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西方思维的限制，寻找突破困境的新途径

把“金德尔伯格陷阱”当作核心议题，反映了西方主流精英对西方中心秩序衰落的悲观论调。

1、“金德尔伯格陷阱”仍是西方中心思维的产物。霸权稳定论其实是在为美国唯一超强地位做背书，其叙事也是为西方中心秩序的合法性与普世性提供理论基础。但其中充满了矛盾和悖论，掩盖了很多问题。比如，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规则往往蕴含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与支配宰制关系；再比如，二战前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体系在西方中心秩序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各种遗留问题，这些他们都避而不谈。这个秩序也并非真正全面包容，而是充满歧视性，这个秩序有内核圈、核心圈、次级盟友圈，与在外围的依附者、潜在竞争者、与敌对势力的身分区别，地位、待遇与合作领域广度与深度都有明显区别；内核圈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基本重叠，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可以分享最高级别的国防与安全情报；这个西方中心秩序，从一开始就存在地缘政治的边界，既排斥冷战时期的苏联集团，也无法覆盖追随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中国家。直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加入WTO，才开始朝覆盖全球的方向演进。

金德尔伯格所定义的国家公共产品范围，也仅是从维护西方国家的长期和平与繁荣的角度出发，并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也无法预见非西方国家快速崛起，以及因为人口急速增长、快速全球化、互联网社会及科技变革带来的社会风险等所衍生的新兴全球议题。

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对非西方国家的兴起持一种悲观的论断，认为它们缺乏相应的文化、法治的根基和传统，如果没有西方国家主导，世界一定会分崩离析。近年来西方许多预测都是在这个逻辑上推演的。他们强调，如果美国不再继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没有别的国家会提供，将会出现1929年前后全面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他们普遍刻意低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并不认可其在全球重组和全球治理改革中起到的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眼中，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不公平，且出现了不可持续的危机，亟需改革。当只占全世界人口20%的富裕国家使用了70%的全球资源；当北半球国家的人们享受超级富豪般的生活，而南半球尚有12亿人在每天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的贫困中挣扎；当一群富裕国家认为他们可以使用武力改变世界，而联合国却完全无能为力……人们已无法再对全球不公视而不见。所以，即使西方国家没有爆发反全球化浪潮，非西方国家也会要求修正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以及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

2、认清美国霸权的真面目和两面性。美国霸权的本质至少包含以下四个角度：

一是美国仅提供符合自身意识形态和国内利益结构的领导角色，并非从全球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美国崇尚大市场小政府，所以也倾向将国际公共产品的范畴极小化。美国扮演的国际领导角色，最终是要符合国内强势集团的利益，特别是军工集团、华尔街、能源集团、医疗集团、高科技集团。在国内利益结构的框限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早已存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既跟不上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风险与生态危机管理的需要，也无法有效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的需求。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类全球议题，美国最积极回应的就是反恐、知识产权等与美国有重大利益关切的领域，而在企业垄断、金融系统性风险、租税逃漏、粮食安全、移民与难民、气候变化、水资源稀缺、科技变革的社会风险、疾病控制等领域，有效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严重缺位。

二是美国利用霸权地位带头破坏规则和秩序。自由国际秩序的精髓是“遵守规则”，在各合作领域成立多边机制、制订规范与程序，以此来设定各国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协调行动、解决争端。作为领导者，不仅应带头创立规则，也需承担维护规则合法性与权威性的主要责任。但现实情况是，美国常将自身霸权利益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因此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难以巩固，而美国常常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破坏者，时不时抛出美国例外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肆意曲解国际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带头创立的多边体制中，美国常常是第一个任性的违反者。

三是美国霸权本身就是秩序的不稳定之源。美国既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国际公共之恶（public bads）的主要来源。比如，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美国在不少地区制造政治动乱，擅自进行军事干预来铲除反美政权；美国新保守主义阵营狂妄奉行“民主帝国主义”。推动的军事干预政策和偏颇的中东政策，更彻底搅乱西亚与北非地区，致使这些地区一片生灵涂炭；在许多地区肆意操纵所谓的军事平衡，挑拨领土争端，加深许多国家的安全困局，激发区域性军备竞赛；又比如，从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在各国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放任华尔街有毒金融资产泛滥全球；此外，美国在贸易谈判时强推知识产权，维护美国跨国企业的暴利与市场垄断，阻碍创新与知识分享。

四是美国长期阻碍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创设。当前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为捍卫美元霸权，阻止特别提款权（SDR）的超主权货币功能，极力防范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长期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股权比例与投票权调整的方案；长期拖延世界银行增资提议；长期拒绝承认全球变暖问题，等等。所有其他国家带头推动的治理机制改革或国际规范创设，美国都消极对待或抵制，除非自己可以享受特殊待遇。

3、美国逐渐“退位”带来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历史契机。

在美国霸权之下，除了它最亲密的盟友可以分享特权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顺从者。他们受惠于这个秩序所提供的和平与发展机会，但也只能接受美国霸权体系下，承受美国不时将公共品的成本任意转嫁的问题。他们无从选择，因为美国只准自己独家提供合乎其意识形态胃口的国际公共品，并阻挠公共品提供的替代机制出现（尽管可能更符合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也极力防范新兴大国来取代它的独占鳌头地位。

过去30多年里，由于美国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的框限，国际公共品的提供长期处于供给不足、质量欠佳的状态。全球治理机制早已严重落后于全球化进程及科技发展带来的利益协调分配、社会风险管控等议题，亟需在全球层面进行有效响应。当前，人类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信息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如果放任资本主导，垄断性数字资本主义将可能严重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并阻断信息技术将人类带往分享经济与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可能性。而这些全球性议题都绝非单一国家层级的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应对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担当

美国霸权退位是机遇不是挑战

美国霸权逐渐退位，正好给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带来历史机遇。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带动全球秩序的重组，发挥积极性与建设作用。

1、中国有机会开创崭新的世界领导者模式。

（1）中国仍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具备带动非西方国家发展的巨大能量，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2）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产党领导的治理体制，能够确保国家机构基本上不被跨国资本与利益集团掌控；能够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即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在赋予国家资本以优先地位的同时，又能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3）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动力丰沛，意识形态包袱相对较轻，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4）中国的文化基因：知识精英阶层仍深受传统的天下观、义利观等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更愿意承担对于弱小者的扶持责任；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而不同，包容与尊重多元宗教与文化，不强求价值标准齐一，不会制造文明冲突。

2、中国提供了可观的补充性国际公共产品。

在过去10年里，中国已经建构全方位的多边或区域性的协商平台以及配套的政策对接和协调合作机制，中国已经在提供可观的补充性（替代性）国际公共品：（1）应对区域金融风暴的紧急换汇机制，通过与周边国家组建相关的多边机制，有效防范了国际金融大鳄恶意炒作的风险，保障了地区各国的金融安全与汇率稳定。（2）大力推动协助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融资机制（在世界银行与区域性开发银行外），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以及区域性的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基金、中非基金等。（3）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之外，中国也已经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补充性或替代性设施，例如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跨境电子支付平台、银联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4）全球通讯与导航领域，包括推动制定全球统一5G标准、推动全球IPv6根服务器的架设计划，北斗卫星定位与通讯系统等。（5）能源与金融交易结算机制，包括发行特别提款权（SDR）计价债券、准备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可转换成黄金的原油期货合约等，这些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以美元作为唯一的结算货币或储备货币的基本格局。

3、中国正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抓住自主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依托基础设施建设来全面规划并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且让经济发展普惠效应扩散，照顾到更大的区域和群体。中国正在全方位推动大规模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推进跨国运输、通讯、网络、能源联通领域，中国已经超过西方。当前，第三世界国家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发展中国家，作为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投资来源国，中国尊重各国国情，不灌输意识型态，不强迫削足适履、不强迫买武器、不制造安全威胁、不干涉别国内政。

4、中国需警惕外界的各种质疑和阻碍。

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必将面临各种不信任和批评，比如炒作中国“锐实力”的声音。中国要审慎应对当前美国的冷战思维重现与新一轮的战略围堵，要理解西方国家对中国全方位发挥国际领导作用的不适应，以及伴随而来的失落、焦虑、敌意与干扰。同时，对于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不理解，也要有思想准备，比如，在第三世界有些精英因为长期受西方教育影响，接受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甚至没有摆脱“后殖民的情结”，以致短期内不能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一带一路”倡议。

5、中国要争取在既有多边框架内实现领导地位平稳过渡。

举例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2017年7月份曾公开说，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或许10年以后其总部会迁到北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章载明，总部必须设在投票权比重最大的会员国境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调整过出资比例与投票权比重，预定2018年还有一次调整。其实她是在提醒美国，如果美国不负责任也不履行义务，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地位就要下降。对于中国来说，未来如果能在现有国际体制框架内，经过协商、妥协，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

行王道的新型领导者

中国一向反对霸权主义，绝不会步美国后尘。战后美国霸权所作所为更多是出于追求自身战略利益或迎合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动机与需要，而不是单纯所谓提供公共产品。

面对新一轮的战略对抗，中国有能力沉着而从容的应对。首先，中国没有全球称霸的野心，美国的战略收缩后，并不需要任何国家来填补它过去的角色与作用，世界并不需要另一超强来填补新霸权，美国不再干预后，退让出来的不是真空，而是让各地区恢复历史常态，即美国力量介入前的常态。只有在全球社会真正需要的国际公共产品领域，美国的退位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主要利益攸关者来及时填补，并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美国的逐步退位，正好给修补自由国际秩序，以及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带来历史机遇。

面对世界秩序重构的历史机遇，中国既不能否定过往的一切，也不能照搬美国那一套霸主做法，出于私利而成为国际社会的负担。以中国的巨大体量以及今日取得关键影响力，已经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不可能模仿美国霸权的损人不利己作法。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中，中国将取得更大发言权与决策权。

未来，在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要站在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发展权利的至高点，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目标，根据自己发展经验提倡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多创造性地探索如何建构更全面包容、开放互利的、协商协作的区域整合与全球合作新方案。在探索过程中，中国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有能力也有义务带领南方国家创设新型全球与区域合作平台，深化南南合作，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提供补充性国际公共产品，弥补现有多边体制不足。提供更多的补充性与新型国际公共产品。

孔子言“德不孤，必有邻”——推进中国的全球化方案，引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越来越积极的支持；而欧亚大陆更紧密的经济整合也可以给欧洲带来新的经济动能。当前，大部分亚太国家都有两个同样的期待：一是既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也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二是希望中、美两国通过更加智慧、成熟的方式，合作探索问题的解决之道，构建21世纪的共同繁荣。

中国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有保持中长期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中国有机会开创新的世界治理新模式。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不断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

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谋划为人类社会建构一个和平、公正、包容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秩序：如何稳健地带领世界告别以西方为中心的旧秩序，如何应对美国霸权衰败过程中的冲突与失序，如何修正全球化的方向、路径与游戏规则，及修补其社会支持基础，如何透过深化南南合作为全球化注入新动力，如何协同非西方世界共同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如何开辟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有效路径。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包容与尊重不同宗教与文化，在和而不同的发展中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

（编辑  季节）

今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是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从时间范围看已超过中共党史的五分之二，将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五分之三。然而，改革开放仍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本文将简要回顾改革开放的背景和历程，重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转变和主要经验，并对当前新时代面临的挑战作一些初步探讨。

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对于改革开放背景的了解，需要较长的历史跨度。只有对新中国成立时的基本状况和此后的经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懂得中国为什么会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又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任务

自20世纪以来，中国就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革命时代。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革命完成了两个使命：第一，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第二，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外战、内战不断的局面。这两个使命的完成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同时，长期的革命经历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一个是超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这两个特点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连年战争刚刚结束，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现代工业很少，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上海、天津等少数大城市。1949年，全国人口大约4.5亿人，国内工农业生产总值466亿元人民币，人均约100元。为了尽快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党中央提出了两项基本任务：第一，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两项基本任务展开的。

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

从1949年到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立起新的政治体制。基本政治制度有三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普选制基础上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任命权和监督权。除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之外，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采取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形式。在当时，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

新中国经济体制到1958年基本定型。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形成了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一公有制只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加上农村集体经济，基本没有个人和民营企业。国家对工业、农业和商业实行计划管理，企业按计划生产，国家对产品实行统一定价、统一购销和分配。第二是在体制上固定了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统一行政和生产管理，同时实行城市和农村分离的户口制度，城乡居民不能自由流动。国家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

这样一套经济体制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在当时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样一套计划体制可以使人民生活得到普遍的基本保障，同时也使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在一些方面取得迅速发展，如重工业和国防科技等方面。不过，从长期发展来看，计划经济体制相对来说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城乡差别显著。

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从1953年开始。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当时中国主要依靠苏联的援助，学习苏联经验。但苏联模式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管理死板，效率不高。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包括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以及沿海和内地关系，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等。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至关重要，但未能找到正确答案。

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进行了各种探索，如发动“大跃进”运动，对经济管理体制实行调整；在政治上开展“阶级斗争”、发动“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历程十分曲折，代价高昂。尽管如此，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曲折也使中国共产党积累起丰富的经验教训。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间，从经济总量上看，人口从4.5亿增长到9亿。工农业生产总值按人均计算，仅从100元增加到500元左右（编者注：人均国民收入从1949年的70元增至1976年的270元）。人均收入的增长大致与二战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却明显落后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加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决心改变这种差距日趋拉大的局面。有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加上一定的经济基础，这就使中国有可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

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然而研究历史又常常需要划分阶段。一般来说，划分阶段所依据的是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任务的变化。

目前，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比较细致的划分是把这个历史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

1、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1976—1978）；

2、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1982）；

3、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82—1992）；

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2）；

5、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初期阶段（2002—2012）；

6、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决胜阶段（2012—2022）。

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且是一段没有完结的历史，要做出准确合理的划分并不容易，以后很可能会有所调整。第二，现在通常把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的转折点和改革开放的起点，我们讲改革开放四十年时并不包括上述第一阶段。然而，历史的转折通常不是某个时点突然发生的，一般都有连续和渐进的特点，像一条抛物线。所以，讲历史转折实际上离不开对“文革”结束后最初两年的叙述。第三，最后两个阶段怎么划分，其主题如何概括和标示，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何时开始，目前似乎还不很明确。

如果把阶段划分得粗略一点，我们可以把上述六个阶段合并为三个阶段：第一段是改革开放的酝酿与启动；第二段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经济体制的转轨；第三段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如果划分得再宏观些，可以把改革开放的历程以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作为分界点，分成两大阶段：2000年之前是一大阶段，2000年之后是另一大阶段。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常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但“凝固的”与“流动的”，对观察者和研究者来说毕竟有很大不同。本文的论述采取第三种，即最粗略的一种阶段划分，重点放在前一大阶段，这一阶段已经过去将近20年，经过历史的沉淀，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后一大阶段还处于现在进行时。笔者将比较前后两大阶段的差异，由此提出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发生的变化

邓小平和习近平总书记都说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但这场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时，中共对以往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势和弊端，已经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指导思想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发生，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变化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最重要的事情是1978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使思想解放成为潮流，使党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后，当年夏秋之际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都为党的路线转变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在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的转变意味着中共明确了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构成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而这是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相连的。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二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阐述；三是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郑重的总结，特别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决议认为，建国以后的教训主要有三条：第一，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把开展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致使政治运动不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第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同时党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不重视经济规律，多次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第三，国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是以问题为导向，是针对原有体制的弊端进行改革，而不是把基本制度推翻。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会议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蓝图。

政治环境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两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

（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如平反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这就打破了原先按照阶级、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把人们分成不同等次的做法，使每个人获得平等的公民权。

（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当时要解决的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恢复党的民主作风，建立有活力、有效率的体制。

（3）取消“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

（4）取消“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设置，逐步实行基层自治。进入21世纪后，基层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四条标准启用大批年轻人，形成新老干部有序交替。

（6）改进和健全各级人大和政协制度，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更大的立法权。

（7）加快制订各项法律，包括宪法及与宪法相关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民商法等等。行政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出台则比较晚。

上述一系列变化使得国家的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并起到为经济方面的改革清扫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后来，由于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成效显著，更引人注目，当初政治方面的改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往往被忽视。

在政治氛围改变的同时，一些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的措施也开始试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变化。从亲历者的感受来说，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不仅是党和国家命运的转折，也是许许多多中国人个人命运的转折。感受最直接的可能是三个群体：第一是农民，实行家庭承包制，有了生产自主权，可以吃饱肚子了；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上亿人恢复了名誉和尊严；第三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可以回城，可以参加高考。今天看来，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而在此前对许多人来说却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经济体制的转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这方面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对象，即改革现行的计划体制，要更多地发挥企业竞争机制的作用，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等；而经济改革最终的目标则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步清晰的。

在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基本经济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改革并不是一下就全面展开的。当时，经济改革的思路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要解决的是国内经济体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问题；开放则为了打破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开展科技、文化国际交流。那时，“改革”和“开放”多少是作为两个领域被分别考虑的。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事实上，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是到1983年才出现在报纸和中央文件上的。

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从城市着手，但出人意料地率先从农村取得突破。这是因为城市的计划体制很严密，不易改变；而计划体制对农村的控制不那么有效。农村改革的主要方法是给农民自主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产品的数量和品种都增加了。同时，农村的小工业开始发展，城市的供应也得到改善。整个经济开始活跃起来。

改革开放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外资等等。这是对外开放的第一步。最成功的特区是深圳，其意义不仅开辟了对外开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探索了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路径，从而具有示范作用。以后，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边界口岸。

中国的实践表明，对内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是难以分开的。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而城市改革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一系列改革的结果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已不同以往，原来只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开始出现了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大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计划体制也因此受到冲击，计划的范围逐渐缩小。此后几年，中国的改革实际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战略，即让那些不受国家计划约束的企业优先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政府的职能也有所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上了三个台阶，这都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分不开。

对外政策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后，邓小平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四点：

（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前夕，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外交事件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完成中美建交。

（2）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事实上，这一新判断是逐步形成的。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经过几年观察，至1985年做出定论。

（3）放弃“一条线”战略，向“全方位”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仍延续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的联合美欧日等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着眼点已不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多考虑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由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80年代初中国即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有步骤地使对外关系格局朝“全方位”发展。

（4）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将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外交经过一系列调整，于1987年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这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体系。

在新的外交政策思想中，有三个方面需要具体说明：和平就是只要不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中国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向全方位发展，就是争取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格局，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内部的均衡。不过，均衡并非没有重点，对美外交始终是全局的战略重点。在基本外交政策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坚持自主决定改革开放的步骤与速度，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取得巨大的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再附属于单位。与此同时，在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明显改变，思想不再简单一致。这两方面的变化十分复杂，不是预先设定的，也难以简单评价；但它们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发生的，影响也更深刻更长远。

现在年过半百的人们，在中国发生大转变的阶段不仅是亲历者，也是参与者。改革开放为中国人发挥聪明才智、发挥创造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无论在中央、地方，还是基层，人们的一个共同感受是，中国发展速度之快，变化之大，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经验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相当成功的，但并非一帆风顺，一直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其推进的过程就是直面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

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已有很多总结，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之所以成立且重要，是因为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起深刻的经验教训，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富于智慧的领导集体，制定了正确的改革战略，以及评判改革成效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笔者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有以下五点感触很深。

第一， 看准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中，有两段时间遇到的困难最为突出。

第一次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要解决十年“文革”造成的种种问题，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的成功突出表现在：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启动改革开放，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面临的问题既有内部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冲击和压力。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对内，在稳定政局之后，采取进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党的领导、开发浦东、建立证券市场等，最重要的是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外，一方面处理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既顶住压力，又努力恢复和改善关系，打破制裁；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内外两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克服这些困难有内外两方面的基础。在国内，主要是改革开放使大多数人受益；亲历“文革”的广大干部群众对那十年记忆犹新，不愿国家再次陷于动乱。在国际，中国的改革开放已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受益，它们也不愿中国倒退和闭关，而坚持制裁只会使中外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上述种种因素构成的合力，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了局面，成功地把改革开放推进到21世纪。

第二，有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口号，有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改革战略。

“改革开放”、“翻两番”和“小康”这三个口号不仅是口号或概念，而且有深刻内涵。“改革开放”提出了实现变革的道路和国策，“翻两番”和“小康”提出了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标准，不仅指导我国制订现代化战略规划，也把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第一阶段形成了一套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改革战略。其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从经济体制入手；同时围绕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以及按“一国两制”方针推动国家统一大业等各方面的战略配合。各方面战略能够协同一致的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第三，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以增量改革的方法实现由量变到质变。

渐进式的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体制方面，但事实上各方面的改革都是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就以建立顾问委员会为过渡；对外开放，从特区开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其他如科技、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开的。

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先易后难，先清扫外围，最后攻坚；二是以点带面，先试点，再推开；三是以“双轨制”过渡，逐步完成新旧体制的交替。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在直接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过为新兴经济体，包括个体企业、乡镇企业、大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等计划外企业，提供优先发展的条件，形成局部的市场经济，并不断将其做大，在这一过程中推进国企攻坚改革，以此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种方法也被经济学家称为“增量改革”。这种做法的突出优点是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有序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

第四，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实现了中央、地方和基层的良性互动。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例如，家庭承包制的出现、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形成等等，都是上、中、下层之间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正确的决心和决策，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或将脱离正确轨道；而没有来自各地区、部门和基层其中的首创精神和实践，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心和决策，即使形成了也难以贯彻落实。还需特别指出，大量专家、学者的参与是促成这种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在上、中、下层之间传递信息，为中央和地方的决策提供咨询，参与各层次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

第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实践看，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是辩证与动态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而改革与发展又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改革自身带有风险，改革与发展也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产生不稳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稳定置于首位，阻碍改革与发展，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从这个阶段的经验看，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改革带动发展，当因改革和发展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时，必须及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国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职工下岗，为解决这一问题又促成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事实上，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利益格局产生变化；因此，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众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分享改革成果的关注主要在经济方面；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将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中国面对新挑战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这个新阶段虽然与前一阶段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却有很大不同。

改革开放两大阶段的差异

简单说，20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30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那时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也是在前30年积累起来的。

进入21世纪，中国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10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面临的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经济现代化“起飞”阶段过后才会出现的。

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挑战

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第一，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后，如何使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健全和完善的问题。

第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转入平稳增长阶段。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这两个阶段的转换是个重要环节，如能在后一阶段实现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能比较顺利地完成现代化；否则，就可能掉入所谓的“拉美陷阱”。

第三，在经济发展起来后，财富的掌握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利益集团的出现和腐败的滋生，使得这一问题更趋敏感。可以说，这既是个新问题，也是个老问题。说其是新问题，因为它是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出现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的；说其是老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的。今天解决这一难题，需要的不仅是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在抑制腐败和保证社会公平方面有符合国情的制度创新。

第四，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诸如环境资源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是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遇到过的，但它们现代化的过程比较长，这些问题是递次出现的。而在中国，由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这些问题被挤压到一起，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和紧迫性。

最后，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统筹协调各方、凝聚改革共识、实现有效治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

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挑战，意味着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党和政府要集中精力，从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变为引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由此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四十年来，我国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在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成功应对挑战需要一个过程，我国的应对是积极的，并正在取得成效。

   外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

改革开放带来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中国与世界被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这既有有利的一方面，又有被制约的一方面。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变化。笔者仅就中国应对这些变化时应注意的问题谈四点看法：

第一，我们现在的确面临一个国际环境趋紧的态势。形象地说，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安全瓶颈之中。中国强大了，但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历史地看，外部安全环境趋紧是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经阶段。现实地看，这是由双重因素引起的：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动；另一方面，中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内部矛盾和困难凸显。这种内外因素的重合，加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在此期间，外部世界会高度重视中国内政和外交动向，做出应对，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会逐步增大。这种状况始自上世纪90年代，至少还将持续二、三十年。在这个阶段，中国在外交方面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平稳地通过安全瓶颈区，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外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巩固新兴大国地位，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最终完成国家统一。

第二，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特别是要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当前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但其他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短板有几点：（1）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和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重要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有限；（2）国家统一还没有完成；（3）我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可借助或调动的国际力量和手段有限，在制订国际规则方面话语权还不多；（4）作为后来者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还有待积累等。最后，在当今世界大国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为独特的。

第三，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增长，中国已成为当今国际形势发展中最重要、最引人关注的变量。以往，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制订外交政策时，我们的思维习惯于先国际再国内；而现在，世界各国判断形势，不能不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政策。把自己作为国际形势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变量，我们对此还很不适应。

第四，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国际格局尚未定型，国际形势趋于动荡，美国面临的问题很多，而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亲和力，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此时，最应避免的是自负的大国主义，它将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还有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一是如何建立节约型的现代化社会，二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实现制度稳定。

中国人口众多，从发展的角度看不仅需要创新生产方式，还需要创新生活方式。俭朴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而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已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不具普遍性。中国如能依靠有限的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众多人口过上现代化生活，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因为美好生活方式是人们最乐意仿效的。

完善和稳定经济政治制度是中国改革大课题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所要达到的既定目标之一。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制度体系的大系统已基本稳定，而各子系统遇到问题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而我国现在的改革还处于一动往往须从上到下全动的状态。改革开放进行到现阶段，顶层设计必须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经验看，一个政党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本民族和国家创造一个稳定的、有利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

（编辑  季节）

在改革开放40年中，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分析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的原因，探讨我国民营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

我国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奇迹

1978年，我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1978年，我国人均GDP仅为156美元。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被称为“黑非洲”。当时，这些国家人均GDP是490美元，我国人均GDP不及其三分之一。我国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达不到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出口和进口分别仅占GDP的4.1%和5.6%，两项加起来仅占9.7%。

 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高达9.5%，这在人类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超出所有人的预期。

邓小平同志在推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目标是20年“翻两番”。这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根据当时国际经济学界流行的“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破坏以后或是大的自然灾害破坏后的恢复期间，可以取得两三年7%或稍高点的经济增长外，正常状况下，很难实现7%的增长。而我国不是连续20年平均每年增长7.2%，而是连续39年平均每年增长9.5%。如按照39年年均增长7.2%计算，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15倍。事实是，我国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了39年，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34倍。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贸易增长也非常迅速。统计显示，过去39年间，我国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高达14.5%。1978年，我国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为9.7%，现在已超过30%。从贸易依存度看，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我国的贸易依存度最高。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下，2009年，我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我国出口总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的产品结构产生很大变化。1978年，我国75%以上的出口产品都为农产品或农产品加工品，现在97%以上的出口产品都是工业制造品。所以中国在国际上被称为“世界工厂”，是世界制造业的基地。2013年，我国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我国GDP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9480美元，成为中等以上收入国家。

