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处在现代经济社会的枢纽位置，其发展模式与状态，关系经济资源配置的优劣，关系经济社会能否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

当前，我们的外部环境错综复杂。我们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全面审视我们的各项方针政策，做好迎接伟大斗争的各种准备。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政策、制度如何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要为金融重新定好位，否则，“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将流于空洞的口号。

美国在这场大疫中的混乱表现，深刻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也许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能够帮助部分国人破除对美国的迷信。我们不应简单地把美国作为现代金融的样板，一味盲目模仿跟随。要立足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思考中国的问题，同时深刻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周期规律。要坚持金融服务本原，抑制金融逐利冲动，为中国金融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

2008之后的中国金融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一反罗斯福新政以来40年的金融抑制政策，放任金融界背离为实体经济担任融资中介的服务模式，以金融创新为名，通过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杠杆投机套利，疯狂追逐利润，金融业态转变为赤裸裸的金融交易模式。至2008年登峰造极，随即暴发了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重创全球经济并影响至今。这场金融灾难震惊了世界，也迫使美国反思并着手改革，相继推出了金融监管改革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和旨在限制银行自营交易的《沃尔克规则》。尽管这一法案因金融集团的强烈抵制而未能起到有效约束作用，但毕竟还是在修正错误，建立规则。

可是，我国金融界相当一些人对这场危机却没有从根本上引以为戒，当时业内有一种奇怪的论调并在形成某种共识，即“美国金融走过了头，中国还不够”。他们并未深入思考金融的本质、金融服务的对象和方式，没有认识到美国金融灾难的根本原因是方向、道路问题，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还是自我服务的问题，这绝不是量的控制、度的把握能够解决的。金融一旦背弃融资中介的天职，盲目追逐利润、沉醉交易投机套利，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不仅葬送自己，也会使其帝国在历史周期中早早走上穷途末路。

正因为没有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刻思考，我们反而加快了仿效美国金融的步伐。我们新增了大量金融机构，新设的银行、保险公司等不断涌现，以赌上市、投机套利为宗旨的私募基金如雨后春笋，仅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基金就高达2万余家，此外还有数十万家未登记的类似企业。影子银行业务、各类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P2P、上市公司垃圾股的借壳炒壳等等泛滥成灾。房地产、大宗商品日益金融化。金融衍生品以金融创新为名，甚至打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号，从场内蔓延到风险更大的场外，从金融期货蔓延到商品期货，不断叠加且愈发复杂。杠杆交易、高频交易等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算法交易像病毒一样四处流行，使得金融市场更加脆弱，危机四伏。

近年来，无论央行怎么“放水”，资金都很难流入实体产业干涸的田地里。这不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有问题，而是金融和金融化的房地产来钱快、赚钱多的示范效应产生巨大的虹吸作用。这些被虹吸的资金一方面在金融市场空转，让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使实体经济逐渐收缩，金融泡沫逐渐吹大，酝酿金融危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的金融化。

金融危机前的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18784亿元，2019年为61996亿元，比2006年增加了2.3倍。2006年金融业利润总额为3950亿元，2019年为29613亿元，比2006年增加了6.49倍，其增长幅度为工业利润增长幅度的282%。

2006年，我国工业利润与金融业利润的比例为4.8:1；2019年这一比例为2:1。短短13年，工业利润在经济总量中的迅速萎缩和金融业利润占比的大幅扩张，说明中国经济的金融化已经十分严重，对这一趋势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经济金融化的危害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安身立命之本

中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同于简单服从国际分工的小国，无论从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还是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我国都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以制造业和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即使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制造业的重要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没有制造业的支持，服务业或任何其他行业都将难以为继。制造业体系的完整性、所处阶段品级，决定了国力、国运和国家的安全。

有些观点认为，一些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GDP比重远高于我们，就提出要建立“服务业大国”，这种简单类比会造成误导。我们必须澄清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主次关系：第一，一些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比重高，是由于制造业的发展为社会生活领域提供了技术支持，创造了需求，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为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提供了条件。服务业的发展是经济技术进步的自然产物，不应该是刻意追求的目标，也不能本末倒置、揠苗助长；第二，生活服务业是满足群众生活需求所必需，但其劳动生产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我们更应注意引导发展和先进制造业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第三，美国近30年来放任服务业和金融业盲目发展，导致“去工业化”和产业失衡，而且造成贫富悬殊、社会分裂。这次新冠大疫来临，连最基本的公共卫生用品也无法保障，这是他们的教训。

金融放任发展侵蚀工业体系

金融放任越位发展，必然虹吸大量资金、空转套利，妨害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工业和金融此消彼长的现象。

1.金融繁荣使实体经济资金短缺昂贵。放任金融发展而涌现的大量金融机构，其服务对象和业态模式已经异化：轻融资中介功能，重金融交易投机套利，吸噬挤占大量资金在金融市场空转。央行虽然不断“放水”，但新增货币投放却被金融机构截流，很难流入实体经济。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也因为众多的金融企业要吃饭分羹，增加了融资环节，层层相扣，加大了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导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举步维艰。

2.金融的超额利润阉割了实业投资的动力。制造业等实体产业因为投资周期长，资产流动性差，不确定因素多、风险大，理应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一般情况，实业净资产收益率应是金融投资收益率的2-3倍）。但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误导金融陷入交易市场自我服务，追求过高的息差收入、花样百出的业务模式和自营交易套利，使金融投资收益率大大超过实体经济。这又吸引许多资金转而投向金融机构，或投资、投机金融市场，使实体产业发展相对萎缩。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将失去持续动力。

3.金融业的高薪收入误导青年学子择业方向。现在大批优秀的青年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往往选择金融，而不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专业，许多苦读多年的理工科毕业生也转入金融业。这势必对我国科技和实业发展，以及经济增长动力产生负面影响。

金融盲目发展制造危机

我们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首要任务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首先要明确：重大金融风险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这种重大金融风险是现代经济发展必须承受的代价吗？或者说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必须在这种充满风险的金融模式下战栗前行，一次次遭受金融风暴的蹂躏，透支国运？这难度是现代经济的宿命吗？

重大金融风险最可能发生在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

金融风险有各种类型，在许多经济活动中都可能出现，而重大金融风险往往发生在金融交易市场。在金融交易中发生风险概率最大、冲击烈度最高的就是杠杆交易，和同样具有杠杆放大作用并有跨市场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资本市场，包括为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服务的一级股票市场，为便利股东转让股份而设立的二级股票市场。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与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成正比，息息相关。任何交易都会有风险，金融交易也不例外。但从历史和市场实践来看，传统的股票现货市场风险有限。

重大金融风险往往与杠杆交易和衍生品交易密切相关。杠杆交易与衍生品“创新”的理由，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抑制市场波幅和管理对冲风险。

融资融券是资本市场杠杆交易的主要形式。名义上融资融券是为市场增加流动性、促进市场交易、稳定市场，但市场实践却是另外一回事。在股票市场，投资（投机）者是否积极入市，要看大市氛围；熊市或市场冷清时使用融资杠杆的投机者鲜有入市，当市场进入牛市热闹起来，此时问题不再是市场缺乏流动性，而是市场过热、流动性爆棚，投机者利用融资杠杆大举入市，迅速吹大股市泡沫、透支牛市，加大股市风险。当股市泡沫破裂，市场进入下跌通道时，投机者不会继续融资增持股票，也不仅是平仓或被平仓抛售股票，还会反向操起融券工具与其他衍生工具一起做空，反方向套利，助推股灾。在市场实践中，融资融券不是逆市场周期提供流动性和有助于市场平稳的管理工具，而是投机者顺周期使用投机套利的工具。2015年疯狂短命的杠杆牛市转瞬间变成股灾的市场实践，已经充分说明杠杆交易不是善类，而是助涨助跌的灾星。

品种纷繁复杂的股指期货、期权，外汇期货，期货期权等场内、场外金融衍生品，无一例外都是以对冲风险、平抑市场波幅的风险管理工具为名，堂而皇之设立的。理论上的简单推导，经不住市场实践的检验。金融衍生品在多种内外因素的叠加作用下，甚至是小概率事件的影响下，也会发生无法估量和无法控制的核裂变，非但不能控制风险，还会造成金融危机。

在衍生品市场中，鲜有实体产业主体参与衍生品交易，个别被金融机构忽悠参与“套期保值”者，往往赔得找不到北。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主力，大多都是对冲基金等以投机套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以外汇衍生品交易市场为例，全球每天外汇交易额大约6万多亿美元，但其中与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有关的交易量只占约3%，97%的交易都属于投机套利。这种交易怎么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

遍访各种财经媒体资讯和历史资料，鲜闻有人因使用衍生品交易而躲过了风险劫难，却屡屡看到欧美金融巨头因衍生品交易被断送或遭受重创。1995年，有233年显赫历史的英国老牌贵族银行——巴林银行，因日经225股指期货合约和看涨期权交易发生巨额亏损，轰然倒闭。美国华尔街“套利之父”约翰·梅里韦瑟创建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被誉为“点石成金”的团队，却在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的小概率事件中濒临破产；此后原班人马东山再起，加强了风险控制，但还是在2008年因衍生品交易没有逃脱覆灭命运。同期因衍生品交易而破产和濒临破产的还有雷曼兄弟公司、贝尔斯登公司、美林公司等。摩根大通在次贷危机中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同样因衍生品交易在“伦敦鲸”事件中遭遇重创。

其他因衍生品翻船的金融投资者更是不胜枚举。远的不说，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香港国泰航空公司都曾先后因套期保值合约、燃油对冲等衍生品交易造成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巨额亏损。近期又发生了中行“原油宝”事件，衍生品交易巨亏300亿。

还有主权国家被误导的例子。2001年美国高盛为希腊量身定制了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案，冲减希腊政府的公共负债率、掩盖财政赤字，以“帮助”希腊加入欧元区达标。失去约束的希腊深陷债务危机无法自拔。而高盛购买了“信用违约互换”（CDS）来对冲明知有风险的对希腊的借贷，同时还利用知情人地位，廉价收购CDS，又做空债务抵押债券，一方面加大了希腊的借贷成本，另一方面从中获取暴利。高盛不仅把希腊玩弄于股掌之间，还和美国评级公司默契配合，引发了整个欧元区的危机。

在1984年就参与华尔街开发金融产品和交易模型的理查德·布克斯塔伯，在其《金融的魔鬼》一书中指出：“我们试图改善金融市场的状态，却直接导致了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风险，而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我们……增加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种种危机。复杂性下边潜伏着大灾难”。

市场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金融衍生品不是改善金融市场状态、管理金融风险的工具，而是金融机构用以满足其贪欲的投机套利的冒险工具。他们的冒险，会给我们的金融市场和国家带来巨大风险。这种风险和发展实体经济没有关系，甚至和发展正常的金融服务也没有关系，反而产生巨大的金融泡沫风险，更不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承受的代价。

因此，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不能仅仅依靠被动监管。正确的做法是，要把金融关进服务实体经济的笼子里，用制度限制他们以“创新”为名为所欲为，自我服务。对于擅长衍生品交易、专事投机套利的海外金融机构，我们也应保持高度警惕。应该鼓励其直接投资，限制金融投资。

金融放任发展会拉大贫富差距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为美国经济注入4.125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入金融市场。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从2009年3月9日的最低值676点，一路上升至2020年2月19日的3386点。这种资本市场的辉煌和实体经济基本无关，而且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美国前1%的最富有人口拥有的财富占比，2008年已经为36.33%，到2019年达到42.5%；而占总人口90%的大众拥有的财富和收入水平连续30年下降，后50%低收入人群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财富总额的3%。

招商银行与贝恩财富每两年联合发布的“高净值客户”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197万高净值客户拥有61万亿元可投资资产，已经占全国居民和企业存款余额（147万亿元）的41.5%，而2006年这一比例为16.1%。这种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与这些年快速发展的经济金融化、房地产金融化趋势不无关系。我们必须检视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目的，不能放弃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坚决铲除贫富分化的金融温床。

资本主义的兴替周期不是社会主义的规律

近500年来资本主义交替的百年周期，是今天的一面镜子

从16世纪初开启的大航海时代，先后造就了西班牙/葡萄牙/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美国周期四个“百年周期”，开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刺激欧洲商人在美洲—非洲—亚洲—欧洲间建立了跨洋贸易（金银、奴隶、手工业品等），为资本主义的滥觞积累了财富，创造了条件。虽然它们在随后的兴起过程中各有特点，但是这四个先后兴替的“百年周期”都有着相似的规律。在早期的兴起和壮大阶段，它们无一不是依靠实业起家和发展壮大，而当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就会转向更加轻松快捷、利润更高的金融业，即进入了最繁荣和财富最充盈的阶段。然而盛极而衰，随着资本由实体经济向金融领域的大规模转移，实业开始萎缩，经济逐渐失去动能，金融泡沫逐渐增大，加之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和挤压，周期性的大危机将不可避免地暴发。

20世纪80年代里根上台之后，大举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美国的经济金融化愈演愈烈。与此前荷兰、英国周期不同的是，美国周期的金融化程度更高，问题更严重。一方面，华尔街以金融创新为名，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金融衍生品交易、杠杆交易、高频交易和大宗商品交易中投机套利，使美国的金融更加危险；另一方面，美国使用美元霸权和金融工具，在全球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收割发展中国家，破坏实体经济。越吹越大的金融泡沫终于引爆了2008年金融海啸。但不思悔改的华尔街在实体经济持续疲软的条件下，依然吹出了十年牛市的“奇迹”，继续透支国运。美国对金融化的执着，是资本的执着，是历史规律使然。

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经济金融化倾向

我们今天从事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扬弃。如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兴未艾，却过早地出现了经济金融化迹象，需要我们高度警惕。最重要的是，需要清醒的社会主义制度自觉。

1.用社会主义制度重塑金融。在资本主义价值观体系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天经地义，虽然他们不乏有识之士批评金融异化妄为，但却无力改变这种愈演愈烈的趋势。

这种金融异化的悲剧唯有社会主义可以避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为全体中国人民谋求最大利益，要求金融为全社会利益服务，为实体产业服务，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提供服务，而不能允许以“金融创新”为幌子盲目效仿美国。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可以制定为人民而不是为资本的新型金融制度，规范金融服务，抑制金融放任发展，抑弊兴利，使金融有所为，有所不能为。这就是我们能避免资本主义“百年周期”的理由与底气。但这一切取决于我们有无制度自觉。

2.在金融领域倡导简单哲学。在社会治理、经济运作方面，最佳状态应该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不是越搞越复杂。本来金融很简单，就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中介服务。搞金融创新的目的，应该是提高服务水平，为客户提供低成本、高效率、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而不是故弄玄虚地复杂化。

目前，我们有人把借复杂化自我服务的美国金融视为圭臬，把杠杆化、衍生品、计算机高频交易等十分凶险的金融流行病当作现代金融市场的标准配置。其实这样错了。这些让人们艳羡不已的美国金融原本不需要如此复杂，复杂不仅与金融服务无关，而且让美国金融更加危险。① 金融市场复杂化绝不是先进，而是灾难。我们必须急流勇退，坚决反对金融复杂化，倡导金融简单哲学，让金融老老实实地做融通资金的中介服务，做它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的决策层和监管者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金融价值观，坚持金融服务实体这一底线原则，注重政策的作用力方向研究，在面对金融机构的“创新”申请时，一定要审视评估，实证分析“服务实体经济”的服务方式、传导路径、业务流程。坚决抵制借服务实体经济和创新之名，搞金融复杂化自我服务。我们监管当局要有定力，要能顶得住监管套利者的游说，和金融中心之间竞争的诱惑和压力。坚守金融服务初心，坚持简单哲学。

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向周期顶峰冲刺并导致早衰的制度性宿命。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有可能超越这种历史局限。前提是必须有高度的制度自信和制度自觉。我们要不忘初心，解放思想，破除美国金融迷信，重新构建社会主义金融服务制度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服务、奋斗！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党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提高发展质量、提升经济效益、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一流企业的号召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保持强劲发展势头，2018年和2019年总资产、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均位居央企第一名，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招商局清醒地认识到：与国家要求比，招商局现在够“大”，但不够“强”，也还不够“优”，仍然存在大有可为的空间，仍需自我加压和自我挑战，才能将招商局的事业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期。在此背景下，招商局坚持“守初心、担使命，扎实推进一流企业建设”的方针，以“提质增效”为抓手，自2018年试点先行、2019年全面推广，到2020年持续深化，以更大的使命担当，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创新和战略部署的落实。

质效提升工程稳步推进

目前中国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竞争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以投资驱动和资源投入为主导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无论是为了缓解生存压力、寻找成长空间，还是构建跨越式发展的能力，提质增效、苦练内功都是现阶段企业的首要任务之一。

质效提升工程是招商局一项立足长远，通过提升企业综合管理水平和激发内在动力，实现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质效提升的工作机制融合了企业长短期发展目标，在全面推进的同时聚焦重点，兼顾效益与能力的提升，通过找短板、定规则、优流程，不断总结提炼，将短期有效的举措转化为长效机制，实现企业的科学管理。

2017年，招商局将“提质增效、提升能力”作为年度重点工作，从“质”“效”“能 ”三个关键点着力，全面扎实推进各项提质增效行动。2018年，招商局选取三家下属公司作为试点，取得一定的成效和经验。2019年是招商局质效提升工程全面推动和深入开展的一年，通过借力麦肯锡外脑，从初识方法论到融会贯通综合运用，在收入端、成本管控、能力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加快推动企业从“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变，为企业持续稳定增长注入强劲动力。2020年，招商局质效提升进入全面深化阶段，依靠提质增效和提升能力两大抓手，强化二级公司主体责任和体系建设，重点围绕做强主业、做精专业，着力提升科技创新、战略执行、资源配置、人才保障等能力，不断提高精耕市场、精准服务、精细管理的水平，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以下以两家下属企业的实例加以说明。

释放精益管理潜力，为综合发展赋能

招商蛇口是招商局旗下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板块的旗舰企业，也是招商局核心资产整合平台及重要的业务协同平台。该公司以“中国领先的城市和园区综合开发运营服务商”为战略定位，聚焦园区开发与运营、社区开发与运营、邮轮产业建设与运营三大业务板块，以“前港-中区-后城”的独特经营发展模式，参与中国以及“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的城市化建设。截至2019年12月底，招商蛇口总资产规模6177亿元，业务覆盖全球110个城市和地区，开发精品项目近500个，服务千万客户。

结合宏观经济及行业形势变化，招商蛇口以集团战略原则为指导，全面落实质效提升各项工作，推进公司内部转型发展。通过考核激励等机制牵引，充分发挥员工的主动性，切实解决工作中的痛点和难点，在质量、效率、效益方面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诊断痛点，锚定目标

面对房地产市场的“新常态”，行业进入结构调整时期，依靠规模获得发展的模式已无法维持，这对企业的科学管理、精细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此时开展质效提升工程，是公司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生存之战、必赢之战”。为此，招商蛇口通过组织对标、头脑风暴、创意发想工作营等方式，对运营系统、管理系统、理念行为的各个要素进行内部诊断。一方面从经营导向出发，基于净资产收益率（以下简称“ROE”）梳理问题和思路，将构成该指标的因子层层分解，基于盈利能力、经营效率和管理能力提升等方向寻找举措；另一方面围绕公司亟待解决的重点、难点和主要短板，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举措，找出影响业务的关键痛难点，从中提出改进建议。

完善机制，保障落地

通过明确各级项目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PMO”）组织架构，招商蛇口搭建了运行机制、配套考核激励体系、进行过程跟踪及问题解决、推广黄金案例、加强文化宣传等一系列有利于质效提升的管理机制，扩大实施成效。

1.组织保障，PMO统筹稳运行。招商蛇口将质效提升工作作为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的“一把手工程”，公司上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充分认识、抓住关键、重在落实。首先建立组织保障，在公司总部层面成立专责小组（领导小组）和PMO办公室（工作小组），招商蛇口总经理任领导小组组长亲自统筹部署，公司总部运营管理部总经理任PMO办公室主任，下属各单位均成立了以一把手为组长和业务骨干组成的专责小组及相应PMO组织。同时，完善运行机制，建立了各级PMO“战情室”，PMO成员通过每日行动清单推进各项工作，利用招商局统一开发的数字化系统的审批、统计功能，辅以亮灯机制，推动举措按计划完成各项关键节点，做好举措效益和进度跟踪；确立例行的日会、周会、月会、评审会工作会议体系，及时总结纠偏，强化过程管理。基于不断完备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模式，带动多级PMO做实、用活、起效，确保跟进的工作能得到细化落实、刚性执行，显著提升了工作完成的时效性和达成度，有效推动了阶段性经营指标和工作任务的完成。

2.机制牵引，考核激励添动力。为充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助力各项改革创新工作的落地，招商蛇口制定了与质效提升工程配套管理机制，加大质效提升工作考核力度，出台专项激励政策，输出组织和个人绩效考核及人员激励方案，塑造效益意识与执行氛围，构建质效提升工程的双轮动力。

3.经验固化，黄金举措广复制。在举措逐步落地的过程中，招商蛇口十分重视成果经验的及时转化。跟踪进展情况，识别不同业务板块的成功做法，总结优秀案例，打造课题样板；按照工作方法流程、机制体系、可推广等维度，评选具有代表性的举措作为黄金举措，将共性的经验和成果总结形成指引文件，并通过内部发文、培训、宣传等方式进行全面复制推广。2019年，招商蛇口累计提炼29项黄金举措，涵盖社区及持有物业等多领域、各业态，涉及产品质量提升、回款加速、设计与采购降本、建筑工业化推进等核心课题。

4.文化营造，创效理念入人心。质效提升工程是用全局的视野和辩证的思维，跳出局限、勇于改革、敢于碰硬，实现管理破题的重要措施。招商蛇口持续加强对质效提升工程的培训与宣传贯彻力度，加大方法论的普及纠偏；通过公众号专题、新闻专栏、主题活动等线上线下渠道，做好专项策划和及时报道，营造创新求变、自我改革的良好氛围，引导参与者主动思考并践行质效提升的理念，将“向管理要效益”的认知逐步渗透到公司业务发展中，深植于各级业务人员的行为。

优化管理，成效初显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招商蛇口的质效提升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从公司战略发展要求、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及业务痛点等方面入手，2018年以“总包战采”和“回款加速”为试点切入，2019年围绕“增加收入”“降低成本”“加速周转”“其他赋能”四个维度，共计生成47项质效提升改善抓手，并进一步细化成485条具体举措。截至2019年底，该公司推进至L4阶段（改善动作执行完毕）的举措占比超85%，预计释放效益潜力18.3亿元，其中增收类效益12.67亿元，降本类效益5.63亿元。为持续、纵深推进管理优化工作，招商蛇口在引导举措速赢的同时，也兼顾长效机制建设。一方面，在总部部门中增加常设组织统筹推进质效提升工程专项工作，推动业务单位指定专人、专职推进举措进展，依据举措执行的情况配套管理办法；另一方面，做到有效成果及时复制推广，坚持精益管理，持续沉淀组织智慧，通过微创新、局部改进，积小胜成大胜。

质效提升工程是应对新形势、打开新局面的重要抓手，也是招商局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管理工具。质效提升有助于企业反思自身、直面问题、走出舒适圈，也是推动其适应市场环境，转变思维，将经营做精做细的必要手段，对促进公司管理者的意识转变具有积极作用。同时，质效提升工程非一般“工程”，需久久为功，一以贯之，将质效提升的方法论延伸到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五步法”以及精益运营的理念等，已成为公司狠抓过程管理、强化执行落实的有效抓手，并正进一步应用到资产清理、扭亏压减等其他工作中去。此外，质效提升工程开发的“招商至元”系统也提供了便利的数据分析工具，与招商局数字化战略相互支撑，对于运用数字化工具做好经营管理具有一定的启发。

围绕战略落地发力，打造先进智慧物流平台

中国外运是招商局旗下物流业务统一运营平台和统一品牌，2003年2月13日，中国外运在香港联交所上市，2019年1月在上交所上市，是“A+H”股上市公司。中国外运以打造世界一流智慧物流平台企业为愿景，聚焦客户需求和深层次的商业压力与挑战，以最佳的解决方案和服务，形成以专业物流、代理及相关业务、电子商务为主的三大业务板块。截至2019年底，中国外运拥有总资产约618.9亿元人民币，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约776.5亿元。

作为招商局2018年质效提升工作三家下属试点单位之一，中国外运积极贯彻招商局“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规模适度”的新发展理念，以“提质、转型、整合、创新、变革、赋能”为着力点，重点从整体规划和运营提升、整合工作、战略解码、财务管理优化、资产优化与盘活等五个维度推动“质效提升百分之一”工程，实现了2018年度ROE同比提升一个百分点的既定考核目标。在2018年成功试点基础上，2019年中国外运按照“日常工作围绕质效提升发力，质效提升围绕战略落地发力”的工作思路，以三年ROE提升四个百分点、落袋效益10.3亿元为目标，坚持“实事求是、重在实效、突破重点、带动全局”的工作原则，组建质效提升PMO办公室，形成规范高效的PMO运行机制，全面深入推动质效提升工程，高质量完成ROE目标拆解、抓手梳理、举措开发、举措审核和推进，后期资产清理及扭亏减亏专题拓展，举措滚动开发等各项工作。

明确质效提升方向

1.全面业务诊断。通过多种形式的内外部诊断，中国外运发现其ROE整体水平略低于行业可比同行水平，在主营业务成本、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方面有提升空间。

