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企业传播是一个交叉学科，包含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视角。随着企业实践的发展，这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难以满足当前以塑造企业声誉为主要目标的需求。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可以从全球维度、社会维度、精神维度来思考企业传播的方向。围绕企业声誉塑造需求，本文提出三个原则，以实现全方位、持续性、专业化的企业声誉塑造。

关键词：企业传播；企业声誉；企业形象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将品牌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给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伟大的企业都经历过从小企业到大企业的发展过程。作为伟大企业，企业形象与企业声誉对企业至关重要，企业传播能力也成为企业竞争的战略能力。国际上对企业传播的研究经过半了个多世纪，包含了工具说、过程说、职能说、战略说等认识。[①] 相对国际领先经验，中国的企业传播理论与实践发展相对落后，主要问题在于企业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分析工具框架没有有效建立起来。

企业传播研究的多视角

企业传播处于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组织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的领域，相关研究的学科定位是综合性的，因而在研究上更加突出问题导向，也就是说，基于企业传播现象，要综合使用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

企业传播研究最早出现在广告与公共关系范畴内。广告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公关则进一步扩大了企业传播的范围，深入到企业的营销、危机管理等方面。公共关系传播学派认为，企业传播应当是运用有说服力的传播手段去影响企业内部员工和外部公众。[②] 桑德拉·奥利弗在《企业传播原则、方法与战略》一书中说，引用“企业传播”是为了表达在后现代和后技术时代发生在企业组织内部和外部的传播、公关、公共事务、管理以及媒体研究中的范式转换。[③] 这表明企业传播开始逐渐超越公共关系领域。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企业传播是指企业内部成员之间或企业与外界组织的信息交流行为，侧重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的研究。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企业传播是指通过对信息的有效管理来提升企业的效率，侧重对传播行为的管理。从市场营销学角度考察，企业传播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企业营销目标，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正是这一视角的代表性理论。

公共关系理论、整合营销传播理论、“5W”模式及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等是目前常用的企业传播分析框架。对于企业传播战略目标的分析多结合公共关系理论，注重分析企业传播的特点和策略，以实现维护企业公共关系的目标。对于企业传播管理的分析则基于整合营销传播的分析框架，有学者提出“营销传播管理者”的概念[④] ，是企业内部集经营管理、营销和传播为一体的新职位，以营销传播管理者为纽带构建企业传播体系，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最终实现营销目标。对于企业传播实践的研究多参照传播学领域拉斯韦尔的“5W”模式进行分析，将企业大众传播划分为传播者、传播内容、媒介选择、受众和效果反馈五个环节[⑤]，针对不同环节研究企业传播的策略、效果等。还有部分研究引入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分析企业形象（CI）方面的具体策略。

 

新时代中国企业传播的认识维度

新时代的中国企业正以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融入全球化进程，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更是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中国企业存在明显的“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匹配、贡献度与美誉度不匹配”[⑥] 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普遍存在“只做不说”、“多做少说”的情况，尽管中国企业提供了优秀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但这些行为却没有得到有效传播。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调研表明，中国企业的形象与声誉与美国、日本等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从三个维度来看中国企业传播的方向

从新时代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从全球维度、社会维度、精神维度来思考中国企业传播的方向。

从全球维度看，在新一轮全球化中中国企业将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方面已经取得相当成绩，在《财富》杂志发布的2017年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占据115家，仅次于美国的132家，遥遥领先其它国家。然而，在该杂志发布的“全球最受赞誉公司排行榜”中，中国企业却无一上榜。声誉与企业业绩不相匹配，成为全球维度认识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挑战。对照新时代中国日益走入世界舞台中央、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目标，分析国际优秀企业业绩与声誉并重的经验，中国企业全球形象建设应设定两大目标：一是成为优秀的国家形象代言人，二是成为优秀的全球企业公民。[⑦]

从社会维度上看，中国企业面临着建设“社会企业”的迫切要求。企业是社会的建构者，仅追求商业和利润的企业不会被社会长期接纳，只有将社会责任作为愿景，企业才能实现有机的可持续发展。这样就要求企业具有商业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社会企业是指可以产生公共利益的私人活动，以达成特定的经济或社会目标，且有助于解决社会排斥及失业问题，而非以利润极大化为主要追求。[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企业理念，是基于企业发展阶段提出的判断。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做社会企业，是更具本质意义、政治意义的企业属性。事实上，中国的国有企业始终承担了经济责任、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三大责任。在技术进步与企业发展日益活跃的当代中国，企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与深刻，就更需要全社会的企业都能树立社会企业的发展理念，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协助解决社会问题。

从精神维度上看，中国企业不仅仅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主体，更应成为创造精神财富的主体。伟大的企业都具有伟大的企业文化与企业精神，企业文化与企业精神作为企业重要的精神财富，营造员工凝聚力，同时塑造社会影响力。用价值观创造并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企业理论的新趋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杨斌教授提出了“人文红利”的概念，重视人心的力量、人文的力量，重视信仰、愿景、人性等人文精神也可以从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⑨]

 

中国企业传播实践与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国企业传播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经过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信息传播阶段，企业传播以信息沟通为主要目标，采取单向的信息发布，对于负面问题进行被动应对；第二阶段是形象构建阶段，企业传播以形象构建为主要目标，重视与公众的双向互动，主动进行危机传播管理；第三阶段是声誉管理阶段，企业传播以声誉塑造为主要目标，强调企业价值观的凝练与传播，基于价值观进行利益相关方的多向沟通，做好社会关系管理与企业形象构建。目前，中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传播正处在向声誉管理阶段迈进的时期，关键是提升以企业价值认同为核心目标的战略传播能力。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不但要“大而强”，还要“大而美”，不但要有好业绩，还要有好行为与好声音。

 

企业传播研究新工具：基于企业声誉的3S分析框架

企业传播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长久以来一直借用其他学科的分析框架。随着企业实践的发展，这些研究框架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以企业声誉塑造为主要目标的企业传播行为的分析需求。围绕企业声誉塑造需求，我们提出企业传播的3S（Strategy- System- Skill）分析框架，并基于此框架提出企业声誉管理的三个原则：战略上主动，体系上健全，手段上专业。从战略目标到体系建设，再到手段分析，企业传播的3S分析模型从宏观到微观，全面覆盖企业传播领域的研究问题，同时符合企业传播实践的发展逻辑。

 

  图1 企业传播的3S分析模型

战略（Strategy）：企业传播的目标分析

传播战略是企业传播的目标和方向。英国学者桑德拉·奥利弗提出，传播战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要进行四元控制，即向着核心价值、要规避的风险、不确定的战略因素和关键履行标准等方面进一步发展。[⑩]企业的传播战略是对企业战略的传播，源于对企业愿景、发展阶段与社会环境的把握。通过企业传播，实现企业内部运行的稳定与外部环境的健康。在企业声誉塑造过程中，企业传播从关注“品牌-顾客”关系以实现中短期的盈利目标，向着关注“形象/声誉-公众/社会”关系发展，以实现中长期的声誉塑造目标。

企业传播的战略目标包含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短期，提高企业品牌认知度（acknowledge），为业绩增长创造动力；中期，提高企业形象认可度（accept），为新业务发展创造条件；长期而言，提高企业声誉认同度（approve），为企业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品牌目标是基于商业维度的，形象目标是基于社会维度的，声誉目标是基于价值维度的。企业传播战略的最终目标是构建长时期内良好且稳定的企业声誉。

从战略上分析企业传播行为，不仅要关注企业传播的目标，还要关注企业传播战略在企业中的位置。换言之，好的企业传播战略是企业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不是企业战略的支撑与补充。对企业战略传播能力来说，首要要体现企业传播的战略性地位，根本目标是企业声誉的持续性提升。

从战略上分析企业传播行为，以企业声誉塑造为核心着眼点，以企业占据舆论制高点、理论制高点和道德制高点为着力点。舆论制高点强调企业要主动发声、持续发声，理论制高点强调将企业发展、企业模式、企业精神等理论化，道德制高点强调企业实现情感性、人格化的传播，讲述企业故事。对企业战略传播来说，重点是建构企业的社会公民形象。

对于企业声誉的分析，可以从经营业绩、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战略传播四个维度进行评价，经营业绩包括产品与服务质量、财务表现、管理水平、人才吸引力；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社会责任包括合规经营、环境保护、社区融入、社会公益；战略传播包括品牌传播、形象公关、危机管理。[11]这四个维度是研究者基于企业调研、参考国际评价体系得出的分析框架。

    体系（System）：企业传播的机构、机制、渠道分析

传播体系是实现企业传播战略的保障，也是推动企业传播行为实施的基础。从体系上分析企业传播行为，重点在机构设置、工作机制、渠道建设等方面。

机构设置是企业传播体系建立的组织基础。企业传播在不同企业的受重视程度不同，企业传播机构作为非业务部门，在不同企业的角色、定位和职能也存在很大不同。可以以“中心-外围”特征来分析企业传播机构的设置情况。居于中心位置的传播机构体现了企业传播在企业中的战略性地位，而居于外围位置的传播机构体现了企业传播在企业中的支撑或补充地位。同时，传播机构负责人在企业内部的位阶也体现了企业传播的地位，较高位阶的传播机构负责人体现了企业传播的较高地位。

工作机制是企业传播有效运转的制度保障。企业传播的工作机制主要包括：信息发布机制、舆情处置机制、对外合作机制、队伍培训机制等。信息发布机制的分析重点是企业信息传播的准确性、长期性、有效性，让企业成为舆论场中关于自己信息的第一信源。舆情处置机制的分析重点是企业危机应对中的速度、态度和可信度，能够形成有效的舆情监测、研判、处置流程。对外合作机制的分析重点是企业传播部门与社会各界沟通合作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包括企业与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媒体、公关公司等的合作程度。

传播渠道是企业传播体系运行的具体载体。常见的企业传播渠道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如企业内部的会议、学习及成员间的非正式传播等），组织传播（如企业内的报刊、广播、电视台和网站等），大众传播（如公开发行的报刊、广播、电视台和新闻网站等），社交媒体传播（如企业自媒体、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其他传播渠道（形象代言活动、公益活动、企业开放活动等）。企业传播渠道建设应紧跟媒介技术趋势及公众行为习惯，广交朋友、广搭平台、广发声音。

    手段（Skill）：企业传播的效果分析

传播手段体现了传播的技能与技巧，重点是企业传播的专业性和实效性，能否适应媒介化时代的传播特征，利用创意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将企业信息有效地传播给公众。

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提高了对企业传播手段的专业化要求。移动化、碎片化、视觉化的传播行为，要求企业传播的内容更加具有吸引力、趣味性、人情味。企业传播的手段，不仅要关注企业传播的覆盖面，更要关注到达率，还要关注接受度。专业化的企业传播手段要实现传播内容人性化、人性内容故事化、故事传播视觉化。

在社交媒体时代，企业自身也成为媒体，企业自媒体的建设成为评价企业传播手段的重要内容。通过企业自建的微博、微信公号、新闻网站等传播平台，可以提升企业传播的自主化与高效性程度。

企业传播手段受媒介技术发展的影响很大，企业运用“三微一端”、AR、VR、AI等新技术手段，对企业传播内容进行创意包装，可以形成丰富多样的企业传播手段。充分采用新的媒介技术，也成为分析企业传播手段的重要内容。

在完全依靠传播媒介进行的线上企业传播活动之外，还有许多企业传播活动结合了线上传播与线下活动，体现在各类公益传播、社区传播、企业开放日活动等形式上，对这类活动的分析也是企业传播手段分析中的内容。

企业传播的3S分析框架综合了传播学、企业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多学科视角，紧密结合了当前企业传播的实践，可以成为当前企业传播分析的有效工具。更重要的是，这一分析框架既可以对企业传播活动进行分析，也可以指导企业传播活动创新，实现全方位、持续性、专业化的企业声誉塑造。

                                          （编辑  杨利红）

 

 

在人类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在过去五百年间，通过军事扩张和金融垄断，主导了全球的命运。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轰然倒下，历史终结论因而大行其道。但是世界的发展，并未按照西方“历史决定论”的剧本前进：俄罗斯重新从废墟中站立起来了，中国和平崛起了。相反，西方国家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泡沫破裂引发的危机后，经济长期低迷。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以维护一个公平正义的国际社会。

“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指出：“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赢共享发展。”

命运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三位一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重大创新

现代西方的国际秩序框架是以霸权为主导、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搭建的，并不存在超出国家疆界的利益和责任均衡的命运共同体。在现实世界中，西方的跨国组织如欧盟，是国家的同盟，是二战后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垄断势力笼罩下的区域组织，并没有世界利益和责任的视野，所以是一个残缺的同盟，目的只是维护和巩固霸权的国际主导地位和利益。

马克思理论中也谈到共同利益的问题，但是谈论的情景只是在特殊利益，也即私人利益和阶级社会中虚幻共同利益的关系，并没有深刻论述到人类整体命运共同体的问题。

现代西方左翼的理论家，从环保角度出发，提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命运共同体概念。但这不涉及全球治理的政治秩序层面，当然更无利益和责任的讨论。

而中华文化传统的秩序观则是“天下”观，至大无外，无分彼此。这才是大同世界的基础。

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是欧洲工业革命前期的理论，它认为人类生存资料的增长速度是对人口增长速度的限制，但是这个枷锁被工业革命打破了。欧洲农业得益于南美洲矿石肥料而增产，接踵而来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增加，解决了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带来的需求问题。

现在人类开始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水平突飞猛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能源需求瓶颈有望随着清洁能源和核聚变应用技术的突破而得到突破。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和物质生产便利化，也将大大提升人类生产效率。人类生存所需的基本条件（例如食品）已经不是严重问题。现在有识之士关注的问题，已经转移到贫穷、疾病、气候变化以及外层空间威胁等等。除了外层空间的问题外，其他问题都是发展中国家日常面对、而又无力独自解决的问题。

这些都是人类的共同问题，只能通过共同面对，才能彻底解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客观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西方政治生态到目前为止，仍然沉迷于以我为主、零和排外的游戏规则。现实的全球掠夺、残民以逞，不仅无助于解决“地球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也将渐失民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大同社会的前提。

全球富裕的世界观

目前全球的政治伦理还是西方霸权主导的框架，“天下大我”理念尚未流行。因此，这里的讨论只能暂时以简单的“自利-利他”概念进行。

我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与全球利益密不可分。当遇到中国自己应付不了的国际大问题时，我们更应该努力聚合全球的力量，通过合作来共同解决。我国并非霸主，“残民以逞”的手段并非我国的理性选项。我们的传统是“达则兼济天下”，理想目标是共同富裕，是共建大同社会。

人类共同体包含了地球上所有民族，是可谓“天下”，也是“我”的最终的扩张。通过包容，把他体变成我体，因而最后也无所谓“自利-利他”了。在一个无分“他-我”的境界中，人类是否生性自私，也已经无关重要。

人类将来的三大任务

既然我国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密不可分，我国应以“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个任务目标，我们需要在科技上全方位发展，力争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而且要防止部分敏感先进技术扩散用于不法用途、或挑起战争。

人类个别基因中既然具备侵略性或暴力的先天缺陷，我们可以引导这些力量用来对付来自外层空间各种可能危害地球或全人类的威胁。在人类永续能源到来的前夕，需要积极筹划前往月球、火星和太阳系中其他星球进行探险活动。

因此保卫地球、抵御外袭、星际探险等，将是人类未来的三大任务，也将是我国主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和着力点。

教育及社会政策

为了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更要为更高级社会主义阶段做好准备，向下一代灌输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共同富裕价值观。这套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必要条件，是建设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理念的基础。全球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明白，人各为己的资本主义产生不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没有能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社会政策方面，我们需要对市场的运作有透彻了解。市场能解决的资源配置问题，就交由市场来做。其他关乎国计民生的，则一定需要政府牵头来做，资本只可做合作伙伴。国家安全和发展需要的领域不用说了，目前有关公共交通、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应该由政府牵头解决，作为公共产品提供，不应该放手交给市场代劳。

财政要求

我们主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大事小以仁”为行为准则。此外，作为世界大国，我国还有境外的责任和利益。要建立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使这个共同体繁荣进步，更是无财不行。因此，我们要鼓励各国自力更生。不足之处，由国际间集体协助解决，决不能单独包揽。

“一带一路”倡议

我们要正面宣传“一带一路”倡议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共同富裕才是唯一途径。改变世界不公正的秩序，发展中国家要自力更生，合作共赢。在这个过程中，会有风险，也会有失败和挫折。但是中国将坚定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风雨同舟，同时力邀其他国家参与。

我们对外宣传“一带一路”倡议，首先要把重心放在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问题上，避免把这个伟大构想陷入庸俗的资本游戏。

脱贫致富

消灭贫穷是我国为世人认可的成绩。根据计划，我国将于2020年全面脱贫。我们在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中也应定立一个目标：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脱贫，进而实现全球脱贫，共同富裕。如果进一步把第一个阶段性目标具体化为“脱贫致富”，则更有针对性，更有操作意义。

在全球贫富悬殊加剧的现实情况下，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政治要求，不仅空洞，更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和平发展的强烈欲望，反而成了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枷锁。而中国于短短70年间，从一穷二白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成功案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选择。

新时代新国际规则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民主组合，国际间的事情，应该由国际社会仲裁解决。我们认定了国际社会由主权国家构成，因此一国一票，每一票都基本等值。但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票否决的机制应继续保持，以防止国际民粹主义、大国胁迫和收买小国。

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要得到最大的尊重。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选择它的政体和发展道路，有权自行解决内部困难和纷争。外界不得以各种借口单方面介入，改朝换代。

现代中国应以“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主张，努力使这些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在这个艰巨的过程中，我们同时要与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既有利益力量作斗争，并在斗争的目标和手段中，体现包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和平发展的空间，这将是我们必须保住的底线。和平与发展两者，和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是重中之重。在国际战略上，我们要以包容的心态建立全球和平统一战线，反对任何国家搞霸权主义，积极以道德和道理止战，孤立好战分子。在战略上要慎战，但在战术上则要做足准备，增强自己的国防能力，必要时也不怕对抗，敢于以戈止武。

无论是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还是应对美国霸权衰落的混乱局面，伊斯兰文明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鉴。

但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矛盾，以及各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非50年以上不能消除，短期内急也急不来。我们可以向伊斯兰国家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互包容和联通，传播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理念，还可以更进一步向欧美国家推介我们成功的经验，进一步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并尽力调解他们与穆斯林世界的纷争。

华侨和海外华人对于我们是极亲、极厚的关系，在华侨和海外华人的政策中应该有新的体现。在不修改《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大前提之下，我们应该单方面给予海外华人某种次国民待遇。

