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地思想

从1924年底到1925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退隐到故乡韶山，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什么也没有写，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退隐似乎成为了毛泽东人生历程中的一个特点——每当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决断时，他都会像蛇一样蛰伏一个时期，在沉潜中独自思考。

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究竟在思考些什么呢？他思考的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基于这种思考，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于什么叫做“国民革命”，做出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完全不同的判断。

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认为：“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所谓“学而不思”也就是盲从，就是“循习惯之势力，而笃信之、服从之耳”，毛泽东说，“学而不思之学派”，造成的是“有信仰而无诘难之社会”。

中国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批判地对待知识的态度。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一种批判的思想。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绝不是盲从。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这样概括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毕生不盲从权威，而在大革命时代，毛泽东所批判的，便是苏联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分析，简化为机械的“五种社会形态”的递进，这五种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做出了机械而简单的判断：中国是封建社会，中国需要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资产阶级是最进步的阶级。毛泽东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毛泽东的一生，主要不是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而是通过独立思考接近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与毛泽东的共同点，就在于批判的思想，而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这个问题上，即是如此。

与列宁和斯大林不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中提出：中国并不是西方那种“封建社会”，中国早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统一，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封建壁垒、贸易和市场壁垒，中国市场很大，商人纵横南北，获利很多，但是，也正因为中国“商业资本”的过度发达，方才造成了其“工业资本”之不发达，即商人不必通过投资产业，就可以获利发财。于是，与西方式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区别，马克思发明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社会范畴，以此来概括中国的特殊性。

毛泽东也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有资本主义性质。中国的官僚即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是赢利的官僚，而中国基层的土豪劣绅也同样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也是赢利性的“国家经纪人”。中国的官僚阶级是一个“赢利性的组织”，并不代表国家。

因此，毛泽东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而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与帝国主义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中国的官僚是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赢利性的组织”，而非代表刻板无效的行政体系的人是雍正皇帝，因此，雍正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以整肃官商勾结和赢利性的官僚，但是，雍正的改革与新政最终失败了。

而毛泽东的发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与根源，乃是基层的“赢利型经济”，是土豪劣绅。而要摧垮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从基层摧毁土豪劣绅，并以农民自己的组织，来代替土豪劣绅对于中国基层的控制。而靠雍正那种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千年的治理体系失败问题的。

中国历代所施行的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为什么会反复地陷入失败呢？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基层社会没有组织。国家要动员和控制社会，就非要依靠官僚不可。而官僚控制基层社会的抓手，就是基层的土豪劣绅，一旦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结合在一起，那么，国家与皇权便对他们彻底无可奈何了。

中国国家之无效率，正是因为基层社会没有组织。由于基层人民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也就不能抵抗官僚的掠夺和压榨，由于基层无组织，国家动员社会，只能依靠官僚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而一旦赢利的官僚与基层的土豪结合，中国就会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

此时的毛泽东所做出的，乃是他毕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以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妇女会等，来取代和打倒一千年来的乡绅阶层，这是一个从最基层出发，重新组织中国、改造中国的过程——而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一个重建社会自身“抵抗力”的过程。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了解的确极为深刻，从少年时代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到青年时代的读《伦理学原理》批注，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对于中国文明精髓的精深理解，在《讲堂录》中，他更指出了中国之衰落，便在于社会组织能力下降这个关键问题。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即推崇法家，在他看来，中国基层组织的形成，就源于商鞅的“五户联保”的户籍保伍制度，这就是郡县制的实质。宋代统治者为了根除基层民众有组织的反抗，解散了基层社会的组织，形成了“国家能力不下乡”的局面。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指出：这就是造成中国基层社会没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的根源，这也就是近代中国陷入“一盘散沙”的根源。近代以来，正是这种悲剧性的恶性循环，为帝国主义宰治中国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思想家横空出世的。与斯大林不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整体，因为中国有最坏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一概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进步的，是不正确的。若笼统地以为革命要依靠资产阶级，则可能会把革命的领导权，稀里糊涂地交给最坏的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因此，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这三个互相勾结的势力，才是导致近代中国瓦解的内因和外因，这三者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中国革命的性质究竟何在呢？这便是后来毛泽东所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大革命。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是毛泽东毕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毛泽东与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持续了一生。

也正是通过批判的思考，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一直以来，毛泽东关于农民和农民运动的观点，都被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在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学说，而农民是保守的力量，现代化进程，就是消灭农民和农村的运动。

但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恰恰又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欧洲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共同体-农业共同体-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转变，但是，这条道路并不具有普遍性。

亚当·斯密也指出：如果不是“百年战争”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农业，那么，欧洲会走一条以农业带动制造业，再以制造业带动贸易的道路，而这条道路，要比欧洲后来的发展道路更自然、更优越、更健康。

马克思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天然的共同体”，它与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日耳曼共同体”相比，性质完全不同。

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如果没有外部暴力的干扰，以共同体所有制为主，以私人所有制为辅的所有制形式，不必向欧洲的市民社会转化，也可以实现向现代文明转型。换句话说：现代化进程，并不必然不是一个“去农民化”、“去农村化”和“去共同体化”的进程，而社会主义进程，就是一种不以牺牲农民和农村共同体为代价而进行的现代转变。若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是“城市消灭农村”的过程，恰恰相反，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把农村建设得更好，比城市还要好”。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毛泽东的思想，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马克思之后的共产党领袖中，只有毛泽东的思路是与马克思高度契合的，也只有毛泽东立足中国文明的传统，从消灭三大差别的角度，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毛泽东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像马克思本人一样，他是以批判的方式来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的。

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子，军阀统治的根子在基层、在地方，它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起来的，而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就必然会瓦解。

1925年，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提出：军阀的总根子就是土豪劣绅，军阀不过是大的土豪劣绅而已。因此，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革命，就必须铲除军阀的根子“土豪劣绅”，就必须改变为土豪劣绅所把持的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在年青时代，他推崇能文能武的曾国藩，而今，他认为曾国藩就是乡绅地主阶级的代表，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湘军和“新军”，就是军阀的源头。毛泽东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农民运动的，借用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在毛泽东看来，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才是中国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显然，毛泽东的贡献，绝不仅是张国焘所说的：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发现了农民、提出了农民问题。他立足中国历史，极为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社会近代瓦解的根源，就在于基层社会没有自组织能力，而要进行社会改造，就必须扎扎实实地从组织最基层的社会做起，从增强社会自身的“抵抗力”做起。毛泽东的思想大幅度地压缩了中国历史。自秦到唐，中国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才解决了“皇权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而自唐末至清末，中国又用了一千年，才实现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毛泽东的设想则是，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暴风骤雨般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建立中国现代土地集体所有制，以推动土地的社会化生产，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力图用一代乃至几代人的革命、奋斗和牺牲，来完成历史上数十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一旦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农民革命，也就自然解决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也就明白了农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而是从基层去建立一个现代新国家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这样概括说：谁掌握了农民，谁就能掌握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能动员和组织农民。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将这些话又反复说过多次。

毛泽东毕生厌恶人们称他为天才，这是因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才是他的品格，因此，他更喜欢称自己是“地才”。不过，毛泽东的思想的确太超前了，30岁的毛泽东，他的思想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大知识分子，超越了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也超越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

毛泽东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我青年时很自信，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但又很不自信，以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鸦片战争摧毁的，不仅是一个古老的王朝，更是中国人的思想、理论和道路自信。而毛泽东思想所建立的，也不仅是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社会，而更是中国人的思想、理论和道路自信。可惜，当时的毛泽东不可能知道，他独立思考的结果，与马克思本人的论断是高度契合的，当时的毛泽东只是以为，他的思想既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也就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1925年8月，应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召唤，毛泽东离开湖南韶山，回到广州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在返回广州途中，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的陪同下，重游了青年时代读书游泳的旧地岳麓山和爱晚亭。重游故地写下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毛泽东心事浩渺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究竟谁才是主宰中国命运的力量呢？

是共产国际所说的资产阶级吗？

是为斯大林和广东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看好的蒋介石吗？

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吗？

农民，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吗？

这苍茫一问表明：当时的毛泽东，对“大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仅仅两年之后，郭亮的头就被蒋介石砍下来，挂在长沙的城门上。毛泽东很清楚地意识到；无论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他们对于突如其来的“革命高潮”还缺乏真正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解都是不正确的。

“大革命”的前途并不明朗。他曾多次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当官做老爷，革命需要“五不怕”：不怕杀头、坐牢、老婆离婚、不怕丢官和开除党籍。

实际上，毛泽东是在预见到革命可能失败的前提下，毅然投身到大革命之中去的，而这是他与许多革命者的一个重要不同。日本思想家丸山升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毛泽东与鲁迅一样，正因为他们是“失败者”，因此才成为了最彻底的革命者——而丸山的这句话，今天看来，的确是非常深刻到位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

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得了173票。而在国民党中执委选举中，蒋介石则得了248票——只差一票就是全票。蒋介石脱颖而出，成了国民党的希望之星。

这一年的10月5日，经汪精卫推荐，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离开了共产党的核心决策层之后，毛泽东却成为了国民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和汪精卫，是两个先后重用毛泽东的人。陈独秀欣赏毛泽东，是因为他认为含蓄低调的毛泽东不尚空谈，能办实事。而汪精卫看好毛泽东，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他最了解心狠手辣的蒋介石。尽管蒋介石因担任黄埔军校的校长而掌握了枪杆子，但随即被擢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却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国民党的话语权。

蒋介石并不是孙中山指定的接班人，最早看好蒋介石的人是鲍罗廷，他是苏联派到广东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而鲍罗廷推崇蒋介石，是因为斯大林把蒋介石视为“革命军人”。蒋介石是在上海崛起的，除了有着深厚英美背景的宋美龄家族的支持之外，蒋介石崛起所依据的社会力量，就是浙江的财阀和江湖势力。而在倒向英美之前，蒋介石最大的后台不是别人，就是斯大林。斯大林甚至还怀抱着一个极为天真的设想——希望蒋介石能够加入共产党。

1926年10月26日，苏共政治局在斯大林的主持下，通过了一份给中共的指示，禁止在中国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右翼和蒋介石的斗争，并明确地反对发动农民运动。

而那个时候，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已不到一年，当时的斯大林脑袋里想的却是如何使共产党不要影响蒋介石的“战斗力”。事实上，蒋介石这个斯大林所欣赏的“革命军人”一旦羽翼丰满，国民政府就再也无法控制他了。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看来：或许只有一个人能够与蒋介石对抗，而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汪精卫看好毛泽东，不仅是因为毛泽东能掌握笔杆子，也不仅是因为毛泽东极有思想，而是因为毛泽东能够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国民党二大结束后，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谎称共产党要发动兵变，绑架自己去苏联。借此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把共产党从国民革命军中清除出去，而且他还提出：共产党员不能再继续担任国民政府的要职。也就是在国民党通过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的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主持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市的番禺学宫正式开班上课了。

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课25门，每届授课实习4个多月，毛泽东所担任课程最多，而学员们所学习的，主要是社会调查的方法和军事工作。半年之后，他又主办了设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孕育了中国2800个农会，遍及11省，它成为日后中共再造乾坤的熔炉。

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共产党的黄埔军校。

毛泽东是伟大的演讲者，他总是能够征服自己的听众，而与毛泽东不同，蒋介石则沉默寡言，他只迷信枪杆子，1943年，蒋介石精心策划，终于隆重推出了由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中国之命运》，这算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学术成果。而这本著作最伟大的理论创建，便是关于乡绅的论述。

蒋介石认为：乡绅是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力量、社会保护力量，乡绅代表的是中国基层社会的自组织性，乡绅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实质。如果说蒋介石也有理论，那么所谓“蒋介石理论”的核心，便在于此处。蒋介石希望用这部著作，来回答大革命时代的“笔杆子”毛泽东对于他的挑战。

而在乡绅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则与蒋介石截然相反，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治理失败的过程，就集中表现为“乡绅”堕落为“劣绅”这个过程。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的“自强”运动，乡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传统的乡绅日益不能担负起代替国家向地方榨取的“重任”。乡土中国的空间结构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乡绅”的淡出和“劣绅”的进入。

所谓“劣绅”，往往是以包税人的面目出现，搜刮乡里，无恶不作。在一系列早期农村社会调查报告中，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能以农民的自我保护组织“农民会”填补这种乡土中国权力结构的真空，那么，中国农村将成为“劣绅”的天下。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衰落，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基层被黑社会化的“劣绅”所把持，而中国的上层则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统治，蒋介石所代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旧中国的治理体系。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是敌我矛盾，他们之间斗争的成败关系中国的现代命运，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遇到毛泽东，算是蒋介石倒霉。

1925年12月1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刊发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被当时的《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转载，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却拒绝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这篇文章。尽管对当时的陈独秀来说，毛泽东这篇文章属于离经叛道，散布的都是“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在后来的西方思想家眼里，这篇文章却因为简洁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至今依然还是“曲高和寡”。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为《毛选》中的第一篇文章。历史证明，这篇文章不仅是指导国民革命，而且也是指导整个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就是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诞生。

那一年，毛泽东32岁。

今天中国的青年人，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似乎已经不多。而对这篇文章认识最为独到的人，却是德国思想家卡尔·施密特。卡尔·施密特指出：人们往往把毛泽东这篇文章理解为纯粹的政策和策略性的，这乃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实际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理论文献，它在政治理论上的地位，堪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媲美。

卡尔·施密特认为，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回答了“世界的实质”是什么，以及“政治实质上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而对于革命的策略乃至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对而言，是建立在上述两个重要思考的基础上的。

这是一篇划时代的政治哲学文献，而政策与策略的论述，只是这篇文章的表面。

首先，毛泽东对于“阶级”是什么的理解，是与“世界是什么”的回答联系在一起的，而实际上，只有从后者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前者。“世界是什么”？在毛泽东看来，世界就是“差异”，世界上是永远存在差异的，毛泽东说，就社会而言，差异就表现为社会差别和社会等级。

这本是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所表达的思想，但它也正体现了马克思本人在其博士论文《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之差异》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世界的本质是差异，而差异就是发展变化的根源——实际上，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

显然，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毛泽东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已经不再像青年时代写作《心之力》的时候那样，把世界和宇宙的本质理解为“生命力”，而是理解为生产力了。这时的毛泽东更强调：矛盾和差异推动了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不过，毛泽东又认为，这种变化并不总是意味着革命。

毛泽东说，当社会差别和社会差异还不至于影响社会成员“过日子”的时候，这种差异和差别——或曰这种“矛盾”，就不是“对抗性”的，社会“等级”，也还不至于发展为对立的“阶级”，这个时候的社会冲突，就不会表现为“政治冲突”、“阶级斗争”、社会革命。

后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进一步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哲学总结。他说：所谓“矛盾是普遍的”，是指“差异”是永远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矛盾和差异都是对抗性的，换句话说，不意味着它们都是“政治性”的，存在矛盾和差异的地方，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和具备。正是延续着这样的思考，后来的毛泽东又写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论十大关系》这样的著作，而这两篇著作中的思想，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矛盾论》乃是一脉相承的，而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伦理学原理》批注。这表明：毛泽东的思想从诞生起，就是成体系的，是一贯的。

而这篇文章的第二个核心，便是回答了什么是“革命”这个问题。所谓革命，只是在社会差异发生了“质变”时方才出现的，或者说，革命只出现在社会矛盾转变成“对抗性”的历史过程中。这个过程，就好像水在95度还是液体，而到了100度就气化了一样，这就是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毛泽东后来说，这一过程，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对于社会而言，所谓革命状态，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作威作福，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活不下去那样一种状态，即所谓1%对99%的状态。到了这个时候，社会关系就转变为“敌我关系”，社会差异和社会差别，就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

只有身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方才是处于“革命状态”之中，而处于革命状态的人，他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区分敌友。因为所谓“朋友”就是让我活下去的人，而“敌人”则是使我活不下去的人。

所以，这篇文章一开头，毛泽东便如此急迫地写到：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国过去一起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展开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中国，最坏的势力就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他们是革命者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介于敌人与朋友之间，他们的特点是怀疑动摇。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可惜人数很少。在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就是那些活不下去的人，而绝大多数人处于活不下去的状态，这就是中国革命得以爆发的根本前提，在毛泽东看来，“大革命”所依赖的对象，却并不是绝大多数活不下去的农民，十分危险的是：大革命依靠的是蒋介石，而蒋介石代表的却是革命的真正对象——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

虽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但是，革命者对于“革命”还没有从思想上做好准备，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依然还处于“政治上不成熟”的状态。因此毛泽东指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是一场“虚假的革命”。

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什么会破产呢？这就是因为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是上层的“赢利型官僚”（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赢利型经济”（土豪劣绅），而当时的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却把它们视为革命的依靠力量。

1927年春，正值大革命高潮，毛泽东在武汉写了一首格调悲怆的词，在唐代，中国人把西域的来客，称为“菩萨蛮”，而毛泽东这首词的词牌的名字，就叫“菩萨蛮”——而这似乎意味着，他自己在中国政坛和思想界中的地位，如同“西域来客”一样属于异端。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放任蒋介石加强“战斗力”的结果，只能是使蒋更快、更加赤裸裸地举起屠刀。而在当时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只有农民运动才能挽救革命，而只有抓住农民，共产党才可能有力量与蒋介石抗衡。

1927年3月-4月之间，即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夜，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写到：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堪称中国的《共产党宣言》，它的第一节，就叫“组织起来”。

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的时候，如同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大革命”作为一场“虚假的革命”已经全盘失败了。这篇文章发表数日之后，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左派随之也背叛了工农运动，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被残酷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倒在血泊里。从1927年4月12日开始，在上海，针对共产党人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屠杀进行了3天。蒋介石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举行了血淋淋的葬礼。

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基督教婚礼，在大革命的葬礼之后举行的盛大婚礼是个象征，通过这次政治联姻，蒋介石投入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于蒋介石的背叛感到震惊，而中共的反应却是“束手无策”。

大革命的失败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大革命的失败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将会与帝国主义、土豪劣绅结合起来，背叛革命，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

1927年的8月13日，毛泽东带着全家从武汉秘密潜回长沙，所谓潜回，是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自我罢免”了在国民党中的一切职务，虽然他此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的特派员，但当时中共中央的指示，却是要去发动城市起义，而不是进行农村暴动。

1927年8月31日夜，月黑风高，山迢水远，毛泽东与杨开慧就此永别。

1930年11月14日下午一时，经蒋介石的手令，时年29岁的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健枪杀于长沙识字岭。她身中数枪，手指深深地陷入泥里。

