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问题不能照搬西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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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习惯于遇到问题从现有的西方理论去

寻找答案，而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

似性，发达国家的理论，发展中国家不见得适

用。中国政府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经济学者遇

到问题同样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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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前一段，你在北大成立新结构经济学中心，你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重点在什么地方？

林毅夫：我们倡导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学界了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产业、技术、结构的特性上的差异，找到在经济发展或者是宏观周期波动时的原因、挑战，机会在什么地方。另外，了解转型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结构、机制、发展模式等出现的问题根源。经过对上述一系列因果关系的了解，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这种理论框架给我们的发展政策、宏观政策提供参考。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应当形成自己的发展理论，不仅对我们有价值，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的参考借鉴价值。

 

问：研究新结构经济学，你的经济学思想是否发生了某种转变？

林毅夫：这二十多年来，我研究的问题不断增加，基本思路却还比较一以贯之。1987年回国的时候，我与中国一些学者一样，认为中国问题很多，制度不规范，而国外发展那么好，一定有其道理。所以还是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以为把这个圣经读懂读通，拿到中国来就可以指点江山。我当时也经常接受国内各部门邀请去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前沿思想。

1988年，中国出现两位数字的高通胀。解决高通胀率的办法，任何教科书和主流理论都认为是提高利率，以提高投资的成本和增加储蓄、减少当前消费的意愿。而当时中国所做的却是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手段来降低需求，造成了很多在建的半拉子工程。国内外很多学者以西方标准经济学理论来批评中国政府，认为这是不理性的错误政策选择，但是，如果中国政府不理性，如何能够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取得了连续10年的经济稳定和高速增长？这让我们看到解决中国问题不能照搬现有理论。当时中国很多问题的解决方式并不是经典教科书上的做法，却在经济发展中解决了实际问题。这些认识积累下来就形成了现在的新结构经济学。

 

问：你的这一学说抓住了怎样的逻辑？

林毅夫：我所关注的是我们国家作为正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很多学者遇到某个问题时，习惯于从现有的西方理论去寻找答案。但问题是，这样的理论并不见得抓住发展中国家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例如，主流理论认为公有制效率必然低于私有制，但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如果不先解决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的问题，照着这些主流理论去私有化，结果会比原来的情况更糟。我觉得中国政府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作为经济学者，遇到问题同样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这里说一个笑话。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有一次到北大来讲演，我问他为何东亚经济搞得比拉美好，他以开玩笑的方式回答说，从拉美来美国读书的学生中，学经济的回去当部长，学工程的留在美国工作；而从东亚来美读书的学生中，学经济的留在美国教书，学工程的回去会当部长。

我觉得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一个好的工程师，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可行的方案、在这些方案中，哪个方案能够最好地达到目标，根据这样的分析来进行选择，而不是盲目照搬书本或理论。而作为部长，所追求的目标，一定是稳健与发展。如果遇到问题，也要考虑有什么资源可用，在可用资源中，哪些方案是可行的，在可行方案中哪个最好。

如果是经济学家，他可能首先考虑什么理论可用，会拿理论来解决问题。但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条件不同，所以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发展中国家不见得适用。比如上面讨论的通货膨胀问题，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因为国家战略的需要而形成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碰到通胀，就会提高利率以减少投资和消费来压低总需求，这是正确的做法。但是在转型中国家，这就未必正确了。如果真的按照提高利率的方式，让资源在市场上按照价格自由配置，导致的结果一定是，为了把新增项目做上去，不惜出高利获取资金，这可能导致大型的、关系到国防和就业安全的国有企业拿不到资金，为了让这些企业活下去，就又要用财政给予补贴，政府的赤字又以增发钞票来弥补，其结果又将导致通胀，问题得不到解决。

但如果是一位工程师，他为了抑制通胀，就会砍那些不影响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的新增投资和项目，而不能砍重点国企。对国企也不能提高利率，否则国企就会亏本，亏本之后还必须由国家补贴，最终仍必须维持低利率。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的思维。

 

问：什么是好的决策者的行为选择，它与经济学理论对决策者行为选择假定是否是一致的？

林毅夫：经济学理论所反映的是，一个理性的人，当其面临问题需要做决策的时候，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要考虑在给定的预算约束和相对价格之下，可以有哪几种方案，哪个方案最能实现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问题时，由于预算约束和相对价格有可能不同，最优的选择也就可能不同。这就是经济学的本质。好的政府决策者的行为选择是和经济学的理论对决策者选择行为的假定是一致的。

发展中国家应用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时，其实经常会是违反经济理论所假定的决策者的理性选择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条件不一样，可选择的方案就会不一样，而是相对价格就会不一样，因此最优选择也会不一样。刚才举例的那些工程师，因为没有受到现有的经济理论的制约，反而会按照真正经济理论应有的思维来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的官员普遍是从基层开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历练，因此会比较了解国情，比较实事求是。

 

问：你的独立性很强，对很多问题都与所谓的主流学者不同，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林毅夫：我并不刻意的去追求主流或非主流，我只希望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现象，了解现象背后的原因。曾有人问我，为什么国内有些声音很大的学者，在国际上基本没有发表什么文章？我想这是因为他们主要是介绍国外现成的理论，而且有时对国外理论是片面介绍，只是抓住原有理论体系当中的一点，以此为依据来批评出现在国内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言论听起来很过瘾，但是从根本上是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进行比较，本身就缺乏原则性、客观性和严谨性，因此难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其实美国的学术界也是不断地根据现实状况的变化提出新的理论。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内很多学者把自己留学时读的书当作真经，没有考虑在国内是否适用，而且经常国外的“经”都已经变了，他们却还在信奉原来那本经。大家都拿根据发达国家理想条件下行成的理论去套现实问题，但国内的改革开放又不按这些理论所开的药方去解决问题。因此，就把我国作为一个发展转型中国家存在的一些问题，都归结于不按理想条件下的理论去做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容易很悲观。相对而言，我认为，首先要尊重客观，要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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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是在提倡金融自由

化之后开放的，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最大受益者

是华尔街的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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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两年，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争论很多，能否谈谈你的想法？

林毅夫：我个人认为，对于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非常谨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短缺，确实应该从发达国家引进资本。而资本却有不同形式，真正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投在实体经济。而且，外国投资者为了盈利，通常会投到符合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实体经济。这对解决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问题有所帮助。并且，外国直接投资是从企业盈利中获得回报，不会出现短债长投的期限不配套或是还本付息的问题。这种外国资本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我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实行自由化。

资本账户开放的另一种形式是允许国内企业到发达国家借款。发达国家资本比较多，资金价格比较低，向发达国家借款应该比较有力。关键是借款做什么？如果是出口导向的实体经济，增加资本禀赋，加速产业升级，这好像是一件好事。允许金融机构或企业到国外举债回到国内来使用，投资到实体经济，应该对经济发展有帮助。但是经济有周期波动，即便投资于出口导向的实体经济，短期出现波动时收益金减少，用外币来还本付息有困难。韩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投资按比较优势进行，且是外向型的，原本发展得很好，但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爆发金融危机以后，外需减少，经济下滑，韩国也无法避免危机的爆发。政府也难保证本国银行和企业将国外借贷用于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它们有时会用于赶超型产业，或投机性的房地产、股票市场，或用于支持消费信贷的扩张，如果国内生产力水平和出口竞争力提高有限，需要还本付息时就会出现期限错配、货币错配等一系列问题而爆发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允许银行或企业向国外举债，虽然能带来投资和消费的增加，经济出现短暂的问题，允许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到国外举债或许能使少数能够举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短期获利，但是对于整体经济的发展而言，总的来讲弊大于利。

资本账户开放的第三种形式是短期的资本流动，这种资金由于期限考虑，一般是进入到流动性较强及有投机性质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由于没有投入实体经济，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没有太大帮助，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容易导致泡沫。如果有大量资金流入，也会带来真实汇率的升值，这种升值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种是，汇率没有管制，自由浮动汇率下，名义汇率上升，导致真实汇率上升；另一种是，汇率有管制，大量资金流进，兑换成本币，外汇积累增加的同时货币增发，通货膨胀率上升，导致真实汇率上升。因此，出口竞争力下降，经济放缓，短期投机性资本将以股市、房市存在泡沫难以支撑为由开始唱空该国，导致大量资金流出。显然，短期流动资金除了带来短期的虚假繁荣和参与其中的国内外金融机构的短期利润的增加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弊大于利。

 

问：各国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是在提倡金融自由化后放开的吗？

林毅夫：是的。金融自由化其实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出现的理论，在那之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本流动都是进行管制的。1973年以后，金融自由化成为一种理论，是因为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即使有资本外流，货币发行也不再受黄金储备多少的影响，只需增发美元货币就行。金融自由化使华尔街的金融家一方面提高杠杆率，另一方面握有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权，形成全球流动性金融资本，并将短期金融资本流动到国际上去套利。金融自由化理论基本不区分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而是把金融资本等同于实体资本，只强调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允许资本自由进出，有利资源配置。但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实体资本是长期的，而流动的金融资本是短期的，可能出现期限不匹配。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是不能在国际上自由流动的，将来要还本付息时，可能出现货币不匹配的问题。同时短期资本流动还可能造成泡沫和货币升值，影响出口竞争。

金融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是华尔街金融家。华尔街金融家一方面支持理论界宣扬金融自由化，另一方面，华尔街的金融自由化理论随着华尔街金融家与美国财政部官员的旋转成为美国财政部的政策，美国财政部的几任部长都是来自华尔街的投行家。美国财政部就通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权，向全世界宣传金融自由化的理论。

 

金融应当为实体经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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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主要问题是适合当前发展

阶段特性的，能够给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

持的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所谓股市泡沫，意味

着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内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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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怎么看待中国近年来强调的金融改革创新？

林毅夫：金融改革不仅仅是在股市直接融资的创新。金融应该为实体产业提供资金融通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这些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必须有金融的支持。

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国内容易形成这样的观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依靠金融市场，他们金融创新能力很强，他们怎么做，我们就要跟随去做。何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在推介西方的现代金融理论。但是我们想想看，我国生产活动很大部分在农村，还有很多是微型、小型、中型企业，其中有些是制造业，有些是服务业。这些小农户加上大量的微型、小型、中型企业所需的资金规模小，所在的产业，技术、产品、市场都相对成熟，虽然也有风险，但风险主要在于经营者的能力和信用。而发达国家的生产活动主要是在世界前沿，无论技术创新或产业升级，都要自己发明创新技术，从事技术发明的投入非常大，并且风险也非常大，从各种资料统计来看，新技术研发的99%是没有任何成果的，大概只有1%可以去申请专利，而专利当中，有市场价值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发达国家也存在企业家经营才能的问题，但最大的风险在于企业的研发能否取得突破，创新产品是否有足够的市场需求。这是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特性。发达国家如果没有新技术、新产品就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研发要投入大量资金，又处在世界技术前沿，风险比较大。他们要大量筹集资金，分散投资风险的就是所谓股本融资、风险资本等。因而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纳斯达克市场、天使投资等，都是适合他们实体经济的特性和需求的。

 

问：这是否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融资制度体系未必特别适用？

林毅夫：在发展中国家，能让小农户、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到股票市场上去融资吗？基本无此可能，因为不配套。能够为它们提供金融服务的安排，还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地区性的银行，这才有办法克服以企业家个人诚信和经营能力为主的风险，动员资本来支持他们的发展。

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主要问题是适合当前发展阶段特性的，能够给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金融机构严重不足。

 

问：对此是否可以理解为，仅靠股市的活跃或泡沫，很难满足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服务？

林毅夫：所谓股市泡沫，意味着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只是在金融体系内循环。问题仍在于资金是否能够真正进入实体经济。资金能进入实体经济的主要是IPO，但IPO每年能有几家？中国等待融资的上千家企业，资金需求怎么办？中国现在70%以上的就业、60%以上的产值，还是在农户及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他们的融资不能靠上市，不能靠股本融资，也不能靠公司债，但他们却最缺资金支持。

 

对国企改革路径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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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问题到底是产权问题还是企业自生

能力问题要考虑清楚，国企改革有比产权化更

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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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国企改革渐渐进入混合制轨道，这是社会所关注的，这与私有化不一样，但会不会在国有控股和国有资本增值的前提下，令国企改革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国有股减持？

 林毅夫：我一向的看法是，国企改革要看其是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的竞争性行业，还是违反比较优势、需要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的行业，或是具有垄断性的行业。如果是竞争性行业，则国有股减持是有道理的。竞争性行业的盈利应该是什么样的水平，市场比较清楚，在这种情形下，国有股容易定价。但如果是在违反比较优势的垄断性行业，国有股的定价就很难，往往还存在保护性补贴。这种性质的国企，如果是国有股减持，增加私营企业进入，依靠保护补贴生存的企业，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如果是在垄断性行业，利用垄断地位寻租的积极性也会高。

 

问：国企的问题说到底不就是产权的问题吗？

林毅夫：在这个问题上我与社会的一些认识和舆论是不一样的。社会上普遍都认为是产权问题，所以他们更多的提出减持和私有化等解决方式。我觉得国企改革有比产权更深层次的问题。许多问题是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衍生出来的问题。从前苏联、东欧、拉美、乃至非洲的经验看，对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大企业的产权改革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普遍出现了效率并没提高、补贴反而增加的情形。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很多大型国企是在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变为符合比较优势了。比如一些装备制造业，过去没有保护补贴确实活不了，但现在，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在国际上已经很有竞争力。这类竞争性的行业国有股减持，可以通过将这个公司上市、将国有股一部分卖出，不就减持了吗？

 

问：你对国企改革的这种认识与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预判很不同，他们认为国企混改应当是朝着所谓私有化方向走才是有效的？

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回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声音似乎和西方主流的声音更一致。但是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开始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推行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改革进行反思。

 

对全球经济下行原因的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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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经济表现一定是共同的经济因素造成

的冲击。多国比较，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

周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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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经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到现在一直处于持续下行的状态，到底什么因素导致这么长时间的下行？

林毅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确实，当前我们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从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滑。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出现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从2010年的两位数字，10.6%的增长速度，一直下滑到今年第一季度的6.7%。而且继续下行的压力还挺大。

经济下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三期叠加的问题，还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国内普遍认为，是中国自己的经济体制机制、增长方式的问题造成的，以及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以后，我们所采取的4万亿反周期措施所造成的。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肯定有很多体制、发展模式问题要解决，但4万亿投资面对的是一个全球性的突发危机，在政策推行的时候肯定也有不少疏忽的地方可以改进。进行多国比较，我认为，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更为主要。道理很简单，世界上与中国同样发展程度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同一个时期，经济也都在下行，连那些高收入经济体也在下行，而且下行幅度比我们还大，我们总不能说他们也面临三期叠加问题吧？

有共同的经济表现，一定是共同的经济因素造成的冲击。实际上是发达国家未从2008年的危机中完全复苏，导致贸易减少，以及金融危机爆发后所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项目已经完工，导致投资下滑造成的。既然是外部性周期性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应该有反周期性的措施，就必须靠启动一些内需来克服外部性与周期性因素造成的冲击。

 

如何采取反周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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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总需求必须以投资为主，有效的投资是补

短板；投资没有挤压消费，相反投资跟消费正

相关；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经济下行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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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你认为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很大，如何掌握好稳增长、反周期的措施和结构性改革？

林毅夫：作为一个发展与转型中的国家，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不能回避，在我们经济工作当中，确实要坚定信心，推动各种改革。但是，当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是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的时候，在推动一些必要的体制机制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一定要推行一定的稳增长、反周期措施，否则，很多企业就会关门，将造成严重就业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大多数企业是靠银行贷款，在一段时间内企业关门多了，也会造成银行呆坏账急剧增加的问题，可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影响到整个金融安全。

如果是这样的局面，就不利于我们推动应该有的体制性、机制性或结构性的改革。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政府采取的很多应急措施可能会跟我们所需要的改革是不一致的。所以，在当前状况之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经济工作定的总调子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再去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句话的背景一定要了解。

扩大总需求的稳增长、反周期的措施是需要的，并且在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也要对结构性改革的各种措施进行梳理。在短期推行时，有些供给侧改革可能会抑制消费需求，也可能会抑制投资需求，因此要有轻重缓急，审时度势。对那些短期能增加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应该优先推行。对那些短期可能是抑制消费的，或者是抑制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就需要审时度势。并不是说不应该推行，但是推行的时间点要掌握好。

 

问：在稳增长，适度扩大总需求的措施当中，到底是应该以消费为主还是应该侧重在投资方面，当前国内有很多的争论，你怎么看？

林毅夫：过去有一种看法，就是把我国过去的增长方式称为是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认为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包括对2008年的4万亿投资的非议，认为以投资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是不可行的。这两种观点汇总起来，就是说，中国应该改变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为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认为，消费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消费要能持续拉动经济增长，收入必须要不断的增长。但收入怎么才能不断增长呢？用国民收入分配的方式，或是用减税的方式都只是一次性的增加收入，不能持续的提高收入增长。要持续提高收入必须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或者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以后，生产的东西多了，附加价值也提高了。能够实现多少价值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多少，要努力改善基础设施降低交易费用。

提高劳动力水平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需要投资，降低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是需要投资，所以政府扩张需求的措施当中，还应该以投资为主。当然这个投资必须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或者是能降低交易费用的投资。

另外，消费增长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在的过剩部门的过剩产能问题。我们目前过剩的产能主要在什么地方？恰恰在国资占优的部门，像钢材、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这主要用在建筑部门。过去我们平均每年的GDP增长率是9.7%，现在降到7%左右，据统计产生30%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增长并不能解决这些部门的过剩产能问题，必须靠投资才能够创造对它的有效需求。如果投资适当增加，建材领域的过剩产能就相对少了，反之它的过剩产能就会增多。

 

问：现在有一种看法，一讲投资就把它等同于过剩产能，你怎么看？

林毅夫：如果说你把增长的投资仍然是用来增加对过剩产能部门过剩产品的投资，当然过剩产能就会更多。其实我们可以有效投资的部门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产品都是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去升级。

2014年我国进口1.3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在国内是短缺产品我们才进口，我们可以往这样的产业投资。我们现在每年到国外观光旅行消费约1300亿美元，那些都是高档消费品，我们国内投资到这方面，产能怎么会过剩？更何况这方面的投资，很多是国内能力不足，附加价值较高，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如果在这样的领域投资，是在补我们的短板。在国内形成有效的生产能力以后，还可以增加我们的出口。

基础设施也一样，比如北京和许多城市，地下管网严重不足，也需要投资。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只有46%，如果在城镇化中进行投资，人口的集中，规模经济的不断形成是可以提高效率的。把投资等同于过剩产能，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解和论述。不是说投资不会造成过剩产能，而是要注意投向，如果投资在我们的短缺部门，这是在补短板，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五大任务之一。

 

 

问：有一些人担心投资会挤占消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林毅夫：投资挤占消费这个说法被提出来的背景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外很多人说我们投资太多、出口太多，造成国际不均衡以及国内的产能过剩；还批评说这个体系维持不下去，必须放弃高投资、高储蓄，改成以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2008年前后盛行的看法。

但实际情况呢？1982年到2014年我们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率是21.2%，2009年我们的投资增长是30.3%，那是4万亿投资的结果。

我们再看消费增长，2009年的消费增长是9.8%，高于我们长期的消费增长率（8%），2010的消费增长达到9.6%， 2011年消费增长是11.0%。同时，2010年的投资增长是23.8%，2011年投资增长23.8%，也高于长期平均增长率（21.2%）。反过来，当我们的投资增长低于长期的平均增长率，比如2013年投资增长只有19.1%，2014年投资增长15.2%，但2013年的消费增长只有7.3%， 2014年消费增长只有7.2%，都低于长期的平均增长。看来，反而是投资增长快的时候消费增长快，投资增长慢的时候消费增长慢。

为什么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关系是这样呢？其实只要投资增长是有效的，就会创造就业，而且会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增加就业，这样家庭的收入就能增长，从而带动消费也会增长。反之如果投资下降，创造就业少，对未来的就业和收入预期不好，劳动生产力的水平比较慢，这样消费增长反而会变慢。我们要将背后的道理分析清楚，不能简单的认为投资就会挤占消费，要动态地看投资增长对现在和未来的就业和收入增长的影响。

 

问：最近有人反对政府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认为会挤占民间投资，你怎样看？

林毅夫：我认为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会挤占民间投资。扩大投资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一个是产业方面的投资。产业方面的投资应该是以企业为主。如果要通过政府投资来扩大总需求，更多的是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

最近也有一些人反对政府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其理由一是认为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会挤占民间投资，二是认为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回报率低。

第一个观点忽视了政府推出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例如，2008年政府4万亿的投资，究竟是因为民间投资意愿低，政府为适度扩大需求才去做基础设施投资呢，还是因为政府扩大了基础设施投资，才会造成民间投资意愿低？其实答案很清楚。当时国际经济一蹶不振，外贸出口减少了一半，产能过剩非常厉害，而过剩产能不仅在出口加工部门，也出现在装备制造部门。在那种情况下，民间怎么可能有信心投资？为了增强国民的信心，保证稳定增长，才适度扩大投资，也就是因为出现民间投资的意愿不足，政府才搞基础设施投资的。

第二个观点说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回报率低，有些学者有很详细的经验数据的统计来加以证实。但是，是不是因为政府投资回报率低，我们就不要政府去做基础设施投资？

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比较低？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是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是长期的，回收期可能是四五十年。一般民营经济的投资是在产业部门，产业部门一般十年以后就全部折旧光了，甚至有的还短于十年。当然，折旧期短回报率一定要高，才有足够收入来偿还投资。基础设施的折旧和回报期长，如果它的投资回报率和产业部门的投资回报率都一样，是会太高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3、5个百分点就不错了，而民间产业的回报率应该是10%以上。因为周期性不同，要求的回报率不同。

第二，基础设施投资收益有很多方面体现于外部性，比如说交通不拥堵，最大的受益者是企业和人民，但基础设施投资很难对外部性的收益直接收费。

因此，这种直接回报比较小的，有外部性的基础设施投资，让民间去做是没有积极性的，除非给它垄断地位，让民营资本可以靠垄断来将外部性收益内部化，收取垄断价格。如果基础设施让民间来垄断，从投资者来讲是合适的，但是从整个经济发展来讲是不合适的。

实际上，在此之前，包括世界银行等很多国际机构都倡导基础设施投资应该由民间来投资。但是随后发现民间有积极性投的基础设施只有一种，就是移动通信。为什么？第一，移动通信投资和规模太大了，所以形成了自然垄断，有垄断利润；第二，容易收费。除此类之外的基础设施，民间投资的意愿非常低。2014年，我们提出要通过PPP投资基础设施，但是最终落地的项目非常少，除非政府给民间资本垄断地位，但是这又不适合经济的发展。如果一定要由民间做，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必然要让政府来做。

 

问：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起责任，投资时机什么时候最好？

林毅夫：如果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是政府，最好的投资时间是经济下行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政府做基础设施投资，创造需求、稳定增长，增加就业，具有这方面的好处。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也是最低的，各种原材料的成本、工资的成本都相对低，还能稳增长。反过来讲，如果在经济发展很好的时候做基础设施投资，可能造成经济过热、原材料成本上升，就会抬高基础设施的成本。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只要项目选择好，短期能创造需求，长期是提高增长力，增加政府的税收，所以是一石双鸟。我2009年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开始倡导这个观点，当时响应者少，很高兴现在这个观点已经在国外学界和政策界变成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出的《世界经济展望》的主题就是：在经济下行时是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能照搬西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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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的政策既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应学派的政策；我们将需求和供给的增加结合起来，既是需求侧的管理，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措施；我们不能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套我们当前的问题，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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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理论是相通的吗？

林毅夫：国内学界、舆论界一般都是用国外的理论来看我们的政策。比如说，大家都爱讲过去中国的政策是需求侧的政策，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当中央提出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同时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很多人马上说我们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拥抱供给学派的政策。

我觉得这两种看法都不正确，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是“挖个洞、补个洞”或发失业救济以提高短期提高需求，但长期不增加劳动生产力，而供给学派的措施主要是降低税收来提高投资和增加供给的积极性。

供给学派的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执行的一个政策主张，当时是新自由主义最盛行的时候。美国的供给学派是反对产业政策的，他们主张用普遍降税的方式来提高投资的积极性。

我们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凯恩斯主义吗？实际上，我们过去投资的基础设施基本上是在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消除增长瓶颈的。那种财政政策确实是在短期提高了需求，长期来看也降低了我们的交易费用，提高了我们的竞争力。

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可能做不到，因为那里基础设施普遍比较完善。但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投新的项目，而且是消除增长的瓶颈，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中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中国现在的供给侧政策也不是供应学派的政策，是把需求和供给的增加结合起来的措施。

我们现在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短板。我们也有很多领域税收过高，也有一些过剩产能应该退出，含有产业政策的内容。我们现在的思路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

所以，中国过去的政策既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应学派的政策。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创新，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分析清楚我国当前经济的实际问题和机会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的政策该怎么做。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遭遇到周期的冲击，在受到冲击的时候就应该有相应的反周期的措施。发达国家的反周期措施，很难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而发展中国家是可以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是在消除增长瓶颈的意义上做基础设施投资，既是需求侧的管理，同时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的措施。

另外，发达国家产业政策不是没有，但比较难进行。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自己必须发明新的技术、新的产业。而我们发展中国家有相当多的产业升级属于补短板的产业，所以我们的产业政策的性质跟发达国家不一样。我们可以根据短板产业的需要，支持发展相关人力资本、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不能因为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没有产业政策内容，我们也不用产业政策。发达国家的理论是根据他们的发展阶段、产业特性、生产特性提出的，他们的宏观调控、发展政策有他们的特性。我们发展中国家不能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套我们当前的问题，生搬硬套可能会给我们的政策造成很大的误解和不良后果。

现在有些人认为，发达国家学界认为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已经被抛弃了，所以我国也不应该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但是我们推行的不是凯恩斯主义，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我们推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也不是推行供应学派的政策。过去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既增加短期的需求，也增加长期的供给；现在供给侧改革的许多措施能增加我国长期的供给，但也需要短期的投资才能实现。

所以，我国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的宏观政策，一直是需求和供给结合在一起的，既不是发达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不是发达国家的供给学派的政策。

经过对上述一系列因果关系的分析，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这种理论框架给我们发展政策、宏观政策提供参考。中国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自己创新的发展理论，不仅对我们有价值，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的参考借鉴价值。

 

问：从上述观点分歧可以看出，国外现成的理论不能有效指导新形势下我国的实践，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

林毅夫：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发现我们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创新的前面。在发达国家，如果你看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周期政策理论，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在什么发展阶段，它都必然会有外部冲击，面对这种冲击就要有应对的反周期的政策，但是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把反周期政策和增长政策结合起来，可以用反周期投资来消除增长的瓶颈，这就是在实践中的创新。另外，因为在我们经济产业的升级当中，要相应补偿外部性，要解决一些协调性问题，这些都应由国家来做，所以，要有产业政策，现在我国政府提出的政策框架，实际上是实事求是地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

我们要针对中国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中国理论，而不是中国一有问题就到国外的文献找一些相应的理论，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发展才能跟社会发展同步，也才能够实现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强调的创新，而且创新的四个方面：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中，第一位是理论创新。我们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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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在继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再掀高潮。徐才厚、周永康落马的事实，再一次向全党全社会表明：中央的反腐决心坚定不移，“对腐败零容忍”绝非空话。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在一年多时间里，依法惩处数十起大案要案，力度之大不见史册。十八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评价说：“现在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

中央惩治腐败敢于动真碰硬，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看到，共产党决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殊党员，党纪国法不容违逆。但同时，这也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中共反腐十数年，腐败却遏制不住，呈现批量化和严重恶化的趋势？

腐败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什么？是很多党员，包括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对共产党为之流血牺牲、不懈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信念。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金钱狂潮，他们的思想意志被摧垮，将党性让位于私欲，将良知出卖给资本，将权力变现为钞票，堕落为没有底线的官场食利者。

反腐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从历史到现实，因统治者腐化堕落而政权倾覆的教训比比皆是。23年前苏共亡党亡国的一幕距今并不遥远，它给我们的警示是：像苏共这样的社会主义大旗、像苏联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顷刻间垮台解体，其前车之鉴足够我们时刻牢记。中国共产党能否有效遏制腐败，纯洁党风，重拾民心，巩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基业？2014年7月5-6日，在本刊举办的“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腐败问题及其实质进行了剖析。

 

 

孔丹[1]：腐败是现象，变质才是实质

我们会议的题目叫“问题中国，进步中国”。对问题中国，我感到担忧，现在遇到的挑战是严峻的。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中国自身在发展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还是所有的国家——各种类型、各种体量、各种制度的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腐败。习总书记在“五四讲话”中跟北大的学生们说，人生的第一颗扣子要系好。一个人一生中如果第一个扣子系错了，后面全是乱七八糟。当然，第一个扣子系好了，后面的扣子也不一定系得好，但是第一个扣子最重要。