这样一来，我们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将多了数以亿计的亲善大使，热心为我们与当地牵线搭桥，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我们既要鼓励华侨和海外华人做当地的良好公民，更要鼓励他们大力参与公益事业，救急扶伤，排难解纷，广结善缘，以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我们还要鼓励世界各地华侨踊跃参政，进入当地主流社会，鼓励他们在服务社群之余，共同保障华人权益。

构建全球性网络

从结构上来看，我国将演化成为全球第一个网络型国家。中国应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华人网络，这将会产生惊天动地的效果。

我们应该光明正大地组织这样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态的全球性网络，包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同仁共同奋斗，使之成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

新的国际统一战线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与美国优先国策并无正面矛盾，所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过程中，也应该对美国开放，欢迎其参与。这完全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和原则。

我们扩大自己的阵营，但并不主动压缩对方阵营。欢迎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竞争，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这是天下的概念，至大无外。

美国如果继续采取冷战的零和排外思维，搞非友即敌的话，不但不能压缩我们的阵营，它的朋友也只会越来越少，最后成为孤家寡人，寂寞地衰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统一战线在理念上，我们不但比美国前卫，而且更贴近国际新局面，因而更受普遍支持。美国将会越来越自我孤立，朋友越来越少。我们则得道多助，朋友会越来越多。

（编辑  刘文斌）

 

 

                

冷战结束以来，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不断发生，不少国家动乱频仍、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持续蔓延，跨国犯罪、环境、气候、难民等全球性问题越发突出。国际安全领域各种矛盾相互叠加交织，造成了全球范围的混乱无序和国际治理的严重滞后乃至潜在危机。在此形势下，习主席高瞻远瞩，提出新安全观，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完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

 

新干涉主义带来国际治理的新问题

    国际安全治理是国际社会在安全领域建立的协调管理体系和治理活动的统称，由治理价值和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规制、治理客体、治理方式等多个要素组成。从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发展现状来看，目前国际安全治理存在着一系列严重问题。

目前，从治理的价值和目标来看，美西方追求的所谓普世价值成为国际治理的终极目标，变相地将西方的价值体系作为指导原则。

1990年，德国政治家勃兰特提出全球治理理论，随后勃兰特等28位国际知名人士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将他们所提出的“普世价值”作为全球治理的理想目标。但从国际安全治理的实践来看，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实质是并不能普世，仍然不能超越国家、种族、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从国际安全治理的实践来看，这种目标设置抬高了西方价值观的地位，并将其作为国际治理的指导原则是缺乏合理性的。受此影响，20世纪末“人权高于主权”论调一度甚嚣尘上，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借口的新干涉主义大行其道。西方国家以民主典范自居，通过颜色革命、包括军事干涉等各种手段，以输出民主为名，强行干涉他国内政外交，导致欧亚、中东地区多国政权更迭、甚至长期动乱。新干涉主义盛行，也是导致二战后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被逐渐遗弃的原因之一。由此，西方大国强势把持话语权，排挤广大发展中国家。

弱小国家实力和影响力有限，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被剥夺，难以享受平等的权益，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利益存在矛盾，发展中国家彼此间也存在利益矛盾，且弱小国家对国际事务关注的范围和程度有限，参与的程度也有限，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往往被忽视。冷战结束后，虽然中国及一批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地位上升，但西方支配国际安全事务的局面并未有多少改观。冷战结束几十年来，国际组织基本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把持，国际组织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工具；西方国家以国际组织决议名义干涉弱小国家，而同样的决议对西方国家则没有什么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地区安全治理方面的作用则相对突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安全合作与安全治理方面树立了典范。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多出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不仅数量少，而且开展活动困难，影响力相对有限。

国际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治理平台和制度规则两个方面。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是国际治理的主要平台。但由于国际力量对比失衡，西方大国在国际安全重大议题上以自身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往往自行其是，甚至绕开联合国，对弱小国家动武。联合国沦为被超级大国利用的工具，有利则用，无利则弃，不少国际性的制度和规则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持制定，本身就是服务于发达国家利益的。所以国际制度中的很多规则、标准往往对西方发达国家有利，而对发展中国家则是一种限制和障碍。此外，发达国家在掌握话语权的前提下，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随意修改规则，甚至倚仗超强实力不执行规则。例如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至今美国和一些国家仍不肯履行世贸规定，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二战后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准则；这也是我国一直倡导和奉行的处理国际争端的基本原则。但现实中，在国际社会面对重大安全问题时，这些基本原则并没有得到切实的遵守和执行。而使用较多且造成恶劣影响的处理方式有二种：一是实施制裁。主要是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随意对别国实施制裁。如在主权国家领空划设禁飞区、限制别国贸易、金融、人员往来等。二是动用武力对他国进行强制。冷战结束后，美国和一些国家推行新干涉主义，借保护人权干涉他国内政，为推翻他国政权不惜发动军事行动，甚至挑起战争。

近些年来，国际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日益增多，出现越治越乱的趋势。

一是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持续不断，世界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变得更加安全。朝鲜半岛、叙利亚、阿富汗、巴以等地区热点高烧不退，导致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二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向全球蔓延，恐怖袭击事件高发频发。伊斯兰国的“国”虽然被打垮，但残余势力仍在各地活动。三是难民问题因地区局势恶化和武装冲突而爆发，给相关地区带来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四是黑客活动猖獗，网络攻击案件频率高数量大，严重威胁各国经济、社会和信息安全。五是毒品走私日益严重，跨国犯罪难以治理。六是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生存。

 

冷战后国际安全治理受到严重冲击

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失衡，导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大行其道。原苏联解体导致冷战后两极对立体制终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制衡的局面被打破，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了美国一超独霸的失衡局面。美国的超强实力和主导地位助长了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心态，恣意妄为，频频发动局部战争，以种种借口随意对他国进行制裁和封锁，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不仅严重损害联合国权威，也严重破坏他国主权和国际安全。

二是冷战思维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终结，严重破坏国际信用。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仍然沿袭冷战思维，一方面追求自身绝对安全，不断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大力发展高新武器装备，大搞强权政治，恃强凌弱，另一方面又坚持对抗思维，把别国的发展视为威胁，并极力进行渲染和防范，导致军备竞赛重新抬头，地区局势紧张，国际关系缺乏互信。

三是美国依仗其实力地位大搞单边主义。小布什执政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日趋严重。美拒不加入国际海洋法公约，退出“京都议定书”、拒签任何有关国际法庭协议、单方面中止1972年美苏反导条约。特朗普上台后进一步提出“美国至上”，退出巴黎协定，导致保护主义抬头，单边主义加剧，对国际治理体系造成更加严重破坏和冲击。

四是双重标准使国际治理陷入困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把持国际话语权，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以自身利益为准，以政治立场亲疏远近划线，选择性使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看人下菜碟，针对同样的问题和现象设不同标准、做出不同评判。在地区局势、反恐、经贸、互联网等许多具体问题上，西方国家都在明显地搞双重标准。

国际安全治理之所以受到严重冲击，根本原因就在于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失衡。美国凭借超强经济和军事实力及同盟体系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极力维护冷战后对其有利的单极体制，导致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新的发展的要求。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新安全观

中国历来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1953年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并成为中国在国际上倡导新安全观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安全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上海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首次全面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2015年9月28日，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再次提出，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并首次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中国新安全观的视角从亚洲扩展到世界，从此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全球意义。2017年10月举行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国际战略理论成为我国推动新时代外交发展、参与国际治理的指导思想，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以大国领袖的风范和政治家的深邃远见，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015年9月，习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习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发出了携手合作，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号召。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习主席的倡议，为完善国际治理擘画蓝图、指明方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习主席在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基础上，摒弃了零和博弈、绝对安全、结盟理论等陈旧观念，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的国际安全观，对国际安全的理解和把握更加深刻准确、更加全面完整，在国际社会树立起一种全新的安全理念，为完善国际安全治理提供了系统的宏观指导。

一是倡导共同安全。共同就是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强调安全的普遍、平等和包容性。实现共同安全就要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既要各国共同参与国际安全治理，又要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真正做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国际事务要共商、共建、共享，不能绕开国际机构一家做主或几家做主，不能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二是倡导综合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的安全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强调安全治理的统筹、兼顾、均衡和全面性，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各领域的国际安全治理。

三是倡导合作安全。合作就是要抛弃陈旧过时的冷战思维，跳出零和博弈的怪圈，不冲突、不对抗，通过对话合作和沟通协商促进国际安全，推动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争端。“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

四是倡导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使安全和发展相互促进，最终实现持续发展前提下的持久安全。

 

中国应为完善国际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我们应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略好周边事务，稳定周边安全环境，深化周边安全合作，确保长期和平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团结凝聚友好力量，形成广泛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道义支持。

坚定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当前要深化对俄战略合作，共同制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倾向。加强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建设，促进发展中国家力量增长。加强与欧盟的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国际秩序。在斗争与合作中发展对美关系，抑制其国内政治中的反华势力。

    把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完善国际治理的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积极参与国际重大热点问题的解决，要在重大危机调解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并基于自身利益和能力形成有力存在。在国际治理领域维护联合国权威，逐步强化联合国领导作用。要争取重新修订与时代要求不符、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加强国家智库专业化建设和分工指导，深度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一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贸紧密合作基础上拓展更加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密切交往、加强沟通。二是与沿线国家建立安全合作机制，确保落地项目和人员的安全。三是要以此为基础建立全球范围的安全合作网络。

强化中国在国际治理领域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我在国际司法、人权、新闻、裁军、反恐、空间、环境等敏感领域的介入力度。支持国内有实力的非政府组织转型为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并适时向国外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治理活动。

（编辑  迟晨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将构建新时代全球战略问题推上了紧迫日程。

 

新时代全球战略的构建应当尽快提上日程

首先，构建新时代全球战略具有必要性。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大国，在全球范围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存在、利益和责任。“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必须适应全球化的时代大潮、更有力度地参与国际事务，借以谋取大国利益，营造和平发展所必需的国际环境。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强烈呼唤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全球战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为中国的全球战略提供政策支撑。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的要求。而全球思维、全球布局正是全球战略的两大核心问题。

其次，国际社会普遍呼吁中国发挥更加突出的大国作用。在美国掀起的“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日益走向极端的情况下，在西方所营造的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秩序日益混乱的情况下，中国倡导的一系列新型国际战略理念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同，国际社会普遍希望中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国际秩序中发挥引领作用。为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为了营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国际环境，中国必须奋发有为地践行“负责任大国”的宣示，更多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更好地参与、引领新时代的全球治理。

中国不能继续以“地区性大国”进行自我定位。“韬光养晦”与“积极作为”应善加权衡，而且伴随国力增长和全球利益扩张应在“积极作为”上更有作为。正如王毅外长所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应有更远大的目光，更恢弘的格局，更开阔的胸襟，更从容的气度。

第三，所有称得上全球性大国的国家都制定有全球战略。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维护日渐衰落的全球霸权，俄罗斯全球战略的核心是恢复昔日超级大国的荣耀。德国、法国、英国等国虽然只能勉强称得上全球性大国，但是同样也制定了非常富有进取性的全球战略，同样也在施加全球性影响、谋求全球性利益。已经成长为全球性大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诉求的中国，自然也需要构建自己的全球战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运筹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对构建新时代全球战略应当充满理论自信

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中国全球战略的框架已经初步形成。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路线，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都是对中国国际战略运筹所进行的全球性谋划。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是两代领导人关于全球战略的思想精华仍然对今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在其讲话中，多次直接使用了“全球战略”的概念，强调“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 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1]。也就是说，邓小平同志早已明确提出构建“全球战略”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形势和全球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构建新时代的全球战略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这些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集中反映了中国新时代的国际观、安全观、发展观、利益观，集中体现出中国新时代全球战略最本质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中国全球战略的战略目标、战略布局、战略要求，从而为中国新时代全球战略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中华民族的传统战略智慧，为构建新时代的全球战略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中国历史上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国、强国。中华文明所弘扬的“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和合兴邦”等一系列以“和”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理念，至今仍然闪烁着熠熠光辉，仍然为世界多国战略界所尊崇。构建中国新时代的全球战略，必须从先贤那里汲取战略智慧。习近平同志在论及中国的外交战略时常常引经据典，为我们在构建新时代全球战略时借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战略智慧树立了榜样。

 

中国构建新时代全球战略的基本路径

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国际战略思想作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伙伴关系”理念、以“亲诚惠容”为核心的周边外交理念，应当成为中国新时代全球战略的核心理念。

二是以全球视野审视全球战略形势。只有放眼全球，才能正确地判断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才能合理有效地进行力量布局和行动谋划。其中，对时代特点和主要矛盾、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战争与和平、周边环境与全球环境等问题的判断尤其重要，必须做到冷静客观，既看到现实又洞察前景。

三是以全球思维确立战略目标和重点。战略目标必须与实力相适应，既要登高望远又要量力而行。中国新时代全球战略的目标似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拥有重大影响力的世界强国、未来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战略重点似应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周边紧密朋友圈”、“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新兴力量大联合，打造开放的、代表进步趋势的统一战线，促进国际格局相对平衡，营造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推动国际关系的融合深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必要的国际环境。

四是正确地进行国家全球战略布局和全球战略运筹。全球战略布局的核心是，确定主要进取方向和主要危险方向，并且据此进行力量部署，以集中力量遂行主要任务。全球战略运筹重点似应包括，国家关系亲疏的确定，硬软实力的运用，各领域合作的推进，损害的防范和危机的管控，等等。

（编辑  迟晨光）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国内企业纷纷抓住机遇走出国门发展。在此情况下，全面提高我国境外安全保障能力，加强重大安全风险防范，就显得越发重要。最近几年我国企业、人员在国外遭受恐怖袭击事件屡有发生，一再警示“一带一路”沿线安全形势复杂严峻。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强调：要加紧研究，加大投入，加强防范，逐步提高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中央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境外安全保护工作，确保我国公民和机构安全。

国家把全面提高我国境外安全保障能力，加强“一带一路”重大安全风险防范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探索“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建设路径，应针对形势变化，认真研究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努力寻找符合中国企业实际的境外安保规律，以营造海外经贸安全环境、确保境外人员和财产安全为目标，以建立安全风险评估、预警体系为基础，构建起全方位的境外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加强体系化的安防机制设计

要扎实做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各项工作，一定要加强同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全面提高我国境外安全保障能力，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打造和平丝绸之路。

第一，加强 “一带一路”安全风险管理的顶层设计。结合“一带一路”总体布局和规划，从国家层面对“一带一路”安全风险管理进行整体优化。制定指导框架，健全国别安全风险监控机制，进一步完善部级协调及应急联动反应机制。尤其针对风险高发区，应建立信息储备库、立体监控协调系统，建立境外安全应急预案，形成政府相关部门、驻外使领馆、大型企业集团、境外项目部等多层级的上下联动应急机制。

第二，构建国内、国外联动的境外安全防控网络。在国内，企业要加强与专业信息机构、院校、民间智库的联系，构建完善的信息网络，实现安全信息的汇总和共享。在国外，要加强与项目所在国安全部门的协调，充分发挥项目所在国安全保障的作用。此外，要充分发挥当地华人华侨及其社团组织的纽带作用，营造境外安全风险防控的外部环境。

第三，健全组织体系，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境外安全管理组织机构，明确各级机构的职责，定期对安保职责的履行情况进行绩效考核。明确政府相关部门、中央企业及项目建设方、安保企业、境外民间商会各行为主体在安保体系中的职责分工，明确各方的责权利，以形成合力。在企业集团、项目公司以及项目一线层面，分层、分级建立境外安保工作流程，统一协调组织。集团公司要认真履行境外安全管理主体责任，贯彻落实国家应急管理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健全境外风险防控的规章制度，完善境外安全管理责任制。要强化境外一线业务人员的风险意识、安保意识和敏锐性，提高快速反应与现场应急能力。

 

促进境外安保体系建设常态化发展

 “一带一路”是关乎我国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大业，建立健全境外安保体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应促进境外安保体系建设常态化发展。

第一，做好境外安保体系建设中长期规划。企业在制定国际化战略时，要把境外安保体系建设作为中长期发展战略来考虑。要针对国际业务所在国家和地区的风险等级，定期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应对策略；根据实际需求，对购买第三方安保服务、安保操作管理及人防、物防、技防等内容进行合理规划。要保证对安保计划实施所需的资金、设备等资源的支持。

第二，强化安保意识，加强安保培训。境外安全风险要从源头控制，尤其要强化员工的境外安全意识。多层次、多手段开展外派人员安全培训，将安全教育和安保知识、技能作为必修课，营造人人关注安保、重视安全的良好氛围。全面提升外派人员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切实做到“不培训，不派出”，“不合格，不派出”。增强防范突发安全事件的主动性，尤其是增强一线员工防范风险、应急处置、自救逃生的能力。

第三，加大境外安保经费投入。根据国际经验和行业一般规律，按照实际要求合理安排安保投入，尤其是针对极高风险和高风险地区的项目，安保预算应适当增加。除了必要的人防投入外，还应严格落实物防、技防等各项安全防范设备、设施，健全综合安全防范措施，注重现场安保组织管理。创新金融保障手段，有条件的企业可根据项目所在地安全形势及企业自身实际需求，结合企业资质设立境外安保基金，专项用于安全风险防控工作。

 

加大境外专业化安全管理力度

相对于西方和其他新兴大国的跨国企业，不少央企境外安全工作经验不足，也缺乏相应的安保工具和手段。因此就现阶段来说，加强境外安保体系建设，应加大专业化管理力度。

第一，加大境外安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力度。国家应加大对境外安全基础研究和专业服务机构的支持力度，组织专业机构对中央企业现有境外安保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研究。注重境外安全风险防控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鼓励高等院校根据需求设立以境外安全风险防控为特色的专业，或扩大现有专业招生规模，并优化专业设置和人才结构。组织现有科研机构和民间安保资源，建立“境外安保智库联盟”，加强对“一带一路”国别风险与安保形势的相关研究，加大安保技术科研投入。

第二，善于借助社会专业机构的力量。借助外部专业技术手段，建立专家资源库。适时聘用外部专业人员，让安保专家进入企业、进入项目。要借助专业的外部信息情报机构、风险评估机构与安全培训机构的力量，落实境外物防、技防、人防措施的总体解决方案，逐步提升企业境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