自此一别，毛泽东永失“骄杨”。毛泽东一家有6位亲人为中国革命献出生命，而这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者的领袖中，绝无仅有。毛泽东在风华正茂的时代，便立志发愿，要为全世界受苦人贡献自己的一切。

毛泽东的人生时间表与历史一致，而与常人不一致。当大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他预言革命的危机，当“虚假的革命”失败的时候，毛泽东预言：真正的革命才刚刚开始。

1927年，目睹了蒋介石清党、清共的大屠杀之后，鲁迅沉痛地说：我一生从未见过如此杀人的，而被杀的竟都是书生，他们所犯的罪，无非是写了几篇文章，宣传了某种学说。

实际上，毛泽东早已明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政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泽东看来，空谈误党，空谈误国，空谈会导致革命失败，空谈会造成杀人如草不闻声。从血光、火光、泪光和刀光中站立起来，他因此认识了一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从那一刻起，伟大的中国革命方才真正开始。

这是漫长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斗争。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记忆也变化着。

10年前，陈小津（陈丕显之子）嘱我写篇纪念阿丕叔叔的文章，当时我脑海中立刻跳出的是阿丕叔叔“快过来，我是儿童团长，听我的！”那欢乐的形象。

10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小津又瞩我写纪念文章，不过现在跳到我眼前的，却是一件“老头衫”。

那是一件洗得雪白透亮的“老头衫”，背后是用致密、整齐的棉线“织”就的。这件老头衫，的的确确是一件“针织工艺品”。如果不是在陈小龙从“造反派”手中拿回来的东西中，夹杂着它，我真不敢相信，那竟然是阿丕叔叔——当时全中国没有人不知道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文革期间天天批斗审讯、备受侮辱和诬陷的隔离审查中，在见不到同甘共苦几十年的战友和亲人的隔离室里亲手缝就的。

回想当年，上海满大街贴满了“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陈丕显”的大字报。他的妻子，一个被战友朋友们也认为是“骄娇二气”的小谢，早已因为是“走资派的臭老婆”被造反派隔离审查，不知死活；儿子小津和女儿小棋则到处“流窜”不知下落；家中只留下尚未成年的“娇小姐”陈小龙。实在让人放心不下。我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小龙的住所，走进被造反派抄得连张像样的板凳也没有的、空空如也的“家”中，虽然看到屋子里被收拾得几净窗明，但我还是不放心，有时会陪小龙住些日子。

那时我们每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小龙还要设法省出一些来，买一点点生活必需品，想办法送给不知下落的父母。即便如此，我这个大姐姐还是被“娇小妹”照顾的满惬意。晚上，我们常常同睡在干净冰冷的板床上，津津有味、天南海北地聊得很晚。那时小龙年纪还小，对造反派揭发阿丕叔叔的“反革命活动”不可能知道，这段相处，让我了解了文化革命前后阿丕叔叔家的一些生活琐事。而短短的几天，小龙好像长大了，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也会照顾别人，懂得了生活的艰难。

阿丕叔叔像当时小龙那样的年龄时，己经是福建少共省委书记了，那可是领导几万人的“大领导”；他18岁就和陈毅老总一起在油山打游击，过着陈老总诗中所描写的“恶风暴雨住无家，日日野营转战车”、“天将午，饥肠响如鼓。野菜和水煮”的艰苦生活；他怀着“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的英雄气魄，始终抱有伟大的信仰。1947年，阿丕叔叔31岁，已经担任中共华中分局的主要领导，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苏中解放区；1952年，36岁的阿丕叔叔已经代理陈毅，担任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主要领导。尽管阿丕叔叔当时在党内资历并不算太老，职务也不算很高，但是他在党内的知名度却非常高。虽不能说全党全军都知道阿丕是红小鬼，但谁要说不知道，那可也算"孤陋寡闻"了。

阿丕叔叔出身贫苦，既未执行过错误路线，也未参加过任何宗派活动，连审查大概都没有过，革命历史再清楚不过，可谓“纯之又纯”。加之阿丕叔叔待人诚恳热情，因此人缘极好，为党内外各方人士所信任，老老少少所喜欢。正因为如此，他也备受毛主席的信任。

1943年10月，在新四军曾发生过有名的“黄花塘事件”，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饶漱石和陈毅发生了严重分歧引起的。本来党内有分歧是正常的，然而由于饶漱石不能正确处理，造成新四军领导的不团结，陈毅军长的处境十分困难。后来中央将陈老总调回延安，留在华中的张茜阿姨和尚在幼年的小侉和小丹日子不好过，我曾亲耳听张茜阿姨深情地说，那时“幸亏得到阿丕的照顾”。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这位曾与陈老总在赣南同生死，后来又是陈老总提议调来上海主持工作的阿丕，与饶漱石有什么过节，从不知道他在“七届四中全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讲过什么过头话。

总之，阿丕叔叔“人缘”特好，连我这个“黄毛丫头”，也曾当面对阿丕叔叔毫不客气、毫不礼貌地提出要求和意见。他呢？从来都是：“阿呀！你这个九九！”。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一月风暴”时是阿丕叔叔最最“火爆”的时候。四人帮、造反派拉他。阿丕叔叔似乎立刻就要如日中天了。就是这样一个“谁都喜欢”的人，突然被造反派打翻在地，又受到最残酷迫害，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不受拉拢。

“四人帮”对阿丕叔叔的拉拢，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1961年之后，江青频繁来往北京、上海之间。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接待江青，陪江青看戏、吃饭。林彪委托江青主持的“军队文艺座谈会”、江青参与《芦荡火种》改为样板戏《沙家浜》、批“海瑞罢官”文章的出台……这些重大事情，阿丕叔叔都尽可能地给予了“后勤保障”。文化革命开始，阿丕叔叔鼻癌还未完全痊愈，尚在休息。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阿丕叔叔请病假，没有参加。1966年10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还在病假中的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来北京参会。会议期间江青两次请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吃饭。林彪、叶群、江青都说这种关怀是怕阿丕叔叔“落后于形势”。江青在会议结束后，还正式宴请小谢阿姨和阿丕叔叔，明确告诉阿丕叔叔：要“站出来!”就在这次会议中间，陈老总请华东各省的第一书记吃过一次饭。对这次吃饭，许多人都猜测：陈老总或许是为了和他的老部下，各省委的第一书记叙叙旧，或许是预感到不幸的步步逼近而想话别。我也曾这样认为。不过今天要重新审视这样的认识。陈毅早在1936年冬就写下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的豪迈诗句。个人生死安危，早已置之度外。虽然摸不着底即将发生什么，但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坚强意志的革命家，他深知这时是中国前途的一个紧要关头，并为此忧心忡忡。借着吃饭的机会，他鼓励、告诫这些老部下、老战友们：“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边跑!”在这次“饭局”上，陈老总对阿丕叔叔说：“阿丕，既然有病，你就好好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今天看来，这番话意味深长。陈老总不是没有深思熟虑的啊！这是一次与江青针锋相对的“饭局”，不是惜别，是战斗！

可是，在这次会后回到上海的阿丕叔叔，再也不可能像陈老总吩咐的那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终于被逼上了梁山。一连串的复杂事件接踵而来，一浪未平一浪又起：“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赤卫队”、“工总司”“红革会”……今天斗，明天批，后天闹；今天是王洪文，明天是徐景贤；今天是张春桥指示，明天是江青指示，后天……直到“一月风暴”上海市委被造反派夺了权。

阿丕叔叔最后履行的职责是：奉周总理之命处理了“昆山事件”。1967年1月5日，《文汇报》发表的由阿丕叔叔主持与签发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告全市人民书》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人民日报》于1月9日进行了转载。但l月12日一早，阿丕叔叔就被造反派抓去游街，从此离别家人，失去自由长达八年半。1967年l月底、2月初，许多省的书记们，都被周总理接到北京保护起来，虽然他们还是继续受批判，但是和造反派们是“背对背”，可以“闭门思过”。到1972年以后，这些书记们就被陆续“解放”。阿丕叔叔则不然，对他的批斗，从1967年直到1975年7月1日期间是层层加码。那是当然的，江青、叶群明明白白告诉你陈丕显，叫你支持造反派，你阿丕却搞了个和造反派对着干的《告全市人民书》，不整你整谁。拉不成就狠狠地打，整整搞了8年半。

自1967年1月12日开始，各“造反派”对阿丕叔叔轮番轰炸，使尽各种伎俩。为给阿丕叔叔搜集罪证，造反派先后“审讯外调”20432人次。仅1967年2月至5月名目繁多的批斗会就有213次。已经是林彪事件后的1972年5月9日至7月5日还仍然批斗审讯68次。“四人帮”们对阿丕叔叔的批斗、审讯，每次都达三、四小时。有时早中晚，一日三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5年7月1日。

当我写到这里，那件“老头衫”就不停地在我眼前闪动。那件洗得透亮的“老头衫”上，织出来的细密平整的针角，哪里是这个受了8年多精神、肉体折磨的老人，在动荡恶劣的时间和空间里织出来的?那分明像是一个心静如水的人，在寒冷的冬夜里，盘腿坐在烧得热热的炕头上，在微亮的油灯下专注地、一针一线地缝就的。是的，我的这感觉没错。20432次的外调，没有查出他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成百上千次的批斗，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他能做到问心无愧、泰然自若，他当然能心静如水。那件“老头衫”的针脚就是他心静如水的写照。在8年半的时间里，他时刻记住陈老总的谆谆教导“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边跑！”

时过境迁。如今当我问及“老头衫”时，陈小津竟然不知道，那是多么珍贵的历史文物啊!阿丕叔叔走了！阿丕叔叔的那件“老头衫”也走了!然而那“老头衫”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消失！那“老头衫”就是阿丕叔叔一生的写照。

在我写这篇纪念阿丕叔叔的文章时，我不禁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陈毅诗词选集》，阿丕叔叔的一生和陈老总分不开，也不能分开。我想找一首陈老总的诗，来概括阿丕叔叔的一生，人们最常引用陈老总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诗句，而我看来看去，想来想去，觉得陈老总的《红梅》所描写的诗句“隆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更适合阿丕叔叔。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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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做始也简，将毕也巨”

1918年6月，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大部分成员先后毕业，摆在他们面前的最现实的问题，便是升学或者就业。新民学会的成员都是抱负很大的青年，他们的共同意见自然是继续学习深造，而且是出省乃至出国去深造。而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遇摆在了他们面前——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

一战结束后，法国效法美国，想把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还给中国，并计划在法国办一所大学，专门吸收中国学生去留学。作为著名的华商和NGO组织者，加之在中法两国的政界都广有人脉，这件好事就落在了在法国经商的李石曽的头上，他专门办了一个银行，把法国的庚款存入其中，并创办了中华教育基金会，来经营这件事。

1918年6月，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之聘，举家迁居到了北京，两个月后，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罗章龙等“杨门弟子”一行20余人，便浩浩荡荡追随导师而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省，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

他们是有备而至。杨昌济则告诉弟子们说，他们可以去法国勤工俭学。经杨昌济的托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毛泽东等4人，李石曽答应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但毛泽东本人却并没有出国留学的打算，这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一贯主张“反潮流”而非“赶时髦”，在他看来，崇洋之风，不可放纵，中国不是一般地缺乏知识，而是缺乏“抵抗力”、缺乏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的对待知识的态度，若没有对于西方文明的批判的态度，留学则很容易导致邯郸学步。

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说：欲改造中国，有两件事是最为急迫的：其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加以系统的整理与批判，其二，是作实地的调查研究，而这两项当务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国外做。

毛泽东是借钱来北京的，他必须生活。于是，杨昌济再找蔡元培批了一个条子给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在图书馆。

1918年10月间，毛泽东被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了助理员，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打扫卫生，并负责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一般为二三百元，毛泽东的月薪只有8元，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念即此处，依然十分感动，他说，这8元钱是李大钊的特殊照顾，八块钱的“工资不低”。没有读过大学的毛泽东，就这样成为了北京大学的管理者，虽然是最低一级的管理者，他管理的是15种中外报刊，而这些报刊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与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同，毛泽东从不鄙视体力劳动，而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匆匆走过的北大贤达们大都并不知道，早在一年之前（1917年4月1日），这位个子高高的图书管理员，就已经在《新青年》杂志3卷2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这篇特立独行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便是体力与脑力的脱节，它使知识流于空说而不能实行，这是知识与实践相脱离的一种表现。

而恰是在北大图书馆新来的助理员到任整整100年前的1818年5月5日，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诞生于莱茵河畔的古罗马旧都特里尔城。

尽管此前的毛泽东对马克思闻所未闻，但历史却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1818年的欧洲与1918年的中国面积相仿，境遇类似。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关注的问题也是类似的：宪法的问题、如何发扬情感与意志的力量，以使人们的精神从死气沉沉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在青年时代，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思想而非政治领域里的革命。

1848年，30岁的马克思和28岁的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是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文本。这份慷慨激昂的宣言首次申明了全世界劳动者拥有共同利益，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好战的政府和资本家阶级，马克思号召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而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斗争，而不是去做资本家和政客的炮灰。

1869年，马克思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使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国际运动。国际工人阶级运动迅速壮大，影响力迅速超出了欧洲，在北美获得了10万工人的支持。1871年，在巴黎公社起义的硝烟尚未散尽的时候，欧仁·鲍狄埃创作了雄壮的《国际歌》，更加通俗而有感召力地提出各国劳动者团结起来，推翻旧世界。这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政客大为震惊，他们意识到马克思的学说必将彻底摧毁建立在“战争平衡论”——即“力量均势”基础上的欧洲旧秩序。马克思这个“幽灵”比一切欧洲革命思想加起来还要具有革命性，因为此前的欧洲进步思想只不过是把既有的制度划分为“先进的”和“落后的”，而马克思的思想则把人类历史的进程描述为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的斗争。

1872年，第一国际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工人们意识到，只有热情是不够的，要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必须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领导，而从那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思想家和革命家，成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

只有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制止人类的自相残杀——马克思的思想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实现，1917年11月，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俄国随之退出世界大战，1918年10月底，德国也爆发了革命，德皇宣布退位，11月11日，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结束。

就是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北大图书馆， 毛泽东结识了李大钊，在中央公园，他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并阅读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毛泽东眼界大开。1919年《新青年》杂志第6卷的5、6两期，刊载了李大钊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长文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是李大钊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并不完全一致，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都是没有完成的。那种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完整地存在在那里的说法，是根本上不符合实际的。李大钊指出，马克思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引发的“经济思想史的革命”，而此前的古典经济学，均没有马克思那种世界历史的视野，所谓历史唯物论，其实质就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深刻地叙述了欧洲史和人类历史。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最为开创性的贡献，就在于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做出的深刻解读。今天我们重读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依然会醍醐灌顶地感受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起步阶段，就站在了怎样的高度，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便与教条主义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

1920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月刊》刊登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启事。研究会由李大钊组织发起，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19人，这个研究会其实是一个马克思著作读书会，这些先觉者以德文和日文，阅读马克思的原著——他们还把一起研读的小屋命名为“亢慕义斋”。而“亢慕义斋”，取义于德语“共产主义小屋”的译音。

毛泽东所管理的阅览室，就在李大钊办公室的旁边。

而当陈独秀来信征询即将创立的党是否应叫“中国社会党”时，李大钊回信说：不，我们的党，应该叫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一锤定音。中国共产党从“亢慕义斋”走来。北京大学就是这样成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2014年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北大，他在载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立启事的《北京大学月刊》前驻足良久，感慨地说：“寻根溯源，源头就在这里啊！”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寻根溯源，源头就在李大钊的北大，而不在苏联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教条。

1949年3月，在率领中共中央向北京进发的路上，遥望古都北京，毛泽东曾经这样说：1918年，马克思诞生100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大学，我遇到了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是我的引路人，没有大钊同志，我这个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中共最早期的干部，很多出自北大的“新青年”：邓中夏、何孟雄、张国焘、罗章龙、张太雷、伍中豪、刘仁静、黄敬等，毛泽东是其中的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也正是在北京大学，那些敢想敢干的湖南孩子收获了他们想要的，与毛泽东同行的新民学会成员几乎都得到了公费留法的机会，毛泽东也不例外。使他放弃留学的诸多原因中，大概还有一个鲜为人们所提及，那就是他在北京，陷入了与恩师的女儿杨开慧的爱情。

半年后，当毛泽东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开始与杨开慧热烈的通信，在信中，杨开慧称毛泽东“润”，而毛泽东则称杨开慧“霞”，而“霞姑”是杨开慧的乳名。

1919年3月，在北京的毛泽东接到舅舅的来信，得知母亲的病情加重了，毛泽东立刻启程返回湖南，赶到母亲病床前亲侍汤药。作为长子，家庭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回湖南后的当月，毛泽东便开始在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老师，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职业。

毛泽东回湖南后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长沙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联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担任了这份刊物的主编。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两手空空的回到家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使他知道了世界上有马克思、有俄国十月革命，还有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和“世界革命”这种大事。创刊宣言里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同时，毛泽东更指出，中国的问题是：人们“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

从那之后，毛泽东便放弃了文言写作，虽然他的典雅文章总是令人交口称赞，并使他在学校里得100分，从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京大学归来，毛泽东改用白话写作。毛泽东的文章里依然有中国古文波澜起伏的气势，大气磅礴的肌理，自《湘江评论》时代起，他开始创造出对现代汉语影响巨大的“毛文体”。

而《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就是这样的例子，它的结尾以四个感叹句、四个设问句破题：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避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号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使人感到震动的地方在于，它把“天地与我为一”、“天下事皆己事”这一主张，以更加磅礴的气势和更加通俗地语言喊了出来：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正像当时那个世界的转变是迅疾的那样，毛泽东的成长也是很迅速的，他从一个温和的社会改良派，转变为一个革命家。

《湘江评论》刚出了四期，便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了，湖南省学联也被勒令解散，而这一切都是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打砸中完成的，这是毛泽东人生中所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当冰冷的枪口指向了他和他的同伴的时候，毛泽东的“劝善”梦想破灭了。

如果说有谁把毛泽东由一个温和的改良派推向了革命派，那么这第一个人便是湖南军阀张敬尧。

12月6日，毛泽东发动湖南各校总罢课，湖南学联代表长沙一万三千名学生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誓言。同日，毛泽东率湖南驱张请愿团，离开长沙奔赴北京。他从此立志要以革命的方式去摧毁旧世界，而这正是马克思30岁时在《共产党宣言》中许下的诺言。

