地投资1万元，每亩收益1.1万元，给社员分红的比例是每亩5050元，两年就能回本，从第三年起净赚。合作社能给群众这么多的分红实在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是资本来领办这个合作社，群众能够得到的顶多是每亩500元的土地流转费，中间的差价都会让资本拿走。有的企业家可能会说：我投了几百万，你们村里一分钱不出，这个合作社就得由我说了算。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你的投资有价值，但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不可再生的生产资料，它的价值更不可估量，所以这事必须是党组织说了算。事实上我们把这个账算清楚了，企业也知道投资到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收益也很可观，往往也能接受。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稳步推进

    推动任何一项工作，不仅要道路正确，还要方法正确，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一个村好办，打造一个点好办，但是如何在一个区域内复制推广，要讲究方式方法。

    坚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推行这项工作是渐进式的，最初在11个村试点，一年之后是百村示范，到今年是千村覆盖。具体的组建方法、入股方式和经营模式，各有各的探索，各有各的长处，只要是坚持党支部领办，只要是坚持合作社性质，我们就鼓励基层立足本地实际、积极探索，保障这项工作快速地推开。要坚持质量优先，不搞“一窝蜂”。

    坚持示范带动，不搞“大呼隆”。我们不定指标，不搞突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不做夹生饭。主要精力放在解开思想疙瘩，培育典型上，让事实说话，让更多的群众看到好处、尝到甜头，然后他就会主动学习，自主发展。通过这样的工作方式，保证稳步推进。

    坚持群众自愿，不搞强制硬推。是否入社群众自己说了算，在推进工作中，我们采取多种方式，帮群众算对比账、长远账，但是决不设定百分比等数量指标，让每一个入社群众都是自觉自愿的。

坚持从严管理，避免“萝卜快了不洗泥”。对成立的每一个合作社审核把关，起步时就从章程、民主管理、股金管理、财务管理、收益分配等方面进行规范，指导村党支部依章办社、依章办事，确保村党支部干成事、不出事。基层也创造了一些很好的做法，如建立议事决策、财务管理、重大事项决策审核把关机制。坚持公开办社，加强内部监督的同时强化外部监督，包括合作社负责人任期和离任审计。

坚持全面统筹，不搞单兵突进。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凝聚资源，保障这项工作后劲充足。

   只有不畏艰险，才能勇于担当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新生事物。现在全国有不少坚持集体经济的明星村，但自上而下地在全市推进办合作社，其他地方没有先例。这个工作上级没有要求我们做，不做肯定没毛病，因为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是省内先进。现在自己没事找事，捅这个有争议的马蜂窝，当然有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市里的有关领导给予我们坚定的支持，全市组织系统积极工作，把最初的构想变成具体可行的做法，体现了很强的执行力。

    我们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和群众，给予我毫无保留的拥护和鼓励。莱州市田家村合作社理事长杨春华写的一段话表明了群众对走集体经济道路的肯定和支持：“有一条路人烟稀少、孤独难行，却是不得不坚持前行，因为在它的尽头种着的是期待和梦想。这条路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路，是以组织力促进乡村振兴的路，虽然现在这路上走得人还不够多，还有阻碍，也有困难，但是我们烟台的实践已经初步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路。今天我们的同路人越来越多，相信总有一天中国农村一定能一起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康庄大路。”

                                                                                    （编辑  季红）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目标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学习邓小平关于农村发展“两个飞跃”思想，积极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在运用市场机制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城市带动农村，党支部带领合作社发展，走集体化、集约化发展道路，是加快乡村振兴步伐的必由之路。

“两个飞跃”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40年前的改革发展从农村开始，当时对“怎么改”的意见很不一致。1980年5月31日，针对有人担心实行包产到户会影响集体经济，邓小平在和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1]

     由于小平同志的支持，小岗村土地承包到户的改革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一举解决了困扰我们几十年的温饱问题。

    小平同志对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思想是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10年之后的1990年3月3日，他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2]

      1992年7月，在审阅十四大报告时，邓小平又重申了“两个飞跃”思想，指出：“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3]

　　在“两个飞跃”思想的指引下，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持了稳定，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农村稳定发展了，我们才有条件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乡镇企业崛起，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压力、动力和条件。小平同志关于农村“两个飞跃”的思想为中国的改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第二次飞跃的条件已经具备

　　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在沿海地区、平原和浅丘陵地区，开始着手推进小平同志所说的农业的“第二次飞跃”，条件逐步具备。

　　首先，城市经济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帮助农村发展。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农村发展的不充分是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城乡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而改变以家庭小规模经营为主的农村经济，走集体化道路，才能为发展规模化、集约化农业创造前提条件。

　　其次，工业已拥有为农业提供现代技术装备的能力。我们工业增加值居世界第一位，工业生产能力总体上处于过剩状态。发展现代农业需要的绝大部分机械装备和化学材料，国内都能生产，少量不能生产的可通过进口来解决，只要农业提出需求，就能满足供给。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第三，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短缺需要发展规模化经营。农村现在虽然还有2.2亿劳动力，但绝大部分是老人和妇女，精壮劳动力都已进城打工，许多地方出现土地撂荒现象。发展集体化、集约化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水平，才能吸引高素质的劳动力从事农业，逐步培养职业农民队伍。

　　第四，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需要发展社会化大农业。2018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逆差达574亿美元。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一些进口是必要的，问题在于优势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亟待提高，靠小规模经营的农户，不可能保证农产品质量，更不可能创造品牌信誉，无法提高出口竞争力。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出口，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农业合作社，形成集体合力。　　

　　农业合作社应当有多种形式

　　发展农业合作社，应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采取多种形式。

　　——种养加销一体化的综合性合作社。以一种或几种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为纽带，组建全产业链的合作社。如果把供应链金融、冷链物流等也纳入进来，并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之上，就能建成区块链形式的合作社，其生产和营销网络可以覆盖全球市场。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可以以土地、牧场承包权入股，与其他拥有资本、技术、管理资源的社员共同组建股份合作制的公司。社员既可以被聘请为合作社的职工，直接参与合作社的生产经营，也可以只做合作社的股东，通过社员大会参与合作社的经营决策和监管。主要管理人员应当采取聘任制，可以从社员中产生，也可以向全球招聘，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这类产权明晰、责权明确、利益联接、经营灵活的合作社，应当作为我国目前合作社发展的主要形式。

　　——提供各类专业服务的合作社。围绕农业和农产品的加工、销售、机耕、灌溉、施肥、灭虫、除草、良种推广、果树修剪、设施建设、产品保鲜等专业化服务，拥有服务能力的人员组建专业服务公司，或由相关农户参与组建专业服务合作社。一个农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参加一个或几个合作社，社员与合作社订立协议，享受合作社的服务，确保交售给合作社的农产品符合质量标准要求，参与合作社的利润分配，形成利益共同体。

　　——以“合作社＋公司”代替“农户＋公司”。多年来，我们推广“龙头企业＋农户”的组织形式，实践证明这种形式并不成功，原因在于以农产品加工销售为主的龙头公司与农户之间没有建立起利益联接机制，在农户交售农产品给公司时，常常产生价格、数量、质量上的博弈，特别是在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时，公司与农户的合同很难履行，产品质量更难以保证。龙头公司应当通过合作社与农户打交道，并通过吸收合作社入股等形式，建立起公司、合作社、农户之间的利益联接机制，这是三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取胜之道。

　　——农户之间资金互助类合作社。这是金融类的专业合作社，由农户按村或者乡自由组合而成。农户将自己平时闲置的资金交给资金合作社经营，并作为社员享受合作社的低利借贷服务。国家对这类资金合作社的借贷服务应给予税收减免等鼓励政策。资金合作社也可与综合性合作社和专业服务类合作社结合起来。在“合作社＋公司”模式中，公司也可对合作社的社员提供低息或者无息资金支持。

　　所有新建立的各类合作社，都要执行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按照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不同等级，用不同颜色的标签和二维码醒目地显示出来，便于消费者在市场上自主选择。这是增强我国食品公信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同时也只有普遍建立起合作社，才能建立农产品品牌，创建更多的质量信得过的名牌产品，我国的农产品才有可能打入国际市场。　　

　　发展合作社需要统一思想认识

　　通过集体化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农业的第二次飞跃创造体制条件，目前面临的困难不是实践上是否可行，而是首先要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

　　（一）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否需要再等上百年？发达国家完成从小农户到规模化过渡，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时间，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这个时间可以大大缩短。改革以来，我们仅用40年就取得了西方国家200多年工业化的成就，这个奇迹在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上完全可以复制。最大的担心是，农业规模化经营后剩余的劳动力到哪里去。我认为，出路有三：一是合作社促进农业分工发展，农民从主要从事种植养殖业转移到从事与农业有关的二、三产业，将扩大农村的就业容量；推进城镇化特别是重视发展第三产业，将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新成长劳动力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将缓解就业压力。近10年来，城镇化的速度并没有随着工业化增速的下降而减缓，普遍存在招工难现象，特别是技术工种、社区服务、环境清洁等工作招不到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转移的任务仍未完成。通过采取综合性措施，用10年左右的时间，在适宜机械耕作的地区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解决城乡差距拉大的矛盾，是完全有条件的。

　　（二）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合作社与以前的“穷过渡”有着本质区别。不少人认为现在搞集体化时机仍不成熟，与对人民公社化所带来的灾难记忆有关。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殊不知，今天我们要鼓励发展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对耕地的“三权分置”，使农户对承包地拥有承包权即用益物权。以承包权入股，取得合作社的分红，可以把承包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收入更高的工作，也可以被合作社聘任，成为合作社的股东加职工。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印发的关于保护各类产权的文件，应能消除对于“左”的政策的担忧。

　　（三）合作社要坚持进出自由、民主决策的原则。合作社与股份制的区别就在于，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股份制实行一股一票。农户参加合作社，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合作社的章程应规定社员进退自由。合作社的重大经营决策，包括投资方向、利润分配、管理者的任免等，都应经过民主讨论后由社员投票决定。合作社的财务必须透明，聘请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审计。

　　（四）财政对农业的补贴要直接补给合作社。现在，各级财政对三农的补贴很多，但是监督管理不严，使用过于分散，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些补贴对象需要调整，如把农产品加工的补贴补给了龙头企业，把种粮的补贴补给了承包人而不是实际的种地人。应借鉴法国的经验，把财政给农业的补贴直接补给合作社，用于鼓励合作社采用先进技术，购置农业机械，培训技术人才等。用财政资金支持合作社发展。

（五）发展农村基层党支部对合作社的领导作用。办好合作社，离不开基层党支部的领导。目前，各地都有一些坚持集体经营致富的先进典型，其共同特点就是有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党支部。党支部的成员可以在合作社兼任领导职务，一些规模较大的合作社，还应单独设立党支部。重视培养和发展年轻党员，重视把致富能人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人。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党支部带领合作社，以合作社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编辑  杨利红）

2018年我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讲过，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后来又在《经济导刊》2018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不只是贸易战》。当时我就指出，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不过是导火索，是手段；我们还会在文化、教育、体育、外交等多个领域面对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打击。

    我们发现，从上个世纪末，也就是1995年以后，美国国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我们研究美国问题时，对这些变化没注意到，或注意不够。

美国国内政策的变化

美国国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40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美国这40年，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三分之二下降到50%（统计数据略有不同，有的是50%以下，有的是51%、52%左右），大概下降十几个百分点。美国中产阶级年收入的中位数下降了14000美元。

美国最富有的人口，在40年前统计是540人，这些人拥有资产4800亿美元。最近这两年，最富有的人数已经上升到5800人左右，所拥有的财富达到2.4万亿美元，增长了数倍。

美国国内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蓝领阶层对华盛顿的政治、对建制派产生了严重的不满。美国国内社会的巨大变化，导致民粹主义盛行。

再看移民问题。据美国人说，墨西哥有一项政策，就是多生人口，然后都往美国跑，因为墨西哥国内解决不了这些人的就业机会，所以鼓励墨西哥人向美国跑，把新墨西哥州重新占回来，因为这里原来就是他们的地盘。

现在美国的拉美裔人口已经达到大约6000万。我去过美国的南部地区，到那里的小店去买东西，你说英语他们不懂，他们只说西班牙语。那些小店就是为当地的西班牙语系的人服务的。这些拉丁人大体都信奉罗马天主教，而美国主流宗教是新教。虽然两者都源于基督教，但是两种不同的宗教派系。信仰不一样，又不说英语，所以美国人有深切的担忧，担心将来他们要分裂成两个美国，一个说英语的美国，一个说西班牙语的美国。这种担忧从上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正在形成。

其实美国早就要对付中国。如果没有2001年的9·11事件，如果没有2008年金融危机，20年前从小布什总统开始就将矛头针对中国。由于9·11和金融危机，它延缓了20年。现在，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与美国期望的不符，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倒退。它认为中国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市场经济的竞争体”，原来说支持中国发展，希望中国变成一个“可以公平竞争的体制”，但是中国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演变；如果再不扼制中国，中国就要彻底挑战美国的权威了。

