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税收制度改革，是一轮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税收制度改革。这种不同主要是经济发展的背景不同，它带来了这轮税收制度改革的理念、思想、战略等方面的不同。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由来

“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词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逐渐形成的。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原有的经济发展动能已经不大适应，2008～2010年实行的扩张性经济政策的负效应开始显现。2013中国处于 “增长速度的换档期、发展动能的转换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新常态下，以此来概括经济发展当中所出现的新问题，而且是一种长期性的变化。

既然环境、形势变了，我们管理、发展经济的思路也得变。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然后进一步概括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可见，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紧密衔接、一脉相承的逻辑体系，它引申出的问题与以往大不相同。首先，“新常态”对应的是“旧常态”；其二，要区别新发展理念和旧的发展理念之间有何不同；其三，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以往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政策有所不同。我们应时刻牢记这点，并不只是换了一个称谓或一个概念。

新常态下税制改革的突出变化

税制改革上升到国家治理高度

我们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样的背景下，讨论税制改革的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2013年11月发布），那里有一款专门写了财税改革，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了税收制度改革。第二份文件是2014年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基础上拿出的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性办法。两份文件具有一个区别于以往的基础性的变化：三中全会文件关于财税改革部分的第一句话“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国家开始重视财政”这一点。以往人们把财税仅仅看作经济问题，但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显然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因为国家治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党建、内政、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这是由经济范畴转化为国家治理范畴。比如讨论税制改革，给税制改革定方向、定目标时，过去主要是适应总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改革的节奏。1994年的税制改革成功的基本标志就是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现在讨论财政税收问题，就不能仅仅着眼于配合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而且也要和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进程相匹配，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匹配，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拓展了税制的功能范围，提升了税制的定位。即从经济体制层次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层次看税收制度改革，会看到和以往不一样的东西，而且这种变化是符合规律的、非主观层面的调整。

新常态下税收功能的变化

现在的税收教科书讲税收的职能一般有几个方面：第一，筹集收入或叫做资源配置；第二，调节分配；第三，监督经济活动。十八届三中全会给财政税收定义了四个方面的功能：第一，优化资源配置，将私人、企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资金筹集到政府，加以重新配置。这里所说的优化资源配置不仅限于经济资源，也包括国家的资源，国有资产等等。第二，维护市场体制，一个统一的市场是和统一、规范的税收制度连在一起的。第三，促进社会公平。以往最多让税收参与居民收入分配，即收入流量层面的分配，而涉及到社会公平问题则既包括流量又包括存量，财产环节也要进入税收分配领域。第四，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过去对税收的要求是充当经济发展的“自动稳定器”，用逆周期调节的操作手段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但现在税收的功能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要跃升到国家治理这一层次，保证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这些变化，是把税收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职能，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非常重要的基本关系来看待的。

其一，重要的政府职能。筹集收入是政府的职能，但如果说其他各种政府职能都是在某一具体层面的话，税收则是牵动并全面反映所有各种政府职能；或者说离开了它，所有政府职能就不存在了。因为政府履行职能需要钱，钱只能从税收得来。税收为政府职能的履行奠定基础、创造条件，通过税的征收和财政资金的拨付，去透视、反映、督促政府职能的运行。

其二，重要的制度安排。不仅仅经济体制，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的所有制度在内，税收制度是最基本的。在国家的正常运行过程当中，税收制度能把所有的制度安排全部加以监督，税收能够牵动所有经济主体，而不仅仅是纳税人。我们只要生活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覆盖中，时时处处都将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有关，而政府公共服务的背后是税收。

其三，重要的基本关系。社会中有很多的关系链条，党政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所有的关系链条中，税收链条具有“牛鼻子”效应，因为只有税收能够让你有“割肉”的感觉，只有税收能够在市场和政府之间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只有税收能够把所有中国人凝聚在一个线索上，进而推进国家经济事业和其他各方面事业的发展。这就是税收的特质，和其他的范畴、要素都有所不同。

概括起来就是，我们要从经济层面跃升到国家治理层面来给税收重新布局，这是和以往税收制度改革的根本区别。

税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工程，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它是作为先行机制和突破口来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之后所通过的第一个改革的主体方案就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主体。我们说税收是政府重要的基本职能、制度安排、基本关系，因为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改革的一个交汇点，必须把它作为重点工程加以推进。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今天，我们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上要求税收制度改革，它必须体现现代的税收文明，按照现代税收文明的要求，布局税收制度的改革。

新的税制改革与以往不同

第一，调整是“优化税收结构”。这次改革不是基于总量目标进行的改革，不是要增收，也不是要减税，而在总量不变的条件下进行内部结构的调整，不同的税种有增有减。每个税种的背后体现的是税负的分担结构，比如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是企业和个人作为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这次调整是税种结构和纳税人的调整，或者税收来源的调整。

第二，税制结构调整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税收制度改革上“公平正义”是有切实的含义和实在内容的。我们当前的税收由18种税组成，一种是一般流转税，包括增值税和原来的营业税，这是对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开征的流转性税务，约占税收总额的55%。还有一种是特殊流转税，它不是所有的商品都征收，而是挑选部分商品。我们对高消费、高污染、高耗能的“三高”行业在增值税后再加征一道消费税。特殊流转税约占税收总额的9%。最后是其他流转税，比如城建税、关税等等，约占税收总额的6%。这三类流转税总计约占税收总额的70%，也就是说，政府每征100元税，70元来自流通环节。

再按税源分类，会发现90%税收来自于企业，这和前面的税制结构是相通的——前面我们说流转税加起来是70%，再加上企业所得税，恰好是90%。这就是我们和国际通行税制结构存在的差异。我们的流转税占税收的70%，来自企业的税源占90%，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一般流转税、特殊流转税、其他流转分别占税收的27.2%、 14.4%、2.5%，总计45%左右。OECD国家在45%的基础上加上企业所得税11%，是55%左右。

相比之下，我们的税制结构存在三大弊端：

我们是价格通道税，税收都隐含在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中。税收进入价格，这是世界通例，但我们进入价格中的流转税含量太高。同样一块手表，在境外买是5000元，再加40%多的流转税，这是境外购买的价格；在境内同样5000元，我们却要把所征的税的70%打进价格，这就是人们一到境外就买商品的原因，表面上看境外的商品价格便宜，于是很多人讲境外的税负水平低，但比较中国的宏观税负又不比境外的税负水平高。用更专业的说法是，我们税收制度结构当中流转税的含量较高。当在特定的商品价格中融入的税收含量高的时候，产品价格相对于其他国家同类商品的价格就不具有竞争优势。市场价格是由供求双方决定的均衡价格，如果这个价格能够充分地反映供求双方的对比，那么它就是灵敏的市场；但如果这个价格当中更多的不是反映供求双方的力量对比，而是税收的要素，是税收制度方面的安排，这个价格显然就不是引导资源配置最灵敏的信号。

我国税收90%是企业缴纳的，企业税负是否过重？去年一段时间，关于我国企业税负重的话题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但是我国的企业税负真的很重吗？凭数字能得出这样比较肯定的结论。但是有人由此把企业税负重引申为我国的整体税负都很重，这就不对了。我们拿任何一个年度的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和其他国家税负水平做比较，会发现我国绝不是税负高水平国家。即便用最宽泛的口径计算，我国的宏观税负在2016年也只不过33.06%，同期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是39.2%。比如北欧国家，它们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健全，社会保障的水平高于中国，但羊毛出在羊身上，社会保障的服务质量高，背后一定是较高的政府支出，但如果没有税收作为依托，何来政府支出？何来社会保障？所以，北欧国家的税负水平肯定比我国高。

为什么我国的企业税负被人们认为更高呢？宏观税负是企业税负和个人税负的加总。我们把OECD国家的宏观税负做一个分解就会发现，其中50%左右是企业税负，剩下50%是居民税负或者是个人税负，而我国的宏观税负中企业税负是90%，个人税负和自然税负仅占10%。因而，立足于现行税制结构，我国的企业税负约等于宏观税负。千斤重担如果两个人分担，每人只500斤；但是千斤重担的900斤加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是不均衡。所以我国税负结构的问题就体现为，后面吃重的是企业，前面负担很轻的是个人。

税负的不均衡还有碍公平正义。在税负计算和统计的问题上，企业只是一个具有统计意义的“空壳”，向企业收多少税，最终都要落在个人身上。企业交纳任何税，或者采取加量的办法向前转嫁给消费者，或者向后减少股东分红、转嫁给股东。因此，税收负担的分配是否公平，要看落在企业之后最终由谁来承担。最重要的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税收90%都落在企业身上，这90%税最终落在谁的身上，是富人身上还是穷人身上？是不是落在我们希望调节的那些纳税人身上了呢？任何数学模型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就很难评论，这种税收制度运行下来的分配结果是不是公平的、正义的。

第三，重点解决个人所得税问题。当税收90%落在企业的时候，剩下10%的个税中，4%来自于个体工商户，6%来自于我们认定的纯粹的个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税收和居民个人之间关系不大，税收的征纳环节和个人基本没有直接联系，我们不是直接跟税务局打交道的纳税人。所以，当政府想用税收去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时候没有抓手。

举个例子。如果有人想学美国巴菲特，主动向政府申请对自己收重税，我们把他领到税务局，税务局却没有办法开发票：如果开增值税发票，增值额无法计算；如果开企业所得税发票，就需要按照企业的利润去征税；如果开个人所得税发票，要按个人上报的年工资，而有的富人甚至年工资才上报１元。怎么收税？连一张税票也开不了，最后只能让他走捐赠途径。我们对这类事情没有抓手。要通过税收手段去调节居民收入分配，这只是一般性的说法。还必须接着问一句：用什么样的税种去调节收入分配？当下我国还没有这样的税种。

我到台湾考察时了解台湾的直接税就是对个人征收的，税额占个人全部税收五成以上，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这样做呢？这要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税制变迁说起。

我国以企业为税基的税制的由来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我们国家的政府收入是通过非税的手段取得的。名义上是国有企业利润上缴，但那个时候国营企业的利润来自哪里？两个基本制度保证了国营企业的高利润：一个是农业的统购统销制度。农民打下粮食、收获农作物，只能卖给国营粮站或供销社，执行的收购价格是国家统一从低制定的。低价统购的农副产品再低价卖给城市居民，城市居民的生活费用水平被压低，国营企业就有条件实行低工资制。与此同时，有些农副产品直接作为工业品的原材料，企业的原材料的成本也降低了。第二个是城市职工从1956年起实行“八级工资制”，工资水平由国家统一制定，多年不涨工资，由此维系了一个全国低工资制的格局，工业的劳务投入成本维持在低水平。对于国营企业而言，原材料投入和劳务投入都是低成本。与此同时，工业品的销售价格由国家统一从高定价，这就是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剪刀差”。在高售价与低成本之间，国营企业就实现了高利润。企业利润交给财政进入国库；企业大项开支再由财政支出拨付给你。由此形成了财政的高收入。

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启了税制改革，但从来没有把普通个人当作征税对象，1980年出台第一部个人所得法（起征点800元）针对的是外国人。1984年出台的个人收入调节税（起征点400元）针对的是中国的高收入者，因为那个时候出现了万元户的概念。1994年税制改革，把两种个人所得税的税种合二为一，也是针对高收入者，没有想过由高收入者延伸到普通人。

可以看出，我们整个的税制结构和其他国家的税制结构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我们现在需要从个人纳税培育开始，逐步地去提升直接税的比重，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来的要求。

调结构中的增减变化

我国现有的税制体系中包括18种税，营改增后还剩17种。这次税收制度改革主要是结构性调整而不是总量增减。结构调整首先把增值税、消费税、环保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这6个税种纳入到改革对象中。通过这6个税种的调整，优化整个税制结构。

我们把它们按税制性质分作间接税和直接税。目前我国税制结构中流转性质的税收、也就是间接税占70%，而直接对个人、对企业征收的税（直接税）占30%。税制结构调整的思路，是让间接税比重下降、直接税比重上升。

间接税或流转性质的税收下降，主要通过营改增分三步实施：第一步试点阶段，2014年通过“2+7”方式对9个行业减税2100亿元左右。第二步是2016年5月实施的全面推行营改增，减税5100亿元左右。第三步是2017年7月份推行的税率减并，预计减税9000-10000亿元。为了税负水平稳定，减掉的近万亿元税收要补上，主要的方案是调整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

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分11个类别征收，每个类别区别对待。工资所得税实行超累进税制，劳务所得税实行比例税制，等等。改革后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把个人的全部所得放在一起统一征收，税基变大了，按照累进税率的特点，适用税率会向上调档，最高税率是45%。这样上缴个人所得税会增加。所以，个人所得税的综合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增税的改革。

房地产税。房地产税绝不仅仅指企业法人所交的房地产税，居民个人也要缴纳房地产税，对于广大的中国居民而言，我们现在的房地产税税负是零。不论今后房地产税采取什么样的税收制度，也不论它的扣除和豁免是采取怎样标准，只要开征房地产税，就是加法。

遗产赠与税。目前它还没有纳入到改革的方案，我们早就研究过遗产和增值税增收问题。前几年人们对遗产赠与税的问题上不了解，认为中国的富人还年轻，没到代际交换的时候，讨论开征遗产赠与税为时过早。另外，许多国家都废止遗产税了。但在今天，这两种情形发生了变化。首先中国的富人已经开始代际交换，富二代已逐渐接班；其次，又有一些国家开始开征遗产税了。

所以，通过间接税的减和直接税的增，我们的税制结构在调整、在走向均衡，更多地体现了公平正义的属性。

对过去三到四年税制改革的评估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发布后，税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改革的内容已经明确。具体的方案是2014年6月30日制定的。改革的进展状况怎么样了？

第一是“跛脚式”的推进。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晃晃悠悠。税改不仅仅是自身的问题，它对国家经济整体都有影响，也蕴含着金融风险。迄今为止，整个税制改革涉及6个税种，已正式启动了3个。营改增全面启动，资源税改革顺利推进，消费税的增税范围有所拓展。此外，环保税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启动。而个人所得税综合制、房地产税的开征还杳无音讯。与税改相配套的征管体制改革，也在2015年开始启动。需要明确的是，这一轮税收制度改革的看点、难点、重点，不是已经有着落的4个税种，而是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比如营改增，改革的方向和规划其实早在1994年就制定了，当时本想把货物和服务合并在一起统一增收增值税，只是考虑到当时的征管条件不具备，于是搞了一个缓冲，让一部分服务业暂行营业税，没有一步到增值税。

第二，我们的税务体制对流转税制度的运行是熟悉的，擅长和流转税、和企业打交道，但它对直接征收个人所得税不熟悉，对存量征收的房地产税不熟悉，这是我们目前的软肋之所在。本轮税制改革真正启动后，为什么直接税制的改革如此艰难呢？存在下述问题：

认识盲区。举例来说，2016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当年5月要全面推行营改增，除了税务局之外，没有引起其他部门或者群体特别关注。但假如讨论的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哪怕只下调100元，例如由3500元降为3400元，估计在社会上争议很大。每年两会涉及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提案，社会关注点总是集中在起征点问题上，而更重要的税费问题、税基问题、征收方式问题则没人涉及。我们只看到直接税，看不到间接税；只看到直接税的增，看不到间接税的减，甚至看不到税收的根本属性是要满足政府支出需要。不懂得“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何来增加直接税的改革动力和推力？

理念误区。这主要是指政府的官员，包括专门负责财政税收业务的主管部门。他们对现行的税收制度很赞赏——即使经济下行，税收收入还能保证稳定可靠。这是因为流转性的税收，只是考虑到增值额的大小、营业额的大小，而不涉及经济关系的调节。另外，间接税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征收的税，在税制改革的时候不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1994年，与中国税收改革同时进行的有英国和日本的消费税改革，这两个国家的消费税改革，都是以政府内阁更迭为代价推进的。我们国家1993年部署税改，1994年1月1日正式推行。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中国税收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何来推进增加直接税改革的动力？但是换一个角度，现行的税收制度能充分体现公平正义吗？只有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去理解和评价，我们才有税制改革的推力和动力。

税制的惯性。在现行税收制度下，人们在税价关系上看到了价格而看不到税收，看不到商场里商品标价里包含多少税。而在国外，价税是分离的，买东西时候要先问价，还要问税。税和价分不清，所以实行营改增对价格影响的时候，人们最初是看不到的，因为减少了交税，但是价格可能没有直接发生变化。

征管格局。目前税务机关征管税能力已经很高了，每年税收提升的速度非常快。尽管如此，它的特征还是可以用“间接+截流”四个字来概括。税务机关只能收间接税，而不适应收直接税。通常找一个纳税人收税，明知它纳税后最终要把负担转嫁出去，但税务机关不会触及背后的这些个人。个人所得税表面上向个人征收，但税务机关一般的做法是找一个业务扣缴人，业务扣缴人再找具体人扣款。这就是“间接”。所谓“截流”就是，现在8个税种的税源基本上都是现金流，形不成流量就征不到税，税收不能深入到存量环节。所以，这样一种格局很难去征收直接税，税务机关没有征收直接税的积极性和基础条件。

第三，当前经济增速下行，不利于直接税改革。但税制改革不能停。因为税制改革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间接税要减，另一方面直接税要增。现在直接税增不了，迄今为止仅仅营改增一项，今年年末税收就将减少9000-10000亿元。而政府支出规模又不能削减，只好增列赤字，靠增发的国债来减税降费，而财政赤字背后是财政、金融风险。所以，财政金融风险的背后是直接税改革裹足不前所造成的。

                                              （编辑  张三友）

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的竞争（二级标题）

20年前，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在瑞士达沃斯发表了《网络空间独立宣言》，提出网络空间将成为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没有物质、肉体和边界，更没有等级、特权、偏见和压迫；这个新世界不接受现实世界的教化、约束、殖民和统治，也不接受任何政治和法律的强制和支配；但是，这个新世界有自己的文化、道德、不成文法典，也有自己的社会契约和解纠机制；这个新世界被认为治理更人道、更公平、更文明，它将会终结工业世界的政府专制。“你们关于财产、表达、身份、迁徙的法律概念及其关联对我们不适用。这些概念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我们这里没有物质。”长期以来，这一毫不妥协的网络空间自由主义主张，一直被视为网络空间的政治与法律研究的理论前提。

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成为信息的基本组织机制，这一颇具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色彩的新机制，塑造出了一个全球尺度的“信息社会”，一个技术上无远弗届的“全球网络空间”.其中，网络化成为信息化的组织规则，在信息处理、知识互补、利益分享、互惠信任诸方面，既优于市场交易又优于科层组织。

但是，这种新机制在催生“新社会”的同时，也延续了国与国之间在全球化链条中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不对称。[1] 这个“新社会”只在技术上是新的，在本体论上仍然在两极化的老路上高歌猛进，全球各国的社会结构、劳资关系，尤其是生产方式，都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循此而言，二十多年来，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大。网络空间的政治文化仍然受到现实世界的巨大影响，新空间所孕育的“新文化”或正从繁花盛开的巅峰走向萎缩的低谷。正如2013年斯诺登事件所揭示的，[2] 网络空间内部仍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特性，在技术、域名、传输渠道等关键信息资源或信息基础设施上仍然是有主权边界的，仍然是美国主导的，其诸多后果之一就是互联网成为霸权国家控制弱势国家和国家控制公民的政治工具，这也就把主权话语重新带回了网络空间。新技术看上去催生了一种“新政治”，信息技术革命重新塑造了社会权力的组织方式。但即使在美国，网络的每个层次和领域仍然是“赢家通吃”，网络政治信息和话语权仍由一小群精英和机构所创造和过滤，互联网并没能实现美好的民主化承诺，互联网的极端开放反而加速生产着新的政治精英，也延续着传统的“贵族统治”，网络空间的所谓“新政治”不过是新瓶装旧酒。[3] 新规则所催生的“新经济”也并未缓解不同的国家、阶层和族群之间的政治经济不平等。

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当然不是毫无差异的，事实上二者正在进行着复杂激烈的政治与法律竞争，这实质上是一种主权竞争。竞争的对象是对人和物的统治权、管辖权和规制权。除此之外，网络空间还从多个层次、场域和维度对现实世界发起了挑战。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犯罪也在全球化。通信范围的全球化、通信规模的急剧扩大，互联网标准与关键资源决策权的跨国分布，社会成员之间集体行动的成本降低、能力增强等因素大大提高了治理成本，分散了民族国家的传统控制权。[4] 这说明，现实世界从一开始就不接受网络空间的乌托邦主张，而且，网络空间中互联网的分布式技术架构既有可能严重挑战现实世界的规制，也有可能让来自现实世界的规制无所不在。

如果现实世界意欲把规制嵌入网络空间，就需要掌握信息的规则、互联网的架构特性、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以及网络政治经济机制等新知识。其中，尤其必要也甚为迫切的是，需要对网络社会的行动主体，即网民的身份、财产、行为建立有效的认证体系，以提高网络空间的“可治理性”。网络空间必然需要也必须生发于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土壤之中，尤其是现实世界对于大规模社会的支配与“反支配”、治理与“反治理”、认证与“反认证”的互动过程之中。

大规模社会的认证与治理

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仍然处在变化之中。信息技术所塑造的网络空间的确给现实世界提出了各种挑战，尤其是对于一个社会结构变动不居、利益多元化、风险日益增多、问题更趋复杂的大规模社会而言，这既是对复杂社会自身风险规制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国家大规模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并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网络空间乃至现实世界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治与经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网络空间治理本身既涉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的国际竞争，有国际政治维度；也涉及大规模社会治理，有国内政治维度。信息的滚滚洪流，在网络空间不舍昼夜，数字迷雾制造着匿名的幻象，个人可以自主过滤信息，商业公司掌握巨量用户信息，催生着群体极化、非理性选择以及追逐利润的商业模式，构筑出一个似乎不受规制的“网络乌托邦”。在这里，信息不对称与权力不对称的双重困境尤为突出。自然人与法人的身份、财产、行为、事务等社会事实复杂多样，更难以识别，国家与社会之间这种严重的“双重不对称”可说是治理困境的首要根源。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了国家认证的广度、深度与强度。^[5] 在利用信息技术增强国家认证能力上，美国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先行者。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即将迈过“现代社会”的门槛之际，政治、法律、社会、经济、文化各层面都处在剧烈的转型大潮之中。人员流动性大，财产等基础信息无法跟着人走，社会安全状况堪忧，福利欺诈现象频发。这些信息不对称现象表明，美国在“四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存在不容小觑的社会问题。美国的经验显示，这些问题的出路，不仅在于各种堪称“第二次权利革命”的社会立法，还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创新。

美国“信息时代”（theInformation Era，1960-1990）的全国犯罪认证制度建设就是一个例子。在1960-1990年的三十年中，美国借助信息技术改造了全国犯罪认证制度，这是一项重塑基础权力结构的治理制度创新，这个过程充分解释了认证对于大规模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借助于这项创新，美国在1994年互联网民用化之前，就已经建立了一个高度整合、互联互通的“数据库国家”（Database Nation），美国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准化、清晰化的“档案社会”（Dossier Society）。

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减少赤字法》，彻底放弃了1974年《隐私法》的保护立场，要求全美各州均须加入联邦的全国数据整合、比对与关联系统，以认证食品券、医疗补助、家庭哺育儿童补贴以及很多其他相关福利项目的受益人资格。

全国信息系统从此崛起，记录在案的人群种类繁多，包括全国范围内数以千万记的社保受益人、个体和法人纳税人、食品券领取人、家庭哺育儿童补助受益人、罪犯、老年人额外保障受益人、医疗补助受益人、私人医保计划被保险人等等。此外还有私人信用数据系统中的5100万信用卡持有人和6200万份信用记录。

美国的全国犯罪历史系统不仅仅是刑事司法行政体系，它同时也是美国的就业筛选工具，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黑名单”系统。美国9000万就业者中，有犯罪记录的3000万人都记录在这个系统中。不仅如此，全国犯罪历史系统还是一个全国信息与身份中心，它整合了6万个刑事司法机构及50万从业人员，几千个其他政府机构以及从地方学区到美国银行等各主要部门的雇员，这个过程被称为“地方职能的国家化”。此外，该系统还涵盖了7000万现役和退役军人、国防承包商和从业人员、核工业从业人员、联邦雇员以及其他需要联邦调查局备案的人员。

除了全国犯罪历史系统以外，美国的基础信息认证机构还包括商务部普查局、国内税收总局、社会保障局、公共卫生局全国卫生统计中心，它们分别掌握自1790年以来的人口、个人身份数据，自1933年以来的公民收入、纳税申报信息，自1937年以来近2亿人次的医生收入信息、医保、教育、福利和社保数据，以及1960年以来的公共卫生、医疗和人口学记录。

美国的经验对我们至少有三点启示：

第一，互联互通的基础认证制度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它可以重塑权力的组织、控制、后勤和沟通方式，其重要性就在于它几乎是所有政治行动的前提。

第二，从政治意愿和制度能力两方面实现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是识别个人身份，提高社会透明度，减少偷漏逃税和福利欺诈，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增强国家基础能力的制度前提。如果基础信息不能互联互通，无论社会治理，还是国家治理，都很可能出现监管和治理的“失灵”。推动公民身份、财产、信用等基础信息互联互通的过程，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过程。

第三，改造国家认证体系、实现互联互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很好的切入点。它非常迫切，尤其是为解决一个大型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大规模治理问题所必需；它相当可行，可以在短期内极大地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它争议较小，更容易达成政治共识。