一般认为，在2025年之前，我国就能跨过人均GDP12700美元这个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从统计数字看，二战后至今，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仅有2个经济体成功地从低收入迈入高收入阶段，一个是我国台湾，另一个是韩国。到2025年之前，我国很可能成为第三个。目前全世界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的15%，如中国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这一比重将从15%增加至34%。

二战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都在致力于发展经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都在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经济，减少贫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有7亿多人口摆脱了日均1.25美元生活费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不仅如此，当国际上爆发金融经济危机时，我国经济发展还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国际上认为东亚经济可能从此将一蹶不振。但实际上，2000年东亚经济体恢复到过去的快速发展。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民币没有贬值，为东亚经济提供了安定的锚。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依然维持了8%的强劲增长，并有效拉动了周边经济体的复苏。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来势汹汹，如同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世界经济陷入萧条。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迅速制定和推出了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政策。2009年第一季度就开始恢复增长，并带动世界其他地区稳定了经济增长态势，拉动了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恢复经济增长。对于上述贡献，我们都是引以为豪的。

从1978年至今，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非常迅速。统计显示，1978年，我国国民经济组成中，全民所有制占80.8%，集体所有制占19.2%，城乡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是零。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时，全民所有制经济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1.4%，集体所有制经济占35%，城乡个体经济占7.8%；私营企业、合资经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占5.8%，两项加起来不足14%。根据全国工商联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有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对国家的税收贡献超过50%，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超过90%。现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主力军。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经济发展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那么，民营经济的发展当属奇迹中的奇迹。

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制度瓶颈

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并非一马平川，面临着制约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既要保持稳定的环境又要能够高速发展，可以说这是一体的两面，既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有利环境，但也难免在某些领域、某些阶段存在着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情况。

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也允许民营企业发展，但转型为其带来的结果是经济的停滞、崩溃，危机不断。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国际的主流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扭曲太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滋生寻租腐败，导致效率低下。“华盛顿共识”倡导这些转型国家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消除各种干预和扭曲，以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推行这样的转型方式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实行计划经济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补贴那些资本密集、技术先进、规模巨大的重工业。这些“先进”产业违反了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开放竞争中缺乏自生能力，因而取消保护补贴后，必然崩溃，造成大量失业，社会政治不稳定，经济也难于发展。在这种状况下，即使实行了全面的私有化，也只有少数在私有化过程中攫取大量自然资源或是电信、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成为寡头，其它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差、危机不断的情况下，也就难以做大做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稳定、快速增长，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相似，都是以国有制为主体、集体所有制为补充的公有制经济。当时之所以要建立这种经济体制，是为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资本密集型、技术先进的重工业体系。对于资本短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要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需要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提供大量的保护和补贴，并给予国有企业市场垄断地位，不允许其他所有制企业与其竞争。与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方法不同，中国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改革道路。一方面，继续给予计划经济时建立的资本密集型大型重工业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则是放开传统上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大量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公司由此得以参与到中国经济建设中来，并成为中国经济最富生机的力量。这种转型方式的好处是，维持稳定的同时，给予了广大民营企业家发挥聪明才智，追求个人价值的机会，民营经济从1978年的零起步，逐步达到1992年初的13.6%，现在已成为半壁江山。

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仍然缺乏自生能力，没有保护补贴就难以生存。而在一些领域，又出现了限制民营企业进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改革需要与时俱进，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公平竞争。因此，民营企业行业准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也应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一消失。

民营经济发展将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7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占16家。这让我回想起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华商大会，请我去做主旨演讲，当时我查到的数据是，2002年，在财富500强企业中，中国有11家，美国有198家。在演讲中我做了一个预测，到203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将可能有120家，美国大约也只有120家，中国与美国将会旗鼓相当。当时国际上“中国崩溃论”盛行，而我认为，到203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将与美国的数量一样多。很多人认为我太乐观。但是实际发生的比我当时的预期还快，2017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企业有124家，而中国已有115家，其中民营企业有16家。

我在2003年做出上述预测的依据是，世界500强的企业数目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总体规模是正相关的。2002年，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4.2%，美国占32.9%，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有11家，美国有198家，两者高度正相关。我认为，只要我们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改革开放，到2030年，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国经济规模也将超过美国。

2003年以后的发展比我上述的预期还快，到2017年时，我国经济规模已占全世界的16%，美国的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23.4%。现在国际上已经普遍接受我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所作的预测，到2030年时，我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比重应该在20%以上。届时，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至少有125家。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我国经济规模很可能是美国的1.5倍以上，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比重将超过25%。届时，在世界财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很可能达到150家。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有115家，其中民营企业16家，超过十分之一。民营企业的内在增长动力强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到2030年，如世界500强企业中的中国企业达到125家，我相信，民营企业可以占到40家。到205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如中国企业达到150家，民营企业有可能达到75家之多。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走过的历程，我对民营企业家充满了敬意。民营企业家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积极奋起，快速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相信，只要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广大民营企业家一定能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实现个人价值和企业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编辑 季节）

历史巨变时代的来临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整合的加速发展，并让跨国资本的渗透力量首次覆盖全球，导致经济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及各国内部贫富分配极度不均。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国家的反主流政治风暴此起彼伏，战后美国建构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危机来自于三方面：

首先，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权力基础全面动摇，美国正在失去生产与贸易、科技创新和意识型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安全与军事，以及金融与货币领域霸权。

其次，现有美国主导国际秩序正遭遇空前的合法性危机，面临内外夹攻的困局：一方面西方社会涌现右翼排外民粹主义与左翼反全球化运动，肢解对经济自由化的社会共识，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非西方国家会以更大的力度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带动全球秩序重构的新期待。

最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加速转向专断的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抛弃维护国际秩序责任，拒绝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并逐步升级与中俄的战略对抗，不惜让现有多边体制陷入瘫痪。

美国国际领导威信的殒落，以及西方社会政治体制普遍出现衰败迹象，意味着西方中心世界加速没落。在此新旧秩序交替的历史关键时刻，中国正被快速变化的形势推近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将以更积极进取的态度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当前，中国需要审慎应对美国冷战思维重现与新一轮战略围堵。中美战略对抗形势可能日益险恶，中国应牢牢把握对历史大趋势以及中国战略抉择的基本判断。

我们的基本判断是：

一，全球政治经济大格局变化正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过渡到以非西方世界为主体的新秩序轨道上；

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新兴市场国家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与活力。同时，西方全球治理机制明显不足，需要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改革，有效回应当前各类全球议题挑战。中国推进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的修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愈来愈积极的支持。欧亚大陆更紧密的经济整合也可以给陷入停滞的欧洲带来经济生机。

三，在新旧秩序及模式并存磨合过渡期，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难以避免。中国决策者要争取营造最好的结果，但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转型

美国感到霸权地位遭遇空前挑战，激发对华战略调整

1.美国政府正式将中国视为国际体系中的头号竞争对手。

特朗普政府在近期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中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此前的奥巴马政府也把中国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执行的是长期以来美国两党都奉行的建设性交往政策，当时中美在许多全球和区域性议题上都有合作而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特朗普政府则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美威胁程度仅次于伊朗和朝鲜；将中、俄称作“改变现状的国家”，在价值观和利益上与美国对立。

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丝毫不让人意外。美国习惯于一超独霸的体系，但近年来中国的理论、道路、制度与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G20架构下的积极作为，完全超出美国朝野的预想，他们第一次强烈感到其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而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维护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绝不允许任何可能凌驾自己之上的挑战者出现。

当前，重新思考对中战略已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民主党过去一直主张与中国开展建设性交往，其假设是：中国会被吸纳进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当中国融入后，美国就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让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逐渐向西方发展模式靠拢。然而，这个发展趋势并未如他们所愿。

2017年2月，美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与谢淑丽（Susan Shirk）召集跨党派中国专家小组撰写的《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明确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惊险的十字路口”，过去的很多假设已与客观事实的发展脱节。报告建议下一任政府更果决而有力地回应中国对美国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的负面作用，凡是不符合或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价值观的行为都必须有所回应。

最近，美前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中指出：过去美国主张交往政策的决策者一直都怀抱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以为通过交往政策，美国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以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个天真的假设已经破灭。

美国发起了新一轮的战略对抗，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惩罚性贸易措施不断加码，试图全力阻挠“中国制造2025”计划，针对萌芽阶段的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精准式打击，并对潜在行业对手例如华为、中兴通讯等进行封锁。

尽管中美之间贸易大战一触即发，但中国仍可以沉着从容的应对。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转向未必能持久，因为美国此举将严重破坏全球高科技行业的生态结构，最终会削弱全球产业链对美国高科技供应体的依赖，逼使对手强化自主研发能力与开发多方面供应来源，使美国长期垄断的核心领域面临更多的竞争者。

美国精英感受到中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威胁”，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心理不适应与意识型态框架塑造。就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而言，中国并没有正面挑战美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意图，中国谋求的是与美国和平共处，全面经济交往，以及协同其他国家共同应对当前人类社会面对的各项挑战与难题，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无法化解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更没有称霸的野心。

当前国际体系的利益格局已经多元化、复杂化、网络化，关键的行动主体既包括各国政府，也包括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以及不同层次的全球化参与者，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仍用传统冷战零和游戏思维来处理国际关系，早已与现实脱节。全球相互依存格局下，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中美之间出现激烈战略对抗，危害和平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前景及新冷战再现。因此，美国很难整合国内外全面围堵中国，对中国发起一场新冷战。

加之，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关系已经构成盘根错节的利益连体，美国如果真要动手拆解这个结构，将给自己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2.中国要有战略定力，认清并把握好历史大趋势。

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树大自然招风，在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新形势之下，中国要非常审慎、冷静地应对美国的敌意和对抗性的态度。习近平主席曾在一篇重要讲话里引述古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国要把握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中国战略抉择的大判断。

第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世界秩序正从西方中心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轨道上，这个进程始于上个世纪最后30年，2008-2009年又迈入一个关键历史转折点，成为带动全球秩序转变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此前，世界已在中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了多年。尤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的角色。以中国和印度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美国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已滞后于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无法有效应对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大格局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第三、在新旧秩序及模式并存的过渡期里，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在所难免。转型或许会持续较长时间。

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骨干

中国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已赶上美国

根据许多国际组织与智库的分析报告，近年来中国在很多重要经济指标上与美国并驾齐驱。包括：对外贸易规模、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国际旅游支出、国内零售消费总量、新能源投资规模、跨国电子商务、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等。中国依靠自身的国内需求拉动了世界经济的消费总量。这对中国的贸易伙伴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也是强化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交往的根本动力。

在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方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表明，随着科研团队的扩充以及预算的增加，在科学与工程论文发表数量上，中国已超过美国；虽然美国在论文被引用量上仍维持领先，但中国已呈追赶之势。美国在专利、知识产权收入和创新技术的风险投资等方面依然领跑全球。

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快速跃升为全球的领军者。根据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院（Institute for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的一份最新报告，中国在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领域已经在全球居于首位，中国的投资规模已超过欧盟与美国的总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力推展绿色能源，已经投入的项目的规模超过320亿美元。

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国也走在世界前缘，2016年共新发行了362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占当年全球发行量的39%。最近，中央结算公司发布2017年中国债券绿色市场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债券市场上发行贴标绿色债券2486亿元，占全球份额22%。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市场，在过去两年，中国的发行债券规模占全球份额的30%。此外，中国也被认为是绿色经济相关领域的全球创新引领者，包括发展绿色运输工具、污染防治、节能建筑、智能型都市、资源回收与生态保护。

中国带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超越美国

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92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以及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美国只有57个。近几年，中国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加大，把各种不同形式的援助加总，总量可能已经超过美国。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协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瓶颈的努力非常显著。比如，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架构实施的“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国电信集团带领中国设备厂商兴建覆盖非洲大陆“八横八纵”宽带骨干光线网络，投入约150亿美元，8年修建长度达15万公里，穿越48个国家与82个城市, 预计2023年完成。这对于非洲大陆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西方国家从未设想能启动这样一种跨世纪的，而且是贯穿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麦肯锡顾问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在非洲企业的经济带动作用”的评估报告，它们在非洲8个大的经济体里，针对抽样的1000家中国企业做了深度调查。目前非洲至少有10000家中国企业，其中90%是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这1000家企业给当地创造了3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89%的员工都是当地人，超过三分之二企业都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以提升其专业技能。报告估计，中国企业给非洲地区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200万个。

制订国际经济合作游戏规则的主角将由G7转到E7

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GDP（以市场汇率计算）将超过美国，未来（2050年）全世界经济的主角将不再是传统的七大大经济体（G7），而是七大新兴市场国家（E7），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巴西。2017年由中国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是一个新起点——通过邀请墨西哥等国的元首或政府代表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从一个封闭的五国协商机制，逐渐扩大成为非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高层协商平台。如果用购买力等值衡量，1995年E7的经济规模是G7的一半，2015和G7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据估算，到2040年，E7的经济总量将是G7的两倍，成为全球经济的骨干与带动增长的火车头，而到2050年，现在的G7只剩下美国与日本。

世界经济将要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所有西方所主导的多边体制都要进行调整，包括决策机制、责任分担等等，将更大程度反应新兴市场国家和更广大国家的需求。

战后美国建构的国际秩序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

西方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可持续性早已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权力基础全面动摇，美国正快速失去在生产、贸易、科技创新、意识型态等领域里的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军事与安全、金融与货币等领域的霸权；（2）自由贸易的社会支持基础崩解，近年来在西方内部涌现的右翼排外民粹主义和左翼反全球化运动，不断肢解社会的共识；（3）面对非西方国家呼唤全球新秩序，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西方国家显得十分无力，回应缓慢且不足。

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许多令外界和自己吃惊的政治风暴，有人称之为“黑天鹅”现象，即主流政治人物纷纷被反主流、反自由经济秩序、反区域整合的力量击败或削弱。英国的脱欧公投，意大利的五星级运动崛起，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动摇默克尔总理的多数联盟，都是这股反全球化潮流的最佳写照。

特朗普变局带来新的危机

特朗普的异军突起更是让原已动荡的政治结构重组过程出现更大波折。他主张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将所有国际领导责任、政治信用、价值理念原则等都视作美国的包袱，皆可抛弃；对于既定的国际承诺、多边体制与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弃或修改；对推进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长期目标，则毫不留恋；美国原有的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皆可重新设定，既有的经济协议则可重启谈判。

特朗普政府的许多举动与美国一直想要扮演的全球领导者的角色格格不入，包括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球移民协定》，并威胁随时准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减少对联合国各个专业机构的预算承诺，将美国一手创建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称作“灾难”并威胁不受制于其裁决。特朗普政府准备无视任何它认为有意侵犯美国主权的WTO裁决。其恶劣影响之一就是，2017年底在阿根廷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在对全球贸易没有任何实质共识的情况下落幕，惨交白卷。WTO协商体制已经完全失去功能，陷入瘫痪，完全无力纾解中美之间可能爆发的大规模贸易冲突。这些迹象都显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摇摇欲坠。

面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裂解，美国主流外交精英担忧“世界正迈向金德尔伯格陷阱”。哈佛大学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当下炒得很热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这种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性太低。真正需要更严肃面对的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当美国抛弃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而中国又没有能力和意愿来填补这个真空时，世界经济可能会出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危机。

依照已故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hegemonic stability)理论，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或领导集团，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两个范畴：一是经济交换与合作的基础条件，即和平的国际秩序、跨境产权保护、开放的贸易体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货币、稳定的汇率、交易规则标准化等，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跨国贸易和投资才能实现。否则，这一体系将极难保持稳定，贸易战和货币战也就难以避免，并进而走入一种恶性循环。二是世界经济的危机管理机制，即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出现危机时扮演两个角色——当经济出现巨大周期波动或金融危机，第一，经济出现严重紧缩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购买者，它不但不会闭关自守，还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用财政刺激等多种手段维持旺盛的需求和购买力；第二，在资本市场陷入恐慌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信用担保者，可以实时为世界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防止其陷入流动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级大国或紧密团结的少数核心大国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其他经济体都只能搭便车。

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不可持续

“镶嵌自由主义”有效维护了二战后头三十年的自由国际秩序。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逻辑，确实可以用于解释二战结束后的30年美国在国际秩序重建上发挥的关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为主导，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多边体系。在美国的引导下，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共识：一方面建构以开放、合作、互惠为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为贸易自由化逐步建立规范，提供以美元为定锚的稳定汇率，并设置IMF与世界银行等机构，协助发展中国家因应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及满足发展融资需求；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国内普遍设置相应的机制来调和资本主义破坏力量和社会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些与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相配套的机制包括：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行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国家体制、累进课税、财政移转性支付等政策，其中特别关键的是严格限制跨国资本流动和跨国劳动力流动，维持阶级之间的权力平衡，资本家必须在国内寻求与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政治妥协。这种体系被称为“镶嵌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即不是完全放任市场主导的自由主义。

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秩序涉及很多领域，包括安全、维和、贸易、货币、金融、运输、通讯等等，甚至包括海洋、航空、外层空间等。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战争不再是通行的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工具，国际法不承认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合法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际社会将集体予以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也会出面干预。这一新秩序开启了人类近代史上最长的和平繁荣时期，尽管有美苏冷战与局部代理战争，但没有爆发全面性战争，美国也趁机极力向外推广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逐步侵蚀了社会阶级间的力量均衡，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反全球化也由此时开始逐渐累积力量。首先，过去30多年里，许多西方国家（也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都变成面对经济巨兽的政治侏儒，政府的经济与社会职能被架空，放任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里的垄断行为，最终导致全球化利益与风险分配严重不均。几乎在所有国家内部，跨国资本取得绝对支配地位——压缩工会权力、放宽劳动条件，全面减税、厉行财政平衡，长期执行紧缩政策、倒逼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减缩等等。其次，金融市场本身变成创造巨额短期暴利的来源，大量资本被吸纳进虚拟经济，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施行大幅度金融松绑，拆除金融防火墙，全面开放衍生性金融产品，最终导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跨国资本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过去30多年，美国根据新自由主义蓝图打造的国际经济秩序，让跨国资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与市场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如果我们把国家也视为经济体，将所有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全球大型企业的营收作为比较基础，全球前100大经济体只有30个是主权国家，其余都是跨国企业。全球营收最高的是沃尔玛，只有8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它。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沃尔玛的规模远超过西班牙、韩国、澳大利亚。而在这些企业巨兽面前，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侏儒，没有任何谈判筹码。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极少数跨国企业与最富裕阶层成为全球权力行使主体，他们排斥所有限制其行动自由与资本回报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他们有能力影响各国的法律、政策与国际规则。

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导致“寻租资本主义”（rentier capitalism）愈演愈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17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特别指出“寻租资本主义”对世界经济结构的扭曲作用。现代经济里典型的寻租就是企业藉助政治影响力来取得特殊竞争优势或巩固自己的独占或寡占地位，然后藉此压榨供货商、消费者或政府以获取超额利润。

UNCTAD这份报告首先指出，过去30年的全球化可以称之为“超级全球化(hyberglobalization)”，全球经济整合的深度与广度，在以史无前例的超级速度前进。超级全球化导致了产业结构的高度集中，也让极少数的享有垄断地位的超大型跨国企业囊括了愈来愈高的超额利润。根据UNCTAD的分析，在1995年，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所有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市值从最大到最小进行排列，前100大的总市值是最后段两千家公司的31倍，而20年后这个倍数已经暴增到7100倍。在过去20年中，这100大企业的超额利润比例也不断攀升，跟它们同业平均获利率相比，在1995年它们的超额利润占利润的比例是16%，2015年则上升到40%。

这些超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能急速扩张，又能享有惊人的获利能力，主要不是靠它们的创新或效率提升，而是它们可以藉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扭曲法律、政策与市场监管体制，让自己透过收购专利与滥用专利诉讼来压制对手与阻挡潜在竞争者，可以在全球范围逃避课税，以及设法解除反托拉斯法的束缚，让自己可以通过并购而快速巩固市场垄断地位，并让自己暗中侵占消费者权益的商业模式规避消保法的管控，甚至还可要挟各国政府给予特殊优惠的财政补贴。在全球寻租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贫富两极化是必然的结果。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在世界大变局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推动中国社科“走出去”，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智慧和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

关键词：社科“走出去” 供给侧改革  中国理念

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国际上政治思潮激荡，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陷入困境。在经济下行和国际难民潮等压力下，国际政治失序，西方世界出现裂痕。一些西方国家极力在“外部”寻找敌人，转移视线，弥合国内矛盾，拉近国际盟友。最近，美国在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中公开将中俄视为威胁和对手，进一步激化了国际间的政治和外交冲突。

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外交、科技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升的过程。中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新理念，稳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已经写入联合国文件，超越了西方大国“零和竞争”和唯我独尊的逻辑思维定式，获得了国际上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响应。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世界之乱、中国之治”为我们对外讲述中国成就、中国价值、中国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国际条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着巨大挑战：我们需要打破西方几百年形成的话语霸权和重围，这必然要引发西方世界的抵制和诋毁。中国要真正做到“内外兼修”，在思想文化和战略思维等方面修炼提升。

当今世界大变局下，国家间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较量，也越来越表现为制度和价值观的较量。在各种衡量标准中，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充分认识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推动中国社科“走出去”，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适应这一时代要求，以提升原创能力为出发点，不再当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做到守正创新，并客观认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是一个基本的起点。

文科建设和社会科学需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与党和人民的希望相比，与中国的综合国力相比，中国社会科学事业还存在不小的差距。现在我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论文大国，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社会科学从业者人数众多，但多少年来，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不足。

中国社会科学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社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等“不明、不高、不强、不足、不够、不全、不良、不实”等“八大不足”，以及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两大缺憾”。总体来讲，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服务党和国家、服务社会的作用发挥不够。

　　中国称得上是文科大国，社科人数、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排在前列，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同文艺等一些领域类似，我国文科领域也面临有高原、无高峰的窘境。即便有不多的高原，也经常是沟壑纵横、坑坑洼洼，更多的还是平地、沼泽，甚至废品、垃圾、泡沫遮眼，有毒有害产品也不时显现。不仅如此，高校文科还沾染了“大干快上”等一些不良风气，砸大钱、争项目、抢人才、上人马、说大话、讲空话等现象多有出现，更阻碍了社科整体水平的提升。

　　作为社科领域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和载体，智库建设近年来正在中国形成热潮。这轮“智库热”虽在总体上增强了社科领域的思想深度以及社科学者建言献策的热度，但与国家和社会的期待仍有差距，问题不少。比如，“智库热”背后却是有用成果短缺，造成“库多智少”、治理赤字、政策透支。热衷于搭台子、挂牌子、拉场子、铺摊子，而忽视智库自身建设和内功修炼。再如，智库研究脱离实际、坐而论道，“好看但不中用”。又如，重虚名、轻本源，单纯追求所谓社会影响力和媒体影响力，忽视为民立言、为政府献策之根本。

　　可以说，这些年国内文科知识生产和学术活动在表面光鲜和热闹的背后不乏“黑洞”和泡沫：理论探索落后于实践创新，科研创新落后于政治和政策，学术研究落后于鲜活的生活。

　　为此，文科建设尤其要强调质量为先，社会科学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关停并转”等方式，补短板、调结构继而提质增效，以提高学术原创力、影响力，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在此过程中，要处理好加强领导与尊重社会科学科研规律的关系；强化制度建设与解放科研生产力的关系；加强严格管理与方向引导、评价激励的关系，以及强化标准性约束与转向高质量引领的关系。

提炼和传播中国理念需要多措并举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破除对西式政治模式的迷思，解决“挨骂”问题，是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代表的理论界肩负的重要责任。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智慧和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

　　第一，结合世界政治和学术格局的变化，规划好对外学术交流的路线图。当前，国际上对中国发展及其经验有着浓厚兴趣，这是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良好时机。这需要社科工作者提炼总结好中国道路的一般性经验，同时又要分门别类，归纳经济、政治改革与企业发展的好做法。

　　要善于顺势而为、另辟蹊径、重点突破。既要敢于占领世界社会科学制高点，敢于在关键问题上与强手过招，也不要忽视亚非拉广大地区，尤其是要重视发展和俄罗斯与中亚等近邻国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创出一片学术外交的新天地。

　　第二，“内引外联”，争取一些有益的国际性学会、学科研究会落户中国。同时也要以我为主，努力创办几个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学术组织。

　　第三，发挥海外中国学家的作用。善于和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学者打交道，联络国际顶尖的“中国通”或意见领袖。设立世界性的学术交流基金，搭建“走出去、请进来”的桥梁。设立面向世界、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荣誉奖励制度。积极利用外脑、外嘴、外力，增强中国研究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第四，做好来华留学生的工作。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有前途、有背景的人员来华学习、进修和培训。组建“来华留学国际联合会”，加强与回国后的来华留学生的联系，让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了解中国，加强和中国的友好交往。

第五，提高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智库既要研究和宣传中国道路，也要注意研究世界各国和进行比较研究。要具有全球视野，善于提出中国方案，为解决国际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目前，我们哲学社科的发展已经逐步进入抓质量的阶段，相信未来将会出现更多人才和精品。面对300多年来形成的西方文化的强势和舆论霸权，中国理论界走向世界依然任重而道远。

（编辑  宋斌斌）

“天下的主人”：西方主体性哲学的起源

十九大报告中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为时间背景，以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挑战为空间场景，叙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巨大历史舞台中上演的“壮丽史诗”。这个历史的时空背景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出发点。

中国古典的文化传统在整个东亚世界形成了一种普遍主义的天下秩序观，并由此构建了连接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古典国际法体系：朝贡体系。天下秩序和朝贡体系是一种普遍主义的多元一体系统，可以容纳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中国人由此保持高度的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然而，伴随着西方文明率先完成现代化转型并以此推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每一个非西方文明面对西方冷酷无情的商业资本主义和赤裸裸的枪炮殖民主义，要么被毁灭，要么成为欧洲殖民地，放弃本国的文化传统，全面接受西方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模式并因此依附于西方。1840年以来西方文明带给中国人的选择是：要么“亡国灭种”，要么像日本那样全盘西化转而殖民奴役其他国家。马克思在系统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中全面肯定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一律平等。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率先在俄国取得胜利，从而将人类现代化进程从西方中心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东方中心（俄国和中国等）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中国人开辟了另一条现代化道路。