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由于我们没有特别清晰地注意到美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因此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变化，对其中出现的一些迹象，我们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两国进行了双边投资谈判BIT（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当时这个谈判有达成协议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抓住，例如负面清单等问题，我们还希望保护的时间长一点。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官员当时就强调Last chance，而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他们的新政府上台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谈，认为中美关系是一个打打谈谈的过程，斗而不破嘛。

2014年11月奥巴马访华，然后就开展双边谈判。经过100天的谈判没有形成实际成果，美国立刻将六个谈判的渠道全部停掉。

美国的国内政策发生了变化，因而它的外交政策必然发生变化。美国过去支持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它支持自己主导的国际多边机构来发挥作用。现在变成美国优先政策，把多边主义变成单边主义。所以它的表现是退群，要重构国际关系体制，变成以美国利益为主的体制。引用美国一些外交人士的评论，特朗普想回到19世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式的国际关系。是不是这样，还要观察。

是不是特朗普下台以后，美国的政策会发生逆转？不太可能。美国国内无论什么派、什么阶层，白领还是蓝领，他们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尽管他们目的不同。

我们的报纸上总是讲，美国应该理解中国，但是很少讲中国应该理解美国。就是说，我们应当了解美国国内的这些变化，了解它的中产阶级的要求、老百姓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关系的改善是极为困难的。

邓小平同志讲，美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外部因素。他说这个话不是没有原因的。比如香港，香港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环境的大问题。香港动乱的背后是有组织的、有外部支持的，有人就是要让中国政府采取极端措施。只要采取了，美国马上可以把特殊关税区、美国对香港的一些现有政策全部取消。

现在中美之间的争端已经从经贸领域上升到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意识形态等方面。贸易战是切入口，未来肯定要扩大战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非常清楚，他没有讲中国，而是直指中国共产党，这还不清楚吗？还蒙在鼓里？还说这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这已经是主导权之争，道路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我们是否想好了怎么去进行长期的斗争打算！

我们现在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是我们和西方合作，西方支持我们改革开放，包括技术方面的合作。现在美国就是要脱钩，科学技术方面肯定要脱钩，经贸脱钩有些困难，但是它也在努力地去做。

我们要把握解决问题的时机

对中国来说，关键是掌握解决问题的时机。香港问题，如果我们早点采取措施，问题的严重性会轻许多，他们的借口会少许多。

中美之间第一阶段谈判，大家都希望能达成协议，但是我们请来的人大多数是不赞成特朗普政策的人，所以我们对特朗普想法的了解还是有限的。基辛格已经说到有可能发生热战，处理不好就要发生武装冲突。我觉得不能对此掉以轻心，这就是所谓底线思维，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对策方面，毛主席早就讲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么我们用什么办法对外开放？2019年4月份的博鳌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要继续对外开放，对像德国这些不打贸易战的国家，我可以对你开放，让出一部分利益。金融开放我们早就承诺了，虽然没有写在文字上，但是口头上是承诺了的。每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美方都提这个问题，金融开放、互联网黑客问题等等，希望进一步开放。

我们要跳到外线去作战。外线就是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怎么做好这些事情，怎么能够和欧洲搞好关系。美国现在力量有限，它掌控不了欧洲、日本这些国家，后者不一定跟它一条心，所以怎么做好欧洲、日本和其它地区的国家的工作，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工作，非常重要。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不跟你对着干。

过去我们的统战工作是怎么做的？是做敌人和中间派的工作，是化敌为友。在香港重点拉住几个大资本家、大商人做统战工作，有什么用？不是说不要去做，但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广东话都不会说，你怎么进入居民社区？怎么去了解基层老百姓的想法和意见？天天关在办公大楼里不出来，你怎么了解情况？怎么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

我们要做当地人的工作。现在我们的干部有多少人有周总理那种人格魅力？1955年，韩素音跟周总理谈过一次话，从此以后支持中国，支持中国共产党，那才叫初心不改，我们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如果去做统战工作，去争取中间派，拉过来一些敌对派，这样我们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

                            （编辑  季节）

我们正经历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大变局的核心，是美国主导百年的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正在逐步解体，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边缘地带国家正在群起。这一陵谷沧桑的巨变，导致当今的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认识世界局势的演化，如何适应历史大趋势，如何主动参与重塑全球新秩序，成为我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百年美式全球化体系的裂解

1500年后，世界经历了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先后有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荷兰、英国等国都曾经主导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百年周期；相应存在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体系，直至雅尔塔体系，这些从欧洲扩展到全球范围的体系，展现了500年间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狂飙突进的历程。而过去百年，世界进入了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周期。

从1917年美国介入欧洲战争起，世界权力中心由欧洲的英国转向美国，开启了美国主宰大西洋时代的帷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片凋敝，美国主导了战后秩序的构建，建立起关贸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美式全球体系的四梁八柱，成为世界权力的新中心。其后，美苏在冷战框架下分治世界。随着1991年苏东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式的自由经济模式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全球标准。2001年欧元启动流通，欧盟得到重大发展。这标志欧洲莱茵资本主义与美式体系的分野。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模式无法解决的深层矛盾。随着危机的延续与扩散，美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领域出现了尖锐的多层次问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全球趋势2030：变化的世界》的报告中指出，“‘单极时刻’已一去不复返，国际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全球化将进入一个变化大于传承的新时期。美式体系的裂解，是世界格局出现深刻变化的大背景。

导致美式全球体系出现裂解的主要原因，首先是 美国正在失去维持这一体系所需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基础。在美式全球体系建立时，美国正处于国力的巅峰，不论是实际力量和发展潜力都冠绝一时，而如今的美国国力已经进入下降通道，经济增长乏力、各种债务高企、产业空心化、美元信用下降、居民生活水平下滑、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对立加剧、民粹主义兴起。在国际政治领域，美国不愿意继续多边合作的做法，更不愿意承担全球责任，广泛退群、政策多变、国家行为乖戾，难以巩固现有国际秩序，导致支撑美式全球体系的四梁八柱已开始倾圮。

图1：美国GDP增长率长期趋缓

从图1可见，按照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长期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增长率的下滑，将是一个长达50年的趋势，这反映出美国经济结构中存在严重问题，使得美国经济放缓趋势难以扭转。

图2 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变动趋势

与经济增长趋缓同步，美国人均GDP增长缓慢；按照不受短期波动影响的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已降至0.5%，接近于停滞状态。

二战后，1969年美国人均GDP增速达到峰值为2.8%，1980年略微放缓至 2.5%，2016年则加速放缓至仅1.3% 。可见近5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一直呈放缓趋势，这是美国家庭收入下降、社会不满增加的重要原因。

   据美国财政部网站资料，到2019年11月，美国的公共债务达到创纪录的23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要负担7万美元，已超过美国2018年人均GDP的6.26万美元和人均收入中位数的3.6万美元。更加严重的是，据美国资产管理公司测算，包括社保、医保、养老保险和教育等债务在内，美国实际债务已达美国现有年GDP的1832%，可谓债台高筑。

 图3 美国国债2012-2019年增长情况

据美国财政部数据

这种寅吃卯粮的债务经济模式，需要美国不断借新债还旧债。随着经济基本面每况愈下，美联储不断降息，长短期债务利率倒挂，要借债越来越难。美国政府只能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来应对紧迫需求，今年以来，多次达到联邦预算赤字的上限，政府被迫多次关门。这揭示出要维持一个全球体系就需要获取全球资源，仅靠美国国力是不足以维持美式全球体系的。

在此轮全球化的高潮中，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和跨国公司寡占了全球化红利，而美国产业资本和本土民众却几乎没有从中得到好处。1973年以前，99%的美国人收入增长快于1%高收入人口的收入增长。而在新全球化浪潮兴起的2000年之后，70%的美国人收入停滞不前。据《世界不平等2018》报告，在产业大转移的1980年前，美国1%高收入成人财富占国民收入的12%，收入较低的50%成人财富占比为21%；到2016年，两者占比出现了大反转，1%的人占有20%以上的财富，而50%的人财富占比则下降到13%。

图4 美国近40年来贫富两极分化情况

红线为1%成人的收入占比变动情况，蓝线为收入后50%成人的财富占比情况。来源：时间财富与收入不平均数据库 (WID.world)，世界不平均报告 2018 (wir2018.wid.world)

据美联储的一项研究，目前美国两极分化的情况要更加严重。2018年，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占据了美国全部财富的70%，而1989年这一比例为60%。在同一时期，最富有的1%人群的财富比例从23%上升到了32%。而这些增长与底层家庭的资产减少相对应。40%的中等收入人口占有不到30%的财富，50%的低收入人口只有不到3%的财富。财富1:99和10:90的分化，造成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对立和深刻分裂。

产业外移、产业链全球布局的新全球化进程，导致美国出现了广大的铁锈地带。1999年之后，在构成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企业名单中，一些老牌制造业企业如国际纸业、固特异轮胎、霍尼韦尔、通用电气先后被剔除，英特尔、微软、思科、辉瑞制药等面向全球市场的高新技术企业被加入，而其中的核心骨干则是花旗、摩根大通、高盛、美国运通等金融服务企业。从中可以看见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一个缩影。

图5 美国的分裂：铁锈红与全球蓝

随着产业转移、失业人口增加和收入下降，美国底层民众出现了酗酒和滥用麻醉药品的情况。美国人均寿命自2009年来一直徘徊在78.6岁，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美国未获高中文凭的白人人均寿命下降了4岁，其中女性为73.5岁，男性为67.5岁，远低于同期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人均预期寿命这一被视为最具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反映出美国主体民族每况愈下的生存状态。底层民众由此而生的愤懑情绪，推动了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这是特朗普能够用“美国优先”口号赢得大选和得到民众政治支持的深层根源。

 所谓“美国优先”，就是将美国国内经济与政治需求置于国际秩序之前。因而，特朗普政府对有可能约制美国行为的国际组织选择“退群”，既迎合了在全球化中没有获益的美国普通民众，又保证了自己施政的空间。特朗普的做法体现了美国本土产业资本集团的利益，却与华尔街资本集团和高科技资本集团的利益产生了矛盾，美国利益集团之间的深刻分裂，与全球化美国和本土美国这“两个美国”之间的博弈一道，正在酝酿彭博社所说的“可预见的阶级战争”，严重撕裂美国社会，严重破坏了美式全球体系的核心。

第二，西方世界的分裂。美式全球体系，建立在大西洋联盟基础之上。长期以来，欧洲一直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直到二战之后，美国确立了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并通过马歇尔计划推动欧洲战后重建，把欧洲纳入到跨大西洋的美式全球体系之中。然而，以美国资本积累最大化为目标的美式全球体系，难以真正包容欧洲的发展与独立；欧陆国家也并不完全认同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而以更注意社会公平的莱茵资本主义自诩。从上世纪50年代建立“煤钢联盟”起，欧洲国家就一直在推动“欧共体”、欧盟、欧元区建设，意图通过欧洲的一体化，来制衡美国。随着欧盟的建立，欧元的流通，欧洲逐步成为维持世界平衡的重要力量。

在2008年危机之后，欧洲加快了经济、政治、科技一体化进程。欧盟区内部贸易，一直超越了其对外贸易，具有了明显的经济圈特征。

在应对全球变暖等重大全球事务中，欧洲努力扮演引领者的角色。在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制裁和军事干预过程中，欧洲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对美国推动的逆全球化举动，欧洲也采取了抵制态度。尽管欧洲近年经济疲弱、两极分化、移民等社会问题严重，面临着英国脱欧的挑战，但仍是全球经济、政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欧元区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平衡美元霸权的重要砝码。法德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其领导人表现出较强的全球视野，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指出，西方世界正在走向衰落，需要与新兴国家全面合作。2019年11月初，马克龙公开声称，北约已经脑死亡。这对西方世界最重要安全支柱、维持了70年的北约组织造成了极大震撼。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现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意愿。意大利等14个欧洲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许多欧洲国家加入了亚投行，这些举动固然有维护本国和欧洲利益的考虑，也是对美式全球体系走向没落的战略应对。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美国传统盟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显示出经济、政治、安全领域的独立性，积极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参与地区内经济合作，尽量避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积极加强与中国等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对亚太区域安全合作也逐渐抱有开放态度。

特朗普的在国际组织中不断“退群”甚至“拆群”的举动，在国际事务中不付责任、减少开支、不断收缩，甚至通过敲打盟国、制造危机来勒索弱小的种种做法，引起了广泛的批评。作为发达国家核心和象征的G7峰会越来越不和谐，近年来时常不欢而散，2019年的巴黎峰会更是到了无法形成联合公报的程度。曾经靠跨大西洋合作主导全球的西方世界，已经展现出难以弥合的深刻裂痕。

第三、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起。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是中心与边缘地带的分离。广大边缘地带的存在，是维持中心地带富裕和保证整体体系如金字塔般稳定的基石。