2.战略解码。依托战略解码形成包括强化战略支撑体系建设，货运代理业务扩展至门到门全程供应链服务；专业物流升级为端到端价值链优化服务；积极拓展电子商务、打造整合业务平台和生态圈；基于五大通道建设加强业务网络资源的行动目标。

质效提升工程四大亮点

1.围绕战略落地发力，高效推进工作落实。中国外运从公司战略规划、年度重点工作、业务痛难点等方面入手，通过问题树的拆解、讨论和分析，以全局设计、统分结合为原则，形成“货运代理业务、专业物流业务、电商业务一体化”抓手树。自上而下将ROE目标分解到业务板块、明确到责任主体。通过头脑风暴激发思维、结合SMART原则量化追踪，上下互动、深度讨论，自下而上形成举措，落实到落袋效益，细化到里程碑计划。举措进入执行和全面实施阶段后，各级PMO通过“招商至元”系统落实跟踪督导。

2.以PMO机制为核心，建立科学工作机制。一是横向统筹。总部相关部室将公司战略重点工作及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项目纳入PMO管理，打破部门界限，形成合力。二是纵向发力。PMO机制作为日常管理的补充，助力重点工作有效分解，以纵向部署、资源配置，保障上下联动效率。三是穿透层级。总部PMO对业务一线直接监督，切入关键痛点分析反馈，赋能业务一线，提升核心竞争力。四是两厢延伸。产品体系与运营体系是战略落地的重要支撑，中国外运以PMO机制推动各公司形成标准化、高效联动的运营体系，运用总部和先进单位的经验与资源着力打造核心产品，做到“以强运营支撑强产品，以强产品推进强运营”。

3.推广黄金案例，夯实落袋效益。将中国外运下属11家主要二级公司全部纳入质效提升工程。合计180名PMO和417名举措负责人共同参与，2019年开发举措416条，预计2021年落袋效益10.3亿元。举措开发过程中，聚焦经营发展的关键问题，形成重点课题，重点解决，从中筛选黄金案例予以复制推广。一是PMO与业务团队组建联合运力集采专家组，形成集采标准流程，推动在区域公司及专业子公司内全面落地，实现年度综合降本幅度3.5%；二是在专业物流板块全面推行仓库精益运营，确定7个重点优化方向、35项主要提升内容及103项细项提升分析点，实现综合成本降幅2%；三是基于数字化建设实现客户信用管理全覆盖、优化应收账款管理流程，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与风险管控水平，并将试点经验整理、固化到管理系统中。

4.提炼核心能力，确保机制固化。围绕战略落地目标，中国外运将各公司举措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流程、经验方法提炼形成机制、指引及操作手册,构建了包括以质效提升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管理方法、综合分析能力以及运力集采、信用管理、仓库精益运营等优秀业务实践在内的多领域、多层次的机制体系，打造科学管理文化，助力公司持续优化提升。

质效提升工程的经验

1.领导重视，机制健全是根本。中国外运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质效提升工作，将其作为实现公司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成立各级质效提升PMO作为推进公司战略落地的核心组织。在过程中坚持“战略引领全局、质效贯穿始终”，公司重点任务分解、经营业绩分析、组织绩效考核等工作全面围绕质效提升展开，实现日常经营和质效提升的有机统一和同频共振。

2.目标明确，方法得当是抓手。按照“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语言”的思路，中国外运结合自身业务特点编撰了“质效提升术语一览表”和“年度预算与落袋效益映射表”。工作推进中，形成了各阶段的标准模板、内容指引、评审机制、会议机制、举措分级分类管理机制及跨年度滚动式开发机制，全面助力PMO工作流程的改善和管理效能的提升。

3.总结固化，推广复制是保证。提炼质效提升的黄金举措，将优秀工作经验总结固化形成机制，以点带面进行复制推广，推动成果最大化。在实施过程中，总部PMO约请专家团队讲解经验教训，并对具体问题实施指导，确保各公司在黄金举措复制推广中方向正确、执行到位，将固化的机制内化到各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之中。

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

2019年，招商局各级下属单位在收入提升、成本精益和能力推广等维度深度挖潜，共计开发举措2331条，当年实现落袋效益约29亿元；预计2021年带来的改善效益可进一步释放至90亿元。在收获阶段性成果的同时，招商局总结出一些经验：一是拥抱变化，锐意变革。让员工们先接受并适应新的管理机制，再优化调整，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最终形成一套企业独特的“打法”，即管理模式；二是空杯心态，持续对标。俗话说，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而言，更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新的变化，时刻对照员工期待、客户期待、股东期待和行业标杆寻找差距，并自上而下发挥垂范作用；三是行胜于言，落到实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质效提升工程不是做表面文章，要把招商局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通过科学的方法论将各项工作拆解、细化，并运用数字化管理工具做到进度可监控、风险可提示、执行有保障、成果可量化，以钉钉子的精神做好过程管理，确保成果输出。

质效提升工程是一项全面性、变革性、长期性的工作，招商局集团上下各级公司都充分认识，并对其艰巨性做好了充足准备。提质增效，久久为功。招商局坚决打好国有企业质效提升攻坚战，大胆改革创新，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为新时期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注入不竭动力，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央企应有的力量。

                     （编辑  宋斌斌）

 编者的话：中信出版集团最近出版的《艰难的辉煌2》一书，在采访众多亲历者的基础上，翔实记录了中信集团近10年的奋斗史，全方位展现了中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践行国家战略、推动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改革发展的不平凡历程，为发挥国有企业“六种力量”提供了生动具体的解读。本刊选编其中部分内容，聚焦中信上下在履行国家使命中勇于担当，积极“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艰辛探索与实践，集中反映了国有企业对国家建设、发展和对外开放做出的重要贡献。

2019年10月1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0余万军民以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欢庆共和国70华诞。阅兵开始的前一分钟，中央电视台的转播镜头从北京的上空掠过，在10月的蓝天下，一座巍峨的大厦拔地而起、直冲云霄，令人瞩目。它的高度远高于其他建筑，亚金色的外观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造型与古老而现代的北京遥相呼应。它就是“中信大厦”，京城的百姓更习惯称之为“中国尊”——北京第一高楼。

何为“尊”？这是中国古代的礼器，意为敬奉，双手捧尊奉至顶，行顶天立地之势。

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红五月，荣毅仁向中信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发问：“我们怎样把我们的一切献给国家，让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问卷。在过去的40年中，中信始终把国家的使命敬奉于顶，几代中信人以自己的人生、以40年不懈的努力、以中信的荣耀与骄傲，书写着这份庄严的答卷。

1979年1月17日那个必将载入中国改革开放史册的“五老火锅宴”，开启了荣毅仁一生最值得铭记和感怀的岁月，也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扇窗口。中信从这里走向时代的最前沿，走向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征程。

2016年4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荣毅仁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了荣毅仁传奇的一生，深切缅怀他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建立的光辉业绩，追思和学习他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和始终不渝的奋斗精神。

讲话中所叙述的荣毅仁的生命之光，在经历了岁月的沉淀之后，愈加深邃而隽永，这样的光点联结起来，形成了一条起起伏伏的生命轨迹。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深深地交融在一起。同样，中信的发展轨迹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这般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对荣毅仁和今天20多万中信员工来说，那是何等的荣耀！

那一天，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总经理王炯都参加了此次座谈会，他们感叹于中央领导对荣毅仁、对中信的成长发展之路有如此清晰透彻的了解；他们更感佩于老董事长荣毅仁为中信所留下的无价的财富。

2019年，中信迎来了成立 40周年。

有一组数据令每一位中信人引以为傲：

成立之初，国家为中信初始投资资金为2.4亿元。

截至 2019年末——中信集团总资产7.5万亿元，较成立初期增长3.1万倍；净资产3620亿元，较成立初期增长近1500倍；2019年实现营收5176亿元，较成立初期增长3.7万倍；实现利润总额842亿元，较成立初期增长2.8万倍。中信 40年累计为国家创造税收4450亿元，上缴分红555亿元。

自成立以来，中信总资产和净资产的年复合增长率均大大高于国家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复合增长率。

中信40年的历史徐徐铺陈开来，犹如一首时代的交响乐，仔细聆听，我们可以从中强烈地感受到中信对于国家的忠诚、勇敢与担当，感受到40载中信人的奋斗和探索。

做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1983年 6月 27日，中信公司召开第四次董事会，荣毅仁在报告中明确强调了中信的目标和任务：

公司既然是经济实体，就有企业本身的经济效益问题，必须自负盈亏有利可得，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经济建设筹措外资、引进技术，为四化服务。因此公司在选择投资项目以及开展各项业务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考虑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不能因强调自负盈亏而背离这一基本原则。

平实的语言、崇高的境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荣毅仁的许多讲话和文章，还都能从中感受到他内心滚烫的激情和对国家事业的忠诚。他始终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始终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大业，才创造出了中信今天的辉煌，才奠定了中信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

2015年 3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曾经向常振明感叹，从他 1971年第一次访华到现在，中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发展状况超越了人类 的极限梦想”。常振明用一组数字为基辛格的感叹做了注释：“中国的 GDP从 1979 年的 4100.5亿元增长到 2014年的 64万亿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常振明说，“毫无疑问，国有企业为实现这个‘超越人类极限的梦想’做出了巨大贡献” 。

那一年，中国国有企业有16.7万家，资产总额达到140.7 万亿元，企业营业收入达到 44.9万亿元，利润总额达到 2.5万亿元，中国进入世界 500强的企业有 110家，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国有企业有 83家。

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我们党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2016年 10月 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了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会上，他深刻论述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规 律，深入回答了国企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给予中国国有企业以新的历史定位和特殊的使命：

——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

——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

——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

——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如此定位不同凡响，党和国家的政治命运与经济命运系于国企之身，责任大如天，使命重如山。

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国有企业都是校正市场失灵、推行国家干预政策的载体。没有国有企业提供的宏观经济外部性，国民经济就将失控甚至出现混乱。

也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就天然兼有公共性和企业属性，成了政治和经济功能的混合体，是国家与政府借以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手段。 因此它确定运行的出发点和最高目标绝非简单地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要服从国家与社会的公共利益。

2019年，常振明在中信集团党建工作暨纪检工作会议上回顾了中信 40年的发展历程，他说：“中信从成立起，就是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排头兵。多年来，从‘三个引进’到‘仪征模式’，从率先‘走出去’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信始 终根据党和国家战略调整前进方向，围绕中心工作，在党和国家的宏伟大业中实现自身发展”。

为国分忧，义不容辞

中信的历史上，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担当”二字。

一次次被逼到悬崖边，那么艰难的选择，没有后路，中信自己斩断了后路，没有犹豫，没有彷徨，只能继续向前。

40年来每一位走过来的中信人都亲身参与并亲眼见证了这样一条轨迹，它发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原点，它从世纪伟人邓小平手中获得了尚方宝剑——“勇于创新  多作贡献”。中信始终以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国家使命为终身使命，为此他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他们选择了难以跋涉的道路，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1979年的中信，用常振明的话说，“既无市场化运作的经验，也无雄厚的资金支持，却有着对历史机遇的洞察，以及只可成功不能失败的决心……从建立之初，中信就把‘创新’和‘敢想敢为’深深地刻在了基因里”。

1979年，荣毅仁郑重接受了邓小平的嘱托，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在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创立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中信公司，随之那个铁板注定要被松动，要被改变，要被推向市场。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中信开始了中国第一笔在海外的直接投资，为此他们顶住了各种压力，成为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企业。

80年代末，就在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全世界都在困惑，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不是能够继续走下去的时候，荣毅仁以其特有的感召力，以中信的影响力，向全球知名企业家、银行家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在中信公司成立 10周年的时候，到北京参加由中信公司举办的中外经济合作研讨会。1989年之棋局，中信公司率先走活了一步。如此使命，唯有中信方能担当。

“中信只有为国分忧的使命，绝无向上伸手的权利。”这是中信从上到下、始终如一的自律。

从 2008年直至今天，面对澳大利亚中信澳矿前所未有的负累——这是100多亿美元的重负——中信完全可以选择放弃，以放弃而止损。但是中信顶着巨大的压力，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调集自己的队伍在一片片废墟上重新建设。今天的澳矿已经开始为中信集团贡献利润，不仅在 2019年全球铁矿石价格高企的时候成为平抑矿价的重要砝码，更赢得了所在国政府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赢得了国际矿业巨头们的尊敬。

2009年，中信进入了它的生命周期的第四个10年。

这是怎样的10年？

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开端，中国经济逐渐进入了拐点。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判断，为中国制定此后一个时期的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2015年，中央适时地提出了中国已经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投资增长乏力，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地区和行业走势分化，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金融等领域存在严重的风险隐患，使得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进一步显现，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未来经济的驱动力必须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经济学家预计的全球经济复苏并未在 2017年之后如期到来，总需求疲弱却连续数年发生并成为常态，全球经济长期陷入危机阴影；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地缘政治格局正在裂变，中美贸易摩擦更是趋于长期化和复杂化。中国自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具有的近 20年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或发生根本改变。

而此时的中信，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曾经的窗口和开路先锋，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以其更大的勇气、更加理性的精神，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布局和创新。

2014年，中信再次选择了一条常人难以理解的路径——整体上市。中央明确提出“将加快大型国有企业母公司层面的股份制改革，实现产权多元化，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强化国有资本在战略性领域的控制力、带动力和影响力，抑制在一般性领域的盲目扩张”。整体上市是中信集团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出的历史性选择。那一年，中信将上市所募集资金500亿元上交财政部，从而在共和国历史上首次成功实现了国家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减持国企股份的变现。

当中国实体经济中存在严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增速持续萎靡、发展动力严重不足的时候，中信调整了企业发展战略，将实业的创新发展作为整体战略的重要一环，鼓励创新、加大新旧动能转换，不仅始终保持了部分实体企业在各自领域的领先地位，而且以更大的力度收购兼并，释放了更多微观主体的创新潜力，不断创造佳绩。

2014年之后，中信遵照国家发展理念，进入了农业、环境、高端制造、新材料、新能源、产业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新动能，再一次彰显了一家负责任的国企的影响力。

中信是“一带一路”倡议积极的践行者，因为中信早已在“一带一路”沿线进行了重要的布局，从能源到资源——中信有油田、煤矿、铁矿、铝矿、铜矿等；从农业到工程承包——中信在海外的农业布局从种植业到深加工业，中信建设的工程承包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从制造业到金融业——中信戴卡的铝车轮厂建到了美国本土和北非，中信重工的水泥厂在南亚、中亚、东南亚和非洲屡接新单，中信国际电讯在“一带一路”区域形成广泛覆盖，中信澳矿的选矿厂全球规模第一，中信银行收购并布局了“一带一路”沿线第一家商业银行……

2018年，中信与缅甸签署了皎漂经济特区深水港项目建设框架协议，这对于缅甸的未来发展、对于中国大西南的对外开放，无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行动。但是，就企业层面来看，如此布局意味着中信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付出，难有收获。国际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给皎漂这片土地带来各种变数，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通航、什么时候招商、什么时候收益？这或许是10年、20年，甚至更加久远的事情，有哪一家企业能够等得起如此时光？

在国家利益面前，中信的选择从来都是义不容辞。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需要什么样的担当？

勇气、牺牲、坚忍、毅力、包容……

如果说40年前，历史选择了中信，那么今天，中信同样可以无愧地说，中信没有辜负历史，没有辜负党中央和历届中央领导的信任和期待，也没有辜负荣毅仁“实业报国”的信念和追求。

“走出去”的探路者

从1986年在澳大利亚利用杠杆融资进入波特兰铝厂开始算起，中信在海外的战略布局、在全球资源能源领域的投资已经进行了整整34年。那一年，中国的GDP总量约3000亿美元，人均GDP尚不到300美元，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GDP为14.14万亿美元，人均突破1万美元。

真的很难想象，在中国的经济规模还那么微不足道的时候，在中国对资源能源的市场需求还尚未显现的时候，中信竟然从那时候起就开始了它的全球资源布局。

中信的“走出去”首先源自党中央在1982年做出的重要战略规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

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势必要进行海外投资。那时期的中国百废待兴，虽然“引进外资”成为主打戏，而“资本输出”还被视为“帝国主义的特征”。

对这一战略当时应者寥寥。第一个吃螃蟹的当然还是中信。

在这条路上还完全看不到曙色的时候，中信就第一个出发了。

1984年2月，荣毅仁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开创国际工作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提出：中信要抓住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到海外进行投资，以进口原材料工业作为海外业务的主营方向，要利用国外的资金开拓经营，以弥补国内短缺的资源。

中信的报告写道：

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不足，尤其是某些基础材料将长期短缺。因此，必须开拓和利用国外资源，为国家建设服务；

选择好的项目，倚赖中信在国际市场的良好信誉，尽量筹集到无追索贷款，不要总公司担保，更不用国家担保；

和第一流的大公司合作，请第一流的律师和会计师；

属地化经营，按当地法律、法规并充分利用当地高级人才和管理经验去经营，而不是什么都自己管。

几十年来，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路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究其过往，大都能找到上述报告中严肃警醒的问题——没有注意项目的甄选、没有搭建合理的融资结构、没有与第一流的公司、律师、会计师合作，忘记了属地化经营原则，忽视当地的法律法规，关起门来搞项目……

直至今天，上述问题依然困扰着许许多多正在“走出去”、正在融入世界的中国企业，中国企业为这一系列的问题支付了高昂的“学费”。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时任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有一段发言：

不用怀疑，国有资本不仅要做，而且还要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但这个过程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则。国企出去并购也不一定要100%控股，关键是一定要按照国际规则和国际通行办法进行。合资的路、开放的路、市场化的路要继续完善并走下去。

荣毅仁在36年前为中信制定的规则今天依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金科玉律。

30多年来，“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被反复提及，但是“两套本领”却似乎被忽略了。

“两套本领”只能在实践中获得。中信矿业国际董事长张极井说：“中信贡献更多的是经验，海外投资经营的‘试错’过程本身就是宝贵的学习过程”。

因为更早一步出发，中信创造了诸多的“第一次”。

1986年，中信投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这是当时中国第一个境外直接投资项目；

1995年，中信与伊朗签署德黑兰地铁1、2 号线工程总承包合同，总金额3.28亿美元，这是中国公司第一次按照国际惯例实施的海外工程，也是第一次以总承包的方式带动国内企业和产品“走出去”；

中信澳矿是中国在海外第一家，目前也是唯一一家100%权益的铁矿；

中信银行收购的哈萨克斯坦阿尔金银行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的第一家银行；

……

今天，中信的战略版图已经遍及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毋庸讳言，30多年里，中信为这样的布局、“试错”和“第一次”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行者无疆

中信作为“走出去”的先行者，践行国家战略的使命绝不比当年轻松，甚至责任更重。因为此时此刻的“走出去”，不仅仅是到海外去开拓市场、寻找资源，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承诺将对世界有着更大的贡献和更大的责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全球经济的拐点。世界经济进入了缓慢增长的时代，中国当然没有例外。无论是资源禀赋还是环境禀赋都不允许中国按照既有的高速发展模式持续下去。

历史的关头，党中央再次有了高瞻远瞩的决策。

2013年9月、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建立一个自东向西横跨亚洲、直达非洲和欧洲的地区发展合作框架，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沿线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这一构想再次昭显了中国在新时期全方位开放的博大胸怀，推动了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全球治理的合作与实践，它还是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如此宏大事业，中信怎会缺席？

常振明在丝路论坛上发表演讲：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国有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国有企业把握国际化机遇、推进国际化战略、增强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王炯在2018 年的工作会议上强调，中信集团要“以独特综合优势践行国家战略”：

产融并举的综合业务格局是集团践行国家战略的独特优势和重要基础。

要把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集团开展国际化经营的重要途径，认真总结经验，贯彻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落实“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要求，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以投资带动贸易和产业发展。

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实现互利双赢。

发挥中信品牌优势，加强与国内行业领先企业合作，坚持“联合舰队”模式抱团出海，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带动中国产品、技术、装备、标准和服务“走出去”。

践行国家战略和助力民族复兴是中信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中信集团新使命的核心内容。

中信从未敢忘记自己的使命。

在丝路论坛上，常振明回顾了自习近平主席在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信集团积极响应，主动作为，充分利用在“走出去”中积累的资源和优势，全力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1.加强战略布局，以中信股份为平台推进跨境经济合作。2014 年8 月，中信股份在香港整体上市，为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搭建了平台。

2.发挥中信银行的金融助推器作用，提供综合融资服务。中信银行联合中信旗下其他子公司，储备有需求、有共识、符合国家战略布局的“一带一路”投融资项目近300个，总投融资规模近7000亿元人民币。

3.发挥中信建设在国际工程承包领域的“领头羊”作用，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中信建设通过联合国内其他企业组建“联合舰队”，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带动中国产品、技术和标准“走出去”，共同谋求中国企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与“多资源、欠技术”的欠发达国家实现互补共赢。

4.发挥中信重工等企业在装备制造领域的创新引领作用，推动国内高端装备制造“走出去”。

5.拓展资源能源开采与贸易业务，以资源能源项目带动其他业务，扩大在沿线有关国家的投资，深化互利合作。

6.履行好社会责任，推动人文交流合作。

……

从“走出去”到“一带一路”，中信为中国40年的对外开放、融入世界，探索出了一条具有特殊意义的道路，这里不仅有学习、融入并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法则，更有中国特色义利观的探索和实践。

肩负着国家的使命，秉承从荣毅仁时代就牢牢确立的“有利可图，但决不唯利是图”的义利观，如此价值理念引导着中信一路走到今天。

                         （编辑  宋斌斌）

目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取得决定性成果，如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形势下促进经济工作，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是全社会的当务之急。基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危中寻机和化危为机的理念，我国积极开展经济发展“内循环”工作。各地应系统性地投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重点完善针对自驾游、乡村旅游的配套设施，把中高收入人群出国旅游的需求转化为国内旅游需求，撬动规模可达万亿元人民币的内需增量。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兼顾多方面经济社会目标，除了拉动内需、强化国内经济大循环，还可以巩固精准扶贫成果、振兴乡村和提振就业，稳定经常项目下的贸易顺差。

把出国旅游需求转化为国内旅游消费

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来看，需求的恢复落后于生产的恢复，进一步提振内需是迫切的需求。上半年GDP同比下降1.6%，其中二季度增长3.2%，实现了强反弹，然而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4%，二季度仍然下降3.9%。

在国际防疫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国内疫情控制相对稳定，旅游业获得了特殊的发展机遇，如果能把出境游需求转化为国内旅游需求，可以拉动万亿级别的内需。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19年中国国际收支数据，属于服务业的旅游业贸易逆差（中国人境外旅游花费—外国人在中国旅游花费）高达2188亿美元，约15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1.5%。

在疫情影响下，今年居民出入境旅游基本清零，由于多国疫情仍然处于失控状态、且疫苗的研制和普遍应用还需要一段时间，出境游在2021年也难有恢复。对于中国的国内旅游业，这是一个危中之机，文化和旅游部等部委以及各地政府应当大力采取措施，努力把过往出境游的消费，转化为境内的旅游消费支出。如果能把一半的出境游逆差转化为国内消费，规模将达7500亿之多，相当于2019年GDP的0.75%，如果措施得当，亦有可能实现万亿级的消费增量。要撬动这万亿级别的旅游消费，需要通过有效的投资来完善地方的旅游业基础设施。

有效增强新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

中国极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具有吸引出国旅游人群增加境内旅游消费的潜力。要释放这一潜力，需要有针对性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过去一段时间，各地纷纷斥资规划和兴建、扩建大型景区，通过提供景区内的交通、游览、餐饮、娱乐和住宿等“一条龙服务”来收回投资。这种谁投资、谁受益的“圈地收费”模式，客观上促进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但是，随着居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景区为核心的旅游模式的吸引力逐步下降。偏好出国的旅游者更加重视全方位的旅游体验，包括核心景点、美食体验、文化浸入、自驾自助等多样化模式。游览的景点可以是免费的特色地点，美食可能是网红的深巷小吃，文化体验来自于和本地人的自主交流，自驾则提供了多样体验的可能。这些类型的需求都难以被精确规划到封闭的景区中去，许多国内大型景区建设了民俗体验、购物休闲、餐饮服务、精品住宿等功能，但却往往事倍功半，原因是游客体验的“套路感”太强、特色不足，导致游客停留时间不长，游览的“粘度”不高。为了使游客深度体验国内丰富多样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需要把投资用到真正产生新效益的地方。

相比起“高大上”的封闭景区建设,我们需要进行新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应注重提升旅游目的地城乡开放空间中的硬件和软件环境，促进游客的渗透式体验。

针对自助式、强调体验的新一代游客，应做好以下方面的设施建设：第一，系统地建设省级线上和线下旅游信息引导系统，线上系统方便游客在出行前进行路线规划，下沉到市县乡级的线下旅游信息服务点为游客出行提供面对面的、个性化的指引；第二，依托现有加油站、旅游服务中心等设施，改造国道沿线的停车、加油、充电、卫生和便利购物设施，提高自助游的体验；第三，疫情后，游客进一步偏好自然体验，露营或者使用宿营车的受欢迎程度上升，相关部门应制定露营设施、宿营车停泊地的建设标准，培养这类新兴的细分旅游市场；最后，很多旅游设施的建设，并不能通过收费直接实现收入，而是通过改善整体旅游环境来取得区域性的经济效益。因此，此类投资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这意味着改善个别县区的旅游环境对自助游的体验帮助不大，而对相关旅游线路上的多个县区进行整体协同改造则有望收到较好的效果。所以，相关的投资需要在更高层面进行统筹建设，如在省市一级进行规划和实施。

