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马克思主义从创立之日起,就曾被她的敌人宣布为歪理邪说,也曾一再被宣布过时,但都没能阻止她更为迅速、更为广泛的传播,足见其...

马克思主义从创立之日起,就曾被她的敌人宣布为歪理邪说,也曾一再被宣布过时,但都没能阻止她更为迅速、更为广泛的传播,足见其真理的力量。最终逼得她的敌人不得不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从内部对之加以破坏。19世纪70年代末,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工人运动一度陷入低潮。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和活动家,在资产阶级的收买下,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以曲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为手段,企图颠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工人运动初期,有些工人领袖如法拉格等人,因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所限,而一定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尚可原谅的话,那么法国工人党的马隆和布鲁斯则是马克思主义最凶狠的敌人。他们开始时接受马克思、恩格斯为党制订的纲领,后来在资产阶级的收买下,却故意曲解和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取消了纲领的正确要求。对此,马克思曾气愤地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恩格斯也在18821028日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倍倍尔的信中说:没有任何人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更多……。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因“苏东剧变”而陷入低潮,理论斗争再次成为主要斗争方式,历史虚无主义又一次沉渣泛起,歪曲、篡改、污蔑这些卑鄙手段又被某些人拿过来所用,以达其卑鄙目的。

前一段时间,面对甚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红旗文稿》发表了以《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历史清醒》为代表的系列文章,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分析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准确刺中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和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死穴,因而遭到了某些人的歪曲、篡改、污蔑和攻击。有人故意篡改文章标题,歪曲文章内容,在网络时代传播迅广的情况下,对作者本人和互联网公共秩序都造成了恶劣影响。种种迹象表明,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其最终目的是乱史改道,谣翻中国,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在反对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苏为鉴,警醒全党。他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因此,在宣传思想领域,我们不搞无谓争论,但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政治原则问题,也绝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没有开明绅士,就得斗争。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真理、敢于亮剑、勇于发声,同历史虚无主义作彻底地不妥协地斗争。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自从苏联解体后,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就成了一个热议不衰的话题。人们从历史的、当下的、客观的、主观的、内部的&...

自从苏联解体后,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就成了一个热议不衰的话题。人们从历史的、当下的、客观的、主观的、内部的、外部的各个方向探寻其原因,每每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苏共的上千万基层党员在做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韦杰夫在其著作《苏联的最后一年》中一个场景的描述令人扼腕叹息:1991823日,当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部分工作人员离开位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大批示威人群汇集在大楼的出口,对那些走出大楼的工作人员大声叫喊,“到处是喊声、口哨声、叫嚣声,俨然就是一场革命。有人冲着库普佐夫喊道‘揍他!’有人抢走了一位女工作人员的书包,并仔细地翻看着,显然是想寻找秘密文件。他们的表现极其蛮横无理,对我们党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参见:[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姚强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苏共的执政历史就这样结束了。几个月后的12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全世界得知,苏联已不复存在。

    从那时起,20多年过去了,作为亲历者的政要、学者、媒体评论人,还有西方国家派驻苏联的工作人员,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描述这个过程,在他们的笔下,有波罗的海国家要求独立的“人链”,有民族地区的冲突,也有开向莫斯科街头的坦克……人们从各个角度记录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国家的“沸腾”。但是,在很多人的回忆中,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自行解散和联盟解体时,莫斯科街头却“很平静”。对此,一些学者感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作为苏共基础的基层党员态度冷漠,“竟无一人是男儿!”

    20132014年,当全世界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关注俄罗斯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位“为了国家利益”敢跟美国叫板、甚至敢跟整个西方世界叫板的俄罗斯总统,还有他身后80%以上支持他的俄罗斯民众。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战斗民族”是人们经常用到的对俄罗斯人的称呼。可以说,俄罗斯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也是半个多世纪前那场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向全世界诠释了的事实。但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为什么竟然没有热血男儿为了自己的党、为了自己的国家奋起抗争?

    2014年,在俄罗斯访学期间,我曾经对一些老党员就这样的问题进行过访谈,并专门到档案馆、图书馆和几个专门的博物馆阅读了一些档案材料,尤其是当年的书信、文献资料,调查了解苏联时期基层党员的生活与思想状况。在此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形成一些认识。

    一、广大党员为何沉默

    综观整个苏联历史,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从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的角度,或者从基层党员的政治信仰、组织管理与日常生活等方面看,苏共基层党员对党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而苏联解体前广大基层党员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重要关头没有“振臂一呼”,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1. 苏共后期,基层党员难以行使真正的民主权利,更无权决定党和国家的命运,这也是个别高层领导的背叛能够得行其道的一个原因。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就对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党的组织纪律、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动员与发挥基层党员的积极性和革命热情有过很多论述,他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也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到基层党员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在十月革命前后有了迅速扩大。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与革命热情在打退国内外敌人进攻、战后恢复生产的过程中也得到极大发挥,人们忘我地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积极踊跃地加入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行列中。甚至在国家出现了“粮荒”,需要到农村去说服农民,与藏匿粮食的富农斗争的时刻,共产党员组成的“工作队”成了农村政治舞台的主角。尽管当时很多党员作为“城里人”并不十分了解农民的生活,他们所做的工作也不完全受农民欢迎,但是那些党员的的确确是满怀热情、十分忠诚地去完成党所交给的工作。后来,在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广大党员也能够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去与“富农”展开斗争,争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以苏联煤矿工人斯达汉诺夫名字命名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即便到了20世纪中后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党员也是国家建设的主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当初强调的民主与集中的先后顺序,在这个过程中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从最初党内可以畅所欲言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发展到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一个微笑或者一个不悦的表情都可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党组织内部的层级越来越鲜明,权力越来越集中,基层党员的主动性与民主参与权利也越来越小。并且,随着党的领导干部享有的特权越来越大,他们与基层群众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官僚主义、打官腔在苏联后期几乎成为一些官员必备的一项工作技能。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前期曾经尝试过改革,但那些改革不是使官僚机构因职责划分更细而复杂化,引起各级党组织在管理上的混乱,就是因领导人的不思进取而不了了之。层层级级的党的官僚结构逐渐以稳固的“金字塔”形状确定下来,广大基层党员对关乎国家和党的命运的政治问题几乎没有发言权。基层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越来越小。他们所接受的组织纪律就是服从,如果不想服从,就只能选择沉默,或者一级一级地写信申诉,或者在私下里表达不满(所谓“耳语者”、“夜间人”)。