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金融资本得到了直接从金融市场获利的机会，开始积极推进金融化进程。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完整的产品价值链被拆分为多个环节，安排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加工、组装生产，产品价值链中属于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中间品的组装生产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完成，而技术、资金密集型的研发、设计等环节主要在发达国家进行，全球资本通过“南北间产品内贸易”——这一国际贸易新方式，实现前后生产环节的衔接和价值附加。在这一轮新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间垂直化专业分工的框架下，先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承接起由发达国家转移出的资本密集型、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却实现了广泛就业和国家的工业化。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在获取超额利润的情况下，逐步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开始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

进入 21 世纪以来 ，被称为“金砖5国”和“新钻6国”的新兴经济体国家（E11）异军突起，经济快速发展，贸易规模迅猛增长。尤其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保持了年平均5%以上的发展速度，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0%。2018年，新兴经济体11国（E11）GDP总额达到26.5万亿美元，占到全球总额的31%；在世界前十大制造业大国中，新兴经济体已占了半数。在国际进出口贸易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份额相比，已从边缘角色进入到平分秋色的程度。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引起了全球经济结构和世界格局的改变。

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突出代表，对推动这一世界历史巨变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通过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取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拥有最完整产业门类的第一大制造业国家，是世界进出口名列第一的贸易大国。在世界经济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图6 中国已成为124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从2001年起，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开启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区域共同体建设。近年来，中国坚持独特的发展道路，通过拉动内需、推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些行动正在重塑甚至是已经改变了既有全球经济的垂直分工结构，对新自由经济模式和美式全球体系构成了重大挑战。

美国挑起贸易战、科技战，提出要将中国逐出全球产业链的“脱钩战略”，说明美式全球体系，已经无法容纳不断发展的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由美国体系内在排他性所推动的逆全球化，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因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造就的新型全球化，形成历史大潮中沉降与抬升的剪切运动，致使美式全球体系走向裂解。

第四，当代信息和数字技术对单一中心体系的解构作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了全球性的网络化空间，技术扩散带来了经济发展，也挑战着金字塔结构的传统社会。新技术推动的共享经济、共有模式、共识社会，正在冲击资本的过度积累和财富两极分化的现状。无论是技术的突进还是平缓发展，都会对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物联网、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生物科技、量子计算等新技术尚未进入规模经济阶段，消逝的技术红利把西方世界经济推入衰退期，这导致以西方意识形态左右世界政治、单一经济模式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现象正在走向式微。

洲域共同体构建多样化世界的新格局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美式资本主义体系，不仅遭遇了莱茵资本主义、北欧式社会资本主义、日韩儒家资本主义的挑战，也遇到了中国式社会主义、伊斯兰主义和渴望打破依附的拉丁美洲经济体的冲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思想前提是资本力量无限的假设，而利润最大化又是资本在实践中追求的最终目标，不受节制的欲望和不断进取的发展，而一次次愈演愈烈的全球危机证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单一性无法应对人口、资源、环境、劳资、文明冲突等全球化的复杂挑战。

与以往体系周期的更迭不同，美式全球体系的终结将不再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新老交替——以一种新的积累效率更高的资本增值模式，替代积累效率低下的旧模式，而很可能是一种加入了其他文明的现代化成果、类似基因突变的世界体系颠覆性创新。以全新的、更具多样性的混合体系，去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复杂问题。

在国际政治领域，新技术与其他新要素的结合，不但在瓦解单一中心的美式全球体系，也在推动着共有、共享经济模式和新共识社会的出现，催生超越传统主权民族国家，以洲域共同体为基础单元的世界政治新格局。

可以预见，美国之后，世界无霸主。下一阶段的全球图景，既不是美国继续独霸，也不是中美争霸，而是由若干洲域共同体组成的多样性世界。每一个洲域共同体的核心，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未来的大国竞争，不是对世界霸权的争夺，而是如何吸引更多国家愿意与自己而不是与其他大国组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竞争。

实际上，在近几十年里，一直存在着与美式全球体系并行的区域化运动。一些在地理上接近、有共同历史文化，在自然禀赋、人口资源、经济结构、科技与文化等方面能够互补的国家，一直在尝试形成超越传统主权民族国家羁绊的 “超国家共同体”和“洲域经济圈”。最早出现这一趋势的地区，是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诞生地欧洲。

从二战后建立“煤钢联盟”开始，欧洲国家就开始让渡部分主权推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盟的诞生、欧元区的出现，让欧洲在安全上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战争不断的“排他性主权困境”，进而统一了欧洲大市场。在法-德轴心的引领下，欧盟已经成为能够影响世界的重要经济和政治力量。尽管最近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了英国脱欧等诸多困难，但仍然保持着60%-70%的内部贸易量，在经济上具有内贸远高于外贸的“圈化”特征。为使欧洲拥有持久竞争力，德国提出要保持德国和欧洲在关键技术和在突破性技术上的主导能力，保持工业增值链的闭环性。为应对安全挑战，欧盟努力发展独立于北约的军事力量和军事科技。如今欧陆国家拥有一个基本共识，欧洲一体化是保证欧洲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最重要保障，也是维持其在世界上地位的根基。这个共识和由此产生的欧洲认同，是欧共体的灵魂。

伴随着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迅速崛起，东盟与中日韩在产业、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以10+3为核心的区域合作降低了亚洲对传统欧美市场的依赖度，并开始改变全球经济和贸易结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盟区进出口区域内贸易一直维持在60-70%，而东亚从40%逐步上升到超过50%，北美区则从30%上升到40%。进入21世纪，三大区域内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流，东亚经济体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国际贸易的前三强。洲域共同体内部贸易增加，超过域外贸易和经济联系，世界正在形成若干由洲域共同体组成的并行体系。

图7 世界主要区域内部贸易比例

随着2000年欧盟和欧元区的出现，欧洲形成新的产业链；2005年，出现美、欧、中三条产业链的萌芽；到2015年，产业链多分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晰。

图8 全球产业链变化情况（2000-2015）

在美国挑起全球贸易争端的背景下，泛亚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得到大幅提升。2017年泛亚区域经济体的相互依存度达到54.2%，直接投资的内部依存度提高至55%。2017-2018年区域国家之间共签署了17个新协定，还有70个双边协定正在进行中。2019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谈判已经结束，除印度以外的15国将于2020年签署协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联盟”实现了对接，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伊朗和中东产油国开始加大用人民币结算比例，中日、中韩等国都在扩大双边货币规模。显然，泛亚区域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加深。

据WTO统计数据，目前向WTO通报的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总数达到410个，已生效实施的有231个。以洲域共同体为引领的新全球化正在酝酿和快速发展，也在重构世界格局、催生全球新体系。

从目前开始到2035年，世界格局的主要趋向，是美式全球体系的裂解和洲域共同体的聚合。在这一段时间里，美国在战略上将呈现出收缩态势，在国际组织中继续退群，会更多放弃国际义务，更加不负责任，更加贪恋权力和计较利益，却又不愿意付出代价和提供公共产品，而是通过制造危机来驱动全球资本，从控制资本流向、流速来获取利益。为此，美国不惜破坏既有全球秩序，对一切阻挠其获利、挑战其利益的国家和地区抱有敌意甚至采取敌对行动，表现出世界霸主“衰落期综合症”。

与美式体系裂解导致的动荡不安同步，世界将出现若干洲域共同体的集聚。围绕拥有相对完整经济体系和安全保障的核心国家组成超国家的“合作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将建立主要按地理区域分布，也不排除可按照产业链、价值链甚至是按国家发展水平形成。在洲域共同体内部，有相对均衡的经济产业结构，拥有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足以支撑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和市场容量，能够制造共同体内所需消费品，能够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产业分工，通过货币体系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每一个共同体不是以单一因素和短期利益为缔结纽带，而是基于结构性的相互需求和在长期合作过程不断塑造的“命运共同体”。这种“超国家合作共同体”将可能成为未来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

洲域共同体的建立不需要扩张，而是顺应美式全球体系裂解趋势，周边国家通过相互合作、形成彼此认同的紧密关系。这种黏合过程，不会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这是比以往的新兴国家替代守成国家的权力转移更高维度的更迭，也是世界格局在新维度之上的重构。

据多个国际机构预测，到2035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将超过美国。此时，欧洲、亚洲、北美等洲域共同体亦初步成型，世界将进入由不同洲域共同体构成的全球新体系之中。以多样性为特征的全球体系，可以超越多极化世界的政治纷争，而不必寻求力量的均势；它改变了以往世界体系中倾向于资本最大化积累的单一性，世界格局将不再是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因而也不需要“帝国”去维持世界秩序。新的全球体系，是具有“和而不同”特征的混合体系。占据优势地位的泛亚区域共同体，不会去试图去兼并欧盟或北美共同体，中华文明依然会尊重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其他文明，主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老霸主的自身利益得以维持，没有出现想赢者通吃的新霸主。由不同国家平等合作组成的共同体，构成了“和而不同”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这一世界体系对不同发展模式、不同文明具有内在的包容性，有利于化解南北、东西矛盾与文明冲突，也为各“洲域共同体”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奠定思想和利益的基础。因此，从2035到2050年，世界将进入多共同体共存共生、和平相处的时期。

全球体系的主体向更阔大的“共同体”发展，有利于消解主权国家的排他性利益，促进不同国家、不同共同体之间趋向于合作最大化的认识与行动，有可能形成共同体的联合体，合作面对全球性的挑战。以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种长远利益为纽带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在下一阶段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及安全局势的新主角。以大大小小共同体为主角的全球场景，有可能成为伴随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历史进程。

需要明确的是，这一全球场景并不会自动出现，而需要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

建构“和而不同”的世界新体系，比起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均势体系”和“霸权体系”，需要更深邃的政治智慧、更精妙的外交技巧和更大的战略耐心。中国的先哲知道丰富多彩的世界不能求同一，因此主张“和而不同”。与单一、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相比，和而不同的混合体系寻求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它更符合生物多样性、文明多样性的原理，更能适应复杂世界的挑战。世界新体系的优势不在于提供某种更具竞争优势的新模式，而在创造了多种方式并提供了多种方式共同发展的制度框架，在全球范围的混合型经济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以混合、融合为特征的世界体系新秩序。

中国的战略与对策

中国不再是世界格局变化的普通看客和被动接受者，将成为未来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主体和重要变量。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恰逢全球巨变，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周密谋划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全球战略和策略。

1.确立“多居其一”的全球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要成为多样化世界上与其他国家、民族和文明平等共在的一员，就是“全球多样化，居其一而足”。这一全球战略目标，明确了推进多样化世界的方向，确定中国所追求的全球地位是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平等相处。表明中国既没有替代美国充当全球老大的想法，更没有一统天下的图谋，希望建立的就是“和而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各种文明都能平等相处、共生共在。

2.采取“泛洲域共同体”战略。美式全球体系的裂解，将导致现有世界秩序的瓦解，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货币体系和安全框架都面临重构。与利益与共、命运与共的国家、民族结成共同体，是在全球巨变背景下完成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保障。从地缘经济、政治角度研判，中国需要与相邻相近相亲相连的亚欧非大陆国家结成“泛洲域共同体”，以抵御全球体系解体后的大冲击，通过相互合作、共同应对乱局、实现共同发展。建立起“泛洲域共同体”，可以保障中华复兴的目标，有利于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多样化，因而推动“泛洲域共同体”的建立，应成为我们的全球战略。

3.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构想。“一带一路”是实现共同体战略的基本方式与手段。推进一带一路的近期效果，是构建紧密联系的产业链、经济圈和安全区，长期结果是形成多领域一体化的“共同体”。因此，必须长期坚持、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建立新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基础设施网络，保持多样性的范围经济、扩大规模效应，发展共同货币以通约彼此利益，建立共同安全的机制，保障和平发展的大环境。

4.与俄罗斯建立有条约保障的战略合作关系。俄罗斯是世界性大国，拥有中国所不具备的战略资源和土地幅员，对中亚国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与中国对全球事务的看法相近，与中国在战略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中俄建立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可以平衡美国等海权国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压力，可以确保中国发展所需的大部分资源与通道安全。而俄罗斯也需要中国帮助支持其经济发展和大国地位，中俄两国可以共同成为“泛亚共同体”的核心国家。中俄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有利于我们守住资源供应和国家安全的底线，确保在大争之世立于不败之地。

5.做好与美国逐步脱钩的准备。与中国脱钩，是美国的战略选择，然而，两国在几十年间形成的垂直分工体系要全面脱钩很困难，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从部分脱钩开始，渐行渐远、逐步脱钩。作为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弱势方，中国只有接受这一事实，做好相应准备。实质上，中美产业和经贸、科技脱钩，是由一个全球垂直体系演变为若干区域并行体系的过程，是中国产业升级、科技进步的毕业考试，甚至是实现中华复兴的题中应有之意。与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脱钩，实际上是保持战略上的疏离，有利于减少摩擦，避免短兵相接，发生正面冲突。只是这一进程要顺势而为、平缓过渡，不可操切过急。

6.加强与欧洲和日韩等OECD国家的关系。我们不要把西方视为铁板一块，在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要特别注意改善和加强与欧洲及日韩等    OECD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要在政治、安全方面加强沟通与合作。中国要通过向世界的开放，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资源。