表面上看起来，西方资本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作为现代化的担纲者选择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式，但其背后实际上是两种生存价值选择：是野蛮掠夺与平等共处之间的选择，是依附西方与独立自主之间的选择。对中国人而言，更是两种人格、国格和精神状态的根本性选择，这属于道体层面而非器用层面的选择。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推崇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因此，中国人并不完全能理解西方哲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主人与奴隶这样的思维方式。近代以来，伴随西方船坚炮利而来的就是这套西方所谓的“主体性哲学”。过去，我们将这套主体性哲学理解为现代科学摧毁宗教迷信而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是科学认识论将世界客观化、对象化之后产生了主客体对立。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也因此被看作是认识论哲学。而事实上，这种西方主体性哲学与西方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

西方主体性哲学萌芽于古希腊哲学。“人是万物的尺度”奠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古希腊政治生活建立在奴隶制确立的主奴关系基础上。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因此他们不是“人”而是“物”。唯有城邦中的自由人包括奴隶主，才是城邦的公民，由此才能成为哲学意义上的“人”。因此，在西方思想中，经济社会中的主人、与政治中的自由人或公民以及哲学中的人或主体指的是同一个内容。

伴随着西方地理大发现和领土国家建立过程中争夺领土的惨烈战争，西方哲学认为只有独立的、敢为自己的生存权利拼死搏斗的人才具有“主人人格”，才具有“主体”资格，这种主体权利才能上升为“主权”。只有在斗争中彼此获得承认的主权者才能构成平等的国际法主体，进入到国际社会俱乐部。而秩序就是由主体支配客体而形成的，国内秩序是阶级支配，国际秩序也就是列强支配。

马列主义进入中国的第一天就带来了一种新的主体哲学观念。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作为历史命运的主体，成为“天下的主人”。中国究竟走一条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还是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在哲学上意味着中国人究竟能不能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以主人的姿态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在政治上就变成中国革命的主体究竟是依附西方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是追求独立解放的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中国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历史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资产阶级精英对西方世界的软弱妥协的依附品格，以不妥协的、独立的主人姿态出现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挑战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秩序。

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主心骨”这个词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心学，强调心是身体的主人，而道体乃是心的主人，而“精神”这个词来源于西方的主体哲学，强调精神、思想对身体、物质的统帅作用。有了“主心骨”意味着中国人终于从奴隶人格转向了主人人格，开始把握自己的历史命运。

斗争精神：从主体哲学到矛盾论

面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国人要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就必须有“亮剑”的勇气面对每个民族卷入其中的生死搏斗。这种“亮剑”勇气就是十九大报告中反复提到的“斗争精神”。因为面对全球秩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变历史上西方支配全球的现代化模式，为后发达国家提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中国人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早在十八大报告起草中，习近平就主张写入一句话：“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之所以被看作是“不平凡的五年”就是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变化局势，以斗争精神“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五年。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这种斗争精神无疑是主人人格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代表始终扎根中国本土大地生生不息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虽然强调政治领袖的主导性作用，但领袖之所以能够成为领袖就在于始终依靠党组织、并让党组织扎根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从而将一盘散沙的民众凝聚为真正的“人民”。相反，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领袖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党组织很容易走向独裁和腐败。在十九大报告中，“人民”这个关键词出现了201次，党与人民建立“血肉联系”这个词出现3次，在历届党代会报告中是最多的一次。

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本土大地，其政治性与其说来源于其阶级性，不如说来源于其本土性和民族性，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品格。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这种斗争品格来自马克思主义，更来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正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神传承和全中国十几亿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这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品格。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正是这种斗争精神让中国人呈现出“苟日新，日日新”的精神面貌。在十九大报告中，“新”这个字被广泛运用，提出“新时代”、“新格局”、“新理念”和“新举措”等各种概念，其中“创新”一词就出现了53次。“新”这个概念展现出整个世界在矛盾运动中生生不息的变化状态，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所在，中国古典“五经”之一的《易经》就将生生不息的变化更新作为理解整个世界的出发点。世界是由矛盾运动推动发展变化并由此带来斗争精神和推陈出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哲学根源。因此，中国人很容易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道德精神状态的“新”转向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科学技术这种物质力量的“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念，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要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努力走在科技革命的前列，最终引领人类科技发展的未来。这也构成十九大报告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早在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毛泽东曾经对阶级斗争及其背后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中国式改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提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思想。由此，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不仅基于主体性哲学，而且基于在实践中把握整个世界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

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重要的不在于存在矛盾和斗争，而在于如何从实践出发把握矛盾的性质。而能否从实践出发、实事求是地对每一时期政治社会矛盾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就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的考验。政策和策略之所以被看作是党的生命，就在于考验党是否有智慧、有能力从现实社会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矛盾中辨识出主要矛盾，认清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能够真正把握历史跳动的脉搏。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每次党代会对党所面临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做出政治判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遭受挫折甚至陷入“文革”悲剧，很大程度上由于中央偏离了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把阶级矛盾看作是社会主要矛盾，从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中央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实事求是原则，调整了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从而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在与西方接轨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学和法学主导的以形式主义的中立性和非政治化为特征的新政治话语。这套话语渐渐遗忘了中国的历史和实践，抹杀了中国的政治主体性，从而日益变成了新教条主义，背离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淡忘了矛盾、斗争和实践学说，忘记了“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这个基本道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被作为名词概念出现在主流话语中，但在实践中却未能真正将其作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哲学方法论，由此导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空洞的概念表达，而不再具有鲜活的实践内容，不再作为认识问题的哲学工具，不再能与人们的政治生活建立内在的联系，最终无法真正深入人心。而作为一个理念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如果丧失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供的哲学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丧失了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理论法宝，必然丧失理想信念的价值支撑和凝聚人心的理论武器，从而为各种政治思潮的泛滥打开方便之门，市场经济的利益交换原则由此渗透到党内，各种力量“围猎”政府官员并结成利益集团，以谋求政治上的权力，甚至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改变党的性质。中国面临着重蹈苏联崩溃覆辙的危险。

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之后就提出一个引发全党深思的问题：苏联共产党被解散时,为什么两千多万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表面上看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开始，但深层根源要从赫鲁晓夫借批判斯大林而搞修正主义开始。无论是与美国搞“和平竞赛”，还是将共产党蜕变为“全民党”，苏联共产党从根本上丢掉了马列主义的哲学武器，导致苏联共产党不仅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更重要的是丧失了为政治信念而斗争的政治本能和生存勇气。哲学武器的丧失必然带来斗争精神的丧失，理想信念的丧失也必然带来主体精神的丧失。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重蹈苏联覆辙，恰恰是由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严肃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中国摆脱苏联模式。由此中国开始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探索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虽然也犯过各种错误，但恰恰是这种独立自主寻找发展道路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政治上全面锻造了年轻一代的中国精英。他们不仅锻造了斗争的勇气和创新的精神，而且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培育起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的深厚感情，从而培养了扎根中国大地的一代政治精英。今天，这一代人无疑是推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主导力量。

因此，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紧紧围绕“党的领导”这个核心问题“举旗定向”，高举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大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重新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个哲学武器，用矛盾论和实践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

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早在1956年的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过这7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社会主义矛盾才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新时代的历史性跨越。新的社会矛盾将中国推进到新的历史时代，而新的时代自然需要新的思想来解决面临的新问题。因此，习近平重提矛盾论和斗争哲学绝不是简单地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把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了更高的历史阶段。这无疑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起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宪制与核心价值建构

习近平新时代的宏伟蓝图是通过历史展现出来的。在经史不分的叙述传统中，这种历史叙述背后隐含着一套哲学思想。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不仅是习近平个人的思想，更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而每个时代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在思想理论上要解决的问题也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要解决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如何独立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一套革命建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第二次中国化要解决的如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立足中国现实探索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从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条道路的探索从毛泽东开创、最终由邓小平完成，由此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经济建设的理论。然而，面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性质的变化，习近平要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开创的经济基础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推进上层建筑的现代化，这就是习近平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中国化。十九大报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括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但其核心思想在于探索党如何领导国家，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从而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四个现代化”之后展开的“第五个现代化”，而应当理解为“四个现代化”所奠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构筑与此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现代化。

从1949年以来，新中国就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学习苏联模式开始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宪制，包括党的领导、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等等。由于俄国革命依赖大城市的胜利，从而苏联政体中党的领导高度依赖国家体制自上而下的强制，相反中国革命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党直接扎根于社会，相对独立于国家体制。由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现代化道路在国家宪制层面上就要探索如何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文革”中一度出现了党摧毁国家机器，实行“以党代政”。改革开放之初，针对“文革”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邓小平提出法治思想，并提出按照党政分工的思路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十三大报告进一步发展为党政分离基础上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重新思考党领导国家的体制，开始全面强化党的领导，重新回到毛泽东创立的党的领导、国家领导和军队领导“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由此党和国家开始出现了整合趋势，包括许多地方党委书记担任地方人大主任。

然而，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党的领导和法治主张出现了潜在的张力。部分人认为强调依法治国就意味着要强化国家体制在宪法法律上的绝对权威性，由此提出的落实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实现司法独立乃至“宪法司法化”，并由此提出所谓“党大”与“法大”的争论，潜在地挑战党领导国家的宪制原则。再加上法治发展推动的人权保护，政治运动就以人权法治和市民社会的名义展开，通过法治实现民主成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新策略。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与党领导国家的上层建筑之间出现了不协调的地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上层建筑。

针对这个长期探索而始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在四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其中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十九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理论上和制度上提出一套党全面领导国家的新宪制安排。这种新宪制既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党与国家相分离基础上形成的自由民主体制，又区别于苏联模式中党和国家高度整合的党政体制，而是依赖法治在党和国家之间建构一种良性互动的新的党和国家体制。这套新宪制一方面将党领导国家纳入到现代法治范畴中，使党按照党章和宪法的规定来领导国家，从而将党章（CCP Constitution）和宪法（PRC Constitution）看作是国家宪法体系的核心部分，推动党章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与宪法所统帅的国家法律体系相衔接。另一方面，这套新宪制将党的领导与中国历史上政治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比如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原则”，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纳入国家法治建设，让党规和国法磨合出一套现代的礼法互动关系；国家监察体制的建立无疑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体现。十九大宣布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不仅要进一步完善党领导国家的新宪制，而且要在中华法系基础上吸收西方法律传统的有益要素，形成一套新的中华法治传统。

国家上层建筑不仅包括政治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每一种政治体制都需要一套相适应的核心价值支撑，由此形成政治与文化相互支撑的政教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所支撑的自由民主体制，它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共产主义核心价值所支撑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体制，它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由此，新的党和国家体制的政治建构必须要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的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化带来了各种价值观念的兴起，中国一度进入了多元价值观念时期。多元价值不仅导致政治的迷失，而且会带来价值观念和社会利益的冲突，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建构真正能够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将成为十九大之后的重要任务。这项工作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第三次中国化的重中之重。

事实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开始推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比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融入到中国传统的“心学”，将西方主体哲学融入自强不息的传统君子人格，将西方辩证法融入到矛盾论和实践论，融入生生不息变化求新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所代表的核心价值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奠定的核心价值的融合，由此才能提出真正符合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现代社会的客观要求的核心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复兴，而且是一种政治体制和核心价值相互支撑的新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复兴，它必然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这次伟大复兴必然意味着中华文明要扩展辐射到世界上更大的范围。这无疑构成了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最伟大的历史使命。

（编辑  季节）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下称“十九大”）召开后，一些媒体认为世界进入了“中国时间”，因为大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给中国迎来了新时代，而且给世界历史开辟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可以称之为“习近平新时代”。

要理解习近平新时代，首先要认真解读十九大报告。目前媒体上流行各种专家解读，解释报告中提出的新概念、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措施，使其进入全体党员和社会大众的头脑、话语和行为中，从而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使得党领导人民构成一个步调一致、有机统一的行动主体，实现习近平新时代的战略任务。因此，十九大报告是新时代凝聚人心的核心文本。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三十多年如何行使伟大使命的政治表达。

要理解十九报告，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型政党，具有使命承担和献身精神的先锋队集体，是高度组织化的政治行动组织。因此，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哲学真理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张力，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成为可以指导具体实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过程既是理论指导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过程，也是从实践出发，对理论进行提升、丰富和创新过程。这种理论与实践、哲学与历史之间的辩证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思想传统，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有放在这个理论传统中才能得到理解、传承、发扬和光大。

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实际上就是孔子所创立的中国哲学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学”与“知”必须与具体生活实践的“习”与“行”结合起来，“学而时习之”，“知行合一”才能获得真知。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哲学不仅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理解的，学院派理论研究的“学”，更是作为揭示历史天命以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并因此成为行动的指南。西方人之所以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表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哲学思维方法局限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演绎，而未能真正理解“知行合一”的中国哲学传统，未能将这些理论概念与具体的历史实践结合起来，未能理解中国哲学所固有的独特的经学解释方法。因此，要理解十九大报告为完成这个使命而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有哲学的维度，更要有历史的维度，从而把普遍主义的哲学思考与具体实践的历史行动联系在一起。

习近平新时代的历史定位：从自然时间到政治时间

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进行了四重历史定位，即：在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中定位，在中华文明史中定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定位。

首先是在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中的定位。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里用“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概念来划分党史和共和国史，分别对应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正在进入的习近平新时代。这种划分不是学院派史学家所理解的史学分期，而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理解。通过历史划分表达政治思想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方法。

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现象与存在、此岸与彼岸二元对立的哲学-神学传统中。在基督教传统中，人生的最终目的和意义来自彼岸世界的上帝，因此西方人努力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推动实现各种不同版本的“历史终结”。然而，在中国文明传统中，没有彼岸和此岸的割裂，而是将二者融合在天人合一的完整世界中。中国人的人生目的和意义不是如何进入彼岸世界，而是如何在家国天下的历史进程中找到普遍永恒的意义。因此，中国人，尤其是政治家，都追求建功立业、立德立言以名留青史。中国史学也不单纯是现代实证史学所强调的事实记录，而在事实记录中包含了对人生普遍价值和永恒意义的哲学探索，“六经皆史”，“经史不分”也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建构就要从历史建构开始。中国古典政治秩序要从三皇五帝、尧舜禹三代开始，嬴政之所以把自己拥有的最高统治称之为“皇帝”就是希望从三皇五帝那里获得革命奠基的政治正当性。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现代政治秩序则奠基于对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哲学建构。因此，中国的政治分歧也往往从历史叙述的分歧开始。因此，对党史和共和国史的划分对于中国政治秩序的建构非常重要。这种历史划分构成了中国政治生活最深层次的根本性大法。中国宪法序言是从历史叙事开始，而且每次党的理论发展修改必然带动党章序言和宪法序言的修改，无疑是把政治上的根本大法转化为实定法上的国家根本大法。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首先就要从党史和国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历史阶段的划分来讨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发展变化，从而在党的理论传统中形成继承与发展的辨证关系。

从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开始，党代会报告采用一种新的历史划分模式，即采用代际政治的定位模式分别叙述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和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历史贡献。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发展为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核心的表述。这种历史定位方式是邓小平在1989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这种定位方式有效地巩固了党的权威，确保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正是在这种政治稳定和政策稳定的持续发展中，中国实现了从毛泽东时代的“站起来”到邓小平时代的“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

代际政治相对容易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中国儒家文化强调长幼有序，很大程度上就是肯定自然时间延续所形成的客观政治效果，因此代际政治有利于政治稳定。然而，人类历史不是自然时间的均匀延续。政治生活在本质上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历史时间绝非牛顿物理学的自然时间，而是人为创造的政治时间，甚至历史纪年所采用的历法也是政治的产物。正是基于政治进程展现出历史的不同时间节点，我们才有古代与现代的划分，才有“1840年以来”，“1949年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间划分。因此，这种基于自然时间的代际政治很难成为建构政治时间的依据，政治时间的建构是依赖于政治实践所开辟的历史空间。而政治实践所创造的政治时间成为时代划分的历史坐标。

代际政治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仿佛每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是由上一代所赋予的，是继承而来的。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每一代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权威都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全国人民的授权，是由历史使命和人民拥护赋予其正当性。若这种正当性来源被混淆，无疑会在不自觉中瓦解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和代表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政治信念，从根本上削弱党的政治权威。因此，十九大报告不再用这种代际政治的自然时间来建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是按照政治实践所开辟的新的政治空间，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划分为毛泽东时代“站起来”、邓小平时代“富起来”和习近平新时代“强起来”三个阶段，也由此概括每个时代的党领导国家回应历史使命做出的巨大努力。事实上，这种政治时间的叙述模式也是许多党代会报告采取的历史叙述模式。比如十五大报告中就用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三个政治时间节点来定位邓小平理论，从而明确邓小平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地位。

因此，十九大报告并没有直接采取十八大报告的历史叙述模式，而是采用经史结合、以史解经的叙述方式，用三个“我们深刻认识到”来划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第一阶段就是中国革命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建国任务，“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第二阶段就是“站起来”阶段，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实现，“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第三阶段就是“富起来”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十九大召开，我们党“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正是这种政治逻辑的内在必然性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推进到“强起来”的历史时代。这就是十九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从十九大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十九大报告系统地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由此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发展战略、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总体布局、战略布局以及各项具体工作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划，其中既有哲学理念又有政治原则，既有目标任务又有总体布局，既有战略重点又有系统筹划，既有长远发展步骤又有五年工作部署，这一切构筑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方略。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按照这种思想构筑的治国方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强起来”的历史时代，从而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

政治时间的建构：正确认识领袖在历史中的地位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方略并由此进入了习近平新时代。可以说思想、方略和时代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而其核心在于思想。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略，而正是这种治国方略在历史中的具体落实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不是在自然时间中自动到来的，而是习近平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努力奋斗创造出来的。

回顾十八大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曾经产生了一种舆论，将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对立起来，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主张在经济改革之后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提出若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将无法保障。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在党政分离基础上，逐步弱化并最终取消党的领导，实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

在上述背景下，面对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加大、尤其是资本力量肆无忌惮席卷国民财富的现象，基层百姓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由此引发不少人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和改革开放路线。用十九大报告的话来说，当时中国面临双重危险：一个就是重蹈苏联崩溃覆辙的“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个就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封闭僵化的老路”。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并且按照党的政治信仰和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将前后两个三十年贯通起来，从而形成十九大报告中将党史和共和国史交织在一起形成前后贯通、继承发展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领袖无疑发挥着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人提出要全面否定毛泽东，邓小平坚决反对这种主张，明确指出“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正是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做出客观评价。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不可能如此迅速崛起，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

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不是自动到来的，而是领袖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干出来的。领袖依靠政党，政党扎根人民。人民信赖政党，政党拥护领袖。领袖关爱人民，人民期盼领袖。领袖、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这既是马列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历史的经验总结。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学习西方法治的过程中逐渐陷入西方法治概念的误区，自觉不自觉地将“法治”与“人治”对立起来，过分迷信法律条文，迷信制度改革，将法治简单理解为规则自动运行的机器，而忽略需要通过“良法”实现“善治”，要有良好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系统来支撑法律规则和制度的有效运作。法治与人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良法善治需要对人进行理想信念的价值观教育，需要道德价值观和良好社会风气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领袖、政党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人所创造的，好的制度需要人来运作。西方思想家之所以不断反思西方民主制的弊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民主体制的实践在败坏人性，尤其金钱和媒体操纵的竞争性选举将“民主”蜕变为“选主”。这种制度很难培养出真正代表人民的政治家，而很容易产生服务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正是在总结人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针进行了纠偏，把党的领导贯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始终，不仅明确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法治原则，而且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法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从而奠定了党领导国家的法统基础。

共产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的第二个定位就是中华文明史的定位。

中国文明曾经创造了人类农业文明的最高成就，而东方中国文明通过欧亚大陆和印度洋的古代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与西方文明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悲惨的命运。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探索民族复兴的命运，但都未能成功。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才出现了转机。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政治理想。然而，在如何实现这个最高理想的现实历史中，党内从一开始就出现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完全照搬照抄苏俄模式的革命路线，另一条就是扎根中国本土，从中国近代历史来定位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本国解放和进步的历史进程；要按照中国实际情况开创新的革命路线。直到抗日战争期间，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中国共产党既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又代表中华民族的 “两个先锋队”理论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中才形成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有机统一，并由此逐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借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了全面的社会动员，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来奠定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基础。“文革”之后，邓小平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探索新的道路。

1992年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中第一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紧接着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前者弘扬民族精神并以此作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信仰力量，后者使得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期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此后，胡锦涛又进一步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以避免共产党因丧失理想信念而蜕变为简单协调各阶层利益的利益型政党，避免变成苏联当年的“全民党”。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从中华文明史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继商周时代、秦汉时代、唐宋时代和明清时代之后进入第五个全面复兴的时代。中华文明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和对之发扬光大的政治信念成为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要精神力量，而这份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中国政治的稳定，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从而推动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十八大之后，习近平进一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升到“中国梦”的高度，从而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生活的未来愿景。

然而，如果缺乏共产主义这种更高理想信念的引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很容易在前进中迷失方向。西方人往往从自身霸权的历史经验出发，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解为恢复历史上中国在东亚的主导权，从而把中国崛起看作是对西方霸权的挑战，由此美国试图“重返亚洲”，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发难。西方学界将中国崛起理解为历史上的德国崛起挑战英国霸权或苏联崛起挑战美国霸权，开始关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立场出发，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理念和大格局来重现“丝绸之路”下的东西方贸易所带来的繁荣和稳定。然而，在西方霸权主义的世界观中，“一带一路”被理解为麦金德与马汉相结合的地缘政治战略，并以此来鼓动和挑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并试图构建所谓的“美澳日印”四个机制来牵制中国的发展。

从国内政治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并不矛盾。国内的自由主义从中看到了新的政治可能，于是自由主义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开始调整策略，将过往迷信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并因此对抗国家和民族看作是一种政治幼稚，并因此拥抱国家崛起这个政治主题，由此发展出所谓大国派主张，即认为须采取自由民主宪政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英美宪政由此成为中国崛起的政治样板，而德国和苏联的失败成为中国崛起中的反面教训。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发展起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发展出一种复古派，主张“儒化共产党”，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所取得的人人平等的历史性成就，为此甚至不惜否定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封建复古思潮沉渣泛起，商业资本与文化资本相结合，推动各种封建依附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团团伙伙开始渗透到党内。可以说，这两种政治思潮与自由派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潮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政治权威和政治体制构成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重提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最高的理想信仰和最终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始终强调要将“共产主义”从一种空想的乌托邦理念变成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必须落实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可以检验的具体生活状态，“共产主义”要成为有实证科学意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年代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哲学构想，那么当苏俄和中国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就变得尤为迫切，共产主义面临着从哲学理念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制度建构。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习近平在重提共产主义概念时并不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脉络里重提“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概念，而是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格言，把共产主义从西方实证科学传统中的具体社会形态巧妙地转化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心学，从而将共产主义提升为一种理想信念和精神信仰，重新激活了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所具有的精神能量。由此，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信念，成为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一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心学”。由此，共产主义不是在遥远的将来有待实现的某种具体社会状态，而是将最高理想融入到当下政治实践中的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共产主义不仅是未来的美好生活方式，更是融入到为理想而奋斗的具体政治实践和日常生活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下政治生活实践中精神饱满、昂扬向上的正能量。

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里，对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的理解也就不再是马克思在西方理论传统里构想的没有社会分工“异化”的人类原始的伊甸园状态，而是更多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十九大报告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这个最高理想来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而在报告的具体内容中，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社会状态。

因此，同样讲“不忘初心”，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用“初心”来指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在十九大报告用来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因为“七一讲话”对全党而言是一次哲学高度上的思想回顾和精神洗礼，因此更着眼于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信仰。而十九大报告更多是全党在现实历史阶段中的使命担当和具体治国方略，更多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更为切近的信念和目标，因此就将共产主义的论述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党的建设等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对共产主义概念的重新阐释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即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而且要和中国文化相融合。由此，共产主义的最高精神追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愿景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共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重心在“中国特色”，那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心在“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来校正自由派和保守派对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解释。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放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时中加以重新定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的第三个定位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定位。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并在世界上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从而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西欧的社会主义实验（尤其巴黎公社）属于第一个阶段，那么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形成的苏联模式及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可以看作是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也基本上是在学习苏联模式。而从邓小平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习近平提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熟定型，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实际上是从1956年毛泽东反思苏联模式并提出“论十大关系”开始，中国走向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然而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对中国道路的探索走向更为激进的“文化大革命”，而改革开放实际上重新回到“论十大关系”开辟的道路上，全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而全面失败时，中国在世界上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有力竞争者。

邓小平最初使用的概念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成为十三大报告的主题。十四大报告将这个概念改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十六大报告开始这个概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一个基本的理念和相应的原则，这些理念和原则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在既定的“社会主义”框架中增加中国特色，而是用中国的实践经验来探索并定义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由此，“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有待探索和重新界定的概念。中国不是亦步亦趋地学习从西方经验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设计，而是以更大的自信心来开创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第三个阶段。正因为如此，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种对“自信”的强调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又一次精神解放，即人类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只有西方人才能创造出来，中国人不是只能在西方自由主义道路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之间作出选择，而必须有自信心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开辟新的现代化道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就有了路”。而中国人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之所以越来越自信，底气不仅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实践，更来自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正是中国文化为“共产主义”理念注入了新的精神能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开辟了新的道路，从而激励每个发展中国家开辟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十九大报告在原来“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文化自信”而变成了“四个自信”。

一旦进入国际共产主义史的视野，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

一部全球文明史就是全球不同国家和民族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西欧英美国家率先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从此开始奴役其他国家和民族，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选择西方模式。进入19世纪，德国第一次开始探索不同于西欧英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种模式后来被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进入20世纪之后，苏俄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发起第二次挑战，提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并因此改变了全球格局。苏联、中国等后发达国家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显示了社会主义道路内在的优越性，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运动。然而，苏联模式发起的挑战随着苏联解体而失败了。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似乎迎来了全球胜利并开启了以西方模式为标准的“全球化”。因此，在一些西方思想家看来，西方现代化道路已成为唯一普遍的真理，世界历史正在进入“历史终结”；而在另一些思想家看来，这种全球化表面上导致“历史终结”，而实际上是导致“文明冲突”取代冷战意识形态冲突，人类文明会重返前现代的状况。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在中华文明史的尺度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探索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文明能否对全人类做出新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明能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尤其是对所有后发达国家而言，能否摆脱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依附命运以及在全球分化中面临的文明冲突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在全球文明史上做出明确的定位：“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现实的历史处境导致中国在国际秩序中长期“韬光养晦”。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不可能脱离全球而独善其身。中国必须重新调整世界与自身的关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全球的发展联系起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起对全人类的责任。为此，习近平从十八大以来就全力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的转型，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来构建新的国际治理体系。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思想恰恰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思想与“和而不同”的和合理念，这无疑是中国智慧对全人类的贡献。

