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海信

提及海信，在老一辈人眼里，它代表青岛电视机厂，近些年海信又不断拓宽了家电产品序列。而在“海信家电”的标签之外，还有另一个不为人熟知的海信。

开发城市智能交通系统

“海信可以解决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拥堵问题吗？”2017年两会期间，周厚健面对媒体的追问，信心满满地回答说：能！

这样的底气来自于海信提供的一组数据：在青岛市政府与海信共同建设的青岛智能交通系统投入应用后，2014-2016年，城市交通高峰持续时间下降1.48小时，平均速度提高9.71%，交通事故数量下降9.85%，交通违法数量下降10%，直接经济损失下降12%。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给青岛市每年节省56.35亿元，也使青岛成功退出“十大堵城”行列。到2019年，海信产品和解决方案已应用于全国137个城市，39个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中，36个城市都在用海信的解决方案。

早在“十五”期间，国家就设立了“智能交通系统关键技术开发和示范工程”攻关计划，选择了10个交通设施条件和地方发展水平各异的城市，进行智能交通示范工程建设试点。一批城市智能交通企业也相继成立，包括海信网络科技公司。作为国内首个AI联盟智能交通推进组组长的海信，在这个领域保持着多年国内市场第一；国内唯一落户于企业的国家级智能交通工程技术中心也设在海信。

21年来，海信在智能交通技术方面，已形成了城市交通、交通运输、轨道交通、运维服务、智慧建筑、公共安全、智慧城市等七大业务板块，形成了行业内实力最强的研发队伍。目前，海信在该领域申请知识产权共72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230项，专利数量在行业前三名中占比近70%。海信还主持或参与了智能交通领域的41部国家、行业和团体标准。

海信智能交通的发展离不开陈维强团队十多年的耕耘。陈维强是第一批引进的13名博士之一。1998年，陈维强从哈工大毕业，进入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软件公司，专攻软件行业。

起初，软件公司的研发方向，涵盖了教育软件、ERP软件、电子政务软件等等。他们很快意识到作为一个企业应该聚焦主攻方向，培养自己的核心产品和核心能力。当时，国内智能交通科研刚刚起步，他们通过调研，发现这个领域有三个特点：第一，国内没有领头企业，竞争格局尚未形成；第二，技术复杂，一方面的技术不可能包揽全部交通行业；第三，市场空间大，从交警、交通委到交通运输、公共交通、物流企业都有需求。青岛市成为国家智能交通示范工程试点城市，海信则争取到一张智能交通的“入场券”。由此，海信网络科技公司的发展方向逐渐清晰：交通，集成和教育。方向确定之后，海信规划了两条产品线：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智能公共交通系统。

在做公交智能调度系统时，他们面临行业三大技术难题：第一，公交车电源不稳定，车载设备断电后需要重启；第二，GPS信号被遮挡时报站不准确；第三，通讯采用的是电信的GPRS网络（公网），存在掉线问题。海信智能交通的明星产品——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就是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中“熬”出来的。

2005年，是网络科技公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公司拿下了系统集成一级资质，并凭借信号机的过硬品质成功打入北京市场。当时，北京奥运会交通信号系统招标，除海信外，还有西门子、泰科等国际品牌参与招标。北京交管局列出几十条测试标准（硬件性能、软件功能、售后服务、协议开放等），海信比竞争对手多出10多分。同年12月，国家发布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海信网络科技的交通运输事业部也熬到了春天。到2007年，海信陆续中标北京BRT、常州BRT等项目，签单金额达到4000万元；2008年，海信又中标厦门BRT项目。

在轨道交通系统领域的拼搏

信号机、车载机打开局面之后，2008年公司成立了轨道交通事业部。

地铁轨道交通控制系统，包括信号系统、综合监控系统、乘客信息系统和通信系统，其中信号系统是最核心、安全级别要求最高的系统。当时，市场上主要采用泰雷兹、西门子等国外公司的产品，一套软件要价2000万元以上。

由于信号系统技术难度大，海信就先做综合监控、乘客信息和通讯系统，待技术成熟后再跨入信号系统。轨道交通项目的招标，要求参与者必须具有开通案例（资质），绝不给任何新进入者试错的机会。海信在这方面从0到1毫无积累，走过了漫长曲折的路程。

第一个工程案例的获取，得益于中铁电气化局的支持。2009年10月，中铁电气化局拿下了北京地铁15号线的综合监控项目，将工程实施承包给海信，虽然利润不高，总算得到了海信实践的机会。2015年12月，青岛首条地铁3号线开通。海信拿下了地铁3号线乘客信息系统的项目，终于有了第一个开通案例。2017年，被誉为青岛“最美地铁”的地铁11号线开通，海信为该线提供了综合监控系统、乘客信息系统和通讯系统。此后，海信网络科技又拿下贵阳地铁1号线和2号线。

经过十余年的积累，海信网络科技已研发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地铁综合监控、乘客信息和通信系统等产品和解决方案，并在多个项目中成功通过检验。2018年，轨道交通业务实现签单15亿元，海信取得了在通信系统市场占有率第一、综合监控系统市场占有率第二的好成绩。

2019年1月24日，海信网络科技携手北京交大微联，合资成立了青岛海信微联信号有限公司，正式进军轨道信号控制领域。在与国际企业的技术竞争中奋力赶上，为中国轨道产业的提升做出自己的贡献，是海信网络科技一直以来的梦想。如今海信的技术反超梦正在走进现实。

信号控制是城市轨道交通的核心，技术门槛和市场门槛都很高，海信作为新进入者，面临一批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北京交大微联作为神州高铁的控股子公司，20年来坚持深耕于信号控制领域，拥有众多资深专家，其安全信号系统在国内十多个城市、20多条城轨线路推广使用。通过本次合作，海信网络科技公司成为国内首家具备全套全自主轨道交通无人驾驶产品的企业。

实现轨道交通的全自动无人驾驶是未来发展方向。海信已经在实验室里打通了综合监控系统和法国泰雷兹的信号系统，为行车自动化打下基础。未来，海信网络科技与北京交大微联将发挥双方各自优势，研发出安全节能、自动化程度高的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并与综合监控系统深度融合，引领国内轨道交通行车自动化技术的发展。

开展城区智能交通运维服务

作为智能交通完整产业链的一部分，运维服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海信成立了运维服务事业部，设立了城区智能交通运维的各项服务项目。例如为青岛交警打造了包含软硬件系统、服务闭合、运维服务、响应时间、外场施工等在内的109项细则要求，不仅对智能交通运维服务的全流程服务体验进行了全面优化升级，更是将难以衡量的服务过程及效果进行了精细、专业化的拆解，形成一套完整的“七星级”运维服务体系标准模板。

开发“智慧城市、平安城市”系统

2016年，海信成立了智慧城市事业部，选择了交通、公共安全、住建、医疗、社区、家庭、应急等八个领域，进行平台系统建设、应用开发与落地。事业部富有创意地提出“以街区智慧实现城市智慧”的模式，致力于解决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落地难”问题。其做法是逐块对街区进行智慧化建设，建设一块落实一块，确保每个智慧模块都能产生实际效能，最终实现城市整体智慧，让城市运行管理“看得见”“看得清”“看得懂”。

2018年，海信网络科技承建的“青岛市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融合增值应用示范工程”入选国家重点支持示范项目。第二年海信在贵州推出全国首个5G技术赋能的智慧街区。街区深度融合了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实现对市政设施智慧管理的同时，还能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人性化服务，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新范本。

2016年，海信网络科技成立了公共安全事业部。这项业务始于2012贵阳平安城市项目，这是公共安全领域的一个标志性项目，也是海信承接的第一个平安城市项目。此后，海信网络科技还承接了长沙、天津、青岛等一系列涉及公共安全的大项目。每个项目业务各有侧重，比如青岛黄岛项目以指挥调度为特色，长沙项目在侦查破案方面更突出，贵阳项目则以治安防控为主。其中，青岛黄岛项目当年即支持公安机关串并案件2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85名，打掉犯罪团伙23个，提供线索指导破获各类案件720余起。

光通信行业的黑马

2003年，海信在光通信产业最不景气的时候成立了海信宽带公司。

“海信是一匹黑马，一说海信都知道是做家电的，从来没人想到海信做光通信。但行业设备商很清楚海信在光通信行业的地位”，李大伟说。他是海信光通信产业的核心人物，在光通信领域浸淫已久，他所供职的美国公司90年代初在中国设了两个大型制造厂，2000年这家公司要在中国设研发机构，李大伟负责回国筹办，跟中兴、华为等国内客户建立了联系。2001年美国信息产业跌入低谷，该公司决定放弃中国的研发中心。李大伟希望把国外的技术拿到国内做开发制造，提升国内光通信技术水平。

此时，海信正在探索从家电行业向高科技行业转型，周厚健决定做一家光通信公司。2002年年底，海信控股成立了两家公司：美国的LigentPhotonics公司负责技术开发和经营美国市场，国内的海信光电公司负责研发、制造，立足国内市场，两家公司的投资主体和股权结构是相同的。

2003年，光通信行业处于最低点，市场低迷。华为的任正非到海信，周厚健对他说：“我们也准备做光通信了。”任正非脸色都变了：“千万别碰光。你知道吗？碰光必死呀！”

直到2006年，新公司成立后的三年没有任何销售成绩。美国公司逐渐萎缩，只保留了销售团队，研发团队回到青岛。那时美国“光纤到家”市场刚刚起步。海信的技术先在摩托罗拉通过认证，后来与阿尔卡特交流，对方正在寻觅能做技术的供应商。通过一系列认证，海信的光模块成为阿尔卡特唯一的供应商，每年仅阿尔卡特一家就做到六七百万美元的销售额，一年下来，营收额达到千万美元以上。在美国市场取得了突破，公司开始复苏。但由于供货商的疏漏，成品出现了质量问题，海信被阿尔卡特踢出了供应商名单。

此时，中国的“光纤到家”正在启动，中兴、华为是主要参与者，而海信则是中兴、华为的供应商。公司的销售重心再次回到国内。

2007年底，海信在全球第一家推出了10G非对称EPON光模块，奠定了在宽带接入网行业内技术领先的地位。2012年以后，40GPON、100GPON产品……相继问世，几乎每一次海信宽带新品的推出都令业内震惊。一系列国际领先产品，使海信宽带迅速成为全球光纤到户所需光模块产品的特约供应商之一。现在，海信宽带建立了从光芯片设计和生长、光组件、光模块到光网络终端的完整光通信产业链，为海信持续占领高端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海信宽带拥有高度自动化的生产厂，光模块年产能超过3000万只，为世界最大的光模块生产厂商之一。这些自动化设备中，相当一部分是海信的工程师们自行设计制造的。2013年，光模块订单激增，手动耦合越来越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海信外购了国外某品牌的自动耦合焊接机，为了解决生产设备的短板，公司决定自主研发。专业团队经过几个月的调研，群策群力，刻苦攻关，2013年年底拿出了国内首台自主研发的动耦合焊接机。原需要花费100多万元进口的设备，自制只需30万；，自研设备的性能不比进口设备差，而且效率提升了12%。不断开发新技术产品，推出一系列国际领先的光模块产品，2008年到2012年，海信宽带公司每年销售收入增长达60%以上，销售额连续多年据全球市场第一。

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海信宽带接入网光模块被工信部评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这也是当年上榜的36家企业中唯一的光器件厂商。海信成为行业标准的缔造者。而5G和数据中心是未来关注的两个市场。随着5G建设的全面铺开，将给光器件产业带来更多需求，未来2-3年，在光通信领域耕耘了十余年的海信宽带将迎来又一个发展高峰。

进军医疗数字显示设备领域：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CAS）

“海信是做电视起家的，最拿手的就是显示与图像处理技术；而进入数字医疗领域，最重要的就是显示与图像处理技术和软件技术。规划、开发医疗显示产品，能使海信集团更好地共享资源，更好地控制成本和提升效率。”在2016年的媒体开放日上，对于海信为何进军医疗领域的问题，时任海信集团总裁刘洪新说道。

早在2003年，海信便开始在重点实验室成立项目组，在医疗领域进行探索。2011年，医疗电子所成立，从日本国立德岛大学引入陈永健博士等高端人才，正式进入医疗行业，承担起海信集团向B2B和高附加值产业战略转型的排头兵作用。

作为技术负责人，陈永健带领研发团队成功开发了CAS(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成为海信医疗的招牌产品。

2013年1月，周厚健和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青大附院”）院长董蒨的一次偶然交谈，促成了CAS项目的启动。董蒨当时正承担着一项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小儿肝脏肿瘤手术治疗临床决策系统开发”。课题的目标是：要求将肝脏病患的CT数据变成三维数字肝脏，以指导临床手术；建立新一代小儿肝脏肿瘤三维重建手术评估系统；开发小儿肝脏肿瘤模拟手术导航系统，最后，要形成一个大的人类肝脏数据库系统。

董蒨和他的团队苦于缺少技术方面的支撑，尤其是计算机与显示技术缺乏。愿景非常动人，但如何通过科学技术把故事变成现实？董蒨特别焦急。周厚健向这位外科专家承诺，一定会帮忙。作为老牌家电企业，依托在显示与图像数据处理技术上的深厚积累，海信早在2003年就未雨绸缪，开始在医疗电子领域做技术储备，但强大的研发优势尚未找到着陆支点。

2013年10月，海信集团与青大附院合作成立了“数字医学与计算机辅助手术山东省医药卫生重点实验室”。“这是国际上第一款基于小儿肝胆胰的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是从0到1的跨越，我们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出来”，陈永健博士说。“我们之前做的是基础数据处理，不是三维的；临床应用和算法开发涉及两个不同的专业，必须不断地磨合。那时候白天不断做数据，晚上再改进算法。持续不断的探索和试错，终于熬过了至暗时刻。

半年后，双方合作的成果——海信CAS推出，并在董蒨负责的手术中付诸应用。

2013年底，一个叫帅帅的男孩从济南来到青大附院。巨大的肿瘤侵蚀了他肝脏的三分之二，济南、北京的多家医院就此判定“无法手术”。根据海信CAS建立的三维肝脏图像，董蒨及其团队进行了大约半小时的手术模拟，直观预测各种方案可能带来的后果，成功地为帅帅做了手术，出血量仅30毫升。

“没有这套系统的辅助，手术是不可能做到的。稍有不慎会大出血，危及生命。”董蒨说。

5年来，CAS成为董蒨手中的一件神奇法宝，帮助他创造了更多的医学奇迹。“很多手术，没有这个系统，我以前也不敢做。”董蒨说，传统的方式首先会拍CT，都是一张张平截图；医生做手术时，只能在脑子里将其‘还原’成三维的肝脏，这种手术存在极大风险。而海信CAS是形成3D肝脏，将1000多张原始CT片中的数据输入系统，自动建立虚拟立体肝脏，手术前医生就能精确了解肝脏和肿瘤的各种情况，甚至连一根微小的血管都能看清。

2014年3月，青岛海信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2014年年末，海信医显产品成功上市。次年5月，海信CAS获得国家CFDA认证。如今，海信CAS已经被全国超百家三级以上医院应用，辅助外科医生完成疑难肝胆胰肾肺手术已增加至6300多例，为海信医疗公司打响了名气。

董蒨在朋友圈里写道：“应用CAS创新技术，挽救大量疑难危重患儿的生命，是儿科医生最感欣慰的科技进步。”

2020年1月10日上午，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出炉。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海信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共同完成的“基于小儿肝胆胰CAS研发、临床应用及产业化”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开发超声影像设备

在海信的医疗设备行业板块，“现金牛”产品是超声产品。医疗是座金山，远处看市场容量特别大，走近后很难进入，技术门槛很高，门类又太多，有两万四千个门类。”海信医疗公司副总经理陈永健说。他们当时分析了所有医疗影像设备，内窥、血检、血透等，但涉及材料和器械方面，海信不具备技术储备。他们调研发现，“超声发展空间很大，超声是唯一对人体没有损害的设备。”另外，海信在图像上的技术积累也是一个优势。他们决定做超声影像设备。

海信开始做超声产品的研发突破，不再依赖于别人的核心技术。他们重新规划，寻找合作伙伴，但算法和核心电路设计等关键技术，则是海信自主研发。GE、飞利浦、西门子这些品牌，占据了国内超声市场70%份额。高端医疗设备的技术含量比家电高得多，电视、空调新机型的研发时间一般是一年左右，但医疗设备的研发需要五年以上。中国家电行业花了20年才“蚕食”掉国际品牌的市场份额，中国的医疗设备公司更需要时间。

海信医疗未来的目标，先是要实现对GE等主流产品的替代，然后至少在国内市场完成对他们的超越，这一过程预计需要20年。海信医疗近期的销售目标是破10亿，长期目标是百亿级企业。

2019年，海信医疗已拥有数字化手术室解决方案、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医学显示设备、移动护理终端等四大产品线，以“专用设备+智能化+物联网与互联网化”为特点，为医院提供定制化的专业设备和信息解决方案服务。

随着团队技术研究深入和能力提升，海信超声产品的定位和技术路线更加清晰、明确。

并非每一个家电企业都具备从“B2C”转向“B2B”的能力。很多家电企业往往只有单一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能力，而B2B客户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往往十分复杂，涉及软件、硬件等一系列综合技术，即使许多大企业也无法提供一个系统解决方案。而这也是海信一直重视研发、重视技术所换来的竞争优势。

2016年，B2B板块首次媒体开放日上，时任海信集团总裁刘洪新细数了海信在科技产业的战绩：海信光通信市场份额国内第一，接入网光模块连续五年全球市场第一；海信城市智能交通连续七年国内市场第一，2012-2015年，国内智能交通亿元以上大项目中，海信中标额占42%；海信商用空调经过14年的发展与积累，其多联机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位居国内市场第二。而起步于2014年的海信CAS系统，其技术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如果以今天城市交通20%的市场占有率延伸到未来数万亿市场规模的智慧城市，以今天我们切入医疗产业的先进技术对应未来数千亿的市场规模，以光通信的蓬勃兴起计算未来的市场增量。海信或将再造一个千亿级企业。”

如今，这些2B业务已为海信贡献过半利润。可以说，海信的家电与科技相得益彰，已构成海信防御经济环境风险并不断进取创新的重要倚仗。

Hi，Hisense

“海信未来发展，大头在海外。”2006年，周厚健提出海信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对海外市场寄予厚望。这一年，海信高调宣布，要争取2010年集团的全球营收超过1000亿元，其中40%来自海外；电视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7%；冰箱产品做到中国第一、全球第三；空调则力争全球第四。

2019年，海信集团旗下海信、容声、科龙、Toshiba（东芝）、Gorenje和ASKO（雅士高）全球多品牌齐头并进，实现营业收入1268.6亿元，利润79.3亿元，同比增长24.17%。2019年，海信国际营销海外品牌收入同比增长16.22%，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4%，取得历史最好成绩。海信在海外市场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0%。在消费者最挑剔的日本市场，海信（海信电视+东芝电视）超越本土品牌松下与索尼，位列第二；在南非，海信电视连续3年稳坐第一，冰箱两年蝉联第一；在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国际市场，海信均有不菲成绩。

近年来，通过赞助欧洲杯、世界杯等体育赛事，海信的品牌知名度进一步提升。2018年中国外文局发布《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海信排名仅次于华为。2019年全球消费者投票选出“BrandZ[1]中国出海品牌十强”，海信位居第六，在上榜家电品牌中排名第一。

这家位于青岛的家电企业，正在从“中国的海信”成长为“世界的海信”。

不做海外品牌，企业就没有前途

周厚健早就提出，海信必须做品牌：“OEM（代工生产）只能做短期，因为OEM眼前可以赚钱。但是如果不做海外品牌，企业就没有前途。”在当时的背景下，做品牌的说法多少显得“太时髦”。

“海信国际营销公司成立后，当时90%的业务都是OEM，只有很少的业务比例是自有品牌。是以OEM来取得量，还是做自主品牌来取得长远的收益？”

中国的家电企业出海，大多以OEM为主。那时候做OEM白电是很赚钱的。大家开始并不理解领导要求做自主品牌的初衷。

做OEM是最简单的，按照人家的标准把产品做出来，然后运到码头，就把钱收了。销售、售后什么都不用管，既安全又舒服。但OEM做得越多、越大，企业未来的自我主导能力就越弱。不做自主品牌，就没有后劲、没有造血功能，最后是等死。

做自主品牌，包含着大量的准备工作，需要有自己的物流系统，要学会定价，要做市场宣传，要做国际渠道开拓，有自己的海外财务、人力资源……仅从工作量上看，做海外自主品牌没法和OEM相比。所以当时海信是选了一条艰难的路。

一年后，自主品牌占比达到了22%，国际营销公司的转变开始了。那一年，国际营销公司还有一件必须做的事：股权激励。把骨干吸引到国际营销的股权体制下，每个人自己出资买股权，通过这一机制，让大家更有责任感和积极性。开始时，员工们明显信心不足。周厚健发动海信分管国际业务的副总裁林澜：“咱俩带头入股。”当时林澜做了自己和周厚健最后把股份全部买下的思想准备，没想到两个星期之后，人力资源总监对他说：“林总，没你俩的了，员工都买下了。”以后的情况是，这一举措让国际业务在第二年就开始见效盈利，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现在。

海外营销战略管理的艰难探索

2008年，海信欧洲研发中心在荷兰成立。“以前的研发中心重点在国内产品，海外只是做一些修补，没有专职的团队。”与此同时，林澜开始着手清理代理商。欧洲市场是当时亏损最厉害的地方，国家多且分散，基本依靠当地的代理人运作，管理难度大。代理模式的弊病在于以销量计算佣金，只要产品销售出去就能拿到3%的佣金，至于是否亏损，和代理商无关。结果海信产品卖得越多，亏得越厉害，而代理商却挣得盆满钵满。不得已，只有一次性地把代理商全部换掉。

为了在开拓自主品牌市场的艰难路上闯出一线生机，海信最初策略性地把自己定义成“B品牌”。“A品牌我们暂时不做，先从B品牌做起”。林澜带领国际营销公司的经营班子制定了“高质中价、优质服务”的品牌战略，海信国际化的步伐开始加速。

家电品牌想要在全球市场谋求一席之地有多难？1992年，三星董事长李健熙在美国考察时发现，三星在美国被视为“地摊货”，这让他大受刺激，从此促使三星全面调整经营策略，以高端产品树立起三星的全球品牌形象。三星的经验，启发周厚健在思考海信的全球化战略时，尽力避免自己也成为西方消费者眼中的“地摊货”。

要拿下欧美市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04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海信平板电视的质量指标高于传统技术成熟的CRT电视，这给了周厚健极大的信心。同年6月，海信和伟创力公司合资成立的匈牙利工厂举行了开工剪彩仪式。按计划，该合资工厂将主要生产等离子、液晶等高端数字电视，年产可达100万台，辐射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海信是当时中国唯一在欧洲设立工厂的企业。合资大约两年后，伟创力退出电视业务，转向玩具加工业。这样海信只能自己拉队伍建工厂。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海信很快发现，一旦涉及在欧洲当地生产，整个业务流程就变得非常复杂。雪上加霜的是，欧洲各国的零售渠道由于竞争激烈，常常会提出只有20天交货周期的临时订单，风险最大的是液晶面板的价格不稳定——面板刚装到船上，价格就可能开始急剧下跌；但如果面板价格暴涨，品牌溢价能力又不强，渠道商也可能强迫降价，甚至撕毁订单。

困境同样在美国上演。在美国，只有质优价优或完全廉价品这两种极端的产品市场，前者以三星、索尼为代表，后者则以Vizio等四个品牌为主，市场并没有给“B品牌”的海信留下空档。尽管海信已经通过代工和品牌租赁的方式在美国实现了盈利，但自主品牌如果没有规模，就无法降低采购成本，也无法完成渠道、物流和服务平台一整套基础建设。

除此之外，美国市场的渠道商高度集中，排名前十的渠道商，其平板电视销量超过70%，渠道谈判筹码很高；只有精耕细作，各个击破，无法一蹴而就。而另一个致命的因素是，在北美销售的产品均实行无条件退货，依照美国法律，退货后的产品必须在美国国境之外重新包装之后才允许返美出售。一般而言，重新包装的产品只能达到原来60%的售价。

如果自主品牌不能真正做出好产品，登陆美国市场后将损失惨重。当时海信在北美尚无生产基地，其退货产品要么低价处理给第三方，要么运回海信其他区域工厂返修，运费高得惊人。

欧美市场给了海信一个警示：在专利、关税、成本、供应链等一系列刚性成本重压之下，只有三星这类具有面板规模化优势、小批量快速反应能力、高品牌溢价、供应链管理能力卓越的寡头才能存活。如果想要扎下根来持续盈利，海信必须在当地自建工厂。

林澜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如果是个大市场，就必须是研发、生产、销售一块进，没有这几块支撑，你是做不好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南非、欧洲、美国些大市场都得是这三块全有。”

本地化经营、本地化生产、全球研发、资本并购、全球顶级赛事营销，海信一直在按部就班地布局。目前海信的海外布局已成体系，产品已经覆盖了欧洲、美洲、非洲、中东、澳洲及东南亚等地市场；海外建有多个生产基地，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设立了12个研发中心，面向全球引进高端人才，提升技术产品研发能力。

海信已经在世界地图上，点下了一个又一个点。

南非海信的开拓

1994年，40岁的于游海被海信进出口公司派到印尼去开发市场，成为海信第一个驻外业务员。1998年任期结束，他回到青岛，还没有过上几天安稳的家庭生活，当年10月又被派往南非。海信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建立了一家电视机工厂，但经营不佳。于游海到南非，赢得了争夺企业控制权的博弈，在那里一干就是8年。2000年，海信买下韩国大宇在南非中部兰德地区的厂房，这是南非所有著名跨国公司的集中地。从此，海信在南非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每年销售收入以20%-30%的速度增长。到了2006年，销售额达到3.3亿元人民币，在南非彩电市场占了15%的份额。

南非市场上早期都是CRT电视，海信产品最大的优势就是质量过硬。刘斌讲了一个故事：有经销商拉了一车货，各种品牌的电视都有，路上发生车祸翻了车，海信以外其他品牌的电视都摔坏了，“海信电视还是那么皮实”。

在南非，三星是横亘在海信面前的一座大山，装备精良，财大气粗，员工实力强劲。2011年，海信率先推出LED平板电视，并将资源聚焦到55英寸电视上，和三星55英寸电视迎面开打，到了年底，海信在在55英寸产品的市场份额大幅超过三星，一度高达60%。

2013年，中非基金的大笔投资，推动南非海信从游击队独立团向正规军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都大幅升级，海信具有了可以跟三星正面抗衡的实力。此后又建了冰箱厂，冰箱份额很快做到第一。