7.建立“自主开放型”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立于全球化的高涨期，其基本着眼点是建立与全球创新体系接轨。在全球体系解体、美国利用创新链高端地位对我实施“卡脖子”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重塑。关键是要确立“自主”的目标，也就是科研体系要能够自主自立、能够支撑国家和区域的现代化进程。自主创新要争取在开放条件下去实现，自主是目标，开放是实现的手段与路径。

8.建立区域货币体系。货币体系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建立、巩固、发展洲域共同体，必须要有独立的洲域共同体货币体系。可运用当代数字技术，先建立用于共同体内部贸易结算的数字货币和结算通道，减少对美元及结算体系的依赖，防止因受到金融制裁造成对经济基本面的冲击。

9.建立能够保障国家与区域和平发展大环境的军事力量。洲域共同体必须是一个能够保障自身和平发展的安全区，中国要积极发展军事力量，确保能够保障自身和区域安全。我们必须拥有能够对美造成难以承受损失的军事能力特别是二次核打击能力，在拥有威慑能力的同时，要划定国家安全底线，以期慑止美对我国的军事冒险。要加强危机管控，尽可能避免与美发生军事冲突，不要被美国反华势力的诱兵之策所激怒，绝不主动挑起事端或升级事态，减少军事摩擦，凡事依法、有理、有利、有节，甚至可以退避三舍。以小忍，保大局不破。

10.务必加强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在世界秩序塑造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必须加强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要注意加强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媒体建设，设立或收购国际媒体平台，培养专门人才，制作节目、大量发声、传播共同体理念，营造新共识。要加强NGO的工作，发展中国自己的NGO组织。用现代传播、后现代传播的技术与技巧，宣传中国主张，实现民心相通、扩大交流、实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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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

1956 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在会议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社会生产力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解放生产力”，主要指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改造和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革命。

“发展生产力”，主要是学习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经验，建立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把“赶上并超过美国”作为中国长期发展目标。

“保护生产力”这一论断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发展。马克思指出，以破坏生产力和摧毁社会结构的方式追求资本的无限积累，是资本主义的极大缺陷。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保证，单纯地强调发展生产力，那么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据此，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和上层建筑来保卫，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要注意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的论述，是一个联系着的整体。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倘若割裂这个整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就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伤害。

1956 年2 月，毛泽东召开36 个部委的调查研究会。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提出了批评，再次提出要“走我们自己的路”。

1956 年2 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离开后，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否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集中在“肃反”和搞个人崇拜这两个方面。

毛泽东并不赞成把问题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在肯定斯大林的探索和功绩的同时，毛泽东认为，问题不在于斯大林个人，而在于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的严重缺点，在政治上，就是以“肃反”的方式推行教条主义，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党内和社会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在经济上，则是以中央计划、行政命令代替一切，束缚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思想根源上，则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看作类似“自然科学定理”那样的教条。

这一模式的缺陷，把苏联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思想僵化的官僚集团，把社会主义的治理体系变成了僵化的官僚体系，同时也培养了赫鲁晓夫等大量的“两面人”（毛泽东称之为“修正主义分子”）。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赫鲁晓夫只是“揭了盖子”，但却“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指过去没有人敢批评斯大林，现在苏联人自己出来批评，从此各国共产党人都可以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捅了娄子”，就是全面否定斯大林时代的一切成就，造成了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斯大林刚刚去世三年，苏共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苏联共产党这样简单片面地对待自己的历史，其前途一定是不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不幸言中。

社会主义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共产党内部也从来不是“一团和气”或“铁板一块”。恰恰相反，在苏联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这并不是赫鲁晓夫所谓的“权力斗争”，而是苏联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国际矛盾的反映。

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模式的最初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时期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他甚至一度认为，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已不复存在，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上已不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的苏联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之后随着肃反的扩大化，他又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在毛泽东看来，苏共二十大所揭露出的问题，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反映。赫鲁晓夫和斯大林都不愿正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和斗争，其思维方式都是形而上学的。

中国怎么办？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能一个人死了，地球就不转了。如果我们要从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训，那就必须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与世界形势的发展结合起来。

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党内印发）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必然存在着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承认矛盾的存在、并主动去化解矛盾，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马克思指出，供需平衡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视野里，是不可能解决供需不平衡问题的，在那里，“生产消费的需求是资本家的需求，他的真正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生产某种商品”。[1]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平衡，不是指市场的不平衡，而是由于我们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优先发展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工业经济领域以及相应的社会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与其他社会部门、领域和阶层发展的不平衡。因为供需不平衡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真正解决不平衡的办法是努力协调经济各部门之间、党内党外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等一系列的社会关系。而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即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问题。

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相联系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以及不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思想，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等论断，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大纠偏。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他说：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世界发展不平衡

1956 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公开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1962年，毛泽东请全国的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到北京开会，共同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形势。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地预言：“从现在起，50 年内外到100 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短短的20年间，中国已经由一个农业国逐步建成了工业国。在此期间，中国“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成功，在合成胰岛素、青蒿素等生命科学尖端科学领域领先世界，在政治、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取得一系列突出成就，标志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大国。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在九大召开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期，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同志研究分析国际形势，7月11日，4位元帅向毛主席报送了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这份报告首次提出：“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体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抗。”

也就是说，世界局势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战国七雄”，经历了战后的“两强对峙”，已经走向了“三国演义”，当前的世界局势是：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力量彼此对立，而美苏两强都企图称霸世界，只有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中国“代表社会主义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于中国内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加之中国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卫星、火箭、核弹技术，因此，美苏两霸都不敢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

“三大力量鼎立”，这是对不平衡的世界结构的崭新认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只有三大力量中的两方联合起来，才能压倒第三方。而一旦两方联合，就一定可以打倒第三方。

在美苏两霸中，比较而言，当时苏联对中国威胁更大。1969年3月，中苏两军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发生激战。当时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甚至策划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1969年9月29日，中国第二次成功地试爆氢弹，以显示国防实力。

相对于咄咄逼人的苏联，美国正在进行战略收缩。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美国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其经济实力受到严重消耗。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在西亚和中东地区面临着阿拉伯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局面。

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也在发生转变，美国与欧洲贸易造成的大量的贸易逆差，使欧洲掌握了大笔美元现金，从而形成了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欧洲美元市场，这使美联储不能通过操纵美元利息轻易维持美元的价值。由于欧洲不再追随美国货币政策，最终，在美国发生剧烈通货膨胀的时候，戴高乐派军舰把储存在美国的黄金运回法国，迫使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随着美国在越南、中东、欧洲相继陷入麻烦，苏联则积极进取，准备填补美国在这些地区形成的“真空”，这导致了美苏矛盾进一步加剧。

面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叶剑英等四位老帅在上述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见解：“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2]

中苏珍宝岛冲突之后，美国原本希望中苏冲突扩大，但正如“四老帅”的判断，中苏战争不但没有发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反而因此走向缓和，这对美国极为不利。尼克松立即改变政策，促使了1971年7月9日的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2年，尼克松访问苏联之后，他的判断就是：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美苏之间的关系缓和是不切实际的，而一旦中苏关系缓和，美国将彻底陷入被动。于是，他最终决定向中国伸出和平之手。

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尼克松说了这样一句极为现实主义的话：“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

而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诸多国内矛盾和问题，工业迅速发展，但经济结构不合理，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党内也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其中一种意见就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国内经济上，把工业结构由注重生产资料生产调整为更加注重生活资料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另一种主张则是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继续备战备荒，对付“帝修反”。

而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实现国际关系再平衡，从总体上改变世界局势，才可能为解决国内矛盾和问题创造前提。如果中国一直处于美苏两霸的封锁与威胁之下，一直处在战备状态，那么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中美恢复接触和两国关系的改善，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形势。毛泽东曾经诙谐地说：自从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从此名声就不好了，说我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勾结帝国主义。我喜欢美国人民，我跟尼克松也讲过，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帮助各国人民起来革命。

1973 年8 月2 日晚，80 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青年时代的友人——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志。上面的话，就是在这次会见时说的。

今天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令资产阶级俯首帖耳，一个原因是他代表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他对官僚主义的彻底否定，带来了一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社会。毛泽东对于中国人民的动员能力，是空前的。

毛泽东对于中美关系的认识是极为清醒的，这种清醒就是利用美苏矛盾，而决不被美苏利用。

当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他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树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为新中国参与世界治理创造了前提。

改革与结构调整

我们看经济发展，要看四个方面：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收入水平。

1950—1976 年，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人均国民收入从1949 年的66 元增长到1984 年的549 元，平均年增长率为7.1%，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GDP 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由于起点太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

而从经济结构上看，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中国的工业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几乎完全颠倒过来了。

与1949 年恰成反照的是，中国工业对于财政的贡献超过了80%，而农业对财政的贡献则低于15%，但是，中国的主要人口，包括大量的知识青年，还是在从事农业生产。这表明中国农业的效率相对于工业发展而言是比较低的。

从就业结构看，1984年，中国的工业就业率占16.1%，而农业则占64%。

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文化革命结束不久，近2000万知青全面回城。他们很多人一时没有安排工作，生活无保障，看不到前途，心灵一片灰暗。对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转型的人口大国来说，就业是个严重的问题。

邓小平从中国历史上大规模选拔人才的制度中获得了灵感，果断决定：自1977年开始，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招生制度，给青年一个看得见的前途，给国家的未来一个明确的希望。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学的李中清教授通过大数据研究证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一直到1993 年，考上高校的年轻人主要来自基层，其中40%以上是工农子弟。与之相比，历史上的科举精英多为官宦子弟，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精英主要来自江南商人和绅士阶层，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我们的高考制度，是建立在新中国所形成的教育高度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教育的平等则是新中国社会平等的产物。

恢复高考是开启中国未来的革命，也是对上山下乡制度的扬弃。当然，它首先成功解决了数百万青年的人生前途问题，即使是那些没有走进高校的青年也认识到，学习是一条人生的出路。历史证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的主干力量，首先来自恢复高考后走进大学“老三届”学生，他们不但有刻苦学习的精神，而且因为有过“工农兵”的经历，了解中国现实，懂得国情，特别是了解中国基层的实际问题。

邓小平看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中国的教育和科研部门发展严重不足，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从而提出了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四个现代化的重要论述。

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改革。按照1998年中共中央对农村改革20年经验的理论归纳，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改革，体现了“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一是包产到户，二是乡镇企业，三是城镇化。[3]

但这种理论上的归纳毕竟是事后的。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从理论出发的，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完全从当时的中国现实、当时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出发的。

在改革之前，中国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近代以来的中国，饱经内忧外患，国家大部分财政收入源自榨取农村，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完全崩溃。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了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与此同时，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显然在这10年间，工业的增长要远远高于农业的增长。尽管“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 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但是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仍十分突出。同时，在城市工业体系中，“偏重少轻”造成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重工业企业吸纳就业有限。如果不调整国民经济的结构，广大城市青年和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难以解决。

毛泽东毕生念念不忘在城市工业化完成之后，国家必须向农村回馈。在中国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时候，就在全国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普及农村教育。1964 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从西南师范学院农学系毕业，任教于安江农业学校的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他深入农业，深入田野，经过9 年的艰苦努力，在1973 年成功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籼型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 号”，这一水稻品种被世界称为“东方魔稻”。自1976 年起，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推广，正值中国的改革开放。截至1994 年，中国稻谷累计增产2400 亿公斤。历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科技的伟大成就，仅凭联产承包，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我们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农业技术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79 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国际会议上发表了论文《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中国的农业成就轰动世界。1980年和1981年，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先后转让给美国圆环种子公司和卡捷尔公司，这是中国第一次向美国输出先进农业技术，显示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底气。袁隆平出版于1985 年的《杂交水稻教程》经联合国粮农组织引进出版后，发行到40多个国家，成为指导农业发展的教科书。可以说，中国的农业技术为解决人类的吃饭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症结：由于城乡体制的分割，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立足于“人海战术”的农业是没有效率的，那种消极等待城市工业化完成后再反哺农村的设想是机械的。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的思路压抑了就业，而片面强调城市工业化的思路则压抑了农村和农民的积极性。

改革，就是为了破解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而正是在破解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过程中，方才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通过对这些政策的反复比较与提炼，最终方才将其上升为理论。

1971 年，尼克松访华之前曾说，他要“给毛泽东送份大礼”，而这份所谓的“大礼”，就是美国部分解除对华技术封锁。随即，中国政府抓住时机，制定和实施了“四三方案”，推动中国工业技术装备的升级换代。自1973 年1 月起，我国从西方国家引进43 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后又增至51.4亿美元——这是自苏联援助的156 项之后，中国再次大规模从国外引进技术，也是新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开始。对外引进和初步开放，也有效地缓解了长期受外部封锁造成的“偏重少轻”问题。比如化纤和化肥产量大幅度提高，为改善人民的“吃穿用”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农村改革，不全等于联产承包，它比联产承包要深广得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1978 年才开始的。因为早在1955 年合作化初期，浙江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就开始推行包产到户。实行两年后，因其没有被上级认可，在反右运动中被制止。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度被提起，并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肯定。