第三，进一步强化境外安全员制度。要充分发挥专业安全员的作用。专职安全员负责统筹协调境外项目的安保工作，既包括提出安保决策建议、进行安保整体规划、制订安保方案、进行内外协调、组织安保实施，也包括对安保设施的定期检查维护、安全隐患的及时消除、对员工安全自保技能的培训、员工培训效果和自救能力的评估，以及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提出整改意见建议等。安全员作为安保工作的核心管理者，是落实安全规定和安保任务的直接责任人。建立境外安全员制度，有助于加强各部门通力合作，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以产业化发展增强海外利益保护能力

随着我国企业在境外资产规模迅速增大，企业境外商务人员数量迅速增加。走产业化道路，以市场化方式、借助民间力量促进企业海外利益保护是一种必然趋势。

第一，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在宣传推介、加强协调、建立机制等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同时注意构建以市场为基础、企业为主体的合作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多方参与，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投入“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建设，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

第二，加大境外安保、评估、咨询服务机构的建设。适应海外安保市场的需求，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专业顾问公司、评估公司和信息情报机构。积极发展境外安保产品，加大科技投入、产品研发和生产力度，为境外安保产业化提供有力支撑。加快打造我国企业境外安保综合服务体系，构建海外风险管理“工具箱”，健全境外安全综合服务机制，包括信息情报体系、境外安全保险体系、境外安保培训体系、风险评估体系、医疗救助救援体系等。

第三，扶持民间安保力量，发展国际化安保队伍。借鉴发达国家私人安保机构成功经验，发展国际化民营安保企业，建立安保企业协调机制，制定行为标准和行业规范。相对于西方国家完善的安保产业，中国安保企业从事境外安保服务刚刚起步。虽然目前有不少国内安保公司已从事境外安全服务，但由于行业规范缺乏统一标准，安保企业之间也缺乏协调机制，尚需建立合作互动平台。因此，有必要建立强有力的协调机制，由相关政府部门协调各方力量，制定安保企业境外安全服务的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有效整合民间安保力量，为中国制造和中国装备走向世界保驾护航，保证“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

（编辑  刘文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研判快速演变的世界格局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立足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在国际战略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论断、重大举措，形成了具有系统性、原创性、时代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国际战略思想，需要准确把握以下四个方面的核心要义。

 

关于时代主题的一个基本判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这一论断不是对1980年代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重要判断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动态、全面把握时代主题深刻内涵基础之上的丰富发展再认识。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传统和非传统威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为此，国际社会应当携手建设安全合作、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国际社会应对领土主权安全、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自然灾害与传染性疾病等全球问题的能力。

在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的同时，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看清当前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的深刻变化，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引领大国崛起的两个总体目标

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什么样的崛起，已经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崛起的总体目标，对自身而言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世界而言就是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总体目标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依托和基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国际环境。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奋斗目标的确定与党对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息息相关。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有和平国际环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中国崛起首先就是要抓住机遇，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国家更加富强，使人民更加富裕，坚持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此过程中依靠不断发展起来的力量更好走和平发展道路。

胸怀天下，立己达人。中国的崛起不仅要实现本民族的伟大复兴，还要通过自身的复兴实践为人类的前途命运开辟出一条崭新道路，具体来说就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观念上，要倡导和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行动上，要引导国际社会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

 

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三大严峻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的主旨演讲里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

和平赤字主要表现为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等安全挑战，严重威胁或冲击人们生产生活环境的和平与安定。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为弥合和平赤字做出贡献。为了弥合和平赤字，需要各国通过共建共享安全格局来彰显公道正义，夯实世界和平的民意基础，建设和平之路。

发展赤字主要表现为全球增长动能不足、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发展失衡日趋严重，贫富差距、南北差距、数字鸿沟等问题更加突出。贫困是动荡的根源，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不可能有持久和平。为了弥合发展赤字，需要以创新为先导，发挥各国比较优势，增强经济增长活力，为世界共同繁荣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建设创新之路、繁荣之路。

 

治理赤字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权威、意愿与能力存在严重缺陷或不足，规制负面溢出效应的政策协调机制和渠道不顺畅。小智治事，大智治制。面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全球治理需要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为了弥合治理赤字，需要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开放经济体系，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实现全球善治，建设开放之路、文明之路。

 

推进总体战略目标实现的四个关键抓手

以时代主题基本判断为依据，为了实现两个总体目标，克服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三大严峻挑战，中国国际战略的遂行应当以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一带一路”、改善全球治理和弘扬中国价值观等四项工作为关键抓手。

第一，坚持主权平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鉴和公平正义原则，引导世界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树立建设伙伴关系新思路，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构建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

第二，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要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第三，构建反映世界格局深刻变化、更符合世界生产力发展要求、更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全球治理体系。要积极参与和改善全球治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

第四，构建和弘扬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总体安全观、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和合作理念，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外交的基本方略、人类的前途命运、世界秩序和国际治理等一系列重大时代命题。习主席的国际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孔丹理事长强调，要深入研究理解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内涵。一是要准确把握和理解新时代的特征。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已有五年的基础，形成理论体系，取得重大成就。我们必须深入学习习近平思想，把握、理解新时代的特征。二是要开展分领域、分专题的深入研讨。从党的十九大以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就组织以各种形式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各个领域进行学习和研讨。三是要准确定位，深耕厚作，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

 

 “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伊始，就具有公开透明、平等开放、普惠包容的特点，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指导思想。通过五年来的推动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取得一大批初步收获和积极成果，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广泛支持和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合作观，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反映了大多数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愿望，不仅开创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时代，促进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大发展，而且有利于克服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有利于完善世界经济治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有利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一项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伟大倡议，必将对未来世界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我们也要正视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如“一带一路”建设与西方大国战略利益可能的冲撞等理论和现实问题。

国家进出口银行原行长李若谷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世界经济发展遇到诸多严重困难的背景下提出的。二战后确立的一系列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以及诸如欧盟等地区组织，确实曾为世界经济和各地区的发展做出过较好贡献。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现有的这些机制看来都存在问题，并且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一些不利影响。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开放性、包容性和普惠性不足。“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好弥补了现有机制的不足。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性。最初包括沿线64个国家，但并没有限制，实际上参与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一些拉美国家、澳大利亚都已逐渐地包括在内。第二是包容性。“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是和其他国家的不同发展战略相互融合的。像“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概念，它和蒙古的“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俄罗斯等国的“欧亚联盟”、欧洲的“容克投资计划”等等都是相容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第三是普惠性。“一带一路”倡议惠及所有沿线国家，不是说只有哪一个国家受惠，也不是只有64个国家受惠，而是所有参与的国家都能从中受益，所以它是普惠性的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对现有制度的完善、修改和补充，并不是颠覆。此外，“一带一路”建设并不像西方描绘的那样，好像中国要搞势力范围、搞霸权或者搞掠夺式经济。中国是真心实意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像国家进出口银行在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等国的投资项目，都对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从文明互鉴的角度阐述“一带一路”建设对伊斯兰世界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李教授认为，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有一半以上是穆斯林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将穿过伊斯兰世界东部到达其西部，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经过东南亚和印度洋的穆斯林国家，到达伊斯兰世界的中心阿拉伯国家，又可由此进入北非、中非的穆斯林国家。随着马达加斯加的加入，“一带一路”还可以继续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扩展。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对改变伊斯兰世界的落后面貌发挥很积极的作用。同时，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保持密切友好关系，确保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长久成功，与保持伊斯兰世界的和平稳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重视维护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间的包容互鉴、和谐共生。

“一带一路”倡议是世界上最大的文明交流互鉴工程。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与沿线伊伊斯兰国家的直接交流，促进亚洲各国重新发掘亚洲价值；通过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穆斯林世界的相互理解和认识，让伊斯兰世界也能够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不必盯着西方来寻找现代和发展的样板。

上海科学院东亚研究所副所长钟焰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庞大系统工程，是我们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伟大实践，因此必须做好科学设计和组织实施，并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中国应当做“一带一路”建设的资源组织者，而不是单纯的投入者。“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耗时长、投入大、回收慢，单独靠中国的资源投入是不够的。因此必须组织调动全球的资源，包括金融资源和其他的技术性资源共同纳入到整个“一带一路”建设中来。这里应充分发挥全球华侨的力量，把他们的资源整合到“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来。因为港澳台在全球有很强的商业网络，我们的华侨也有很强的商业网络。同时应把相关项目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相结合，形成稳定的经济资源良性循环过程，促进“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发展。

第二，中国应当成为“一带一路”整个产业体系的积极运筹者，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接受者。我们应与沿线国家一道，以“一带一路”通道体系建设为主干，以支点建设为依托，全面进行网络化建设，通过网络化建设来化解支点上的风险。要加强产业体系的网络化建设，在各区域形成新的产业网络和产业体系。

第三，中国应当与各国共同努力，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安保体系的建设，有效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习主席倡导的总体安全观充满中国智慧，是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根本遵循，也是完善国际治理的黄金法则。它将中国的成功经验与全球治理的现实相结合，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国际安全理论，也为完善国际治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给出了中国方案，指明了前行方向。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陆忠伟认为，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中的新安全观和全球治理观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共同”：倡导共同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致力于消除和平发展治理的“三大赤字”。这“三个共同”凸显了习主席对人类安全面临挑战的精准把脉，也是对共商、共建、共享这个全球治理黄金法则的精辟阐释，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也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方向盘。

习主席的战略思想体现了中国安全利益与全球治理互相契合，中国和平发展和国际安全互为依存，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与维护自身安全互为促进的深邃哲理。新安全观和国际治理观有十大亮点：一是发挥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从人类安全课题中寻求大国关系发展新动力；二是结伴而不结盟，不排他，不搞势力范围，不求填补真空、不干预别国的外交选择、不针对第三方；三是把地缘毗邻和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守望相助的安全依存优势，使周边国家更友善、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四是坚持法制精神，创新治理方式，提升执法能力，完善国际执法体系，深化政治安全合作；五是加强海外安保能力，重点经营“一带一路”沿线的安全网，提高反海盗、反恐怖国际合作水平；六是以底线思维追求高线目标，明确警戒线、临界点，补短板、重管控，力争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颠覆性的国家安全风险；七是从亚太战略场、欧亚大棋局的高度摆布力量，将对大国和对友邻外交一盘棋推进；八是推进互联网治理体系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倡导各国共其道、共其工、共其力，协商制定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则；九是致力于全球海洋治理，启动全球性的涉海基础设施投资，构建世界海洋新秩序；十是从治理高度推进核安全，使之与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科技安全相并列，遏制核军备竞赛。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湘穗认为，2014年5月习主席提出并全面阐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实际上是中国首次提出当代的国际安全观。

第一，新安全观是中国新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的观念里，国际社会是一个丛林社会。这是西方的世界观，其核心观念是他人即地狱，他国即对手。中国世界观的核心是他人是朋友，他国是伙伴，与西方的世界观完全不同。新安全观恰恰是中国新世界观的一种体现。

第二，新安全观对摆脱当前世界安全困局指明了道路。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失序的世界，全面失序、礼崩乐坏、没有秩序。大国之间是恐怖的平衡，对于恐怖主义也是越反越恐。这是由于追求绝对安全导致的普遍不安全。人类发展了拥有互相摧毁的暴力和能力，但是却没有建立起约束这种暴力的手段和秩序。这就是现在的安全困境。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追求的是共同的安全、合作的安全，要求是综合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

第三，新安全观的提出在实践上具有很多方法论的意义。一是它从历史智慧的积淀中得来，具有历史性。像大家都知晓的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讲信修睦、谐和万邦、多予少取、厚往薄来，这都是古代中国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对周边国家推行的政策，包括像孟子说的“小国治、大国仁”，就是一种东方的智慧。二是它具有实践性。新型安全观是现实可行的，是实际可以应用的。这一点在我们的亚信机制、上合组织中已经得到很好体现。三是它具有创新性。在西方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都有均势论，就是欧洲几个小国之间要形成均势。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陷阱论。这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到现在又出现帝国稳定论，必须有一个大国输出公共产品来维持，来提供安全保护。如果这个大国衰落了，这个世界就不行了。这些观念实际上都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或者说是过时的安全观。而我们现在提出的新安全观隐含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我们要建立合作伙伴稳定论、共同安全稳定论。这不是要解决谁吃谁的问题，而是要建立一个共同安全的环境。这与西方那种豺狼虎豹式的安全观相比，有很大的创新意义。四是方法上的适应性。新安全观体现出对新问题的新方法，是能够适应变化的。同时它不强加于人，多是隐而不发，这一点在上合组织等方面都有充分体现。

第四，新安全观为解决当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我们正处在向多元共生的新时代转变过渡。在这个时代，如何获得安全与和平，新安全观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只有在这种新安全观的指导下，这个世界才能够走向和平，才能够走向共同发展。这值得每一位做安全工作的人把它具体地实践化，也值得做宣传工作的人更多地向世界去传播中国的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代表了人类普遍追求，引领世界和平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内容，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相结合，不仅占领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而且引领时代发展潮流，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道义担当、博大胸怀和价值追求，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积极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得世界民心，如何有效传播中国的价值观和外交理念、提升国际话语权、处理好国家发展与全球利益的辩证关系、构建国际统一战线、重塑国际金融和能源格局等现实问题都是现在需要重点关注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冲破了西方霸权秩序的樊篱，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进步。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关越强认为，过去300—500年的世界秩序是在西方宗教的一神教、军事上的扩张、金融的控制垄断和民族国家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最近三、五十年，新自由主义盛行，笃信很多问题都可以靠市场来解决。但现在这种方法也已经走到尽头，很多问题无法通过市场来解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解决人类面临很多共同问题的唯一出路，也是重大的历史进步。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充满新意和进步性，它不再用全球阶级斗争的眼光看世界，不再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划分看世界，不再用“三个世界”的眼光看世界，不再用贫困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这种对抗性的观点看世界，也不是用西方的民主和专制国家区分来看世界，而是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共生共存的共同体，一个平等合作的大家庭，从而占领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从三个方面体现出它的进步性：第一是强调国家间要彼此开放包容；第二是强调国家间关系应是非对抗性关系，各国都是合作的伙伴；第三是强调世界各国应该摈弃零和游戏的想法，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潘维教授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建立各方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一是不能把本国的价值观排序强加给别的国家，维护世界和平；二是要与欠发达国家合作，共同修建跨国基础设施，保障21世纪的经济繁荣与和平发展；三是合理规范资本的跨国流动，保障各国的社会稳定。

上海科学院黄仁伟教授从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三个概念关系入手，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三个概念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概念。党的十九大把“一带一路”写入党章，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国家宪法，体现了中国的党、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类命运的统一。

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人类第一次发现有这么多的共同机遇、共同发展环境，也第一次发现有这么多的共同挑战、共同危机和这么多的共同合作、共同治理，发现人类承载着共同的命运。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全球治理的时代，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全球化是世界范围的经济基础，全球治理是世界范围的上层建筑。世界范围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世界范围的上层建筑还是西方主导的旧体系。西方要把自己老的治理体系——也就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维持下去，就和全球化的世界潮流相背离。所以它们要倒退，要退出全球化。而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这两个概念却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具有一致的方向，所以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内容，然后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它概括起来。在当今时代，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被多数国家接受，因为它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伟大理想，包含着人类历史未来的发展方向。

新型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战略构想，它包含着新型大国关系、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义利观等一些大的概念，都可以容纳到新型国际关系里去。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核心特征很简单，就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也就是去霸权化。

中国银监会特约顾问杨凯生认为，中国制定的百年目标将有力推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但百年目标的实现，本身也是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目标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实施风险防控、脱贫攻坚和污染防治行动，以及其他方面问题的解决，既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更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积极贡献。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松认为，习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其基本内容及核心要义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八个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是中国的国际战略目标，同时也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更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大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国际主义情怀和开放主义精神。我们应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与中国的建设发展相融合，实现内部治理与国际治理的平衡，妥善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压力和挑战。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郝叶力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以四块基石为依托构成其坚实基础，可以简要概括为“四个观”。第一是共生的价值观。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世界日益变小，地球村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人类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第二是共和的安全观。我们今天同处一个地球村，应对挑战再不能高悬威慑大棒，不能天天动武，应该改变我们应对挑战的方式，携手、和平、协商来解决问题。第三是共商的治理观。国与国之间、各利益攸关方之间不应彼此瞄准、相互为敌，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协商解决问题、应对威胁。第四是共赢的发展观。实现发展是各国乃至所有个人共同的普遍追求，但发展不应是损人利已的发展，不应损害别国利益，应该谋求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实现共赢。

华语智库理事长彭光谦认为，习主席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的国际战略都有很多重大建树。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战略文化的高度统一，实现了国家的核心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高度统一，实现了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与反对冷战同盟体系的高度统一。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突出特点：一是着眼全局，善于在世界大棋盘上下棋。二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占领道义制高点。但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有层次的，在不同领域、不同范围内有它不同的适用性。三是习主席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以中国“两个一百年”的长周期进行战略布局，对中国的发展具有纲领性意义。四是习主席的战略思想超越了传统上陆海对立的地缘战略局限，确立了陆海一体的全新战略观。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就是把海陆有机地结合起来。五是习主席的国际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我们主动塑造、共同构建国际新秩序的高度自觉。六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坚定、全方位地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

（编辑  杨利红）

 

我们理解新时代，要放到历史中去理解。中国道路经历了四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革命时期，第二个30年是建设期的30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之后是改革30年，在本世纪第一、二个10年之交进入新的30年，将延续到本世纪中叶。从四个30年视角理解新时代，有两个不能相互否定：一是革命的历史跟执政的历史不能相互否定，二是建设的30年和改革的30年不能相互否定。

在建设时期的30年，总体上是消除私有资本逻辑，在城市推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推行合作社，到“一五”末期已经建立公有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并没有认为消除私有资本的任务终结，进一步在上层建筑中消除“资产阶级法权”。

改革的30年时期，我们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承认私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积极作用，承认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既鼓励支持同时又引导私有资本的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逻辑。

鼓励、支持和引导私有资本发展，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为什么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答案就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体制就是社会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的体制就是资本主义。当中国进入新时代后，私有资本仍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其发展；同时，也要给私有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笼头，将私有资本的力量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也就是引导到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让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动机跟全社会追求人民福祉最大化的动机统一起来。

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既要保护私有资本的权利（right）,又要规范私有资本的权力（power）。十九大报告在两个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可以总结出两个坚定不移。第一，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的现代产权制度。这个坚定不移包含着对私有资本权利的保护。[1] 第二，坚定不移地加强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特征写入党章。 这个坚定不移包含着对私有资本权力的规范。

私有资本的权力就是马克思说的“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它是最有力量的经济权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无孔不入，对政治权力、媒体权力、社会组织权力等其它类型的权力都构成支配性作用，而且其影响力随着资本规模的积累不断增大。