看似微不足道的基础认证制度创新，能极大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一方面，它把社会信息向政府敞开，有效增强了政府处理大型社会问题的制度能力，增强政府政策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打破了僵化的分权思维，让政府有能力在该集权的地方集权、在该分权的地方分权，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组织、控制、后勤与沟通优势，从而提高政府治理的有效性。认证制度改革前，社会对国家来说是不透明的，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往往是瞎子摸象，难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认证制度改革将治理必需的海量信息汇聚到政府手中，让政府在信息沟通技术提升治理能力，把握社会问题，回应大众诉求。人们往往只关注信息时代的技术进展、商业进展，而忽略信息技术对于政治发展的巨大影响。“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

网络空间的国家认证

“认证”让个人行为在统计意义上变得可以预测，形成一个比其“物理人”更真实、更全面的“数字人”，以此提升个人相对于国家而言的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通过认证的治理”，通过清晰化、标准化、例行化、制度化，现实世界的统治者努力维护着“利维坦”的自身形象，致力于揭开虚拟世界蒙在人的身份、财产、行为上的数字面纱，并最终希望在一个复杂的大规模社会中保持自由与秩序的平衡。

身份认证与行为认证，或者说国家认证与社会认证，构成双重认证机制，相互补充并共同支撑着治理体系。国家认证与社会认证在现实中存在某种相辅相成或交叉重叠的关系。双重认证机制能否有效运行，也正取决于能否在二者之间划出相对清晰的边界，进而理顺各自的权责及其相互关系。一旦社会主体的行为认证不受法律约束，就很容易对个人信息安全、隐私和自由构成伤害，也极大地削弱、侵蚀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政治自主性。因此，国家通常需要对社会主体的行为认证施加严格的法律约束，让国家认证成为社会认证正当性的来源。

在中国，将认证嵌入网络空间治理，并最终形成双重认证机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也不是无迹可寻的。以身份认证为主轴的国家认证正在各个层面嵌入中国的治理，这一进程与“网络乌托邦”给大规模社会治理所带来的困境息息相关。这表明，中国不再把“网络乌托邦”视为无法规制的法外之地，而是开始将现实世界和网络空间视为法律面前相互平等的领地，享有同等的权利，也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和义务。这种观念正在成为互联网法律与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的共识，意欲建立“新规则”的政府，积极尝试借助互联网信息巨头的力量将网络空间纳入现实世界的法律规则。国家认证一旦开始借力于社会认证，二者的地位、关系就产生了新的变化。

网络空间的社会认证

如果说网络空间中，以身份认证为主轴的国家认证是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公共权力，是国家的政治责任，那么，以行为认证为主轴的社会认证所带来的却是或隐或现、愈加清晰的竞争、挑战和危机。如果国家全面掌管行为认证则会不经济、不方便，也常常遭致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质疑，是政府不堪承受的重负。因此，网络空间的行为认证主要由社会主体来进行，事实上这也往往是出于网络空间的网民行为的规模、数量、频率的现实需要。但后者同样会产生用户隐私受扰、身份欺诈、信息服务提供者自由裁量权过大，以及巨量信息的权利属性等难题。因此，国家也不得不摸索针对社会主体的行为认证的规制原则。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2年《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中，正式在法律层面确认了双重认证机制。首先，“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办理网站接入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其次，“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这是中国首次在法律层面确认，互联网接入服务、互联网内容服务中，服务提供者要对用户进行两次“身份认证”（“实名制”）；并且，在内容层向传输层过渡时，服务提供者要对用户进行信息发布是否合法的“行为认证”。将确认发布行为是否合法的责任赋予服务提供者，这就构成了由身份认证和行为认证所组成的双重认证机制，身份认证放在两个环节，行为认证放在多个环节。 

国家认证与社会认证的关系

身份认证和行为认证的法律地位，取决于它的权力（利）性质及其归属，这取决于认证主体是谁。如果认证主体是国家，应对国家的身份认证施以更大权力，而国家的行为认证附着在身份认证上；如果认证主体是社会，应对社会的身份认证施以更大约束，使之依赖于国家的身份认证，而对于社会性的行为认证则予以较大空间，但又需要设定明确的法律限制。

在中国网络空间治理的政治、法律与政策语境中，身份认证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其权力主体是国家，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各项基本需要，这是一种非常基本的国家认证。行为认证权事实上是国家赋予社会主体的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认证。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可以在国家法律授权范围内进行某些环节的身份认证，但最后环节，即对身份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的确认，是国家的当然政治权力，不可转让，因为是国家在治理，而不是公司在治理。

因此，对于国家而言，收集、储存、使用公民的身份信息是一项基本权力，可以在不扰民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合法行使；可以在保障公民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授权或要求社会主体提供相应信息，向社会主体提供验证服务。

但是，对于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针对用户的行为认证，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储存、使用，必须接受非常严格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限制，^[6] 收集、存储和使用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明确说明收集、存储、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必须征得用户同意。对于通过行为认证得来的用户信息，须严格保密，不能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并须采取必要技术措施，防止身份、行为和财产信息滥用。如果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需要确认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则必须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请，在符合法定规则的前提下验证用户信息。

对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行为认证施加严格约束，是因为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行为认证能力使之建立有效的商业模式，也使之成为公民个人权利的潜在威胁源。那些掌握巨量用户个人身份信息和网络行为流的大公司，也完全有能力对国家的数据安全、信息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无论是把互联网信息数据看做生产要素的阿里巴巴，还是把信息看做是一种能源、想做“黑盒子”的腾讯，其行为认证权利都必须受到国家权力的规制，法人权利不能完全自然人化，这就需要重新界定大公司所拥有的巨量用户个人数据的法律性质和权利归属。

总而言之，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只能进行合法的行为认证，可以通过行为识别身份，但不能通过身份跟踪、追溯、预测和确定个体行为。后者一旦大行其道，将会是个人隐私的彻底终结，而公司企业等商业主体势必将掌握对用户个人生杀予夺的巨大权力。

结语

由于信息巨头及其商业利益与用户自主、技术创新和公共利益之间冲突不断，如果现实世界对网络空间的法律规制过于保守、僵化、封闭，仅仅着眼于传统规制，比如信息服务商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专有网与公共网之间的矛盾、以及条块管理体制的内部冲突，就无异于“以身饲虎”，这时候法律就很可能变成新利益主体建构自身正当性的工具。因此，现实世界需要提升学习能力，构建“新规制”[7]，包括基于互联网物理层的“端到端”技术特性研发新的信息技术、建设新的信息基础设施，针对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信息服务商建立新的法律规制，针对那些掌握高度整合的互联网入口和控制平台建立代码层规制，防止信息巨头攫取公民身份认证权，同时还要严格约束这些信息巨头赖以谋生的行为认证权。

                                       （编辑 迟晨光）

我常想，22世纪的孩子们会读什么书？到那个时候，不能让孩子总说19世纪的事，而一说起21世纪的文化成就，开口就是娱乐“大腕”。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就面临精神危机了。今天我们应该考虑这件事了。

清末那一代学生，为什么会出现思想大觉醒？因为要亡国了。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文化大自觉的时候，都是民族面临危亡关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居安思危，在国家顺利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将来哪一天可能面临生死危难。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当年居安思危，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准备，我们今天才没有走苏联那条路。而苏联就是在教育上吃了大亏。

    教育要培养治国理政人才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他本人的思想成长和转变经历有关。

毛泽东同志本人就是学生出身，1963年1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时说：“我这样一个人，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变成无产阶级战士，也曾经过一个过程。许多革命者都一样，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毛泽东从自身思想成长和转变的经历，认识到教育不能脱离实际。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些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1968年7月12日，毛主席在谈话时提出“教育要革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办教育要讲政治。毛主席极其重视文科教育中的政治教育问题，认为大学文科不讲政治是很危险的。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更多的是阶级斗争的产物”<!--[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有着鲜明的指向。1961年年底，毛泽东对大学生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

教育要讲政治，首先要解决的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有人说人要有信仰，我认为关键是要培养唯物主义世界观。如果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那就会产生唯心主义信仰，这样我们就难免出现苏联后期那样的情形。戈尔巴乔夫不能说没有信仰，他有的只是唯心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于国于民只能是灾难。“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反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真理的逻辑也是从反面展开的，没有对立面的斗争，教育就不能完成其应有的任务。因此，唯物论，辩证法，是从学校学不出来的，要到有丰富的对立面斗争的实际生活中，从实践中学习。所以毛泽东强调：教育不能脱离实际，要政治挂帅，要走从工人中培养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实践中去。参加实践可以有多种做法，重要的是切实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中。学生一旦脱离了这样的实践，他脑子中就没有国家了，因为他不饿肚子，没有对立面的斗争，更没有生死感。

我们今天讲教育，是讲中国长治久安之道，是讲治国理政，而不是某个具体学科或某种教条。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治国理政的人才，这是当代教育的大道理，也是专业人才培养必须服从的大道理。古代有大学、小学之分，大学就是培养治国理政人才，在大学里讲得最多的不是具体知识，而是政治。治国理政就要抓住国家中的政治问题，如果将教育办成了仅仅传授知识的机构，那就脱离了政治，而教育脱离政治在历史上往往是亡国灭族的开始。

在中国战国时，秦国和齐国的命运类似于同时段的欧洲罗马与希腊的命运。就在秦国和罗马的兵团在东方和西方世界铁血前进时，齐国人则在闭门搞“稷下学宫”，玩不靠谱的“纯学术”和“百家争鸣”，希腊人更是“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结果是齐国和希腊这两个曾经的强国，先后倒在讲政治和注重经世致用学问的秦国和罗马的脚下。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结合，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我们党的经历有关。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每次大失败，都是唯心论盛行的结果。共产党早期的干部像陈独秀等，革命信仰都很坚定，但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结果给党带来了1927年的大灾难。当时以为，只要听苏联的就肯定能取得胜利，后来才知道盲从他国经验，脱离中国的实际是要掉脑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学到的党课是谁上的？是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在1927年给上的。敌人是最好的教师，沙场是最好的课堂。你正儿八经给他讲，他听不进去，一开杀戒，一流血，什么都学会了。1927年，蒋介石逼得共产党人抛弃了陈独秀“绘画绣花”式的革命，脱掉西服，拿起枪杆上了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就是这样由他的对立面展开了。

开展武装斗争，刚刚打开一点局面，王明又带着斯大林的圣旨来了。李德、博古等人完全听不进长期坚持实际斗争的同志们的意见，将用于欧洲平原的战法用于中国东南山地，最后把根据地丢了个干净。红军大转移开始时，他们还是死守他们那一套办法，结果出发时是8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只剩下3万多了。李德这个外国军人，机械地把欧洲军队的战法搬到中国山地，碰得头破血流。在中国是山地作战，又是敌强我弱，怎么能使用欧洲平原大部队决战的方法？红军付出了5万多人的生命的代价，我们党才明白，为什么马列主义的原理要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不断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不流血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错的。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

当时，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灯塔，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大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自觉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唯心主义是不能带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当时许多在领导岗位的人缺乏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更缺乏历史自觉和道路自信。为此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邓小平后来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认为，这篇文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打倒了曾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盛行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唯心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取决于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机械地照搬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这是毛泽东和教条主义者争论的一个焦点。教条主义本质就是唯心主义。

当时我们党还没有自信，自觉更谈不上。真正找到自觉和自信的标志，是我党找到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填写了一首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从这词中可以体会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心情并不轻松。四渡赤水，过金沙江，过大渡河，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取得了第一步胜利。这时又碰到了张国焘。当时张国焘头上的光环更大，他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还到苏联见过列宁，简直不容怀疑。但光环并不能保证其路线的正确，还是要看他的主张能不能符合中国实际，能不能带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过草地时，一部分部队跟张国焘走了，开始要南下四川，后来又北出新疆，因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而跟随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事实证明张国焘是错的。

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考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像的。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来自血的教训，这不是从书本和课堂里就能得来的。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昨天不是从莫斯科掉下来的，今天也不是从白宫掉下来的，它是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不这样，与长征一样，还是要流血，要亡党亡国的。

为什么毛泽东到延安后要搞整风，要解决学风问题和世界观问题？整风就是教育革命，抗大的学风就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讲了这个意思。仅从动机考虑是唯心主义，动机和效果要统一，要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服务。所以毛泽东反复说，要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在今天，这个“大道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强国的道路。

知识分子深入实际，和工农结合，才能避免苏联的覆辙

中国人民经过千辛万苦，获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就考虑以后怎么办？孩子们不会再经历革命战争考验了，长征路也不会再走。看到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之后，毛泽东就开始重视教育革命问题，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开始考虑反修防修问题，就是要防止共产党变质，防止中国再出现苏联那样的变质。这个动机和思想是没错的。今天看苏东的情况，他当时的担心是对的。

为什么毛泽东讲教育要革命，就是告诉知识分子不要脱离实际。毛泽东找到了一条路，这就是知识分子要到人民当中去，和工农相结合。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发表了一篇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讲话，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是真革命、不革命或假革命，就看你是不是和广大工农结合在一起。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毛泽东指示提升为党的教育方针，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1964年2月，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时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if !supportFootnotes]-->[11]<!--[endif]-->4月21日，毛泽东在南昌对当时的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if !supportFootnotes]-->[12]<!--[endif]-->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if !supportFootnotes]-->[13]<!--[endif]-->

从20世纪60年代初，党就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开始有侯隽、邢燕子这些人，再后来就形成上山下乡的整套方针政策。这个运动非常深入，前后有2000万青年学生下乡，而它的巨大成效到今天才真正显现。我是下乡的一代，孔丹同志是下乡的一代，朱善璐同志也是这一代，我们有幸得到深入农村基层并在基层成长的机会。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就是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了解中国社会实际。应该说，我们在下乡实践中得到的这份知识是受益终生且不可替代的。

有人总抱怨说，我们这一代人下乡多么艰苦。其实，“甜”这一范畴恰恰是通过它的对立面即“苦”的逻辑演绎出来的。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吃了一点苦，但避免了中国遭受苏联那样的大罪。其实亡党亡国才是真正的苦难。当年南京陷落，敌人的刀子架到你的脖子上，哪管你是什么著名学者、专家、艺术家，这些头衔有什么用？没出大事时，有些人总以为自己个人是如何重要，国家怎样与我无关。亡国时才会明白，有国家才有你的身份，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

看了苏联的教训，就能对此有深刻体会。苏联解体多少有才华的人流离失所。惨痛的教训教育了曾“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if !supportFootnotes]-->[14]<!--[endif]-->的俄罗斯人，他们最终又将普京推到历史舞台。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秦不失于制，失在于政<!--[if !supportFootnotes]-->[15]<!--[endif]-->。从这个角度看苏联解体，苏联的解体也不是失于制，不能由此说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在整个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在1978年以前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美国，1978年之后，苏联经济增速才直线下降。撒切尔曾经坦承，苏联这个制度太厉害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它有巨大的优越性，但它又怎么解体了呢？问题出在治国理政能力的衰落，根子还是教育方针出了问题。教育长期靠考试、开表彰大会、发奖状来培养人才，而不与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则如无头苍蝇，就会完全没有方向。这样培养出的人才只能是精英意识，没有劳动人民意识，脱离实际使苏共最后和劳动人民脱离了。

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人民是麻木的，他们认为苏联这个国家跟他们个人没什么大关系，这样就很危险了。值得研究的是，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助手”即苏联青年团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间成为党的“掘墓人”，1989年在苏共遇到最危险的时刻<!--[if !supportFootnotes]-->[16]<!--[endif]-->，已有两千多万团员的苏联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解体时似从人间蒸发，悄然无声。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议的不是苏共的反对派，而是从共青团区委第一书记起步进入苏联政治舞台中心的戈尔巴乔夫<!--[if !supportFootnotes]-->[17]<!--[endif]-->。这些人有的是背叛，更多的是天真幼稚。斯大林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他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if !supportFootnotes]-->[18]<!--[endif]-->，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if !supportFootnotes]-->[19]<!--[endif]-->。

历史表明，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治理国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终还是要垮台，要被开除球籍的。苏联和苏共就是在无人能敌时自行静音解体和解散的。

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首先在干部队伍和人才基础

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if !supportFootnotes]-->[20]<!--[endif]-->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今天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要向强国迈进。这是真正的挑战。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财富可以继承，可经验极难继承，而传承财产是需要经验的。似乎是讽刺：人在继承财产的时候也就同比地失去经验，而获得经验的时候却又同比地失去财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富不过三代”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道理。毛泽东也注意到这一现象，他说：“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而根据地却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8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if !supportFootnotes]-->[21]<!--[endif]-->和平时期说虚话、浮话、大话甚至鬼话所产生的负作用只有到下一代或下几代人才能应验，而有多少人会为未来灾难而放弃眼前的利益呢？对此，像俾斯麦这样的铁血人物也深感无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if !supportFootnotes]-->[22]<!--[endif]-->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后的任务将更为艰巨，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政治经验成熟的干部人才。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的国际视野、国际眼光和参与世界治理的能力，都要受到考验，我们要具备这些能力。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满脑子都是唯心论，那么，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还要犯与王明、博古同样的错误，还要再经受“湘江之战”的惨痛教训。别说强国，连富起来的成果都保不住。

成为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要具有熟练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来自对立面的推送，因而它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更不是考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1963年，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谈话时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if !supportFootnotes]-->[23]<!--[endif]-->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强调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if !supportFootnotes]-->[24]<!--[endif]-->1961年年底，毛泽东教育毛远新说：“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if !supportFootnotes]-->[25]<!--[endif]-->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if !supportFootnotes]-->[26]<!--[endif]-->毛泽东说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能力，这种能力只能在社会斗争中产生。在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这种能力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倡并认真推行的教育革命已在当代中国开花结果，并使我们中国赢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1949年我们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20世纪50年代我们和苏联结盟，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60年代，苏联领导人治国理政能力严重下降，其内外政策频频出错，而我们则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是长征路上血写的经验，没有唯“老大哥”是从；1972年，我们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这使我们再一次获得更大发展。20世纪末，美国领导人极度膨胀，其治国理政能力迅速下滑，其内外政策也频频出错。“9·11”事件后，美国开始全面扩张，我们还是坚持独立自主路线，也没有唯美是从，转而与俄罗斯结好。2016年6月25日，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双方决定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这又使我们获得更为广阔的安全环境和更强劲的发展势头。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历史上少有的幸运的一代，我们有幸见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陨落：前有苏联解体，后有美国衰落；我们还见证了中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在对手们的唱衰中迄今还保持着强劲发展的势头。

我们赢在哪里呢？我们赢在人才，尤其是战略性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胜利发展，应该从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思想及其实践那里找源头。如果当时没有毛泽东为今天所作的深谋远虑的人才布局，尤其是治国理政人才的培养和布局，那我们可能也会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重复苏联的后辙。苏联当时有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工业生产力，就是短缺政治人才。结果让戈尔巴乔夫那种人执掌国家，严重脱离实际，唯心论盛行。毛泽东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if !supportFootnotes]-->[27]<!--[endif]-->当时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不是个别人的作为而是弥漫于领导集体的一种思潮。他们真相信美国，相信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有意思的是，当年苏联的战略能力下滑的现象，很快又在美国发酵，今天美国的人才教育也是严重脱离实际，“从1901年首设诺贝尔经济学奖到去年为止，总计有71位美国公民单独或者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梳理2007年至今年，美国经济学家几乎‘包揽’了诺贝尔经济学奖。”<!--[if !supportFootnotes]-->[28]<!--[endif]-->诺贝尔奖在美国日益推升的结果却是美国的衰落。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脱离实际的教育最终是要使国家和人民付出血的代价。我们党通过长征的血的经验，找到了政治自觉和历史自觉。由于有一大批经受了革命斗争考验的干部，他们保持了联系实际、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从而保证了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经受住了种种风浪的考验，保证国家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权力可以交接，可是经验，尤其是政治经验极难交接，而运用权力是需要经验的。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家底”，其政治成熟与否与其经验的积累程度及深度成正比。1957年11月12日，毛泽东对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说：“经常改变领导是不利的，不能积累经验。一条路线的正确，必须要能够在客观上见效。列宁说，铁的纪律是建立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慢慢形成的，因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if !supportFootnotes]-->[29]<!--[endif]-->

为此，毛泽东从60年代开始，就着手推行以在实际中培养青年学生的经验，尤其是政治经验为核心任务的教育革命，为未来中国做人才布局。半个世纪过后，当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培养的青年同志已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这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那么，我们未来30年、50年将会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苏联和美国那样国家金玉其外、人才败絮其中的危险呢？这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还要抓人才，还是要从以实际政治经验而非单纯知识传授为核心任务的教育入手。这是事关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天大的事业。

有了文化自觉，才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反者道之动。历史的逻辑和真理的逻辑都是由反面展开的。在中国历史上，人民的文化自觉及其代表人物总是在民族大危机的时候出现。这是思想进步的大背景。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其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思想首先针对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孔子当时身处春秋末期，眼看国家要解体，社会要大乱，他想维护统一，所以特别反感学界的空论，鲁国大夫少正卯有些类似今天的只知处士横议的“公知”，孔子上任鲁相第七天就向少正卯开刀。后从政不成，孔子便致力于教育并由此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今天看来，孔子维护周王朝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孔子思想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其错误在于他用拉历史倒车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理想最后由秦王嬴政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在目标而在手段。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战斗性。毛泽东说：“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if !supportFootnotes]-->[30]<!--[endif]-->

东汉末期中国历史出现大的衰落，这些衰落因素经过唐朝的否定又在宋朝复活：文人不拿枪，武人假念书，都不练真把式，唐时知识分子那种“论功还须请长缨”<!--[if !supportFootnotes]-->[31]<!--[endif]-->的气概已荡然无存。东汉自缚于名学，致使国家三分。至两晋又走向另一极端，从名学滑向玄学，从教条主义跳到虚无主义，这种文化的极端不自信为佛教在中国大江南北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意识形态空间。

当时，中国大江南北大有一种“全盘佛化”的势头<!--[if !supportFootnotes]-->[32]<!--[endif]-->。大诗人谢灵运（公元385～433年）毕生谈佛，梁武帝萧衍更是弃道归佛，以护法人自居，以至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庆幸：“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if !supportFootnotes]-->[33]<!--[endif]-->唐时韩愈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复兴，与此相伴的是近三百年的大唐盛世的出现。北宋偏执于天理，整个社会唯心论盛行。毛泽东明确指出：“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if !supportFootnotes]-->[34]<!--[endif]-->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诗读起来很优美，实际上并不着调，充满禅意，有些像今天的《雾里看花》，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确定的东西。这种诗实际上是要把人的思想搞散的，让人不能担当。写这首诗的人死后大概26年，北宋就亡国了。

北宋末年，司马光编撰了《资治通鉴》。毛泽东喜欢读《资治通鉴》，因为书里一个故事就是一滩血，没有空话。司马光所以写这样的书，是因为当时社会上空论成风，问题还是出在教育制度上。它那个教育制度，读上硕士本科就可以当官，当了官还是脱离实际，其政策不接地气。

朱熹（1130～1200年）在宋朝南迁后第三年出生，救亡是南宋知识分子关心的主题，也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为了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朱熹将“四书”列入大学课程中的至尊位置，由此将北宋飘浮在天上的理学拉到大地上。“四书”的特点是不讲天边的事，专讲眼前的事。不信鬼神信现实，不知生焉知死，不谈怪力乱神。不空谈，重实践。朱熹后来官也不当了，就是写书、搞“教育革命”，当时朱熹办的那些学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学问必须经世，人才必须致用。为什么要这样呢？亡国了，救亡，是朱熹思想的核心，也是南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脱离“亡国”这个时代背景，我们就不能理解朱熹思想的战斗意义，就会错误地将朱熹描绘为搞所谓“纯学问”的学者。

元蒙入主中原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是一大刺激。明代中后期，中国汉族政权又面临边疆动荡的威胁。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家危机，王阳明将朱熹教育改革继续推进，将进一步“正心”作为学问形成的核心范畴，正心不是“禅心”，相反它是反禅的。

明代的王阳明强调“正心”。他不是要求学生只会读经典，而是要让你知道自己是谁即自己的社会属性，这叫正心。正心就是正根，根正才能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心不正，国则歪。与孔子、朱熹一样，王阳明也是直面“时代问题”的思想家，他们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战士。现在有人把王阳明说成是一个禅学大师，根本就不是。禅学兴，国则亡。好端端的宋王朝，其知识界上下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没有担当，没有立场，结果竟被自己昨天瞧不起的民族打败了。明朝也是临到大危机才出现王阳明这样的大思想家。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正蓬勃向上的时候，毛主席就考虑到教育这个百年大计。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if !supportFootnotes]-->[35]<!--[endif]-->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提醒我们汲取明亡教训，要居安思危的目的不言自明。

立场问题，是宋明知识分子最缺乏因而必须直面解决的“时代问题”。有立场就有了对立面，有了对立面，就有了斗争的方向，有了斗争方向，学问才有力量。先解决立场，其次再谈学问；也就是今天说的“立场、观点、方法论”。孔子、朱熹、王阳明等思想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今天我们在宣传古典文化中抽掉了这些战斗性和革命性的内容，把我们孩子培养得只知埋头念经，搞复古仪式，这些形式主义的浮浅表现，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

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大变化，他们一边读书一边打仗。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书都写得好，也懂得打仗；清朝的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还有蒋介石等都懂得抓枪杆子。毛泽东更是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其文韬武略，更是无出其右。民族大危亡促成的文化大觉醒至延安整风达到高峰。这个高峰又可溯源于朱熹以来的中国教育革命。其结果又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这样才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那一代坚持“实事求是”（即“格物致知”的另类表述）认识路线、带领中国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而又政治成熟的领袖集体。

推进伟大事业，必须早做人才布局

我们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再次找回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文化自觉，有了这种文化自觉才有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诞生的思想基础，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先进思想。这个先进的思想，来源于延安整风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事实求是”的认识路线。建国以后毛泽东汲取苏联领导人治国能力不足的教训，高瞻远瞩搞教育革命，意在为未来造就能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治国理政人才。今天看来，毛泽东教育革命的目的基本实现。