根据杜润生的自述，1980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长期规划编制前的征求意见会上，杜润生向时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而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汇报时则首次提到让“工、农业甩包袱”。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全面开启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此同时，放开了农村多种经营。首先在人多地少的浙江，出现了在全国各地钉鞋的勤劳鞋匠；其次，从“鸡毛换糖”的走街串巷的商贩中发展出了小商品市场；最后，8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社队企业”（后来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全国如雨后春笋般产生了4700万家社队企业，就业者达到了1 亿人。

在国有企业、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之外，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社队企业。由此，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的就业和产业结构形成了。

怎样坚持、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用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来概括这个问题：一个是“开放”，另一个是“搞活”。所谓“发展”，是指在毛泽东艰辛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通过调整僵化的城乡结构，终于找到了一种“统分结合”“两头有利”的方式。由于农村集体有了人、财、物的积累，国际和国内市场也有了需求，特别是国家面临着出口创汇的压力，乡镇企业方才应运而生。这项创举，成功地将广大农民把个人利益的追求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在推进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的自主创新开启了一种市场化的企业经营模式。

更重要的是，农村改革调动了中国8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使农村集体积累起来的资金留在了农村，留在了农村集体手中。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第一次以乡镇为单位，实现了资本积累。历史证明，这样的资本积累推动了中国农村的产业化发展，进而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建设。当然，历史也已经证明，如果削弱了农村集体经济，也就取消了农村资本积累的制度基础，农村积累起来的资本只能再次流向城市，农村经济就会瓦解。仅仅靠国家划拨资金，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的。

毛泽东曾经设想过，通过社队办企业可以解决轻工业产品不足的问题。但他没有看到，乡镇企业可以以如此巨大的规模生产大量符合市场需求的小商品和轻工业品，乡镇企业的销售员们可以建立起一个横跨中国大地的销售网络。因此邓小平说，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改革开放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理论问题：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劳动产品的交换机制，而资本主义则是一个无限制的货币积累机制，它们所遵循的法则是不同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两个简明的公式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商品市场经济是“商品—货币—商品”，在这里，从商品到商品，货币只是一个中介，而资本主义则是“货币—商品—货币”，在这里，货币积累是唯一的、无限制的追求。

所谓社会需求，首先是消费需求。资本主义仅仅把工人当作雇佣劳动者，拼命压低工人的消费需求，最终造成消费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们如果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者，同时又看作有消费需求的社会的人，我们就不仅看到中国劳动力充足这一优势，也可以看到中国消费需求大这样一个优势。只有把这个市场规模的优势发挥出来，把两个优势结合起来，中国的优势、社会主义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所谓解放思想，回到马克思主义，其根本意义就在于，不能把社会看作一台僵化的机器，而是必须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人不是劳动机器，而是有着广泛社会需求的社会的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不能充分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使农村的积累片面流向城市，就不能使广大劳动者通过自由的劳动致富，不能真正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能真正发挥出来。

我们要发展工业生产，扩大城市和工业就业人口，但这里有一个前提：这些劳动者也是消费者，他们首先必须吃饭。如果把文明理解为一种生态，那么中国农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基，牺牲农村搞发展，“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总体的目标，没有共同的发展基础，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共同体”，而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个人的活力，没有个人的满足，那这个社会就只是一个躯壳，而不是一个“有机体”。

社会必须是一个“共同体”和“有机体”，即在共同目标和共享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活力。社会有机体的思想，被马克思称为辩证法的精髓。

什么是“搞活”呢？就是通过扩大就业，实行按劳分配，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充满生命活力的“有机体”，就是解除束缚劳动者充分就业的体制机制，使劳动成为自由的，就是按照价值规律办事，使劳动者能够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实际的好处。

中国改革开放也被形象地称为“春天的故事”，那时的中国如同在春天蓬勃生长的大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沃土上长出了多种形式的自由劳动的蓬勃枝叶。邓小平创造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个人利益自由发展与创造，与整个国家和集体的发展密切结合，而不是彼此对立。

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与通过价值规律“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二者之间本来就不是矛盾的。斯大林体制的重大缺陷就是用前一只手代替和取消后一只手，而毛泽东早就说过，这是“单打一，比较的偏颇”。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走出了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苏联经济的弊端是一种僵化的决定论，即城市决定农村，工业决定农业，在工业中，重工业决定一切。这也是毛泽东多次批评过的。通过改革僵化的经济结构，解决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也就是解决社会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经济和社会不是僵化的机器，而是有着内在结构的生命有机体——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极大贡献。

邓小平的农村改革，是对毛泽东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完善。这种完善就是使农村已经形成的新的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而其核心就是使农民分享农村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从而大大调动了8 亿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到1984 年，中国的城乡差距缩小到历史上的最小水平，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问题通过城乡发展的社会不平衡这一问题的解决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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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育品牌发展的核心经验——重视科技是要害

耐克、阿迪达斯近4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体育产业是一个依靠科技，从专业出发，走“科技支撑”的路线，才能走得长久的产业。

在中外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发展路径，一种是以专业体育为本，以“科技+专业”带动“休闲时尚”的路线；另一种主要搞休闲时尚，专业性并不突出。20世纪80年代初，在耐克一鸣惊人后不久，美国有一批新企业涌入运动鞋领域，这些企业主要是赶商业机会。例如锐步，其策略是针对女性健身操需求，专业性较弱。类似的企业还有不少。在21世纪初福建品牌企业的兴起过程中，也曾热衷依靠请周杰伦、谢霆锋等演艺明星代言来吸引年轻人消费。近几年，一些受耐克、阿迪闪亮业绩和炒鞋潮吸引而新进入行业的资本市场观察者，看到阿迪达斯Yeezy潮鞋的火爆，也可能误以为时尚路线才是体育品牌赚大钱的捷径。

事实证明：只有专业科技为本，带动休闲体育，才是持续发展的路线。没有核心科技或忽视长期持续科技研发，即便一时有幸赶上社会偏好潮流，也会在几年内丧失优势。体育产品的长青策略是以核心科技提升产品的专业性能和舒适感，然后移植到日常训练、散步、休闲产品中去，以较多科技含量的鞋类带动较少科技含量的服装的销售，以新的制造技术带动鞋类产品的“经典复刻”，[1] 从而更多地创造利润。

体育产业的核心科技体现在何处

现代体育产业的核心科技，首要集中在运动鞋的鞋中底的不断改进上，其次表现在鞋面技术和服装纺织技术的进步上。

自运动鞋诞生以来，鞋中底经历了四代材料演变：第一代是硫化改性橡胶，由阿迪达斯主推，中国的上海老回力、飞跃也用此材料；第二代是EVA（乙酸-醋酸乙烯酯共聚物）发泡，现在是体育界最普及的材料，后来演变出一系列与橡胶混合发泡的弹性体；第三代是2009年发明、2013年正式面世的E-TPU材料（膨胀热塑性聚氨酯，阿迪达斯Boost材料），融合轻软弹特性，风靡全球。此TPU材料中国已能仿制，但受限于巴斯夫核心专利(所谓“爆米花”工艺）。第四代是PEBA（聚醚嵌段酰胺，长链尼龙），这种弹性体2017年由耐克推出后好评如潮。在这四代技术演变过程中，还有很多结构性的部件或机械减震设计，但从近几年的市场验证来看，过于花哨或与现代生产工艺条件差距过远的技术发展方向效果不佳。消费者更讲究实际，要的是性能上的极致体验和实惠。

在鞋面、服装纺织技术上，体育产品追求柔顺贴肤、耐磨、防水透气等性能，目前正在大规模推广的是速干衣。结合鞋类产品的技术研发，尤其是在低温等严峻环境下的性能，这些轻纺工业科技其实不应限于体育领域，而是可以应用于很多高标准的特种衣着领域，比如军警鞋服。事实上，各国优秀鞋服产品都进入本国武装力量供应，如加拿大的始祖鸟品牌就是该国军警服装的供应者，新百伦则是美军的鞋服供应商。我国专注体校产品的企业昆山多威则是武警训练鞋供应商——它已在普通EVA材质下做到极限，急需新的科技注入。

体育品牌如何快速实现科技进步

如何更快地实现科技进步？耐克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一种“从自发经验到自觉科学探索”的演变路线，即源自非技术出身的体育人士创办的企业，走向充分拥抱科学的选材和设计路径。

近几年，阿迪达斯通过与巴斯夫合作研发应用Boost材料，形成了一种“上游核心科技-下游品牌”联手合作的模式。即跳过鞋材提供商和外包制造商，直接由终端品牌企业和上游核心材料企业联手进行重大创新的模式。实践证明，以两端有核心优势（技术和品牌）的主体来主导，带动中间配合，是加快技术进步的好模式。而处于加工环节的中间企业一般或个体较小，或利润率不足，思维习惯多为降成本而不是提高品质，因此难以支撑主动型研发创新。

这也涉及到全球体育产业环节中的另一类角色：代工厂。在倡导“比较优势”的经济学者的描述中，这类企业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角色。从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说，服务于跨国公司和国际品牌的代工企业无法承担促进本国产业升级的重任。近10年来，东莞、福州、青岛等地的主力代工企业（大多为台资和韩资企业）已经把加工的主力（70%左右）转移到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它们只是纯粹的加工厂，并没有专利，企业发展的思路也不是创新导向的思维。尽管在长期配合耐克等欧美日公司的新品开发中，这些企业已经形成了足够丰富的科技经验——至少是配套的科学生产经验，也有实验室，甚至巴斯夫等欧美上游核心材料企业也在台湾开设了就近的生产基地(如E-TPU生产基地)，但这些代工企业总是不敢自己独立开发，打造基于科技的品牌，总是采用被动响应式的发展方式。那些给外资代工做转包加工的大陆本土企业，给本土品牌做代工、或白牌杂牌出口的企业和提供普通鞋材的企业，也不具有带头创新的能力，它们可以被材料和品牌两头带动起来加入产业升级过程，但无法主导产业创新。

另外，对于品牌企业来说，每一轮重大核心科技的引入，还会通过资本市场的市值联动产生正面影响。每当体育品牌的上市企业发布核心科技并得到消费者认可后，势必在资本市场上有所体现，而且市值上升的速度会提前于收入和利润的反映速度，理论上有利于上市企业再融资，扩大供给能力，进行良性循环。如阿迪达斯经历了2013年的“Boost之战”后，市值从2012年的130亿欧元上涨到2019年的500亿欧元以上。可见，不断更新的核心技术是创造财富的法宝，只有拥有核心技术，金字品牌才能永远不倒。

本土体育品牌企业群体面临的挑战

与欧美日体育品牌企业相比，中国本土体育品牌企业面临不小的挑战。以产品研发成果相对完善的李宁来说，它和耐克等国际领先企业也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甚至可以从产品序列的命名上看出来。耐克公司的某一款产品命名一般由技术关键词+产品名(可为签约人名)+序列号+陪衬技术，而李宁公司的序列品种不少，但普通消费者很难搞清楚各个款式之间的差别——本质上还是因为鞋中底的技术内核差别不大。当然，李宁在研发上不可谓不投入，但受限于上游科技供给的实力，主要成果还是体现在设计上(尤其是篮球鞋及潮版)。李宁的重要积累也是从零开始培养了好几个知名设计师。在跑鞋领域，李宁因为尝试的材料品种过多过杂，有待梳理。安踏目前虽有一定知名度的产品序列，但也仅限于篮球鞋的克莱汤普森(KT)系列和跑鞋的challenge系列，而推出也不过五年左右。可以说，本土体育品牌在研发形成序列产品方面还缺乏积累。

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误区

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一股盲目吹捧本国产业的风气，在轻工业界追捧莆田假鞋是一个典型例子，说莆田假鞋“比真耐克、阿迪达斯还耐穿”、“穿不烂”等，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莆田假鞋在质量上并没有神奇之处，这一类产品依托的是中国的熟练加工经验，以及全然没有知识产权（含设计创意）观念下的胆大妄为。而且但凡高级一点的鞋材，莆田的生产厂家根本拿不到（例如耐克最新的含PEBAX的材料），往往只能用普通材质拼样子模仿，而且由于知识产权问题，只能是地下产业。一旦要走正途，人们立刻会发现莆田鞋并无技术优势，而且晋江本土品牌过去所走过的路，莆田也还要走一遍，并无捷径。所以，国际体育品牌的产品不只是卖logo，单纯靠仿制产品外形并不能赢得市场。

另一个误区来自部分风投机构，主要是最近出现的炒鞋问题。2018年之后，从美国到中国，年轻人中突然刮起一股炒鞋的风气。这股风是从美国刮起来的，某些风投领着一些硅谷机构把某个“鉴鞋、挂牌交易”的应用程序捧成“独角兽”，国内也跟着出现了效仿的应用程序。这种行为是一种误导，对于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毫无帮助。这股风气随着美国独角兽风潮的终结很可能也会逐渐衰落。可以说，风险投资对于世界鞋服产业的升级贡献并不大，令人深思。