更重要的是，文旅部和地方相关部门需要深入调研游客的需求。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经营境外游的旅行社以及互联网平台，对典型的出境游游客进行深度调查，了解其在出境游和境内旅游体验方面存在的核心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此外，政府部门也应调研旅游业经营者的专业意见，解决旅游企业在转型时遇到的困难，帮助企业推出出境游的替代产品。

在扶贫、就业、振兴乡村中发挥长期作用

除了拉动内需、做大国内经济循环之外，旅游业对于巩固精准扶贫成果、稳定就业和振兴乡村都可以发挥长期作用。首先，根据央视2020年7月27日援引文化和旅游部的统计数据，乡村旅游总人次占全国旅游总人次的一半，乡村旅游年总收入1.8万亿元，占国内旅游总收入的1/3。全国乡村旅游扶贫监测点检测显示，通过乡村旅游实现脱贫的人数达到总脱贫人数的33.3%，监测点乡村旅游对贫困人口的就业贡献度达30.6%。

其次，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仅服务于旅游业，更是提升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品质，普遍增加了经济发展带来的获得感。

减小服务业贸易的逆差

改善国内旅游设施条件、丰富文化内涵，可以扭转我国的服务业贸易长期存在逆差的不利局面，稳定中国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在2019年，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是1413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是4253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是2611亿美元（包括旅游业的逆差2188亿美元）；资本项目的顺差是567亿美元。从表面上看，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是“双顺差”的良好局面，合计1981亿美元。然而根据国际收支恒等式，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余额之和应该为0，出现“双顺差”意味着我国的国际收支的净误差和遗漏项下有高达1981亿美元的流出。虽然这一金额不一定全是资本外逃，但我国仍然要对国际收支中的风险保持警惕。通过发展国内旅游业来减小服务业贸易逆差，可以有效降低我国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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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留在成都

在重返四川大学课堂教学的前几天，我骑车穿过一片没人的校园，遇到了一个机器人。机器人从我身边滚过，它的电动马达嗡嗡作响。我隔开五米左右尾随它。今天是5月27日，距离我上次去四川大学的江安校区已经过去三个多月。2月下旬，当春季学期即将开始时，我曾匆匆来到校园，从办公室取回一些材料。当时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学校通知教职工，至少在学期初，所有课程都在网上进行。

在那个时期，离开中国似乎就能躲过病魔的侵袭，大学里的一些外教已经离开了。在美国使领馆，非必要的工作人员已经撤离，留下来的外交官配偶和子女也已经撤离。整个2月，我回复了焦急的美国亲友发来的电子邮件，我向他们保证，我的家人都很好，并告诉他们，我们决定留在成都，尽管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死亡人数看起来很可怕。

这个学期第三周，疫情正式在全世界大流行；第六周，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中国。撤离方向发生逆转，在美国和欧洲的许多中国公民都拼命地希望回国。中国是最早经历这场疫情的国家，也是最早控制疫情蔓延的国家之一。第十一周，我九岁的双胞胎女儿复课；第十四周，在5月27日，我终于回到了校园。

我跟着机器人，直到它停在一条两旁是宿舍的道路边。一个电子声音叫道：“到达站点！”学生进入校园后不能离开，除非得到特别许可。大学的每一个大门都安装了面部识别扫描仪，我的名字在屏幕上弹出，还有我的体温和我在学校的工号。我和机器人一起等待，终于，有三个学生从不同的方向走了过来，他们每个人都在机器人背后的触摸屏上输入了一个密码，一个隔层弹开，露出了里面的一个包裹。其中一名学生告诉我，她的包裹是通过淘宝网订购的。现在机器人也送货，学生说，机器人在来到她宿舍前曾给她打过电话和发过短信。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一直跟着机器人，终于，机器人停在校园远处一角的菜鸟驿站前。一个穿着蓝色马甲的工人走出来装货。他说，菜鸟驿站现在有三个这样的机器人，工作人员每天晚上都会回到校外的住所，所以机器人是减少与学生接触的一种手段。

我重新骑上自行车。一路上，我经过了一系列标有“CHINA HEALTH”英文字样的白色帐篷。一个戴着口罩的护士坐在桌子后面，桌子上有两个装在小盒子里的玻璃体温计。她告诉我，如果有人在检查站被测出体温偏高，就会被送到帐篷里进行更仔细的体温测量。如果有必要，下一步就是到校医院去做拭子测试。我走到办公室，办公桌上有学校为我准备的重返课堂的装备：五个医用口罩，一副橡胶手套，一盒酒精棉片。

我是去年8月来到四川大学的，用英语教非虚构写作和大一作文课。1996至1998年我曾在四川担任美国和平队的大学教员。那时候四川比较穷，我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随后21年来，我就再也没有教过书，缺席了一代人。

尝试网上教学

我回到成都是希望和中国教育系统重新连线，但是，当春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我却被关在成都市中心的家里，我所在的院系准备了一个在线平台，这时有近3000万中国大学生接受在线教育，估计还有1.8亿的学童也在上网课。每天早上，这些用户就开始登录平台，这些平台有时会因为网课的流量暴增而不堪重负。

我的女儿Ariel和Natasha在成都一所公立学校上三年级，他们的老师发布了短视频课程，只要有网课，家长就可以在线播放视频。如果打开摄像头，就只能看到老师。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的早期，我曾尝试直播一节课，但系统多次崩溃，我放弃了。后来，我都会避免直播，而是每周准备低分辨率的照片、地图和文档在屏幕上分享，我和学生通过音频和文字进行交流。我教三个班级，大约60个学生，而我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一位学生。开学第一周，我询问学生们的情况，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回答说，他们已经一个月没有走出过自己居住的小区。

中国的隔离措施比世界上几乎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格。居委会负责执行这些规定，它们是最基层的组织。在许多地方，如果有哪个家庭被怀疑接触了病毒，在进行检测和接触追踪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被完全隔离，限制家庭每两三天派一人外出购物。成都政府报告截至2月20日全市约1600万人口中，自2月下旬以来，只有71个症状病例，而且全部是输入性病例。成都的抗疫成功在中国是典型的。在第六周的时候，我问学生：“你目前是否被允许在你的社区里外出？你的行动有什么限制吗？”回答又是一致的：从云南到吉林，我的学生们现在都可以流动了。我决定派他们出去做一些调查报道。

指导学生实地调查

我唯一见过面的学生叫Serena。她住在四川东北部的一个四线城市，父母在那里做着普通的工作。从课程一开始，Serena就脱颖而出。她主修英语，文字非常优美。她的报告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Serena的报告也是我在秋季注意到的一个趋势：很多学生都很擅长写报告。四川大学是中国排名前三十左右的院校，但我的学生中很少有主修媒体研究的。即使在媒体研究系里，本科生也很少做实地考察，因为中国的新闻课比较强调理论。起初，我并不确定自主项目是否适合我的学生，尤其是大一新生。

但我很快了解到，这些学生很勤奋，当我向我的学生们解释细节的重要性——数字、标志、口号、引用、表情时，他们就会据此收集数据。我的大一作文班全部由工科生组成，因此我没有理由给他们安排新闻项目，但没有一个人抱怨。秋季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没有为Serena正确地注册这门课程。教务处通知我，为时已晚，她不能获得学分。先是被拒绝上课，然后又不给学分，而Serena的反应却是礼貌地问她是否可以完成这个学期的项目，然后在春季学期在书上重新做一次。这是一个从未改变的传统：在中国，学生总是尊重老师。

当我们解除封锁状态后，我让学生们写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如何处理疫情带来的影响。Andy的家人认识一个在南京附近开呼吸机厂的人，他去参观了工厂，在那里他了解到工厂的产量增加了十多倍。在东北辽宁，Momo调研了一家国有烟草公司的销量急剧下降。一位会计告诉Momo该公司在新冠肺炎后的一个策略——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公共卫生愿景——向购买香烟的零售商赠送口罩和消毒剂。Hongyi跟随成都一家国有银行的贷款经理进行调查。这个银行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向受疫情影响的借款人提供延期贷款。Hongyi的报告中说，有370人给经理打电话询问这个项目。银行批准了22人的延期贷款。我喜欢这些来自各地的生活掠影。4月，中国出现了自1976年以来的首次经济萎缩。但刺激政策依然温和：中国政府没有像美国一样给民众发现金，而是倾向于给企业家一些空间，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在成都，市政府官员允许小贩在街上摆摊。这样的摊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很常见，那时还没有发起维护市容的运动。现在这些摊位一下子又出现了，傍晚时分拥挤的街坊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成都的感觉。许多摊贩告诉我，他们已经从企业下岗了。即使是有稳定工作的人，工资也减少了。

5月，在飞往杭州的国航班机上，一位空姐说她和同事们的工资是按照飞行时间计算的，她现在拿到的是最低水平，是正常工资的四分之一。对于飞行员来说，减薪可能更严重：一位海南航空的飞行员告诉我，两个月来他拿到的工资不到平时的百分之十。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拿的工资变少了，但人们通常都说他们没事，因为他们有存款。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没富裕多久，这也是他们有这么多存款的原因之一，而且他们已经习惯了政策或环境的突然转变。

一位名叫Cathy的学生报道了一位姓陈的河北企业家，他拥有一家原本经销白酒的小企业。2012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腐运动，禁止用公款办酒席和搞其他娱乐活动，陈先生的销售额直线下降。对此，陈先生成功地转型到牛奶配送业务，但是当疫情到来时，一切又崩塌了。陈先生开始了两个月每天10小时的骑行，和他的送货员一起，与沿线每家店的老板谈判。他制定了一系列促销活动，到5月初，他的销售额已经提高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我可能得感谢这场流行病。”他告诉Cathy，“如果不是疫情，我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和售货员一起去商店。”在所有的事情中，他都没有改变自己公司的名称，它仍然含有“酒”字。Cathy问，对于一个经销牛奶的人来说，这是不是一个问题？陈说，“他们不看你的名字，他们看的是你做的事情。”

我偶尔在官方通知上看到“安全距离”，这是中国人版本的“社交距离”，但我从未听到有人真正说过这句话。当然，这句话也没有在公共场合实行过。封锁结束后，地铁、公交车、火车很快就变得拥挤起来；我去杭州的时候，坐的是空客A321，185个座位全部坐满。当我采访从事商业或外交工作的人时，我们就像去年一样握手。在室内和交通工具上仍然必须戴口罩，但除此之外，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几乎没有变化。

我女儿所在的三年级一个班级有55名学生，复课时人数达到54名。这么多人挤在一个不大的教室里，桌子之间的距离改变一点点都不行。学生们通过一个装有体温扫描仪的帐篷后进入学校。走廊上的牌子上写着一首新歌谣的歌词：

回学校，做什么？

别害怕，听我说。

戴口罩，好好学。

口罩保护你我他。

第一天上音乐课时，老师还教我的女儿如何戴着口罩吹直笛：把口罩下部掀起来，把笛子塞进嘴里。放学接人的时候，我看到老师们在口罩外戴上了麦克风，连接在臀部的便携式音箱上。5月中旬，中国教育部宣布，如果学生在低风险地区，就不需要再戴口罩了，因此我女儿的学校也放宽了规定。不过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一直戴着口罩。他们在午餐时发现了废弃口罩的用途：他们把口罩反过来，像小袋子一样，在里面装满吃剩的骨头和其他食物残余，然后扔掉。

学校安排了定时洗手的时间，每天下午喇叭里都会响起广播：“体温测量时间到了！”我女儿每天至少要测5次体温。上海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人们应该戴上口罩。中国官方从封城开始就要求公民戴口罩，他们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口罩来阻断病毒。中国从不允许居住在病毒传播严重社区内的居民自由活动。他们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以减少感染。我的一些学生，包括Serena在内，都对家乡的居委会进行了调查。Serena在两个月内，每周都会花两三天时间调查当地的一个居委会。她告诉我，在疫情之前，她甚至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居委会起着突出作用，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它们对大多数居民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2012年以来，中国着手加强党组织的建设，重新加强社区居委会的作用。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Serena和其他学生观察到居委会在他们的社区中发展得非常迅速，变得更加专业。他们开始了解自己的角色。在新的政府资金下发后，居委会雇用了合同工，挨家挨户发放资料，询问居民是否去过高危地区，并帮助工作人员追查感染者。有时他们也会犯错。Serena介绍，1月底，一名官员被派到一个有1136个单元的小区。整整两天，这位官员和那些合同工从早上八点一直工作到午夜，挨家挨户爬楼梯敲门。但他们还是错过了一间公寓：这间公寓无人应答，而他们既没有留下一张纸条，也没有回去进行第二次检查。中国当地媒体报道说，全国有53名居委会成员在疫情防控的工作中殉职。也有的工作人员因为一点点小错误而被解雇或被惩罚。这就是Serena家乡那位错过一间公寓的官员的遭遇。他告诉Serena，那间被错过的公寓里住着该居民区唯一的冠状病毒感染者。当居委会成员敲门时，那位住户正在洗澡。在不知不觉被一名湖北人感染后的3天内，这位刘先生去了一家酒吧、一家商店、两家药店、3家加油站和6家餐馆。刘先生的口味多样，从煎饼店到美味鱼头，什么都吃。然后他接待了一个姓黄的朋友。然后他去看望他年迈的父母。然后他去上班。然后他发烧了。发烧后，他又去了好几家药店。然后他又接待了一个姓李的朋友。然后他又去看望他的父母。然后他又去参加一个聚会……。真不知道这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

中国如何组织追查记录感染者

这样细致的旅居史是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指挥下的工作人员汇总的，他们负责追查感染者的行踪。中国疾控中心大约有3000多个分部，每个分部大概有100到150名工作人员。尽管人数众多，但中国疾控中心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一样，历来经费不足。

大约有1万名接触追踪员在武汉工作，疫情期间，中国80%以上的死亡病例发生在武汉。流行病学家告诉我，追踪者被分成5到7人的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受过正规公共卫生培训的人领导。其余小组成员可能没有卫生背景，但他们也都是在十分注重细节的中国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而且他们往往熟悉本地的情况。许多接触追踪员在居委会或其他政府组织工作，其中也包括警察。随着病毒的传播，全国各地都成立了追踪小组，疾控中心也招募了其他有技术专长的人。

在上海，24岁的江熹霖是为中国疾控信息和盖茨基金会工作的合同工。江熹霖在牛津大学读博士三年级，研究基因组医学和统计学。他曾获得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3月初，江熹霖担心英国最初对新冠的回应过于乐观，他向导师们请求允许他回中国远程学习。“他们都认为我当时想回去是疯了。”在上海，江熹霖帮助中国疾控中心做模型、写代码和提案。他告诉我，“第一个周末，我在周日晚上12点接到一个电话，没有人说，‘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他们说，‘你把那个提案搞定了吗？’我说，‘没有’，他们说，‘我们需要在中午之前完成那份报告’。”他很快就习惯了这样的要求。江熹霖意识到，如果深夜来电没有声音，往往意味着电话那头的人已经累得睡着了。

那时，很多海外学生都要回国。如果能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对控制疾病很有用，所以江熹霖写了一份提案，要求微信的所属公司腾讯提供海归的I.P.登录信息。“他们拒绝了我，因为存在数据隐私问题。”他说。腾讯告诉他，他们坚决反对其数据被以这种方式使用。

有一次我和江熹霖在上海吃饭时，他向我展示了我们的手机如何通过蓝牙自动互相感应。这样的数据可以用来计算出谁曾经接近过感染者。在另一次疾控中心的工作会议上，江的一位同事建议使用这个工具。但她的想法很快被否定了。“他们说，这违反了数据保护，我们不能这样做”，蒋解释说。著名科技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等帮助政府开发了“健康码”应用程序，协助监测和控制病毒在公民中的传播，这些工具远不如韩国和新加坡使用的程序复杂。在欧洲，谷歌和苹果公司开发的病毒警报应用已经有数百万用户下载，这些应用依靠蓝牙信号来检测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

在某些地方，健康码应用程序主要通过手动数据传输来记录用户位置的变化。例如，如果用户在机场用他的身份证登记，或者他的车牌在收费站被记录。

“可以说，对新冠最有用的是传统数据收集方式，方法论是50年或70年前的，它没有改变。”江熹霖告诉我，当使用自动数据收集的建议被拒绝时，其他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也有抱怨。但后来他们继续做着电话和面对面访谈的艰苦工作。疾控中心的政策是，只要有新的案情出现，就会立即打电话给追踪员，哪怕是在半夜。他们有8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追查工作。

6月，北京在56天没有报告本地传播病例后，一个叫新发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突然暴发疫情。上海的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这个地方管理得很好：需要戴口罩，任何人进入都要出示健康编码，并测量体温。即便如此，还是有300多人被感染，所有的预警系统都没能在早期发现。第一次预警是一位50多岁的男子感到不舒服，到医院要求检查。这又是一个传统科学发挥作用的例子：有效的公众沟通。该男子不仅认识到了自己的症状，还按照官方建议骑自行车前往医院，以避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感染他人。之后，政府锁定了北京部分地区，一个月内，近1200万居民接受了拭子检测。北京有能力每天检测40万人。

“最近在数周没有确诊病例记录的地方暴发的疫情表明，这种病毒很难被彻底消灭，”香港大学医学院长梁嘉柏告诉我。“冠状病毒往往聚集在超级传播事件中。它可能会突然暴发出一个爆炸性的事件。”

第九周，也就是四月下旬，我和一个大一班级的学生一起批改作文。在课程结束时，我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停顿了很久，一个学生在文本框里输入：“你能谈谈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

整个学期，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笼罩在我们的交往中。第三周，一名中国官员在推特上声称，美军可能将病毒带到了武汉；第四周，特朗普开始说“中国病毒”。随后，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中国，接着第六周，美国的数字爆发了：到第十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中国的10倍，到第十五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中国的20倍。

这学期后期，有些学生的作文提到了Freud（译注：Sigmund Freud，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之死，起初我很困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学生读到关于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中文新闻报道后，把这个名字通过机器翻译成中文再翻成英文的错误。即使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距离还是很重要，同时视觉线索和各种方式直接沟通也很重要。在这样的时期，我渴望面对面的交流。我尽最大努力谈论太平洋彼岸发生的事情。

如今，在更加繁华的成都，人们在当面交谈时，没有那么敏感，也没有那么拘谨。他们笑谈特朗普，在很多人眼里，他并不值得重视。随着春天的到来，谈话中常常包含一个标准结论：疫情表明，中国人重视生命而非自由，而美国人则正好相反。我不喜欢这种简单化的说法。我试图传达这样一个观点：目前美国人的失败并不狭隘地反映出民族性格或价值观，而是一种制度的崩溃：领导力和制度结构的危机。

而中国战略的许多方面在美国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被采用，它们的体制不能支撑领导力和强大的组织力。

一些宣扬自由的例子指责隔离失去了自由和人权等。这种极端例子往往会分散对中国方法中更有用的内容的注意力。在上海的一位中国流行病学家也曾在美国工作多年，我问他美国人是否从中国的现状中有可以学习的地方。“社区参与。”他马上说。“在美国没有居委会，但找到一些替代方案很重要。”他指出，如果美国的系统有适当的资金支持，公共卫生服务或许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学家Jennifer Nuzzo告诉我，在美国，接触追踪是一种失传的艺术，“我们对2019年的麻疹暴发做了一项研究，他们在努力做非常基本的接触追踪，这对资源的要求极度苛刻，而公共卫生已经土崩瓦解。”

从我的角度来看，也有教育和努力的问题。中国的学校教育系统教会人们尊重科学。勤奋是另一个核心价值，让社会更加繁荣却不失锋芒。20多年前，我教过的年轻学生希望通过努力摆脱贫困；如今，我的中产阶级学生的努力程度不减当年，因为他们的环境具有极强的竞争性。这样的特质非常适合抗击流行病，至少在政府机构有效引导的情况下确是如此。相比之下，美国人的反应往往显得很被动，即使是开明的公民也会认为，遵守封锁命令，在公共场合戴上口罩就足够了。但任何控制病毒的尝试都需要积极的、有组织的努力，而且需要强有力的机构指导。相反，狼奔豕突的美国领导层似乎对寻找替罪羊更感兴趣，有时还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称疫情为“功夫流感”和“中国病毒”。

我们是在报道历史

在第十六周，我终于进入了教室。大四学生被叫回参加期末考试，还有其他提出特殊要求的学生，但大多数年轻的本科生被鼓励留在家里。大学引进了发烧检测帐篷、送货机器人和面部识别扫描仪，我感觉到，管理者主要是在测试系统，为秋季开学做准备。中国的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他们担心第二波感染的可能性。“没有长期计划，”上海一位流行病学教授直言不讳地说。“没有一个国家有长期计划。”另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对社会疏导的缺失表示担忧，认为中国需要准备好使用比戴口罩更有效的措施。“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告诉我。“中国疾控中心有一些聪明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回学校第一个星期，只有四个学生来上我的非虚构写作课。这就像有一个演播室的听众，我们五个人来回交谈，但我们用耳机和麦克风与其他还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人连线。

我常常在想，春天的经历对这些年轻一代“新冠小孩”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离历史如此之近，而且我实际上是在报道历史，”Serena在她最后的一份作业中写道。“我想我从现在要开始记笔记了。”她说，与居委会相处，看到官员和警察在抗击疫情，也让她对上一学期的研究有所思考。

整个学期，我一直试图与耳机里的声音联系起来，我知道这样的交流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困难。有不少学生放弃了出国留学或去美国读研的计划。7月，在特朗普政府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后，中方做出回应，关闭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中美关系中的一些伤害必然是长期的。到7月初我登记期末成绩时，美国每两天记录的病例比中国在整个流行病期间报告的病例还要多。

而年轻的中国人从危机中得到的教训，很可能与年轻的美国人截然不同。在我的学生最后一篇文章中，许多人表示对他们的政府有了新的信心。从牛津大学逃到上海的江熹霖告诉我，他也注意到了来自复旦大学精英阶层中同龄人的变化。“即使是我最反政府的朋友也开始对政府产生了信任。”他说。在我最后一次调查中，我让学生们对未来的感受进行评分，评分标准是1到10，其中1是最悲观的。中美关系的崩溃、大流行病的爆发、全球50万人的死亡……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平均评分为7.1分。在第十七周，最后一节非虚构写作课，只有三个学生来参加。不知怎地，Serena、Emmy和Fenton知道了我的生日在前一天，他们为我举办了一个惊喜派对。机器人给他们带来了气球、彩纸和组成生日标语的字母，他们还让人把蛋糕和一种叫冒菜的四川辣菜送到了学校门口。Serena把远方同学的留言和照片打印装订成册。“谢谢你看了我的粗文（对你来说相当折磨）。”一个学生写道。

四个月来，我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文字和他们的项目中认识了他们。现在，在书页中，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的面孔。Cathy，她在河北调查了转行送奶的男子；Elaine，她在西安的女同性恋酒吧呆过；Hongyi，她做了成都银行经理的小跟班。所有的学生都面带微笑，姿势自然，不像以前的照片。我最希望我们还是能见面，但知道他们存在于远处某个地方也不错。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传播迅速，不分国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举国上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战“疫”总体战、阻击战。身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也与中国人民一起，积极投身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及时、有效地遏止了疫情大面积传播的巨大风险，为疫情防控提供了良好的国际基础，彰显了携手抗疫、命运与共的国际合作精神。

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克时艰

在武汉封城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派机撤侨，而部分在华外籍人士选择了留下，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克时艰。

法国人Fred和他的武汉妻子，在武汉市黎黄陂路上经营着三家店，一家咖啡店，一家服装店和一个设计工作室。“我留下，这里需要我，你好好考虑一下，晚一点告诉我。”1月24日，Fred收到了法国领事馆发来的邮件，通知上说法国政府将安排撤侨回法国，让法国公民按照情况填写个人信息，“对于我来说，我早已经是一个武汉人，我没有想过离开，我也无法离开。万一家人有状况，店里、员工需要照顾，如果有可能，我也可去医院帮忙，哪怕仅仅是用外国人的面孔站出来鼓励大家。” Fred说。

“思前想后，妻子决定和我一起留下来。我们已在家隔离的这些天，都没有出现任何症状，那就一家人一起留下。”Fred说，他和妻子留下来，他所在的社区没有安排物资分配，疫情防控初期，只出门采购了三次生活用品，他负责骑电动车去附近的大超市把一周的物资运回来。

为了及时获得疫情防控的信息，Fred每天都在关注法国新闻和新华社发布的信息，法国国内也开始恐慌，政府开通了专线帮助人们解答新型肺炎的各种问题。在武汉施行小区全封闭化管理之后，Fred表示，“每天我都在坚持工作，戴好口罩、手套，骑自行车去工作室做设计，但都是一个人，不再跟他人接触了。”

韩国人张昌民在上海已居住十余年，在一家韩国大型贸易企业的驻沪代表处工作。“即便是在韩企的艰难时刻，上海的韩国街都没有这么空旷过。我心里不是滋味。”多年来，他一直居住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的“韩国街”周边。上海市虹桥镇“韩国街”周边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该区域内，据不完全估算居住着近万名韩国侨民。疫情防控期间，街上行人稀少，大多数商户仍然大门紧闭，只有少部分韩国超市及餐厅为周边居民提供基本的服务。