在十九大报告中，“贡献”这个概念出现了11次，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最多的一次。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对全人类的“贡献”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恰恰证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而是世界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精神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那就是十九大报告最后援引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另一方面来源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信念。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对东亚乃至全世界的文明发展作出原创性的巨大贡献。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之所以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将西方的各种现代化成就与中华文明传统中融为一体，为人类文明从传统进入现代开创一条具有原创色彩的道路。尽管有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以区别于“西方模式”，但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七一讲话”中选择用的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个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智慧，即要能够包容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秉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者不治化外之民”一脉相承。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向周边地区强制输出文化，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不断发扬光大，就在于尊重周边文化并善于取其所长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从而提供生活的榜样而吸引周边地区来学习模仿。

因此，“中国方案”意味着中国绝不会像西方那样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是提供一套发展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让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并不会试图在当下全面挑战并取代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尽管在西方霸权主义主导的世界中，“中国方案”的提出必然会遇到阻力、矛盾和冲突，但中国绝不会因此而主动挑起新的冷战，因为中国始终尊重各个国家（包括西方国家）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始终坚持学习和借鉴其合理内涵而丰富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正因为如此，面对后冷战西方推动“历史终结”所引发的地缘冲突和文明冲突，中国虽然崛起但始终保持低调克制，采取不结盟立场，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不会因种族的、宗教信仰的和文化意识形态分歧而预先选择立场，而始终以务实的态度与冲突各方尽可能保持良好商业贸易和政治文化关系，并努力为全球尤其是后发达国家提供基础设施、交通、互联网建设等公共产品，以“无所争而无所不争”的中国智慧在静悄悄地改变世界格局，从而真正展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和政治成熟。中国崛起实际上秉持了一种独特的“中国例外论”，它展现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即西方文化始终试图在矛盾对立中追求绝对的同一，而中国文化始终强调对立中的统一与包容。因此，“中国方案”的雄心恰恰在于立足中国文明传统来吸收世界上所有文明的长处，从而推动中国文明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最终建立包容西方文明并超越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秩序。这意味着要终结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全球政治格局，意味着要在文化和文明意义上打破过去五百年西方文明在全球的支配地位，从而迎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十九大报告将这个新时代表述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改革和调整党和国家机构，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迫切需要统一调整和优化党和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能，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十九大精神的要求。此次机构改革与宪法修正案、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等一起，是新时代一场伟大而深刻的政治变革，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局势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存在着结构性弊端，西方政党政治陷入困境，政治发展遭遇政治红灯。一些照搬西式民主模式的新生“民主国家”也陷入了治理混乱和政治泥潭。西式民主模式并不必然带来国家的良治和善政，西式政党竞争并不能巩固国家职能、提高政治效能、增进社会福祉和社会公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刚刚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明确写入国家根本大法。此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贯彻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指导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性、全面性、深刻性，突出了法治化、科学化、专业化的精神，有利于推动中国建设和发展，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能力，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和部门行政绩效，有利于推进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有利于提高市场活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一、有利于集中统一、提高效能。近些年在一些领域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这突出表现为：党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还不够健全有力，保障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一些领域党政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对此不必遮遮掩掩，完全可以理直气壮。一些领域机构设置重复，职能重叠，部门叠床架屋、层层设卡，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党的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为此，要统筹设置党政机构。根据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要求，科学设定党和国家机构，准确定位、合理分工、增强合力，防止机构重叠、职能重复、工作重合。党的有关机构可以同职能相近、联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统筹设置，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整合优化力量和资源，发挥综合效益。 

二、有利于科学合理配置机构、降低行政成本。长期以来，一些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欠科学，职责缺位、效能不高；中央和地方一些机构职能上下一般粗，权责划分不尽合理；一些领域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仍然存在。 

应当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撤销、合并、重组等形式实现部门职能优化协同。聚焦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优化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加强相关机构配合联动，避免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下决心破除制约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使党和国家机构设置更加科学、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监督监管更加有力、运行更加高效。 

三、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灾害多发、频发。为应对天灾人祸，化解安全风险，必须优化应急力量和资源，以建立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统一高效的应急管理体制。此次将过去分散在10多个部门的防灾减灾救灾职责集中起来，组建应急管理部，意义重大。可以避免过去抢险救援多头分散、专业化和协调性不足，提高化学、生物等新型危险的预警、处置、投送、救援等能力，有利于应对自然灾害和各类安全风险，大大提升我国防范和应对风险的综合能力。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观点。从实践中总结，我们将从七个方面加强认识。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增长   认识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全党、全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政府工作报告》用详实的数据和大量事实诠释了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并从中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许多科学论断，是我们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学习文献。从实践中总结，我们加强对以下几方面认识。

对党的领导、政府工作和市场机制三者关系的认识

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实践。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把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作用提到历史的新高度，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西方经济学也讲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最典型的是凯恩斯经济学，与其相对立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讲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为什么还要强调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因为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企业，都是一定意义上的财政主体和利益实体，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目标要实现，我国现有的生产企业和金融企业，不仅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而且国有企业还分别隶属不同层级的政府，因此不仅会发生资源配置的扭曲现象，而且还会把中央政府逼到最后贷款人的地步，从而发生政府直接干预失效或成效不明显的现象。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和经济整体利益的高度，以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党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为保障，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现象。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由于存在不同的政党博弈，往往是失效的，甚至在国会辩论中直接无疾而终。但他们始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而且往往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反攻倒算留下把柄。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才解决了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因此，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也是区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对经济增长不再追求高速度、经济发展要转向高质量的认识

要实现这个转变，我们要主动把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降下来，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增长速度要换挡。近两三年，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都主动降低到6.5%左右，这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希望提高经济增速预期的意见出发点虽好，但不符合经济实际。多数研究机构都认为现阶段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6-7%，所谓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主要是指在资本可以得到预期回报下的经济增长率，这在我国的应用是有局限的。首先我国有明显的生态环境的严峻约束，而潜在增长率的计算并没有考虑这一点；其次，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资源配置的扭曲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国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都存在不考虑资本回报而追求产出，形成无效供给和经济泡沫的问题，这也是计算潜在增长率难以假设的。因此需要中央政府明确释放经济减速的信号，避免经济增长的“硬着陆”；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深刻含义，才能腾挪出更大的空间、安排出更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用于转向高质量发展；才能引导各级政府用更大的精力和更大的智慧去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对深化改革的规律性认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这些改革内容被分解为300多项具体措施，1500多项举措，形成改革的主体框架和“四梁八柱”。但这么多改革措施，究竟什么是主要矛盾，抓住哪个牛鼻子才能纲举目张？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提出了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着力解决目前我国供给体系滞后于需求结构的主要矛盾问题。国务院工作紧紧围绕供给侧改革的主线，并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了基础性关键领域的改革和财税领域的改革。

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也有一个认识规律和寻找突破口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对五年来国务院工作做了很好的总结，实际上也是对这项改革任务的规律性认识。近三年来，国务院反复部署并不断深化“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措施，部署和深化政府“放管服”的改革措施。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国务院对这项改革任务紧抓不放体现了作风的转变，把改革落到了实处。

对创新驱动的规律性认识

首先，实现创新驱动需要认识和追踪世界先进技术研发和应用的现状与前景。五年来，国务院工作紧紧围绕五大发展新理念，努力追踪世界先进技术和产业的前沿，大力推广“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及时实施大数据发展计划，发展工业互联网。从而使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化中走在了世界先进的行列，我国的电子商务和电子支付在世界上领先于各国，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是英明、睿智和具有科学知识的领导集体。

其次，实现创新驱动需要先进的科研队伍、逼近前沿的科研项目和任务，以及预期的成果，但这毕竟是少数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事情；还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与行动。国务院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规划，这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有人问，普通群众和刚毕业大学生怎么创业创新？《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群众的实践创造和新鲜经验，提出了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什么是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就是较少依靠对生产条件的占有，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要素分配不主要向资本倾斜，而是向人力资本倾斜；不完全依靠线下交易，而是线上线下交易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和商业模式，如移动应用程序APP的制作、数据信息的收集与生产、快递业务等。这不仅解决了大众参与创新，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新岗位。

对宏观调控的规律性认识

国务院探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具箱体系，确立了区间调控的思路和方式，加强了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明确强调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增加、收入增长、环境改善，就集中精力促改革、调结构、添动力。采取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举措。这种宏观调控理念和方法是中国的独立创造，这在世界各国中具有首创意义。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调控只针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三项指标，政策工具一般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中国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这一组关系经济与社会、短期与长远、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完整指标体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因此这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征。

对精准脱贫规律性的认识

扶贫是世界性的课题，也是联合国千年计划的一个内容，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了长久努力，但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敢于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这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宏伟的目标，即便最发达的国家也未能提出这样的目标。不仅目标宏伟，而且实践也非常丰富。长期以来，我们从一般性扶贫发展到精准扶贫，从借鉴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到独自创造符合本土国情、民情的经验。

《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这几年的经验，提出了产业、教育、健康、生态扶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等规律性认识，这些认识在世界银行专家总结发展中国家脱贫经验的报告中是难以看到的。中国的精准扶贫的提法和理念，以及它的实际经验是对发展中国家扶贫事业和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巨大贡献，因此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开放思想的政治经济学新理念的认识

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提出了许多政治经济学新理念，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新的阶段发展需要新理念。理念是推动全球化的关键力量。西方国家曾经提供了推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理念，例如中心——外围理论、盛行多年的“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但实践证明它们都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习近平的新理念应运而生，从经济学逻辑看，这些新理念涉及两个重要的经济学观点：

“非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和正确的义利观

“经济人假设”指“人是完全自利的、绝对理性的、总是试图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该假设都存在重大缺陷。它并不是一直就存在，而是经济学家为了分析问题的简单化、为了模型推导的需要所构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虽然当代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人有自利倾向，但是他在《道德情操论》中也认为人的行为受道德的约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从来没有出现过“经济人假设”的概念。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受其生活环境、文化、阶层、经历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当然，不赞同“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并不意味着在经济活动的实践层面、在具体经济政策设计、企业管理和收入分配等领域可以完全不考虑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这需要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加以分析对待。

当代西方经济学也并不完全认同“经济人假设”。“利他主义经济学”就指出，不管是因为生物遗传学原因还是出于文化道德情感，人类的利他主义一直就存在，它驱使人们利用有限资源去生产类似受人尊重这种“个人的社会价值”。利他主义是个人获得他人认同、社会尊重、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行为经济学也发现了许多与“经济人假设”不相符的社会异象。

“经济人假设”与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不吻合。从大的方面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碳排放、气候变化、动物保护等国际议题都不是基于“经济人假设”所提出的。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和为贵”，一直都凭借自身在文化制度上的先进性来感化外围地区和民族。古时候的朝鲜、日本都是主动学习和引进中国的文化、制度和生产力，中国也主动提供人力、物力来帮助周边国家建设文明社会，基本不侵略别国。这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按照“经济人假设”来处理对外关系的。西方社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则是一部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史，他们信奉的是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自然生存法则，这是提出“经济人假设”的部分原因。“非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诠释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思想。中国人讲究“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所以，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体现出与“经济人假设”完全不同的理念。1950年至2016年，中国在自身长期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累计对外提供援款4000多亿元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5000多个，其中成套项目近3000个，举办11000多期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26万多名。[2]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特别是对非洲的援助绝不是“经济人假设”能够解释的，按照该假设，这些援助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体现出中国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追求，即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关心全人类的幸福、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新时代习近平对外开放思想突出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赢发展理念，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经济人假设”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前提，遭到了挑战。西方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推行的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例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根据瑞士信贷银行《2017年全球财富报告》，全球最底层一半人口拥有的财富不足全球全部财富的1%，但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却拥有全球总资产的88%，最富有的1%人口更是占有了全球一半的家庭财富。[3] 同时，不同地区、种族和信仰的人们之间摩擦不断，反映出传统的经济全球化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应对这个难题的伟大创举和未来出路。它与美国主导的以往经济全球化的根本不同点是，要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要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前提下寻找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坚持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始终坚持的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它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和责任。中国的对外开放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过去要解决的是投资与外汇、工业化和增长速度，今天要解决的是增长质量和发展问题。所以，对外开放需要在更高层次上解决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利用问题。我国说互利共赢，既面对发展中国家，也面对发达国家，只有提倡这个理念，才更有利于我们引进先进技术，实施创新驱动，实现增长联动和利益融合。而且，今天我们提对外开放已经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过去我们是穷国，开放主要是为了获取国际资源、资金、技术和服务，我们对世界经济秩序和理念只有被动接受的资格；现在我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影响和塑造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实力，我们的道德愿望具有变成现实的可能性，我们已经无法回避这种历史责任。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是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待和中国的大国责任所系。

“非经济人假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重新定义

与“非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和正确的义利观相一致，该假设下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更关注发展质量、自然环境、人的需求、人类共同发展等。这必然引起资源配置的战略方向转变，即从过去的要素驱动型向科技创新型转变；从过去基本上是生产型向生产和消费型并重转变；从过去主要是使土地、矿产等物质资源的资本化以及高碳领域的产业化，向现在主要向低碳和绿色产业转变；从过去单纯是资本高回报型向资本回报与普惠型转变。科技金融、消费金融、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象征着这一战略方向的转变。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机构是这个趋势的先行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专门投资具有普惠、绿色、共赢属性的基础设施项目，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丝路基金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合作项目，主要以股权形式投资中长期基础设施项目、产能合作等项目，投资规模大、回报期限长、风险大，是“经济人假设”下的投资者所不可能投资的。榜样的号召力是强大的，新理念和新实践带动和影响了国际金融界。2017年5月，中国财政部与26个国家的财政部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与世界银行、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共同签署了加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4]

金融资源配置工具的多样化也将助力普惠金融的拓展，这里的普惠金融是着眼于全球企业投融资大局的概念。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突显了美元在这种经济大格局中仍然作为全球资源配置主要工具的不合理性。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再次证明经济全球化新时代需要多种国际货币参与作为全球资源配置的工具，以削弱美元造成的“特里芬”难题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人民币等新兴国家货币作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工具的出现，使得世界各国有条件在贸易结算、投资工具和官方储备等各方面有更多选择，并分散金融风险。这不仅有利于投资者降低风险，也有利于补足中国等新兴国家金融资源来源匮乏的短板，新兴国家企业的融资方式将更加多样化、融资成本也会更低。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实际上就是金融资源配置方向转变的重要标志和力量。

非霸权主义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西方学者认为，几乎只有霸权主义的国家才有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确实是以往经济全球化的真实写照。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和美国凭借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霸权地位，依次充当了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霸权主义供给方式对它们自己也最有利。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集体力量的崛起，霸权主义国际公共品供给方式难以为继。

虽然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进程受阻，多哈回合谈判历时15年无果，但是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包括区域多边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快速增加，图1显示2008年以来，每年都签订相当数量的RTAs。此外，一国自主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也越来越多，开放度越来越大，例如中国已经设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且要把上海建成自由贸易港。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将成为新的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使得世界经济联系依然日益紧密，相互依存继续提高。这些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都产生了大量的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打破了过去由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制定国际规则、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垄断局面，国际规则制定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民主化趋势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潮流。非霸权主义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必然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图1    世界区域贸易协定（RTAs）发展情况（1958-2017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WTO秘书处RTA数据库数据绘制。

“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种非霸权主义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即共商、共建、共享。它将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一带一路”也将促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联通，为互联互通提供机制保障，使各类国际公共品更好适应各国发展需要。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一带一路”倡议的创新之处还在于：（1）它把精神世界的升华融入其中。中国自古就讲究“和而不同”。“一带一路”建设试图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2）它把人文合作机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必要衍生品。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推动教育合作，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提升合作办学水平；在文化、体育、卫生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务实项目；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等等。（3）它反映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当今世界，一方面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共同应对这些挑战，是各个主权国家的现实需要和理智选择。另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以新的方式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每个主权国家都只能是人类共同体中的一部分，每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然以人类共同利益的发展为前提。人类的共同利益，则是各个主权国家的最关切利益的集合体，因此它需要非霸权主义公共品供给模式来书写和表达，从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结晶和设计。

                                              （编辑  季节）

构建新闻学的“中国学派”，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的努力方向。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把新闻学列为11个“具有支撑性作用”的学科，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探索与建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过程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声音对于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具有启发意义。也正因如此，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过程中，就必须明确其时代使命与基本遵循，找准难点和突破点，把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落到实处。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争议焦点

尽管中国特色新闻学已成为学术热点，在某种程度上也达成了共识。但不可否认，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构建与努力，在学界还存在着诸多争议。这些争议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集中体现在“是否存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争议上。这是宏观层面的争议。此类争议未充分意识到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把新闻学与物理学等理工类学科等同，其本质是否定有中国特色新闻学，背后则是由来已久的“新闻无学论”。“新闻无学论”表面上是否定“新闻有学”，如，有人认为新闻是“术”不是“学”，有人认为新闻学没有自己的理论，有人认为新闻学应向传播学或传媒学转向，有人认为中国的新闻学是“新闻宣传学”而非真正的新闻学，等等。这些观点表面看是认为新闻无学，但实质是否定中国新闻学有学，根本则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并非新闻学指导的内容，是对党的新闻理论的否定。

第二类，表现为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具体思路上，围绕着中国经验、西方理论、社会主义等几个主体间的关联，存在几种不同的倾向：

一是强调中国本土的新闻学。此类声音主张，中国特色新闻学应立足于中国本土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和经验，总结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学理论，更多强调的是“中国新闻学”。其理论溯源往往从中国古代新闻活动、近代资产阶级报刊开始。如，“文人论政”“小骂大帮忙”等均是“特色”。这种观点并没有充分考虑“社会主义”的因素，而只强调了本土经验的“特色”，这种“特色”实际上是“特点”，而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特色”。

二是强调中西差异的新闻学。与前者不同，此类声音强调，中国新闻学应与西方新闻学进行区分，甚至要进行切割，划分界限。如，认为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自由主义”、“独立媒体”等理论是基于西方政治制度而产生的，认为中国新闻学中也有类似概念，不用照搬异国概念。此类声音偏向于通过“中西差异”来证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存在，甚至排斥使用西方新闻学中的一些概念，转而试图通过使用一些新概念、术语和述语来彰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深刻内涵。

三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新闻学。此类声音明确主张，中国特色新闻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是省略“社会主义”后的简称。其中，“社会主义”强调的是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具有世界“社会主义”范围内的普遍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强调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学的不同之处。这一主张强调，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在强调“社会主义新闻学”这一观点上，围绕着“坚持马克思主义”也有不同的声音。一类是强调“马克思的思想”的“马克思学”做法，此类主张强调“回到马克思”，用马克思的思想解读现行各类新闻传播活动现象；一类是肯定马克思主义，但否定列宁主义，认为“列宁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者某种程度上多为此类立场；一类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喜欢拿经典作家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讲话作为依据，而未很好地结合实际；一类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继承发展、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且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观点。在以上这些观点中，有的是“新左派”观点，他们在批评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同时，也不认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有的“假马”“伪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研究对象而已，甚至存在“借马打马”现象。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需加以辨别。而我们讲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最后一类，即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继承发展、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且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思想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时代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对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特色新闻学构建有了更沉重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使命。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要综合三种倾向，不可偏废。

首先，要总结中国本土新闻实践经验，提升理论化水平。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历时悠久，并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文化元素。无论是“文人论政”，还是“喉舌论”，抑或“新闻宣传”，此类种种概念皆是中国新闻从业者和理论工作者在新闻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总结出的中国理论。当然，这些理论有的是后世提炼，有的缺乏严密体系，有的是工作经验，离理论意义上的理论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总结中国本土新闻实践经验，不断提升理论化水平。这一过程中，尤其是要运用科学思维，具有学科意识，打造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形成新理论。当前情况下，本土经验的理论、概念、表述仍然匮乏，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却倾向于用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来考察、解读中国经验。

其次，要总结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经验，提升普适性意义。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活动已有近百年历史，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思想、宣传思想工作经验均十分丰富。如，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正面宣传”、“典型报道”等等，无不体现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精妙之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有很多超前思想，但由于缺乏理论提升而限于思想层次。如，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效果理论”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著述中，都有相关论述。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共产党宣传家先于美国传播学者提出了传播学的主要原理，成为传播学理论的首创者”。[1]但是，由于这些思想缺乏理论高度的提炼和学科层面提升，而只能停留在领导人新闻思想上，未能成为真正的新闻理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要求探索如何总结这些实践经验、新闻思想，并提升理论层次，使其成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理论，即不仅可以指导中国新闻实践，同时要善于从科学、学科、学理层面去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新闻思想。

再次，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新闻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绩，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甚至成为学习对象。与此相适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亦应跟上时代步伐，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且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构，应融合新闻真实、新闻价值等新闻学普遍性理论和舆论导向、正面宣传等特色性理论和党性原则、群众路线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使之贯通而成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新闻学。这里，所谓“中国特色”，即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实践而来，又能指导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理论；所谓“普遍意义”，即能够为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借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典型理论。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基本遵循

任何一个学科、一个理论、一个观点，存在争议在所难免，争议本身也是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动力。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应当有一些基本遵循，只有不偏离这些基本遵循，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构才能真正符合当前国情，路才能越走越宽。其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新闻实践是三个基本点。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要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三个根本点。这就要求中国特色新闻学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即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能够体现新闻事业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基本性质，体现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党管媒体、党性人民性统一、正确舆论导向等基本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上，一定是坚持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符合中国国情。把研究视角更多放在中国新闻实践及其面临的挑战、问题上。当前，我国有关中国特色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仍处在片面化、简单化、口号化层面，学理性不强，体系缺失，是导致其受到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应更多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新闻传统、新闻实践，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理论建构，积极推进中国新闻实践经验的概念化、理论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学理化、体系化。

第三，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中国特色新闻学之“特色”，要求所建构的理论能够满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所建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能够“准确表述我国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2]；所体现的历史脉络及业务原则，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脉络，指导中国新闻工作的实践。简而言之，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主体一定是来自中国实践的，也必须是能够指导中国新闻实践的，推动新闻事业发展的。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难点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也非一两本教材和几篇文章能够解决，需要长期的实践与总结，深入的研究与阐述。如今，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已成为时代使命，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构建路径还面临诸多难题。

第一，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概念、理论、学科等有待创新。当前新闻学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述语体系明显陈旧，某种程度上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就那么几个，如“新闻价值”、“新闻规律”、“新闻职业道德”等；理论体系停留在党报理论时代，如“起源、规律、原则、法治、道德”的框架结构；学科体系滞于传统媒体时代，如新闻史论、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评论等；教材体系沿着学科体系而设，缺乏新意，甚至导致一些新闻院校搬出西方新闻传播学教材作为核心教材。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外界甚至学科内部会有很多质疑声音，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只是创造了一个新概念而已，并没有实质改变。

第二，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理论创新，及如何反哺实践有待发掘。学界对大量中国新闻实践经验，未能予以足够的研究与升华，思辨研究多数限于空洞的争辩，实证研究的又只证明了一个已知观点。相反，有的人热衷于用西方新闻理论去套中国实践，以此来思考中国新闻实践模式，自身理论的缺失导致这种套用有时被视为更具科学性，反而加剧了我们自身的理论自卑感。同时，中国特色新闻学到底能否建立、能否形成中国学派，还在于其能否很好地反哺新闻实践，有效指导乃至引导中国新闻实践。面对当前新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传统的新闻理论在指导实践方面已然显得乏力。

第三，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如何统一有待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之建构，本质上是要建立起新闻学研究的中国学派，而所谓“学派”，必须既有独特性又有共同性，能够与其他学派之间展开对话。这要求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必须要纳入“普遍意义”的视角，不是“自圆其说”就可以的，更不能“自说自话”。统一协调“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关系，目前来看，相关的研究还是不够的，有待进一步探索。如，正面宣传为主、正确舆论导向、自由责任统一等理论，实际上是中外适用且都在从事的工作，具有“普遍意义”，但由于理论阐释的学理性欠缺，加之理论话语权的弱势，导致这些理论的普遍意义得不到彰显。

总之，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是时代之需，是构建新闻学的中国学派的必然之路。在这一过程中，不能闭目塞听，需要正视面临的争议、难题，在坚持基本遵循的基础上，勇于创新，让中国特色新闻学承担起新时代的新使命。

（编辑  宋斌斌）

“中国财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这个题目，现在是一个热点，确实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涉及财税和货币问题。

一、美国税改以及特朗普政府施政的有效性

分析美国近期税改，对研究中国税制改革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国内部分专家对美国的税改是有误判的。从特朗普竞选开始就对他一直是负面评价。他当总统后提出税改法案，有人认为这个法案通不过；减税法案通过后，又有人认为减税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很多问题，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认为税改主要的受益者是美国的富人和穷人，而中产阶级没怎么受益，认为这个改革不会成功。

里根在上世纪就实行过减税，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值得研究。

（一）里根税改效应及对世界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德国等国人均GDP都超过美国，特别是日本已经超过美国40%左右，而且那时这些国家与美国的人均GDP差异一直在加速拉大。

但是进入90年代，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的人均GDP相对美国全开始落后，2014年已经下滑到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70%上下。[①]

这说明一个问题。这些西方国家人均收入相对美国开始落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里根总统减税政策实施以后产生了长期效果。

原中国驻联合国的科技参赞冀复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认为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汽车、彩电、电冰箱对美国出口，对美国本土市场形成强大冲击，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很强，日元升值成为当时世界性的话题。冀复生认为，90年代初期美国信息技术的进步扭转了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美国信息技术突破造成了美国甩开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状态，而产生信息技术突破的原因，与里根总统减税是完全对应得上的。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曾经做到财政赤字为0，这是在美国历史上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里根政府减税政策激发了美国科技型企业的活力，从而激发了美国整体经济活力，导致美国政府收入增加。

       相比政府财政盈余、人均GDP领先更为持久、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科技及其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美国综合国力持续领先。