    戈尔巴乔夫时代推行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改革,的确给予基层党员一些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是,当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目标由“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变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要彻底摧毁“极权”制度,并且在实践中实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背叛社会主义的路线时,尽管很多基层党员不赞同,但除了用退党来进行抗议外,直接表达诉求的渠道很少,他们写给一些机关和媒体的“申诉信”绝大多数也被压下来。在此情况下,亚纳耶夫等人1991819日挽救联盟的最后一次努力,没有得到基层党员的积极响应,而走上街头的,倒是叶利钦“激进派”的支持者。至于推倒联盟的“别拉韦日协议”的签订,只是几个人的密谋,更与广大党员的意见无关。当党和国家的命运取决于部分精英时,基层党员的“平静”看似冷漠,更多的则是不知实情或者“无奈”。

    2. 苏共后期出现了党的队伍不纯,部分干部不思进取的情况,甚至党内不乏缺乏信仰的机会主义分子、投机钻营者,在基层党员中起的是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出现了党的干部队伍“过度稳定”与成分复杂的情况:领导干部任职时间过长,甚至是终身制,导致部分干部不思进取,老好人主义盛行;庞大的干部队伍中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员不能以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作风不踏实,理论素养低,有的干部根本不能胜任其职,甚至买官卖官,基层组织成为一部分党员晋升的阶梯;还有一部分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的机会主义分子、投机钻营者也混进党内。当苏联后期改革遇到困难时,一些领导干部不是精诚团结,克服困难,而是自拆台角,部分党的干部甚至摇身一变成了“反对派”,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他们为了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不惜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其行为也败坏了党的名声,动摇了广大党员群众的政治信仰,严重挫伤了基层党员对党的事业的积极性。

    3. 赫鲁晓夫时期,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搞乱了党的思想,导致基层党员无所适从。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后来又在全国开展“非斯大林化”运动,曾在党员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在那之后,西方国家加紧开展和平演变,“撬开”了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屏障,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被称为“极权主义”国家,反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悄悄泛起。30多年后,当戈尔巴乔夫号召“民主化”、“公开性”、揭开历史“空白点”,甚至实行“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时,苏共上层的煽动和渲染,在一段时间内收到了远超苏共20大的“效果”:大批历史的、文学的著作纷纷登上媒体,大肆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并把批判扩展到对“斯大林的导师”列宁以及作为“斯大林的战友”的苏共其他领导人的批判。后来,在苏联甚至出现了“谁批判这个制度谁就会受到欢迎”的混乱局面,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得以大行其道,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成为时髦。一些原本宣传党的政策的报刊也改换了“阵地”:《消息报》成了激进派的“传声筒”、《莫斯科新闻》变成了“民主派”报纸的“旗舰”,而《星火》杂志则被某些人尊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大军的大炮”,其全部目标指向苏共乃至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使得苏联共产党乃至苏联历史几乎被完全否定,搞乱了社会意识,摧毁了社会的集体历史记忆。到1991年,在主流舆论千百次地否定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形象抹得漆黑一团的情况下,部分党员和群众把那些谎言和谬论误认为真理,他们已经不知道应该拥护谁、反对谁。而当苏联共产党被解散、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的危急时刻,还有多少共产党员能够坚定地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4.党内高层严重脱离群众,官员腐败与官僚特权严重,使得党员群众与党离心离德。

    从列宁时期起,苏共就对党的财务纪律、党费支出、党的干部所能享受的医疗、食品、住房等方面的待遇有明确规定。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明确,金钱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十分重要,但是这是用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换来的,不能随便使用。必须把金钱用于正确的地方。那个时期党的干部多半是没有金钱观念、没有家庭观念、“把一切献给党”的革命者。当然,他们在生活待遇上也有特权,但很少。真正的特权阶层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大规模饥荒时期,在饥荒的背景下,为了收集老百姓手中的美元等外汇,在一些大城市里设立了可以用外汇购买食品的、专门的“外汇商店”。后来,这样的商店逐步变成了给领导干部提供价廉物美商品的“专供商店”,党的高层享有的特权由此不断扩大,包括食品和日用品的专供、修建别墅、每年定期休假,还有在电影院、剧院等公共场所的特殊座位等等,精英阶层开始“养成”。到了勃列日涅夫后期,官僚腐败,上下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几乎遍布苏共各个阶层,尽管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采取了一些惩治腐败的措施,但没有杜绝官员腐败现象,而戈尔巴乔夫本身的不自律更加深了民众对官员腐败的不满。

    腐败与特权使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尽管很多基层党员也清楚,不能用个别党员干部的行为代替党的形象,甚至“斯大林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代表苏共,但是当他们有权利重新选择自己的党派和政治信仰时,还是有一部分党员离开了苏共,因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用鲜血、用生命去捍卫一个由腐败分子所掌握的、不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

    5. 真正给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带来致命打击的,是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无成就情况下,在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削弱共产党领导地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改革。