疫情没有国界，为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在沪外国人迅速行动起来。以在上海的韩国人为例，疫情发生后，韩国高丽大学上海校友会在其所在群组内发布通知，经过学校总部与校友工作的韩国本土口罩企业协调，向居住在上海的该校校友免费提供口罩，而该校校友会负责人还承担了将口罩从韩国带回中国的物流费用。

张昌民所在的公司是具有资质的贸易企业，在积极协助中国企业在韩国购入口罩的同时，还分别向公司所在的区疾控中心及韩国商会赠送了1万个口罩，以帮助本地居民有效抗击疫情。在“韩国街”居住了4年多的韩国人罗志娜，自愿冒着疫情风险，申请帮助大家发放口罩，“在中国的这几年，感受到来自中国邻里的善意和爱心，在困难的时刻，能够帮助自己周边的韩侨和中国邻居做一些事情，这是我理所应当做的。”

随着交通的便捷、贸易往来的加强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各国人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流行性疾病可以在短时间内广泛感染众多人口，如臭名昭著的鼠疫、天花、霍乱等。在某一地发生的传染病很容易从各国大量跨国流动性中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的疫病。对此，战胜疫情不能只靠某一国或某一地区人民的努力，需要全球各国行动起来，世界各国加强疫情防控的合作，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疫情期间搭起中外沟通的桥梁

在华外籍人士中很多人是有着多重身份的文化旅居者：一方面，他们文化的根深深植根在母国，他们熟练掌握着母语，熟悉母国文化，另一方面，他们身在异国他乡，不同程度地希望融入所住国家的文化社区，并且不断在这两种身份中做出融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不少在华外国人都以他们的笔触或镜头，观察、记录和理解着眼前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庞大国度。

武汉解封后，出于对武汉现状的关注，在南京生活了七年的日本导演竹内亮，踏上了开往武汉的列车。此前，他拍摄的《南京抗疫现场》，记录了疫情期间关于南京隔离外来人员、学生停学上网课、无接触式点餐、防疫信息APP的点滴，从一个平实的视角展现了中国人将死亡率控制在2%的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很多人对武汉的了解还停留在二月份，只知道灰色的城市、空城、病毒、医生，偏见很多，所以我想把真实的武汉拍下来呈现给大家看，让大家有真实的了解。”此次前往武汉，竹内亮带着他的日本摄制组通过采访华南海鲜市场商户、餐饮行业经营者、医院医护人员和新冠患者及逝者的亲属、多月未见面的情侣、武汉普通市民等，拨开众说纷纭的迷雾，还原疫情后最真实的武汉。这是竹内亮拍摄《武汉，好久不见》的初心，也正是这种来自外国人的客观而挚诚的描述，让这部纪录片在国内外各大平台播放量居高不下，并被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评价为“贴近公众，朴实无华，透着真善美，打动着中日两国观众的心”。

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为何伟，他是一位美国知名专栏作家，因其“当代中国三部曲”的作品被很多中国人熟知。新冠疫情期间，何伟在四川大学任职，他和家人一起留在了成都，他一直以纪实写作记录着半年多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讲述着从线下到线上的课堂交往、参与疫情防控的社区工作者、疫情中的外卖配送员和电商网站，以及中美两国各异的应对措施。在整个春天，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后，两国关系在疫情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作为热爱并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何伟不愿意为中美交流再添焦灼气息，他笔下的中国是充满生活细节的，很少带有偏见，即使是批评，也常常饱含着深刻的理解、包容与善意，一如他在作品中对将不同文化的简单化描述的不认同，“我试图去表达，当下美国防疫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国家标志或价值观的反映，而是一个体系的崩坏、一场领导危机和结构危机”，相信在这样的笔触下，何伟向外国展现的是疫情下的遥远中国有着亲切的普通人，热心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真诚的人。

在疫情期间的中国，还有许许多多的竹内亮和何伟们在主动自觉地从事着这项记录工作。在舟山生活了10年的波兰人卡霞在新冠暴发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拍摄制作微视频，因为她目睹了外国媒体所报道的大量有关中国疫情的不实信息，她想展示她所在地区的真实面貌。她和其他波兰朋友一起把向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的中文歌曲翻译成了不同的外语版本，以期通过传递积极能量，唤起生存的希望；美国加州女孩梅根·梦露刚来武汉工作就经历了封城，她从隔离第一天就开始在社交软件上分享武汉的生活日常，她直言她曾后悔过没回家，但现在她很庆幸她没回家，因为她有机会同许多人交流，为大家提供真实、开放的信息，尽管受到很多质疑，她仍旧坚持分享着武汉人在重大疫情中坚强乐观的精神，期望将此传递给全世界正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各国人民。

这些在华外籍人士，他们既是中国社会里的平常一分子，也是来自异文化之邦，他们跨越文化间的巨大鸿沟，将自己置于新的生活体系中，他们切身感知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其身在其内体验，又从不同视角为世界理解中国以及理解自我提供着一种独特的视域。当每一个疫情的亲历者都成为平等的讲述者，我们将不再与他们关山相隔，在互动的基础上，跨文化之桥上的共情与对话式理解将被一点点重建。

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守望相助

病毒传染不分国界，抗击病毒亦不分国界。持续发酵的疫情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也牵动着一批在华外国人的心。尽管他们的国籍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年龄和职业各异，但他们同样热爱中国，同样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情谊，他们自发地加入到这场疫情阻击战的队伍之中，用各自的方式为中国鼓气。

“我是医生，我的责任是治病救人。”疫情期间，在武汉工作的法国医生菲利普·克莱恩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疫情最为严峻的关头，他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开始通过线上问诊及登门看病以降低人们在就医途中的感染风险。菲利普说：“我不能做逃兵。全世界的医生都有一种相同的东西，就是勇气。中国医务人员展现了无畏的勇气。”菲利普同这座英雄的城市里的千万人口一同并肩战斗着，疫情暴发以来的几个月也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紧张忙碌、却也最振奋人心的阶段。

同样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前线——武汉，来自巴基斯坦的瓦阿里为400多位生活在武汉的阿拉伯人组建了一个微信群，精通中文和专攻医学的他每天都会把官方发布的疫情信息翻译成阿拉伯文发到群里，为群友解疑答惑、提供防疫建议。他在“非典”时期就在中国读书，抗击非典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中国能够战胜这次疫情，中国的医疗水平在国际上是先进的，我们没有救治上的担忧。”

在中国其他城市，在华外籍人士的抗疫故事也一个个陆续上演着。“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帮上海，也在帮自己同胞。”疫情期间，已经在上海生活了10多年、能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韩国妈妈金京正主动承担起了社区外语志愿者的工作，为联络和对接其他在华或返沪韩籍人士提供便利。在天津生活、拥有350万粉丝的白俄罗斯籍美妆博主爱莱，在她的个人社交平台上持续地号召全球人士为中国加油。疫情暴发以来，她的倡议不仅得到了其社区内数百名外籍人士的支持，也在法国、波兰、以色列、美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受到广泛关注。南非建筑师伊恩·汉姆林顿在疫情期间与广西阳朔一地村民风雨无阻地守候在村口，为外来人员检查体温。即使面临餐饮业经营危机，在海南经营西餐厅的韩裔美国人全大卫仍坚定地将爱心餐送至留守海南的大学生们手中。在这特殊的时期，相较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在华外籍人士所面临的困境难免更甚，但他们仍能以非凡的精力与热情，投身于微小却重要的努力中，为中国乃至全球抗疫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疫情席卷全球的危难时刻，世界多国展现出“山川异域，日月同天”的戮力齐心，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机构和个人通过各种渠道实现医疗物资互援、疫情信息沟通以及病毒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许多留在中国的外国人和组织也展开了自助与互助行动。在上海从事韩国料理的商户组成“韩国外食业协会上海分会”，倡议韩侨餐厅为赴华工作的韩国侨民免费提供餐饮服务；曾在上海留学的韩国教授禹守根，在韩国的赴华留学生群体及韩国民众中发起筹款倡议，在短短两天内向中方转交了善款；在中国疫情告急的关头，许多侨民自发地从各自国家将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带回中国，希望帮助中国尽快渡过难关。

疫情之下，每一个人都受到冲击，但人们跨越国籍、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间隔，鼓足力量以自救和互救，每一个看似渺小的挺身而出的凡人，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都给予身在困境中的人们以希望和力量，这无数个“为众人抱薪者”，唤醒的是人们对至暗寒冬后，春天必将如约而至的共同信念。疫情终将结束，非常时期的安抚慰藉与心意相通，如何在社会常态化运转下，转化为始终充满善意的跨文化交流；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如何将社会危机下的合作经验转变为长效的合作机制，显然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探索路程。

                     （编辑  季节）

跨境贸易与投资人民币结算暨人民币国际化启动已逾十年。目前，人民币国际结算、国际储备、国际定价地位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成就有目共睹。与此同时，在履行国际货币职能的各个方面，人民币与主导货币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本次危机以来，美国货币财政政策有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操作，中长期影响难以判断；展望后疫情时期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究竟对人民币国际化有利还是相反，目前也难有结论。

人民币国际化取得初步进展

——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略有提升。目前全球有70多家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根据IMF数据，截至2019年末，已分配外汇储备份额占全部93.65%，其中，美元占分配外汇储备份额的60.89%，欧元占20.54%，日元占5.7%，英镑占4.62%。全球人民币储备规模为2176.73亿美元，占已分配外汇储备总额的1.96%，相比2019年三季度小幅回落0.02个百分点。居于美元、欧元、日元及英镑之后，居第5位，这是IMF自2016年开始公布人民币储备资产以来的最高水平。

——全球支付金额占比低位徘徊。2019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19.7万亿元，同比增长24.3%。其中，收款10万亿元，同比增长25%，付款9.7万亿元，同比增长23.6%，收付比为1∶0.97，净流入约3000亿元。2018年净流入1544亿元。人民币连续8年成为我国第二大对外支付结算货币。

根据SWIFT数据，10年前，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排名第35名，金额比重不足0.3%。截至2020年4月末，人民币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占全球所有货币支付金额比重为1.66%，较2019年同期1.88%有不小回落，排名次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及加元。离岸市场72%的收付发生在香港地区，这一状况已持续多年。

——人民币定价艰难破冰。履行国际价值尺度职能是货币国际化的终极标志。多年来，人民币在此方面重点着力，但除了境内市场具有绝对定价权的小众商品外，原油、黄金等的人民币报价，国际影响甚微。从上海原油期货交易所等的实际运行情况看，相关市场运行报价的基本原理，是参照国际市场美元价格乘以汇率给出人民币报价。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毕竟一价定律要求一种商品只能有一个价格。

除非存在壁垒和交易费用，否则国际套利会迅速将不同市场之间价差抹平。

国际化面临的直接制约因素

人民币国际化牵扯到政治经济、金融市场运行惯性、其他主导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我国国内金融改革、金融开放等诸多方面因素。本文在此仅从市场角度谈国际化迟滞的直接制约因素。

多年前，笔者将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框架总结为：“管制前置、政府主导、离岸平台、升值驱动”16个字。这一策略一度推进较快。但随着国内外金融形势的变化，人民币汇率预期反转，监管对人民币流出流入的态度必然有所变化；香港等离岸平台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有相应政策调整，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必然受到影响。

——升值预期消失使得套利基础不复存在。过去十多年来，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具体组织实施。这样做的好处是，起步较为容易，便于主管部门推动。不足之处：一是以跨境结算为主，未能将人民币的国际流通转换为中方对国际企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二是大量资金沉积在离岸金融中心，境外投资途径缺乏，助长了投机；三是部分人民币热衷回流套利，外汇管理压力长期存在。

金融机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利可图。但过去十多年，跨境套利是收益的主要来源。所谓跨境套利，是指内地企业设法从香港借入人民币，将其输送回内地市场，从而赚取不菲的利差。在人民币升值情况下，先借入美元，再转为人民币，还可以赚取利差和升值双重收益。

2015年“811”汇改前，人民币存在长期升值预期，香港离岸市场迅速发展，套利业务空间很大。而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预期由持续升值转为贬值、继而转为相对平稳，境内外利差不断变动，与此同时，国内金融领域去杠杆政策持续推进，此类跨境套利活动已不可避免地大幅萎缩。通常用来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几项指标，必然增长放缓甚至下降。

——香港离岸市场发展面临新局面。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之间的跨境套利活动，一度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中扮演重要角色。当市场上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时，更多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会发生在境内进口端，人民币流出加速，香港等离岸中心人民币存款规模上升，体现为国际化进程加快。而当市场上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时，更多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会发生在境内出口端，人民币流出减速，香港等境外人民币存款规模下降，体现为国际化进程放缓。2014年之前，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迅速扩大，至2014年12月，达万亿水平，而此后，随着贬值预期出现，市场规模迅速萎缩至6000亿元左右。

——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必不可少。不仅如此，多年来，依托离岸人民币，香港发展了多种人民币金融市场，其中，对内地影响最大的是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包括即期、远期、远期非交割（NDF）、期货等，品种比内地还要丰富。由于香港与内地面临的监管环境、干预政策完全不同，两地汇率存在明显价差。人民币在市场化条件下，出现了类似计划经济时的“复汇率”情况。

一价定律在汇率领域的基本要求，是一个货币只能有一个汇率，这个汇率定价权只能是在境内，两地汇差过大必然招致当局干预。贬值预期下，维护离岸市场汇率稳定的典型手法是抛出外币，回收人民币流动性（近年来更多采取的措施是直接发行央票回收离岸流动性）。这一做法会体现为人民币在香港短期利率出现异常上升（做空人民币持有成本上升）。

内地回收海外人民币流动性的操作与国际化需要引导本币流出的要求是相背的，从指标上讲，这是逆国际化过程。

美联储货币政策空前扩张

——中美两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变化差异很大。疫情以来，美联储除了开启降息政策外，还开启了资产购买计划。截至6月10日，美联储总资产规模达到7.22万亿美元，相比疫情大规模爆发前2月26日的4.21万亿美元，增加了约3万亿美元，增长约72%。其中，持有证券增加了2.14万亿美元。

疫情以来，人民银行并未进行大规模资产购买，资产规模变化不大，甚至由于降准导致准备金存款减少等原因而小幅缩表。截至2020年4月末，央行总资产36.03万亿元，相比2020年1月末的37.35万亿元减少1.31万亿元，缩减约3.5%。

——美联储推动央行间国际合作有新的动作。3月15日，美联储与欧洲、日本、英国、加拿大等主要银行合作提供美元流动性，且对利率、期限做出新的安排。3月19日，美联储同时与丹麦、挪威、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墨西哥央行和新加坡金管局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以上安排，人民银行均不在其中。4月，美联储向各央行提供美债回购窗口。截至6月10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中央银行流动性互换”规模已迅速攀升至约4445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最高为5831亿美元）。

——人民币货币互换实际使用规模有限。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0多个经济体与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框架总规模超过3万亿人民币。但人民币在资金成本较高、境外接受程度有限、使用条件及模式局限等原因下，目前我国仅对十几家境外央行动用过货币互换协议下资金，如韩国、蒙古、俄罗斯、巴基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阿根廷等。具体执行规模非常有限。

——美元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对称缩表。美联储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操作将带来何种中长期影响很难预测。从短期看，新货币理论在此次疫情应对中发挥了重大逆周期调节作用，否则全社会信用链条断裂的后果不堪设想。迄今为止，经济理论都是增长理论，而“经济萎缩”、“经济休克”等经济衰减理论没有被系统阐述过。试想：正常运行时，巨大的财政和货币供应仅能支撑个位数的经济增长；动辄两位数经济萎缩，需要的财政及货币投放对冲是什么样的等量级。这就如同一个人在失血的同时输血续命，所需输入量是取决于损失量，并不取决于正常情况下人体需要的血液量。

赤字和货币供给被用于填补当期产出缺口，就未必导致下一步商品和资产价格飞涨，未必会导致美元和美债崩溃。理论上，流动性能放，也能收。此次疫情冲击之后，美联储若能大体对称地回收流动性；巨大财政货币资源购买的资产，若能够和上次金融危机之后一样，随后获得可观回报，最终相关资产顺利回归市场，则美元的末日不会到来。再进而言之，经受住了此轮流动性空前投放冲击的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其地位会获得市场新的增量加持。

如果不能够实现对称的流动性回收及杠杆率控制——从过往历程看，这是大概率事件——则财政金融基本原理演绎的各种场景会如约而至。这是本文在疫情之下急于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命题的出发点。

人民币国际化要有新的抓手

笔者认为，中美金融脱钩的场景难以推演。当前，中美在各方面需要和平竞赛。而竞赛是在同一场地，而不是在两个平行市场中展开。

美国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主要着眼国内，似没有考虑其国际影响。“美元是他的货币，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而不是他们要考虑“经济长期低迷、产业逐步脱钩、缩表不对称”场景下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后疫情时期，人民币国际化这一长期命题必须提到议事日程。

——通过维持利差推动国际化不可取。在发达经济体普遍负利率背景下，全球资金普遍希望人民币计价资产能为其提供正收益。人民币进一步发挥国际储备、国际投资功能，面临新的契机。这一点与此前升值预期在推动国际化中所发挥的作用类似。若下一步仰赖利差推进国际化，也将产生类似结果：一旦升值结束（正利差消失），则国际化迟滞。回顾各主要货币国际化历程，正利差也未必是长期可持续的必要条件。人民币利率政策主要着眼于国内经济基本面。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为了货币国际化，以向外提供收益率的方式，“赔本赚吆喝”去推动本币国际化。从根本上讲，疫情冲击之下的中国经济没有必要与外部世界之间维持如此之高的正利差。

因此，相关领域的政策重点，应是尽快完善国内债券市场功能。如建立做市商制度，增加短期限国债发行量，完善利率结构曲线，增进债券市场流动性等。此外，还需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监管框架，逐渐解决国内企业和机构到国际市场发行和交易人民币债券的政策障碍。产品创新也必不可少，包括发展人民币资产支持债券、熊猫债、木兰债等产品。

——推动本币跨境贸易结算要有新做法。此次抗疫中，我国相关物资供给并没有达到天量水平，也没有考虑让人民币支付在其中发挥特殊作用。鉴于疫情可能出现的长期化趋势，在抗疫物资国际贸易领域，不妨有新的做法。如，扩大中央银行间货币互换，向外提供人民币流动性；优先满足对方国家用人民币支付的抗疫物资需求，同时按较市场汇率优惠的价格结算等。

——境外存量不良债权可做人民币转换。笔者不赞同“一带一路”以美元融资，因为这一做法增加了沿线国家对外负债中的美元头寸，加强了相关货币与美元的挂钩关系，强化了美元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地位。估计我国目前对B&R经济体各类债权规模在2500亿美元以上。疫情以来，一些国家除了向我国提出抗疫相关需求外，已经提出了债务展期乃至减免要求。近日，外交部宣布同意有关国家年内停止还本付息。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债务展期之后怎么办。

未来如果出现不利局面，应考虑在债务重组过程中，优先将美元债权转换为人民币计价。人民币计价转换应置于债务打折之前。因为远期汇率不确定，具有灵活性；通过汇率方式降低债务国压力，总好过直接打折。海外美元存量债务的人民币转换，或许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当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重新考虑新技术在国际化中的应用场景。技术能提供无限的可能性。目前确定的我国数字货币完全是以人民币为价值基础，其功能主要是在境内现有丰富的移动支付手段之外，提供新的移动支付手段。感觉受到压力的首先是微信、支付宝。人民币数字货币的国际使用场景没有被广泛讨论。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主权信用货币时代，人民币难以与发达经济体货币竞争；在技术水平类似的情形下，我们不能期望“数字化的人民币”能够在与“数字化的全球主要货币”竞争中胜出。

笔者曾建议，DCEP有必要在其锚的设定上，采取更加开放、更加大胆、更富想象力的方案。如，仿照此前Libra锚定一篮子储备资产的特点，以及SDR的定值方法，确定DCEP的价值锚。如，以50%人民币和50%美元为权重，以当期汇率（如1USD=7CNY）折算，确定货币篮，即：1DCEP=1CNY=0.5CNY+1/14USD。

DCEP中的美元来自官方外汇储备。美元储备的规模为DCEP的发行确定了上限（大体测算，我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储备略超过1.5万亿美元）。即便将全部的M0兑换为DCEP，也仅约消耗三分之二的美元储备（145378.5亿个DCEP，锚定72689.25亿人民币和10384.18亿美元）。如此，DCEP有100%的兑付保障，有充足的信用基础。

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可以考虑“不全是人民币”，而是权重各半的“人民币+美元”复合币。这将使得人民银行成为美联储之外，第二个提供美元支付手段的中央银行。美国要脱钩，我们不脱钩，人民币能够借船出海。

                                  （编辑   季节）

2009年，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刚面世时，全球金融市场几乎是静默无声的。10年后的2019年6月，由全球社交网络巨头Facebook主导的数字货币Libra登场，则给全球的金融圈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这是因为，Libra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不受华尔街控制、不受中央银行控制，可以覆盖数十亿人的全球性货币和财务基础设施。

几种类型的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可以区分为法定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和超主权数字货币。具有法定地位、具有国家主权背书、具有发行责任主体的数字货币构成了法定数字货币，或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最近，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开始小范围试点，这是全球第一个进行试点的法定数字货币。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将采用双层运营投放体系和央行中心管理模式，保持现行的货币市场运行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采用“账户松耦合”加数字钱包的方式，可以替代流通中的现金，可以脱离银行账户实现端对端的价值转移，可以实现“可控匿名支付”。

虚拟货币是公有区块链社区的价值标记和激励工具。有些虚拟货币可以与法定货币交易，形成交易价格，也就具备了金融工具属性。虚拟货币的技术性缺陷来自“去中心化”的公有区块链架构。在这种架构下，全网验证需要超大规格的数据同步，各个节点的运行能力需要达标和均衡。因此，无论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至今仍然尚未解决交易效率和规模化问题。虚拟货币的经济性缺陷在于，缺乏足够的实体资产支撑和信用背书，价值不稳定，投机性太重。

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必须具备如下品质：具有公众信任机构的信用背书；具有商业价值的客户规模；具有高效可靠的金融交易和支付平台；具有可审计的金融资产支撑；具有行政许可的市场准入。

近几年，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陆续进入金融市场，包括高盛的数字货币SETLcoin，摩根大通的数字货币JPM Coin，瑞士联合银行主导的13家跨国银行计划于2020年推出基于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多功能结算币”等。这些金融机构推出的数字货币，主要用于范围有限的金融交易。

Libra具有颠覆性潜力

Facebook准备推出的数字货币Libra，一开始宣称的目标十分高调：不受华尔街控制，不受中央银行控制，覆盖全球各个角落。这也许足以吸引大众眼球，但也足以引起金融监管的担忧和权势资本的恐慌。这就使Libra一开始就备受监管压力。

那么，Libra到底具有哪些颠覆性的潜力？Libra白皮书1.0有3个重点。

一是行业巨霸联合创始，覆盖巨大客户群体。

Libra由Facebook牵头，现有联合创始机构21家，包括线上支付、电信运营商、线上旅游、线上打车、电商平台、流媒体音乐平台、线上奢侈品平台等，可以为Libra提供足够的信用背书，拥有覆盖全球的超过20亿的客户群体。

二是应用数字技术，构建独立的金融基础设施。

Libra应用联盟区块链的分布式对等架构，应用隐私计算技术保护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应用Calibra数字钱包，提供可以覆盖全球各个角落的点对点、端对端的交易和转账平台，不再需要银行，不再需要第三方支付机构。

三是以硬资产做支撑，维护独立数字货币的价值。

Libra协会成员的投资和用户购买Libra的法定货币，都将成为储备金，用来支撑Libra的价值。Libra用储备金进行低风险低回报的投资，与低波动率实体资产捆绑，以保持价值稳定。

Libra选择在瑞士注册，但能否得到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许可，关键在美国。面对金融监管机构、中央银行以及政客的担忧和质疑，Facebook将会如何寻求冲破重重障碍的可行路径？这10个月来，Facebook双管齐下，似乎取得了一些进展。

其一，将Libra提升为国家的经济金融战略。在法规之外，还有什么足以打动美国政客和政府？那就应当是国家的经济金融战略。2019年10月23日，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长达6小时的听证会上，Facebook的 CEO马克·扎克伯格一再强调，Libra并不是试图创建全新的主权货币，只是要建立一个全球支付系统，而且在储备金中美元占最大比例；这将扩大美国的金融领导地位，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民主价值观；如果美国不进行创新，全球的金融领导地位将没有保证；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已超过美国，部分支付基础设施也将领先于美国，因此美国必须建立更加现代化的支付基础设施。

其二，严格遵循美国的金融监管法规。Libra要达到西方国家的市场准入门槛，必须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主要是技术平台的效率和可靠性，商业运行模式的可行性和透明度，金融合规管控的实现路径和可信度。

2019年10月，笔者曾经提出：如果美国试图保持金融霸权地位并夺取数字货币全球主导权，有可能对Libra给予附加限制性条件的行政核准。例如，要求Libra锚定的法定货币篮子中增加美元比重以符合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要求Libra遵循关于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逃税的法律规范。

2020年4月16日，Facebook发布了Libra白皮书2.0，在满足美国政界要求、适应金融监管规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前进了一大步。

第一，强化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Libra网络将新增一类数字货币：锚定单一法定货币的数字货币，如≈USD/美元、≈EUR/欧元、≈GBP/英镑等。与此同时，发行全球性数字货币≈LBR，按照固定权重构成货币篮子，类似于IMF的特别提款权SDR。