1949年，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回顾了他自己性格的关键性的转变：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病逝，在痛失慈母之后，毛泽东又失去了精神上的父亲，一周之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也去世了。那一年，毛泽东27岁，父母和师长几乎是在一瞬间离他而去，巨大的痛苦使他艰于呼吸视听，人生的遭际和家庭的重担，如塌方一样落在了他的肩上，他知道，只是痛苦无济于事，虽然他现在的处境是一贫如洗、四面楚歌，可是他必须挑起自己肩上的责任。

1920年6月，穿着已经洗得发白的蓝长衫的毛泽东，在上海拜访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而此前，陈独秀恰好刚刚与李大钊介绍来的维经斯基见了面。在这个世界上，毛泽东可能是第一个喊“陈独秀万岁”的人，他们相见恨晚。毛泽东与陈独秀谈话通宵达旦。这两个书生，一个曾经因为“劝善”而几乎送命，而另一个则因为主张科学和民主进了班房，惺惺相惜、痛定思痛，共同的遭际教育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胡适和李大钊正在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二者固然不能偏废，但是，研究学问只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无助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什么是“根本问题、根本改造”呢？毛泽东说：“世上的事情只有吃饭最大”，而马克思主义是世上最明快的哲学，因为它立足于最朴素的道理：人是要吃饭的，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人吃不上饭，那就要革命。

陈独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站出来发言，他指出：真正的科学方法是唯物史观，而不是胡适所说的那些庸俗的教条，要切实变革社会，那就必须了解经济发展的历史，而要变革人们的思想与精神，那就必须懂得思想、精神和意志这些东西，究竟是怎样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形成与发展的。而当下的中国，无论 “科学派”还是“玄学派”，由于他们都对经济思想史缺乏起码的修养，所以，他们之间的争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些争论，也不过都是空谈，他们的方法，实际上都是玄学，而不是科学。

如果说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指出了，社会主义代表着民主的方向，那么，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则说：所谓“赛先生（科学）”，其实也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五四的先驱者们，就是这样从倡导“科学与民主”，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与陈独秀的这次长谈，是毛泽东一生的转折，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次转折，因为就在那次谈话中，陈独秀提出：要立即在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当时的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任何人。”他还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从1920年9月起，毛泽东被母校湖南第一师范聘任为校友会会长、一师附属小学主事，毛泽东一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官职”便是小学校长，而他上任后题写了一幅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挂在附小小礼堂。这不过是对“天下事皆己事也”的又一通俗阐释。新中国成立后，小学校长出身的毛泽东给孩子们写了一句意思相近的话：全中国的少年儿童团结起来，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毛泽东安排小弟泽覃、妹妹泽建到附小读书，安排大弟泽民担任附小的庶务，他切实地履行起大哥和家长的责任，而由毛泽东照料的弟弟和妹妹，也都跟随大哥走上了共产革命的道路，这是一条牺牲之路，毛泽东的弟弟和妹妹，后来都为“天下事”——中国革命牺牲了。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痛切的回忆的那样，他并没有很好地照料弟弟妹妹，更没有一心一意地当校长，因为他当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天下事”——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和筹备创立共产党组织上去了。有一次，当小弟泽覃抱怨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毛家祠堂，你的祖宗也不是马克思”时，毛泽东气愤地骂了泽覃，甚至要找根棍子去打他。

1920年7月31日，长沙《大公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新文化书社》启事。在这篇启事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说清楚什么是“新文化”，而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关于生产劳动的文化，劳动者阶级的文化，才是新文化，而这种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说，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都还没有这种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沿岸的俄罗斯”。中国最大的积贫积弱不是别的，而是思想和知识的匮乏，“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而解决这种脑子的饥荒，就是创办新文化书社的缘起。

8月2日，长沙新文化书社宣告成立，毛泽东是27个投资人之一，他们一共捐资400元。毛泽东表现出他惊人的经营天才，经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信用担保，书社得以从各大出版机构批量进货书报杂志，而免去了押金，长沙新文化书社成为了当时经营最好的书店，也是销售《新青年》、《每周评论》最多的书店。

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用毛、杨二人的话来说，这就是“不做俗人之举”。杨开慧当时这样写道：从此我有了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敌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而事实证明，这绝非纯情少女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时所说的话。

    192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萧子升从巴黎经北京返回了长沙，萧子升与毛泽东和蔡和森，被称为“杨门三杰”。萧子升是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也是新民学会派往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的代表。分别仅仅两年，毛、萧二人却发现：他们彼此的思想和境遇都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当时的湖南才子杨度曾经说过：“毛泽东能够征服他的听众，并使他们着迷。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语所打动”。而萧子升依然还是坚信无政府主义，他认为革命会带来牺牲，而他宁愿没有牺牲，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逐步改良，来获得后代的幸福。毛泽东嘲笑说：你这种理想，1000年也不可能实现，那种不能实现的理想等于空说，你这种思想，还是绅士和士大夫的思想。直到1921年7月他们还在争论，于是，他们一起搭船离开长沙，在船上继续争论。萧子升回忆说：“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入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极为精确，但当时的萧子升却认为，这不过是天方夜谭。那天乌云密布，山雨欲来，两个赤诚的朋友从洞庭湖出航沿江而下，毛和萧共处一个舱室，毛睡下铺，第二天一早，萧子升醒来时，他发现下铺空着，当他走出舱室时，看到毛泽东独自站在甲板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资本主义制度大纲》。

萧子升在武汉中途下船，而毛泽东则继续航行去了上海，毛、萧二人从此分道扬镳。此番分手，地老天荒，萧子升后来说：多年之后我方才知道：那次毛泽东去上海，是为了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而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没有谁认为这次会议很重要，彼时中国最重要的两位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李大钊是因为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不能与会，而陈独秀则由于当时刚刚担任了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不能抽身，便只是派了他的代表周佛海来主持会议。

当中国共产党经过25年的浴血奋战，成为主宰中国命运的决定性力量之后，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面对着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党的精华，毛泽东引用了《庄子》中的一句话，如此感慨万千地形容了中共一大：“其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历史证明，领导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并不是什么博学鸿儒，而是具有批判的思想、行动的意志，敢想敢干的新青年。如果马克思主义不与实际相结合，它至今恐怕依然还是高妙的理想，依然还是空说。

中共一大结束一个月后，即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1921年10月，又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中共一大将“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写入了党纲，但事后证明，在与会的12位代表中，率先身体力行这一纲领的人，便是毛泽东。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写到： “学皆起源于实践问题”。

毛泽东不是空谈家，他立即组建了安源工人俱乐部，而擅长经营的易礼容，则协助毛泽东创办了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并发行了中国第一张红色股票，在安源，创办了长沙新文化书社的毛泽东和易礼容，又共同开创了“劳动者持股”这种新型的所有制形式。

一年之后，毛泽东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一万七千人举行罢工，毛泽东认为：罢工之成败，端赖是否能够取得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与同情，必须采用“哀兵必胜”的策略，必须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于是，他为工人俱乐部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

1922年9月18日，在地方商会的调停下，工人俱乐部与资方代表签订协议，工人要求的条件得到满足，安源罢工取得成功，这支哀兵胜利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1927年9月，当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时，他手中掌握的武器，其实就是安源矿警队的那几百条枪，安源罢工的骨干力量，又成为了毛泽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

1922年7-9月间，李立三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安源罢工，而另一个在安源罢工中协助毛泽东的人是刘少奇，他来自湘乡，是毛泽东母亲的同乡。李立三也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他因“思想过激”而遭李石曽和吴稚晖排斥，1921年10月，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103名留法学生，被法国当局驱逐回国，到达上海之后，蔡和森即被留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而李立三则被派回了他的故乡湖南。

在见到毛泽东三天之后，李立三便跟随毛泽东去了安源，开始领导安源的工人运动。

李立三与蔡和森，既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校友，也是周恩来留法期间的学友，正像谈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就不能不从他们与易礼容、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罢工说起一样，讲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能不追朔到他们与李立三、蔡和森的共同友谊。今天想来，日后那些改造了中国的“同学少年”，似乎生来即是有缘的。

1922年10月23日，杨开慧因为难产，紧急住进了美国耶鲁大学创办的长沙湘雅医院，该院的产科大夫李振翩也是新民学会的成员，他为杨开慧做了剖腹产手术，次日清晨，毛泽东的长子岸英在长沙湘雅医院诞生。

毛岸英出生的时候，毛泽东正在领导两千长沙泥木工人举行罢工，他正吹着哨子走在工人游行的队伍里，没有及时赶到产房。而当时的党中央，对他的行动也没有表示任何的声援与支持，关键时刻，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人，只有新民学会的成员李振翩。

51年后，即1973年8月2日晚，80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青年时代的友人——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振翩博士和夫人汤汉志。他们感慨万千，彻夜长谈。李振翩说：现在中国人地位提高了，我们在国外也觉得他们看得起中国人一些了。毛泽东回答说：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就是打败了美国的走狗蒋介石，他跑到台湾去了。再就是派志愿军到朝鲜，打败了美国人。

1950年11月25日，新婚不到一年，刚刚过了28岁生日的毛岸英战死朝鲜疆场。

毛岸英战死后，周世钊问毛泽东：岸英为你吃了那么多苦，他已经够苦的了，你怎么舍得让他去朝鲜战场！毛泽东沉思良久，徐徐回答说：老百姓的孩子可以血洒疆场，我毛泽东的儿子为什么就不行呢！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我的儿子不上战场，以后国家有难，谁还会派自己的儿子去上战场呢！

也就是在那次与周世钊的谈话中，毛泽东重述了青年时代立下的宏愿：“为全中国、全世界受苦的人贡献自己的一切”，并追忆起新民学会的那些“同学少年”。

     1901年，耶鲁大学由青年基督教会的12名会员构成的德怀特·霍尔小组，提出了雅礼协会的最初计划，正是这个计划，导致了长沙雅礼中学、雅礼湘雅医学院以及护士学校的诞生。 “雅礼精神”是清教伦理的体现，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概括来说，这就是“全心全意地创造财富，但自己却绝不享受这些财富。”

1972年底，海伦·斯诺重访中国时，也访问了毛泽东长子的诞生地长沙湘雅医院，当时，她感慨地谈到了清教精神与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精神品格的联系，她说：“在古老的中国文明中，唯利是图根深蒂固，非物质的动机对旧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共产党人，首先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精神价值——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做出任何自我牺牲。”她还说，共产党人的精神，与现代“大学精神”有着某种联系——“实际上，毛泽东主义的原理，同上面列出的剑桥、牛津、耶鲁的原则有相同之处，只是某些方面更适合中国的实际罢了。从受英国教育的杨昌济老师那里，从他第一位妻子杨开慧那里，毛泽东学到了这些原理。”

这一解释，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像李振翩这样的“雅礼精神”的服膺者，何以会成为新民学会的会员，而大多数新民学会会的会员，为什么会成为共产党人。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思考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

    193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创始人蔡和森因叛徒出卖，牺牲于广州军政监狱，年仅36岁。1976年11月，新民学会的另外一个主要创始人萧子升病逝于乌拉圭。萧子升晚年著书，仔细地描述了与毛泽东徒步走遍湖南五县的经历。那一年的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毛与萧生于同年，也均享年83岁。

毛奋斗了一生，而萧则空说了一世。

当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李振翩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合泪写下这样诗句：“仰望巨星今不见，长使世人泪满襟。愿化悲痛为力量，加紧服务为人民。”

1984年11月16日，世界著名细菌学和病毒学专家李振翩在美国逝世，享年84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新民学会的另一个主要创始人易礼容被国民党追捕，于1929年流亡日本，一度与党失去了联系。抗战爆发后，易礼容回国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全国解放后，易礼容在全国总工会工作，而他的搭档，还是当年一起领导安源罢工的李立三。

1997年3月28日，易礼容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他是最后一个去世的新民学会的会员。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做始也简，将毕也巨。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今天看来，如果没有毛泽东，如果没有新民学会那些“同学少年”，没有“嘴巴大的能塞进一个拳头”的李立三，如果没有善于经营、胆大心细的蔡和森、易礼容和刘少奇，中共能否像毛泽东当年向萧子升预言的那样，用30-40年就能取得全国政权，恐怕尚在未定之天。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长沙新民学会这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青年，仅凭中共一大那12个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一定会是另外的一幅画卷。

 

（编辑   季节）

 

 

    管仲（约公元前725-前645年），名夷吾，颖上（今安徽颖上）人。春秋前期的大政治家。公元前689年辅助齐桓公，当政40年，改革齐国内政，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齐国因盐碱地多，农业处于劣势。故发展工商业成为了齐国的治国之策。管仲在当时推行了由国家统一调控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扩张财政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反垄断、打击金融庄家、推行“社保”制度等。但这些治国理论在实际操作中却很容易“走样”。特别是桑弘羊、王莽、王安石等后人滥用管仲之法，掠夺民利，使不少人认为管仲之策是国家干预经济，与民争利，贬其为“功利之说”。即便如此，管仲学说在中国历史上仍影响巨大。

    扩张财政理论。管仲说，“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仲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为“平国策”，但他却很清楚奢靡不是目的，增加生产才是目的。故管仲反对“平国策”以外的奢靡。这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标准，政府不能以扩张财政政策的名义，把国家搞得非常奢侈。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供给侧改革”，大家要搞清楚，一个是经济平衡财富分配的问题，一个是国家整体政策的问题，是供给的问题，两者不能混淆。

    货币储备和调控理论。如果90%的货币在国库里面，只有10%的货币在民间流通，则会导致货币的价值很高，物价很低，“万物轻”。如果这个时候政府把货币抛出去，把市场上的物品收购回来，那市场上的物价就会涨起来，这是公开市场业务。西方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都讲过，商品的价格是与贵金属挂钩的，即金本位时代、银本位时代，现在则是信用货币时代，而中国自古就是信用货币体系。

    货币流通和通货胀缩理论。今天的中国经济正在处于通缩和通胀交替的困境中。国家发钱怕造成通胀，而不发钱又会导致大批的企业倒闭。中国一直有“货币如流水般流通”的认知。比如，中国的古代货币也叫“泉币”，周朝掌管货币的机构也被称为“泉府”。

    管仲说明了货币储藏对货币流通的危害。管仲说：“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以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尔，恶能以为治乎？”

    中国现在的货币总量已达到150万亿了，为什么有的人有很多钱，而与此同时很多人却没有钱？就是因为货币被“藏”起来了。如果这个时候政府不能够把贫富差距缩小，而是不断地增加投资，不断地发行货币，这种做法不仅不能使经济情况好转，还会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原因是什么？因为政府发行出去的货币又会被人“藏”起来，“藏”起来以后资金就不足了，政府又要扩张财政政策，又要投资，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管仲谈到两个“藏”。一个是以谷物为代表的实物“财富储藏”；另一个是追逐利润的“货币储藏”。管仲指出，当实物及货币退出流通而大量进入“储藏”后，国家常会增加货币供给，导致更深的经济危机。

    而这个观点阐述了经济危机中通胀与通缩交替出现的原理——因储藏，流通货币不足，经济萎缩——国家强行增加货币供应——货币总量过大，又为将来的通胀埋下隐患。市场的货币量已经这么多了，还更多发行货币，导致货币倾泻到市场上来，更剧烈的通货膨胀由此产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市场上一点通胀紧缩的因素都没有，国家压通胀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有钱，只要把利率提高、把货币量压下来就行了，但为什么不敢压？就是因为还有大量潜在的通缩。

    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本质就是货币中性理论。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上存在非常重要的缺陷，它认为一个东西好就是非常好，认为一个东西差就是非常差，而不像中国有一个系统的学派。比如说重商主义时代，西方就把货币当作唯一的财富，只有货币产生财富，其他的就不是财富，所以叫做重商主义。后来经济学发展了，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交换媒介。但是中国早在管仲时代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管仲认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但是货币在财富创造中起到重要作用。他认为：“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货币本身虽不是财富，但却可用来调动社会财富，以配置资源。。

    投资、内需与经济增长理论。齐桓公问管仲曰：“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强本”就是指增加投资，“节用”指压缩消费。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他还举了例子，“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意思就是说，当天下的重要物品价格降低的时候，我们本国可以将物品价格抬高，使得其他国家的物品能够进入我这个国家。

    国际贸易。公元前652年和公元前651年，诸侯两次会盟于宋，盟约中除互不侵犯、保持各诸侯国的领土完整外，还有“毋遏籴”、“毋忘宾派”、“毋蕴年”、“毋壅利”等有利于商品在各诸侯国间正常流通的条款。《管子·幼官》中记载：“（齐桓公)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关税只能征收1%，而1%的关税由于过低连齐国也很难承受，最后齐国征收了2%。

    以当时而论，“全天下”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远高于当今世界，更远高于自古以来的欧洲诸国。

    关税当时可以作为武器来用，在齐桓公以后关税出现反复，后来又升到了10%，跟今天是一样的，这是列国博弈的过程。

    管仲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但是他不是对国际贸易放任自由，降低关税是为了别国财富更好地为本国所用，“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我这个国家想要长久发展下去，什么办法呢？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于吾国。”也就是说，别让本国的财富流出去，让天下的财富流进来，要大量的逆差不要顺差。而这种关税就是要全部“施于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天下物品的价格都很高，就是我这个国家的物价便宜，会导致大量的顺差出现，我这个国家的物品就会被别人掠夺。管仲否定了一味追求外贸顺差的行为，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莱人低价卖出染织品以换取周人货币票据，而最终导致失国的例子。应当以本国不需要的东西换取本国需要的食物财富。比如，桀沉醉于女乐，伊尹召集女工精织文绣，一匹就可从桀换取粟百钟，结果伊尹得其粟而控制了桀的经济。

    管仲希望本国不要生产奢侈品，因为生产奢侈品会耗费国力，但管仲对于外贸则要追求奢侈，因为奢侈品可以卖给外国人，“精织文绣”就是奢侈品，可以从桀那里换取粟百钟，从而控制桀的粮食，征服桀的经济。

    社会保障理论。春秋管仲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这样的：“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所谓“老老者”，“凡国、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此之谓老老。”

    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

    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士民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膌胜而哀怜之。此之谓恤孤。”

    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辟、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

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

    所谓“问病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民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

    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掌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此之谓通穷。”