    “民主化”、“公开性”使苏共和苏联历史上的空白点不断被揭开,很多历史事实被歪曲,广大党员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越来越低。而苏共19次会议之后,苏维埃选举、多党制的实行,对执政的苏联共产党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1990年夏到1991年,出现了大规模的退党风潮,各级党组织处境艰难。根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苏联全国有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被解散或停止活动。一些车间党组织和党小组因党员被开除或退党而所剩人数很少,已经不能构成一个组织。一些地方党的领导甚至被赶下台。据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描述,19901月,秋明的第一书记博戈米亚科夫和伏尔加格勒市第一书记卡拉什尼科夫被赶下了台。在切尔尼戈夫一个书记因偷窃被开除,巴库的韦济罗夫因平庸无能和“看风头行事”而被拿掉,2月间开始了遍及各地的区委一级第一书记下台潮。——党内已经开始造“头头”和官员的反了。

    1991年夏,苏共面临着严重的意识形态的、组织的、政治的危机,基层党组织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当党的地区领导干部见到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和工作人员时,对方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干什么?怎样做?一位党务工作者认为,苏联共产党在70年历史中还没有经历过政治责任如此沉重的时刻。这种处境下的基层党组织怎么能够有组织地带领党员为党抗争和呼吁!“8·19”事件后,在全国出现了大规模反共风潮,最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搞垮了党。

    二、沉默中也有抗争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广大党员群众积极参与并支持改革,很多党员对年轻的领导人所描述的党和国家的改革蓝图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但是,改革的过程却与领导者最初的承诺渐行渐远,也让党员群众困惑不解:为什么越改革物价越高,商店里的商品越少?为什么越改革社会越动荡?“1987年以来,国家的财政经济急剧恶化,苏联人民对此有切肤之痛。糖、肉和其它许多食品日益短缺,很多商品从商店里不翼而飞。全国的局势日趋紧张。人们开始对改革是否明智提出质疑,也怀疑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俄]瓦列里·博尔金著,甄西主译,《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昆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最终,他们大失所望。可以说,部分基层党员所发挥的“最大的”一次主动性,就是在改革后期,在“民主化”、“公开性”以及多党制与非政府组织运动大潮中,选择了退出共产党,加入其它政党组织或者干脆远离政治。

    但并非所有的基层党员群众都远离政治、对党的事务态度冷漠。19883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针对当时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口号掩盖下出现的批判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的情况,安德列耶娃指出,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的做法与其说是关系到历史上的个人,不如说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集体化建设时期的全部历史。她认为,在那个时期,整整一代苏联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功勋,不能出于今天意识形态的需要就简单地将当时人们创造的业绩完全抹杀。这位女教师的话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执政者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实行的政策的不满,从上到下引发了很大反响。

    在查阅相关资料和档案时,笔者看到,还有很多类似信件和投稿被杂志社扣压下来,没有登出。有的信中用“不能抹黑历史”、“不能这样对待我们的过去”、“抹黑我们的历史是有害的”等言辞表达对否定苏共历史、否定党和国家的过去的严重不满,对当时否定历史的做法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

    除了以信件形式表达不满之外,还有人在公开场合对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下台”的要求。一位1978年入党,担任过苏共26大代表,并在1989年当选人民议员的女党员萨瑞·乌玛拉托娃,1990年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言,要求戈尔巴乔夫从总统职务上退下去。她在发言中表示,自己不能接受苏联走向瓦解,她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也反对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萨瑞的勇气”至今还为曾经的苏共老党员所称道。在原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博尔金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的回忆录中,也几次提到,1990年以后,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公开提出戈尔巴乔夫应该下台。乍看起来,这些行为的矛头所指是戈尔巴乔夫,实际上,他们是在表达对苏共领导人所执行的错误路线的不满。

    而更激烈的抗议方式,则是老党员的自杀:8·19事件后,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在办公室自杀。作为严格遵守党纪的老军人,他没有直接参与“政变”,但是眼看着挽救联盟的努力失败,他绝望了。在8·19事件前后自杀的还有苏联内务部长普戈,以及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尼·叶·克鲁奇纳。如果查看苏联一些高级领导、老英雄的履历,可以注意到,还有一些人的生命也终止于1990年或者1991年,这其中,包括老英雄、卫国战争时期的“神枪手”瓦西里·扎伊采夫以及“王牌飞行员”阔日杜布。实际上,还有更多的老党员、老英雄也以自杀的方式离世,但没有得到公开报道。我们不能笼统地断定那些高级领导和老党员、老英雄自杀都与党和国家的“大事”相关,但至少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的的确确是在以死来表达内心的绝望与抗议。

    到此,再看本文初罗伊·麦德韦杰夫的那段话,不难想到,苏共中央被赶出老广场大楼的那一刻,所有的喧嚣与叫骂,并不代表广大基层党员的主张。在改革过程中,苏共领导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放弃走社会主义道路,几年之内搞垮了国家的经济。而其全盘否定历史的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几十年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引起部分老党员和很多当年的建设者的愤慨。他们也发出了呼吁,但显然他们的声音或被苏共高层的个别人利用来攻击“保守派”,或被揭开历史“空白点”的“公开性”给压制和湮没了。当否定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泛滥时,那些为历史的公正而发出的呐喊之声已经无法与之抗衡。一些老党员、老英雄甚至以自杀的方式来抗争,但局势已无法扭转。

    三、历史的教训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从直接责任看,与苏共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基层党员并无密切关联。但是,作为执政党,苏共的执政基础是基层党组织和上千万党员,他们遍布于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地方。有组织、有活力的基层党组织,可以在群众中起到宣传、示范、组织作用,没有活力的基层党组织则不可能有效发挥先锋队和战斗堡垒作用,而基层党组织涣散必然给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带来严重影响。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斯大林时代没有被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绞杀,没有被法西斯打败,主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时,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基础始终是党的事业的支持者,是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虽然苏共出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奢侈腐败之风,但并没有被来自于对立面的思想运动或暗流涌动的民族矛盾摧毁,主要原因也是苏共领导者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路线这一基本原则。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后期放弃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走社会主义道路,大肆否定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缺乏党性修养,忽视群众利益,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使得党失去民心,搞乱了党的基层组织,最终葬送了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

    苏共失败的事实证明,执政党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严格的组织纪律与严明的政治纪律,实实在在地为人民服务,对于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1933年纳粹掌握德国政权前夕,爱因斯坦流亡到了美国。1940年10月1日,在二战的连天烽火中,爱因斯坦和他的养女玛戈、...