现在我们又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后我们要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我们不仅需要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还要提升治理世界的能力。今天的资本主义治理世界能力迅速下降，我们共产党人要给我们、给世界一个证明，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事业是能够站得住并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这个斗争是非常伟大、艰巨和光荣的，任重而道远。

在这个伟大的征程中，我们不但亲眼见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衰落，还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进程。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共产党经过长征得到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如果我们从今天开始，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像毛泽东那样为未来二三十年的人才布局早做谋划，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行稳致远，实现我党“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为此，今天我重提“教育要革命”的命题，我说的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而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我认为它是保证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征途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回避的“时代问题”。

（编辑  季节）

对隐秘世界的关注，多来自于公众事件，暗网被我们关注也同样如此。2017 年6 月，中国女孩章莹颖在美国的遭遇，牵动了很多人的心，而其中涉及了一个以前普通人不熟悉的领域，就是暗网！在这个各种舆论

被网络巨头所绑架的时代，我们很难听到和看到有关暗网的阴暗面和它带来的负面影响。犯罪嫌疑人在暗网上活动频繁，而暗网背后的网络黑社会更为可怕。

暗网及其对现实社会秩序的威胁

网络世界已逐渐为人们所熟知，但网络上的 “地下世界”却鲜为人知。地下的暗网是现实存在的。这里公开交易毒品、枪支、儿童色情以及许多违法活动，甚至恐怖组织也在这里招募成员，策划发动袭击。人们通过加密的隐身软件才能进入这个普通搜索引擎不能发现的空间，一切交易都是通过执法人员监管不到的虚拟货币隐秘进行的。

如何理解暗网及其概念有多种说法，参照维基百科的解释，所谓“暗网（Dark Web）” ，其广义统称是那些只能用特殊软件、特殊授权或对电脑进行特殊设置才能连上的网络，使用一般的浏览器和搜索引擎

是找不到暗网内容的。与此相对，一般常用的互联网，由于可追踪上网者的真实地理位置和通信并进行身份识别而被称为“明网（Clearnet）”。

章莹颖案件最引发关注的信息之一就是，嫌疑人克里斯滕森曾于今年4 月浏览 “绑架101” 网站上关于完美绑架幻想、绑架计划入门等内容的帖子，而这个网站就是一个暗网。“绑架101”bduction 101）是一个聚集了捆绑、虐恋、恋物癖和另类性癖爱好者的社交网络，有近600 万名注册用户，该网站上分享了超过3000 万张相关主题的图片和4 万段录像。由此推断，克里斯滕森很可能将章莹颖绑架并通过暗网进行人口贩卖交易（参见《章莹颖的遭遇，真的与“暗网”有关？》，王梓辉，《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拥有600 万用户的网站，为何没有被法治国家的司法所干预和查禁？网站运营的资金从何而来？而暗网无法公开做广告、做营销，它们如何拥有这么庞大的用户群？暗网的存在，已经对现实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隐形信息”和暗网

暗网问题很难解决，原因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跨国犯罪的复杂性与多层匿名机制的复杂性结合在一起。暗网所构成的威胁不受地域限制，因此中国可能与其他国家一样面临危险。有一种说法，网络上只有少量信息处于公众可以搜索的状态，还有很大部分信息是“隐形”的，其中包括通过特殊的加密验证手段运行的官方机构网站，也包括上面所说的非法网站。就像海面上的冰山一角，冰山绝大部分存在于水面以下，我们无法看到。如果信息的比例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如同井底之蛙。

这个非法的暗网体系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网络虚拟社会，这个社会与我们普通人群是隔绝的，各种超越法律和道德的行为畅行无阻。暗网之外的人无法看到这个阴暗面，而暗网之外的上网者的各种大数据却极有可能被肆无忌惮地窥探和挖掘。暗网成为无法被网络自动收集信息、自动进行数据分析的虚拟社会。

根据各种公开信息，暗网这个概念最初是在1994年由美国军方科学家提出的。1996年5月，美国海军研究实验所的3名科学家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是《隐藏路径信息》，论文提出要打造一个系统，使用者在连接因特网时不会向服务器泄露身份。在这个系统构想中，保护数据的密码因为像洋葱一样层层叠叠，于是他们将之称为“洋葱网络”（Tor, The Onion Router）。暗网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一种特殊的网络协议，将网络上的每一个终端连接起来，但每一个终端都没有确定的IP地址，而是通过暗网的协议去传输。

构建暗网，实质上就是在网络上建立一个监管者看不到的虚拟专网。这个专网其实有很多作用，构建虚拟专网的技术是非常成熟的，我们称之为VPN，虚拟专用网络的功能是：在公用网络上建立专用网络，进行加密通讯。在企业网络中有广泛应用。VPN网关通过对数据包的加密和数据包目标地址的转换实现远程访问。VPN有多种分类方式，主要是按协议进行分类。VPN可通过服务器、硬件、软件等多种方式实现。VPN使用的是互联网上的公用链路，因此VPN称为虚拟专用网络，其实质就是利用加密技术在公网上封装出一个数据通讯隧道。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暗网比比皆是，比如黑客网络，如果我们的电脑中了木马病毒，就极有可能已成为黑客控制的“肉鸡”，在暗网的控制下工作，为他们做各种分布运算、云计算等，还可以作为暗网信息的中转站，为暗网掩盖真实的数据路径而转发信息。信息的IP包头是可以重新打包的，把传输者变成了信息源。其实这样的技术很早就有，把IP包的数据包头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也当作是数据，再加上一个新的包头，中间的“肉鸡”成为外面看到的信息源。这些暗网数据量是巨大的，而且给网络使用带来巨大的流量耗费，而成本都是网络合法使用者支付的。

除了上述被动的接触和产生暗网数据以外，其实很多人就在主动地使用着暗网。最常见的就是各种“翻墙”软件，这些软件掩盖了上网者真实的数据传输，可以让上网者登录到政府禁止浏览的网站。如果把“翻墙”软件也作为暗网的一个应用，可想而知暗网实际上的数据量肯定是很大的了。而很多企业级的应用，也希望能够在公用的网络之上构建自己的专用应用，而此类应用合法的居多，但非法的也会有，灰色的更多。比如网络上的各种商业交易，在电商不注册、不纳税的背景之下，为了避税的灰色企业级专业网络就不少，各种跨国公司、财团也做这样的事情。而政府的很多内部职能和业务，也以虚拟专网VPN的方式构建专用的网络。

如果按照广义的暗网概念，这些VPN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那种利用加密技术建立的非法的“暗网”，是网络社会中存在的毒瘤，对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产生巨大影响。为此，各国政府都想尽办法加强对“暗网”的管理，创新安全技术监控手段，打击网络犯罪。中国也政治采取措施加强管理。2017年1月，工信部出台了《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结构服务市场的通知》，规范的对象主要是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无国际通信业务经营资质的企业和个人，租用国际专线或者VPN，违规开展跨境电信业务经营活动。

区块链技术可能被暗网世界的犯罪行为所利用

对网络世界的暗网，区块链技术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区块链可以成为暗网构成独立的虚拟社会、进而成为独立的黑社会王国的关键性技术和手段。在没有区块链的时代，暗网的信用体系必须依赖传统的金融系统，给相关机构提供了在网络技术之外追踪和监管犯罪行为的手段。但在区块链之下，暗网世界可以有自己的独立信用体系，从而可能脱离线下的信用体系的追踪，独自成为一个封闭的、不受实体和线下控制的系统。我们常说区块链“去中心”的好处，但是下面的暗网已经成为另一个中心。

一个涉嫌违法、会被国家司法力量打击的暗网，如果实现了一个去中心化的结构，有自己独立和封闭的信用体系，以及可以完全在线上流通的数字货币，那么要抓住它就无从下手。尤其是，法律有国界和主权，但在“网络无国界”的情况下，对国际间的司法规避行为进行打击，不是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所能够办到的。黑客世界的区块链下，大量的数据被分布存储在各个“肉鸡”上，如果只是抓住某个“肉鸡”，一点作用也没有。区块链技术的优点，给暗网的犯罪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监管力量达不到的暗网世界，区块链技术更重要的角色是公信力和信用的提供者。2017年5月，流行全世界的勒索病毒，要求中毒的用户支付比特币，以区块链为核心技术的比特币，不断地挑战着全球央行的反洗钱能力和司法的追赃能力，罪犯敲诈了巨额财富之后可以逍遥法外。在没有比特币这个支付手段的时候，犯罪分子怎么敢这样做？在调查违法违规的VPN时，入手的关键还是这些VPN的运营要从现实世界获取金钱和信用，如果在区块链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去中心化的信用体系虚拟运转，而且还能够超越国界，你还有什么手段去限制和管理这些违法犯罪活动？

对暗网下的网络虚拟社会，我们真的有能力管住吗？即便在美国，想要管住这个暗网也是很困难的，美国打掉全球最大的暗网，所依靠的却是传统的手段——钓鱼，现代的高科技都很难发挥作用。如何才能够对付暗网中的犯罪活动？暗网应用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之后，传统的手段是否还有能力打击它的犯罪活动？

暗网上还有恐怖组织的活动，各国之间的间谍战。斯诺登事件让我们窥见美国庞大的网上间谍活动之一斑。暗网的背后不光有黑社会犯罪活动，也有国家间的现代网络战争，有恐怖暴力的血雨腥风。

警惕暗网，主动监管

关于网络安全问题，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评估，对现实的风险不能回避。中国的互联网是美国的接入网，我们的网络行为除了境内的业务，还要与美国ICANN合作，需要根服务器提供域名解释和服务器权限。而且对网络上境外的行为，最多是在明网上做一个“墙”的限制，而这个墙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在暗网层面的线上控制手段，更是少得可怜。而美国因特网是在美国军方节点开放给社会免费使用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网络是按照权限向下透明。我们没有足够的权限，向上就是一个看不透的天花板。如果他国军队是这个网络虚拟世界的主宰，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需要网络，就不能回避暗网的存在和它所带来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第一需要加大监管力度，持续排查和查封非法“暗网”。其次，是需要考虑建设自己的公网，能够与国际展开平等的互联，而不是被动地接入他国网络节点。只有这样才能够控制暗网的虚拟世界，与网络霸权国家有国际谈判的筹码。就如同我们的各种应用，不能完全依赖和建设在GPS之上，我们需要自己的北斗系统，否则我们的一切研发与技术基础都要掌控在他人手中。

区块链技术的出现，暗网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和随之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带来了很多新问题。脱实向虚已经不是仅仅经济领域，更向政治领域和隐秘世界发展。区块链技术建立了数字货币，网络虚拟去中心的信用体系建立了，这背后就是网络的虚拟政权在建立。这是未来世界控制权的核心竞争。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美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传媒生态出现混乱局面。西方传统的白人至上主义、美国例外主义、基督教保守主义、阴谋论、左翼社会主义，甚至假新闻等各种言论和思潮，都在社交平台传播发酵，并推动社会群体运动，影响国家政治格局。以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主导的美国主流话语，已经无法控制新媒体的舆情，未来意识形态走向不明，可密切关注。

关键词：互联网  社交媒体  政治格局  舆情  意识形态

研究美国异见媒体（社交媒体）上不同声音的目的，是梳理意识形态图谱，通过对这个图谱的认识，可以解析除了西方主流媒体之外，那些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几种思潮背后的深层意识形态及其走向，包括预见未来特朗普将采取的政策。

我们对“异见”的定义是，较少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出现的、与自由主义全球化主流话语意识不同的话语，“异见媒体”就是宣传与主流媒体流行话语不同的网络与社交媒体。

为什么要研究异见媒体

研究中国不能只研究《人民日报》，还要研究天涯论坛，研究微博等等。在美国，主流媒体实际上也与社会舆论脱节，不能反映广大民众的诉求与心声。美国或西方也有一些知名的异见媒体，比如美国有影响力的右翼网站叫“布赖特巴特”（Breitbart News），原执行主席为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特朗普上台，班农和这个异见媒体给予他很大的支持，是其背后的战略顾问和舆论推手。这个网站就是我们研究的异见网站之一。

美国社交媒体跟中国一样，也是到处充满争论，而且还有大量的假新闻网站，如CNN后面加“.com”，就是模仿主流媒体旗号的假新闻网站，它们的注册地在哥伦比亚、马尔他等小国，网站上的绝大多数东西都没有理性，还有神灵，非常混乱，整体素质很低。假新闻泛滥在美国社交媒体是一个特别大的危机。它们也有很多的“推手账号”，一些“大号”消失了，另一些“大号”又出来了，这就是网络信息战。我们问美国的一个学生团怎么看美国大选，他们说各种外国势力都介入美国的互联网，很多信息都是假新闻。在美国大选期间，将所谓20个主流媒体新闻与20个异见网络的所谓假新闻的转发量对比，异见网络的假新闻转发量已经是870万，甚至高于主流媒体。所以说，美国异见媒体、非主流媒体的舆论必须要引起关注。

美国的主流媒体产业，20世纪70年代主要由50家财团控制，目前已经成为6家大财团垄断90%以上的媒体产业。由于新闻信息和观点被控制，内容趋于统一和单一化，很多时候成为舆论控制的渠道和战略掩盖的工具。美国的主流媒体和西方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很少有不同的东西。它已经被垄断，其话语相对单一，很少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看到特朗普、班农所宣扬的基督教种族主义的东西，它登不上大雅之堂。然而新自由主义已经慢慢衰败，它不能再拢住社交媒体上的舆论生态了。

特朗普代表的是美国白人至上的种族主观主义者，班农常常被认为是种族主观主义者。美国社会种族分裂、阶级分化将日趋严重，各种利益集团和势力斗争也会日益激烈，未来可能出现大规模动荡，各派势力将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长期博弈，必须给予重视和关注。看特朗普和主流媒体的争斗，其实只是冰山上显露的一角，底下的东西就太多了。

 “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缩写为RT）是俄罗斯的一家国际新闻频道。普京说，“今日俄罗斯”是俄罗斯的战略航母，它运用美国西方意见领袖的各种批判，培养发展了一个意见领袖网络，它对美国社会有深入了解和独特的批判。RT被认为是美国西方主流媒体以外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

展开对美国和西方社交媒体异见网络与舆情研究，对提升中国互联网治理意义重大。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美国异见网络上怎么发展传播机制，看美国怎么管制，或者是洞察一些特征，可以学习借鉴提高中国互联网舆论的治理水平。

用“符号现实”描述或理解世界

在新媒体环境当中，原来的大众传播理论已不太适用，更多的是小众传播的符号互动，群组传播，即符号融合。符号理论最大的好处是实用性。

人是有思想的，人的想法一旦要交流，必须用文字或某种符号来表达，不能交流的东西是没意义的。符号学、符号融合理论，是把人的思维符号化，然后加以研究。思想脉络是可以通过文本进行分析、测量并施加影响的客观数据。最常用的方法叫内容分析法，即用主观、客观、中立的方法，但这只是表明了一种态度，其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用简单的内容分析无法产生研究成果的。

我们这个理论最关键的概念是“符号现实”。桌子、天空、土地是自然现实，社会现实就是种种社会关系。还有一种叫符号现实。我写过《媒介与文化》一书，介绍了凯瑞对“符号现实”的理解：就是地图。地图是人创造的理解周围环境的东西。我们所谓的现实，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符号的现实，它跟客观现实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文化也不一样。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个符号现实怎么描述或理解世界。

这个理论的假设是，人类所有思维意识与传播交流都是在构建符号现实，通过有具体实际意义的符号、文字、图像等，构建一系列的交流分享、聚合的过程，然后形成符号系统，就是人类思维的意义系统。有一种可以操作的研究方法，对表层的符号体系，挖掘出背后深层次的符号视野，其中包括符号线索、符号类型、符号视野，这是一个圈层结构。

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意义性，当面对任何一个新生事物时，实际上都是用自己已有的意义系统空间套用新鲜事物。

我在研究中，把意识形态解释为一个基于信仰或信念的意义系统。我们考虑问题是在一个特定的意义系统里。这个世界有不同的信念，总体为意义系统，包括描述性信念、评价信念，由此导致人的态度和意见。我们经常讲美国右翼有冷战思维，那只是一个表面态度，要把它背后深层的意义系统和脉络弄清楚，才可以应对。

我们讲美国政治，总会提到右翼保守主义或者左翼。这实际上是一种态度。比如，为什么有人支持奥巴马的医改？为什么特朗普主张美国例外、美国优先？他们的态度或意见都是有价值信念在里面的。这个信念包括描述性信念和评价性信念，实际上都可以用符号现实的研究将它提炼出来。绝大多数都是描述性信念，它不仅是描述性的，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信念系统、意义系统了。社交媒体是个舆论场，各种观点都有，但当我们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梳理以后，发现它后面基本的核心价值是很少的，而且是很难颠覆的。   

这就涉及符号融合理论。当你说出一句话，别人马上就跟着说，像“从衰落和绝望到复兴”、和“美国例外主义”。“山巅之城”就是非常核心的符号，因为它是《圣经》上的一句话。

符号融合理论关于幻想主题理念，跟传统的量化分析不一样。它认为人的思维不是理性的，而是情绪的，人是通过幻想来理解问题的。它认为人是幻想动物，对任何事情人都要问为什么，对此给出的解答，很多的时候是幻想。这是从西方基督教背景来研究人。这颠覆了中国人对传播的想法——讲话要有根据，要符合事实。但西方则是要看《圣经》，这样的理论只能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才会出现。我们是通过他们的方法来研究他们的东西。

网络研究非常适合这种理论，因为网络的东西很难进行大规模的逻辑性思维。很多时候一句话就是符号。看中国网络，是符号遍地，什么“盛世蝼蚁”，一个词放上去，马上就情绪激昂，在那样的情况下，其实很难有什么理性思维的环境和氛围。麦克卢汉说，只有阅读才能带来理性思维。互联网上的东西都是几个字，大部分是体现感染力、情绪化的东西，尤其是中国的互联网，这个特征太明显了。

　　我们做研究时，先通过关键词，即符号线索，找到表达的情绪、倾向、立场、观点等松散但能引发想象的符号，然后要把那种带有感情色彩的、跳出就事论事的词句引为关键词，称之为符号线索。从符号线索中，可以归纳提炼出来符号主题。它有人物、有场景、有故事，最关键的是从某个主题找到一个符号类型。到符号类型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历史的积淀在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是构成为一个符号视野，就像一个索引一样。比方“冷战”就是一个符号视野，一说冷战，就是美苏对抗之类的内容，那些内容已经指代在意义系统本身，从主题上升到跟历史记忆有关的东西。

一个最好的例子是最近关于国家乒乓球队的辩论，很多文章提到了“岳家军”，这是中国历史渊远的一个符号，用“岳家军”来形容中国的乒乓球队，每一个人都感到这其中存在价值判断。当你把符号主题通过历史记忆转成符号类型，它就已经变成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不见得所有的符号主题都可以归纳为符号类型），然后通过这个符号主题、符号类型，再提炼形成一个符号视野。符号视野可以囊括很多东西，甚至可分为正义型、社会型、实用型。此前人们说的符号是很虚的概念，我们把它从人们印象中虚的概念解析成为具有可操作性、形成结论的东西。

符号提供了一个框架。在中国语境和思维框架下，很少有人这样思考问题，要把符号和真实的东西分开。比如西方一直批评我们在海外设立的孔子学院，他们一批评，我们就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好，要怎么改进。但如果用这种方式看，那只是符号的竞争，跟我们实际做了什么没关系，人家总是要找到批判你的理由。作为传播学者，我们的重点是考虑如何争夺话语权，设计话语反制能力。

五大非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核心论调

在美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中，我们对符号进行分析，发现它具有反建制特征，部分还存在反全球化的倾向。除了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外，我们梳理成五大非主流意识形态：犹太基督教主义、美国例外主义、阴谋论、帝国主义、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衍生出文明战争论、美国优先论、中国领袖论、影子政府论、阴谋论等几种核心论调，其涉华态度各不相同。

保守主义（即犹太基督教主义）。布赖特巴特网是其代表，它综合了犹太教、天主教、泛基督教主义，代表西方社会的核心思想体系——基督教意识形态。它认为基督徒是上帝的选民，其他宗教都是异教徒，要对异教徒发动宗教战争。跟中国有关的就是文明战争论。其中有几个符号视野：一是认为“中华帝国争霸世界”，二是美国作为捍卫犹太基督教世界的拯救者的姿态，其主要情结和核心符号的关键词，包括神圣的宗教战争观，解放南海，殖民地，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等战争叫嚣。这种泛宗教主义，可以面向整个西方世界，包括天主教、犹太教，甚至只要是信基督教的都可以是这样一个意识形态。

美国例外主义。它的基本思想是，美国是《圣经》上所说的“山巅之城”。16世纪最早的清教徒移民就已经有这个观念，20世纪80年代，美国茶党右翼把美国例外主义作为它的核心符号和意识形态旗帜。美国保守主义跟奥巴马争斗的时候，也逼着奥巴马承认美国“例外”，就是说美国是人类灯塔，是上帝眷顾的、彰显上帝使命的地方。这样也是美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这样的意识中，把中国看作美国经济的“偷窃者”，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倾销产品，偷窃工作机会，剽窃美国技术，对美展开经济战，这就是它所构建的符号视野。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实际上就是复兴“美国例外主义”：要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振兴美国经济，对华贸易战，这是他们符号视野当中的内容。

2015年美国国会要求奥巴马出兵叙利亚，奥巴马退却了。关键的时候，普京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告美国人民书》，他批评美国人“自己认为自己例外”，但别的国家人民都有自己的权利，你不能拿你们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美国的保守主义阵营一下子炸了锅，纷纷写文章反驳。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符号，可是在中国很少有人专门做这样的研究，也没有什么深入的探讨。

有关中国的三种论调。在异见网站中，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也是主导美国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奥巴马时代的核心理念。

在异见网站中，衍生出两种负面论调——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还有一个相对正面的论调——中国领袖论，这些论调在达沃斯论坛都可以看出来。中国威胁论把中国塑造成一个新超级大国，正在威胁世界，它包括“中国的共产主义独裁”，“新型超级大国”，“南海非军事化”，“全球扩张实力”，“破坏国际秩序”等符号视野，而美国则强化自身的历史使命感，它构建的符号视野是“领导自由联盟”，“遏制中国”，“亚太再平衡”，“坚持航线自由”，“保卫盟友安全”，“共享民主价值观”。中国崩溃论跟中国威胁论相反，说中国即将爆发经济危机，符号视野包括“虚假繁荣”，“金融泡沫”，“经济危机”。

中国领袖论则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在加速衰落，保护主义兴起，将要让出全球领导地位。我们分析过《经济学人》当中的一篇文章，它认为美国已经衰落，全球经济需要一个新的领袖，要把这个桂冠给中国。然后有“经济崛起”，“第一达沃斯人”，“填补美国力量真空”，“未来世界领袖”等观念。

阴谋论流行于美国民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流行，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时的西方社会。所谓共济会的说法也流传到中国，认为人们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假象，社会生活是由背后的某种势力所操控，如犹太集团、共济会、光明会等；黑暗势力充当影子政府，操纵着美国政府，甚至企图统治全世界。跟阴谋论相关的关键词包括“信息战”，“犹太阴谋集团”、“犹太金融集团”、“美联储”、“中情局”、“新世界秩序”等这一类。

影子政府阴谋论认为，新世界秩序就是影子政府的一个阴谋，特朗普上台是红脸与白脸的交替表演，美国政府所说的都是烟雾弹，要透过表面的东西看到深层的东西，要从中国手里夺回产业利润。

阴谋论中影响最大的是共产主义阴谋论，这个论调甚至说共产主义主要的领袖都是犹太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犹太人想控制世界、扰乱世界的一个阴谋，还声称中国是共产主义阴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然后是美国发动心理战等等。

帝国主义论。这个论调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少数垄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断攫取土地，帝国主义也可能衍生出殖民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美帝国主义源于冷战时期前苏联对美国的话语批评，指美国凭借二战后的超级大国地位，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扩张势力，美帝国主义霸权论就是它的符号表现。我们发现，批判帝国主义霸权论，主要出现在俄罗斯一些左翼媒体上，“美国是帝国主义霸权”，“美国是希特勒”，“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勒”，“对中俄分而治之”诸如此类。现代殖民主义维持全球霸权。另外，俄罗斯一些有影响力的异见媒体，则鼓吹中国与俄罗斯建立反霸联盟，捍卫核心利益，建立欧亚战略的大三角，跟美国搞军事对抗等观点。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左翼网站当中也出现这种论调。有趣的是，命运共同体思想已经在西方非主流网站上出现，还有一些观点出于中美合作的实际利益考虑，也大力支持这种思想。它的符号视野包括“保护主义得不偿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威胁中美关系稳定”，“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正在消失，中国创造就业机会”，“中美迎来互相合作，中美合作共赢”。

在新社会主义左翼的意识形态中，还有无产阶级革命论，完全是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论，认为特朗普上台后帝国主义核战争即将爆发。还有鼓吹第四国际的，反对世界大战，打倒美帝国主义。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是负面、歪曲的，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工人利益，加重了世界大战的危机。我们发现了“帝国主义核战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符号。

对意识形态及信仰系统的研究

对于主要意识形态的认知图谱，要更深入地研究人的认知、意识形态或者是信仰系统。

首先，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上帝和世俗的关系。犹太基督教主义是上帝至上。美国例外主义宣扬美国昭示了上帝的神灵。阴谋论、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论，在人跟自然的关系上都没有统一的核心认知。新社会主义是无神论的。