中国家电企业在南非扎下根来的没有几家。海信的同城邻居海尔在南非三进三出，创维通过收购夏华进入南非市场……“在海外一定要有长期经营的想法，不要想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南非海信办公室墙上至今还贴着一句话：我们的使命是改变中国制造在市场上的形象，让大家意识到中国制造意味着高端高质量。

虽然南非电视的市场容量只有100万台左右，但南非是非洲的桥头堡，是辐射非洲大区带动海信品牌发展的重要根据地，更是国际营销培养干部的“黄埔军校”。

非洲遍地都是空白市场。在建设南非市场的同时，海信将目光投向了正在发展的其他非洲国家。非洲60多个国家，朱聃至少去过23个；中东12个国家，朱聃去过9个，其中包括战乱中的伊拉克和利比亚。2009年，“非洲扫街计划”开拓了十几个国家的市场。

深耕欧美市场

海信国际化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2006-2009年是海外品牌发展的探索期，周厚健提出了“海信未来发展，大头在海外”的战略，林澜制定了B品牌战略，即定位中端消费者群、执行“高质中价、优质服务”的品牌策略。

2009—2014年是海外品牌的发展期，聚焦TOP20国家建立营销根据地，成立了十几家海外公司，在欧洲、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地成立海外研发中心。

2014年后，迎来了海外品牌腾飞期，来自三星、LG等企业的高管看到海信未来的成长空间，纷纷汇聚到海信的平台，占到海外公司经营层的半数以上。

质变是在经年累月地坚持贯彻品牌战略后发生的。如今，中国品牌崛起已经毋庸置疑。

在中国如果想成为全国名牌，产品必须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占据相当的销售份额。如果在世界上想成为名牌，就要在美国、西欧、日本卖起来。周厚健表示：让世界消费者来挑剔我们的产品，我们才能做出世界级的产品，尤其是经受得住欧美和日本消费者的挑剔，海信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世界级品牌。近些年，海信产品在欧美和日本市场增长十分迅速。

海信对美国市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第一，美国公司业务增长比较快，但在组织、流程、管理上没有跟随业务发展成长起来，执行力出现了问题；第二，同时做海信和夏普两个品牌，资源有限，战略不清晰；第三，产品团队在规划产品时，没有围绕市场和客户的需求规划产品，没有认真聚焦做好产品；第四，供应链滞后；第五，市场推广不接地气。这些问题既是海信国际化的瓶颈，也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通病。

做国际业务需要几代人的付出，“能在美国活下来的公司都是很牛的”。

刘斌是美国公司第二任总经理。2014年11月，刘斌受领任务去了美国，当时海信在美国的营收规模只有三四亿美元，盈利微薄。刘斌去美国后，一切慢慢走向正轨。尤其是收购夏普后，海信得以进入更多的美国主流渠道。2018年，美国公司营收已经达到11亿美元。

海信是第一家在美国市场推出4K电视的企业，产品展示时“客户眼睛都亮了”，那场景给人以强烈的成就感。不过，虽然这两年公司持续盈利，但系统和内容能力还需要提高。海信率先在美国推出了自主研发操作系统智能电视，积累了近1000万用户。2012年，海信互联网电视的海外运营平台VIDAA问世，并在亚洲、北美、欧洲和非洲等市场投放，成为行业里程碑。

和美国的内容提供方谈合作，需要极高的谈判技巧和策略。美国内容方选择合作对象，首选苹果和谷歌，连三星、LG都排得很后。2018年1月，海信和美国Roku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切换到Roku的内容平台。如今，海信开始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通过和Roku的合作维持市场，另一方面将投入3亿元搭建海外内容平台。

2019年9月，海信VIDAAAI全球内容运营平台正式亮相德国IFA，首家实现全球一体化内容运营，吸引了广泛关注。这是在继今年成立北美、澳洲、欧洲、亚太四大海外运营中心之后，海信在互联网电视运营上的又一大动作，支撑海信互联网平台2020年实现全球累计激活用户6500万的目标。海信是目前唯一一家在海外花大力气建立自己的内容平台的中国电视品牌。“这么一个平台没三个亿根本做不下来。你得有一个决心，敢雇高水平的人，充分授权。这些东西不具备，怎么会有信心呢？”

这就是周厚健的风格，也是海信的风格。他们一旦下定决心，就有了九头牛都拉不回的倔强，以及一条道走到黑的勇气。勇气来自优雅的野心，也来自实力铸就的底气，但归根结底，它来自人们对未来的期许。

从一个“海尔人”变成一个“海信人”

于淑珉的漫漫职业生涯，以海尔作为起点，以海信作为终点。她在海尔开启了自己的事业旅程，在海信影响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在海信史中，于淑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她是与周厚健合作最久的“二把手”，几乎亲历了当下海信所有的关键时刻。她是海信成长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缔造者。

几年来，在周厚健的思维中充盈着无数个争执。谁是合适的继承者？内心反复衡量，脑海中许多面孔一一浮现，最终认定于淑珉是最合适的继承者。后者的能力已不必怀疑，而她与自己的配合，也颇为默契。最为重要的是，于淑珉的身上，有一种令他颇为激赏的力量，这就是“执行的力量”。媒体对此的评价是“为海信多了几分张扬与活力”，它直接导致2001年全面爆发了“海信加速”的局面。

于淑珉在海信原来的职务是党委副书记，2000年底，于淑珉成为海信集团总裁，成为公认的“海信二号”。

于淑珉较周厚健年长6岁，她因行动雷厉风行，年轻的员工称其为“铁娘子”。她不苟言笑，如同一名苛刻的教官，用极为刻板的程式管理着海信，但这对海信十分有效，她有一次很认真地做了自我剖析：“之所以给人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自己平时处理问题的时候不复杂化。如果做事之前，过多地考虑一个人的背景，过多考虑客观原因，过多地考虑方方面面的关系，这就把问题复杂化了。复杂了，就很难决策。”

于淑珉不大抛头露面，大部分需要代表海信和媒体接触的机会都推给了周厚健。即使如此，一年下来媒体也不停地发出猜测。最终，周厚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00年是海信历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市场是最有发言权的，海信的成绩你们都看到了。”它既证明了于淑珉的功不可没，也证明了周厚健的眼力不凡。与周厚健一样，于淑珉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有一次记者问她，海信的目标是什么？她回答“做中国的索尼”。2000年，她与周厚健一起为海信制定了海信的10年计划：2010年营业额将达到1000亿元。

一位副总裁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IBM的一位高层来青岛访问，约海信的高级官员们去打高尔夫。

“什么是高尔夫?’”他装作不解地问。

他很认真的表情让对方大感诧异。后来IBM的官员才知道，他们的客人用中国人特有的幽默感逗他们玩了一次。

在海信，没有人熟悉“国际化”的高尔夫，但他们照样在走国际化的道路。

海信的权力人物都不是泰格·伍兹，否则也不会痛苦地与跨国公司进行“龟兔赛跑”的游戏。“要是我们都会打高尔夫，都打得跟伍兹一样，”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早就成为体育明星了。”

他们最终没有成为体育明星，而是渴慕变成跨国公司的缔造者。他们在一张略显陈旧的世界制造业地图上，到处画上生机勃勃的“Hisense”标志，从青岛开始，逐渐漫步到了雅加达、开普敦、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担任总裁的十五年里，于淑珉陪伴周厚健一起经历了海信在整个3C领域的突破，在全球化中的布局，在产业并购中一次次迈出惊艳的舞步，体验了整合中的痛苦不堪。她是胜利时的指挥官，也是受挫时的责任承担者，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她向前奔跑，除了时间。

2015年，当这位“青岛市管干部”到了退休的时间节点时，她不得不离开自己已经干了15年的岗位。到点离开，这是国有企业的宿命。离开，还带有期待。她期待海信能够变得更好，期待海信能够平稳度过这个转型的关键期，能够迎来狂飙的时刻。这是她与周厚健这代人对海信的期待，也是他们愿意承担的宿命。

其实于淑珉也好，周厚健也好，在海信并不漫长的历史当中，他们熠熠闪光。如果一切如他们所愿，海信真的基业长青，对于有关他们的“海信史”评价，都可以被八个字囊括：“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编辑  季节）

把握我国能源转型的大背景要看电力能源结构，主要从能源转型低碳化和数字化趋势这两个方面来思考当前电力能源结构的特点与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电力结构的未来。

我国电力能源结构的主要特点

我国电力能源结构的特点可以主要从几个方面来阐述：一是电力在一个国家能源服务中的地位，二是发电结构的低碳化，三是电网结构，四是用户侧电力结构。

电力在能源服务中的地位

电力是一种优质能源，借助不断延伸的电网给大量工商企业和居民提供服务。然而，从终端能源消费看，电力始终只是提供能源服务的一种能量来源。如表1，2018年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世界平均水平达到19.2%，排第二位。占比排名最高的是石油（41%），第三位是热力（14.3%），最后是煤炭（10.4%）。北美、欧盟等发达国家电力占比基本上达到21%左右，亚洲国家电能占比普遍较高，日本、韩国和中国分别为28.9%，25.1%和23.9%。根据国网能源院最乐观估计，到2050年，中国电能占终端部门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50%，但仍有一半是非电能源。

表1 2018年世界及主要国家终端能源消费结构（按品种）

我国发电结构显现低碳化趋势

我国发电结构目前火电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发电装机和发电量开始从高速增长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从两位数增长转为个位数增长。无论是发电装机容量还是发电量，都呈现出可再生能源占比扩大的趋势。2019年，发电装机容量59.2%，非化石能源装机（含核电、水电、风电、光伏发电[1]）占40.8%。图1显示了我国1990年以来发电装机总量和结构变化趋势。

图1  我国发电装机结构变化

图2显示了我国1990年以来发电量结构的份额变化。可以看出，火电在发电量中的份额从2011年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核电、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发电量占比稳步上升。2019年，我国发电量中，火电占68.9%，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31.1%。

图2  我国发电量结构变化

我国电力投资的主要结构

我国电力投资以电网投资为主，电源投资以非化石能源装机为主。

2013年开始，我国电力投资中，电源投资为主的势头被扭转，电网投资持续超过电源投资（如图3）。

图3 2010-2018年中国电力建设项目的全部投资

2019年，全国电力投资7995亿元，同比减少2%。其中电网投资4856亿元，同比减少9.6%，占电力总投资的61%，电源投资3139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火电投资仅占20%，其余均为风电、水电、核电和太阳能发电等非化石能源电源投资。非化石能源电源投资已全面超过火电投资。

图4  2019年我国电力投资构成情况

火电发电装机规模趋向大型化，光伏发电趋向分布式

第一，从火电装机看，其装机规模日趋扩大。出于减少污染物排放和降低单位发电煤耗的目的，200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新建燃煤电站的技术标准，要求新建火电单机容量原则上应为60万千瓦及以上，发电煤耗要控制在286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下。2019年，在役火电机组容量的44.7%为60万千瓦及以上。

二是在可再生能源中，早期建设的光伏发电绝大部分是规模化集中式电站，主要建在西北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地区。2016年，集中式光伏电站份额依然占据光伏发电站的86.7%。到2019年前9月，这一份额已经下降为69.1%，而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份额上升到30.9%。新增光伏电站也逐渐从西向东发展。2019年前三季度，华北、华中地区新增光伏电站占当年的52.6%，西北新增装机仅占26.9%。

我国处于能源转型的初级阶段

 从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看，我国还处于能源转型的初级阶段。

有专家提到，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已经是世界能源转型的引领者。以2017年数据为例，中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约6.5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的29.8%；其中水电装机(含抽水蓄能) 3.41亿千瓦，占全球水电装机的29.6%；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3.34亿千瓦，相当于欧盟28国装机总和（3.2亿千瓦），是美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1.61亿千瓦）的2倍。^[2] 2017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完成1.63万亿千瓦时，占当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26.2%。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是美国的2.3倍、德国的7.5倍、日本的9.2倍、英国的16.4倍。^[3]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确为气候变化作出了贡献，2017年，因可再生能源发展而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494百万吨,占当年总排放量的16.4%。^[4]

然而，即便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的领先地位决定了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全球先行者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在能源转型方面也处于同样的位置。能源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能源替代问题。因此，可再生能源的相对量，即在能源系统中的比重，更能反映能源转型的阶段。随着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系统中份额提升到不同水平，其发展特征和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

国际上通行用非水可再生能源（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来衡量能源转型的进展，因为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既是未来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点电主力军，同时也是对旧有电力系统冲击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如图5，中国、美国、印度、加拿大、日本等国，其总发电量中风光电份额还不到10%，都属于能源转型的初级阶段。

图5 全球十大可再生能源发展国可再生能源占发电量的比重

数据来源：BP 世界能源统计2018。

从能源转型趋势看我国电力能源结构的问题

认识电源结构存在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潜在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用什么标准去评价某一个特点到底是优点还是问题。必须从能源转型的趋势和逻辑角度去思考电力能源结构，甚至当前电力系统的全部问题。

能源转型对电力行业的影响

本次能源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所推动的，最终目的是大幅减少人类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抑制全球变暖趋势。能源转型是影响包括电力行业在内的所有能源行业未来50年最基本和持久的因素，对电力行业发展方向、商业模式和电力体制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能源转型的趋势。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逐渐建立一个基于零碳能源的能源系统。转型的核心任务就是推动目前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系统，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系统。

能源转型的两个支柱。从各国实践看，低碳到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是依靠大力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而转型的关键是能源系统的转型，其中电力系统转型是关键之关键。

对电力行业的影响。能源转型的要求具体到电力行业，其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发电、电网和用电环节的低碳化；二是整个电力系统的数字化，用数字技术来适应能源转型过程中的挑战，更好地适应用户的需求变化。

当前电力结构存在的问题

从低碳角度谈电力结构的问题，自然会提到火电比重太高等问题。但笔者认为，这只是我国电力行业的阶段性特征，因为火电比重近年来的确在持续下降，非化石能源装机和发电量稳步上升。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可能快速跨越到以低碳电力为主。

首先，我国电力系统灵活性差是根本问题，远不能满足现阶段能源转型的要求。

随着带有波动性特点的风光电比重的上升，必然要求电力系统以更高的灵活性来应对这种波动性。根据欧洲的经验，提升现有电力系统波动性的常见方法有如下五种：

一是提高除风电和光伏之外其他发电厂的灵活度。包括对燃煤发电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降低最小电厂功率，提高最大负荷梯度增加，缩短开机时间等；热电联产发电厂可以将热能导入储能系统或集中供热网络，可以扩大其出力的调节范围。

二是加强区域电网的互联互通，发挥相邻电网的“间接储能系统”作用，优化资源利用，减少系统总体成本。

三是提高电力需求侧的灵活性，主要是综合运用储能、热泵、电动汽车、智能电表等技术手段，提高负荷的可调节性。

四是发展可再生能源供热、增加储热装置，增加电厂灵活度。与储电相比，储热在技术上更加易于实现，成本也相对要低廉得多。

五是在生产侧、电网侧和用户侧采用储能技术，提高这些环节灵活性。

目前,除了煤电机组的灵活性改造，电化学储能成本高之外，其余四种途径在我国都因为存在各种障碍，要么没动作，要么效果非常有限，导致目前电力系统的灵活性还是很差。当然，更重要的是多年来电源开发与电网规划不匹配，因而才出现了处于能源转型初级阶段、风光电无法上网的比重高企的局面。

其次，火电机组的大型化与电力系统灵活性的内在矛盾。

目前，很多电力政策思路基本上不考虑能源转型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中一直推崇、并被推广到其他行业的“上大压小”政策。此后，关停小火电机组的标准不断提高。目前，已经要求20万及其以下千瓦火电机组必须关闭，并鼓励上大机组。据统计，60万千瓦及其以上火电机组占全部机组的比重已经占到44%以上。

然而，不断提高火电机组规模，本质上不利于提高电力系统灵活性。因为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比例的进一步提高，火电机组未来将从基荷电源转变为备用电源。也就是说，在风光电发电高峰，大量的火电机组就要停下来或者低负荷运转让风光电机组优先发电；当风光电出力掉下来时，火电机组要马上顶上去。这就要求火电机组有足够的灵活性。显然，机组规模越大，灵活性越差。而且，60万千瓦的超临界机组如果低负荷运行，煤耗和排放都要大幅度增加，节能减排的目的也无法完全实现。

第三，输网强、配网弱的电网结构无法适应用户侧变革的需要。

能源转型对电力系统来说，至少会产生两个重大的方向性变化：一是随着大量分布式光伏、小型生物质电站、多能互补的微电网等在用户侧出现，电力系统电能将从生产端向消费端的单向流动，转变为双向流动（用户端也生产电能——即产消者，prosumer）；二是电网从纵向一体化的集中式电网向分布式扁平电网转变。

这两个转变，都需要一个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高和本地平衡能力强的本地配电网。无论是出于大量小型的分布式电站“集成”的需要，还是大量储能设备、电动企业等分布式接入对配电网优化运行和控制的需要，加快实现配电网转型都迫在眉睫。

我国的输电网的技术水平被业内认为是世界领先的，但长期以来，我国投资都是“重输轻配”，导致电网结构薄弱，自动化水平低；基础数据分割严重无法共享，信息化水平低，远不能应对电力系统转型的过程所带来的挑战，也不能适应未来智慧城市和低碳发展的要求。

电力结构未来的趋势

电力结构未来发展趋势从两个角度阐述，一个是按照能源转型的要求，对未来电力结构的一个“情景分析”，二是能源转型从结构方面导致电力系统的变化，即电力系统转型。

未来电力结构

未来电力结构（供给或消费结构）低碳达到何种程度，各家机构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总体上看，可再生能源研究机构基本上是倾向乐观预测，而化石能源集团发布的各种报告基本上是保守估计。无论乐观还是保守，其实它们仅仅是反映了既定条件下的“情景分析”而已。重要的是如何能达到实现这个情景的条件。

这里引用中国电力规划院对我国2035年电力结构的一个情景分析。分析分为基准情景（NPS）和可持续发展情景（SDS）。

从图6可以看到，与基准情景相比，可持续发展情景的装机结构中，光伏发电比重增加8%，风电增加4%，核电增加1%，而燃气发电和燃煤发电分别减少1%和12%。发电结构方面，可持续发展情景中，光伏发电量增加了8%，风电增加了6%，水电增加了4%，核电增加了4%，燃气发电不变，而燃煤发电则大幅减少24%。

图6 中国 2035 年发电装机结构，NPS 情景以及 SDS 情景

注：SDS 情景与 NPS 情景相比，引入了更多的可再生能源以及更少的化石能源发电技术。

对情景分析的过度关注，容易导致一种倾向：把电力转型简单理解为不断增加发电结构中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从而会倾向于采取传统的“大干快上”（比如我国建风电三峡）的方式，短期内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可再生能源比重比较小的时候，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矛盾不大，但随着可再生能源比重的进一步提高，两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必然导致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种种障碍。正如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电网先假定自己不需要做大的变革，并把出现冲突的原因归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方。

电力系统转型的方向

电力系统转型，关键在电网转型。无论是上游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还是下游因可再生分布式能源和微电网等电力系统新生力量的进入，以及能源转型所推动的电力行业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都主要发生在用户侧。因此，一个与未来分布式扁平化发展趋势方向完全不同的传统电网，必须要尽快转型来实现这一变革趋势。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变革和投资方向的调整来实现转型，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电力体制改革，真正实现一个能够“管住”的“中间”，使“中间”真正成为一个单纯的输送通道，而不是上下游的“关键”。否则，“中间”管不住的结果，就是“两边”被“中间”管住了。

                                （编辑 杨利红）

我国上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将“厂网合一”的体制改为“厂网分开”，可以说基本完成了发电体制的改革。2015年的九号文件开启了本轮的电改。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文）中关于“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改革思路，明确将电网体制改革纳入到本轮电改之中，确定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主要原则。

中央提出的电力改革既包括了体制改革，也包括了机制改革。然而4年来，电改的重点基本都放在了电力市场相关机制的建立上，比如输配电价改革、组建电力交易中心、售电侧改革、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电力现货交易等，这些无疑都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机制的建立需要体制的支撑，如果两者的改革不同步，那么机制的改革也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轮电改是在能源转型成为世界潮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有别于上一轮电改和其他国家已进行的电改）。这一背景特点赋予了本轮电改新的时代使命：必须要将有利于促进能源转型作为改革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新的能源结构需要新体制与此适应。因此，电网体制的改革显得尤其重要。

能源转型要求重塑电网

为应对气候变化，各国都需要调整能源结构，从传统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具有更多样和分散、低密度的特点。可再生能源绝大部分需要转换成电热能后才能利用，因此能源转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实现传统电网的变革，重塑一个与低惯量、小型化、分散化可再生能源相适应的新型电网，进而组成直接面向用户的综合能源系统。

2018年8月，在美国波特兰市召开了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电力与能源学会年会（IEEE PES），将“重新构想电网（Re-imaging the Electric Grid）”列为大会主题，约3400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力与能源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参加了这次会议，说明传统电网的变革或重塑已成为各国能源工作者的共识和世界潮流。

变革或重塑电网，国内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路线。一种是改良的路线，即保持电网的“立体、塔型”结构不变，坚持按照传统电网不断提升电压等级的发展思路，继续增加“塔”的高度，进一步提高电网的集中度和垂直度。与此同时，进行电网的智能化改造和建设，为电网穿上一件时髦的智能化外衣，称之为“坚强智能电网”。另一种是革新的路线，即改变传统电网的发展模式，通过在配电网内建设以智能电网（smart grid）为核心的能源互联网，实现配电网的有源化、局域化、协同化，使配电网由被动的无源网变为主动的有源网，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局域电网。同时广泛采用包括柔性直流在内的电力电子、储能等新技术，共同推动电网向分布式、扁平化方向发展，最终形成多分区输电网（枢纽电网）加有源配电网（局域电网）的网络形态（模式）。

前一种路线提出建设“坚强智能电网”。但电网的脆弱性是与生俱来的，电网的智能化无法改变电网的电气特性，也不能规避电网的电气稳定性遭受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的风险。交流特高压电网因具有难以克服的寄生性，不仅没有降低电网的脆弱性，反而增大了安全风险。如果再片面依靠“电从远方来”的方针指导，沿用传统化石能源的发展模式来发展风、光电力，将造成长期大量弃风弃光，增加了能源转型成本，延缓了能源转型的进程。

后一种路线所建设的分布式、扁平化电网，是根据可再生能源的自然禀赋，遵循电网分区就近平衡规律，对传统电网进行具有颠覆性的变革。这种模式不仅可以极大降低电网的脆弱性，避免大面积停电的风险，还鼓励和支持电力消费者同时成为电力生产者，进行能源转型的“人民战争”，结果将大大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

电网的重塑实际上包括两个不同层次的内容：一个是建立新的电网技术模式，另一个是建立与这个模式相适应的电网体制，两者相辅相成。而后者正是本轮电改需要完成的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的启示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无疑是本轮电改的一个亮点。但试点项目自启动以来，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推进缓慢。

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在改革关键问题、关键环节上认识不到位，配售电业务向社会放开的要求未得到有效落实：二是一些试点项目在供电区域划分、接入系统等方面迟迟难以落地；三是一些地方的电网企业利用主业资源开展售电业务，影响市场公平竞争。尽管国家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措施推进这方面工作，但试点工作的进展仍不理想。

其实，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遇到上述问题在所难免，因为这项试点是在基本保持电网原有管理体制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的。通过试点的实践，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1、必须在体制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上下功夫。好的体制加上好的机制，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各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果电网体制不变，那么电网公司本质上仍旧是一个配售电领域的竞争者。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求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全心全意做好各项服务工作，是一种不合情理和不切实际的想法。

2、让参与改革的各方都真正知晓改革的方向和最终达到的目标。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存在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看不清该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不仅是一些地方政府和电网企业，包括所有投资人也都存在这个问题。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应到何时为止，试点结束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现在到了明确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从电力体制改革全局看，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应该是电网输配分开的一个序幕。如果这项改革试点最终没能导致输配分开，那它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试想，如果改革试点最终的结局是这样：存量配电网及其售电业务都由电网企业掌控，增量配电网及其售电业务都由社会资本掌控。这样的结局似乎很理想，但它只有在增量配电网都是孤立的局域电网条件下，才是一种合理可行的模式。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增量配电网都要依靠电网企业掌控的输电网供电，存量配电网与增量配电网之间的“比较性竞争”，是在条件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的，无法保证公平公正。更大的问题是相当数量的增量配电网实际上是存量的延伸，其建设和运营对存量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可以肯定的是，试点的最终结果只可能是很小一部分增量配电网由社会资本参股或控股。显然，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需要统筹谋划，明确远期目标。孤立单纯的改革试点没有太大价值，也很难取得成功。

适合我国国情的电网体制模式

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文）要求“继续深化对区域电网建设和适合我国国情的输配体制研究”，指的正是电网体制改革的问题。“深化研究”应当理解为：电网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应结合改革的实践，在本轮电改中适时提出并实施。

事实上，以4年来改革暴露的问题为导向，经过反复研究探索，电网体制改革的方案已经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输配分开+区域（输）电网”模式。具体地说，就是纵向实行“输配分开”（真正放开电网的另一头）；横向成立多个具有法人资格的区域输电网公司，省级输电网的实体地位不变。国家电网公司在改变功能的前提下可继续保留，主要职责为建设运营区域电网间输电联络线路、从技术上协调各区域电网的电力平衡、参与国外电网建设等。存量配电网，可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经过招投标等必要程序，按适当比例划分给中央和地方的发电集团、相关能源公司，以及独立的配售电公司；同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更大规模引入社会资本。

       这并非标新立异的构想，基本是上一轮电改准备实施而未实施的方案，只不过在今天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人们对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得更深刻。

电网企业不能一家独大

国有企业应该做大做强，但做大绝不是一家独大，而应当是一个群体的壮大。电网具有自然垄断特性，但不等于说电网企业可以一家独大，这既不符合市场化的要求，也不符合电网技术规律。电网可以扩大联网规模，但并不意味着电网企业的规模也要随之扩大。

竞争是促进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的最有效手段。电网不能在同一区域内进行“对抗性竞争”，但可以创造条件进行“比较性竞争”，即通过科学设计，将全国电网适当分为几个规模大体相当的区域电网，形成一种“比较竞争”的态势，这样有利于在政府的监管下，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在公有制条件下，“比较竞争”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市场竞争方式）。

输配分开是符合国情的正确选择

电力体制改革需要依据国情：一是我国传统文化人情味浓，民众的法治观念还相对薄弱；二是在国家大电网之外，存在着数量十分可观的用户自建配电网；三是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

首先，电网体制改革方案的优劣不能凭主观判断，必须靠实践检验。在要求电网企业重新定位，改变营运模式，只收取经政府核定的过网费的同时，又允许电网企业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售电公司经营售电。尽管要求输配业务与售电业务分开，但在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这种“藕断丝连”的“体制模式”，在实践中基本不可能为建立公平公正的电力市场贡献正能量。