1933年纳粹掌握德国政权前夕,爱因斯坦流亡到了美国。1940101日,在二战的连天烽火中,爱因斯坦和他的养女玛戈、秘书杜卡斯宣誓成为美国公民。19555月,爱因斯坦在美国去世,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悼词中说:“他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过程中,于此地找到了自由的气息,为此美国人民深以为傲。”

然而,爱因斯坦本人对美国的观感,却与此大相径庭。

“把美国选作自由国家,这是我一生中无法挽回的错误。”

194871日的晚宴中,爱因斯坦对波兰驻美国大使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想你现在应该意识到,美国再也不是一个自由国家了。我们这段谈话一定有人正在录音。这个大厅装了窃听器,我的住所也受到严密监视。”

FBI(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中,爱因斯坦在194712月做过如下声明:“我来到美国是因为我听说在这个国家里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我犯了一个错误,把美国选作自由国家,这是我一生中无法挽回的错误。”

1983年,FBI关于监控爱因斯坦的秘密档案开始解密。对于这批总共厚达1427页的秘密档案,《新爱因斯坦语录》的编者艾丽斯·卡拉普赖斯表示“我看到的东西使我难以置信”,如此粗暴地侵犯个人——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私人生活,竟会发生在一贯标榜“自由”的美国?但事实真的如此。

FBI的秘密档案表明,早在1932年年底,对爱因斯坦的指控已经出现在美国。在一封由“爱国女性协会”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16页控告信中,爱因斯坦被说成是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公认的世界领袖”,信中甚至说:“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牵连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国际团体多如过江之鲫,即使斯大林本人也望尘莫及。”

这样荒唐的信件居然被转交到美国驻柏林领事馆,导致对爱因斯坦去领事馆“面签”时遭遇特殊审查。结果爱因斯坦大光其火拂袖而去,愤怒质问:“这是什么,宗教法庭吗?”并在电话中告诉领事馆,如果他24小时内拿不到签证,美国之行就告取消。领事馆这才赶紧发出了爱因斯坦的签证。

但是这封指控信件此后却成为FBI为爱因斯坦建立秘密监控档案的开头16页。而FBI后来对爱因斯坦及与他往来人物的监控行动,包括窃听电话、偷拆信件、搜检垃圾桶、进入办公室和住宅秘密搜查。

FBI的一些特工们,一直将爱因斯坦视为可能向国外泄露美国核武器机密的嫌疑人。

被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

爱因斯坦一生与许多名人有书信往来,但是这些信件中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他致罗斯福总统的两封信。193982日的第一封信是匈牙利物理学家齐拉德为他起草的,信中指出了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并对纳粹德国可能率先造出这种超级炸弹提出了警告。由于感到总统迟迟没有采取有力行动,爱因斯坦在次年3月又给罗斯福写了第二封信。到1941年,美国政府终于决定抢在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曼哈顿计划”。

这项秘密计划当然需要顶尖科学家的参与,在最初提出的31位科学家名单中包括了爱因斯坦,但是负责对这些科学家进行“政审”的陆军情报署求助于FBI,结果FBI提交了这样的结论:“鉴于爱因斯坦博士的激进背景,本局不推荐雇佣他从事机密性质的工作,除非经过极其审慎的调查。因为像他这样背景的人,似乎绝无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忠贞的美国公民。”于是爱因斯坦被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

爱因斯坦“政审”未能通过的情形,从来没有向他本人告知过。不过以爱因斯坦的智慧,他很快也就心知肚明了。所以当“曼哈顿计划”的负责官员后来请他担任“顾问”时,他一口拒绝了。

与陆军方面对爱因斯坦缺乏信任不同,美国海军却愿意信任爱因斯坦。1943年,爱因斯坦担任了海军潜艇作战和烈性炸药方面的科学顾问。他对于这项工作相当高兴,有时还会向朋友炫耀。很快世界大战就结束了,他的这项工作只持续了一年多。

非常荒诞的是,在二战结束后,对爱因斯坦的严密监控反而进一步展开了。FBI的一些特工们,一直将爱因斯坦视为可能向国外泄露美国核武器机密的嫌疑人(特别是爱因斯坦担任“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主席之后),因为他们的首领——局长埃德加·胡佛(1895-1972,从1924年起任联邦调查局局长48年,经历8位美国总统,编注)——并未告诉那些属下,他早已成功地将爱因斯坦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了,爱因斯坦其实无密可泄。

FBI最终一无所获

爱因斯坦虽然无密可泄,胡佛却依然不肯放过他。据说这与胡佛和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相互之间的极度恶感有关。埃莉诺曾对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在培植美国的盖世太保,这让我害怕。”而胡佛则曾对副手说:“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吗?因为上帝造出了埃莉诺·罗斯福这样的女人。”