美国跟很多国家的文化不一样，美国的模式是一个技术就由一个公司来做。比如因特尔就做芯片，IBM就做计算机，微软就做操作系统。但是就美国经济体整体而言，美国与其它经济体竞争是整体的领先，而非是某项技术领先。这个局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

无论是从经济历史数据分析，还是从科技进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里根时期减税确实推动了美国信息技术的突破——这不是一般的改进，而是有实质性的结构性地提升。这就是里根总统减税政策的长期影响。

（二）各国制造业纷纷流向美国本土

当前特朗普政府又开始推行减税，但一些专家学者的分析基本都是负面的。这一类观点可以总结为：减税无助于改善赤字和债务问题，减税会使实体行业的资金流向金融行业，等等，总之评价都是负面的。远有里根减税带动美国经济和综合国力持续领先的基本事实，近有特朗普减税迫在眉睫的现实，我们必须意识到，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将会使美国形成一个税制的政策洼地，因为企业税负低，政策吸引力就更大。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已有部分民营企业和央企去美国投资建厂。社会上曾经热议曹德旺的福耀玻璃赴美投资建厂的事情，当前比亚迪也准备去美国投资，民企玖龙纸业也要去美国投资建厂。福耀玻璃是做汽车玻璃的，在美国有市场，而玖龙纸业原是面向我们国内市场的。除了民营企业，一些央企现在也在考虑去美国投资了，例如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即“中建材”）到美国投资做建筑玻璃；再如大型央企中车集团在美国投资两个地铁车辆生产项目，用于更新美国地铁车辆，以抢占美国市场。德国的宝马、韩国的三星等等世界一流企业，都开始准备到美国投资建厂。这一趋势甚至冲击到了劳动力成本洼地墨西哥。

就其本质，外国投资这一趋势只是较好地解决了美国的就业问题，而不是解决美国的技术进步问题。这些企业去美国投资生产主要会增加美国本土就业，降低失业人口，减少失业金的发放从而降低财政压力，同时增加税收，从而改善美国财政经济状况。特朗普在竞选时说要将美国的GDP增长率翻一番，美国现在的GDP增长率已经达到3.3%了，[②]特朗普又喊出要美国经济增长重回4%甚至5%的目标。其依据就是将国外的企业吸引到美国去，增加就业，推动GDP增长，从而扩大税基，促进财政平衡。

（三）减税使美高科技企业海外资本回流

特朗普减税对美国影响最大的还不仅是吸引国外资本投资制造业，而是要吸引美国高技术企业的海外资本回流。按照美国当前的税法，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赚了钱、将这笔利润拿回美国，要向美国政府上缴35%的税收。此次特朗普税改将海外利润汇回的税率降低为最低甚至是8%，减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税，将吸引许多美国公司在海外留存的利润和资本回流到美国本土。

这个动向是非常最值得关注的。首先，这类资本回到美国，既不会投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可能去生产鞋袜等日用品，也不会投向普通资本密集型企业——比方汽车玻璃、建筑玻璃、轻轨车厢之类。美国的海外资本回归本土之后，会大幅度增加对高科技研发的投资。因为美国在海外获取高额利润的企业，除了一些金融机构之外，主要是科技领先的企业。比如微软，已经开始准备把海外的利润拿回美国去投资科技研发。当前，美国很多高科技技术都处在一种萌芽状态，而回流的资本会大大助力其发展。这个动向是最应该高度关注的。

比如，英特尔和IBM正在研发的量子计算机技术。该技术可能成为新的一个科技突破台阶，如果美国的量子计算机技术登上了这个台阶，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都会发生深刻影响。这里有一份材料，比如破解一个密码，对现在的计算机技术而言是100年的工作量，对量子计算机技术而言只是以秒计的工作量。一旦量子计算机的能力进入实际应用，所有的信息安全系统（金融账户系统、军队武器系统、个人身份社保系统，等等）都需要重新设计。这种技术进步的冲击影响绝不是企业多挣多少钱，政府多收多少税的问题，IBM公司已经宣布造出了量子计算机的原型机，因特尔公司预测5到7年内量子计算机就可以达到商业工程规模。尽管我们经济研究者无法对量子计算机技术做特别精准的评估，但毕竟这不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这才是美国资金回流以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中国的钱、韩国的钱、德国的钱流往美国起不到上述作用。对此，我们要有应对的考虑。我们的视野不应该只是局限在财税、就业等经济领域，应该看到减税政策对科技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对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格局的重大潜在影响。

（四）特朗普政府的施政能力高于预期

目前，国内有些专家当前美国政府政策的负面影响估计得很严重。对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减税政策，我们既要看到它对美国本土确实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但也要看到其对美国的科技水平、综合国力存在潜在的正面影响。当年里根的减税政策也遇到一些困难，天下没有一项政策的推行没有困难和问题的，哪个国家都一样。美国减税有助于解决就业和经济发展问题，但是核心问题是有助于推动科技进步。

特朗普上台后，他那些根据竞选口号提出的法案在做了某种程度的修改以后，都在一个一个通过。包括穆斯林移民政策，一个地方法院把它封杀了，后来修改了两条，现在已经在全美推行了。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隔离墙，一开始说工程浩大，后来有人提出来做成一个光伏墙，变成投资，还能发电，现在也开始建了。减税是特朗普的一系列施政方案之一，特朗普上台以后，他所提出的东西，在政治上经过一番讨论，折中、让步以后，大的框架都是按照他的主张在推行。因此，对于特朗普政府施政的有效性，应该对其可能产生的积极的一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二、中国宏观税负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新的决策层提出很多经济战略上的政策，这里集中讨论财税方面的问题。

（一）降低宏观税负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财税方面的重要决定之一就是“稳定宏观税负”。大体看，有关专家对宏观税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类看法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还较低，国家应该提高宏观税负，理由是我国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政府可以多集中点资源来办大事。第二类看法是应该维持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第三类看法认为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已经比较高了。

很多人根据三中全会决议“稳定宏观税负”的提法，坚决反对认为宏观税负偏高、应该降低的主张，用各种数据证明我国宏观税负不高。我是主张我国宏观税负偏高应该降低的。我认为当年提出稳定宏观税负的提法，更多的是决策层出于需要有个观察和判断期的考虑，而不是认为当时宏观税负水平合适的判断。宏观税负的问题太大，上涉及国家的开支、收入，下涉及到企业、个人的投资、消费、储蓄等决策，所以要对宏观税负水平高低做出一个全面性的判断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判断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决策层开始逐步部署经济战略的调整，以2015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标志。供给侧改革执行半年后，2016年7月，政治局开会做出了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决策层再做出这个判断——就是认为我们的宏观税负偏高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2017年5月份，全国政协俞正声主席组织了一次政协的调研，研究内容是税收的“营改增”，税负问题的调研是俞主席提出来的。当时，有一些专家认为营改增以后不能减税了，只能减费。针对这种错误的认识，8月份政协开会，俞主席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营改增”并没有全面完成政治局提出的“降低宏观税负”任务，还需要继续采取措施来推进这一任务的实现。

2017年底开财政工作会议，财政部长肖捷提出继续减税降费，国务院在最近几次的常务会上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仍然强调应该继续减税降费。

最近，一些不赞成降低宏观税负的专家又出现另外一类声音：继续减税的前提是先减支出，如果减支出的方案不完备，减税的政策就需要慎重。

（二）关于宏观税负的两个政治判断

我认为，宏观税负水平高低不仅是经济判断，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判断。

第一，我国宏观税负水平高低是政治判断。这种判断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国情。简单收集一些国外的税负数据，然后进行比较，得出中国比外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低或者差不多的结论，并据此判断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应该是多少，上述方法作为一个学术比较研究是可以的，但在国家制定大政方针的时候，将此当作决策的依据是不成立的。

中国的宏观税负是要支撑政府施政方向的，宏观税负取决于政府要干什么事。有的事要重点扶持、花钱多，有的要从企业多拿或少拿钱，这都是有政府目标的，是一个政治判断。所以，将视野局限在同美国、英国、北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税负水平比较，以此判断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是不符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而且，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社会主要矛盾并不一致，中国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综合对未来若干年的各种收入支出的各种预判，才可以得出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底是高还是低的判断。

第二，中国的改革，往往要牵涉到利益关系的调整，但不能等到完成全部利益调整方案设计才推行改革。

改革是难以预期的，在当前减税这件事情上，没有拿出支出减少的成熟方案就不能做出减税的决策，这个逻辑不成立。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作为我们研究和推动这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减支作为减税的配套是一个要研究的问题，但是不能作为前提，否则就意味着反对现在决策层的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

（三）作为减轻企业负担的减税措施：“营改增”

“营改增”全面推行的第一年，减税规模达到了7000亿元，但根据调研结果，企业的获得感并不强，主要原因有两个：

1.增值税比营业税的征收率提高。同样一个经济活动，征增值税漏税少，而征营业税漏税多。这是增值税与营业税自身特点差异决定的——征收营业税的时候，税基是企业的营业销售额，上游供应商是否交税与企业经营者无关；但是企业缴纳增殖税以后，如果不从上游供应商处拿到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的话，等于替上游供应商多交税。所以，增值税的监督方除了税务局以外，上下游企业之间也进行监督，这就大幅度提升了征收率。这就很好的解释了营改增之后不少企业获得感不强的部分原因——过去营业税漏税多，现在增值税漏税少了。

2.我国的增值税存在不规范问题，导致留抵税款激增。规范的增值税（例如欧洲的增值税）应该是每个月销项减进项，正的企业向税务局交税，负的税务局向企业退税。而我国则是正的交税，负的不退税，不退税等于预缴，形成留抵税款，等企业以后有销项再进行冲消。企业投资在营改增以后，增值税进项税款大幅度增加，因此，这几年留抵税款激增，企业投资中的预缴税款激增，当然也就减弱了“营改增”的减税效果。

综上，征收率的提高和留底税款的巨额增长，使得“营改增”的减税效果被减弱，导致很多企业所谓的获得感不强。

三、当前中国降低宏观税负的迫切性

2016年7月政治局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至今已经一年多了，尽管已经取得了进展，并没有全面完成降低宏观税负的任务，还存在很多要继续做的工作。以下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社保费率、个人所得税、住房价格、企业集团集中汇总纳税这六个方面进行降低宏观税负的具体措施分析。

（一）增值税

我国增值税规范化问题的迫切性比过去增加了。

1、经济亟待转型。我国经济正在转型，不再将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发展方向，也不是“4万亿”时期，那时企业对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只要有贷款就上项目，就能从市场中获利。

经济转型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企业关闭或外迁。不仅是生产鞋袜的企业，就连某些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也外迁或者倒闭了。例如，现在手机拍照功能强大了，数码相机市场萎缩，苏州的一家几千人的数码相机厂关门。最近苏州又倒闭了一家几千人的电子器件厂。面对这种情况，商务部曾引导这些准备外迁的企业去土地、劳动力都便宜的内地办厂。但是由于物流成本太高，整体效果不佳。另一方面，低技术水平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必须淘汰。地条钢压缩产能达到1亿多吨，诸多小水泥厂、小玻璃厂等高污染落后产能肯定是要淘汰的。而经济繁荣，社会要稳定，那么就必须依靠技术含量高的知识型、创新型企业。

2、税制阻碍经济转型。我国的经济转型，要求增加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要鼓励科技创新。但我国现行税制很多因素还不适应科技创新战略。

比如留抵税款的问题，这是历史条件局限所造成，留抵税款不是一个好的政策，因此最近对一些重要的企业，比如大飞机、飞机发动机等已经将留抵税款政策改成退税了。

现有的不规范增值税施行的留抵税款制度，实际上已经对于资本密集型、研发与生产销售周期长的国家重点发展高科技企业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当前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降低宏观税负的工作，应该最优先调整不规范的增值税制度。

比如大飞机项目，大飞机到现在还没有完成研制阶段，产品还没有销售，已经消耗数百亿资本金。如果继续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等于对大飞机项目资本金投资的每个环节征税——盖房子11%，买设备17%，买材料17%。这个项目是纯粹的国有资本投入，需要持续投资十几年，取得试航证也需要相当长时间。对于这种国家战略重点项目，应该对它给予足够的支持，支持其尽快占领市场，而不是按照现在的增值税制，对其投资一边收税、又一边补充资本金，这只会增加它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因此，国务院已经批准改成退税了。

另一个例子是航空发动机，从提出任务到研发成功再到销售出去，周期非常长，美国的研发周期长达15到20年。我国的航空发动机科技相对落后，销售难度更大、回款周期更长。如果按照现行增值税制，会形成大量的留抵税款，加重企业和国家投资负担，不利于我国航空发动机产业缩小对欧美国家的技术差距。所以对航空发动机也改成了退税。

从总体上说，不规范的留抵税款制度还迫使企业增加负债总额，提高了企业资产负债率，与我国降低企业杠杆率的决策相悖，不仅如此，企业还要为这部分预缴税款承担利息支出的财务成本。按照一万多亿留抵税款来估算，给企业增加的财务成本也要上千亿，所以，这项改革不但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还可以降低企业杠杆率，降低企业财务成本，改善企业利润水平。

同时，留抵税款作为预缴税款相当于政府负债。上万亿的留抵税款虽然是存量，但已经占有每年增值税收入相当高的比重。特别是营改增之后，留抵税款增速很快，这个政府负债的“堰塞湖”的风险泡沫膨胀速度很高，对未来增值税收入的威胁逐年增大，不尽早消除此风险泡沫，一旦溃坝，危害极大。而且这笔上万亿的政府负债并没有计入政府负债所形成的杠杆率统计之中，就更需要我们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二）企业所得税

根据最近的调查，企业所得税上有两项因素比较重要，应该考虑。

1、折旧率。折旧的本质是回收投资的速度，现在主要发达国家一直在提高折旧率，鼓励企业能够更早回收投资。提高折旧率也是为了鼓励企业技术更新。特别是特朗普允许不动产以外的机器设备当年全部所得税前列支。这项政策大大提高了投资者回收投资的速度。我国折旧率偏低的压力加大了。

2、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率。我国2008年税法规定的这个比率是150%，即如果企业研发投入100万元的话，税前按照150万元扣除。但根据我们的调查，不少发达国家税前抵扣都比我国高，从200%到300%不等，研发费用抵扣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将利润留在企业内部，越鼓励企业向研发投入。当前中国企业研发占比很低，与美国企业研发占比相比差了三四倍。研发是一个长期积累过程，那种少花钱还能办成大事的思想在政府支持企业创新上不可取，因此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还应该继续加大。

（三）社保费率

现在按照全国的规定社保费率是40%，但允许收支有结余的地方适当降低。根据我们的调查，诸如广东、浙江都是25%，但东北地区，除了五险是40%，原来的企业福利费（例如取暖费、洗理费等等），仍然由企业负担。因此，形成了广东25%、东北40%还要多的劳动力成本不均衡情况。

现在社保基金理事会是储备性质的，国务院日前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不是储备性质，而是收支领域。尹蔚民部长最近的讲话也谈到了基本养老要实施全国统筹，类似东三省这类收支差额大、老国企多、退休员工较多的地区需要一定的全国统筹协调能力。当前我们国家40%的社保费率是偏高的，未来应当下调，因为这是劳动力成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编者注：国务院已经决定，中央按地区类别分别承担10%，30%，60%，80%社保支出，向全国统筹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四）个人所得税

工薪的个人所得税也是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我国现行工薪税率达到了7级，最高的边际税率是45%。反观特朗普税改，将税率缩减为3级，最高边际税率下降至35%。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结构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海外高级人才的吸引力。

根据我们调查的一些大企业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些企业想从海外招募高水平人才，但当前国内的个人所得税课税较重，企业在国内支付薪酬的负担沉重，甚至支付不起，于是企业就在香港成立一个公司，这类公司很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发高薪工资，将高级人才的工资发到香港的这个公司里，因为香港是15%的税率，企业用这种办法来降低劳动成本。这不是个别现象，已经有很多高科技企业在香港成立上述所谓的公司。

今后高水平人才这类劳动力肯定越来越多，劳动力中农民工比例一定会降低，这是必然趋势。不管是高水平人才的高薪，还是农民工的薪酬，本质上都是劳动所得，因为技术、管理能力，都是劳动的一种体现形式。因此，不能对工薪的个人所得税赋予太多的收入调节功能、而将最高边际税率与发达经济体拉开差距，减弱自身对人才的吸引力。

（五）房租房价

劳动力成本中房租房价的因素不可忽视。现在的高房价高房租，已经成为我国高科技企业劳动力成本中间一个重要的因素了。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2017年一季度深圳的房价上涨，华为这样的好企业都感到了巨大压力。华为应对深圳房价上升的策略是将一部分机构搬到东莞的松山湖水库去了。连深圳华为这样的企业都因为高房价撑不住，对其他高科技企业的负担恐怕更重。

根据在广东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广东省将工业用地批给投资办厂的企业，同时允许企业将拿到的工业用地中的百分之几盖职工宿舍。这样就省去了工业用地与商住用地的级差地租成本，职工宿舍作为住房供给的价格就比较便宜了，也就间接的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但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去市场化的，将劳动力的市场化自由流动给破坏了，对市场经济有负面影响。董明珠也讲过，格力为员工准备房子是要让员工干到退休，如果员工离职，那么就收回房子。这样虽然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但破坏了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如果企业都推行这种策略，宏观经济活力就不可避免的被降低。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六）企业集团集中汇总纳税

按照普遍规律来看，企业研发资源的集中度越高，研发的效率越高，因此很多集团都成立研究院以集中研发资源。但是我们国家的税收实务，是以法人为单位进行研发费用税前扣除的。举例来说，一个集团有下属二级、三级公司，企业将研究资源集中在集团，以研究院形式存在，这样效率最高。但是这会导致二级公司、三级公司没有了研发支出，就不能享受高科技企业的研发税收抵扣优惠政策，这就是矛盾的。例如广汽传褀就专门反映了这个问题，并希望将来政策有所调整。

经济转型应该是以研发创新为主动力，科技含量提升了经济发展也就更可持续了，这样应该是鼓励集团化、集中化发展的，那么如何解决集团和二、三级法人机构之间的研发与税收优惠的矛盾？如何解决集中纳税的税款在各分支机构所在地分配的问题？这都需要总体设计。

（编辑  季节）

    编者按：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引领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根本遵循。

　　为更好地学习、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18年2月10日召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讨会，多位专家参会交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体会。这里选编了部分专家的发言。

习近平经济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新境界（二级标题）

孔丹*：坚持党的领导，善于驾驭市场和管控资本（三级标题）

关注十九大以来的几个重要文件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十八大以来我们成功驾驭了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它的核心内容是“七个坚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和底线思维。这是继十九大报告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文件。

此后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就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做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需要深入探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包括七个部分：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这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环节、各层面、各领域相互联系构成的整体。

结合“三个一以贯之”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我们应高度重视和认真学习习总书记在1月5日在中央党校研讨班发表的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了三个“一以贯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坚持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重大风险要一以贯之。

首先，习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源自于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来自建国69年来的探索，来自中国共产党97年的探索，来自中国近代170年由衰转盛的历史探索，最后落到中华5000年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样也离不开这五个来源。习总书记以宏大的历史眼光回顾了中华几千年兴衰更替的历史，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最后落到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一历史任务。当年邓小平同志说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努力。而几十代人就是上千年。这是极高的历史站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自于我们9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同样也来自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传统。中华观念崇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人说的经济就是“经世济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党的领导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时代的。

习总书记同时指出，我们党不但是执政党，而且是革命党，还要自我革命。坚持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一以贯之。

最后是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重大风险要一以贯之。习总书记列举了很多方面的多种风险。关于经济方面的风险，一是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中美经贸摩擦将是长期的，美国正在发起对华“301调查”，动辄对我国使用制裁手段。二是我国金融和国际金融之间的互动更加紧密和频繁，2008年以来西方整体债务水平高企，杠杆率持续攀升，现在它们逐步退出非常规量宽政策，这将带来全球资产流动加速和资产重新配，他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加剧，我们要注意国际金融安全。三是国内债务问题，这些年我们通过多种措施有效降低了风险，但是这方面的风险警报不能解除；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上升，债券违约可能性变大，影子银行业务难以监管，房地产市场高度金融化，不少家庭债务负担沉重，地方隐性债务不小，很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四是我国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各地形成了相关的海外战略利益，但是由于世界不稳定、不确定，以及地缘政治变动，给我们战略利益带来风险。

习总书记1月5日的讲话和他在经济工作会议讲的“三个攻坚战”是直接相联系的。三大攻坚战中第一个就是防范重大风险，其中包括隐性债务，以及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市场经济，必须善于管控资本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就是面对市场经济，如何进行有效监管，尤其是如何管控资本。我谈几点感想：一是关于资本问题。资本的逻辑是什么？《共产党宣言》讲，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分化为资本家和无产者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出自己的掘墓人，所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就是消灭私有制。但他们也没有想到社会主义要发展上千年，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资本的逻辑在展开的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走到像中国，像前苏联这样，历史过程是有挫折和起伏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长期领导市场经济，而共产党本身的性质和它的价值观是革命的，尽管有人对重提革命党非常反感，但党的终极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市场经济中含有大量非公经济，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的东西是资本。资本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有内在悖论的。

资本的本性是增值，资本是资本家的灵魂，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它的价值取向是极其追求个人利益或市场主体的利益。所以资本的逻辑含有对社会主义的消解能力。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严重的。就现实运行看，我们不断地讲资本的正面作用，但是资本的负面作用则很少提及。三年多前，我在接受水皮访谈时就说过，应该把资本关到笼子里。2015年股灾在其中兴风作浪的就是资本，包括外国资本和国内资本。所以我们要驾驭资本，既要把它的正面作用发挥出来，又要对它极强的负面作用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制，这是对我们党的一个极大的挑战。

第二，关于政府的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关系。这有两种可能：政府和市场好的结合是“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而坏的结合就是市场机制发挥不出作用，微观主体没活力，宏观调控或过度或缺位。搞得不好，后一种情况也可能出现。

现在所谓“市场派”的基本看法就是中国应该进一步市场化，总是认为“放”得还不到位。首先，十八大报告就明确指出，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不是现在很多人简单理解的“市场化”。另外，什么叫“到位”？40年的经验和教训都有，二者结合好的时候经济发展顺利，情况比西方好。当然政府也有不少过多干预，企业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出来。搞企业的肯定希望主体要活起来。但是三者结合得不好，宏观调控“度”出问题，市场无序，也很成问题。所以从管控目标看，还是很艰巨的。

总之，资本的问题必须认识清楚，严格管控；经济运行中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二者结合得好就是优势，结合得不好就是劣势。

裴长洪*：经济理论工作者的重大任务（三级标题）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提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现在我们高校的经济学教材，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当然西方经济学有很多东西是应该借鉴的，但现在改革开放40年了，我们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实践经验那么丰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邓小平同志总的设计和指导下，历经几任中央领导班子，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在实践中持续探索，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还按照西方那一套理论体系讲下去就有问题了。我们大学的理论解释基本脱离实际的改革进程。如果下一代年轻人都以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完全按西方理论做的，以为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因为还没有彻底按西方理论办，这就是大问题，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习总书记早已提出，当然理论构建不是那么简单，需要长期的努力。总书记提了“七个坚持”，而且就经济工作各方面提出了很多理论观点，需要深入的研究论证。总之，习总书记给我们思想理论界提出了一个重大任务。

王立胜*：经济学研究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历史观（三级标题）

习近平同志在读博士学位时，在《东南学术》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学再认识》一文，主要讨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文中引了邓小平的话：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同志认为这段话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即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他在文中的思考和今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习总书记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五大布局等，在全面考虑经济问题的同时都聚焦于一个核心，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劳动人民的立场问题。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

习总书记在很多讲话中提出的观点，要联系起来理解。比如“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能被误解为重提“阶级斗争为纲”。他在“1.5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领导人民夺取了全国政权并巩固政权，在受到外部封锁条件下，以及其后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了国家建设。这实际上解决了“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认识问题。我理解这是史观的重建。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史观特别重要。我们古代很重视修史，毛泽东同志领导革命也特别注重史观的重构。史观决定了对过往历史事件的评价。习总书记认为，我们共产党从产生到现在，都是在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在建国之前的革命是社会革命中的特殊形式，建国以来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今天，直到未来所从事的，都是伟大社会革命的一部分。用这样的史观考虑问题，对付历史虚无主义就有了武器。这也解决了从严治党的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要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就必须进行自我革命，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主观世界。所以经济学应该跳出自己的范围，要把历史的研究，价值观的研究纳入进来。

武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来自我们的历史经验 （三级标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思想的集大成者。它把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理论认识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初步形成一个体系。

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社会主义实践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其理论的发展，经过了多次曲折。斯大林根据苏联的计划经济实践，构建了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理论，中国在这一理论的指导和影响下进行了20多年的建设，但应该说这个理论体系还是很不成熟的。

从1978年到今天，4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指导原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探索，既吸收了中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也吸收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就和经验教训，其间经过了曲折的历程，到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已相对成型。今天，我们应该有条件在总结升华40年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十九大以来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各个组成部分也形成了有机联系和逻辑关系。这是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和进一步理论研究的基础。这也是我们党提出“四个自信”的底气和定力。理论建设要以我为主，国外的东西要为我所用，既不盲目崇拜，也不死守教条。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根本的是要把握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于指导我们的研究和工作，而不是拘泥于个别的具体结论。情况在不断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完善，要在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例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度”的把握，可能是要因时因地因势来决定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最本质的特征是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包括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前提是加强党的建设，对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客观制约。改革开放初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当时就已出现腐败的苗头。陈云当时说过，搞市场经济难免要倒掉一批。如果我们不能从严治党，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落空。所以从严治党是保证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偏的最重要的保障。非经济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需要把社会主义公共经济学考虑在内，使之更为完整。

邱海平*：正确理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三级标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习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要长期坚持，还要不断丰富发展。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界的共同的任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核心是“五大发展理念”，同时提出了“七个坚持”。这里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比如说在对于新时代的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无疑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极其重要的内容。

从思想来源看，习总书记的经济思想来源于共产党人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其次是吸收了古今中外优秀的人类思想的遗产，有着更加广泛的视野。再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包括吸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甚至包括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经验教训。习总书记各方面理论表述也展示了深厚的文化修养。

我们要进一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运用这个思想体系，研究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正确解读、科学理解的意义也是增强理论自信，要在学习过程中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扭转思想意识的混乱状态。凝聚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何自力*：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几个关系（三级标题）

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首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守，如果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了灵魂和基础。我理解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部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