我的第一颗扣子是18岁入党。但是我现在对腐败问题，对这个党从上到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变质，感到问题非常严重。各位学者在观点上可能不同，但我们从同样的事实看问题。腐败问题，怎么理解治标与治本的关系，为什么先治标再治本？这就跟人发烧一样，高烧不退会死人，最后整个党垮掉了，所以得先退烧。这个本是多年积累的问题，有各种原因，但是发烧这一点是公认的。从中央高层到老百姓都看到，这个党在发烧，不是低烧，是高烧。有些干部没底线，不知耻，手一伸出去就收不回来了，拼命地通过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共产党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问题？它是内生的，还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我的“口述史”谈不上有多深刻，但是做了一些探讨。毛主席搞“文革”有一个原因是对苏联共产党变质问题的思考。其实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他都在努力想解决执政党如何不变质的问题。或者用现在有些学者的话说，这是一个战略思维。但是他采用的方法是“文革”，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实际上是把中央最高层给撕裂，把一些人打倒，然后重新去建构。最后的效果很差，问题很大，所以被称为“浩劫”。

    今天大家普遍看到的腐败问题，我认为，腐败是现象，变质才是实质。现在退烧，肯定要老虎苍蝇一路打下去。最高层认为，这关乎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了。所以说，这个问题非常严峻。

    有人给共产党把脉，开出了药方，说你这套搞不下去了，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你能治得了这个病吗？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人，如果这个办法行得通，为什么不可以用呢？但是我从实证的角度看问题，如果直接把那种所谓的“形式民主”引进来，不但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中国肯定先分裂了。这一点现在越来越清楚了，我相信人民都会认识到，不能搞那个“民主”，乌克兰、伊拉克的教训就在眼前；印度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不出现腐败吗？但是如何解决腐败问题，我们能不能在退烧的同时把住脉，开出好的药方？

过几个月要开四中全会，主题是关于依法治国。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有效的药方。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一个法律框架，自己作为执政党，接受法律的约束。这应该是一条路，如果能坚持下去，就能把党内存在的违反党纪国法的毛病慢慢纠过来。这个问题很深，一天两天纠不过来。

现在加强反腐也带来一些不作为的情况。以前给点钱办点事，现在不给钱也不办事了。另外一个问题是，整个公务员队伍成了一个社会垢病的目标，就和国企一样，成了原罪。所以，遏制腐败的问题对我们党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民的人心所向。我们现在看到生活的改善，看到社会的进步，看到国力的增强，甚至还有总书记说的中国梦，复兴的门槛快到了。这是正能量的一面。但同时因为问题增加了，你说是错误思潮也好，敌对势力也好，运用互联网的手段也好，总之人家不断垢病你。而你开出药方来，大家信不信？一些人和我争论，说把西方那套拿过来就能解决问题，我坚持认为那不可行。由此我的思考变成了这样的问题：在一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方法论应该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其实在改革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这种看法，改革是通过一片沼泽地，非常艰难，到处是泥潭，稍有不慎就会陷进去。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现在人家追问，你执政的合法性在哪里？我们说是打出来的，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这就是它执政的合法性。但是今天，共产党还能不能继续领导中国人民？有没有这个资格继续领导？我认为，腐败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既要治标又要治本。现在大家都看到，反腐力度很大，人民有人民的期待，中央有中央的担当。干部队伍问题是个大问题，所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轮在省部级以上，第二轮在基层。

还有一些问题，比如结构调整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越位、错位，还有缺位，到底是政府出了毛病，还是市场发挥不充分，造成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样的问题不一样的把脉，有些人已经开出药方，就是普世价值和宪政，再加上自由市场经济。我前面已经说了，他们那套行不通。

我们肯定了我们的制度优势，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家从政治上、思想上到经济上对中国独特的道路进行了总结。但是我们的问题仍然需要面对，需要解决。所以，希望各界有识人士能够针对中国今天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对中国的进步有所推动。

罗援^[2]：吏治腐败会伤筋动骨

今天讲“问题中国”，从现象上讲，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个是人心向背，我把这个问题排在腐败之前，是因为民心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首要问题我们解决没解决好？我们说联系群众，但现在群众是谁？共产党今天的依靠力量是谁？现在的工农群众，很多人怨声载道。群众觉得你们是既得利益者，再怎么发展，都跟自己没关系。富的太富，穷的太穷。其实共产党办没办好事儿？办得好事多了去了。你看几乎所有的县，市政建设都很漂亮，马路高楼修得很讲究。可是老百姓为什么还这么多怨言？问题就在于我们到底依靠谁，改革发展的红利到底应该由谁来分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句“耕者有其田”，就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我想，现在一句“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也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再一个就是怎么对待复转军人，还包括一些参加过作战的人员。这些人，真要打江山、保江山，还得靠他们，绝对忠诚。现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已经不多了，即便十三四岁参军，如今也已进入暮年了。政府拿出点钱来，从贪官污吏手上没收的钱里拿点出来，把复转军人和抗美援朝老兵等参战人员安排好点，安抚人心，能顶百万雄师。能够为共产党上战场的这些人，现在却被边缘化了，这怎么行？他们在一些红色纪念日聚会，是聚集正能量，应该支持。我常想，一旦发生颜色革命，谁来挺我们的共产党政权？这些人与我们的红色政权息息相关，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联系群众，首先要联系他们。当然，还应该包括爱国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之士。他们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和大多数。所以，人心向背的问题、依靠对象的问题，这才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腐败。腐败是战斗力的第一杀手，腐败不除，未战先败。甲午战败，重要的原因是败在贪腐。最近徐才厚、周永康被查，腐败程度触目惊心。最可怕的是吏治腐败，一批人要官、跑官、买官成风。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躬身反省，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吏治腐败猛于虎，逆向淘汰，精英流失，贪腐泛滥。当务之急是要启用一批对党忠诚、清正廉洁、有担当、有才华的优秀干部，把他们安排到关键岗位上。要尽快拨乱反正，恢复部队的光荣传统，向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聚焦。

第三个问题是舆论阵地失守。现在在一些网站上，你不骂共产党，不骂毛泽东，都不好意思上这个网。在网上谈共产党、谈社会主义，好像都已经边缘化、地下化了。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几十年的时间咱们连个舆论阵地都没了？文化战、舆论战，这是共产党打胜仗的一个法宝啊！习主席在这方面讲了很多，非常到位。舆论是意识形态的主战场，我们现在主力军在什么地方？怎么来打赢这个仗？有没有自己的网络平台、意见领袖？有些媒体和网站阳奉阴违，令不行，禁不止。现在网上还大量充斥“五反言论”——即反党、反政府、反军、反社会主义、反老一代革命家。很多人仍然在诬陷、造谣、诽谤，甚至骂人，满口污言秽语。网民提意见、监督，甚至批评政府工作中的问题，我们欢迎，但如果以“言论自由”为名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我们坚决不允许！

中央已经警告不能再给这些舆论提供阵地。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网络这个阵地我们绝不能拱手相让，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占领阵地，诬蔑我们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些人听之任之，今后他们就是颜色革命、社会动荡的隐患。

第四个问题是形式主义。中央抓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当年延安整风就是从“反对党八股”开始的。现在“党八股”仍然盛行，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假话不绝于耳。基层还是会议多、工作组多。一些地方官员为反官僚主义下基层，却给基层增加了新的负担；疲于接待，疲于听指示，抓工作的时间被挤占了。我认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活动应该围绕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展开。很简单，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的典型不在多，而在精，要有针对性，要有说服力，要分层次：高级领导干部学习周恩来；中层干部学习焦裕禄；基层干部学习王进喜；老百姓学习雷锋。如此，党风、民风会有一个大的改变。

第五个问题是安全环境。现在面临双重压力，就是习总书记所讲的，我们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在战略上、在安全政策上是不是有需要反思的地方？现在内忧外患，恐怖袭击是空前的，西方国家对我们直接或间接的围堵也是空前的。我们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不能视而不见，而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以上五个问题是从现象上分析，最后还是要从体制上和政治思想路线上来找这些问题的根子。

武力^[3]：我对共产党遏制腐败有信心

我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我非常同意潘维教授[4]说的，我们现在对制度的过度强调，有点走向唯心主义了。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在生产关系调整方面，制度变革确实带来很大的红利。但是我们应该比较客观地来看这个问题，有两条我觉得是基本原理。第一条是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只有适合。就像鞋子一样，没有说你的鞋子大好，还是鞋子小好，合你的脚才是最好的。而且经济发展非常快，社会发展非常快，制度不可能是固定的。就像孩子穿鞋一样，这个时候穿37码正好，但不能永远穿37码，过几年脚长了，穿40码了。这种变动，我觉得应该讲清楚。

我是搞经济史的，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我越来越感觉到，体制有问题，确实需要改，但是更多的是发展中的问题。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现在来看是非常严重。把这些一股脑都赖到体制上，老想从体制上解决问题，恐怕就会出毛病。

第二个问题是反腐。三中全会《决定》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而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腐败阻碍了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老百姓对这一点产生怀疑，西方也诟病我们，当然西方的情况就不用说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来说，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恐怕是最大的难题。

腐败其实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共产党能不能有效遏制腐败，或者把腐败控制在一定程度内？我还是有信心的。这在历史上也可找到不少例子。

腐败问题除了有制度因素、发展变化的因素以外，还有政策手段的使用问题。这与政治经验和治理措施有关。我觉得，过去20年我们对这个问题估计不足，起码没有充分吸取中国历史上的经验。越是在社会承平日久的时候，越是在没有战争、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治军越要从严。对部队来说，社会很难监督到它，那它自身最关键的检验是什么？是战争。检验部队靠打仗，打仗能看出你这个部队行不行，是不是一打就稀里哗啦了。检验企业可以看效率怎么样、生产怎么样；检验干部可以看他给群众办了多少事儿，但是部队不打仗就检验不出来。所以在和平年代，尤其在市场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没有严格的治军措施，结果就会导致腐败，其实也害了很多干部。

从中国吏治的角度来说，现在是可以收拾局面的，但是中央得有一套办法和严厉的措施。真要惩治贪官，老百姓肯定赞成，一般也不可能因此就闹出乱子来，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所以，一方面要健全制度，这个可能慢一点，就像吃中药，是个慢功夫。同时要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严厉手段和政策，这样惩治腐败可以比较快地见成效。

强世功[5]：要从“反不法”转向真正的“反腐败”

讨论反腐败，我觉得要区分违法犯罪的不法问题与真正的腐败问题。亨庭顿在《变迁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论及腐败问题时，强调要区分“不法”与“腐败”。不法就是违法犯罪行为，官员不是神仙，与普通人一样也会有违法犯罪问题，比如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各种违法行为。导致这些问题固然有腐败因素，但在性质上首先属于“不法”，不完全等同于“腐败”。我们不能把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都看作是腐败问题，这样很容易混淆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这两个概念。

“腐败”是指背离事物的性质，开始走向其反面，从而导致事物腐朽死亡的力量。因此，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性质，其腐败的因素也不同。讨论腐败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事物的性质，必须针对事物的性质来谈。比如，企业家的性质就是创造财富，如果一个企业家缺乏创造财富的动力，整天想着如何消费财富，那就是一种腐败，意味着企业家的死亡。相反，慈善家的性质就是关注慈善事业，如果关心如何赚钱，就不是慈善家，而变成了商人。

官员腐败也要从官员的性质说起。比如，有些官员虽然收取了不法利益，但他们也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属于“不法”，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对于这些官员，在法律上惩罚与政治上肯定并不完全矛盾。

相反，有些领导干部可能很清廉，但对老百姓没有感情，对党和国家的利益漠不关心，草率决策，将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廉价转卖给一些个人，致使党和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这些干部或许没有从中获取不法利益，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完全背离了党的领导干部的性质，因为他们考虑的不再是党和国家的利益，不再是公共利益，而是某个集团或个人的利益。今天不少官员以改革的名义损害国家公共利益，这些“昏庸糊涂官”的所为难道不是比不法更有危害性的腐败吗？古人讲，“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有些党的高级干部虽然很清廉，也有不错的官誉和口碑，但在内心中对党和国家政权没有信心，早早把子女和家人送到国外，将家庭财产转移到国外，使自己变成“裸官”。这些人往往在暗中纵容各种“和平演变”的主张，以便伺机跳到另一条船上，趁“颜色革命”的混乱之机瓜分国家财富。这些人也许没有什么不法行为，有的甚至很清廉，很有道德感召力，但对于国家政权和人民的福祉而言，祸国殃民难道不是比不法行为更可怕的腐败吗？苏联解体的原因不是由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法律上有多少不法行为，而是由于他们整体上的政治堕落和腐败。十八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实际上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政治腐败。

亨庭顿认为，后发达国家政治秩序之所以混乱，与其说是由于官员在法律上的不法，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的腐败。尤其是执政党整体的腐败，即执政党不再考虑国家整体的公共福利，而仅仅考虑某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从而导致执政党脱离了人民群众，引发政治秩序的不稳定。

当前，不少人都说反腐面临两难困局，因为从不法的角度来反腐，可能为数相当多的干部有不法现象。这是由于中国转型期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如果区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反腐败就可以走出两难境地。

首先，当前大面积不法的根源在于官员政治上的腐败，尤其是领导干部。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败要从反不法开始，同时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和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从总体上遏制腐败导致的不法现象继续蔓延。这可以看作是病急用猛药。

然后要区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对于违法犯罪问题，关键在于加强法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政领导干部犯法和普通公民一样处理。只有严格实行法治，“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不法。若采取“刑不上大夫”，党政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要由上级领导批示才能追求法律责任，那就不是法治。不法问题就会长期存在，甚至会愈演愈烈。

区分了法律上的不法和和政治上的腐败之后，反腐败就不能只盯着不法，而要有政治观念，有政治大局观。反腐要与整顿党的思想作风、清理党的干部队伍这些政治任务结合起来。

从法律角度看，腐败问题可以定义为是法治问题。但是，要在中国建立法治，必须走中国道路，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法治的“法律帝国模式”。而不顾中国实际，完全照搬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腐败。

彭光谦^[6]：共产党内出现了一批资产者，这是一个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说过很多了，说说问题。

在经济领域，经济总量已经翻了几番，但在收入分配、经济的独立自主性等方面，积累了不少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在政治领域，第一是价值观搞乱了，心灵迷失，自信心都没有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是阶级成分变了，队伍被搞乱了。刚才有专家讲到腐败问题和法律上的犯罪问题，我看实际上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内出现了一批真正的资产者。他们当初是光着屁股来革命的，包括徐才厚的父亲也是老农民，可他凭什么一夜暴富？党内出现了一批这样的人，在阶级关系上已经背叛了共产党。

苏联为什么垮台？苏共一大批人，包括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巧取豪夺，侵吞国库，贪污受贿，成为资产者。他们必须把共产党搞垮，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要汲取苏共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现在的问题不光是一般的腐败，腐败哪个朝代都有。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内出现了一批真正的资产者，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是一个大问题。

关于民主，民主的价值观应该说是历史的、阶级的概念，有雅典民主，有资产阶级民主，也有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历史上有一个短暂的时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封建皇权、封建神权是一种否定。但是它确实是代表资本的利益，是在资产阶级内部按资本进行权力分配。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资本者的权利博弈，是按财富的多寡决定权力分配的民主。现在西方把这一套变成了推广其霸权的一个工具。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上只有霸权主义，没有民主，从来不讲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用导弹来推销的民主，这个民主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好东西还要吆喝吗？还要强迫别人接受吗？在市场上吆喝得最厉害的人肯定是想把最烂的货推销出去。西方现在不但使劲吆喝，还用导弹强迫别人接受，这个东西肯定是个坏东西。现在的西方民主，实际上是美国维护霸权地位合法性的说辞，是维持所谓道德高地的一块遮羞布。但是遮得住吗，谁信他？福山曾经是“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现在也承认，美国的一些根本制度出了问题。

在价值观方面，我们要坚持自己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近年来我们不再讲自己是革命政党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害怕提共产党是搞革命的，好多文章都讲，我们的历史方位已经变了。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如果今天把革命这个理念、革命的使命都不提了，抛弃了，那还是共产党吗？淡化或放弃了自己的根本信念、根本任务、根本历史使命，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不讲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那共产党凭什么掌权呢？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王湘穗[7]：问题很多，但仍有可为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我们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因此有的人感到没信心。如果从历史看，就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就是从解决问题、难题起步的。有时局面极为严峻，问题堆积如山，但只要路线对头，就能转危为安。比如延安时期，我们党遇到的问题远比现在更多。外有日寇入侵，内有国民党重兵围困，肯定比现在问题严重得多。可是通过延安整风，解决了党内积累了近20年的问题，很快就打开了新局面。所以说，虽然我们现在存在许多问题，但并不是不可为。

如果借鉴延安时期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路线，一个是政治路线。延安整风就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结果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完成了民主革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由一个山沟沟里的党，发展成为执政党。所以，不怕问题多，就怕路线不对头，只要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目前像顽石一样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怎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张宇教授[8]讲，中国的核心问题是走什么路的问题。我补充一点，中国走什么路，不完全是由知识分子来回答，或者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来回答，而应该由全体中国人民来回答。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实事求是，走美国或西方国家的路我们走得了吗？不在于我们想不想走，而在于世界有那么多资源供我们消耗吗？没有。或者走伊拉克、利比亚、埃及、乌克兰的路？中国人愿意吗？我想也不会愿意。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走一条比较适合中国的路。13亿人的现代化，比现在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多一倍。这条路，任何人都不可能告诉我们该怎么走，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去找寻。简单地模仿西方，或者完全承袭传统，肯定都走不通。

中国道路要靠全体中国人慢慢去摸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在摸索，65年的历史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的答案：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坚持三个自信，才能解决道路问题。坚持了，就能够克服我们面对的困难，违背了就会犯错误。20世纪50年代强调自力更生，是全球冷战格局下的一种选择；70年代的对外开放，也是在冷战格局出现重大改变后做出的调整。这些重大决策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时易境迁，就需要因势利导，决不能刻舟求剑。实事求是不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党需要把它尽快明确下来，以免被洋教条、土教条干扰了我们的前进方向。

    第二个是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的核心是立党为公，这个公，就是天下为公的公。中国政治历来崇尚民本，民为国家之本、天下之本，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是立党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服务于13亿中国人民的党，这个政治路线必须明确。所以，不是说是不是市场化体制，或者是不是法律化体制，而是像张维为教授[9]讲的，能不能形成为大多数人民服务的良政善治的体制。市场决定性、依法治国都是手段和工具，最终在于你服务的目标是谁。把这个政治路线搞准确，有了最终目标，就比较容易找到正确的路径、方法和手段。

我赞同张宇讲的，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要有一些不可交易的东西。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错误的想法，觉得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学西方的。其实不是的，中国才是市场经济的老祖宗呢。看看《史记·货殖列传》就知道，历史上中国的统治者有极其成熟的抑商手段，早就确立了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体制；把商放在社会阶层的最下面，就是要抑制商人的政治作用。还规定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坐四匹马拉的车，如果商人发展太厉害，到了一定的时候还要以豪强之名迁离。这种士农工商的体制和抑商的做法，使中国农耕社会能够保持几千年的稳定。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传统抑商的方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是我觉得，为了发展实体经济，中国对资本、资本家集团也要有所抑制。至少共产党应该明白，不能把商人的那套东西发展到党内来，要在政治领域、党的组织中划一些界限，明确哪些东西是不可交易的，谁交易就是触碰红线。如果有谁把党员资格、领导岗位拿来交易，把中央委员的职位拿来交易，把将军的军衔拿来交易，那他就是自寻死路。

在社会领域也要对市场有所抑制，确定有些东西是不可交易的。比如食品卫生标准，比如高考。中国古代就有考试舞弊，有挟带这种事情。但是，谁挟带就杀谁，峻法严刑之下就导致有些东西不可交易。现在我们就应该重新明确这一点，有些东西不可交易。谁交易这些东西，谁就触犯了法律，就是党内公敌、社会公敌，就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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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落实在三个层次：高层、中层与基层。高层指中央领导层，是统领者、领航者；中层指中间官僚层，是代理者、执行者；基层指与人民群众直接打交道的最底层，是基础，是稳定器。总体国情是具体民情的聚合，基层无大事又无小事，说“基层无大事”，是因为从上面看事事关乎全局、整体、长远，到了下面一切又必须分解为局部、部分和短期具体事务。说“基层无小事”，是因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政法文教都要放到基层落实，可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基层变局带来新挑战

中国共产党从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建设开始，就把基层政权的建设放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把群众的同意作为力量源泉，开创了“延安体系”，走出了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道路”，为中国文明开创了新形态。① 国民党则与此相反，沿袭旧时代制度，把地方自治建立在“地方自治员”和“保甲长”上，只看到官僚，看不到群众，失去了基层，最终被赶出大陆。

三十五年以来，国际国内双重因素共同推动着中国基层的巨变。贫富两极分化再次席卷全球，资本的力量在冷战结束后如脱缰的野马般大肆扩张，两极分化从区域问题变成了世界问题。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下，国家治理的三个层次都发生着新的变化，人、财、物、信息、知识、资源的大规模流动，中国正从以农民为主的农业社会变成以市民为主的城市社会，从稳定的熟人社会变成流动的陌生人社会，农民虽然人在农村但思想观念却早已城市化，政法文教相对滞后，基层社会问题更趋复杂，基层治理的挑战更大了。

作为持续三十多年的大变局的结果，基层从“团结”走向“松散”，政治生活的重心不断上移，基层的地位日趋低落，基层社会正在从“延安体系”下“团结的基层”转变成市场体系下“松散的基层”。商品交换的逻辑跨越经济领域，蚕食着政治、文化和伦理领域，催生了经济领域的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基层的去组织化、基层群众失语，以及基层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劳资关系紧张等等乱象，“以人民为上帝”的“民本政治”开始走下坡路。因此，如何使中国避免拉美式的社会松散失序状态，如何让13亿中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何在物质富足的同时实现精神幸福，再次成为新时期基层治理的难题。

基层失序之险

基层恶治与善治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组织化程度、直接民主水平和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思考问题的逻辑基于防患于未然，先做最坏打算，再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的局面。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基层危机主要源于“组织的弱化”，“失序的民主”和“人民主体性的衰减”。

组织的弱化

多年来，国家权力触角上收，大踏步撤出基层，高层、中层关闭了原本畅通的基层上升通道，上传下达的双轨变成了自上而下的命令式单轨，基层治理越来越依靠官僚化的行政命令。一些地方特别是在一部分农村地区，基层组织高度涣散，甚至出现“表面有政府、实际无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层党组织官僚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彰，党内民主生活会沦为摆设。基层干部离老百姓最近，最懂老百姓，处理基层事务最有经验也最有权威，但在一切向“大户”倾斜和集中的农村政策主导下，基层干部与普通群众的距离不断拉大、隔膜不断加深。一些基层干部甚至成了截留政府资金的“吸血中介”和“龙头老大”，失去了团结基层、凝聚基层、代表群众的资格和能力。

其次，基层群众组织名不副实。党和群众原本各有组织，党通过群众组织联系群众，协商共治，孵化自治。但多年来，基层只剩下党的组织，党组织没有能力指导培育群众的自我组织发展，现有的群众组织也变成了对上负责的官僚化组织。

再次，基层干部队伍后继乏人。目前的基层治理仍然依赖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政治遗产，组织网络中的生产队、生产小组、居（村）委会等架构在关键时刻虽能正常运转，但干部队伍老化，农村的新干部主要来自返乡农民、退伍军人。在城市化洪流面前，在后税费时代基层财力严重不济的局面下，愿意扎根基层的干部不多了。

最后，基层干部与群众关系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山区，家家户户挂毛主席像，但也常常同时悬挂代表宗教的财神像、观音像和代表传统文化的“天地国亲师”，这说明共产党教化于凝聚人心的功能尚在，但已大大弱化。吃过苦、翻身做主人、发自内心拥护共产党的革命一代，即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农民和农村干部在城市社会中摸爬滚打，受够了委屈，见惯了歧视。

失序的民主

其一，自治简化为直选。基层原本最有条件推行直接民主，即所有重大事务交由基层群众大会议决；实践中却把群众自治简化成直接选举，一切由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决定，选时有民主，选完没民主，又回到了精英统治。因此，有必要探索把选举、决策、管理、监督与基层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和群众自治孵化器功能有机结合的制度。

其二，基层选举失灵。就单次规模而论，中国基层选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直接选举，但其无组织、无秩序现象愈加突出，贿选成风，用钱买票、恐吓威胁现象屡见不鲜，强人、能人把持选举，全盘操控基层事务。

其三，基层无序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空心化，农村和城郊新社区的黑社会化、豪强化，邪教迷信重获生机，利益分歧大的地方群体性事件高发，恶性刑事犯罪和恐怖行为频现。

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不彰

首先，基层的贫富分化在拉大。内城社区与城郊社区，城郊农村与农村腹地，大户、能人、强人、干部与普通群众之间的贫富分化在拉大，贫富之间在衣食住行、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方面过度区隔。城市化的农民就业不稳定，创业也缺乏金融支持。

其次，干部与群众的利益分化程度在加大。二者在革命时代高度一致，在改革时代出现分歧，长期利益也许一致，短期利益的分歧越来越大，严重削弱了基层干部的代表性。

再次，基层生活的共同性在降低。治理技术的革新加剧了基层治理的空心化，基层只在经济、财税意义上重要，在伦理、文化、政治上无足轻重，人民看不到共同体的存在，即便有较强的主体意识，也无从着力。农村原有社会结构趋于崩解，社会紊乱、伦理倒退和人心失序现象突出。

又次，人民难以发挥主体作用。“人民的主体性”主要通过参与影响自身利益、生活质量和长远福祉的基层公共事务得到体现，参与感赋予人民效能感和个人尊严，制度化的参与可以持续增强人民的体制自信和体制自觉。但在基层官僚化背景下，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基层事务的空间不大，渠道不畅。

基层善治之道

组织的弱化，失序的民主，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不彰，这三重乱象正在将基层推向治理失灵、社会失序；如不加重视，就很可能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危局。怎么办？在总结中外基层政治的古今得失基础上，可以发现，基层的善治之道不外乎三途：“组织起来”、“落实基层直接民主”以及“回归民本、再造人民、依靠人民、把基层重建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共同体”。

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不是无主体的社会自组织，而是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激活党的先锋队和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与直接民主结合起来，带领基层人民落实直接民主，实现有序、有效的基层自治，也就是通过党的领导落实人民的主体地位。

党要像个党，党员才像党员，才会在群众中有号召力。基层再组织化主要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三方面进行，前提是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再政治化。重新激活共产党的政治性，与纯洁共产党的队伍同样重要。尽管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去政治化，共产党仍然是高度政治化的政党组织，保留着鲜明而强烈的政治品格，一旦重新激发出来，就会迸发出极大活力，基层党员群众的无穷智慧会创造出无数新机制。

政治再组织。人是社会而非经济动物，有内在的精神需求而非仅有口腹之欲，行为动机受政治、伦理、文化影响而非仅受经济因素影响。这决定了绝大多数人希望超越单纯的经济利益，过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即便是在高度原始化的社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五百年来人类社会的最大普世价值。社会主义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同时满足“劳者有其得”和“劳者有其尊”，这对于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中国而言是唯一正途。这正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所孜孜以求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和正当性所在。

但是，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不再是清晰的方向，社会主义的名与实都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在国家治理中，“民本政治”理念受到极大削弱。真正认同、支持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人要么被挡在门外，要么进了门却被困在办公室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被视为不切实际，甚至备受嘲弄。不少党员干部的人民观、群众观出了问题，不再以人民为师为友，反到对人民群众高墙阻隔、壁垒森严、四处设防。

基层组织弱化现象是政党理念偏离“民本政治”这一王道政治的产物。多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党支部仿佛成了地下党，好像除了赚钱啥也不会，在很多社会生活领域中悄无声息。组织有个组织样，党员才有个党员样，群众才有群众样。党的组织化不能只是自上而下的，还要在自下而上方面下功夫，把孤立的联系起来，把分散的整合起来，让沉寂的活泛起来，让地下的重见阳光。也就是说要建立政治渠道，主干旁支戮力合作，共同致力于把基层重建为“团结的基层”。因此，政治再组织的第一步是去官僚化，重中之重在于政党理念回归“民本政治”。

在操作层面，可以考虑的办法，包括建立党员在单位和住地的双重管理制，疏通党的人才吸纳管道，重构基层群众组织，在与基层群众朝夕相处中发掘有威信、受尊重和信任的干部骨干，以及重建基层党组织与所在村庄、社区、企业、单位群众的利益一致性，这又是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和巩固执政基础的关键所在。在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上，基层群众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可以互相竞争，谁更有一致性，谁获得更多的支持，谁就可以做基层组织的领导者。把那些“群众的自然代表”吸收到党组织当中，可以增强党组织的仪式感和神圣性，党的代表性也随之提高。

经济再组织。为了把市场逻辑圈禁在经济领域，把资本关在笼子里，把正在脱嵌的市场、资本、金融重新嵌入社会生活，以及防止资本下乡瓦解农村的土地制度和生产经营制度，破坏传统伦理，动摇共产党的政治信念，有必要高度重视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再组织。