其次，据调查推测，网外配电资产的总量比大电网现有资产的总规模还要大得多。出现这种情况至少说明四个问题：一是国家大电网内输电网和配电网的投资比例严重失衡，配电网的建设长期以来被严重忽视；二是配电网由于数量很大，资金的需求也十分巨大，现行电网的投融资机制，无法满足配电网建设的需要，社会资本早就以非市场化的方式，大规模且被动地进入了配电领域；三是大电网的现行管理体制，大大拉开了电网与地方经济的距离，迫使地方政府和企业不得不自建配电网并无偿移交给电网企业；四是说明被动的“输配分开”其实早已存在，由于是被动的，配电网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如利用率低、能损大、服务质量差、电价高等问题。这四个问题都表明，现行电网体制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改革最好的选择就是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建立输配分开体制。可以预期，输配分开后配电网将更加贴近各企业用户，社会的营商环境会因此得到大的改善。那种由企业被动自建配电网，然后无偿移交给电网企业的严重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就再也不会发生了。

第三，输配分开后形成“中央政府管输电，地方政府管配电”的格局，实质上是在电力行业进行的最大、最有效的放权，结果必然为配电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打开广阔前景，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配电网建设。配电网是能源互联网建设的主战场，大量社会资本的进入必将掀起一个能源互联网建设的高潮，从而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为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输配分开是能源转型的客观要求

能源转型的成功依赖于电网的重塑，而电网重塑的重点在配电网。电网向着扁平化、分布式方向发展的过程，是配电网不断由被动变为主动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配电网内分布式能源比例将不断增长，多数配电网可超过自身用电负荷的20%，相当一部分可以超过50%，有的还可以超过100%。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能源互联网建设，将使配电网进一步局域化、市场化，在能源转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能源转型导致的配电网变革是输配分开的深层次原因，因为能源转型以及相应的电网技术模式代表着新的生产力，而电网体制则代表生产关系。电网体制的变革，正是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

关于我国的电力市场体系

与“输配分开+区域（输）电网”的电网体制对应，我国将形成四个层级的电力市场：即垮区域电力交易市场、区域电力交易市场、省级电力交易市场和配网电力交易市场（微平衡电力交易市场），共同组成我国完整的电力市场体系。它们分别依托跨区输电线路、区域输电网、省输电网和配电网。各级市场相互协调配合，共同完成服务用户的目标。

四个电力市场中，有源配电网的微平衡交易市场情况最为特殊。在这个市场里有两种运营模式：一是一体化模式，即配电网公司拥有该配电网全部资产，并负责整个配电网的发、配、售业务以及保底任务。在这种模式下，该配电网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个放大的微电网，内部可按照微电网的做法进行直接协商交易，对外可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参与各级市场交易。二是多元协同模式，即配电网内存在其它售电公司和（或）分布式电源、微电网等公司。第一种模式具有较大优势，虽然形成一种垄断，但由于实行特许经营制度，每个配电网范围又相对有限，比较性竞争激烈，加上政府监督，其负面影响完全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在新的电网体制下，电力调度交易体制改革不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调度和交易联系密切，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各自围绕电网的运行方式提出约束条件，经协调修正，最后求得同一个解，所以理想的体制是两者合二为一。在此基础上也有两种模式：一是相对独立运行，二是仍归属输电网，在输配分开的条件下，第二种模式也是合理和可行的。

对照中央提出的改革要求，可以看出，本轮电力改革主要聚焦在电力市场相关机制的建立上，有意无意忽视或回避了电网体制的改革，这是极不明智的。事实上，电网体制改革正是深化改革、确保建立公平公正电力市场的关键一招，也是促进电网重塑和加快能源转型的实招、硬招。改革就是创新，体制改革就是体制的创新，只要政府主管部门不忘初衷，敢于担当，在创新的时代带头创新，完成电网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不难的。

实践证明，“输配合一、一家独大”的电网体制已经过时。在新的时代，无论是从市场建设、企业定位、能源转型、国情特点、电网技术规律等任意角度看，电网的输配都有必要分开。输电网和配电网各有各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前者要建设的是一个枢纽型、平台型、共享型的现代化电网（企业），后者要建设的则是以分布式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互联网（企业）；一个具有高度垄断性和统一性，一个具有相对竞争性和分散性。两者分开治理有利于集中精力，以更精湛的专业技术，高水平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从而为加快我国的能源转型做出更大贡献。

                                 （编辑  杨利红）

2020年是制定“十四五”能源规划的关键一年，研究能源电力转型的大趋势，对于制定规划有重要意义。把握能源电力转型的趋势，一是要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二是要把握能源电力转型的基本推动力；三是要把握中国能源与电力的关系；四是要把握电力工业性质的变化；五是要把握能源电力中关键领域的发展规律；六是要把握能源电力技术发展趋势。而作好“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不仅要考虑到规划的内容，而且要充分考虑到规划编制方法的改革。

中国能源电力转型趋势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能源和电力工业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电力工业的规模由小到大再到强，电力供应能力由严重短缺、不足到平衡和略有富余，技术水平由落后到先进和部分领先。现在，中国电力工业已发展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水平先进、供应能力充足的现代电力系统。

十九大提出了“两个百年目标”及中国经济、资源、能源转型的基本要求，即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百年目标”是能源电力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源泉。同时，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生产系统与生活系统循环链接的资源利用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要把握能源电力发展的大趋势，必须坚持正确的能源价值观和方法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我认为能源价值观由能源安全、绿色、经济三个要素构成。其中，能源安全是核心，绿色（包括清洁、低碳、生态良好）和经济性是两个重要约束。同时，不论从各国的能源战略看，还是从能源发展历史看，能源转型核心都是以保障能源安全为最重要目的。但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能源安全如果没有绿色和经济性约束是没有意义的。我国能源发展的方法论就是“四个革命、一个合作”，即通过生产革命实现能源供给侧的绿色、经济和多元化，通过消费革命实现能源节约，而生产革命和消费革命的主要支撑是科技革命、体制革命与国际合作。

当前，世界范围兴起的能源电力转型的基本推动力有三个方面：一是人类总是不断创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当前，以新能源发电技术不断进步为基础，以互联网、移动通信、智能化发展和应用不断深化为依托，已经具备了大规模能源电力转型的技术基础。二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共同追求。受百年以来化石能源大量使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影响，气候变暖持续严重，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现实和潜在的重大影响，迫切需要减排温室气体成为全人类共同推动能源电力转型的强大动力。三是受经济社会发展基本价值规律支配。如果能源电力转型所付出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太大，不仅难以推动而且难以持续，正是由于科技进步，使能源大规模转型有了可预见的经济性和可行性。以上三个推动力决定了当前能源转型的特点是以可再生能源转化为电力和终端能源应用的电力化为核心内容，因此称为能源电力转型。

能源电力转型的十大趋势

判断1：在能源供给侧，非水新能源快速发展，条件较好的项目与传统化石能源发电相比，经过5-10年发展具有经济上和应用上的竞争力。如果将碳价考虑在内，竞争能力则进一步增强。我国能源转型将会改变以油气替代煤炭的传统替代阶段，加速进入非化石能源替代煤炭、石油阶段。预计在2035年左右，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约占全电量的50%。

判断2：电力工业的功能性质已经由传统的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对电力供应提出的量、质要求（公用性、基础性），拓展为促进能源系统绿色化，进一步成为能源工业的主体和循环经济的核心。电力工业的性质转变（图1），如果从电能生产领域、电能使用领域以及交叉领域所承担的新功能来看，电力工业的主要任务并不只是提出电能，而是要考虑全社会资源及能源的高质量利用。

图1  电力工业性质转变图[1]

判断3：在能源侧及电力需求侧，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将持续提高，预计到2035年，该比重将接近40%，2050年超过50%，成为能源消费的绝对主体。

当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基本持平，且我国还略高于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一些专家由此认为，我国电能占终端能源比重不会再提高。笔者认为，发达国家天然气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大约为25%左右，而我国仅在7%左右，我国计划在2020年力争达到10%，2030年达到15%左右。制约天然气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源、价格以及低碳（相对于可再生能源）特性。要提高我国终端能源消费的清洁化，需要同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及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图2为2005-2015年电力转化能源及电能消费占比，可以看出，这两个曲线都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未来会进一步加快提升。

图2  2005-2015年电力转化能源及电能消费占比

判断4：随着新电气化时代的到来，电能需求还有较大空间。我们既要解决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所面临的电力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又要满足完成工业化对电力的需要，还要满足未来能源消费以电力为主体的需要，因此电力在较长时期内还要实现较快速发展。

图3显示了1978年到2017年我国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全社会用电量增速/GDP增速）的变化情况。由图中可以看出，1个年度的年际平均弹性系数值在0~2之间，且年际间波动较大，没有体现出电力消费是经济增长“晴雨表”的稳定关系；但10年滑动平均弹性系数曲线在0.8~1.2之间，且呈现出较规律性的波动，既反映出了“晴雨表”特性，也反映出弹性系数的周期性变化。虽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弹性系数将稍小于1，但我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第二产业用电量比重虽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会持续下降，但在中长期应当维持在约50%左右。同时考虑到未来能源使用的电能化以及智能设备大发展和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电能应用将有较大空间。2013年，我曾写文章预测2020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7.5万亿千瓦，当时被认为是一个高得离谱的预测，但现在看来可能最接近实际。经过分析，我仍然维持2013年我对全社会用电量的预测，即2030年为11万亿千瓦时，2040年14万亿千瓦时。当时我预测，2050年将达到16万亿千瓦时，现在看来很难预测这个数值，主要原因是彼时电的用途与统计口径与现在有很大不同，基于能源电力安全和用户的特别需要，相当一部分电量会用于生产氢能或合成能源，电向能源的反向转换将成为常态，且由电能生产的电能源规模会扩大。

图3  1978-2017年中国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变化情况

判断5：电力发展约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火电（煤电）机组的技术水平已是世界先进、甚至领先，污染控制技术也是世界先进技术，常规污染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这个传统的制约电力发展的最大因素已经发生转变。同时，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减少水资源等消耗的空间也大大减少，电力行业将逐步过渡到碳约束和以碳减排为统领的节能减排新阶段。

现有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常规污染物排放和有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重金属排放以及其他环境问题都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进一步解决污染问题的思路是考虑投入与产出是否合算（这个“合算”包括了环境效益）。总体来看还是要科学合理地以环境质量要求为依据，以技术经济条件为约束，科学制定排放标准，科学开展环境治理。过度的治理和不顾条件的扩大某种技术的应用范围，对企业施加不合理的压力，对环境造成的副作用会加大，甚至得不偿失。

有人认为，单位GDP能耗指标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在能源电力生产领域、钢铁、有色、建材等领域，为缩小这种差距而采取强度节能已经几无空间，降低这个复合性指标要在“分母”上下工夫，即在经济结构上下工夫，而不是持续加大投入实施节能改造。

判断6：电力生产和输送布局由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如西电东送），逐步过渡到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与分布式、就地平衡并举，再发展到以就地平衡为主，但大范围优化配置清洁低碳电力，仍然是中国能源战略安全和资源综合优化利用的重要选择。

第二产业发展仍然是我国未来最大的用电领域，而第二产业布局不仅受能源需求的制约，也受其他资源和地域的制约。同时，由于中国清洁能源分布的特点，以及未来电能与其他能源（如氢）之间互相转换和与其他资源的优化匹配，也需要有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电力的能力。

判断7：电力系统运行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能源电力转型持续推进，能源侧、电力生产和供应侧、电力需求侧这三方面的融合度不断加大，形成的新能源发电、分布式电力系统、储能储电、综合能源服务的部分不断扩大。电力需求侧管理（DSM）将逐步过渡到需求响应（DR）阶段，再过渡到供需耦合的阶段。此阶段，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将成为电力、电量的主体，且与核电、大型水电、气电、煤电、分布式电源、储电等共同构成多元化的新型电力系统。

在传统电力管理模式中，体制背景是计划经济或者以计划管理为主，电价由政府完全控制到重点控制，技术背景逐步发展到自动化、信息化阶段。在供需耦合阶段，体制背景将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除极少部分电价由政府控制外，基本上以市场确定，而技术背景进入到“云大物移智”阶段。电力需求侧管理、电力需求响应与电力供需耦合的发展发生变化（图4）。能源电力转型使得能源侧、电力供给侧、电力需求侧之间逐步加大了融合，形成了新的业态和不同的商业模式，传统的较为清晰的行业界线变得模糊了，必须有新的制度加以规范，使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发展的要求。

图4 电力需求侧管理、电力需求响应与电力供需耦合发展变化

判断8：储能储电决定能源及电力系统转型的进程和形态。储能将快速、大规模地在电网侧、发电侧、用户侧全面发展，对于保障电力系统稳定，促进能源低碳转型，促进全社会低碳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储能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及消纳问题，而且对于提高核电、煤电机组的可靠、经济运行都将发挥重要作用，从而进一步减少煤电装机容量，或者促进加快淘汰高碳排放的火电机组。多种储能的快速发展，由于具有替代性，需要政府部门和企业对火电机组的灵活性改造进行理性考虑，防止大范围的“一刀切”，从而降低机组的高效性能。

动力电池储电的快速发展，由于其快速放电特性，将大为改善电网的调节速度的电能质量。当有较大规模的动力电池储电用于电网调节时，对于推进电网系统和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行模式具有本质性影响。图5为电网、电源与用户的关系及储能主要应用图，电网侧、电源侧、用户侧都可以储能（电），但功能不同。与此同时，储能空间是一定的，尽管储能发展可以扩大用户的范围，但储能之间具有互相替代性，因此应当统筹考虑储能发展问题。

图5  电网、电源与用户的关系及储能主要应用图

判断9：电动汽车将持续快速发展，与电力系形成深度互动，尤其是智能电动汽车与新型电池、充电设施的互动性推进，将促进社会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也将进一步促进电力系统加快向供需耦合的方向“进化”。

判断10：电力系统将不断演变，2025年左右我国电力将是以智能电网为基础的电力系统；2035年左右将是以智能电网为核心、能源互联网为基础的能源系统；2050年左右，将是与其他能量、物质、交通、信息高度融合的综合性系统。新电气化时代将成为新时代的主要标志。

以上十个判断，粗略预计了能源电力转型的近、中期特点，以及转型高级阶段初期电力系统的形态。能源电力转型是一个既快速而又漫长的过程，对此要有充分思想准备。快速，是指多项技术发展之间相互促进而产生的巨大复合效应和物理形态往往远超人们的预期。泛在互联网、5G通讯、新能源发电与智能电网、电—能双向储转、智能电动汽车、智能制造等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大规模应用在技术上有望很快实现。漫长，是指巨大能源系统转型需要一个过程，且这个过程并不会一帆风顺，不仅会受到技术瓶颈的制约，更受到不同利益集团导向所构成的生产关系制约，还有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形势的影响。十大趋势是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角度所做出的思考。历史将再次证明，能源电力转型将改变世界！

对“十四五”能源规划编制的建议

首先，对过去尤其是“十三五”能源类规划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促进对“十四五”能源规划编制本身进行改革。要敢于破除传统的、不适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规划框架，如进一步减少规划层次、优化规划内容。

其次，更加重视能源各个方面的协调性。把重点放到能源综合规划上，尽量采用自上而下形成综合能源规划统领下的多种能源子规划相互衔接的整体规划方法，力求避免采用自下而上使能源综合规划成为其他专项能源规划的简单叠加的方法。

第三，加强高质量发展要求下的能源指标体系研究，使能源规划由品种、数量的平衡型规划转向能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提高型规划。因此，规划应重点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即以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和“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为主要载体。

第四，在“四个革命”和“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坚持目标的统筹协调，而不是将“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割裂开来。同时，考虑到经济社会能源转型的大背景、大潮流，“十四五”规划中应当补上以减“碳”而不是减“炭”为核心的“低碳”发展“短板”。如在确定指标体系及具体目标时，应当压实碳指标。

第五，淡化规划中能源数量平衡内容。当前全球一体化和中美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以及“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等各方面变化迅猛，规划实施中能源总量或者不同能源品种结构的变化与实际不符，这恰恰反映了它的正常性。因此，过多拘泥数量平衡是没有意义的。

第六，强化政策的引导作用。在能源安全底线思维下，淡化了数量平衡后，要有调整能源数量的政策工具，注重通过市场机制发挥政策调控的作用。要说新规划与传统规划的最大区别，应当是政策的作用更加直接和重要。过去主要是通过计划手段实现规划目标，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多数情况下这种手段难以发挥作用，规划目标的实现主要靠政策导向。

                                 （编辑  杨利红）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各地蔓延，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演绎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民族战歌。

在湖北武汉抗击疫情的前沿阵地，那些勇敢的护士、医生和志愿者，那些兢兢业业的小区工作者、警察、记者、建筑工人以及千千万万普通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至为宝贵的时代记忆，这是人民的记忆。       

记录疫情的志愿者：抗疫援助中的影像力量

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庚子之年，每一个普通人都在感同身受着关于疾病乃至人类社会未来的惊惶与恐惧、失落与无助，其中亦不乏抗疫时刻燃起的逆境中重生的爱心与希望、乐观与幽默。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的革命赋予了人们以影像对抗遗忘的权力，疫情期间，无论是平凡人日常生活的画面，还是来自抗击疫情一线的照片，个体的影像叙事汇聚成铭记这个特殊时刻社会真实与鲜活瞬间的具象化文本。

由一个整理辟谣信息的石墨文档而组织起来的“A2N”志愿小组（Anti 2019-nCoV）发起了一场名为“明天的记忆”的在线摄影展作品征集活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7次在线摄影展、近百组图片，记录着平凡人冷暖悲喜交织的记忆——儿女仅能在“封闭式”管理的小区门口探望老人，母亲为两月未剃头的父亲打理头发，物资运送志愿者趁着工作间歇躺在纸箱上打个盹，阳光下三两个挂在枝桠上的不舍得丢弃的旧口罩、空无一人街道上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北京雪夜里在简易帐篷中值守的大学生志愿者……待疫情稍有好转，人才市场上人头攒动着，人们已开始思考着明天如何生存；河边有零星几个人戴上口罩来洗衣，在所有烟火气都静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平静地等候春天。    

参与摄影征集活动的一位志愿者说：“A2N使我意识到个人力量的价值，这是一种‘个体不应隐身于宏大叙事’的价值，是个人在社会大公益背景中的价值。”摄影并不依赖于文字，但影像却蕴藏着文字无以企及的力量，它化解误会，弥合分歧，让相隔万里的人们跨越山川来相见。成千上万志愿者在这场抗疫行动之中以微火汇聚成燎原之光、以水滴汇流成江河湖海，来自亲历者的影像是人们在疫情中与个人心灵的直接对话，它使我们重新近距离关注自身与周遭，获得一种积极看待世界的方式，最终融入集体记忆的罅隙中。   

为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全国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举国上下采取停工停学措施，此时多部影视剧的拍摄也只能暂停，导演邵进的拍摄团队便是疫情期间不得已留守在疫区武汉的剧组之一。因剧组此前曾去武汉同济医院拍摄，该团队130多人在酒店进行了自我隔离，加之酒店确诊的两例新冠肺炎患者，其中一例在发病48小时后离世，在这样的极度焦虑中，邵进慢慢学会和眼下的困境相处。他深受入住酒店的支持湖北医护人员剃头举动的触动，用剃须刀片给自己剃了个光头。随后他成为一名志愿者，加入到疫区救助的行动中，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发起向一线医务工作者募捐1万份自热米饭的倡议；在运送物资的途中，他帮助一位爬到大桥栏杆上想自杀的女孩解开心结，并欢迎她加入到志愿者团队中。

邵进坚持着每天做饭时拍一条小视频记录疫区生活，这成为远方的家人朋友了解他境况的方式；在志愿工作过程中，他搜集和见证了许多真实的故事，如一位并未入选前往抗疫一线的医生辗转来到武汉加入志愿医疗队，如一位女性志愿者自己与丈夫和小孩隔离开、每天为小区的疑似患者送菜。作为影视工作者，他酝酿着创作一个新的剧本，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将这些故事串在一起，他坦诚地说：“可能它不是什么大片，也不会拿什么奖，不会有多高的票房，但我想记录下来，再过十几二十年，把它拿出来给孩子们看，告诉他们，我们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段历史。”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每天仍有许多生命逝去，时代的雨滴打在每一个人头上，数字背后是具体而鲜活的人，是陷入窘境的人，是奋力求生的人，是希望能在危急关头助上一臂之力的人，影像的力量便在于照见他们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自己，它体恤苦难，允许脆弱，也唤起人们的勇气、尊严、幽默、从容与力量。

前线奉献的志愿者：以平凡成就伟大

在疫情中甘于付出的志愿者都是平凡的个人，在社会上扮演着平凡的角色，有的是司机，有的是理发师，有的是企业主，有的是快递员，有的是退休工人，有的是学生……在灾难面前，他们默默承担着平凡的工作，或是帮助病人联系车队，或是为独居老人送菜，或是为医务人员理发，或是运送物资，或是提供心理咨询，或是代喂宠物……他们也害怕病毒，会本能地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但是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让他们走上志愿岗位，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正是这些平凡的付出和奉献，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

有些志愿者怕家人担心，背着家人“偷偷”参与志愿活动。住在汉口的玲姐，疫情爆发初期就偷偷接下汉口某个区域入户喂养宠物的工作，她跟负责人打电话对接工作要避开丈夫，出门帮喂宠物被子女发现，怕子女担心只能撒谎说是去取快递。有的志愿者瞒着家人承担配送物资的任务，同在志愿者群的女朋友担心他的安危不让他出门，他无奈之下要求群主将女朋友踢出群。国内首个启动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开始招募志愿者进行人体注射实验时，两个刚上大学一年级的女孩瞒着父母参加了实验。

志愿者也会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危。免费为医护人员理发的志愿者表示：“刚开始做志愿活动的时候非常小心，不敢轻易开车门，车窗从来没打开过，到了地方就下去干活，回来的时候还会用酒精喷一下车门把手”。武汉民间抗疫志愿者联盟的成员伍杨说，自己做志愿者心理压力很大，怕因为自己导致家人感染病毒，每次回家进门之前，消毒工作从头到脚，到鞋底都不放过，感觉呼吸道都被消毒了。进门之后洗头、洗澡、洗脸、洗耳朵、无数次洗手，吃饭睡觉都和家人分开。两个小孩很黏自己，每次见她回来就喊“妈妈，妈妈，回来啦”，但也只能跟孩子说“你们离远一点，不能亲，不能抱，不能碰”，两个孩子很失望，觉得妈妈不喜欢自己了。

一些运输志愿者因为责任感而来。他们既要跑车，又要帮忙搬货，工作一天手都抬不起来，比上班累多了，被问到为什么还要来，他说：“我是有A照的人，本来武汉封城司机就很少，我不开谁开？” 武汉一位发型师Johnny受疫情影响两个月没有收入，每月还要还8000元左右的房贷和车贷，外加理发店房租，但他志愿给医护人员理发，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不收费，他说：“人家是拿命在拼，我们怎么好意思。”朋友问他为什么要冒风险做志愿者，他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看到武汉招募新冠疫苗志愿者的启事，身为独生子女的周廉卜立刻报名，他说：“作为一个武汉人我义不容辞。”一位加入志愿组织，把自己的美容院门店作为临时仓库和办公点，经常忙到崩溃的普通市民说：“想让困在家里的人知道，武汉不是没有救，不是没有人管。”

志愿者做出了很多牺牲，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要到凌晨才能休息。武汉传媒学院大四学生Summer从武汉封城那天起，就成了一名在线志愿者，他说做在线志愿者比之前学习和工作的强度都要大，每天微信都会收到三万多条消息，只有把当天的事情处理完，才能安心睡觉。最晚的一天，晚上10点有三个患者同时求助，直到凌晨3点40分才休息。发型师Johnny疫情爆发后加入志愿者团队，为医务人员理发。志愿服务第一天是为海南医疗队和陕西医疗队200名左右医护人员理发，七、八个理发师从早上八点多一直剪到凌晨一点半。最多的一天，Johnny一个人为80多名医护人员理发。外出工作的志愿者需要穿防护服，防护服很闷，冬天冷又不能不穿棉袄，忙起来一身汗又不敢脱，只能让汗自己干。全副武装的志愿者午饭要么简单吃点面包、方便面，要么不吃，担心摘下口罩被感染。民间抗疫志愿者联盟中负责物资和医务人员运送的志愿者，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出门，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为了不浪费自己一身的防护装备，多做一点事情，他们基本上一天都在路上跑，需要上厕所只能去公共厕所，由于衣服穿脱麻烦，又怕传染，很多司机都选择憋着，“我膀胱要炸了”，这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就是这样一群互不相识、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人聚在一起，彼此信任，为着同样的目标努力着，延续着希望，给那些被疫情折磨的人带去帮助、带去温情、带去慰藉。他们会崩溃、自责于自我渺小、能力有限，不能保证所有的努力都有效，不能救护所有的人，但千千万万个他们聚集起来，成就的是伟大的事业。

特别的志愿者：新冠疫情中的自主动员

区别于由政府和小区组织的志愿者群体，正在国内的海外留学生中的志愿者是自发组织形成的，并展现出了极为惊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高效率。来自澳洲的莫纳什大学留学生北林说：“在北美和欧洲的同学们迅速发展起了一整套的志愿者组织，他们快速地向内地进行了价值上千万美元的援助。”

除了北林提到的物资和资金的援助，海外留学生志愿者把非常多的精力投入到信息的收集、发布以及宣传工作中去。“科普疫情知识和预防方法；采集和汇总求助信息，由有医学、社工、心理学的志愿者为尚未住院的患者及家属提供医学答疑和帮助，给一部分患者提供制氧机，联系小区，帮助患者可以尽快入院；收集和更新武汉及周边县市的床位信息、可以做核酸测试的医院和测试流程；给武汉留守孕妇们提供医院信息和说明；征集当地志愿者，提供、交换供需信息，运送医疗物资，接送医护人员和患者；制作疫情相关的海报等。”来自美国湾区的留学生陈恕行总结道。

留学生志愿者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由于人手、物资紧缺和客观环境相对严峻所造成的志愿者工作的不足之处，这与海外留学生通过实时通信设备和交流平台，迅速完成自我动员和组织的高效率是分不开的，留学生们在组织层面的努力最终也成为整个抗疫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北林发现：“各个志愿者团队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个超大的圈子，热心于帮助他人的人们互相吸引，聚集到了一起。”与此同时，国内的许多组织和社群也与留学生们展开合作，在信息集群与散布工作上通力协助。