1950212日,埃莉诺主持的电视谈话节目《今夕与罗斯福夫人对谈》邀请爱因斯坦作为嘉宾,爱因斯坦在节目中警告公众说:氢弹这样的核武器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灭亡。第二天胡佛就下令强力展开清算爱因斯坦的行动。这一阶段行动的主题,是要证实爱因斯坦是共产党间谍。

当时麦卡锡主义正在美国大行其道,许多知名人物被怀疑或指控为共产党。偏偏爱因斯坦有时会公开为被指控的人士辩护。在FBI整的爱因斯坦“黑材料”中,爱因斯坦至少和33个“反动组织”(有时就被称为“共产党组织”)有着种种关联,比如担任荣誉会长、担保人、赞助人、文件的联名签署人等等。于是FBI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甚至胡编乱造的所谓“线索”,在美国和欧洲到处调查,最终却一无所获。

另一条针对爱因斯坦的“战线”,是美国移民局在1950年开辟的。移民局也求助于FBI,要求帮助收集证据,目的竟是要撤销爱因斯坦的美国公民身份,并将他逐出美国!这条“战线”上的荒诞故事,和“爱因斯坦间谍案”正相伯仲,最终也一无所获。

爱因斯坦晚年在美国和全世界享有极其崇高的声誉,这是事实;他在普林斯顿享受着类似“奥林比斯山上的诸神”那样的尊崇,这也是事实。但是在这些事实的背后,FBI就像一个阴魂不散的小人,一直在暗中纠缠着爱因斯坦,直到1955年爱因斯坦因病逝世。

 

作为一个国共争斗历史的亲历者,张学良的口述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失败原因的分析理性而深刻,这个反省对今天的执政党有着极好的警...

作为一个国共争斗历史的亲历者,张学良的口述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失败原因的分析理性而深刻,这个反省对今天的执政党有着极好的警示作用。

历史不是供人赏玩的,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要从这面镜子里去发现规律,观照现实,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读完这篇文章,我想起了唐人杜牧在叹惋秦朝灭亡时说的那句经典名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长期以来,关于“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除了民间说法、学者观点之外,历史当事人如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都对这一问题有过回忆、分析和检讨。

 

张学良参加过国共内战,由于特殊的经历,出于对国共两党的深刻了解,他在晚年口述历史时,对这一问题作了有异于一般学者和其他当事人的总结。这里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的张学良口述文本为主要材料来梳理张学良的相关认识。这一文本所述内容广泛,涉及领域颇多,将岁月抽打过的个人记忆叙述得声情并茂,将长期反复推敲过的思考结论讲得既清楚又深刻。细细研磨,虽然也可以发现有被所处政治生态和群体记忆扭曲的痕迹,但总体上不掩其率性纯真和一语破的的特色。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

 

人们尽管对战略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解释古今中外多种多样,但有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无人忽略,那就是判断、手段和目的。简言之,战略要解决的是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通过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的重大问题。

 

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采取了依靠强大的军事优势,对共产党采取军事“围剿”,以此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的。张学良在1936年就明确地、不止一次地提醒国民党战略的制定者蒋介石:“共产党您‘剿’不完!

 

张学良何以作出如此明确并在此后被历史证明了的判断?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任何战略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暗中操纵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这就是“中心思想”。国民党虽然一度是执政党,也控制过国家政权,但一直没有形成中心思想。张学良直言: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

 

他分析说,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张学良说: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党首蒋介石也一样。“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

 

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

 

国民党军队 “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固然他()人少,我们人多,但他()团结,我们是个()散沙。”

 

南京政府政策不公,杂牌军不满。共产党看得明白,和杂牌军也不真打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除了缺乏信仰,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之外,政府政策不公瘫痪了前线指挥系统,也是重要原因。张学良以自己为例分析说:“当年我开始时,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他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第一,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不一视同仁。

 

1935年末,东北军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明知东北沦亡,还给东北军阵亡将士开空头支票?张学良说:“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的目的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

 

“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

 

第三,几乎所有“非中央军”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所以,前线军队有令不从。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是“剿共”前线总指挥、副总司令,指挥东北军、西北军。他说:“比如说杨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挥的。杨说,让我们去打,钱呢?”“那马家军问我,副司令我打不打?我打了,你给我补充不补充?枪支弹药我打完了我上哪儿领去?我花的钱,谁给我?兵打没了,不许我再招,那我怎么办?”一个前线总指挥,国民党的一级上将,“儿媳妇一样,我怎么做?没法做了。你没法回答。我怎么回答?那么我只能说你看着办吧。” “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1935年,张学良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在那儿做打油诗。”什么“大委员委小委员,中委,执委,监委,委实无聊”,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

 

更令张学良失望的是,汪精卫遇刺时,“枪一响,大家都吓跑了,连警察、警卫,都跑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的年代,岂有不败之理?!

 

张学良说:“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国民党内战前途的预判基于对这一铁律的认知,后来国民党失败的事实又一次验证了这一铁律的千真万确。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国之王,一军之帅,如果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如果国王和军队统帅走邪道、玩权术,那自然是“国将不国”、军不成军。

 

张学良晚年口述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奴才最大特点就是你要他怎么的,他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是他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张学良说:“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

 

“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就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把张学良在口述中围绕的战略基本要素拼接起来,可以看出国民党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

 

张学良在口述中没有提到“战略”一词,有的人认为他的口述通篇表述“乱七八糟”,所述内容“七零八落”,更有甚者说他纯是在“东拉西扯”,“胡说八道”。笔者认为,张学良口述方式虽然有失科学,但不失艺术;表述虽然有失语言规范,但不失具体生动;观点虽然有失系统,甚至像火花一样,一闪即逝,但不失深刻精辟。只要认真研读,就能发现有条逻辑链条贯穿在零碎的口述背后。以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这一问题为例,就会发现他的回忆和分析基本上是围绕战略基本要素而展开的,把这些“崩豆”式的叙述拼接起来,就会发现一位军事家的系统思想在零乱中跃然纸上。