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国力还没有发展到社保覆盖的程度，但是管仲那个时代的国力是否已经发展到全覆盖的程度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消费是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去培养人力资本，那这个国家的国力要从什么地方来呢？   

自由市场。虽然管仲搞了一系列的“国家调控”，但是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市场。当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理论时，希望国家能在其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完全折服于计划经济，该要市场的时候还得要市场。所以管仲说：“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管仲对政府收支有着明确的规则，“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政府收进来节余，如果节余很多的话要还归于民间，这就是“收支平衡”。如果大量的资金都到政府的国库里去了，就会导致民间出现“钱荒”，“钱荒”进一步导致实物生产没有办法顺畅的流动，所以管仲真正追求的是财政平衡。

    分工理论。通常认为中国传统上是封建的小农经济，欧洲是分工经济，这与历史事实完全是颠倒的，恰恰在欧洲才是小农经济、庄园经济。欧洲自古就是小庄园经济，庄园里各种铁匠、纺织的人员都配齐了，由庄园主进行分配，这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中国自古以来，生产的产品必须在集市上交换，一个农民不可能生产所有的产品，就形成了交换经济，所以中国才是“分工经济”。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国计理论”，而西方只是“家庭理论”。管仲提出来“市民者国之使命也”，意味着市农工商都是国家的主体，然后再划分“工业区”、“商业区”等等，这和今天的分区思路是一样的。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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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才”

公元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

这一天是西方的圣诞节，按照中国的传统纪年方式，毛泽东的生辰应为癸巳年、甲子月、丁酉日、甲辰时（即当日上午7点-9点)，因此，日本学者竹内实在《毛泽东》一书中说：“那是太阳在东方升起的时刻”。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人们称他为天才，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把自己称作“地才”。他把“大地”比作中国和人民。

1973年6月22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特拉奥雷说：我们非洲的人都认为毛主席是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法国人教导我，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毛泽东摇头说：你把我吹得太高了。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

一方水土一方人。毛泽东就诞生在中国湖南的大地上。

湖南又称楚地，“惟楚有才”一句，出自《左传》。楚地最著名的人物是屈原，他是中国浪漫主义的鼻祖。毛泽东19岁时所做《讲堂录》笔记，前11页便是手抄的屈原《离骚》和《九歌》，而毛泽东本人的诗歌，也鲜明地继承了屈原的风格。

近1500年来，湖南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把湖南看作是中国的“新儒学”——理学和心学的主要策源地，其实并不为过。

理学的开山人周敦颐即是湖南道州人，他是《太极图说》和《通书》的作者，他的《爱莲说》，至今是中国孩子们喜欢诵读的美文。公元976年创办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1167年，朱熹曾经在此与书院主持人张栻展开辩论，是为“朱张论学”。1507年，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在此讲学弘法，明末清初的王船山以《读史通鉴》总结中国历史，晚清的魏源，则以《海国图志》和《圣武纪》开辟了思想和知识的新局，从此，湖南便以“经世致用”的新风引领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岳麓人更以“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而自豪于乡曲。

理学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读书和学习，人人皆可成为圣贤，而圣人不过是肯用功学习的常人。毛泽东毕生提倡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他正是一个酷爱读书的湖南人。

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开书。他指着周围书架及书桌上的书说：这是《稼轩》，那是《楚辞》。于是在座的大家都站起来，参观毛泽东的各种藏书，田中感慨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就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毛泽东这时便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送给你吧。

田中后来回忆道：毛泽东这是借屈原的例子，含蓄地把美日关系比作秦与楚的关系，从而提醒我：日本不要被美国所绑架。与美国混在一起，最终吃亏的还是日本。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主张“六经皆史”，史即“事”也，人只有通过劳动、行动和做事才能表现他自己，空谈误人，空谈误国。毛泽东的《实践论》继承了王阳明的《传习录》，他毕生倡导“实事求是”，他是个辛勤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湖南人。

近代以来，湖南又以“湘军”闻名。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左宗棠平定了新疆。

中国历史上长期文武分治，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级是个动脑不动手的阶层，而这种风气到了近代湖南，方才为之一变。曾国藩的追求是：“朝出鏊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而毛泽东则将此发展到极致：以思想和学问治军，将战争升华为哲学。

湖南独立的自由思想，不磨的斗争志节，培育了“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

韶山，是湘江边的一座大山，韶峰高达两三千米，是南岳72峰之一，韶山绵延20里长，如水流泻地，故名“韶山冲”。韶山嘴是韶山落脉处，对面就是山水环抱的南岸，那里有一栋半瓦半茅的青色房屋，叫做上屋场，在这所房子里诞生了毛泽东。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年，当过兵，是个勤劳节俭，吝啬苛刻的富裕农民，他脾气火爆，毛泽东毕生对这个粗暴的家长缺乏好感。他的母亲文氏，1867年生于湖南湘乡四都唐家坨，小名叫文七妹，她没有念过书，她的真名叫文素琴。她善良、宽厚、美丽、智慧，长着中国女性最羡慕的梨子型脸庞和佛陀一样感人的眼睛，哲学家梁漱溟初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即为他俊美的形象所震动，称其“貌如妇人好女”，的确，毛泽东的相貌，主要是继承了母亲的形象。

    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舍身为僧。母亲虔诚的信仰对毛泽东影响巨大。他在中国深刻的传统中诞生，这种传统包括在湖南兴起的新儒学，他融合进了强烈的佛学因素。这就特别表现为“理学”与“心学”的不同。朱熹认为，每个人通过刻苦读书便可成为圣贤，因此，他方才说“满街皆是圣人”。王阳明则因为受到佛学的影响，转而认为劳动、做事就是修行，而那些毕生辛勤劳动的人，就是圣人。

众生平等，卑贱者最聪明，劳动者是最高贵的人，毛泽东青年时代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说：“小即大”，“上即下”，“我即宇宙”，“万即一”，“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后来他又说，“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没有像母亲所期望的那样作和尚，而是成为了革命家。

1910年，16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行，从韶山出发，去邻县湘乡，就读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父亲阻挠他，而母亲支持他，于是，文家的亲戚帮助他筹措了这笔“工钱”。临行前，毛泽东把一首诗悄悄夹在了父亲精心保管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必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据说，这是西乡隆盛的诗，西乡隆盛，被称为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后一个武士”。而毛泽东却把这首诗改了一个字，即把学不成名“死不还”，改为了“誓不还”。

1921年，毛泽东率弟弟和妹妹离家投身革命，到解放前夕，毛泽东家实际上已经沦为赤贫，而毛家土改时被划为“富农”、毛泽东出身“富农”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只读了半年，便就继续挑着他简单的行李，去了更远的地方——湖南省城长沙，那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受到革命的鼓舞，参加了新军，退伍后，他花了一块钱投考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并以考试成绩第一名被录取。在那里，他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而这是目前所见毛泽东早年唯一一篇作文。

在这篇写于1912年的作文里，毛泽东讨论了法律、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集中表现为人民不相信法律，因为法律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而那样的法律，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根据这样的观点，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农战”法令，他认为商君法的实质，就是“农战”面前的人人平等。尽管饱受儒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中，最为毛泽东青睐的一家，无疑便是法家。而商君法的实质，就类似于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1931年11月，刚刚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第一次主持立法，就是制定和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国的女性和无地的农民，第一次有了土地所有权以及选举和被选举权，实现了由法律保证的平等。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这项法律规定：中央苏区必须把土地税收的五分之一用作教育经费，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徐特立，还直接参与编排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大纲，其中除了数学、语文外，还有生理卫生、园艺、商品、速记和演讲课程。

在语文课本里，苏区的小学生们念的是这样的“毛版”新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

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统计人口为6.0191亿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选民登记，并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选。

1954年9月15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建立在全民普选基础上的宪法，在毛泽东主持下诞生，全国有1.5亿人参加了这部宪法草案的讨论。宪法奠定了新中国的基本制度框架，它是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新中国宪法中，工农构成了“人民”的主体，他们是革命和国家建设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军队是由工农子弟构成，是捍卫国家独立与安全的基石。毛泽东认为：法治不等于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也不等于国家专政。而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就是使人民成为立法者和国家的主人。毛泽东主张法治、推崇法家，但是，毛泽东的法治思想绝非照搬外国、照搬西方，而是植根于中国的大地，是中国的历史传统的升华。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法律植根于个人利益。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正是为了防止利益彼此冲突的个人之间的混战，正是为了调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方才需要法律和“立宪国家”。而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法律不是个人利益的体现，国家也不是平衡利益集团的工具，在毛泽东看来，法律应该是最广大的下层人民利益的体现，特别是他们求平等的意志的体现，最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求平等的意志就是“天理”，而“天理”大于“法”，因此，他方才说“造反有理”。

实际上，只有了解中国的世界观，方才能理解毛泽东的法治思想。

中国的世界观由三个基本构成因素，一是作为文明世界的“天下”或者“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

与近代西方和日本不同的是，在中国世界观的构造中，“民”或者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或者国家，而与天下和“天理”相一致。通俗的说，所谓“天理”也就是宇宙发展的规律，在毛泽东看来，这个规律，就是面向平等的永无止境的变化与革命。毛泽东高呼“人民万岁”，因为他认为人民是“天理”的承载者。

毛泽东不仅是新中国的立法者，他也是洞悉宇宙真相的觉者。

2015年，屠呦呦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籍科学家。在获奖演说的结尾，她惊人地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当毛泽东的这段手书出现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会议厅的大屏幕上时，许多人都在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1974年5月3日，毛泽东与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谈话，当时，毛泽东坚持说，基本离子不“基本”，因为它一定是可分的。

1977年，在夏威夷开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则说了这样一段话：“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毛泽东不会想到，他自己会为生命科学和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划出一个时代。而他也不可能想到，他与李政道的缘分，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持续下去。

2015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James Lee）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出，在过去的150年里，中国的教育结构发生了四次大的变化：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他们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他们主要来自江南和珠三角地区；1953—1993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农子弟；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和特定的重点高中。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长时段统计。而完成上述工作的李中清教授，就是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儿子。

1945年，一个叫西德尼·里滕伯格（Sidney Rittenberg）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他遇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一个喝醉了酒的美国兵，故意驾车撞死了一名中国女孩，结果法庭却判决他只需赔付26美元，事后，这个女孩的父亲却退回了6美元，因为这个可怜的父亲以为，按照中国的惯例，这6美元是经手此事的“法官老爷”必须收取的“好处费”。这就是旧中国的法律。

西德尼·里滕伯格的中文名叫李敦白，他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今年已经94岁了。他说：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在旧中国的法律制度下，老百姓命如草芥。他之所以还要讲述这件事，是要告诉我们，毛泽东发动的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讲述它，让中国人民记住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而经历过这样一场伟大革命的人民，势必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经历过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人民。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今天，毛泽东这个名字依然令人颤栗——有人出于热爱，以至于想起他不禁热泪盈眶，当然，也有人说起毛泽东来则“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而无论热爱还是憎恨，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平等或“均平”的时代。

南怀瑾说，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奇迹：一、看病不要钱，二、上学不要钱，三、干部与老百姓“共穷”。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的。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几无不同——这是空前的平等。

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阐释者，但更是最伟大的继承者，而且，他对于传统的态度和理解，一旦形成，终生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

1945的毛泽东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他头戴八角帽，脖子上随意地围着格子围巾，与一群蓬头垢面的农民挤在一起看戏。这张照片后来出现在美国的杂志上，冠之以令人感慨的命名：“大地与平等”。

“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

《商鞅徙木立信论》那篇雄文得了100分，国文老师为此写了7条夸赞的批语，也许这并不稀奇，因为毛泽东的作文总是得100分。

国文老师在批给全体同学“传观”时这样写到：“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精理名言，故未曾有”，文末的总评说：“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国文老师这样赞叹且预言说：“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然而，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仅仅读了半年，毛泽东就又离开了这里，因为他要思考“宇宙”这个大问题，而这个题目，恰恰是学校教不了他的。学校使毛泽东感到厌倦的更主要原因其实是：当时的新学堂流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把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对生物学的研究移植到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据说，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显然，这种把人等于“生物”和“动物”的思想，与毛泽东所受到的深刻的中国传统教育相抵触，这造成了青年时代毛泽东第一次思想和精神的危机，他第一次对西方思想产生了怀疑，其实就是从他毅然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退学这个时期开始的。

离开西学堂，毛泽东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自修计划，他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早上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是买两块米糕充饥，算作午餐，直到图书馆关门才出来，就这样，毛泽东的读书自学持续了半年之久。

湖南省立图书馆门厅里，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毛泽东每天走到地图前，总要驻足良久，陷入沉思：世界如此之大，如果这只是一个奉行丛林法则的动物世界，它能够存在下去吗？如果世界上的人生活得如动物和生物一样，这种人生有意义吗？这样的世界难道不应该改造吗？

1951年，已经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北京与新民学会成员周世钊等人谈到这一幕时，依然感慨万千。他说：

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过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毛泽东选择报考了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他认为自己此生最适合做教员，实际上，直到晚年他还说：“我的理想是做教员，没想到要做党的主席。”

毛泽东入学半年之后，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与第一师范合并，更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3-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了5年书，他对这所学校的感情很深，他后来赞美这所学校说：我没有读过大学，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比较当时一般大学的水平却要高得多。 正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对“宇宙问题”的思考终于有了答案，他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1917年秋天，24岁的毛泽东一面听讲杨昌济老师的修身课，一面在这门课的教材《伦理学原理》上做了大量的批注，《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代表作，而毛泽东的批注，则结合这部作品，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宇宙的本质是什么呢？毛泽东回答说：宇宙的本质就是变化。他这样写到：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成毁灭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也，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既然宇宙的本质是变化，既然“毁非灭也”、“死非灭也”，那么，对于变化、成毁乃至死亡，便不应取消极悲观之态度。

泡尔生还说，人的精神，由理智与知识、情感与意志这两方面构成。

什么是人的意志呢？毛泽东说：意志，就是人对于变化所怀抱的积极态度。

毛泽东还极为独异地说，意志起源于“好奇心”。

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中这样写到：人生如攀高山涉大海，人生如探险，充满逆料，但这也正是人生之奇绝之处，“平和”并不是人生所要追求的境界。而毛泽东则在这一段的旁边批注说：“此数句可证人类以惊奇为贵。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毛泽东立志追求波澜壮阔的人生。

当时之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而毛泽东呼吁以强大的意志，去直面这样一个令人震惊和“惊奇”的时代。他认为，失败不可怕、变局不可怕，既然“死非灭”、“毁非灭”，故“巨变”不足畏，而只有不变和僵化才是最可怖的。

《伦理学原理》认为，变化可以唤醒古老的民族，震惊则可以促使之觉醒，而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褪化，一个时代的衰老，就是因为它对于世界丧失了新奇与震惊的感觉，从而归于麻木。毛泽东则认为，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时刻，他说，中国人之麻木，就在于其缺乏意志力，而所谓缺乏意志力，就是指中国人缺乏面对变化的勇气，丧失了对变化着的世界的“好奇心”和“惊奇”感。

从此，毛泽东形成了这样观点：求知是人类意志支配下进行的活动，如果泯灭了好奇、求变的意志，也就没有了知识的进步。

在毛泽东看来，当下之中国，并非缺乏读书人，中国的问题在于读书人头脑保守僵化，他们沉溺于固定的知识范式和程式中不能自拔。中国缺乏的也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批判地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变的勇气。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所缺乏的，不仅是智识，而更是热情与意志。

泡尔生把人类斗争的意志称为“抵抗力”。他说，正是通过抵抗外在的压力，人方才创造了崭新的自我和崭新的世界，“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姑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宇宙的本质是变化，而变化的根源则在差别，没有差别，也就没有变化，而没有变化，就没有宇宙与人生。正是站在宇宙论的角度，24岁的毛泽东深刻地思考了死亡。

毛泽东认为，死亡体现了宇宙变化的实质，正是死亡提示我们变化之不能停止，正是死亡告诉我们有未知之世界在，也正是死亡提示我们，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总是有限的。

他说：死并非变化之终结，死亡乃“人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直面死亡——毛泽东的“好奇心”可谓大矣，正是基于这种博大的好奇，他指出：人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是没有完结的，以宇宙之广大，现实世界不过只是宇宙之一隅而已，除现实世界之外，尚有其他未知之世界在，而死亡就时刻提醒我们那个未知世界之存在，真正的大知，根源于永恒直面未知世界之“大好奇”。

而毛泽东的这种觉悟，正可谓是“大智”导向了“大勇”。

死“亦吾有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故死不足畏，而敢于直面死亡，也就是敢于直面宇宙的本质，就是敢于直面无穷尽的未知世界，这便是以包纳宇宙的襟怀，直面人生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

而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后来的那些名言：

“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当时，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写到：世界上的学问，分为“理论”与“实践”两种，“前者属于知识而已，后者又示人利用其能力以举措事物，而适合于人生之正鹄者也。”而“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故皆范于伦理学”。

20年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则这样指出：实践这种认识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的不是“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话来说，实践，就是不断面对和发现宇宙人生之“奇境”。

当年，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说：宇宙即差异。

20年后，他在《矛盾论》中则说，矛盾的普遍性，是指世界的本质就是差异。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认为，既然人的精神是由知识与理智、情感和意志两方面构成，则知识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情感与意志力的提升，实际上——鲁迅也表述过同样的观点：有知识的人，未必有意志。鲁迅还曾自我剖白说，他自己就是因为“看事太细，不易勇往直前”。毛泽东认为，欲求健全之精神，就要使知识与意志紧密地结合起来，后来他更指出，这也就是使知识分子与劳动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劳动者受苦受难、不脱离生产活动，相对于知识者，劳动者的意志力能力往往更为坚韧。这些保留下来的批语的确显示出，青年毛泽东已经开始尝试在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矛盾和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学”，这种“新学”虽说还不是后来的“毛泽东思想”，但显然，毛泽东立足于宇宙和世界大势，开一代学风和文风，创立一种崭新学说的抱负，在他24岁的时候，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当时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看来，要变革中国，则必须启蒙，而“启蒙”，就是学习西方，发展人类的知识与理性，毛泽东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启蒙思想只重视人的理性与知识，却忽视和压抑了人的情感与意志。像卢梭指出的那样，如今学生读书，并不是因为他们爱知识，而是为了掌握一门投机取巧的本领，知识和理性的进步压抑了人类的天性，实际上，在当今的世界上，每个人都违背着自己的情感、意志乃至良知去行动，人人皆是在“理智”的驱使下，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意做、违背自己自由意志的事情，其实，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马克思说，这种异化在工人阶级身上表现得最为深重，现代资本主义劳动违背了工人的自由意志，“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