第二，对社会权力的认知。我们把这种认知细分为市场、资本与政府。保守主义、白人至上的基督教主义是反政府的，认为政府不可信任。美国例外主义也是反政府的，奥巴马就是小政府论，认为要让市场来运作。阴谋论则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浑浑噩噩，被一小撮阴谋家掌控。自由主义比较侧重民选政府。帝国主义的社会权力认知主张要一个大的帝国。新社会主义认同国家的概念。

三是对“非我”的社会群体的认知。所有基督教主义都是反异教徒的。美国例外主义认为美国至上。阴谋论认为1%的人奴役着99%的人，如果你不能成为1%，就是那99%。自由主义比较赞成多元文化，多种族以及女权都包括在这个认知中。帝国主义强调霸主与反霸权的对立。新社会主义则倡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们通过总结认为，三种意识形态、10种基于意识形态的论调——其中三种对华倾向是正面的，6种为负面，一种为中立。这样，基本上较为全面地绘制了西方非主流媒体当下对中国的符号建构的图景。

通过研究发现，新自由主义的观念意识形态仍然根基深厚，仍是异见媒体中出现最为频繁的意识形态，带有奥巴马时代的痕迹。该意识形态虽然在特朗普时代有所式微，但根基仍然很深，所以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斗还会继续。

我们的研究发现，自由主义的声音不断增强，更多地在网络上发声。与此相应的是，美国例外主义浮出水面，因为要想宣扬美国的“自由主义”，“人类灯塔”，如果抛弃美国例外主义就丧失了道德感召力。美国例外主义是美国建国的主流族群——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清教徒的核心价值观。冷战以后，由于新自由主义占主流思想的国际秩序，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山巅之城”，“灯塔国”观念，与例外主义是一致的。但近些年来，美国的实力下降，霸主地位被削弱，内部出现争论，认为正是新自由主义使美国“不再例外”。所以提出美国优先论，实际上是美国例外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逆反和民族爱国性的一种回归。这种意识形态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宗教使命感连接在一起，更具有排他性和攻击性，需要密切关注。这跟我们所理解的没有宗教使命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同。

犹太基督教主义陈渣泛起，在异见网站中广泛传播，其中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最为典型，这种意识形态将中国视为异教徒，要用泛基督教主义统领西方世界，建立宗教联军对华发动文明战争甚至核战争，这些论调都需要特别警惕。

阴谋论暴露了美国的阴暗面，所谓美国的“另一面”。但它有两面性，是广泛流传于民间反建制、反精英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思想是认为某种黑暗力量掌控着美国，操纵社会。黑暗力量的具体定义不同，衍生出不同的版本。它对于批判美国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同时它的反共特征仍然需要警惕。

帝国主义论在异见网站中频频出现，说明它在西方舆论中同样有市场。在特朗普时代，美帝国主义霸权论与文明战争论直接对立，给具有深厚历史的反帝、反殖民、反霸权的话语体系增添了新的内涵，反击了美国优先论、文明战争论等。但它同时支持了亲俄网站提出的美国霸权论，可能诱导中国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

命运共同体论高瞻远瞩，具有争夺话语权的潜力。我们发现，命运共同体论在西方非主流网站上已经出现。有一些讨论已经直接与美国优先论的观点交锋，用中国给美国创造机会等事实反驳中国“偷窃”美国经济的观点，有一定的舆论影响力。如果进一步仔细分析的话，这种话语体系有可能超越西方各派意识形态，如果经过仔细设计与运用，可以成为引领世界新时代的思想武器。

    异见网站及各种非主流思潮的泛滥表明：在经济危机和网络新时代，美国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同样受到冲击，美国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动荡时期。我们要对这样的局势有清醒的认识，对美国新媒体的舆情保持密切关注。

做好中国的外宣事业

几十年来，我国一直在大力发展外宣事业，专门成立了外宣基金，重点扶持一批新闻网站和媒体，包括《中国日报》、国际频道、央视等等，但效果并不理想。中国目前的国际话语权和中国的综合国力非常不匹配。

中国外宣的工作，首先是没有做到“知己知彼”，根本不知道西方人是怎么想的。对美国的主要意识形态也没有认知图谱。像美国例外主义，中国了解得很少，而且国内根本不了解奥巴马，要么说他是右翼，要么说他是民粹主义，甚至还说奥巴马上台是代表草根阶层。实际上奥巴马是大资本家，他只是利用草根的民粹主义情绪上台，代表了本土的资本势力。

“今日俄罗斯”是西方特别有名的节目，工作团队都是名记者，包括CNN的一个记者，而且他们都是西方的异见领袖。这个节目知道在话语权斗争当中，怎么样可以触到对方的痛处，可以揭露其阴暗面，所以能在生活境况较差的群体当中引起反响。

中国无论是外宣还是内宣的开展方式，都很少直接批评，这是中国的传统做法。我们很少把外宣作为一种策略。所谓外宣，只是想我怎么才能讲好故事，要从自己个人的符号图谱、意识形态或者感觉来讲这个故事。但是，外宣最关键的是受众跟讲述者是两种意识形态图谱的人，美国人都是基督教犹太主义，中国跟他们去讲南海的事情，不可能讲得明白。如果不知道受众是怎么想的，他们的符号体系是什么样的，根本不可能讲好故事。

俄罗斯已经有信息战的套路了，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它是怎么做的，这跟中国目前的外宣模式是不同的思维体系。当然俄罗斯有它的背景，因为它经济还不够强大，在美国的压力下必须以攻为守，特别需要强势夺人。中国经济很强大，不需要咄咄逼人，“一带一路”倡导需要大家都友好的氛围。总之，外宣思维还没有意识到信息战的存在，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争夺国际上的外宣话语权，而不是单纯讲好中国故事。

我认为，外宣实际上和广告营销一脉相承，我们要知道西方人是怎么做宣传的。中国人一定要说真话，要追求客观事实，不能夸大夸张，但在这么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面临那么多的指责，我们当下的应对就显得有些薄弱。

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关于孔子学院13年的舆情分析。人家说，中国的孔子学院是“特洛伊木马”。这是以间谍的符号来定义孔子学院，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讲好孔子学院的故事？我们一定要知道，人家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的。可是，我们的外宣策略反而很容易落入对方设置的陷阱。中国的外宣强调，孔子学院是中国软实力的投射，西方本来就有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我们再强调中国“软实力”，反而给人家落下口实。我们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美国人很少说“美国软实力”，“走出去”之类的话。英国、法国都有海外文化中心，德国还设有歌德学会等等，可它们从来没有说这是“文化软实力”。我们把内宣的口径用在外宣上，很容易产生负面效应，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还是 “知己不知彼”。

（编辑  迟晨光）

当代的信息技术革命，网络成为信息的基本组织机制。这个具有“创造性破坏”的鲜明特性的新机制，在催生新经济、新规则、新社会、新文化、新渠道的同时，也延续了国与国之间固有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不对称，激发出鲜明的政治与社会控制特性；它重新塑造了社会权力的组织方式，使之在组织、控制、后勤和沟通上都有可能从量变走向质变，从多个层次、场域和维度对国家治理构成新的挑战。以上种种，预示着一种新的信息政治时代的到来，预示着国家治理将发生巨大变化。

　　信息鸿沟与国家治理风格的转型

掌握信息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信息论的鼻祖香农讲，信息就是不确定性的消除。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传播什么样的内容，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在多大范围内知情，怎样控制和消除噪音，都是国家治理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时代，人们收集、整理、分析和传播信息的手段急剧提升，国家的应变能力由此增强。

汪卫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认为：相对于前信息时代，由于信息技术手段的改进，加之信息手段的不均衡，人们收集、整理、分析和传播信息的能力更加明显地出现分化，人群和人群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出现不均衡的现象，这就是信息鸿沟。

在信息时代，由于技术手段的增长，在国家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以及社会的不同群体之间，造成信息收集和加工能力的不平衡和分隔。分隔有四方面的类型。

第一是分散化。信息时代，这个趋向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互联网的产生，以互联网平台经济为基础的企业兴起之后，很多信息由民间掌握，而国家不掌握。

第二是碎片化。人们掌握的只是局部信息，但掌握不了整体信息。在目前电子政务很发达的情况下，还出现这么多重复填表等等，说明即便是政府掌握的信息也是碎片化的，各部门之间还没法连通，而且各自收集和整理信息的方式不一样。

第三是过载化。信息论里讲信源、信束、信道，以及编码和解码（译码）。在传统社会，国家可以控制信息传播渠道（控制信道），甚至控制信源。而在信息时代，首先国家控制信源就很困难；其次国家即便控制了信源，也无法全部控制信道，更无法控制所有的噪音，无法区分有效信息和噪音，也无法限制和识别噪音。这种信息过载的状况，是国家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也是在信息时代的凸显问题。

第四是区隔化。国家和民众对于信息的编码，相互不能译码：你说的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什么你也不能够了解，大家有不同的语汇。在网络集群中，不同的群会慢慢演化出这个群特有的讲法和名词。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处境是：国家发布的文件，官方的话语表述所呈现的编码方式，已经不是普通老百姓日常能理解的编码方式。在收集这些信息并对它们进行解读和解码的过程中，就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操作，也就出现很多的引导意见。

对信息的分散化和碎片化，用技术手段上可以解决，比如提高技术水平，或进行制度的约束，加强信息的标准化，让数据能互联互通。但多数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去做标准化工作，这样在国与国的竞争中，在信息能力上出现了很大差异。尽管以数据挖掘和一系列自动化手段为基础的电子信息通讯技术不断发展，可以提升电子政务的水平，有助于精细化管理和宏观调控，并且能够提高管理的效率。但它的反面则是增加了安全的风险，系统的bug万一被攻破，带来的损失就从局部的损失迅速地放大为整体的风险。比方前些时候的勒索病毒事件。安全风险的提升跟信息能力的强化是一体两面的。

信息技术的提升，为国家准确及时地捕捉信息、掌握信息和分析处理提供了条件，尤其是提升了中央计划处理能力，加强了科层制管理的信心。但与此同时，信息手段越发达，对信息本身分解得越细致，越意味着要面对的是数据，而不是人，人分散成了不同的信息源，管理对象成了一个个分散化的信息，在管理上可能陷入盲目自信。

如果将这一情况跟过载化和区隔化的趋向相联系，我们就会发现，在信息传播时代，由于信息传播的通道、信道无法由国家单方面掌控，对于没有信息技术能力和必要财力的国家来说，充分网络化互联互通的信道就处在国家权力范围控制之外。很多小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控制权。有这种技术能力和财力的国家，有可能通过信息领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和提升信道的传播质量，网络的密度以及国家权力的参与和监管，但是政府还是很难做到全面的掌控和封堵。因此，如何有效地限制和消除噪音，这是国家权力所能施展的一个空间。

政府文件的传播，归根结底要达到有效的治理，前提是要让人听得懂。到了信息时代，我们容易忽略党和群众关系的变化。网络提供了一个党和政府直面群众的沟通渠道，但这个渠道政府自己让渡出去了，根本没有办法有效地展开。我们使用的话语丧失了跟普通老百姓对话的能力，层层传达、层层解读、层层落实的传统方式，不适应新媒体主导的信息时代，而且通常的政策文件语言模糊，留下了不同的解读空间。

政治归根结底是聚拢民心的学问，这也是今天国家治理最关键性的问题之一。信息技术的提升能不能解决获得民心的问题？国家治理的对象归根结底是有自主认知能力的人，有效的国家治理意味着要运用一切技术手段去获得和组织人心。

信息时代的核心与外围

李效东（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指出：很多人认为，信息化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化、自由化或扁平化，是分散权力、去中心化。但美国斯诺登爆出的“棱镜门事件”，说明信息化还有另一个趋势，即信息技术使政府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监控能力。过去“山高皇帝远”，今天的信息化则使中央的权力进一步集中，所以这是双重影响。强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两者同时发生。

信息技术实现越来越多的功能，在使我们越来越方便的同时，其实正在导致权力越来越集中。比如现在的共享单车，手机上要放几个APP刷不同公司的单车，如果只安一个APP，不更方便吗？信息技术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权力中心化倾向。当然也不能否定其另一个方向，个体之间的交流也更方便。

由于信息化时代产生的双向影响，国家治理就会有新的思维方式，信息化的影响是两重的。为此李效东提出了“中心”和“外围”的概念认为，中央的权力还会走向更集中。而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是：中心会向外围辐射、传播，外围会让中心更强大。比如北方的京津冀，南方的长三角和珠三角。面对这种双向的倾向，未来要做好两者的平衡，即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叫集群主义。有一个人作为中心负责人，联系的人遍布各地，平时各自做自己的，邮件一发，就可以把大家召集起来。这既超越了过去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也超越了西方所说的“民间社会的兴起”。集群主义的关键是两者要平衡，需要的时候能集中，不需要的时候可分散。

系统理解信息技术对国家治理的双重影响

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技术，但却造成了强中心化的结果。关于信息技术的社会结果和政治结果，在理论界已经获得广泛关注。人们感到，因为有了信息技术，所谓自由主义的西方社会，已经变成了乔治·奥维尔所著《1984》中的“老大哥”的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全面地监视和控制。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认为：西方社会充分地利用了信息技术的双重可能性。起初，西方利用信息技术强化了中心化。很多人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分析美国的政治经济变化时，就指出这是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它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想象的小政府、大社会，而是大企业、大政府，而且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互联网从服务冷战的技术转为民用，互联网经济繁荣，对互联网的“去中心化”趋势，甚至形成了某种崇拜。又比如人工智能的可能性、新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等等，这些想象在美国也同样出现过。这些都在90年代得到了充分讨论。

在这个阶段，美国把信息技术从国家治理的工具，转化为对外战略的工具，用它来支持与西方对立的国家的内部反政府力量。后来希拉里担任国务卿的时候，还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提出所谓“新的治理方式”，就是要让谷歌或苹果开发不受任何限制的信息技术，让某些国家的反对派可以突破网络的障碍，发动抗争和对抗政府的活动。

可是仅仅过了10年就发生了“9.11”事件，此后美国也开始向内看，开始重视信息技术的强中心能力。国会授权通过《艾伯特法案》，强化对本国公民的监控活动。美国的信息监控能力的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可以监控全世界的信息流动。其网络管理方式，可以在不影响网络运行、用户毫无感知的情况下，监测到与关键词有关的信息，而且能即时地储存在数据库里。

斯诺登是最近七八年中非常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对美国强中心主义的揭示。包括美国对欧洲政要、对金砖国家领导人的监控，这些甚至成了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重要辩题。

对信息技术，包括信息技术效应的双重性，及其对于国家治理的双重影响，我们要系统、整体地去理解。不能仅仅看到它的优势，信息技术实际上还有弱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它一方面能强化人与人之间达成集体合作的能力，但同时它也弱化了政治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的。

关于“信息共产主义”的历史机遇，我们可能仅仅看到信息技术对于消费和生产的关系的影响，但是没有关注那些利用信息技术的大企业，以及与此有关的新的经济形态。但从分配的角度来说，它们跟共产主义相去甚远。

基于信息通讯技术的民主流程再造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认为：信息通讯技术不仅在经济领域产生了洗牌效应，对政治领域的作用也非常明显。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信息通讯技术的影响下发生了多方面变化，它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带来了决策的民主化，出现了多元、多中心、多层次的管理方式，以及监督活动的平民化和监察公民的出现。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未来的发展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料。

从西方近期选举情况看，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使选举更加快捷、方便、高效，成本更低；传统的民主程序强调单向化，自上而下，但因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出现了线上投票和线下投票混合的方式，以后可能就是以线上投票为主。再就是竞选舆论的竞争环境发生变化。选民和候选人之间形成双向沟通，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提高。在这次美国大选中，传统媒体多支持希拉里，特朗普则运用新媒体，效果更突出。特朗普大量的支持者是通过网络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而且出现竞选融资的广泛性（大量的、广泛的、小额的融资），也使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主张更有可能取胜。而大额融资的时候，特朗普就没有办法跟希拉里的精英主义相对抗。

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使得政府官员传统的信息优势被打破，向下趋势和向上的趋势同时发生。信息的透明化使得领导的集中性决策更容易受到挑战。现在决策基于舆情的情况越来越多，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专门的舆情中心监测网络舆情，尤其在舆情汹涌复杂的情况下，很多决策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或发生变化。另一面的问题是，信息内容太广，谎言太多，究竟如何面对伪民意绑架决策的情况，是个问题。

政府仍然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但政府的中心地位受到了挑战，公民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能性增加，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另外在PPP模式中，企业参与政府决策，这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责任问题，如果决策失败，责任由谁来负？社会治理的最终责任一定放在政府身上。公民参与、企业的参与，并不像一些自由派讲的那样美好。网络里有监察公民，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它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随意性。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到信息通讯技术对民主流程的再造，这也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政府对这些问题都应该有所回应，回应越是及时，越具有可靠性，整个的国家治理才有可能做得更好。

护国与弘道：信息时代的保守主义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认为：依托信息技术，大数据采集、模式识别这类技术，产生了治理术基础结构的新支撑，所以才有马云所说的“新计划经济”。马云的平台掌握着大数据，可以分析消费者倾向，据此制定生产和物流计划。企业掌握的这些技术也可以由国家的行政部门分享，有助于公共服务的精准化，对计划和综合平衡也有帮助。

信息化弥散在社会空间，不是国家所能够垄断，而且对社会集团能够使用的治理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正面功能要肯定，但这种治理术在国家治理中应发挥什么作用，有很多争论。

关于这种治理术的特点，米歇尔·福柯、卡尔·布莱尼都曾有所触及。一方面，它对个体的身份和行为信息的监控更为便捷，可以通过对信息进行统计整理和分析。比如针对流行病的监控、疫苗的推广并分析效果；也可以用在国家治理方面，比如税收、再分配、医疗、养老、扶贫，可能都有帮助。

但是，配合这种治理技术，在西欧、北美跟它相对应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的，对公民和消费者的行为是放任的。它认为放任才能产生正确的需求信号，信号的样本只要足够大，就可以进行计算分类，对不同类的产品分析赢利的可能性，采取不同的价格策略。这就是新计划经济的含义。但就像福柯和布莱尼所说的，这种非人格化的、弥散到社会空间汲取社会信息的能力的治理技术，是以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的。

但我们讲的“治理”，跟“治理术（governance）”是一回事吗？当然信息技术提供了治理术，但我们更需要强调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治国理政。这种治理术，跟我们人民共和国运转的道理又是什么关系？

人们使用“治理”这个词时，经常在两种意义之间跳跃。在第一种意义上谈治理，是“术”的意义。但我们讲治国理政，并不是技术化的意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党的领导，是民族的振兴，是人民民主，是依法治国。而“治理术”是一种工具，它是一种隐蔽的统治。这种统治依靠两种力量，一是市场中的大企业，另一个是官僚行政机构。

例如，河南省一个县一个月要填90个表格用于精准扶贫，由省直接下达到县，让基层干部采集这些数据，疲劳不堪。这些数据原来有没有？基层干部的作用是什么？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讲治理要讲天理和人心，仅靠官僚机构汲取数据的治理，起不到凝聚人心的作用。不发展互助合作，仅靠发福利，也不能说是扶贫的治本之策。贫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是不能说，只讲生产和消费就能达到人的解放。在信息化时代，党和群众的联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信息化其实有利于官僚科层制，但如果国家治理过分依赖信息技术，会造成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是对党的冲击。共产党执政，靠的是路线、方针和政策，今天治理国家要靠科学，靠掌握大量的数据。数据和技术当然不是不重要，但我们今天发现，基层的社会、企事业单位，实际的治理工作是在贯彻落实方针政策，联系群众，还是埋头于数据收集整理？

第二是对人民性的冲击。人民共和的关键是人民，人民是要产生“公意”，而不是“众意”（common will），并不是“同意”的计算。如果只是靠投票——每人配个投票器，指定时间按钮投票，这不是人民民主，而是卢梭所讲的“众意”，即可以进行同意计算的、有利于寡头制的方式，而并不利于人民的整体性。

人民是通过“公意”构建出来的。对中国来说，“公意”的构建要由共产党领导。知识分子和一些行业的人有政治表述能力，但很多工人、农民缺少政治表述能力。这两种人要想共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形成一个共和的政治文化，要能在一起讨论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政策的问题。但普通人很少有讨论的机会，而像大企业家就有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参与讨论公共事务。如果是这样，人民共和就缺乏一个基础的运转机制。

张广生强调，如果人民性和党的领导，都被市场和科层化的东西冲掉，那么我们讲的“治国理政”这个中心意思，就会被模糊化。治国和弘道想强调的是：在信息化时代，在市场力量和官僚科层制的力量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我们要正视人民共和的政治之道面临的危机。

网媒时代的舆论治理

张翔（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所有制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一批跨行业经营的、体量巨大的互联网企业崛起，“互联网+”的经济发展趋势逐渐确立，通信、金融、传媒、教育、医疗等以往由国有资本主导或垄断的领域，正在发生变化。行业边界日趋模糊，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由于存在经营体制方面的局限，行业和行业之间相互分离，竞争力显得捉襟见肘。面对互联网企业跨行业经营，一些行业中大企业的优势正在被削弱，传媒领域是最典型的，在通信领域也非常明显。

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也能看到这个变化。一方面，国企在引入战略投资者时，要考虑如何与互联网时代表现良好的投资机构或企业展开合作，以便更好地发展；多数国企无意凭借自身力量在互联网空间拓展，只是通过国有资本成立风险投资基金（或其他基金），在体系外参与培育互联网的创新型企业。另一方面，大型互联网企业已经成为国企的竞争者，越来越多的优秀管理和业务人才从国企跳槽到互联网企业。而这几年国企高管薪酬的限制，也降低了它们在人才吸引方面的竞争力。

在媒体行业，虽然中央一直在推动媒体融合，但从最近两年的情况看并不乐观。重要原因是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些领先的互联网企业是复合型企业。而参与竞争的传统媒体，一般只是单纯的媒体，所运用的资源有很多限制。我们没听说哪个省的公共服务机构的业务（比如收电费、水费）主动跟某个省报的APP去结合、推广，但它会很慷慨地跟支付宝、腾讯做业务上的连接。。到目前为止，传统媒体如何适应互联网潮流，仍然存在很多困难，难以与门户网站竞争。表现比较好的，如浙报集团的个别网站发展得不错，但只能在细分领域寻找生存空间。10年前表现好的一些地方报纸，现在要靠财政补助才能够存活。这个趋势目前并没有好转，并且越来越严重。

今天社会意见的分化和冲突，在网络空间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最近围绕对土地改革问题展开的公开争论，和国企竞争力在互联网时代的削弱，是同一个进程中的两个不同事件。这个进程是近40年来，社会经济结构逐渐积累的变化，在政治精英内部的反映。一方面，对土地制度的不同主张和利益诉求的矛盾，日益激烈；同时在借助互联网的“第三维空间”，私人资本冲击国有领域的力量越来越强。这些变化的背后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它必然会衍生出不同的利益组成，这些组成在精英层，在社会舆论中的分歧和冲突也呈现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是“社会共治”的发展或演变方向。首先是国有资本日益倚重各种国资投资平台，参与新兴企业发展，多种资本共同主导的经济结构基本成形。第二，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本逐渐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参与者。社会共治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官方或不同的部门自觉推动的一种治理结构。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社会和国家的分权意识逐渐形成。

最近5年，意识形态领域的“亮剑”和反腐是两个重要的事情。“亮剑”针对的主要还是思想辩论中的“极端论”，比如文教领域长期存在的极端自由化的意见。但更多的情况是关于社会经济种种复杂问题产生的意见分歧。通常的情况下，这些领域的讨论是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进行，而且往往说不清就不说了。也就是说，“亮剑”只是针对极端情况，多数是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表现。这样的治理方式可以回避对于复杂问题的分歧与辩论，但因为利益分化这么激烈，产生分歧是必然的。

舆论治理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张翔认为，首先是长期执政的稳定性。这里面是一个复合的过程：一方面是中央权力集中化，避免出现过于分散的情况；但另一方面确实出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分权与合作，因为要应对这么多的分歧。在一些重大的舆论事件中，分权性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舆论的治理，它越来越依赖于非国有的互联网企业的内部治理，这就不得不实行某种程度的社会共治，并且这个程度越来越高。

还要思考社会的多元构成和治理目标体系的结构。社会的构成，不仅仅是各种类型的资本，还有广大群众，比如说来自农村的三亿多“新工人”。要看到我们目前的舆论治理的目标体系其实存在着争议：一方面要坚持党的政治原则，同时还要体现多种所有制的存在、国有经济影响力减退、新的资本力量特别是互联网资本的崛起等等现实情况。

这个趋势如果进一步发展，将可能带来基于分权与合作现状的进一步政策调整，逐渐发展出一套处理分权矛盾、促进分权合作的新制度框架。这不是说，这种状况是积极的。但如果不采取一些特别的方式，很难逆转这个过程。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一趋势，可能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这里既有秩序性的辩论，也有政治性的辩论，但是在舆论治理过程中，我们把政治性的因素用不同的形式过滤掉了。但是这些问题在社会各层造成的分歧与争论，并不会因为我们舆论治理的方式而消失。所以我们要思考，需要更为系统的舆论管理的视野。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面对复杂现状的舆论治理的方式，如何分析和应对具体的复杂社会议题，比如说土地制度改革、工会发展、基础教育改革等等。新的形势需要新的政治理论，这个理论要面对各种不同的社会潮流和社会运动，社会治理包括舆论治理需要在动态的社会运动进程中形成。　　

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探索有利发展的方向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在总结时指出：“信息时代的国家治理”这个题目，是一个前沿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很值得推动。信息时代，给整个社会以及国家的管理形态、管理方式都带来变化，所以这个题目很有价值。