 

战略首先着眼于长远问题。那什么是长远问题呢?当然是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国家战略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国家利益。而张学良对国民党军事失败原因的分析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家战略是由政府官员参与制定的,由不是为了国家的一群人制定出的战略还能是国家至上的战略吗?更不用指望它能解决国家长远问题。长远的问题要靠深思熟虑来解决,战争年代难得聚到一起的国民党将军们竞相以低级打油诗来消磨会议时间,这样的会议怎能有深思熟虑的战略计划出笼呢。

 

战略的第二个特点是全局性。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方法和策略不可能是简单界定的准则,它是一种思想方法,要排列优先,然后选择最有效的行动路线。九一八之后,民族危机问题上升为中国第一位全局性问题,而不是以前的“因为共产党的存在对国民党政权构成的威胁”。这是当时的形势,如果“排列优先”,抗日一定是第一位的,“攘外必先安内”战略显然不是“最有效的行动路线”。所以张学良说:“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宁可叛变。”国民党放弃全局性问题,将可以动员的所有战争资源都用在内战战场,使本来有限的抗日有生力量在内战中被不断地消耗。这样的战略无疑是错误的。

 

战略的第三个特点是高层次重大问题。什么是高层次重大问题?张学良首先强调的是产生战略的基础——思想信仰,指出国民党因为“没有中心思想”导致正确战略不能产生。接着他指出官员的腐败,因为任何战略计划都是要由人来把它变成现实,军政官员的腐败、具体政策的错误,不仅瘫痪了政府,也瘫痪了前线指挥机关。

 

张学良特别强调人心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强调国民党军队不择手段寻求胜利的愚蠢。这两个问题张学良阐述得十分清楚而且生动具体,国民党军队因为不择手段地欺压百姓导致战场上的四面楚歌,又因为得不到百姓支持而对百姓的残害更加肆无忌惮,越是四面楚歌,越是对百姓肆无忌惮,结果百姓“都被逼得当共产党了”,因此红军“越‘剿’越多”,红军越多,国民党求胜之心越切。“而假使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胜利之上,而不考虑其他任何后果,则你可能将国力耗尽,而再也不能获致和平。”

 

按照张学良的分析,战略本身如同一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的底部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民心,而政府和军队统帅位于金字塔顶端,党和军队是支撑战略金字塔存在的中间部分,维系金字塔结构不散的则是思想信仰。国民党因为“没有中心思想”使战略金字塔在搭建之初就失去了重心,政府政治的腐朽和军队统帅的昏庸使党心涣散、军心动摇,最终,民心的丧失使金字塔失去了依托,这才是国民党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

 

 

阅读延伸

 

“毅荻书斋”存藏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资料

 

1936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达五十余年。张学良解禁后,多家媒体和出版机构先后出版了一些名为张学良口述的文章和书籍。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所藏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资料是张学良一生所做的口述回忆中时间最长、工程最为浩大、最有系统的。不仅涵盖了张学良的一生,还涉及许多政治人物和历史当事人,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历史、艺术、宗教、哲学诸方面。

 

为使这一口述历史资料发挥应有的作用,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授权,圣智学习集团和日本雄松堂联合当代中国出版社整理和出版这一口述历史资料。当代中国出版社为此聘请十余位民国史和张学良研究专家、学者组成了“‘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整理与编辑委员会”。历经6年多的整理、编辑,20148月,《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终于问世。

 

(文章作者:王海晨 来源:北京日报)

 

【破土编者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正处于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今天即便是这场运动的亲历者&#...

【破土编者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正处于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今天即便是这场运动的亲历者,似乎也无法清晰地言说彼时的状况。那么七十年代的普通民众生活究竟是怎样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七十年代,普通民众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又意味着什么?本文作者埃德加·斯诺以一个“外来者”身份观察到:“只有对文化革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厂、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农村公社、在卫生机构、在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在军队中引起的组织上政治上的变化,是特别深刻的。”虽然斯诺的观察与记录不能构成历史的全部,但仍然为我们理解那个年代提供了一些线索和途径。

 

斯诺眼中七十年代中国普通人的生活

 

  王某是我们在街上遇见的普通人,1965年以来,他头上既没有长角,也没有一圈光轮。在一家工厂的幼儿园里,一些幼小的孩子给我唱了《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歌儿,这个幼儿园设有自己的防空洞--这是新事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热爱毛,看来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说的不是真心话。可是,除了每个人都佩带毛的像章外,公民们的外表同我在文化革命以前见到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人们的衣着更加一致:男女都穿蓝色和灰色的上衣和裤子,冬天则穿上棉衣裤,也有许多穿着陆军或民兵的卡其布和海军淡蓝色衣服的人掺杂间。除了红星帽和红领章外,军人同老百姓是分辨不出来的。许多妇女在家里穿色彩鲜艳和较好的衣服,几乎所有的人都藏有一两套丝绸或毛料衣服,准备在节日穿,但是现在街上看到的服装式样是无产阶级的。

“不用多久,”一位老朋友说,“你就能看到更多的变化了。看那边的那些妇女,她们都披上了新式的头巾,色彩更鲜艳了。这意味着一个驰缓的时期正在到来。”当我应邀去一个中国专业人员家里作客时,我注意到他们的妻子正在仔细打量摊在桌上的几段华丽的鲜花织物。她们正在专心看一本时装书--是日本出版的,想想看。