代表性本土体育品牌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作为坚持独立设计的本土体育企业，李宁在核心产品——鞋的设计语言上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准。李宁的主要争议在于其价格定位：在没有类似耐克、阿迪达斯足够雄厚的科技底蕴的情况下，试图在中高端品种上卖出和耐克、阿迪达斯一样的发售价。2018年初，李宁成功借力纽约时装周的天猫中国品牌活动，打出“中国李宁”、“国潮”品牌，但争议也随之迅速加剧。看重李宁专业含量的消费者认为，以纽约、巴黎时装周为中枢的“中国李宁”战略，消散了李宁作为体育品牌的精神。但另一方面，“中国李宁”却被媒体所推崇，并在2019年通过业绩的改善得到香港资本市场的热捧。

企业领导者李宁本人在“中国李宁”推广之初就曾经提出，“单纯依靠国潮是很危险的”。2019年9月，李宁隆重发布以第四代鞋中底材料的膨胀改性体ePEBAX为主体的“?”系列跑鞋，从中可以看出李宁在努力依托核心科技做好产品。?系列可能是目前中国本土体育品牌中科技-设计综合水平最高的产品之一，试图将定价和耐克最顶级的跑鞋产品看齐。目前，李宁企业年收入恢复到百亿人民币以上，资本市场市值在2019年激增2倍，达到600亿港币，李宁的产品线包括跑鞋、篮球鞋都是相当丰富齐全的，应当有条件抓住机遇补齐科技短板，敢于借力资本市场加大与上游重大创新团队的研发合作，把PEBA材料逐渐下沉、普及化，改善定价策略，在这些方面应能有所作为。目前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机遇。

安踏则属于另一种经营风格。安踏的产品口碑目前并不出众，但一是长于以价格策略进行铺量的营销，而且近几年充分利用电商的手段推货。二是善于资本策略，主要是收购以Fila为代表的他国品牌，塑造“轻奢”形象，以直营方式销售，侧重于衣服等高毛利产品。2018年底，安踏联手一些基金以46亿欧元的报价挂牌收购芬兰多品牌体育——户外集团亚玛芬。这一策略又得到香港资本市场追捧，安踏的市值不到一年就翻了一番，突破1800亿港币(2019年9月)。

目前，安踏成功形成了“多品牌战略”，主体收入今年可能超过330亿人民币，再加上并购的亚玛芬的全球收入，可能超过540亿人民币。安踏不吝啬于研发，但目前安踏本品牌的材料研发成果较少，不过产品的市场推销效果较好。安踏急需其面向未来的战略研发团队拿出拳头产品，赋予其产品高品质的定位。

2018年底，匹克发布“态极”材料，采用了某种非牛顿流体掺杂橡胶，推出首款跑鞋，并迅速将“态极”推广到各种鞋类产品，预计2019全年销量有望突破200万双，这在国产运动鞋行业中已属于让人震惊的业绩。

   从整体上看，无论北方李宁还是南方的厦泉军团，中国本土体育品牌都面临抉择问题。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经济转型的环境，体育产业在转型环境中应该能够逆势而上。如果再如同过去七八年那样错失良机，很多本土体育品牌将逐渐边缘化至消亡。因此，必须有所改变。

中国体育品牌企业群体的升级机遇

参考阿迪达斯与巴斯夫成功联手推出Boost的经验，中国企业走“品牌-核心科技”联手模式，是可行的道路。当然，相比国外的组合，本土企业的缺陷是本国化工产业科技水平长期落后，几十年发展下来，只有烟台万华等少数几个企业具有真正的研发创新实力。而具有核心科技的国际化工企业，通常会优先和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巨头合作，而不是优先与中国品牌企业合作。

不过，只要中国落实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以中国的人才基础，完全有可能出现迅速成长的化工创新企业。而体育品牌企业在其中有充分的可作为空间。当前，对于体育品牌产业最有价值的是好的材料，例如，已经被普遍认可代表下一代鞋材的PEBA （长链尼龙），如果有团队能够有独到的方法以较为经济的方式实现量产，那势必是一件震撼体育界的事件。目前，上海隆霓新材料团队的创新材料已经初见成效，这对中国体育产业来说是一个战略性机遇。

考虑到目前本土体育品牌企业各家规模都不算很大，对于这类独到的重大创新，可能还需要在“阿迪达斯-巴斯夫”的模式上再进一步。阿迪达斯和巴斯夫都属于德国巨型企业，Boost材料对于这两家巨头属于互相增彩的性质。而对于中国新出现的战略性品种，则肩负着顶起中国高科技化工产业的使命(例如长链尼龙在体育之外的轻工业、汽车、油气管网、海洋工程都有大规模应用)，核心是要把上游科技型企业尽快发展起来。因此，可以考虑建立类似“GoreTex-始祖鸟户外产品”的模式。加拿大始祖鸟是美国Gore公司推广聚四氟乙烯薄膜材料的重要起始客户，但Gore-Tex产品后来广泛用于各种户外产品，最终支撑了当代户外用品行业，而下游品牌企业各自拥有应用性开发的专利。事实上，在以核心科技支撑中国体育、鞋服产业提升的过程中，厦泉地区企业需要完成社会化转型，走出原有家族企业的有限格局，凝聚一批以技术为主、带动设计的外来优秀人才群体，形成一个区域长期繁荣的基础。

从2019年国内品牌的产品积累来看，实现这种升级的价格策略路线和可试点产品都已经具备。在产品系统升级的价格策略路线图上，匹克2019年的“态极”系列已经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即从当前广受欢迎的中高端跑鞋出发，配置独到的新材料，以打开400-500元的市场定价上限，获得广泛好评后，再快速推广到篮球鞋和文艺潮鞋及其他功能类别上，顶级产品价格上升到600-700元，在当前市场环境下这是对本土品牌最有利的价格策略。从产品上看，目前李宁和361度国际线的一些产品，已经具备作为材料升级支点品种的能力。从长期来看，能果断与上游科技合作的本土品牌将在洗牌中生存，而新的企业品牌还会涌现出来。近几年已经出现了诸如北京必迈、成都咕咚、泉州足下工业等一系列具有互联网时代特色的新品牌。如果上游材料的科技平台能逐渐形成，一批轻型的以设计、人体结构工程见长的新企业就有可能不断诞生，形成一个有活力的“科技服务健身”的产业生态。

同时，这一升级也可以带动地区形成具有示范意义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长期以来，本土体育品牌大本营——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市，在经济上并没有形成协同效应。厦门以外资电子产业、软件产业和金融贸易区域总部经济为主，泉州以纺织鞋服为代表的制造业为主，泉州的GDP总量高于厦门。但厦门大学最擅长的专业——化学化工专业，却一直没能与以泉州为核心的纺织鞋服，尤其是运动品牌产业的核心——材料升级需求对接起来，致使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每年数百毕业生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大量人才流失。而泉州的轻工业产业链条过于集中于下游，没有上游纵深，虽有规模有品牌但根基脆弱。可以说，厦门和泉州两市在对体育产业的系统支持和升级方面，作为不多。当前，若以纺织鞋服领域上游的顶级优质项目为引领，一方面带动厦门大学化学化工材料的专业优势，一方面与泉州体育品牌、纺织服装等下游产业相衔接，既实现了产业升级，又实现了区域协同，还巩固了厦门作为东南部科技、文化高地的位置。泉漳龙等周边地区在不断升级的区域产业网络中，也乐于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可以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协同的典范。

（编辑  杨利红）

“西方”和“中国”这两个原本只是地域性的概念，现在已经成为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对象。近年来，人们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尤其是美国）所发生的变迁，感性太多、理性过少。赞叹、怀疑、恐惧等情绪充满舆论空间，但缺失了基于理性思考之上的分析。

在当今这个时代，理性是稀缺的，而朱云汉是少数理性派。围绕他思考的问题，我也谈一些我的看法。

西方制度面临困局

全球化下西方和中国所发生的巨变的确令人深思。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发表了他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其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轰然倒塌，这一理论广为流传，名噪一时。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方自由民主内部开始发生巨大危机，并深刻影响到作为西方内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国际秩序”。今天，西方内外部危机互相交织、互相恶化，人们看不到内外危机如何缓和解决，出路在何方。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不仅催生了内部新制度的诞生，而且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

曾经创造辉煌的西方制度为什么会在今天面临这样的困局？简单地说，西方制度为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所怀抱，不能与时俱进，适应新的环境，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恶”、资本之“恶”和社会之“恶”“三恶”并举的局面。尽管人们对此甚感可惜，但也无可奈何。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恶”并非是一种道德上的判断，而是指一种正常社会现象，即各种角色的“自私”行为。

今天人们所见到的西方制度是近代变革的产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看，人们可以说，西方政治制度起于暴力，终于民主。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西方所经历的政治体制或者是非常地方化的体制，包括部落和欧洲式的小王国(kingdom)，或者是庞大的帝国。在很长时间里，欧洲的政治历史就是由地方化的小王国到帝国、帝国解体再分裂成小王国、再由小王国到帝国的循环往复。直到近代，欧洲才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近代民族国家形式到了迷信的程度，直接宣称近代民族国家为“历史的终结”，认为它就是人类最好的国家形式，也是最后的国家形式。

但是，现实中，民族国家并非当时人们想象得那么美好。尽管基于近代“绝对主权”理论之上的主权国家推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并不能保障国家之间的和平。近代欧洲国家之间战争频发，至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达到了顶峰。二战结束后，西方诸国内部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在国际层面，在英美主导下，西方也形成了西方人一直为之骄傲的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前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尽管前苏联和苏联集团的解体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内在因素，但在­西方看来，这完全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功劳，是那里的人民抛弃了自己的制度，而选择了西方制度。这也就是“历史终结论”的背景。那么，西方政治制度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危机？这就要看西方政治制度的“初心”及其演变。一句话，西方政治制度需要解决的是“权力之恶”问题。西方国家起源于暴力，即战争和征服。在理论上，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到英国的霍布斯，人们已经为通过暴力（包括战争）而建设国家路径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霍布斯的《利维坦》假定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一个“无政府的战争状态”，而他人就是敌人，人与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为了求生存，就要结束这种不安全状态。因此，人们“让渡权力”给主权国家，并且和国家签署“契约”，让老百姓保存一部分不可让渡的“权利”。在实践层面，欧洲近代国家在战火中诞生，绝对专制是所有近代欧洲国家的最主要特色。只有在近代专制国家形成之后，欧洲才开始了“软化”和“驯服”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民主化”的过程。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软化”政治的专制性质，而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所有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则使欧洲政治制度的设计目标昭然若揭，那就是“权力制衡”。

西方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达成“权力制衡”的目标，包括宪政、三权（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法治、多党制、自由媒体和多元主义等。到了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那里，就连经济力量也是对政治力量的有效制衡，即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离是西方民主的前提条件。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是当时西方诸国社会力量对比的反映。且不说所有这些“制衡”是否有效及其制衡的结果，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既忽视了资本之“恶”的问题，也忽视了社会之“恶”的问题，不过这种忽视是容易理解的。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本来就和资本不可分离，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是“资本的代理人”。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里，“恶”（追求私利）是一种积极的要素，他相信人们的“自私”行为可以自动导致公共品的出现。但其他人从中发现资本了之“恶”的恶果。对资本之“恶”，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揭示，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作家狄根斯等作了文学描述。近代以来，各国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之“恶”有了一定的制衡。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马克思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西方议会里面都是传统贵族或者新生权贵（即商人和资本家），但随着民主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议会和政治过程，西方政府权力的基础逐渐从资本转移到选票。

但是，当代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资本再次坐大。资本之“恶”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条件就是资本具有主权性（在国家政权的范围内），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可以对资本产生影响力。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轻易和主权“脱钩”。资本没有国界，即资本脱离了主权。一旦资本与主权脱钩，资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无一不演变成独享经济，而非往日的分享经济。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财富则流向了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民并没有能够分享。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种社会冲突浮上台面。

在任何地方，与政治和经济相比较，社会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无论是宗教时代还是世俗政权下的帝国或者地方性政权，社会永远是 “被统治者”。近代民主产生以来，社会力量的地位尽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变不了其弱势的局面。尽管社会之“恶”基本上是其弱势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约着西方政治体制的运作。今天的西方，社会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倾向于滥用权利。福利制度就是明显的例子，民主经常演变成为福利的“拍卖会”。尽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们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并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一份贡献一份”。而如果没有“一人一份”的贡献，就很难保障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资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几份，即政府通过高税收政策来追求社会公平。显然，一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就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实际上，“避税”也是西方资本“全球化”的强大动机之一。进而，随着社会越来越不平等，西方社会各种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暴力行为横行，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作。

中国创造性探索适应时代的新体制

今天的西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政治上越来越崇尚民主，经济上则越来越不民主；政治上已经充分实现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经济上则越来越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作为，因为政府代表着社会的整体利益。但现实是残酷的，西方政府不仅无能为力，反而趋恶，表现为政治精英之间难以形成共识，党争不止，治国理政被荒废。更为严重的是，党争往往和形式繁多的民粹主义甚至政治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造成了更进一步的社会分化。近代以来的代议民主已经失效，因为一些政治人物已经失去了政治责任感，导致了“有代议、无责任”的局面。民主成为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源。政党政治成为意识形态之间、阶级之间、宗教之间、民族之间、公民与移民之间等种种冲突的直接根源，并且对这些冲突推波助澜。