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土地的市场化指向的不是农业发展、主粮生产和农民的就业及市民化，不是城镇化，而是再封建化。放任资本大搞圈地运动，把习惯于农耕文化并拥有伦理自主性的几亿农民逐出土地，必将导致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农业部数据表明，截至2013年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3.4亿亩，是2008年底的3.1倍，流转比例达到26%，比2008年底提高17.1个百分点。经营面积在5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超过287万户，家庭农场超过87万个。“农村政治经济正在加速退回三四十年代，农村社会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溃败！”这个论断也许并非危言耸听！

农民分散弱小，一向无组织，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完全没有议价能力，很容易成为别人案板上的肉。因此，必须严格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同时可以考虑允许并鼓励国有资本下乡，从而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大前提下，发挥村社、农协、农会的组织、协调、调节和教育等政治功能，把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所必须的资金技术支持扭转到社会主义的方向上。

在城市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单位中，党组织和工会的作用、工人的主人翁地位，都不宜继续弱化，反倒应该顺应工人自发自觉的权利诉求，提高工人、职工的地位。值得参考的做法，包括德国、新加坡的劳资政三方合作机制，华为的“工者有其股”、“鞍钢宪法”和美国式的“退休金社会主义”，以及共同体型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资本社会化企业。劳资政三方合作机制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既可以避免激烈对抗，又让工人有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合作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对经济民主的落实，是经济领域的民主机制[①]。市场经济的竞争外在于企业，企业内部不能走经理层专制的道路，为了避免工人变成“工资奴隶”，协商合作共治可让各方尤其是劳动者发挥主体性、主动性，效率也更高。

文化再组织。中国是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源于用社会主义驯服资本，通过走群众路线获得充分的自主性和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抗资本，从而得民心得天下。在“两极分化的全球化”面前，在资本的全面深度渗透面前，只有共产党拥有驾驭资本的力量。如果不是“权力驯服资本”，不是“权力把资本关在笼子里”，不是“看得见的手”支配“看不见的手”，不是社会主义消解乃至逆转资本的恣意扩张，而是恰恰相反，人心必将不宁，政治基础必将不稳。这绝非最大多数人民群众之福，也绝非中国之福。

这是文化再组织的基本前提。共产党曾经构建出一套以劳动人民为核心的荣典体系，遗憾的是，这个体系多年来走上了高端路线，常常被人批评为精英的玩物而非人民的荣誉。一夜暴富、资本意志、精英生活成了擎天柱、拱顶石和主旋律；勤恳劳作、艰辛谋生、占人口多数的工人、农民、职员等普通劳动者成了被恣意修剪的陪衬和裙边。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公平，分化并固化了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隔离了人群，分化了人民，冲击并颠覆着社会价值观，撼动了文化领导权。

任何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均取决于其消弭人民内部分歧、重新凝聚人民的能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文化的再组织就是要确立新的政治伦理，即去经济化的伦理，再政治化、驯服资本的政治伦理。而这个重新制礼作乐的再组织化、再仪式化的过程，事实上高度依赖回到新中国建国的宗旨和传统，去找回失落的自己。

落实基层直接民主

任何形式的政治都不可能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上下通达、来往自如、有效执行、导向良治的双轨政治，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基层是中继站，是政治与治理的枢纽。自上而下的一轨在此把握民情、听取民意、吸取民智；自下而上的一轨在此了解民情、聚合民意、激发民智。

从单轨回到双轨。清末科举制的废除，终结了旧的基层精英生产机制，但却没有新的有效替代，社会基层因此陷入“丛林世界”状态。一百多年以来，只有共产党起于微末，发于尘土，把自家的得失兴亡系于贫苦大众的身家性命，把组织、动员和孵化基层群众的自治作为群众路线的核心，把决策直接拿到基层，随时与群众面对面，由农村而城市，从边缘到中心，最终再次契合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逻辑。三十多年来，尤其是废除农业税之后，国家权力触角上升，基层失去了财政地位。基层的权力因资源的枯竭而弱化，基层治理就失去了自上而下的治理意义，但同时也扩大了基层协商自治的空间。

落实基层直接民主，打通上传下达的两个渠道，可以把绝大部分问题解决在基层。仅靠自上而下的一轨，过度倚重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成本太高，对政治正当性的伤害也很大。上情下达的轨道是否畅通，不仅涉及是否存在中间代理人的阻隔，也涉及政府官员的政治定位与执政理念，涉及基层是否有配套的沟通节点和政治活动场所。而大部分基层矛盾，折射的都是自下而上这一轨不再畅通。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基层党组织需要政治路线、政治伦理的回归。通过组织动员基层群众，落实直接民主、基层自治。通过上下沟通的节点，识民情、听民意、取民智、聚民心，及时传达给中层、高层，从而重新打通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建立牢固的群众基础。

从间接民主到直接民主。民主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两种形式。考虑到人口规模、地域范围、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反腐成本等因素，中层、高层更适宜推行间接民主，基层更适宜落实直接民主。因为基层更平等，也只有基层拥有足够的空间和余地容纳人民群众高涨的参政需求。换言之，人民群众希望参政的政治效能感，只有在基层才有可能得到制度化的有效满足，这种政治效能感是民生所无法供给的。

基层民主恰恰是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人民民主主要体现在基层民主，共产党是基层民主的组织者、协调人和领导核心，通过孵化基层群众组织，并与基层骨干团结协作，在带领大家处理生产互助、文化教育、生活服务、娱乐休闲、治安联防、婚姻家庭、医疗养老等小事的过程中，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落实并改善民主民生这些大事，激发基层劳动者的主体性。

基层民主必须是有组织、有领导、有序的民主，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起来。自治从来就不是没有组织、领导的。事实上，你不来领导，别人自会来领导，自然会有强人、黑社会来领导，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自组织上，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思维。基层自治落实比较好，基层群众组织程度比较高，基层治理优良，往往都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带头人来组织、动员、领导、带领，培养、选拔、激励和约束什么样的带头人，直接影响基层自治与民主的实现程度。当今中国，资本已经高度组织化，资本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与之相比，农民、工人等基层劳动者的组织程度很低，力量也很弱小。因此，社会的有序发展，矛盾的有效疏解，问题的有力处置，一方面需要建构全方位容纳群众参与的基层组织网络；另一方面又需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农村、社区、企业、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统合起来，走群众路线，把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让老百姓安居乐业。[②]

落实群众路线，孵化直接民主。外界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有一个弱项，即叠床架屋的间接选举导致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这个批评值得认真对待，有必要群策群力，共同探讨如何构建压力下移、向下负责的体制机制。要言之，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必须接受双重压力：来自中层、高层的行政压力，来自基层人民的政治压力。这就需要有恰当的制度机制来引导他们服务于基层，通过他们把乡村组织起来，把社区组织起来，把工厂组织起来，把单位组织起来压力下移，不能被动等待人民找上门来，而要主动了解普通民众的需要，用人民群众的民意消解科层制的僵化。

群众路线不是送温暖下乡，而是送自治下乡，送直接民主下乡。在国家治理的各个层次落实“枫桥经验”式的群众路线，全方位扩大基层群众直接管理基层事务的制度渠道，组织、协调、培育基层自治，发挥劳动人民的主体性、自主性、独立性、自觉性，坚持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体土地制度、经济制度、金融制度、组织制度和治理制度，与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相结合，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党干部队伍相结合，整合农民工代表、农民代表、草根组织代表、业主代表等等，才能把劳动人民整合成为一个团结的政治共同体。

为人民服务，不能只是写在墙上，而应铭刻在内心深处，并直接体现为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是基层社会的主体，群众路线是政党生命的源泉，执政党是基层直接民主的孵化器、发动机。沿着制度化、定型化的方向，发掘群众路线内在的民主追求，正在变得极端重要。

“回归民本”与“再造人民”

截至2012年，中国仍有1.63亿的（城关镇以上的城市）农民工、0.5亿的下岗工人、1.64亿的“乡镇企业”职工、2.58亿的农业就业人员、以及0.3亿的乡村“个体户”（其中不少人部分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和0.37亿的乡村“私营企业”职工，全国就业人员总数为7.67亿。[③] 这充分表明，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以中下层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善治之道，仍然需要回到“民本政治”这一王道政治中去探寻。

人民通过革命或者建国第一次被创造出来之后，并未就此大功完成。如果人民再次面临一盘散沙的分化危境，如果政治的正当性因此受到损伤，就需要第二次创生，也即“再造人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人民，才有人民的权力和权益。“群众路线”的脊梁是依靠人民，依靠人民的参与，依靠最基层的“积极分子”，如果只有个人，没有人民；只“以人为本”，而不“以民为本”；基层群众只是被全方位的“覆盖”，而不能全方位的“参与”，也就无法回归“民本政治”，无法落实基层直接民主，无法“再造人民”。

具体而言，把基层人民组织起来，落实基层民主。让劳动人民过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集体生活，得以制度化地直接参与基层治理，直接参与管理农村、管理社区、管理工厂，并通过文化建设重建伦理生活，通过节日庆典、公共聚会等传统形式和社区微信群、电邮、短信、手机报等新信息技术形式组织基层的共同体生活，才能恢复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把基层社会重建为劳动人民的共同体。如果基层人民不能有效参与、直接管理基层公共事务，不能在影响自身生活质量和长远福祉的基层事务上当家作主，那么所有美好的政治理念都难免走样。

结  语

古今中外，治国之道系于基层，基层安则国安，基层乱则国乱。同样，政党的生命力寓于群众路线，亲和群众、从基层做起、拥有严密基层组织、决策服务于群众，则政党强而王；反之，排斥群众，走精英路线、基层组织涣散、决策脱离群众，则政党弱而亡。孔子说礼失求诸野，马克思说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毛泽东说依靠群众，都是主张眼光向下，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训练群众，识别并尽力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需求。

基层善治之道，要在“政者有其为”，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纠正把选举当万灵丹的理论迷思，真正“回归民本”，“依靠人民”，“驯服资本”，落实基层直接民主，最大程度地争取实现“农者有其地、来者有其尊、劳者有其得、工者有其居、孤者有其养、优者有其荣、力者有其乐、外者有其归”[④]。把正在被揉碎、打散的人民重新团结起来，凝聚起来，整合起来，“再造人民”，这样才有可能“无敌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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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普世价值”理清楚

 当一个概念成了激烈争论的焦点，其原本的含义就会被一定程度地遮蔽，争论中占优势一方对该概念的界定会替代本义，进而为争论设置一个模棱两可的前提。这时，我们应该做的是廓清笼罩在概念上的迷雾，首先让词回归它的本意，使争论回到它所应该在的起点，然后从概念中吸取它能够丰富我们思考的力量。

 “普世价值”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一般而言，宣扬普世价值是坚定的西化派。一些坚持中国主体性的人士出于政治的和历史的考量，坚决反对他们的全盘西化论，于是在普世价值的议题上就要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常见的反驳逻辑是这样的：世界是丰富多样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传统和文化，有各自不同的约束条件，所谓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产物，在其他地方未必适用（比如西方出口民主导致失败的大量事实），所以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

 但是，这样的反驳实际上落入了对手设置的陷阱之中。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经形成了程式化的认识，即普世价值是自由、民主、普选、多元化等等价值观念的总称（对普世价值论调持批判立场的人士一般也接受这个前提），这样一来，批判普世价值论仿佛与拒斥这些价值观同义了。

 不难看到问题出在哪里——西化派主导了普世价值的定义权。我们需要回到原点，即概念的原初含义上寻找答案。

 先说普世主义。普世主义（Universalism）是指那些在任何情况、任何时间都适用于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的概念或准则。普世主义的内涵依具体情境而有所不同，也可以说，世界上有很多种普世主义。普世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等有确切涵义的理论体系，它只是一个空洞的包纳性的范畴，一切自认为适用于所有情境的理念都可以纳入普世主义这个类别下；换个角度说，西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普世主义的一种，虽然这两个主义处于对立的两极。

 将一些价值观称为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并企图推而广之，是一种普世主义的姿态。而普世价值与普世主义一样，也只是一个“筐”，或者说只是一个“标签”而已。世界上有无数种的价值观，只有一些被装进了这个“筐”里，或者说只有一些被贴上了这一标签。

 那么，哪些价值观是普世价值，哪些不是呢？这里需要进一步区分普世价值的两重含义。一是如“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的字面意思，即能被所有的人都接受和共享的价值观。世界上有这种普世价值吗？19世纪的西方人类学家曾特地寻找过，结果发现，无论是文明社会还是部落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大家都共享的恐怕只有“乱伦禁忌”这一条。二是主观的含义，即人们主观上认为应该被普世接纳的价值观念。在这层意义上，何谓普世价值就人言言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

 显然，对于那些高调主张普世价值的人来说，他们对普世价值的定义是后一种的，即主观地认为某些价值观应该是普世适用的。普世价值论是一种能动的姿态，当有些人声称普世价值存在时，言下之意是要扩展这些价值的领地，用它们来改造世界。

 但这种倾向并非他们的专利。在前三十年里，中国人经常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表述，这同样是普世主义的立场，同样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普世价值来对待，只不过中国没有发明“普世主义”和“普世价值”这类标签罢了。

 可见，将价值观区分为“普世的”和“非普世的”，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是基于鲜明的政治立场的选择。事实上，关于普世价值的界定，是没有任何客观标准的。

 于是，与西化派就普世价值的议题进行辩论，不应陷入到对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总体性判断中，而应先明确如下几个问题：首先，将普世价值的说法与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挂钩是西化派单方面主张的，他们对普世价值的界定是不能不加质疑就作为前提接受的。辩论的首要问题要回到“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上，普世价值的内涵和外延需要重新讨论；其次，西化派对民主、自由等价值的定义是经过剪裁的，事实上指的是特定的制度设计，于是还要讨论“要什么样的民主”、“要什么样的自由”等问题；再次，与西化派就普世价值问题的辩论，不能等同于对普世主义立场的拒斥，也不等同于“否定普世价值”。

普世主义立场事关道路自信

 站在价值相对主义的立场上，各种价值都各有其合理性，各种价值内在是平等的。在这样的视野里，普世主义是不成立的。

 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价值等级论，即价值有高低上下之分别，比如民主高于专制，自由高于奴役。一旦价值可以分出高下，那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论，高等的价值理应压倒低等的价值。这个过程便是文明的演进。

 在承认价值等级论的前提下，加上对自身掌握了高等价值的确信，就会形成普世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会导致用高等的价值改造仍然被低等价值统治的人群的冲动，哪怕使用强制性的手段，也被认为是正义的。

 价值有高下之分吗？应该根据高等价值消灭低等价值吗？但凡敢于正视现实和历史的人，都会给出肯定性的回答。比如印度教在传统中有一个称为sati的习俗，即男子死后，遗孀要跳进火化遗体的火堆里殉葬。这无疑是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念，而且是落后的、野蛮的价值。在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时期，强制性地废除了这一陋习。关于这一具体的举措，恐怕最激烈的反对殖民主义的人士也不能不表示支持。

 西方价值观念有优越性吗？回答也是肯定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的标志性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借助来自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对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对摧毁旧的封建宗法，促进人的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等级制的价值体系中，高低上下也有相对的一面，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处于最高等级的价值会被另一种更高的价值替代。相对于中国旧传统中的糟粕部分以及一些非西方社会中的落后文化，“德先生”和“赛先生”是高等的、进步的，但它们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打着深刻的阶级烙印和时代烙印——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产生出超越其局限性的、真正的民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肯定了资本主义在推动历史进步的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基于对资本主义残酷性的批判和对其最终崩溃的必然性的判断，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同时也重新界定了何谓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马克思主义才是更高等的价值，处于价值等级体系的顶峰。而对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人来说，旨在摧毁资本主义“神圣的”财产权的马克思主义无异于异端邪说，所以美国的总统们在正式讲话中经常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这是借法西斯主义的邪恶本质和共产主义实践中一些失败的历史而对共产主义总体上进行污名化的策略，在这个论述逻辑中，美国价值观因为成功对抗了这两种实际上相去万里的主张，而获得了合理性。

 在对价值理念进行高下区分的问题上，既有一目了然、容易达成共识的一面，也仍然存在着激烈斗争的部分，这便是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命题，“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阵营的解体和中国调整发展方向，世界范围内都认为资本主义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历史终结论”被炮制出来。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历史终结论”被终结了，“谁胜谁负”再次成了需要讨论和需要时间检验的问题。

 可见，关于价值的高下优劣的争论，既是理论性的，也是政治性的。或许可以说，这个争论在当前主要是政治性的，它最直接关乎两方对自己的选择是否有足够的自信。美国之所以坚持清晰的普世主义立场，坚持认为美国模式是最优的、普世适用的，甚至不惜以霸权主义的方式在全球推广其民主模式，很大程度上出于对美国价值、美国道路的自信乃至自负。当然，这并非美国霸权主义的全部原因，但必须要承认它是部分原因，至少这种普世主义姿态为其霸权主义行径披上了道德的光环。

 对我们而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的争论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关乎全人类的未来。资本主义必然会将全球的人口和资源都拖入其发展轨道，为资本积累服务，最终摧毁掉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带有生死存亡性质的斗争。

 如果我们确信资本主义已是穷途末路，确信社会主义才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方向，能够做到坚持“三个自信”的话，那么就必然要秉持普世主义的立场，成为普世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反对什么样的普世主义

 中国从不缺乏普世主义传统。儒家思想无疑是一种普世主义，儒家讲“天下”，讲推己及人的“仁”的观念，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都是普世的视角。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便是儒家伦理取得全面胜利的世界。

 但儒家不讲求主动扩张，它主张“华夷之辩”，坚持“华不治夷”的原则。这并非因为儒家自认为只是一种不具备普世性的“特色”理论，对其他族群并不适用，而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推崇渐进的、水到渠成式的渗透，也就是“化”。历史表明，这种稳健保守的姿态并没有影响中华文明的自然扩展。我们姑且将这种倾向称为“非扩张性的普世主义”。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国坚决地站在价值观和道德的高地，坚持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在国际交往和意识形态斗争中一直处于攻势，中国也许没有输出革命，却坚定不移地输出革命思想。一方面，中国坚决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声援西方社会中少数族裔争取民权的正义斗争；另一方面，积极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并以实际行动援助他们建设国家的努力。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曾豪迈地宣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虽然前三十年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盛，但凭借这种建立在“道路自信”之上的鲜明的、不妥协的普世主义立场，凭借“要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中国在国际上牢固地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高等价值战胜低等价值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价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阶级性的，它附着于一定利益结构，为特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光靠道德感召力是不能实现历史进步的，没有“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不会自动跑去台湾；没有新政权的建立，民族工商业不可能顺利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在与美国的理论辩论中也难以占到上风。毛泽东一言道破真相，“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相比儒家传统，前三十年的普世主义是更加进取的，但并非扩张性的。中国的国际主义基于尊重其他国家选择的前提，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援助的历史实践也表明，中国的帮助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这种倾向我们姑且称之为“王道的普世主义”。

相形之下，西方的普世主义可以称为“霸道的普世主义”。我们不否认西方价值观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性，甚至不能否认西方的扩张过程包含了文明传播的因素，但是西方扩张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传播高级价值，而是掠夺。文明传播只是西方扩张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殖民主义的主基调是血腥、屠戮、种族灭绝、榨取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普世主义沦为强权的说辞，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残暴进行粉饰。

 西方对外扩张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其间，“带头大哥”数易其位，掠夺落后地区的方式也几经变幻，西方普世主义也随之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但万变不离其宗，为强权涂脂抹粉的功能毫无改变。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力量仍然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最大的威胁，西方对普世主义说辞的使用也越发纯熟了；但是在现实面前，这种泡沫化的说辞又是极其脆弱的。

 2003年，美国以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待到在伊拉克境内根本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美国就开始鼓吹，战争至少给伊拉克带去了民主，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独裁政权下解放了出来。如今，伊拉克战争已经过去十年了，真正的民主秩序并没有降临伊拉克，近来伊拉克更是在极端武装的攻击下陷入了极度混乱的危险境地，而从美国人的口中却再也听不到普世主义的圣歌了。

 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首鼠两端的本质更彻底地表现了出来。美国先是策动了反对亚努科维奇的社会运动，并以人民表达意见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为由，反对任何维持秩序的行为；在亚努科维奇下台后，乌克兰东部亲俄势力崛起，美国则又开始坚决捍卫乌克兰的主权，坚决支持新政权进行武力镇压。更不要谈西方在科索沃公投和克里米亚公投中自相矛盾的逻辑了。

 西方“霸道的普世主义”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自己终结了自己。事实上，它在历史上曾无数次自我终结，暴露出其不义的本质，但它总能改头换面获得重生，所依托的不过是西方的实力。

 这才是我们要反对的普世主义——假托正义之名而行霸道之实的普世主义。中国那些鼓吹普世价值的西化派们，不过是这种普世主义的走狗。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反对一切的普世主义，也不应影响我们自己采取真正的普世主义的立场。

发展中国的普世主义话语

 在和平时代，国际竞争更多地表现为话语体系的竞争，或者说“软实力”的竞争，而“软实力”体现在价值观上，体现在道义感召力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话语竞争中长时间处于劣势，被西方以各种方式横加指责，却只能不断认错。在具体实践中，“中国特色”经常被用来为改革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开脱，这就导致讲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底气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在资本主义遭遇历史性的危机的当下，我们没有理由不理直气壮地根据新的实践和历史资源发展自己的普世主义话语，打出社会主义的大旗。仅从经济发展的成绩上讲中国道路的合理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重点阐明的是社会主义的道德性；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等等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这方面，我们的确应该学习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国民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最高，但美国在宣传自己时极少提及这一点，而是将其归纳为价值话语：美国生活方式不容挑战。

中国要建立一套新式的普世主义话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仅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思考。

首先，要有建立中国自己的普世主义话语体系的信心。普世主义立场事关对自身道路选择的自信度。中国是大国，在保全自己的同时，在世界上有维护和平、伸张正义的责任，这是不可推卸的“天命”，这需要中国提出对全人类未来发展的看法，而这必然是普世主义的。

其次，讨论“普世价值”时，不应盲目接受“西化派”对普世价值范畴的界定，并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而应争夺普世价值的定义权，把讨论议程设置为重新讨论什么才是高等的、应该普世适用的价值。为什么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自私自利是普世价值，而道德上更高尚的雷锋精神却不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是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却不是？为什么自由主义是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却不是？自由、民主的本真含义是什么？

再次，应当把中国具有特殊性的成功实践转化为普世主义的话语进行表达。社会主义是高等的价值，但社会主义没有整齐划一的实现模式，正如民主不等同于金钱操控下的投票一样。社会主义要在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取得成功，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实事求是是普世化的语言，是否可以用“社会主义+实事求是”替代不具普世性的“中国特色”呢？

建立中国自己的普世主义话语，是树立“道路自信”的需要，“道路自信”要求普世主义话语，普世主义话语也有助于确立“道路自信”。这是国际竞争的需要，中国必须摆脱过去三十年中面对西方一味被动的局面。这也是世界大势的需要，对抗霸权主义，必然要能够对抗霸权的普世主义话语，只有普世主义话语才能抗衡普世主义话语。

能否确立起“道路自信”，归根结底取决于道路是否具备正义性。树立社会主义的信心，伸张社会主义的普世性，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去除恶性资本主义的因素，实现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还要在国际上团结和支持弱小国家，共同对抗西方霸权。这是中国的普世主义话语获得道义感召力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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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当弗朗西斯·福山抛出轰动一时的著名论断“历史的终结”时，他显然没有想到，历史并非思想者的一个断言便可盖棺定论。就像日月交替、斗转星移，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面对并未终结的历史，福山在2009年坦承：“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当今世界，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中国的崛起，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重创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之后，中西方思想界都开始检讨现有的制度模式，探索新的制度模式。在这当中，中国模式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对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吸引力。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模式是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成功而独特的发展道路源自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的崛起对西方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构成了极大挑战，为未来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而另一方面，当下中国受到种种问题的困扰，面临不少困难。诸如对道路、制度和方向认识上的分歧，经济面临宏观稳定和结构调整等艰巨任务，贫富分化加大，民族宗教问题激化，价值观混乱和信仰缺失，等等。尤其是，腐败正严重侵蚀着执政党的肌体，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种种矛盾因外部力量插手而更加错综复杂，内外敌对势力乘势加紧“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方向、道路”的问题再次成为国内思想和舆论之争的热点。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解读，也出现了种种和中央精神相悖的噪音。我国周边环境日趋复杂，面临尖锐挑战。中国寻求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

    习近平总书记在“2·17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要自主地选择国家发展道路，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和完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不能不顾国情照搬照抄他国模式，更不能丢掉我们自己的制度优势。要高度重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坚守民族道德传承和精神独立性，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前媒体和舆论界出现的偏差要加以治理。这是保证我们在历史风浪中站稳脚跟、固国安邦的关键。

机遇与挑战并存，自信与忧患同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在这个时候，终结了“历史终结论”的中国模式能否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能否实现，成为中国严肃的思想者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完善中国模式，建立“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也成为中国严肃的思想者们的理想与追求。

怎样看待当下中国的问题与进步？7月5-6日，《经济导刊》杂志社举行“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24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研讨会围绕“中国的制度模式选择与话语体系构建”主题，对各种现实问题和重大挑战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并通过政治、经济、战略和人文社会各学科的沟通交流，相互启发碰撞，深入分析阐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本刊将连续摘要刊登部分与会者的发言。

 

金一南[1]：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也充满了前所未有的风险

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话语权。先讲个例子。去年，由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军队正军级干部组成的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班与我校防务学院外军军官组成的拉美班举行座谈。哥伦比亚一名上校发言说，你们中国人过去支持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现在都在贩毒，让我们大受其害。你们现在发展很快，很有钱了，不应该对我们哥伦比亚今天这个局面多作一些补偿吗？

他的问题一提出，我方学员一片哑然。与我共同主持座谈的防务学院领导出来打圆场，说中方学员中没有外交官，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又说：我们现在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不会那样做了。他讲完后，我说，我要做一些补充。首先，我们中国的确支持过很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国家要革命，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这是20世纪的历史洪流。20世纪初成立国联，成国员只有40多个，21世纪初，联合国成员已经达到190多个，就是说，整个20世纪有150多个国家获得独立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今天在座的很多军官，你们的国家与我们中国一样，都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独立和解放的，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我问那位上校，你说中国支持哥伦比亚游击队，你知道我们还支持过南非的曼德拉吗？今天曼德拉成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声名享誉全世界，东方西方把他捧到了天上，但当年这个非国大青年领袖、非国大军事组织负责人，有谁支持他、帮助他？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中国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美国人英国人当时在干什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终身厌恶曼德拉。美国给南非政权提供情报，就是靠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曼德拉才被抓住的，在监狱关了27年。除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美国当年还大力支持西班牙的佛朗哥，韩国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维，智利的皮诺切特，南越的阮文绍、阮高其，都是声名狼藉的独裁者。这些记录今天就忘记了？自己就据于道德高地了？美国当年照样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被追捕的黑人领袖威廉·罗伯特跑到中国来避难，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就在人民大学附中上学，难道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做的正确的事？我们没有愧对时代、没有愧对世界，我们主持了国际正义。至于我们支持过的人有些后来跑去贩毒或干其他什么事，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自己负责，与我们支持的目的毫不相干。我们中国人支持所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苦斗争，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中国在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我们没有做错，用不着今天跟这个道歉，明天跟那个说对不起，后天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们为整个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正能量。

我讲这些的时候，哥伦比亚上校坐在那里，手扶着下巴，听得很专注，频频点头，没有继续再问。晚宴时他过来跟我握手，说很感谢，他没有想到我讲的这个角度。

现场一些同志后来说，听了哥伦比亚军官的提问，内心憋气，又不知怎么反驳。我这些话，把他们心里憋的这股气发出来了。

我觉得，共产党人的社会正义，是我们话语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正义奋斗吗？今天很多人对此发生动摇了，开始琢磨“忏悔”，还要出“忏悔”的书。今天有一批人，觉得中国共产党没有做一件好事。说共产党基本错了是客气，说根本错了、从头到尾都错了才算彻底。于是出现所谓“两头真”——参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间跟着共产党干的那一段全成了假的。就像黄永玉画的那幅讽刺漫画：这个人的一生，正确的 + 错误的 = 零。白活了。还有刊物遥相呼应，热衷于以小博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这种扭曲心态，哪里还能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社会正义？

我觉得，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为人民服务，到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这是我们的资本，是共产党民心归一的源泉。我们今天讲话语权，当然需要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需要在原则面前的坚定性。我们今天一说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好像只要经济能发展，就什么都可以做，这在无形之中，必然侵蚀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我正在写一部电视纪录片《血性军人》的脚本，其中一个典型，是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主任王三欣。这位我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就倒在了讲台上。最近看王三欣一些材料，他的理想是什么？是他年轻时讲的一句话：“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有时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哪像我们今天，路见不平掉头就走，哪有什么拔刀相助啊！这种顶天立地的正义感消失了。我们今天富起来了，钱包鼓了，衣服穿得好了，但是内心越来越自我，越来越羸弱。那一代共产党人对除恶的担当、对平等的向往，对正义的力挺，这是共产党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共产党人一旦失去这种英雄气概，必然失去担当精神，必然绥靖的空气、委曲求全的空气、是非不清的空气、“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的空气都来了。