当然，青年的毛泽东还没有像后来的马克思那样，把对人类精神异化的思考推进到社会经济领域，但是，他却像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一样直面人类精神的异化，并提出：要改造这种异化，当务之急是改造哲学和伦理学，而不是追求某种具体的科学与知识。

毛泽东说，欲动天下之事，当动天下之心，而非增天下之巧智。要变革中国，当求“本源”而非“枝节”。夫本源者，即宇宙之真理，宇宙真理，各具于人人心中，掌握了宇宙真理这个大本大源，方才能动人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则天下之事可为也。他后来说，死读书可以造就各式各样的职业者，但它却绝不可能造就一大批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

要造就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使青年人从小关心天下、宇宙、国家大事，就必须使他们“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被同学们称作“毛奇”，意思就是“宇宙中的奇男子”。

老师们格外赏识他，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则是教授伦理学的杨昌济和教授国文的袁仲谦二位先生。湖南第一师范，特别是杨、袁两位老师传授给他的，与其说是知识和学问（理论），还不如说是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埋头苦干的品质（实践）。

毛泽东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固然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此不足畏也，不足叹也，不足悲观丧气也。恰恰相反，这种变局，正为青年一代提供了焕发斗争意志和“抵抗力”的千载难逢的大舞台。面对大厦将倾，面对江河日下，毛泽东呼唤他的学友们站起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衰落，就在于社会缺乏组织能力，这就表现为国家与人民之间，几乎没有关系，于是，中国就没有现代国家思想和政治思想。而毛泽东青年时代形成的这种真知灼见，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1917年，毛泽东被选举为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此前，这个职务一直是由教师担任的。而毛泽东上任伊始，即提出应创办一个工人夜校，他的理由是：

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神圣不可捉摸之物。

中国社会的分裂，就表现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巨大差别，而现代科学技术不产生于中国，就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鄙视动手，从而使得知识与实践、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不能结合在一起，更在于知识者与劳动者，是判然分离的两个阶级。青年时代便形成的这一观点，毛泽东坚持了一生。

要改造中国，就必须从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入手，而要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则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而这样的新社会组织，应该由“新人”、或者“新民”组成。

1918年4月7日，是个星期日，毛泽东等14人，在蔡和森家开满桃花的庭院里，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起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新民学会最终发展到80名成员，大多数成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如毛泽东、何叔衡）以及早期领导人（如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罗学瓒、罗迈、陈章甫、夏曦等），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在残酷的革命中牺牲了。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他以《伦理学原理》批注开一代学风，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历史的比较，提出了中国之衰败，在于“抵抗力”——国家和社会组织能力低下的独特见解。他从组织新民学会、创办工人夜校入手，立志去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世界。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1917年暑假，他和另外一个同学不带一文钱，徒步走遍长沙、宁化、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行程九百多公里，进行历时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他后来这样回忆说：“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当时，这个沉思着时间与空间这种“大本大源”问题的青年，最喜读的是历史与地理著作，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深刻地说：

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之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

1925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执行委员及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再次来到长沙，他漫步湘江，再登爱晚亭，感慨系之，吟成《沁园春·长沙》一首，再现了第一师范时代“立此大心”时的豪情壮志：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未完待续）

（编辑   季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习和模仿渗入社会意识形态，大众传媒既扮演了意识形态传播者的角色，其自身也成为被转换、被改造的对象——以美国的行政性研究为代表的信息传播理论被认为可以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相匹配。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曾经长期批判西方“市场与资本对媒体的侵蚀”的问题，却在中国逐步出现，进而又被刻意地回避了。与此相关的是，在传媒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主管部门不能再用传统的媒介理论话语和媒介管理体制进行监管，接连陷入了舆论失守的境地。

如何从学术的角度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传统？如何把它与中国的新闻实践与社会改革密切结合？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中国的研究实践对接？2015年由赵月枝和吕新雨两位教授主编的“批判传播学系列丛书”陆续出版。该系列丛书包括“批判传播学文论”、“批判传播学译丛”和“批判传播学实践”三个系列，展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研究的前沿成果。该丛书主题涉及“传媒公共性”、“网络与中国政治”、“反思中国政治经济学”、“世界传播体系研究”等；“译丛”译介国外批判传播研究的经典文献和最新成果，经典文献包括霍尔的《如何管控危机》、达拉斯·斯迈思的《逆时针》、沃思科和默多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福克斯和莫斯可的《马克思回来了》以及迈切斯尼的《数字失联：资本主义何以令互联网反民主》等；“实践”侧重传播实践的译作和中国经验的作品，包括有关中外传播实践和劳动过程的实证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各种传播理论中作为重要的批判理论资源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几乎与“主流”的行政性研究同时进入中国。但是，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一方面，当时中国更注重嫁接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批评的理论已被“结构性地忽略”，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所批判的一些具体问题，诸如“媒体所有权”、“受众商品论”等也就隐而不彰了；另一方面，行政性研究的定量方法，对于当时的中国传播学界颇为新鲜，诸如传播效果的测量等，也是对“文革”以来中国新闻体制中“宣传腔”的反拨。

《国际新闻界》在1979年第1期刊载了林珊摘译自赫伯特·席勒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的文章[1]，传播政治经济学只是被当做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传播制度的理论资源而引进。上世纪末，又有相关学者开始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2]，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源于1990年代媒体的市场化改革，市场化导向使得传媒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社会转型和传媒改革引发了学术界的反应。1999年第5期的《现代传播》刊载了郭镇之的文章《新媒介与政治经济学》^[3]，从郭在加拿大访问期间采访莫斯可的对话实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切适性有了新的认识。2008年以来，在西方新一轮经济危机中，新自由主义遭到强烈质疑，也使得今天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种种幻象再次“去魅”，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相关学者多年来的论著成为不能被忽略的声音。他们进一步认为，任何一个经济体和社会共同体都需要资本，但是当不受管制的资本成为吞噬国家和社会的势力，它就变成了一个异化的力量。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媒体是控制资本还是被资本绑架？今天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传播，其背后也必然是一个更强大的话语体系的博弈，必将带来话语权的争夺。

简单梳理传播政治经济学进入中国的历程，可以看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脉络，即传播政治经济学进入中国之后，它坚持观察传媒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这样的视角将理论与历史相勾连，反思既有的传播秩序和传播制度。在这个视野下，我们看到一批中国学者正在关注“媒介内容生产与劳动的关系”、“著作权与资本控制”、“新媒体时代传播与阶级”等问题的研究。这也印证了莫斯可所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四个核心特点（central characteristics）：社会变迁与历史（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社会整体性分析（the social totality）、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实践（praxis）。[4]

中国与世界：重新梳理社会主义遗产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迈思在访问中国之后，写出了《自行车之后是什么？》^[5]一文，此文在西方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却长期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今天回望，这篇文章提示中国人要考虑如何发展自己的技术与文化。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斯迈思，为中国传媒与社会的发展预叙了问题，预言了当下中国在技术和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出现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文化）消费主义风行的局面。系列丛书中的“译丛”部分将出版一系列的国外名作和新作，表达了中国学者与世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接轨。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问题又必须回到中国自身才能解决。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标签，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遗产如何继承至关重要。赵月枝认为，无论是一般的西方社会理论还是（西方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都未能贡献出必要的理论资源以解析当代中国的崛起。在赵月枝和吕新雨看来，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发展上，要考虑“如何面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以及“如何实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这两个问题。而丛书中不少中国作者的文章所提出和所完成的工作，是将今天的现实与历史上的“五四运动”、“延安时期”以及“新中国前三十年”这一脉络的接续与重新解读。只有看到二十世纪中国问题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才能避免把中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国家，避免把中国的传媒改革简单地等同于西方传媒的市场化运动，进而避免割裂新中国的“前后两个三十年”。

因此，怎么样既以中国为题目，又以中国为方法，成为当下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着力点。中国的传播镶嵌在其政治经济的社会结构中，其传播格局是整个国家格局的一部分，同时，中国内部发展不平衡，经济成分十分复杂，将这些思路注入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开辟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例如，农民工的媒体使用、全国有线电视数字化，这些既是大众媒体报道的内容，又反映出中国人在信息技术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新情况，及中国的大众传媒与城乡关系。

社会主义遗产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马克思到列宁的党报理论。在吕新雨看来，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脉络是什么，政治家办报究竟意味着什么，党性和人民性的理论如何重新审视和解读，上述问题将与下列现象互为表里——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党报体系如何改革；电视“新闻联播”的存、废、改之争；所谓“南方系”报纸的功与过。在她和赵月枝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中国的党报理论在中国革命与民族国家的锻造过程中，为无产阶级作为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空间和动力，其建立在阶级性之上的公共性是这个国家合法性的来源……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本身就来源于对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抗争过程，是对其公共领域意识形态霸权的批判。归根结底，党报理论的变革和再造和执政党自身的变革息息相关。”[6]

学术共同体：主体意识与另类道路

《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一文在斯迈思生前没有正式发表，但却在西方批判政治经济学者当中广为流传。斯迈思在1986年把自己留存的一份打印稿送给了当时刚去留学的赵月枝。赵月枝不但原创了有关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整套分析体系[7]，而且成为了中国了解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纽带和桥梁。

正如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其人数规模不大，但却有着完整而清晰的学术脉络和师承关系，最近十几年中，赵和吕两位学者的紧密合作，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活跃在这个共同体中的，还有她们所培养和带动的一批更年轻的学生和研究者。他们的相关研究，将有利于整个西方理论界和第三世界理论界对中国的全面认识。

有人质疑，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共的理念有诸多相似之处，为何其生存环境却不乐观？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中共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保持了反思性和批判性的视角，不是“不争论”，而是主张“论从史出”。例如，中国媒体要求从业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但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放到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去体认，而不是简单地让记者们背诵经典作家的语录和条条框框的教材？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看来，西方国家的国家意志已经通过其传媒教育体系、法规体系、媒体的职业规范、新闻机构的选人机制等转化为媒体的主流价值，这恰恰是西方媒体主体性的体现，而中国媒体却缺少这样的主体性。虽然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但是如何让理论说服普通人，依旧困难重重。学者以学术的立场，争取到思考和论述的空间，而他们提出的反思性的视野，最终要看执政党的理论与政策取向。

今天的中国，意识形态是一个战场。作为和“新左派”理论有着比较接近的理论光谱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必然会遇到“右派”理论的对垒。“左”和“右”的观点能否取得正常的对话空间，进行理论对话，对于整个中国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是一个考验。

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林春所言，中国的社会主义转型一方面需要在市场动力机制与个人激励之间取得平衡，另一方面要在社会凝聚力与公平正义之间取得平衡[8]。另一位在美国大学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年轻学者洪宇也认为，中国媒介行业的文化体系改革需要寻找企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之间的黄金平衡点。[9]今天的中国，“左”和“右”的观点需要共生和碰撞，这可能是促进中国社会与传媒发展的“不坏的方式”，当然，上述平衡不是通过“黄金分割线”的计算找到的，而必须来自中国的实践甚至是舆论斗争。

这种实践可以称为一条另类的道路（Alternative），它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理论家，更在于国家领导层和普通民众，并且解决问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批判性的工作任重道远。因此，在他们的论文中，“可能性”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字眼，因为“可能性”是对主体的一个要求，只有不放弃，才有可能性。中国传媒改革的主导者，曾经认为全世界的传媒都应该是某种样子，看不到第二种可能性。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正是让他们看到其他的可能性。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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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长江对于国防的意义，推进国防长江的建设，对于规划中国的未来是有益的。

长江的国防意义及其战略支点

河流是先于人工陆道的交通线，因此也就成中国东西联系从而中国统一的最基础和最古老的纽带。从国防的视角看，如果说长城的意义更多的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犯和外族的入侵，那么长江对我们的意义更多的是国家统一。

长江国防的三大支点

长江国防是一个体系，重庆、武汉和南京是支撑这个体系的三大支点。

重庆：在宜昌三峡大坝修建之前，中国大西南进出中原的第一个稳固通道接口是重庆。八年抗战中，东部沦陷，大西南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后基地，而重庆东端的宜昌则被认为是中国绝地抗战的“最后的国门”。在其他道路基本被炸断的情况下，连接这“国门”的最后的通道就是长江。

鉴于连外接内的特殊地理位置，重庆在历史上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具有的特殊战略位置，1939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将重庆升格为甲等中央院辖市（即直辖市）。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随后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为西南大区代管的中央直辖市（1954年撤销[1]）。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政府机构正式挂牌。重庆在历史上第三次成为直辖市。

控制重庆就扼住了大西南东出与中原西进的交通枢纽。重庆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两端接连的都是中国安全的重要和关键地区。重庆西连四川盆地，东接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

武汉：出了重庆，就进入以武汉为重镇的长江中游地区。如果说重庆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后的国门”，那么，武汉则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命门。武汉历来被称“九省通衢”之地，从武汉沿长江水道行进，可西上巴蜀，东下吴越，向北溯汉水而至豫陕，经洞庭湖南达湘桂，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以武汉为中心的今湖北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历史分合大幕起落之地。秦将司马错曾放言：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2]。

武汉在中国历史中具有上述分合节点的作用，是由于武汉所处地段是长江东西防御的“七寸”所在，它既是东西两段间最易攻破的薄弱环节，又是南下北上的交通枢纽。武汉得失，关乎全局：失了武汉，中国分裂；占了武汉，中国统一。对武汉的控制就是对长江的控制，而历来对中国的控制最初都表现为对武汉的控制。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1912年元旦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并定都于南京。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1927年4月蒋介石国民政府便定都南京。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入侵南京，1938年10月日本攻陷武汉。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武汉的形势对全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只有理解了武汉才能理解长江，同样理解了长江也就理解了武汉。西方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 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年）对中国长江的地缘政治价值十分重视，并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长江）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3]

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长江深入中国内地，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100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30倍的收获。[4]

马汉对中国长江特别是对“中部长江”的战略地位的分析，引起各帝国主义列强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后起的德、日等新兴工业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宜昌在长江航运中具有特殊地位。宜昌是湖北省辖市，古称夷陵，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宜昌是中部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城市，由于其特殊的经济地理区位，也被称为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三峡大坝和葛洲坝位于宜昌市境内，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

宜昌是沿江入川的必经之地，抗日战争时期抢运中“最紧张的一幕”[5]就出现在宜昌。1938年夏，安庆失守，武汉告急，战区机关、学校、工厂等纷纷撤退，前线难民和和伤兵洪水般地涌向宜昌。1938年6月25日，时任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民生公司：前线“必以宜昌为唯一后送区域。 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日军继续西犯，宜昌岌岌可危，可以说“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6]。至1940年宜昌失守前，“终于在预定的中水位40天内，将堆积在宜昌的申钢厂、渝钢厂、航空兵站以及陕西、南京、巩县等兵工厂的器材，抢运入川”，武汉距宜昌航道仅630多公里。敌机又常来轰炸，前有山险，后有追兵，后来有人将当时将宜昌转运比喻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7]。

南京：在历史上为六朝古都，它依凭长江天险，北接京杭大运河，可沿大运河北上京畿；南可控制江南富源，由长江水面或东入大海或西抵武汉和重庆。从战略地位上看，南京“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南为藩篱”[8]、大有虎踞龙盘，震动东南中国的气象。

鸦片战争后，东海不保，长江成为外敌侵略中国的入口。中国东南一地已无险可守，此时，南京成了中国政府控制长江入口和进入上海的外来侵略者继续西犯的必争之地。1937年年底，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南京，将蒋介石政权赶到西南重庆有8年之久。

1900年马汉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提出，如果“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那么控制了这个政府，也就抓住了长江的龙头[9]；同样，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近代依附于西方海上强国的买办或傀儡政权，都喜欢在南京扎营，如此可以更方便与西方势力勾结。同理，在中国没有实现西太平洋制海权、至少在台海统一之前，南京无疑具有对外开放和台海统一的桥头堡的作用，但作为国都的选择，则不利于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其国力提升和海军的壮大，南京这种受制于人的劣势转化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说重庆连同宜昌是西进入川的“最后的国门”，那么南京连同上海就是中国长江沿岸城市面向太平洋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改革开放后，作为长江战略支点的重庆、武汉、南京的经济功能获得大幅提升，成为拉动长江地区航运的枢纽。“目前，长江水系完成的水运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占沿江全社会货运量的20%和货物周转量的60%，沿江所需85%的铁矿石、83%的电煤和87%的外贸货物运输量要依靠长江航运。长江干线现有10个亿吨大港，万吨级泊位421个，并且形成了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2012年，长江干线的货运量达到18亿吨，是世界上运量最大的通航河流。”[10]

命悬一线：长江对抗战取得胜利意义重大

长江对于国防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交通，而在所有交通中，最稳定的交通当属自然和原始的交通。例如江南最可靠的交通线路多是水路，最稳定的东西交通线路就是长江。这一点得到八年抗战的战火检验：在当时陆路几乎完全毁于战火而日本侵略者又全力围追阻截的条件下，水道特别是长江水道即显示出突出的稳定性。

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随着沪宁战事的失利及华北战区的扩大，沿海军工企业陷入危险状态。原来集中在长江下游和滨海地区的军事工业、民用工厂需要大举西迁。为了保存军事工业的实力，国民政府兵工署发布迁厂计划，长江在战时交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长江航运面临的紧急疏运任务是空前繁重的。” 正是凭借长江交通的稳定性，国民政府才能在短短三个月内完成了战略物资大规模和兵工厂整体性地向内地特别是向大西南的转移。

1937年12月12日，南京失陷，国民政府决定向重庆内迁。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日本开始进攻武汉。同年6月，蒋介石令武汉各党政机关、大学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转移，驻汉各兵工厂及其他有关各厂，统统纳入兵工内迁行列，由此开始中国抗战兵工内迁高潮，其间长江水道对于沿海战略物资的内移发挥了重大作用。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9月，国民政府完成了下列十多家兵工厂整体性内迁。