无论是民主还是福利，其逻辑就是：一旦拥有，再不能失去。尽管危机越来越深刻，但人们看不到出路。很显然，在政治、资本和社会所有群体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时候，谁来解决问题呢？

这个新时代因此呼吁一种新体制的出现，这种体制既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内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制衡，从而实现双重的均衡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稳定发展。而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创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是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

1949年之前，毛泽东那一代解决了革命与国家的问题，通过革命，建设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束了近代以来内部积贫积弱、外部受人欺辱的局面。建国之后的前三十年对制度建设做了很多探索。不可否认，新中国的基本国家政治制度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得到确立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进入“改革”的时代，顾名思义，“改革”就是“改进”、“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代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在短短的四十年时间里，中国书写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最大奇迹，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提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也已经接近了高收入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奇迹在于促成了近8亿人口脱离贫困。历史地看，任何社会都有其致富的方式，但不是任何社会都能够找到脱贫方式。在脱贫方面，中国真是独一无二。

尽管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人们所称道，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仅仅以各种经济指标来衡量。无论是中国传统上的辉煌，还是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都表明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国家的崛起还是民族的复兴，最主要的标志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确立和其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即外部的崛起仅仅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一个外延。仅有经济总量，但没有制度建设，这样的崛起是不牢靠的。中国近代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例如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仍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以上，但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就被英国所打败。

制度是决定性因素。若看不到中国的制度优势，既难以解释所取得的成就，也难以保障已经取得的成果，更难以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发展，这些道理很多人都明白。但同时制度建设也是最难的。近代以来至今，很多人一直期待着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套好制度，一些人更迷信西方制度，以西方为“天”，以为移植了西方制度，中国就可以轻易强大。但恰恰这一点早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二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地选择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机械地移植到自己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尽管理论上宪政、多党制、自由媒体等什么都不缺，但在实际社会运作层面什么也没有发生，不仅没有促成当地社会经济的变化，反而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主的制度建设和改进，正是中国数十年以来的要务。如果说十八大之前，人们对中国自己的体制还缺乏信心，不仅不敢正视自己体制的优势，反而认为自己的体制是必须被改掉的。十八大以来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强化，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混合经济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三层资本构造”，即顶端的国有资本、基层以大量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以及国有资本和大型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层。这个经济制度可以同时最大程度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各种经济要素互相竞争和合作，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局面。因为一旦三层资本失衡，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人们就必须在三层资本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国的哲学中，发展和管理经济永远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政府承担着提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应付危机、提供公共服务、平准市场等责任，而民间资本则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活力。过去数十年，中国构造了世界经济历史的奇迹，又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这个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领域，西方的“三权分立”体系为党争提供了无限的空间，造就了今天无能政府的局面。相反，中国在十八大以来，以制度建设为核心，通过改革融合了建国以来的基本制度和传统制度因素，形成了“以党领政”之下的“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传统上，“三权分工合作”治理体制自汉至晚清，存在了两千多年，并没有受王朝兴衰更替的影响。今天，通过创新和转型，重新确立了“三权体系”，为建设稳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尽管“三层资本体系”和“三权分工合作体系”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它们已经构成了中国最为根本的制度。经验表明，经济形式决定社会形式，而社会形式又决定政治形式。“三层资本”形式塑造着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中国的政治过程又是开放的，不同资本和社会形式都可以进入这一开放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过程，有序地主导和影响着国家的进程。

中国的制度模式不仅促成了中国成功的故事，也为那些既要争取自身的政治独立又要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另一个制度选择。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不能放弃自己的文明，但需要开放，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只有找到了适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们才可以建设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续的制度体系。虚心学习他国经验很重要，但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他国，而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更像自己。这是普世真理，中国成功了，其它国家也会成功。

这些是我读朱云汉新书的一点感悟。应当强调的是，能够把西方、中国、全球化这些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进行压缩性讨论，很少有学者能够像云汉教授那样胜任。

自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结果震惊世界以来，激进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政治风潮席卷西方发达国家。特朗普上台后更动手拆解全球化的基础架构，将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倒重来，让世贸组织陷入瘫痪状态。美国鹰派将中国锁定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对华进行地缘政治围堵，阻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另一方面，以粗暴的贸易与科技封锁手段，试图逼迫跨国企业将其全球供应链移出中国；并胁迫其盟国联手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试图打压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这让很多观察家担心，全球产业供应链将因而裂解，世界经济步入“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通道。

全球化进入减速阶段

如果用全球化进程常用指标衡量，从2008年开始全球化就进入减速阶段，甚至出现局部倒退。根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所发布的《世界贸易监测》（World Trade Monitor）报告，从2018年第四季度开始，连续出现两季的全球贸易额萎缩现象，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2月，贸易规模下滑幅度为负1.8%，这是自2009年5月全球贸易因金融危机出现锐减以来最糟糕的纪录。[1]

另外，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跨国直接投资（FDI）统计，从2016年到2018年，全球FDI规模不断创下2008年以来的低纪录，2018年比2017年萎缩了将近五分之一，规模为1.2兆美元。[2] 2007年全球FDI占全球GDP的3.5%，2018年这一比重已不到1.5%。此外，一个衡量跨国供应链发展程度的常用指标是各国进口中间产品（零部件）占全球GDP的比重，该比重在2007年前不断攀升，2008年以后从占全球GDP的19%下降到17%。[3]

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陆续推出加强金融监管措施，对金融全球化的压抑作用也十分明显。跨境银行信贷规模与全球GDP的比例，从2016年的60%大幅下跌到2018年36%。

世界贸易规模的增长速度从2008年以后明显趋缓，跨境贸易结构最近十几年出现了四重变化，这是判断全球化趋势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一重变化，全球化仍在演化而非退化。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正在转变。中国大陆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心已经由出口移转为内需，同时正在不断推进高端制造以追求进口替代。这就意味着：第一、中国制造产品更多从出口转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货品与服务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高峰（36%），下降到2017年的19.8%；第二、中国不断改善其产业供应链以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减少高价值零部件、设备或软件的进口。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的沿海工业一直是以来料加工或进口零部件组装出口为主，承担“世界工厂”的职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获得了各类产品的先进制造技术，并逐步推进本地化生产。这些本地化生产的高附加值工业品又发展成为新的出口产业。中国这种出口结构的演进非常类似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的产业结构转型。2000-2016年，半成品与生产资料这两大类产品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均提高了10%，分别达到41.1％与31.2％。2016年中国出口额中消费品所占比例为27.0％，比2000年下降了至少21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工业正从来料加工组装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型。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导，2018年，中国的出口产品中自主创造产品的附加值比率已经超过日本，这意味着中国国内的产业链垂直整合程度比日本还高。[4] 在传统的双边贸易统计上，就必然会表现出贸易额成长趋缓，因为原来需要进口的生产设备与零部件已改为国内供应，原来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的终端消费品现在移到了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或非洲的工厂，而中国厂商则成为这些海外组装生产所需的设备与零部件的供应来源。

此外，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常态化，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趋缓，这导致全球各种原物料与大宗商品价格回归理性，以交易价格为统计基础的世界贸易规模也出现萎缩，尽管实物的交易单位数量还可能有所增加。

第二重变化，当前裂解全球化的力量与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力量，后者更具有主导性。世界贸易流向的主轴正在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打破了战后70年的基本格局。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贸易活动的主体是围绕富裕国家的需求展开的，包括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以及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主要是原物料、能源与初级加工品）。富裕国家彼此间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为40%~50%；同一时期，由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多数年份在25%以上。以富裕国家需求为导向的出口活动几乎占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至于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所占的比重，长期以来都在10%~14%之间。过去多边贸易规则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制订的，他们也是战后贸易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

进入新世纪以来，贸易流向的格局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连续超越了日本、德国与美国，快速攀升为第一大贸易国，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都出现快速增长。这样，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出口的比重从2001年的14%一路增长到2014年的29%；同一期间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从45%下滑到29%；加上富裕国家向非富裕国家的出口之比重合计为48%。也就是说，目前以非富裕国家的需求为导向的出口几乎撑起了世界贸易的半边天，上世纪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重心的世界贸易体系，现在已经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主要新兴经济体必然会在多边贸易规则的制订上发挥愈来愈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涌现的保护主义与排外主义，主要是对以富裕国家为目的地的出口贸易构成障碍与干扰，而以非富裕国家为导向的出口可能受惠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因为他们会接收部分从中国移出的生产线。以非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出口将成为世界贸易的新主轴。

第三重变化，部分的制造业开始回流到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的主要因素是自动化生产技术突飞猛进，保护主义的作用居其次。如果某类高价位产品可以大量利用智能机器人替代人力，跨国企业就可能选择就近在美国或西欧建立生产基地。以技术驱动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布局调整，是全球化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传统的全球产业链发展是应运集装箱运输、长途通讯，电脑记忆体与运算成本急遽下降而生。新技术条件下企业会选择缩短全球供应链以更贴近消费者，同时也可以规避贸易战的风险。

不过，尽管美国的土地与能源便宜，又有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趋势并不乐观，因为美国本土制造业空洞化已久，缺乏完整的产业供应链。例如，最近苹果公司努力想把一部份的智能手机装配作业移回美国，但缺一个精密的小螺丝配件就可以拖累整条生产线。[5] 美国跨国企业最擅长的还是产品研发、品牌经营，与全球营运管理，而这些生产活动仍占据价值链的主要部分。

第四重变化，非实体贸易已经成为主流。世界贸易活动中实体（the tangible）产品的交易价值之比重会逐步下降，非实体（the intangible）产品的交易价值之比重会持续增长，这是数字经济与产品智能化时代的必然趋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所指出，过去十年服务业贸易扩张的速度要比货品贸易高出60%，这个数字还是低估了的。

非实体产品经常是与实体产品一起捆绑出售的。与跨境服务业贸易的真实规模应该已经超过货品贸易。

未来非实体贸易将持续增长，这意味着全球化仍在演化而非退化。逆全球化潮流是被过度宣染了。

裂解的风险空前严峻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各种限制贸易、移民与投资的排外措施，并引发贸易伙伴的反制，形成恶性循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因为英国脱欧、意大利非主流政治联盟上台以及各国反欧盟政治势力风起云涌而面临空前挑战。最大的裂解风险来自特朗普的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这与支撑全球化所需要的互通、互联、互惠、互补、互信、互助与互依思维格格不入。为了达到遏制中国的目标，他们可以破坏支撑全球化的安全环境、基本规则与多边体制，同时不惜损害美国的长期国际信誉，而以最粗暴的政治与法律手段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瘫痪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拆解全球产业供应链。

曾经成功预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纽约大学鲁比尼 (Nouriel Roubini) 教授最近发出警告，中美之间如果全面爆发冷战，会将世界带入漫长的逆全球化过程。[6] 不过他高估了美国的战略持久耐力，也低估了中国决策者的理性克制能力。

首先，在应对美国的贸易战打击时，中国的策略是广结善缘而不是与美国正面进行政治拔河。中国将深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把中国市场的门开得更大，同时不会干涉其他国家或外国企业与美国的经济往来，提供更友善的经营环境。最近上海市政府高规格欢迎特斯拉将全球最大电动车生产基地在浦东新区落地。当美国政府试图在西欧封杀华为的同时，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诺基亚与爱立信这两家华为5G设备的主要竞争者在中国市场的销售设定任何限制。

中国可以提供的商机或产品并非美国可以替代，美国传统盟邦像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不理会美国压力而继续采用华为5G通讯设备。一旦欧盟国家全面禁用华为，欧洲部署5G的成本将会增加620亿美元，5G发照的进度至少会落后18个月，美国政府无法靠其所指控理由让盟邦自愿割肉滴血。[7]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尤其在中国进入5G与物联网时代后，海量的智能设备将会激发更大的记忆与逻辑芯片需求。高通、博通、美光、超威、英特尔等半导体公司如果失去中国的市场，会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它们不会顺从特朗普团队两败俱伤的作法。

融合的力量大于裂解

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态势，持续推进全球化演进的融合力量仍明显大于裂解力量。有更多的群体加入拥护全球化的阵营。过去推进全球化的主要群体是跨国企业与跨国金融机构。但在网络时代与数字经济时代，虚拟世界的非实体商品跨境交易、去中心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联结，并绕过传统金融机构与支付系统的跨境网络金融活动。

全球化的动力仍然充沛

在传统衡量指标上，过去10年，全球化出现减缓或停滞的现象。FDI的总规模在下降，主要原因是流向欧洲的FDI大幅萎缩，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仍在增长。最明显的受益地区是非洲，过去10年，外资流入非洲的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两位数；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含中国）的FDI也在持续增长。许多新兴经济体纷纷加入FDI来源国行列。中国的对外FDI在2007年的规模不到500亿美元，到2015年接近1500亿美元，而且首度超过FDI流入中国的规模。在流向非洲的FDI之中，中国、南非、新加坡与印度正成为愈来愈重要的来源地。