我们要建设的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保证旗帜不变色、道路不走偏，我们必须运用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普照之光，在保护私有资本权利的同时,规范私有资本的权力。

第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普照之光的核心。党的领导权是总体性权力，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和道路的最重要的力量，加强党的领导权才能有效规范私有资本的权力。

第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始条理者,智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加强党的领导是我们应对各种挑战的总钥匙，反过来，“打铁还需自身硬”，党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有这么大的权力，要以自身够格、自身过硬为前提，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前提。党的建设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避免被私有资本同化，有能力规范私有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党来说，被私有资本同化的风险始终存在，如果我们忘记初心、丧失理想，成为实用主义政党，就有可能蜕变为和资本结盟，由代表人民的利益转变为代表资本的利益。习总书记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求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例如房地产市场，放任房价飞涨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实现“居者有其屋”，归根结底，“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其三，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对于资本的进一步规范，需要在经济基础上不断加大公有制的成分，逐步形成公有经济占据主体地位的混合经济体制。新的国民经济成分不是按照企业所有制性质划分，而是按照资本所有性质划分，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合作资本、社会资本、小微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商资本七种经济成分。前两种是公有资本，中间三种是兼具公私性质的资本，后两种是纯私有的资本，积极提高公有资本比重，鼓励兼具公私两种性质资本的发展，保护私有资本的利益，积极推进不同性质资本相互交叉与深度融合，实现公私两利、公私共赢，放大公有资本的功能。

 其四，在社会，需要保留不按照资本逻辑运作的领域，让资本的逻辑嵌入社会的逻辑，而不是让社会的逻辑嵌入资本的逻辑，建设人民体制。例如土地、劳动不能完全市场化，关系老百姓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问题不能完全市场化，民生品是极低价格弹性的必需品，民生领域不能作为一个产业来做，而是要坚持民生领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事实上，在这些领域需要推进的改革是去市场化，回归公益性的改革。

最后，在上层建筑中，加强“劳动阶级法权”建设，限制和制衡“资产阶级法权”，避免当代资产阶级由自在的资产阶级转变为自为的资产阶级。在市场化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是再明显不过的现实，资本有力量、也有意愿去推动完成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建构。通过控制媒体，寻找政治代言人，影响政权运作与塑造意识形态。党中央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决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政治生活和工作中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需要通过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来掌握劳动阶级法权，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劳动者，都是通过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获得报酬，都属于劳动阶级。建设劳动阶级法权，就是维护劳动者利益、劳动者权益、劳动者价值观。

 

                                             (编辑  王生升)

 

 

 

“一带一路”的核心和实质是构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更好的联通关系，实现互联互通，使得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更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能融入到中国的发展，真正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最重要的是更高层面的联通，高层面的联通能够构建经济增长、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新模式。这就是我们提倡的新的全球化，更加开放、多元、普惠、均衡、共赢。

 

“一带一路”开辟全球经济发展新模式

 

高层面的联通形成之后就会形成新的机制，资源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与不同程度联通的国家或者区域之间充分流动，在市场引领下实现更加有效的配置，在全球范围实现交易成本的下降，从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也就是联动式增长。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更好的国际联通，不仅有助于保持我国的可持续增长。在国际范围也有助于构建经济增长新模式。

过去的国际合作带有很强的地缘政治色彩，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成立了自贸区，OECD、G7、G8各自形成圈子，欧盟形成一个圈子，东欧和自己相邻的国家形成一个圈子，非洲有东非经济共同体、西非经济共同体。而“一带一路”构建了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国际合作新模式。所有国家只要愿意加入“一带一路”，就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没有限制，不搞地缘政治，是全面开放的。2017年5月召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之后，习近平主席呼吁，全球所有国家只要愿意参加“一带一路”，就是“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

长期以来，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由发达国家主导，多数国家没有话语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致力于构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结构，让各个国家都能够参与，并具有发言权。以“一带一路”作为切入点，撬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比如金融领域，过去世界银行的钱只给少数国家用，如果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都想要获得世界银行的资金支持，操作难度大、程序复杂，并且有很多附加条件，因此大部分国家发展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倡议筹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特别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金砖五国”共同倡议设立的新开发银行，目标也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湾区经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湾区经济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全方位的开放，全方位的全球联通。世界上没有一个大湾区不是在开放、与全球联通的背景下形成的。东京大湾区是最大的产业联通中心，纽约大湾区是全球金融资金联通中心，旧金山大湾区是科技联通中心，这是目前全球最开放、联通程度最高的三大湾区。今后只要大湾区能够出现和发展，就必须是全面的开放，全面的联通。

这给我们以启示，“一带一路”的实质是更高水平的开放，更高水平的联通，“一带一路”证明了这是最好的空间载体，能否把大湾区作为载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从京津冀大湾区到长三角大湾区，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大湾区，这四个湾区连起来就构成大湾区经济走廊，这个经济走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空间载体。

大湾区经济走廊形成之后，可以分几步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第一步，由这几大湾区构成经济走廊深度融合繁荣圈，融合香港地区的资金优势，新加坡的高端服务，澳门地区的特色服务，以及台湾地区的优势。第二步，推进对接东南亚和东盟，形成经济圈，实现全方位覆盖，这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国家安全。第三步，以东南亚国家为开端，延伸至欧洲、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形成更大的、由海上区划所形成的“一带一路”经济带。

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所起的作用，比“陆上丝绸之路”毫不逊色。我们要发挥大湾区经济优势，提升区域增长极的辐射带动能力，更好地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第一，联动开放。涉及的所有区域有必要形成一个协调互动的开放方案或格局，这样才能形成合力，才能有利于构建起大湾区经济走廊。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我们要联动开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互相达成协议，允许比较落后的国家开放某些行业，而不是全部开放，要分阶段进行发展。

第二，提升区域协调能力。涉及“一国两制”的协调，不同体制和制度、不同国家的协调，大湾区内部协调，以及与“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协调。

第三，务实创新。根据市场需要和发展阶段的需要进行各方面创新，涉及金融创新、产业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等，要务实的创新，而非盲目创新。

                                           （编辑  季节）

 

一个城市的特色关键是它的文化，文化是第一要素。

 

文化建筑是城市名片

 

文化建筑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是人与资源聚集的产物，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形成的宝贵财富。城市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城市也是应用建筑的母体。城市与建筑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作用，所以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更是城市赖以延续和发展的根基。

一个城市的特色关键是它的文化，文化是第一要素。文化建筑也常常是城市一定历史阶段的缩影，是城市的名片和标志，更是城市重大事件记忆的载体。因此，文化建筑的风格和风味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特征、素质、追求和发展。

 

建筑的“两观三性

 

“中国特色的城市如何形成”是我多年研究的课题。为了更好地彰显和传承本土文化的特性，也基于建筑的本体融合环境，一个城市的建筑常常与其他城市不同。建筑本身是技术和艺术、科学和精神的融合，所以没有绝对正确的建筑，有些建筑甚至是见仁见智的。

影响建筑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三性”，即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地域性包含了当地的环境、气候和情况，也包括了当地的文化；文化是一个建筑的最高层次，体现了当代的文化，历史的文化，中外的文化，具备文化性是体现文化自信的一个根本；时代性体现了建筑的发展。从哲学角度理解这三个要素，可以提升到空间是整体的，即整体观；时间是可持续发展的，即可持续发展观。

有特色的建筑，自然不会千人一面。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地域是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是建筑的内涵和品位，时代则体现建筑的精神和发展。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建筑，只有地域性的建筑。一个合乎逻辑的设计构思过程，常常是以从最根本的地域中挖掘的有益基因作为设计依据，从文化层面加以深化提升，与现代科技结合，从空间的整体观和时间的可持续发展观加以把握，从而创作出“三性”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我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题为《和谐理念与建筑“三性”》的文章，“两观三性”的内涵和中央所倡导的理念和价值观是一致的。

 

如何应对新需求

我们建筑师要靠作品说话。以世博会中国馆为例，现在中国的很多建筑，无论是建设的规模，还是建设的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如何应对这样的需求？需要从理论、创新人才和创作团队三方面提出解决方案。

第一是理论，指的是中国特色的创作理论，包括“两观三性”等；第二需要创新人才，我很早就主张走设计与研究、创作与教育相结合的道路，所以1983年我从北京回到广州，在院校里将设计和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培养我们自己的博士和硕士。第三需要好的创作团队，当今中国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只有好的理论、好的人才，但没有很好的创作团队是不行的。

 

“两观三性”理论指导下的建筑案例

东方之冠：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2010年上海世博会令世界瞩目。自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博览会以来，世博会已举办过40届，如同百年奥运，中国人的世博梦也有一个世纪之久。历届世博会都有佳作传世，比如英国伦敦的水晶宫、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留下怎样的建筑？

建筑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国馆必须兼具“中国特色、时代精神”，这也是整个建筑设计最根本的定位。任何一个建筑都有甲方，而世博会中国馆的甲方是十三亿中国人民。中国馆设计方案的竞赛全世界的华人都可以参加，近年来我们的标志性建筑几乎成为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决策部门认为，作为东道国场馆，应该由中国建筑师设计。在344个方案中，我们的方案被选中，并与清华大学和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一起合作完成。

中国馆建筑被视为中国推出的“第一件展品”。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很难用中国馆一个建筑去体现，每个人都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如全世界都认为斗拱很麻烦，同时这个建筑又要非常注重生态。中国馆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架空3米，悬挑49米，屋顶140米乘140米。中国馆经过几年设计，注重每一个细节，比如中国馆的红色，公众看到的红实际上是由四种红色组成的。最终这个建筑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获得了非常好的声誉，被称为“东方之冠，鼎盛中华”。相信每个走进中国馆的人，都会感到自豪。

中国馆的构图非常现代，它将传统印章的形象、风格通过现代通风洞来构架。同时屋顶花园平台吸收了圆明园“九州清晏”的概念，在2.7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共设计了九个岛，全面表现出中国山河的特色。众所周知的会动的清明上河图，现在已经被改成了中外艺术宫，秉承了生态的概念，吸引很多人参观。中国馆应能承载中国悠久灿烂的文明，同时张扬了时代精神。

令心灵震撼：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南京大屠杀是震惊世界的一个悲怆的历史事件，是中国人民心头上一道永恒的创伤。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国家级的工程，是国家每年举办公祭活动的地方。为什么纪念馆的形状像尖刀一样？因为地是尖刀形，所以利用这个地形做了一个断刀，也代表我们最终抗战的胜利，断刀建筑内部就是一个展览馆。走进这里自然会产生震撼的感觉，这是永远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同时，我们也希望将人们最终引到“走向和平”的主题。有人说，博物馆是一个城市的眼神。纪念馆准确地找到社会文化约定的内涵，以建筑语言表达出来。

通过建筑特有的语言可以形成“场所感”，通过空间组织、材料、肌理、色彩和光线形成的场所感，一把灰色的断刀折伏在平静的大地上。沿刀尖方向走去，越来越清晰地看见它灰色大理石纹路，像苍凉的历史干涸的泪痕。在刀尖处驻足，高大的“家破人亡”雕塑，唤起积累的民族记忆，内心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暗示：从这里，沉重的历史将被撕开，裸露它深处的伤。使参观的人群产生相应的感受。走路时发出的沙沙声，参观时带着严肃而沉重的表情，建筑已经把人的情感整合起来。再如纪念馆中冥思场景的设计，点灯后各种光线反射，向各处延伸的同时也引发了思考。走进和平公园，则是非常平静的氛围，有山、有水、有树，让人们感受到和平。

整体建筑像一组诗篇，有开头，有高潮，有结尾。

河北廊坊·大厂民族宫

大厂县是回民聚集区，是当地人民心灵栖息的家园，建筑要做的是将“伊斯兰文化”这种典型特征用现代手法表现出来。

2016年大厂民族宫被评为世界十大建筑，2017年10月获得美国建筑奖。这个建筑将伊斯兰文化与建筑结构结合得非常好，通过照片可以看到这个建筑非常纯净，非常神性，有殿堂感。建筑上方的圆顶被设计成屋顶花园，同时圆顶包含了一个配备大礼堂和舞台的剧院，设在整个大楼的中心。顶部是半露天的屋顶花园，空的地方阳光可以照进来。在雪花纷飞的时候，整个建筑场景非常有诗意。在夜晚，建筑是白色的，衬托在黑色的夜景中；在白天，天空是白的，建筑内部则是黑色的。由此可见，建筑有它自己的特色，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IP，这是中国的特色，文化的特色。

广东珠海·澳门大学横琴校区

澳门大学横琴校区被建设成为一所书院式的大学。校区建设立足于山海环境资源和生态自然条件。同时通过建筑设计，校区内学习与生活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这个校区的书院特点非常明显，我们平时谈起的很多书院其实都是假的，但这个书院是真的。每个书院里都是各个专业的学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良好途径。从建筑风格看，校区没有使用一般的玻璃幕墙，而是融合了岭南的特性和南欧的风情，充分考虑自然通风采光。

澳门大学横琴校区虽然盖起来才四年，但走进去会感觉到它是有些历史沉淀的大学。建筑和景观联系得非常自然，有国际化的感受。2016年习总书记参观过这一校区，2017年张德江委员长也参观过，凡是到过这个城市的领导几乎都去了这个校区，现在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已经成为珠海的文化新标志。

                                         （编辑  季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新闻工作（和中国特色新闻学）作过多次指示。他要求新闻媒体高举旗帜，引领导向，要立足时代特点，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1]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推动两类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2]

2017年11月11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召开了“新时代下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座谈会”，20余位来自新闻学界和新闻媒体的资深专家学者到会参加了研讨。

 

时代召唤“中国学派”和中国新闻学的发展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 历经24年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艰难、辉煌、曲折、改天换地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邓小平同志系统地总结了党和国家历史的经验教训。他说：“如果没有毛主席，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我们就可能陷入封闭僵化的老路或是改旗易帜的邪路。邓小平时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他的理论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继续得到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是我党历史的传承，经过了努力的探索，来之不易。“中国特色”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而习近平同志把中国以往发展的经验和问题、教训作了高度的总结。“新时代”来自于党和人民长期的实践，它是在实践和理论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产生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扭转局面、矫正方向。正如王岐山同志一次在湖南主持巡察工作座谈会上所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经过五年的砥砺前行，形成现在的大好局面。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前不久，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来都是充满自信、决不回避退让，“澄清了模糊认识，夺回丢失的阵地，把走弯了的路调直，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2014年成立之初就提出“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宗旨。十九大前后我们开了几次会，探讨“中国学派”问题。党在各个时代的伟大实践，早已奠定了中国学派的根基。毛泽东就是中国学派的开创者，邓小平则是开拓者，他努力推进中国学派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进展。至习近平时代，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时代召唤中国学派。我们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做出最大的努力，推进中国学派的发展。孔丹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学派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中国特色新闻学也不只是研究中国特殊性的新闻学。我们要研究中国和世界，但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以中国为出发点和归宿。

改革开放后，我国思想界出现西化倾向，学术界的一些人不但被别人矮化，而且自我矮化、自卑。我们既不要矮化自己，也不要简单地把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的一套理论拿来做框架。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是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学派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自己的需求、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

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基于自己的实践总结出自己的理论。新闻学界的各位理论和实务工作者，面对新时代，面对新挑战，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在新闻学理论领域里建立我们自己的中国学派。

 

关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

中国特色新闻学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为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自然科学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但社会科学各学科具有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性质，新闻学尤其明显。到会专家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就是新闻学的中国学派，其前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讲社会主义立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应该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要以中国的立场和方法研究新闻学，解释我们的实践，推动我们的工作。

丁柏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教授）认为，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应该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既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也包含本国和国外新闻学界的理论贡献；既吸收西方新闻学值得借鉴的东西，也坚持中国新闻业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作为一门学科，新闻学具有一些各国普适的要素，包括：

新闻本体（新闻是什么）：陆定一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要据实报道，充分体现真实性，新闻又是按特定要求对事实所做的反映。

新闻特质：新闻区别于文学艺术，它的功能是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好的报道选取的事实应具有较高新闻价值，避免令人生厌的生硬说教，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是形成和引导公众舆论的过程。

媒体经营：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新闻管理：包括媒体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需要有新闻法治，也要有新闻伦理。

中国的新闻学和西方有许多不同。中国的新闻事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同时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要将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理论应包括以下内容：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确保舆论导向正确和舆论引导有效，把握好“时、度、效”；正确处理新闻和宣传的关系。既吸收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文化精华，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不断丰富发展的新鲜内容融合其中。

 

关于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源流

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从中国有新闻学的时候就开始的。中国历史文化有其特殊之处，中国特色新闻学从学理上和实践上都有其特殊方面。新闻传播事业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甚至在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历史时期，其核心价值也不完全一致。

中国新闻媒介的特殊性有其历史的条件。中国新闻学包含着古代新闻业传统理念的传承、近代引进的新闻事业的影响、本土新闻业诞生过程中的时代烙印、苏联党性新闻理念的植入，本土新闻业发展过程中对新闻学的实践和诠释。在中国的实践中，对从西方引进的“自由、真实、客观”等新闻学核心概念，对这些价值的判断和排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新闻业最核心的价值取向是沟通，议政是主流媒体的核心实践，商业报纸虽然兴起，但是政论报纸和政党报纸依然是报纸的主流。教化是媒介功能的核心。

张垒（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主任编辑、《中国记者》杂志值班主编）认为，当下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所以要把社会动员、凝心聚力放在第一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就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既不能让这种政治属性取代新闻的真实客观性，也不能以新闻的专业性为借口，脱离政治。

 

必须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划清界限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的设想，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末中宣部提出的，它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与传播学和西方的新闻观念之间的区别。这是对西方传播学（被称为“资产阶级新闻学”）对中国新闻学产生冲击的回应，带有很强的战斗性。

部分学者指出，中国特色新闻学目前最大的学术对手，就是甚嚣尘上的新闻专业主义。这种流行思维对新闻界影响很大，大多数青年记者与其说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新闻专业主义。

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指出：新闻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入的西方新闻理论已被确立为具有普遍性的范式，这成了不容否决的范式。他们排斥和打压关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讨论，声讨针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批判文章。尽管批评的语言看似温和客观，实际上很霸道、极端。

只从特殊性方面强调中国特色新闻学远远不够，必须反思整套西方建制下的学术思想。中国特色绝不是简单的强调特殊性，否则中国的特殊性就缺少正义、平等的价值关怀。西方的学术思想，包括政治模式、市民社会的法权关系，都是建立在文明等级基础之上的；西方的所谓普遍模式，其实存在极大的等级关系和歧视关系。不从正面和西方新闻理论交锋，不清算这种霸道的学风，中国特色新闻学就不可能确立。