习总书记提到，我们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很显然，这个新的历史特点就包括信息时代这个特点。从办公计算机化到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整个社会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这个时代的国家治理，也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个状态。

今天，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谈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谈到很多现实情况，形成了一定的分析框架。但一些概念的界定，还需要进一步去推敲。比如说，如何界定和应对社会共治概念？另外怎么看信息时代给我们国家治理带来的作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从社会、从国家以及国家的各个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效果都是两面性的。你可以用它为人民谋利，也可以毁灭地球。信息时代同时具有强中心化趋势和去中心化趋势，各有各的轨道。强的是平台中心，去的是现有规则的中心，对此我们要有应对。

关于信息安全问题，现在那些数据都掌握在超级资本的平台手里。所谓“新计划经济”是什么？其实那是超级平台的大资本控制的超级垄断。有了资本权力，就不要再谋求政治权力。信息时代对国家治理的要求和挑战不应回避，应该揭示出来：大信息资本平台已经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着整个未来的走向。我们将来的发展，各种经济社会要素，应该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从对立的方向来消解我们的国家治理，消解共产党的领导。

（编辑  迟晨光）

金融博弈，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问题，与资本市场的金融操作不是一回事。金融操作讲数字，讲精确，而作为国家战略的金融博弈则讲宏观、讲相关性，金融操作讲逻辑链条，金融博弈讲大判断。

从历史看金融和军事的关系

讲到财富分配，金融和军事是两个最基本也是最激烈和直接的手段，概括地说，金融与军事之间关系的历史，就是金融不断走向前台，而军事不断隐于幕后的历史。

战争催生国家信用

在20世纪初的德国维也纳·桑巴特与马克斯·韦伯齐名。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认为新教的入世和禁欲主义伦理是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桑巴特的代表作《战争与资本主义》认为，没有战争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战争从三方面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一是聚集财产；二是塑造观念；三是形成市场。其中，国家信用是短时间内聚集财产以支撑对外战争的最佳途径和基本手段，战争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催生了国家信用。私人性金融活动由来已久，但国家信用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的事，并且一开始就为战争提供融资服务；而战争及军事活动又为国家信用的扩张提供支撑。

在欧洲资本主义早期，战争非常频繁。14世纪和15世纪间英国和法国争斗了100年，200年中就有154年处于战乱。

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费用越来越昂贵，战争作为一门生意已不像冷兵器时代那样可以由私人或私人企业做下去。英国从1585-1604年对抗西班牙的战争中花了150万英镑；1648-1660年是900万英镑；在威廉三世的战争中（1689-1697年）是近1900万英镑。而西班牙的战争花费，在十六世纪比十五世纪也增加了5倍。

面对如此昂贵的开支，国家的传统税收和私人信用都承担不起，战争走向由国家出面唱主角。于是以国家名义发行战争公债成为融资的重要手段，国家信用由此诞生。这方面，做得最早最成功的是英国。“在英国，每个明智之人都会把钱从私人信贷中撤出，转而投向一个更有利可图的市场——国债。在威廉三世时期，政府借贷的利率至少在20%或30%。这些借贷给政府的钱几年内就会还本，然后再被借贷给政府购买新的国债。获利是如此丰厚，因而毫不奇怪，在60年间借贷规模攀升到八千万镑。”作为国家信用的“抵押物”，除税收外，更有战争中预期可能获得的土地和其他财富，在将这些财富进行“作价”后进行“证券化”，这些证券可以进行市场交易，也可以交易其“期权”，这又极大促进了包括金融衍生品在内的信用形式多样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由战争引发的国家信用产生和扩张，开启了“财富金融化（也称‘财富货币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历史。

战争推动了财富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

土地、自然矿产那些东西放在原地是实物，不能够搬动，现在可以通过产权化、证券化、票据化变成金融资本，进入流通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财富金融化，或财富货币化。英国发行国债，以其战争可能获得的土地作为期权来抵押，把财富货币化了。财富金融化或财富货币化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存储、跨空间的移置问题。过去，A国要占B国的土地需要通过战争实现，而土地证券化后，只要通过金融市场购买这块土地的证券，就可实现产权的转移。这就加速了国家财富增值过程，但同时也增加了国家财富流失的风险。

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蔓延到哪国，财富金融化进程就随之跟进到哪国。战争在16-19世纪充当了急速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角色，也同时充当了急速推进金融全球化的角色。 以往依靠军事占领才能获得的土地、资源和市场等财富，因通过金融化手段可以便捷地实现其价值的跨国性转移，因此在获得财富的手段中战争开始退居“二线”，而金融手段开始不断走向前台。所以著名金融家罗斯柴德尔宣称：“让我来控制国家的货币体系，我才不在乎谁制定它的法律。”也正如西谚有云：“治钱者治一切。”

这不意味着军事手段不重要。相反，国家信用的“真正抵押物”是军事实力。因为只有在战场上有把握取得胜利，那些从“预期被征服国”财富证券中所获得的“期权收益”才是真实的，也才有人认购。因此，军事实力能够覆盖的范围，就是国家信用扩张的边界。也就是说，金融和军事是相互促进的，表面看金融往前台走，军事往幕后走了，但国家实力真正的终极手段还是军事。

军事实力成为支撑世界储备货币变迁的基础力量

近千年来世界储备货币变化的历史，就是军事强国不断被后来者替代的历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货币更迭，是英镑取代法郎和美元取代英镑。

英镑之所以取代了法郎，是因为英国人拥有欧洲最合理、最有效的战费体系。英国将筹集战资的能力建立在它的政府信用和商业贸易上，而国会也建立起一个令人欣赏的偿付债务的记录。当然，这一切又都依赖于其战争中表现出的实力。

与英国相比较，尽管拿破仑是军事天才，但不懂得把军事胜利转化为巩固和扩张国家信用。当时，为支付日益庞大的军队和战争费用，他只是以武力为后盾直接掠夺和索取。这种方法即使能弄到足够的经费，但疏离了归顺的民族和不甘心的盟友，从而为他的衰亡铺下了道路。英法为争夺海上霸权和掠夺殖民地打了七年仗，以英国胜利告终。英国在北美接管了加拿大，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新法兰西，原来是法属殖民地的印度也被英国人占领了。英国横扫了法国商船所要经过的海洋，在战场上见了分晓，最终，英镑在1815年替代了法郎。

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的过程起于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海上力量削弱，美国的海军力量超过了原来占据绝对优势的英国，开始和英国争海上霸权。为避免冲突、划分海上势力范围，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1921年于华盛顿签订了《五国海军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各签约国的主力舰吨位分配如下：美国，525000吨，大英帝国525000吨，法兰西，175000吨，意大利，175000吨，日本，315000吨。这意味着英国被迫让出海上霸权，承认了美国在海上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条约的签订实际上成为英镑被美元替代的标志。军事实力作为一国信用抵押物的本质，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

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及其超级特权

美元霸权地位确立于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学者斯泰尔的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指出，“英国为了在战争中存活下来，与美国达成了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这笔交易是布雷顿森林戏剧性事件的一个核心要素。”布雷顿森林协议是1944年签订的。1941年，英国对德战争已经快打不下去了，丘吉尔整天发愁，担心英国可能灭亡。这时突然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对美开战。丘吉尔知道只要美国参战，英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但他没有料到，美国参战的同时，给了英国一个“附加条件”，要求它开放金融市场，拆除美元进入欧洲的壁垒。

美元霸权地位的巩固，与马歇尔有关。马歇尔1947年曾任国务卿，1950年任国防部长。军人出身的马歇尔在金融领域做了两件很高明的事情。第一件，他要求在欧洲战场的美国军队，在行囊中装上美元，仗打到哪里就把美元交易到哪里，就地投放美元。第二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战结束后，美国战时动员起来的巨大产能突然变得严重过剩，此时欧洲一片废墟，没钱买美国货。马歇尔提出，把美元借给受援国，让受援国用来买美国的产品，用于战后重建，条件是将来要用黄金还贷。这个计划巧妙地把美国的过剩产能转换为美国对受援国的债权，由此把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进一步巩固下来。当时美国有这样做的底气，因为美军驻在欧洲，不怕欧洲人不还债。从这里可以看到，国家信用最后的抵押物，还是军事实力。

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转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遇到一个大问题。当时欧洲国家以及日本手中积攒了大量美元，按布雷顿森林协议规定，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和黄金挂钩。但美国已没有足够的黄金可以兑付这些美元，这个体系已经运转不下去了。这时候出了一个奇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就是时任尼克松政府财长的约翰·康纳利。康纳利于1971年8月果断关闭了美国黄金兑换窗口，然后要求主要国家货币相对美元升值。这一方面减少了美国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也减少了黄金兑付压力。当时储备美元最多的西德最不愿意这么做，康纳利对西德代表团的答复是：如果想继续得到美军的支持，免除苏联的威胁，你们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重新确定马克对美元价格。“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历史上，除西德外，另一个遭受这样屈辱的国家是日本，1986年的广场协议令日元大幅度升值。这两个国家都是二战的战败国，而且都有美国驻军。美国的做法可以说是直接使用军事霸权维护美元霸权！

这之后，各国进行了有关美元兑换和汇率的艰难谈判，以美国提议为蓝本的牙买加体系建立起来，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变为浮动汇率，美元因此获得了超级特权。参加谈判的西德代表威廉姆森说过，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是，美元标准把世界货币政策的决策权置于一个国家手中，而这个国家也就因此能够极大地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运。但即使知道这不公平，也不得不接，因为底线是军事这张牌。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财富金融化速度加快。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亚尔（Sanjeev Sanyal）估算，2014年全球金融资产总规模为294万亿美元，其中，股市69万亿，公共债市58万亿，金融机构债60万亿，非金融机构债31万亿，证券化贷款 14万亿，非证券化贷款62万亿。如果再算上房地产217万亿，全球金融资产总规模是当年全球GDP总量77.3万亿美元的6.6倍。

与此同时，金融全球化速度也在加快。其理论上的推手是爱德华·肖(Edward S.Shaw)和麦金农，他们同时提出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是金融市场扭曲，金融政策僵化，因此需要进行金融深化。这个理论极大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开放。金融全球化最重要的实践推手，一个是世界银行，另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不遗余力地推进金融全球化并取得极大成效，现在全球每天金融资产交易量是贸易交易量的80倍。

国家财富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以及全球问题美国化，“三化”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不断巩固美元超级特权地位和美国操控全世界金融的能力，量子基金会创始人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就直言不讳地说：美联储不仅是美联储，它还是世界的中央银行。

必须看到，美国的金融霸权是以美国的军事霸权作为支撑的。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统计，美国军费开支是它后面8个国家军费开支加起来的总和，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美国也占有无可争辩的优势。美国人过去讲“商船到了哪里，军舰就应该跟到哪里”，现在讲“美元到了哪里，国家经济安全的边疆就延伸到哪里，有效打击范围就应该覆盖到哪里”。例如，美国海军学院教授托马斯·巴纳特（Thomas Barnett）公开宣称：“美元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它的生产成本不到一美分，但这的价值却是它的面值！美国武装力量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保证美元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被拒收！”在一次演讲中，他更是赤祼祼宣称：“我们最漂亮的交易就是只用很少的纸片换来亚洲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我们也足够聪明地知道这一切并不公平。所以，当我们送去这些纸币时，我们必须同时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产品：美国太平洋舰队！”

美国行使金融霸权的主要手段

一是操纵汇率，目的是对冲巨额债务，维持国内经济增长。在不同时期，操纵汇率的手段不尽相同。比如，为了对冲巨额债务，它操纵美元贬值；为了使美元回流，它有意提高利息。2016年，美国政府债务达20万亿美元（其中他国购买超过6万亿），全部美国债务（政府债、私人部门、个人、社保、医疗等）占美国GDP的1100%以上，政府债务只占其中不到10%。从1980年至2017年，美国的全部债务呈指数级增长，增加了13倍，而GDP才增加了6.6倍，债务总额与GDP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GDP增长根本无法偿还那些债务。为了对冲债务，美国大量发行美元，采取了美元贬值的策略。1999年1000美元可以买4盎司黄金，2017年1000美元只能买0.8盎司黄金。通过操纵汇率、美元贬值，美国可以把债务不断对冲，变相获取财富。

二是金融制裁，造成被制裁国“硬通货”奇缺，本币大幅贬值，无法从国际市场上获得需要的物资，从而耗尽其国力，沮丧其民气，加速被制裁国的溃败。由北荷兰公司出版的《国防经济学手册》中专门论述了经济制裁问题，在比较了不同制裁手段后得出结论：“相较于贸易制裁，金融制裁效果更佳”。以南斯拉夫和伊拉克为例。科索沃战争之前，美国实行对南联盟的金融制裁，使其本币第纳尔大幅贬值，美元储备消耗殆尽。科索沃战争之前，南联盟国库里只有3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米洛舍维奇为扭转本币贬值颓势，将手中仅有的美元储备一下子投放到外汇市场，企图逢低吸纳、抬高本币后还能多赚一点，结果这笔美元投放后却如泥牛入海，仅有的外储更少了。这也注定了他在战场上失败的命运。伊拉克的命运也一样。长达十几年的金融制裁，耗干了伊拉克的外储，没钱从国外进口所需的物资，国力极度衰败。战争还未爆发，金融制裁已决定了战场胜负。

三是“货币战争”。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试图用“货币战争”对付前苏联。前苏联经济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对硬通货（美元）的依赖。当时经互会内的国家之间是易货贸易，而苏联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则用美元。前苏联对石油天然气出口依赖很大（对欧洲天然气出口占其硬通货收入的60%以上），但输油管钢材等技术不过关，需要用硬通货到国际市场买。美国人为此制订了名为“国家安全决策指引”（NSDD-66）的攻击计划，这个文件现已解密。其要点：其一，“迫使欧洲朋友不能以优于市场的利率向莫斯科提供信贷。” 当时西欧向苏联提供美元贷款的利率是7%（相当于市场利率的一半），1981年美国中情局的巴克利和一个金融专家小组到欧洲穿梭访问，要求经合组织拟定相关协议，将苏联从“中间借贷国”重新归类为“较富裕国家”，后来再压欧洲停止对“较富裕国家”贷款的所有补贴，这样苏联从西欧各国的贷款利率从7%提高到17%，实际上卡死了苏联向欧洲借贷美元的渠道。其二，“以前瞻性方式与盟国合作，以减少欧洲对苏联能源的依赖，不允许苏联利用西方关键技术来维持其经济体制。” 当时苏联在建第二条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正准备从西方获得有关的无缝钢管和汽轮机技术。1981年初，美国中情局局长凯西告诉沙特的法赫德政权，美国将打击沙特的敌人伊朗与苏联，同时要求沙特增加原油供应、降低油价；同时压迫欧洲按巴统组织（COCOM）协议，停止向苏联供应汽轮机和无缝钢管等设备。仅石油价格下降，就使苏联损失百亿美元以上。其三是“鼓励‘团结工会’的反政府活动，使波兰丧失偿还债务能力，把莫斯科这个波兰最大金融担保者推到失信者境地。” 当时以华约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向欧洲贷款时，苏联是作为担保国出面的。1981年初，美国多位要员公开或私下接触“团结工会”领导人，支持其领导的“民主”运动，导致波兰社会动荡，外汇收入急剧下降、还贷能力丧失，间接打击了苏联的金融信用。

四是信用陷阱。信用评级市场的垄断是美国玩金融霸权的一个手段。美国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其实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记录很不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三大评级机构给美国次级债务的75%都以3A级评价，10%是2A级，只有8%是A级、7%是3B级。雷曼兄弟倒闭前数天，穆迪曾给该投行的债务以2A评级。美国国际集团（AIG）被美国政府接管前一个星期，穆迪还给其无担保债以3A级评价。实际上，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地位，是以美国政府的国家信用形式维持的。2009年底，美国为救市而扩大流动性，美元信用不断下降。此时，穆迪突然宣布下调希腊主权评级，欧元随之大幅度贬值。此后半年内，希腊主权信用连续遭到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下调，2011年6月被评为“垃圾级”。非常巧合的是，每一次都在希腊与欧元区已经采取措施、债务危机出现曙光时，美国人都要这么干一下。所以，信用评级的背后，体现的是美国意志，是美国行使金融霸权的又一有效手段。

五是布热津斯基所倡导的“智能帝国主义”（Intelligent Imperialism)。他说，“利用独裁者与贪腐高管的金融账户，可迫使其按美国利益办事，也可用于换掉美国不喜欢的统治者”。“9·11”事件之后，美国对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施以高压，要求其监控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8000家金融机构的交易情况。金融危机后，又以打击避税为名，强行撬开世界“最安全保险柜”，瑞士银行巨头瑞银集团于2009年9月同意提交4000多个账户的信息。2012年6月，瑞士议会通过了与银行保密制度“说再见”的协议，这意味着美国可以用掌握的情报要挟关键人物。在突尼斯“阿拉伯之春”以及针对俄罗斯的“颜色革命”中，美国都利用了这一招。

六是军事打击。如果上述手段不能奏效，还有谁想阻碍美国金融霸权地位，就实施军事打击。英国金融学家彼德·高恩所著《华尔街的全球赌博》，第一次提出了“币缘政治”概念。作者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意味着美元几乎不再受任何外在约束。美国的生产性资本主义变成纯粹食利性的“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今天它除了军事工业（这还非常厉害）之外，其他实体经济已经一塌糊涂，美国主要是靠军事工业支撑它的金融业，地缘政治部分让位于“币缘政治”。作者指出，美国之所以要打伊拉克，主要是因为以萨达姆为首的阿拉伯复兴党世俗政权，致力于独立的现代化建设，致力于统一与复兴阿拉伯民族，使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扩张受到威胁。无论伊拉克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的政权是不是独裁，美国一定要消灭萨达姆政权，这就是它的逻辑。

美元霸权对中国金融和军事安全的影响

2017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谈金融安全时说：“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金融危机外溢性突显，国际金融风险点仍然不少。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有可能对我国金融安全形成外部冲击。”我个人认为，中国金融安全最大的扰动因素，就是美元霸权。

一是汇率风险。从2008年到2011年，中国几乎全部贸易盈余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了。我们现在持有1.1万亿多美元的美国国债，包括两房债券的公司债还有2000多亿。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中国一手把自己推向美元陷阱，现在不知如何脱身”。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塞特塞尔（Brad Setser)认为，中国已经积聚了至少1.5万亿美元资产，人民币兑美元30%的变动将意味着大约450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圭尔（Martin C.Mcguire)在权威的《国防经济学手册》中写道：“虽然让美元贬值2-3个点不会对我们在伊拉克的行动产生任何影响，但却会影响到我们未来对付中国的能力。不错，我们是借了中国很多钱。这是我们的债务，却是他们的麻烦。”事实上，美国人反复拿美元资产的安全作为筹码跟我们谈判，几乎掌握了谈判的全部主动权。

二是政策协调风险。一方面，我们内部要稳经济，需要让货币政策偏宽松，但受制于美元加息或加息预期对人民币贬值的冲击，我们又不能宽松，只能收紧。美国国防部金融战顾问、CIA金融问题顾问里卡兹（James Rickards）在今年2月份到中国参加了“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回国后写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可能面临一场经济危机，外有美元升息预期，内有债务水平高企，这将迫使其收紧货币政策，而一旦收紧货币政策，对已在困难中的中国来说，那将是地狱般的灾难。“中国人想让他们的货币做美国人让美元所做的事，但他们目前还没有资格与美国硬碰硬。”

三是信用评估陷阱。世界银行在2007年5月30日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指出：“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环节，而是出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较低的入股价格，使得境外战略投资者们在中国金融股身上享受着暴利”。为什么定价这么低？原因就是评级机构的做空行为。2003年，我们的银行业都谋求海外上市，当时美国标准普尔宣布维持其10年来对中国主权的评级3B级（这是“适宜投资”的最低限），同时把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评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垃圾等级。

四是面临信息攻击风险。曾有一度，国内金融机构的硬件、软件、操作系统、核心数据都由美国掌控。美国的《联合作战环境分析》公开承认，“可实现对敌金融系统、股票交易系统以及其他重要数据库发起攻击，使其瞬间瘫痪”。这次比特币勒索病毒发作也算是一次警告，说明我们的信息系统的安全性还很成问题。

五是面临“智能帝国主义”的威胁。来自美国的真真假假的所谓“高官财产”信息，也在试图降低民众对于政府和执政党的信心。

六是军事威胁。中国和美国之所以成为“利益攸关方”，就是因为中国有巨额的美元储备，美国实际把中国作为巨大的美元蓄水池，要挤出美元时就挤向中国，要美元回流时又从你那里抽回来。美元的流动又附加了大量的财富转移，中国某种程度上成了其财富蓄水池。

在大战略下统筹金融安全与军事力量建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频频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击。从2009年起，中国央行行长在国际上高调主张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率先提出要推动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与此同时，中国还推动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用本币结算，绕开美元陷阱，同时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2008年以来，我国一共与36个国家实现了货币互换协议，其中有21个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国际支付额度超过3.3万亿人民币，现在在国际上排第六；亚投行已经有90个成员国，人民币还加入SDR货币篮子。正因此，美国当政者认为，中国想撼动美元霸权地位，而美元霸权地位又恰是美国最核心的利益和关切。因此，恰恰是从2009年开始，我国周边的形势急转直下，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升温，朝鲜问题升温。也恰恰又是从2009年开始，美国高调确认重返亚洲。我们要从这个视野来看美国当下对中国的军事围堵。

“人民币走出去”是摆脱“美元陷阱”之必须，是中国由引资大国迈向投资强国之必须。但为了确保金融安全，必须十分稳健，尤其是要与军事力量支撑能力建设同步。对大国来说，军事力量始终是保底的最后手段！总之，大国金融博弈和军事博弈一样，是财富再分配的基本手段，搞国际金融，不能没有军事实力做后盾。大战略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金融安全，技术层面至多应对小问题。所以，必须将金融安全置于国家安全大战略和大框架下来考虑。

（编辑  迟晨光）

从2009年比特币问世开始，区块链技术逐步被人所知，到目前为止，已经七年有余。如果说比特币带给银行业的还仅是对数字货币的憧憬，那么区块链技术带给银行业的可能是根本性的变革。

区块链概述与未来发展

区块链1.0时代——比特币诞生及其发展

比特币问世之初，金融部门尤其是中央银行未对比特币做深入研究，对其认识仅是技术上的“新玩物”，不认为比特币会对金融系统产生实质冲击。

随着比特币交易的逐渐火爆，比特币与美元等众多纸币的兑换价格逐渐攀高。2011年初，比特币与其他货币兑换的交易平台开始建立，各类经济社会问题随之出现，各国央行开始着手研究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对法定货币和金融系统的影响。但是本着审慎的原则，各国中央银行并未急于表态，仅表示保持关注，但不认可比特币对货币的替代功能。直到2012年末才出现了首家官方认可的比特币交易所——法国比特币中央交易所。

2013年3月，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系统发布了《虚拟货币个人管理条例》，打击比特币被用于洗钱目的的交易。各国金融主管部门也开展了打击和整治的活动，但是，此后比特币交易依然火爆，至2013年11月，1比特币的价格创出了1151美元的新高。由于比特币在中国交易量巨大，但又不具备法定货币属性，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工信部等五部委发出紧急通知，关注比特币交易风险，导致比特币的发展遇冷。

表1  比特币大事记

此后，比特币价格不断回落，交易逐渐趋于理性，其他类似的虚拟币种也在不断出现。然而，比虚拟货币更牵动人心的是该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技术开始不断发展。

区块链2.0时代——产业链形成

比特币的发行成功，推动了区块链技术走向成熟，以及相应的产品落地。导致区块链产品不断问世和产业链形成的原因，是区块链最重要的特征——去中心化机制。区块链技术最早出现于中本聪的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该文奠定了比特币的理论基础，同时提出了区块链概念。作为一个计算机数据结构和编码学使用词汇，区块链具有很强的技术特征。然而，与其说区块链是一种技术，不如说这是一种颠覆性的机制，该机制最为核心的特征是去中心化，即打破以中央机构为核心的组织方式。由于该机制可以解决中心化机制的某些缺陷，对现有组织运行方式不失为一种补充，因而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图 1  中心化机制（左）与非中心化机制（右）

在中心化场景中，机制的运行必须依靠中央机构的信用体系，如图1（左）所示。以货币发行为例，现有的货币发行依赖于中央银行的信用，货币通过中央机构的发行得以流通，但是以“去中心化”为核心运行机制的比特币发行却不涉及这一问题。在非中心化场景中，众多的节点（如图1右）形成了共识，无需中央机构即可完成交流，实现运行。

从技术上说，去中心化并不是一项简单可行的任务。在货币发行场景中，打破中央机构组织架构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新货币发行权；维护交易账本；认可交易的合法性。针对这几方面，比特币运用了一些技术上的突破。

第一，“矿工”具有比特币的发行权。任何人都可以运行一个比特币节点，这个节点的运行仅需要下载一个比特币客户端即可以完成，而全球拥有数以万计的节点。因此实际上由大多数人决定了这个系统的运行，并无中央权威机构来确定。当节点运行比特币算法的时候，比特币就产生了，操作者被称为“矿工”。

第二，这些节点的运行保证了由整个系统维护交易账本，并且由所有节点产生的共识对交易的合法性进行认可。

第三，如何判定交易的合法性，比特币通过“技术+激励”机制完成。是否存在着不诚实的货币交易，比如双重支付是否会产生？符合逻辑的做法是惩罚创建双重支付的节点，但是由于节点没有身份，因而这种方式不可行。在比特币系统中，通过奖励诚实的节点，达到了减少不诚实交易的目的。