二是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新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全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劳动和劳动的社会性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

三是正确处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关系。处理好这个关系，对任何转型国家都至关重要。中国道路的的突出特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在此基础上兼顾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避免了无政府状态，并提供了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平台和机制。   

四是正确处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是要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满足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我们要发展多种所有制成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国的生产力社会化程度已经很高，我们又是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同志在很多场合都谈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不能动摇。

五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总书记曾专门论述政府和市场作用结合的问题，他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讨论的。如果撇开这个前提去谈“结合”，就会堕入西方经济学的陷阱。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新阶段、新发展、新水平。

六是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强化实体经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战略定位。要加强创新驱动，抢占信息化时代发展制高点，推动产业升级，避免陷入金融脱离本源的虚拟化。

七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引领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发展和践行；是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根本任务。“一带一路”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

王生升*：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性（三级标题）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要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实际经济生活中，公有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按劳分配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并存；随着公有制比重下降，分配差距扩大，社会上各种意见的争论也很激烈。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问题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理论研究有必要揭示其中一般性规律的变化。

贯彻新发展理念，要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具体问题，提供规律性的认识，并提出解决方案。西方市场经济更多体现的是自发过程，经济当事人被动受经济规律的支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认识规律、利用规律，在此基础上要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解决问题，发挥集体的理性。协调自觉和自发的问题，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尤为必要。这就要落实到党领导下的竞争体系，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要做出必要调整。

江宇*：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特征（三级标题）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整个新时代思想的组成部分，它体现了时代的阶段性转折。毛泽东解决了在落后的农业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启动工业化的问题；改革开放时代要回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处理和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关系，国内如何处理和资本的关系的问题。

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从市场化和“融入”国际体系，转向参加引领和治理全球体系，并处理好和资本的关系，在一个人口大国建成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更广泛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处理和资本的关系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习总书记思想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同时强调党领导一切。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和国家政权既要充分地发挥资本的作用，利用资本，同时又要约束资本。

习总书记说过，这次西方的金融危机根本上还是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间的矛盾。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全球经济的失衡，经济发展中过度的金融化和房地产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商业化，都是资本扩张到一定程度必然的现象。这又回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一根本问题。要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扭转过度以资本积累为目标的增长机制。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解决改革发展的现实问题（二级标题）

邓志雄*：认识，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三级标题）

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际，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现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新判断。如何使我们的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这一新状态？党中央指出，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就是我们党对生产关系如何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个重大问题新的判断和回答。

首先是认识新常态。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速度调整、结构优化、动能转化的新时期，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要求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注重创新驱动、改革推动和开放带动。

第二是适应新常态。明确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解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问题，转变成为从“有”到“好”，从而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着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第三是把握新常态。要抓住机遇、全面改革、清除腐败、加强党建、扩大开放、创新驱动、优化结构、提质增效、防范风险、打赢脱贫、房屋、风控攻坚战，稳中求进、善作善存、久久为功，实现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较长时间的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是引领新常态。在国际上首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在国内明确新的发展理念，提出重点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推动陆海互动、东西互进、乡村振兴，引领中国经济进入更平衡、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领导全国人民稳中求进，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认识、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的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相互作用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这是我们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领导国家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新认识。应该全面总结这样一个理论成果，更好地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周人杰*：学习习近平同志的宏观调控思想

新时代以来，宏观调控总的指导思想，就是“稳中求进、有所作为、量力而为”。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宏观调控的论述，一是要求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二是宏观调控要有度。习总书记曾经指出，要有力、有度、有效地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要通过实施组合政策，引导发展预期。

我个人理解，所谓“度”，就是科学有效、张弛有度的宏观调控，划定政府经济活动的边界，为市场和企业创设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是精度，即明确的调控方向，强调靶向治疗、精准施策。界定合理调控区间，即防通胀也要稳增长；定向精准调控，不搞大水漫灌；相机调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

二是力度，即分清主次、判别轻重，冷静观察。强调调控的“时”与“势”，分清不同问题的性质，切忌满载硬上。习总书记谈新常态时强调遵循市场规律，保持一定的容忍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对市场的波动要有历史耐心，做好充分准备，不打强心针，鼓励微刺激；对苗头性、倾向性和前瞻性的风险，要积极主动作为，防患于未然。看准问题一抓到底。当前要适应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打好三大攻坚战。宏观调控不能过早、过密、过频，也不能偏缓、偏松、偏软，该出手的时候要出手，不错失时机，不拖泥带水。

三是效度，宏观调控要有战略定力。十八大以来，更强调引导性的调控，通过预期管理，通过政策基调的稳定与市场沟通的改善，增强可预期性和透明度，给企业足够的时间反应，主动调整；把握好时机和节奏，相时而动，顺势而为，以最小的经济成本，最大限度唤醒市场机制的活力和纠错力，提升微观主体自行走出低谷的自愈率。　　

十八大以来，改革和宏观调控深入交融，把改革作为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习总书记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改革。比如由于金融业的监管空白和监管叠加并存，单一货币政策的效果有限，现在加上总体监管的宏观审计政策就含有改革的意义。又比如通过放管服为企业降成本，去产能强调有保有压和差别化信贷，从而放大政策的效果，把体制机制的完善融入宏观调控的创新中。最根本的是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包括宏观调控决策、执行、反馈、督导。十八大提出“”宏观调控的机制化建设“”，多听专家和一线基层的声音，保障调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系。这和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是一个重要的区别。

应把我们宏观调控已有的成熟经验和机制化的因素加以制度化和法制化，比如建立跨部门层级和地区的协调机制，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的划分，注重目标手段的配合，丰富工具箱，保证中央政令畅通，政策传导不走样，依法依据追究不作为者责任等，纳入宏观调控法的框架中。

李玲*：构建信息时代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我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人民日报将其归纳为“七个坚持”，其中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宗旨。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融合。现代化=市场力×生产关系。宏观效率不是微观效率的简单加总，宏观效率即国家治理，中观效率体现在产业结构和区域治理上，微观效率就是市场和企业。观全局就是宏观效率为优先，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主导，中观、微观有机配合，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体系。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单纯的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有效的体制机制让它更好发挥作用，从而既避免市场的失灵，也避免政府的失灵。信息的披露可以克服传统市场无法解决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计划手段和市场机制在信息空间有机融合，竞争和协作、效率和公平在信息空间和谐共存。总之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智能化、信息化工具的应用完全可以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结合起来。

李小雪*：从国企改革实践历程谈学习体会

关于企业的“股份制”和“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是从宏观角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做归纳，股份制则是企业组织的具体实现形式。在实践中，股份制发展的最初动力，是国有企业之间进行横向经济联合时感到它的必要性，以后再发展为上市公司。在这个过程中，股份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不是从“明晰产权”这个理论出发的。

关于公司治理，在我们的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一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同时也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10月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座谈会上，有非常清楚的阐述。要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把党建写入上市公司章程。在实践环节，实现良好的法人治理上的衔接还在探索中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经济形式都得到了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对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对一些非公有制企业的情况也应关注。从企业调研和比较中，有三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民营企业的激励机制更灵活。二是民营企业的决策的路径短，相比之下国企的重大决策的报批环节多，时间周期比较长，不利于竞争，政企分开问题还要进一步解决。三是企业家群体值得重视，好企业的领导核心一般是长期稳定的，它是在实践考验中产生，不行就淘汰，甚至整个企业也被淘汰了。好的民营企业的治理机制，可以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很好的参照。

曾兴球*：国企要坚定地走改革之路，发挥制度优势

国企改革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具体改革措施能不能对路，要克服实施中的困难。能源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党的领导，现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共产党怎么领导，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共产党要探索新时代领导经济的规律，比如说各种的经济形式如何合作和融合的问题。

二是坚持党管干部，着力培养时代的中坚力量。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干部就不能领导好企业。同时要改革组织工作的机制体制，要多考虑“该用什么人”，而不要太多去考虑“什么人该用”。

三是创新发展，避免简单模仿。在学习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不能被动地步人后尘。要靠创新、靠创造，要强调中国特色。

四是强调文化自信。在能源经济方面，美国能源独立我们很羡慕，我们要不要提能源独立？我们认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能源必须立足国内。1992年中央就提出要以国内为主，充分利用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

五是强调合作共赢。“一带一路”是国际化的，我们要遵循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发展我们国家经济的同时，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

六是国企管理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对国有资本的管理。应该发挥我们制度的优势，改革我们的机制体制。攻击国企不对，分解国企更不对，国企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改革之路，增强活力，才能够真正发挥国有经济主力军的作用。

对外开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系（二级标题）

聂庆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明确和西方市场经济的区别

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为各种类型企业创造市场经营环境。香港H股市场市值的70％是国有企业，它们能够遵守香港的上市规则和美国的上市规则，运行得很好，没有一家造假，支撑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好政府作用，制定好市场规制体系，这恰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关于对外开放。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单纯的“放”。任何国家的开放都不是这样。习总书记关于金融开放说过，要积极有为，循序渐进，有序开放。这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内涵。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经济模式，按世界银行和IMF的那一套，只能对美国有利。1973年前全球汇率相对固定，1990年前国际货币也不是自由流通的。美国1971年放弃了金本位后才逐渐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规则。所谓西方“不干预”也已经过时了。

很多人以为开放就必须放开资本流动管制，而这正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进行防御的堡垒，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美国当然要用那一套理论来压我们，它控制拉美，制造亚洲金融危机都是用这一套。另外，开放也要有一整套相关的策略、体系、理论，需要重新认识。

   西方社会的实际操作和它天天挂在嘴上的经济理论是两回事，我们千万不能把我们读到的西方的理论当作是他的实际做法。

张云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能忽视经济安全问题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建设的同时还要讲保障。我们处在开放的世界，开放既有机遇，也有风险，这是必须重视的。最近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部还搞了国防战略报告，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经济侵略者，中国帝国主义”。不仅在军事方面，美国人把经济安全看作它国家安全的核心，摆开架式跟我们对着干，先是贸易摩擦，在金融市场上也会有布局，金融的暗战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某智库称，如果和中国打仗是两败俱伤，最好的办法是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把中国金融搞乱。

我们说开放是一个国策，这个国策是一个政治决策，但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上，应该把它定位为一种商业博弈。为什么开放？开放的利益何在，风险在哪里？开放什么？开放的时机？以什么规则来博弈？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对外开放首先要把我们的安全防线建立起来。这个问题如果搞得不好，我们共产党人这几代先辈先贤创建的基业，恐怕就会出问题。

胡必亮*：学习习总书记的对外开放思想

习近平同志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是在宏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致力于推进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仅立足于中国的发展，同时也高举全球化大旗，推动全球化新格局，推动建设更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比如推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的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权重。

二是致力于国际合作的改善，如推动整个亚太地区的开放包容均衡的贸易合作体系，包括贸易和投资体系，形成新的联动的增长模式，“一带一路”就是推进新的合作模式落地的一场重大的试验。它的价值不仅是搞几个项目，当然项目工程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打通对外经济走廊，推动开放大格局，惠及沿线所在国。这是促进人类整个共同发展的好事。

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各有关组织，都把“一带一路”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他们的决议，这是巨大的突破，中国确实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形成中国主动开放的新局面。

姚枝仲*：把握开放时机，注意防范风险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思想。它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回应了时代的需要。它的核心，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指导；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生产方式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我们要深入研究怎样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的特点或途径。

对外开放的促进了我国的发展，也促进和各国经济交流，互利共赢，开放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重要的亮点。同时也要注意风险。实行全面开放要做好充分准备，其中很一个重要特征是人民币国际化，但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资本账户开放，资本账户的开放需要汇率的自由浮动。在这方面我们还不能已经具备了条件。为什么美国可以不担心汇率自由浮动？纽约外汇市场一天交易量一万亿多美元，伦敦英镑外汇交易是两万亿美元，而上海的外汇市场一天不到一千亿美元。一万亿美元规模以上的市场可以承受几百几千亿美元的冲击，如果上千亿美元的市场受到这样的冲击就受不了。所以，我们在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务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也在发展和完善习近平的经济思想。

（编辑  苏歌）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首次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写入会议公报。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积极探索、准确理解是新时代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谋全局：宏观效率最大化

文/李玲*

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五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这三个关键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特别是“谋全局”是发展理念、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谋全局是从人类命运、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高度，全面、系统、综合、协调推动国家发展，造福全体人民。

谋全局才能解决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对应于1978年的改革，当时中国面对的问题是微观效率不高，所以通过“让权、分利、调动积极性”充分激发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随后近40年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地域、行业和人群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被忽略。由于缺乏全局性和系统性，碎片化的改革使得问题越改越多，按下一个葫芦起一串瓢，群众的获得感不强。在新一轮的改革中，需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全面谋划，全国一盘棋，一张图，一本账，整合各方资源，调动亿万人民的力量。

谋全局强调从整体上优化经济的运行。西方经济学理论，注重的是微观领域，强调的是微观效率，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多着眼于生产者、消费者个体的效率，单个企业的效率。假设个人利益最大化能自动实现全社会利益最大化，宏观效率是微观效率的简单加总，这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弊端。在物理学里，粒子的碰撞，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从量变到质变，宏观世界和微观机理是有本质区别的。而西方经济学将一个个代表性的企业或一个个代表性的个人，加总起来作为总体，在市场经济中制度基础无法顾及，也无法解决从个人到社会整体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只能靠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破坏性地解决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不平衡。而中国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统配资源、把握全局和规划整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谋全局要求最大化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以宏观效率优先统筹微观效率。这也应该是解决世界各国治理困境的良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无法调和的陷阱，在大变革时代，个体和利益集团的阻挠使得任何改革难以推动，政府无法再谋全局。而局部、单点的改革能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例如特朗普最近的税改，仅仅靠税改根本无法解决美国实体经济发展动力的枯竭，美国需要进行全局性改革，重新建立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制度。

谋全局是中国制度的优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中，首先强调的就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谋全局，实现宏观效率最大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方向、谋全局、定政策、促改革，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从全局整体上破解发展难题，推动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制度优势，信息化、大数据和智能化支撑，先进的生产关系+崭新的智能化生产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为人类解决宏观效率最大化，造福全体人民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模式的四个经济特征

文/刘纪鹏*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首次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写入会议公报。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积极探索、准确理解是新时代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看，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没有照搬照抄西方路线，而是大胆探索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并在习近平经济思想基础上形成中国学派。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是中国模式经济特征的核心内容，笔者认为具体应涵盖以下四个特征：

党对经济工作的坚强领导

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核心领导作用要始终贯穿各个层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的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在党的领导下，正确处理好我国社会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在建立比西方国家更有经济发展效率的基础上维护社会的和谐、公平和正义。具体说，解决不充分的问题要靠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提高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建立持续稳定的产权保障制度，为满足对美好生活需要创造更多的财富。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公平的准则，实现存量和增量财富的“合理分配蛋糕”，避免两极分化，扩大中产阶级队伍，实现全民“奔小康”。

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回顾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国经济发展获得了世界公认的巨大成就，这些辉煌成就，恰恰是在告别计划经济旧体制，实行市场经济的新机制的基础上实现的。坚持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采用市场手段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也是未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实现中国崛起的前提和保证。

有为政府引导市场经济运行

处理市场经济中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关系，二者不可偏颇。我们既不能全面照搬照抄西方国家所谓无为政府的属性和职能，也不能回到计划体制政府计划手段配置资源的老路。在有为政府和无形之手之间探索一条发展市场经济，借鉴国际规范、尊重中国国情的新路，是探索中国模式的重要使命。

政府维护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缺一不可。我们建立有为政府的指导思想是，尊重中国国情，借鉴国际规范，批判吸取，为我所用。主动变革政府职能，探索政府可为、不可为的界限，通过科学有效的法律法规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同时规划符合市场经济的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有序竞争。

国有资本为主包容其他资本形态的现代企业制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替代了单一“做大国有企业”的传统提法，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借鉴市场经济普遍遵循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法律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有资本为主的现实国情，与社会主义宏观运行机制相适应的微观运行载体革命性变革的伟大创造。把国有资本和现代公司制度统一于一体，既保证国家战略布局规划的统一意志，又吸收采纳市场经济中现代公司制度的一般规律和特征，必将有效解决传统国有企业体制与市场经济融合与发展的难题。

                                              （编辑  王蕴）

红军长征到了陕北。当时红军人数减少很多，没吃没喝的，残兵败旅，褴褛不堪，可这一时期毛泽东诗词的张力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首有代表性的诗词

1935年10月，毛泽东写了三首诗。其一《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尽开颜”三个字实际上就是说心情特好。第二首词是《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词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苍龙是指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长缨是什么呢？长缨就是正行进在高山深谷狭路的八千余人的红军队伍。不到一万人的军队就要“缚住苍龙”、取天下。第三首是《念奴娇• 昆仑》。先看上阕：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横空出世”它是写政事，说新中国将要崛起。如果你认为这样解释勉强的话，那你就读读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起来了。毛泽东对斯诺说日本必败，为什么？战线拉得太长了。他的这个思想后来写入了《论持久战》。日本国度比较狭小，经济力不足，其人力、军力、物力、财力均感匮乏，师出无名，日本统治者想利用战争解决这个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经不起长期战争。就是说日本为解决这个问题要发动战争，用战争解决困难，结果是战争将它所掠夺到的东西消耗掉，为打仗而失败，因胜利而失败，这就是日本的逻辑。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噎死”的，个子小，抢的东西多，使劲吃，还不消化，最后用原子弹把它解决了。日本这个国家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辩证法，只有唯物论，最后走到形而上学。

从1931年到1944年，我们看一下日本当时军费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变化，就知道日本是怎么败的。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6%，全面发动对华战争后为14%，1941年，侵华战争时达到31%，但到了1942年的时候，日本除了中国外，又打了美国，军费占到34%，1943年占到46%，1944年达到了98.5%，砸锅卖铁全用在打仗上了。一个国家GDP的98.5%用于打仗就没希望了。有些年轻人说能打就好。其实能打而不打或者少打的国家战略是最好的。如果不是进行自卫，打架是赢不了东西的。走得远的路才叫路，走得近的路不叫路。很多同志不知道，事情之难在事后之事，不在办事本身。走远了回不来才可怕。有的年轻同志给领导写报告，将前景描绘得光辉灿烂，给领导架上去却回不来。为什么？消化不了。获得战果是好事，也不是好事，消化不了就是坏事。日本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在日本人势头正劲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看出它的败迹。毛泽东于1936年12月为次年国共两党祭黄帝陵活动作的《祭黄帝陵》一诗，诗开篇就说：“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这几句就是“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的同义表述。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这是毛泽东对未来的看法，他认为新中国将诞生，新中国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冲击。1962年，毛泽东曾经说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1]毛泽东知道这个世界最大的变化就在十月革命，此后他对同志们说，我们要准备进行伟大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伟大是由于新时代到来，新制度要产生，旧制度将要被打得粉碎。这与“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诗句是同义表述。

但是，善于破坏旧世界还不是《念奴娇·昆仑》这首词的精髓，善于建设新世界才是毛泽东强调的。毛泽东不仅看了新中国的前景，而且还提出了新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策略。词曰：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在日本一路飙进的时候，毛泽东就提醒未来中国绝不能走帝国扩张的路，中国未来可以在世界上三分天下，中国只需要世界“还我东国”。

毛泽东曾问，中国为什么五千年没有消失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他说，我认为中国能够长久存在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主张有节制哲学，不扩张。个子高的命短，为什么？营养撑不住目标。国家也是这样，扩张得太厉害，资源撑不住，一定要使战果和国家吸收能力之间保持合适的匹配关系。毛泽东明白，不能搞帝国扩张，帝国主义必败。基于这一点，毛泽东断定“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后来苏联倒台都是这个原因：十个指头抓鸡蛋，哪个都抓不住。毛泽东说我就守着东亚这一点地方。1935年，在这首词中表达的思想后来发展成“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962年美苏都向我们压来的时候，毛泽东仍然是这样，不两面树敌，尽可能转化矛盾，最后把两个矛盾转化成一个矛盾，我们赢得了战略机遇。

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重要核心

辩证法是毛泽东战略思想最重要的方面。人可以饿死，也可以撑死。中国的“福”字说的就是这个思想。“福”的左边“示”字旁，就是祈拜的意思，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一口田有两个含义，第一饿不死，第二能消化。很多同志只看到不能饿死，但你要知道撑死也是死。中国这个字告诉你能消化得好才是好处，所以幸福的人是有消化能力的人，而不是能吃的人。“幸福”在西方叫happy，是一种快感（a pleasure），还有fortune，意思是发财，都没有多少哲学含量。“幸福”在中国讲的是有节制，不要过度。这很典型地反映出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咱们常说“有福之人善退财”，“知足常乐”，后者虽有点消极，但意思都是这个含义。

毛泽东很早就用这个思想指导战争。1927年8月，中共中央要求中共湖南省委发动以长沙为基点的湖南暴动，8月底，毛泽东就暴动范围问题致信中央说：“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这还是“拉皮筋”的道理，皮筋拉长了就回不来了。路不是走远就是好，是能回来才好。走远了回不来，你就麻烦了。英国犯的是这个错误，美国犯的是这个错误，苏联犯的还是这个错误。

治国理政最核心的能力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把握。唯心辩证法基于概念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唯物辩证法基于资源有限性与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关系，谁都不可能无限控制资源。图1反映了美国和苏联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苏美国力变化及其苏联失败的原因。

图1中苏联和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曲线，最终交差点在1976年至1978年之间。此后苏联增长率下降，美国反升。此前苏联都是高于美国，为什么1978年后苏联就不行了呢？我们现在有很多“公知”——“左”“右”都有，就是脱离实际，说苏联失败在斯大林模式。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1978年后斯大林模式才不行，1978年之前斯大林模式就可以？还是柳宗元《封建论》中的那句话，“秦亡不在制，而在政”。苏联“亡不在制”，制度没问题，在“政”，在治国理政能力上。戈尔巴乔夫与秦二世一样，问题出在能力上。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苏联的高效运行，不相信的话就看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中国的高铁能发展得那么快，最重要的是土地国有，否则高铁成本会很高，地皮钱就受不了。1959年底毛泽东就注意到这一点，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批注道：“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

印度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印度地皮是地主的，是“刘文彩”“胡汉三”的，过那些地要给钱。最近安倍去印度修高铁，在印度高铁投入的成本主要不是高铁本身，而是私有制。2000年，我在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门前拍了一张照片；2017年12月，我的一个朋友在同一地点也照了相，两幅照片对比，二十年了几乎没变化。为什么？私有制。地主的收益是成本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那几块砖，这是印度的问题所在。所以土地革命最重要，中国土改才有了公有制。2017年11月21日，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下台，主要原因就是他坚持土改。印度缺少革命，革命可以使土地能实现国有化。私有制不能动，私有制就把印度拖垮了。安倍尽管去，有多少钱，都砸给地主了，还不见效。

苏联有社会主义，GDP增长速度一直很高，撒切尔也说，他们干不过苏联，得找代理人，最后找到戈尔巴乔夫。这是撒切尔在休斯敦的讲话，她说戈尔巴乔夫虚荣心强，爱跟“公知”打交道，容易被利用。最后她断言，苏联现在法律上还在，但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讲话时戈尔巴乔夫还在任上，撒切尔就断定苏联要倒台。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苏联垮了，国旗随后也落下来了。1978年中美建交，苏联有了两个敌人。日本也犯这个错误，主动跟美国打，把美国打到中国这一边。苏联把中国逼到美国这儿，尽管美国的GDP没高到哪儿去，苏联却直线下降。原因是什么？谁也不能跟两个国家打，“身体”再好也不行，1+（-2）=-1，就是这个孩子都明白的道理，文凭太高了就忘了。网上常有“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说说可以，不能真这样。毛主席历来不打远仗。远出打仗要有资源持续递进，铺战线如同拉皮筋，皮筋长了就撑不住。皮筋拉得越长，回来的力量就要比出去的更大，那时候就崩溃了。日本人就犯了这个错误，所以日本人的失败是肯定的。毛泽东为什么知道呢？他懂辩证法。

 同志们想想，1935年底，当时只率有八千多人马的毛泽东，竟填写出张力如此磅礴、战略平衡把握如此之好的词，这不是“政治诗”又是什么？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批注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毛泽东说的“反对帝国主义”，不仅只说当时的日本，也是在告诫中国将来也不能搞帝国主义。

1936年初，红军准备东征，毛泽东填写《沁园春·雪》，这首词真厉害，把蒋介石的老脸都扫没了。为什么呢？“欲与天公试比高”，八千人，饭还没吃饱，就要跟天公试比高。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大家如果在飞机上向下看甘肃大地，眼前的高原地貌仿佛是一群群雄奔的大象，如果是雪天，那就有“原驰蜡象”的印象。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在“言志”部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主席的这首词，让蒋介石很难堪。因为蒋介石标榜封建道德，其部下多以“兄”相称，办公室的训词多是忠、孝、节、义。可这些在毛泽东诗词中却成了“略输文采”和“稍逊风骚”，就是能征善战的成吉思汗也成了“只识弯弓射大雕”，最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指向就不言而喻了。1945年10月，这首词在重庆发表的时候，可以想象蒋介石气急败坏成什么样子。蒋介石一天到晚让部下“忍”，毛泽东对自己的干部讲革命理想；蒋介石满口“仁义礼智信”，可在毛泽东这里讲“为人民服务”。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强调“改造我们的学习”，强调“实事求是”“杜绝空谈”，其二者境界高下，判若泥云。蒋介石还找人试填词，试图压过毛泽东，结果也是图劳。

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写这首词的呢？我到延安去看了，1936年2月，毛泽东就是在一张小桌子上写的《沁园春·雪》，我们可以想象当年毛泽东的写作条件。想想都惭愧，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学者由于没有课题费而不认真研究问题。为钱是永远写不出好东西的。我们要想远一些，不能叫我们未来的孩子光知道19世纪有哪些学者，20世纪有哪些学者，21世纪有谁呢？这得靠我们苦干！知识分子要有脊梁，要担当这个时代，这是应该要做的。我们不能光赞美古人，那今人怎么办？今人不能做得比古人更好，但至少也不能太差；不能光批判而不建设、光赞美而不传承。这些仅靠课题费解决不了问题。当然课题费是必要的，可以组织人，但真的不能作为人创作的动力。毛泽东写《论持久战》也没到哈佛去查资料，什么都没有，没必要。毛泽东在延安能写出《论持久战》，我们的研究一定要扎根自己的本土，写中国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学派”的特点。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服务，中国人不想欺负别人，但绝不能叫一百年前丧权辱国的事再发生。