抗战期间，长江不仅保证了战备物资向上游内迁，同时还承担着向下游地区运送抗日兵员顺利到达前方战区的任务。“抗战军兴，重兵待运。当时我国中部地区东西方向的运输主要依靠长江轮运。据招商局不完全统计，自‘八一三’到1939年底，该局以退入长江的大、小轮船21艘，努力承担各地军运。两年多中，共运送军队53万人，军用品19.8万吨。”[11]截止1945年抗战胜利，民生公司轮船运送出川部队共达270.5万多人，弹药武器等30余万吨。[12]抗战初期，民生公司从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内迁人员共64000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大厦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及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13]

1940年宜昌失陷后，在中国抗战的各条战线中，长江水运仍发挥着主要作用，水路联运向长江支流发展。湖南湘江、沅江、四川境内的各长江支流运输有力地保障了前线和后方的物资急需。

在八年抗战中，长江航线也是日本侵略军试图掐断并控制的交通大动脉。上海、南京失守后，中方军事、民用运输除少数铁路、公路外，主要依靠长江航运。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长江中下游航线被日本侵占，上游又遭日军空中轰炸，但因其天然航道的超稳定特质，长江“在战争的防御、相持、反攻阶段始终起着交通命脉的作用”[14]。

通观整个抗战可知，在陆路交通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稳定的长江通道客观上对抗战的胜利也起到“命悬一线”的关键作用。长江的稳定性是由其天造地设的自然性决定的，历史泣血经验证明：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自然性是保证长江通道稳定性的关键。

经济、国防，两手都要硬

长江经济高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时期，开发长江的经济功能提上日程。2005年，长江沿线的七省二市共同签署了《长江经济带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确定了以“龙头”上海与“龙尾”重庆合力担当起构筑长江经济带首尾呼应、联动发展的战略格局。201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2号），交通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时出台了实施意见和相关政策措施，并将内河水运作为重点任务纳入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

随着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成库以后的长江上游航道条件得到大幅提升，长江干线货运量以年均13%以上的速度稳步增长。2006年5月，三峡大坝全线建成，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葛洲坝船闸自1981年6月27日正式通航以来，通过远程调度、靠前同步移泊等方式及船闸集中控制系统信息化改造，船闸通过能力不断提高，其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与此同时，长江干线航道通过能力大幅提高。三峡水库回水至重庆，改善了航运里程660公里，年单向通航能力由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下游深水航道和中游荆江河段建设得到大规模系统治理。长江干线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建设加快，实现航道通过能力显著提升。目前，太仓以下水深达到12.5米，5万吨级海轮可常年通达，南京至太仓水深达到10.8米，3万吨海轮可常年通达。近年来，中游航道潜力也得到极大释放；上游航道治理进展顺利，重庆至宜宾段建成三级航道，可常年通航千吨级货船。2011年与2013年，葛洲坝船闸年通过量两次突破亿吨大关，船闸通过量较通航之初的1981年增长了近30倍，发挥了巨大的通航效益。[15]

目前，中国长江已被发展成具有高附加值的“黄金水道经济带”，长江航运成为沿江综合运输大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沿江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沿江产业带聚集的重要引擎和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长江国防功能的脆弱性

然而，“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16]。在长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长江国防功能的脆弱性日益凸显。

首先，长江大坝修建增强了长江干流的运力，但高技术的运用则破坏了长江航道的自然性，弱化了长江通道抗灾变的强度。自然客观的通道，却人为地变成必须依赖人的主观因素（比如价值观）和技术水平等的水上通道。其次，位于宜昌的三峡大坝主体建筑物连同导流工程两部分全长约2309米，坝高185米，等于一道高高的城墙，将长江上游与中下游隔开。在坛子岭左侧修建的永久船闸，为双线五级，单线全长1607米，由低至高依次为1～5号闸室，每个闸室长280米、宽34米，可通过万吨级船队，而船只通过永久船闸却需3～4小时。闸室内水位的升降靠输水系统完成。长江人工大坝就这样将原本天造地设因而抗灾变能力几乎无限大的长江通道，变为因一个小小的技术操作失误事件就会导致体系性瘫痪的人工航道。如此复杂的技术条件增大了通过三峡航运力，同时也使长江运输条件更加脆弱。在和平时期，国家的力量可以为这些技术条件提供保障，但如果碰上战争，比如前述八年抗战——且不说天灾等灾变，长江是否还能具备战略物资迅速转移的航运能力？即使在和平时期，目前在恐怖主义全球泛滥的时期，各国安保成本已今非昔比，对中国而言，三峡大坝的安全就不再是只与客观世界联系的“天险”问题，而是随时与人的主观意愿相联系的“人险”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三峡大坝的建成将分布于三峡的“最后的国门”的功能完全集中且固化在宜昌。通路的关键是保路，而优先要保的路就是天造地设的自然道路。根据八年抗战时的经验，能保证中国物资转移最牢靠的通道就是长江，而长江运输稳定性的关键前提是其自然性。现在长江交通的自然性在宜昌一地已转为“数字化”存在，这样的存在的软肋恰恰存在于它的强大之处。在和平时期，大坝的数字化存在提高了运载能力，但问题是在出现极端情况比如天灾人祸时，数字化则表现出它的脆弱性。在紧急情况下，如果不能保证畅通的运送能力，荆楚地区很可能就埋下了国家动乱甚至分裂的隐患。

与长江拦坝带来的得鱼忘筌的问题一样，为了经济发展，解决南北交通问题，沿江两岸地方政府纷纷举建跨江大桥。有资料显示，目前长江上已建和在建桥梁共一百多座，长江及其正源流金沙江、通天河、沱沱河上的大桥已达105座（含隧道）。长江上海至宜宾江段共有89座长江大桥（含长江隧道），另外还有规划中或设计中但尚未正式开工的越江通道14座。[17]

这些横跨长江的大桥无疑实现了中国人“天堑变通途”的梦想，也确实极大地拉动了南北物资流通，但同样的“得鱼忘筌”的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这些大桥也削弱了长江的自然性及建立其上的通畅性。在八年抗战中，中国装备物资逆流而上、实现大转移后再沉船江底以阻止日舰跟犯；现在这一百多座大桥，如遇战事，启战之初就会在瞬间反转为比当年沉船规模更为巨大的阻碍航运的现成材料，由此而来的就是中国各地力量的各自为战甚至割据分裂。毛泽东指出：“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分裂则二事皆不能办。”[18]同样的道理，河路特别是长江不通，御敌与为河二事亦皆不能办。

推进国防长江建设的建议

第一，将目前过度注重长江经济即所谓“黄金水道”功能的思路，拓展到国家经济和国家安全并重的长江发展轨道上来。长江之于国家安全的关键在交通的国防价值，不仅在交通的产值。因此，建议在长江航运发展总目标“四个长江”即“平安长江、数字长江、阳光长江、和谐长江”[19]中植入“国防长江”的元素，以提升全民族对长江的国防作用的重视。从中国历史看，国防而非经济是统揽长江全部内容的红线。在推进长江航运发展中，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二者不可偏废，在今后的计划目标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后者可能还要适当加强。

第二，国防交通的关键是道路的畅通无阻。建议拓宽三峡运输通道，但这种拓宽不是目前永久船闸的复制而是补充，尽可能减少其对科技的依赖，增大其自然功能，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由现代高科技应用带来的副作用。都江堰和大运河之所以流经千年而不废，就是因为它们顺应而不是改变河流的自然性。经验表明，能使人类生活更接近自然而不是反自然的科学才是强大的，只有顺应、适应自然的事物才是最坚固恒久和稳定的。我们要借鉴中国古代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都江堰和大运河工程中的“道法自然”的智慧，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利用河川的自然性。与此相应，我们今后也要将长江大桥的再建，纳入统一管理，至于新启大桥工程，需要经过充分的国防评估后再做合理取舍。

第三，建议在原有管理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三峡大坝和长江大桥的管理水平和层级，快速提升和强化国防交通的功能，对其中新启动的重大项目，事前要有充分的在军方代表参与下的国防评估。如有必要，可借鉴元代将汉中行政管理划入陕西的历史经验[20]，将重庆中央直辖管理功能再进一步向东延伸到宜昌三峡。在中央的统筹之下，将目前的长江各部门分段管理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为长江全程统一管理。

第四，目前我们长江出现的问题是发展中带来的问题，解决方式最好不要以牺牲发展为代价。根据西方发展和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实践的经验，保证这一点的关键是将可能发生的战争尽可能远地推止于境外。近代中国受到外侮的教训表明，一旦东海有失，长江就成为外敌进入的口子：一旦口子开裂,中国轻则陷入内战,重则陷入分裂。形势要求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近年来我们的海上力量已有了长足发展，但其组织体系尚未形成“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21] 的统一体系，还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

为此，笔者认为，从“三海一体” 即将黄海、东海、南海视为一体的视角规划中国海上安全战略。根据美国、日本等海洋国家海军建设经验，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北海、东海、南海三大舰队合成为或许可以用“西太平洋舰队”命名的海上作战指挥体系，以更有效地捍卫广泛存在于黄海、东海和南海即整个中国东部海域内的主权利益，实属必要。

（编辑  杨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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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两个舆论场”到无数个舆论场——传统舆论引导手段的困境

在“人人均是媒体”的今天，传统的官方、民间两个舆论场已裂变为无数个舆论场，每个自媒体人都是一个节点，通过网络互相联结成集群，舆论生态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突发事件现场直播已经成为“新常态”。上海踩踏事件、“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天津港爆炸事件，微博、微信的图文直播已经成为第一信源，传统媒体无法抢夺第一时间，也放弃了在第二落脚点的定义权、解释权和话语权。

二是舆论发酵主要依靠微博、微信，而不是传统媒体的密集报道。在柴静《穹顶之下》的网络营销中，网络大V的推手作用超过了传统媒体。对《穹顶之下》的传播渠道进行统计就可以发现，此事件在微博的传播量占一半以上，为60.6%，而新闻报道不足整个传播渠道的五分之一，仅为16.7%。今年淘宝网天猫举行的“双十一”购物晚会，同样是通过邀请微博大V造势，而不是通过主流媒体进行宣传。

三是出现了碎片化的谣言信息、冲动型言论。由于自媒体新闻素养的缺乏，造谣、传谣、侵犯隐私等有悖新闻伦理的传播行为更有可能发生。比如庆安枪击案中，部分现场目击者公布了现场录像片段，但实际上该录像片段由于其选取了特定的拍摄角度和时间段，并不能代表真相。由于自媒体信息呈裂变式传播，其辟谣难度更大。

自媒体环境下，官方引导舆论面临更大的挑战。若官方沿用过去的传统思维和管控手段，控制传统媒体的报道，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在信息高度流动的环境下，政府引导舆论更多靠“疏”，而不能堵，只能顺应民意，不可遮蔽真相，压制舆论。

 

2.  社会思潮的新风向：新自由主义式微，意识形态领域需细分

无论是抗战胜利阅兵期间高昂的爱国主义情绪，毕福剑事件的严肃处理，还是柴静事件的舆论反转，都传递出当下社会思潮的悄然变化。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世界经济衰退下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的失败，在意识形态领域，新自由主义逐渐式微，国家主义情绪增强。

在2015年的重大舆情事件中，微博大V虽然还有一定的活跃度，但对舆情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在《穹顶之下》的舆论营销中，起较大作用的还是@人民网发布的相关微博，而不是传统的非官方微博大V。这些都可以看作新自由主义势力减弱的表现。

但与此同时，和原先的新自由主义和反新自由主义互相对垒的局势不同，随着新自由主义逐渐失去市场，传统意义上的左派正在分裂——涌现出“工业党”、“国家主义者”、“新左派”、“中国道路派”。在舆论事件中，不同的社会思潮产生了不同的舆论阵营。例如柴静事件中，批评《穹顶之下》的声音之间也存在分歧，对待中石油、中石化的态度，对环保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看法都有着较大的差别。

 

3.   “反转”新闻频发——主流媒体是否需要重新定位

今年舆情的另一个特点是出现较多的“反转”新闻：许多媒体追随网络热点，抢夺第一时间，结果报道失实反被“打脸”。这是微博、微信直播速度对主流媒体的一种“倒逼”，但主流媒体并不具备第一现场的优势，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些事件一旦发生，瞬间通过微博、微信、客户端传递给每一个人，主流媒体追求第一时间是否是舍本逐末？

从充分配置资源的角度，主流媒体理应与自媒体进行优劣互补。基于自媒体真实性差、碎片化的特点，主流媒体应发挥自身优势，当扮演权威的“确认者”、“定义者”和“整合者”的作用。

 

4.  媒体与资本结合更为紧密

这是一个媒体全面产业化、资本化的时代，也是媒体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充分相互渗透、相互交换、相互转换的时代。

从2015年的舆情来看，媒体与资本结合这一现象更为普遍，尤其是媒体在股市中扮演的角色。年初的牛市和年中的股灾显然都不是中国经济正常运行情况的体现，许多经济学家把年初的牛市看作是“政策牛市”，其实换个角度也可以被称为“媒体牛市”，媒体的口风对股市这一信息不对称的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而部分与资本结合的媒体，可以成功地帮助利益集团在中国市场实现套利。

 

（编辑  杨利红）

 

 

2015年，舆论界出现很多新现象和新趋势。“两微一端”等自媒体的兴起，使舆论场更加碎片化、原子化、多元化；在意识形态领域，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式微，舆论阵营更加复杂多变。

十大热点事件

1.  上海踩踏事件：自媒体直播突发事件已成“新常态”

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上海市黄浦区外滩陈毅广场发生群众拥挤踩踏事件。1月2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12·31”外滩陈毅广场拥挤踩踏事件已致36人死亡，47人受伤。1月3日，36名遇难者名单全部公布。

微博、微信平台是此事件的主要传播源。12月31日23时30分，网友“Direction”发微博称：“外滩发生踩踏事故了，太恐怖了”，成为此事件最早的曝光源之一。到当天后半夜，搜狐等门户网站开始跟进报道，随后主流媒体上才出现报道，且报道多以现场的微博、微信直播作为信源。

在此事件的直播报道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有独特的优势，每一位在场者都是“记者”，他们能通过照片、视频、文字直播等多种方式全面、立体、及时地传播现场情况。然而，自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又是极其碎片化、交互式的，真假难辨、对错交陈，是产生谣言的温床。在此次事件中，就出现了“有人抛洒疑似美元的代金券引发踩踏”等不实传闻，从而也引发了一系列对事件阴谋论的猜测。同时，自媒体的主体缺乏新闻伦理素养，密集的、碎片化的传播压缩了人们的隐私空间，此次事件中，一位遇难的复旦女生及其男友的信息被广为传播，对其家人和朋友造成了二次伤害。

 

2.  柴静《穹顶之下》纪录片：商业策划背后隐形的意识形态操纵

2月28日上午，前央视记者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人民网与优酷同步首发。视频自发布后，在各个网络平台持续发酵，形成传播雪崩效应，可以说是“一夜爆红”。

此事件是一次典型的舆论策划。视频选在2月28日发布，既是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周末，又是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履新之时。此时群众对雾霾问题高度关注，政府、主流媒体来不及应对。视频上传之后，众多微博大V迅速反应，进行转发、声援，@人民网V在短短26个小时内发了8条相关微博，推广力度惊人，可见前期准备非常充分。

但此事件更显著的特点是其舆论的反转。《穹顶之下》在2月28日播出之后，大多数网友为柴静此举自发点赞，3月1日，环保部新部长陈吉宁在履新发布会上公开表示：“柴静的纪录片从公众健康的角度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值得敬佩。”但随后，中宣部要求各级各类媒体及网站围绕两会主体展开宣传报道，对纪录片《穹顶之下》和该片作者相关话题不再报道。

接下来“自干五”集体发力，质疑柴静宣扬的是“德国式的、绿党式的反对增长的、意识形态化的环保战略”，质疑柴静“以环保之名反对中国体制、质疑中国发展”。与此同时，“工业党”、“科学党”开始批判柴静视频中的常识性错误，对视频中的调查数据、柴静女儿的“肿瘤”是否与雾霾有关、癌症发病率是不是雾霾引起的，容易误导公众的内容进行纠错。

此事件舆情呈现出的“赞赏—纠错—扒皮”的反转趋势反映了国内舆论场的多元化。国内社会思潮不再是传统的左右之分，“工业党”、“自干五”、“新左”等思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并存，传统右派的逐渐式微并没有使舆论博弈渐趋明朗，相反，舆论阵营的划分更为模糊，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更为复杂。

 

3.  毕福剑事件：左右力量对比变化

4月6日，一段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在饭桌上唱评《智取威虎山》的视频流出，视频中毕福剑唱了该京剧里《我们是工农子弟兵》的著名选段，并且边唱边戏谑，对毛泽东使用了羞辱性词汇，称他“把我们害苦了”等等，舆论哗然，随后毕福剑从央视公开的主持人名单中消失。

关于此事件的讨论以左右之争为基调，@侠客岛一言以蔽之：“就这事而言吧，右派看到的是言论自由，告密文化，政治人物能不能被调侃；左派看到的是他作为一个党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开国领袖进行侮辱。左右互撕，打的是没有结果的架。”

事实上，此架并非没有结果，从舆情走势和事件最终处理来看，左派占了上风，此事件也是左右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一个标志。

 

4.  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网络舆论“倒逼”真相

5月2日下午，黑龙江省庆安县农民徐纯合在庆安火车站内与执勤民警发生冲突后，被民警枪击身亡。有媒体报道称，事发当天，45岁的徐纯合带着八旬母亲和3个儿女准备去往大连，车站安检人员认识他们，以为他们又要赴外地上访。同时又爆出庆安县副县长董国生在事发第二天前往医院慰问并肯定了开枪民警，而董国生本人却是学历造假、妻子吃空饷的问题官员。“上访户非正常死亡”“学历造假县长慰问开枪民警”让网民产生诸多联想和质疑，而官方迟迟未公开完整视频，真相一度扑朔迷离。

5月9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真相别总靠“倒逼”》的评论，呼吁庆安枪击案公开完整的视频。在各方压力下，5月14日，庆安枪击案视频资料终于通过央视进行了发布，经各方查证，民警李乐斌开枪属于正当履行职务行为。

此事件的典型之处在于事件真相最终在网民捕风捉影猜测的“倒逼”下得以澄清，而非相关政府部门的主动发布。

新媒体时代下，政府公信力更容易受到冲击，新时期的舆论引导对政府的信息公开和危机公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事件的舆情之所以持续发酵，发生多次反弹，其政府信息公开的不及时是原因之一，致使该事件成为大V公知攻击政府的契机。

 

5.  “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主流媒体“丧事喜办”