2008年6月28日“瓮安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贵州给省委中心组讲课。石宗源书记那天没来听课，因为“瓮安事件”发生，紧急到前方处理去了。瓮安县委书记王勤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7年内让瓮安的GDP翻了一番，抓经济建设有成绩。当石书记找他谈话追究责任时，他觉得冤得不行，说党的要求我都做到了，GDP也翻了一番。石书记说，你现在不要讲这个，你就说说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怎么都让人给烧了？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对追求社会正义的丧失。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成为目标本身。就像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只要发展、只要增长，可以不在乎正义，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绥靖主义空气弥漫。“一切通过发展来解决”成为普遍的思路，“以空间换取时间”成为普遍的方式。包括对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也是一样，增大投入、促进发展的确重要，但用钱来摆平一切的思路行不行？能不能摆平？我觉得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共产党人在原则面前失去了坚定性。我们在内部失去了群众，不再像过去那样，登高一呼云集者众；对外失去了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一段时间我们集中精力搞大国关系，想加入富国俱乐部。去年底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一个名牌大学的著名学者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在一起。这种心态和论调，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一种理论。

这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西点军校，当时美国驻华陆军副官胡伯中校陪同我参观，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当时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上甘岭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在西点上学时学过这个战例。他说，这两个高地你们只有两个连守卫，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给我印象至深。我们当年守住了高地，就两个连，美军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而在今天，思想战线也是这样的高地，我们有没有这样坚强的队伍？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仍然让大家看到高地上的旗帜？好象没有。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旗下，主动地、全面地、大张旗鼓地放弃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就是这种放弃的高度概括。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是这种放弃的世俗注解——执政了嘛！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最后只能导致被列为2009年最牛网络语言、一位地方官员说的那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共产党人走到这一步，毛泽东当年解决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再次出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还能存在吗？还将怎样继续存在？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一位军职干部跟我讲，前几年“两会”，军队一位领导参加他们小组讨论，推荐大家一定好好看看《忠诚与背叛》这本书，就是《红岩》的内部本，讲地下党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叛变，出卖了基层组织。这位军职领导跟我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泪花闪烁。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我回去马上要求机关给大家每人买一本。可是今天他也出问题了，而且就是腐化，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跟干部战士解释？！”他的提问很诚实、很尖锐。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周围监督机制、制约机制都不健全的时候，如果再失去内心来自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就可能连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一步一步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

苏军战将朱可夫，二战胜利后当了驻德苏军总司令，把德国的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搞了好多回来。克格勃向斯大林举报，说朱可夫贪污。斯大林把他派到一个地方出差，克格勃趁机去他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沉痛不已。最后署名都不敢提苏联元帅、陆军总司令的头衔，就写“布尔什维克朱可夫”，要求保留他的党籍。你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没有监督机制，没有制约机制，胜利之时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可以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垮塌的危机。这是一个相对照的事情。

    去年我在一个省委讲课，讲完后书记问我，金教授，你今天讲了美国、日本、南海、东海、热比娅、达赖，还有我们很多内部问题，你觉得所有危险中，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当时我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就凭自己的直观回答：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不在美国、不在日本、不在达赖、不在热比娅，在我们自己。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按小平同志的讲法：关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本事”。我们今天讲话语权，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否在精神上已经被人缴械了？除了经济增长，我们还有没有理想，还能不能登高一呼云集者众？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精神产品？我们今天思想匮乏，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中科院一位领导同志说，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信息技术与能源结合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了？明显是忽悠嘛。对这本并非严谨的书我们如此重视，连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这是什么问题呢？不接地气，山寨化别人的思想，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正义。正义离不开精神高地，离不开捍卫这一高地的斗争精神。共产党人最有力的精神就是斗争精神，不是维稳压倒一切，不是只讲和谐、不讲斗争。

1949年6月，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在最后离开大陆前检讨他的失败。老蒋打了一辈子仗，东征西讨、南战北伐，可最后概括他失败的原因全部是政治。他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加以对比，将共产党优点概括为七条：第一，组织严密；第二，纪律严厉；第三，精神紧张；第四。手段彻底；第五，军政公开；第六，办事调查；第七，主义第一。

蒋介石在大陆全盘失败后作出这样的概括，说明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军事全盘失败的时刻，也算成熟了。这是对手概括的共产党的力量，真正的力量、最大的力量。丢掉这些，只会丧失自己的力量。看看今天的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今天在香港呼风唤雨的一些人当时都跑了，觉得共产党的斗争精神太厉害。后来一看没什么动静，“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又都回来了。我们回归多少年了？经营多少年了？“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我们一些人只记住了“两制”，忘掉了“一国”。今天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2017的大选吗？我认为，更为关键的是去殖民化的工作。这个工作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做。去殖民化和“一国两制”完全是两回事。任何一个过去被人家统治、今天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都要进行大量去殖民化的工作。你看印度的去殖民化，你看韩国的去殖民化，你再看看老蒋在台湾进行的去殖民化。印度独立后，德里、孟买、加尔各答这些城市，英式拼法全部改成印式拼法。老蒋到台湾后，日语教育取消，日本教材停用，日本名字不许再叫了。李登辉原来就叫“岩里政男”，老蒋不让他叫了，只好又叫李登辉了。今天的“台独”分子，不管是陈水扁，还是苏贞昌、蔡英文，都讲一口标准的国语。谁让他们讲的？老蒋让他们讲的。台湾从小都是国语教育。今天台独分子都在讲标准的国语，这就是老蒋当年强制推行去殖民化工作的成果。

而我们在香港，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动作。维多利亚湾，今天还叫维多利亚湾。麦理浩道，今天还叫麦理浩道。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教育体制、学校教材，都未触及。我们说“一国两制”，这是“一国两制”吗？资本主义体制也要进行去殖民化啊。《基本法》23条立法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允许国家分裂啊。国民教育教材无法实施，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实行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的基本教育啊。任何国家获得主权独立，必须进行去殖民化工作，我们在香港基本没有做，以至于近来越来越多出现打着前殖民地旗帜游行的队伍。这真是其他获得独立的国家未出现的奇景。这一奇景在香港出现，让人思索殖民地意识的老根，也让人思索如何去除这一老根。必须从最基本处开始。

某种程度上说，这类事情也是内地问题在香港的反应。别人都说我们有全世界最强的新闻管控能力。可是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些节目，可以明显看出我们一些管意识形态的人不懂意识形态；以“维稳”、“和谐”为最高追求，导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权有意无意放弃。联系到今天很多党的领导干部不想抓也不会抓党的建设，不想抓也不会抓思想建设，不着力信仰的培育，不着力干部的监管，不关注社会公平。省委书记的工作重点也在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开发上面，最终导致党不管党，政不议政，忘掉正义，丧失纯洁，全部动力只剩下经济驱动。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们今天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我们今天思想太多了，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什么思想没有啊，但是没有力度。什么叫思想的力度？毛泽东说：马克思的思想势如破竹，鲁迅的思想势如破竹。势如破竹就是力度。同样，毛泽东思想也势如破竹。势如破竹的基础在哪里？第一，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第二，能够找到解决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问题的办法。我们今天舶来的思想、山寨的思想比比皆是，就是缺少根植于这块土地的思想，所以没有力度。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讲，大脑不是一个等待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炬。中国共产党人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点燃人们大脑火炬这件事情。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实现的。而我们今天一些领导同志追求所谓开明的国际形象，倡导个人独立的人格，特别在意西方的评价，实际上是在精神上放弃武装。说重些，就是精神上被人俘虏，觉得人家在道德高地，我们在道德低地。这还是带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共产党人吗？还能感觉到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吗？

共产党人不管职位高低，首先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你有没有正义感？有没有原则？能不能坚持这一原则？国际国内都是一样，你不主持正义，没有原则，有谁愿意跟你走？国际上很多小国家不愿意跟你走，就是觉得今天中国人没有原则，关键时刻缺少挺身而出的精神。讲话语权，特别是国际话语权，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本身正不正，有没有一股正气。今年初我给《人民日报》写评论，引用了抗日战争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候一位学者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优秀分子。这样的共产党人，才能真正带领全民族前进，是人民的希望，而不是人民的包袱。真正的生命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第三个问题，进步中国。从进步中国来说，我们今天的机遇前所未有。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首先是国力的全新起点。2004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连续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历史性的变化。1978年小平同志访问美国，筹5万美元都作难，银行费大劲，好不容易才拿来。小平1988年春节在上海，问上海的领导同志财政节余还有多少？镕基市长实实在在回答，还有30亿。小平说：好，我全拿走。镕基市长急了，说你全拿走，我们上海春节怎么过？小平说，你过不了春节，你知道全国还有多少个省市过不了春节？你看看，这就是1978年、1988年我们的财政状况。你再看看今天，现在每年财政收入都在10万亿人民币以上。中国的这种发展、这种变化，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国力的全新起点。

第二，军力的全新起点。富国强军，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家底子薄，国防建设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长期在低水平循环。小平当年设想，什么时候我们GDP达到1万亿美元，那时候拿出100亿美元投入国防，就能大大改善装备，提升战斗力了。现在我们的国防投入已经达到小平同志当代设想的10倍多。毛泽东设想的富国强军、邓小平设想的富国强军，最终都没能实现，关键是我们国家不富，强军只能是梦想。而我们今天正在实现。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我们已经走过军队建设的瓶颈期，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你到我们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看看就知道，武器装备明显改善，军人待遇显著提高，军事能力逐步增强。航空工业集团的老总林左鸣讲，我们以前和美国空军的差距叫望尘莫及，差距太大。今天可以叫望其项背了，距离接近了。再用20年、30年，我们要努力争取做到并驾齐驱。

这是航空人的雄心壮志，也是我们今天国力、军力发展的全新写照。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举个例子，十几年前轿车进入家庭还是梦想，今天你看上海，一副车牌8万人民币，被称为是“全世界最贵的铁皮”。北京购车的政策是摇号，撞大运，中签率0.8%、0.9%，我看还不如上海。上海的方式起码能增加公共积累，公共积累多了，还能改善交通。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长安街上的自行车洪流什么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我当年也是自行车洪流中的一员，骑自行车上下班，现在自行车大军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虽然我们今天讲各种的缺陷、各种的弊端，但进步是不可否认的。

第三，国际关系的新起点。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中心，国家经济状况、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股市行情、国内政策调整等等，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大，开始深刻地影响世界发展进程。今年“两会”周小川行长和易纲外汇管理局局长那场记者招待会，字斟句酌，谨小慎微。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央行行长一句话稍有不慎，就会影响中国股市，影响全球股市。毛泽东时代，央行行长随便说，放开了说，对国际也没什么影响，今天不行了。这是中国国力全新的提升，中国今天塑造国际环境的能力非常强。

近平同志讲，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当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巨大的风险。我们就像一个攀岩者，已经攀得很高了，但是要进入一个反斜面，能攀过去，才能登顶。所以，我们今天讲问题中国，决不否认进步中国，我们的进步是历史性的。包括今天知识界这种深入的讨论，也是历史性的。我们过去不可能这样深入地讨论问题，畅所欲言。

李玲[2]：社会主义的新版本：“计算社会主义”

我发言的重点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认为，我们需要新的话语权背后是需要新的理论支撑，我们面对的大时代呼唤新的经济学。中国过去30多年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但是我们整个学术界都是用西方理论来诠释中国的实践，以我们丰富的实践来论证西方理论的正确性。这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所以越论证，我们中国反而越不对。

为什么说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大时代？我认为，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眼前的困境也是前所未有的。说得严重些是“内外交困，进退失据，左右为难，上下不通”。现在经济下滑的压力很大，中央已经出台了微刺激措施。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是上一轮刺激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所有的资产价格都抬升，劳动力、资源、土地都升上去了。这其实使得我们的竞争力在下降，而且扭曲了发展的行程。如果又刺激，再下一步怎么办？但是不刺激又有什么办法？这背后还没有成熟的理论来支撑。

从国际看，虽然中国的问题非常多，但是我们的对手问题更多，问题更大。20世纪所向披靡的资本主义制度碰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08年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及不断蔓延的债务危机、社会危机，世界进入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多发期。指导当代西方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遇到挑战，金融危机引起人们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和反思。

最近一本全球畅销书，就是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克提的《21世纪的资本》，被称为《资本论》的2.0版。它是用数据来说话的，它的基本结论是，西方两个多世纪以来，除二战时期外，整个的趋势就是资本的回报率远远高于劳动的回报率，贫富差距加大，所谓市场根本就没有均衡。这对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是一个挑战。经济学所谓看不见的手是能够自动达到均衡，均衡是资本的回报率等于劳动的回报率，而事实上均衡在哪里？这一重大问题的提出是很有感召力的，它在推动我们研究的深入。

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是被国际大势裹胁着往前走。包括1978年的改革开放，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大势里。下一步整个国际大势将会发生根本变化，那我们能不能顺势借力，独占鳌头？就像习总书记说的，能不能基于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一百多年的实践，特别是新中国六十多年的经验，独立自主地走出我们自己的路，提出我们的理论。

具体到政府和市场，我们知道，政府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其实最早咱们中国的政府是最厉害的，这套行政管理体系是中国人造出来的。现在英国学得最好，他们认账，说我们是跟你们中国学的。政府和市场之间你退我进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整个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不断遇到危机。西方资本主义起步时，先是完全自由发展，遇到危机了，政府就来解决问题。政府干预过多后，又出现效率问题，又往后退，新自由主义又兴起了。所以不光是中国，历史地看，国际上也一直存在着“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至今没有解决。中国政府的力量更强，这种周期更短，看得见的手一抓，一把就捏死了。捏死又不行，又一放，就乱得一塌糊涂，不停地折腾。

所以，政府和市场各有各的功能，两种机制都不完美，都有缺陷。既存在市场的失灵，也存在政府的失灵。

但是现代社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境。按理说，谁出事谁来解决，而现代社会危机频繁，天灾人祸什么都有，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经济社会危机，谁来解决？我们常说市场是看不见的手，若它的手都看不见，你找谁？所以，无论出了什么事，还得找政府，因为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代理，是永不退出的责任者。无论哪个党执政，它都要负责任，否则国家要垮台。于是我们发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一个悖论：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但政府的责任却是无限的。

美国自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到现在还在兜底，还没有从这个圈里出来。按理说，金融最应该是市场主体，不应该是政府，可它要是不兜底，美国就垮了。所以无论是政府失职造成的问题，还是市场失灵造成的问题，或天灾人祸，最终都要由政府来负责。因此如何解决有限政府无限责任的问题是现代社会和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

经济学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从历史进程看，亚当·斯密的第一代经济学是“看不见的手”，市场自我调整，自动有效配置资源。这个自我调整的机制是价格，市场上东西多了，价就会降，少了，价就会升，最终达到一个均衡。这就是所谓“空想资本主义”的理想境界。其实，在现实世界，从来没有完美的市场，所谓看不见的手，大多是失灵的，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

所以，第二代经济学强调修补市场，在市场失灵的领域由政府来干预，或者政府来解决。这也就是为什么大萧条以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家靠政府。可是政府介入后，又存在政府的失灵，因为政府管理能力和手段有问题。所以到了70年代，新自由主义又卷土重来。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好的机遇，就是经济学正在创新，我称为第三代经济学理论。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赫维奇、马斯金和迈尔森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基础”，“让我们能将市场运行良好的情况与运行不佳区分开来，有助于经济学家确定有效的贸易机制、规则模式和投票程序”。就是说，市场是一系列的机制设置，要平衡生产方、需求方，你是需要设计的，并不是自动达到均衡。到2012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授予罗斯和沙普利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稳定分配理论和市场设计中的实践"。市场设计理论是对整个市场来做设计。市场不能自动地解决我们所说的配置资源效率的问题，所以它是需要设计的。

凯恩斯早就讲过，均衡是长期趋近的。但是长期人都死完了，问题还没解决。西方其实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要做市场设计。什么是市场设计？其实就是一套明确的交易规则。只要交易双方按照规则进行匹配，就像过去媒婆给男女配对一样，最后就可以达到有效率。

这是可以人为设计出来的。那么这个设计——制度的设计，其实是一个中央决策的过程。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它充分注重参与者的个体差异，不是过去传统僵硬的指令经济。这个能够成功，在于我们这个时代有了一个新的手段——信息化。所以罗斯等成为2012年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这反映了一个趋势，就是西方在反思，并正在成功地推出理论成果。

罗斯教授是我80年代在美国读书时的老师，这些年我一直关注他的研究。他应用市场设计理论在英国做了肾脏捐赠匹配的网络，这比一般市场交易要复杂得多。因为器官不是谁出价高就给谁，价钱解决不了问题。即使你出价高，还有血型和各种生物匹配的问题，还有伦理道德和其他社会约束等。英国因为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所以罗斯在英国用大数据设计出一套制度，成功地让器官的匹配的效率显著提高，拯救了很多生命。另外，他解决了纽约公立高中的分配，就像我们的择校问题，还有医学院毕业生的住院医生体系分配。

    市场设计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它让我们重新来认识这个大家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更有效地结合，也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存在合理性、可行性？我认为，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可能有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此市场非彼市场，这个市场是科学设计出来的。它保证效率，同时兼顾公平，也就是它既能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又能完成社会主义的功能，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这个框架里，市场和政府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合作的，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配合有序才是正确的方向。政府看得见的手要避免市场失灵，它要做整个规则的设计，并且保证参与者遵守规则，实现有效率的分配；同时它也要避免自身的失灵，就是我们说的政府的失灵。那么通过信息化的手段，信息可以公开，以保证公平正义。而且全过程都是动态的调整，不是僵死的，不像我们过去，计划了就多少年不变。大数据的背后是可以随时调整的，数据变成了决策依据，就是西方最流行的所谓基于事实的循证决策。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要解决要什么样的效率的问题。我们这些年的改革一直都在追求效率。经济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投入和产出，投入少产出高就是效率。

    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包括现在的市场设计，都注重微观领域，强调微观效率，也就是生产者、消费者个体的效率，单个企业的效率。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来说，经济学还应该有中观效率、宏观效率。中观效率可以是一个地区、行业、领域，比如金融、信息产业、制造业，方方面面。然后是宏观效率，就是整个社会的效率。这个效率就不单纯是我们要的经济效率，而是总的社会效率。政府应该着眼于宏观效率，中国现在强调国家治理，这其实就是宏观效率；然后是中观效率，然后才是微观效率。

习总书记最近批评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观点。我们这30多年过度强调微观效率，忽略了宏观和中观效率，所以才会有这种认识。从微观效率来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没错。因为要造自己原来不会造的东西，基础设施投资、研发投资非常大，而且就造几个出来，单位成本多高啊，当然是不如买，更不如租，租的短期成本最低。但是这没有考虑中观和宏观的效率，因为如果自己造，带动的是一个产业。就像航天，是唯一我们自己造的，它带动的是整个产业，中观和宏观效率就出来了。

习总书记这次访问韩国参观了三星。三星的历史馆我上世纪90年代去看过，当时就恨不得哭一场。我是1978年半导体物理专业的，那时候中国的半导体已经搞了20多年，在世界第一阵营，否则“两弹一星”上不了天。而三星公司是1979年才开始建立，但是今天已经超过GE了。我们现在每年进口最多的就是电子元器件，因为我们的半导体工业垮掉了。为什么会垮掉？半导体投资巨大，如果从微观上考核半导体厂，它就是亏本的，我们仅看微观效率，使得我们作为大国陷入世界加工厂。为什么连我们北大物理系的学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因为没有相关的产业，我们损失了宏观和长远效率。

过度强调微观效率还有一个后果，就是造出了太多坏的GDP。所以尽管我们经济上是世界第二强，但实事求是说，老百姓得到的福利是有限的，没有达到世界第二强应该得到的福利。我最近到某市调研，它的人均产值1万美元，人均财政收入1万元人民币，但是政府却没有钱投医院。我问为什么？你们很富呀，为什么医院现在还在宰病人？他们市长一脸尴尬，私下告诉我，他们的GDP水分太大，真正可用的财政没有。他们人口不到100万，可是财政负债200多亿元。

按西方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是简单的微观经济的加总。我认为这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弊端。在物理学里，粒子的碰撞，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从量变到质变，宏观和微观完全不是一回事。那经济学怎么就能把一个代表性的企业或一个代表性的个人，一加总就是一个总体的？因而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无法顾及，也无法解决在从个人到社会整体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破坏性地解决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不平衡。

同时，从美国这一轮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我们也看到，美国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微观机制设置上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宏观上垮了？就是它的系统垮了。而西方经济学没有合适的宏观理论，所以金融危机以后，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救市。为什么过去西方经济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从理论到技术，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能力从总体把控经济。

我认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这套计划经济理论其实是没有错的。当年社会主义实践遇到了重大的挫折，是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达不到计划的要求。苏联当年搞计划很厉害，但是那个时候跟今天的计算机信息化不是一个概念。你做计划要基于信息，而当时搜集信息的手段有限，没有现在的信息化手段。中国当年的计划就更粗糙了，它一定会遇到挫折。而今天是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是崭新的生产力，那么它一定会带来新的经济组织形态以及新的理论。比如阿里巴巴的“网上金融”，为什么可以做？其实是基于它的消费信息。它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要抵押了，就基于你的消费信息，就可以给你贷款。大数据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机会。

    我还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我们错过了工业革命这个机遇，但是西方现在遇到的挑战其实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这个模式难以为继。西方整个这套思维是定量化的、微观的，科学上是还原论的。而中国文化是总体系统的，跟西方还原论定点、定量的理论是不匹配的。所以中国的学术动辄就是“不科学”的，中医不科学，中国文化不科学，因为总体系统的这套东西没有科学来阐述、来支撑。而信息网络这个思维和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它就是一个总体的思维。但是它微观上又是灵活的，不像我们缺乏客观细致的分析。所以我觉得，借助于这一轮的信息革命，我们有机会重新书写经济学理论，包括新的政治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管理的理论。

我们要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比如，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必须充分解释，是什么样的市场？我们倡导的是新一轮的市场，不是传统的小经济、小作坊的市场。这个市场是新型的、信息化的市场，是一个可以准确模拟和可以设计的市场。

我们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已经被妖魔化了，就像王绍光老师[3]讲的，我们需要新版的社会主义。我个人能贡献的就是这个“计算社会主义”。计算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率，要有计划、按比例，统筹协调发展，实现手段是市场设计和信息化。现代信息生产和处理的高效性正在为“计算社会主义”带来现实的可能性。在信息化时代，它完全是可以精细化的，而且是动态的、随时可以调整的。罗斯教授的市场设计在美国仅能应用与单个或局部市场，而在中国是可以对整个国民经济做市场设计。

总之，我们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背后其实是中国理论的现代化。这套新的理论需要集成和创新，集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智慧、新中国的丰富实践以及西方理论实践和现代信息技术之大成，开创社会主义新理论。这个挑战非常之大，但是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机遇，我们将会愧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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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工业规模体大若象，仅次于上海。如果用最简短的一句话形容天津工业，那就是大制造、大化工。

制造业下滑背后是结构调整

从清末民初时期，天津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工商业发达、门类齐全，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天津是新中国第一台电视机、第一部电话、第一架照相机、第一台汽车发动机、第一只手表的产地。由天津开始的铁路、电话、邮政、采矿、近代教育、司法等方面建设均开中国之先河，创造了近代中国 100 个第一。

天津的工业真正开始迅速增长时期，正值国家“十一五”期间，滨海新区2007 年底获批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天津市采取依靠重大工业项目拉动经济的策略，形成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国防工业八大优势支柱产业。如今，重大工业项目的拉动无疑使天津制造业发展迅猛，但布局的重化工项目过多、结构过重，不仅使这座北方港口城市常被雾霾所侵扰，也埋下受经济环境变化和全球经济周期变化影响的隐忧。

天津市制造业的体量是巨大的，2014 年占全市工业总产值 3.01 万亿的78.8%，占全市 GDP 的 34.5% ；工业增加值达到 7083.4 亿元。航空航天等八大优势支柱产业产值合计 24998.04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 89%。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值 9873.94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35.2%。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 8503.36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30.3%。天津的大制造体现在拥有一批大飞机、大火箭、大造船、大乙烯的项目，形成“三机一箭一星一站”的产业格局，包括：空客 A320总装线、航天器制造产业基地；石油化工领域的百万吨乙烯、千万吨炼油等；冶金机械领域的天钢扩能、海鸥精密机械加工基地、中船重工天津临港造修船基地；电子信息领域的电子加速器生产基地、生物芯片研发基地；生物医药领域的金耀生物园；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京瓷太阳能新工厂等。

“十二五”时期，中国制造业进入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天津市经济增速逐年在放缓。究其原因，工业持续下行是天津市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经济结构偏粗放，工业中传统产业多，比如，2014 年占比最大的行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钢铁）、汽车制造业，再加上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食品制造业，这五大行业完成增加值占天津市工业的比重为 46.8%。2015 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以及汽车制造业这三个行业合计增加值占天津市的比重为 26.7%，对全市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41.4%，拉动工业增长 3.8 个百分点。工业的下滑不仅仅在天津，全国制造业均受到波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钢认为，“中国制造业受出口萎缩的影响比较大。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四万亿’刺激政策，使得整体制造业有所恢复。但从 2012 年开始制造业又下滑，全国的总体情况不太理想，伴随企业利润的下滑，所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大。”制造业的下滑拖累了经济增速，但其下滑背后的实质是工业结构的问题。

天津的工业增速从2014年开始出现明显下滑，2014 年 5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仅为 8.7%，是2013年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全国平均增速的8.8%。制造业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出口的增速下滑明显、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下滑、第三产业增加值从比重上来说增速放缓、亏损企业数量和企业的亏损面在扩大等。由于重化工业的周期性变化，导致大宗原材料、化工产品的价格大幅回落，这是经济大环境所决定的。天津的重化工比重过大，这就拖累了工业整体绩效，导致工业增速下滑。

传统产业的不景气和新兴产业的比重过小，使天津市结构调整呈现两难的局面。“天津的传统产业在逐渐下滑，比如摩托罗拉、长城汽车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早在几年前就逐渐开始下滑，比如钢管、地毯等。传统的 ODM 企业（原始设计制造商）在天津遭遇困局，除非这种产品市场独特性较强。目前出现的新变化是，天津市新一轮制造业开始兴起，比如，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机器人等，产业发展处在集体调整的阶段。”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天津重化工业明显下滑的同时，战略性新兴行业则在上升。据天津市统计局数据，2015年全市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电气机械等行业分别增长25.2%、13.2% 和11.1%，文娱用品、家具制造等行业分别增长18.3%和15%。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业、工艺美术制造业和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业这五个行业，合计增加值占全市工业的 10.5%，同比增长19.7%，对全市工业增长贡献率为 17.7%。但新兴产业占天津工业的比重有待提高。“在结构性调整时期，天津市新兴产业大概占到三成，包括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现在还不能成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主力。对天津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去制造业，而是让制造业转型升级。”

2015年8月23日公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天津市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和改革开放先行区。纲要明确了天津先进制造业的战略地位。天津市拥有制造业基础，再加之2015年受京津冀协同发展、天津自贸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五大战略机遇叠加，天津制造业发展开始加码。天津整体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就是先进制造、高端制造。

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

天津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蓝图已经绘制成型。据天津市工信委公布的消息，天津编制行动方案计划在18个产业领域做强天津制造。市政府提出，经过三年时间培育，全市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具体而言，在高端装备领域，发展大型工程机械、超高压输变电、机器人、3D打印等智能装备，2017年产值将达3300亿元。海工装备重点发展海洋油气、临港机械、海水利用等，2017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届时天津将成为北方重要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聚集区。民用航空将推进天津空客亚洲中心建设，形成集航空研发制造、维修、物流、金融租赁、培训会展为一体航空产业体系，2017年产业规模将达1045亿元，其中制造业达到650亿元，力争使天津成为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航空产业城。

汽车产业将发展中高级乘用车、节能和新能源汽车以及发动机、变速器等汽车核心零部件，2017年产业规模达到2500亿元，汽车产量超过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将发展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零部件，推动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2017年产业规模达到200亿元，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 2 万辆。智能终端产业将发展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系统、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智能金融终端六大重点领域，2017年产业规模将达到1200亿元，把天津打造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智能终端产业基地。上述18个重点产业储备600余个项目，总投资6300亿元。

相信在未来三、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天津势必会经历一个由重化工业向高端、先进制造转型的过程，这种转型是向全球先进制造靠近的突围之战。

传统大制造和重化工向上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因坐拥北方最大的港口，成为辐射华北的化工产品集散地。化工项目为天津市工业迅速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现在面临转型升级的难题。传统大制造和大化工占比较高，但其工业贡献率越来越小，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大，因此，原有的大制造和重化工必须尽快升级。

“天津要借助临港优势来形成更多的高端制造产业集群，包括石油化工、航空航天、海洋经济、智能装备制造等。”作为多个项目的政府部门评审专家之一，天津财经大学财经学院副院长丛屹对记者说。天津是全国重要的石化基地之一，渤海湾具有丰富的油、气、海盐等资源，目前主要依托滨海新区实现化学工业区域布局调整和战略东移。天津市国资委主任李福明对记者说，“天津正在实施启动或完成10个东移搬迁项目。”