不过，留学生的自我动员仍然存在问题，北林认为相较于欧美平均年龄较高的留学生群体，澳洲学生“能力水平分散，更如一盘散沙。”其中有能力者往往会参与中国本土或是欧美的志愿者群体，澳洲留学生的社交网络相对不完善，志愿者动员能力较差。另一方面，北林也认为在这次疫情救援的过程中，很多志愿者群体存在着“资源、人才被严重浪费”、“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某些人追求个人成就和名誉”的问题。尽管包括留学生在内的自发组织的志愿者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社会力量的组织和协调水平整体上还有待提高。

除了留学生之外，国内的残疾人群体也是自主动员的优秀志愿者群体。武汉的一名成骨不全患者余静非常热心地参与到帮助别人的志愿活动中来：“这几天我也在积极联系媒体朋友为残障群体发声，以期获得社会的关注以及必要的支持。我想，除了照顾好自己之外，我还能多做一点的事情。”

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许多残疾人没有办法投入到线下的志愿活动当中，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发挥自身能量，像余静那样投入到在线信息收集与分发工作中。也有许多残疾人成为了线下志愿活动的一分子，疫情期间，湖北省黄石市有数百名残疾人加入志愿者行列。卫国平尽管下肢残疾，还是主动为居民送餐送药。黄石居民陈耀模感慨道：“没想到，我一个‘外来户'初来黄石，疫情期间照样有饭吃、有衣穿，生病了，还有人代购药品。”

作为无法完全参与到抗疫一线工作的群体，留学生和残疾人都积极展开自我动员和组织，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这为疫情期间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志愿者体系进行了补充，切实为各地居民和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服务。

                                （编辑  季节）

2020年初，全国各地相继暴发新冠肺炎疫情，湖北武汉成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在这场战“疫”中书写了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新篇章。

回顾武汉抗疫的历史，社区动员将防控重大疫情这一社会目标转化为每一位基层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的社区行动。在疫情防控的实践中，社区动员使得基层社会共识得以形成，从而在短期内汇集资源，在防控重大疫情、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上发挥出重要作用。 

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继续发挥重大疫情中基层社区的健康“守门人”功能具有迫切的必要性。要在总结武汉抗疫期间的战“疫”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以基层社区为基础的重大疫情防控体系，筑牢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是防控疫情第一道防线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厚植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一直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不管是在抗日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里，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中，我们党始终拥有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能力。在武汉抗疫期间，社区工作者依照疫情发展状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社区动员，支持居民参与，将广泛动员和精准动员相互结合，形成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工作机制，同时鼓励部分居民参加志愿公益服务，确保了基层社区内的信息传递、居家隔离与生活物资保障。

高效而可靠的基层社区动员首先体现在其动员方式的科学性上，社区工作人员能够根据疫情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高社区成员对疫情的警惕性。在疫情防控的初始阶段，基层社区进行广泛动员，使得社区成员的警惕性能够迅速提升，形成人人参与的局面；在疫情防控后期，需要精准动员，鼓励符合条件的部分居民参加志愿公益服务。在具体的工作中，社区动员的方式和方法有很多，一方面，可以借助邮件、告示、电话、网络平台等方式进行宣传，另一方面，需要协助开展医疗救治、社区封闭管理、入户排查等工作。

武汉疫情进入新的阶段后，有些疫情风险较高的基层社区迅速做出反应。武汉百步亭社区某医疗服务中心值班医生表示，就在“万家宴”举办后不久，他们收到通知，要求发现发热、发烧、咳嗽的病人要及时向社区医院汇报。一位此前曾参与“万家宴”的志愿者也感受了前后的变化。“万家宴”当天正值小年，她们一家还在周围餐馆聚餐，但这几天餐馆已通过电话通知她们退订预约的年夜饭。

在疫情防控基础较为薄弱的农村地区，信息传递的畅通直接关系到村民的生命与健康。新洲区位于武汉市和黄冈市之间，有“中国建筑之乡”之称，全区有十几万人在武汉市乃至全国各地从事建筑行业。自1月23日武汉市宣布封城之后，新洲区的各村镇迅速反应，动员人力进行疫情防控。新洲区邾城街道办事处下辖的某村村支书刘明表示，一旦发现从武汉回来的人员就会组织入户调查，检查他们是否发烧、体温是否正常，这些信息每天都要上报。

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能够充分结合强制性动员与自发性动员的优势，一方面牢牢依靠行政力量进行组织动员，另一方面鼓励社区成员热心集体公益，进行自主动员。在疫情防控中，“组织动员和自主动员的结合形成良性互动的应对机制，可以确保动员的力度”。[①] 基层社区既要组织干部下派、力量下沉，落实党员“双报到”制等，也要充分理解社区积极分子的心情，协助进行志愿者招募与服务，安排志愿者参与物资筹集与分配、信息收集与传递等工作。

基层社区动员首先应明确主次，组织动员受党和政府统一管理，具有强制性。重大疫情的防控相对特殊，需要行政力量统一协调医疗资源、提供专业的指导意见。以行政力量驱动的组织动员为主，自主动员为辅，减少自主行动的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社区有必要将社区自主动员纳入政府组织动员的轨道，吸收社区的积极力量。

春节假期，湖北省东部大别山区某镇干部李波一直在镇政府加班，他们整个乡镇的工作人员这段时期也全部在岗，随时待命。李波所在的地区距离疫情中心武汉市有200余公里，车程三四个小时。随着武汉市的封城指令下达，疫情防控的指令迅速从省里传到武汉市乃至周边地市的各乡镇。腊月二十九，李波所在地区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指挥部就已下发指令，所有班线客运、公交、出租车停止运营。

基层社区动员还应明确分工，强化组织动员与自主动员的协调性，依托于社区居民之间的社会网络，将供需精准对接，解决信息收集与传递、物资调运与分配、社区封闭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在这个环节中，自主动员侧重对内动员，主张依靠志愿者自身的意愿、能力与社会网络推动疫情防控，与行政力量相辅相成。

志愿者服务充分调动了社区成员对公共事务的热心与关注，对疫情防控有积极作用。一个本打算去湖南办事的大连小伙误打误撞在武汉下了车，为了不露宿街头，他找到一份在医院隔离区打扫卫生的工作，成为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志愿者。武汉抗疫期间，志愿者充分的自主动员，及时、有效地解决了人力短缺、信息收集困难、物资传递不通畅等诸多难题，提升了组织动员应对疫情的能力。

重大疫情防控中基层社区动员的举措和成效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属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能力引人注目，不仅形成了广泛的基层社会共识，还整合了抗疫信息与大量的物质资源，在短期内形成强大的合力。

首先，社区动员的首要目标是形成共同抗击疫情的基层社会共识，并据此转化为具体的社区行动。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公众不得不打破往日的生活习惯，出门必戴口罩、回家及时洗手，较长时期限制出行等预防手段势必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应对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人们采纳预防保护行为的意愿。面对这一问题，基层社区动员需要通过告示、邮件、电话和网络平台宣传等方式，形成牢固而广泛的基层社会共识，从而将疫情防控这一社会目标转化为社区成员可以共同参与的具体行动。

其次，社区动员可以高效、迅速整合抗疫资源，在满足物资供应和信息流通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组织动员与自主动员的密切结合，可以有效解决物资筹集与分配、信息收集与传递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一方面，基于行政力量的组织动员具有强制性，对外动员效率高、能力强，可以迅速集中海内外抗疫资源；另一方面，依靠社区积极分子自身意愿与能力的自主动员，在基层社区的渗透力强，能将供应与需求关系精准对接。这种组合形式既能保证物资供应充足、信息传递流畅，又能很大程度地避免了抗疫资源的浪费。

第三，基层社区的应急动员释放了社区面对重大疫情防控的潜力，在短期内形成应对疫情的强大合力。

重大疫情防控中基层社区的应急动员具有紧迫性，往往会采取非常措施，建立类似战时状态的指挥体系，动员方式是运动式而非流程式。这种基层社区的应急动员方式特殊，会对个体实施预防保护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其意义在于凸显了社会环境因素对人们采纳健康行为的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高效的应急动员不仅可以迅速提升社区成员实施预防行为的意愿，还能够直接作用于社区成员预防行为的实施。

总的来说，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疫情的重视程度是在变化的，高效的基层社区动员恰能从这一实际出发，组织不同类型、不同方式的社区动员，进行重大疫情的防控。在基层社区推行社区动员的过程中，社区成员的态度在促进人们实施行为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社区需要广泛宣传动员的正面效益，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使广大社区成员能够充分理解到社区动员的好处，进而才能形成广泛的基层社会共识，发动充分的公众参与，以此支持社区行动的实施。

重大疫情防控中基层社区动员的经验和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一是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广泛动员一切力量，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在重大疫情防控的具体实践中，党的领导优势和组织特征是做好各项工作的保证，是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的保证。

二是特别重视基层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以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社区为基础，健全国家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管理体系。对基层社区的建设不仅要提高疫情预警能力，注重发挥在应急动员工作中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更要牢牢依靠群众的力量，提升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在组织动员社区成员的过程中，基层社区既要考虑到疫情的复杂性和阶段性特征，如不同阶段的传染风险、医疗救治、信息传递与物资保障等，也要对社区成员个体的差异性予以充分考量，如性别、年龄、职业技能、健康状况等。因此，基层社区动员不仅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进行动员，还应根据疫情的不同阶段、成员个体的不同特征进行划分，避免加剧疫情扩散，避免过度动员。

三是协同推进基层社区动员，鼓励将广泛动员与精准动员相结合，应急动员与常态动员相结合，组织动员与自主动员相结合。新冠肺炎是一种传染性较强的疾病，具有复杂的感染途径，基层社区内部联系密切，更要做好彼此的防护，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聚集性疫情的出现。在传染病流行期间，每个社区成员的行为对于疫情的防控至关重要，密切接触和人员聚集很容易造成疫情的扩散。然而，基层社区动员的对象不是整齐划一的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个性化、细分化的群体。对于某些社区成员而言，适度的恐惧诉求或许有效，但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则收效甚微。因此，基层社区应采用差异化的策略，将多种方式相结合，因人而异进行社区动员。

四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升基层社区在防控外部疫情输入层面的预警能力，加强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面对境外新冠肺炎疫情的实际情况，基层社区有必要在行政力量的帮助下，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完善多部门沟通与协作机制，强化基层社区的预警能力，防控境外疫情的输入。在保证社区成员安全的前提下，基层社区应成立专门小组，掌握社区内出入境人员的基本情况，共同应对境外疫情输入带来的压力，共享人员流动的数据和信息，筑牢基层社区这一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同时，上级行政部门应利用现有国际机制推动疫情防控的各地区合作，为基层社区提供专业性指导，及时发布境外疫情的信息，严格防控入境人员和物资向基层社区流入。

五是提升社区成员素质，重点培植社区动员能力，培养居民自觉防疫的意识。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社区成员的预防意愿和行为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预防行为的实施，还间接影响了基层社区疫情防控的效果。对于基层社区疫情防控的具体工作而言，外在的结构因素固然重要，但内部的条件才是改变社区成员认知行为的关键要素。因此在未来的基层社区动员中，社区工作应该多设计一些有利于唤起社区成员信心的具体内容，多采取一些激发社区成员潜能的健康干预手段，推动广大社区成员自觉自愿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编辑 季节）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但只要抓住“纲”，就会一目了然。中美关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遇到的最重要的国家关系，我们要紧紧抓住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中美关系对中国社会将产生全面和深刻影响，在中美博弈斗争中，中国面对可能发生的法律围剿风险，需要国家意志和法律思维。

中美关系从“战略合作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

一、中美关系从“战略合作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具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从部分合作转向多方面博弈；第二，矛盾冲突逐步升级；第三，中美博弈军事冲突的风险逼近；第四，中美关系的变化直接关系中美两国的国家命运。

美国白宫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发布的《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全面公开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敌人。美国提出，这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斗争，实际上是美国及其盟友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美国的立场是，不惜代价，打垮中国，决不允许中国崛起，超越美国。中美博弈是一场持久战。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方，取决于国家意志和人心向背。

二、中美之争和历史上“老大老二之争”具有不同的本质和特点，也不是西方学者所称的“修昔底德陷阱”。历史上，美国在与英国、德国、日本、欧洲的斗争，都是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打垮对方。只要对方心甘情愿做小弟，斗争就会从激烈转为和缓，甚至长期和平共处。美国对苏联，则是从内部进行和平演变，“五马分尸”，肢解苏联。美国对中国，则是全方位打击，穷尽一切手段，不把中国打垮决不罢休。

纵观中美关系，美国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战略，是全面遏制中国崛起，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和平演变和全方位公开打压，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由此，中美关系的本质，不是老大老二的经济关系，而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发展道路，两种发展模式的博弈。中美关系已经转向新的发展阶段，已经从和平演变，上升为全方位打压中国，开始显现不惜代价的“亚战争状态”。

三、美国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列宁说，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美的矛盾已经不是中小企业同大型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与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正如列宁所说，“现在已经是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国家和企业了。”[1]长期以来，很多善良的人们，忽略了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个本质。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阶段，美国的一切不靠谱、不讲理、长臂管辖、霸凌主义，种种疯狂都是其本质使然。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寄生和腐朽的资本主义；霸权的资本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美国第一”和“美国优先”都体现出美国霸权和垄断的帝国主义本性。

四、中美关系将处于长期缠斗状态。中美在合作中有打压，打压中有合作。美国打压中国的形式将更加多样化，打压的手段更加赤裸裸。打压的频率将更加密集。美国对中国全方位打压的“亚战争”状态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

五、对美国政治制度本质的再认识。第一，“美国第一”的概念，几十年来没有改变。美国要中国长期屈居全球产业链条的低端位置，成为美国的附庸；美国使用种种打击手段迫使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消除对美国的经济霸权、金融霸权、军事霸权、科技霸权，政治霸权的任何潜在威胁。第二，世界新冠疫情给中美关系激化提供了催化剂。美国的所谓群体免疫，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资本至上的典型表现。美国甩锅抹黑中国，不仅是美国转移目标的斗争手段，而且是帝国主义本质决定。第三，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退群”和单边主义，特别是世界疫情的爆发，加速了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区域化的世界格局多层次变化。但是，我们决不能据此认为美国是在“退却”，本质上是美国意图将中国与世界经济割裂开来，阻止中国融入世界市场，以维护美国在国际事务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世界经济秩序仍然是在美国的主导之下。第四，中美博弈将会全方位展开，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资源战、法律战和军事战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可能掐断中国的资源通道，扼住中国发展的咽喉。美国在时机成熟时，也不会放弃运用法律战对中国进行打击，因为这是成本最低，操作性最强，对中国经济直接损害最大的斗争手段。第五，中美博弈将是长期的斗争，最终胜负取决于两个国家的内功：制度优势和人心所向。所以，美国会抓住一切时机，对中国在舆论上、经济上、政治上进行渗透和分化，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会交替使用，甚至同时使用。对此，我们一定要有充分思想准备。

中国正在进入新的战略调整期

世界疫情无情地催化了所有国家的内在矛盾，催化中美斗争加速表面化、激烈化，并对中国社会产生全面和深刻的影响。它促使我们对西方治国理论的反思，对“小政府大社会”的反思，对自由经济的反思，对西方三权分立民主化的反思；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更深刻地体验到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这次中国武汉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省市支持武汉抗击疫情，42000多名医护人员，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这些医护人员全部来自公立医院。中国发展经济不是为了满足GDP指标，而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

中美关系转向新的发展阶段，促使我们更加重视研究美国、向美国学习先进的东西。中美两大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十分巨大，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国优先考虑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金融等方面还占有很大优势。只有敢于研究自己的对手，善于向自己的对手学习，才能真正变得强大。

    海外市场大洗牌，是危机，更是机遇

一、对中美博弈要有清醒认识。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本质转变，美国将在何种程度、采取何种手段打压中国的认识，还没有脱出“美国是讲道理”的思维定式。特朗普上台以来，退群、脱钩、围剿、另起炉灶，战略轨迹非常清晰，体现了坚决打垮中国的决心。特朗普对中国的战略一以贯之，斗争策略是“扮猪吃虎”，以不靠谱的表象蒙蔽了很多善良人的眼睛。

二、中国海外市场将面临大洗牌。中美“硬脱钩”，已是美国的既定方针。“硬脱钩”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当然中美经济硬脱钩对双方都会产生很大伤害，但美国决策者更偏重政治的考虑。他们认为，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为中国提供了崛起的机会，为了遏制中国，美国显然企图另外建立一套体系，将中国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美国要不惜一切遏制中国发展，要将中国海外市场生产链条断裂，海外经济的政治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大。海外市场将受到巨大损失，但目前国内市场规模还很不够。我们要下大力量建立国内经济循环圈，“旧力将尽，新力未生”，要准备过一段时间紧日子。

三、中国将建立“双经济循环圈”，抓住创新模式的历史机遇。中国经济要健康有序发展，应该研究建立“世界经济循环圈和本土经济循环圈，双经济循环圈，相互契合、滚动发展”的创新模式。如果过于偏重世界经济循环圈，我们的生产链条将会越来越长，越来越分散。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政治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将会日益增强。只有充分利用本土经济循环圈和世界经济循环圈的优势互补，最终建立“双经济循环圈”，我们才能进退有据，不畏风险。

夺回中华文明在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中美斗争，是制度之争，道路之争，是国运之争，也是意识形态之争。美国政府文件也明确表示，中美之争“是捍卫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斗争”。一个民族存在的本质特征是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经济振兴是基础，精神振兴才是灵魂。所以，中美斗争的新阶段，我们要发扬中华文明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主导权。

在中美斗争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必然要和西方价值观“脱钩”。多年来，国内热衷传播西方文化，其中很多因素实质上是西方殖民文化。我在承办捍卫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案之后，曾积极呼吁尽快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法》，而相关学术界就是否应当制定英雄立法问题，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反对以英雄立法保护英雄名誉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对全体公民不公平；第二，破坏了好不容易形成的社会民主氛围；第三，将会撕裂社会舆论；第四，绝不会被西方强国所承认；第五，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我当时表示：用法律保护本国英雄名誉，是世界各国的通例；美国是利用多部法律保护本国英雄的国家。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后，痛定思痛，也制定多部法律保护俄罗斯的革命英雄。反对用英雄立法保护英雄名誉的主张，居然被某些人鼓吹为“西方民主文化的精髓”。某些“公知大V”在中国传播的所谓西方文化，实质上并不是西方文化的优秀内容，而是西方的殖民文化。

中美斗争新阶段，也为我们提供了改变社会奢靡风气的历史机遇。我们全国上下都要有过一段紧日子的思想准备。我们要再次提倡艰苦奋斗，绝不允许骄奢淫逸的社会风气弥漫于我们的社会空气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艰苦奋斗；中国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仍然需要艰苦奋斗。

   法律围剿的风险时刻存在

一、美欧法律围剿的风险，随着中美斗争形势时隐时现。我们一些人士认为，美国起诉中国根本不可能，因为违反了“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甚至根本不会立案。实际上，国家主权豁免论在美国司法制度中根本不算什么。美国的司法专横和长臂管辖，可以为了贯彻美国的政治需要，扫清法律上的一切障碍。对中国的法律围剿是成本最低、直接打击中国的“剜心一刀”。法律围剿的风险时刻存在。

我们应该澄清一些认识误区：第一，认为美国起诉中国将违反国际法，南海仲裁案我们就不应诉，结果不了了之（其实，南海仲裁和美国诉讼完全不是一回事）；第二，美国起诉中国将违反国家主权豁免法，美国起诉中国根本不可能立案；第三，如果美国敢动我们的1万亿美债，我们也有反制手段，冻结美国在中国的资产；第四，历史上的美国疫情扩散到世界，没有受到追究。为什么现在美国要追究中国的责任？这些认识误区，源于对美国本性的模糊认识，需要国家意志和法律思维澄清之。

二、美国的思维，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美国将以国内法起诉中国。美国的理由有可能是，侵权行为在中国，侵权结果在美国，将以判例决定在美国的管辖权；第二，美国可以曲解和绕过主权豁免原则；第三，诉讼是民事行为，和美国政府无关；第四，执行中国海外资产，有法律依据，符合美国的法治原则；第五，美国惯常的司法专横和长臂管辖，可以扫清一切诉讼的法律障碍。所以，确实不排除美国在适当时机起诉中国，并执行中国海外资产。目前我国对可能发生的法律围剿风险的认识明显不足。

三、面对美国可能发起的法律围剿战，我们需要国家意志和法律思维。我们面对的法律围剿，本质上是政治战，是总体战。但是我还要强调，应对美欧法律围剿，首先是法律战，法律战是总体战之纲。

                                   （编辑  季节）

未来中美制造业竞争的影响因素

中美关系已发生实质性变化，美国对我国的遏制与打压将长期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深刻理解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十年的中美经济格局，以及中美制造业的竞争态势。

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特朗普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其原因，一是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所引发的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二是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经济总量接近美国，引发了美国的恐慌。

尽管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签署，但有理由认为，中美关系并没有实质性改善，未来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压将是长期的。

在先进制造业方面中美两国将激烈竞争

中美两国政府对制造业都比较重视，对于迎接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来临，两国政府都在政策文件中有所表述。这些政策愿景，勾勒出中美两国未来制造业发展的蓝图。

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有关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文件，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为世人所知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目前已形成“1+X”规划体系。对中美贸易摩擦突显的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和产业链安全问题，政府也给以充分重视。

美国近年来则寻求重振制造业，并大力支持先进制造。从奥巴马时期，美国就开始制定重振制造业的相关政策。如2009年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复兴与再投资法案》，2010年的《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2011年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2012年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2014 年出台《振兴美国制造业和创新法案》等等。特朗普上任以来则强调敦促海外制造业回流（特别是多次“喊话”要苹果公司产能转回美国）。

近几年来，美国围绕“美国制造计划”（Manufacturing USA）构建制造业创新网络，持续强化其技术创新能力和先进制造能力。

2017 年7 月21 日，美国第13806 号行政令《评估和强化美国制造业、国防工业基础和供应链弹性》宣布将对国内制造业提供战略支持。该命令特别强调了制造、产品供应能力与富有弹性的制造业供应链对美国的重要意义。

2018 年10 月，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发布了《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战略》报告。该报告分析了影响美国先进制造业创新和竞争力的9大关键因素，围绕“维持美国先进制造业的领先地位，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愿景，提出3大战略措施及目标[1]：（1）开发和推广新的制造技术，包含5 个具体目标:夺得智能制造领域的未来市场、开发世界领先的材料和加工技术、确保通过本土制造获取医疗产品、保持电子设计制造的领先地位、加强食品和农业制造业的机会。（2）教育、培训和劳动力输送，包含4 个具体目标:吸引并培养未来劳动力、更新并扩大职业和技术教育途径、推广学徒制并获得业界认可的证书、实现技术工人与所需行业相匹配。（3）扩大国内制造业供应链能力，包含4 个具体目标: 增加中小型制造商在先进制造业中的作用、鼓励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建立、加强国防制造业基础研究、加强农村社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目前中美制造业格局的几个特点

从总量看，将是“东风逐渐压倒西风”。到2010年我国GDP超过日本的时候，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18.4%）已超过了美国（17.3%）；随后美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一直低于20%，而中国一直在上升，到2015年，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6.7%。在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方面，中国也在2009年超过美国。

从结构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全球生产网络高度发展的今天，很难说一个最终产品到底是哪个国家生产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苹果公司， iPhone手机是在全球进行零部件采购与生产，最终在中国的富士康工厂完成组装，再出口到美国。如果把最终成品的iPhone手机出口量全算成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算成中国的贸易顺差，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从价值链看，美国仍占据高端。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由于大比例的中间品贸易，导致中国贸易顺差额的“虚高”；而美国实则占据了价值链的高端。刘遵义教授（2019）与其合作者采用新的方法计算分析，结果显示，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平均为24.8%，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中的相应水平为50.8%。以直接国内增加值计算，美国对中国有29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若考虑多轮次效应，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大为减少。另一个典型例子, iPhone利润的大部分被美国公司拿走，更是广为人知。

从产业链看，中国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仍然薄弱。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对华为禁售芯片等行为，突出暴露了我国在半导体产业方面的短板。

当前中美技术差距仍然较大

近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创新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还远不到沾沾自喜的地步。应该客观看到，在先进技术方面，美国领先中国很多，其技术差距以数年数十年计。

如周秋菊、冷伏海（2019）基于《2018研究前沿》的分析表明，在10个领域的138个前沿中，美国在118个前沿（85.51%）处于创造卓越的位势，11个前沿处于创新前列，7个前沿位于创新行列，2个前沿位于创新追赶。中国则在54个前沿（39.13%）处于创新卓越位势，19个前沿（13.77%）处于创新前列，24个前沿（17.39%）处于创新行列，38个前沿（27.54%）处于创新追赶，处于空白状态的有3个。

美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世界领先地位，来自几十年来在强大国力支撑下的巨额研发投入，包括高比例的基础研究投入。首先，根据刘遵义（2019）的测算，美国在2017年的实际研发资本存量为4.21万亿美元，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位居第二的日本为1.34万亿美元，中国则是1.14万亿美元，接近了日本；但中国的实际研发资本存量依然不足美国的30%。其次，美欧的研发支出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很高：意大利和法国约占25%，美国在2007-2016年的十年中平均为17.3%，日本稳定在13%左右，而中国大陆对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仅为5-6%。

在中美的制造业相关人才储备方面，目前中国占据优势

在中美人才储备方面的比较，目前中国在制造业占据优势。一方面，中国从享受“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才开始大规模回流中国。

学界普遍认为，至2012年前后，我国已经跨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1998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仅2007年到2016年的十年间，中国就培养了6000万大学毕业生和450万研究生，人才累积雄厚。

此外，学有专长的海外留学人员近年来大量回国。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8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153.3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432.32万人已完成学业，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据报道，10年前，大约每7名中国留学生中仅有1人回国；但目前，状况正在改变，每7人中有6人回国。

客观地说，当今世界的技术前沿大多数来自美国。因此，这些优秀人才去美国学习工作一段后回归中国，对中国的技术创新与进步有重大的促进作用。这恰恰也是近一两年美方对中国“千人计划”等人才引进计划、乃至对中国理工科学生加紧限制的原因。

对三个关键问题的研判

中国制造业成功的核心奥秘是什么

当前，中国不仅是世界制造业增加值最高的国家，而且拥有更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那么，中国制造业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2019）中引用乔纳斯•纳姆（Jonas Nahm）和爱德华•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的研究，他们认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政府的补贴和支持，并不足以解释中国在制造业上的成功。他们发现，中国在流程创新和制造业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这才是中国崛起的原因。中国创新制造业模式擅长快速扩大规模并降低成本。该模式整合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技能，即同时管理速度、产量和成本，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并大幅降低单位成本。这种能力使得中国甚至可以在高度自动化行业、非政府优先或支持的产业实现扩张，尽管这些行业只存在有限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或政府补贴。中国还改进了先前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且不能进一步降低成本或改进技术的生产流程。这一观点与硅谷风险投资人王煜全的判断基本一致。王煜全（2020）认为，从全球创新生态体系的维度来看，中国的优势更多应在复杂产品的大规模开放制造能力。这是中国在过去40年时间里练就的本领，是我们可以支持和加速全球科技创新的长项。