Libra协会认为，对于在Libra网络上没有单一数字货币的国家，≈LBR是中立而且稳定的替代方案，可以作为支付和结算工具。

在Libra数字货币体系中，实质性的依托是美元。Libra或将成为美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继续推进美元货币霸权的工具。

第二，强化金融合规标准。2019年6月，Libra白皮书1.0宣称应用有中心的联盟区块链架构，但说明将在5年后采用去中心化架构。2020年4月，白皮书2.0则表示，将保持中心化的技术架构。

Libra协会承诺，将制定金融合规和全网风险管理的综合框架，建立反洗钱、反恐、遵守制裁和防范非法活动的严格标准，打击各类金融犯罪。

Libra协会承诺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制度，负责对协会会员和指定经销商进行全方位的尽职调查，调查涵盖合规信息证明、经济能力证明，并且验证程序节点技术能力。对于破坏Libra网络完整性和安全性的会员，将予以剔除或驱逐。

Libra协会承诺充当金融情报机构FIU（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的角色，执行金融情报监测功能，全天候监视Libra网络的活动，当检测到可疑活动时，依法向主管部门提交信息和报告。

如果说，Facebook的Libra，在2019年6月还只是一张有点惊世骇俗的发展草稿，那么，现在就应该是一套可供施工建设的工程蓝图。从现有进展看，Libra有可能获得批准。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Libra可能成为超主权数字货币。超主权数字货币极有可能颠覆与重构全球货币体系及传统金融模式，即超越国家主权，僭越中央银行，跨越商业银行。

一是可能冲击主权货币地位。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地位本质上取决于公众的信任，“法定”只是加强了公众信任。贝壳成为原始货币并非出于“法定”，而是由于公众认可的等价属性。弱小国家如果遭遇重大经济困难，主权货币就有可能失去国民的信任，就有可能被超主权数字货币所取代。发达经济体的主权货币一般不会退出货币舞台，但可能成为超主权数字货币的锚定对象，货币地位有可能主次更替。

二是可能重塑货币霸权地位。超主权数字货币的霸权地位，将由覆盖范围、用户规模和实体资产规模来决定，全球有可能出现几个势均力敌的超主权数字货币系统。全球流通的超主权数字货币也许不再有明确的国别标签，最为重要的是公众认可的全球性商业信用和全球性数字信任。

三是可能形成跨越商业银行的金融体系。Libra一旦形成覆盖全球各个角落的金融基础设施，就可以从支付清算入手，逐步进入储蓄、融资、投资、保险、资产交易等领域，渗透平民大众的经济生活，在进化成为超主权数字货币的同时，全面争夺金融业的市场。

四是可能影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带一路”国家大多数经济实力偏弱，货币体系容易受到超主权数字货币的冲击。这些国家的货币市场，一旦被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占领，就可能排斥数字化人民币的进入。这将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积极应对挑战，抓住发展机遇

上述这些挑战将集中表现在未来的货币、金融领域，但植根于现实的全球性金融格局和技术格局。很多人津津乐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业取得举世瞩目的进步，近10年来我国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保持清醒和警惕。这是因为，美国仍然把握全球性金融体系的主导权，美元仍然占据全球性货币霸权的地位，而且，美国等西方国家拥有数字技术的控制权和主导权。

例如，在数字技术领域，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和数字化市场大国，但却是软件弱国。从已经普及的电脑、手机，到正在深度研发的人工智能、区块链，其操作系统、源代码和算法程序的知识产权，几乎都是美国和日本控制的。在区块链的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底层技术上，我国目前缺乏自主产权。我国的区块链应用项目大多采用开源区块链底层平台，进行适应性调整开发。

对国外操作系统和开源程序的广泛应用，势必导致技术依赖风险。2019年11月，美国和日本达成“数据协定”，将禁止国家强迫企业公开数据信息；协定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原则上禁止国家强迫企业公开“源代码”和“算法”。6月12日，被美国商务部列入管制名的哈工大、哈工程等高校的师生发现，学校购买的来自美国的正版软件MATLAB——理工科研必备数学软件，已经被取消激活。

我们应该积极应对挑战，紧紧抓住未来发展的机遇。

第一，数字货币将成为金融业数字化变革的基本工具。我国应该立足于数字金融健康发展，加快数字金融制度建设，抓紧制定区块链金融监管、数字资产市场监管、数字货币监管、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等数字金融制度。统筹规划、逐步建立数字信任机制。

第二，数字货币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有必要抓紧研究发行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可行路径和实施方案。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实现路径，完善底层技术架构和应用场景设计。

第三，数字金融势必进一步强化金融的全球化。在数字金融全球制度建设中，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并努力争取话语权。应该加强国际监管协调，促进达成监管共识，建立数字金融国际监管统一标准。

第四，数字技术是全球数字经济平等竞争的基石。即使是大国，经济上的闭环运行一般只会降低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经济运行的总体成本，并影响国民消费的品质。但如果在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一旦遭遇大面积封锁，就可能造成经济失速、全球化进程受阻。因此，在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等硬件制造领域，在操作系统、核心数字技术等软件开发领域，我国只有补齐短板，才有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

                                  （编辑  季节）

影响TFP拉动GDP增长的若干因素

TFP对GDP增长的拉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拉动的具体过程和影响机制却是复杂而难以量化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因素，体制、机制和偶然性因素都会造成对TFP影响GDP增长机制的干扰，这也是造成政策选择困难，尤其是中短期政策选择困难的重要原因。而从中长期看，在全球化加速和经济结构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快速变迁的同时，由于TFP增速以及对GDP增长的贡献，都是从统计数据反推的结果，而无论是数据本身，还是对反推之逻辑基础认识的多样性，都可能会造成长期中对TFP影响机制的认识差别、错位。

信息技术（ICT）的影响与局限：以美国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ICT）及信息产业，被认为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从常识出发，ICT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特别是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有“增值化”贡献的。那么ICT的投入是不是必然形成TFP的增长，以及GDP增速的提高呢？

在冷战结束以前的40多年中，美国的ICT投资增速一直远远高于总投资增速，当然也高于非ICT投资的增速。但是从统计出发，这种增速并没有直接反映在TFP的增长上。在ICT投资增速最高的1966年，29.6%的增速，带来TFP的增速1.8%；到了1967年，23.7%的ICT增速，带来TFP的增速却是0。

图1 美国战后TFP增速与ICT投资增速的波动（单位 %）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在1979-1990年间，1979年和1980年的ICT投资增速均为25.5%，但TFP增速为-0.2%和-1.3%。在TFP增速最低谷的1982年，-1.8%的TFP增速伴随的是19.3%的ICT投资增速。这三个年份的GDP增长趋势是由衰退转向萧条（1979年为3.3%，1980年为0，1982年为-1.7%）。尽管1984年的GDP增长和ICT投资增长都达到了80年代的高峰，但是随后的下坡路，表明了这种现象不可持续。

在1991年以后的统计中，1999年是一个拐点，当年美国的ICT投资增速为30.5%，相当于当年总投资规模增速7.4%的4.2倍。此后，美国的ICT投资增速从相对于总投资规模增速的高峰逐渐回落了7年。到2007-2018年，美国ICT投资的增速尽管下降到了10.3%-12.9%的区间，但是仍然远远高于总投资增速3倍以上，最高为5.4倍（2009年）。这期间，美国的TFP增速为正的只有3年，为0有2年，为负的却高达7年。这种情况，难以用ICT相对于TFP增速的滞后性来解释。

图2  冷战后美国TFP增速与ICT投资增速的波动（单位：%）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不管这些ICT投资增速高速增长的情况持续了多久，在绝大多数年份中，ICT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并不明显。

这种现象在日本也是一样的。日本ICT投资增速在经历1985年41.6%的投资增速高峰后，逐渐放缓；至1997年再度回升达到24.6%的峰值之后，尽管增速降到了20%以下（2015年降到了5.7%），但是依然维持着相当于总投资增速3-4倍左右的态势。然而，在1997-2018年的22年中，有11年的TFP增速为负值，1年为0，包括ICT投资增速最高的1997年（当年TFP增速仅为-0.7%）。

图3   1997-2018年日本TFP增速与ICT投资增速的波动（单位：%）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这种情况在其他发达经济体中也是类似的。而从统计数据上分析，以美国和日本以及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无疑是信息技术最先进，信息产业最发达，信息化程度最高，对信息投资最大的国家。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ICT和ICT产业价值的很大部分，往往是依附于其他产业中，因此在统计上有错漏。

二是对ICT的投资并不完全用于ICT本身的发展，这点可以从某些ICT行业巨头的业务在财务报表中的情况窥见端倪。大量ICT巨头往往凭借充裕的现金会成为“投资中心”，它们与资本市场的融合度越来越高，经常大规模投资于包括金融业和新兴产业在内的其他行业，而这点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经常没有确切体现。

三是ICT行业存在大量的过度投资和低效、重复投资，泡沫化严重。这种原本可以归于市场失灵的现象。在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伴随着美欧日资本市场上货币泛滥，表现得愈发明显。特别是美国的ICT行业巨头甚至周期性成为避险和投机资本的重要选择。

四是生产效率和技术层面的问题。ICT与基础科学研究的状况有关，一方面逐渐面临“天花板”：即在基础科学储备基本耗尽后，由于商业化应用进展愈发缓慢，以往那种“革命性”成果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随着“ICT洼地”被逐渐填平，以及ICT产能过剩，呈现愈发“红海化”的市场本身，使得ICT投资所能带来的对经济发展水平贡献的边际递减效应愈发凸显。

最后一个影响实际上是深层次的。在很多领域，人们正逐渐认识到，在基础性的信息化问题解决后，很多进一步的创新与其所耗费的资源，对产业结构提升、经济效益提高的影响有限，或者并没有创造新的财富，因而往往是低效甚至是无效投资。特别是在基础科学领域突破可能带来的产业结构发生革命性变革前，ICT对经济效率，特别是对TFP的提升可能是有一定限度的。对ICT的过度关注、ICT自身的发展相对于期望值的落差、过度投资和低效应用，往往意味着泡沫化，结果可能是产业空心化和经济泡沫化。这点在欧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认识。

对TFP影响因素的一般归纳

从上述分析出发，可以归纳影响TFP的一些因素：

    第一，产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可能会影响TFP对GDP增长的贡献。因为不同产业的经济效率不同，技术以及社会组织对经济效率的提高，即不同行业的TFP存在不均衡性。通常服务类行业的TFP提升是非常缓慢的；而且附加值越低的行业，其TFP增速通常也越慢，提升空间也越有限。也就是说，伴随着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在GDP占比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引发的GDP增长动能转换，以及由此产生的低效部门对高效部门的拉低和对销，极有可能会使TFP增长对GDP增长的拉动，在统计上变得不够明显，甚至失真。

第二，人口结构的变迁，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变化，有可能会使TFP对GDP增长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一方面工资刚性上升，特别是潜在劳动力数量的减小，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服务行业聚集大量的劳动力，将会拉低整体TFP增速。另一方面，理论上在TFP提升最快的实体经济部门，劳动力价格上升的长期影响，并不一定是通过技术投资和优化流程来实现效率的提高，或者是用机器替代劳动者以提高效率；而往往是造成产业向外转移，结果将进一步抑制TFP对GDP增长的贡献。

同时，与单纯的投资相比，劳动者在质量上提升对于GDP增长的实际价值既难以统计，往往还会由于产业结构的变迁而受到抑制，这就从基础上造成了TFP统计数据的失真。

第三，从对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历史数据研究出发，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的经济体，其TFP增速对经济的潜在拉动，在区间上的差别可能是较大的。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国家而言，TFP增长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长空间可能会大于发达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其经济水平和技术应用水平相对较低，投资和市场改进，特别是教育对劳动者素质以及资本效率的提升，在从根本上拉动TFP增长的同时，又将“掩盖”内生于从这些统计数据反推而来的TFP数据的真实水平。

第四，外部环境、突发事件、经济周期、社会动荡等宏观因素，都可能既从统计上影响TFP，也会从实体方面对TFP的增长或恢复产生长远影响。

从政策着眼，为TFP优化增长环境

TFP对稳增长、调结构的贡献，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存在。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实体经济是一国的立国之本、财富之源。重视TFP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必须想方设法以提升TFP增速为导向，来提升先进制造业以及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之成为既是技术密集型又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整个实体经济的效率。为此，有必要从金融、税收财政、科研和宏观经济政策、国防政策等着眼，为TFP优化中长期增长环境。

调整首台套设备支持办法

加大对先进设备生产和市场需求开拓的支持力度，将对首台套设备的支持措施拓展到二套、三套设备等后续生产。

我们对关键领域自主研发的支持，基本集中于首套设备，对后续二套、三套设备的支持却不甚重视。这已不适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需要。因为技术的进步离不开反复地摸索和经验积累。先进设备的研发和市场占有，是一国实体经济活力的基础。发达国家为了垄断市场，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别国的先进产能和研发能力。这类产品的市场需求有限，同类产品，多买国外一套，我们的企业就少卖出一套，企业离盈亏平衡点和规模效应就远一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销售额问题，而是关系到实体经济研发能力，这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发达国家的政策是我们在没有某种设备时，他们就高价出售、赚高额利润。一旦我们可以生产某种设备后，他们就开始降价倾销。结果使我们自主研发首套设备的企业迅速丧失国内市场，甚至陷入经营危机。这是抑制、削弱我们研发能力的手段。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保护自主研发先进设备的市场占有率，助其尽快形成规模效应，使研发企业能够收回成本，获得必要回报，在良性循环中实现赶超。同时要学习其他国家保护本国先进设备研发和生产的做法，用尊重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的方式，完善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环节的税收及减、免政策的动态调整机制。

实施加速折旧等降税政策

财税政策对于改善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对改善制造业企业中的高科技企业生存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如当期抵扣和加速折旧这类以“既有投资”拉动“新发投资”的财税政策，就效费比而言，比补贴或转移支付更为有效。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加速折旧对于刺激实体经济投资，鼓励供给能力的提升具有直接的作用，同时也符合市场经济原则。

首先，用好加速折旧等方式，通过符合市场经济的财税政策进一步扭转投资“脱实向虚”的局面，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加速折旧是有定向性的，没有特定固定资产投资就谈不上加速折旧，因此非实体经济部门很难享受这一政策，这就从源头保证了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支持。

加速折旧可直接提升投资回报，对进入实体经济的投资有鼓励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缩短投资的收回年限，使得企业针对变化日益加快的市场需求和产品进步趋势，能够更为迅速地通过投资等发展新的项目，以保持产业在整体上跟随先进技术发展的潮流。

加速折旧具有长链性，实体经济中下游部门投资周期的缩短，能有效地带动上游的整个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研发部门投资积极性，从而使得实体经济部门能够通过对市场需求更为敏捷的反应，为基础层面的投资提供持续的推动力。

可以预见，一旦实施这样的政策，既可以避免与其他国家陷入“反补贴战”、“减税战”；又可以鼓励先进技术和资本流入或留在中国境内。

其次，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在企业所得税中的抵扣力度，特别是要将当期抵扣政策落实到位，进一步减轻企业扩大研发投资的财务成本。

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资金，不仅有风险，而且还有财务成本；企业所得税的抵扣范围、方式对其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要想减轻企业的负担，确立鼓励技术进步的政策导向，可以从进一步调整研发投入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着手。一是，可考虑在财税〔2018〕54号文的基础上，将新购进的用于研发的设备、器具等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金额由500万元适度提升。二是，在财税〔2018〕64号文的基础上，将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计入境外研发费用的比例从80%再适度调高；同时将“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的要求去除，使国际国内一视同仁，鼓励在研发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再次，在财税〔2018〕99号文的基础上，将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税前加计扣除比例从75%适度调高；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税前摊销比例从175%适度提升。第四，在财税〔2018〕77号文的基础上，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年应纳税额上限，从100万元适度提高。第五，在财税〔2018〕51号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区分，对当年认定具备高科技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将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准予在计算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比例，由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的8%适度提升。第六，优化抵扣程序，如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简化事项备案制手续；进一步简化由于对方成为非正常户无法补开发票的，企业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进行税前扣除的程序等。对于上述措施，关键是要切实落实当期扣除的规定，而不是先征后返，真正减轻企业研发开支的财务成本和税收优惠奉行成本，将国家的导向传递到位。

当然，要真正发挥财政支持的杠杆作用，就要下决心缩小各级政府的规模，大幅度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浪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共产品质效，真正建立起依法施政的公共财政体制，以财政的可持续保证激励的可持续。

鼓励企业担当创新责任

在创新研发方面，给予企业更大的鼓励支持，对于国有企业研发风险和失败导致的考核问题，依据实际情况予以更大的容忍度。

现代高科技的研发和市场转化，不仅投资巨大，而且风险和不确定性也较多。企业是中国发展的基础，是决定国家综合国力的科技和产业竞争力的主力军。因此，鼓励、激励他们用好自身的资源推动产业结构进步，使之成为保证TFP增长的稳定器，意义重大。

这一方面需要推动其合理规划中长期的发展路线，将自身增长统一到集约化的效率提升中去；另一方面也要对国有企业开展的带有长期性的研发，给予更为宽松的考核环境。尤其是对于研发中的超支、失败，在尊重科技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的大原则，在合理的范围内予以化解，并将其作为鼓励决策者和带头人干事创业、敢于担当的措施加以确立，进一步解除国有企业引领科技进步的后顾之忧。

创新科技工作者激励机制

保护知识产权，将科技成果资产化，创新收益分享制度作为激发科技工作者创新和推动转化的动力。

保障TFP有效增长的关键在于人，只有不断激发人的创造性，并将其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为TFP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国每年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数量在全球居于前列，国家每年对于科技研发的投入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制约科研工作者创新积极性和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问题仍然不少，经济激励和市场选择需要更好地结合起来。应当鼓励国有企业引入科技成果创造者、专利权权利人作为资本投资者和利润分配参与者，以利润分享-风险共担的方式，通过风险投资、成果入股等形式，参与到企业生产经营和利润分配中去。可以考虑在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式上，对于创新科技的提供者的利润所得份额，在一定期限内予以适当的扣除安排；在会计处理上，对于资产化的知识产权可考虑设定一定的折旧方式。对一些面临激烈科技、人才竞争的国有企业，在引入创新股权方面可以先行试点，大胆尝试积累经验。

要加大对于那些对行业、乃至对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有战略性价值的科技成果的专利保护和保密保护的力度，对于窃取、侵犯成果的行为，应当动用国家机器加大打击力度和追偿力度。对于资本化的科技成果在转让、继承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安排。

放宽对科技成果创造者的权利归属认定。美国在国防采购中就明确规定，由国防订货和采购支持的项目研发中取得的成果，其专利权归研发企业或研发者所有；如果研发失败，风险由政府承担。有这样的制度安排，美国才能出现一批掌握大量尖端科技、横跨军民两界的实业巨头，如波音、洛马、通用动力、普惠等；这些企业也正是凭借这样的制度安排，才能维持一支耗资巨大的、高水平的科研人才队伍，并开展包括基础领域在内的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的科研活动。这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

对于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性智慧成果，应当适当淡化机构、职务创造，而相对突出个体创造者的权利，特别是自然人的权利人身份的认定。在权利的分配方面，也可以考虑引入机构和自然人共同所有的“混合所有制”式的权利归属，共同参与科技成果的收益分配。对于以国有资金支持的研发成果，如果目前因为体制原因不能引入个人享有因职务行为获得的知识产权收益共享机制，对于那些对行业发展和就业具有重大意义的代表人物和关键科研人员，应当考虑在现有的科技成果奖之外，由国家和政府根据科技创新的应用情况，特别是商业应用和社会效益情况，在较大范围给予必要的物质奖励。对于确因国家安全等因素无法转化或认定为科技资产而无法参与生产利润分配的智慧成果创造者、权利人，要从国家层面给予与其成果重要性相适应的奖励或补偿，以保护其积极性。

对于潜在的科技成果的所有者、权利人给予必要的转化辅导和法律支持，由政府负担主要费用的法律服务和相关辅导，增强其转化意识，降低转化门槛，更为有效地维护潜在智产阶层的合法权利，从源头上降低其维权成本；同时尝试构建与智产阶层相关的仲裁体系。

对科技工作者、技术人员，特别是关键项目的研发人员，在工资和奖金的个人所得税方面给予更大扣除或优惠，激发创新热情。

重视国防需求引领

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加大对先进军事装备的研发和采购投入，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以重大专项的军民融合，带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进入二十世纪后，国防装备研发，一直对发达国家保持经济军事优势地位具有重大影响。二战后，特别是冷战期间，来自国防领域的需求、军备竞赛的压力，使得西方国家高度关注科技开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战争的危险和紧张的国际形势，迫使发达国家倾举国之力投入尖端科技研发，一批军工巨头掌握了大批先进技术，形成了庞大的高层次科研队伍，并凭借这些“黑科技”完成了科技的“原始积累”，获得了市场优势和超额利润。另一方面，这种超常规的科技发展与产业融合，使得西方国家在冷战后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攫取到了全球秩序的高点和话语权。

应当看到，国防建设需求对尖端科技的带动作用，往往是一般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无法企及的。以美国为例，奠定波音公司优势地位的划时代产品波音-707，直接来源于美国对苏联战略轰炸和全球部署空中加油的需求。曼哈顿工程、导弹竞赛-阿波罗登月计划等一批军方主导的项目，带动了1950-1970年代美国企业的现代化投资热潮。为了实施核报复和核威慑建立的APAR网，更是催生了冷战后的互联网时代新经济浪潮。

当今世界，充满各种形式的冲突，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在国防建设方面的迫切性愈发强烈。以国防开支为引领，做强一批攻克掌握高新技术的先进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是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支撑。从当前的内外部形势和财政经济状况出发，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已到了比较迫切的时候。

除了“国家队”以外，使更多的民营企业加入到国防需求的供给中，发挥出整个市场的优势，是完全必要的。在美国，无论是近年来兴起的Space-X、还是传统的主要军火巨头和高科技龙头企业，都是私营公司，它们的发展都离不开国防订货的扶持。要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争取主动，我们就应当对现有国防采购程序和办法做出必要安排，引入更多的合格市场主体，发挥好竞争的作用。

关注ICT、AI等过热引发的问题

更为系统、谨慎地评估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科学、有序地规划传统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

理论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提高包括商业在内的经济活动的效率。然而，如果由于监管盲区造成网购、共享等新兴业态在资本的推动下野蛮生长，则可能会对传统产业结构产生过快过猛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较为有序的竞争使得资源得以有效利用。然而，近些年来，一些网购平台凭借低价产品和“冲量”战略快速发展，导致传统商业模式，实体店及大型商场在不对等的环境中不断凋敝、举步维艰，在网络销售冲击下节节败退，这些现象的背后还是一个对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的规制和监管问题。

电商并没有创造新的附加价值，只是重新分配了价值，而且以没有铺面（从而没有租金、房地产税）、没有店员（人力成本低）作为优势，吸纳的快递从业者的素质并不高，总体上对GDP的贡献反而会小。

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平均劳动素质不高的经济体，旅游业、餐饮业、商业主要靠几个网络平台、几家快递公司，而小商店、小饭店、小企业甚至大企业离开这些网络平台就举步维艰；几十亿个银行账号、十几亿消费者、几亿个家庭的信息就掌握在几个支付平台中，也是相当危险的，至少与国家的总体安全观是不适应的。

网络技术投资也未必就一定会带动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首先，网络技术的过度投入正在一些领域形成垄断和寡头，这将从根本上破坏经济的活力；其次，网络技术的龙头企业在使社会公众和社会活动、社会交往对其依赖不断加深的同时，也增加了维护社会正常发展的成本；再次，“质量好不如直播好”的网络销售模式往往靠低价进行竞争，这对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利；最后，所谓的“定制化”的作坊生产和点对点的快递传输模式也未必就能做到节约资源和减少能耗。因此，必须注意新生行业、新技术的负面影响，不可只强调其积极的一面。

网络技术的投资热潮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是有挤压效应的，客观上有脱实向虚的问题。因此，要对大型商场、实体店等传统商业业态的健康发展和有序改造给予必要的关注。电商的优势应该是其便捷性，用低价与实体店竞争似不妥，有倾销的嫌疑。如何鼓励电商与实体店以增加就业为目标进行合作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毕竟扩大就业是我们实现小康、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由之路。

人工智能手段的普遍应用，既可以增强政府对社会的掌控，也同时为各种“黑客”、以假充真等更高级别的犯罪创造了条件。任何一件事物都不可能只有积极的一面；不注意其消极一面的影响，否则一定会出大问题。

由于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潜在GDP增长空间。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初步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家，我们绝不能被国外的理论和实践所束缚，也不能被自己的发展经验和实践所束缚，而要以不断创新的思想面对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制度有其优势。认识这种优势所包含的潜在GDP增速，并将其转化为现实增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维持7%左右，甚至更高的GDP可持续增速是完全可能的。抓紧TFP这根标杆，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用好潜在发展速度空间，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从而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编辑  苏歌）

近40年，在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推动下，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已经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产业类别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对社会经济的渗透率不断提高，信息服务业和信息制造业在各产业中的应用呈现多元化，正在成为优化和提升第三产业发展质量的新支撑点。生产型服务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对新技术的需求日益提高，如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识别技术、软件开发、设备链接、人工智能等，呈现多元化的应用场景。

在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发展中，ICT（信息与通信技术）[1] 的应用程度也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机械、钢铁、石油、航空、港口、能源、交通、电力等领域，ICT与企业现代化的融合不断加深。ICT的发展，从传统的公共消费平台向制造业技术升级、智能化生产加快转变。工业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但是，相对于欧美日的现代工业体系，我国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在技术创新、产业扶持、体制优化、市场培育中，还有许多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5G+工业互联网”是我国工业振兴之本