据记者了解，天津的石油化工项目越来越多集中到滨海新区，将来可能会有一大批项目集中在南港，最大的项目可能是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的国家石油安全储备项目第二期。按照国际经验，一些国家的安全储备，外围就会形成一个大的商业储备，比如租用油罐，这将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天津若有了大的商业储备，可以形成一个现货交易市场。如果把这个量做大，就能上升到石油产品的交易市场，还有现货远期交易，将来甚至可以升级成期货产品交易。劳动力、土地等成本在上升，优势不再，纯粹的劳动密集型、装配制造以及没有临港优势的项目可考虑转移。然而天津临港，石油化工的优势仍存在，大飞机、大制造也有临港优势，港口可以利用贸易来拓展海外市场。

2014年全市航空航天产业同比增长38.1%，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4.8%。根据天津编制的《高端装备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航空航天产业在2015-2017 年，将发展空客系列总装和机体维修、空客飞机客改货等，形成空客系列机体、部件、发动机的系列维修能力和货机改装能力，发展直升机研发设计、总装改进及维修等，发展微小型近程无人机、小型中近程无人机、侦察无人机、空中巡逻无人机、无人机自动导航仪与测控系统等，加快发展航电、通信导航系统，以及发展与航天相关的配套产品及遥感平台等。目前天津空客320的项目主要是装配，周边尚未形成大的产业配套，没有形成本地设计能力，很多外围的研发和零部件的生产、产业配套就难以形成。也就是说，航空航天大项目还没形成产业集群，航空航天产业将来也要升级。天津市装备制造并不是没有升级的空间，而是产业升级方面下的功夫不大，动作不快。所以转型升级对天津来说是一篇大文章。

天津新兴产业板块还有海洋经济。“我们正在培育海洋经济和智能装备这两大经济增长点，并制订实施了海洋经济发展方案。”天津临港经济区管委会办公室刘长斌处长告诉记者。临港经济区是通过围海造地形成的港口与工业临港经济区引进了泰富重工、天大海洋装备等一系列海洋经济项目，有天大水下滑翔机等14个高端智能装备项目，还将发展智能装备、生产性服务业项目。2015年6月底已完成智能装备产业园起步区的建设，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累计达到211家，占驻区企业一半以上。机器人产业园已完成建设，2015 年 10 月陆续迎来企业入驻。

大型装备制造项目主要在南港，目前注册了400多家企业。尽管化工仍占到临港经济区 40%-50%的产值，但从2008年开始，临港经济区已转向装备制造为主，包括中船重工的新港船厂和轨道交通产业。北车（现已更名为中车）公司主要生产和谐货车，担负北方和谐机车的检修功能。另外还包括一些新兴能源项目。

天津临港经济区功能定位为国家级重型装备制造基地、生态型临港工业区。这里是滨海新区的功能区和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也是国家发改委规划的国家级石化基地。临港的规划是建设以大机车、大吊车、大矿机为代表的重型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大船坞的造修船基地，建设大粮油的产业集群。在海工装备产业集群方面，推动中海油海工装备制造基地和特种设备维修制造基地、中石化海工装备北方基地落户。规划2009-2020年，逐步形成装备制造、粮油、物流三大产业板块和造修船、海上工程、重型装备、绿色动力、粮油加工、生态化工六大产业集群。2016年将有8-10个项目投入运营。

“天津大制造行业处于后发位置，而集成制造的先进技术都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但我们的特点是互联网企业创新能力较强。现在发展机器人是个大趋势。在天津的传统产业领域，企业也在尝试转型和进行技术升级”。记者从天津市国资委获悉，渤钢集团目前新增收入的75%来自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渤钢集团拥有的世界直径最大的环形锻件项目、百利装备集团的充液成型压力机、中环集团的高效硅单晶生产技术等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渤海轻工集团2000吨封端聚醚项目、渤化集团新型醚类清洗剂、城建集团桥梁拆除领域施工技术标准等有新突破。中环集团联手全球太阳能行业领军企业投资建设光伏产业研究中心和光伏发电制造基地。公交集团与比亚迪合作，纯电动新能源大客车已下线。

“目前天津有发展好的企业，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偏低，产业长期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中低端环节。要改变这种状况，唯有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天津市工信委相关负责人对此表示。

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方向性围聚

天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集中在智能制造形成的功能板块、机器人项目、互联网大数据项目，虽然现在仅仅是起步，但表现出正在向天津围聚的特点，比较具有方向性。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载体，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生力军，也是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天津常常可以听到小巨人企业，这源于天津市政府最近六七年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天津市国资委主任李福明告诉记者，“天津市近年建立了多层次的科技投入体系，工业企业科技投入率要达到3%，其中科技型企业要达到5%。探索在高端装备、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支撑产业发展的知名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设立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基金。”

科技企业是天津先进制造的活力源，比如赛象科技、红日药业、瑞普生物、天堰科技等。这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性较强，且优化了民营经济结构。2015年，天津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14.32万户，其中民营市场比重达到97.9% ；新登记企业7.59万家，其中民营企业比重达到93.1%。

丛屹教授看好生物医药的发展前景，“生物制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现在在天津虽然起步慢，但其功能板块都非常清晰，天津的强势更准确地说是中医药现代化，比如天士力等科技小巨人企业”。天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个短板，就是产业氛围和创业环境相对较弱。

和南方一些城市相比，天津的年轻人就业倾向于政府、大企业，真正想去创业的年轻人相对较少。这从中小企业数量就可以看出来，深圳注册的中小企业在200万家左右，但在天津市注册的中小企业只有30万家左右，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有6.5万家，小巨人企业为3400家。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曾说过：科技型中小企业最具活力、最具潜力、最具成长性，抓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就是抓天津经济发展的未来。“十二五”期间，天津筹集了200亿元财政资金专项用于支持科技中小企业的发展。

虽然天津市战略新兴产业是刚刚起步，但天津正在努力创造这种氛围，从早期外企转型到科技小巨人，政府拿出资金扶持发展科技小巨人。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天津形成趋势。天津制造业的方向相互交叉，但又不完全一样，正在朝着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这三个方向发展，这里就包含了“互联网 +”。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天津市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天津市海洋局正在编制并开始实施海水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海洋服务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四个专项规划。天津市将以打造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产业链条为主线，提高海水淡化应用水平，发展海水利用装备制造及服务业。天津市已投资117.4亿元，实施海水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重点项目19项。到2020年，天津市海水淡化规模将达60万吨/日，海水淡化工程产能利用率提高到70%，直接利用海水量20亿吨/年。

天津将推动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链高端发展，已经在此领域，投资441.8亿元。，预计到2020年，天津海洋工程装备总产值突破1300亿元，初步形成以海工成套装备为核心、以基础部件为支撑、以工程服务为延伸的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成为北方重要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聚集区。将以海洋工业为依托，以航运物流、滨海旅游等传统海洋服务业为重点，促进涉海金融服务、海洋科技服务等现代海洋服务业发展。到2020年，初步建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海洋服务业集聚高地，海洋服务业增加值超过3000亿元，达到全市海洋经济总量43%。

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天津将建设5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发展海洋医药、海洋生物材料、海洋功能食品、海洋生物农用制品、海洋生物酶制剂、海洋生物质能源产业。到2020年，将形成200亿元产业规模，突破20项共性关键技术，培育蓝色小巨人企业20家，形成“一核三区”总体发展格局。

从智能制造领域来看，天津的海洋工程将来极有可能成型，目前正在进行产学研综合能力的培育。但天津亟须破除产业氛围和创业环境相对较弱的短板，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制造业面临的双重挤压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大多面临着技术和人才的障碍。记者在天津发现，很多产业在发展方向上明显滞后，创新氛围比较淡薄。天津曾是全国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的资金仓，但本地缺乏项目源。

“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双重挤压：跨国公司和海外再工业化。中国大量制造业是代工，给外国企业生产产品，汽车企业也是这样，包括零部件加工，汽车生产是组装厂。摩托罗拉实际就是一个加工代工厂，在价值链的低端，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刘钢对记者说。

传统的汽车工业园区现在增速明显放缓。天津有全国最大的汽车平行进口市场，这与多年来空港培育汽车进口市场有很大关系。做汽车代加工企业破产，除了市场本身萎缩以外，还受哪些因素影响？

丛屹认为，首先是缺乏自主技术，尤其是核心部件的自主技术，合资这么多年了，本来想通过引进外资企业消化技术，但现在看根本不可能。一些由外资保有核心技术的关键零部件，在产业链中都属于高收益项。如果中国企业没有高收益的核心链条，只是负责装配。无非就是替别人的品牌进入本国市场销售获益服务。”

从天津汽车行业来看，明显在新的发展方向上滞后，新能源汽车最关键的电池、材料技术，本国技术还有很大差距。在整个汽车产业链上，国内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成本分为两大块：产权成本非常高，劳动成本比较低。从政策优惠和扶持来看，项目肯定有个审批过程，项目落地要用土地，土地需要审批；认定企业投资意愿后，可以做到一个图章管全部，但问题是落地的时候也要样样审批。接受采访的企业人士均感叹：中国的隐性成本太高了。”因此，现在很多企业不是搬到东南亚，就是搬到美国日本去。

制造业未来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先进技术支持的产品创新和销售服务。中国的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销售过程中，更多强调设计。在研发设计方面，大企业要建立自己的研发数据中心，同时要支持专业的研发设计中小企业，这是一个趋势。其次，生产的智能化趋势开始出现。我们已经看到机器人工厂，工业机器人代替劳工，所以1 个机器人可以替代10个劳工。最后，销售服务的网络化，互联网平台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以为“互联网 +”对制造业有好处，可以降低制造业成本。可现在出现了新情况，有些“互联网 +”企业，一面拿着政府补贴，一面对制造企业和传统中小企业提出苛刻的条件，这种新情况的出现，导致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

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下降，主要原因是缺乏技术竞争力，靠拼劳动力及资源成本。虽然中国有很大的市场潜力，但在本土市场上，要跟具有技术质量品牌优势的的产品竞争，市场优势就大打折扣。2010年以前，很多代加工的民营制造业企业都倒闭了。一些产业新的发展方向，比如新能源汽车，在天津几乎听不到落地的项目。而深圳早就在做新能源汽车了，这涉及新材料、新能源的设计研发等。天津的外资汽车企业，多年来看不出有什么研发能力，日产在天津的投资项目，唯一研发出来的成果只是汽车大灯。

目前天津各个园区、各个区县都在打造产业发展基金。但实际情况是，项目源不足怎么办？产业氛围没形成怎么办？核心技术没突破怎么办？这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这些都将是天津发展制造业待破解的困局。

 

（编辑  季节）

 

编者按

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制造业在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一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阶段性变化，主要表现在增长速度持续回落，制造业占比不断下降，内部结构出现重大调整，增长动力发生重大更替，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蕴含着重大的发展机遇。促进制造业健康发展，直接关乎我国制造强国目标的实现，关乎我国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关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关乎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

为此，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指导下，以“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制造业”为题，《中国经济时报》选取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和承接制造业的中西部地区的江苏、广东、山东、浙江、天津、湖南、湖北、重庆八省（市）为样本，历时两个月，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采访调查，采访对象涵盖政府部门、制造业企业高管、相关专家学者，以点带面。通过此次调查，了解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找准制造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总结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经验，落实推进《中国制造 2025》战略，并撰写了调查报告。

 

 

一、八省（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

八省（市）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其共性。

国际上，受到“双重夹击”。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占领世界制造业发展制高点，“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严重弱化。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国家加快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替代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等产业的投资地。要素成本提高使传统优势减弱，核心技术缺失使得长期竞争力堪忧；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把控先进技术，后起的东南亚、非洲国家低成本生产优势更为明显。随着低成本优势的消失，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粗放型”增长即将走到尽头，而内外需低迷、产能过剩又在加重制造业的生存危机。“双重夹击”在广东、浙江、江苏三省表现尤为明显。比如广东省，基于扩大产能和降低人工、用地、物流等要素成本的考虑，为数众多的制造业企业陆续转到内陆省份和东南亚。美的集团、富士康集团先后在省外设立生产基地，三星电子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越南。过去一些年，江苏省制造业以国际代工、加工贸易为主，承接的主要是跨国企业产业链条中的低端制造环节，一直以来依靠低廉的人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投入，凭借低成本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占据较高份额，并保持较快增长。但近年来，随着劳动力供给以及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企业各项要素都呈现成本趋势性上升，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纷纷在制造业领域加大布局，推动国际分工格局加速调整，使得江苏制造业面临着“高端回流”“中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加大了企业生产经营下行压力。一些纺织、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或正逐步将生产基地向成本投入相对较低的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以及孟加拉国、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转移。在双重挤压下，浙江省的工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也面临巨大压力。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从增量扩充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兴产业增长点。制造业转型升级就是在培育新的增长点。经过 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绝大部分传统产业已趋饱和，产能过剩十分突出。可以看到，八省（市）均面临“新常态”的挑战，工业增加值出现明显回落。广东省工业企业增加值从 2002 年的 15.0％下降到 2014 年的 8.4％，浙江省工业企业增加值从 2002 年的 13.5％下降到 2014 年的 6.9％，江苏省工业企业增加值从2002 年的 20.5％下降到 2014 年的 9.9％。

产能过剩问题在八省（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如工程机械一直是湖南工业的重要支柱，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近两三年受经济下行影响，内外需萎缩，湖南工程机械产能过剩问题凸显。

制造业是支撑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基础，在经济运行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制造业正在艰难转型升级，对我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具有决定性作用。

从调研中发现，八省（市）正积极应对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的深度调整，努力顺应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大势，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针对现有产业基础和优势，确立发展战略，壮大新兴产业，突出主业，合理布局，争取走出各自的新型制造业之路。

 

二、八省（市）制造业基础和特色优势

（一）总量规模优势

八省（市）工业经济缓中趋稳，保持总量规模优势。从总量上看，2013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25647.24 亿元，为全国第一；江苏以微弱差距排在全国第二（25612.24 亿元）。2014 年，江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以 31507.87 亿元的规模超过广东（29327.61 亿元），为全国第一，浙江为12543.29 亿元。2015 年前三季度，江苏继续以24698.87亿元的规模领跑，广东则为21713.78亿元。

 

从利润上看，2012 年、2013 年江苏工业企业实现利润（7834.06 亿元）位居全国第二，而到了 2014 年，江苏工业利润以 8839.8 亿元的规模超过山东（8763.4 亿元），位居全国第一。其他省份的名次是：2014 年，广东第三位（6611.86 亿元）、浙江第五位（3544 亿元）、湖北第八位（2174.63 亿元）、天津第十二位（2042.77 亿元）、湖南第十六位（1523.2 亿元）、重庆第二十位（1169.87 亿元）。而 2015 年前三季度，江苏工业利润继续保持领先地位（6335.12 亿元）。

从各省（市）内区域工业情况看，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依然以珠三角为主，特别是以广州（2014 年工业增加值为 5075.41 亿元，2015 年前三季度为 3564.25 亿元）、深圳（2014 年工业增加值为 6501.06 亿元，2015 年前三季度为 4827.68 亿元）、佛山（2014 年工业增加值为 4249.23 亿元，2015 年前三季度为 3068.42 亿元）、东莞（2014 年工业增加值为 2593.54 亿元，2015年前三季度为 1992.74 亿元）四大制造业重镇为主。而江苏，2015 年上半年，苏北、苏中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11.1％和 10.3％，再次领跑全省，高于苏南；GDP 占江苏全省的 40％以上，日益接近苏南，逐步形成了苏南提升、苏北振兴的区域新格局。

（二）行业领先全国

八省（市）中，一些行业在国内甚至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比如 2014 年，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销售产值 2.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1％，连续24 年居全国第一；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业务收入 6021.1 亿元，同比增长22.7％，成为广东省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亮点。2014 年，重庆市笔记本电脑企业在全球市场出现萎缩的背景下逆势增长，生产笔记本电脑 5471 万台，增长 35.7％，实现全球每 4 台电脑就有 1 台“重庆造”，单台价值提高 12.5％，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湖南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全国第一，2014 年长沙市工程机械及配套件产业产值突破 2000 亿元。长沙工程机械产值占全国工程机械行业产值的 23％，工程机械设备出口占全国工程机械装备出口的 7.5％。其中，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双双进入世界工程机械 50 强。

2014 年，湖南省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46.5 亿元，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 205.2 亿元。湖北食品加工业位列全国前茅，2014 年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产值超过 1.2 万亿元，位列全国第五，其中食品加工业产值位居前三。在湖北省 17 个市州中，襄阳、荆门、荆州、孝感、黄冈、随州、仙桃、潜江、天门等 9 个市的农产品加工业成为第一大支柱产业。此外，广东电气机械、天津石油化工、山东轻工纺织、浙江五金制品、湖北高端装备制造等行业均领先全国。

（三）结构调整已见成效

从产业结构看，工业结构正日趋优化。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比重提升，广东、山东、重庆、江苏、湖北等均有突破，传统制造业比例逐年降低，节能减排见成效。其中，2015 年前三季度，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中先进制造业完成增加值 10447.66 亿元 , 同比增长 9.4％ , 增幅比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高2.1 个百分点 , 比 2014 年同期提高 0.4 个百分点，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48.1％，与 2014 年同期持平；高技术制造业完成增加值 5801.59亿元 , 同比增长 9.8％ , 增幅比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高 2.5 个百分点，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6.7％，比 2014 年同期提高 1.2 个百分点。2015年前三季度，江苏先进制造业增势良好，规模以上工业中电子、汽车、医药、装备制造业产值分别增长 8.9％、10.5％、15.9％和 8.1％，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高技术产业贡献提升，前三季度全省高技术行业实现产值 22174 亿元，同比增长 10.1％，增速快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3.7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为 19.6％，较上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30.3％，较上半年提高 2.7 个百分点。湖北 2014年完成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4451.16 亿元，同比增长 14.8％，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4 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达到 16.3％。

制定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开始布局实施。比如广东已把智能制造作为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和主攻方向。2015 年 7 月，已出台《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5-2025 年）》，编制并即将出台《广东省机器人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2014 年，广东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增加值约 2000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控技术应用率 60％左右。2014 年 3 月，湖北也出台《加快湖北省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浙江省经信委拟定发布《加快推进智能制造发展行动方案（2015-2017 年）》，将推动智能制造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装备研发。

（四）区域布局初步形成

从调查中了解到，各省（市）根据经济发展战略积极进行区域内产业布局。比如，广东布局了 6 个大都市圈超级产业集群：珠江东岸 IT 工业走廊；珠江西岸家电集群；珠三角纺织服装集群；汽车集群；石化集群；装备制造业集群。江苏布局苏南、苏北、苏中产业基地的重点行业。湖南长沙和湘潭工程机械、株洲轨道交通装备已具备核心竞争力。

（五）发挥传统制造业优势

在八省（市）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传统制造业仍占有相当大比重，生产能力较强，对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浙江民营经济十分活跃，生命力旺盛，“以小博大”的传统产业优势还很明显，消费品市场占有率居高不下。2014 年，浙江民营企业出口 1911 亿美元，增长 14.3％，高于全省出口平均增速 4.4 个百分点，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69.9％，比上年提高 2.9 个百分点；对全省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 97.1％。

（六）政策环境较好

八省（市）市场经济较为发达，市场化程度较高，民营经济基础好，创新创业能力较强。这得益于政府在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八省（市）出台一系列鼓励创新的优惠政策，如重庆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已安排 800 亿元，浙江达到 2000 亿元。

 

三、八省（市）制造业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一）      发展速度逐渐放缓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各地经济发展面临新变化。从 GDP 增速来看，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超过东部沿海传统发达地区。被调查的八省（市）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14 年 GDP 增速，重庆为 10.9％（全国第 1）、天津为 10.0％（全国第 4）、湖北为 9.7％（全国第 7）、湖南为 9.5％（全国第 10）、江苏为 8.7％（全国第 15）、山东为 8.7％（全国第 15）、广东为 7.8％（全国第 22）、浙江为 7.6％（全国第 24）。2015 年前三季度 GDP 增速，重庆为11.0％、天津为 9.4％、湖北为 8.8％、湖南为 8.7％、江苏为 8.5％、浙江为 8％、山东为 8.0％、广东为 7.9％，除重庆以外，各省（市）增速呈放缓趋势。

从工业增速来看，也出现明显放缓迹象。2014 年，重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 12.6％，为全国第一，湖北为 10.8％、天津为 10.1％、江苏为 9.9％、山东和湖南均为 9.6％、广东为 8.4％、浙江为 6.9％。2015 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继续放缓，重庆 10.9％、天津 9.4％、江苏 8.3％、湖北 8.3％、湖南 7.8％、山东 7.4％、广东 7.3％、浙江 4.2％。

（二）制造业效益水平不高

统计显示，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销售利润率平均 5％左右，其中广东 2013 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销售利润率为 5.72％，在粤、鲁、苏、浙、沪等沿海五省市中排倒数第 2 位，利润总额 5627.9 亿元。2013 年广东省工业劳动生产率为 15.82 万元／人，相当于山东的 64％、上海的 65％、江苏的67％。2015 年 1-9 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实现销售产值 8.68 万亿元，仅增长 3.8％。

 

（三）新兴产业尚未形成引领优势

八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已经出台，但产值比重仍较低，比如广东省 2013 年仅为 5.1％。高端制造业刚刚起步，行业标准、市场定价机制尚不完备，比如江苏省、天津市、山东省均受到瓶颈制约。“两化融合”和新业态发展未有突破性进展，“互联网 +”应用于流通领域有待加快发展。

（四）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

八省（市）之间制造业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化逐渐加深，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凸显。此外，一省（市）内部区域产业发展也不平衡。比如广东省的东部、西部、北部制造业发展严重滞后，广东珠三角地区一枝独秀，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总量占了广东省的 80％，而占广东省土地面积 69.5％、人口46.3％的粤东、西、北地区不足全省 20％。江苏制造业承接转移苏北地区发展势头良好，苏北地区经济总量占江苏全省的 40％。湖南优势产业向长沙高新区、开发区集聚。

（五）产业集中度和配套能力有待加强

在八省（市）中，除重庆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以外，其余省份差强人意。比如，广东大企业的分布仍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大企业的增量主要来源于珠三角，这说明了珠三角的产业集中率还未出现明显变化。另外，广东产业配套特别是装备、机械方面的产业配套不如长三角地区，重点制造业上下游和关联产业发展不匹配。

（六）集中发展优势产业，还是跨界扩大产业规模，需因企施策

以浙江为例。浙江企业的转型最早开始于 2003 年，其中转型成功的不少，但失败的更多，尤其是跨界转型，难度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是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组织架构，加大研发投入，集中力量发展优势产业，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争夺未来的竞争优势。

（七）制造业龙头企业培育需要提速

以湖北为例。湖北已形成了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主，以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为支撑，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但是缺少本土知名品牌，缺乏行业龙头企业的带动。湖北在很多细分行业都有优势，也有一些效益不错的企业，甚至在全行业排名靠前，但缺乏领军型企业，造成行业企业大而不强，亟待龙头企业的带动和整合。

四、八省（市）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对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保障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制造业结构合理，行业领先，技术先进，市场占有率高，必然就会带动一方经济。通过对八省（市）制造业的调研分析，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总体目标明确，发展重点特色突出，避免同质化发展。要进一步巩固广东制造业大省的地位，必须主攻智能制造，在广东东莞、佛山等制造业重镇密集的珠三角，通过智能制造引领制造业完成产业升级与人才结构优化也迫在眉睫。而天津作为一个传统的制造业城市，需调整重化工业结构，加速发展现代化高端制造业，以此成为产业创新引领高地。重庆发展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优势较大，前景广阔。

第二，为加快重点领域核心产业突破提供发展环境。各省（市）依据实际情况，确定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主攻方向，分类指导，实行差异化惠企政策，减少行政审批，减免行政性收费，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大财税支持力度，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向制造业倾斜，等等。

第三，扩大制造业发展平台建设，包括高新区建设、工业园区建设、自贸区建设、产业园区建设。未来，必须通过平台建设来促进产业发展，这是支持制造业发展的有效途径。长沙高新区和工业园区集中了湖南省内和外省转移来的优势企业，园区配套合理、基建完备，为企业创新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四，做大做强骨干企业，壮大民营企业。在项目建设用地、税收优惠、投融资、产业政策、市场拓展等方面给予支持与扶持。

第五，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打通和占领国际市场可起到稳增长的作用，为调结构留出空间。在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千方百计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内需，增加出口，将会有效缓解内需不足的矛盾，保障地区经济稳定增长。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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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制造2025》是从当前发展阶段和国家战略角度提出的重大举措，明确了制造业在我国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被摆在突出位置。现在我国制造业虽然面临一些问题，但这不等于说不需要制造业了，制造业和创新紧密相连，一旦失去制造业，创新就没有活力了。

 

当前增长速度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遇到新的困难。如何认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中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路径在哪里？

 

理性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记者：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对此，您怎么看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张军扩 ：首先，6.9% 的增速仍在合理范围内。这个增速仍处在现阶段我国潜在增速的范围之内。根据我们的研究，现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大体在 6%— 8%。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仍然是一个比较高的增速。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时期，全球经济总体低迷，对我国经济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实现这样的增长，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

其次，要充分认识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回落的必然性。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主要是受阶段转换、方式转变和外部冲击三大因素的影响。经过 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优化结构，必然同时伴随着淘汰落后产能、化解矛盾风险，必然有一些企业和产能退出市场，从而必然导致经济增速的回落。另外，全球增长放缓，贸易减速，导致我国出口增速大幅回落，甚至出现负增长。

再次，要充分看到经济增速回落过程中出现的积极因素，看到结构优化的成效。比如，在产业结构方面，钢铁、石化、建材、汽车等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比较突出，发展比较困难，而一些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产品、生物医药等则增长很快。总体看，技术含量比较高、与需求结构升级联系比较紧密的产业，增长都比较快。节能减排取得新成效，2015 年上半年，通过调研发现，凡是转型比较早、新产业比重比较大的地区，增速相对比较稳定，经济效益状况也相对较好。除浙江、江苏两个省以外，上海、福建、广东以及一些中部省份，增长的情况都相对要好一些。通过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能够形成新的增长动力，能够为长期持续增长奠定基础。企业结构也在改善，凡是有自己优势和特色产品的企业发展得都不错。2015 年上半年我们在浙江调研时看了一家生产卫浴产品的企业，尽管现在卫浴行业整体来讲产能过剩、竞争激烈，效益不是很好，可是这家企业的效益很好，增长率在 20%—30%，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产品性价比较高，市场比较认可。所以，“只有夕阳企业，没有夕阳产业”，实业总是需要的，关键看企业怎么做。同时，新业态、新产品、新技术不断涌现，技术进步、创新驱动对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也在增强。另外，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居民就业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高于 GDP 增速，民生继续改善。这对推进结构调整非常重要，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目前经济面临增长动力青黄不接、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问题。通过政策调整和改革深化，加快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管理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

当前从供给方面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要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生产水平，增强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当前在这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化解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进展比较缓慢。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经济形势不好时，地方政府出于保就业、保稳定、保发展后劲的愿望，会动用自己能够掌控的经济资源、政策资源甚至行政资源保护本地企业，从而使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的过程变得比较困难。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效益很难提高，也会使风险不断积累。

对中国制造业，不低估、不悲观

记者：截至目前 PPI（生产价格指数）已连续 44 个月下滑，2015 年 10 月 PMI（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表明我国制造业现在面临困境。如何看待当前制造业现状？

张军扩 ：当前经济形势严峻，对于存在的问题不能低估，但对我国制造业的前景，也没有必要过度悲观。一方面，在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积极因素在成长、在增多，创新驱动的因素也在积累。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比较强的企业，重质量、重服务、重品牌、市场定位比较准确的企业，能够获得快速成长，而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不高、环保和安全标准不过关的一些企业被市场淘汰也是自然的。另一方面，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有利条件。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具有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产业配套能力和技术成果产业化能力。与此同时，我国产业发展还面临良好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供给条件和独一无二的市场优势。随着《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实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将加快，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的空间将会进一步扩展。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目前我国国内市场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潜力也很大，但没有充分释放。

关键就是要转型升级

记者：中国制造业发展经历了“世界工厂”的辉煌时期，如今却陷入产能过剩、效益下滑的困境，假如让您给中国制造业开一份诊断书，您觉得病症是什么？药方是么？

张军扩 ：病症就是增长方式粗放，靠要素投入增加产能，而不是靠提升质量和效益。粗放的增长方式的临床表现是 ：第一，技术水平比较低，处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第二，产品不精致，与世界制造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中国制造”档次、质量明显不高，甚至可以说比较粗糙。第三，没有自己的品牌，尤其是名扬全球的国际品牌。第四，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市场不规范。粗放增长方式的结果就是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即“两高一低”。需要说明的是，粗放增长方式并不是一开始就错了。在发展初期阶段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但现在发展环境、条件变了，粗放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必须改变。所以，一言以蔽之，药方就是转变增长方式，就是要从低端走向中高端，就是要优化结构，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就是要转型升级。

记者：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是什么？您怎样评估《中国制造 2025》？

张军扩 ：从宏观层面分析，我认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可以归纳为“四化”：智能化、精致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智能化就是要提升技术水平，要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特别是要使传统制造业“+ 互联网”，而不单单是“互联网 +”，要运用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如今，电子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到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信息化成为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常规手段。智能化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不二选择。传统产业要运用互联网技术改造整个流程，促进其自身的智能化。在信息技术催生下的新业态、新产业将引领未来产业进步的新格局。