在城市里,知识分子和农民或工人现在更难区分了。知识分子已经放下了一些架子,并且小心翼翼地在群众中培养他们的谦卑作风。由于几乎全部儿童现在都上了学,在五年里已经造就了更多识字的人。在中国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五十岁以下的“瞎子”(中国人把文盲叫作“瞎子”)。在举止上,人们显得更加庄重,彼此见面时很有礼貌,具有一种没有等级的新观念。在新建的工厂里,我发现现在的工人几乎都是中学(高中)毕业生。

二十多年来的植树造林,美化了城市和农村,对大地的全面改造,正在使古老景物的旧貌焕然一新;看起来象新洗刷过似的。中国显然从未这样富裕过,但不是在私人财富方面。

王某现在吃得很好,身体很健康,衣着合身,每周六个工作日都用在劳动、参加毛(学习)班和研究生产技术方面。在休息日(一般是星期日,但有时候是其他日子;为了减轻拥挤,休息日是错开的)他就在家休息,或者打乒乓球,夏天就到游泳池或江河湖海去游泳--游泳在中国仍是一项新运动。在冬天,他可能参加在农村地区进行的行军活动。他也可能自愿去挖地道和造砖修建防空洞--同一位医生或一位教师一起劳动。

王某也和其他人一样,属于一个集体。在城市里,他遵守执行党的路线的居民委员会的纪律,居民委员会负责儿童的照管、卫生和污染控制、调解纠纷、福利、保健以及对老年人和残废者的照料。在公社里,这类工作是由村或生产队分担的。

我们没法真正看到王某的内心世界,但是如果他有什么烦恼的话,那显然不是食品价格上涨、医药费用或税款增加。十多年来,物价一直是稳定或下降的,没有通货膨胀或黑市。王某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的收入,来自国营市场物价管制形式下所包含的剩余劳动价值,这种管制把消费控制在计划供应的必需品的范围之内。王某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没有向银行抵押借款或负债,也不必担心折磨过他父母的饥饿和贫困。

他的文化生活包括去公园、运动场、博物馆,参加演讲会、音乐会,收听广播,看电视和看戏,所有这些收费很少或完全不收费。1970年,他选购的书籍只限于教科书和毛的著作。他可以有一架长波收音机,或者可以买来零件,装配一架短波收音机,但是要有电视机是很不容易的。电视机相对地比国外要贵,而且通常是由一个团体或机关集体所有的。全部节目的政治宣传色彩很浓,演戏也是如此。戏票和体育比赛的入场券需求量很大,实际上(虽然有少数票子是门售的)只有通过自己的单位才能弄到。电影院很多,票价也便宜,但影片品种不多。

我们这位朋友所读到的墙报,上面登着毛的指示或教导;报纸通常贴在布告板上,供人阅览,但刊登的只是有关党的路线的新闻。外国消息很少,而且都经过了仔细的选择;人们读不到能够推翻下面这样一种观点的东西;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但在政治上一切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王先生也不会为这样的消息而感到烦恼;暗杀事件,市场投机,色情文学,种族骚乱,离婚丑闻,贩毒集团,谋财害命,卖淫,虐待狂和被虐待狂,以及对富人的妒忌。富人现在已经没有了。贪污的官员、盗贼或其他寄生者,也是非常少的。虽然阶级敌人依然存在,但他们大都要由国外的罪恶活动负责。

一句话,正如一个聪明人对我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真正的道德的渊薮。

上述的一切,除很多是和过去相同的以外,并没有多少新的变化。工资方面,除低工资职工和中等工资职工的工资略有增加,高工资职工的工资稍有降低外,也没有多大改变。例如,高级军官最近自愿降低工资百分之三十,这是我在杭州遇见的一位将军这样告诉我的。高级官员也是这样。(据说毛泽东把对他的津贴削减了百分之二十。)在工厂中,学徒级以上工资的幅度是从每月二十美元至五十美元(即人民币四十八元至一百二十二元),依年龄、级别和经验而定,但是少数高级专家的工资可能和一个少将的工资相同,约一百美元。一个高级干部或陆军上将每月约得一百五十美元,但是如果他没有家属要赡养,他可能把很大一部分收入退回给国家。农民的收入差别很大,现金收入比城市工人的工资少得多,但是实物收入和副业收益,却使公社社员的收入比以前更接近于同城市工人相等。

在我访问过的十二个大城市以及许多城镇和公社中,我看到消费必需品的售价比1965年稍低,但质量有了改进。可以举出几个实例。重量按半公斤(1.1)计,折算为美元的售价是:到货旺、品种多的当令蔬菜,一美分至二美分;最好的大米八美分或九美分;马铃薯和甘薯二美分;羊肉、猪肉和牛肉,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糕点和糖果,三十美分至八十美分。

以前吃到鱼的中国人是比较少的;现在,鱼类到处有售,甚至在内地也买得到,半公斤售价为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牛奶一夸脱卖十美分;啤酒,每瓶二十美分;甜饮料,每瓶五美分至十美分;蛋卷洋淇淋和冰棍,每根二美分至四美分;葡萄酒(白的和红的)每瓶五十美分;杜松子酒,每瓶五十美分;鸡蛋,每打三十美分。在北京供应外国人的商店里,可以略高价格买到特制食品,如上好的黑鱼子酱,每磅售价为2.5美元。

街上的饮食店供应花卷、酱菜、香肠和汤的简单饭食,每份四美分至六美分。在工厂食堂里,饱吃一餐,花十美分至十五美分。大多数中国人穿的是布底鞋,每双一美元至三美元;皮鞋每双六美元至十美元;胶鞋每双二美元至三美元。棉布衬衫每件二美元至三美元。现成的幼儿服装每套二美元至四美元;上好的皮帽每顶五美元;羊皮或其他种类的皮或布做里子的大衣,每件二十美元至四十美元;化纤上装和裤子每件六美元至十美元。