 

中国新闻学的原则和实践不同于西方新闻学

赵月枝（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说：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有一个形象的说法：“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借用这个说法，我曾提出，如果原来从国际共运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新闻理论和实践是“看山是山”阶段，改革开放后通过理想化了的西方新闻理论来看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就是“看山不是山”的过程，那么，在新时代重建中国新闻学，是到了“看山还是山”的阶段了。

2016年特朗普成功竞选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意识形态的自我矛盾和自由主义精英的傲慢和脱离民众的情况已暴露无疑。从西方的批判传播学者（例如乔姆斯基和麦克切斯尼）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的局限已经被批判得很充分。

在新时代重构中国新闻学体系，一方面要重新梳理和认识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继承其优秀传统；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批判新闻学、尤其是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精华。这包括对媒体的垄断资本拥有和控制、媒体商业化的反民主倾向、以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精英倾向的批判。

但是，西方批判新闻学也有自己的盲点。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新闻学体系时，需要克服的。

第一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盲点。在西方自由主义框架内，国家和社会是对立的概念。媒体是“看门狗”，必须对政府进行监督；在批判学者那里，西方国家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随着福利社会的消解，西方国家政权服从于资本家阶级的性质更加明显，西方批判学者的分析更无法超越国家与社会对立的框架。中国国家的性质不同，党和政府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国家与社会对立的框架来构建中国新闻学。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前提下，重新确立新闻“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

第二是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的盲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很明显的城市中心主义偏颇。中国社会的根基是乡土性的，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的宪法把工农联盟当作国家权力的基础。今天，在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后，国家把振兴乡村提到了战略高度，探索中国道路意味需着重构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中国特色新闻学需要回到延安传统，与乡土中国紧密连接，这不是任何西方理论能解决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连接不仅体现在新闻内容上，还要体现在新闻形式和表达方式上。比如，中国传统的传播智慧讲究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就与西方新闻客观性和专业主义的许多教条不同，而穆青等人的新闻实践就充分体现了情理结合的中国传播观念。

张垒认为，中国的新闻业实践本来就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没有被纳入“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框架中。例如典型报道、主题报道，甚至记者和被报道对象之间建立的特殊关系。例如《齐鲁晚报》记者张刚在做社区新闻时，真正参与了整个社区的治理。他们和人民的联系，与那种号称独立自主的西方媒体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把这些特殊的新闻实践总结出来。构建新闻学的中国学派，要到实际中去，要深入具体的人群。构建中国学派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实事求是。我们要找到真实的逻辑和真实的本质。

胡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说，习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讲话，欢迎各国记者在中国多走多看，全面地了解和报道中国，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这反映了积极清朗的舆论态度，体现了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的一致性。和西方新闻学不同，我们是全面积极的真实观，不需要溢美之词，只要客观有益，就是好的。中国特色新闻学要基于中国的实践，构建中国的话语，既要能与世界沟通，又要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如何认识西方新闻传播学

吴玫（澳门大学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说：西方新闻绝不是所宣扬的那么客观、自由、公正。美国将自己包装成这样的形象，被很多中国学者接受并崇拜。　　

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可以总结为：第一，以信仰或信念挂帅，以改变人的思维为目标，这是来自基督教的核心概念，所有的传播都根据信仰来编排，例如他们认为中国是“专制体制”，新闻和故事就根据这样的思维框架来编写。第二，市场经济中，社会的运作基础是商品营销，营销广告控制了人的精神生活。第三，每年的政治选举通过大规模的新闻传播和基层运作，控制了人的政治生活。第四，社会科学的基本理念以心理学为基础，包容部分社会学内容。现在（网络）社交媒体不断发展，控制了人们的社交范畴，编制了一个非常大的符号网络，任何思维、解读都在这张网中，不管事实怎样，人们总是会受到其中一些信念和概念的影响。

要建立中国特色新闻学，就要跳出这张编织的符号大网。新闻学是一个意识形态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也是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学科，它由一个复杂的科学研究体系和协同运作规律支撑。如何进行意识改造、如何进行入脑入心的运作，美国是不会告诉我们的。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程，要以实践为基础，做更多探索。

徐长银（原新华社参编部副主任、《参考消息》原副总编）指出了西方新闻报道的虚伪一面。他说，新闻应该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要以事实为依据，这对记者来说是最基本的原则。但西方媒体也有假新闻，即利用新闻渠道传播谣言。

新闻报道要为政治服务，中国是这样，西方媒体同样如此。美国新闻报道的选择性非常强，或者说政治立场意识非常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意识形态偏见。

例如1993年江泽民访美，与克林顿会晤时很多媒体记者都来了，然而第二天美国各大主流媒体都刊登了美联社的同一张照片，其中克林顿的表情非常严肃。而国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刊登的照片中，两人的神情很融洽。这分明是美国新闻当局在操纵。又如国内经常看到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内听证会抨击中国产品大量进口损害了美国产业的利益，而实际上在听证会作证的，进口商和生产商各占一半，而进口商是不主张控制从中国进口的。可是美国媒体从来不提进口商的态度和意见，这就是美国媒体报道的选择性。

美国对新闻的封锁也有很多例子。1993年10月，美国在索马里的一次军事行动中18名士兵被打死，两架直升机被击落，美国电视台反复播放索马里首都民众拖着美国兵的尸体在街上游行的镜头，引起很大的轰动。但为什么当地民众那么恨美国兵？后来据一些小媒体透露，美军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打死300多名当地百姓，打伤700余人，其中多数是平民；一年后英国媒体报道，美军在当地又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行动，屠杀平民上千人。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后发表声明，抗议美国这次行动。然而美国媒体对此只字未提，西方媒体对这个消息封锁了一年之久。可见，美国对新闻的管理也很严格，美国媒体绝对不是国内某些人想象得那样客观、公正、自由。

 

中国新闻学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把新闻学列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十一个支撑性学科之一，这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它对我们的新闻舆论工作具有直接的教育指导作用。新闻舆论工作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专家们指出，目前的中国新闻学处于弱势的位置，还远未起到支撑性学科的作用。

一是新闻的发展落后于国家发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国家形象问题。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成长了，但是新闻的发展没有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我们国家的形象一直树立不起来。

二是新闻理论落后于新闻实践。必须承认，中国的新闻理论落后于西方理论，我们新闻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不完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教学总是停留在口号化、简单化、片断化状态。所以至今许多人仍死抱着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不放。当代新媒体兴起，新旧媒体融合出现许多新形式和新问题，但是理论没有跟上，甚至有的新闻理论课的教材始终都没有更新。

尽管多数高校设置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课程，但很多课程的设置更像是应付任务，有的就是基础理论教育，而且没有强调马克思主义立场。

 

信息时代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博弈

　　互联网时代对舆论引导的挑战

丁柏铨指出，当代互联网成为创新驱动的先导力量，国际社会中互相影响和渗透。新闻生产平台、生产者和受众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兴媒体加盟新闻传播，官媒、新闻媒体、社会团体、意见领袖和广大网民都加入新闻生产，使用自媒体的人可以随时披露信息、发表意见。网上情绪化意见盛行，可能形成舆情大潮，给舆论引导带来很大困难。新闻受众的眼界也比过去更开阔，要求更高。传统新闻工作者要善于发现和深度挖掘新闻。　

新媒体崛起和新旧媒体融合博弈的问题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必须面对中国实践，需要解决主流媒体的平台悖论、群众路线和舆情市场化之间的悖论等问题。

一是主流媒体的平台悖论。十八大以来的新闻改革，试图推动媒体融合，打通两个舆论场。而BAT的出现，使中国传统媒体陷入断崖式下跌状态。BAT是垄断性平台，通过资本运作推动新旧媒体的融合，为BAT进入传统媒体打开了方便之门。为不使主流话语权旁落，我们鼓励传统媒体投入更多资金打造自己的平台。然而这无异于“以己之短搏彼之长”。例如某主流报纸官网，上市5年来，不论硬件软件，和门户网站的技术差距依然明显，新闻生产的压力不减，经营情况也不乐观，三大主营业务中“广告宣传”和“移动增值”都在下降，只有信息（舆情）服务费上升，舆情分析的主要用户还是政府。由国家资本建立的网站，其生存靠政府买单，这样的市场化模式究竟带来何种经济政治效益？

二是群众路线和“舆情市场化”之间的悖论。

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3]

但是，各级领导干部身体力行、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和“舆情市场化”不是一回事。现在官方网站作为第三方，政府购买舆情分析、靠舆情修复解决问题，恰恰与群众路线背道而驰。“舆情产业”还催生了一大批市场化的“舆情分析师”（据统计，2013年全国大约有200余万），其资质认定和分析方式参差不齐，主要靠行业自律规范。他们的报告递交给政府，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政府的判断形成误导。

媒体所有权和市场化经营的广告权问题

刘仰（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认为，当前媒体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平台问题和激励问题。

媒体属于谁？西方媒体理论认为媒体必须是私有的，它们这个理论是早期资产阶级为反抗压迫教会压迫而产生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性。今天美国媒体虽然是私有的，但有很强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它沿用了当时教会的宣传方法，本质上是资本的公共媒体。

中国的媒体应该公有还是私有？习近平总书记说，党媒姓党，这是对媒体所有权属性的明确主张。应该明确，网络媒体也是媒体，也要接受党的领导。而我们网络平台的现实情况是，无论“中央厨房”还是网络媒体，使用的都是别人的资本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几次在乌镇互联网峰会上强调互联网主权。没有平台的所有权，如何实现互联网主权？

西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经地义，媒体私有也是天经地义。他们对所有国家是否“民主”的评判标准也是专断的——媒体是否开放、是否自由、是否准许西方资本进入。而我们要认真考虑中国媒体所有权的形态问题。要对媒体所有权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多出正能量作品。如何落实？如果拍一个正能量剧，谁出钱？目前媒体的生存主要依靠广告，传统媒体不如网络媒体的一个原因，就是网络媒体的广告额已经超过传统媒体的广告额。但中国如此大的广告市场，前四位广告代理商都是外国公司，总份额在70%以上。换句话说，媒体的指挥棒在外国资本手里。　　

目前网络媒体的价值已经超过传统媒体。要吸取传统媒体尤其是电视收视率被资本操控的教训，对于网络公司的数据、对于传播效果的评价，一定要由独立第三方操作。核心问题是要隔离或减弱资本对媒体的强大影响力。

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可能的融合方式

吕新雨提出，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互利共赢的融合可考虑以下可能的方式。

第一，参照欧洲收取部分票房收入扶植电影的方法，国家向新媒体社交平台统一核收新闻生产视听税，通过转移支付，支持主流媒体（内容生产商）。如果传统媒体跟平台逐一谈判，单个媒体很难具备同等的谈判能力，中小媒体不具备谈判资格，且会因为版权原因导致内容传播受限和独占，与新闻的公共性冲突。新闻生产的公共性和在地性，是媒体生态多元化的前提。要保证这两个性质不被扭曲，必须避免恶性竞争，这只能通过国家宏观政策调控。

第二，网络社交媒体向内容生产商开放广告经营权。现在广告经营权完全被社交媒体平台垄断，只有强制社交平台向内容生产商开放广告经营权，广告收入按比例回馈平台，才可以维护公平，克服平台对广告的绝对垄断。

中国的媒体融合改革之路正在进行。媒体的使用者不应该是旁观者或者被动的受众，更应该是互联网的主人。只有使用者和生产者能够决定改革方向的时候，才是改革体现公共性的时候，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既然是优势互补，两方面都不应该以己之短搏彼之长，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各自优势，才能构建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改革在不断的试错中前进，试错要为补偏救弊提供借鉴。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已定，路径需要调试，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要并驾而行，才不至于上下错位。如何体现为最广大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媒体公共性的最大体现，也是最大挑战。

 

关于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教学改进

关于新闻学的教学，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新闻学与传播学分开。传播学纳入社会学、心理学、商学等社会科学序列，成立服务于市场营销、经营管理、文化产业等需要的传播学院。新闻学独立出来成为学科门类，培养治国理政所需要的新闻舆论人才。传播学与新闻学可以有所交叉，但各自的学科地位必须清晰明确。

第二，新闻教育要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工作者。教育系统目前实行的是一套西化的评价体制，以能否在美国期刊发表英文论文为标准。而新闻学有很强的政治性，这样的体制怎么可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胡钰建议，在教学中要坚持全球视野、中国立场、科学方法，培育学生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走出中国，看看亚非拉国家，让他们看到中外发展程度的比较，看到全球化不等于欧美化。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核心是要解决学界自信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应该有充分信心。

叶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认为，要做好学科基础工作，在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三个方面，深入阐释学理，论证它对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作用。这一学科应该是统领新闻传播学的总体性理论框架，要将研究视角拓展到舆论学和宣传学领域。我党在宣传方面曾经很有研究，但宣传在西方是贬义的，西方传播学引进后，宣传学研究陷于停滞，目前国内研究宣传领域的人很少，亟待拓展。

李铁铮（北京林业大学绿色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大学负有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大学可以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如研讨会、培训、座谈会等，动员更多的新闻教育工作者投身学科建设。今年夏天，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会”，培训效果很好。要发挥好新闻学专家的作用，尊重他们的话语权、学术权和建议权。任何真理的传播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同观点的讨论不可避免。要旗帜鲜明，对模糊认识做好说服和阐释的工作，不断扩大影响和壮大队伍。　　

大学应该成为传播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前沿阵地。这一学科正处于创建阶段，传播是渐进的、动态式的，要加强与教育、宣传部门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让中国特色新闻学进讲座、进课堂、进教材。要用好期刊、书报、媒体等多种传播渠道。

（编辑  碣石）

 

   

2017年9月24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社会组织的地位与作用”研讨会。来自各有关单位的代表，围绕如何发挥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的积极作用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形成了若干对策建议。    

 

社会组织服务“一带一路”意义重大

习总书记指出，民间社会组织是各国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使民间组织参与国际活动成为树立我国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平台。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聚焦重点方向、重点领域、重点国别、重大项目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但这还不够。需要发挥好国内社会公益组织的作用，与政府和企业形成合力，弥补政府力量难以触及的领域，综合体现国家力量。应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和企业合作，助力企业海外投资，实现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最大化。

参会专家认为，民心相通是建设项目实施的前提，意义重大，而社会组织在促进民心相通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社会组织一方面可以发挥政府与民间社会的桥梁纽带作用，是沿线国家政府间合作的重要补充；同时社会组织也可以和企业形成合力，协助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国际上和沿线国家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多争议，有各种解读。“一带一路”建设要践行普惠发展的价值观，需要促进各国社会之间的真情交流，增信释疑，促进构建沿线国家间共同的普惠价值观，增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认可和认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舆论引导工作，社会公益组织可以降低舆论宣传的敏感性，增加亲和力和可信度，可能起的作用、发挥的效力会更好。

 

企业和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的积极作用

目前，中资企业海外投资面临文化差异、政治体制差异、社会舆情差异、对中国国际化期盼的差异等方面的挑战。海外项目建设，除了要拿出有竞争力的方案投标，必须兼顾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让东道国的当地人民了解项目开发对当地发展的好处，赢得项目首先是赢得民心。中信建设在缅甸投资中设立“乡村公益基金”，帮助当地村民致富，取得了村民对项目的理解和支持。中电建在老挝的水电开发项目，通过与当地各层人士协商，调整规划之后，消除了社会的反对声音。在项目开发中要培养当地人才，借助当地雇员，了解民情，获得当地社会理解，并且培训当地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同时积极参与东道国在扶贫、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社会事业。海外公益事业既要做实事，也要重视宣传，要和当地媒体及国外NGO打交道，消除他们的偏见和恶意宣传，要主动与当地社会各界广泛协商。

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实践看，民心相通是短板，也是制约。该区域存在复杂的历史问题，政府治理能力较弱，社会组织的影响力比较大，已经成为其他势力实施干预的主要方式，比如中国在缅投资的密松、皎漂等项目遭遇的问题，都反映出发挥社会组织推动民心相通作用的重要性。“孟、印、缅”对医疗卫生、教育培训、扶贫等领域的合作有很高的呼声。社会组织如何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等相互衔接和呼应，是走廊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组织要能走出去、扎下根、待得住，需要建立能够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各方力量的长效机制。

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主任伍鹏介绍，该基金会与中石油、徐工集团、苏宁、阿里巴巴等企业合作，开展海外公益项目，对塑造中资企业乃至中国正面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民间组织“走出去”可以跟着企业走，跟着项目走，成为宣传队、播种机。“一带一路”建设要走国际性的群众路线。政府和企业也可以将一些专业事务委托给社会组织实施。

人道主义援助是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当前国际上人道主义灾难频发，需要各国政府间通力合作，也需要各国的社会组织发挥更大作用。如我国参加尼泊尔地震救援中，我方从信息共享、后勤保障、资金支持各方面进行支援，有关社会组织与企业、当地社会、政府之间进行了全面互动。灾后青基会在当地建设了中尼希望小学，扶贫基金会在尼建立海外分支机构，及壹基金不定向资助救助儿童会，爱德基金会借助网络ACT深入开展行动。

 

亟需应对的挑战

中联部已设立中国社会组织国际交流协调管理办公室，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强民间外交工作的机制建设。商务部设立了南南合作基金。专家建议，可参照美国国际开发署经验，加强对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支持，服务于海外合作项目的开发，将社会组织纳入支持范围。

到会专家认为，要发挥好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的作用，需要面对如下挑战：

一是缺乏明确的实施目标。就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目标而言，构建命运共同体是民心相通的长期和根本目标；从短期看，营造良好的民意氛围，改善投资环境，是民心相通的当务之急。目前人文交流还未进入塑造共同价值观的层面，在短期目标方面，相关活动还缺乏针对性。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走出去”也缺乏明确目标。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的海外活动主要集中在扶贫、公益慈善等少数领域，较为零散、随机、偶发，缺乏整体和长远布局，未能积极服务于我国在东道国的整体和长期利益。

二是缺乏统筹规划。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巡视员欧晓理指出，目前对于社会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尚缺少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总体考虑和设计。“一带一路”规划中确定人文交流的八大领域，基本是按部门领域各自独立推进，难以形成合力，影响整体收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对于如何推动社会组织“走出去”，仍然缺乏总体规划。社会组织自身能力不足，企业在开展民心相通项目时难以得到有力支援。一些代表反映，“一带一路”建设的行为主体（如政府、企业）缺乏与专业化社会组织合作的经验和战略，缺乏资源的整合协同。大部分企业履行海外社会责任得不到社会公益组织的支持，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和制度也未将社会组织纳入其中，社会组织基本处于单打独斗的局面。