    5G之所以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战略焦点，是因为与以往的通信技术相比，5G技术就像是“众多的方言都统一成为标准的普通话”，标准的统一实现的大连接、大带宽、高速率，使其应用前景更加广泛。更重要的是，5G的技术特性包括低时延、边缘计算、切片技术等，使移动通信技术第一次深入地与工业生产、工业流程、工业的智能化融合为一体；使现代工业中的人工智能与5G协同后，得以实现单一设备智能向整体设备协同运营的转变，乃至实现整体工业的智能升级。

5G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正在由一个规模庞大、但科技竞争力较低的制造业大国向现代化工业国家挺进。这是现代工业智能化控制权的竞争，是大国综合实力的竞争，更是全球产业链重新组合的话语权之争。其中，“5G+工业互联网”的产业化推进，是5G战略实施的核心内容。

上世纪80年代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出版，当时美国工业各领域的仪表化水平和工业设备中IT技术的集成水平，已经初步具备了与互联网技术对接的条件。欧美国家的互联网在应用初期，就顺其自然地与相匹配的工业体系融为一体。而当1990年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时，我国传统的工业体系，特别是相对老旧的设备和生产流程，几乎难以与信息技术实现有效对接。因此，我国的互联网应用长期停留在公共消费领域，难以形成工业互联网。国家提出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一直缺乏有效的载体。

我国5G正式商用后，特别是5G专网建设启动之后，三大电信运营商先后制定了基于“5G+工业互联网”的发展目标。中国移动发布了“5G+工业互联网”、“1+5”应用场景[2] 及“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白皮书。中国电信在电信云网融合基础架构之上建设了工业互联网开放平台，重点解决工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在工业智能网关、工业数据平台、工业数据应用中的障碍；并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工业连接计划白皮书》，提出了工业连接的两类应用、四大场景、八项连接需求，并制定了具体的目标和实施步骤，帮助制造企业实现网络化、数字化、协同化和智能化转型。目前中国电信已与三一重工、中建钢构、美的集团、中国电建、中船工业、小米、通用电气、西门子医疗、海尔集团等百余家行业领军企业开展了5G合作实践。中国联通在数字车间、产业协同工业互联网平台、标识解析节点、工业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已与国内多家企业实施战略合作，在企业数据互联、工控防护、云边协同、物联感知和智能制造领域，完成了一系列合作开发和应用；在“5G+工业互联网”的推进方案中，涵盖了连接、标识、安全、平台、数据、应用六大板块，并为企业级和行业级用户打造定制了平台解决方案。[3]

在制造业领域，我国新型制造业正呈加速发展的态势。诸如宝钢、徐工、三一重工、中车、中电、海尔、青特等一批大型企业，在自动生产线、智能化生产管理流程、机器人等人工智能的应用、企业内部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已经开始探索将智能设备与智能网络协同发展的方式，5G专网、大数据系统正在与现代生产与管理体系相融合。特别是基于生产运营和生产流程中的物联系统优化，基于设备内部各个器件的监控、行为追踪、件组关联运行的优化和远程智能管理，已成为优化设备运营效果、优化生产流程、强化生产控制、降低设备运营成本、创造企业新增长点的关键。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和集聚了一批领军企业率先探讨“5G+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的条件。国务院刚刚出台的《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为“5G+工业互联网”创造了更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

通过对国内数十家企业的调研，我们认为5G应用场景和技术解决方案的显著特征是：第一，政府引导。政府专项资金扶持目前仍是中等规模企业建设“5G+工业互联网”重要的动力；而一些大型企业因设备等级高、竞争力强，自主投入的规模和动力更强，如三一重工、青特、海尔等。第二，企业与电信运营商密切合作，电信运营商参与企业数字化改造的积极性很高。第三，企业制定针对性强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适应当前5G技术应用的初期阶段，一般把5G应用的重点放在解决关键设备、关键节点的数据提取、传输、控制和管理，重点解决高风险、高污染、高难度作业环节的智能化生产和可视化。对于全流程的网络互联和智能管理，企业仍在探索中。

制造企业通过与华为、中兴通讯等设备制造商的合作，在软件集成、成本集约、系统融合、机器连接、数据采集网关研发、互联网工业标识等诸多方面，已取得良好的进展。政府的试点项目也普遍取得良好的效果。比如，江苏徐工在焊接机器人环节，通过5G应用，基本实现了对动态数据的实时采集、监控，解决了高精度焊接的稳定性、精准性和协同问题。北京华芳智汇科技有限公司与电信运营商联合开发的“皮带输送巡检机器人”，充分利用物联网的远程监控，解决了远距离原料输送的物流安全、精准和可视化管理。三一重工实施的“5G在工业互联网数据采集网关的应用”，以及车联网的建设，已为企业带来全新的流程化管理模式。湘潭钢厂与中国移动合作，对高危生产环节的远程控制和可视化管理，有效地将5G的低时延技术优势与机器人使用结合为一体，实现了钢厂特种环境下的“高效安全运营模式”。河南平顶山高新区与中国电信共同开发的“开发区企业大数据系统”，初步实现了对开发区物流、生产、管控的协同管理，领导“驾驶舱”[4] 的决策实现了动态化和即时化。广东华控科技公司在完成节电设备保护装置研发后，与广州联通合作探讨基于5G+的电力节能系统的优化方案。实践说明，5G技术赋能新型制造业，对我国传统工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改造升级，确实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支持和推动力量。“5G+工业互联网”在改变企业传统运营模式的同时，也在改变企业的思维方式。

试点企业的实践经验表明，5G技术除了具有大带宽、大连接、高速率优点，5G之所以必须“+”工业互联网和工业物联网，是因为5G技术的最大突破是低时延、切片技术与边缘计算。而这三项突破性技术最重要的应用场景，只有在现代智能化工业中才能体现并发挥最大价值。当然，5G技术在远程医疗、远程资源能源勘探开采、航运、铁路、金融等生产型服务业中的应用也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单纯地用于民用消费和一般公共服务，就可能是对5G资源的极大浪费。

工业物联网到工业互联网是一个梯级演进过程

工业互联网是一个全流程的数字化生产体系，需要企业的设备具有相对统一的标准和相互匹配的技术等级。而我国目前的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设备等级差别大、标准不齐、各环节技术水平混杂、机器生产与人工操作交错的情况。因此，目前建设的5G+工业互联网应用，主要还是体现在原材料配送、生产管理和设备的外部管控领域，已经实施的物联主要是基于产品、设备外部性能的物联。严格划分，尚处于工业物联网阶段。这种状态是与我国目前的工业化水平相关的。

 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工业生产过程中，集成于设备的硬件（各关键部件或元器件、电路、构建、原辅料等）及软件的可数据化信息，以即时、连续和交叉互动的方式，通过传感器等识别系统提取出来，再加上生产流程中的动态信息，通过数据采集、识别、分析、控制，再回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工程中，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存储、分析、加工、优化和可视化，供决策者实时使用，甚至直接实现智能决策。此外，工业互联网必须与企业优化的管理工程相对应，才能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即“5G+工业互联网”+优化的管理工程。

显然，这个目标对绝大多数企业而言难度很大。三一重工一位技术人员对目前工业物联网面对的问题归纳如下：

1.数据安全。现在大数据中心为企业提供的主要是数据仓库，很少能为企业提供安全可靠的数据加密系统；涉及边缘计算、数据加密等，其费用企业无法接受。由此，大公司虽然数字化程度很高，但不愿意真正公开自己的数据，即便把数据放到云上，也不会把自己真正的物联网数据公开给第三方访问。

2.小企业的数据愿意公开，但是数字化程度低、种类少。面对数据中心服务的高成本（组网费、电费、调试安装费、模块加装机台费等），又看不到明确受益，企业难以承受高成本服务。

3.建网后只能采集到设备的数据，但只是单纯的机台数据，与应用没有关系。数据化与管理应用的指标，企业难以设置；技术提供商和网络提供商对什么样的数据适合特定行业的企业又不了解。以往企业已经开发应用的ERP系统，以及定制化开发的DCS（集散式控制系统）、MES（企业生产执行管理系统）等，如何与“5G+工业互联网”的大数据平台对接，以及相应的成本问题，还没有引起设备提供商和电信运营商的重视。因此，许多企业只能被动地等政府的专项资金到位后才开始建设。

4.业务关系的逻辑复杂。例如OT、IT、大数据、业务流程等采集上来的数据，要和班次、机台、订单、物流、生产、质检、仓库等关联起来，仅这一条流程线就有很多需要转为可视化数据。但这些数据由于数据结构不同、逻辑关系复杂，动态数据与静态数据交织一体，可视化数据采集与同步计算处理并存，对软件和硬件的技术要求非常高，目前国内大部分系统提供商和软件开发公司做不到。在数据动态连接上，若应用于人员管理和协调，人与机台之间的毫秒级的交互难度更大。

5.物联网的协议问题。物联网最大的技术难度在于数据的采集。我国目前进口的国外生产设备，大部份设备内部元器件、电路、IT交互等的协议是不开放的，要采集设备内部的数据难度很高，粗略统计，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万种协议，而且每种协议都不一样。

“5G+工业互联网”需要技术经济思维

在经济学家的视野里，5G仅仅是一项技术，而不是产业；在技术专家的视野里，5G是一个完整的技术链条，是一个融合性的产业。不同的视野思维不同。在一些技术专家的理解中，5G更像是一个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在统计中常以5G基站和网络建设对GDP的贡献率来评价5G的价值。我国很多著名的工业经济专家对工业现代化问题，主要关注的是设备和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对“5G+工业互联网”的计算能力、连接能力和融合能力的知识不足，这导致诸多决策建议的误区。而我国一批优秀的信息技术专家，缺乏对技术转化为商品、新技术成果与未来商业模式对接的理解，更缺乏技术产品到技术链的认知，因此导致唯技术论，这同样也会使决策出现误区。

实践证明，“5G+工业互联网”是智能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5G时代，经济模式的转换和升级，需要技术演进的支撑，单纯的生产关系调整已很难支撑现代工业的提质升级。同样，任何的技术，都是由技术产品-技术产业链-技术价值链组成的，这与经济学家认知中的产品-产业链-价值链是一个并存且互相作用的体系。数字经济，以至“5G+工业互联网”，正是技术产业链与经济产业链融合发展的体现。

所以必须强调：“5G+工业互联网”是一个技术经济发展问题。相对于经济学“资源优化配置”的理念，技术经济学的视角是在传统工业生产要素（物理性或化学性的生产流程和设备行为）实现可数字化后，对生产型数字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研判数据资源的采集、分析、控制、优化，以及反馈于生产行为的过程，是数字技术的演进行为对产品和生产流程的改变。5G与工业互联网的真正融合可谓“技术经济学”的典型应用，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方式。

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5G+工业互联网”是要在技术优化、数据资源优化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要素的重新配置和优化。当前工业企业数字化，指的是工厂内的设备、工艺流程等转化为数据，通过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数据资源进行提炼并进行再配置。目前，在我国工业领域至少有20%-30%的企业具备了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能力，保守估计，有10%的制造业企业具备工业数字化的能力。[5]

从技术经济的角度出发，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各地方建设“5G+工业互联网”，首先要对一个行业中企业的设备类型、等级、IT集成水平、仪器仪表等级、数据可提取环境、设备固有的传感和识别能力等进行评估。应选择条件优者作为试点企业。

第二，根据行业特点，从生产流程的协同性出发，可优先在精密机械、工程机械、汽车、生物医药、能源管理和配置、钢铁、电力、运输、大型设备制造等企业中，选择试点企业。

第三，试点企业的选择，应选择企业领导对“5G+工业互联网”认知度高、积极性高、有专门研发团队和技术带头人的企业。

第四，“5G+工业互联网”要在制造企业的技术与生产环节打通“数字鸿沟”，这也是以技术经济思维推进5G技术赋能的关键。

重视“5G+工业互联网”所面临的体制障碍

“5G+工业互联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必须建立在开拓思想、打破体制障碍、政策协同推进、技术研发统筹规划的基础上。

目前，各地方高度重视“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政府规划缺失。目前各省市均设有“5G+工业互联网”的引导基金和专项基金，但其使用安排缺乏科学系统的规划，多采取“分蛋糕”方式，导致一些试点企业形成新的“等、靠、要”，坐等资金扶持；而一些缺乏基础的企业在某些中介机构的支持下向上“要”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又缺乏专业评估机构。这导致国家扶持资金被无效切割和流失，其结果往往只是建设了一批物理网和数据仓库，没有实用价值；而那些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反而得不到资金扶持。这就严重干扰“5G+工业互联网”的有效推进。

第二，条块切割，协同推进差。“5G+工业互联网”是一个多技术领域、多环节、跨行业的系统工程。目前从国家部委到地方职能机构，在“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中，仍存在多头管理、多头决策的问题：相关技术规划及软件、芯片的技术研发，和工业设计、传感器、设备改造，分由不同主管部门负责。如果各部分不能协同一致，在企业实施中必然导致新的“数字鸿沟”、“政策鸿沟”，就很难实现“统一规划、技术研发协同、产业推进同步、融合发展落地”。

第三，技术创新体制陈旧。长期以来，我国的技术成果转化率一直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其根本原因是政府扶持的应用技术研发项目，多倾向追求技术的先进性而忽视市场实现和产业化；“技术领先、国内外领先”仍是考评技术成果的第一标准。在“5G+工业互联网”的技术创新中，迫切需要一批能够快速应用于生产的高端软件、传感器、工业识别技术，需要国家给予支持，而这些技术研发本身也应是技术商品设计的过程。

我国目前在工业物联网中比较成功的案例，大部分来自企业对设备外部物联的需求，以及企业对生产者可视化管理的需求；在网络建设上主要是基于设备外接仪器仪表数据和设备外部可感知的动态数据的采集与分析。电信运营商对这类企业物联网的服务，主要搭建的是高密度的5G专网覆盖，而非按数据采集密度和数据流量密度分结构优化布网，故形成5G专网的资源浪费。因此，目前国家级的研究机构，需要尽快调整技术创新体制，在强化高端、基础性研究的同时，在应用研究中，要以“技术商品”的演进作为技术持续研究的重点，打破以单纯技术演进为导向的方式。 

如何推动“5G+工业互联网”创新融合发展

第一，建议国家建立“5G+工业互联网”统一协调机构，统一规划，政策协同一致。强化专项资金使用的管理，资金投放应与项目规划的科学评估统一进行。注重引导社会资本和各类产业基金参与“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对社会资本投资工业互联网可给予“风险保障资金”支持，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管控条例。

第二，强化技术创新与经济效益协同，大力倡导技术经济的思维方式。5G赋能新型制造业是一个全新的工业系统工程、全新的技术经济链条，国家规划要加强技术的整体性、联系性和配套性，要同步强化技术链条中的识别技术、传感器、可视化技术、设备链接技术、仪器仪表等可集成化的数据采集技术等的同步研发创新。国家的相关政策和资金的支持要协同制定，避免出现重叠和空白，提高政策实施的效果。

第三，“5G+工业互联网”的试点与建设要因地制宜，对不同类型、规模和等级的企业，要采取不同的方式。以5G与企业人工智能的对接和融合作为突破点，运营商5G专网的推进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具体应用场景，不能简单强调覆盖率。信息设备制造商要加强设备的售后维护服务，切实将设备上所具有的系统服务功能（如网络安全、数据处理、智能识别等），作为企业“5G+工业互联网”的考评与验收内容。对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地方政府不应“凑数”，不搞“形象工程”。要通过科学引导，让企业走出“5G+工业互联网”的雾里看花的窘境。各省市应选择真正有能力的企业作为重点示范；在关键环节率先突破，以重点引导，提高企业的认知和主动性。现阶段，企业工业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必须照顾经济收益，处理好短期投入产出效果与中长期效益的关系。要鼓励有条件的大企业自主研发、自主推进，不简单依赖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近期仍需要以“低成本建设拉动企业收入新增长点”为原则。

第四，加大对工业互联网硬件和软件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优秀人才在个人所得税、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优惠。对有重大贡献的集成电路和软件人才，国家可以考虑设立优秀人才奖励基金。提高自主研发要重视鼓励和支持民营软件开发公司的创新和成果应用，改变目前一些从事工业互联网软件研发的高级工程师的“技术民工”状况。

第五，明确工业互联网应用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我国很多优秀的制造企业使用的设备大多是进口的，为避免知识产权纠纷，在建设工业互联网时应对工业设备进行一次普查，明确工业设备的自主可控性，通过有效谈判和知识产权的授权使用，合理合法利用数据资源。

第六，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门力量，选择重点企业，对企业高层领导进行系统化的知识培训，提升企业领导对“5G+工业互联网”的认知水平。

                              （编辑  高梁）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仍持续搅动着世界经济格局，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提质增效、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2020年7月3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经济导刊》举办的第66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讲座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货币政策等进行深入分析，展望在新形势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余永定首先对2019年下半年以来到目前的经济走势进行了分析，介绍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疫情暴发之前。2019年11月，中国经济学界发生过一场激烈辩论，被称为“保6”之争。当时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讨论的重点是中国是否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不少人认为，只有保持6%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潜在的经济增长动力才能得到发挥，并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是抗疫纾困阶段。由于疫情的暴发，随着武汉的封城，中国经济产出水平大幅度下降。这时是否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增加产出呢？当时尽管也存在着需求不足的冲击，但主要冲击还是来自供给端。不难看出，在经济受到疫情的冲击，而供给的价格弹性很小的情况下，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因为疫情造成人流、物流受阻，工厂停工停产，产业链出现断环。此时即使刺激需求、抬升价格，产出也难于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货币政策及其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点保全生产能力，让产业链不至于中断，让企业不至于破产。

 第三是重启扩张型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阶段。由于疫情得到控制，武汉解除封城措施，人流、物流开始恢复，社会逐步复工复产，供给能力得到基本恢复。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总需求，使供给能够得到足够的扩张，使经济增长能够尽可能回到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相一致的水平。

 同疫情暴发的第一个阶段相比，在第三个阶段，我国的产出水平增加了，物价水平也有所提高。

2020年中国真的没有经济增速目标吗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明确提出GDP的增长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特点。但是除了没有公布GDP增长目标之外，其他一些指标还是公布的，例如我们今年的预算赤字规模是3.76万亿，赤字率是3.6%；同时也提出了新增就业岗位900万的目标，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指标。

 那么，我国今年就没有设立经济增速目标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余永定认为，尽管没有公布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但是政府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指标，其他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无法确定或很难确定，各类政策也无法协调，无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说，GDP的增长目标客观上已经融化到了相关的指标中，包括财政货币和其他政策当中。

 从已经公布的其他经济指标，或许可以找到GDP增长目标的线索，由此可以推算，2020年GDP的名义增速目标是5.4%。政府并没有明确给出通货膨胀的目标是多少，但给出了CPI的通货膨胀率的一个预测数。如果我们假设通货膨胀率是在1%-2%之间，我们就可以算出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是3.4%-4.4%之间。这个目标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季度GDP的增速是-6.8%，第二季度实现了正增长。 假设今年下半年一切顺利，则比较合理的推论是，下半年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为6%。

 另外，从政府所提出的新增就业900万这个具体目标，也可以推算出今年GDP的增长目标。新增就业900万，意味着就业增长率是2%左右，从我们已知的就业弹性就可以推算出相应的GDP增长目标。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潜力，GDP名义增速3.4%、实际增速2.4%的目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仅有经济增长潜力也不行，还要看有效需求的情况。

经济政策应着重刺激需求扩张

 余永定认为，现在我们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使需求能够得到足够的扩张，使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够尽快回到潜在经济速度所允许的水平。具体而言，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发力，才能真正有效地刺激经济扩张？

 根据1—5月的统计数据，假设2020年消费增速大致等于GDP增速，而且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为零。这个假设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根据消费理论，消费是居民收入的函数，取决于居民的收入预期和财产。有人认为，疫情后消费会有报复性或补偿性增长。不过，疫情期间许多收入受到影响的家庭已经用掉不少储蓄，疫情后他们考虑的不是消费，而是如何补充消耗掉的储蓄。第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零，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5%、43%和1%，根据上述假设，消费和净出口对2020年GDP增速贡献共计为1.87%。这样，为实现3.4%的名义GDP增速，资本形成应该对名义GDP增速贡献1.53%，而这又意味着2020年资本形成增速应该为3.56%。

 在假定第二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于去年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下，可以估算出，为了实现3.56%的资本形成年增长速度，2020年下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应该达到17.3%。

 为了达到这一速度，我们就要考虑固定资产投资的四个组成部分：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其他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前三项投资都不是我们能够直接掌控的，只能假设它们本身存在某种规律性。

 假设房地产投资，按照专家的推断，全年增速可达5%甚至更高，考虑到制造业和其他投资在下半年增速不可能太高。这样可以推算出，基础设施投资必须达到相当高的两位数，才能保证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增速提供足够贡献。从目前情况看，达到这一增速是比较困难的。

将失业问题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今年，政府在低调处理GDP增长目标的同时，“保就业”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失业问题被提到了最突出的位置，那末，我们国家的就业和失业的基本盘是怎样的？

 现在全国就业总人数是7.7亿人，其中城镇就业4.4亿人（包括农民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是1.9亿人。7.7亿人的行业分布，第一产业1.9亿人，第二产业2.1亿人，第三产业3.6亿人。农民工总共是2.9亿人，其中，外出打工的农民工1.7亿人，本地打工的农民工1.2亿人。

 需要关注的是，今年中国的失业和隐性失业的人口是多少？往年失业人口一般在2600-2700万之间。而今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部分就业人员一直休假未上班，实际上是隐性失业。政府和企业在采取各种措施，哪怕有些企业没有活干，我们也鼓励企业不要解雇员工，所以相当多的人名义是上班，但实际没活干。根据现有统计数字，2020年3月，就业休假未上班的人员达7000多万人；失业人口2600万，实际上接近1亿人，这是非常严重的状况。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企业大部分复工，隐形失业人口已从7611万迅速降到1480万。相信随着疫情好转，就业情况会进一步向好，但目前失业和隐形失业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非常强调就业目标，这是完全正确的。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人民大众的福利，解决好就业问题和促进经济增长速度，这两个方面是一致的。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速度提上去了，就业问题的解决就有了基础。

 由于中国目前失业状况的复杂性，关于就业方面的统计，误差可能数以千万计。例如，2019年底城镇就业人数是4.427亿，城镇登记失业率是3.62%，相应的城镇失业人数是1663万；但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2%，与此相应的城镇失业人数应该是2428万。仅仅因为统计方法不同，失业人数就差出了765万，占新增就业900万的80%。由于就业统计数字不可靠，2020年就很难根据新增就业900万的目标完成情况，来制定和调整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节奏与力度。很多人批评以GDP增长为考核指标，认为如果强调GDP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就会盲目追求投资等等。但是，如果没有GDP增长目标，仅拿就业增长目标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标准，地方政府会怎么做呢？不重点抓经济增长还是不行的。

脱离经济增长谈稳就业是“缘木求鱼”

 就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我们现在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如何解决失业问题？政府在今年的财政支出中安排了不少资金用于抗疫纾困，这对解决燃眉之急是十分必要的。从前一段情况来看，国家的失业保险体系急需改善。

 尽管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经济恢复增长阶段，但是疫情的后遗症依然存在。所以尽快恢复生产、创造就业机会之外，确实有很多纾困的工作需要做。日本和欧美国家现在还处于疫情阶段，但在疫情前期，他们按人头发了不少钱。德国用于抗疫纾困的资金占GDP的20%-30%。4月份日本疫情比较严重时，一般工薪阶层担心自己的储蓄不够用，所以都去挤地铁上班，日本政府给每人发10万日元，帮助大家度过这一段危险期，挤地铁的人立刻就减少了。

 我们中国在抗疫纾困阶段，也就是在武汉解封之前，老百姓是靠什么渡过难关的？第一是靠储蓄，第二是靠社会保险体系，第三是农村的蓄水池作用，春节长假农民工回家，跟家人共度时艰。这对于缓解抗疫期间的失业问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余永定认为，脱离经济增长谈稳就业无异于缘木求鱼；脱离经济增长的新增就业也只能是新增隐性失业，这将导致人均收入下降。就业问题只能是通过两个途径解决：

 第一是提高经济增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应成为各类“保就业”政策的首要着力点。但需要注意，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有一定余地，但很难说有多大空间。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大概率是萎缩而不是扩大。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发展包含了增长的概念，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因此，说经济增长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基础一点也不为过。

 解决就业问题的另一个途径，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失业保险体系，使其更好地帮助失业者和隐形失业者渡过难关，尤为重要。

 我国的失业保险体系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中国社科院社保研究中心郑秉文教授指出，当前中国失业保险体系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失业受益率（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占失业人数比例）太低，例如，2018年我国调查失业率是49%，失业人数是2130万，但年末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只有228万人，仅占失业人数的10%多一点。第二，参保的受益率也很低，即领取失业保险人数占参保人数的比例持续下滑，参保受益率下降了约50%。第三，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越来越多，2004年余额仅为400亿元，到2018年增加到了5800亿元，14年增加了13倍还多，目前余额至少是4000亿。失业保险不是一种储蓄，并不是用来投资的，它应该是有进有出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我们失业情况非常严重，这个时候就应该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基金的作用。   