但是，在比特币完成去中心化实际投入运行的过程中，效率问题越发突出。事实上，比特币的产生耗费很大，这是由于“矿工”需要运行比特币算法才能不断产生比特币。目前，比特币挖矿算法所需电力已经达到数百万瓦特。为了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比特币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实际中多数情况下，没有效率的区块链应用，无法用于产品设计和场景应用。目前比特币在不断向挖矿能力很强的节点集中。完全“去中心化”实现“公平”的同时，“效率”问题并未获得很好的解决。在现实应用中，还存在部分去中心化和分中心的折中机制。

    区块链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特征

发展至目前，脱胎于比特币的区块链应用已经成为众多科技公司、金融机构竞相追逐的投资热点。

图2  区块链阶段性发展

目前，多数研究机构均认可区块链应用已经进入2.0时代，即区块链技术不限于数字货币发行，能够在其他理论上可行的领域进行试点，证实应用的可操作性和盈利性。如果将区块链应用作为一项产业来看，该产业所处生命周期已经开始进入成长期，但是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观察研究，如实际应用中是否会发生重大风险，以及法律和监管层面的不确定性等。为规避投资风险，加速应用落地，区块链应用产业内产生了清晰的分工，形成了包括基础研发、中间试点、推广应用的上下游产业结构雏形。

图3  区块链技术应用产业的倒金字塔结构

现有的产业结构以三层倒金字塔形式构成（图3）。图中所示三个方面几乎同时在发展，并且具有显著的上下游关系。

目前，基础层方面以研究机构、实验室和科技巨头的基础研发为主，份额较小但是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全球专利引擎（patentcloud）显示，包含区块链字段的专利已经达到了数百项。中间层方面，各大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都纷纷建立起技术联盟，通过相互合作进行技术试点，并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由数十家国际金融机构搭建的R3区块链联盟。应用层面，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均投入重金进行实际尝试。Coindesk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2015年，风险资本投资区块链的数额分别为1亿美元、3.6亿美元和6.9亿美元，2016年第一季度即为2亿美元。基础层、中间层和应用层的规模形成倒金字塔模式，只有通过三者的上下游协同发展，区块链应用才能在未来数年内不断落地，完成实质上的技术革新。

未来区块链发展的路线图

区块链未来将为信息不对称领域建立起去中心化的信任体系。互联网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主要在于信息传递与互联的便利。区块链的节点网络体系打破了中央机构组织运行的方式，采用分布式记账进行交易，为交易双方提供了价值交换的方式，因此可以预见，区块链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在于价值互联。

《经济学人》杂志将区块链称之为“信任的机器”，因此，从应用角度看，区块链的主要应用集中于解决信任的场合，实现价值互联。由于技术瓶颈的限制，以比特币应用为基础，区块链的发展必然呈现逐渐演进的过程，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

短期来看，信任问题较为突出但中心化模式难以解决的领域是区块链迅速发挥特长的用武之地。例如，在产生信任的成本相对较高但又备受关注的领域，包括供应链金融、跨境支付等。中期来看，改进型应用将会占据主要地位，区块链可以应用在现有信任问题较多但是不可能根本性采取去中心化的领域，并将逐渐改进其效率。比如股份发行、审计、公证、食品安全等。长期来看，通过对组织的重新设计和价值重构，区块链将打破现有大多数机构和领域的运作方式，甚至颠覆运行机制，包括重构财务系统、征信系统等。

图 4    区块链发展路线图

伴随着区块链底层协议的逐步深入，需要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其进行研发，并达成一致的行业标准，在可操作性、用户友好、可推广复制等诸多方面进行完善改进，才能使区块链得到尽快应用，适用于更多的业态。

区块链的发展与银行业应用

区块链发展与金融中介服务

对金融业来说，区块链所创造的分布式记账体系打破了现有的支付、清算和结算模式，将对金融中介服务业态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不论是股票交易还是跨境支付，都需要交易所和银行这样的金融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但是分布式记账体系却颠覆了这一流程。区块链采用“全民记账”的方式，该模式对现有的中介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前，在大量的交易场景中，具有良好信用背景的金融机构胜任了中介服务这一角色，但是高昂的中间费用阻碍了交易，降低了流动性。以跨境支付为例，许多国际间中小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知之甚少，要通过诸如Western Union和SWIFT进行汇款，成本高昂且花费时间较长。而区块链跨境支付场景中，交易成本大幅降低，效率得到显著改善。

第二，交易量越大，对中央交易清算机构来说需要处理的信息量越多，需要防范的安全风险也更大。但是，在区块链中，交易数据越多，因信息难以被篡改，交易信息反而越安全。这是由于区块链技术的特征所导致的：由于真实的信息被大多数交易方所了解，并且交易量越大，部分虚假信息就越难以在交易系统中达成共识。区块链技术创造的分布式记账体系有助于培育高效安全的清算支付系统。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交易清算机构均面临交易膨胀的难题，所以各国的交易结算机构对区块链反应积极（见表2），这些机构寄希望通过区块链技术减少成本，同时提升其安全性，合理增加结算量，从而提升盈利能力。

表2  近一年交易清算机构与区块链发展

资料来源：官方报道

当然，由于区块链技术仍然处于初始开发状态，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性能低、单位时间内交易频次少、技术应用生态环境缺失等缺陷。因此，对支付清算业务，区块链首先改变的可能是场外业务。由于场外交易是离散的，流动性比较低，交易量也不大，涉及用户少，因此可能率先落地，接下来才会是场内交易业务。在简单的金融中介服务中，将区块链作为“点对点的全球互联网货币”，可以要求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实时的支付清算业务。从深度应用上来说，作为一种底层技术意义下的革新，当底层的节点网络搭建起来之后，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搭建资产属性和工具类的应用，因此，区块链可能通过变革金融基础设施，从而彻底改变金融业现有的面貌，对金融中介服务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银行积极参与区块链应用产品试点

在互联网浪潮中几乎迷失的商业银行，目前又将面临着区块链技术应用带来的挑战。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在2015年度报告中，将区块链技术称之为“银行业游戏规则的颠覆者”。

一家美国加州的区块链技术创业公司于2015年发起了一项基于分布式共享分类账技术的开拓性商务应用R3 CEV，至今该项目已吸引了超过50家全球知名金融机构加入，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商业银行。这家联盟希望借助试验拟定行业标准，加速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

同时，世界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和国际商业银行也在积极开展研发，或者通过与科技公司合作尝试应用区块链技术。截止到目前，包括票据交易、银团贷款在内的传统银行核心业务，均在各银行区块链实验室进行了模拟交易（表3）。

表3 国际领先银行的区块链布局

数据来源：各大知名银行的官方网站

银行应对策略

我国银行业应当吸取互联网发展中的经验教训，需要认清形势，积极应对区块链技术将要带来的变革，加强对该区块链应用产业未来的研判。

一是充分预判区块链技术应用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抓住契机强化银行科技部门建设，迎接产业发展的风口。在上一轮互联网浪潮中，银行的变革往往只是前端使用数字技术，中后台的基础架构仍然采用原有的信息系统，从而在与互联网科技公司的竞争中丧失了大量的客户和市场。而区块链技术是继互联网之后最具创新的技术之一，同样也作为底层技术，这将对银行基础架构的更新提出要求。银行业应当充分预判新技术发展的趋势和阶段，抓住契机，提早布局。

二是充分认识短期内银行中间业务受到冲击的痛点，抓住这一特点有针对性进行重点投资，做到有的放矢，推进区块链应用向纵深发展。根据区块链产业发展路线图，区块链在短期内将革新银行作为中心化组织中的中央机构职能，直击银行中间业务的弊端，因此中间业务部门当前受到的影响最大。以跨境支付为例，目前跨境支付九成以上是B2B支付，其中绝大部分通过银行完成。跨境汇款费用高，且通常需要一天以上才能到达，通过区块链技术降低跨境支付的费用并提高效率，势在必行；实际测试中区块链用时不到一个小时，服务价格也较低。此外，传统的供应链或贸易金融流程高度依赖人工，包括纸质文件和验证单据大量存在，失误风险较高，管理水平低。区块链可以通过分布式账本管理，降低伪造、人工失误等风险。现已有不少试验涉及到供应链金融板块，银行业必须及早参与，以免错失业务转型机会。

三是通过同业合作，积极广泛布局，促进银行业务沿区块链应用向更广空间发展。随着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银行业已经意识到这一颠覆性技术的广泛应用。很多国际知名金融机构认为自建团队应对区块链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区块链技术对银行业的影响来自于多个方面，从现有的技术联盟测试统计来看，区块链技术在银行业中的应用场景之多，也远超理论设想。以零售业务、对公业务、金融市场的分类来看，现有的区块链应用试点内容几乎已经覆盖了这三大板块各业务条线的方方面面。总体来说，商业银行对区块链应用的研发应该持开放态度，通过合作降低成本，做到技术试点尽可能覆盖银行现有业务。

在零售业务方面，现有的测试除涵盖支付结算外，还有消费方面的积分兑换、礼品卡以及区块链app等，如纽约梅隆银行、桑坦德银行。对公业务方面则包括了跨境转账、供应链金融、银团贷款等内容，在公司业务领域较强的桑坦德银行和摩根大通率先进行了试验。金融市场板块则至少包括债券交易、金融衍生品交易，如瑞士联合银行和巴克莱银行。面对如此多样的应用场景，银行只有通过同业合作和加入区块链联盟，才能以合理的成本获取区块链应用的核心技术，获得创新带来的发展机遇。

四是尽快形成合适的投资战略，并注意风险防范。商业银行应尽快参与区块链技术应用探索并积极投资于各类应用场景的开发。然而，与历次技术革命相似，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应用同样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特征。对银行来说，可以通过自己成立专业部门或子公司进行独立研发，也可通过参与技术联盟进行合作开发区块链应用。有效应对区块链技术对银行业带来的变革，还需分门别类进行对待，视银行自身实力、风险管理能力和业务特点进行布局，优化投资。

总体来说，银行应对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应当坚持两个原则。一方面，银行试点区块链应用必须控制风险，防止在试点中发生导致业务能力倒退的事件;另一方面，通过积极试点解决传统业务中的痛点，在创新中发现良药。

（编辑  杨利红）

信息化能够解决计划经济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一个很久就有的设想，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计划经济的论战中被表述为“社会主义计算”的问题。

市场社会主义学者曾经提出可以通过计算机的方式来模拟市场出清，从而来发现市场的价格。兰格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计算机和市场”中提出，随着现代计算机的出现，他在三十年前的论文中提出的反复试错求解均衡物价的方式变得更为简单了。他说“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1]

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这种设想无疑更具有现实性，被许多学者重新提起。例如，1997年美国学者安迪·波拉克就论述了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为未来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2]2012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李玲教授提出：“现代信息生产和处理的高效性正在为‘计算社会主义’带来现实的可能性。”[3]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人又提出中国的经济应该走向新计划经济，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马云的观点。马云认为：由于大数据，市场看不见的手被发现，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马云不是最早提出这个看法的，但是由于他的身份，炒热了这个议题。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来，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信息技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形态变化，二战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内外部一体化进程正在逆转。这一系列内外部挑战，表明自由市场导向的改革，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亟待升级，但是升级的方向不是新计划经济，而是“新鸟笼经济”。

我在新书《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中建议实行“新鸟笼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版本，以从制度层面回应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中长期挑战。

新计划经济Vs. “新鸟笼经济”

新计划经济者都主张大数据可强化计划者的预判能力，但是对于计划者的主体有不同的认识，大体有三类：第一是指企业的新计划经济；第二是互联网平台的新计划经济；第三是基于中央计划经济。

企业从来都是有计划的，当代的信息技术无疑强化了企业的计划能力，消费者需求会被即时、准确的捕捉，大量生产活动将是按需生产、定制化生产。然而，这绝不是计划经济，恰恰相反，它是市场经济的增强版，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价格调节的企业生产的事后性与盲目性。

马云所说的新计划经济是指：在数据时代，市场主体之间事后的协调行为已经成为事前预判的协调行为，市场看不见的手已经被发现，因此未来“计划经济”会越来越大。但是，谁来计划呢？显然谁有数据谁就能计划，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是平台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因为市场数据并非由一般企业或者个体掌握，而是主要集中在淘宝、微信、滴滴等互联网平台企业，他们拥有“上帝之眼”，能够洞察平台上的企业消费者的一举一动，因此能够对平台上的经济行为进行计划调控。当超级资本家在说计划经济的时候，许多社会主义者为之欢欣鼓舞，恐怕是既会错了意，又用错了情。

只有波拉克、李玲等学者所说的新计划经济是新的“计算社会主义”，他们认识到随着信息时代的强中心化趋势，中央计划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解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央的经济计划就必要和可行。在互联网时代，除了强中心化趋势，更重要的趋势是去中心化趋势与分布式活力，而只有分散的、自主的决策才最有活力，最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环境，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市场化趋势都在加深，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正在融合，企业通过平台创业、租赁、代工、外包、外协等引入内部市场机制，激发内在活力。

这是一个“去中心化”与“强中心化”并行的时代。分散的活力进一步激发，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仍然起到基础性功能，而且随着信息更加对称，市场协调的盲目性会减弱，同时，行业、区域以及国家层面的计划配置资源能力空前提高，通过两种机制在不同层面的结合，减少交易成本，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

改革开放之后，陈云同志提出了“鸟笼经济”的设想，经济要搞活，就好像鸟儿要飞，捏在手里就死了，但是要有个“笼子”，不然鸟就飞跑了，他说的“笼子”就是计划指导。[4]

天高任鸟飞，鸟却飞不出天外去。“新鸟笼经济”的资源配置手段是市场调控、信息调控与计划调控的有机结合。市场调控是价格信号为基础的自发调控，信息调控是以互联信息为基础的前瞻调控，计划调控是基于分散信息与国家战略导向结合的自觉调控。

计划调控具有对于资源配置具有约束性、引导性与信号预期三个功能，国家需要对重大的经济结构进行总量平衡调控。同时，积极探索产权制度的改革，逐步推进公私两利、公私融合的共有财产权制度，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保持高的广义积累率，同时推行基本公共消费制度。

“新鸟笼经济”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技术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贫富差距巨大等新问题而提出的，是发挥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复合优势的制度框架，既要避免顾此失彼，也要避免两者形成组合劣势。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计划三大功能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计划的功能类似物理学上的顺磁性。市场就如同一个磁体，市场中千千万万个企业就如同小磁针，它的指向是自由与混乱的；而规划就是加在磁体上的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并不会使得磁体中的指针都指向同一方向，但是从概率统计上，会有更多比例的小指针指向外部磁场的方向，磁场越大，这个比例也越大。磁场是规划指引，小指针指向就是个体的自由选择。规划与市场的结合就是国家目标与个体自由的结合，如同有了磁场提高了小磁针的共同指向的概率，有了规划就促进了分散个体的合力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目标的实现。如同磁力不同，会对小磁针的指向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其强度不同，国家计划具有约束性功能、引导性功能、信号预期功能。

今天中国的五年规划是公共事务治理规划而不是经济计划。“十三五”规划84%的指标已经是教育科技、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公共事务治理类指标，即便是剩下的4个经济发展指标，也是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宏观量指标，而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钢铁、煤炭等实物量指标。战略规划主要是在宏观层面与公共事务治理领域来引导资源配置，而不再介入微观的经济活动。

国家计划对于公共资源配置具有约束性功能。

约束性规划使得政府能够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企业为什么要制定计划？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在于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确定优先次序，优化资源配置。政府同样如此，政府面临的挑战千头万绪，而公共资源有限，如果没有规划，就会如同孙悟空面对九头虫怪物，不知该先劈哪个头了。

国家计划对于关系公共利益的混合性资源配置具有引导功能。

对于企业或个体作为生产主体、同时又具有全局或战略意义的“混合型”产品或服务，需要国家战略引导。例如通过规划引导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等。

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制造业发展的主体当然是企业，但是规划制定了国家制造强国的路线图，并配置了相关资源，这将有力地引导企业、科研机构与个体的行为，形成战略合力。

国家计划对于社会资源具有信号预期功能。

五年规划的信号功能稳定了社会的预期。例如十三五规划出台之前，社会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前景的看法一度曾不明朗，而规划公布了年经济增长率不低于6.5%之后，就在很大程度稳定了市场信心，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还没有过未实现的情况。

五年规划的制定也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信息沟通过程，企业、个体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参与到规划中来。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李淯（Ann Lee）就认为，美国应该学习中国制定规划，让企业高管们参加到中长期规划中来，而不是深受混乱的政策信号之苦。[5]

基于计划的总量平衡调控

早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陈云同志就提出四大平衡的思想，强调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社会购买力与物资供应、外汇收支之间要平衡，^[6]这四大平衡对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在新的时代，我们需要主动调整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社会总供给与总购买力、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经济发展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重大结构平衡。

规划调控介入的领域是关系到国家战略的整体知识领域，而信息时代的“强中心化”趋势，使得这种国家战略导向与企业的微观活动能够更好地匹配起来。

例如，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产能仍然过剩，但是很快有的地方就出现产能短缺，煤炭、钢铁等价格开始上涨，正像当年毛泽东同志在笔记中提过的一个风潮：说煤多了，过了不久又说少了，令人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7]如果能够有效收集与运用供需的大数据信息，就能够差别化地、适应性地去产能，使得宏观导向与市场机制更有效地结合起来。

保持高广义积累率，激活公共投资需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将国民收入使用总额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积累基金的比重为积累率，^[8]可以将积累率的概念扩充为广义积累率概念。

广义积累率是指在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自然财富、人力资源与知识资本财富的增加率，扣除消费比率与各类发展成本比率后的广义财富的积累比率。

如同陈云同志指出的那样，“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9]

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广义积累率高，特别是对公共财富的积累长期保持较高水平。我们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改善和科技研发，同时各类发展成本又有所下降，使得我们的广义积累率迅速提高，这是我们能够未来继续保持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10]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和居民都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瑞信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16全球财富报告表明，中国成年人平均财富为2.3万美元，[11]根据家庭调查数据的估算表明，2014年全国家庭净资产均值44.4万元，总财富已接近200兆元。[12]

这是市场流动性充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抬高了房地产、证券、字画等投资品的价格。这些财富如果没有合适的疏导渠道，就会造成经济的脱实向虚，以及形成一轮新的对于中产阶级财产的洗劫。

由于市场的短期、分散的资金与大规模、长周期投资回报之间的不匹配，使得社会的总体资金相对过剩与国家建设资金不足之间并存，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将市场资金引导到服务国家长远国家发展中去。

我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公共投资需求缺口，如同史正富所言，我国在国家安全、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五大类别）等领域是投资不足的，而之所以出现投资不足是由于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高度不确定性、收益排他性模糊。

他还提出了可以通过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由央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基金，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带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而这种基金虽然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在长期具有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13]

这种将市场优势与社会主义优势结合的制度设计就能够将充裕的投资资金用以进一步提高广义积累率，既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短期大量的就业稳定经济提供条件。既可以有效地吸纳居民储蓄，又可以为居民的投资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渠道，让居民共享国家长远发展的红利。

探索开放产权，让共享的真正共享

积极推动形成共有产权、混合产权、开放产权等公私交融，资本和劳动共赢的新型产权方式。

互联网平台型经济将资本社会性的本质表露无遗，生产力社会化程度已经跨越微观组织联合的程度，达到了宏观经济的规模，而其所有制性质仍然是私人占有的。这无疑把社会化的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推向空前尖锐的程度，并为最终解决这一矛盾，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道路。

让社会的回归社会，让共享的真正共享。通过产权创新推动平台型经济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在保障股东、运营方收益的同时，让劳动者、消费者共享平台收益，这不仅有利于社会，也根本上有利于互联网平台自身健康发展。

推行基本公共消费制度

除了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尝试逐步推行基本公共消费制度，设立基本消费的衣、食、住、行场所，网络购物也设置基本公共消费区。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按照居民积分、收入情况对基本住房需求进行保障。公共保障房按照一定的准入条件和一定的配额免费提供给无房居民租住。同时，采用集体议价、共有产权等方式帮助低收入家庭实现购房梦，逐步实现“家家有套房”的目标，同时也有助于推进房地产市场去库存。

公共消费还包括公园、健身设施、图书馆、博物馆、公共社交场所的免费开放与提供。未来能够为人们提供公共社交、工作与生活空间会有巨大的需求，会有很多人不愿意窝在家里，或者办公室，而是向往第三空间。微信实际上是提供了虚拟的公共空间，所以有很高的用户粘性。公共空间免费的开放，提高了居民非货币化的消费福利。

创造性恢复票证制度，每个公民按照一定的配额领取基本公共消费券，不能兑换现金，该券只能在基本公共消费区使用，同时公共消费区的商品禁止用货币购买，这种制度安排可以和共享经济、社会服务积分结合起来，避免成为养懒人的制度，富人可以将消费券捐赠或者转让（换取社会服务义务的免除）给穷人使用。

通过基本公共消费券制度可以逐步使得所有人不论贫富的基本生存需求都可以以非货币化的方式得到满足，又可以释放巨量的社会需求，提高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经济发展创造机会。

总之，我国的市场经济探索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市场经济叹为观止的财富创造能力与丛生的弊病，中国人已经目睹与体验，市场化的潜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中国既没有条件象美国那样成为金融帝国来转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不能重蹈日本等国因产业空心化而进入高收入陷阱。唯有利用其社会主义固有优势，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升级到2.0版本，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推动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和健康。或许，我们可以借鉴陈云当年的智慧，把它称为“新鸟笼经济”。

（编辑  杨利红）

“共同富裕、社会平等”是社会学部的重要研究主题。对社会学研究，需要更加体现研究的基础性与实用性，能够回应当前根本性和重大的社会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社会学部的研究定位与课题进展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定位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孔丹理事长一直强调，基金会的研究应该集中于“危、重、险、急”领域，要对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具有战略解释力，能够直面问题、敢于正面发声。

根据基金会的性质和定位，社会学部的研究定位是什么？黄平指出：基金会不同于教育部，也不同于高校，这里的研究应该是社会需要的、国家关心的，注重的是实用，特别学究气的学术研究不适合基金会。

社会学本身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它能够纳入社会视野，而不仅仅是社会学的视野。社会学需要融合共同富裕的理念与高度分化的社会现实，纳入社会的视角、社会的维度；它比任何学科都更天然地聚焦于共同富裕和社会平等这一核心的价值追求，可以切实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百年梦想下做出贡献。社会学的研究体现社会性，将人民主体性置于新高度，这应该是对政治、经济研究的有力补充。

2016年社会学部有7项个人研究课题，这些课题主要集中在农村研究和边疆研究领域，实地调研量大，研究周期相对偏长。与会学者介绍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下一阶段的研究设想。

车耳教授的课题“自尊自律”主要涉及的是社会信用体制建设。从学理层面看，这体现市场经济的道德自律建构问题；从实践层面看，当前经济下行期有一个倾向，很多机构和个人开始用黑社会方式来进行债务追讨。他针对这一问题已有多篇文章发表，并且会继续围绕社会信用做深入研究。

新疆大学祖力亚提·司马义教授的课题是“宗教‘去极端化’与新疆社会稳定研究”。她指出，新疆问题在国家战略上属于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在国家启动“一带一路”建设以后，新疆的稳定和伊斯兰教问题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她正致力于这方面研究。同时她也感到，新疆研究在国家层面受重视，但是整体的研究力量薄弱，而且很多调研形式化和不接地气；各地方对新疆社会的理解很不够；同时新疆本地的学者与外面学者基本没有建立联系，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参与到新疆问题的研究中来。

北京师范大学董磊明教授提议开展“农村土地制度的社会学意涵”课题，主要是从综合性视角看待土地制度的社会意义。土地制度其实承载和包含了多方面社会关系，土地制度改革和变化的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厘清现有的土地制度下个体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员的关系、村民与集体的关系、集体与国家的关系；如果土地制度进行变革，那么综合的社会关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现有关于土地制度变革的实践又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和社会后果？

北京师范大学王海侠的课题是“农村基层治理现状与问题研究”，已做了7个省份的基层调研。提出按照劳动力流动和所处发展阶段，可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发展型村庄、衰落型村庄和涌入型（工业型）村庄三种基本型。相应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村庄，其治理形态不应一刀切，而应该体现治理的地方性。加强基层治理不仅需要以党建为抓手，更应该调动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群众的参与，构建多元治理格局，以达到乡村“善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潘杰提出开展“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合作化”议题。她一直致力于共享经济与生态农业研究，近期在山西的蒲韩社区做调查，蒲韩的实践与经验提供了农村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所以下一阶段将从乡村建设与生态文明的角度进行课题立项。

陈立开展的“精准医疗与全民健康”课题，发现健康问题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密切相关，尤其在扶贫领域作用极大。在某种程度上，贫困问题与健康的关系相较于教育更为密切，所以从医学社会学这个角度来看，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社会学部认为，可以将“农村土地制度与现代化”作为下一步的公共课题。

清醒认识千年未有变局、理智选择发展路径

修远基金会的杨平介绍了自己近期的研究与课题进展。修远基金会承办了《文化纵横》杂志，目前杂志发行量在5000份左右，微信公众号订阅用户数在5.3万左右。同时，还在进行以“文化重建”为宗旨的系列研究。在当前这个财富快速增长的时代，有必要致力于国家的文化与价值建设，也就是精神文化层面的建设，包括民族道路选择、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大众伦理等方面的研究。同时研究价值重建的社会基础，在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解构的社会形态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是新生的2亿到3亿农民工（新的工人阶级）、城市白领，及新生城市中产阶级，三大新兴主体的政治文化诉求也是重点的研究对象。修远基金会还在上海理工类大学承办通识教育。把通识教育作为高校思政课改革的样板，探索原有思政课程的有效改造，其核心是构建中华文明新的史观，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华文明治乱史观和西方现代文明的进步史观基础上，试图从中华文明的“新史观”对于旧史观进行再造或者超越。