精致化就是通过从技术到人的理念、素质，从工业基础到管理水平，从基本材料到加工工艺等全流程的提升，使我们的产品品质更高，功能更强，更经久耐用。现在我国是制造大国，需要的就是品质的提升。绿色化就是尽可能减少污染，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走“绿色制造”之路。

服务化就是通过大力加强产品生产过程和产品消费过程中服务投入的比重和质量，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不仅来源于传统制造活动的效率，也来源于内部服务的有效组织和提供。制造业中间投入的服务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要大大增加服务要素在制造业全部投入中的比例。总之，就是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减少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提升竞争力。《中国制造 2025》是国家根据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从战略的高度提出的重大举措。我认为它的重大意义在于：

第一，它明确了制造业在我国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被摆在突出位置。现在我国制造业虽然面临一些问题，但这不等于说不需要制造业了，制造业和创新紧密相连，一旦失去制造业，创新就没有活力了。世界发达国家搞“再工业化”工业 4.0”，源出于此。中国概莫能外。

第二，它明确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方向。就是要推进“两化融合”，全面推行绿色制造，深入推进结构调整，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

第三，它明确了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撑和保障措施。建设制造业强国，必须发挥制度优势，动员各方面力量，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措施，建立灵活高效的实施机制，营造良好环境。

 

中国需要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可以这样说，推动制造业在调整中发展，在发展中升级，对于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制造业发展的环境在发生重大变化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从国内环境看，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速度换挡，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二是结构优化，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 ；三是动力转换，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经济新常态符合追赶型后发经济体的一般发展规律。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正在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经济新常态是工业化进程向后期阶段推进的直接体现，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

经济新常态，核心是实现动力转换。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能否顺利迈向更高阶段、更高水平，关键在于新旧动力能否顺利实现平稳接续。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过去那种依靠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直接引进吸收国外的技术、巨大的内部市场、强有力的政府及其资源动员能力等支撑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已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在新的条件下，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约束条件不同以往，这些都意味着原来的增长动力必须调整，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驱动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变。

从全球背景看，全球制造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近几年来，随着国际经济、贸易与投资环境的深刻改变，制造业正在成为一些大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争夺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角力场。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力图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比如美国制定了“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计划，德国推出了“工业 4.0”战略，日本发布了制造业竞争策略等。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如印度、越南等，也利用其相对更低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推进其工业化进程。

此外，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也深刻影响着全球分工格局。数字信息技术、新材料、3D打印、云计算等新技术正在改变“发达国家技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高收入国家市场”这一传统分工格局，智能制造、制造业服务化、生产的分散化、营销的全球化成为新的趋势，处于制造业高端的美、日、德、英、法等国的相对竞争优势明显增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形成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增速放缓，竞争力犹存

作为当今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制造业部门目前正普遍呈现增速不断放缓、增长动力不足的局面。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数量红利递减、生产要素成本提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等因素的影响，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等低端制造业增长乏力，并导致了中国工业整体增速下降。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 2014 年的 7.9% 下降到 2015 年的 5.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增速从 2014 年的 3.3％下降到 2015 年 1— 11月的 -1.9％。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全球产业变革，过去 30 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所积累的一些风险和矛盾也逐渐暴露。比如多数制造业部门出现严重产能过剩，而化解产能过剩亟待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这些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企业倒闭、员工转岗甚至失业。当然，尽管增长速度放慢，但增长质量效益提升的空间仍然巨大。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结构看，制造业高于农业和服务业，投资品制造业高于其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高于其他服务业，可贸易部门高于不可贸易部门。

不可否认，中国制造业最突出的问题是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制成品大多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价格低的“三低”产品，在国际经济贸易利益分配中处于劣势。从产品竞争力看，国内市场急需的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技术装备和产品则长期依赖进口。作为研究开发主体的大型企业或大型企业集团，科研开发能力与国外先进水平有较大的差距，用于制造业研发的投入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我们虽然有华为、联想、中兴等创新投入很大和创新能力很强的企业，但整体上中国制造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仅占销售额的 1％左右。技术落后、创新能力不强已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严重障碍。

同时必须看到，尽管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但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体来看，我国至少有以下几大优势。一是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 2014 年经济增量达到近 8000 亿美元；我国每年货物进口额为 2 万亿美元左右，约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的经济总量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旅游输出国，2014 年出境游超过 1 亿人次，海外消费额达1648 亿美元。这些表明，只要制造业企业能够开发生产出安全、高质量的产品，我国就有足够的市场潜力。

二是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提高。我国每年大学以上学历的毕业生超过 700万人，人力资本的质量优势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人口数量红利的下降，高素质人才队伍业已成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三是中国有全球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据 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 39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具有全球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这是我国实现制造业强国宝贵而难得的坚实基础。

四是中国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优势。许多新兴经济体正加快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发展是重点。我国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国际产能合作和拓展新兴市场方面具备更强的竞争力，这一优势有利于我国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平稳转身。

转型升级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不二法门

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必须进行重大战略和政策安排：第一，做强传统优势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可以看到，上一轮中国制造业靠的是“大”，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位 ；下一轮中国制造业必须靠“强”，打造先进的制造业是做强中国经济的脊梁。如何理解这个“强”或者说达到什么标准才算是真正的制造强国呢？重要标志是“三个转变”：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具体来说，必须做强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由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专利、融资、投资、品牌构建、商业模式、物流体系延伸 ；必须掌握核心技术，促进制造业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推动加工贸易实现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发展。中国只有处于价值链中高端位置和产业链核心环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变强了，存活下来的制造业更强了，才能算是真正的制造强国。

第二，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企业和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专、精、特、新”专业化生产企业。在 2014 年公布的全球10家最赚钱的企业当中，中国有4家企业入榜，全部都是国有商业银行，没有一家工业企业。而入榜的另外六家外国企业中有苹果、三星、微软三家电子制造企业。这种差别令人深思。对中国来说，工业是经济的基础，也是未来发展的支柱。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制造业），没有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很难说中国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强国。现在我们像华为、中兴、海尔、联想这样在国际上叫得响的跨国公司太少。如果能够形成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国际影响力的企业，那么中国经济转型就可以说成功了。

第三，为制造业发展与转型创造法治、诚信、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尤其在竞争环境创造中，知识产权保护应该得到极大的加强。今后，制造企业靠“山寨”这种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在新的发展阶段，企业要形成竞争力，必须通过建设更加完善的创新制度体系和市场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提升对知识创新的保护水平，改善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真正放开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制造业领域。同时，政府要提供配套政策和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发展。政府只有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放手让企业成为市场化创新的主体，多提供支持，少进行干预，才能使我国经济迸发出强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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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不遗余力的重大历史使命。工业的主体是制造业，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决定着该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大国综合实力的体现。制造业生产过程包括资本、科学技术、劳动力、土地、产业配套等方面的资源组合，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的先进程度和技术创新能力，也反映了它的经济技术资源综合水平。制造业的发展与转型升级凝结了大量的技术创新，世界各国技术创新的主战场都在制造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重振实体经济成为各主要国家的共同战略。美国提出制造业再振兴计划，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牵引下，美国的高端制造业正多路演进。除了工业互联网和智能硬件，新一代先进制造技术、先进传感、控制和平台系统，可视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制造，以及先进材料制造将是下一代制造技术力图突破的核心。英国也提出高价值制造战略，在制造领域聚集了四分之三的研发投入，制造业占英国工业增加值总额的10%，进出口总额的10%。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和相对一体化的市场，这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优势。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的比重为19.8%，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了。中国先进制造业总体效益偏低，在中低端产能过剩的同时，高技术产品能力严重不足，其中很大部分依赖国外，或由外资企业制造，核心技术掌握在外资手中。发展先进制造业，补足结构“短板”，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任重道远。

所以，加紧结构调整升级，加快工业化的现代化进程仍是我国的当务之急，也是我们的长远战略目标，需要作持久的努力。我国必须大力发展由高新技术支持的高端制造业，培育发展若干强大的制造业基地，大力发展围绕先进制造业的高端服务业，才能创造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把经济增长的着力点放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方面。这是加快现代化建设，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的必由之路，是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基础，也是加强国防实力的可靠后盾。

 

 

一、农村承包制是中国版的供给侧改革

       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的三个重要概念，宏观管理、总供给管理和总需求管理做出原理意义上的解释后，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承包制是中国版式的供给侧双结构性改革的范例。最为重要的是，虽然其长期效应不断持续，但其短期政策效应更为显著。

（一）宏观管理定义及对应难题

       宏观管理是指通过选取政策性工具来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两种基本经济力量保持常态运行，并在二者失衡后，采取措施使其走向收敛再到二次均衡的过程。在图1中，横轴AS表示总供给，纵轴AD表示总需求。宏观管理的目标是使“生产—消费”的对应坐标处在45^o线上。E是一个均衡管理点。

图1  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分析模型

 

当然，45^o均衡线是潜在或者是长期均衡线，年度经济的实绩有可能在均衡点附近不断摆动。宏观管理的目标是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两种力量不偏离45^o线太远。

上述原理性定义的理解并不难。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地方都可获得浅尝性的体验。比如，中医学告诉我们，人体阴阳两种基本力量应该大体上维持平衡。阳的力量过剩，烦躁和亢奋就成为外观表征；反之，阴的力量过重，虚弱和忧郁就会存在。一个偌大的人体复杂系统，在阴阳平衡两分法基本原理启示下，就变得容易理解且能够在“管理”——医（诊断）疗（治理）——意义上方便地进行操作。

       但是，深层性质的真知性体验却很难，在快餐式教学体制下，经济学博士生课程并不为下述观察序列提供精当“诊断”能力：当经济的两种力量大体相等时：（1）总量意义上的产品不会在企业层面形成多余库存，挤压流动性资源；（2）行业层面的库存不会累积为中间品市场的清淡交易，威胁到企业家的采购信心；（3）消费者的个人需求也对应地不会因为某一行业因过量或过少资源配置，致使总量需求抑制而出现排浪式地国内消费甚至到国外蜂拥式地抢购（并受辱）；（4）总量需求抑制延伸向低含金量的金融市场，创造出的寻租机会又将无效产能和消费缺口形成的资产通过管理漏洞，反向输回有效资产市场，毒化体质本来就不强健的资本市场，形成泡沫；（5）融资性资产进而整体走向预期性波动，宏观管理刹车性地超调（over-shooting adjustment policy），造成经济的二次波动，因而损毁潜在的生产能力。这是宏观管理必做的功课，但“小政府、大市场”的形而上学断言却大大禁遏了决策科层人员深入一线管理获取直接体验。

战后大国宏观管理的这种现实，宏观管理部门依据一线波动，能够依据量化判断迅速形成操作性政策显得非常困难。多数情况下，管理层会用各种各样的佯谬性道理辩护因循决策，错过重新调整的窗口机遇。而诊断是数千年来的老大难问题。中医领域的江湖术士如此之多，其辩证施治和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量化性工具直到今天还无法在方法论上闭洽是一个堪堪可比宏观经济管理的观察事实。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席勒（2013）说，宏观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经验学科，其判断思想和牛顿的微积分逼近方法差不多。^[1]宏观管理的量化判断也在一直考验着中国宏观管理者的直感性智慧，这种决策能力在今天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二）需求侧管理定义及适应边界

       需求侧管理，或总需求管理的定义用下述描述组合更为全面：由于需求力量不足给定条件下的经济长期处在均衡水平之下，而市场本身由于一种或多种刚性因素，比如结构惰性或者制度惯性无法自身恢复到均衡水平时，需要从外部（比如公共部门）输入调节性力量。选取一组货币、财政或者产业政策，组合式地影响总需求变量中的主要分量——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海外需求）——从而使其拓展至潜在均衡水平，则该过程称为需求侧管理或总需求管理。图2是总需求管理的启动示意。其中，总供给（AS）大于总需求（AD），需要启动总需求由AD_o向上拓展至AD^*以恢复潜在均衡E^*。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是位具有宏观诊断直感的大师，他一反当时经济学的思维定势，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及普遍存在的失业是劳动长期处在均衡水平之下的结果。古典经济学家信奉的萨伊定律——供给（总是能够）创造需求——所需的观察事实在当时已不存在。凯恩斯的灼见在于：如果从外部非市场部门输入某种矫正性力量（政策杠杆），比如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支出，这将导致就业增加和工资总额增加，从而使消费支出增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加，厂商出进货速度快，中间品市场购销两旺，银行家信心增加，投资速度增加，经济增长加快，二次趋向供需均衡。

这一具有理论逻辑性的假说获得了实绩操作的验证：二次战后执行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的多个西方经济体，在选择总需求管理导向的政策组合之后，都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活力。凯恩斯革命和萨伊定律相反，其意义在于，它在政策性理论演绎序列上发现了人们在当时还不愿接受的一个宏观管理判断，即需求（可以）创造供给（而不仅仅是供给可以创造需求）。

（三）供给侧管理及理解要义

与需求侧管理相反，供给侧管理或总供给管理的启动条件是指，当经济处在或已经恢复到潜在生产能力时，若再行运用总需求管理政策时，由于给定技术条件或者制度约束集合，生产潜力已经扩张至给定的上限，再行刺激则将会变为无效商业库存，导致无效产能存续，导致资产价格虚涨，严重脱离有效供给水平，但因预期难停而形成价格轮番上涨，形成泡沫，因此需要从供给一方启动总量管理，亦即总供给管理（参见图2）。

总供给管理的内含是指，给定条件下的经济，由于需求力量长期不足，因而处在均衡水平之下，而市场本身，由于一种或多种刚性因素，比如结构惰性或者制度惯性无法自行恢复到均衡水平，需要从外部（比如公共部门）输入某种调节性力量，就是选取一组货币、财政或者产业政策组合，影响总供给变量中的各主要分量——生产全要素——劳动、资本、技术、制度等——拓展至潜在均衡水平，该过程称为供给侧管理或总供给管理。

这里理解的难点在于，从供给侧出发的管理，面对的不是消费能力而是生产技术回复向潜在水平，要义是将总供给看作一个单一整体，宏观层面施行管理工具时要达到“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境界。而在操作时，对应于一个个经营实体，要将其看作整体经济大机器上的一个个螺丝钉或构件，施加强化其生产能力的各种调整转型升级的力量。当然，对应于总供给变量边界的不断拓展，还应包括整体生产能力的升级和跃迁——创新（双创非常有用）。由于不能深入理解，许多部门的文件中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产业结构调整。这显然是望文生义了。

（四）农村承包制是一场短期效应明显的中国版供给侧改革范例

新中国经济的成长有一个“独具特色”的近代史成因：1840年后，民族经济面临舶来品冲击，本土产业成长艰难，工业化欠账太多。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周边的敌对经济封锁，现代商品和市场制度缺失条件下，将丰裕的劳动资源通过准军事化的“一平二调”方式与稀缺的资本品相结合，催生了民族工业的基础产业群，尔后再衍生出加工制造和日用制造群，形成完整的民族产业体系，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2]

这种自强式的工业化速成运动，其负作用在于，这将使得农业产业的结构，甚至在微观组织层面制度设计完全按照非农产业的需求超阶段发展结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将农民变成了农业生产车间里的工人；粮棉产品“统购统销”的制度，将农业与非农业的关系变成了工业“指令”农业车间生产的成本核算加生产资料准划拨的科层领导关系。国家的工业化需求以不容谈判的方式强制了农业的资源配置过程。这是一种比需求侧管理强度还要高一个量级的“超调”，导致有效生产能力的结构扭曲，潜在生产能力的抑制，资源配置浪费严重，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劳动者对劳动的消极性，以“出工不出力”的方式反抗其不合理的制度。当然，与劳动效率降低的同时，对应于劳动而配置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资源的效率也大大降低了。

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承包责任制”是一次伟大的供给侧管理的改革。当时一批上山下乡的城里年轻人，敏感地捕捉到了这种不合理性，运用他们自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条条部门的许多管理实干家们配合，探索农民创造的承包责任田方式的合理性。最后，通过最高层的迅速决断，农民获得了分享自身劳动产品的权力，激发了生产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的浪费性劳动被剔除。对应地，单位土地上的有效劳动增加，土地的隐性闲置程度下降，单位生产资料的效率提高。在不到3年时间，20多年来一直无法满足的粮食总供给上了一个台阶。现在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不过是供给侧管理的极度强化形式而已。农村承包制改革的示范性意义在于，制度改革的效益是长期的，后续的非农产业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释放的生产潜力都是明证。

其实，供给侧改革的效应，只要拿捏得好，首先是短期政策效应。现在很多文章都在谈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制度性改革，似乎都是长期效应的事，不啻是一种江湖老生长谈。今天，当初承包制改革的那些具有理论贡献的中国名字都被放在了落满尘埃的记忆口袋里，当我们做出了世界性发展贡献时，由于自身理论积累的薄弱，我们只好在国际上寻求那些比我们的理论形态更系统的教学参考书。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理及中美案例对标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管理的极度强化形式

1. 供给侧改革定义

供给侧改革是总需求管理效应弱化后，在基本政策方向上的调整掉头。供给侧改革的前提和机理可描述如下：由于长期执行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政策，需求总量被抬升到有效市场允许的边界，再行刺激收益将会非常微弱；在过去三十多年间，总供给变量的各个分量——生产要素被不同程度替代，更多资源被用于总需求变量的“刺激”性扩张。比如廉价劳动之外的高端劳动一直处在被替代和被抑制的状态，因而选取一组能发挥各分量潜力的政策组合，从总供给一侧进行管理，既必要又迫切。（图3）

2. 合理的总需求管理

在图3中，我们以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来分析总供给管理的机理。其中，横轴是生产能力Y，纵轴是通货膨胀π（指谓政策负面效应的积累）。假定开始时，经济存在资源的闲置（劳动力、资本等），表明经济总需求不足，对应的短期总需求曲线为SAD，总供给曲线为SAS，均衡点为E₀，均衡产出和通货膨胀分别为Y₀和π₀。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使得经济的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到SAD₁，经过一轮的需求管理经济的均衡点由E₀移动到E₁，经济产出由Y₀增加到Y₁，通货膨胀由π₀上升到π₁，需求管理的边际政策效应显著。第二轮的需求管理使得经济的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到SAD₂，均衡点由E₁移动到E^*，此时经济的产出已逼近其潜在产出Y^*，通货膨胀水平为π^*。总需求管理的边际政策效应衰减，边际负面效应出现——微弱的通货膨胀。

3．超调机理

此时若再推动新的需求管理，总需求曲线移动到SAD₂、SAD₃，均衡点移动到E₂、E₃，经济产出水平分别为Y₂和Y^**，已超过其潜在产出水平。过剩产能出现，分别为Y₂- Y^*和Y^**-Y^*。这种超调产出超出潜在产出的情况在短期可以维持，但从长期来看，在技术水平及其他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求长期满负荷使用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供给和需求错配等问题会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超出潜在产出的部分Y₂- Y^*和Y^**-Y^*往往表现为经济的过剩产能，叠加为过量产能过剩EY。

当经济历经长时期的需求管理，而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逼近潜在生产能力的边界，并在某些领域形成了过剩产能和积累起库存，却不能找到合适的需求来释放产能和去库存，这时再采用需求管理来调控宏观经济，可能导致经济出现资产泡沫、产能过剩、库存累积、高杠杆等问题。此时，从供给一方而非需求一方来调控宏观经济，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若启动短期的供给管理使得经济的总供给曲线由SAS移动到SAS₁，则在总需求与总供给曲线相交的均衡点上，产出增加而价格水平下降，产能过剩等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若启动长期的供给管理，使经济的潜在产出由Y^*提高到Y^**，则由长期需求管理导致的资产泡沫、产能过剩、库存累积、高杠杆等问题均可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二）中国施行总需求管理周期性讨论及中美对标分析

1、1991年后周期性减弱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幅度快速走向收敛。(图4) 相关文献的观点认为，原有经济的周期性规律持续至今，就会将自1954-2015年的经济增长划分为10个周期，1991-2015这17年间的增长是这10个周期中的最后两个周期[3]——1991-1999年和2000年持续到现在尚未结束的周期。^[4]但是，对照图4中1954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数据，有两个统计观察上的理由让我们询问：为什么最近两个周期的收缩与扩张间距几乎是前8个周期的3倍或者还要多？以及，为什么我国经济在1991年以后周期性减弱并呈现收敛？毕竟1991-2015这25年间经济增长的波动特征与它的前期相比太不相同了。

 

2. 管理经验增加拟或过剩产能增加

当然，我们可以将收敛归结为宏观管理经验累积的成功。我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期间（1956-1966年）最大波动幅度距离趋势线正负相加在48.6%以上，平均波动幅度在13.2%左右^[5]。在“十年文革”期间（1967-1976年），平均波幅较1956-1966年期间有较大幅度的改善，约为8.2%。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波动幅度又降为3.3%。在1991-2006年间，经济波动幅度最大正负相差为6.6%，平均波动幅度在2.2%左右。1991年，GDP波动幅度迅速收敛。2000年以来，以前述方法为衡量的GDP平均波幅降到了0.95%以内^[6]， GDP在8.3%-11.7%的区间运行。管理经验的提高似乎为上述收敛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不过，将图4和图3联系起来，即结合产能过剩来看，问题则不那么简单。从收敛性上分析，我们认为，1991年以后，尤其是2001年以后，GDP波动幅度的减弱是对20世纪5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时代管理失误经验的自学习。这一点也许是老计委到今天发改委及其关联单位在宏观管理上的进步。

当我们对二者取对数，让其在更高阶度量系中对照波动轨迹（而不是幅度）时，问题就来了。图5中，波动差距在对数系中消除时，联系到图3，处在GDP曲线上方的固定投资曲线，基本上可以确定为产能过剩的统计度量参数。在机理意义上，它和图3中的过剩产能是按同一类度量指标评价的，可见宏观管理部门在宏观管理方面的含金量并不高，只是接受了历史上经济大波动的教训，借力维持GDP的波动幅度收敛向稳定，但是在控制产能方面并不优秀。也许，宏观部门会抗辩说明，这是各地区争相上马项目唯GDP是瞻的结果。但这种抗辩不能接受，经济人最大化收益和各地最大化GDP产值是一样的，并不会出现由于存在最大化收益就不实施总量管理的问题。我们的理解是，管理目标设置不精准是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所在。

 

上述解释是否合理？与国际大规模经济（large-scale economy）——美国的比较能为我们提供具有启发性的思路。

3、菲利普斯曲线关联——令人惊讶的中美对标“镜像”

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 Curve）揭示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总括性规律，使我们可以方便地比较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增长特征。^[7][8]依据菲利普斯曲线关于物价指数（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反相关，就业和经济增长正相关的内涵，我们可以推断物价和GDP增长成正相关关系。不过，作为名义变量，物价指数变化一般要超前，GDP增长一般要滞后一个经济年度，绘制在同一个时间序列中的二者增长态势，依据两个国家半周期都在两年左右的时间的实际滞后区间，我们可以看到二者大体上呈反向关系。

图6关于中国和图7关于美国经济增长趋势比起来，二者好象具有“镜像”作用：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不遵循菲利普斯曲线规律－绝大多数时间中物价和GDP增长没有关系；而美国经济增长和菲利普斯曲线内涵的规律拟合性非常好－几乎在所有时间中二者都呈相反关系。

 

 

对中国来说，GDP增长和物价变化缺乏相关性是出于两种可能。一是经济增长通过非市场途径来实现；另一是在自身经济增长之外存在着一个“蓄水性市场”——海外市场——相对独立地调节着本国增长的失衡，打断了菲利普斯关系中的物价和就业关联。对于前者，新中国在1950－1970年代实行的“一平二调”等非市场化的强制工业化政策导致就业变量在管理意义上缺失，物价和增长在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不可能存在多大关联。^[9]1993年以后，新中国经过40多年的建设，部分产业供给能力远远大于国内收入条件支持的需求能力。当数据系列的内在关联要求内需增长引发正常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时候，出口市场替代了国内需求缺口。物价与GDP增长的国内市场关系也被打开了。（图4）

与我国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美国物价指数和GDP的相关特征是：几乎在每一次GDP的增长和下降过程中，物价指数都是指向相反的方向。菲利普斯曲线的统计观察特征非常明显。美国在战后几十年间将维持充分就业放在宏观管理的第一重要变量的位置上，长期容忍物价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上升。从1950-1980年的三十年间，每一次经济周期后都伴随着物价水平的接替上升。到1980年年底，物价上升到了10.6%，但经济增长却踟躇不前，被称为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同时经济增长乏力的“滞胀”时期。（Dornbusch and Fischer, 2001，pp.517-518）。^[10]

 

“滞胀”是美国多年来实行充分就业管理而让物价变量处在第二位的结果。面临“滞胀”，美国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需求管理已经走向极端，需要由供给管理来协调，因而，在福特和卡特时期的过火性需求管理反带来衰退。经过福特和卡特两届政府的教训，直到里根时期的第三届政府才完成了物价控制伴随减税（供给管理）的物价与就业权衡（trade-off）的双变量管理选择，而不是物价在管理地位上让步于就业的单变量引导，从需求管理转向（更准确说是加上）供给管理，走出了“滞胀”。^[11]

比较下来，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短期看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运用的需求管理（刘伟，2006）^[12]。实际上，“五年计划”在管理上的连续性和财政管理中项目审批倾向于公共基础设施类行业，累积起来的是增长式管理——中国特色式的总需求管理。虽然入手的途径和政策工具不一样，但和美国经济在1980年代战后三十年间片面总需求管理走向“需求过剩-物价高涨”而出现“滞胀”具有逻辑镜像效应。具有中国特色的需求管理在增长意义上累积为“产能过剩-通货紧缩”。“滞胀”是需求管理的累积极端情形——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是增长式需求管理的累积极端情形——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本方向转化的一剂猛药

（一）供给学派在理论上对政策方向的突破

战后30多年，美国长期执行凯恩斯主义管理政策，不仅政策性效果递减，而且累积了巨大的负面效应。20世纪70年代的供给学派们，面临着和凯恩斯当年同样的使命，突破“需求创造供给”统治着多数经济学家和宏观决策者的思维定势，最好能够像当年凯恩斯提出萨伊定律的适用边界一样，简洁地表述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的适用边界以及在多个经济周期连续使用总需求管理带来的宏观政策偏差。拉弗找到了切入点：当凯恩斯主义者们连续使用扩张性的宏观货币财税政策增加公共支出后，举债和税率度居高不下，物价高涨，就业大幅减少，于是走向凯恩斯主义出发点的反面。

在极端条件下，拉弗的思想实验（拉弗曲线）非常有说服力：当税率达到100%时，已无人再有意愿去工作，因为收入全部都归入税收；无企业再愿意去投资，因为税率吃掉了激励和报酬。这时，整体经济回归到了物物交换的非市场经济。财税杠杆自己反而被排除在宏观管理的工具箱之外。供给学派为这种介乎于经济实绩和拉弗思想实验之间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现象取了一个相当形象的名字叫滞涨（stagflation）。美联储主席菲尔德斯坦后来回忆录中说，我们发现这种说法有点苛刻。但当时着了魔的凯恩斯政策主义者已经麻木了，不用重锤敲鼓恐怕唤不醒他们。

当然，没有人制造出100%的税率，但这和伽利略的摩擦实验一样，没有人能够创造零摩擦环境。在极端条件下的思考，终于使患有思维定势病的人们矫正了重物比鸿毛下降得更快的适用边界。更为重要的是，他送给了人们使用和操纵加速度过程的概念。

启发拉弗的当然是蒙代尔（Robert. Mundel），他早在1974年就认为福特政府用征收附加税的方法来抑制物价是个饮鸩止渴的方法。滞涨出现的原因是管理当局在战后五六个周期重复使用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后带来的负面效应累积，政策效应递减导致增速缓慢，同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又在每个周期后致使物价增加2个点，累积为通货膨胀。现在不改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导向，反过来再用征收附加税的方法来防止通货膨胀，这简直就是在放大政策的负面效果，于促增长的目标无益。

显然，蒙代尔的判断表明时代不再适合凯恩斯主义经济观察事实的方法，这和凯恩斯当年判断时代不再适合萨伊定律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供给学派重复了凯恩斯革命，其进步之处在于，当对总需求各变量的管理连续操作并且过度时，政府需求（采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变化必定会弱化，但再行使用凯恩斯组合，政策收益是有限的。这是凯恩斯当初没有想到的。在宏观管理学意义上，正好和凯恩斯革命形成了一个镜像对照，不啻是一场革命。

供给学派在理论上对政策方向的突破显得特别突出。吉尔得的理论讨论使我们明白了政策传导机制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机理。比如，当他讨论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的时候，启发了经济学家重新认识了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关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逐渐明白，因为统计口径上的GDP实际上是在潜在需求和有效需求之间的某个概率分布数字。而要达到统一认识，这需要在统计领域，决策领域最具方法论导向的决策者，以及经济学研究中最具有决策导向的几组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更好的组合。1970年代的蒙代尔、拉弗和吉尔得的思想，如果没有后来的菲尔德斯坦、埃文斯等在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大家用决策部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来形成政策，则里根时期的供给政策结果不会那么好。遗憾的是，在今天，甚至在美国也不存在这样的团队组合了。