中美会技术“脱钩”吗

笔者认为，总体而言，从市场相互依赖、技术进步和人才角度来看，中美技术“脱钩”的难度都很大，完全“脱钩”的概率基本没有；在局部环节与产品方面上，美国正在对中国实行封锁，企图实现中美技术“脱钩”，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行为。

首先，中美在产品市场上相互依赖。且不说在全球产业已经深度分工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各种零部件美国无法在短中期内找到合适成本的替代品，而且美国也对中国市场高度依赖，尤其是高技术产品，半导体产业就是典型的例子。很多美国著名的半导体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份额来自中国市场，有的甚至高达80%以上。

表1  美国主要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市场营收占比（2018年）

资料来源：张晓兰、黄伟熔（2019），《贸易摩擦对中美半导体产业影响分析》。

    其次，对华技术封锁最终将损害美国的技术创新领导地位。因为技术创新的高额研发成本需要通过广阔的市场营收来分摊、赚取利润并支持下一轮研发。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最新报告认为，“美国对中美技术贸易的限制可能会终结其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导地位”。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建立在一个良性的创新周期之上，创新周期依靠全球市场，从而为其超大规模研发投资提供资金，而研发投资使美国技术始终领先于全球竞争对手。如果美国完全禁止半导体公司向中国客户出售产品，其全球市场份额将损失18个百分点，其收入将损失37％。这些收入的损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研发和资本支出的大幅度削减，并直接导致美国半导体行业削减15000-40000个高技能就业岗位。其结果，韩国可能会在未来几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半导体领导者，长期看中国可能会获得全球半导体的领导地位。[2]

    第三，对华的技术“脱钩”将使得美国损失大量的科研人才。正如刘遵义（2019）所指出的，对美国而言，给中国未来的精英提供教育和训练是符合自身利益的。美国能从全球的年轻人中招募精英中的精英，一直是个巨大优势，其他国家把年轻人培养教育到18岁，其中最优秀的一批随即被美国的高等院校摘走。外国学生让美国获得巨大的利益，尤其是在研究生阶段。在美国，许多顶尖大学的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系，大多数博士阶段的研究生（同时兼任研究和教学助理）来自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如果没有录取外国研究生，这些学系甚至不会有足够的学生和助理。

制造业会回流美国吗

特朗普总统号召甚至命令美国企业将制造业搬回美国，以及中国企业家曹德旺在美设厂，引起广泛关注。

笔者认为：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优势、技工与工程师红利的人才优势、产业配套齐全的供应链优势、基础设施较完善的优势（综合起来就是前文所说：中国制造业成功的核心奥秘是“擅长快速扩大规模并降低成本”）。综合考量，中短期内制造业回流美国比较难；长期看，不确定因素较多，尤其是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器人、人工智能、柔性制造等将有可能较大规模改变生产格局。

以苹果公司为例，制造业回流美国从生产现实性上看基本做不到。中国国内大量低成本、技术娴熟的劳动力是苹果公司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况且大量的苹果公司元器件供应商都位于中国，从产业配套和产业链协作的角度看，将生产组装厂搬回美国，势必使其增加各种成本，甚至带来效率下降、良率下降等不良后果。

国际比较，至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平均用工成本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仍然很有优势，但高于印度和东南亚，接近墨西哥。

表2  各国制造业平均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的比较（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ilcprogram/compensation 整理。这里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不仅包括直接支付给员工的工资，还包括给员工的福利、保险等。中国和印度2015年数据为英国经济学人集团（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所估计。

从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越来越不具备成本优势。近年来，不少鞋帽服装生产等厂商纷纷开始从中国迁移到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环保等成本的进一步攀升，劳动力密集产业外迁将是难以阻挡的趋势。

2030年中美制造业竞争态势的展望

中国到2030年在经济总量上将接近或超过美国

     关于中美经济总量的对比，不同机构的测算有差别。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已经超过美国（IMF、世界银行）；如果按汇率计算，则大概率在203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刘遵义教授的相关测算）。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国抗疫表现较佳，有分析认为，这将加速中国经济总量的超美进程。

2030年中美制造业的总体态势

笔者认为：

（1）至2030年，在制造业总量上中国仍然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2）在制造业结构格局上，美国在高端（先进制造业）方面仍然领先，但中国与之差距缩小；在中等技术水平的制造业方面，中国保持优势；在低端（劳动密集型环节）制造业，则相当大部分向东南亚部分转移。

（3）在制造业价值链上，中国经过10年的加油追赶，在价值链份额上会逐渐接近美国，但由于美国仍然技术领先，故仍占据价值链的最大份额。

2030年中国制造业四类行业的发展趋势

到了2030年，中国制造业的不同行业可能有不同的表现。

卓贤、黄金（2020）根据“劳动力成本-产业链长度”框架，将制造业分为四种类型：劳动套利型行业、机器红利型行业、回流型行业、内需型行业。笔者认为这种行业分类较为科学。在前述影响因素的分析基础上，对这四种类型的行业，展望未来十年中美制造业的竞争态势。笔者研判如下：

劳动套利型（如服装鞋帽等）：逐渐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迁移。但由于东南亚各国没有完成重化工业化，在关键原材料和部分零部件方面，还较依赖中国。

机器红利型（如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等）：智能制造逐渐渗透，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机器换人较为明显。随着装备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考虑靠近市场和供应链因素，这些行业的较大部分将留在中国。

回流型行业（如机械制造、电气制造、计算机电子制造类）：由于这些行业劳动力成本占比不高，属于技术与资本密集型，在产业变革和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有可能部分回流美国。最终是成本、供应链和市场的综合考量。

内需型行业（如化工、汽车制造、铁路船舶制造等）：为资本密集型和内需导向型行业。国内产业配套较好，劳动力的生产率较高，且主要靠内需，故主要本土发展。

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应对的战略战术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应该有“大国雄心”，要掌握核心科技，不可被别国轻易“卡脖子”。大国和小国不一样，尤其中国这样的古老大国要完成伟大复兴，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自主可控，自己要能够生产。小国可以“扬长避短”，而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扬长补短”。

其次，在战略上，要坚定做强做优做大制造业（实业）的决心，不可过分追求服务业化。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引发的种种问题就是前车之鉴。正如美国专家小理查德•埃尔克斯（2010）所认为的那样，创新以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为基础，这种体系一旦消失，创新也就不复存在了。一个国家若丧失了将技术发展转换为成熟产品的能力，那么它最终也将失去创新能力。

再次，在面对美国技术封锁和打压时，一方面要客观承认差距，加快技术攻关，另一方面要积极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体现出韧性和耐心。如华为面对美国的无理打压和封锁，除了加快应用“备胎”（Plan B）外，还应积极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努力“去美国化”。再如中国航天的经历，已经证明封锁只会逼着我们更加独立自主。

在微观战术策略上，笔者认为，应“立足自主，开放创新”，中美应保持“斗而不破”，我们既要保持先进技术来源，开放创新，又要加大自主可控比例，提高安全系数。

需要指出的是，自主创新的核心是明确创新主体。立足自主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创新必须坚持开放。这些年我们科技上有很多进步，这是全国上下科技工作者努力奋斗的成果，但应该看到，在国际交流合作中获得的知识外溢与思想碰撞很重要，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科技进步的规律；还有一些是国外技术的转移或者并购，这在国际上也很普遍；以及我国在海外学习工作的一些学者、华人回国创业，或者我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利用海外人才，国际人才的流动与利用很正常，跨国公司近年来也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利用中国的智力资源。习总书记在2016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曾深刻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要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只要是优秀人才，都可以为我所用。”而华为任正非曾表示，“备胎计划”（Plan B）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中国应对的具体举措

在具体的政策措施方面，《中国制造2025》系列文件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举措。在此，笔者仅想补充几点建议。

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体制机制。

科技创新的活力源泉，在于激发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活力与积极性。世界各国都学习硅谷，然而效果不尽人意。笔者认为，其根源在于“只学其形，未学其神”。

一是要真正给科研人员松绑，改革考核体制，不以规定时期完成规定数量论文等为考核指标。科研是具有巨大风险和挑战的工作，有诸多不确定性，特别是需要科研人员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以及灵感和运气。那种在限定期限（比如三年五年）就要求作出成果或发表多少论文的做法，明显违背科技创新规律，往往逼得科研人员造假。

二是要真正落实激励政策，给科研人员应有的待遇和创新回报。特别是前沿创新，永远是少数天才和高精尖人才的专属，要真正给予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以丰厚回报。华为此前以数百万年薪招聘优秀高校博士毕业生，就是一个好的例子。美国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对促进美国的创新作用巨大；中国目前已经有所出台类似的规定，但关键在于落实。再者，要对这些高级科研人员给予充分信任和爱护，在科研经费使用（及报销）等方面不应过于严苛，应以习总书记鼓励党政干部干事任事“三个区分开来”的原则来构建科研经费使用的容错机制。

三是建议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不应由科研人员来完成，而应由企业家来完成。活跃于中美的风险投资家王煜全（2020）观察到，从科研成果被验证到产品上市，中间往往需要5-8年的研发周期和上千万美元的研发投入。这个阶段研发的主体应是企业家，而不是科学家，因为科学家的任务和专长是研究，而不是产业化，也不是创办企业。事实上，科学家的责任在申请技术专利之后就完成了，他们会转向新的课题，研究新的领域。而从专利转化为产品是企业家要做的事，如果没有企业家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科学家的研究就只能被束之高阁。

进一步补齐短板，保持制造业优势。

    一是建立健全产业链条。例如，针对半导体产业链设备、材料、制造等薄弱环节，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补强产业链短板。在设计软件方面要逐步追赶。

二是构建产业服务平台，满足企业共性需求。我国过去的工业化经验表明，满足行业共性技术需求的平台非常重要。

三是推广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的成功经验，用风投、创投的基金手段来积极孵化创新。

加强理工科教育和相关人才培养，广泛吸纳全球英才。

    《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战略》报告曾提出“影响美国先进制造业创新和竞争力的9大关键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先进制造业劳动力需要具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方面的知识基础”。这一点对美国重要，对中国亦至关重要。

近年来，国内基础教育一个不好的倾向，即降低数理化学习难度，少学甚至分人群不学。笔者认为，这一错误倾向必须纠正，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后备人才培养，而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只能靠强化数理化学习与训练得来，而不是降低数理化学习难度。为中华民族长远的创新能力计，必须加强基础教育阶段的数理化教育，然后再逐级选拔其中的优秀人才来投入高精尖的科技研发。

此外，我国扩招后大学毕业生一年毕业七八百万，不可能都做“金领”，要通过合适的舆论引导和经济引导，加之合适的制造业相关技能培训，使其成为“大国工匠”和“工程师红利”的后备军。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的思想，根植于黄土高原上的小山村——梁家河，来源于改变穷苦群众命运的家国情怀，养成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历程中，升华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的伟大征程中，胸怀为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远大抱负和政治理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作为党对人民的一项庄严承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总书记善于从实践中总结提炼，把对贫困问题的认识、解决方法等进行了深刻阐释。坚持实事求是、问题导向，在总结过去东西部协作扶贫、定点结对帮扶、开发式扶贫等方面的脱困之道和存在问题之后，提出了以“六个精准”为内涵的“精准扶贫”思想，成为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解决未来相对贫困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实践中筑牢脱贫的磐石根基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对人们的认识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出生于革命家庭，具有开阔的视野、坚定的政治理想，继承了红色家庭的优良传统和基因。父亲习仲勋被毛主席称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近平在当选总书记之前，从时间维度看：陕北7年、清华4年、军委机关3年、正定3年、福建17年、浙江5年、上海1年、中央高层5年。从身份看：从农民、大学生、军人到干部，从农村大队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普通军官到军委主席，在党和国家各个领导层级都干过。从任职地域看：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南沿海，中国的西部、东部、中部，他都工作过。这些重要岗位的历练、丰富精彩的经历、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在党的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并连任至今，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脱贫思想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总书记当年作为知识青年到陕北延川梁家河插队，年龄小、地方艰苦、时间长。在这七年多时间里，真正接地气，了解了国情，贴近了人民，真切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冷暖和甘苦，深刻体会到老百姓最缺少什么，最需要什么，最期待什么，培育了他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促使他尽力为乡亲们多办些实事，滋养了他崇高的政治理念和自强不息、志存高远的情怀，形成了不变的初心，锻炼了坚忍不拔的意志品格，铸就了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

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时提出：要向实践学习，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向内行和专家学习，向老同志老干部学习，向书本学习。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①]。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城吃城来推动经济发展，打造新产品、一招鲜产品、拳头产品、龙头产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技术业务人才的重要作用，大力拓展教育文化事业[②]。

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面对宁德地区“老、少、边、岛、贫”的困难，以及群众中存在的“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落后观念，大胆提出“弱鸟先飞、脱贫致富”的思路[③]。紧密结合实际，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推动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经济大合唱”战略。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做好脱贫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并提出扶贫先要扶志，从思想上战胜贫困意识。

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时代进步，只有立足于时代去倾听时代的声音才能吹响促进社会发展的时代号角，提出“八八战略”。推进“腾笼换鸟”，促进低端产业转出去、把高端产业引进来的良性循环，实现“凤凰涅槃”。提倡大思路、大手笔、大气魄、世界眼光、战略眼光、远见卓识。确立相互融合的区域联动发展理念，实现市场相通、体制相融、资源共享、交通共连、人才互通、产业互补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脱贫工作，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特别是2015年以来，总书记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在延安、贵阳、银川、太原、成都、重庆等地召开了7次专题会议。每次会前，总书记都先到贫困地区调研了解情况，聆听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召集相关省份负责同志研究部署工作。通过一系列的脱贫工作实践，总书记对脱贫的迫切性、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有了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积累了丰富的脱贫工作经验，为形成脱贫理论体系和进一步推进脱贫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实践之基。

在认识上形成脱贫的理论体系

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用辩证的视角切实把握好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总书记熟练运用唯物辩证法，充分发挥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对脱贫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

全面、准确、客观地认识脱贫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多学习历史，要学思践悟、知行合一。从广义的脱贫视角来看，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历史，新中国的成长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告别羸弱走向富强的历史。从

狭义的脱贫视角来看，从“八七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东西部协作扶贫、援藏援青、中央国家企事业单位定点结对帮扶等，再到近年来的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战，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之际，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小康梦想、奋进中国梦，进而实现强国梦的进程中，总书记进一步全面、准确、客观地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分析形势，提出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著名论断，把贫困群众摆脱贫困实现小康提到了新的认识高度，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更加明晰，对脱贫、返贫的形势和任务更加了如指掌，实现了对脱贫问题从形式、数字到本质、质量的深刻转变。

近两年来，理性、客观、精准地挂牌督战，实现贫困村、贫困乡镇、贫困县的脱贫摘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贫困县从832个减少到52个[⑤]。尤其是在今年统筹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紧要关头，习近平总书记3月6日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国全社会发出了脱贫攻坚动员令，吹响了总攻冲锋号，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有效、系统、精准地研究脱贫攻坚的方案举措

深刻总结既往脱贫实践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存在问题、贫困原因，深化对脱贫任务、脱贫方法、脱贫效果的分析，从认识论的角度再思考、再认识、再提高。

在福建工作期间，总书记针对宁德贫困县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和原因分析，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贫困落后山区不用和发达地区盲目攀比，也不因戴着贫困县的帽子就磨灭了脱贫的意志。充分考虑国情、省情、区情，抓好短期、中期工作，谋划长远，避免超前化。注重处理好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资源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力区域布局中的山区和沿海、改革开放和扶贫、科技教育和经济发展、全局和局部、紧缩和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和搞活企业、多办事和量力而行等十大关系。要增强少数民族地区自身造血功能，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外力扶持和内力提升并重，以科技扶贫为先导，发展种植、养殖、加工相结合的模式。对产业政策的制定、乡镇企业的发展、乡村党的领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扶贫、走大农业发展道路、经济发展促进脱贫致富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架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书记提出，在以往脱贫工作中，存在重投入轻脱贫实效，重数字报表轻贫困群众感受，存在数字脱贫、优亲厚友等腐败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基层扶贫中屡禁不止，从而提出了“六个精准”的精准扶贫思想。统筹考虑“两不愁三保障”，确保脱贫成效，最大限度地避免数字脱贫的形式主义，最大程度地让脱贫的贫困群众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开放、协调、共享地谋划相对贫困的解决之道

脱贫攻坚不是一项独立的工作和任务，而应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和其他相关工作统筹兼顾、协同推进。

一是把消灭绝对贫困和解决相对贫困统筹考虑。充分认识脱贫的持久性。在有人说闽东已经脱离贫困线的时候，总书记就深知“脱离贫困线”只是脱贫万里长征的起点，距离理想、目标、真正意义的脱贫还相差甚远，并坚信在卧薪尝胆、矢志如初、再接再厉、奋斗不息之下，必能彻底摆脱贫困[⑥]。

二是把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解决“三农”问题统筹谋划。总书记在统筹脱贫与“三农”工作中提出，执政为民重“三农”、以人为本谋“三农”、统筹城乡兴“三农”、改革开放促“三农”、求真务实抓“三农”，努力改变农业弱质、农民弱势、农村落后的状况，努力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农民主体、企业参与、社会资助、市场运作的投资建设机制。

三是把解决脱贫问题和实现民族复兴统筹布局。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之后的相对贫困问题，本质上是贫富分化问题。只有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分配公平，减少社会阶层矛盾，保持社会和谐发展，更好提升全民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才能更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是把解决脱贫问题和党建伟大事业统筹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解决好贫困群众脱贫问题，就要坚持群众路线，真正做到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同贫困群众亲密接触，党员干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人民群众就会信任、支持、感恩。一定要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而不是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而不是简单地“替民做主”或“为民做主”。

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认识贫困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贫困。在打赢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战之后，还要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关键在举措精准和贯彻落实。

在方法上构建脱贫的精准举措

科学的方法是解决贫困问题、摆脱贫困的关键。对于脱贫攻坚问题，更应该从战略性、前瞻性和系统性等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要善于发挥好五大发展理念在脱贫攻坚和今后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在治国理政中的深入思考，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分不同情况，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提出了“六个精准”的脱贫举措：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初步构建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互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大扶贫格局。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打赢脱贫攻坚战已到了船入大海浪更猛、人到山尖路更陡的时刻，必须咬紧牙关不放松、一鼓作气完成冲锋任务。

1.继续推动和巩固产业扶贫。产业扶贫要将资源开发与市场开发有机结合起来,更加重视小众型产业和特色竞争优势产业的培育,注重培育扶贫产业创新发展能力^[⑦]。旅游扶贫，要加强风险预判,争取全方位支持,提高贫困人口自我融入旅游业能力^[⑧]。资产收益扶贫,要积极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加强对企业、合作社等实施主体的监管,建立和完善相关保险机制,加快制定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⑨]。

2.狠抓扶志激发脱贫群众可持续发展动力。扶贫要扶志。摆脱贫困的首要意义在于摆脱思想和思路的贫困，扶志重在激励精神。重庆城口县明中乡四合村通过实施精神扶贫的四步工作法：通过教文化让村民们知法律懂技术、通过树典型让村民们学榜样当模范、通过传家训让自强自立精神深入人心、通过产业扶贫奠定脱贫的物质基础，等靠要的思想得以根本转变，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行路难、住房难、看病难等问题得以解决，人均收入较十年前增长四倍，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的文明乡风已经蔚然成风。山西吕梁将“艰苦奋斗、顾全大局、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吕梁精神”用在脱贫攻坚中，敢担当、讲奉献、善创新、精准施策，达到了扶贫先扶志的最好效用。

3.加强扶贫干部队伍建设与贫困群众自身建设并重。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人才是财富，开发靠门路。要兼顾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六种方式，广纳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同时，要调动和发挥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强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不断提升自身自治能力，健全自治的制度性、规范性、程序性。

防范化解脱贫中的重大风险

2019年，总书记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七个方面分析了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对抓好脱贫攻坚具有重要启示。特别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挑战，一些地区产业扶贫面临春耕难、销售难，就业扶贫面临返岗难、务工难，扶贫项目存在开工难、生产难。要重点防范产业扶贫中的立项、项目实施、自然环境、市场波动、技术管理、经营模式等风险。深化区域合作，推进东部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严厉打击基层微腐败，整治和防范乡村恶霸。加大红色文化、红色信息等正能量传播，防范非法宗教活动向农村渗透，防范封建迷信抬头和蔓延。

认真研究谋划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要提高政治的敏锐性和站位高度，深刻认识到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是关乎党的兴衰存亡、关乎党的执政地位稳固、关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重要任务。

一是牢牢把握“三个统一”。首先，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的统一。在脱贫攻坚战的紧要关头，我们又遇到了新冠肺炎的严峻挑战，这进一步增加了脱贫攻坚的难度。脱贫战线的全体同志应该以履职尽责的担当、直面困难的勇气、甘于奉献的精神，更加注重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关联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时为乡村振兴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其次，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既要打赢现阶段的脱贫攻坚战，也要研究今后长期存在的相对贫困问题，更要结合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战略举措，不断增强问题意识，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存在的突出困难和问题，全面推进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建设，缩小贫富分化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第三，坚持民生保障和经济增长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阐述了“五有”的中国梦，之后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七有”的目标，突出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的深刻理解和躬身实践。

二是把党建引领脱贫放在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本质特征和优势。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关键都在党。贫困地区基层党建淡化、虚化、弱化，是造成一段时期以来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重要原因。基层领导干部官僚主义、本位主义盛行，脱离群众、忘记初心，造成了党和群众关系的撕裂。要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全面从严治党，让党员领导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对脱贫攻坚中的违纪违法问题加重处理，避免造成负面事件，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三是加大贫困地区社会保障投入，发挥好兜底作用。加大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投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打造普惠性、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对于农村贫困群体中因缺乏劳动力、因病因残致贫的贫困人口，可通过精准分类的低保制度进行兜底，以解决贫困人口后顾之优。提升社会救助的帮扶水平，如针对贫困地区学龄儿童因贫辍学的问题，可适当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启动贫困地区婴幼儿健康营养工程等项目，可在稳定运行一定时间后纳入社会制度予以支持。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大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通过政策宣传、引导的方式鼓励贫困地区农村老年群体参与农村养老保险，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探索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互动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业。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动态监督管理机制，实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通过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实现农村社会保障数据的统筹、动态监测调整，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农户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也让不符合标准的农户能够准确及时退出，提升农村社会保障的质量和效率。

四是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加大脱贫成效的宣传力度，按照贫困县脱贫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的稳定推进，努力研究消除绝对贫困之后的相对贫困问题，把集中脱贫攻坚战推进为制度化常态化作战、持久战，坚决避免贫富分化差距拉大，确保人民群众的成就感、幸福感、获得感。分析归类、挂牌督战，制作脱贫攻坚督战卡片，压实责任。最大程度地激活产业扶贫。扩大农校对接、农超对接、农批对接，推动农产品进企业、学校、机关、社区，促进消费扶贫。增强贫困边缘群体的监测和动态管理，降低返贫风险。点对点安排扶贫岗位，加大扶贫就业力度。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政策支持力度、工作力度不减、驻村工作队不撤，扶上马送一程；统筹非贫困县非贫困村的脱贫攻坚工作，做好边缘人口的事先帮扶，防止工作死角和产生新的贫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发挥政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互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大扶贫格局。

实践、认识、部署，再实践、再认识、再部署，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思想形成的基本逻辑理路。打赢绝对贫困攻坚战胜利在望，解决相对贫困持久战任重道远，需要政府、社会、企业、贫困群体共同努力、团结协作、共同发展。

                               （编辑  宋斌斌）

危与机

危难中见真情

“发展是个硬道理”，在20世纪90年代，这句话却被一些人理解为“发财是个硬道理”。

21世纪，恰恰是以发财这个“硬道理”的破灭开始的。

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这个一心发财、一心赚钱的国家倒在了骗钱的道路上。

2008年，对于中国是极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 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中国人民焕发出生死与共的共同体意识、众志成城抗击灾难的伟大精神，“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新中国品格，浴火重生，感天动地——千金难买民心一片。在灾难面前，金钱微不足道；在民心面前，山河为之动容。这是社会主义精神、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复活的重要标志。

灾难锻炼了中国人民，警醒了我们党。它促使我们反思，西方的人文精神、抽象的人道主义不能救中国，只有人民，只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才能救中国。

灾难过后，中国首次举办了奥运会，第29届奥运会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这次奥运会在世界历史的转折时刻，向世界展示了全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一事件警醒我们：建国以来中国人形成的“56个民族大团结”的信念遭遇了重大挑战。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建国庆典上，当“开天辟地”方队簇拥着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在《东方红》的旋律中阔步走来时，这一刻成为历史转折的鲜明标志。这个方队由清华大学的学生组成，这个方队从历史中走来，它宣示了一条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一个统一的整体，任何割断这一整体的企图，都是为全中国人民所不能答应的。它再次说明：否定毛泽东同志，否定毛泽东思想，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否定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进步岂能由金钱引路

随着改革的深入，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凝聚人民的共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不是用钱可以摆平的。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追求个人利益的导向开始侵蚀社会风气。贫富差距正在拉开，腐败开始渗入中国共产党内部，社会保障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日益突出，不计后果的开发破坏了环境——随着经济的迅疾增长，单纯追求GDP的后果也接踵而至。

为了赚钱，我们牺牲了青山绿水、世道人心。高楼大厦坏了可以修，但青山绿水、世道人心坏了，那就不是一时可以补救、修复的。

企业以赢利为导向，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教育、医疗这些公共事业也以赢利为导向，那就是为了赚钱而牺牲人民的健康，牺牲中国综合国力的基础——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推进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国家在这两个领域投入的金钱不计其数，但是到头来，人民最不满意的就是教育和医疗。更有甚者，一部分群众把教育、医疗和住房看作“新三座大山”。

当花多少钱都不能“买来”人民满意的教育、医疗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想一想：“改革等于赚钱”这样的思路，是不是把我们的改革事业引向了“绝路”？在抗击“非典”和应对特大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中国开始深入思考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思想、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现实的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我们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更加完善的包括公共服务体系在内的治理体系，经济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即使发展起来，成果也不能保住。

中国需要全面和科学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深刻提出了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怎样处理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

胡锦涛指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推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且最终经济也难以搞上去。

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生产力”的理解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即比较少地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相统一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而仅仅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理解为“发展生产力”。事实上，如果不能保护生产力，也就不能发展生产力。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保护生产力发展上的积极作用，而且也没有十分重视从保护生产力的角度去重视其主体——人，特别是没有注意保护生产力发展的条件——自然环境。