杨平重点介绍了去年承接的“迎接和探索中国发展的新周期”课题。该课题以超越经济周期分析的角度，试图从系统性角度认识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国际局势。课题认为，“新常态”是一个经济概念，主要是指经济增长从高速期进入中高速期，此间要完成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发展与生态的和谐。而此课题探讨的“新周期”则是更广阔的政治文化范畴和概念，它对应的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诸多举措，其中最突出的是反腐倡廉、从严治党、军队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以及关于国际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但这些举措在实践过程中有一定争议，尤其是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靠近的知识分子，对于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有较强的抵制情绪。怎么认识十八大以来关于党的新举措的争议？课题组认为应该探讨这些政治战略和政治决策背后国际的、经济的、乃至社会的内在发展规律。简单地说，十八大以来所有的举措都是与大的形势相适应的，原来的发展战略要因应新局势而进行适度调整。整体看，现在的大周期、大形势有如下三种表现：

第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原来中国“搭西方的车”获得发展，融入国际体系、遵循国际规则，并不断获取西方知识来改造自身的干部队伍和精英。但这个进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根本改变，中国不可能再“搭西方的车”，无法再借助人家的力量了。这种情况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然而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对这一形势的变化并不清晰。

第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发展背后的国际性、根本性要素的变化从表象上也有显现，比如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等。西方两党政治背后都有一些根本要素在发生错位和移动，这些要素可归结为三点：（1）中国崛起，这是从未有过的东西方攻守角色的转向。拥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国家的崛起，对世界的再造是根本性的变动趋势。（2）技术变迁，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快速冲击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全球要素的史无前例的变化。（3）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伴随资本全球化所并生的生产要素的进一步全球化。原来在民族国家内生产要素是垂直分布，企业上下游都在民族国家内部建立。现在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推进，加之交通的便利，整个要素分布都是扁平化或水平化的，所有生产都分布在世界各地。生产要素、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的全球分布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在中国崛起、技术变迁、资本与生产的全球化分布的大背景下，出现了美国的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和中东乱局等等，今天世界上的混乱、迷离、不可预测，其实都根源于背后基本要素的变化。这既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周期危机进行解释，同时也需要跳出马克思给的分析框架，寻找新的解释。这是中国面对的新的最重要的形势，不去把握和面对这个形势将错过机遇。

与上述三点相伴随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内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根本的改变。其突出特点是从传统静态的社会进入到高度流动的社会，社会在流动之下被两层标准重新分割：一个是人们在“体制内外”的身份有明显差别；另一个是市场的区隔，竞争与专业分工不断地导致市场分层、两极分化，形成不同群体。流动社会出现及体制内外有别和市场上下有异，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执政党过去从未面对过的，传统的治理方式无力回应。社会结构的变迁是我们在讨论新周期时必然纳入分析框架的重要面向。

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处于一个新周期之中。新周期和新形势下附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干部队伍的变迁。革命战争时代农民组成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建国后为建设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国家，尽管走了弯路，但领导工业化是执政党任务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今天政权的主要任务是改革和创新，这个历史性的挑战摆在面前；能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将决定“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成败。这是“新周期”这一课题的基本思路。围绕新周期后边还会有一系列的课题，重点是探讨21世纪问题，所谓21世纪问题就不是20世纪留下的问题。我们必须具有超越的眼光，走在大多数人民的前面，不能够被现实拖着走。

黄平对杨平的发言做了点评，认为他的发言积极回应了思想界的重大和棘手的争议与问题，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是对社会学部讨论的画龙点睛，具有超越性思维和独立精神。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社会学部课题的选择及其意义

黄平提出了6个研究课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学路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阶层分化条件下如何共享发展成果；社区建设中人民的主体地位；社会政策的公共性问题。

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前我国已经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倒计时阶段，当前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经济层面进行讨论，关注人均收入、生活水平，而很少提到社会建设的层面。所谓社会学路径，不仅是社会学所能发挥的作用或者运用社会学的视角，而是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研究框架中纳入社会视角和社会维度。

与此相关的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叫“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这是符合中国实情和经验的。所谓新型新在哪里？可持续和绿色发展可能是一个新型，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内容，就是城乡关系，就是在城市化率加快提升的过程中，要给进城落户的农民以公平待遇，户口、养老、教育、住房等等都要有所涉及。即便如此，我国还会有广大的农村和农民，还要正确处理城镇化进行中的城乡关系，清晰认识中国城乡发展特点与所处阶段。

关于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研究。目前全党全国工作的一个重点是要以扶贫为抓手实现共同富裕，扶贫作为硬指标和任务，各级政府的压力较大。黄平自己1980年代起就在“老少边穷”地区搞扶贫工作，近20年的扶贫工作让他认识到其中的复杂性。中央要求2020年贫困地区脱帽，精准扶贫完成，小康社会建成。但到时扶贫资金和项目没了，可贫困地区的发展还能不能持续或者维持现有的水平？贫困有时是个人原因造成的，但也有天灾人祸的因素，所以从社会学层面探讨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是重要议题。

关于阶层分化条件下如何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学从学科诞生之初，就在处理工业社会早期阶段出现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问题。现在全社会在讲共建、共享、共赢和共同富裕，但是做研究不能只看未来的目标和理想的价值追求，更应该切合现在的实际情况。现实是社会已经是高度阶层化，在已经分化的情况下怎么建成共享机制？怎么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需要集中力量解决，至少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关于社区建设中人民的主体地位研究和社会政策的公共性问题。这两个课题的特点是“一体两面”，即将人民主体性与政策公共性纳入到研究和应用的视野。社区建设是要将社会落到社区，但现在的社区已经虚化和行政化了，服务于行政管理。社区重建有几个关键点：其一是认同，一个社区的居民会形成共同的认同，小到乡村、社团，大到国家，都应有共同的认同，就像中国人会认同“我们是中国人”。有了共同的认同，回到自己的社区，就会有安全感。虽然各过各的生活，鸡犬之声相闻，但是遇到有事的时候，比方天灾人祸、地震洪涝或是外敌入侵，社会才会体现凝聚力和动员能力。

而社会认同与安全感形成的背后，有一个更为要害的因素，就是人的主体性或叫人民的主体性。人民不只是西方社会政策意义上被同情、被可怜、被慈善的“客体”，而是“主体”——社会的主体。这个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人，是社区重建或者社区建设的主体，同时也是社会建设的主体，从人的主体性角度出发的社会政策才会更加体现公共性，所以人民主体与政策的公共性是相辅相成的两面。

走向综合的社会科学

黄平指出，这些课题看上去像是一串问题，看似“拾遗补缺”，但指向的是更加本质和紧要的东西。自18、19世纪之后，知识越来越专、越来越细，似乎不分工就不专，不专就不能成为学术。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专业化的社会，但是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盲人摸象，每个人看到的那一块都是真的，但是却再也看不到整个大象。

经济学、政治学各有其研究范式，法学要按照法学学科规范，现在美国或者西方更是如此。美国大学，甚至在同一个系，有做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被分割肢解、被专业化到一个个小格子里。然而社会和经济本是一个整体，大象的生命是整体性，如果谁把大象的哪一块单独拎出来，那是不能存在的。一棵树离开所处森林也没办法活下去。学术研究要有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野。对于研究整体，在18世纪的时候是要找它的规律，但其前提是研究的整体是比较确定的对象，是沿着确定性的假设做研究，这一时期是研究的过渡时期。然后是对现代化或现代社会的研究，其研究定型为制度，定型为理论结构，但实际上现在包括所谓发达国家，亦越来越表现出不确定性。从确定性整体到不确定性整体的研究，认识范式需要转变，也就是要回答这样三个问题：一是整体性、二是复杂性、三是不确定性（或者说风险性）。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沿用分割之后的学科设置，这就使我们既看不到整体，更看不到整体的复杂性。约翰·杜威当年写《确定性的寻求》，是要让现代知识、现代科学找到规律，而现在社会的变化成了常态，不再适用确定性与分化的研究。主流的从业者现在还是在强调分化、专业化，甚至还评比，看谁发的文章多。基金会应该打破既有研究的路径缺陷，能够从以问题为导向，走向综合的研究。这恰好体现基金会的“拾遗补缺”，基金会此时就是偏师。

当时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建所的时候说，“人家不做的事我们做”，有人说这是谦虚，但其实他所说的“拾遗补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对事物更加本质的探究与追寻。所以，下一阶段的研究可以是多学科、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研究整体性与不确定性，虽然很难，但意义重大。关于跨学科研究这一点是基金会青年同志们建议的，可以根据议题，组建团队，要以问题为中心。这个问题的研究里，既可以有法学家，也可以有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自由组合。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可以做这一尝试，做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如城镇化研究、发展研究、经济问题研究乃至国际关系问题等等。现在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不只是学国际关系的，而是学经济、学政治的，或者学其它学科的人。

黄平曾参与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50年的重大科学项目的评估，评估花了5年时间，从1995年开始做到2000年，做了5年以后，整理、梳理和写作又花了5年，2005年截稿。其中有一个结论：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的分置就错了，现在要重新综合，应该做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编辑  碣石）

内容提要：中国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传承着独特的文化基因，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文化、科学、艺术、教育、经济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在当代中国确立文化自信之时，更需要从非遗中汲取丰厚的资源，而以非遗为源进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软实力  文化创意产业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为“非遗”）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它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也是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重要体现。在中国历史上，非遗是活态的，一直处在生生不息的变化中。中国古代的科技典籍《周礼·冬官·考工记》和《天工开物》就对诸多文化遗产有所记载。这些文化遗产为世界文明的进步贡献极大，至今仍有重要价值。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历史上的非遗被作为资源进行当代的创新，成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相应地，科技的发展也为非遗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文化软实力，即 Soft Power of Culture，“软实力”的概念最初来源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指的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以及该国家有能力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制度和规则，这些都属于文化软实力的范畴。软实力相对硬实力而言，军事、经济实力属于硬实力，例如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民族凝聚力、价值观等则属于软实力。中国是非遗大国，其中蕴含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基因，体现了我国独一无二的文化软实力。截至2011年，我国经普查所得的非遗资源信息已有87万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共有1372项。截至2017年初，在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优秀实践名册”中，中国已占39项，数量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赋予我们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为中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无数可能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包括由各社区或群体认同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非遗展现了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活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增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更有利于实现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非遗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第一，非遗体现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第二，非遗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人类的强大创造力。第三，保护非遗对于保护自然环境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第四，非遗能够促进人际关系,推进和谐社会的发展，许多传统的民俗为人们之间的沟通建立了良好的途径，同时也树立了行为规范。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文化的多元化显得格外重要。每一个群体都要寻找和保留文化的根脉，正所谓“和而不同”，这“不同”恰恰就是此群体之文化区别于他者之处。从文化内涵的角度观之，非遗具有高度的独特性。如同生物具备特有的基因一样，文化也有其独特的基因，是主导一个群体文化的核心所在。

同时，非遗也具有非常丰富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等。

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历史价值和证史价值体现在：它以一种活态的形式延续至今，如同一部随时都在上映的纪录片，这种活态性正可以弥补一些文献典籍的不足。在历史与考古方面，非遗为之提供了有效的考据证明和研究价值。考古学家们在对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例如对文物或建筑遗址进行发掘研究时，有时只能提取一些静态的信息，难以获得较多活态的文物信息。而通过一些非遗传承人和手工艺人的记忆与技艺，令今人也可有幸远窥一段活态的历史信息。非遗在此承担了重要的功能，它和物质文化遗产缺一不可，都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非遗不但包含了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人际伦理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第一部分指出：“文化遗产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非遗可以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一些非遗项目中，就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的观念，祖先们的智慧已经凝结在世代相传的民俗中了。

例如，在吉林省盛行数百年的“查干湖冬捕”就是一种传统的渔猎习俗，保留着很多传统的信仰和规则。在查干湖进行渔猎中，渔民使用的均为大号网眼的鱼网，年年捕捞上来的都是大鱼，因为渔民们不会“竭泽而渔”，禁止捕捞那些正在成长的小鱼苗。在非遗范畴的传统民俗中，有诸多关于“神山”、“神树”、“神兽”、“神鸟”等世代相传的规矩，实际上是守护信仰，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民间的剪纸、刺绣、由拼布组成的百衲衣被等传统手工制品，民俗中的婚丧嫁娶等人生仪礼，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节、重阳节……都以不同方式在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建构行为准则与规范。

非遗具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价值，可见于手工业、农业相关的典籍，如《周礼·冬官·考工记》、《天工开物》、《齐民要术》、《水经注》等，以及《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著作。及至今日，这些经典著作仍然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非遗将这些典籍中的内容以活态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是在世代相传、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认知。

在非遗所具备的各种价值之中，其艺术和审美价值为人所关注，而在人们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深入了解之前，往往首先为其艺术之美所吸引。许多非遗项目自身便归属于艺术的范畴，如传统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戏剧、曲艺、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等。它们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同时也体现了传承人的独到智慧和艺术创作能力，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它们历经时间长河的梳洗，不断地积聚力量，以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来吸引传承人与拥趸，进行活态传承，生生不息。

非遗还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以诸多传统手工技艺制作的工艺美术品出口，曾是那个历史时期换取外汇的重要途径，它们中有多种技艺属于非遗的范畴。如今，手工技艺与手工艺人的地位正在提升，而传统手工艺从业者的技艺与精神也逐渐为世人所认可，一些传承人、手艺人得以获得相应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这些非遗项目已成为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

传承文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是中国历史上传承至今的重要文脉，一些非遗项目并不依靠文字、书籍、符号为载体来传承，而是依靠世世代代的口传身授。这条文脉是无形的，凝聚着文化的精髓。非遗名录中的这些项目，无论历史长短，无论地域南北，更无论级别高低，都是在历史的河流中沉淀下来的瑰宝，是中华文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的今天，守住精神家园中的非遗，并以此为资源进行美育，有利于促进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文化自觉性。

纵观当下，我们迫切需要建立充分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觉性，无论是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从业者、文化创意产业从业者，或只是普通群众，都需要立足于本土，在本土文化中架构精神家园，建立文化自信。某一项民俗、技艺之所以能够世代相传，能够被列入非遗名录，是因为它们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地域性、文化性、民族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在保护传承人和他们所在的文化空间，使本真性得以维持，守住核心技艺，留存文化基因。事实上，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并非难以调和；在正确的保护和引导之下，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是可以相互扶持、相得益彰的。

非遗具有活态性和传承性，是具有生命的活态文化，其最重要和基本的特点就是传承。非遗的传承主体是传承人和传承群体，非遗正是藉由他们的口传身授，得以在历史的洪流中生生不息，非遗的活态性是历经流变和创新的过程而形成的，这些历史悠久的文化基因越过时间的维度，至今仍绵延不绝。非遗还具有流变性，流变性是伴随着生存状态出现的，体现了差别和统一，变与不变都是相对的。其重要载体是活着的传承人，并非固态的物质文化遗产，世间一切有生命之物皆会变化，既有变化便有发展，在变化与发展中要把握和引导非遗项目变化发展的方向和程度。原封不动、机械地保护传统技艺并不是非遗保护的正确思路，因为此时原封不动和活态保护是背道而驰的，保护传统技艺，应当在不违背其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允许技艺的自然流变，使传统技艺在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中得以发展，藉此达到保护的目的。

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文化自信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是国家与民族的灵魂，是精神家园，更是立国的根本。我们应该使那些由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基因在发展中与当代社会相协调相适应。

我们需要从非遗中汲取丰厚的资源，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它们历经千百年世代相传，使我们在不断前行之时，仍能守住文化根脉。非遗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与之相应的社会环境也是日新月异的，我们一方面需要根据变化的外部环境，对非遗进行随机应变的保护；另一方面也需要以非遗为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进行当代的再设计、再应用，使非遗走进当代生活。

2017年3月12日，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推出《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目的是处理好传统工艺中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包括文化创意产业范畴的内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源进行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发展，要在规范的制度框架和精准地把握其规律的基础上进行，使非遗成为文创产业的独特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前八个字重在保护，后八个字则谈及持续发展，即将非遗融入当代生活。一方面，将非遗以传统的形式进行传承接续；另一方面则是在文创产业的视野下，以非遗作为源头活水，将其与文化创意产业进行融合。其资源一方面来自于无形的、精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一方面则来自于有形之物，包括将非遗的文化概念进行物化的产品、和非遗相关的文化空间、以制作技艺形成的工艺美术品等。我们可通过调查研究，找出非遗中适于作为文化创意产业资源的项目，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多梯度的“二度设计”，使策划设计巧妙、方法得当、工艺精湛而兼具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成为宣传中华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工具。

以文化和创意为主线，把非遗宝贵、独特的资源转化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有生力量，是有意义、有经济收益的思路，这正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应当持之以恒地使非遗技艺薪火相传；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从业者，应当学习、研究、采纳非遗项目中富于艺术性的部分，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加以再创造、再设计。由此设计成的文化创意产品，将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文化名片，有利于提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并将对非遗本身进行“反哺”。

文化之于国力至关重要，对于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传统文化资源，我们应当切实地加以保护、传承与发展，处理好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之间的关系，藉此增强我国的文化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

（编辑  杨利红）

最近，世界进入多事之秋，比如2016年的美国大选和英国退欧，前几年的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最近仍在持续发生的恐怖袭击，等等。这些事情看似出人意料，实则隐藏着国际环境变化的大势，其背后是世界格局的重塑。未来20—30年间，一方面，我们会见证，中国将实现自近代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另一方面，人们也很可能会见证，三百年来的世界格局将第一次不再只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

认识范式转换

未来我们将面临多少风险、挑战甚至危机，坦白地说，谁也不敢预言；只能说，“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变迁、变局和不确定性，将成为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内国际格局的基本特点。

在此大变局的背景下，整个社会科学都面临着当年托马斯·库恩讲的范式转换或科学革命。欧洲启蒙时代至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一直是寻求确定性，我们试图通过学习和效仿自然科学的方法，探索社会变化的规律。按照这种认识，世界的大转变、大变革，只不过是进入新的确定性的过渡阶段而已。

今天，如果世界正在进入一种新格局变化或新秩序建构的过程中，简单套用现有的范式，将秩序更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笼统归结为“过渡”、“转型”（transition）现象，既不利于我们了解当下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无益于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机遇、新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对于这场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没有预料到，而且直到现在也还没提供清晰的解释。

因此，不仅经济学界，整个社会科学界现在都存在是否会迎来新的范式转换的问题。在新的世界格局变化面前，仅仅用原有的范式来理解和阐释诸多的不确定性已经明显不够了。

今天，社会科学研究（当然也包括国际关系研究）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是否可以说，我们面临着三百年来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不仅在事实层面上非西方力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强、作用日益提升、影响日益扩大；而且在道理层面上，整个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格局？这有点类似当年爱米尔·涂尔干讲的“失范”：旧的一套规范越发不灵了，而新的规范还在探索和建构之中。即使是所谓的“发达社会”，也呈现出一幅失范状态：经济失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精英失职。从国际上看，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形成的一套基本的秩序和格局，正在遭遇这样那样的挑战，更不用说冷战结束后曾昙花一现的“一超独霸”局面了。

国际关系重建

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原有的国际关系正在重建之中：

首先是主体变了。原来所理解的国际关系就是国家间的关系，其主体就是国家或国家集团，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是要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关系，“冷战体系”也是要处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之间的关系。现在，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和它们组织的各类论坛（达沃斯论坛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更大量的非政府机构和及其组织的各类活动，它们虽然不是国家意义上的行为体，但却越来越具有议题设置、规则设定、程序设计等能力，并不断影响或左右着世界经济与政治以及舆论的走向。主体变化还体现在一些传统组织的复活或复苏中，它们不是以国家的形态，而是以地区组织和宗教组织的形态出现，在国际上经常唱主角或扮演重要角色，例如中东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它们是超越国家边界的。

其次是议题变了。过去，国际关系要处理的主要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安全与外交等传统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今天仍然存在，甚至也很严重；但同时，国际关系领域中又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大量非传统安全议题，例如日益紧迫却争议不断的气候变化问题，各类疾病传播及防治问题，各国如何联手解决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挑战问题，仍在恶化的环境污染和可能带来的生态灾难问题等等，以及由于这些非传统安全议题而引发的全球治理难题。这些都不再是传统的国际关系议题，但却是国际关系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越来越重要和紧迫的全新议题。由于很多议题是传统的国际关系完全不曾涉猎也没有任何知识积累的领域，因此也是新的巨大挑战。

再次是规则变了。以前的国际关系规则，其实就是大国规则、强权规则、丛林规则。现在，即使是大国之间，原来的同盟关系也在重组，更何况它们也无法仅仅自己说了算。二战后的格局和秩序，主要是战胜国的三巨头在秘密环境下商定的。但这样的规则制定方式在当代已不再可能。“冷战”时期形成的东西方阵营，一方已不复存在，另一方已非铁板一块，当初的所谓“中间地带”正在积极探索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大国霸权不再，国际秩序大国主宰不再，所以才有从G7到G20的转变（G7虽然还在，但是其实际作用和被关注的程度都远远不及G20）。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以往那种强权逻辑和“非我即敌”的基本规则都越来越不灵了，甚至越来越伤人伤己。“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其重要特征，就是参与者越来越多，规则制定也越来越透明，非西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前所未有地参与进来，它们在规则制定中的声音和作用是过去几百年无法想象的。不过，世界要完成这样的大转变，难免还要碰到一个又一个新的曲折，甚至还要经历一场又一场斗争。目前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不过是这种曲折的表现罢了。

最后是舆论变了。过去几百年间，国际关系只是少数国家里极少数人的“专利”，别人既不懂，也无权涉入。现在，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的巨变，各国各地各色各族的人们再也不会对世界上的事情不闻不问或听之任之。信息的瞬间多维扩散和分享造成的震荡，也是过去任何一轮全球化所不具有的特征，它其实也是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和非西方国家越来越能够在国际事物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技术支撑。连最权威、最神秘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也不得不借助和借重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二轨外交、媒体外交……传媒，包括新媒体、自媒体，在国际关系中俨然成了“另类帝国”。正是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后果的广泛、迅速运用，为世界的不确定性和治理难题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机遇。

讲好中国故事

当年被囚禁在铁笼里的葛兰西曾一语惊人“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人人都是外交家！不仅官员、学者、艺术家，而且成年来往于各国的留学生、经商人、打工者、旅游者，也都在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一言一行扮演着外交人员的角色，发挥着外交家的功能。

回顾过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万隆会议前后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起，我们在国际上就一直主张大国小国一律平等，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主张也遵循着互利、合作、共赢的发展路径和理念。现在，更是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赢的新理念。共商，是指从一开始制定规则起，就要大家一起来讨论，来谋划；共建，是指在整个过程中，需要大家都来参与，来投入；共赢，是指结果不是零和，更不是你死我活。今天，这些理念和原则已不再只是中国一家的主张，而且正在成为新的国际关系可能的规则和格局。

因此，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当然也包括其他领域的人士，背负着一项重大使命，就是如何把这样的道理讲明、讲透、讲好。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所谓正当性问题。中国崛起为更大的世界经济体这个事实，尚不足以解决我们崛起的正当性问题。真要在世界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做更扎实更细致的思想和理论工作，总结、提炼、概括好中国崛起这个事实背后的实践、道路和理论。道不透理不清，理不清言不明。只有自己把事实背后的“道”弄透彻、“理”想清楚，才能深入浅出、言简意赅。

其实，世界上很多非西方国家在跟随西方（或被西方支配）多年之后，切身感受到西方那套模式并不适用他们，也很想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治理经验。从这个角度讲，讲好中国故事，已经具有了世界层面的意义，尽管我们并不认为中国道路就适合一切国家和地区，更不会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任何人。中国的发展，无非是向世界上提供了非西方式发展（严格地说，即使所谓“西方”，也有多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的另一种可能和另一种选择。

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即使这些国家和人民有强烈的意愿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我们讲故事的方式也一定要根据对象和环境而入境随俗、与时俱进，很多时候需要用静流无声的方式，才能达到融雪于水的效果，而不只是与西方较劲，在有意无意中落入简单的二元对立或非此即彼的陷阱。中国故事真正讲好了，能帮助人们走上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路，这样建设起来的世界格局，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格局，而不是互相猜疑、彼此厮杀、共同毁灭的世界。

（编辑  迟晨光）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表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新的历史特点”主要的方面是什么，“伟大斗争”发生在哪些方面，需要做理论性的讨论。

改革开放阶段分期的争论与难题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从党史编撰变化的角度，提供了思考这个问题的历史脉络。

章百家从党史的编撰谈起。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叙述的主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找。比如说解放前，历史分阶段很清晰，就是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然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的工作就是跟革命战争联系的。建国以后这一段，政治运动占了很大部分。

改革开放的历史线索较多，对历史分期也有不少争论。改革开放涉及方方面面，虽然经济占的分量非常大，但不仅仅是经济，各个方面配合且相互联系。比如谈经济改革，不谈外交的、政治的变化，就说不清楚。

改革开放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启动阶段，第二是开始全面展开，第三是新阶段，然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改革开放有一个起点的界定问题。起初党的历史决议的写法是，“文革”结束以后就是新时期开始。现在正式的说法，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现实的加政治的考虑。从十四大报告开始，改革开放的起点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其实文革一结束，变动就开始了，如平反冤假错按、教育改革。初期的变动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但所有的人都感觉肯定要变。