6月1日21时30分许，从南京驶往重庆方向的客轮“东方之星”在长江湖北监利段水域发生翻沉。经有关各方反复核实、逐一确认，“东方之星”号客轮上共有454人，其中获救12人，遇难442人。

事件发生后，主流媒体希望塑造领导人和救援人员的英雄形象，却引发了读者的巨大反感。6月2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的一则消息《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啦》，遭到舆论铺天盖地的批评，反而引发网民对“东方之星”救援不力的质疑。除此以外，主流媒体对总理冒雨视察的报道远多于对死伤、救援情况，以及死者家属安置情况的报道，同样遭到抨击。

在新媒体造就的“吐槽”文化下，网民对“丧事喜办”是零容忍的，主流媒体树救灾英雄典型的灾难报道传统方式显然不能适应新的舆论形势。

 

6.  年中股灾：社会舆论影响股票市场

2015年我国股市经历了4月的政府托市、5月的疯狂、6月的下跌和7月的股灾。从政府政策和舆情变化的情况来看，股市的起伏并不是实体经济的确切体现，而是受政策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影响。

在股市猛涨时政府的托市行为和媒体的煽动性报道，成为公众涌入股市的“强心针”；而当股市崩盘时，政府的托市行为和媒体为了稳定股市的报道却失去了效果，反而很多社交媒体上的谣言占了上风。7月7日，上海交易所有865只股票一路狂跌，股市同时也进入了“谣言季”，投资者对谣言变得异常敏感，如“高盛等外资机构做空股市”等。

社交媒体中的“意见领袖”被利益集团收买，主流媒体是政府调控股市的“传声筒”，股民接收到的往往不是市场的真实信息。而在这样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领域，自媒体并不能打破主流媒体和意见领袖的舆论垄断，媒介附庸于利益集团的性质给市场和投资者带来巨大的风险。

 

7.  天津港爆炸事件：新媒体时代新闻发布会何去何从

2015年8月12日23:30左右，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这是继上海外滩踩踏、“东方之星”沉船之后，年内发生的第三次重大突发事故，与前两次事故一样，微博、微信直播仍然是此事件的主要传播方式，但与前两次事故不同的是，此事件中政府应对缓慢、语焉不详。

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下午，天津才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披露信息，但是参加发布会的官员都是区级官员，层级不高，对许多情况并不了解，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不了解、不掌握、不知道”成为新版的官员“雷言雷语”，6场发布会开过之后，仍始终未见市级领导出席、记者提问也有过半数问题当场回答不了，新闻发布会的直播信号甚至提前被中断，这种不公开、不透明的形象在“两微直播”的放大下，直接摧毁了政府的公信力，同时助长了谣言的进一步蔓延。

 

8.  抗战胜利阅兵：爱国主义的狂欢

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举行。此次阅兵充分点燃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舆论出现一边倒的现象。

人民网公布的“网民情绪展示”中，十大热点话题分别是：“习近平宣布将裁军30万”、“9.3天安门阅兵”、“向老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缅怀先烈，祭奠同胞！”、“今天，无论你在何处，请为阅兵喝彩，为中国点赞！”、“今天，大阅兵！此刻，一起传递！庆祝胜利！分享荣光！”、“英姿飒爽！看中国军人风采！”、“这一刻，美丽的天安门广场”、“装备方队正整齐入场”。

关于阅兵的负面舆论大多集中在对中央电视台转播质量的质疑，广大网民认为，央视的直播没有充分展现出阅兵队伍的风采，甚至有阴谋论者认为央视故意掣肘。这种种质疑，大多还是出于爱国主义情绪。

 

9.  文化部开微博事件：两个舆论场的正面冲突

2015年10月15日下午3点08分，文化部正式开通新浪微博账号，立刻遭到大量网友的围攻和吐槽。

长期以来，文化部由于文化管控过严积累了大量民怨，在网民看来，文化部是典型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很多问题不透明不公开。文化部开通微博，为积怨已久的网民提供了发泄的平台。

政府部门开通“两微一端”，实际上是提供了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相互碰撞的平台，群众对政府管理手段的种种不满得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得以表达，这既是民间和官方声音发生冲突的平台，也是两个舆论场相互融合的契机。

 

10. 网络热词：“主要看气质”、“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叶良辰”

网络时代以来，网络热词每年都层出不穷。很多网络事件本身并不具备公共性，例如“叶良辰事件”、“世界那么大”、“主要看气质”等，但这些热词在微信上广泛传播，形成热点，这种“吐槽文化”的兴起，是否反应了青年人精神生活的贫瘠？抑或是青年缺乏理想、焦虑的心理体现？

 

（编辑  杨利红）

 

 

 

推荐者的话：

一位年逾古稀的退休老人，昨天向我述说他受邀参加邻人家孩子16岁生日的party。学生的家长向他出示了这孩子在周内写的题为《这是个看脸的世界吗？》的一篇作文。老人出于感慨，将这篇作文特意拿给我看，仔细看过后，对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青年人有了新的感觉。

他们绝不是很多人描述的只讲享受、怕吃苦，不愿努力学习，只会玩手机做游戏，要么是玩世不恭，要么整天怨天怨地的一代青年人。当我读完这位年仅16岁的高一学生写的这篇作文时，不由得想起毛泽东主席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讲话时说的话：“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为让有兴趣的朋友们能得以分享，现将该生作文照录如下。

这是个看脸的世界吗

丛琦

世界之大包罗万象，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可谓是互联互通。从一个大范围的新闻事件，到我们身边的芝麻小事；从北京到全国，从中国到世界；无论是战乱贫困，还是繁荣奢华；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婚丧嫁娶；无论是风光秀丽，还是荒芜贫瘠。所有这些似乎都可以一夜间传遍任何一个角落，互联网时代真是无所不能。

然而，在这样一个科技飞速发展，人类文明高度进步的时代，却有着一些不太和谐的音符：那人“长得好看好找工作”，那帮靓仔、靓妹在“炫富、摆阔”，“拼颜值”“拼爹”等等不胜枚举，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只是顾着看表面，只注重“面子功夫”。这些现象恰恰证明在某些互联网上，时不时表现出一些存在的浮躁。“互联网世界”啊！当你们将这些奇谈怪论搬到网上时，想到过你们究竟要把我们这些稚嫩的年轻人带向何方？！

假如，人人都去追求表面功夫、不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文明程度的提高，那我们的社会将走向何方？中华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的先贤们中，不乏有像范仲淹家境异常贫寒，仅靠寡母为人洗衣拆被的辛劳、勤俭积攒微薄收入资助他读书识字的人。少年的范仲淹知日艰难秉灯夜读，日复一日，苦念、苦学，终于学成一代名家，他写的雄文《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惊世名句至今脍炙人口。他的学成可曾因看他是白面书生的小白脸受到资助读书吗？是因为他有迷人的颜值依靠富家人出钱让他读书成名的吗？不！他靠的是悬梁刺股式刻苦发奋啊！所以才有他那惊世骇俗的名句名文问世。不然中华民族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优秀传统文化又有何以为继？“只注重表面功夫”——“看脸”无疑应当遭到唾弃，无疑应是时代不齿！

尽管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里鱼龙混杂，但我们也能看到有很多“正能量”——著名残疾音乐家舟舟，没有因为他的残疾而影响他弹的一手动人心魄的好钢琴，互联网把他的音乐广泛传播，他还将演出收入捐给公益事业。他靠的是高颜值，靠的是“看脸”吗？又比如，著名科学家霍金，他患有“肌肉萎缩脊柱侧索硬化”的罕见疾病，可他凭借自己的顽强毅力和渊博的知识，为人类探索宏观的的宇宙奥秘，开启了新的希望之门！他靠的是战胜病魔痛苦，不懈努力的学习！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啊！！这能够说是靠高颜值，靠的是“看脸”吗？！不！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趁着青春年华，努力积累丰富的科学知识吧！

这个世界是一个互联网的世界，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然而，互联网在时代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中只是一个应运而生的工具。互联网上，有许多有用的科学知识，丰富的文化历史及引人向上好学有成的美好人物事迹的介绍，真能抱着好学之心走进那个知识的海洋里，想必一定能获益良多。其中也有些不好的东西，只要我们在其中保持头脑清醒，不仅要充分积累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培养鉴别真伪的能力——去糟粕取精华！

我坚信社会和历史一定不是靠“看脸、看面子”，而是靠“里子，真功夫”才真能得到进步和发展的！

 

一提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家头脑中涌现的就是诺曼底登陆的惨烈，再就是太平洋战争的激烈，但是很少人想到我们中国战场的壮烈。现在我们要认清对抗战认识上存在的三个误区：第一，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中国军民赢得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的地位和作用？第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谁的功劳大？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东方主战场到底起到什么作用？通过这次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活动，基本搞清了这些问题。中国主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中国的抗战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困境。在苏联卫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它从我们的远东战场调走了54万军队，包括5000门大炮，3300辆坦克，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这是斯大林给予的评价。罗斯福评价说：如果没有中国，如果中国被打败，你们可以想象有多少个日本师团会调到其他战场，那个时候日本就会非常快地拿下澳大利亚、印度。当时日本被陷入中国战场的师团有35个，最后到太平洋战场上只能调过去10个师团。所以中国不仅削弱了日本的北进计划，也牵制了它的南进计划。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功不可没。

    从时间上来讲，中国的抗战打了14年。以前我们老说“八年抗战”，实际上中国抗日战争应当从1931年算起，我们打了14年；而美国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到日本人投降，只打了4年时间；苏联仅仅打了一个月。从时间上来看，中国抗战的时间最长。

    从牵制或抵抗日军的数量来看，中国在1938年抵抗日军数量占到日本陆军主力的94%。1940年，中国抵抗了日军陆军主力的78%。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1942年和1943年，中国仍然在对抗日军陆军主力的64%和54%。从所对抗日军的主力来看，中国的抵抗所占比例也最大。

另外，中国抗战最后歼灭日军155万，中国军民也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我们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苏军当时远东战役死亡了3.2万人，美军伤亡32万人。不管所遭受的人员损失还是经济损失，中国军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军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何评论国共两党的抗战功绩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五个方面是国民党所不能比拟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政治动员问题。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盘散沙状态，只有共产党才开始打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

    第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仗能不能打，不在于你的实力怎么样，关键是战略指导。我们提出了敌后战场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提法，这是在世界军事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把游击战争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在中方日方军事力量对比这么悬殊的情况下，如果真要和日军打堂堂之仗，那就是宋襄公式的“蠢猪战法”，蒋介石以前打的就是这种“蠢猪战法”。共产党提出独立自主游击战，打到敌后去，扩大我们的力量。这个战略对于抗战的胜利功不可没。

    另外，共产党扩大了解放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力量从最初的3万多人，最后发展到120万人，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

    共产党提出了“民族、民主”的旗帜，吸引很多爱国青年投身革命，大家觉得延安是民主的一面旗帜，这也是共产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贡献就是共产党做到了“坚持抗战、绝不投降”。当时国民党确实发生了动摇，惟有共产党坚持了抗战。在国民党内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共产党坚决抗战、迫不得已打了一个“百团大战”。而国民党部队有58名将军投降，特别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率20名中央委员、50多名将军叛变投敌。而当时共产党阵营中没有一个高级将领叛变投敌，没有一支共产党的部队叛变投敌。

    现在大家都讨论抗战中，国民党功劳大还是共产党功劳大。在此我只举一个例子，“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爆发的？如果没有蒋介石在抗战初期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采取不抵抗政策，怎么会把国民党内部的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给逼反？先是跪谏、然后是哭谏，最后迫不得已才兵谏。现在客观地讲，蒋介石在抗战中的确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但正是他在抗战初期采取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才把国民党内部逼反。

    “四一二”血案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就结下了血海深仇，国民党把共产党的一批领袖人物张太雷、恽代英等全部杀掉，毛泽东一家死了六个人，这种背景下，共产党又是怎么对待西安事变的？完全是从民族大义出发，由原来的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最后到联蒋抗日、放蒋抗日，这是何等的胸怀，而蒋介石又是怎么对待西安事变呢？国民党把杨虎城几乎满门抄斩，张学良终生软禁，对共产党三次掀起反共高潮，几乎把共产党的新四军灭掉！

现在我们对抗战中国民党的评论比较客观，充分肯定了国民党的抗战将领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中国军队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其中就包括国民党的一些抗战将领们以及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国民党军队总共伤亡320万人，将领189人。现在有人说，到底国民党死的将军多还是共产党死的将军多？说共产党就死了一个左权，最多加上一个彭雪枫。而在那个历史时期，国家的战略资源全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只给了共产党三个师的编制，共产党很多将领是由原来的军长降到师长、旅长，而国民党当时有180个师。这种情况下怎么对比？

    中国军民在中国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中国军队对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这三个“功不可没”我们应当牢记。

抗日战争带来的三大启示

维护二战胜利果实

    谈到“维护二战胜利果实”，不能只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必须把这个胜利果实具体化。我认为起码有三大胜利果实。

    第一个是最明确的，我们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但现在日本试图翻案，连“日本投降诏书”这样的提法都不用，而是叫“日本终战诏书”。现在日本还要把所谓的“神风特工队”到世界联合国去申遗，中国一定要抢占这个舆论的制高点、法律的制高点。我们应该把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也拿去申遗，把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书拿去申遗，把日本在湖南枝江的投降地、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的投降地、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的投降地都拿去申遗，把日本的投降瞬间固化成历史的永恒。

    第二个胜利果实就是日本的和平宪法。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个和平宪法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这个提法不准确。这个和平宪法是所有二战的受害国和所有战胜国强加给日本的——日本人必须遵守。现在修改不修改和平宪法，不是日本政府一家能决定的。和平宪法不是日本内政，而是我们二战的胜利果实之一。

    第三个胜利果实包括了我们所收复的失地，这个失地不仅包括中国大陆的本土台湾，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是南沙，一个就是钓鱼岛。我们要把这两个问题上升到维护二战胜利果实的高度来看。二战后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必须把在战争中掠夺的领土交还中国，当时国民党派出的林尊舰队收回了南沙各岛，所以南沙各岛是我们的胜利果实之一。

二战以后，根据《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条件必须实施，日本之主权只限于四国、九洲、本洲、北海道，其他全部不属于日本，连琉球都不归日本，何谈钓鱼岛？所以，钓鱼岛也是我们的抗战胜利果实。

强化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这次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一定要在全民当中强化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一定要把“勇敢”这两个字，作为我们民族的符号写入我们的民族精神。以前中华民族一提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而现在我们连“勇敢”两个字都无法融进我们的价值观。

    去年三月份昆明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几个暴徒杀死31个人，伤141人，加起来一共172个无辜群众，暴徒只有5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孕妇，拿了几把自制的砍刀，平均一人砍伤30个人。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性到哪里去了？民族精神到哪里去了？

现在居然有人在为大汉奸汪精卫翻案，说如果打不过，你就应该投降，投降了就不能反抗，否则违反了国际战俘条约。这些说法不仅厚颜而且无耻，不仅奴颜而且卑屈，而这种言论居然在我们的网络上大行其道！

对日本要有清醒认识

我们要对日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华民族的缺陷是犹如一盘散沙，只知其家不知其国，甚至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问题今天仍值得反思。而日本的问题是，日本需要反省它的文化。日本没有哲学家，所以就没有战略家，侵华战争打赢这么多战役，却输了整个战争，但是日本却从来不缺乏阴谋家。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有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九一八事件等好多事件，最后才引发了“七七事变”。现在不要认为日本只出了一些小事，这些小的事件最终会积累，引发一个大的事件。现在日本就在图谋一步一步地摆脱二战对它的束缚，最终摆脱和平宪法，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编辑  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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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老与“子弟兵”

在毛泽东之前，近代湖南产生的最伟大人物是邵阳人魏源。

魏源是改革家，他力图推动世界上最古老的王朝实行改革，但那场改革失败了。他呕心沥血所做之《海国图志》，不但没有唤醒沉睡的中国，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参考书。

毛泽东与魏源在战略思想上是相通的，基于近代中国的处境，他们发明了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这就包括诱敌深入、防御战中的进攻战、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以及“打到敌人后方去”等等。魏源的战略思想不为当时所用，这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而他的思想最终却在毛泽东手里发扬光大，并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宏图战略，这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在战略方面，毛泽东从魏源那里汲取了很多，而毛泽东与魏源对中国士大夫阶级痼疾的诊断也是一致的。魏源的名言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儒家和士大夫阶级空谈了几千年王道，但却使王道脱离了富强。这是历史的大悲剧。而毛泽东则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从而使王道建立在了富强的基础上——毛泽东推行的”王道“朗朗上口，可歌可泣，被称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更把这种”王道“建立在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的基础上，而这支军队叫中国工农红军。

以军队推行王道，以王道节制军队，这是毛泽东的发明。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1千人，到达位于湘赣边境罗霄山脉的井冈山，这支军队原本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但由于人数实在太少，于是，经过在永新县的三湾村整编之后，改叫了第一师。

毛泽东是在井冈山起家，但他依靠的却是一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为“人民子弟兵”。当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整编时，毛泽东又为这支军队创造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以党的组织和士兵委员会来打破旧军队的科层制。所谓“群众路线”，其实就是从“官兵一致”中发展出来的。

“巍巍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头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什么，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正像这首歌里唱到的那样：从无到有，靠的是共产党，靠的是毛泽东，那么，共产党和毛泽东又靠的是什么呢？

毛泽东靠的是“父老乡亲”，是数千年中国文明的精髓。而“人民子弟兵”这个名称的精髓，就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之中。因为“子弟”这种说法，所面对的是“父老”，刘邦入咸阳，曾经“与父老约法三章”，而项羽兵败垓下，也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父老”就是中国乡村共同体里的“贤人”，在墨家学说里，他们也被称为“侠”，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他们便是立足乡村共同体扶危济困、替基层百姓打抱不平的“好汉”。

1973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这样说：鲁迅是“圣人”，而我只是“贤人”。正是由于有了“贤人”的存在，中国基层乡村的治理理想是思想教育，它主张待共同体的成员如“学生”、如“子弟”，而不是如“百姓”，大而言之，它昭示着中国两条政治路线的分野，一条“胥吏”对“百姓”，一条“贤人”对“子弟”、“老师”对“学生”，而只有后一条线，即只有以百姓为“父老”，方才能够带出了“子弟兵”，只有“老师”对“学生”，才能培养真君子。

这种治理依靠的是文化和信仰，它所针对的是共同体成员的“心”，而不是“身”，所以，它主张用做学问的方式搞治理，主张读书与治理不可分为两事，这便是“一边打仗、一边生产，一边读书”，这便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这便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二事”。极而言之，它强调政治工作的办法与搞学问无异，根本上均在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因此，毛泽东提倡用开会和思想教育的方式解决群众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造成“必也使其无讼乎”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毛泽东书里写到的那些鲜活的主张、那些古老而年青的语句，以及共产党当年在井冈山、陕甘宁、太行山的实践表明：宋明儒学的最大贡献，便是使读书人深入基层，从基层出发重新组织社会。而继承了儒家思想这一精华的，就是毛泽东。1930年，正在遭受王明路线迫害的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详细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办法，说明了怎样以做学问的方式搞治理。

日本思想家宫崎市定的名言是：以为毛泽东凭一个人的天才就改变了中国，这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毛泽东是站在了中国多少圣贤的肩膀上。毛泽东的伟大，不过是他使得“中国道路”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他说：“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既不落后于西方，当然也没有超越西方，因为中国只是走在自己的道路上。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必然还是如此”。

 “人民子弟兵”制度，就是从浏阳河畔永新县的三湾村走出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实便是以朱子语录治军的典范。尤其是他指出，宋儒的缺点，便是将学问与读书考试相结合，从而堕入“小廉曲谨，以持当躬”，而惟有将学问与保家卫国相结合，只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与人民相结合，方才可以上马杀敌，下马读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方才足以“任大事”、成大事。以理学治军，这就是以王道治军。“军队是所大学校”。毛泽东不仅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而且，他更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

在毛泽东的革命兴起之前,中华文明的武德,差不多已经失落了近千年了。春秋时代,军人以贵族为主,自然是很被尊重的,故而有“武士”和“武德”之说。而军人、武士被尊重,并不是因为他掌握暴力,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制止暴力。“武德”的解释来自楚庄王,他提出“武”的字义便是“止戈”。

看看《商君书》最重要的篇章《农战》,便知我国历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时代,便是秦,“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有这样的民风、这样的制度,自然便有天下无敌的军队。

唐代建国,府兵制是基础,其核心是选拔品质优秀的农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层选拔积极分子的仪式,每次退伍,又起到了在基层壮大积极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后以来,国家不再重视军队,实质上便是更不重视基层,因为国家重视“文辞进士科”,从而轻视边疆、重视中原,从而轻武重文,漠视武德,结果铸成安史之乱,这哪里是偶然的呢？

北宋以来,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拉壮丁”就等于征兵。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抢地的悲叹,不过凝结为后世两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已,可见中国之积弱,又哪里是一朝造成的呢?