中华民族历来是讲规矩的，这就是我们历史上形成的治理体系。但在中国革命发生之前，这些规矩主要是强者为弱者、统治阶级为老百姓定规矩。为强者、执政者定规矩，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之处。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为自己定的规矩。同样地，我们的建设与革命也是有规矩的。中国所以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根源就在于强大的产业基础，就在于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就在于比较均衡的发展结构，就在于独立自主的主权形式，就在于社会平等深入人心。这一切都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这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只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去建立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新要求的更完善的治理体系。但是长期以来，一些人力图用简单的市场化教条破除我们改革的规矩。

重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按照理论界一种流行的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实行市场体制的结果，而且只应归功于市场化。这种解释不能说明：世界上实行市场体制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取得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这种解释更不能说明：沿着所谓市场竞争的道路，西方国家没有走向自由贸易，而是走向了殖民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

至于说到“企业家精神”，勇于探索和执着技术创新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唯利是图也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后一种“企业家精神”，中国行会和商会发展的漫长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如果仅仅凭行会和商会的逐利“精神”，中华民族根本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系列的规矩，但市场教条主义无视今天世界市场存在的严重缺陷。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过剩”，而是优质产品的短缺。所谓优质产品也不仅是高技术的物质产品，还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也包括大城市的住房。这些产品过去很大程度上都属于公共产品，而事实证明，通过将这些公共产品简单地推向市场的方式，不能解决优质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相反，只能造成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带来社会矛盾的加剧。

人们打破一种规矩，为的是建立更合理的规矩。自由放任从来就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结论。必须清醒认识到，市场教条主义不但无法解释新中国70年发展的伟大成就，而且已经成为束缚中国发展的因素。市场在某些舆论中已经理解为一种话语，这种话语的实质就是鼓励和放任少数既得利益者不择手段地赚钱、发财。而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证明，靠少数既得利益者发财，非但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反而束缚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简单地强化和维持这样的治理体系，并不能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事实证明，如果不能回应政治民主和稳定的要求、社会和谐与平等的要求、文化自信的要求、环境保护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丧失了内生的动力。

说到伟大成就，我以为有三点是必须强调的。第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二是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干部，就是干事的那一部分人。就是能干事、敢干事、想干事的那一部分人。伟大复兴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第三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比较优势”不是什么先发优势、后发优势，甚至不在于什么单纯的要素优势、资源优势，而在于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建立起有组织的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有组织的规模经济的优势。

初心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第一，经过建党以来18年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特别是我们学会了武装斗争；第二，在18年的斗争中，我们经历了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分裂、再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我们学会了与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打交道的办法。

在迈入21 世纪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与当年有类似之处。

第一，我们的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党，我们的国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增长了经济建设和竞争的能力；第二，我们经历了与苏联和美国建立不同意义上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分裂、再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增加了与世界上各种力量打交道的能力。

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了一些西方的现象，但许多人对于西方的历史没有系统的研究，对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也没有系统的阅读，对于西方的理论只是被动地、甚至是盲目地追随。

我们走过的路很长。中华民族5000年，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一部彼此联系的不懈奋斗的历史。不过，我们对自己走过的道路是否就有充分深刻地理解、认识和总结呢？一些人只是搬用西方18—19 世纪的理论教条，而忘记了马克思早就对西方的发展道路做过深刻的批判性总结。

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眼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些过时的东西。一段时期以来，在党员干部中阅读马克思经典著作的风气十分淡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工作就更少。一些人不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摆设，而且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需要抛弃和批判的东西来对待。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如果说我们存在“能力不够”的问题，那么，从根本上说，所谓“能力不够”，也较突出地表现为毛泽东提出的那三条：系统地研究世界现状的能力不够，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能力不够，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能力不够。

如果说我们在物质上有了一定的基础，那么，比较来说，我们的思想上的财富非但不够，而且还是比较贫乏的。

什么是“以人为本”？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指出，人是抽象的东西，抽象的人道主义所针对的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资产阶级讲抽象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是“以人民为中心”。

认识到我们的发展还不充分、不协调、不全面，指出我们的发展观还不“科学”，这无疑是思想上的极大深化。但是，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发展什么？经济怎样发展才能协调和充分？怎样做才算得上是科学的发展？实际上答案只有一个——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发展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要发展的是对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的认识和理解。

破解问题的答案千万个，而根本的答案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必须从我们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去寻找，必须从我们正在干的事业中去寻找，必须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多年前，毛泽东曾经有一个宏愿，就是要求政治局的同志每人选一篇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认真阅读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写出读书体会，并结集成册。他准备自己带头，为《共产党宣言》写一篇导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的这个宏愿没有实现。真正身体力行地开始这项工作的，就是习近平同志。

1997年，在“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的故乡，一份叫做《福建论坛》的杂志第一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习近平—当时，他是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

这篇文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深刻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根本问题，深刻回答了中国的建设改革实践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基本原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应注意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就是新时代的先声。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习近平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概括，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现实加以阐发。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奋斗目标？就是破坏旧世界，建立新社会。建立新社会，就是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优越性，根本上在于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如果真正坚持这一标准，而今我们应该防止什么呢？在文章的最后，习近平这样写道：

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实践的主体的责任和利益关系，一方面，要把广大人民群众永远置于社会实践的主体地位，引导和动员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使他们承担起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历史重任，防止……将全体人民的事业变成少数人的事业；另一方面，要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充分反映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关照，愿望和呼声得到充分表达，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受益者。

这些话，发聋振聩。

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广大干部，必须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去鼓舞他们的积极性，而不能简单地用价值规律去刺激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如果党员干部的选拔标准变成了利益导向、市场导向、金钱导向，这个口子一开，贪污腐化就不可避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的这篇文章表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彻底性和反潮流的气概，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习近平当了7 年农民，他对人民的感情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从自身的感受出发的。就是在写作这篇文章前后，他思索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他想到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静夜里写下了这样一首词。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习近平这两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不充分”。最大的不充分，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学习不充分，就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正义性，对这条道路上的艰难曲折和远大前途理解不充分，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重视不充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治理体系

经济现代化和全球治理体系“美国化”的矛盾

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一次超越日本，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随后的9年里，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到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达13.6万亿美元。同年，日本的经济总量仅为4.97万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36%，而德国是3.99万亿美元，法国是2.35万亿美元。仅2018年一年，中国经济增长就折合1.4 万亿美元，相当于增长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体量。

2018 年，美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20万亿美元，达到20.5万亿美元的规模。但也是在这一年，美国的债务高达22万亿美元，美国的债务第一次超过了其经济总量。。

尽管美国是一个在财政上面临破产的国家，但它牢牢掌控着全球治理体系。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就是经济现代化、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体系的“美国化”之间的矛盾。

这使我们不能不再次回到马克思所思考、论述的“法哲学”问题。马克思认为，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对于世界秩序的思考，它的核心就是法哲学，在法哲学的基础上，产生了西方的世界治理体系。

马克思指出，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同时，所有庞大的上层建筑并不会自动、自发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问题不在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状况。

1993年，欧盟诞生。建立欧盟，旨在建立欧洲统一市场，发行欧元，创立一个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基础上的欧洲新秩序。但是，美国绝不可能容忍一个在它主导的全球体系中“自发”产生的欧洲治理体系的存在。美国认为，欧盟根本没有资格为世界定规矩，并修改美国定下的规矩。这就是欧盟道路走不通的真正原因所在。

1999年，美国以南联盟发生“种族清洗”为名，高举“人道主义干预”旗帜，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这场战争几乎轻而易举地就打垮了欧元，造成了巴尔干地区流民遍地，难民问题成为欧洲发展的重大威胁。

美国利用其所掌握的全球治理体系，残酷打压竞争对手，这是其得心应手的一贯战略，打击欧盟只是其一、另一个例证就是美国制定的《反海外腐败法》。《反海外腐败法》颁布于1977年著名的水门事件之后，一开始它针对的只是美国国内企业。这项法律自生效以来一直受到美国企业巨头的质疑，因为它们是在全球各处行贿的“大户”，这项法律会束缚它们的手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反海外腐败法》自颁布以来，就几乎没有得到过认真执行。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行业巨头转而提出，为了打击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迫切需要将这一法律加以修改。法国的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美国陷阱》一书中写道：从此后，“美国政府自认为有权追诉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它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如谷歌邮箱或微软邮箱）收发、存储（甚至只是过境）邮件，这些都被视为国际贸易工具。这项修正案是美国人的一个把戏，他们把一项可能削弱自身企业的法律转变为干涉他国企业、发动经济战的神奇工具”。[1]而“9·11 事件”后颁布的《美国爱国者法案》更以“反恐”的名义赋予了美国政府各部门大规模监视外国企业和员工的权力。同时，美国还以“反腐败”这一正义的名义敦促经合组织成员加入《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忽悠”各国进行反腐败立法。一旦加入这一公约，就等于授权美国司法部肆无忌惮地起诉该国企业的权力，而这些掉入“美国陷阱”的国家与企业却无法使用法律手段制止和反制美国。

尽管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经济能力在不断下降，但是美国以法律手段“管理世界经济”的能力却大幅跃升，它找到了破坏其他国家经济的武器。这是因为美国不但有对世界“征粮派款”的能力，而且掌握了一项对全世界的企业“罚款”的武器和法律工具。自《反海外腐败法》修正案通过以来，美国对于其他国家企业的罚款高达88.72亿美元。美国转而成为一个以“法治”为名的“世界警察”实行“世界治理强权”，而这一强权则是由美国强大的武力和立法能力支撑的。

习近平多次指出，我们观察问题，必须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全球视野。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突出地表现为全球治理危机和政治危机。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着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比较100年前的世界，我们可以概括出两点大的变化。

第一，100年前，世界被以武力扩展世界市场和经济霸权的帝国主义列强支配，而今天的美国已不是这个意义的“帝国主义”，因为美国的经济霸权正在失去，美国诉诸武力所维护的乃是一个以“普世价值”为名的世界治理体系。今天的美国总是以执法的“世界警察”的面目出现，打击经济上的竞争对手，阻碍世界经济发展。

第二，100年前，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对于世界市场的争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的力量而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今天，随着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产业无产阶级的队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幅萎缩了。如今，在世界范围内，被美国的治理体系和“暴力执法”压榨出来的、最令美国欧洲统治阶级头疼的，是难民的涌入。从根本上说，这一问题是西方世界长期输出“民主”所造成的社会动乱的产物，是世界严重贫富分化和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长期以来，“人权”就是西方世界攻击社会主义的主要武器，而今，美国和西方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代表什么“人权”，因为他们维护的，不过是信基督教的人的权利。

今天的西方之所以难以继续唱“人权”高调，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变穷了。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的《国情咨文》中讲得很清楚：美国在中东打了19年仗，阵亡5000多人，伤残56000人，花费了7万亿美元，而目前战争仍未结束。而欧洲变穷，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繁荣与稳定，是由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的，即国家以投资和税收的方式调解劳资矛盾，加大在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方面的投入，致力于培养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但随着国家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欧洲各国在20 世纪80 年代先后放弃了国家调节，再次走向了自由放任。随后就是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大规模缩减。许多欧洲人感到：当自己将要沦为低收入者的时候，就不能再让外来人占便宜——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难民的态度。

今天，西方世界所面临的，宛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描述的那种情况的复现：由于议会民主和多党制造成的政治脆弱，人民普遍对政府和政党政治感到失望，资本对于政治的绑架变得更加容易，民粹主义和强权政治日益受到青睐。

在美国立国之初，《联邦党人文集》的三位作者就一致认为，一个好的制度、好的治理体系，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可以对抗内部的民主与党争，可以协调内部的经济利益集团，可以应对外部的威胁——这里的“外部”就是指非基督教的人的世界。美国的立国者认为，只有团结一致对外，只有扩张和进攻，才能免除“外部世界”对的威胁。因此，从立国之初，美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武力为基础、以法治为名义的治理体系。

500 年来，西方世界建立世界经济秩序的努力，就是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化和殖民地化为代价的，而今，美国要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则是以全世界的难民化为代价的。

100 年前，欧洲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当时，李大钊把这场革命称为“庶民的胜利”。

100 多年来，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就是要制止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化和殖民地化，而今，欧洲陷入的动荡不是什么“民粹运动”，而同样是一场“庶民的起义”，只是今天构成“庶民”的是融入的难民和本国的穷人。

今天，美国所说的规则，实际上就是“美国优先”。

发展中国家共同打造走向复兴的新路

西方世界把自己封闭起来，不给发展中国家路走，这个世界就无路可走了吗？这就是摆在各国人民面前最为现实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2013年秋，访问中亚国家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世界人民应该奋力共建新路，而建新路可以从重建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开始。

他说，2000 多年来，生活在这片连接着东西方土地上的人民，不论其种族、信仰和文化背景，都可以也应该合作共存、共同发展。现在，正是加强经济联系、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的良机；中国与世界各国一起，应该携手打造一条新的丝绸之路。

从根本上说这是有限的。

在习近平的倡议下，中国致力于全面开放，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交通基础设施、信息网络、金融投资网络，建一条世界交通的“新路”，让它们搭上世界发展的快车。而这条新路，就是“一带一路”。

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2]

500年前，西方殖民者开辟的“海路”改变了世界。当西方世界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窄的时候，中国决定开辟新路，决心为世界的开放与联系，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打造一条走向新生和复兴的新路。

正像乔姆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美国政府害怕中国，这里的害怕并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威胁。美国政府官方报告《国家战略分析》把中国视为首要的长期威胁，这当然不是出于军事原因，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军事上侵略别人，也没有人认为中国要在军事上充当世界霸权。美国怕中国，就是因为美国不能掌握和支配中国的命运，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什么是“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不是单纯地向世界提供中国发展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每个国家都要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20 世纪70 年代初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之后，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立足于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又提出了新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的全球大循环”[3]。

我们清醒地看到，在这“三个世界”构成的国际经济基本结构中，东亚、俄罗斯和中东横跨欧亚大陆，在地缘上本是一体。哈·麦金德曾经把这个地区称为“世界的心脏”。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欧亚大陆这个“心脏地带”被碎片化地分割开来。自汉武帝开拓西域到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长达1000 多年，欧亚大陆上的交通与贸易支撑起整个世界的发展。在1498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卡利卡特之前，西方世界与中国打交道必须经过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或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必须以中东–阿拉伯世界为中介。

1500年之后，这一世界结构反转了，欧亚大陆上的交往必须以西方为中介。这种交往被纳入西方主导的海洋霸权、货币霸权、能源霸权和国际政治霸权体系中。

当前，上述欧亚大陆的结构再次面临根本性变革。

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能源进口大国。能源进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决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能源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由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转变为能源输出国，这将改变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严重动摇自1972年以来形成的石油美元体系，以及美元的地位。

国际上有一种说法：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中东，而中东同时也是埋葬大国的坟墓。前一句话强调中东国家的重要地位——储藏丰富的油气战略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后一句话讲的是中东地区的宗教、民族、领土等矛盾错综复杂，不能审时度势的大国将被缠住、拖垮。中东关乎中国的外交、能源和国家安全战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于2016年首次访问中东三国，并在阿盟的总部发表了“共同开创中阿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中国不在中东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填补真空，而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文明的支持者和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

（编辑  季节）

四十四年了，每年到一月八日，我们就会格外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每到这一天，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及其西花厅的子女们就会自动地聚集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周恩来纪念室，献上我们的心香一瓣。

最近，我重拾起一张偶然间发现的儿时照片。一天，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首都群众大联欢，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玩“钓鱼”的游戏，全然不知敬爱的周总理就在我的身后。

幸亏记者捕捉到这一珍贵的镜头，几十年后在一幅挂历上，我大哥惊喜地发现了这张照片，我珍惜地把这张照片镶嵌在像框里。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起敬爱的周总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周恩来总理仍然与全国的少年儿童同在，他老人家仍然在向人间释放着大爱，他老人家仍然在注视着我，必须努力，再努力！

什么是周恩来精神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又到一月八，又到伤心日。清晨醒来，打开手机，怀念周总理的悼文、视频、诗歌如雪花一样飘来，将眼哭花了，将心揉碎了。

44年前，1976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月八呀？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哭声动天，撕心裂肺。人们觉得天塌下来了，主心骨没了，老百姓、老干部的贴心人走了。

毛主席病重，四人帮猖獗。祖国的前途在哪里？人民的命运在哪里？刚有起色的拨乱反正还能不能继续？小平同志还能不能站得住？新中国从来没有像1月8日这一天，全民族把安危系于一人之上。

人们扶老携幼伫立在寒风里，呼唤着总理的归来；普通百姓跪拜在天安门广场上，哭天喊地，为的是再见一眼人民的好总理。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就是民心民意，千古绝唱！都说民心可以载舟，1月8日这一天，民心载着周恩来远航！

远航的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4年了，然而祖国的人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好总理。看，一月八日的花，看，一月八日的诗。人们在用心灵呼唤着周总理，人们在用感情呼唤着周恩来精神的回归。

什么是周恩来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周恩来同志是：

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

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

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

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

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

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

无疑，这六点是党中央对周恩来精神最精准、最全面、最权威的概括。周恩来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今天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一位跟随周总理四十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位老共产党员，一位老红军，也就是我的父亲罗青长，他是怎样用心去领悟什么是周恩来精神的。

1979年，父亲随邓颖超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到日本岚山参加周总理诗碑揭幕仪式，在飞机上，国学和宗教大师赵朴初突然问父亲：“青长同志，你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你能否用几句简短的语言来概括一下，什么是周恩来精神？”

 父亲思考片刻，对周恩来精神作了如下概括：“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临危不惧，冒死犯难；严于律己，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等待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言以蔽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赵朴老听后说，“青长同志，你不愧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我突然向你发问，你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对周恩来精神给出了这么全面的概括。不过我还是要给你改一个字”。改什么字呢？赵朴老说，“应该是，鞠躬尽瘁、死而未已，总理生前死后都在为人民服务，即便死前，还交待将自己的骨灰撒向祖国的大地做肥料，他生着为人民服务，死了也要为人民服务。

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吗？”因为有了这一字点睛之笔，我父亲称赵朴老为“一字之师”。

前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曾经在周总理故居欣然题字“全党楷模”。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完人。”

谢觉哉的夫人、老红军女战士王定国（上图）曾大声疾呼：“在我们的生活里，什么是最高尚、最纯洁的？难道我们不可以大声呼喊：它就是周恩来精神？是的，它就是周恩来精神！”

在党的形象受到玷污、党的风气受到败坏的今天，我们是多么需要周恩来精神啊！我们是多么需要在党的旗帜上赫然添上周恩来精神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啊！

人民公仆的高尚品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老一代革命家永远不变的底色和本色。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周恩来在病重期间，让工作人员清理了他和邓颖超的积蓄，总共5709元，总理一句话，把它们全都交党费吧。一位泱泱大国的总理，死后分文未留！

相比较现在的一些贪官污吏，动辄几千万、几个亿的贪，他们何功何能之有？他们有何脸面面对我们的老一代革命家？有何脸面面对我们鲜红的党旗？这些人的道德情操、思想境界、能力水平离老一代革命家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让他们来治国理政还不把国家折腾的一塌糊涂。

我看到网上，网友将周恩来高尚的品格概括为 “六无”：

死不留灰（完全彻底的无产者）；

生而无后（为革命顾大家舍小家）；

官而不显（平易近人，平民宰相）；

党而不私（立党为公，从不拉帮结派）；

劳而无怨（相忍为党，不计名利）；

去不留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老百姓还给周总理写了一幅对联：

上联是“无私无求无暇无疵无基无碑无子女”；

下联是“有才有智有勇有谋有功有德有来人”。

我加上了一个横幅；“人民公仆”。

这才是人民的公仆！

现在总有那么一些人拿老一代革命家的一些错误缺点来说事。一段时间以来，戏说历史、歪曲历史、调侃历史、抹黑历史已成为一种博眼球的“时尚”。

把领袖从神坛上请下来是可以的，但人民群众将永远把为他们谋幸福的领袖置于心坛之上，这是谁也撼动不了的，因为他们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回归于人民，已经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

不可否认，周总理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里也可能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但大家凭心而论，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谁没说过错话，办过错事？这是我们全党应该总结的教训。为什么对周恩来同志就要苛求呢？更何况他殚精竭虑，为党为民鞠躬尽瘁，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独撑危局，哪怕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千方百计弥补“四人帮”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破坏，挽救党与国家于危难之中。

评价一位领袖的功过是非，主要看他是将历史推向前进了，还是把历史滞后了。是功劳大还是错误大？他的主观愿望是什么？毫无疑问，中国能走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人、老一代革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在我党探索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的道路上，在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在我党不断纠正自己错误的过程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耗尽了精力”。这是党的《历史决议》给周恩来同志做出的公正而正确的评价。

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42周年时，千万不要忘记改革开放的另一位奠基人，这就是周恩来。如果没有当年周恩来与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没有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打开外交局面，也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

没有周恩来解放并使用了大批懂经济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特别是促成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更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吃水不忘掘井人，这一切，人民更是发自内心感谢周恩来！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

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党性原则、理想信念感召了一代人，凝聚了一代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周恩来曾经是党的希望，人民的寄托。

1976年“四五”运动是一次民心、党心的展示。

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说：“中国共产党因为有周恩来而增添了光彩，中国人民因为有周恩来而增强了自豪感。”他还说，“我们常讲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是全心全意？我看恩来就是榜样！”

陈毅元帅也很感慨地说：“真正廉洁奉公，以正治国，恩来也！”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满怀感情地说：“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习主席的话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呼唤周恩来精神的原因所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力量不仅功在今天，更功在明天，功在千秋！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精神的价值将越来越凸显，日久弥深。

祈福周恩来在天之灵护佑中华

3月5日，是敬爱的周总理的诞辰纪念日。而今年的3月5日，又是一个格外不平凡的日子，堪称是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关键之日。网上有传言“大疫始于雪（去年12月7日）衰于惊蛰（今年3月5日）”。我从来不信鬼神，而今年的3月5日，我要特别祈福周总理的在天之灵护佑中华，企盼周恩来精神光耀华夏。

如今，在荆楚重镇，在神州大地，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在弘扬和实践着周恩来精神，每一位抗“疫”勇士不计报酬、不计生死、全心为民。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党支部就是一座上甘岭。今天抗疫，明天抗敌，有共产党员在，谁能跨越！说什么人民战争已经过时了？放眼看去，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并没有丢。一位最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张文宏在生死一线高呼：“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没有讨价还价，我也上。”有这样的党员，还有什么战胜不了的瘟疫？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钟南山、李兰娟、王辰、陈薇、乔杰、张伯礼、仝小林、黄璐琦等等，战斗在一线的科学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真舍不得落下其中任何一个名字。我怀着一颗崇敬的心，一遍遍默读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他们既是院士又是战士，他们更是我们的恩人。

当你看着84岁的钟南山院士在火车餐桌上疲惫打盹的镜头，当你看着73岁的李兰娟院士脱下防护服、脸上露出清晰可见的压痕时，谁人能不落泪？

你看，那些舍小家为大家，舍小我为大我的医护人员，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衣裳，口罩在他们脸上留下了瘢痕，一天只有一顿盒饭，一个晌午只能片刻小憩，和衣而坐，席地而睡，含泪翘望咫尺天涯的儿女，让我们看得眼酸心痛。他们太了不起了，那些纤细的巧手，那些朦胧的双眼，那些满头的银发，那颗赤子之心，拯救了多少生灵，挽救了多少家庭，拯救了多少绝望。他们让我们看到了阳光，看见了希望，认识了什么是白衣天使。

你看，那一个个志愿者，一个个社区基层干部，一个个公安干警，一个个快递小哥，一个个的哥师傅，一个个保安，他们都是无冕之王，奔波在风险之路，行走在生死钢丝，独守在恐怖战场，但他们无怨无悔，恪尽职守。他们都是平凡的人，但他们干着不平凡的事。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说一句：“国家有难，咱不奉献谁奉献？”这些平凡的人，数量多得我们数也数不过来，平凡到大家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就是最普通的草根百姓，但活出了中国人应该有的样子。

你看，那些冲锋在前的人民子弟兵，第一时间、第一速度、第一质量、第一服务，抢占战“疫”制高点。他们最早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火神山，最危险的关头——疫情蔓延，承担最危险的任务——从死神口中夺人，疫情严重的地方都有子弟兵的身影。人民群众说：“解放军来了，就有希望了！”这是人民群众对解放军莫大的信任！以命相搏即可！难道还有比这更深的鱼水情吗？要打赢人民战争，赢就赢在人民群众和党的关系上，胜就胜在人民群众和军队的关系上。

当年毛主席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大疫面前，这句话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3月5日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在这一天，周恩来精神光耀华夏，护佑中华！

（编辑  季节）

占全球人口千万分之一的顶级富豪赚取了海量的财富，且全球范围内的财富仍在加速集中，超级富豪所占据的份额达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从1996-2014年，超级富豪的财富增长率超过500％，而同期的全球总收入仅增长为148％。富豪越来越富有，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却停滞不前，这种贫富分化的趋势引起了世人的担忧。

新兴经济体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超过了发达国家，而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发达国家中，依靠财富继承和白手起家的富豪比例大致相当，而新兴经济体的财富新贵主要是白手起家。

人们普遍认为中小企业是创新的关键，因此应得到政策的倾斜，然而，大型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却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高效的增长需要资源无缝地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使之尽快做大做强。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偏袒大型企业，而是要确保清除制约优质企业成长的不利因素。同时，降低企业准入的门槛至关重要，帮助具有竞争力的新创企业顺利进入市场并快速成长。对外贸易也很关键，它将引导生产要素向最高效的地方聚集，并为竞争力强的企业提供足够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新兴经济体中爆发型成长的创新企业

1999年，中国杭州的一位英语教师在他的公寓里开办了一家公司，将中国小型出口商与海外潜在的客户连接起来。这位教师名叫马云。他的公司——阿里巴巴，为他铸就了当今中国首富的辉煌。马云已将阿里巴巴建成了一家拥有24000名员工的企业巨头，其销售的商品超过了亚马逊和eBay的总和。2014年9月，阿里巴巴成功上市，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IPO，市值超过了“脸谱公司”。几个月后，阿里巴巴的市值就超过了沃尔玛和通用电气，马云的身价跃升至210亿美元之巨。

在从事了一段时间的药物分销工作之后，迪利普·桑哈维（Dilip Shanghvi）从他父亲那里借到了1000美元，于1983年创办了一家制药公司，生产一种可治疗双向情感障碍的锂片药物。公司于1987年开始销售产品，1989年对外出口，1991年开始投入自主研发。1994年，太阳制药(Sun Pharma)成功上市，2014年市值达到270亿美元，桑哈维（身价达128亿美元）成为印度第二富豪。太阳制药位居印度制药公司的榜首，拥有16000名员工。