中国应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谈及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余永定认为，目前应该坚定不移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2020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扩张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财政资金主要有两部分：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的收入计划是21万亿。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来自三个方面：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入和上年的结转结余。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24.79万亿，财政赤字3.76万亿，这是历年来最大的赤字。这意味着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扩张性作用。

 政府性基金，账面上都是结余或者是平衡的。但政府性基金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发债，比如说今年的抗疫特别国债是1万亿，由中央政府发放国债后，通过转移支付放给地方政府的基金。地方政府性基金中有很重要一项收入，是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筹集的资金。当地方政府要搞基础设施投资，就会通过发债方式筹集资金，但地方政府专项债不纳入赤字融资的范畴内。

 概括起来可以看到，2020年，我们的一般公共预算赤字为3.76万亿，政府又发放了1万亿特殊国债，地方政府发放了3.75万亿专项债搞基础设施投资。抗疫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不计入财政赤字，但它们都是对经济增长起到刺激作用的。另外还有3万亿是从上年结转调入放到今年财政预算收入中去的，所以，3.76+1+3.75，赤字和国债的总规模是8.5万亿，占GDP的比例，按世界银行的计算是11%。当然，世界银行的算法不一定完全正确，可以说，今年中国的财政扩张程度应该是在3.6%到11%之间。我认为，财政刺激强度绝不仅仅是3.6%这个赤字率所反映的刺激强度。

 这说明，我国政府切实估计到今年经济的困难程度，下定决心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扩张力度还是相当大的。扩张性财政支出用来干什么？是用于刺激消费，还是用于刺激基础设施投资？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余永定认为，要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为55%左右，如果消费增长，对GDP的拉动力量是很大的。但是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生自主变量，经济不增长，消费就不增长，不是简单通过某种刺激政策就容易解决的。比如发钱给老百姓，他们可能把钱存起来而不是消费。根据过去成功的经验，刺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依然是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因为政府对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不能直接掌控，但对基础设施可以直接施加强大的影响。

 民营企业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乐观，对生产性投资的积极性不大。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就会产生对上游企业产品的需求，直接引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给其他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提供了盈利的机会，这样就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和动能。比如2008年开始大力发展高铁建设，当时把很多订单给到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再给下游提供更多的订单，就业问题解决了，经济增长也上去了。基础设施投资应是我们财政扩张的着力点。

 政府财政预算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假设上，即今年中国GDP的名义增速是5.4%，财政收入也应该是根据这个5.4%的增速算的。不过根据分析，下半年增速达到5.4%的难度较大。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由于支出的刚性，该花的钱都已花出去了，但是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跟上，财政收入可能达不到预想的水平，这样财政赤字就会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估算，假设财政收入对 GDP 弹性为 1.15，在 GDP增速为 2.5% 的情况下，2020 年财政收入可能为 19.8万亿元人民币，比财政预算预期的 21 万亿元少 1.2 万亿元。如果财政支出不变甚至增加，则 2020 年财政赤字和赤字率都会明显高于预期水平。

 到目前为止，特别国债的发行情况并不很好，一般群众没有积极性购买，因为国债的利息收益率比较低。这样对资本市场、国债市场会形成比较大的压力，利息率和收益率会上升，这对一个不景气状态中的经济来讲是很不好的，因为这可能带来GDP增速的进一步下降。对此必须加以高度重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减少财政支出。不过这样一来，经济增长得不到必要的刺激，经济增速也会一步下降。实际和名义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低于原来预估的隐含的经济增长速度。怎么办？

余永定认为，国家还是应该坚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时货币政策应该加以紧密配合。货币政策在抗疫纾困阶段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展开逆回购，调降MLF利率，引导LPR报价下行，发行低成本的专项再贷款，定向降准，降低超额准备金率，扩大信贷规模等等，做了很多非常有益的工作。在恢复正常增长阶段，货币政策除继续采取常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外，还应该加强同财政政策的配合，尽可能降低财政赤字的融资成本，这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帮助财政部在财政问题上渡过难关。

 今年下半年中央银行需要要考虑的一大问题，是如何配合财政部把国债发出去，能够继续维持一个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在经济不景气阶段，如果脱离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则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效果是不大的。比如现在就存在着所谓“资产荒”的问题，银行哪怕有钱也不贷出去，因为根本找不着合适的资产，社会上也没有出现投资的热潮。如果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支持下，基础设施投资有所拉升，则一系列其他企业的投资就会随之上升，贷款需求就会增加。当商业银行看到了比较好的贷款机会，就会有比较好的资产，这样就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否则难以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应对以上问题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积极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央行予以配合，除了实行传统的货币政策之外，如有必要，还要采取中国式的“QE”（量化宽松），抵消由于国债增发产生的挤出效应，压低国债的回报率，压低整个经济的利息率水平，为经济注入动力。第二种选择是减少财政扩张的力度，以防止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但这样做可能适得其反，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导致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特别强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配合。过去我们比较强调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今天由于国债收益可能会出现较强的上升压力，除了按常规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之外，央行有可能要实行中国式的“QE”，以支持财政扩张,刺激经济增长。 

                                  (编辑   季节)

我是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1982年毕业留校当了两年教师。1984年，我离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教师岗位，调入刚刚组建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

走近薛老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在中南海北院工字楼办公。“工字楼”的名称是由于这座二层楼的形状像一个工字而来。我刚进经济研究中心时分在财经组，不久就被调去给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薛暮桥做秘书。

院内的办公用房很紧张，薛暮桥和陶鲁笳共用一个两室一厅，这两位老资格的部长在一左一右对称的房间里办公，中间是我们两个秘书。

薛老和他爱人罗琼阿姨曾经在红霞公寓家中接见过我一次，薛老和我很简单地交谈了几句，算是面试吧。当时的印象中，薛老走路很快，笑眯眯的，是一位十分慈祥的长者。记得我进门时，是薛老的女婿李钧开的门。李钧的父亲李人俊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在华东局时和我父亲李人凤都是华东财委会委员（同时任某部部长），由于名字只差最后一个字，列名单时总是排在一起，说起来，这都是缘分啊！

我虽然大学毕业当了两年老师，就来到薛老身边，但当时已经32岁了，这是由于“文革”整整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上学时间。按照正常的学习年限推算，我应当22岁大学毕业。但刚刚毕业就能到薛老身边工作，我已经很知足了。薛暮桥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早在1927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国革命；他也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曾经在国家经济管理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我能跟随他投身于崭新的事业，这真是机缘啊。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这个机构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成立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从事经济改革方案的研究和实施。薛老是中心的创始人，任中心总干事，主持工作。当时的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是制定经济改革方案的牵头部门，两个部门合署办公，一个党委。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后，薛老从各机构抽调了一批长期在国家各经济部门工作、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和知名经济专家担任各级负责人。除薛老和马洪外，还有吴俊扬、周太和、徐雪寒、季崇威，以及随后调入的吴敬琏、佐牧、吴凯泰、任涛等，还有田源、孟宪刚等研究能力较强的年轻学者。经济研究中心针对当时中国经济上遇到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议和方案。

徐雪寒参加我们财经组的工作。徐老说话浙江口音特别重，我们几个年轻人听起来很吃力。有一次，他讲一个听起来像是什么“黑内党”的情况，这个词说了好几遍，我以为涉及哪里的地方黑势力，听得一头雾水，最后我才恍然大悟，徐老说的原来是“海南岛”的有关情况。

1985年6月，为了加强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咨询研究工作，中央决定将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并后的中心在对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带有全面性、战略性和综合性研究。薛老为名誉总干事。

我在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主要领导先后还有马洪、孙尚清、刘中一、王梦奎、陈清泰等，他们都是资深的经济专家。刘中一主任是农业问题专家，曾任国家农业部部长，书法有很深造诣。王梦奎主任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著作颇丰，文字功底十分了得，是国务院出名的大笔杆，常年参与起草中央文件。清泰主任曾任二汽厂长、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对企业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有深入研究。

在薛老身边工作，是我的幸运，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使我终身受益。薛老的前任秘书贲纯是个很厚道的人，他认真细致地教我带我，使我尽快熟悉工作。交接工作中，薛老的文件和文稿是重中之重，老贲极为耐心地和我把所有文件资料都整理了一遍，花费了很长时间。老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文稿很重要，这个也很重要。的确，文件柜中的所有资料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很高价值的文字，我感到当秘书的第一件事就是管理好这些珍贵的档案。

薛老对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巨大，已经载入史册。薛老一生著作等身，重要的是他运用经济理论解决了很多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择其重大的说，上世纪40年代，他运用货币理论取得了山东解放区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并对全国范围的对敌货币斗争、贸易斗争产生重要影响；50年代，他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60年代，他主持建立了我国的物价管理制度，并在“大跃进”后成功地对物价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70年代末，他提出准许待业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支持乡镇企业，鼓励长途贩运，推进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80年代初，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在长期的经济研究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过程中，薛老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和政策主张，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跟随薛老工作的过程，就是当学生的过程，学知识、学做人。薛老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我经常陪老人家深入工厂、农村、集贸市场进行调研，以调研成果为依据不断完善理论研究，最后再动手写文章。薛老带着一批经济理论工作者不间断地探讨问题，完善和深化经济学理论，老人家很少采用老师授课的方式和口吻，他总是和我们一边讲一边讨论，让大家充分地各抒己见，并常常鼓励和引导大家开阔视野，不断深化思路。薛老研究问题从不随意迎合所谓潮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为探索真理敢于冲破禁区，提出不同意见。

薛老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我亲耳听多位老领导说过，他们最早读的关于中国经济的书是薛老写的。曾跟随和帮助薛老工作的杨波、苏星、吴敬琏、余学本、何建章、吴凯泰、李剑阁等，后来都成为知名经济专家。薛老对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

早期的改革开放研究工作

研究制定改革开放实施方案

我跟随薛老经历了制定早期改革开放方案的部分过程。当时，改革开放正处于全面制定实施方案的阶段，中央对于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但改革路径是什么？如何推进？仍然充满了未知数，要探索，要按照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的大思路，摸着石头过河。

经济研究中心作为研究和推进改革的牵头部门，承担着很重的责任。记得当时薛老时常组织一些务虚会，就是请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尽可能深入地探讨有关经济问题，为搭建改革方案的框架提供思路。改革方案是全方位的，因此经常召集各有关部委开会研究改革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那时的工作节奏很紧张，安排也很紧凑，工作效率很高。通常由经济研究中心办公室通知国务院各部委部长们来开会，有时也会由我以薛老名义打电话请部长们来参加会。那时请部长们来开会，都是召之即来，如果来的是副部长，一定会一再解释部长未到会的原因。与会者对经济研究中心召集的会议十分重视，其原因就是经济中心的会议议题很实、很重要，都是国务院正在抓的改革关键问题，往往上午开的会，下午国务院就发出有关实施文件。我常常上午刚开完会，中午顾不上吃饭，抓紧整理上午的会议记要，送薛老和有关领导签署后，有时由我直接送到总理办公室。我们办公的工字楼离总理办公室步行只需两三分钟。价格、国企、外贸、金融货币改革以及通胀等问题，都是国家推动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也是经济中心反复研究的问题。薛老和中心的各位负责人、专家与国务院领导沟通相当频繁，当面争论的情形亦时有发生，领导之间讨论问题的氛围还是比较宽松的。

在中南海工作有一个与外界不大相同的氛围，总书记、总理、副总理、部长以及司局长之间都称同志，不称呼官职。一名普通干部见了副总理也称呼某某同志。出了中南海之后，又恢复叫刘部长、张主任了。午饭后在海里散步，常碰到一些大领导，我们一行人无论是部长还是处长，打招呼一概很自然地以同志相称。

三次研讨会

1982年7月，以布鲁斯教授为首的7人经济体制考察团来我国做学术交流，这次考察是由世界银行组织的，由中国价格学会负责接待。改革初期，世界银行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关注，时常与中国经济界联系和沟通，林重庚是世界银行驻中国的代表，与担任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的薛老时有往来。

考察团在莫干山开了一次研讨会，薛老、刘卓甫、廖季立等经济学家参加了座谈。这可能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外学者第一次共同研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人们时常提起的“莫干山会议”是1984年9月召开的研讨会，而这次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似乎鲜为人知。但实际上这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国际交流。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有两次“莫干山”会议。

改革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很重视听取经济工作者年轻人的意见。1984年9月召开的“莫干山会议”是一批参与初期改革的中青年学者发起的经济学术研讨会，主要组织者有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和张钢等，许多后来知名的经济学者当时都参加了会议。孔丹作为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上山了解情况。几天的会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价格双轨制等研究成果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张劲夫是早期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对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也格外关心和爱护。他曾任华东财委副主任和中央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工作上和我父亲有交集，曾是同事。劲夫同志的夫人胡晓风阿姨曾和我父亲在同一个部委工作。

1985年4月份，几个中央部门和主要媒体共同举办了“中国中青年经济改革学术讨论会”，就经济改革的宏观调控、财政金融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薛老为获奖优秀论文选《腾飞的构想》题写了“济济英才，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的题字。《腾飞的构想》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部中青年经济论文集，一批早期参与改革开放理论研究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获得了优秀论文奖，我在跟随薛老过程中写过数篇经济论文，有幸榜上有名。

这一时期经济理论研究的学术氛围还是很浓厚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和具有丰富经验的老领导，经常和年轻人一起长时间地深入分析改革中的难点，特别是当时的通胀问题，无形中带出了一批人才。薛老提到的“后继有人”事关我国改革的未来。

1985年9月初，一批重量级的中外学者在长江乘坐的“巴山”号游轮上，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后被称为“巴山轮会议”。来自国外的学者主要有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阿来克·凯恩克劳斯、布鲁斯、诺什·科尔奈、埃明格尔、巴伊特、林重庚、小林实等；我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学者薛暮桥、马洪、安志文、童大林、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张卓元、赵人伟、周叔莲等到会，当时稍年轻的学者项怀诚、洪虎、楼继伟、郭树清、田源等也参加了会议，作为薛老的秘书我也有幸登上了巴山轮。会议对中国改革目标、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及1984年经济过热、物价大幅上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历时6天的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改革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记得每天晚上游轮都有小型的舞会，年近70岁的托宾和夫人一起跳一种步幅比较慢的舞，两位长者动作很协调，使人体会到一句名言：任何年龄都会有自己的风采。托宾说：我们跳了很多年了，就靠跳舞来锻炼身体，因为喜欢跳，所以能坚持下来。曾任日本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小林实是薛老的老朋友，瘦高的身材，很文雅，对薛老极为尊重，对薛老的经济观点，特别是价格主张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两个茶话会

我任薛老秘书期间，有幸参加了薛老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50年和60年两个茶话会（座谈会），50年茶话会是1984年10月召开的，薛老80岁，薄一波、习仲勋、姚依林、张劲夫、邓力群等领导人和若干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60年座谈会是1994年10月召开的，当时薛老已90岁。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参加了会议，并做了很精彩的即席发言。参会的还有胡绳、陈锦华、马洪、孙尚清等许多专家学者。

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薛老参加过中央和国务院以及许多部委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薛老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过若干重要建议，许多意见被采纳，对改革开放的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陪薛老在大江南北进行了若干深入的调查研究，无锡的集体经济调研和义乌的个体经济调研，颇具特色，调研报告受到国务院高度重视。我还曾陪伴薛老在各部委、总参、各省市以及大学作经济形势和物价问题报告。

我曾陪薛老会见过胡耀邦、薄一波、曾庆红、荣毅仁、陈翰笙、陆定一、费孝通、钱学森等，谈到若干经济问题和往事。我曾带着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制组，陪薛老和罗阿姨专程到无锡实地拍摄了专题片《心路历程》，1992年2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薛老是领导、是老师、是一位可敬的长者，跟随薛老工作的收获来自他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薛老一生默默耕耘，为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公认的贡献。了解薛老的人，无不对这位非凡的老人充满敬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纪念薛老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经济学大师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凯恩斯、熊彼特等被经济思想史学家称作“入世的哲人”（Worldly Philosopher），以彰显他们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老正是这样一位“入世的哲人”，他为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立下不朽的功勋。有幸在哲人麾下，是我一生的荣耀。

薛老1982年曾赋诗一首：“幽谷飞瀑涤俗尘，林泉深处养劳神。文山会海无已时，不如偷闲理经纶。”此诗加下阙共八句，薛老用毛笔书赠于我，我装裱起来一直挂在家中。诗句贴切地表达出薛老超俗务实的心境，使我备受启迪。

1984年10月，我陪薛老参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休息时，钱学森到薛老房间聊天，说到经济模型如何运用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我随手将他们的谈话记在一张报纸的边缘处，后来整理出来发表在《瞭望》周刊上，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位“巨匠”的一次重要对话，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2005年7月22日，新中国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一代经济学宗师薛暮桥安详、平静地走完了他的101年人生旅途。不久罗阿姨也驾鹤西去。两位老人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给予我们延续生命的信心和力量。二老于2006年6月合墓于家乡无锡，正是“哲人难舍江南翠，二老相依月桂丛”。汉晋后始有月宫桂花树的传说，亦称“月桂”，二老墓前有七八棵桂花树，此处用“月桂”喻二老相聚仙境之意。我曾和薛老家人到无锡墓地祭拜二老，十月扫墓，适逢桂花香。

在漫长的岁月中，我时常提醒自己，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求真务实地走好人生之路，不辜负薛老的希望。

薛暮桥和他负责创立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伴随着一个新的时代一路走来，应当说对于开启改革的航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经济研究中心、体改办和有关部委以及各省市涌现出来的一批经济专家学者，是参与改革理论研究、推进改革进程的重要先行者。

（编辑  季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无数学习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成就了党的文化软实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增强八种本领，提升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其中第一位就是增强学习本领，这是号召全党进行一次大学习，进而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党的战略部署。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多年从事对毛泽东的研究，并撰写多部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著作，在7月1日党的生日这一天，他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进行演讲，讲述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以及他如何将书本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在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上。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99岁生日，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到底有什么样的学习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一句话，学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软实力。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是领导力的表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就是读书学习的典范。”陈晋表示，读书学习对毛泽东来讲，不是一种简单依靠兴趣来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他阅读的动力来自生命和精神深处的需求，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

陈晋讲述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虽然每个时代的阅读半径无法完全重合，但那些经典的书籍是不会过时的，而读书的理念、方法是相通的，读书的精神是永恒的。

“广博且偏深”的阅读常态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阅读已成为他的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党史博采》刊发的《毛泽东的读书之道》一文写道，他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陈晋介绍了毛泽东读书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读书广博且偏深。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故居中，两米多宽的床上一半睡人一半放书，甚至卧室的餐桌上也放着书。这就是他的生命中基本的生活常态。毛泽东去世后，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组，整理他留在菊香书屋和晚年故居中的那些书，最终整理出来九万七千多册，而且这些书还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的工作需要和兴趣逐步积累起来的，他青少年时期读的书基本上都没有保存下来。

陈晋认为，一个人的阅读半径有多大，他的精神空间就有多大，学习能力就有多大。毛泽东的阅读半径非常大，主要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等，不仅阅读报纸杂志，也读大量图书。但是，读书广博并不代表没有重点，毛泽东的阅读重点集中在哲学、马列经典和文史三大类。

以哲学为例，毛泽东不仅熟读中国古代哲学，也博览西方哲学著作。1975年，毛泽东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时谈到，他受到四个德国人的影响，分别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克尔。在谈到海克尔的思想观点时，当时联邦德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没有读过他的书。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就读过海克尔的书，到50、60年代，他又让人重新翻译了这本书，书名叫《宇宙之谜》。2014年，施密特出版了《伟人与大国》一书，书中写道，我们不得不用十分钟时间听毛泽东讲解了德国哲学史上海克尔的那点糟糕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

陈晋特别提到，有人以为毛泽东只注重读中国古代的书，而不注重读西方的书，这是一个误解。“除了马列经典，近代以来包括伏尔泰、卢梭和达尔文的著作，以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毛泽东都曾花时间集中阅读。毛泽东对西方哲学的熟悉程度，在他那个年龄段和那个时代都是比较罕见的。”

除了广博，毛泽东读书还“很偏很深”，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外，他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籍，并注意其中的一些观点，例如，他读《徐霞客游记》，书中提到长江发源地到底是岷江还是金沙江的时候，他格外注意作者的观点。在读《红楼梦》时，他注意到书中提及贾母爱吃一种用胭脂米熬制的粥。后来读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此书在一处注释里详细介绍了胭脂米的产地、颜色及形状等。“这个注是用六号字排列的，字很小，毛泽东在这个注上画了很多道道，旁边还画了三角，说明他很重视这段考证。凭他的眼力，实际上是看不清楚六号字排的书，显然是用放大镜来看的。”陈晋解释道。

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经常在会议上引用两句话，叫做“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就是，吃药能够医治那些不会死去的病，如果一个人病入膏肓或得了绝症，他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他引用这两句话的目的喻指做人的思想工作，只能对中间派和动摇派有用，他们不那么顽固，你给他讲清利弊，他可能转换认识，接受你的观点；对那些花岗岩脑袋和铁了心与你观点不一样的人，你怎么去做思想工作都很难。这两句话出自《何典》一书，是晚清乾隆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上海人写的一本滑稽小说。今天很多读者都读过此书，很偏僻。

毛泽东阅读偏深还有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1936年7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斯诺问道，外国人说中国共产党不是独立自主的政党，你的政策都是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那里来的。毛泽东回答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就可以从地球到月球去旅行了。什么意思呢？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在一部科幻作品中想象着从地球到月球修一条铁路，来回旅游居住。而毛泽东正是利用这部科幻作品来回答那些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荒诞稀奇古怪的疑问。

“活到老，读到老”

“活到老，读到老”，是毛泽东读书状态的另一大鲜明特点。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把很多领导干部送到延安各学校学习，针对很多领导干部想到前线而不愿在后方读书学习的情况，毛泽东说，你们要学习，我这么大年龄了还要学习，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我一定要学习九年的三百六十五天。

毛泽东晚年读的最后一部书是《容斋随笔》。1976年8月26日，当时的毛泽东已病重卧床不起，在这种情况下，他仍要来一本《容斋随笔》。半个多月后的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去世，但当天的护理记录显示：9月8日，他看书看文件共计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五十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可以试想，他当天晚上12点10分去世前，还看书看文件，他当时是在什么状况下阅读的？因为经常昏迷，而且全身插满了管子，他就让别人把书托着，工作人员根据他眼睛的移动来翻页。曾经有一次，毛泽东醒来后要求读书，工作人员习惯性地把上一次读过的书拿过来，他却伸出手来在床帮上拍了三下，后来另一个工作人员拿来一本关于日本政治家三木武夫的书，结果他果然是要读这本书。三木武夫是日本自民党的总裁，1974年任首相，当时正争取在1976年底的选举中连任。为了了解三木武夫的政治观点和外交观点，我们就把他的一些讲话文章于1976年汇集成一本书——《三木武夫及其政见》。1976年底，三木武夫在连任选举中失败。

陈晋说，毛泽东在病重期间，他的精神和思维仍然在活动、在思考，这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这也正是他异于常人的地方。“毛泽东的阅读不仅是活到老读到老，而且是读到死。”

不当书虫，读书要有方法

除了爱读书、勤读书，毛泽东对读书方法也颇有心得。在他看来，读书不能当书虫，要有方法，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知识的渴望，这样才能做到真学、真读、真思考。

经典的书反复读

经典的书要反复读，这是毛泽东阅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比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红楼梦》等，他都是反复阅读。

“一本好书，在不同的时间阅读，你的发现不一样；在不同的环境中阅读，你的感受不一样；在不同的年龄段阅读，你的体会不一样；根据不同的工作需要阅读，你得到的启发也不一样。”陈晋指出，因为经典的和重要的书蕴藏着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一次就发掘完了，真正的好书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1920年，毛泽东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时，一个最直接的启发就是在中国搞革命，一定要运用阶级斗争的武器，他从中读出“阶级斗争”四个字。后来，他不断地读、反复地读这本书。1939年12月，刘英、曾志到他的窑洞谈事情，发现桌子上放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忍不住问：“主席，这书我们从年轻刚入门的时候就读，到现在你还看？”毛泽东答道：“这本书我读了不下一百遍，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已经不能满足，于是在1956年专门找来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研读。

不仅仅是《共产党宣言》，对于《红楼梦》《资本论》等经典书籍，毛泽东亦是如此，坚持在反复阅读中不断积累和学习。

在毛泽东的笔下，第一次出现《红楼梦》是1913年，在他20岁那年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学习的讲课目录中。1954年，有一次在杭州爬山的过程中，毛泽东问随行的医生有没有读过《红楼梦》、读后有什么启发？随行医生回答，他读《红楼梦》的印象是贾府上上下下都特别讲卫生。毛泽东说，《红楼梦》要多读，起码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事实上，毛泽东去世后我们发现，他收藏的《红楼梦》版本大概有二十种。

为什么毛泽东强调《红楼梦》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背后的逻辑在于，他是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来读的，并且通过阅读有了很多新发现。他曾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反映了政治关系、阶级关系、家族关系甚至宗教关系、财产分配和土地流转等各个方面，只有读懂了读透了，才能知道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

不同的版本对照读

在读书中，毛泽东还习惯于将同一题材的不同版本进行对照阅读。换言之，相同的题材内容，他习惯于把不同的甚至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这是一种学习方法。同样一种观点，同样一个传记，同样一个事件，我们不能够只读一个人写的，还要读不同人写的，要通过对照发现背后的逻辑和真相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这就类似一种研究性的阅读。