供给侧改革是总需求管理极度弱化条件下基本方向转化的一剂猛药。我国此次供给侧改革的前提和机理为：由于长期执行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政策，需求总量被抬升到有效市场允许的边界，再进行刺激收益将会非常微弱；在过去30多年间，总供给变量的各个分量——生产要素被不同程度替代，更多资源被用于刺激总需求变量，或被抑制，比如廉价劳动力之外的高端劳动力；选取一组能发挥各分量潜力的政策组合，从总供给一侧进行管理，既必要又迫切。

（二）从供给一侧管理的政策性建议

1. 扶助整体经济生产能力（企业成长）三原则

第一，凡是超出维持公共品正常运转范围的税负，都应该减除（税率降低可使企业储蓄率、投资率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第二，凡是能够降低企业财务成本的政策性工具组合，都应尽快出台，比如“营改增”政策；第三，凡是能够有利于企业经营的制度改革，都应毫不动摇地坚持。比如，城乡医保并轨可使得农村居民为大病准备的防卫性储蓄大大降低，消费倾向增加，零售增加，从而带动中间品市场购销两旺。

2.消除典型失衡“表征-病灶”系统协调三原则

目前，管理层、学术界、企业界和媒体四个最活跃的社会力量在下述经济失衡表征观察——“去库存、降杠杆、挤泡沫、释产能”——形成最大公约数共识。但是，上述观察有引起误导的内置空间。比如，降杠杆和挤泡沫最重要的是将货币市场、中期票据市场（多为债市）的边界向长期资本市场延伸。但挤泡沫和降杠杆的上述序列很可能是金融工程项目性质的兼并重组，而不是金融资本市场的联动改革。过去20多年间，我们一直在重复这种失误。扶助企业实体的生产能力，必须要改变企业生存必须的生产者产品——资本品市场。再比如，要素资本市场在城乡间问题最大，但城镇化过程和城市化过程并未重视这个问题。如果不在系统顶层设计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协调，很可能效果有限。

3. 启动结构性失衡重大矫正工程：611113工程

第一，加大开发性金融投放支持新农村建设。改革开放初期释放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但后来土地撂荒、趋向大城市迁徙、小产权房闲置、储蓄资金流向非农等等都表明，这些资源的潜力没有达到其潜在均衡报酬潜力。二次收益损失使国土空间和环境公共品失去了自然守护人，历史文化传承丢失了千年传承村社基点。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巨大，综合社会收益巨大，但基础性、公益性特征使得商业盈利空间较小。短期金融机构趋利避险特征导致作为有限、致使投资意愿较低，必须开拓通过国际性政策银行投放长周期、低利率开发贷款方式。具体模式可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两大政策性银行以每月60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投放期限在20-30年的低利率贷款，定向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通村公路、危房改造及供水、电力、通讯、文化、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推动区域集中连片开发。直至PPI、CPI恢复至合理水平，再逐步退出。这个期间估计在24个月之内。

第二、实施6111213工程。具体操作中，可由国家根据不同省区的贫困人口数量、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及经济发展程度等确定各省的开发性贷款额度，再由上述两家政策性银行贷款给升级融资平台，由省级政府背书并搭建信用结构。投放方式可通过央行为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投放抵押补充贷款（PSL）解决。各省开发性贷款投放量根据其发展程度，可划分为发达、欠发达、不发达三类，分别按1：1、1：2、1：3的比例配套投放，发达省份按自筹1、配套贷款1投放，不发达省份按自筹1、配套贷款3投放。相关改造工程由省级政府主导，市、县具体组织实施，国家层面主要负责绩效考核和审计监督。

实施区域重点集中在乡、村，也可包括少部分落后县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要与土地整治和集中连片改造相结合，要与培育地方特色产业相结合，要与加强农民培训相结合；在注重实现“人”的脱贫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农村内生发展、自主发展、持续发展能力，大力推动区域性整体脱贫。要坚持科学规划、审慎实施，确保有限资金投向真正需要的地方，防止产生新一轮的“造城”。要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将国家支持和农民工自己投入结合起来，省市县也要投入相应配套资金，并建立资金使用绩效考核和审计监督制度。

实施上述组合措施可发挥“一石三鸟”的效果：一是可迅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破解通货紧缩难题。通过基础货币投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既是创造合理需求，也是增加有效供给；既有利于消化过剩产能，也有利于打造新增长点。若组合措施实施2年，可累计投放基础货币12万亿左右，考虑投资带动乘数效应后，可拉动社会总投资20至30万亿元，产生的税收也有数万亿元，中国经济和财政增幅下行趋势将会从根本上扭转，通货紧缩的局面也将有效缓解。二是可极大改善农村落后面貌，提升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助力扶贫攻坚。大规模集中投资将在较短时间内极大改变农村基本面貌，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将有效增强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并为扶贫开发奠定坚实基础，有力助推2020年扶贫攻坚任务的根本实现。三是缩小城乡发展反差，促进协调、共享发展。

我们判断，如果政策组合合理，而且下药对症，应该在18-24个月见到政策性短期效应。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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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

中国正在重拾世界强国的地位

在21世纪初，我正在负责一个为中国高级公务员所开设的、在欧洲和中国两地进行的培训项目。得益于我大量的阅读、以及几次访华的经历，尤其是与许多知识渊博的中国官员和学者展开的多次讨论，我开始了解到中国管理其处于现代化进程国家的严肃性和认真态度。此时，我对许多西方记者和学者等评论者所做出的对中国非常激进的批评感到相当惊讶。例如，有几本当时在西方出版的引起广泛关注的书：《未来与中国的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中国威胁论：中国如何瞄准美国》（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RC Targets America）和《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1]

当然，由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还大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但是与此同时，改革也带来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与日俱增的贫富差异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用尽了一切办法拯救金融危机的源头——即银行，实际上，为了克服危机还开始实施一些最初导致危机爆发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预算管制和紧缩措施，并伴随着社会福利的削减。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在所有西方国家中，尤其是在美国，贫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与此同时，中国所采取的举措比西方更有效、更具“人情味”。中国的官方数据表明，胡锦涛任国家主席时期的政策至少努力减少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包括个体之间及中国各省份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些“以人为本”的政策涉及健康和教育、老年人的养老金、农村居民的福利、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四川震后重建、节能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西部省份）和结构调整。此外，中国开始从由投资和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向依靠内需和创新的增长模式转变。换句话说，中国对这场危机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着眼于投资未来，西方国家则是向金融领域投资，而金融正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部门引发了此次危机。

金融危机开始之后，我在一本书中，通过援引较新的数据，比较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过去40年中的改革成果，仍然可以证实相同的结论。西方世界仍困于金融危机中，贫富差距持续恶化；而贫富差距的扩大显然在中国已经得到遏制。此外，中国关闭了许多效率低下的污染企业，大力投资发展可再生能源，尽管环境损害仍然十分令人担忧。但可以理解的是，即使中国领导人充分意识到对环境和公众健康所造成的损害，也不能轻易大幅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许多中国民众尚需从改革中获益。变革的方向也已经确认。最后，总体的经济数据已十分清晰地表明，中国正在恢复世界强国的地位，这是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中国领导集体一直追求的最终目标。正如我在即将出版的《迈向繁荣的长征》一书的中文版中所阐述的那样。

中国正在重拾世界强国的地位这个认识，要得益于我和之前的中国助手们所进行的关于在中国出现非政府组织（NGOs）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就允许创建非政府组织，当时中国不仅开始向外国投资开放，还向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开放。而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部分改革计划经济，引入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中，企业必须高效和具有竞争力。事实上，为了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企业不得不解雇大量员工。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个像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去填补企业退出社会保障领域的空白。然而，非政府组织功能开始发挥作用：一方面，非政府组织（中方和外方皆有）的活动提供急需的社会保障服务；另一方面，也给政府建立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争取了时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政府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却开展了一些与社会服务无关的活动，至少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这些活动主要涉及传播西方的价值观。现在，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一直是一个在中国和西方关系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分析许多西方非政府组织活动在国外开展工作时的战略、动机和活动，它们的活动通常遵循这样的理念，即它们有职责（甚至是使命）在世界各地传播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如自由市场、自由民主和自由贸易。中国不仅在过去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军事侵略，也见证了西方如何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例如最近在东欧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及中国香港。因此，中国政府提高安全意识，在某些方面控制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这种做法可以理解。这也是中国处理其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关系战略的一部分。

事实上，西方非政府组织一直是西方战略中的积极参与者，并以那些妨碍西方国家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国家为对象，扰乱其社会秩序。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终极目标通常是激发一国的内部冲突，使倾向于“政权更迭”的外部势力的干预变得合理化，在其推动下所建立的新政府通常会竭力满足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正如前不久在乌克兰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但是，为了对中国的战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需要考虑许多其他维度，比如中国在亚洲和其它地区所扮演的投资者的角色；中国在建造新的基础交通设施中所扮演的角色，即欧亚大陆上的货运铁路和管道；在其他大洲的类似活动，例如在非洲、拉丁美洲，及最近在欧洲的活动；中国和许多国家通过互换双边协议，允许使用他国货币而非美元来支付交易的款项，从而增加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份量，减少美元的重要性；中国与多个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尤其是与俄罗斯签署了国际协议，建立金砖国家银行和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尽管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许多欧洲国家都成为后者的成员国。所有这些维度都是在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公布的“一带一路”战略上加以考量。最后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必须考虑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即美国的战略。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公认的新的超级大国。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国际体系的新结构是将呈现两极化（中国和美国）还是多极化（中国、美国、欧洲，也许印度和未来的非洲？）。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在过去5年中谈判的两个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超级协议能否成功。美国和欧盟仍在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进行谈判，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和几个远东国家（不含中国）之间的谈判已于2015年10月完成，正在等待潜在成员国家政府的批准。这些协议的目的是建立两个自由贸易和投资区域，使在区域中经营的跨国公司可以自由投资，并且能够起诉那些已实施或有可能在未来实施有损外国投资者利益之法律的政府。TTIP确定将打造一个由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主导的9亿消费者构成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区域，包含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势必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这些协议体现出美国欲将欧洲整合进自身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清晰意图（除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军事同盟之外），也体现出美国及其盟友想要孤立俄罗斯和中国的明确意图，迫使俄罗斯和中国接受基于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规则。假如中国向这种战略妥协，她将成为众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员；中国的大型公司则将成为新的跨国公司，是否仍然具备中国特色？还是成为我们今天在西方看到的那些企业一样——以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为目标，却给社会公平带来负面影响的新跨国资本主义企业？正如法国谚语所说得那样。“金钱没有臭味”，我想说金钱也没有国籍，看不到这点，中国的跨国公司很可能将失去它们的“中国特色”。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所有公民都可以公平享有经济繁荣的梦想就将烟消云散。中国的领导集体和中国人民将决定这个国家在未来的几十年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要保有其持续发展，要关注以下方面：

1. 进一步开放决策过程，使政府可以听取专家（国内和国际）、有组织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来自中国五大主要政治和行政组织层级中的普通民众的意见，以形成政府的决策。

2. 进一步发展“以人为本”的政策措施（特别是社会保障领域，即健康、就业、老年保险、住房、饮用水和公共服务），这将有助于减少差距，尤其是收入不平等的现象。

3. 为此，还需要提高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幸福指数。

4. 避免所有形式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坚持奉行中国实用主义。

5. 保持政治对经济和经济主体的控制力。

6. 中国的企业家不应步西方同行们的后尘，导致资本主义上层结构（金融行业）绑架国民经济及出现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

7. 保持对银行和中央银行的控制。

8. 促进发展“真正的市场”，即基于竞争和透明度的市场经济。

9. 有必要规范市场，有效率地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

10.由国有企业主导在中国经济中处于战略地位的部门，以及/或者需要给公民提供能够负担得起的服务的部门。做好准备，在市场无法生产社会所需的产品时替代市场的角色。

11. 提高地方政府的能力，以权衡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s）的机会；提高地方政府管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

12. 进一步提高包括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效率。

13. 进一步根除腐败、逃税和避税。

14. 进一步制定减少污染及合理利用稀缺资源的政策措施。

15. 继续发展和改革教育体系（义务教育阶段应是免费的）以及科学和技术领域。

16.在难以推进的国际事务上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例如气候变化、国际金融、逃税避税，以及国际经济、金融和政治体系的必要改革。

17. 继续奉行开放型的全球经济政策，但践行有选择性的保护主义。[2]

 

如能成功面对上述问题和挑战，中国不仅将显著提升本国人民的福祉，也将为整个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答：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与意见领袖们已经多次争论过这个议题。我可以给出的初步答案是，就目前来看似乎并不存在“中国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也许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而是一个思维方式的持续变革，以及管理这个伟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编辑  季节；翻译：杨利红）

正在改变的中国社会结构：机会与挑战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不同吗

1984年，柏杨在爱荷华大学做一次讲演，演讲的内容被收录在名为《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危机》一书中。书中的观点让许多中国人和知识分子感到震惊，在中国和国外对其发表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事实上，柏杨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描写得一塌糊涂，将其比喻为“酱缸文化”，他将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作比较，非常赞赏美国文化。读完柏杨对两种文化的描述，人们不得不接受许多西方汉学家的理论，即中国文化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

然而，了解其他文化的人很清楚，这种文化特质在世界普遍存在着。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有其丑陋的一面，只不过有些东西在某些历史时期表现得更突出而已。另外，尽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表现力度不同，但分析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同和不同点，就有可能理解中国文化。

中国和欧洲的文化，历史以及科学方面（特别是在哲学上）和社会组织发展上的相同之处太多了,因此，不能说两个国家在文化上根本不同。我倒赞同西方政治学家的立场，即设法去发现这两个伟大文明在21世纪初期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市场经济正在形成；法制正在形成；科技发展已经达到国际水平。这并不是说中国必须模仿西方。相反，中国在创造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并且，中国在摸索与西方在多方面根本不同的管理社会的方式。

西方人认为民主和市场是两种理想的状态。但是西方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历史、价值观和根本的选择来解释民主和市场。尽管民主和市场的核心都有一套共同的根本价值观，每个国家都在建立自己的民主和市场经济，以及自己的福利制度。为什么中国不能这样做呢？当然像美国这样最强大的国家，一直在以强势的方式，引导全球化的过程向其所选择的方向发展，但是全球化正在打破地缘政治的平衡。新的国家正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以及新兴的新欧洲(欧盟)。经济政治的新规则也必然出现，而且会被所有的大国所接受。这清楚地表明，新兴大国可以抵制发达国家的压力。中国在其中必将起很重要的作用。因而没有理由说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中国不会有任何贡献。中国将再次向全世界传播其文化的天赋和智慧。

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热衷于讨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究竟有哪些不同。比较西方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当然是为了找出不同点，但也会找出共同点。其实，只根据中国目前的状况来了解中国是片面的。就像要了解西方文明和其整个历史必须回顾远古的欧洲（即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一样，要了解中国，必须从中国的历史追溯其现代政治文化的源头，除了发现过去一些年来出现的东西之外,还要发现哪些过去的东西现在仍然发挥作用。毛泽东曾说过：“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3]

政治文化是由三个部分组成：认知倾向，情感倾向和评价倾向。然而，对我来说，要了解情感倾向，特别是评价倾向，有必要先了解我们在政治制度方面认知的模式。因此，有必要对政治文化加上第四项，我称之为“规范性倾向”。另外，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分布不一定那么均衡。相反，在一个社会中有各种人群，每个人群都有自己具体的亚政治文化。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新的经济实力派的政治文化是怎样适应一党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呢？要把这个问题延伸，需要分析新的经济实力派是否会发展不同的政治文化（甚至与一党制国家对立的政治文化），若与新的经济实力派价值观保持一致，或者一党制国家的上层人士们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有利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允许和赞成新的经济实力派的崛起？就这个问题来说,这两种实力派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冲突,双方都或多或少地为了经济利益改变自己的信仰。经济实力派和政党之间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本质上的差别，都或多或少在国家、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对市场经济有影响的法律，特别是在财政和环境政策方面扮演不同干预者的角色。

如果认为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出现西方那样的多党制是不太现实的。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实质性差别会依然存在。在中国，政治集团内部的冲突实际上是党内不同派别的冲突，而西方是党与党之间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很明显不包括各种组织内部的派别之间的分歧。因此可以认为，组织内部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本质上存在差别，一个党的不同派别的争论一般都是在党内进行的，是不公开的；而多党制的争论倾向于公民社会，加上新闻和结社的自由，不可避免地使大部分政治争论公开化，导致各党派之间竞选。因而，其差别是本质的差别，而不是在程度上的差别。

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化的因素通过社会化的过程给个人传递价值观、信仰和行为规范，形成文化或亚文化。就现代中国，人们会问，中国共产党是通过什么样的社会化手段向社会中其他人传递自己的政治文化？是怎样成功地保证稳定和发展社会凝聚力的？

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首先要阐明，政治文化有一系列的阶段：一种政治文化在一个历史阶段占统治地位，而在另一个历史阶段，在新的价值观的冲击下却逐渐衰落。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它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成功地施加自己的影响，某些东西甚至可以融入新的价值体系，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混合文化。众多西方汉学家纷纷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内容在实行市场经济并向世界开放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根本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转变成民主制度，建立法治，分权，政治竞争，因此建立多党制，并进行自由选举。否则就必然倒台。但是从中国历史分析，皇权的某些特点和部分政治文化历经改朝换代可以延续到今天。从短期和中期来看，新的政治文化，与传统的和新的价值观相结合，完全可以使政权稳固。

中国的政治文化：改革与发展

邓小平开始实践其“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名言，是为了执行另一个名言：“实事求是”，这个口号后来成为指导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因素。

邓小平倡导的市场机制，并没有削弱中国政治文化中许多从帝国时代传承下来的传统思想，即大一统与和谐的价值观。相反，将这些提法融进马列主义（就像毛泽东所阐释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一样），中国领导人没有削弱这些传统价值观，而是更加强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的政治领导角色思想相辅相成。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共产党要建立自己的思想基础，将完成历史使命合法化，必须倡导和遵守从帝国时代传承下来的传统的大一统与和谐的价值观。在这一思想的框架内提出市场机制，可以证明其领导角色是正当的，这种新思想的结构对西方学者来说似乎很奇怪，认为中国文化大一统，和谐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些相互矛盾的东西不能同时存在。

对于西方人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矛盾的说法。然而，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向世界表明，至少到现在为止，它可以相对成功地应付这种矛盾。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者们，都广泛承认这种思想和政治纲领产生了一些事实上的矛盾。但是现在中国领导人似乎非常认真地，准备在不久的将来逐步解决这些矛盾。

我们要更加准确地定义“思想”在这里的含义。按照张维为的著作，我使用的思想的概念与张维为所下的关于政治文化的定义相近。思想（或政治文化）是一套态度、信仰与情感，使政治过程有秩序及意义，同时为政治体系设下了基本前提与规则，以控制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政治文化是一套思想引入政治，其目的就是指导或证明其公共政策和政治行动是有理由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中国文化革命刚结束时，邓小平认为有必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他认为这是毛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的标准并不是简单的认识论，而是改革派非常深刻地领悟到如果共产党不进行改革就无法维持自己的地位，同时更加拉大与国际间的差距。这样，邓将彻底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新的判定真理的标准可以认为是对决策过程的合理化。1978年宣布实施四个现代化。公共政策的评价标准：是否有利于或妨碍现代化。新的标准更加灵活，有利于提出整个解决困难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因为人们不再根据任何教条而是根据所取得的结果来判断政策的成败。同样的思想可以从邓小平著名的一句话中得以体现，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的新的决策方法使中国领导人从传统行为（即按过去习惯和传统信仰行事）转换到邓的工具理性行为（即行为者设定清楚的目标，然后运用手段达到目标的行动）。

民主化和解放思想不是没有限度

改革首先是改善经济运行情况，因此必然要求“解放思想”。也就是说，在全国人民中提倡一种自主创新精神，这种精神能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此外，邓小平清楚，增强民主、建立合法性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邓相信党必须在经济领域创造更加宽松的空间。

然而，民主化和解放思想不是没有限度的。民主化的前提是不能影响党的权力。因为民主化的后果将会造成两个限制因素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匹配。从1978年秋天开始，北京的一面墙被用来表达人们的意见，墙上贴满大字报要求进行改革。1979年,贴在民主墙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有些则要求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认为没有民主化，改革必然垮台。邓小平不可能接受如此极端地向党的挑战，因此命令关闭民主墙。随后，邓小平为解放思想设置了界限，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必须服从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申党的权力不容置疑，党是改革的唯一可能和真正的保证。邓小平的信条毫不含糊：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政权的框架内进行，不能违背。很明显，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思想，团结全体人民，建设强大的国家，强调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来领导人民。这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改革用需要保证国家稳定来证明集权的观点。没有稳定和团结，什么都没有，民主和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稳定，包括共产党继续执政被认为是继续改革的必要条件。这就是邓小平的两个根本目标。

自由主义民主权力在中国的适用性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是1980年陈云第一次提出的。[4]陈云认为，没有必要羡慕资本主义，要反对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极端个人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党内保守势力还很强大；另一方面，邓小平没有准备接受对党的权威性的挑战。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个人主义可能是社会和政治分裂的原因，而反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个人主义与反对保守势力并不矛盾，这是对传统的大一统的价值观的肯定，这是改革派和保守派都要共同坚持的。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两个重要的议题。第一，邓小平提出提倡精神文明，也就是说，不但要提倡文化、科学、教育，还要倡导思想、理想和共产党的纪律。这样，在倡导理想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倡导精神文明，防止民主化实验失控。人们担心开放会腐蚀社会主义的理想，会被资本主义思想代替。危险就来自“右”的和“左”的两个方面。

第二，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社会主义不是一套实用的理论。最重要的，它是使手段和目的相适应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消除贫困，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呢？

确实,改革派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足将难以保证党的领导的合法性。但是引入一些市场机制将冒着发展资本主义的风险。“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党的根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提出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列主义思想是党的行动指南。同样，“资产阶级”一词，按照马克思的传统，是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要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就是质疑党领导改革的理论基础。为了证明至少部分借用市场经济改革的政策的合理性，邓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重申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指出中国的经济还不发达，影响国家完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种重新定义意味着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这样的历史构想有一种决定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前实现。然而，中国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中国必须首先找到一个与资本主义作用等同的制度，这种制度可以创造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5]

这就清晰地表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要找到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生产力的条件满足以后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社会主义观是邓改革的理论基础，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发展经济的问题，而不是立即达到建设没有阶级之社会的目标。

由于全面计划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有必要将计划和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结合起来。为了清楚地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邓说市场经济不过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方式，是中性的。这样他就成功地把西方的理念结合到中国的体制改革设计中。

掌握改革的进度和范围的难度

尽管采用上述的论述，党内还是出现了对改革道路的争议。1983年就掀起了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也就是反对对马克思的“颠覆性”解释，并且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这个运动很明显是反对改革的。1984年，邓小平掀起新一轮解放思想。同时，提出科学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应当给予知识分子更多的职位和责任。在农村改革中，设立了新的优先政策：使农民富裕起来，鼓励农民致富。因此掀起了一个运动，鼓励党员干部为农民致富作有益的工作，“不要怕富”。党让人们放心，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些政策调整是为了达到根本目标，经济发展和权力的巩固所作的理性的深思熟虑的考虑。有时权力的巩固要求做出与经济改革相悖的决定。另一方面，经济改革太快可能危及党的领导。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他在视察中做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分析了前苏联集团垮台的原因：是前苏联没有搞好经济而导致垮台的。1992年底，在党的十四大上，邓小平重申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重申他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讨论上所说的话，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巩固政权和进行重要的经济改革不是容易的任务。这两个目标在实践中往往是矛盾的，聚精会神搞经济往往会提升部分人对政治改革的希望。但是，实践中产生的矛盾不足以质疑邓的路线。

社会主义只有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才能实现，而发展生产力需要市场经济或至少一些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不等于资本主义。邓小平用提倡合理化，引进市场经济的元素，保证国家政治稳定，巩固党的权力的手段，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期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增长

文化革命后，中国百废待兴，邓小平面临着两个制约因素：第一、改善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第二、重新建立合法化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同时着手实现两个目标：巩固党的政权和经济发展。邓以务实主义著称，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具有强烈的务实的精神”，但他又是一个令人信服的革命者，他一直在寻找一种合理的手段以实现上述提到的两个目标。为了使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党中央将“改革开放”定为国策，邓小平在改革步骤上体现出实践精神，先在沿海搞几个经济特区进行试点，经济特区是执行党的各领域对外开放战略的样板，在小范围内试行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混合经济机制运行模式，验证这些政策是否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成功，将逐步扩大开放范围，循序渐进地向其它地方推广。中国的改革可以看做是中央、地方政府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作，有些改革是群众在实践中先突破旧体制，后来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并加以推广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是采用渐进式的方式，在改革中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种中国特有的模式，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结果。

在改革中，邓小平特别强调被证实了的手段和结果，而不是首先强调思想优先。计划经济的范围逐渐地被局限于国家战略或核心职能方面，在维持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的同时，坚持将经济做强，同时，保证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一根本目标。为了巩固党的政权，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用来巩固党在政权中的作用，不允许任何政治势力对抗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地位。

经济结构改革需要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法制和文化，因为一个系统不同的次结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在经济改革后，其他次结构的变化过程中，中国不一定走西方的道路，可以找到一些在功能上相等，能够支撑市场机制的模式。

中国在改革中成功地处理了两个限制因素：首先，需要技术和经济现代化赶超其他世界强国；其次，恢复和加强党的合法性和保证社会和政治稳定。根据黄亚生的观点，这两个有时相互矛盾的限制因素造成了内外改革不能同步。[6]内部改革就是解放国内市场，外部改革就是向世界经济开放。今天，中国的经济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中国的进口关税是最低的，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41%降到6%。同时，党紧紧地掌握了私有和国有企业。

关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说法。最近，一个由三位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两位来自中国，一位是西方的，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启于改革初期的大量投资。[7]他们是在评判一项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时得出的结论。该研究认为，过去十年来中国没有任何技术进步。他们的解释主要根据经济分析的思路。对此，我认为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的解释更加全面。

胡鞍钢对中国增长进行了概括性解释，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首先，他阐释了一个经济落后国家的优势。第一，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新的技术和设备；第二，可以从发达国家学习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第三，能够依靠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赶超，改善人民生活。许多国家都有同样的特点，但是，不是都能够成功地发展经济。因此，必须还有其他因素说明一个国家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发展经济。按照胡鞍钢的说法，有三个决定性因素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个优势赶超最发达国家。第一，必须有高水平的储蓄；第二，必须开放，调动国际资本；第三，必须加快技术推广。这三个因素相互关联，都为得到专有技术和国内外资本，使投资成为可能和有效。

胡鞍钢运用适当的统计数字表明，改革后中国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人均GDP的差距。还要构建一个增长模式，胡称其为“综合增长框架，涵盖资本，劳动力，制度改革和知识”。[8]用这个方法，胡鞍钢得出三个重要结论。第一、人均产出约一半来自人均增长；第二、三分之一的人均产出增长来自制度改革；第三、五分之一的人均产出增长来自知识。

在这个基础上，胡鞍钢断定：“这个方法更好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通过改革刺激制度的变化；通过开放和技术创新促进知识的发展。依此制定政策，使将来取得可持续发展。这就是说，中国应当把技术和知识，而不是资本和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胡鞍钢对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分析，找出刺激中国快速发展的五个效应。第一、速度效应：在一定时期内，工业化后来者，如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比先驱者增长速度更快；第二、在同一时期，欠发达经济体的机构性指标变化比发达国家快。第三、开放效应。后来者加入全球化的步伐比发达国家快。中国在劳动力密集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商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9]第四、制度效应。它表明通过国家采取措施和干预支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进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这个效应表明，政府通过使中国市场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使所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最后，技术赶超效应。技术赶超效应使驱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五个效应更加完美。技术落后国家技术推广的速度比技术先进国家的技术革新更快，因为欠发达国家是通过进口获得技术，其成本比自己发展更低。中国的技术来自多方面：1.直接进口高科技产品；2.通过引进外资获得技术；3.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研发；4.在科技方面与发达国家合作。

总的来说，中国在这个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些进展是支持经济发展的根本，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就是知识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中国应当从资本驱动型经济向技术驱动型转变，由此，中国成为自主创新的国家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如何协调国家、市场和社会差距

30多年的改革使中国创造了惊人的财富（GDP），大多数中国人民在人均收入和消费方面得到了改善。但是，负面影响也在这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就是人文和自然环境。出现了很严重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不均衡。毫无疑问，中国在现代化和建立一个繁荣社会的征途上已经走得很远了，至少在整个经济方面是如此。但是，成绩的取得是以扩大差距和严重的环境恶化为代价的。我们不应忘记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现代化并不是目的。“现代化，主要象征国家的财富和力量，以及对更美好的社会和人类生存的向往。它是至高无上的社会发展目标。”但是，不均衡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经济和改革的其他方面有一定的关系）表现在教育、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各方面，城乡差距使低报酬和得不到保护的农村移民涌现出来。