关于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节点，选择十二大比较合适。当然有经济学者认为应该选择制定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选择十二大作为节点，一是因为做了第二个历史决议，政治上跟此前时代的切割已经完成；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基本上完成了；三是已经决定要全面推开改革开放。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全面推开，这一阶段其实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1989年以后是治理整顿，然后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召开。章百家等撰写的《改革开放30年》用了一个双标志，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为这个阶段的起点。十四大有三个决策，一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加快发展。以十四大为标志进入第三阶段。十四大之后，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有比较系统的推进，体制的变化也比较大。这个阶段到2000年或者是2002年结束。

改革开放在2000年前后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2000年以前经济开始起飞，2000年以后面临起飞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入这一阶段，我们党面临全新的任务，而且形势发生了转折，所以隐含着不少风险，正确的政策选择不很容易。2000年之前主要的目标是加快经济发展。但当经济发展起来了，一方面还要继续上台阶，另一方面社会分配问题突出了，这就跟以前不一样。而且外部形势也有很大变化，一些人看中国经济规模这么大，开始提防了。

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五个方面的明显的变化：第一是党的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此前也在搞经济建设），而这个执政理念的变化带动了其它的变化。第二个变化是改革开放初期，政治氛围不一样了，一是努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为经济体制改革扫清道路；二是取消革委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加快立法；三是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提拔年轻干部。改革开放初期，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这些变化，经济体制是推不动的。第三个是经济体制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是典型的双轨并存和逐步替代的过程。第四个就是外交方面的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个基本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外交上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建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另外一个就是跟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第五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来都是单位的人，是城乡管理二元体系，改革开放以后人员可以流动，农民可以进城，城市人不再附属于单位了。我认为这个变化可能是影响最深远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变了，人们的思想体系变了，这个跟以前会有非常的不一样。

    2000年后的第一个十年，基本上还是沿着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在走，但必须面对一系列新问题。当然改换思路需要有个过程。现在我们党的领导已经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措施。

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基本是用会议做分期的标志，因为客观上，每次大会确实是总结前一阶段，然后开辟新的任务。

中国应为人类提供新的可能性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带来了哪些新问题，怎样在全球化的时代认识这个伟大斗争的新的历史特点，成为讨论的聚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陶庆梅认为，今天的变化有三个要素。一是中国的崛起。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明经济改革的确是成功的，中国毕竟是一个有14亿人口、工业体系比较完整的国家，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很明显地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变化。这是资本主义从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后，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变数。二是技术变革。不管是互联网还是人工智能，正在或将要明显地改变人类的组织形态。这些技术要素的变化，也是进入资本主义五百年来，再一次面临的巨大变革。三是金融资本像水银泄地一样地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特别的提醒。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等各种方式引领一个新型全球化，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以更平等的方式展开？中国用什么样的思想去引领新的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怎么去推动？这些都是新问题。

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肖自强认为，目前是全球资本主义向“2.0版”转变的关键时期。全球资本主义可以分成列强帝国主义（包括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是你抢你的，我抢我的，全球化帝国主义的利润方式是一个层级式的方式，包含了上线和下线的体系。对于自动化生产的发展，现在很多人很乐观。其中存在生产与劳动的分离趋势，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没法解决这种分离带来的问题，需要新的社会体系来应对。在中国崛起引发的变化方面，讨论比较多的问题，是如何看中国和外界的关系。

文化学者刘仰认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就在“华夷之辩”这个不太会改变的结论性主张里面得到体现，中国从来都认为来自外邦的人是“蛮夷”，我们就是“华夏”，自古以来只有“以夏变夷”。多年前亨廷顿讲文明的冲突，这是美国人提出了自己的“华夷之辩”。但是亨廷顿没有明确的结论，说美国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福山则认为他的老师自信心不够。当然，今天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实践证明不靠谱。而今天中国的情况是，近一两百年，中国完全放弃了“华夷之辩”论，对自己充满着怀疑，这又带来很多问题。今天要把近两百年来的情况重新扭转过来，其中包括对我们新中国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历史要有全面客观的认识；要在更高的起点上形成新的文明自信和文化向心力，需要一个大的、系统的理论构建。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师张晴滟强调了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论及的一个重要观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不是问题，关键是“学”的问题，“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例如，中国戏曲中常用的二胡，本来是中亚的乐器，在“样板戏”为代表的戏曲改革中，二胡同样也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礼乐的伴奏乐器。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化”，如何“化”、如何推陈出新，是文化的一个焦点问题。用传统的京剧创作的话来讲，怎么样可以让观众从观演的效果上接受你的这一套教化。教化的重点不是你说什么，而是如何让别人接受你的想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用文化和教育去达成一种共同体的过程当中，怎么做到这个“化”就非常重要。

英国艾克赛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人文学院助理教授殷之光认为，今天所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中国革命的目的从来不仅仅是为了中国，是为了改造世界。毛主席曾经说，实际上中国革命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新民学会的时候，他就开始关注土耳其凯末尔运动、以及埃及的革命等等。

今天不少人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是认可所谓的“需要一个霸权”。但在1976年之前，中国人并不相信这个世界需要一个霸权。当时对三个世界的讲述方式，实际上是和“第三世界人民的独立和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有不同认识的。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是改造我们学习的问题。在天安门广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之外，还有“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新中国革命和建国的“独立自由富强”想象和世界平等的想象，从来都是分不开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钢认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论述提出来，对改革开放以来对世界形势的主流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主题”是进一步深化了。和平与斗争相互依存，正如同一性与对立性相互依存，我们对整个时代核心特质的认识应该有这样的眼光。这些“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当中哪些是最核心的，或者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矛盾内部的转化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改革开放事实上继承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但对《矛盾论》的继承则相对薄弱。思考和回应“伟大斗争”这个问题，必须回归和激活认识论的这个传统。

他认为，中国上升为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没有悬念。在中国犯了若干错误而对手很高明的基础上，不影响这个结论的有效性。但是中国是否能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合适的世界体系，为人类提供新的可能性，而不是旧的体系换了新的主人，这一点还不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始终是结合在一起，忘掉世界人民、忘掉要让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目标，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一带一路”问题客观上与中国上升为新的世界体系的主导国这个历史命运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一些国家建的“孔子学院”，也许换个名称能更好地体现中华文明的内在气质和自信心。

唐杰认为，世界格局在变化，所以需要长期有一个关于世界观或者世界知识的突破，从国际体系到中国是怎么崛起的，以及到中国文化可能为世界提出另外一条道路、另外一条可能性，等等。

当代文化建设的难题与挑战

围绕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分化加剧和社会意识多元化等变化，大家讨论了当代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些难题和挑战。

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认为，怎么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我们今天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基本上把革命文化淡化掉了。要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一个极大的欠缺是，没有能力以广阔的视野来讲好中国革命的遗产。如果把这一块舍去，只找到一个孔子，但在世界上还公认毛泽东是中国最重要的领袖，这问题怎么讲。

中国宋代以后就开始有知识分子掌权。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关系总搞不好。元明清朝，王阳明、曾国藩等等，这些知识分子一旦掌权就杀工农。在欧洲没有看到这么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教士被打倒了之后，要么是工人，要么是农民，要么是渔民，要么是手艺人，要么是科技工作者。中国在宋代以后，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掌权的、掌着枪杆子的知识分子阶层，这跟欧洲社会是很大的不同。近些年儒学的恢复，其实也恢复了这个阶级的力量。我们要特别注意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注意这个关系的话，将来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认为，经济和文化这个关系经常被颠倒地理解，我们一直认为经济解决一切，好像经济搞上去了，文化也就跟着上去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事实正相反，经济上去了，文化却掉到低谷。而经济落后的古代，文化是很发达的。只用经济来引导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它没有内力，不能持久，很快就会腐化。“文革”期间书市和图书馆只开放小部分书，如“四大名著”加上一些欧洲的政治比较进步的名著（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那时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广大工人职员文化水平不高，但都看四大名著和欧洲的经典小说，人的精神水平是相对高的。而现在是普遍的不读书，年轻人、中老年人都这样，今天很多年轻人四大名著也没看过，欧洲的那些名著也都没看过，看的只是日韩美剧。这很奇怪，中国的识字普及率在世界上接近发达国家，但是读书率比较低。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早年阅读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经验。中小学教材编得不够好，这是很大的问题。

赵汀阳认为，当前的文化安全问题主要在于，现在中国的家国传统在慢慢被丢弃。一个国家要让国民喜欢它，对它有信赖感，愿意跟它共命运，必须是看上去像一个家；。一定是人们永远怀念、永远为之自豪的地方，这才是一个成功的家国。现在这些其实被很多细节所破坏。比如，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其格调和建筑之类看上去非常不友好和恶俗，不是一个邀请人进来分享的态度、好客的态度。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任春雷认为，文化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是个体如何安身立命，群体生活如何安排，如何寻求一个良好的秩序，民族如何自立于世界。它的内核是如何建构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

新法家网站总编辑翟玉忠认为，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为了自己不被物化，一定会逼出一个智慧时代。人通过自身的提升，成为物质世界的主人。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兴起，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整个改变。常言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智慧才会带来力量。如果把握住中国文化的根，即使收入状况差一些，也能够圆润地活着。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丹莉认为，文化自信或者价值观的重构，实际上都是在探讨中。在一个急速的转型时期，我们如何从文化层面重新认识自身，这需要从历史角度重新认识新中国的发展过程。我们强调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部分原因是实际上有不很自信的成分。任何制度的选择，可能与时代背景与面临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有重大关系。例如，美国一向标榜自由主义，特朗普上台之后却强调贸易保护，反而是中国很强调贸易自由。又如，计划经济与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关系，但绝不是全部，实际上是人们意识到不这样就不足以自立的时候，做出的一种选择。计划经济存在它的问题和弊端，现在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的认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对新中国发展的过程才能有一个更公允的认识。

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院长罗林认为，现在在民族宗教方面，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苗头。外来宗教传入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历代政府在对外来宗教的本土化方面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做法，比如要求在服装、语言、姓氏、建筑风格等方面鼓励跟随本地习俗，在教育方面实行一体化，从而方便他们融入本地社会。目前一些地区的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白钢认为，关于民族宗教问题，一方面要警惕西方所谓的承认的政治，无限制地夸大少数族裔的权利诉求，它确实客观上会撕裂人群乃至撕裂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包括民族区域自治以及若干宗教政策，本身包含一定的承认的政治的维度，不应该完全否定它的正当性。承认的政治有它的局限，应当被更高的觉悟的政治扬弃和超越，而觉悟的政治本质上是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的最核心的特征。觉悟的政治最核心的口号就是“为人民服务”。

（编辑  苏歌）

2017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多数评论都将向好数据的关注重点放在经济复苏的周期性问题上。作者认为，如果将讨论的重点向结构变化方向延伸，寻找反映结构变化的先行数据，则可以得出一个相当肯定的结论：中国已经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正在向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阶段迈进。

第一季度增速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复苏回稳

2017年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6.9%公布后，舆论纷纷赞赏中国增长对世界的贡献。英国《金融时报》[1]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康奈尔大学普拉萨德教授说，中国增速使得“全球经济复苏确确实实”。此前世界银行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对世界增长的贡献率为3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贡献率为40%的评估，若以年度增加额为计量单元，中国的复苏确实为世界打开了复苏所需的权重大门。

关于经济复苏的判断是一个周期性问题，严格说是个短期增长问题。[2]这类讨论的逻辑是，按照经济体在低谷区间止跌趋稳后，连续三个季度不低于最低水平，则基本上可以判定该经济已经处在了复苏惯行性区间的门槛线上。回顾2010年以后的情况，当年增速达到10.6%的高位，其后连续五年下滑，到2016年第一季度时达到最低增速6.7%。一个经济体连续五年且以年均0.75个百分点速度下滑20个季度，这在世界范围150个成规模的经济体当中还真是有点惊心动魄。也正因为如此，自2010年以后，关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观点时时涌现。到2016年初，一些较为严谨的学者也认为中国经济无法避免硬着陆结局。

中国经济体有自己抗衡下行的独特韧性。从2016年第一季度起，中国经济增速在6.7%的最低水平咬住下行，在人们屏息静气等待之时，连续稳定了三个季度，第四季度实现逆转，增速上扬为6.8%。虽然仅为0.1%的环比增幅，但这是逆转下滑的第一次上扬。如果在此基础上连续增加三个季度，则可以判定经济在周期性复苏的意义上进入了复苏上扬的稳定惯行区间。到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持续上扬为6.9%；如果再行上扬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性复苏问题将成为过去时。

但是，越过周期性问题来讨论结构型内涵，我们发现，中国经济体到今年第一季度，加上去年四个季度在6.7%（含）以上的速率持续了5个季度，度过了从超高速（8.5-11.5%）向中高速（5.5-8.5%）换挡所需三个周期稳定的增速要求。如果第二季度增速在6.7%左右摆动，甚至是向下摆动，则基本可以认定中国经济在换挡后于6.7%的中值附近摆动；如果第二季度的增速高于6.9%，则中值参数还需在经验值的意义上再行向上调整。周期性增长在增速换挡意义上的调涨，蕴含着丰富的结构变迁信息。

中国经济已经触到发达经济的起跑线

经济体的规模变化是一个快变量，结构变化是一个慢变量。规模增加是以年度单元为度量的，结构变化往往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单元为度量。不过，结构变化后，经济体的外观面貌变化很大，经济学家一般用结构变迁概念来描述。世界银行早年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钱纳里（Hollis Chenery，1918-1994）最早提出了经济结构变迁的思想。

钱纳里（1984）和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世界范围101个国家在1950-70年代“截面+时间序列”复合数据的聚类性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模型。在该模型中，各国增长都有一个从农业（结构），向工业化（结构）再向发达经济（结构）过渡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人均收入步入工业化的门槛之后，大体上要经过初级（结构）、中级（结构）和高级（结构）三个亚工业化阶段，才能步入发达经济水平。钱纳里的团队发现，一个经济体在结构变化时期，如果年度变化（三次产业在总量的百分比）在0.3个百分点，则实属超高速度了。因为，如果工业产值为15%，十年后增加30%，则该经济已经从农业经济变迁到工业化经济的中期阶段了。

将钱纳里团队的指标换算到现在，处在工业化中高期阶段的经济体，其人均GDP水平在4000-12000美元段位。按照过去三年汇率加权均值，中国人均GDP在2016年超过8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换算，中国人均收入在15000美元。[3] 根据两种衡量体系，中国的人均美元应该落在8000-15400美元段内。也就是说，以汇率平价和购买力平价为参照，在二者之间取个中间位置的话，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已经触摸到发达经济的门槛线（12000美元）了。

遗憾的是，由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以及中国车间制造经济（传统经济）产能的调整带来投资报酬率的下降，国内外出现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从钱纳里“标准结构”的观点来看，中等收入概念首先是个结构概念。增速度量只是透视结构变迁的指示器，而不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将经济增速的短期下滑及其关联指标下降，比如投资老一轨经济报酬率下降，当作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这是犯了方法论上以表面指示性数据替代深层结构变迁序列数据分析的错误。[4]这一谬误尤其在观察对象处在结构变迁的关键时点上是致命性的。比如，一个处在12-18岁的少年，越是接近18岁的时候，其身高的增加速度越是下降，你不能据此判断该少年掉入了成长的陷阱，因为这一时刻正是人体的体系结构，尤其是各系统集成结构变迁的高速时期。不讨论少年向青年成人转变的结构特性，仅抓住身高指标不放，显然是反科学的。

先行结构的序列数据表明中国已经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的规模增长有先行数据，比如经理人采购指数的繁荣程度如果超过50，则表明厂商中间品市场购销两旺，虽然在最终绩效上一时还统计不出GDP增速，但下个季度的增长几乎是个必然的对应关系。经济结构变化也有先行数据组，基于这一点，钱纳里和他的后续团队不断修正标准模型的结构变量。例如在一、二、三次产业的百分比结构（克拉克概念），到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库茨涅兹概念）的变化基础上，增加了对应结构中就业结构变量，增加了收入结构变量，到后来甚至增加了教育结构的变量等社会发展指标等等。

在这些结构变量中，有三个结构性变量数组具有先行变化特征。依据这些数据蕴含的先行信息，我们可以在高概率的意义上肯定该经济体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快速成长

2012年，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大体持平；2014年上半年，服务业超过制造业。目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6%。从世界范围看，每年结构增加0.3个百分点即为结构变迁超高增长期，中国则每年超过一个百分点，这堪称是一个奇迹。中国经济在进入人均8000美元左右时，没有因人口红利（偏轻的劳动年龄结构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优势）的消失而出现产业结构变化相对停滞的现象。今年一季度，我国最终消费经济部门对GDP增速的贡献已经超过了65%，这是一个比发达经济门槛线上的经济体还要高出5个百分点的数字，它意味着类似高收入阶段经济中消费为主导拉动经济的特征已经出现。当人们都在担心中国经济下行是不是硬着陆时，每年6%以上的增速加上结构变迁高速综合的发展指标，缘何不是一个优良的增长绩效呢。

经济技术结构变化的先行数字

这里说的经济技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程技术概念，而是指经济的基本变量之间，比如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配备关系。度量二者之间变化的先行结构数据是经济体中市场型主体的数量快速增加。舆论界并没有关注在一季度数字公布之前的一个工作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反映经济结构先行变化的数据。数据表明：今年一季度，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359.8万户，同比增长19.5%，平均每天就新登记4万户。这是一组绝佳的结构变化数据。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宏观特征就是物质产品生产能力巨大，而市场价值实现能力过小。很多占世界市场大百分比的行业却没有定价权。新登记市场主体快速增长，超过了实体企业数量，联系到近年来服务业经理人采购指数持续高企，这印证了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增加不仅是生产性服务业，而且是中间品市场类中介服务业的崛起。

市场主体型企业是厂商中间品市场定价过程的基础部分。阿里、腾讯和几十万家电商的出现是这种崛起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被感知到的。假以时日，当这些市场主体分化出来成为做市主体（market dealer），亦即让厂商中间品市场交易头寸活跃的做市主体；再假以时日或者同时，有些做市主体培育出中介群类分化出的独立性的成市主体（market maker），亦即将场外双边业务（信息不透明的双边交易）导入场内第三方交易的做市主体；再加上服务于两类做市商的各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做市主体（price-convergence agent，价格收敛商），亦即让场内交易成本降到制度条件允许的最低水平的交易主体。当做市这三商主体的有效构成和数量门槛性条件在一个个实点市场上实现内因和外因结合起来的时候，定价经济的成分不断增加，中国经济的价值实现能力和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大分流现象将会得到根本改观。弥合了收入分配两极化的市场一维的良性结构变迁特征，这才是我们应该期盼的经济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和人力资源结构变化的先行数字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达到大众化教育水平（15%），2016年以后，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是美国的四倍（中美的人口比例也大体是这个数字）。但是，另一组数据也许被忽略。2005年以后，我国每年小学招生名额稳定在1500万人左右，但教育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小学教师人数还在增加（教学班级规模在缩小）。这是一个发达经济体小学招生的结构态势。基础教育入学率稳定不变，而教育设施不断提高和教师人数增加——人力资源的教育动员以达到极限水平的先行数据——是拉平居民收入最重要的先行教育结构数字。

在教育结构发生上述变化的条件下，新一届政府对人力资源在就业深层公共品上的政策结构也在产生变化：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总结改革与“双创”关联时说，“‘双创’是应运而生，在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我们推动‘放管服’改革，也促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中国共产党创设来自基层，在经济成功发展后又将理念——为人民服务——变为政策服务社会的独有观察特征，世界范围非常少有。在“双创”政策（公共品创造性供给）连带拉动就业市场变化的同时，还因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源含金量）比上一代人增加，在“双创”中成为投资人（投资门槛低）和在企业中可以居于主人翁地位，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劳动者工资性收入比例高、资本性收入低的收入分配格局。再加上近年来中国工资性收入在区域间和阶层间增速减缓的局势，因收入差距而带来的不稳定性受到矫正。

透过中国经济从中高收入向更高收入（触摸到发达经济体的门槛线）过渡时结构优化的序列先行数字，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后几个季度或几年间增速会波动，制度还需继续优化，但中国经济不仅在外观增长变量数据上，而且在内在结构变革上，已经走出了让人最为忧虑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注意，这里不否认中国经济某些方面还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最后，我们还没有考虑到一个近二十年来在经济研究中经常忽略的变量，那就是技术变革因素。根据世界各国的信息，人类技术发展到今天，正在出现我们从未见过的新技术革命。1980年以后，地下光纤互联网在人们尚未觉察的情况下，将地面上两亿多台固定在桌面的台式电脑联网整合，形成信息互联时代。1999年末期以后，出现移动互联网。地面上每50公里组合而成的蜂窝互联网将人们手中9亿台移动式电脑——智能手机联网整合，形成移动互联时代。2010年以后，少数具有远见的数据公司建立联通地下光纤互联网和地上蜂窝互联网的关口站基础设施，将地下光纤互联网和地上移动蜂窝互联网合一，使得互联网设施在国民经济体系升级意义上出现鲤鱼跃龙门式的一跳，“万物互联”时代到来。在未来可预见的5-7年时间，如果卫星互联门槛性条件出现，则类似移动“wifi”效能的三网合一时代来临，将会出现万物互联向智能互联时代迈进，新技术革命出现“人神合一”的经济现象：大数据智慧经济时代来临。

这种经济时代有三个经济体最有发展优势，美国、中国和印度。如果良性发展，“中-美-欧-日-俄-印-印尼-巴西-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九大经济体联合起来，发展世界性的数字智能经济，中国经济非常可能有一个爆发式的成长。那些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在理论上已经墨守陈规而忽略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了。

（编辑  迟晨光）

    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辉煌成就，全面小康的目标已接近实现。但是农村目前的现状，和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相比，显得越来越滞后和边缘化，“三农”中的农村问题越来越突出，需要认真对待。

 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塘约道路》，从剖析一个村切入，把目前农村的困境充分反映出来。一个突出问题是农村空心化。书里讲，农民进城打工有三种结果：一是每年有1到2万的结余带回家，二是挣的钱花完了，三是生病受伤或犯了错误回到家。这是比较完整的切合实际的分析。多数农民进城打工，并不能解决致富问题。

 土地抛荒问题各地情况不一样，贵州比例比较高。湖南怀化的同志告诉我，那里复垦已经很困难了。

 一般认为，土地承包确权后有利于土地经营权流转。但我在湖南调查，干部普遍反映，确权后农民不愿意流转。他们认为“确权后这块土地就永久是我的”。农民的观念是宁可抛荒，不可失“业”（转给别人经营），觉得自己的地如果转给别人种，就等于放弃自己的财产。

 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多，社会涣散，治理空白。我和市县乡镇的领导谈，他们都说，现在不光是村霸问题（高法、高检在打击村霸），农村宗族和宗教势力也在迅速发展。共产党要主持正义，而现在党能够抓的东西越来越弱。迷信势力兴起，红白事大操大办非常普遍。农民收入提高了，但很多人欠债，平均负债率为30%。负债有很多原因，例如生病、上学、红白事大操大办等。

 家庭承包后，个人的财产权益观念膨胀，集体观念基本被抛弃。农民的精神状态、文化生活空虚化，不像集体化时候那么充实和上进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三农”领域，我们始终紧抓经济发展、抓农民收入，这是主线。在农村建设方面，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为谁建、谁来建、怎么建的问题仍需要明确。在实际工作中，始终缺乏完整的判断和思路。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需统分结合

 我们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前提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同志1990年讲，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是第一个飞跃，第二个飞跃是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355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27年过去了，到了要认真研究怎么去落实小平同志关于“第二次飞跃”的时候了。要破解的核心问题是怎样把农民再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的经济形式应该是集体经济；政治形式应该是在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下，把握好村民自治的方向。村民不会自动地往社会主义路上走，必须有党的方针指导、基层组织的把握，以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内容，以集体经济发展为基础。这一重大选择，应该在未来农村的发展模式中给予考虑。

   中央关于农村改革总的精神是，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是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这已经写进了宪法。但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很长时期内，对于统分结合和双层经营制度，只强调“分”，而对“统”的一面认识不足，忽略了农村集体经济需要不断地积累和发展；实际工作中，需要统的没有“统”，不该“分”的却分掉了。从过去的“大一统”走到把集体财产分光吃净，集体经济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1990年在福建宁德当书记时写的《摆脱贫困》一书中就着重提出，在扶贫过程中要注意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为什么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集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也是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的经济基础。

   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农村在经济发展、收入提高以后，在整个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上，需要共同走入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道路问题。

 近年来，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中，都特别注意并强调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问题。如2016年中办、国办发的关于脱贫攻坚的文件规定：贫困村必须要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够摘帽。我去湖南贫困地区调研时，县乡村领导反映这一条最难。

 财政部的2015年197号文件，布置在全国若干省市进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试点。具体办法是通过一事一议、转移支付，支持村级组织搞公共建设；农民筹资筹劳，财政按1：1的匹配补贴。但具体的组织工作很难。2008-2014年的数据显示，7年中，58万个行政村，平均每村可以做3个项目，平均每年每村的基本工作经费（含村干部报酬）仅4.7万。他们的结论是：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以解决农村基层资源不足问题。

   如何打开农村集体经济局面，首先要明确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要重新强调农村改革“统分结合”这一基本原则。长期以来强化“分”，弱化“统”，把集体所有的耕地、山林、水面基本分光了，现在要发展确实难。但下去调研，基层干部的呼声很强烈。他们说，没有集体经济，村干部说话没人听，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办不了事、创不了业、当不了家。一些贫困地区，由于集体经济薄弱，乡村组织运转陷于窘境，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的发展，都靠财政补贴或四处“化缘”。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需要有具体的要求和可行的措施，不仅仅是允许和鼓励。

                                          （编辑  迟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