1957年，毛泽东读《楚辞》时共对比了十几种版本的注释；读拿破仑的传记，他分别搜集了来自英国、法国和前苏联的三种版本。70年代初期，他为什么喜欢读拿破仑？他研究拿破仑的战略，研究拿破仑怎么失败的，最后得出拿破仑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树敌太多。当时法语国家的外国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经常谈起拿破仑，而且谈得很细、很透，包括拿破仑是怎么死的，他的成名之战是哪一役，当时的法国驻中国大使都很认同毛泽东的观点。

阅读各种版本甚至观点不一样的书籍，毛泽东其实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1957年，毛泽东对领导干部说，要读读蒋介石的书甚至那些反面的东西，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就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的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照着讲，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陈晋认为，这种研究式阅读的独特价值在于，你不同意的观点要去了解，不同意的事件要去了解，只有充分了解与自身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有了对立面，才能真正把握现象背后的真相和逻辑，对事物的认知方可更牢靠、更坚固。因此，毛泽东经常讲，如果你不懂唯心论，那么你的唯物论思想就是不牢靠的。

注重讨论式阅读

自年轻时起，讨论式阅读便是毛泽东格外重视的读书方法。一般来说，读书包括动眼动手动口——动眼睛看、动手写笔记、动口念，而讨论式阅读还要动耳朵，注重讨论式阅读，就是组织讨论小组，互相讨论。

年轻的时候，毛泽东就习惯于组织讨论小组；在延安时，毛泽东也经常组织读书小组，共同学习哲学和军事学，交流读书心得。例如，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时，每到周末晚上，读书小组的成员（一类是八路军的将领，另一类是延安的文化人）都聚集到他的窑洞中，围绕书中的某一章节展开热烈讨论，最后毛泽东进行总结发言。

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又组织读书小组，这个读书小组包括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这些党内理论家，讨论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而且号召全党阅读。参加读书小组的邓力群将毛泽东讨论这本书的谈话整理成笔记，中央文献研究室从这些笔记中选了4万多字收入《毛泽东文集》。

在毛泽东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他的很多观点闪烁着非常活跃的思想火花，其中有些观点非常深刻，比如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起码要有100年。这些观点与我们今天的提法非常相似，这就是讨论式阅读带来的启发。我们的社会主义，要有100年的时间才能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架构。

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

在毛泽东的阅读生涯中，“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中。他一直坚持结合实践和现实需要来读书，绝非为读书而读书，更不是读死书、死读书。毛泽东之所以善于读书，是因为他的阅读形成了这样的逻辑链条——终身阅读，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在陈晋看来，终身阅读的人不少，读有所得的人也不少，但是把读书所得用到实践中去的人比较少，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读书所得知识的人就更少了。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读过一个苏联人写的《土壤学》，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特意把这本书推荐给当时的领导干部学习，让他们关注书中讲到的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后来，结合中国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毛泽东逐渐归纳出我们在60年代、70年代耳熟能详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即土壤改良土质要好，要施肥，合理灌溉，优选粮种，还要合理密植等等，这是当时的条件下有利于提高农业产量的八个途径。1963年，毛泽东读了我国气象学家竺可桢的气象学论文之后，感觉自己的“农业八字宪法”好像还有不足，于是邀请钱学森、李四光和竺可桢一起聊天。聊天过程中，他对竺可桢说，受到你的启发，我的“农业八字宪法”还要加上两个字——光和气，光就是光合作用，农业增产要靠太阳；气就是气候，在什么气候条件下种什么农作物，是有规律的。毛泽东通过阅读不断思考规律和总结经验，真正做到了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

如何在阅读过程中做到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毛泽东认为要当“两员”，即联络员和评论员，要用联系的方法看待书中的人物与事件，同时要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解，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学以致用。

顾名思义，当联络员就是学会用联系的方式看待书中的人物、事件，比较相互对立的两个层面的关系。比如《史记》，你读刘邦的高祖本纪的时候，一定要读读项羽本纪。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的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评论要站得高看得远，不囿于自己的历史结论，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见解，这样才能拓展视野，在实践中学以致用。

波澜壮阔的阅读人生

回顾毛泽东一生的阅读历程，亦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阅读史。“未知的东西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而读书可以获取未知的知识，毛泽东将读书作为实现精神成长和思想提升的必要方式，以一生尽量填充未知的空间。”陈晋指出，在一场场与作者的心灵对话和思想交流中，除了思想境界的提升，还实现了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

读书要为天下奇

青年时代，毛泽东的阅读目的完成了从修学储能到寻找真理的转变。最初，毛泽东说他的读书目的是修学储能；1917年，他说自己的学习目的是寻找大本大源；1918年以后，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前后，他的读书目的又变成了寻找主义。

在陈晋看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读书目的是不断深化的。青年时代，学好知识，学好本领，毕业后干出更好的事业，这对于每个青年来说都是一样的。第二阶段，他要寻找大本大源和终极真理，大本大源就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真理，朱熹认为世界是有本源的，做人也是有本源的。五四运动后，他要寻找主义，就是人们认识社会的理论工具和信仰工具。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有个外号叫毛奇，对此来历一个说法是青年毛泽东特别崇拜一个德国军事家毛奇，另一个说法是毛泽东经常说，读书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

陈晋归纳，毛泽东年轻时读的奇书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这个时期比较偏好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作等；第二类是近代以来睁眼看世界、介绍西方的著作，有助于跳出中国传统思维看世界、看中国；第三类是新文化运动中国内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的一些书；第四类是马克思主义著作。

陈晋特别提到，毛泽东读过德国康德学派的哲学家鲍尔森的《人类学原理》，这本书是蔡元培翻译的，共有11万字，毛泽东在书上写的批语和批注就超过1.2万字，其中就提到了精神上之利己主义这个唯心主义观点。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将这种观点进行深化和升华，他把信仰理想可以深化出的道德理想、人格进行凝练，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下了三篇经典之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提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大革命时期实践家的阅读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阅读也进入了新的状态，即宣传家和实践家的阅读。

1933年红军打下漳州后，毛泽东专门到漳州的一个中学图书馆，挑选了很多书运回中央根据地，其中两本书非常有启发。他读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之后，把它推荐给彭德怀。此后，他又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推荐给彭德怀，并在上面写了几句话，大意是：看了之前那本书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这本书才会知道左和右同样有危害性。1948年，毛泽东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之后专门写了一个批语，提醒大家必须消灭实际工作中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在陈晋看来，这就是实践家的阅读，读后就可以用于实践当中。

延安时期的两大跨越

阅读是理论创造的重要途径，延安时期是毛泽东阅读的一个高峰。20年没写日记的毛泽东从1938年又开始写读书日记，从保存下来的7页纸的读书日记看，1938年2月，他读了850多页涵盖社会学、军事、逻辑学等领域的书籍。

陈晋表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要被全党接受成为科学理论，光会打仗不行，还要有理论创新。“正是通过延安时期窑洞里的阅读，毛泽东成为了领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的两大跨越。”

在延安时期，通过大量阅读哲学方面的书籍，毛泽东写了很多总结中国革命理论和经验的著作，例如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和哲学上的《矛盾论》、《实践论》，经济上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进而成为全党的理论权威，这与他的广泛阅读是分不开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有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这使得他的思想理论逐渐成熟起来，并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博览群书（三级标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阅读和运用变得更加丰富。有一次外出，他带走了很多书，从书单看，直接写出书名的书籍有19种马列著作、10多种中国近现代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以及17种中国古代文史著作，没写出书名、只写出作者名字的包括王夫之、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里叶等，以及从古典经济学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此外还带走了十几种有关老子的书籍。

到了晚年，毛泽东的阅读重点转变为文史方面的书籍，这与当年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他晚年的思想和心境有关。

致敬经典  精神永恒（二级标题）

陈晋认为，毛泽东那个时代喜欢读的书和他强调必须读的书，以及他所发表的有关评论，如今我们很难一一追寻，也没必要按图索骥，但我们要体会他读书、编书、鉴书、讲书的一些特点、理念和方法，弘扬他结合实际的读书精神。

陈晋建议，无论哪个时代的青年，除了阅读那个时代和实践所需要的书籍之外，一定免不了回过头来阅读一些经典，包括经典的文学作品和政治书籍等等，不知道巴尔扎克，不知道莎士比亚，不了解肖洛霍夫，不知道苏联文学，你怎么能有文学素养、文学情怀，因为经典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阅读半径，不可能完全重合，但是经典告诉我们为什么是经典，而我们应该向几千年中外历史上的那些经典致敬！”

（编辑  宋斌斌）

多种迹象表明，全球秩序正在出现危机。这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国际上并没有形成统一协调的防疫反应，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衰退、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各国不断强调边界分歧的态势，这一切都似乎预示着国际体系表现出合作性趋弱和更多的脆弱性。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些事态发展凸显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实行“美国优先”政策的危险性，以及他力主美国退出全球领导地位所带来的风险。

在此次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特朗普就经常批评北约等国际间联盟和机构所起的作用，并支持欧盟的解体，而且主导美国退出一系列国际协议和组织。他还质疑美国将民主和人权等自由价值观置于核心的外交政策。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零和交易政治策略，这将进一步推动美国放弃其促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承诺。

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应当尝试恢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后所建立和成功维持的国际秩序，这就有机会可以扭转当下这一局面。如果特朗普后的美国能够重拾全球大国的责任，那么这个时代出现的乱局将是暂时的畸变，而不会成为美国迈向永久混乱的一步。

然而，关于美国衰落和国际秩序转变的评论先前就出现且不绝于耳，但这些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分析家曾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在消亡。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崩溃，美国面临来自欧洲和东亚经济体（尤其是西德和日本）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前苏联也在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如日中天。但是，到1991年年底，前苏联解体，日本进入其经济停滞的“迷失十年”，代价高昂的一体化进程消耗着统一的德国。与此同时，美国则经历了十多年技术创新的蓬勃发展，以及出人意料的高经济增长，由此出现了美国全球霸权的“单极时刻”。

但这一次的情形确实不同。过往长久维持美国霸权的力量，如今正在推动美国霸权的解体。 可以说，三种发展态势成就了冷战后美国领导全球秩序的地位。首先，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再遇到可以与之抗衡的重大意识形态。第二，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其机构和伙伴关系的基础架构也被瓦解，弱小的国家为了获取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持，除了转向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已别无选择。第三，跨国的社会活动家和各种运动都在传播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秩序观。

如今，同样的推动力已经将美国逆转，并形成一个侵蚀美国力量的恶性循环，而不再是曾经强化美国的良性循环。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崛起，使全球出现与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体系不同的价值观。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都转向那些可以替代美国的支持力量，而不再继续依赖西方世界。总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仅处于退缩状态，而且正在瓦解。这种退缩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永久的。

正在消失的“单极时刻”

此时，谈论永久性的衰落似乎显得有些奇怪，因为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其身后七个竞争对手的总和，另外美国还拥有无与伦比的海外军事网络。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军事力量在建立和维持美国优越的国际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在国际体系中扩展可靠的安全保证。但是，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与国防预算的关系并不大——实际上，美国军费在90年代是减少的状态，只在“9·11”事件之后才出现激增——还有其他几个因素更重要：作为竞争对手的前苏联因解体而消失，美国军方从不断增长的技术优势中获利，以及世界上大多数二线国家选择依靠美国，而不是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如果说，美国显现出单极优势主要归功于前苏联的解体，那么在随后的10年中，这种单极性的持续存在可以说是亚洲和欧洲盟国对美国的领导力量表示满意的结果。

而对单极时刻的讨论会掩盖构成美国全球主导地位基础的关键因素。前苏联解体，意味着唯一可以与资本主义对垒的国际化体系关闭了大门。社会主义阵营主要的跨国基础架构和相关机构（包括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和前苏联本身）及其运作和关联体系都随之崩溃。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准则和规范的主导框架就只剩下在华盛顿扎根的自由主义国际联盟和机构。

在这个单极性时期，美国及其盟国（简称为“西方”）共同享有着事实上的垄断性互惠。除了一些有限的例外，西方为大多数国家提供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援助，成为政治支持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发展中国家无法用转向莫斯科来威胁美国，也不能冒风险走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国内将不得不进行改革。西方势力的影响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决策者开始相信自由主义将获得永久的胜利，而大多数政府看不到其他可行的选择。

在没有其他支持力量的情况下，各国为了获得西方的援助，更有可能遵守对方所开出的条件。那些被美国认定的“独裁国家”面临着严厉的国际批评和由西方所控制的国际组织的严厉敦促。出于战略和经济原因，美国国内的“民主”力量也在持续保护某些“独裁国家”（例如石油资源丰富的沙特阿拉伯），使它们免除国际组织的束缚。而且，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本身也在违反有关人权、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的国际准则。比如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酷刑和特别引渡。但是，即使这些虚伪的违规行为也在加强自由主义秩序的霸权，因为这些行为引发了广泛的谴责，美国官方继续表达对自由主义准则的承诺，从而进一步重申了自由主义的原则。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网络（通常被称为“国际公民社会”）支撑了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新型架构。这些团体和个人通过广泛散布自由主义准则和实践，充当了美国霸权的马前卒。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中央计划经济体的崩溃，吸引了大批西方顾问和承包商，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市场改革，其中一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西方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使数千万人陷入贫困，同时造就了一批富裕的寡头阶层，这些人把以前的国有资产变成了个人的财富帝国。国际金融机构、政府监管机构、央行行长和经济学家致力于建立起精英共识，支持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跨境流动。

“公民社会”团体试图引导这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向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西方的专家团队就新宪法的设计、法律改革和多党制向各国政府提供咨询。国际观察员中大多数来自西方民主国家，监督着那些遥远国家的选举活动。倡导扩大人权、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与那些情投意合的国家和媒体结成联盟。跨国活动家、学术界和社会运动共同发力，建立一个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自由主义综合体。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这些力量的助力下产生了一种幻觉，即建立在美国全球持久霸权之上的自由秩序已经无懈可击。而这种幻觉现在已经支离破碎了。

大国复出

今天，其他大国对全球秩序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概念，并吸引了许多小国的领导人。西方不再是提供援助的垄断力量。新的地区性组织和跨国网络在争夺美国的影响力。全球经济的长期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是形成这些发展状况的原因之一。这些变化已经改变了地缘政治的格局。

1997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俄罗斯，同叶利钦总统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多年来，许多西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淡化或否定这类挑战，认为它们只是一厢情愿的言辞。他们的辩解是，中国仍然致力于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的准则和规范，而且中国是现行体系中的获益方。尽管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中，俄罗斯越来越坚决地谴责美国，并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但观察家们仍然认为，俄罗斯无法召集到任何重要的盟友并获得支持。西方的分析人士还特别怀疑，中国和俄罗斯能否克服数十年来所产生的不信任和竞争关系，联手反对美国所塑造和维持的国际秩序。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全球霸权的鼎盛时期，这种怀疑论是有道理的，甚至在接下来的10年中，这种怀疑仍然站得住脚。现在看来，1997年的中俄联合声明就像是中国和俄罗斯在过去20年中重新安排国际政治秩序的蓝图。在相关机构和论坛里，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展开正面的竞争；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也在通过设立新的机构和场所来建立一个可替代的秩序。

例如，在联合国，中俄两国经常就投票和倡议进行磋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协调一致批评西方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它们都否决了西方提出的有关叙利亚问题提案和对委内瑞拉和也门实施制裁的提议。在2006年至2018年间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和俄罗斯投票相同的比例达到86%；而在1991年至2005年之间，两国在投票协议中达成一致的比例为78%。相比之下，自2005年以来，中美两国只有21%的比例是达成一致的。中国和俄罗斯还在引领联合国的倡议，以促进形成新的准则，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领域，这些准则主张国家主权优先于个人权利，制约西方所赞助的人权决议。

在创建新的国际机构和地区论坛方面，中国和俄罗斯也一直站在前沿，这些机构和论坛将美国和西方国家排除在外。其中最著名的或许就是金砖集团（BRICS），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自2006年以来，这个集团一直比较活跃，积极讨论国际秩序和全球领导地位问题，包括在互联网治理、国际支付系统和发展援助等领域建立能够替代目前西方所控制机构的方案。2016年，金砖国家成立了新的开发银行，专门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融资。

中俄还各自推动了一大批新的区域安全组织，包括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四方合作协调机制，以及区域经济组织，包括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EAEU）。上海合作组织（SCO）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倡议下于2001年成立的安全组织，负责促进各国安全部门之间的合作，并监督进行两年一次的军事演习。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成为正式成员。最终结果是，全球治理出现了平行结构，与原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形成竞争局面。

批评人士经常将金砖国家集团、欧洲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评论为“谈判商店”，暗指成员国在这些机构中几乎无法实际解决问题或进行有意义的合作。但大多数其他国际机构也都大致如此。即使实践证明它们很难解决集体问题，但区域组织也可以让其成员确认共同的价值观，并提高组织者的国际地位。它们使成员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更加紧密，这反过来又促使这些成员国更容易建立起军事和政治联盟。总之，这些组织已成为国际秩序基础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这些新的非西方组织已经将跨国治理机制带进了中亚等地区，这些地区在过去与许多全球治理机构是脱节的状态。自2001年以来，大多数中亚国家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EAEU、AIIB和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以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BRI）。

现在，中国和俄罗斯也在向由美国及其盟国主控的传统地区推进。例如，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打造“17+1合作”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在拉丁美洲召开中拉政党论坛（China-CELAC Forum of Political Parties）。这些机构为这些地区的国家提供了新型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平台，这种合作模式正在挑战西方集团传统的治理架构。

中国和俄罗斯似乎成功地发展了它们的同盟关系，这些战略合作与那些它们将无法容忍彼此合作项目的预测背道而驰。即便在某些双方利益分歧可能导致严重紧张局势的领域，双方合作的进展也算顺利。尽管俄罗斯控制着中亚地区，但仍坚决地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事实上，自2017年以来，俄罗斯政府的基调已经从谈论俄罗斯在欧亚大陆明确划定的“势力范围”，转变为拥抱“更大的欧亚大陆”。中国所主导的投资和一体化与俄罗斯摆脱西方影响的努力相吻合。2015年，中国首次提出组建亚投行时，最初俄罗斯财政部并不支持，但随后俄罗斯还是改变了心意，宣布加入亚投行。

中国也愿意兼顾俄罗斯的关切和敏感问题。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入俄事件中，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一样投了弃权票。此外，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贸易战给了中国更多的理由去支持俄罗斯开发替代方案的努力，取代由西方控制的SWIFT国际支付系统和以美元计价的贸易，以削弱美国的制裁制度在全球的影响力。

垄断性援助关系的终结

并非只有中国和俄罗斯试图创造与西方国家价值观不同的世界秩序，且对美国的霸权不满。相比西方所提供的有附加条件的援助，无附加条件的援助可能会破坏西方旨在鼓动各国政府接受自由改革的援助活动。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等中国国有银行在非洲和发展中国家开设了大量信贷额度。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那些无法进入或被排除在西方金融体系之外的国家获取重要贷款和紧急资金的来源。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向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以及欧亚大陆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发放了超过750亿美元的能源交易贷款。

中国并不是西方援助的唯一替代者。“阿拉伯之春”之后，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曾向埃及提供贷款，这使得埃及避免在动荡时期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在国际援助方面，迄今为止，中国显得最为雄心勃勃。AidData的一项研究发现，2000年至2014年，中国的对外援助总额达到了3540亿美元，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3950亿美元。此后，中国的对外援助还超过了美国的年度援助支出。可以说，中国的援助打破了西方传播自由主义准则的企图。西方的评论认为，中国的资金推动了许多国家的发展，但也助长了腐败和政权庇护。在诸如尼泊尔、斯里兰卡、苏丹和南苏丹等摆脱战争困境的国家中，中国的发展和重建援助通常流向了获得胜利的一方，使其免于国际竞争压力，而西方评论认为，这些国际竞争压力可以让这些国家建立更为自由民主的模式。

西方为世界提供援助的垄断地位正在终结，西方世界担心那些所谓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者”就此崛起，比如匈牙利总理奥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他们驳斥西方对本国主权的无端干涉，强调与中国和俄罗斯构建的经济和安全关系日益重要。以菲律宾为例，美国取消了菲律宾官员的签证，而杜特尔特最近宣布，退出与美国签署的长达20年的军事协定。

当然，在美国政府面临的这些具体挑战中，由于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和领导人的个性问题，其中有一部分援助项目会一波三折。但“替代选项”的不断扩大——不一样的援助方、机构和政治模式，现在看来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永久特征之一。即使某些国家不主动转换援助方，这些新的力量也有可能为各国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由此，中国和俄罗斯有了与美国争夺霸权和构建替代全球秩序的空间。

内部产生的离心力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标志着冷战后单极时代的结束。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衔接在一起的那些跨国“公民社会网络”，不再享有它们曾经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力。与它们所倡导的价值观不同的竞争对手，正在许多领域挑战它们。而其中一些离心力正是源自美国和西欧国家本身。例如，美国游说团体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在2005年成功击败了巴西提出的安提贡公投，并与其国内右翼政治运动建立了联盟；十多年后，巴西的杰尔·博尔索纳罗正是利用了这个网络来帮助自己成为总统。世界家庭大会最初由总部设在美国的基督教组织于1997年成立，现在成为跨国网络，召集了数十个国家的著名社会保守派人士，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反对性少数群体（LGBTQ）和平等生育权的组织。

威权政权已经找到了方法，可以限制甚至消除自由主义的跨国宣传网络和具有“改革”意识的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本世纪的头十年，所谓“颜色革命”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让各国政府感到震惊，作为回应，这些政权削弱了与外国有联系的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在接受外国资金援助时，各国政府都实行严格的限制措施，防止外国援助借机开展各种政治活动。

有两个事态发展加速了西方自由主义准则的转向：2008年的大衰退和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在过去的十年里，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潮在总体上挑战了西方内部的建制共识。西方一些团体和人物，对继续加入欧盟和北约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要机构是不是有好处提出了质疑。西方评论还认为，许多西方世界的右翼运动都得到了俄罗斯的财政和道义支持。

这些发展态势与过去“反秩序”运动加速霸权国家衰落的方式相呼应。跨国网络在维护和挑战先前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新教网络协助削弱了西班牙在近代欧洲的势力，尤其是它在16世纪支持了荷兰的独立运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运动，特别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背景下，对破坏欧洲联盟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欧洲联盟试图在19世纪上半叶管理欧洲大陆的国际秩序。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权力斗争。“反秩序”运动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取得了政权，导致这些国家脱离或试图破坏当时的国际秩序结构。即使是不太成功的“反秩序运动”，仍然可以破坏霸权国家及其盟友的凝聚力。

并非每个反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自由运动或右翼运动，都试图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或者转向俄罗斯，将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典范。尽管如此，这些运动正在推动发达的工业民主国家出现政治两极分化，削弱运行这种国际秩序的相关机构的影响力。其中一个甚至已经占领了白宫，那就是特朗普主义，对其最好的理解就是它是一种反秩序运动，具有跨国影响力，并以美国霸权的核心联盟和伙伴关系为目标。

维护美国体系

大国力量复兴、西方援助垄断性地位的终结，以及反对自由国际体系的运动的出现，都在改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所主导的全球秩序。在许多方面，新冠肺炎的全球疫情似乎在进一步加速对美国霸权地位的侵蚀。在特朗普政府试图寻找替罪羊，并撤回对公共卫生机构的资助之后，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全球机构中的影响力有所增加。中国和俄罗斯扮演了紧急物资和医疗物资的援助者，包括向意大利、塞尔维亚、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甚至向美国提供援助。尽管美国仍在全球享有军事霸权地位，但美国的这种主导地位尤其不适合应对这场全球危机及其连锁反应。

即使美国霸权体系的核心仍然保持稳健（主要由长期存在的亚洲和欧洲盟国组成，并基于冷战时期制定的准则和制度），即使许多自由主义秩序的拥护者认为美国和欧盟还可以利用其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的综合优势，但事实是，美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竞争日益激烈和复杂的国际秩序。再多的军费开支也无法逆转美国霸权瓦解的进程。即使民主党候选人拜登（Joe Biden）在今年晚些时候的总统大选中能够击败特朗普，或者共和党最终否认特朗普主义，这种瓦解趋势仍将继续。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场美国霸权地位逐步瓦解的危机将蔓延到多大程度。核心盟友会与美国的霸权体系脱钩吗？美国金融和货币的主导地位能维持多久？最有利的结果是美国明确否定现行的特朗普主义，并承诺重新建立核心的“自由民主体制”。

美国决策者能做的是为全球霸权后的世界做计划。如果新的力量有助于维护美国体系的核心，美国政府就可以确保美国在一个拥有多个权力中心的世界中领导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联盟，而不是在新的国际秩序格局中的大部分竞争领域处于落败地位。为此，美国应该重振饱受困扰、人手不足的国务院，重建并更有效地利用其外交资源。精明的治国方略，将使美国能够驾驭一个由利益竞争和联盟转变所定义的世界。

要确保某些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愿景作出承诺是不可能的。一些国家和政府已经开始将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视为对其治理国家的威胁。即使在“单极时刻”的巅峰，美国也并非事事都能如愿以偿。现在，为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能够保持足够的吸引力，美国必须首先整顿好自己的乱摊子。不过中国在建立一个替代系统方面也面临自身的障碍。一个重振旗鼓的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即使在失去全球霸权地位的情况下，也应该能够对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但要想取得成功，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美国的“单极时刻”已经过去，而且不会再回来了。

（编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