中国领导人应当尽可能地投入力量纠正不平等。但是经济发展已经走上正确的轨道，这是创造更多财富的关键因素。政府应当分配所增加的财富，减少不平等。如果中国人民失去对当前政府公平分配财富能力的信心，就会失去稳定与和谐的局面，将新创造的繁荣置于危险境地。

大多数西方学者赞同中国引进市场机制，因为一方面这和他们推崇的经济相符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促使中国走向自由主义民主。但是，许多西方观察家们非常好奇地看到，市场机制在中国实施已经30多年了，但在没有自由主义民主的情况下却依然很成功，而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保持着许多特点。中国的发展战略表明，没有自由主义民主照样可以实现资本积累。让我们回忆前苏联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领导人也认识到计划经济的不佳效益。许多人确信，要使经济效益最大化，除了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及保证人权外，没有任何制度可以达到。不幸的是，中国的例子是对这种流行的假设响亮的回应。

就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整体社会、整体文化的发展，中国肯定不会采用自由主义民主作为政治制度形式来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再者，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今天所经历的巨大困难，以及自由主义民主不能有力地监督和控制金融业参与者的行为，更可能使中国领导人对其战略的有效性增加信心，还可能反思基于盲目引进一些“自由市场”的机制的政策。我指的是近年来在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私有化或类私有化。

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几世纪以来发展的特殊文化，令它创造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形式不如西方开放，而是适合中国文化及其根本价值观的开放。

大多数西方人相信他们自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并习惯用西方民主的标准去衡量其他国家。这就是意大利语言学家卢西亚诺·坎弗拉（Luciano Canfora）所指出的“民主原教旨主义”。他认为，若从这一点出发，其他所有制度都是极权主义的。他以中国为例，认为西方的批评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无知。前苏联解体后，西方人经常用他们自己的历史评价标准来看中国，而不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原则研究中国。中国人强调自己的国情和可能性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在摸索自己的道路，制定中国自己的发展战略方法。

我们不要忽略，这个遥远的国度具有最悠久的治国理政的历史。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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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在此之前，“供给侧改革”就已经被提出，并在不同场合被中央高层多次提及。这一新的表述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都对“供给侧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有的则与中央精神相违背。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梳理分析学者们对“供给侧改革”的各种解读，以期正本清源，更好地理解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准确含义。

大体上来说，经济学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有以下几类观点。

“新供给经济学”的观点

“新供给经济学”是最近几年国内新兴的一个学派，发起者主要来自政府相关研究机构或市场机构，他们的学术讨论比较活跃，2013年成立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等研究组织。在近期对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中，新供给经济学派发出的声音比较多。

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失误在于强调需求侧的分析，进而形成“需求管理”的政策主张，忽视了供给侧和供给管理。之前国内一直强调的消费、投资、出口“三架马车”推动经济增长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世界金融危机后，这种 “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方式已经引起了学界许多反思，因此需要探究相对应的供给侧的动力机制。[①]他们将“华盛顿共识”下的供给学派看作是颇有建树的一个学派，认为该学派在美国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激发了供给的活力和潜力；但同时，该学派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的作为方面的深入分析，因此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②]

在“新供给经济学”看来，从供给侧出发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主要有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两方面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可能会更大。在下一阶段的改革过程中，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来化解高行政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和高税收成本约束，进一步释放微观经济主体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③]据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包括：放开人口政策、健全土地流转制度、实施金融化改革、鼓励创新创业等。这一学派强调，当下改革过程中一定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尽量不刺激或者少刺激，即使刺激的话也要考虑供给侧的效果，要坚决抑制“政府万能”的倾向。[④]

应该说，我国上一轮的大规模需求刺激政策之后确实产生很多后遗症，这一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对于大规模需求刺激政策的反思。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新供给经济学”在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都存在不少漏洞。有学者指出，该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认为供给侧的五大要素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事实上，他们搞混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短期和长期问题。需要明晰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适用于短期平衡的经济理论。社会总供给的变化源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在短期中不会改变，如果此时外生冲击导致社会总需求偏离社会总供给，发生经济危机，就需要采用需求管理政策来使宏观经济达到均衡。而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主流宏观经济学中有相应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分析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因此“新供给经济学”的所谓理论创新其实并无新意。还有学者指出，该学派将供给侧因素表述为人口或劳动力、资本、土地、创新、制度等，但这五种因素并不是简单的平行关系，它们并非是在同一层面因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是生产要素，创新和制度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前者通过量的增加来促进经济增长，后者是通过质的提升来影响生产力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⑤]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包括该学派在内的许多学者都集中在要素供给层面讨论“供给侧改革”问题[⑥]，而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问题却在于产品供给层面。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所要解决的主要是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也是强调要从产品供给层面入手。因此，“新供给经济学”的解读实际上与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差距较大，对理解和解决我国当前经济问题作用有限。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需求侧

当前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依然在于需求侧，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必须以适度扩大总需求为前提条件。他们指出，现阶段中国经济严重下滑，主要还是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而造成总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⑦]自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逐渐放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自身也正处于一个6-7年的下降周期中，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内外两方面因素叠加导致总需求疲弱。从各类经济数据指标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偏离潜在增长率，当前物价已经出现了通缩倾向，这表明经济几乎处于最底部的阶段，如果此时不采取适当的需求管理政策，经济将会进一步下滑，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⑧]

他们认为，政府主导的投资是应对当前总需求不足问题的主要手段。主要理由如下：其一，有效的投资能够帮助我们补短板，改善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力，例如对生态环境、能源资源、劳动队伍、材料装备、技术研发、前沿科学等广义生产要素和国家战略性资产进行持续有效的资本投资。[⑨]其二，投资与消费是正相关的，有效的投资会创造价值、增加就业，进而增加家庭收入，促进消费增长。其三，中国还有许多投资机会，政府的投资机会仍然很多，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程度只相当于沿海地区20世纪90年代末的水平，差距在15年左右，仍然存在海量的投资需求。因此，鼓励政府主导的投资仍然是合理的。[⑩]还有学者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也应适当宽松，当前融资成本依然居高不下，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内有助于中国经济走出通缩的通道，中长期对结构转型也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当然，他们认可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但强调政策的轻重缓急。在他们看来，在当前经济严重下滑的情形下，要谨慎、适时地推行供给侧改革，防止供给侧改革抑制消费需求或者投资需求。有学者提出，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是可以结合起来进行的。比如，在经济下行时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是一种需求管理政策，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措施。这种政策短期提高了需求，又可以在长期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过去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增加了短期需求，也增加了长期供给。现在推行供给侧改革的许多措施目的是增加长期供给，但也需要短期的投资才能实现。事实上，我国过去的和现在的宏观政策，一直都是需求和供给相结合的政策，它既不是发达国家单纯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不是单纯的“供给学派”政策。[?]

这部分学者主要从需求侧解释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更好的把握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的辩证关系，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不能将“供给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混淆

许多学者认为，不能把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混为一谈。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考察，通过供给端研究经济问题并非新鲜事物，从“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到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都强调供给的重要性。但这类片面强调供给端作用的经济学流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饱受批评：马克思就对萨伊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曼昆等经济学家称美国供给学派为“倒霉的”、“愚蠢的”经济学，该学派的经济政策实践也曾经误导美国经济，对其造成沉重打击。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有一些人错误地将“供给侧改革”理解成采用“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对公众造成误导。一些学者针对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

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以供给学派为理论基础，在美国实施了诸如紧缩货币供应、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大幅度减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等政策，希望带领美国走出“滞涨”困局。然而，上述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它使美国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供给学派”也随之名誉扫地。[?]目前，一些人不去正视这些事实，仍在鼓吹“供给学派”理论，重提实施该学派的政策主张，这不仅误导舆论和政府政策方向，还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还有学者指出，应该全面正确认识对供给端的强调。事实上，我国一直以来实施的许多经济政策都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相结合的，比如产业扶植政策、鼓励科技创新政策等等。同时，一些人提出的供给不足的证据站不住脚。比如，许多人都将“中国人大量从海外购物”作为国内供给不足的证据。事实上，日本作为中国人最常去购物的国家，每年接待的中国游客数量不足300万，很难代表整个中国的需求和供给状况；大部分国人进行“海淘”，买的都是国外比国内便宜的商品，这反而说明了国内的“有效需求能力”不足，而不是供给不足。[?]

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更具危害的是，一些人假借“供给侧改革”的名义，实则贩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这明显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有些信奉供给学派的学者主张，“供给侧改革”要淘汰的“僵尸企业”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国有企业先行，淘汰一批落后国有企业，以“国退民进”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过程中要加快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进一步明确私人对于土地的各项权利，这实际上是变相推动土地私有化；也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要着重改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彻底改变政府的干预主义行为，将政府的经济责任严格限定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类似的这些主张实际上都是“新自由主义”老生常谈的药方，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毫无关系，明显有违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衷，有违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需要格外警惕。

客观来讲，一些学者的某些观点过于偏激，但他们对于“供给学派”的批评，对于借“供给侧改革”之名行“新自由主义”之实的别有用心者的尖锐批判，对我们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具有很好的警示意义。

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

有学者指出，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失衡的直接原因，首先表现在需求侧，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结构性失衡，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从投资需求疲软角度来看，呈现下滑趋势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疲软来看，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因此，供给侧管理对缓解我国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针对性。供给管理主要针对的是生产者和销售者，能够调节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对于既存在经济下行风险又存在通胀压力、双重失衡并存的治理而言，供给管理能够防止经济失衡并避免通货膨胀，并且更具长期效应。

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在于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政策实现经济反弹，因此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

这些学者特别强调，重视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需求侧管理的退出，两者应相互配合，互为促进。需求管理主要是适度扩大总需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供给侧改革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而供给侧改革则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和活力，为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各有特点，各有利弊，应将二者结合起来，有助于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有助于防止经济比例关系失调，有助于克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稳定运行。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加强供给侧管理，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供更多高质量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推动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这是尤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家一直以来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它却是许多人在理解供给侧改革时往往忽略的内容。

如何从正面阐述了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这是读懂中央精神，准确、全面的理解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含义的关键。

首先，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经济的供给端确实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事实上，近期中央工作会议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基本上是围绕着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等内容来展开的，这与近几年中央工作会议所强调的任务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供给侧改革不应被过度解读。

其次，现阶段经济的困难状况不仅仅是由供给端造成的，需求端也存在很大问题。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处理好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之间的关系，将两者有机结合，通过两端同时发力来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有着本质区别。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美国“供给学派”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领域的一种表现，其一系列经济政策主张旨在提高富人的收入水平，修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将“供给侧改革”误读为“供给学派”，照搬照抄“供给学派”政策，势必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因此，在推动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坚决与“供给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划清界限。

（编辑  王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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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2015年年末，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一政策方针。这反映了中央在调整经济结构这一长期目标，与防止经济持续下行、稳定经济增长这一当前任务之间的统一认识与部署。

实际上，在产能过剩的背后是整个经济供给结构的失衡，即主要以重化工-基建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同时在生态资产、人力资源、清洁能源、科技资产、基础设施、高新产品等广义生产要素与优质产品领域存在着长期短板、严重的供给短缺。

因此，要有效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一环在于用辩证的、积极的观点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将“去产能”和“补短板”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通盘考虑，通过“补短板”来“用产能”，从而实现“去产能”。

如何看待过剩产能

什么是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又是如何形成的？事实上，过剩产能并不是铁板一块，需要加以分类，具体分析。

其中一类过剩产能可以称为“标准性产能过剩”，即在环保、安全、消防、能耗等政策标准上不达标，丧失存在资格的过剩产能。多数“标准性过剩产能”产生在企业滚动式高速增长阶段，设备水平低、管理粗放、环保理念不足、安全措施不够、相关投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近年来环保标准、安全标准逐年提高，执法力度逐年加大，这类产能既无法达到国家生产标准，也不符合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趋势，因此是必然要被淘汰的落后冗余产能。

另一类过剩产能的形成并不是由于上述技术、环保安全标准的落后，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大幅下降，因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相对过剩产能”。

就规模而言，这些“相对过剩产能”很庞大，主要集中在重化工-基建领域，涉及2-3亿吨钢、几亿吨水泥、几十亿吨煤炭、万亿度级别的电力，以及大量铝、有色金属、石化产品、几十万台工程机械和运输车辆，另外还有以存货形式表现的过剩，如约6亿平米的商品房库存。行业人士估计，这些行业过剩产能平均在30%以上；如果经济继续下行，产能过剩程度也将会进一步上升。

如何看待“相对过剩产能”

目前，社会上很多人习惯上将所有过剩产能都视为是负面的、多余的，因而应该被淘汰。这种一刀切的看法十分片面。

因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相对过剩产能”，也就是符合技术、环保、安全标准的那部分过剩产能，就技术-经济标准而言，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好产能”。它们是几十年来中国千千万万的工人、技术人员、企业家，从无到有，一点一滴，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努力积累起来的生产性资产。必须看到，这些生产性资产是我国人民艰苦奋斗的汗水结晶与财富积累。

这些产能都曾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成就与财富；即使在今天，也是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印尼）求之不得的宝贵工业资产。如今，在我国这些“好”产能之所以被当作“过剩产能”、“坏产能”，只是全球经济格局变动、市场有效需求持续下跌所致。如果出现新的市场需求，今天的“相对过剩产能”不就立刻能变成明天的宝贵生产性财富了吗？

我们真的不需要这些相对过剩产能吗

我国国民经济必然需要进一步发展，但是难道对上述这类过剩产能就真的不存在潜在需求了？

经济学习惯区分需求与需要，如果不谈短期需求，而是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国民安居乐业的长期需要，就能发现，上述相对过剩产能都是国家长期发展所必需的重要生产资料。

事实上，从长期看，我国有四大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供给短缺，包括广义生产要素、高新产品、民生资产以及国家安全资产。

1.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等五大类别。如：

n 可用淡水：至少短缺千亿立方米。

n 可用土地：按以人为本的标准，新型城市化需用地2亿亩以上。

n 高标准农田:把农田改造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可提高粮食保障能力。

n 优质空气：北部、中部、东部的绝大多数地区优质空气天数少。

n 清洁能源：我国按现代化标准年均需要耗费75亿吨标煤当量。煤基污染将无法承受，亟需转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第五代核能等清洁能源。

n 技能-专业型劳动者：产业升级要求劳动力升级，培育数以亿计的技能-专业型劳动者队伍。

n 科学与技术资产：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队伍与产出能力；前沿应用技术-工程学的研发创新体系。

n 新型城市化与城市群所要求的新型基础设施，如城际互联互通，城市各种管网的集成化、城市立体捷运系统等。

2. 高新产品，如：

n 战略性科技产品：如集成电路、高端发动机、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等国际垄断产品。

n 优质消费品：满足规模日益扩大的中高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品升级所必要的多种优质产品。

3.民生资产，如：

n 公共服务能力：设施良好、人员专业的学校、医院、养老、文博及体育健身场馆。

n 社会保障住房：如按全国5亿套住房中，40%作为中低收入居民保障房，则需要2亿套。按平均每套100平米计算，也需要200亿平米。

4.国家安全资产，如：

n 南海开发：岛礁建设，发展成马尔代夫式的旅游胜地；平战结合的现代深海渔业船队，租赁给渔民。

n 南疆开发：塔克拉玛干光、热、电、产城综合开发，实现高产能清洁能源和千万级人口与产业。

n 软实力与话语权基础建设：孔子学院、基金会等各种NGO组织及固定资产。

n “一带一路”战略设施所需的基础设施。

n 相应军力、投射能力建设所需的巨大先进军备装备、技术与人员。

 

上述这些关乎我国长期发展潜力与质量的广义生产要素、民生资产和国家安全资产，我称之为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从历史国情与国际比较观察，我国战略性基础资产的积累严重不足。中国虽然经历了三十余年的超常增长，积累了不小的家底，但我们毕竟是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底子仍然很薄，与实现工业化百余年的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进一步考虑到我国独有的从世界屋脊到沿海的三级梯度国土，其中复杂的地形地貌、水系山脉，我们战略性基础资产的积累规模应当远超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要艰苦奋斗、打造国家长期发展的基础资产，建设子孙万代能够安居乐业的绿色家园，这是一项长期的挑战！

显而易见，对这些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进行投资，涉及的项目许多都是超越都江堰规模的超级国家工程，而其投资设施的主要耗材就是当前的“相对过剩产能”。当大工程一开动，就意味着将新增加对钢、煤、电、铝、化工、建材、工程机械、运输车辆、建筑工人等的有效需求，直接将“过剩产能”转化成了“有效产能”。

可见，解决相对过剩产能的问题，既要坚定不移的“去产能”，即淘汰不符合政策标准和发展需求的不达标产能；更需要规划与部署对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或简称国家基础资产）的投资，通过实行结构性投资，实现有效利用相对过剩产能。“去产能”与“用产能”应当两手抓、两手硬，才能实现“调结构、促增长”的长期目标。

为什么国家基础资产投资不足

当前产能过剩，根子在国家基础资产投资不足。为什么全社会对国家基础资产的投资不足呢？根本原因在于这类国家基础资产的一些特性，导致投资主体缺位。

1.规模大。属于国家基础资产的投资项目一般规模巨大，通常以千亿、万亿计，单个企业乃至企业联合，通常都没有这样的投资能力。

2.投资周期长。基础资产工程建设时间以5年、10年乃至几十年计，在企业能够接受的回报期内没有回报。

3.高度不确定性。基础资产投资项目多是超级工程，涉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关联规划、涉及地区间协调、甚至涉及国与国之间的磋商，这些项目的不确定风险远远高于一般制造业投资所面临的风险，远非一般企业能够承担。

4.收益排他性模糊。市场型企业的投资要求谁投资、谁获益，要求完全的排他性，而这些超级工程的收益权（定价权）如何实施，历来在各国都存在着极大的模糊性，因此不适合市场中的企业投资。

由于上述四个特征，基础资产投资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以市场导向、企业利润驱动的微观-逐利型投资。微观-逐利性投资通常要求周期较短、规模不大、收益归己，并且具有顺周期性的项目。而上述这类投资规模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排他性模糊，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可以定义它为宏观-战略性投资。

虽然企业不适合作为宏观-战略性的投资主体，但国家财政同样也不合适。因此，必须创造一个新型投资主体，我们将其定位为准市场型国家战略投资基金。关于这一内容，笔者此前在本刊已经做过论述[1]，因而不再赘言。

如何打造新型投资主体

实施宏观-战略投资的关键是打造新型投资主体。借鉴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经验，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其要点是：

1.在基金体系下，按不同领域及其同一领域的不同地区，设立若干专业性子基金；如国家创新创业引导资金、南海开发基金、塔克拉玛干综合开发基金、清洁能源基金等等。

2.基金实行混合所有制（PPP模式），由中央银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资金，授予基金在金融市场特许融资范围，选择性提供国家信用担保，吸引国内外大机构作基石投资人，吸引社会投资大众作为（优先回报的）投资者，再加上直接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牵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

3.市场化方式挑选基金管理人，开发使用那些国家部委办局中包括已退休但仍适宜工作的、具有产业和大型工程/企业工作经验的专业干才，与资本市场的现代专业人才结合，打造市场化、专业化基金运作团队，建立以国家荣誉和长期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长期激励机制。

4.完善建立基金投资决策、咨询与审计体系，促使基金体系在总体上达到有效运行、合规运行。

5.统一规划布局，分期有序实施。对广义生产要素的投资，不少都是“都江堰式”的超级工程，必须在充分论证、科学决策的基础上稳步推进；而一些则是相对成熟，可尽快立项设立（如解决“去库存”问题的“国家保障房储备投资基金”）。

宏观-战略投资有没有经济效应

就宏观-战略投资的自身项目而言，因其投资周期长，虽然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在长期具有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首先，宏观-战略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石，具有战略性、基础性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其特点是随着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而相应增长，对其需求是长期和刚性的；其次，这类资产的收益具有固定收益的特点，不依赖竞争性行业中所必需的企业家精神；再次，这类资产的收益水平往往与人均收入水平正向相关，具有资产收益跨时递增的特性，即社会经济越发展、人均收入越高，这类资产的收益水平就越高。香港公租房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

就投资的外溢性效果来看，这些宏观-战略投资在短期就开始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这是因为，这类投资绝大部分是超级工程项目，能够直接拉动对当前过剩产能的有效需求，把那部分因需求不足而相对过剩的产能利用起来，转变成有效产能，从而通过“减产能”和“用产能”的双轨制，减轻产能压缩的难度；同时，这样做还可以避免因固定资产报废的资本损失，减少工人下岗领取社保救济的财政压力，还能获取这部分被宏观-战略投资救活的产能的税收，对国家财政与社会稳定都有明显的正面作用。其中属于科研投资和劳动力升级培训投资的部分，则能增加收入从而拉动消费及第三产业发展。

总之，由宏观-战略基金对国家长期发展必须的战略性基础资产进行开发性投资，在当前，可以显著提高宏观有效需求，抬升经济增长的底部；在长期，更是具有良好回报的超级投资机会。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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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十三五”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五大发展”新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不仅是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更是具体指导制定“十三五”规划的思想灵魂和谋篇布局的主线。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

第一，“五大发展”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实践，这是实践与理论的互动，人民与党和国家的互动。

第二，“五大发展”既总结了以往五年规划之创新和精髓，集前人之大成（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又与时俱进，再突破、再创新，丰富了科学发展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总结了中国发展的实践，是中国原创性的发展新理念。在当今世界上，中国领导人敢于向人民承诺并实施共享发展思想的国家；向全世界宣称以双向开放、合作共赢作为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新理念的大国；积极倡导并有效实行绿色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大国。

第三，“五大发展”的提出将成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大途径。“没有思想就没有灵魂，没有理念就没有方向”。“五大发展”是“十三五”规划有血有肉的灵魂、思想、观念，有效统领并具体指导“十三五”规划及布局。

第四，“五大发展”是全面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它们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发展框架、严密的发展逻辑、务实的发展思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支撑，使得科学发展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更具指导性，更具针对性，更具可操作性。

第五，中国的发展理念必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发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也为二十一世纪新兴国家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和理念。“五大发展”既是中国版的发展经济学最新理论成果，更是当代世界发展经济学的重大实践。

人的全面发展是“五大发展”的核心

《建议》首次提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特别是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人民是国家发展的主体、创业的主体。

第二，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三，人民是创新的主体。

第四，人民是分享发展成果的主体。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因此，国家五年规划就是人民发展的规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宏观的国家发展规划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民规划有机结合起来，这正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动力所在，中国持续发展成功的创新所在。

 

 

图1 五大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要全面了解、正确认识、必须遵循人的生命发展周期。这也是制定五年规划的微观基础，即从人的生命发展周期出发，对不同的阶段进行各种持续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提高人的各种发展能力。

“十三五”时期的主要目标

    《建议》明确提出，今后五年，要在已经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等五个大项，每个大项下面还有若干具体目标要求。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与必要的增长速度。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指标，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十分关注。这反映了两方面的不适应，一是一些国内地方的领导不适应，已经习惯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遇到新常态束手无策；二是国际各方不适应，已经习惯了中国经济高增长，遇到了中国需求特别是大宗产品需求下降不知所措。这是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第二大经济体，又是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增长“第一发动机”的地位和作用极其相关。这一经济指标，既是核心指标，又是“风向标”，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保持在中高速增长的预期目标，体现了对内导向是防止出现经济波动，“稳中求进”，对外导向则是防止出现金融危机，“行稳致远”。

那么，中国如何保持“行稳致远”，既发挥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的作用，又能够发挥全球经济的“稳定器”的作用？就需要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在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降低能源资源消耗，保护环境，减少排放。

对与国内外的关注，习近平在《说明》中明确指出：为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从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看，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按照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的要求，“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至少也要达到6.5%。

“十二五”以来的四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8.0%，因此，只要2015-2020年年均增长率达到6.5%以上，即可实现翻一番的目标。

值得强调的是，这个目标是要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实现，因此，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都包含更多的就业含量、更多的科技含量、更多的质量含量、更多的消费含量，更少的能源消耗、更少的资源消耗、更少的污染排放、更少的生产事故。

过去4年，我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达10.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8.0%，前者高于后者、也高于GDP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连续五年缩小，由2009年的3.33:1下降到2014年的2.92:1。只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6.7%和5.3%，就可以实现翻番目标。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许多地方提出了“十三五”规划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目标往往低于经济增长率目标，例如某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左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左右。这与中央所提出的“同步增长”的精神不符，因此在考虑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不是根据其他因素来确定，而是基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来确定经济增长率。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提高。“十二五”时期，我国已经实现了从“投资驱动”向“消费-投资驱动”的重要转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投资的贡献率。2011-2014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54.8%，高于投资贡献率7.8个百分点。2015年上半年就已经达到了60% 。因此，在“十三五”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将明显提高，争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为60%或以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内消费国，排在美国之后，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按照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定义，中上阶层是指年收入在10.6万元至22.9万元之间的家庭。据该公司估计，2012年这类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12%，到2022年，这一比例将提高至54%。按中上收入人口计算，从2012年的1.84亿提高至2022年的7.61亿人，翻了两番，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5.3%。

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格局越来越明显，这突出表现为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反映了中国走向中等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到202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提高4-5个百分点，达到55%左右；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将提高4-5个百分点，达到45%以上；服务进出口贸易额将超过1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及占全球比重将逐年提高[2]，从而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到中高端的转变。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含义，是从“一市两制”转向“一市一制”，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3]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来自新型城镇化，“十二五”时期，全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近2000万人，不仅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更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之源、中国国内需求（消费与投资需求）之源。目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因此，《建议》将“城镇化率”指标改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指标。《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14年3月）明确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对此，习近平在《说明》中明确，这1亿人主要指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

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以往的提法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次中央《建议》明确提出，“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这就是说，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而且还是整个现代化的基础。在“四化同步”中，农业现代化是短板。为此，《建议》将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定义为“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迈进创新型国家。“十三五”时期科技的核心目标，是从世界第二科技阵营进入世界第一科技阵营。2014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了2.09%，到2020年争取达到2.5%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4年的54%提高至2020年的60%以上；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国际科技论文数量从2014年的世界第2位上升至世界第1位，被引次数从2014年的第4位上升至世界第2位，进而争取上升至世界第1位。

这次全会首次提出实施两个重大战略：一是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二是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从我们分析国情国力时，提出中国具有八大国家战略性资源，如经济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知识资源、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现在看来，随着中国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并且形成超大规模用户之后，仅花了十几年时间就产生了第九大类战略资源，即大数据资源。中国既是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也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可能大数据资源是中国最大的国家战略性资源，还是所有经济活动主体的核心战略资源。大数据可以使每个人的消费更加个性化，中国消费者每天生成着巨大数据源，中国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已经成为世界的引领者、推动者。

麦肯锡公司发表报告称，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是一个“创新海绵”（Innovation Sponge）国家，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技术、最佳实践和知识。今后中国必须要成为世界“创新源泉”（Innovation Spring）国家。这次全会《建议》最有创新之处就是提出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在经历了七年左右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日都在大幅度削减对基础研究及重大设施的投入，对中国而言，是跻身于世界一流国际大科学、大工程、大装置、大设备行列最好的时机，我们完全可以强化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如持续支持旨在提高战略高技术能力的16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强化支持旨在参与世界级的重大科学工程，如世界上最大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世界上最深、宇宙线通量最小的地下暗物质实验室,正负电子对撞机等一批大科学装置等，迎头赶上，弯道超车，后起之秀，对21世纪重大科学发明、重大科学工程做出“中国贡献”。

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与发展战略

“十三五”时期国家发展突出两大总目标和七个强国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见表 1）。

表1 “十二五”与“十三五”国家发展目标比较

序号	“十二五”	“十三五”
1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2	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
3	人才强国	基本完成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任务
4	创新型国家	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峰值目标
5		人才强国
6		创新型国家
7		网络强国
8		海洋强国
9		制造强国
10		文化强国
11		贸易强国

“十三五”时期明确提出了15项国家发展战略。“十二五”提出了12项国家发展战略，“十三五”提出了15项国家发展战略，是历次规划中最多的（见表2）。其中相同的国家战略共计5项，进一步发展的国家战略有1项，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有9项，包括：优进优出战略、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就业优先战略、食品安全战略、人口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

表2 “十二五”与“十三五”国家发展战略比较

 

  “十三五”时期提出了23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明显的高于“十二五”时期，这反映了中国正在全面加速全社会的基础设施现代化，乃至世界最大规模、最具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网络。

“十三五”时期前瞻性地提出了28项国家重大工程，明显超过“十二五”时期20项国家重大工程。国家在“十三五”时期将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人力和科学技术能力，办大事，实施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重大工程项目，使我国各方面再上一个大台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进入领跑行列。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

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大战略、大布局、大手笔，一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二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三是“五大发展”新理念，清晰地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五年之后，中国还会在各方面迈上一个大台阶。

今后，国务院将根据《建议》正式起草《“十三五”规划纲要》。前者更具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后者既要有宏观性，还要涉及到中观和微观方面，既要有战略性又要涉及到战役战术方面，既要有指导性又要具有可操作性。前者着眼于基本思路、基本理念，后者则要有具体政策、务实措施，用新理念统领“十三五”规划编制。

最后，我们期待明年3月召开全国第十二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十三五”规划纲要》，开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面决战、全面决胜、全面建成阶段。

 

（编辑  王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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