三是缺乏实施主体。目前，在境外实际实施公益民生项目的主体主要是企业，但由于企业的激励机制不同于社会公益组织，专业化程度也远不如后者，影响了项目的实施效果和可持续性。国内的社会公益组织虽然已运行多年，涌现了一些具备群众基础和专业背景的实体，但“走出去”的能力与经验仍然整体落后于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中联部中国社会组织国际交流协调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俞小萱指出，当前有能力走出国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社会组织多为体制内组织，普遍存在着“官味”比较浓、缺指导、能力弱、规模小等问题。目前，全国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约67万家，但只有300多家有能力参与国际活动，而其中只有100多家算是活跃的。全球取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社会组织有4500多家，但中国大陆只有36家。中国的社会组织涉外交往起步比较晚，绝大多数在海外处于“四无”状态（无常设机构、无常驻人员、无稳定经费、无稳定项目），相较于发达国家的NGO有很大差距。

制约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原因主要是：（1）资金短缺。相比国内项目，社会组织海外项目的捐赠来源比较单一，目前主要依靠少数海外中资企业。从国际实践来看，政府海外援助资金（ODA）是NGO海外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2）人才短缺。在海外开展项目，需要社会组织的海外工作人员外语好，熟悉受援国的法律法规，了解受援国的文化风俗，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海外项目管理能力。但由于起步晚，加上政策法规限制，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的人才匮乏，在海外运作的经验不足。

四是缺乏制度保障。当前，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存在很多制度障碍。例如，社会组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缺乏法律依据；海外运作项目的实际行政成本较高，往往超过《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比例限制；社会组织向境外捐赠或到海外开展活动时，面临通关、税收、外汇、法律等一系列困难；缺乏相关主管部门与社会组织的沟通协调机制。

    

对社会组织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相通是一个综合的体系，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都要弘扬丝路精神，从价值观的角度来构建我们的话语体系；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布局，完善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整合各方资源，用价值观、用中国的理念去推动民心相通。

一是明确目标设定。国家发改委国际司前副巡视员林大建指出，我们讨论或推动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不是单纯着眼于社会组织自身的国际化，而是要发挥它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中的积极作用。当前，政治风险是“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最大风险，一些合作项目搁浅或出现波折的背后是各方力量的复杂博弈。单靠政府外交或企业自身，都不足以保护我国企业海外利益和项目安全，这就需要推动和培育社会组织有所作为。应以服从于我国在东道国的战略利益、总体利益、长期利益为根本目标，推动社会组织“走出去”开展相关海外公益项目。

二是完善顶层设计。孔丹认为，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从整体上对推动社会组织助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力企业“走出去”进行部署安排。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建议，成立类似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机构，在海外积极布点，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的当地环境。中电建集团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陈观福建议，要制定一个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立体式的布局。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建议，成立中国的“国际开发署”专门负责社会组织“走出去”，将商务部对外援助的职能纳入其中，确定优先援助领域、重点援助地区、项目类型和资助比例、资助方法等具体规则。这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政府与NGO合作的管理成本，还可以集中信息和资源、统一规划对NGO的资助方案，避免多部门管理下的重复资助和资源浪费。

三是搭建合作平台。孔丹认为，搭建社会组织与企业互相配合的机制和桥梁，可以把已经开展的工作再推进一步。林大建也指出，要建立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沟通平台，形成顺畅的磋商协调机制。具体而言，涉及三类合作平台：（1）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沟通合作平台，成立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协调机构，专门负责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的资助和管理工作，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沟通与合作。（2）海外中资企业与中国社会组织沟通交流的平台，进一步促进海外中资企业与中国社会组织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3）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既包括中国社会组织与受援国社会组织沟通交流的平台，也包括在海外开展慈善事业的中国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促进社会组织相互学习和协作。

四是破解政策瓶颈。建议从立法上解决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合法性问题，明确我国社会组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建议出台鼓励社会组织“走出去”的相关政策措施，包括物资出关、外汇管制、税收减免等相关规定，保障社会组织在海外顺利开展项目。

五是加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具体包括：（1）资金支持。许多代表提出，民间组织“走出去”要积极对接企业需求。孔丹建议，借鉴“走出去”项目将安保费用纳入预算的模式，推动企业将促进民心相通工作的费用纳入项目预算中。邓国胜建议，政府对NGO的资助可以从单一、小型项目入手，如选择小规模、服务类或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类的项目，以补助金的方式重点资助，在积累项目管理和运营经验之后，再逐步扩大资助规模。（2）人才培养。推动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大力培养一批懂得国际非政府间组织运作与管理的国际化人才，培训志愿者。（3）组织建设。潘维建议，建立一批从事海外工作的协会组织，如扶贫协会、国际援助医生协会、国际教育协会等，有效对接海外需求。（4）经验总结与推广。挖掘一批率先“走出去”的社会组织在扶贫、救灾、教育、医疗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典型组织和品牌项目，形成榜样和经验参照，向其他社会组织开展相关培训和经验交流。张强建议，建立社会组织“走出去”所需的有关国情、组织、工具、案例等方面知识的数据库和学习社区。

六是建立监督评估机制。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评估体系是建立在国内的运作体制当中，应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建立和完善对社会组织海外公益项目的监督评估机制。可以根据具体的项目需要，确立评估框架和评估指标。如果项目以提供具体服务为主，确立以量化评估为主、结果导向的评估监督机制十分必要；面对复杂的情境，在合作协议的资助模式下，则需要设计包括定性指标在内的更复杂的合作框架和评估机制。在评估主体方面，除了政府组织的评估以及获得资助的NGO的内部评估以外，还应注重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和同行评议机制。

七是开展若干试点项目。孔丹建议，可以考虑开展若干试点，以缅甸等国家为重点，由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既有工作基础上协同推动若干项目。林大建认为，现阶段要形成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存在较大难度，可先从若干重点国家、重大项目开展试点。在此过程中，重点解决的问题包括：（1）明确社会组织海外公益活动的目标设定；（2）借助企业力量化解社会组织海外活动的资金困难；（3）建立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沟通平台；（4）建立社会组织海外公益项目的评估体系。（编辑  苏歌）

 

 

 

一位出生在南疆贫穷农村的维族青年吐尔孙·艾拜的文章《从中专到清华园，一个维吾尔博士的成长和心语》，还有他的一些事迹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

吐尔孙·艾拜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现为新疆和田村驻村干部。他在读博之后又返回农村最基层与农民共同生活，共同下地劳动。作为少数民族年轻同志的优秀代表，在与新疆“三股势力”①斗争中勇敢地站在第一线。

为了树立榜样，弘扬正能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中信基金会”）近期在京召开了“一个维吾尔族博士的成长和心语”座谈会。会上，吐尔孙以朴实的语言将他的基层工作实践以及真实感受与大家分享，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博士生导师、在读博士生以及青年学者共同分享吐尔孙的成长经历和对青年学子们带来的启示。

 

“顶理论之天，立实践之地”

 

吐尔孙出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南疆农村，家境艰难，但他勤奋好学，从本科读到博士。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他在思想上、学术上、政治上更上一层楼，愈发显出难能可贵的潜质。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吐尔孙在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李彬这样评价他：“吐尔孙无愧我们对博士的要求，顶天立地——顶理论之天，立实践之地。”

在李彬的印象中，吐尔孙表现出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学术潜力，对人、对事往往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他总是不急不躁，沉稳、豁达，对基层的问题很关心，对百姓的事情很上心，对国家发展和新疆未来总是充满信心，让我也颇受鼓舞。从他这里我更真切地体悟了范敬宜②的名言，‘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李彬说。

有感于吐尔孙的求学历程，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李铁铮说，博士生是一支特殊的力量，我们要更加重视对博士生的培养方式，博士生的思想上更为成熟，专业的造诣也比较深，因此他们可能更接近于迅速地成长为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或者理论家。我们对博士生的培养，原来可能更加注重导师的培养，或者学校的培养，而忽视了社会的培养。”李铁铮指出，实际上，导师的培养固然重要，但在吐尔孙的成长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尤其是以中信基金会为代表的力量，在搭建平台，提供学习和社会实践机会和经费，创造提供信息的渠道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全社会都能够像中信基金会这样重视和指导博士生的成长，我们的博士生一定会成长得更快、更好、更能够适合中国发展的需要。李铁铮呼吁，我们的优秀博士生的事迹，应该更加有效地传播，让更多像吐尔孙这样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博士生来讲讲他们的故事。

中信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坦言，作为一个“偏师”，中信基金会非常注重培养年轻人、集聚年轻人，助推国家培养年轻人的事业；今后还将更好地发挥平台、窗口、渠道的作用，支持他们的研究。孔丹说：“年轻人有家国情怀，报国要有门，我们要为他们创造条件。”

 

“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

 

临近毕业的时候，吐尔孙的老师史宗恺曾对他说，“你是新疆培养出来的孩子，新疆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少数民族高材生，应该回去报答故乡的养育之恩。”老师的真诚嘱托，让吐尔孙更加坚定了回疆工作的信念。

从2014年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在全疆各级机关抽调干部开展“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的“访惠聚”①活动。吐尔孙回新疆后立即投入“访惠聚”活动。他说：“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在家乡工作的每一天，我都感觉到很充实，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锻炼成长、体现价值。”

2017年，吐尔孙来到新疆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巴克墩村参加“访惠聚”工作。回忆起在巴克墩村驻村的情况，吐尔孙讲述了两个老农民的真实故事。

当地有一个70岁的农民说，当年的巴克墩村，村里都是土路，没有通电，用水非常困难。20年过去后，如今全村已经通电，全都是柏油路。他自己种了30亩地，生活过得很舒服。这位老者说，他出生在解放前，一路走到现在，经历过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最直接的感受便是他对现状非常满意。还有一个农民先后盖过三次房子。第一次是10年前盖的土坯房，第二次是2010年政府给他盖的抗震安居房，去年他又盖了富民安居房，政府给他补贴了28000元。这三次盖房恰好体现了我国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见证了10年间新疆的农村生活从贫困走向富裕的显著变化。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发展，我们的老百姓对党是充满感恩的。但如果我没有到基层去，就没有这么深刻的体会和体验。”吐尔孙感慨：“我亲眼目睹了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族群众在党的关怀下安居乐业，融洽相处，幸福生活，我的成长也离不开党的培养和关心，我希望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承担更多的责任，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回到家乡工作和驻村期间，吐尔孙愈加坚定了这个信念，也更真切地体会到那句话的涵义——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2017年5月底，吐尔孙在网络上发表了文章《从中专到清华园，一个维吾尔族博士的成长和心语》。他在文章中写道：“在我的老家莎车县，小时候我走过的土路、逛过的巴扎、住过的土坯房、喝的涝坝水、点过的煤油灯，现在都变了样子。我工作的巴克墩村，笔直的柏油路、漂亮的抗震安居房、甘甜的自来水、水泥防渗渠、整齐的农田，还有幼儿园小朋友最喜欢的羊肉抓饭，看到这些，想起我小时候陪母亲买菜的场景，他们是幸福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群众做这些，是光荣和自豪的。”在吐尔孙看来，一个稳定的社会局面，一份可观的收入，一个温馨的家，以及孩子们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所有老百姓的心声。这篇文章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在新疆各地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感动了很多人。

吐尔孙的文章写得非常生动、朴实。他从实际出发，贴近老百姓，并从与老百姓的实际接触中看到问题，发现问题，进而发出自己的声音。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韩毓海认为，吐尔孙的驻村工作经历很好地诠释了实践的含义。“实践什么？实践别人没有经历过的，这个时候不但考验你的知识，也考验你的意志。”他说，实践是出现在“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形成了路”的时候，在基层面对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实践。

座谈会上，几位高校的教授还批评对比了当下学术圈远离基层、脱离实际的不良风气。学术界一些领域的学者基本上不关心基层，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研究范围就在微信圈里，每天互相聊那点儿东西；或者只关心在一些核心刊物上发几篇文章就行了。这样的不良风气应当尽快扭转。尤其是新闻学者更应该关心社会，关心基层。

 

揭开“三股势力”的真面目

 

参加“访惠聚”驻村工作期间，吐尔孙也切身感到，在群众生活不断改善的同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部分维吾尔族青年同胞被“三股势力”蛊惑、欺骗，甚至走上歧途。毫无疑问，青年是社会中最为活跃的群体，他们正处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新鲜事物的好奇心，涉世未深但又热情高涨，所以更容易成为“三股势力”蛊惑蒙骗的对象。吐尔孙亲眼见到，一些父母、妻儿为家属的罪行撕心裂肺、痛哭流泪，他们后悔为什么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亲人……

“我感到很震惊，可以说宗教极端思想对我们的青少年，对我们农村的影响很深。而我们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对社会的现实情况不理解、不了解。”吐尔孙说，我们要认清“三股势力”的罪恶本质和险恶用心，遏制宗教极端思想和分裂思想的蔓延，否则我们的家乡乃至整个社会的未来是不敢想象的。吐尔孙表示，只要我们擦亮眼睛，配合党和政府铲除“三股势力”的生存土壤和空间，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些美好记忆中的场景就能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到基层去，了解老百姓的情况，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引导社会正确认识党和政府的政策，形成共识，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当下，全国各族人民正走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新疆的各族群众也不能落后。

韩毓海说，吐尔孙·艾拜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不忘初心，勇于担当”。什么叫初心？我们看早期的共产党人，他们都是有灵魂的人、有情怀的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基层唤起那么大的力量，不仅因为我们改善了基层人民的生活，更是因为我们认真倾听他们的苦难，能够触及灵魂。吐尔孙到基层工作，认真倾听村民的心声，所以才能写出朴实又实际的文字。”韩毓海表示，对待新疆和边疆问题，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宗教问题，从边疆的问题可以看到全国的问题，这涉及整个政治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宗旨和立场，也关系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能够感染人、触动人。

孔丹指出：“在‘三股势力’和恐怖主义面前，吐尔孙不但没有退让，而是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线，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所有同志学习。从吐尔孙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植根于实践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英雄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实践的成长过程。”

 

讲好新疆故事

 

在吐尔孙的成长过程中，中信基金会也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为了资助家境贫困的优秀博士研究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2015年开始为一些博士生颁发奖学金。吐尔孙就是基金会博士生学术促进会会员。2015年，吐尔孙获得了中信基金会颁发的奖学金，并承担了重要的课题研究。

目前我们国家正在朝着“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砥砺前进。新疆的治理是国家统一最重要的方面之一，需要很多同志做实实在在的工作。治理新疆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还要有实际的行动，吐尔孙同志就直接工作在第一线，用驻村干部这种方式体现中央的要求。

“虽然吐尔孙是从国家一流的学府出来的，但是始终脚踏新疆这片土地，能够真正地、近距离地了解新疆人民的所思、所想。希望你永远不要放弃。”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党委书记王健华表示，我们需要一批能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回到新疆的人才，这些人还要能够成为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新疆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国际背景，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新疆的问题，还要深刻了解国际的形势。同时，新疆的很多事情都受到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我们不仅要把新疆建设好，还要正确地对外发声。我们国家非常需要这样的精英人才，既是专家、学者，又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宏大的眼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光希望，吐尔孙能够成为新疆地区中央民族政策的代言人，能够把他的一些思想和对基层的认识反馈到决策部门，中国需要更多的像吐尔孙这样的人才，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新疆的故事。

 

 

链接：

在基层实践中体悟生命的绚烂

文_吐尔孙·艾拜*

 

和田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地方。从古至今，无数诗人用自己炽热的语言表达过对这片土地的向往，对她给予崇高的礼赞。

我出生在边陲小镇莎车县，距离和田不到500公里。但是，我对和田的认识主要来源于文学作品和周边的朋友，我从未到过这块热土。今年，我参加了新疆自治区团委组织的“访惠聚”工作，实现了多年以来的夙愿，来到了这片令我心驰神往的土地。出发时，乌鲁木齐的天空仍带着一丝寒意，飞机抵达和田上空时，映入眼帘的是黄色外壳紧裹的一片绿洲。

从机场前往驻村点已是晚上8点。汽车驰骋在广袤的大地上，穿越一座座村庄，无尽的路就像一条蟒蛇蜷缩在沙漠中间，把我们引向远方。我坐在窗边，望着一闪而过的灯光，思绪轻轻地展开翅膀，翱翔在想象的天空。

以前，驼队和马帮是和田与外界进行贸易来往，满足人民日常物质需求的主要渠道。商人们依靠骆驼和马匹穿梭在茫茫大漠戈壁，在东西方之间奔波，经历着难以想象的酸甜苦辣。2000多年来，他们的驼铃声始终流淌在丝绸之路上，合奏着一支雄壮又略带苍凉的交响曲，谱写着二十多个世纪的文明。

直到解放初期，驼队和马帮始终是南疆尤其是和田人外出的主要交通方式，而现代交通基本是空白。解放初期，新疆只有几条总长度不超过3000公里的简易公路，如今全疆的公路总里程已达14.7万公里，和田的公路总里程已达到18739.5公里，2014年喀什至和田的铁路全线通车。短短60多年间，新疆尤其是和田的交通运输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田与外界的距离不再那么遥远了。

在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巴克墩村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开始了一年的驻村工作。

时光如梭，我来到巴克墩村已有9个多月，期间有无数次令人感动和感慨的时刻。这里的农民是可敬可亲的，这里的发展变化是让人欣慰的。巴克墩村是地处沙漠深处的一片小绿洲，四面环沙，条件艰苦。但是，这里的人民始终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大漠腹地开辟出一片片绿地，细心耕耘，顽强生活。作为一个长期在内地和都市生活的人，我无法完全体会时刻面临着大漠的吞噬，与大自然争水争寸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体验，究竟是何种力量和信念使得他们如此坚强。

驻村是一种政治责任，也是一种生命体验和相互学习的过程。我们向农民学习如何与大自然相处，从自然获取生命的需要，并在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过程中体察群众的急忧难盼，寻找人生的快乐。通过我们的宣讲，农民们懂得了感党恩，了解了国家法律法规和现代生活方式。

记得有一个村民想到乌鲁木齐看病，但是之前从来没有去过乌鲁木齐，人生地不熟。工作队得知后，帮他联系了乌鲁木齐的医院并安排床位，工作队成员的家属全程陪同，给他送饭、挂号。回来后，他对村民说，工作队真是自己的贴心人，帮了他的大忙。因为孩子治病，村民外力·斯迪库拉的家庭陷入了经济困难。我们联系村里的工程队，把他安排到幼儿园建筑工地打工。两个月的打工领到了4000元的工资，这是他人生中第一笔工钱，减轻了他的经济压力。工作队成员还自掏腰包从乌鲁木齐购买营养品，为他的孩子补充营养。