从跨境非实体商品、人员、知识与信息的流动，我们可以确定全球化的动力仍十分充沛，各种增进融合的跨国移民、商业、信息与教育网络正将全球社会以更紧密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以国际移民为例，在2000年全球跨境移民的总数约1.55亿，占世界人口的2.8%，2017年达到2.58亿，相当于全球人口的3.4%。[8] 国际移民中属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比例大约为三分之二，在很多国家他们已经成为主要的劳动力来源。跨境移民的流向更加多元化，过去的流向主要是从南方国家流向北方国家，而现在有更多的从发展中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例如从中国到非洲与拉丁美洲，从印度与孟加拉国到东南亚与中东。中国在非洲的常住人口（停留期间超过一年）估计至少在100万人。跨境移民带来了技能、知识、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也会增加贸易、商业合作、文化交流与跨国婚姻。

另外，国际留学生与交换生从2011年不到400万，增加到2017年接近500万。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超过60万人，而中国接收的国际留学生在2018年已经逼近48万人，其中85%以上是自费生，估计很快将会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留学目的地。

中国的出境旅游人数更是增长神速。根据联合国国际观光组织的统计，2012年中国就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观光消费的最大来源，2017年，中国境外观光消费规模为2577亿美元，占全世界观光消费总额的20%[9]。

整体强韧部分脆弱

当前支撑全球化的基础架构究竟是强韧还是脆弱？

当前的全球社会是由国家和国家之间，政府和政府之间，企业和政府、企业和企业之间无数的协议、各种法律安排和规范，交织叠加在一起，才能让我们完成看似简单的跨国穿越。就是这些严密的、叠加的多边体制和所对接的国内治理体制和法律安排，建立了高度依存和高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体系。今日的全球社会，不仅仅经济高度一体化，所有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重大议题，比如治安与反恐、武器管制、网络通讯、邮件递送、金融交易、人员移动、技术标准、运动竞赛、教育交换、专业认证、海事纠纷、气象与防灾、健康与疾病控制、生态保育、能源运输等等，都有相对应的全球治理机制。这些机制有些是政府之间签署的，有些是民间专业组织自行推动的。这些治理机制承载的诸多制度与规范，为国家、企业、非盈利机构、个人以及为所有跨国行动者之间进行交往、交易和移动提供可依赖的秩序。在这一条件下，跨国企业才可能在全球范围有序运行，全球产业供应链才能够像钟表一样那样地精密运作。

                美国对全球化的威胁

目前，世界经济与全球社会仍在极少数国家行动者设定的基本框架内运行，例如贸易活动不能逾越武器出口管制的红线，科技合作不能违反国防科技管制，跨国金融机构不能掩护国际洗钱等。这些框架的演进既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可观经济红利之牵引，也受到国家其他优先目标的约束，例如国防安全、人身安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政体合法性等生存底线需求。

支撑全球化运作的基础结构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因为它仍可能受到极少数关键国家行动者的干预、阻断甚至破坏，而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出现震荡、无法如常运行，或被迫进行重新配置。

在特殊情况下，美国的庞大国家机器的确有能力让全球经济体系的关键环节的运作出现大范围的瘫痪。放眼全球，没有其他国家拥有与美国等量齐观的这种制造系统性干扰、震荡、阻断与破坏的能力。欧盟下辖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与第二大储备货币，中国下辖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和最大制造业平台，但其影响能力与范围仍无法与美国相比。俄罗斯基本上欠缺这种干扰与阻断能力。其他中型国家或国家联盟（例如伊朗可以封锁霍母兹海峡，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可以操控能源供给）即使有局部的干扰与阻断能力，影响力还是有限。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愿看到当前全球社会紧密的依存关系所依赖的基础结构受到干扰、阻断或破坏。过去30多年，全球化所带动的贸易网络、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交叉股权结构、知识分享机制、生产专业分工与全球供应链，已经让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程度达到类似经济“连体婴”的程度，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其社会代价难以想象，而且经济剥离所导致的震荡及其后果，复杂到很难预估谁会受损与受损程度多大。

在正常情况下，即使美国把维护其霸权地位视为最优先的国家战略目标，也会尽量利用美国在全球多边体制与产业价值链的优势地位，与中国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而不是采取像特朗普这样的激进单边主义，无章法的贸易制裁与科技封锁。特朗普主导的美国国家机器的确对全球化的基础结构是巨大威胁，特朗普身边的鹰派智囊发起的全面对华经济冷战，以及打算把中美两大经济体彻底“脱钩”的极端想法，会遭遇强大的阻力，很难贯彻到底。

网络时代的无烟战争

全球化带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所有国家都被紧密的跨国产业价值链、粮食与能源供给链，全球信息网络，科技合作机制，跨国融资平台与交叉股权结构困绑在一起，共同创造享受了全球化的巨大经济红利。但相互依存也意味着国家间彼此伤害对方的机会与选项大为增加。

所有高度融入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都暴露于其他国家可能把相互依存关系作为武器使用的这种风险之下，融入程度愈高风险愈大。[10] 全球化过程的持续推进就是建立在一层层相互保障、相互承诺与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假设与自己在贸易、投资、金融、人员往来科技、教育、文化、能源等各领域最密切交换合作的国家是不可能利用相互依存来做相互伤害的事。

但是如果在全球的产业、资讯与金融关系网络中扮演枢纽角色的大国，经常把相互依存当作进行地缘政治对抗或大国战略搏弈的武器来用，这就可能导致全球化的倒退。经常有这种冲动，同时也具备对全球经济运行造成大范围干扰、阻断与破坏的能力的，主要就是美国。对许多中小型国家而言，它们与美国的相互依存关系是高度不对称的，美国拥有让这些国家经济瘫痪与金融崩解的各种武器，而这些国家的报复手段却很难让美国伤筋动骨。

如果在缺乏正当性与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条件下，把相互依存当作武器使用的作法，必然会折损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货币、网络、通讯基础设施的信赖，多数国家将试着寻求约束美国任意性的制度安排或设法绕过美国主导体系而开辟替代性安排。著名的智库“欧洲外交协会”在最近的报告中公开主张，欧洲应该建立绕过美国的国际支付系统，以及劝阻欧洲企业不要轻易屈服于美国的长臂司法管辖。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敌对国家进行无烟战争的杀手锏武器之中，威力最大的就是金融封锁与互联网封锁。不过，即使在美国与俄罗斯对峙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也不曾全面启用，这些杀手锏武器仅在小范围内使用、针对特定的政治人物、银行或企业。美国极少数极端鹰派虽然可能设想过对中国启动这些杀手锏武器，但除非中美之间爆发全面军事冲突，否则几乎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政策选项，否则必然会在全球范围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过去，美国曾经使用这些武器来对付朝鲜、委内瑞拉、古巴或伊朗。这些手段包括贸易禁运，网络黑客攻击、冻结网络账号，没收寄存黄金，冻结金融资产、金融封锁、海上封锁、遮蔽卫星定位功能，或切断互联网。这些手段的确可以让对手蒙受惨重损失，但必须有相当的正当性才可能获得其他大国的配合，而且对这些小国的制裁，还不至于对全球经济带来太大的冲击。

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一度达到冷战结束后的最高点。当时美国国会与欧洲议会部分议员都曾提议，对俄罗斯进行的经济制裁应该升高到将俄罗斯金融机构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之外。这势必会切断俄罗斯与所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正常业务往来，对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国际收支带来严重后果。不过，在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大力劝阻下，美国与欧盟政府最后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当时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Ewald Nowotny就公开提出警告，不应以此作为制裁手段，这个全球金融机构共建共享的基础设施不能作为地缘政治的工具，不然会严重损及 SWIFT 的信誉。[11]

SWIFT是一个由全球金融机构共建并在布鲁塞尔注册的行业组织，全球有一万多家银行、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该组织提供的安全、标准化的和可信的通道与同业交换报文（message）从而完成金融交易，等于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神经中枢。SWIFT不是一个根据政府间条约而建立的国际机构，所以仍须接受欧盟的管辖。同时SWIFT也必须服从美国政府的管辖，甚至受制于纽约州的监管。通过SWIFT系统的跨境美元支付功能，需要搭配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简称CHIPS）才能完成。也可以把CHIPS视为SWIFT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元跨境支付的主要渠道。CHIPS的功能是经办国际银行间的资金交易和电子资金划转及清算，由纽约清算所负责其运行，处理的是资金流的对冲与拨付，而SWIFT处理的则是信息流的传输。

美国政府对SWIFT拥有多重的实质掌控机制。如果美国政府想把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排除在SWIFT之外，那后果会是什么呢？这个假设问题是值得严肃评估的。只要有任何迹象表露美国政府有可能动用这个金融相互毁灭的终极武器，全球资本市场就会出现崩盘式强烈反应。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贸易国，外汇存底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美国政府债的最大境外持有者，一直采取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并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发行准备，可以说中国是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最重要支柱之一。如果美国要排除中国使用美元支付与结算体系，与中国进行全面金融脱钩，就等于是自毁长城，这对美元作为主导储备货币的地位将构成严重冲击。这样做只会逼使中国，宁可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与承受金融震荡，也要用尽洪荒之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

美国对特定国家实施互联网封锁这一选项在2016年以后已经很难启动。在各国政府代表透过国际电信联盟组织的“国际信息会峰会”平台，与美国政府经过10年以上的交涉后，美国政府勉强同意放弃对“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简称ICANN）的排它性单方管辖权，换取以巴西与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放弃将ICANN纳入联合国体制的主张。ICANN最重要的掌控就是对域名体系、IP地址以及全球13台互联网根域名服务器（DNS Root Servers）[12] 进行统一管理。最初这13个根域名服务器，1个为主根域名服务器，放置在美国；其余12个为辅根域名服务器，其中9个放置在美国，欧洲2个（位于英国和瑞典），亚洲1个（位于日本）。由于ICANN在法律地位仍属于在加州注册的法人，总部设在加州，因此不能排除在特殊情况下，美国政府还是可以片面主张ICANN仍必须接受美国司法管辖，并通过对根域名服务器的管理权来封锁特定的域名网站。所以，当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时，网络上马上就出现新的呼吁，因为有些人担心美国的长臂司法管辖也可能伸手到网际网络领域。长远来看，像ICANN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最关键的全球基础设施管理机构还是应该纳入联合国体系，享有超主权机构的法律地位；或者至少应该先将ICANN的注册地与总部迁往中立国（例如瑞士），就像国际奥委会与红十字会一样。

目前，网际网络的技术基础协议已经演进到“互联网通信协议第六版”（IPv6）。相对于IPv4，IPv6不仅大幅扩大了地址空间，大幅提高网络的整体吞吐量，让网际网络可以配合万物联网时代的海量需求，它在技术上可以完全突破IPv4时代全球根域名服务器总数量的限制。2015年到2018年之间，由中国牵头的“雪人计画”实验，就展现了在IPv6技术规范下全球新增25个根根域名服务器的可行性，这是通往网际网络治理模式全面去中心化的重要一步。雪人计划成功地帮助中国掌握了DNS根域名服务器的运行和管理技术，为下一阶段在中国快速铺设以IPv6为基础协议的互联网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

美国领导层本以为，他们可以利用不对称的谈判地位，对任何不顺从自己意旨的对手或贸易伙伴，轻易让他们跪地求饶。但美国动用了手上所有的外交筹码、情报威吓、禁止采购、出口管制与司法武器来打击中国特定的高科技企业，不但无法达到预期的一剑封喉效果，反而可能危及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长期竞争优势，甚至动摇美国独角兽企业在诸多全球高科技系统平台的独占地位。

中国的作用十分关键（三级标题）

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向特朗普政府解释，为何他的公司在考虑将唯一在美国制造的Mac Pro平版电脑生产线迁至中国。苹果很想把这条生产线留在德州，所以申请在中国生产的所有零部件关税豁免，就是为了能继续在美国生产，但特朗普政府断然拒绝。[13] 对于特朗普想要“全盘美国造”的奢望，库克认为，这本来就不具现实意义。他指出：“在我看来，我们绝大多数的产品都是在世界各地生产的。这就是全球供应链的本质，现在和将来都会如此。”[14] 更何况，苹果公司六成的收入来自海外。

整体而言，全球化仍在演进，而不是退化。全球化仍具备充沛的前进动力，全球化的受损群体与受益群体之间的力量平衡的长期趋势还是有利于后者。

过去30多年全球化所带动的贸易网络、交叉股权结构、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以及跨国企业内部交易网络，已经把全球经济联结成为一个空前紧密的整体，也让人类社会的经济相互依存达到空前的程度，全面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了。

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少数，而且主要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里，虽然局部浮现出一些裂解或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联结或者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时涌现。这种力量远大于裂解的力量，而中国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全球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将由新兴经济体取代传统的G7，以非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贸易，将逐渐凌驾以富裕国家需求为导向的贸易，而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