我们说强国，绝不是逞霸。强不在霸，强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在台湾的主权目前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还没有收回，这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只是想跟西方人平等，要“环球同此凉热”，没有想要更多的东西。我们要有这种精神。

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张力

纵观毛泽东诗词的创作历程，我们会注意到，每逢中国革命进入低潮，毛泽东诗词创作中的战略张力反倒进入高潮。这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重要特点。1927年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数量较多，且充满昂扬的乐观必胜的精神。湘江战役惨败至长征完成，此间毛泽东诗词进入高峰期，其间数量不多，但以《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为代表的作品，其战略张力更是空前，五千年诗家更是无出其右。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此间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从1935年的高峰有所回落。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张力再跃新高。

事情，事情，我们是通过一件件难事认识到毛泽东并对毛泽东产生深厚的感情的；事理，事理，我们也是通过一件件历史难题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在困难的时候，诗词是毛泽东表达他所思所想的重要形式。

1945年中国面临的是什么形势？是前门驱虎，后门入狼。欧洲在二战后已初分成了两个欧洲：一个东欧，一个西欧。罗斯福用从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方式，将东欧让与苏联红军来解放，这等于把东欧让给斯大林了。斯大林一占领东欧，整个欧洲的影响力就只能局限于西欧，这样欧洲就被一分为二。为什么这样？美国要统治欧洲，大欧洲不好控制。西方人叫人服从的方法是肢解和分裂你，而不是帮助你。致残你，你才能听话，他们就是这个逻辑。今天的默克尔明白这个问题，绝不跟美国人、英国人合作。在乌克兰问题上，她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去找普京。默克尔走的是俾斯麦抓住俄罗斯、对付英国的路线。证明俾斯麦路线伟大的是威廉二世，威廉二世的扩张导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

1895年，在祝贺威廉二世的生日时，大家问俾斯麦德国未来半个世纪怎么样，他说“更加伟大”。下来后，他却跟别人说那时德国可能会分裂。1945年，德国果然分裂了。为什么？威廉二世一反俾斯麦长期拉住俄国、坚持守成的路线，搞扩张，皮筋拉长了；希特勒又重复威廉二世的老路，导致1945年的战败和国家分裂。经过这两次分裂，默克尔认识到俾斯麦的意义，所以她始终拉着普京。2015年2月，默克尔拉着奥朗德去莫斯科而不是华盛顿或伦敦，找普京讨论乌克兰问题。她这样做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国、俄国三家混战，让英美利用的覆辙。只要法德团结并拉住俄国，欧洲就没大事；而法德团结，就必须有俄国的合作。法德找到普京，欧洲就不会重演世界大战。现在，谁最希望打世界大战？美国、英国。大陆一打，他们海洋国家才好操纵。所以每次法国、德国与俄国好起来的时候，北约就演习，干什么？挑拨大陆矛盾。以前北约演习时，法国和德国还向俄国喊些狠话，现在不喊了。

二战期间，争夺乌克兰是造成希特勒和斯大林决裂的原因，希特勒打苏联就是要乌克兰。乌克兰的意义为什么重要？抓住乌克兰就抓住了东欧。如果乌克兰在俄国手里，整个东欧就得听俄国的；乌克兰如果在西欧手里，这些国家就得听西欧的。默克尔知道不能再犯希特勒因为乌克兰与俄国关系恶化的错误。这次主动找普京，东乌克兰归普京，西乌克兰归欧洲。她知道德国再能打也超不过希特勒，希特勒打不回来的，你能打回来？当时有人说普京拿了克里米亚，会丢了乌克兰。你看看地缘政治，乌克兰是什么样的地形？乌克兰连接的是欧洲平原，大平原意味着谁的陆军强，谁在平原上就占优势。平原就是陆军的天下，陆军在平原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合成战斗力。在山地不行，所有大部队进了山里都没希望，但平原没问题。斯大林说如果不开辟第二战场，俄罗斯就打到法国去了，因为是平原。知道这点，你就知道默克尔为什么不跟普京争了。当时我们有很多“公知学者”说，普京得了克里米亚，就得失去乌克兰。毛泽东说政权就是军队；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而这些“公知”说有了普世价值就有了天下，脑子真不够用。默克尔不跟普京打，但还要得到乌克兰，怎么办？找普京，不再重复二战中法国、德国自家先打起来的错误，拉上奥朗德去找普京，把乌克兰一分为二了。随后到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在明斯克会议上，把乌克兰总统叫过来并通知他莫斯科会议的结果。据说，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富二代”，可钱在枪杆子面前没有意义。从新闻照片中可以看出，在事关乌克兰前途的明斯克会议上，奥朗德、默克尔谈笑风生，完全不顾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感受，普京看都不看波罗申科，叫他过来就是直接接受结果。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命运只有在自己手里才是自己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大国绝对不能相信那些所谓“普世”的东西。

西方分裂后，苏联和美国调头布局亚洲。蒋经国问斯大林，中国抗战都胜利了，为什么苏联还要蒙古独立？斯大林说蒙古若不能独立，你们就可以北上直接截断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斯大林还说：如果中国统一，它的进步比谁都快。拿到蒙古，至少西伯利亚铁路那儿有一个缓冲区。就这样，斯大林生生把蒙古拿走了，我们当时弱呀，没办法。接着，斯大林又试图引诱中国共产党沿长江跟国民党分界。这是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与美国商定的，苏美势力范围就是以长城划线。长江北边归苏联，南面归美国。

令苏美想不到的是毛泽东拿下东北后就挥师长江。1949年1月，斯大林连发四份电报试图阻止。读斯大林电报的时候一定得会读，斯大林这么说，想过江吗？好，过！我们坚决支持你，即使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后一句话其实就是说不能过。但是你要会读，你不会读就读不出来。又说，最近有情报显示，美国又从朝鲜半岛撤出军事力量，估计是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们要提高警惕，但若真打起来，苏联会全力支持你。这后一句话是虚的，实际上是让你放弃过江。毛泽东看明白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写了气壮山河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935年到1945年，十年间形势发生多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已十分壮大。但中国又存在南北分裂的可能。“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不能有妇人之仁。毛泽东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意思呢？老天爷如果有感情的话，老天爷就成了老太婆了。正是因为老天爷六亲不认，所以老天爷才永葆青春。

事情，事情，事成情至。毛泽东挥师过江，成了。后来斯大林见毛泽东时说，胜利者是不被谴责的。当时我们过了长江，才有今天的一切，才有高铁。如果我们不过江，“台独”分子现在会更嚣张，新疆也可能就分裂了，为什么？中国就被拦腰斩断了。北边买苏联的军火，南边买美国的军火，两边就打吧。如果那样，八国联军都能进来，我们中国人就什么尊严都没有了。

毛泽东当时对雷洁琼说：“划江而治”说得好听，其实都是大国为了它们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要看得远一点，中国如果分裂，再统一起来，牺牲会更大。我们共产党要为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毛泽东有历史担当，为民族利益要不惜代价地干。商鞅个人不是也失败了吗？但他的改革使历史前进了。当时在没胜利之前谁知道过江的结果。毛泽东是韶山孩子，全家许多人都为革命牺牲了，他也不惜把自己交给了革命，最后胜利了。

刚建国，美国又来了。美国是谁？美国有原子弹，一下子就到朝鲜了。麦克阿瑟一路北上。毛泽东刚拿下东北，美国气势汹汹，没把中国放在眼里。当时杜鲁门找麦克阿瑟说仗能打吗？麦克阿瑟说打，没问题。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就可以搬兵回国；东方人他懒得打。杜鲁门相信他，麦克阿瑟这个人是战术性人才，有点像拉姆斯菲尔德，此类人大多不靠谱。凡是猛的都不行，“其进锐者其退速”，这是孟子的话：向前冲得猛的人撤得也快。麦克阿瑟就是要“范儿”。毛泽东说你不能过三八线，他就过了，过了就遭到毛泽东一顿打。打得对不对呢？现在看是对的。

大家看地形！真正对中国近代稳定产生影响最大的地形是东北。为什么？东北连着两大平原，一个是华北平原，一个是东北平原。这两个平原的特点是富裕和平展。土地平展可以释放陆军的合成作战力，作战力合成才起作用，东北这儿基本没障碍，可以聚集巨大的势能。李自成不知道这个情况，带了5万人就到了山海关，努尔哈赤一冲下去，就把李自成赶到湖北。为什么要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明代以来，巅覆国家的力量都来自东北大平原。与龙卷风多生成于平展陆地的原理相似，东北大平原也是明以后中国政治风暴最近策源地。富裕可以使人丁旺盛，十年下来就能形成庞大的军力。如再有强大的装备工业，兵源加装备，支撑作战的基本要素就完备了。如果这个地区为我们所控制，那我们就更强大；如果在入侵者手里，那敌人就更疯狂。研究抗日战争不能光研究我们赢了，更要研究为什么打了14年。原因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毛泽东明白东北地缘政治之于新中国的意义，他说我们绝不能学李自成。我们很多同志仅把毛泽东的这句话理解为不搞腐败，这不完全，毛泽东说不学李自成主要是说东北亚的地缘政治问题。

毛泽东诗词中的斗争精神

1644年李自成刚进北京，满清人就从山海关打过来。 与李自成遇到的问题相似，毛泽东1949年10月刚入北京，1950年6月美国就来了。有人说我们出兵朝鲜，耽误了解放台湾。事实是1950年6月，美国先封锁台湾海峡，我们10月才出兵。毛泽东说如果不阻止美国，美国从朝鲜、台湾、南海三刀齐下，我们就被动了。所以毛泽东决定出兵，李自成出了5万人到山海关，毛泽东在斯大林、金日成的邀请下，第一拨就出兵30万，压住了美国的攻势，并最终将美国压在三八线。有了抗美援朝，才有了今天我们东北的安全。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所传达出的战略含意。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在这首词中，毛泽东为什么要提“魏武挥鞭”这件事？那是因为他与曹操面对同样的问题。曹操北征解决了东北乌桓后心情舒畅，“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写了《观沧海》。在中国历史上，谁解决东北问题，谁的心情都好。为什么？东北的地缘政治太重要了。1970年12月，毛泽东推荐李德生看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他说，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我们在座的同志将来如果有去东北当领导的，也得先读一读《读史方舆纪要》这本书，要知道你的地理方位，其地缘政治意义如何。毛泽东填写《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是在1954年夏，此时抗美援朝刚刚取得胜利。毛泽明白，从此东北可保持较为长久的安全，东北安全又保障了新中国的长久安全；不然，这个地方就是让人最揪心的地方。因此，毛泽东说“换了人间”，这样的战略考虑应该说与“往事越千年”的曹操是心通的。明乎此，也就可以理解四年前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的下阕“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所包含的战略意义。于阗属现在新疆的南疆喀什地区，南疆是新疆稳定的最关键地方，古来疆乱多出在那儿。1950年国庆节上，当毛泽东看到乐队里有一个人来自于阗，便知道新疆稳定了。写《浪淘沙·北戴河》之后的第二年即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看到这些，毛泽东“诗人兴会更无前”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事情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就一下子跟我们翻脸。原因是我们没有同意苏联的提议，苏联想与中国合作搞两个工程：一个是联合舰队，一个是长波电台。赫鲁晓夫未必是坏心，但他满脑子是西方市场经济那套，要与中国搞股份制，他出钱，要做大股东。毛泽东说不能干，控制权应当在中国方面。现在很多同志不理解毛主席的想法，那是不经事不知难，我们与俄国人在这方面有过教训。当年为了抗日，李鸿章于1896年去俄国，并答应与俄国人共修一条从俄国直抵旅顺的铁路。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复杂，谁知铁路一修，中俄矛盾就来了：要修路，就得进技术人员；技术人员来了，家属就要来；家属要来了，警察就要来了；警察一来，军队就要来。结果，俄国军队一来就不走了。毛泽东这一生是跟着这条铁路成长的，铁路也是在毛泽东手里收回的。看到这条铁路经历的风风雨雨，毛泽东想，今后中国帮人再不能这么帮人不成反成仇。帝国主义的方式，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方式最后要帮出仇人的。怎么办？毛泽东最后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坦赞铁路模式。

毛泽东拒绝赫鲁晓夫是为了中苏长久友谊，再用李鸿章的“中东铁路”模式，中苏又得玩完。赫鲁晓夫不理解，说不行。被拒绝后，他于1959年转身去找艾森豪威尔，要与美国联手统治世界。赫鲁晓夫去跟艾森豪威尔握手，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并及时调整国家战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和“三线建设”问题。

为什么毛泽东要提接班人问题？那是看赫鲁晓夫不靠谱：刚跟艾森豪威尔握手，赫鲁晓夫又到古巴去刺激美国，搞古巴导弹危机。毛泽东看这个人真是“二百五”，苏联迟早要被玩完。在他百年后，中国可不能出这样的接班人。1961年底，毛泽东写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告诫党内同志：“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前一句是说，如果是认识问题，那这还是可以教育的；但这样的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教育并使之泛滥的话，那国家就有灭顶之灾。今天看来，毛泽东的预言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今天的美国也得到应验。大家注意，今天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很像苏联那几个不靠谱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修柏林墙、搞古巴导弹危机，特朗普这边修墨西哥墙、搞萨德导弹危机；戈尔巴乔夫不要华约，特朗普不要TPP、不要巴黎气候协定，对北约越来越冷淡，而且长得还像叶利钦，都是亡国之兆。

1962年，面对美苏南北夹击的形势，毛泽东心情再次进入低谷。同样，毛泽东的斗争精神和战略思想也一如既往地再次在他的诗词中得到张扬。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生日这天作《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泽东越是在孤独的时候斗志越是昂扬：“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虎豹”指的是美国，“熊罴”指的是苏联。毛泽东就是不信邪，因为他知道，历史规律不在对手那里。帝国主义要称霸，称霸必然要透支自己并自我毁灭。天要冷了，这是规律，美国和苏联在争霸中已被耗得筋疲力竭。梅花即人民当然高兴，“梅花欢喜漫天雪”，苍蝇是过不了冬的。

毛泽东在战略上蔑视敌人，但在战术上从不轻视敌人。苏美联手后，毛泽东从对敌“以攻为守”的策略改为“以守为攻”的策略。20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提议修“三线”。1962年、1964年，毛泽东两次抄录清人严遂成作咏李克用和李存勖的诗《三垂冈》，并以此传达出毛泽东的战略考虑：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很多同志没读出来毛泽东抄这首诗的用意。毛泽东当时处于美苏合击的艰难时期，在敌强我弱的时期，毛泽东一般都采取保存实力、等待敌人在进攻中消耗并透支了资源之后，再寻机分化并消灭敌人的策略。抗日战争时，他用这个策略赢得共产党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独立自主的地位，解放战争中也用这个策略让美苏用以分裂中国的《雅尔塔协定》成为废纸一张。“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这两句比喻新中国已崛起于东方，但赫鲁晓夫和美国那边仍是跋扈飞扬，他们联手对付中国；毛泽东“只手难扶唐社稷”，世界革命目前是搞不了了，但“连城犹拥晋山河”，即拥城自保的能力还是有了。“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事业需要一代一代推进，即使百年过了，历史规律还是会反复为后人经历。

在美苏苦争“唐社稷”的当口，中国“连城犹拥晋山河”，即搞“三线”，实行战略收缩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美国撑不住了，尼克松来到中国寻求支持。尼克松来时态度就老实多了。毛泽东在最弱的时候却又在局部上发起攻势，在珍宝岛敲打了一下苏联。这是给尼克松来中国做铺垫。国际关系与谈恋爱一样，要与别人谈恋爱，那离婚证、房产证、博士学位证得三证齐全。在国际关系中，“房产证”是国家主权，“博士学位证”是要有一定的能力和智慧。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后两项不缺。珍宝岛打炮就给尼克松递话说我与苏联“离婚”了。这样，尼克松就来了，他见毛泽东时表现得很规矩，这是有文化的表现，不像现在安倍那副趾高气扬的嘴脸，那是没文化。尼克松来了以后，中美谈得很好。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防止“妖为鬼蜮必成灾”而作了人才布局。毛泽东的人才布局的意义是深远的。从20世纪50年代迄今，中国度过并战胜了两次危机，第一次危机是美国压过来了，美国压过来时我们与苏联联合，同时又不失独立自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东欧的国家，完全倒向苏联，听苏联的话，结果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行了。我们走独立自主道路。独立自主怎么来的？我们党是穷苦家出身，关键时刻没有依附幻想，独立自主。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由于不听苏联的，后来苏联又压我们，压得狠时我们又与美国联手。当时与美国资本主义作“布列斯特条约”式的妥协，为了生存，我们别无选择。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从资本主义把绳买过来，打成套再套在资本主义的脖子上。列宁说的话被尼克松在书里引用了。我们搞改革开放不学资本主义是不行的，但学了资本主义的目的不是跟它走，而是利用、改造和战胜它。革命不能听克里姆林宫的，改革也不能听白宫的，得听中南海党中央的，走自己的路。

苏联垮台后，中国强大了起来。美国又开始逼压我们。他们这些年战略上最大的失误就是把自己的朋友逼成敌人，这样的敌人获利再多也是失败。这时，美国又犯了苏联的错误，在蛮横中把中国又逼向俄国。2016年6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于当天生效和实施的《中俄联合声明》。此前两天即6月23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如果说英国脱欧之于欧洲统一的意义不亚于苏联解体，而《中俄联合声明》的意义不亚于1972年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如果将这两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事件迭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出，世界政治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结构性的变化。在这轮大国博弈中，中国又赢得了胜利。1972年我们跟尼克松握手，不仅使中国摆脱了先是来自美国、后是苏联的战略压力，而且还使中国迎来了近40年的战略机遇期。在这期间，中国获得极大的发展。2016年中俄战略合作又使中国摆脱了美国的战略压力，并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至少30年的战略机遇期。

20世纪90年代欧亚大陆苏联坍塌，我们成功避险并获得巨大发展。21世纪头十年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开始崩碎：从西欧到中东再到东亚，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国家纷纷向大陆的核心地带即俄国和中国靠拢。与此同时，美国这艘“泰坦尼克”豪华“游轮”下沉加速。2001年，美国出兵阿富汗，我有同学从美国来电话说他在美国得到了绿卡，我回答说你可上了“泰坦尼克号”了。现在中国人不要再往美国狂奔了，要冷静了。为什么今天美国校园枪击事件这么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军火在海外卖不出去了。历史上美国海外只要打仗，美国国内枪击事件就比较少。美国资本家考虑的是怎么把枪卖出去，而不考虑枪打的是美国国民还是他国人民。枪击发生在校园，才能刺激美国国民的购枪需求。校园机枪扫一扫，家长就着急备枪。美国孩子问候的是你家是几代枪，我们中国孩子问的是几代手机，你说谁幸福？我们不是资本当政，而是人民当政，有共产党领导。不然，我们就不能有独立自主的战略和策略。

比较同期苏联和美国，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在险象环生的世界政治中，也不会有一个高速发展的中国。

现在我们又迎来了新时代。我们一路走来，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下一步要强起来。强什么呢？强权力：国内是人民权力，国外是国家主权。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在兑现共产党人在改革之初曾为人民做出的承诺。台湾回归祖国将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基本完成了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编辑  季节）

遵循唯物主义大道理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前所未有的光荣，这个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创造的。我这样说不是喊口号。这个思想的成长是经过反复的，但是只要遵循着唯物主义大道理，你就能前进。中国13亿人民，你为他们的利益去奋斗，很多事情你就能理解。

我要讲这么几方面：

第一，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和审美观。说毛主席，我们就不能回避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他的世界观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成长离不开。我记得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外国人说毛泽东是一个诗人，我们的同志回答，不，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些定义才是对的，把他当作诗人，当作战略家都不够，他是个伟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不是从战术层面讲，战术不能决定历史。涨潮之时，静漂自可登陆，退潮之际，越游离岸越远。如果不在大势上，在大方向错了，那你越游离岸就越远。

战略看大势，讲“形势”，没有“势”，这个“形”就没有意义。中国人常讲“势力”和“势利”，势有了，你什么都有。毛主席说，路线正确，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队伍可以有队伍。今天也一样，你只要是路线正确，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人可以有人，人们会因进步的事业而凝聚到一起。

中国人常说“事情”，这个词可深刻了。人到60岁的话，很多小词的深意都悟出来了。事在先，情在后，事成情至。现在年轻同志不理解，总把酒桌上的事当个事，两杯酒下肚，就要当朋友。其实，你没有事业就没有朋友。事情，事是情的纽带，你只要事做了，情到不到都不要紧，人是跟着事走的，不是跟着情走。事业越大你的朋友圈越大；你的事业越久远，跟随你的人就越久远。像毛主席这样的人，好几代人都会跟着他，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不可或缺的。

回想十年前，中国有很多所谓的“公知派”。“公知”这个词的含义是说脱离实际的人。中国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比如古代战国时代的书里讲“宋人”，都是被讽刺的对象，比如宋襄公，有点像今天的公知，死守教条。今天“左”“右”面都有公知。事实上，脱离实际，“左”“右”都不行。昨天那些脱离实际的“公知”们要钱有钱，要范儿有范儿，美国总统来了还接见他们。今天呢？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反华帮”。“万里长城”就是社会主义中国，苏联不在了，中国不仅在，而且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强大，可当年那些逢中必反的“公知”却都找不到了。习主席说的是对的，历史不等待彷徨者、犹豫者，历史等待的是前进者，“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面万木春”。所以要学会看大势。我们学毛泽东和他的诗词也就是学这一点。大势决定一切。

第二，要讲中国实际。“茫茫九派流中国”，中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这个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相联系。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是经历重大牺牲才得到的。开始大家都是在上面漂着，最后叫蒋介石拿机关枪逼得从天上钻到土里，又从土里长了出来，长出来的这个思想叫毛泽东思想。此前的思想多是从克里姆林宫来的，正如今天有些人的“改革方案”是从白宫来的一样。从“宫”里来的都不好，从土里长出来的才好。思想必须从土里来。只要脱离本土，你就一事无成。在北大讲课尤其要说这个，北大就容易脱离实际，为什么？牌子太大，光环太耀眼。我党曾有两次犯重大错误的人都是北大出来的，一个陈独秀，一个张国焘。毛泽东是师范的，还没有文凭。真理是从哪儿来？从土里出来的。毛泽东接地气。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还有毛泽东的革命精神，他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毛泽东在任何时候都是乐观的，越困难越乐观。革命时期，毛泽东只有两个时候情绪稍有低落：一个是1927年，一个1935年。讲这个时候，就要讲中国实际，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地缘政治。打仗若不能够和中国的实际结合就不行。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地缘政治论》。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是有生命的，我相信毛泽东也是这样认为的。当年毛泽东平息西藏叛乱的时候，胡适就说，平叛不了，当年日本人连在江苏山地都弄不了，共产党怎么能在西藏那个地方弄成事呢。毛泽东写文章说，你没在那儿打过仗，我在那儿打过仗，我知道我们一定赢。这就是实际情况。长征路上，张国焘说要往四川走，毛泽东说不行，必须出去，这是因为历史有血的教训。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为什么毛泽东打得那么漂亮？他知道地形。

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一首诗相关，就是《念奴娇·北戴河》：“箫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怎么就换了人间？诗中有一句“东临碣石有遗篇”，是指曹操的《观沧海》。为什么要说曹操呢？曹操解决东北的乌桓问题。曹操解决完乌桓后立即挥师南下，准备过长江。在这样的心情中，曹操就写了《观沧海》那首诗。1953年，毛泽东刚刚解决了朝鲜问题，心情特别好，因为东北亚问题关乎中国未来的命运。

下面的诗还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战略和策略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所坚守的。有唯物论，还有辩证法，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二者就要结合。

第三，不忘初心，培养接班人，这两个都是大事。“僧是愚氓犹可训”，赫鲁晓夫这个“僧”啊，笨是笨一点，但是还可以教育。毛主席看到赫鲁晓夫在苏联胡来，就想到中国未来的接班人，中国将来的接班人会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原因是脱离实际，一脱离实际脑子就飘，一飘就必然走那条路，最后就把国家的事业毁了。毛主席觉得中国未来的接班人不能那样，从20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就开始重视抓教育，搞教育革命。

中国人民经历了两次长征，或者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经历两次长征，一次就是毛泽东带领长征，一次就是上山下乡。上山下乡也是一次长征，是一次精神长征，这次长征是锻造了一大批青年人。毛泽东那一代人赢了苏联，后来这批人赢了美国。我们想想，历史上能有多少人在二三十年间看到了两个帝国的衰亡？在上个世纪它们可都是震撼天下的帝国，一个是红色苏联，已没有了；另一个是美国，也在快速衰落，可我们中国正在崛起。我说的美国衰落是美帝国衰落，美利坚还在；苏联倒了，俄罗斯还在。美国一旦回到民族国家，它就解放了、自由了。恩格斯说，当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别的民族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自由民族。美帝国今天压迫别人，实际上也伤害了自己。它一旦不压迫别人的话，自己也解放了。美帝国与美国是有区别的。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上升。苏联是在GDP、在枪炮、在武装、在战士勇敢性方面一点都不输对方的时候倒下的。美国也是，美国生产力各方面都还好，败在哪儿？败在人上。领导治国理政的能力下降了。怎么会下降呢？脱离实际，学院派都是考试出来的。考试考不出人才，必须从实际矛盾中来。

风展红旗如画

先从“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讲起，说说我是如何想到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思想的。有一次我到成都杜甫草堂去，看了介绍知道毛泽东在杜甫草堂曾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这对我理解毛泽东诗词启发很大，毛泽东的诗就是政治诗，其实，那是毛泽东在说自己的诗。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应诗人徐迟之邀，亲笔题词：“诗言志。”

我们研究毛泽东，研究什么？就说研究文学，首先毛泽东的文采不用说了，但是不能把毛泽东当作文学家来研究，而我们许多同志都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毛泽东诗词，表述其“何等豪迈，何等情怀！”，难道李白不豪迈、李白不情怀？诗人都情怀。但是毛泽东跟他们不一样，毛泽东讲的是政治，而政治是战略问题的核心。李白这些诗人写完就完了，也没想改造世界，所以他为改造世界的事也不负责。毛泽东说杜甫是政治诗，杜甫是想从政的，所以杜甫的诗里头贯穿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大家读一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四句是说政治，说做事要恰到好处，如果不知时节就是“坏雨”。同是办好事，但办的不在点上就是坏事。“随风潜入夜”，要借势，用咱们的话说，党的领导，人民群众支持，你要借党和人民的力量。“润物细无声”，办完了别宣扬个人，那是领导群众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路上看着很孤独，实际上进步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天早上一看，好家伙，“花重锦官城”。很多同志是好心，但往往办事办成砸事。这讲的是治国理政。杜甫和李白两个人相比，杜甫就懂政治，毛泽东看出来这一点。我们读毛泽东更应该看出这点。