当兵光荣、光荣者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在中国所造成的新气象,而一切不抱偏见者,便不能不承认这种事实:共产党的一个伟业,就是结束了落后挨打,毛泽东的一个成就,就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武德”的体现。以人民战争之汪洋大海,制止了帝国主义旷日持久的暴力,划分出三个世界的蓝图。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拒腐蚀,永不沾”,“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是晚年的毛泽东夜不成眠,写给人民军队、普通战士的诗,其中讲解的,也就是武德。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残余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在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首次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井冈山方圆八百里，却只有八个村子，缺吃少穿，饥饿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革命，缺医少药，受伤便等于死亡。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所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这样写到：井冈山根据地的困难，“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

在井冈山，红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境，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而当红军撤离井冈山时，由原来的1000人，发展到了1万余人。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造成这一奇迹的，就是毛泽东“人民子弟兵”的建军思想，它最终凝结为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工农革命军”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第四军，从此被称为“红四军”。这一年的年底，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加入了红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中，有五位出自红四军，他们是：朱德、林彪、彭德怀、陈毅和罗荣桓。

192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兵3万围剿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3600名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希冀以此“调虎离山”。毛泽东为红军选择的第二个落脚点是闽西，而像井冈山一样，那里同样是客家人的聚居地。

1929年3月，毛泽东指挥红军进入闽西长汀，在占领长汀之后，红军夺取了一个拥有新式缝纫机的军服厂，从那时起，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中国工农红军，终于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军装。同年5月，毛泽东指挥红军再占龙岩、永定，开辟了闽西红色根据地。

红军进入龙岩时，当地客家百姓涌上街头，想看看传说中的“朱毛”是什么样子，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一支衣衫褴褛但斗志昂扬的军队，这支队伍当时只有一匹马，那匹马上驮着的却是个正在打摆子的小兵，而牵马的马夫则是军长朱德。

从1929年3月到1934年10月，红旗一直在闽西的红土地上飘扬，闽西根据地存在了5年，它是除陕甘宁外，共产党经营时间最长的红区。

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军能够迅速地占领闽西，并站住脚跟，除了后来广为人知的闽西共产党人张鼎承、邓子恢的呼应外，与又一位当地“父老”的帮助最有关系，这个人叫做傅柏翠。他的传奇，与广东海陆丰澎湃的故事极为类似。

傅柏翠，1896年9月出生，小毛泽东三岁，1917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留日期间，傅柏翠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傅柏翠成为福建第一个开业律师，他劝说父亲把田地分给农民，并替穷苦人打官司，与官府衙门相对抗，在故乡上杭乃至整个闽西，傅柏翠一时颂声四起。由于军阀混战，为保卫乡里，傅柏翠号召组织成立了一千多人的农民自卫团，老百姓敬他、爱他，称他为“闽西百姓的王”。年青的傅柏翠被闽西百姓视为“父老”，而他组织的农民自卫团，则是一支闽西子弟兵。

像澎湃一样，傅柏翠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阶级，1927年7月，当共产党到处被屠杀的关头，傅柏翠向福建特委书记罗明提出申请，毅然加入共产党，他参加革命，毫无功利的目的，纯粹出自信仰。

1927年9月，傅柏翠率部迎接南昌起义的残部入闵，因此结识了周恩来和陈毅，1928年8月，傅柏翠发动上杭农民暴动，创立了红七军，1929年底，他再次张开怀抱，迎接井冈山下来的毛泽东和走投无路的红四军进入闽西故乡。

傅柏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学都有极为精深的了解，毛泽东能够在闽西这种地方遇到博古通今的傅柏翠，自然大喜过望，他们立即互相引之为至交和知音，从此，擅长词赋的毛泽东与傅柏翠经常在一起互相唱和，谈古论今。毛泽东一直尊称他为“闽西傅先生”，且终生没有改口。毛泽东找到了无所不谈的知音。正像刘邦当年入咸阳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一样，入闵之初，毛、傅二人，互相酬唱，毛泽东诗兴大发，他写下了如下意气风发的诗句：

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在闽西，井冈山下来的红四军改编为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林彪，第三纵队司令伍中豪，而第四纵队司令则是傅柏翠。1930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离开闽西进军赣南，而傅柏翠则留守闽西，毛泽东带走的是闽西子弟兵，在行军途中，毛泽东想起了傅柏翠，他写下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原词起首二句原本是：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无柏翠。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1957年，在人们的反复建议下，毛泽东方才将“雪里行军无柏翠”一句，改为了“雪里行军情更迫”。毛与傅的友谊，由此可见一斑。闽西上杭这个地方，出了两位姓傅的“父老”，他们对红军的成长与发展举足轻重，一位是傅柏翠，而一位，则是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基督医生”的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瞕。

那个时候，毛泽东结交的是绿林、侠客和父老，而在这些人背后，站起来的则是成千上万的子弟兵。1929年，闽西再次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就诞生在闽西这块英雄的红土地上。

 

古田与“星星之火”

在创立红军时，毛泽东运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而随后，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塑造这支军队。毛泽东希望红军成为一支有思想、会思考的军队，这就是所谓“思想上建军”。

所谓“有思想、会思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善于总结战争的规律。毛泽东认为，红军应该通过具体的战役，以总结战争的规律性。能够把战役、战术这种“看得见”的东西，通过思考上升为“战略”这种“看不见”的东西。第二，红军应该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三，红军应该了解世界发展的规律。第四，红军应该善于运用上述三种规律来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

毛泽东说，党就是红军的“首脑部”。他说，党在军队里的工作，就是研究和思考战争的规律、中国发展的规律和世界发展的规律。因此，所谓“思想上建军”，这表现在组织上，也就体现为党对军队的领导。

红四军是从失败中走出来的，部队四处转战，连停留整训的时间都没有，自然无暇思考毛泽东提出的那些“大问题”，而毛泽东认为，这就不免使红军陷入了“游击主义”和“流寇主义”。

在当时的红军领袖们看来，红军的任务就是埋头打仗，是以打仗来扩大红军的影响力，对于红军斗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则非常茫然——而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纯粹军事思想”的统治。毛泽东的特殊性在于，他是军人中的思想家，是思想家中的战略家，把战争升华为哲学，这是毛泽东的创造。在毛泽东看来，由于不掌握战争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红军的领袖们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些“经验主义者”。让当时的红军理解毛泽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是非常稳固的，毛泽东的战友们当然也不都是善于思考、能谈古论今的傅柏翠，他们并不是与毛泽东在各方面都有着共同语言。当年红四军的江华这样说：“那时毛泽东对于干部要求高，要求严，批评人也是很严厉的。对一些营团级负责干部的缺点错误，他也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训斥，常常使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有些同志对他是很有意见的。”

这表明，毛泽东只是被人怕，而不是被人理解、被人懂。

伟大也要有人懂，毛泽东往往是孤独的——而这正是他一生的悲剧。在闽西，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之间的分歧，围绕着前敌委员会这个组织，终于爆发了。

毛泽东非常重视红军“总前委”的建设，这个机构是一个统摄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为一体的领导机构，在它的领导下，方才能够凸显红军的工作不仅仅是纯粹军事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毛泽东认为，“总前委”应该体现的，正是党对红军的领导，它的任务，就是为红军制订正确的思想路线。

1928年6月4日，上海中央在给红四军的信中指定：由毛泽东、朱德，再加一工人、一农民的代表以及前委所在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五人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统辖红四军和湘赣地方党政工作。但6月下旬，中央再来指示，任命杨开明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毛泽东回到红四军担任政治部主任，只负责军队的工作，根据地的党政工作就不必再管了。1929年5月，中央再次指示，红四军成立临时军委，刘安恭为军委书记，这样，就出现了在军队中“前委”与“军委”、“特委”互相掣肘的问题。“前敌委员会”其实在党、军队和根据地都已经成为了摆设。1929年6月8日，在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撂了挑子。他在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总前委不“议政”，不研究思想路线、不思考“大问题”，以至于党在军队里成了纯粹的摆设，成了部队的附庸和鸡肋，自己不能担负这种不死不活的责任，他要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当天夜里，林彪派江华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心机很重的林彪，坚决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林彪认为，如果毛泽东自己撂了挑子，这就等于授人以柄。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之后，没有表态。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复信，他告诫林彪：不要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头里，而要把思想和政治的问题放在心上。自己要争的是思想上的是非，而不是个人的权力。他还告诫林彪说，要学会多思考些“大事”，不要纠缠于个人得失这种“小事”。林彪自己却总喜欢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而毛泽东毕生对这个“好学生”的最大不满，就在于林彪关键时刻总是“想法”太多，把个人权位的得失，置于了思想路线的思考之上。

当时的红四军将领，对于毛泽东所强调的战争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世界历史的规律这种大问题，既缺乏理解，也不感兴趣。于是，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无非就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家长制”权威。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公民小学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由陈毅主持，会议逐条批驳了毛泽东对于红四军中存在问题的批评，并认为毛泽东存在着严重的“家长制”作风，毛泽东想把自己的意志凌驾在红四军之上。

大会最终选举陈毅、朱德、毛泽东、林彪、傅柏翠、伍中豪等13人为新的前敌委员会委员，选举陈毅为前敌委员会书记，会议决定：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毛泽东第一次被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赶下来，这件事就发生在闽西的龙岩。

正是陈毅主持召开的红四军七大，撤销了毛泽东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林彪的预见变成了事实。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病倒了，他发了疟疾。不过，病中的毛泽东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消极落魄，他写了一块匾额，挂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门上，命之曰：饶丰书房。病中的毛泽东四处找书读，而且还找到了一本《模范英语读本》，于是，毛泽东经常在自己的“书房”里念英语，跟随毛泽东一起来到永定的湖南老乡曾志，曾经读过教会学校，她总是被毛泽东充满湖南口音的英语发音逗得忍俊不止，而毛泽东则毫不以为意，继续他大声的朗读，旁若无人。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对他而言，有书足矣。

1929年9月，红军攻克上杭，在朱德主持下，红四军在上杭县城太忠庙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的毛泽东正发疟疾，全身浮肿，写信向大会请假，而红四军八大代表却以为他是在闹情绪，他的假条没有得到批准，于是，重病的毛泽东被担架抬到了会场。当时的毛泽东，境遇甚是可怜。

此时的红四军正值大胜之后，但是，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红军究竟该往何处去、如何发展，则莫衷一是，会场里的“骄兵悍将”们吵成一团，前敌委员会也拿不出一个行动方案，甚至连朱德也控制不了局面。毛泽东关于红军即将陷入经验主义和纯军事主义的预言，终于成为了现实。面对队伍中的乱象，朱德终于开始理解毛泽东关于在军队中进行党的建设的主张。

1929年10月11日，农历重阳节，临江楼庭院里黄菊盛开，楼下的汀江霜花一片，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登高望远，触景生情，写下了著名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这一年的九月，以李立三和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听取了专程来上海汇报工作的陈毅的报告，陈毅如实地汇报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写了一封指示信，这就是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指示红四军按照中央的要求，正确对待毛泽东，正确理解毛泽东对红军存在问题的批评。陈毅回到闽西后，立即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会议决定，由陈毅亲自前往毛泽东的住地，请他回到红四军复职。

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的陪同下，回到红四军。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针对部队所存在的松散情况，大家一致认为，红四军此时如果不加以整顿和训练，如果不通过整训统一思想，那么这个队伍就没有办法带下去了。毛泽东当天夜里立即给中央回信，信中说：目前唯一的问题是党员的理论水平太低，连政治常识都不具备。他给中央提出的要求是：请迅速把党的机关刊物寄来，并请代买一批理论书籍，当务之急，是必须加强对于党员的教育。红军必须一边打仗，一边学习、读书和思考。

1929年12月18日，经毛泽东提议，在上杭古田镇的和声小学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选择这里作为开会的地点的用意就是：要把红军办成一所“大学校”，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学术会议、思想会议，会议第一次在红军中广泛地讨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研究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规律问题、党和军队的思想路线问题。“胜利从古田走来”，这就是因为思想从古田走来，“枪杆子”与“笔杆子”的结合，就是从古田走来。

会议开了十多天。在红军内部，第一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议上历数了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包括：缺乏战略思考，陷入了单纯的游击主义，没有建设根据地的思想，而把自己等同于流寇，不了解社会和历史，仅凭单纯的军事观点办事。而这些错误思想的实质就是经验主义，在红四军中，就充满了这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简而言之，在毛泽东看来，如果红军是一支不讲政治、没有思想的军队。这样的队伍，是走不远的。

毛泽东提出，战争的规律、社会的规律、世界发展的历史规律——这些问题，在红军队伍里必须经常讨论，不仅军队的高级干部要讨论，连、排、班一级也要讨论。为了经常性的讨论这样的问题，就必须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把党的小组，建立在排和班上。

古田会议重新选举了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书记，朱德、伍中豪、林彪和罗荣桓都当选了前敌委员会委员。古田会议结束后，心细的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张贺年片，敏锐好学的他身体力行，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立即就开始思考“大问题”了。林彪给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的“大问题”，例如：怎样从世界形势出发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形势？什么是红军应该采取的战略？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前途如何？后来的林彪以在军中一贯“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而著名。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回了一封长信。对林彪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回答。1948年12月，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刻，林彪向党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发这封闽西时代的通信，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毛泽东为这封信重新拟了一个标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首先分析了中国与世界的形势。毛泽东说，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为苏联这个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那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呢？毛泽东说，这也是由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有不同的代理人，于是，“全世界只有中国存在着统治阶级内部长期互相混战这种怪事”。正是这种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可能存在。这就是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灭了南方有北方。”而只有建立红色根据地，“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其次，关于红军的战略。毛泽东说，正是“不平衡”的特点决定了，红军不可能立即取得全国的胜利，但是，红军却能够取得局部性的、“区域性”的胜利，能够取得武装割据和根据地的胜利。也正是“不平衡”的特点决定了，红军不可能理解消灭强大的敌人，但却可以集中力量，消灭强大敌人的一部分，即尽可能地消灭“大一点的”的敌人。

于是，在这封党内通信中，毛泽东简明地概括了他的军事思想，并与“游击主义”划开了鲜明的距离。毛泽东认为，当前红军的战略应该是“防御中的进攻”，红军的战斗，既不是克大敌，也不是求小胜，而是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红军应该采取的方法是：“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

尽管人们往往把毛泽东说成是“游击战的大师，”但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明确地表示：他的军事思想绝不是“分兵”和“游击”：“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

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是贯彻了毛泽东的这种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思想。而1948年，毛泽东之所以坚持率先进行辽沈战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只有在东北地区，解放军的兵力超过了国民党军的兵力，而集中优势兵力拿下东北，其政治影响，要大于军事影响。这就是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要求公开发表毛泽东这封旧信的原因。

第三，关于革命和红军的前途。这种“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既不是“速胜论”，也不是“失败论”所能概括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早晚要到来，但是，却不会在一天到来，而争取革命的胜利，必须既满怀理想，又有进行持久战的准备。

这篇高度理论化的文章，以一种诗情澎湃的语言作为结尾，可见毛泽东当时感慨万千：“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饱含深情，文采飞扬，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出发，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红军斗争的正确战术。

这篇文章，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浓缩版，但是，对当时毛泽东的战友们来说，能够理解他深邃的视野和理论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告一段落了，但在当时的整个党和红军中，很长时期却依然缺乏对毛泽东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而这些问题就是：对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的认识，历史证明，要认识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随后在中央苏区进行的斗争与争论，就是古田争论的深入和放大版。而那场争论，则是通过遵义会议才得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古田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基础，它为遵义会议准备了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红军内部思想路线和战略战术分歧的方才能够得以正确处理。

古田会议结束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四军立即开赴闽北，矛头指向赣南，以打破赣军对闽西根据地的围剿。

行军途中，恰逢元旦，毛泽东在马背上吟成《如梦令·元旦》一首：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卷红旗如画。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