1959年，15岁的艾哈迈德·那齐夫·佐鲁（Ahmet Nazif Zorlu）从高中辍学，之后进入其家族在土耳其巴巴达格（Babadag）的一家小型纺织厂工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佐鲁成为工厂老板。他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整合物流，进军全球市场，将公司转型为生产窗帘和聚酯纱线的大型工厂。20年后，公司的这些产品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佐鲁将现代生产技术和分销方式应用于纺织品经营，并扩张至其他行业，他收购了破产的电器制造商伟视达（Vestel）使其名噪一时，通过一系列重组改革，到2000年，新公司已经占领了欧洲四分之一的电视机市场，并成为洗衣机和冰箱的主要出口商。佐鲁集团的员工数量达30000人，出口总额占土耳其制造业的3％以上。佐鲁的身价也达到了20亿美元。

这些例子表明，致富不一定是裙带关系、不公平的商业优势或自然资源控制、垄断和政策优惠的结果。事实上，新财富阶层中，创新、创造力、原创性和商业运作并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属，他们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创造了令人钦佩的记录。

在中国，像华为、联想、阿里巴巴、小米、中兴、海信和腾讯等全球名列前茅的公司，都是中国新经济的领跑者。目前，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值已占中国GDP的20％多，其中近80%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桑哈维只是印度众多制药公司的领导者之一，雷迪博士实验室（Reddy's Laboratories Ltd.）、西普拉（Cipla）、鲁宾（Lupin）、奥罗宾多制药公司（Aurobindo）、卡迪拉保健（Cadila）、吉友联生命科学（Jubilant）、易普咖实验室（Ipca）、托伦特制药（Torrent）和沃克哈德（Wockhardt）都是印度最大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年销售额都超过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企业在印度以外都设有生产工厂，印度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药品生产国，其大多数的创始人都位居富豪之列。

有赖于佐鲁和其他家电生产商的成功，土耳其在欧洲以生产高性价比的耐用品而闻名。在土耳其，伟视达（Vestel），连同KOC集团的阿奇立克（Arcelik）和倍科（Beko），为土耳其贡献了8％的GDP 和10％的出口额，并成为财富500强中唯一的土耳其公司。KOC家族也是土耳其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在新兴经济体中[1]，创建大型企业的实业家越来越多。这种井喷式的现象属于21世纪的新生事物。在此之前，发达国家之外的绝大多数超级富豪，往往是通过财富继承、资源开发，或借助政府关系获取垄断优势及在私有化进程中不当得利起家的。

新兴经济体中，越来越多成功建立大型企业日益加快进入全球市场，成为争夺全球客户和投资机会的新生力量。2004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587名富豪中，仅有20％来自新兴经济体。十年后，在全球1645名富豪当中，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3％，新增的500多位新兴经济体的富豪中，非资源型、非金融类的企业创始人的增速远远超过了其他群体。

企业百强榜的变化也呈现类似的趋势。鉴于目前的态势，到2025年，预计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及富豪将占据财富500强企业的45％和全球富豪榜的50％，其影响力业已超越了本土市场的范畴。许多企业家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在世界各地建立子公司，强化全球竞争力。

新兴经济体发展呈现的重要趋势

大型企业的创建以及与之伴生的巨额财富积累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无数的案例表明，随着各国的经济发展，部分充满活力的企业会迅速成长为巨型企业，同时也迅速充盈了其创始人的财富。虽然外商投资会催化本国经济进程，但经济转型的起点主要仰仗国内大型创业企业崛起，新兴企业的创始人并不满足于占领本土市场，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他们越来越多地瞄准全球市场，着手在世界各地建立生产基地，或者斥资并购发达国家的老牌公司。

成功的企业是发展进程的产物，他们也积极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在过去的200年中，所有经历过高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都出现过某种形式的“商业巨头经济”，这种现象并非巧合。

少数几家大型企业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体现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当资源处于稀缺状态时，资本和劳动力的集约配置对于释放一个经济体的产出潜能至关重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资本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布局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资本和劳动力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产业，其整体经济就会高速发展。数据证明，即使在同一产业，某些企业的生产率也会远远高出同行。因此，想要获得更加强劲的增长，资本和劳动力不仅需要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产业，同时必须流向这些产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例如，如果服装产业的资本回报率高于食品产业，要获得营收的增长，不仅需要将资本从食品产业转移到服装产业，还要将生产资料投入到生产率最高的服装企业。因此，少数几家能够高效利用资本和劳动力的商业巨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呈现三个重要的趋势：大型企业的崛起，巨额财富的集聚，以及收入的快速增长。相关数据证明，这三种趋势是紧密相关的。最新研究表明，当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时，生产力最高的企业普遍增长迅速。经济的发展有赖于生产要素在生产力高的企业中合理分配，并促使其成长为大型企业。大型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将劳动力从田间劳作吸引到工业生产中来，这又助力所在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超群的能力，这些企业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参与更大范围的竞争，从而获得蓬勃的发展动力。随着这些企业聚集越来越多的优质资源，其创始人的财富也不断增长。根据钱德勒的分析，无论是在过去的发达国家，还是在当代的发展中国家，大型企业在经济发展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其麾下的超大企业在全球所占的份额也在与日俱增。

巨额财富的积累对国民经济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每100万人口中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数量，以及人均GDP的散点图，两者紧密相关，特别是在经济从农业生产向工业化转型的阶段。例如，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人均收入从不足3000美元跃升到2019年人均GDP 10000美元，其增速之快，表明中国富裕人群扩大的同步性。相反，当国家达到了非常富有的程度，两者之间的同步性则处于低位。新兴经济体中超级富豪人数的增加及比例的提高，紧扣其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而这样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却不甚明显。将发展阶段作为控制变量，我们发现，在迈向工业化的经济体中，富豪的数量越多，则全社会就业机会也越多，而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体中，二者之间则没有很强的关联性。相比发达国家，对于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及其所有者而言，贸易活动则显得更为重要。

关于财富、大型企业和经济结构转型的相关数据证明，巨额财富的积聚属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新兴经济体中涌现出的那些最优秀的企业家，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吸引并聚集劳动力和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得以更加高效的利用，随之带来生产力的提高，最终会驱动所在经济体的增长和发展。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大型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高的薪酬，不断改善中下层社会的生活水平，从而使最广大的国民受益。

在新兴经济体里，民众最为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摆脱贫困并获得更多的进取机会，而非围绕财富分配的多寡而怨声载道。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严重削弱了低收入群体的福祉，将对不平等问题的忧虑推向了政治高度，继而激起了民众对经济条件不公的抗议。相关国际机构认为，财富的两极分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更重视如何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这需要推行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包括健全产权体系、降低企业进入的壁垒、坚持市场开放并积极吸引外商投资，等等。这些政策组合可以将生产要素引向收益更高的经济领域，提高企业的自主性和保持市场开放，可以确保巨额财富的积聚来源于公平竞争。

超级财富如何崛起

谁是超级富豪

2015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分论坛上，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超级富豪崛起的议题。乐施会（Oxfam）的执行董事Winnie Byanyima说：2014年，全球最富有的85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与全球中下阶层50%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一样多；而到2015年，这一数量减少到了80人。她认为这种极度不平等现象是令人担忧的。代表一家巨型营销集团WPP的马丁·索瑞尔爵士（Sir Martin Sorrell）则反驳道:30年前，我创办了一家只有两个人的公司；如今，我的集团拥有179000名员工，业务遍布全球111个国家，集团每年至少投入120亿美元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对此我自感问心无愧。他的言辞表明，不分青红皂白，对所有巨额财富一律贴上不义之财的标签，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他的财富积累来源于其出色的经营能力，同时也使许多其他人从中受益。

那么，全球财富加速集中的趋势，无论是否取之有道，是否都是令人担忧的现象？还是如索瑞尔（Sorrell）提出的那样，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它是意涵了违法背德的敛财方式，如国家特权、政策偏袒或者不公平的优势（继承、抢占资源或垄断）？还是体现了新兴企业的壮大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所带来的繁荣？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乏力的国家而言，民营企业的成长能够带来诸多裨益，因此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视角和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其中产生的巨额财富？

世界超级富豪当中，创新创业者的份额日渐增多。但那些依靠金融交易或攀附权势等寻租类活动而发家的人仍占多数，占比仍在70%。

全球财富的总体趋势，往往会使人忽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新兴经济体中的富豪更多是白手起家的，而财富继承者的比例在下降。相应的，发达国家中各类财富群体的比例相对稳定，继承者和公司创始人的份额略有下降，而金融类、寻租类和政府相关的财富在增加。巨额财富的积累可以划分出五种类型的富豪：财富继承者、公司创始人、公司高管、政府关系或寻租类富豪，以及依靠金融和房地产业发家的富豪。

超级富豪如何创造财富

相关经济理论为巨额财富近几十年来的惊人增长，提供了三种解释。

商业巨子：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首创了“商业巨子理论”，该理论认为，巨额的收入和财富的集聚，其核心驱动力来自于三个方面：杰出的才能、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进程。根据这一观点，巨额财富的增长主要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一些商业奇才准确地把握了时局，将创新型的企业做大做强。“商业巨子”理论认为，新技术为人力资源提供了便利，进一步发挥了规模效应，而全球化又大大降低了国家间的市场壁垒。随着新兴通信技术的发展，一位卓越的企业家可以统领其在世界各地的员工。贸易、投资和洲际差旅壁垒的降低，营造更大范围的客户基础，这又促进了更加高效的生产流程。公司领导层获得了巨额的回报，而与此同时，中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却迟迟没有增长。由此可见，许多行业，尤其是新兴技术领域，商业巨子可谓炙手可热，待遇优厚无比，而对于那些掌握普通技能的员工而言，人才市场的需求则平平淡淡，甚至呈现衰退迹象。但科技新贵并不是富豪企业家群体里的唯一宠儿，贸易和技术也让杰出的制造商赚得钵满盆盈。

寻租收益：

寻租收益是巨额财富增长的第二大来源。新兴经济体中，由于机制不够完善，这种现象可能更为普遍。另外，宏观经济剧烈波动导致的资产价格飙升、公司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变迁等，这些都会让少数资本所有者积聚大量的寻租收益，但是其实际生产力并没有相应地提高，这种类型的浮财并不能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例如，政府向私营部门出售石油企业时定价过低，致使少数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资本家一夜暴富，这是新兴市场中典型的寻租形式。俄罗斯的伊戈尔•马卡洛夫（Igor Makarov，福布斯排名828位）于2012年首次登上榜单，而他的巨额财富来自于和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Rostneft）组建的合资企业。

遗产继承：

遗产继承是财富增长的第三个主要来源，如果资本的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资本迅速累积，通过遗产获得的财富将会得到极大的巩固。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由于资本回报率一直高于劳动回报率，富有的人便会更加富有，除非全球的税收政策发生变化。遗产继承在该理论中占据了核心地位。长远来看，这种现象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贫富不均。法国的Liliane Bettencourt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之一，她是将继承的财富用于快速增值的绝佳例证。2000年，她的净资产估值为150亿美元，而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这一数字竟然翻了一番，高达380亿美元。这一财富的积累，主要源自于她在欧莱雅和雀巢两家公司持有的大量股份。

然而，依靠继承得来的大笔财富并不一定能够一路增值。皮凯蒂认为，相对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只是一个综合判断，其中包含了所有新增的和原有的不同形式的投资组合。例如，墨西哥的Carlos Peralta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家制造和建筑集团，得益于政府颁发的手机牌照，他把业务扩张到了电信领域，从而使他在1999年至2004年期间得以持续位列福布斯榜首，成为世界首富。而到了2005年，随着墨西哥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他的资产大幅缩水，其身价也名落榜单。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也使他受到重创，迫使他卖掉游艇和位于特朗普大厦的公寓。

山水轮流转，财富在易手。一批新贵在诞生，一批老富翁在陆续消失。由于财富更迭，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继承类财富的份额并没有什么变化。

巨额财富的决定因素

一些研究认为，资产价格的上涨和公司治理的变革是巨额财富增长的关键。[2]

针对新兴经济体中巨额财富激增现象，私人银行和咨询公司已经敏锐地嗅到其中的商机。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Company）发布了大量关于亚洲超级富豪的报告，认为它既是经济增长的产物，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我们考察了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每一位富豪的个人信息，以确定其财富基本来源——是自力更生创造的，还是通过继承获取的。2013年，Kaplan和Rauh对1987年、1992年、2001年和2012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进行了分析，将其区分为三类人群：白手起家型，财富继承型，（中等规模企业）继承发展型。他们发现，2012年美国和全球的榜单中，通过继承中等规模企业并将其发展壮大致富的比例均不足10%。通过对比白手起家者富豪和继承者这两类富豪的数量及其财富分布比例的变化，我们可以深入探究一个国家影响财富增长的机理。

通过数据调查，反映出三大特点。首先，即使对于财富继承采用了严格的界定，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白手起家的富豪还是占了大多数。第二，发达国家中，白手起家的富豪占比基本保持不变，维持在60%左右；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却有显著上升，在2014年达到近80%。第三，在相同年份的同一类型的富豪中，其数量和财富价值的比例相对接近，没有显著的差异。

非财富继承类富豪：

非财富继承类超级富豪可分为四大类：公司创始人、高管、政治关系或寻租型富豪，以及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富豪。私有化过程中，部分既得利益者同样也是能力超群的企业家，也有许多金融业富豪大亨，在促进了创业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帮助建立了利于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不过，这种限定性的分类很可能低估了企业家阶层的规模。此外，一些继承财富的富豪，比如拉丹•塔塔（Ratan Tata）或李健熙（Lee kuno-hee），也带领公司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同时，资源类相关的财富也可得益于经营能力，比如明智的投资决策、规模扩张、技术改进和降低运营成本等。

公司创始人：很多富豪是依靠创新致富的，尤其是在快速发展的市场。2014年，Facebook收购了手机即时通讯应用程序Whats App之后，其创始人Jan Koum和Brian Acton（两人的合计身价为100亿美元）首次登上富豪榜。奇虎360的周鸿祎和齐向东两个人的身价超过30亿美元，在2014年首次登上榜单。他们提供免费的基础产品，并以增值服务收费，从而占领了中国互联网安全市场。

也有一些富豪是凭借政治关系而暴富的。1990年，俄罗斯的Vagit Alekporov（身价140亿美元）被任命为石油天然气副部长，第二年则摇身一变，成为了俄罗斯最大的私人石油公司Lukoil的首席执行官。1995年，爱尔兰的Danis O’brien （身价53亿美元）在政治资源的庇护之下，拿到了价值连城的手机牌照。[3]

在我们排除了金融和房地产类、自然资源类、和政治关系类的公司创始人后。公司创始人正如那些商业巨子富豪，发明了数以百万计的新产品，优化了生产流程，丰富了产品多样性，降低了消费价格，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可观的贡献。

公司高管：第二种白手起家的类别，包括那些通过在公司任职而获得财富的高层管理人士（如Facebook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这些人的财富与政治关系、金融或自然资源无关。在富豪榜单上，那些没有被定义为公司创始人的总裁、首席执行官或其他公司领导层都被划分到高管类别。高管也包括那些拥有公司的个人，他们未必是公司的创始人或者在公司里担任某一高管职位。比如，继承了一家商店或工厂的富豪则归入此列。

政府关系或寻租类富豪：依靠政府关系或自然资源致富的，则划分为政府关系或寻租者类别。[4] 如果有报道称某富豪的财富与其过去在政府中的职位、在政府工作的近亲或者通过走后门拿到了某种特许牌照，那么这些人富豪就被归入政府关系类别。

虽然私有化确实会带来更优的公司治理，因此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财富积累，然而通过私有化过程积累数亿美元甚至更多的财富，则意味着交易价格过低。这种情况下，寻租收益的获得更多依赖于私有化过程，而非个人才能。如果富豪白手起家者的财富来源于资源相关的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和煤炭等，也归于这一类。矿藏的控制权往往掌握在政府手中，公司必须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来获得许可证。

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富豪：早期投资创新企业的那部分金融业富豪，可被视为商业巨子。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很多受益于政治关系、监管不力和内幕交易的案例，很难将这一群体定义为名副其实的创新者，尽管其中有些人的确具备创新的才能。其中一些人通过高明的决策，将资本注入高速成长的公司，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也有一些人找到了确保市场合理定价的新方法。

也有一些金融领域的富豪得益于政府监管不力、幕后交易以及某些情况下的极端腐败。Michael Milken因证券欺诈而入狱22个月，但其资产超过20亿美元, 依然名列福布斯富豪榜。[5]中国的黄光裕因内幕交易和行贿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6]

这一类别也包括房地产界的富豪。其中一些人得益于政府的土地出让，另一些人得益于城镇化进程，大部分人从以上两方面获取了暴利。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是地产大亨云集的国家，他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中国经济增长，促进发展，但在一个土地国有、私有企业需要通过租赁获取使用权的国家，许多地产大亨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富豪的区域和行业分布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中富豪财富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发达国家，而且大量的财富都对全球化公司的创建者青睐有加。例如，印度的Cyrus Poonawalla创建的免疫血清研究所致力于生产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始终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Miguel Krigsner创立的巴西第二大化妆品公司Grupo Boticario，市场也遍布世界的多个国家。

东亚国家尤其活跃，其中很多都家喻户晓，比如代工苹果产品的富士康公司创始人郭台铭和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与过去不同，更多的新公司产生在贸易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相对竞争性的行业），而不是在资源和电信行业。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里，政府关系和资源类的财富仍占主体地位，但公司创始人的数量也在增长。十年前，非洲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是通过继承获得的。

在新兴经济体中，这些白手起家的创始人占有越来越多的财富，但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除外。在南亚国家，政治关系和金融相关的超级财富越来越多，而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继承财富则愈发居于主流，呈现出与经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发展趋势。

巨额财富的来源可分为五大领域：资源类、高新技术类、贸易类、非贸易类和金融类。

资源类包括所有自然资源和钢铁行业。因为钢铁行业生产所需的关键原材料（煤炭和铁矿石）是资源行业的主要构成部分，所以该行业也归属这一类别。“高新技术类”反映了计算机和医疗技术变革对超级富豪财富的影响。建筑业归入非贸易领域。房地产归为金融领域，因为该行业的投资属于资产性的，其产出不属于用于消费的商品或服务。

新兴经济体中，除欧洲在2006年至2008年占据主导地位之外，东亚富豪的总财富净值占比最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东亚、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富豪财富迅速回升；相反，南亚和中亚、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财富则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2010年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富豪财富略有增长。

     新兴经济体的财富来源千差万别。东亚是最具活力的新兴地区，拥有为数众多的财富新贵，其中大部分是公司创始人。相对于其他地区，拉丁美洲拥有最多的继承财富。新兴的欧洲国家（特别是俄罗斯），财富积累更多依赖政府关系。在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欧洲新兴经济体和南亚，资源相关和政治关系仍然很重要；其中，除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外，寻租收益获取巨额财富的比例在下降，同时公司创始人的比例在不断增加。

“香港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崩塌

2019年11月1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不经投票一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众议院无需花时间协调整合，随即迅速通过参议院版本，并于当地时间11月27日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成法。11月23日，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颁给“香港人”，表扬港人“捍卫权利及争取民主改革的努力”，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和香港“民阵”副召集人到加拿大哈利法克斯代领奖，后者发言称“香港现时面对黑社会、政府、警察的暴力，……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继续关注及支持香港”。

此时，香港仍然深受黑衣人暴力横行困扰，地铁站等公共设施在不时遭受破坏，道路交通仍随时被蒙面黑衣人堵塞，街道仍旧是遍地砖头等障碍物。几成炼狱的香港中文大学还只是刚刚得以基本清理环境，理工大学则遍地狼藉，发出恶臭，重建不知何时，耗资更无法估算。在这样的当口，美国通过了香港问题法案，同时给“香港人”颁奖，这要是说美国不是幕后黑手，或说美国不是火上浇油，简直是对不起美国的“努力”。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警方最初包围有逾千名暴力分子在内的理工大学时，被包围者中有人在网上平台“连登”向英国驻港总领事馆亮出自己的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身份并求救，收到的回应是让求助者“按照香港的相关法律办事”。另有一些人向美国呼救，在网上呼吁美国派遣特种部队前来营救。因身体不适从理工大学撤离的一名“厨师”，身体虚弱需人搀扶，走出校门时却还手持一面美国国旗。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后，香港“网民”发起了活动，一些父母带着孩子，由西区中山纪念公园徒步跑往湾仔金紫荆广场，参加者排列成SOS形状，声称向国际求援。香港回归22年后，在中国的国土上，这些香港人公然如此认美国为父，动辄祈求国际干预，丝毫无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就连香港近年兴起、并不断被加强的所谓“本土意识”、“身份认同”也都弃之不顾，洋奴嘴脸和行径暴露无遗。世界上不管是幸灾乐祸的，还是痛心疾首的，恐怕都不免要问为什么会是这样？

直面深层次问题，完善《基本法》

作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暴露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找到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世界贸易中心协会主席伍淑清女士说，只能放弃香港这一、两代人，她的表态招来了黑衣暴徒对其父伍沾德所创办美心集团旗下所有店铺的疯狂打砸。其实，她说出了很多人真正的认识和感受。当然，不管问题有多复杂、多艰难，都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而不是束手放弃。要着手解决，首先必须改变过去一些思维套路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分析香港问题。其次，如果继续沿用回归以来所奉行的所有对港政策，不思重大改革和改变的做法，已行不通了。对香港现状的分析判断，已经不容再用以往常见的那种肯定大局、指出微观不足的套路了。必须在直面问题、解决现实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以坚定的立场、意志和巨大的改革勇气，遇水搭桥，逢山开路，不能让香港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障碍和包袱。

在如何落实一国两制中“一国”这个根本前提上，行政、立法、司法基本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深层次问题。这些深层问题使中央政府善意的“不变”的承诺和愿望，与香港不断急速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基本法》起草初期，英方通过港英政府，向中方提供了一套对香港管治的经验，鉴于香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在英国遍及全球的殖民地中，堪称最为成功的管治范例，中方自然愿意吸纳大部分港英政府提供的经验。为使这颗“东方之珠”收回时仍能保持其繁荣稳定，所以对香港已有的一切，中方基本上抱定维持不变的原则。客观地说，制定一部《基本法》的基本目的就是将香港原有的一整套制度，由中国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此确保“不变”。但经验老到的英国人，一边向中方推荐各种维持不变的管治经验，一方面又在香港开启了政治和社会的各种变革，这一导致矛盾产生的做法，在英国政客彭定康来港当末代港督时力度更加大，导致后过渡期中英之间不断出现矛盾和冲突。

《基本法》颁布后至香港回归前，正是香港社会政治发生巨变的时期。也就是说，《基本法》的立意是让香港成为一个在世人眼中、也是在中国中央政府眼中的“理想社会”。而现实中，从《基本法》诞生之时起，就注定了一切都将改变。这种理想与现实脱节的现象，从那时起一直延续至今，已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难以摆脱，而且还在继续扩大。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行政主导”原则。该原则是港英当局向中方力推的一条重要管治经验。港英时期，行政、立法局成员都是由港督委任，港督不仅能控制行政、立法机关，就连司法也可说是在港督掌控下，因为港督在法官的委任上也有角色，而伦敦来的首席大法官与港督在思维、理念和管治目的上基本一致，所以行政主导是港英政府长期行之有效的重要管治原则。这一原则给中方官员的印象和接受程度之深，不仅是《基本法》起草之时，直到今天，涉港事务官员仍然时常宣之于口。但口头宣示不等于现实。因为港英在回归前引入了选举制，使得行政主导原则已变得不可能。这是中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意识不足、也难以防范的。加之，《基本法》全文并无“行政主导”四字。一位当时参与回归事务的中方主要官员曾解释说，《基本法》虽没有明确写下“行政主导”，但该原则是通过《基本法》第七十四条等条文具体体现的。第七十四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根据本法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开支或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者，可由立法会议员个别或联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在当年起草委员会委员（草委）和中方官员的眼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立法会议员可提议案的范围，就是体现了行政主导。然而，回归后的实践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既形成了“三权分立”的现实，具体行使权力上的某些限制，根本难以确立行政的主导地位。相反，随着立法机关挟选举获得的民意而变得强势，《基本法》中那些限制立法会议员提案权的有关规定，逐渐成了被诟病的对象。

香港不搞“三权分立”，应以《基本法》指导原则

“三权分立”是另一值得一提的例子。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一国两制”的创始人，也是《基本法》起草时期中国中央政府的实际决策者。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邓小平的这个意见，可以说为《基本法》起草设立了一个指导原则。

香港不搞“三权分立”，《基本法》确立的体制并非“三权分立”，这样的说法，在起草委员会会议纪要，以及内地草委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萧蔚云教授有关《基本法》的著述中都能找到。但不搞“三权分立”的原则并没有白纸黑字确认下来，《基本法》第四章中，行政长官、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分节的具体内容，使那些强调香港“三权分立”的人理直气壮，时至今日，似乎连中央官员都不再提香港并非实行“三权分立”了。

需要选择站在国家立场上的管制队伍

另一导致深层问题的矛盾，源自“不变”的承诺与管治力量的“不济”之间的分裂。特区基本上承接了港英统治时期一整套行政、立法、司法体系，而这一套体系和运作方式，原本是以殖民统治者为主体，在既适应其统治，又能维护其利益的原则下建立的。管治队伍虽在回归前匆忙实行了本地化，但回归后接过整套体制的原殖民地精英，却并不是原殖民者本身。这些所谓殖民地精英，即使自认为深得殖民管治的精髓，但在港英时期毕竟从来不是“操盘手”，他们在心态上对殖民统治者也以仰慕为主，鲜有具有大胆决策能力和手段者，管治经验和成效与港英统治时相比有明显落差，加上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依靠中央政府良好愿望维持的不变，最终形成了一个典型的错配。越维持不变，错误和荒谬越多。

在各种导致深层问题的矛盾中，许多人不便明言、但实际存在的一个根本点是，实现真正的回归，落实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原则，需要有一支从民族感情、国家认同上站在国家立场上的管治队伍。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香港事务的管理者不能只爱香港，不认同中国为祖国。这里所指的香港事务管理者，应该包括《基本法》第四章中所包括的政治体制中所有成员，即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以及地区组织中成员和所有公务员。香港已回归22年，这方面的情况比回归前并没有多少实质的改变。

“修例风波”暴露出多方面问题，例如青少年教育问题，社会上“反中抗中”之风长盛不衰的问题，经济发展缺乏新方向等深刻影响香港社会的现实问题，虽各有其个性的原因，但其共性是，都与特区政府的作为（包含不作为）和管治有关。