农村是反恐维稳的最前线。在这里，一个个驻村干部的力量汇聚起来，传递着超越时间、地域和民族的温暖，为这片土地的发展聚集着正能量，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让群众感到党和国家的恩情。驻村干部的价值在于干实事，我们做的怎么样，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干出实绩便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切实为党做好基层的群众工作。

还记得8月初的一天中午，我们的民兵和一个村民围着一台冰柜在欢呼，我们赶紧过去问他们在干什么？村民伊敏托合提·热杰普说，工作队工作很辛苦，他们看到村委会没有冰柜，喝不了凉水，就买了一个冰柜送过来。听了他的话，我们的心情久久未能平静下来，这是老百姓对工作队发自内心的认可。

每次入户走访，我们必带三样物品：一个本子、一支笔、一张工作卡。工作卡用来表明身份，笔和本是用来记录百姓故事和诉求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驻村干部代表着党和政府在群众心里的形象。有时候，他们希望我们帮他们解决生活生产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但有时候，他们未必有什么实际诉求。只要陪着他们拉家常，谈谈农务和家里琐事，扑下身子交心交朋友，他们都觉得很开心，很满足。

在农村，很多事情需要我们用心去领会，很多问题需要用耐心去化解。一支笔、一个本、一个微笑，拉近的是距离，产生的是真情，聚拢的是民心。每次入户走访和村民聊天，我们都能清晰地感觉到，这里的农民对党都心存感恩，渴望着稳定的社会环境，渴望着提高生活水平，渴望着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期待，就是我们的期待。

驻村是辛苦的，也是幸福的。对每一个驻村干部来说，离开家人、离开父母、在基层一线全身心地投入农村工作，尽自己最大的心力，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实属不易。

在热火朝天的基层实践中，我们是幸福的。在挥汗如雨的劳动过程中，我们享受着成长的快乐，体悟着生命的绚烂，点缀着亮丽的人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全面理解这个重大历史性判断，至少需要知道中国身在何处，从何处而来，才能在复杂局面之中寻找向何处去。

 

从近代世界的三分天下看中国的特殊国情

 

首先，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国家，也可以叫做“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家”。

我们这几年做了新兴七国比较研究，在和巴西比较的时候认识到，巴西是一个“殖民化的大陆国家”。巴西和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但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原住民占比的不同。中国几乎百分之百是原住民，巴西原住民人口只占大约5%，其他约30%是混血人口，超过60%的人口是外来的殖民者和他们的后裔。

同理，很多人今天研究美国，常问中国为什么不能像美国那样？对不起，美国的原住民人口只剩不到2%。要谈这件事情的时候，请先把自己作为原住民减少到剩下2%，再说中国能不能照搬美国。原住民人口占比多少的差异，应该是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主流精英百年来强调“师从西方”、但却欠考量的前提条件。

如果接受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大国的观点，那接着就要问：亚洲是什么？很明显，西方人早年推行殖民化时期，由于亚洲人口众多、文化成熟，加之被高山大海荒漠等地理条件阻隔，所以是没有被完全殖民化过的原住民大陆。

如果这么看世界，人们就会发现，北美、南美、澳洲都是被西方完成了殖民化的大陆。其共同特点都是原住民占比很低。

于是，这个世界由此至少可以有一个三分天下的基本框架。

——殖民地宗主国：欧洲；

——殖民化大陆：美洲、澳洲、以及大半个非洲；

——原住民大陆：亚洲。

三者的经验、以及立足于经验积累形成的制度和法律体系，是否可以相互照搬呢？

回眸20世纪，中国人有三次本质上大同小异的照搬：一是1919年新文化运动主流文人主张的全盘西化；二是20世纪50年代的学苏联；三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唯“美”是尊。

现在不同了，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坚持西方模式可以照搬。要我看，前提是先把原住民人口大规模减少（美洲）或者外移（欧洲），这才有照搬西方的可能。

照搬不成的主要障碍是中国人的大多数生活在传统农村。一般来讲，私人大农场是外来殖民者的产物。当我们讨论农业问题的时候，有些坚持西方教科书理论的人说，只要我们推进农地私有化，就会通过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市场交易，形成规模化农场经营，就可以参与国际竞争。

但有谁注意过，世界上大规模农业没有一个是通过市场形成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大农场，巴西、阿根廷也是。在这些殖民地大陆上的大农场为主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原住民当农场主的，这些大农场都被外来殖民者占有。实际上，大农场是殖民化的派生物。只不过那些主流教科书没写这历史过程。

在亚洲找得到大农场吗？也能找得到，在菲律宾就有。为什么在那有？因为该国已经被殖民化了400年。菲律宾原住民在农场当“契约劳动者（bondary  laborer）”，相当于包身工，而农场主是外来殖民者。

中国不仅是一个原住民大国，而且是一个数千年文明国家历史没有中断的国家。其不中断的内容，主要是以小农村社制为载体才能维持下来的农业文明。只要把这些道理搞清楚了，就不至于文化虚无、历史虚无了。在这里，我们进一步提出“三分天下”，用三维空间看历史。

 

民国黄金增长遭遇全球危机而败亡

 

自清末以来，中国人耗费了一百多年追求产业资本的积累和发展现代工业，可谓一波四折。第一折是洋务运动，败在甲午战争。那么，第二折败于何处？19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增长时期，民国经济史上称之为“黄金十年”。这个黄金十年被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中断，就是早期加入全球化经济造成的输入型危机。民国的黄金增长体现的也是中国人百年现代化大目标，也要面对内外两大矛盾。对内是地主从原来的村内地主变成在外地主，也就是变成在城镇兼营工商业的地主，从而加重了对小农的剥夺。由于工商业地主的收益主要来源于非农业，于是就把原来的秋后算账（也叫“下打租”）改成“上打租”，就是租入土地者必须春前交租；而且由于工商业地主在城镇的经营几乎每天都需要现金，地主就得把实物租改成现金租。这样，工商业地主经营行为的改变，立刻带动金融资本进入农业。过去非货币化、非资本化的小农开始求助于高利贷，于是很多小农户被现代化经济击垮。于是社会上先出现了小农破产、乡村衰败，然后是痞子横行、土匪蠭起。这是民国黄金增长对内造成的代价。

对外经济方面，1929-1933年西方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遭遇生产过剩危机。这个大危机一爆发，重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当时还是白银币制，危机影响下海外白银价格抬升，于是国内白银外流，导致通货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造成经济衰退。

政府面对危机，被迫推行币制改革。当时政府请了一帮“海归”设计现代货币体制，放弃银本位制、改为纸币，意味着构建主权货币体系。这本身要求国家主权必须独立且足够强大，因此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紧接着1935年中国改行纸币的时候，日本加紧侵略华北，中国在改用纸币的第一年（1936年）尚且没有改变通货紧缩局面，但到第二年日军即全面进犯中国。此时的政府，必须把有限的贵金属和稀缺战略物资拿去给美国换来军火，而这时候美国人也在向日本供应军火（美国的供应占日本侵华军火用量的48%）。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通货紧缩迅速转化成通货膨胀。随之是国土沦丧、国家危亡，使民国主权货币成为弱势货币，从1937年起遭遇通胀，一路通胀到1948年。

1948年，被西方批评的国民党政府，再次请海归们搞“顶层设计”，改革货币。其要点是，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承诺以固定汇率兑换黄金的条件，主动放弃国内难以支撑的主权货币，主要靠借来的美元作为货币的信用基础，追求进一步联系美元汇率的现代币制——金圆券制度。

早年的改革，1935年实行的法币制，初期通货紧缩时，货币票面值只有几十元；后来通货膨胀时期票面值变成几百万，再到改成金圆券时开始恶性贬值，其中的新疆票，票面值60亿元才折合金圆券1万元！可见民国晚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到了怎样一个极端的程度。

国民党在大陆的垮台，垮于什么？政治腐败、军事失败、民不聊生……可以列举很多原因。但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往往被忽视：工业化城市化形成的巨大成本无处转嫁。于是民国先自毁货币主权而亡于现代金融，接着恶化了现代财政。1948年之后，既没有现代金融，也没有现代财政，而国民党的士兵可是要拿到钱才去打仗的。当士兵拿到手里的军饷只是一捆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就助推了国民党军队的崩溃。

 

危机软着陆：土地改革与“去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取胜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什么？众所周知是靠农民为主力的革命。中国农民几千年都要求“耕者有其田”，而历朝历代哪一位开国之君，都实行均田免赋。均田之后，慢慢出现土地集中——豪强大户占田。于是中兴重臣就要搞改革，抑制豪强。如果中兴重臣被“清君侧”，豪强占田没有被抑制住，这个朝代必然败亡。反之如果改革得以推行，王朝中兴，则可再延续百八十年。一般情况下，搞一次均田免赋就大致构成200年朝代周期的制度基础。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实现了农民的制度要求——耕者有其田。但是要看到，人均分地也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去现代化”的含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均分地，在客观上使占比高达88%的农民人口，跟城市现代化体系的关系大大地弱化了！于是，共产党新政权在接手大城市的管理体系的时候，先要解决不到总人口12%的城里人的吃饭问题。不过，这么小比重的城市人口代表着现代化发展方向，新政府也需要构建现代财政，这仍然是很大的负担！

同时，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平均分地，被土地改革激发起热情的广大农民，不仅推着小车支援解放军打仗，而且还要向国家缴纳折实征收的农产品实物税，这恰好就是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建立财政金融的物资基础。因此，我们在1950年遭遇延续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难以遏制的高通胀危机时，主要靠农村土改和传统的农业经济，缓解了城市经济危机。

当时国家金融和财政体系的重建非常困难。以重建主权货币体系为例。当时新中国的银行存什么？老百姓叫做“存三白”，白米、白面、白布。但并不是老百姓抱着“三白”去银行，而是银行给出一个价值指数，老百姓去存的时候能计算出买多少白米、白面、白布，到取的时候还能买等值的这些东西。当年，货币、公债和军公教人员的工资都以小米计算，官方文件叫“三折实”。这套折实体系依托于什么呢？主要是广大农民增加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的积极性。

当时西方国家舆论都不认为中国共产党能解决通胀危机。土地改革不但解决了这个危机，农村还长期支持了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接着，1980年邓小平搞大包干，又一次按人平均分地到户，称作家庭联产承包。1949年是占总人口88%的农民分地到户，而1980年是85%的农民人口分田种地。只要实现了分田到户，农民就说“有吃有喝不找你”。1980年大包干使得政府只需集中解决15%的城市人口的矛盾。至于大包干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那是后话。

 

输入型危机、高失业率及其在乡土中国的软着陆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后，导致中国遭遇外需大幅度下降、外向型企业大量倒闭、以出口产品为主的民营企业工人大规模失业的危机局面。我曾在很多国际交流场合问西方人：如果你们有上千万人失业会怎么样？西方人往往很直接地说，那我们这个国家就没了。

西方都说“China collapse”，即中国崩溃，说了无数次。诚然，遭遇输入型危机的这个阶段就应该崩溃。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中也曾有大量工人待岗或下岗，包括文革时期上山下乡未消化的大量回城待业知识青年。改革和历史遗留问题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巨大，是西方“中国崩溃论”的又一大说法，实属于典型的危机硬着陆。中国的很多事情，被学者们解释得相对复杂了些。如果简单归结，就是农村长期承载了城市资本危机的代价。如果政策得当，则农村是危机软着陆的重要载体。

中国本来是原住民人口密集的国家。西方人曾经来想搞殖民化，但没有可能把散居在乡土社会的原住民大规模消灭。近年来，中国近3亿打工者这种人口大规模流动情况，在世界上任何殖民化大陆都不可能发生。问问美国多少人失业?如果超过百万级规模，社会就受不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沿海大批企业倒闭，政府主要是靠国债投资于新农村建设缓解了这个问题。尽管推高了政府负债，但    这不失为中国应对输入型危机的宝贵经验。但是，几乎没有西方媒体认真地把中国应对大危机并且成功化解危机的经验告知给世界。

从现象上看中国的应对政策：以前出口退税13%，意味着中国政府拿财政补贴给海外消费者1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外贸订单大幅减少。彩电、冰箱、洗衣机、汽车全积压在库里。此刻，中央政府把13%的出口退税转化，改为鼓励农民买这些商品，提升内需，凡是农村户口，立刻享受13%的价格折扣，而且告诉农民说，这优惠政策只延续到2010年年底！于是，农民一买，全国百户彩电拥有率达104台！这样，靠着农民的庞大购买力和价格优惠的刺激，化解了外需下降、出口不畅的输入型危机。

然而，这还是部分有效的政策，只是把对外国消费者的出口补贴转给了中国农民。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把外需转化为农村为主的内需政策出台之前，国家战略性大前提是什么？须知买彩电得有网络，否则全是雪花；买洗衣机得有自来水，买家电首先得有电，没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没有家电下乡！2005年9月政治局会议提出新农村建设，2006年开始大规模增加对农村的投资。到2009年危机爆发的时候，三年已经过去，国家已经向农村投了几万亿元，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到2015年，国家累计向农村投了十几万亿元。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大规模投资，既化解了城市的生产过剩，又实现了城乡再平衡。同时也是国家向农村的反哺。

但是，向农村基本建设投资，基本是没有回报率可言的，相当于改变了“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私人资本干不干？不可能干。只有政府按照国家战略意图去投资。这样就有客观上形成的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

华尔街金融海啸以来，美国大量增加流动性救市。中国也如此这般。不同的是救市流向，中国把增加的流动性大部分送到基本建设当中去了。

金融资本过剩大危机横扫全球，“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但只要还有投资空间的国家就赢了，没空间的就输了。所以，林毅夫去当世界银行副行长之前告诉大家说，中国还有20年高增长，因为我们的内陆空间广大！而且，他当了几年世界银行副行长回来又说，中国还有20年高增长，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我们的内陆空间足够壮大！

 

“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要靠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战略来缓解

 

相对于新时期的主要矛盾而言，结合国家的生态文明战略提倡乡村振兴，内涵丰富，大有可为。据此看，农村治理如果试图将国家行政权力直接下伸到老百姓炕头的办法是不明智的，除非让农村恢复村社自治。恢复村社自治的前提条件是实现均田免赋。我们1949年均了田，但直到2006年才完成免赋，二者间隔了47年。现在，国家是要通过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立法，把均田免赋这套政策历史性地继承下来，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稳步推进综合性的农村组织化建设。

客观地看，日本、韩国包括我国台湾，到现在依然也是小农经济。放眼东亚社会，尽管城市化率都已经90%以上了，都已经现代化了，但是都改不出小农经济，因为那是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中国进入工业文明不到100年。这100年，中国的现代化经过了多次波折，其实都折在不可能向外转嫁成本的内生型工业发展上。如果没有办法学西方向外转嫁工业化成本，就要有一套制度安排，如何使内向型成本转嫁不至于引起对抗冲突。我们要好好归纳分析中国人危机软着陆的制度经验。东亚的日韩、我国台湾和越南，近代都做了同一件事，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平均分配土地。于是，下层社会以小有产者为主体，成为国家稳定的基础，形成了稳态社会，再之后都进入了工业化。整个东亚社会至今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稳态结构。比较其它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搞得了东亚的土改模式。

农业属于多重风险的领域，但农民抗御风险能力低下，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小农户就得卖地，卖掉地就得去城市，在城市大量贫民聚集，形成贫民窟。贫民窟就是黑社会控制。愿意做比较研究的人，应该研究拉美化。近20年来，中国很多人强调加快城市化，有道理。但你最好去拉美国家看看。那里大都是城市化率高达70-80%以上的，比我们现在要达到的目标高得多。但哪个国家能实现有效治理？都不可能。今天都知道巴西、委内瑞拉出现了这个那个颠覆性变化，难道仅仅是石油价格下跌吗？不，是因为他们都超前城市化了——意味着雇佣一个贫民窟的劳动力，必须支付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全部成本，得能够养家糊口。

在我们这儿已经是两代打工群体了。为什么第一代农民打工者给点钱就来了？是因为他在农业上获取现金能力低、必须支付的现金开支却在增加；而他们外出打工只得微博的收入，但他们家里已经分了地，这是农村小有产者的家庭劳动力外出工作零风险的制度基础。靠巨大劳动剩余的贡献，中国工业化才成功的！

大家都说刘易斯拐点，我给自己助手布置的课题叫“刘易斯拐点偏移”，因为城市工业只使用17-30岁的农村劳动力。所以，中国的真问题就是“掐草尖”，产业资本只把农村年轻劳动力作为草尖掐走，留下的中老年草根们承担了草尖劳动力的转移成本。

这些事情说清楚了，就知道中国为什么和南亚、拉美不一样。我们如果要把劳动密集型产业搬到非洲、拉美去，能搬吗？搬不了！拉美非洲劳动力的表面价格低，实际成本高得多。因为劳动力消费的食品和一般生活用品大部分要靠进口满足，任何外资企业雇佣属于正规就业的劳动力都会遭遇复杂困境。殖民化大陆没有中国乡村这种草根基础。中国现在只是统计上城市化达到56%（2014年），户籍城市化要低得多。

中国处理危机的经验，无外乎就是政府面对生产过剩，采取了对内进行大规模战略性投资的 “中国模式”。国家直接操作对内战略性投资，相当于中国这种无限责任政府履行无限责任的做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制造三大差别之后能够再实现三大差别的再平衡。中国已经做到了两个，近年来正在做第三个。

 

（一）区域差别/沿海内陆差别的再平衡

当1997-1998年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之际，党中央和国务院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区域差别再平衡政策。

市场化的经济改革20年，西部落后了，东北落后了，中部也落后了。国家应对危机要上基本建设投资，于是连续搞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三大战略规划。这三个大规模投资战略贯彻下去之后，中国实现了区域发展的基本平衡。这件事情，只有中国这种承担全民责任的无限责任政府干得成功。

简言之，中国已经通过对上一轮生产过剩危机爆发时采取的投资拉动战略，实现了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再平衡。这表明中国已经积累了化解“不平衡、不充分”这种新时期主要矛盾的经验。

（二）城乡差别再平衡

百年来人们追求的农业现代化怎么实现？是趋向于美国式的、澳洲式的？还是东亚的日韩模式？然而，如果纵观中国5000年农业，我们用这么少的资源养活这么多人，西方人到中国来说，只有你们中国的农业是最可持续的。如果按照新时期的生态文明战略看，什么是农业现代化？生态化的可持续农业，乃是最高层次的现代化农业。不可持续的农业，再现代化也是有害无益。