毛泽东诗词里面最重要的特点在哪儿呢？他强调唯物主义。大家知道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要吃饭。所有的道理必须归到这个上面来，人得吃饭。真理是从哪儿来的呢？从哪儿来展示真理呢？真理是从斗争中、从生死存亡中来的。什么时候你接近真理？生和死的时候。如果人生的所有可以简化，公分母约掉，约掉的最后就是生死。为什么有生死？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发展的无限性的矛盾。人类都要发展，人类都要快速发展，如果发展了以后，你就能作为一个强者，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你作为强者就要更多的资源，弱者就没有资源，于是这样就出现了资源争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说的是一样的，人要吃饭。“吃饭”说得通俗，如果从哲学上讲就是争资源，人只要有生命，就要有支撑生命的资源。我们现在很多同志都想，人可以不要斗争，人干嘛要斗争啊？“公知”就这样认为，戈尔巴乔夫就这样认为。为什么？人一吃饱就胡思乱想。不相信咱们可做实验。如果我们今天都吃饱后再来探讨粮食安全，准保不靠谱；如果饿三天，探讨粮食安全准保靠谱。中间弄个馒头，你多高的学位在馒头面前都是公平的。你说我是哈佛毕业的，饿三天肚子叫的声音是一样的，没有分哈佛的叫声还是师范的叫声，都是一个叫声。饿三天，你会议室中间放个馒头，看他们进来看什么，眼睛盯着馒头，这时就没那么飘了，就不会将“粮食安全”分出什么“广义”、“狭义”，还有什么模型。眼中就是馍馍。吃饱了，馍馍叫“汉堡”、叫“三明治”，饿了就叫馍馍，跟农民叫的是一样的。还有饿三天你吃广义粮食还是狭义的？于是方法越笨越接近真理。

有人常说“我就是我”，那怎么可能呢？在这个国家，拿了身份证，你就是国家的公民，公民要效忠于这个国家，这跑不掉。除非你不要国家保护。他说我就是我。说什么呢？没饿肚子，饿肚子时你就知道集体是什么。饿肚子这个事过去是太经常发生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孩子就没有感觉了。我小时候我妈问我：孩子饿吗？我问，什么是饿？我妈说，傻孩子，还不知道饿，你肚子咕咕叫过没有？我说叫过啊。她说那就是饿。人只要饿肚子，特别是饿到极端的时候，真理就展示出来了。为什么？资源有限。

我们看世界地图。世界地图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其特点是国家的边界线就是国家资源的控制线，各国都有资源控制线，为什么边界线大部分是弯曲的？这说明它们绝不是谈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边界的直线说明两国关系好，但它们大部分都在沙漠地带，不用争，没资源；争的地方都是曲线。这说明人是要斗争的，国界的每个拐点并不是蓝颜色，而是血蘸出来的，血浸泡出来的。谁的血？战士的血。为什么？要争夺资源。如果不争资源就好说了，如果气候也没有大变化，资源也不减少，这样人也就不用进化了，我们现在都在树上吃果子呢，还是猴子。亿万年前，一部分森林没有了，有部分猴子被赶到地面，它们为了生存就必须站起来，站起来就进化成了人。人最后端着枪又把原先那部分猴子赶走了。就是这样，生存斗争使人类进步。要斗争，就要学战略。战略课程不复杂，就是生死存亡、不要想那么多。

有一次，有位女学生跟我说，老师要求她的国际政治论文要有模型，先用模型，带上数据。我说这样不要说找敌人，先看能不能找出一个男朋友？你谈恋爱前是拿模型来找对象的吗？不是的，靠什么？靠经过的事和考验。老年人为什么不说爱不爱，因为经过事了，事到情就到了。年轻人总问爱不爱，那是没经事，不放心。什么叫担当？担当就是生死存亡。战略思维的坐标系是什么？就是生死存亡。为什么？资源有限。谁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谁就胜利，不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谁就灭亡。

战国时的齐国怎么灭亡的？太有钱了，一有钱就饱暖思淫欲，脑子就不行了。富不过三代，因为第一代是打出来的江山，有经验。第二代有财富，财富使经验消失了，有钱就没有经验，有经验就没钱，没办法，经验又不能继承，只有继承财富。当你继承财富的时候，上帝就不给你经验了。所以很多有钱人家或政治家，总把孩子放到艰苦的地方去，从小就下基层去，只有下去才能接好班，家族的班能接，党的班能接，革命的班能接，国家的班也接。能做“下人”才能做“上人”，能吃多大的苦，才能享多大的福，这是辩证的。直接从福过来就什么都做不好。

我说的齐国就是这样。齐国太有钱了，就玩儿虚的，玩什么？玩“百花齐放”，玩“稷下学宫”，在那儿做研究，弄一些人，好像声势浩大，实则脱离实际。弄什么“白马非马”，战士骑着马要打仗，告诉战士他骑的不是马又是马，这让战士怎么打？宋朝也是这样。宋朝苏轼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是个亡国的人，他写诗是很豪迈，但是打不到点儿上。毛泽东读宋朝政论文的时候，说言不及意，大而无当，基本是批评多。说宋朝，特别是北宋，不要光看它豪迈，没有用，要办事。“横看成岭侧成峰”，要翻成政治诗就看出危险性了，它里面是禅宗意识，没有担当：说你是宋朝人就宋朝人，你把你当宋朝人，不把你当宋朝人你就不是宋朝人。那这不就完了吗？研究一下宋朝的“靖康之耻”，再研究一下明朝的“土木之变”，于谦有担当，明朝人就挡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宋朝，北方金人一来就跑，一跑，半壁江山就没了；明人挡住瓦剌大军，近两百年的江山就出现了。有时候人的精神力量很起作用。战国时齐国搞唯心，秦国还给它钱，给黄金，给它好多“课题费”，叫齐人在那儿“自行脑残”，最后秦国打仗的时候打到齐国门下。齐王建主动称臣投降。秦国给他一个地方叫共的封地，有松树苍柏，就是不给吃不给喝，让他知道什么是唯物主义。秦王是在讽刺他，你不是喜欢苍柏、白云吗？就叫你在这儿生生饿死。

要和中国实际相联系

我们中国人天生倾向接受唯物主义。这是因为中国人所遇到的亡国灾难都是唯心主义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认识论的形成，是有五千多年实践经验的中国人的必然选择。

汉朝的时候，西汉还好一点，东汉就脱离实际了，空讲名学，就像今天空讲普世一样，跟宋朝空讲理学一样。普世，什么事不管，先问符合不符合名学，这是古代的“本本主义”。曹操说了一句非常狠的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句话说起来狠，实际上就是反名学，因为东汉名学太不管用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就是在东汉提出来的。提出这个思想是由于当时社会太不实事求是了。

北宋是怎么回事？北宋是经济发展太好了，麦迪逊写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说，宋朝经济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意识形态却是空讲理学。讲理学还掺杂了禅宗的思想，比东汉更糟糕。禅宗是亡国的学问，其特点是没有担当。作为个体的人往往喜欢它，原因在哪儿呢？它能让人的痛苦得到解脱，但却指不出前途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就是这个；有什么前途、方向，不知道。但禅宗在宋朝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苏轼的那首《题西林壁》是典型的禅宗思想，鲁迅笔下的“阿Q”也体现了禅宗的堕落形式。

北宋亡，朱熹出。朱熹这个人是革命的理学家，他的贡献是将理学从天上拽到地下，他把“四书”放在学堂至尊必读的地位。“四书”的特点是什么？经世致用。这与今天我们把马列的著作放在讲堂至尊地位的作用很相似。将马列主义放到咱们的主讲地位是对的。我年轻时在西北大学读书，当时我学的专业是英语，但大家听我今天讲课却没有什么詹姆斯、汤姆斯、约瑟夫·奈之类的，说那不管用。就是说中国话办中国事，中国事办成才能说世界的事。当时我在西北大学上学时听政治经济学的课，就几个人听课，我一直听到底，那门课对我一生都有好处。如果你很小的时候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你从小就站到了理论的制高点上。学《毛泽东选集》也行，《毛泽东选集》也是很伟大的，说得都是唯物主义。

现在拍的战争片，在那么残酷的环境，还都是美女，长睫毛，一闪一闪的，临死的时候还问爱不爱？听到回答说爱！头一歪，死了。大家想可能吗？没有生死感，到处都是爱，日本人跟国民党爱，国民党跟共产党爱，爱情高于一切，忘了组织任务，不要组织，那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要玩儿这个？吃太饱了。我听我妈说，我爸找我妈相亲的时候，从陕北背着一大麻袋的馒头。这是饥饿年代，这个管用。现在孩子就认为信用卡管用，其实，这些是最脆弱的。馒头管用，这就是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给我们讲的最朴素的道理，由此，便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对立，有了唯物辩证法。

宋朝是中世纪世界各王朝中财富积累最多的国家。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与此同时，宋代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末期周程理学，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与此相应，宋朝人才的选拔途径也坠入东汉名学的末路：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2]，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些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并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作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最终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3]。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4]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空论使宋人最终遭到报应：皇帝竟被自己原来瞧不上的金人虏去，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东京城中财富被掠一空。北宋亡后第三年，朱熹出世，南宋初弥漫于知识阶层的思想主题是救亡，这对朱熹影响很大。朱熹不当官，做学问，他做的学问是真学问。我们说朱熹是伟大的思想家，不要仅纠结于他的“缠脚”小节，最重要是他占领了当时的思想阵地，将宋人的思想从天上拉到地上。他当时的学术辩论主题都是谈这个问题的。

朱熹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开始进步了，讲究经世致用的学问。明朝末又出来王阳明，王阳明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让人将思想之根进一步落实扎深。正心，就是讲立场。为什么？北宋人、明朝人太不讲立场，空学之士，读书很多，形式主义也很厉害，就是不管用。就在崇祯临死时还说让人在他死后用他的头发盖住脸，不要影响了老百姓。死前都要来个范儿。那时整个时代都在作秀，所以王阳明说不能这样，要正心。

从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就是抓枪杆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再往下走，毛泽东、蒋介石。其中大多数人书写得好，枪打得好。我说打枪不是真打枪，而是会抓枪杆子。在这方面，毛主席说蒋介石是我们的先生。当时我们党恰恰诞生在这个时代，当时我们学真理为什么学得这么快呢？因为失败了。宋朝人被他瞧不起的人打败，是蒙古人，明朝又是被满清人打败。文人自问，我比你好，怎么就被打败了呢？书读了那么多，人家在马上就把你干掉了，那就是自己有问题。最后王阳明说，我们要正心。朱熹是宋朝将知识分子从天上拉到地上的人，王阳明是明朝将知识分子的定调定在国家立场上的人。有立场了，就有了对手；有了对手，就有了战略与策略。后来才有“中学为体”认识——这是封建时代“独立自主”认识的不同表述。到十月革命，我们又把共产主义的思想扎根到本土上，都讲扎根的问题。

在中国湘湖一带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湘湖文化的本质就在这儿，不在“之乎者也”。现在我们学孔子学歪了，戴个大儒帽，穿个大儒服，在那表演得要死要活。这样是救不了民族的，靠会敬茶等等没有用，关键要拿枪，干革命。为什么？还是衣食住行，人要吃饭。有时候在一个大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民族觉醒的时候恰恰是在衰落时期，大衰落带来的就是大觉醒，大灾难就是大成长。所以，研究朱熹一定要研究南宋的救亡，朱熹诞生在一个救亡的时代，脱离这个事实背景，朱熹就研究偏了。

如果说司马光是宋以来中国政治家政治自觉的开山鼻祖，那么，朱熹是同期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开山鼻祖。

近代以来，我们瞧不起洋人。在18世纪末，洋人与我们争的是跪还是不跪，半跪还是全跪的问题，可到了19世纪末，就变成你给他单膝跪还是两个膝全跪的问题了，倒过来了。19世纪末，八国联军进来，下跪都留不住一条命。有些人相信知识就是力量，那个时候知识真没力量。宫女都会背诗，人家都不会背诗，进来人家把你死命往水池里推。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你说我是著名学者，人家杀的就是你著名学者，你不投降就杀头。当时你举个奥地利国旗都能救命，举中华民国的旗救不了命。那个时候人们就知道了亡国的滋味。罗马人征服地中海的时候，当时地中海人说我有文化，你征服不了我，罗马人说把你征服了我就有文化了。结果罗马征服地中海后，那些亡国的数学家、哲学家都给罗马人中最没文化的家庭当奴隶，人家有意识地把他们派到那里去。为什么呢？提高罗马人的文化素质。

脱离实际要亡国。湘湖一带为什么能出现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这和朱熹、王阳明、王船山等学者在这里的讲学活动有关，由此出现了一批一批真学者。

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和进步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有一种和平主义的舆论倾向，认为今后绝不打仗，世界将来也不可能再打仗，死了那么多人，难道人类连这点儿反思能力都没有吗？人类是有反思能力，但肚子没有反思能力，它只认死理：饿了就是饿了，除非吃饱了。长期在高府学堂不会饿肚子的人就容易往唯心论上走。

当时北大出现“五四运动”，这都是很好的现象，但是也有脱离实际的情况。陈独秀真相信可以不拿枪杆。陈独秀积极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放弃了枪杆。当时毛主席坚决反对，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主席为什么连说那样、那样、那样，他不到气急了，不会那样说话。当时毛主席没掌权。毛泽东能调查实际，1926年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出来，没人当回事。毛主席说话没人听，蒋介石用枪说话，一开枪，杀了一大片，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1927年，共产党一年学到的东西比十年学得还多，真是生死之地见真理。

真理是从哪儿推送出来的？真理并不主要是从课堂上给你的，真理是对立面告诉你的。知识的来源不是学习而是经历。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反面的力量才能使你前进，反力即助力，推送力量之源来自对立面。马克思在书里写规定即肯定，莱布尼茨也讲否定即肯定，都是这个思想。我的文章里也引用了孔丹同志说的一句话：“历史的逻辑是从反面展开的。”这都是黑格尔的思想，是本质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为生存，争资源。这在大自然中叫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在社会中叫阶级斗争。资源有限，不斗争就无以生存。这个道理，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也不重视，毛泽东说必须重视，最后结果是什么呢？蒋介石的枪教育了我们。国民党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孙中山开始也不知道，不抓枪杆子，让清王朝杀明白了，所以流血是最高形式的教育，反动派是要杀人的。所以毛主席说蒋先生是好老师。共产党最后进了山，这是蒋介石逼着它要接地气。

接地气之后，共产党的生存环境开始好转，但不久来了一个年轻的“大爷”叫王明。他认为真理在他那里，因为他是克里姆林宫派来的。王明见过斯大林，同志们想想在当时见过斯大林的人，那就代表真理，何况还是斯大林派他来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可真没有自信。行还是不行，要听斯大林的。但是，即使是天王老子派来的，还得和中国实际结合。王明的指挥对不对，在当时集中表现在军事斗争上。在这之前，陈独秀已经脱离实际、失败了；现在王明是否脱离实际，要看成效。

当时的军事斗争成败跟中国的地理形势有关。大家看看欧洲是什么样的地形？欧洲是大平原，李德、博古他们学的军事理论都是从欧洲实践得出来的理论，全是平原作战，挖战壕、修碉堡，决战。平原就是决战，几个大部队在那儿，没有掩护物，老远就能看到你。欧洲平原太广大了，他们根本没有山地作战的概念。克劳塞维茨的书讲的都是决战，决战的思想在他们意识里根深蒂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说都不用说的。所以王明等人站在莫斯科看江西山里的毛泽东，就觉得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说他是“游击主义”、“逃跑主义”，扣帽子。但不管扣什么帽子，只有结合中国实际才是真的，打赢才是真的，打不赢有什么用？但人家王明牌儿大，文凭高，人家是莫斯科派的，这时北大的也不行了。毛泽东见的是李大钊，王明见的是斯大林。王明回国以后就在上海呆着，一看形势不好，又跑回苏联，后又派李德、博古来。我看过李德写的关于游击战争的文章，严重脱离中国实际。他到江西后先办军校，学西方那一套。把毛主席排斥在一边，说毛主席不行。他们也不想想，平原是这样打，但中国地形是什么？中国是山地地形，我们到江西去还用修什么碉堡？挖什么战壕？到处都是天然的“碉堡”和“战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到处都有自然物的掩护。我们都是游击队，哪怕山高水又深。《游击战之歌》就是从这个地形中走出来的。大自然给的掩护李德却不要，非要自己建造，要寻找平地挖碉堡、搞决战。国民党也是这么学来的，国民党从日本、德国学，所以国民党和日本打仗很好看：双方都在山里找平地，拿铁锹挖战壕。山里那些地形还挖战壕，要是毛主席早就转移了，东天不亮西天亮，钻进山，找地形“包饺子”。东转西转，几下就把敌人吃掉了。这种打法很好，但这种打法到西方就不行。四渡赤水，如果在欧洲大平原，人家一眼看到你。反之，西方的打法在中国就行不通。

毛泽东诗词紧扣中国革命脉搏

这里值得说的是什么？毛泽东诗词的战略思想始终紧扣中国革命的脉搏。从1927年至1935年，他的诗词有两个低潮，第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写的《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读了很难受，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失败是由于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当时这不仅是陈独秀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党内存在着不自信的思潮。毛泽东曾说不要把我们党犯的错误归到个人身上，就像我们今天不要将苏联解体完全归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它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领导层泛滥的结果。苏联后期有点像中国的北宋，不务实，不结合实际，文化人都是从学校考出来的。对立面怎么能从考试来呢？对立面至少要跟实践结合，最高形式的实践就是战争。上战场敌人会不掩饰地告诉你真理是什么，当然和平时期我们没这个条件，那至少也不要跟劳动实践脱离。如果跟劳动实践脱离，你就会认为自己高高在上、无所不能。

真理是从对立面展示的，一定要记住这点。哪儿可以成为真实的对立面呢？只有在真实的环境。最丰富的对立面使你最丰富地接近真理。为什么打工的孩子比学校的孩子学真理更快呢？因为对立面直截了当，丰富。学校没有，学校多出“祁同伟”式的人物，送玫瑰、做假账，这不行。做假骗的是自己同志，但敌人这个对立面就不让你过去。陈独秀那点错误蒋介石马上就抓住，李德那点错误蒋介石马上就抓住，抓住立马就攻上去，“四一二”、湘江之战就出来。

湘江之战后，毛泽东心情不好。相比较而言，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初的诗还是非常乐观的。

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采桑子·重阳 （1929年10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春 ）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特别是到了1934年夏，毛泽东已被博古、李德等排挤出了领导集团，在会昌“养病”，毛泽东在《清平乐·会昌》一词中仍是乐观的。

清平乐·会昌 （1934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从1928年的《西江月》“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到1929年的《采桑子·重阳》“胜似春光”，再到1934年夏《清平乐·会昌》的“踏遍青山人未老，这边风景独好”等，毛泽东在诗词中表现的都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即使到1934年夏天，湘江之战前几个月，毛泽东已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斥，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他在《清平乐·会昌》一词中反映出的心情仍然是乐观的：“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毛泽东知道李德的那种打法不行。这不是个人问题，规律就是规律，掌握规律的人是乐观的。

今天也是这样，如果能够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建设的规律，中国发展的规律，你就是乐观的。只要是规律，它就会一天天展示出现，人的感情要和历史的步调一致，不能跟个人情绪一致，在历史的大道理中，掌握真理的人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你如果不在大道理上，心情就会越来越糟，最多只是强作镇定。大家注意蒋介石的文章里特别多的字是“忍”，为什么？反动派你不忍谁忍？你一天到晚行的是反动的东西，越做困难越多。赢了一点，失去十点。在中国，资本赢利的增长远不如失业人数的增长，失业人数的增长是几何式的，资本的增加是算术式的，到时候下岗失业的人就会把资本推翻。红军的强大就是蒋介石制造。毛泽东重视明朝研究，后来他为什么对人民公社那么下工夫，其目的就是不能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再出“李自成”。我们的真理就是沿着这条辩证法逻辑展示的：是蒋介石的买办政策给我们送来了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当时是虚假繁荣，看着一时好。民国时GDP最好的年份是1936年，但到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对华战争。因此光看GDP是不行的。蒋介石当时的GDP指数是不健康的，越发展越闹饥荒。但是这给人民战争留下广阔的天地，因为他从土地上释放出无限的人力资源。

蒋介石把人民变成流民，流民到毛泽东这儿又变成人民。没有生产资料的人群是流民，掌握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叫人民。流民参加了红军就成为人民战士，是有组织的，成千上万，“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蒋介石送上前”。除了毛泽东，红军多数人在当时也意识不到这些，也不自信，盲目认为只有共产国际是正确的。不碰到头破血流不认账，直到湘江之战。这个错误路线竟然把红军带到那样一个悲惨境地，连回旋余地都没有了：出门8万余人，回来剩3万余人。那还会说空话吗？谁对谁不对呢？五万余战士的牺牲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请上了遵义会议。环境好了就讲形式主义，就讲唯心论，李德来了就讲文凭，要正规化，要来那一套，毛泽东也没办法。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投奔红军，为了更顺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这支部队，毛泽东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长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诉他：“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当时连军人都只认洋文凭。而毛泽东没文凭，没“课题费”，没出过国，这都不符合当时的人才标准。

湘江之战失败后，毛泽东走上了领导岗位。但这时候毛泽东掌握的真理能否带领全党走出去，能否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大家还不敢肯定，因为当时那种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思潮弥漫太久了，只是让毛泽东试试。

1935年2月，毛泽东填《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词风悲壮：“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从头跃，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比较这首词和1927年写的《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写得更悲壮。“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前面能否走出去？确实是不知道。因为很多同志的思想还没转过来，何况本来8万人的队伍，只剩了3万了。担子真正放到身上，毛泽东心里压力也很重，结果毛泽东还是把大家带出了大渡河。过大渡河大家心情好了一点，大家认可了毛泽东。我们党的全体党员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通过一件件事确立的，有事就有情，这次是他而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把红军带出来。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红军了，就没有党了。在遵义会议上，那不是你能拿逻辑来说事的时候，再犹豫就要亡党亡国了。生存高于一切。我们什么时候都要有生死感。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识，你研究战略就靠谱，没有这个，研究战略就不靠谱，一切要和实践结合。如果没有生死存亡我们还发展吗？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人类坐在树上吃果子就行了。就是因为人类有了斗争，才有了进步。但好的时候，就讲逻辑，不讲斗争，搞形式主义。

过了大渡河又碰到张国焘。张国焘的唯心主义比王明隐蔽得多，王明是国外来，张国焘是国内生产出来的。毛泽东也是国内生产的，但张国焘和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不一样，毛泽东是从基层上来的。基层战士不能乱想，一乱想就掉脑袋，指挥也不能错，一错就脑袋掉。在北大、哈佛写错说错都不掉脑袋，还能吃饱，只要这样你就找不到真理。张国焘来自北大，还是党的发起人，很难相信他会背叛革命。他的川陕根据地搞得也很有声势，人高马大的，也不能说他做得不好。最唬人的是张国焘见过列宁，王明只见过斯大林。毛泽东没见过斯大林、也没见过列宁，人家张国焘见过“真佛”，是西天回来的，这就没人敢怀疑。但即使天王老子，中国人还要看实践。

张国焘当时的错误在哪儿呢？错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够深入。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争论焦点是长征的方向。张国焘要南下四川，毛泽东要北上陕北。我们先看地缘政治。

中国的地形是这样的，四川是一个盆地，盆地的特点是很容易形成独立王国，历代王朝都对此有高度警觉。重庆和汉中是四川的两个出口。历史上重庆一般都是中央直辖，中央派入重庆的人如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央的意图，其结果都不好。元朝时汉中划归陕西，把这条逐鹿中原的路封死了，这样就大大压缩了四川向中央闹独立的战略空间，中央的管理就可以进入四川。反之，外人也不容易进去。

苏洵对四川地形并不看好，他说，四川地形“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苏轼也认为：“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李自成进了四川，发现地形不对，就出来到了陕南并随后进了北京。毛泽东进四川，发现地形不行，马上出来，到了陕北，后来也进了北京。只有两个姓张的都喜欢四川，一个叫张献忠，一个叫张国焘。张献忠在李自成撤离北京后，于1645年进四川，1646年就被满清灭掉了。如果不了解这些，那就再看看蒙古可汗，蒙古大汗蒙哥战死在钓鱼城下。蒙古人横扫天下，但在山地不行，山地里马用不上。张国焘比蒙古大汗如何？不行吧。但张国焘不听毛泽东的劝说。张国焘说进四川后如不行再到西康去。大家知道乾隆打大金川、小金川用了整个四川的力量还打了个不了了之，张国焘要真去了，其结果可想而知。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非常熟悉，当年在湖南办夜校时告诉农民兄弟：你们将来搞革命要学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毛泽东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只有知道这个，知道北京的地理位置，华北的地理位置和中国整个形势的关系，才能搞好北京的保卫工作。毛泽东是知道这些的。张国焘对这些的了解并不深入，他学革命理论都是非常“潮”的。看他的回忆录就知道，他当年在北京搞“五四运动”时，喜欢“潮”，很有“范儿”。

张国焘要回四川去，毛泽东在电报中说不能回去，说回去将是“瓮中捉鳖”。现在我们可以假设，1935年张国焘带队伍真的回了四川，那1937年12月蒋介石入川后，张国焘还能跑吗？不管怎样，张国焘横竖不听，最后勉强带西路军西去新疆，几乎全军覆没。

带着红军到了陕北的毛泽东。到达甘陕交界时，毛泽东指着陕北说我们不走了，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句话充满了地缘政治智慧。司马迁说：“夫作事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句话没有对错，就是经验。中国人的经验要高于理论。司马迁这句话从古到今屡试不爽。长征是东南开始，现在到了西北，所以毛泽东说这就是咱家，不走了，他知道这个地方能成事。历史真是妙不可言：中国改革开放不是从东南出发吗？现在又回到西北，新时代开始了。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