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香港社会反对派从来没有停息反中央政府、反特区政府的各种操作。意识形态分歧对社会、政治、文化的辐射，特区政府的管治弱化，外部势力对香港的干预和渗透，经济缺乏新动力和新起点，传媒的偏颇舆论引导，教育政策的失败，社会成员的贫富两极分化，土地和房屋的严重短缺等等问题，都是影响香港社会局面的因素。其中一些内部因素导致近年民怨上升。

一个难解的现象是，中国内地对香港社会困境的分析，大多会从民生等角度，指出香港的住房狭小、居住环境差，贫富极端悬殊，社会资源过于垄断，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阶梯和机会少等等，往往还是比较客观务实的，但香港本地的不满与诉求，基本是政治上的；普选的争夺成为港人最大的诉求。

“恋殖”情结和“去中国化”在“修例风波”中爆发

香港人一个重要社会心理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难以言说的“恋殖”（即留恋港英殖民时期）情结。香港现在的本土意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部分港人“恋殖”情结的产物。不少关于港英统治时期香港的论述，都会套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之说。这个对港英治下的香港简单的描述，不仅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如此，对大多数因战乱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原因移居此地的人来说，同样如此。

借来的时空的不确定性，使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没有过多的要求，也没有使命感，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并不紧密，而与如果大家都是“自己人”相比，多了一层克制与客气。这种基本的人性反应，给港英政府的统治带来不小的便利，也使社会呈现表面的祥和安稳。当时的港人不可能有什么“本土意识”，更没有现在高昂的所谓“身份认同”。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后的岁月，港人没有了被殖民统治的屈辱感，同时因香港的繁荣富庶以及将国际和内地的窗口联系作用，为所具有的国际身份和特殊作用倍感自豪。“国际化”到今天仍是港人最骄傲自诩的特征，另一特征是让内地民众感受较深的崇洋心态，港英时期则表现为港人对港英统治者的尊崇。回归时期，对部分港人而言，从前与殖民统治者并不太紧密的关系，却因英国人离香港而去变得让他们无比怀念。在上述基本社会心理状态下，港人对要他们接受心目中与“国际化相反”的内地的一切是不情愿的。但舆论上和观念上有民族大义的约束，这种不情愿，要么不便公开表露，要么就是以与内地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变相表达。

不甘心回归“一国”的部分港人，对“港人治港”下的本地人中产生的特首表现出百般挑剔，缺乏尊重。只要其管治的路径是朝“一国”回归，遭遇就不会有什么分别。香港要求双普选，而且试图冲破西方选举中也不可能有的提名机制，并非他们相信普选就能选出最有利香港发展的人，而是他们希望选出最能抗拒内地，甚至能带领香港投入英美国家怀抱的人。“港人治港”并不能真正让他们满意，而“高度自治”却是他们达成目标的最佳借口。

始于2019年6月、持续近半年的修例风波，举世瞩目，所暴露的问题之深、之严重，尤其是社会大多数成员对中国内地和中央政府的离心力之强大，让内地绝大多数人震惊和气愤。在这次修例风波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原本还有几分难以言说，或者说难以启齿的“恋殖”情结，这次都堂而皇之宣泄出来了。打英国旗、港英旗和龙狮旗（张扬香港独立的旗帜）者有之，打美国旗者有之，甚至有人打欧盟旗，总之，这些人只要不是五星红旗就行。“去中国化”的表现已经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检视香港近年日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从现象看似是文化，其实是政治性的。意识不到这一点，对香港社会情况的严峻性就难以有足够的认识。

向“一国回归”必须调整对港政策

近几个月来，香港针对内地人的暴力行为和黑色恐怖，显示香港社会所谓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已因全面政治化而产生了质的变化。香港一些仍在声称“违法达义”的暴力人士，不惜公然践踏他人的民主权、财产权以及生命权，反证把民主、自由和建设公民社会挂在嘴边的人，他们的用意不在建立公民社会和追求民主、自由本身，而在与中国内地进行区隔。配合文化上日益深入的“身份认同”，近年实际上已形成了一种“身份认同政治”，而“我地（即我们）香港人”成为一种看似文化的、实则政治的表达。正如一些评论者早就指出的，身份政治推到极端就是不包容，甚至可以极端到种族清洗的地步。香港社会部分人目前就是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在一国之内，在一个哪怕是实行高度自治的地区，出现如此近乎极端的社会氛围，实现“双普选”的要求，形成这样的社会土壤，注定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和冲突：部分港人就是为了要“去中国化”，或脱离中央政府控制，力图通过实现普选来选出公开与中央政府对抗的行政长官和反对派占主导的立法会，与中国内地相区隔；中央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全和发展利益，至少在现阶段，很难开放将可能导致危害国家统一、安全和发展整体利益的双普选，而部分港人越是达不到目的，就越会将“双普选”置于其他一切诉求之上。近月来，以步步升级的暴力破坏害香港的人，提出“揽炒”的口号，普通话的意思可以说是“焦土政策”。最初香港内部很多人都难以当真，因为香港一向是一个经济城市，港人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是“唔好阻人发达（不要妨碍人赚钱发财）”，他们认为高叫“揽炒”，不过是以年轻人为主的暴力示威者的意气用事罢了。内地不少民众更是对“揽炒”豪言嗤之以鼻：认为如今香港经济面本来就已窄小，把香港经济搞死了喝西北风吗？而当暴力横行旷日持久，没有因对经济和生活造成的影响有所收敛，且各种数据证实了香港经济已整体下行，旅游、零售、酒店、餐饮等服务行业已严重衰退，不仅暴力破坏者本身没有收手的意思，连那些支持他们的“高端人士”也坚持不与他们割席，完全无视经济严重受损的后果。面对如此违背常理的社会现状，必须打破以往的思维定式，面对再一次巨变的香港进行思考。

这次修例风波中，反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人士将国际因素放在了高于一切的位置。几个月来，游行队伍中打出各种西方国家国旗的现象，表明香港的经济发展，确实已不在这些人所关心的视野。有人说香港已“化身全球意识形态战线的前锋”，也有香港学者和所谓“青年导师”不断论述香港这场运动的“国际意义”，甚至从不同角度将香港与历史上在血与火中寻求独立的北爱尔兰的情况相比，并亲自为香港的示威网络争取国际联系和支援。香港的知名政客则分赴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更有黄之锋这样的“艺高胆大”之徒，向美国国会和政客递交香港选举名单、要求美国国会和政府制裁中国和香港政府。西方国家自然也给足了这些人心理与实际上的支持，受宠者们晒出的照片中，西方政要与他们合影时都笑容灿烂。有理由相信，香港的反政府力量已经完全不在乎香港的经济前景了，他们志在把香港变成一个政治城市，至少在目前，西方和其他一些势力给予他们的物质和经济支撑，让他们有足够的本钱去从事政治活动，因此他们也不虞未来。邓小平早就预言，香港回归后，可能会有人“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他的语言已应验。

香港抗拒内地和反政府的力量，能否充当他们自诩的全球先锋，能否真的把香港变成一个反对内地的坚实基地，其志在此，已昭然若揭。忽视或认识不到这点，就难以对症下药。

当香港反对派的核心力量及其支持者的主要目的是把香港变成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基地，而他们又拥有对抗中国实际的国际力量的支持时，中央政府已不宜仍旧仅以经济上对港的各种支持和惠港政策来化解矛盾了。目前美国愈益明显地把香港作为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基地，给中国制造麻烦和冲击，要重建各项秩序，让香港重新上路，仅对原有管治体系和运作小修小补，恐怕无济于事。

（编辑  季节）

近几年来，新媒体转型几乎成为新闻行业热度最高而又最让人焦虑的话题。在新闻史上或许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悲怆与亢奋相互交织的时代。在统计数据上，传统经营业绩的持续下滑预示着其产业模式的衰退。这一点几乎是所有专业市场报告的共识，[1] 而新闻人才的流失是衰退的另一个显著表现。很多成名记者大批跳槽到互联网企业和市场公关行业。

面对困境，欧美新闻界那些蜚声全球的百年老店正尝试着更新技术、再造流程，试图赶上时代的变化。与此同时，新的投资尝试让Mashable、Vice News、Gigaom等行业新兵迅速成为明星，似乎也预示着行业重生的机遇。

新闻生产的后工业化转型

 在阐述新闻业的变革时，人们通常习惯于将其概括为“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阐述了其变化的表面现象，也适合服务于媒体组织的改革目标。但是将新闻业的变化理解为一种线性进化过程，或者将“新媒体化”作为拯救新闻业的思路，实际上都是带着旧思维看待新的变化，无法把握问题的本质。当下新闻业的变革，不是发生在行业内部由旧到新的转换，而是整个行业组织结构的功能拆分、权力转移和性质变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资本的创造性破坏提供了可能，原本纵向整合的“采制——编排——出版”的专业化新闻生产流程分崩离析，新闻传播领域正在被一种后工业化的文化生产模式所占领。

以下一些现象层面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解读这场变革：

首先，“社交化”如今已经成为传播和获取新闻信息的一个主导性趋势。根据皮尤中心2016年的调查，美国大多数成年人（62%）都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2] 而在千禧一代的年轻人中，Facebook已经远远领先其他媒体成为获取政治新闻的第一源头（高达61%）。[3] 除了Facebook，当然还有微信、Twitter、Whatsapp、Instagram等众多“超级应用”，这些传播领域的新贵不仅逐渐代替了报纸、广播、电视，甚至让前移动时代的互联网信息门户也已沦为日趋没落的“传统媒体”。

“社交化”的趋势首先意味着传统新闻机构失去了直接面向市场分销产品的权力。几家主要的社交媒体集团正在垄断信息传播渠道。这种新的分工等于将传统新闻机构挤压到产业价值链的下游，变得处处被动。与此同时，“社交化”还改变了新闻商品的最终形态。以往，专业新闻编辑可以在众多单个新闻故事的基础上构筑一套意义系统、设置一套公共议程。而在社交媒体的时代，碎片化的新闻代替了一份报纸、一套节目和一个首页，并通过不透明的过滤和排序规则成为日常新闻消费的主要对象，这导致传统新闻机构丧失了重要的议程主导权。

对新闻商品进行整体设计和分销的权力是传统媒体获得广告收入的有力保障，而社交化传播在拆分信息内容的同时，剥夺了产品分销渠道，因此，传统新闻机构的广告流失就成为一种必然而致命的后果。无论如何，离开了广告，付费墙和版权交易是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传统媒体产业的。更何况，这两项收入的稳定性本身就不容乐观。在这个意义上，“社交化”的趋势不仅意味着“平台”代替了“门户”，更意味着“内容采制、内容编排、内容传送、广告营收”四位一体的“福特式”新闻生产机制正在分崩离析。如果用零售业的经济结构做一个类比，那么后工业化的新闻产业就像是前店后厂的商品市场中突然崛起了一个沃尔玛式的超级分销商。由于这种巨无霸的“平台型企业”可以一站式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借此集中几乎所有的客源流量，因此，众多下游生产商只能按照它所规定的标准、模式来提供商品，并根据需要改造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流程。

信息分销终端和议程设置实体的功能被社交媒体夺取后，留给传统媒体的只剩下产业下游的内容生产部分。然而，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专业内容生产的严重贬值。如今，一个街边路人可以拍摄巴黎恐袭和纽约警察暴力执法的震撼画面并广为传播，一个普通难民可以用手机实时报道欧洲边境人群迁徙的动态。在这样的时代，仍然奉行商品机制的专业新闻采编业务，只能沦为高投入低产出的没落行当和处处迎合社交媒体传播逻辑的下游供货商。Facebook们正在把传统媒体逼入绝境。原本高贵的新闻人现在唯一的渴求就是能从社交平台上给他们的网站导入一些流量，但即使这点空间也正在被Instant Articles、Apple News、微信公号或者Twitter Moments这些巨无霸的新产品所吞噬。在这些超级应用所提供的“工位”里，传统大报和个人账号平起平坐，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权威和尊严。

其次，在“社交化”趋势的推动下，用“机器算法”（Algorithm）来代替人工编辑如今已经成为新闻业的新趋势。这一变化是新闻传播后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从实质来看，网络爬虫技术和大规模用户行为数据的记录、分析能力是“机器算法”的核心工具。爬虫技术让数字化媒体摆脱了低端的内容生产，而自动化的数据分析和推送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又大大提高了内容传播和广告投放的精确性。更重要的是，利用数字化技术，以往媒体机构的信息服务、受众调查、注意力贩卖三项业务能够无缝衔接、合为一体。这种工作效率让传统新闻生产模式望尘莫及。

随着“算法”这项利器越来越成熟，“新闻聚合类媒体”（News Aggregator）应运而生并迅速繁荣。以Buzzfeed、今日头条等科技企业为代表的这类媒体，不再像传统新闻机构那样耗费大量知识劳力来采制新闻，而是在互联网上自动抓取内容（辅以版权交易），再运用计算手段和少量的人工进行分类编排，并根据用户的社会特征和使用习惯进行个性化推送。

从本质上看，传统新闻机构和聚合类媒体都是内容供应商，他们都依赖于社交平台这些虚拟的渠道供应商来实现产品的消费。而大量资本之所以选择迁徙到聚合类媒体的原因，是他们更彻底地摈弃了“传统”，更彻底地采用了信息技术来代替知识劳动，从而把商业传播的工具性和获利本质推到了极致。当然，与那些当年在市场浪潮中崛起的小报一样，这种眼球经济的工具性是以反精英主义和“受众自主选择”的面目出现的。

随着Buzzfeed、Flipboard和今日头条等公司的强势崛起，传统大报不得不在新闻生产流程上被动模仿这些新型媒体。此时，正是这些新闻业老贵族们从前所珍视的专业标准和精英气质拖了他们的后腿，这大概就是很多行业专家所谓的“缺乏互联网基因”吧。

对于传统新闻业来说，更糟糕的故事还在后面。大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不会为了某项单一功能而发展。除了自动化的信息搜集和分类推送，“机器人写新闻”也从神话变成了现实。Narrative Science这类科技公司的快速发展，暗示着人工智能广泛进入知识生产领域已是指日可待。

当后工业化的进程在新闻领域开启的时候，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到这一潮流反价值的一面。在资本创造性破坏的颠覆力量之下，任何工业时代的“传统因素”都只剩下一点伦理和政治上的争辩空间，丧失了所有现实经济的合理性。新闻业的变革，改变的不仅是盈利模式和生产流程，也在改变着社会的权力结构。在这些变化的过程中，新闻人，这个秉持专业主义标准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在历史上扮演了现代进步倡导者和社会责任承担者角色的群体，正在丧失公共议题的发言权和主导权。

竞次传播现象

在《纽约时报》2014年那份引起业界轰动的“内部创新报告”中，倡导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团队是这样教育报社采编人员的[4]：

记者的身份让我们更倾向于以内容好坏而非传播策略优劣来评价竞争对手。然而BuzzFeed, Huffington Post 和 USA Today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列清单、花边新闻、智力问答和体育报道。他们的成功来源于精心设计的社交渠道、搜索方式和社群建构等工具和策略。他们甚至常常忽视内容质量。

“常常忽视内容质量”的行业新秀代表着新闻业的未来，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报道水准上的传统记者则迫切需要转变思维！《纽约时报》的老板小苏兹伯格让自己“80后”的儿子带队，对美国新闻界进行了历时半年的调研和访谈，并得出了这样的革命性观点。整个报告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求采编团队从重视新闻本身，更多地转向扩大受众点击率和转发量的数字化传播手段，由此需要那些“落伍守旧”的新闻编辑室人员“亦步亦趋地与报社经营业务领域的读者开发部门进行合作” [5]。

由此可见，“社交化”和“机器算法”等新变化不仅剥离了传统新闻机构的编排和传播功能，也在改造着新闻内容生产的核心逻辑。如今，新闻编辑部的工作重心正在更彻底地从“如何报道”转向“如何传播”。任何一个长期观察新闻业变化的人都很难否认，“GOING VIRAL！”（病毒传播），如今几乎已经成为包括主流大报编辑室在内众多新闻人念兹在兹的核心追求，而“Audience Development”（受众拓展）也已经是新闻行业最热门、最时髦的词汇。为此，原本设置大众议程、引领社会风气的新闻记者开始放下尊严主动迎合大众品味和社交媒体的需要。借用社会经济领域的名词，新媒体传播中的工程师文化已经开启了一种“竞次现象”（racing to the bottom）。无论是新生的新闻聚合应用还是大报的新闻编辑室，都在抛弃传统的专业伦理标准，把追求“10万+”、“100万+”作为内容采编的核心目标。这不仅是一项避免被淘汰的生存竞赛，也是一种在新闻界广为弥漫的流行风尚。

新目标一旦确定，新闻的生产流程和工作方式就必然被改造。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受众互动工作组”（Audience Engagement Team）以及类似的新部门在众多主流媒体的新闻编辑部中被广泛地设立。目前，这种岗位的人才需求已经渐渐超过传统编辑记者。他们的工作通常包括挖掘受众数据以制定有效的社交媒体策略、观察新闻故事的传播趋势并调整编辑方针、管理受众评论内容等等。总之，就是建立一种24小时的实时反馈机制，以新闻内容的接受情况和传播效果来指导新闻编辑的策略和方向。为了适应这种新的人才需求，美国众多名校的新闻院系都跟风建设了计算新闻或数据新闻的课程和学位项目。

比“受众互动工作组”更具工程色彩的，是新闻机构中越来越强大的数据分析研究团队。如今，无论是传统新闻机构还是聚合类媒体，所有依赖于社交网络的内容提供商都在数据挖掘和开发上下足了功夫。以往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理论物理学博士或统计学博士会进入报社编辑部与记者们一起工作。而现在，这已经是一种流行现象。《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道琼斯新闻、《赫芬顿邮报》、Mashable等各种类型的新闻服务机构都不约而同地设立了“首席数据科学家”的岗位。在“病毒传播”的诉求愈发强烈的背景下，首席数据科学家会不会最终行使总编辑的职能，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数据分析方面走在前沿的是聚合类媒体。以BuzzFeed为例，他们的研究团队开发了监控和优化网络扩散过程的工具。这个被称为Pound（Process for Optimizing and Understanding Network Diffusion）的系统可以对任何一则新闻信息在所有主流社交媒体上的扩散过程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此帮助编辑判断不同情况下何种内容具备病毒传播的潜质。类似的工具在很多新闻机构中都得到了应用。通过这些实时的传播效果进行统计，数据科学家们可以指导新闻记者如何发掘选题，甚至如何拟定标题、如何措辞、如何选择图片等等。

将数据分析的自动化工程手段引入新闻编辑流程，这个趋势的本质是消除传播效果反馈的间接性和延时性。对受众点击、转发、评论的实时监控和分析能够以最高效率促使编辑室调整内容策略。在传统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中，由于缺少必要的信息技术，受众调查相对不那么精确，也不那么及时。然而，正是效果反馈的相对低效率在客观上缓解了新闻工作的市场压力，给编辑室提供了一些自主空间。在这种条件下，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才有可能在商业化传播中保留一席之地，使知识分子们完成对公共议程和大众品味的引导。可惜，在冷酷而高效的数据新闻时代，这种“精英气质”显然已经失去了立足空间。

价值和责任感的衰落很快就体现在日常的内容制作过程中。对于编辑记者来说，新闻产品的“形式感”、“体验性”、“可视化”、“互动性”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在受众互动组加入之后，编辑室内讨论最多的已经不是新闻的选题价值和采写质量，而是什么样的内容和形态更容易引发受众的点击和转发。如今，很多新闻机构甚至要求记者在报告选题时同时报告作品的呈现方式和预期传播效果。简洁的信息列表被认为是不错的手段，大量图片的使用更是被提倡，而游戏、问答等带有互动性的手段也越来越多地被使用。从前记者所追求的是发表那些有社会效益和舆论影响力的作品，而当下他们则专注于怎么样使用一个H5软件制作出“10万+”的帖子。为了批量生产病毒传播作品，主流大报和通讯社争相建设“中央厨房”全媒体报道平台，并将它作为新闻机构应对新媒体环境主动创新的核心成果。在新闻界这股风气的带动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VR、AR、无人机等新的表现手段在这个行当中会如此受到追捧。仿佛忽然之间，越来越多充满社会责任感的编辑记者变成了时髦的技术控。

当我们忽视产业结构变化而专注于业务领域的实践时，很容易将新闻编辑室的这些变革看作是一场令人兴奋的技术进步和业务创新。实际上，当前新闻业的主流观念也确实如此。一种颠覆传统的强烈快感伴随着让人眼花缭乱的新工具、新名词，在新闻界四处弥漫。在这种状况中，抽离视线的反思是很困难的。然而，一旦我们看清了新闻产业后工业化转型的实质过程，就很难再将编辑室的改革看作是主动的创新和进步。在权力流散的过程中，所有新闻内容生产者的选择都是被动的，如果用专业的伦理标准和现代价值来衡量，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些改革称作一种逐渐堕落的“竞次传播”的现象。

传统实践范式的退场（二级标题）

在技术升级和媒体融合成为主流话题的当代新闻界，很少有人顾及职业群体及其实践理念的变化。然而，正是这些新闻业变革中常常被忽视的软性因素将对未来社会的舆论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将近200年前，伴随着各种争议和鄙夷，面向大众市场的商业媒体开始出现并逐渐繁荣。从那时起，新闻记者们就迫切希望向公众展示他们的自主性、专业性和进步性，以此塑造职业荣誉感，提升行业门槛，从而稳定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而媒体机构则需要获得良好的社会信誉和权威性，以此得到公众的授权和持续的消费。因此，传媒业的大亨们一直乐于提倡记者的专业主义理念，并愿意维持记者一定的自主空间，即便这些做法在短期内会减少获利的手段，降低获利的效率。经过长时间的实践磨合，新闻记者的专业主义理念和新闻产业的增殖逻辑之间一直维持着微妙而默契的平衡。

但是当历史条件变化时，平衡自然会被打破。在专业主义诞生的19世纪晚期，欧美新闻产业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而几家报业集团主导新闻市场的寡头垄断局面将竞争的激烈程度维持在可控范围内。这个时代的媒体垄断，是纵向整合的全产业链垄断，媒体集团对产品的最终形态有着相对自主的决定权，保持着一定的权威性，而并不完全服膺于大众市场。寡头垄断的局面让同一行业中几个主要商业实体间更容易构建共同的伦理规范和市场规则。此时，维持专业的权威性和占领更多的广告市场基本是正相关的关系。这个新闻产业的黄金年代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它让媒体机构有足够的主动空间来容纳新闻人的知识分子气质和社会责任诉求。

然而到了当前的数字化时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击碎了行业的壁垒，成本高昂的全产业链运营成为历史。平台型企业通过垄断内容产品分销权，将专业媒体机构打入产业价值链的下游，从而有可能以极低的成本在传播形式和内容上掌握主动、设置规范；与此同时，他们通过投资和兼并将一些内容生产业务纳入自己的版图，通过集团内部的交叉补贴解除新闻生产的短期盈利压力，以此培植有舆论影响力的媒体，为企业的长期目标服务。在这个时代，资本控制的集中性、隐蔽性和内容生产的分散化、小型化是一个显著趋势。传统新闻机构落入内容生产市场的汪洋大海。极端激烈的竞争局面让市场主导成为唯一的选择，没有哪个内容生产商能够容忍专业主义标准所需要的成本和耐心。

除了产业结构方面的影响，在社交化和数字化的变革中，以往新闻机构所忌惮的社会道德约束和媒体监管机制正在失效，这也是专业主义面临危机重要原因。在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下，媒体机构的行为很容易得到观察和监控：从记者的采访，到编辑部的结构和工作流程，再到出版发行和广告运营，每一个环节都在社会生产和交换的“前台”完成。

然而在数字化时代，不仅内容生产主体的数量无限增多，而且内容传播的整个流程几乎都被转换成一套不透明的后台程序。大数据化与机器算法与其说是用科学来代替人工，不如说是用隐蔽来代替公开。这种信息传播“后台化”的趋势与网络信息发布主体的匿名性结合在一起，使得对新闻内容进行审查和问责的成本变得极为高昂，而传播危险、偏颇、媚俗信息的成本则变得极为低廉。不仅如此，垄断了产品分销权的平台型企业还常常以自己不是内容生产主体的理由规避传播过程中的责任和风险，这给传统的媒体规制手段带来了更多尴尬和困难。

前面讲到，传统媒体机构之所以能够主动地维护专业伦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需要建立商业媒体的政治合法性，以此获得社会赋权，运营传播产业。如今，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带来了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越来越低的广告收益，还带来了社会道德约束和公共审查的失效。在这样的传播生态中，新闻机构恐怕再没有条件、也没有理由继续维持各种传统的伦理和责任。当理想、尊严的保障和经济安全的保障一道消失，大批离职的新闻记者已经用行动唱响了专业主义的挽歌。

当然，除了产业结构方面的条件，政治气候和政策导向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闻人群体专业共识的形成。在专业主义诞生地美国，19世纪晚期的进步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时期的广泛政治共识都是影响新闻记者思想观念和实践范式的外在环境。正如丹尼尔·哈林（Daniel C. Hallin）所言，“广泛的社会共识曾经让新闻记者感受到他们可以成为精英政治体系中的一员，与此同时还保有中立和独立的品质” [6]。自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进程开启以来，这种经济安全条件下才有的从容和优雅就开始面临威胁。到了今天这个疯狂的网络经济时代，现代价值在新闻业中恐怕已经没有立足的空间了。如果像哈林所言，新政自由主义时代的新闻业是“高度现代性”的，那么当下的新闻业可能正在进入一个“高度后现代性”的时代。

在挑剔的批评者眼中，专业主义可能只是商业媒体赤裸裸市场关系的遮羞布。的确，与那些对专业主义持简单赞扬态度的观念保持距离是有益的——专业新闻记者虽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很多进步性的作用，但是都市职业阶层的历史处境和商业新闻生产者的功能属性还是限制了他们呈现社会问题的立场与视野，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只能是维系资本主义法权制度的建制派。然而，作为传统新闻生产中的把关中枢，这个职业知识群体和他们秉持的专业标准一旦被抽离出信息传播的过程必然会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正如专业主义的诞生映射出西方社会文化生活的巨变一样，专业主义的衰退也意味着一个新的传播生态和政治环境的出现，它绝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忽视的问题。

随着传统新闻业实践范式的消逝，新媒体时代的很多社会政治特征都开始浮现。例如，由于缺少了职业记者群体这个社会冲突的减压阀和调停者，我们已经在近年来的网络舆论中发现了意见极端化的趋势；在权威信息源逐渐弱势、信息传播隐蔽性逐渐增加的背景下，舆论安全和社会动员都成为棘手的治理问题；缺少了专业知识精英的把关，信息的无限过滤和个人定制可能正在带来公共知识的衰退等等，无论学者们的价值判断如何，新闻专业主义在信息传播领域的退场都将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值得深入讨论的现实问题。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