中国政府2005年推动新农村建设，向农村基本建设和社会文化等领域大规模投资。政府十几年来连续维持三农投入在财政支出中占比最高之后，中国人实现的第二大再平衡就是城乡差别再平衡。

现在农民的孩子上学全免费还给午餐，农民医疗保障采取了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即新农合。目前，一些地方已经试点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使农村居民也能平等享受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待遇。农村中各项由财政开支的福利保障，现在相对而言并不比城市差。当年我们所强调的农民的国民待遇，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有些人说我这个地方没有实现，那是地方上是否认真落实的问题。若从国家大政方针来说，城乡差别再平衡已接近于实现。

（三）贫富差别再平衡

这个再平衡是最难的。

三大差别再平衡，如果中国真的全面实现，足以证明我们这个政府在占有全民所有制国家资本及其收益的基础上，仍然是为全民承担无限责任的政府，西方能实现三大差别再平衡吗？遭遇危机爆发失业，到底怎么办，没有生计的社会群体就上街了，一般发展中国家连医保和社保都建立不起来，那还比较什么？这样看，就可以拿中国经验去充实经验自信，再进而形成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编辑  苏歌）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税收制度改革，是一轮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税收制度改革。这种不同主要是经济发展的背景不同，它带来了这轮税收制度改革的理念、思想、战略等方面的不同。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由来

 

“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词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逐渐形成的。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原有的经济发展动能已经不大适应，2008～2010年实行的扩张性经济政策的负效应开始显现。2013中国处于 “增长速度的换档期、发展动能的转换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新常态下，以此来概括经济发展当中所出现的新问题，而且是一种长期性的变化。

既然环境、形势变了，我们管理、发展经济的思路也得变。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然后进一步概括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可见，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紧密衔接、一脉相承的逻辑体系，它引申出的问题与以往大不相同。首先，“新常态”对应的是“旧常态”；其二，要区别新发展理念和旧的发展理念之间有何不同；其三，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以往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政策有所不同。我们应时刻牢记这点，并不只是换了一个称谓或一个概念。

 

新常态下税制改革的突出变化

 

税制改革上升到国家治理高度

我们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样的背景下，讨论税制改革的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2013年11月发布），那里有一款专门写了财税改革，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了税收制度改革。第二份文件是2014年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基础上拿出的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性办法。两份文件具有一个区别于以往的基础性的变化：三中全会文件关于财税改革部分的第一句话“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国家开始重视财政”这一点。以往人们把财税仅仅看作经济问题，但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显然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因为国家治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党建、内政、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这是由经济范畴转化为国家治理范畴。比如讨论税制改革，给税制改革定方向、定目标时，过去主要是适应总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改革的节奏。1994年的税制改革成功的基本标志就是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现在讨论财政税收问题，就不能仅仅着眼于配合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而且也要和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进程相匹配，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匹配，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拓展了税制的功能范围，提升了税制的定位。即从经济体制层次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层次看税收制度改革，会看到和以往不一样的东西，而且这种变化是符合规律的、非主观层面的调整。

 

新常态下税收功能的变化

现在的税收教科书讲税收的职能一般有几个方面：第一，筹集收入或叫做资源配置；第二，调节分配；第三，监督经济活动。十八届三中全会给财政税收定义了四个方面的功能：第一，优化资源配置，将私人、企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资金筹集到政府，加以重新配置。这里所说的优化资源配置不仅限于经济资源，也包括国家的资源，国有资产等等。第二，维护市场体制，一个统一的市场是和统一、规范的税收制度连在一起的。第三，促进社会公平。以往最多让税收参与居民收入分配，即收入流量层面的分配，而涉及到社会公平问题则既包括流量又包括存量，财产环节也要进入税收分配领域。第四，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过去对税收的要求是充当经济发展的“自动稳定器”，用逆周期调节的操作手段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但现在税收的功能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要跃升到国家治理这一层次，保证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这些变化，是把税收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职能，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非常重要的基本关系来看待的。

其一，重要的政府职能。筹集收入是政府的职能，但如果说其他各种政府职能都是在某一具体层面的话，税收则是牵动并全面反映所有各种政府职能；或者说离开了它，所有政府职能就不存在了。因为政府履行职能需要钱，钱只能从税收得来。税收为政府职能的履行奠定基础、创造条件，通过税的征收和财政资金的拨付，去透视、反映、督促政府职能的运行。

其二，重要的制度安排。不仅仅经济体制，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的所有制度在内，税收制度是最基本的。在国家的正常运行过程当中，税收制度能把所有的制度安排全部加以监督，税收能够牵动所有经济主体，而不仅仅是纳税人。我们只要生活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覆盖中，时时处处都将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有关，而政府公共服务的背后是税收。

其三，重要的基本关系。社会中有很多的关系链条，党政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所有的关系链条中，税收链条具有“牛鼻子”效应，因为只有税收能够让你有“割肉”的感觉，只有税收能够在市场和政府之间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只有税收能够把所有中国人凝聚在一个线索上，进而推进国家经济事业和其他各方面事业的发展。这就是税收的特质，和其他的范畴、要素都有所不同。

概括起来就是，我们要从经济层面跃升到国家治理层面来给税收重新布局，这是和以往税收制度改革的根本区别。

税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工程，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它是作为先行机制和突破口来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之后所通过的第一个改革的主体方案就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主体。我们说税收是政府重要的基本职能、制度安排、基本关系，因为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改革的一个交汇点，必须把它作为重点工程加以推进。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今天，我们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上要求税收制度改革，它必须体现现代的税收文明，按照现代税收文明的要求，布局税收制度的改革。

 

新的税制改革与以往不同

第一，调整是“优化税收结构”。这次改革不是基于总量目标进行的改革，不是要增收，也不是要减税，而在总量不变的条件下进行内部结构的调整，不同的税种有增有减。每个税种的背后体现的是税负的分担结构，比如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是企业和个人作为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这次调整是税种结构和纳税人的调整，或者税收来源的调整。

第二，税制结构调整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税收制度改革上“公平正义”是有切实的含义和实在内容的。我们当前的税收由18种税组成，一种是一般流转税，包括增值税和原来的营业税，这是对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开征的流转性税务，约占税收总额的55%。还有一种是特殊流转税，它不是所有的商品都征收，而是挑选部分商品。我们对高消费、高污染、高耗能的“三高”行业在增值税后再加征一道消费税。特殊流转税约占税收总额的9%。最后是其他流转税，比如城建税、关税等等，约占税收总额的6%。这三类流转税总计约占税收总额的70%，也就是说，政府每征100元税，70元来自流通环节。

再按税源分类，会发现90%税收来自于企业，这和前面的税制结构是相通的——前面我们说流转税加起来是70%，再加上企业所得税，恰好是90%。这就是我们和国际通行税制结构存在的差异。我们的流转税占税收的70%，来自企业的税源占90%，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一般流转税、特殊流转税、其他流转分别占税收的27.2%、 14.4%、2.5%，总计45%左右。OECD国家在45%的基础上加上企业所得税11%，是55%左右。

相比之下，我们的税制结构存在三大弊端：

我们是价格通道税，税收都隐含在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中。税收进入价格，这是世界通例，但我们进入价格中的流转税含量太高。同样一块手表，在境外买是5000元，再加40%多的流转税，这是境外购买的价格；在境内同样5000元，我们却要把所征的税的70%打进价格，这就是人们一到境外就买商品的原因，表面上看境外的商品价格便宜，于是很多人讲境外的税负水平低，但比较中国的宏观税负又不比境外的税负水平高。用更专业的说法是，我们税收制度结构当中流转税的含量较高。当在特定的商品价格中融入的税收含量高的时候，产品价格相对于其他国家同类商品的价格就不具有竞争优势。市场价格是由供求双方决定的均衡价格，如果这个价格能够充分地反映供求双方的对比，那么它就是灵敏的市场；但如果这个价格当中更多的不是反映供求双方的力量对比，而是税收的要素，是税收制度方面的安排，这个价格显然就不是引导资源配置最灵敏的信号。

我国税收90%是企业缴纳的，企业税负是否过重？去年一段时间，关于我国企业税负重的话题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但是我国的企业税负真的很重吗？凭数字能得出这样比较肯定的结论。但是有人由此把企业税负重引申为我国的整体税负都很重，这就不对了。我们拿任何一个年度的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和其他国家税负水平做比较，会发现我国绝不是税负高水平国家。即便用最宽泛的口径计算，我国的宏观税负在2016年也只不过33.06%，同期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是39.2%。比如北欧国家，它们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健全，社会保障的水平高于中国，但羊毛出在羊身上，社会保障的服务质量高，背后一定是较高的政府支出，但如果没有税收作为依托，何来政府支出？何来社会保障？所以，北欧国家的税负水平肯定比我国高。

为什么我国的企业税负被人们认为更高呢？宏观税负是企业税负和个人税负的加总。我们把OECD国家的宏观税负做一个分解就会发现，其中50%左右是企业税负，剩下50%是居民税负或者是个人税负，而我国的宏观税负中企业税负是90%，个人税负和自然税负仅占10%。因而，立足于现行税制结构，我国的企业税负约等于宏观税负。千斤重担如果两个人分担，每人只500斤；但是千斤重担的900斤加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是不均衡。所以我国税负结构的问题就体现为，后面吃重的是企业，前面负担很轻的是个人。

税负的不均衡还有碍公平正义。在税负计算和统计的问题上，企业只是一个具有统计意义的“空壳”，向企业收多少税，最终都要落在个人身上。企业交纳任何税，或者采取加量的办法向前转嫁给消费者，或者向后减少股东分红、转嫁给股东。因此，税收负担的分配是否公平，要看落在企业之后最终由谁来承担。最重要的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税收90%都落在企业身上，这90%税最终落在谁的身上，是富人身上还是穷人身上？是不是落在我们希望调节的那些纳税人身上了呢？任何数学模型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就很难评论，这种税收制度运行下来的分配结果是不是公平的、正义的。

第三，重点解决个人所得税问题。当税收90%落在企业的时候，剩下10%的个税中，4%来自于个体工商户，6%来自于我们认定的纯粹的个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税收和居民个人之间关系不大，税收的征纳环节和个人基本没有直接联系，我们不是直接跟税务局打交道的纳税人。所以，当政府想用税收去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时候没有抓手。

举个例子。如果有人想学美国巴菲特，主动向政府申请对自己收重税，我们把他领到税务局，税务局却没有办法开发票：如果开增值税发票，增值额无法计算；如果开企业所得税发票，就需要按照企业的利润去征税；如果开个人所得税发票，要按个人上报的年工资，而有的富人甚至年工资才上报１元。怎么收税？连一张税票也开不了，最后只能让他走捐赠途径。我们对这类事情没有抓手。要通过税收手段去调节居民收入分配，这只是一般性的说法。还必须接着问一句：用什么样的税种去调节收入分配？当下我国还没有这样的税种。

我到台湾考察时了解台湾的直接税就是对个人征收的，税额占个人全部税收五成以上，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这样做呢？这要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税制变迁说起。

 

我国以企业为税基的税制的由来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我们国家的政府收入是通过非税的手段取得的。名义上是国有企业利润上缴，但那个时候国营企业的利润来自哪里？两个基本制度保证了国营企业的高利润：一个是农业的统购统销制度。农民打下粮食、收获农作物，只能卖给国营粮站或供销社，执行的收购价格是国家统一从低制定的。低价统购的农副产品再低价卖给城市居民，城市居民的生活费用水平被压低，国营企业就有条件实行低工资制。与此同时，有些农副产品直接作为工业品的原材料，企业的原材料的成本也降低了。第二个是城市职工从1956年起实行“八级工资制”，工资水平由国家统一制定，多年不涨工资，由此维系了一个全国低工资制的格局，工业的劳务投入成本维持在低水平。对于国营企业而言，原材料投入和劳务投入都是低成本。与此同时，工业品的销售价格由国家统一从高定价，这就是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剪刀差”。在高售价与低成本之间，国营企业就实现了高利润。企业利润交给财政进入国库；企业大项开支再由财政支出拨付给你。由此形成了财政的高收入。

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启了税制改革，但从来没有把普通个人当作征税对象，1980年出台第一部个人所得法（起征点800元）针对的是外国人。1984年出台的个人收入调节税（起征点400元）针对的是中国的高收入者，因为那个时候出现了万元户的概念。1994年税制改革，把两种个人所得税的税种合二为一，也是针对高收入者，没有想过由高收入者延伸到普通人。

可以看出，我们整个的税制结构和其他国家的税制结构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我们现在需要从个人纳税培育开始，逐步地去提升直接税的比重，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来的要求。

 

调结构中的增减变化

我国现有的税制体系中包括18种税，营改增后还剩17种。这次税收制度改革主要是结构性调整而不是总量增减。结构调整首先把增值税、消费税、环保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这6个税种纳入到改革对象中。通过这6个税种的调整，优化整个税制结构。

我们把它们按税制性质分作间接税和直接税。目前我国税制结构中流转性质的税收、也就是间接税占70%，而直接对个人、对企业征收的税（直接税）占30%。税制结构调整的思路，是让间接税比重下降、直接税比重上升。

间接税或流转性质的税收下降，主要通过营改增分三步实施：第一步试点阶段，2014年通过“2+7”方式对9个行业减税2100亿元左右。第二步是2016年5月实施的全面推行营改增，减税5100亿元左右。第三步是2017年7月份推行的税率减并，预计减税9000-10000亿元。为了税负水平稳定，减掉的近万亿元税收要补上，主要的方案是调整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

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分11个类别征收，每个类别区别对待。工资所得税实行超累进税制，劳务所得税实行比例税制，等等。改革后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把个人的全部所得放在一起统一征收，税基变大了，按照累进税率的特点，适用税率会向上调档，最高税率是45%。这样上缴个人所得税会增加。所以，个人所得税的综合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增税的改革。

房地产税。房地产税绝不仅仅指企业法人所交的房地产税，居民个人也要缴纳房地产税，对于广大的中国居民而言，我们现在的房地产税税负是零。不论今后房地产税采取什么样的税收制度，也不论它的扣除和豁免是采取怎样标准，只要开征房地产税，就是加法。

遗产赠与税。目前它还没有纳入到改革的方案，我们早就研究过遗产和增值税增收问题。前几年人们对遗产赠与税的问题上不了解，认为中国的富人还年轻，没到代际交换的时候，讨论开征遗产赠与税为时过早。另外，许多国家都废止遗产税了。但在今天，这两种情形发生了变化。首先中国的富人已经开始代际交换，富二代已逐渐接班；其次，又有一些国家开始开征遗产税了。

所以，通过间接税的减和直接税的增，我们的税制结构在调整、在走向均衡，更多地体现了公平正义的属性。

 

对过去三到四年税制改革的评估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发布后，税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改革的内容已经明确。具体的方案是2014年6月30日制定的。改革的进展状况怎么样了？

第一是“跛脚式”的推进。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晃晃悠悠。税改不仅仅是自身的问题，它对国家经济整体都有影响，也蕴含着金融风险。迄今为止，整个税制改革涉及6个税种，已正式启动了3个。营改增全面启动，资源税改革顺利推进，消费税的增税范围有所拓展。此外，环保税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启动。而个人所得税综合制、房地产税的开征还杳无音讯。与税改相配套的征管体制改革，也在2015年开始启动。需要明确的是，这一轮税收制度改革的看点、难点、重点，不是已经有着落的4个税种，而是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比如营改增，改革的方向和规划其实早在1994年就制定了，当时本想把货物和服务合并在一起统一增收增值税，只是考虑到当时的征管条件不具备，于是搞了一个缓冲，让一部分服务业暂行营业税，没有一步到增值税。

第二，我们的税务体制对流转税制度的运行是熟悉的，擅长和流转税、和企业打交道，但它对直接征收个人所得税不熟悉，对存量征收的房地产税不熟悉，这是我们目前的软肋之所在。本轮税制改革真正启动后，为什么直接税制的改革如此艰难呢？存在下述问题：

认识盲区。举例来说，2016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当年5月要全面推行营改增，除了税务局之外，没有引起其他部门或者群体特别关注。但假如讨论的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哪怕只下调100元，例如由3500元降为3400元，估计在社会上争议很大。每年两会涉及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提案，社会关注点总是集中在起征点问题上，而更重要的税费问题、税基问题、征收方式问题则没人涉及。我们只看到直接税，看不到间接税；只看到直接税的增，看不到间接税的减，甚至看不到税收的根本属性是要满足政府支出需要。不懂得“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何来增加直接税的改革动力和推力？

理念误区。这主要是指政府的官员，包括专门负责财政税收业务的主管部门。他们对现行的税收制度很赞赏——即使经济下行，税收收入还能保证稳定可靠。这是因为流转性的税收，只是考虑到增值额的大小、营业额的大小，而不涉及经济关系的调节。另外，间接税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征收的税，在税制改革的时候不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1994年，与中国税收改革同时进行的有英国和日本的消费税改革，这两个国家的消费税改革，都是以政府内阁更迭为代价推进的。我们国家1993年部署税改，1994年1月1日正式推行。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中国税收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何来推进增加直接税改革的动力？但是换一个角度，现行的税收制度能充分体现公平正义吗？只有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去理解和评价，我们才有税制改革的推力和动力。

税制的惯性。在现行税收制度下，人们在税价关系上看到了价格而看不到税收，看不到商场里商品标价里包含多少税。而在国外，价税是分离的，买东西时候要先问价，还要问税。税和价分不清，所以实行营改增对价格影响的时候，人们最初是看不到的，因为减少了交税，但是价格可能没有直接发生变化。

征管格局。目前税务机关征管税能力已经很高了，每年税收提升的速度非常快。尽管如此，它的特征还是可以用“间接+截流”四个字来概括。税务机关只能收间接税，而不适应收直接税。通常找一个纳税人收税，明知它纳税后最终要把负担转嫁出去，但税务机关不会触及背后的这些个人。个人所得税表面上向个人征收，但税务机关一般的做法是找一个业务扣缴人，业务扣缴人再找具体人扣款。这就是“间接”。所谓“截流”就是，现在8个税种的税源基本上都是现金流，形不成流量就征不到税，税收不能深入到存量环节。所以，这样一种格局很难去征收直接税，税务机关没有征收直接税的积极性和基础条件。

第三，当前经济增速下行，不利于直接税改革。但税制改革不能停。因为税制改革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间接税要减，另一方面直接税要增。现在直接税增不了，迄今为止仅仅营改增一项，今年年末税收就将减少9000-10000亿元。而政府支出规模又不能削减，只好增列赤字，靠增发的国债来减税降费，而财政赤字背后是财政、金融风险。所以，财政金融风险的背后是直接税改革裹足不前所造成的。

                                              （编辑  张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