粮食制品、食油和棉织品仍然定量供应。各人的定量根据工种而不同,每月在三十磅至四十五磅之间,再加上目前其它食品供应丰富,这就很够了。中国是世界上生产棉布最多的国家,棉布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外汇收入的一个大项目。所以在中国国内棉布的定量分配包括婴孩在内,每人大约十八英尺。合成纤维和毛织品是随便购买的,需要量很大。食油的定量超过一般家庭的需要之上。除此之外,所有的消费品都是随便购买的。

私人汽车已经没有了,但是城市内和城市的间的公共汽车的服务已经有了改进--虽然公共汽车仍然很拥挤。中国的火车是世界上最好的火车之一。交通费很低。

我们街道上(或农村小道上)遇见的人,他家里也许至少有一辆自行车,价值三十五美元至四十五美元之间。他的房租(保养费)每间每月一美元至二美元。住房的类型很多,但一般说来都有了改善。在农村,农民有自己的房屋,不必纳税。工厂工人的医疗费用是由他们的组织支付的,公社也是这样。药品的售价只占西方国家售价的很小一部分。避孕丸是通过组织免费供应的。

除了这一切以外,只有对文化革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厂、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农村公社、在卫生机构、在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在军队中引起的组织上政治上的变化,是特别深刻的。在青年中间,参加海、陆、空军是他们真正最为向往的事业,但只有很少的有志于此者被选上。毛的年轻接班人中的一种新的精神面貌--遵照“忘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可以在医疗卫生工作从城市推广到农村这一点上,最显著地看出来。

(本文选自《漫长的革命》,破土有所删节。)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侵占中国野心的大暴露。由于国民党实行“惟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更加狂...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侵占中国野心的大暴露。由于国民党实行惟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更加狂妄,终于酿成战争的大祸。

1931918日,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天。这天晚上102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所属的河本末守中尉率其部下,经过长时间密谋和精心策划,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栽赃嫁祸于中国守军。以此为借口,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攻击,炮轰沈阳北大营和兵工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今天小编为你一一解读……

真相一 日本蓄谋已久

1927627日至7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确立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图为会议现场。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把侵占东北作为其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首要战略目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侵占朝鲜、中国的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并攫取在中国设厂、开矿等特权。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在中国东北交战,日本在东北亚取得军事优势,非法获得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驻军权利,并攫取了中国辽东半岛、旅顺、大连及长春到旅顺铁路的权益。

1927年夏,日本政府强化对华侵略政策。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图谋侵占“满蒙”的“根本政策”,抛出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对日本的生存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公然宣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侵占中国野心的大暴露。在此前后的中国国内形势,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四分五裂。国民党把消灭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连续发动对江西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围剿”。九一八事变爆发两个月前,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什么“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作安内攘外之奋斗”。由于国民党实行“惟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更加狂妄,终于酿成战争的大祸。

真相二 不抵抗终酿恶果

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举国震惊、各界愤慨。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2万人,东北军有20万。除有小部分进行军事抵抗外,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传达张学良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由于奉行不抵抗政策,日军300人就击溃了北大营的8000守军,918日当夜很快攻占北大营,第二天占领了整个沈阳城。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里,东三省大好河山沦入敌手,3000万父老成了亡国奴。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内一片慌乱与无能。党政军要员发表的谈话、讲演,语调语气多灰色阴沉,或有慷慨激昂之词,也多是空话。当时,蒋介石坐镇南昌,忙于红军的第三次军事“围剿”。921日,蒋介石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使日本的侵略欲望更加膨胀,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明目张胆地为其侵略行为诡辩。

真相三 美日曾有“秘密谅解”

李顿与顾维钧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仅是对中国主权领土的严重侵犯,也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公开挑战。

苏联政府致电中国表示同情,对日本侵犯苏联在中东铁路拥有的权益提出强烈抗议。但与此同时,出于自身利益和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两次向日本致函表示,对于中日冲突将采取不干涉主义的中立立场。

九一八事变前一天,美国国务卿与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保证不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日本则保证其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应限于锦州以北。直到日本侵占锦州,并向锦州以南进犯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才照会中国和日本,宣布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由于没有采取遏制日本侵略的具体行动,美国的这一政策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19311210日,在中国代表一再要求下,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决定由英国人李顿爵士率英美法德意等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

19322月,调查团从法国出发,一路上迈着蹒跚的步子,历时两个多月才抵达沈阳。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总共6周的所谓实地调查,起草了共14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书。总体上看,调查报告书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暴露了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全国人民表示强烈反对。193210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指出这个报告书“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

真相四 中共连发抗日宣言

九一八的炮声,震撼着中华大地,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各界群众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以《申报》为首的报刊在国内掀起了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抗日救国图存的声音。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其他各种抗日武装力量。

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包围中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积极倡导挽救民族危亡,推动着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接连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的事件,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各界人士的共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成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的心声。

“当年,九一八事变中的枪炮声,让那些善良的人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

今天,纪念九一八事变的防空警报,昭示我们要时刻牢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真相五 打响抗日第一枪的是谁

日寇曾经认为中华民族是一盘散沙,却没想到有人违抗“不抵抗”的命令打响了抗日第一枪。这个人就是来自辽宁盘山的王铁汉。

据史料记载,“九一八”时北大营是王以哲第7旅驻地,王铁汉时任620团团长。

王铁汉曾说起,当时旅长王以哲因参加水灾赈济,不住在营房。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时,上面不断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

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东北军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机关枪扫射而死。

为了带领兄弟们突围,王铁汉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命620团士兵待日军一走近就开火。

真相六 未出版就传唱全国的歌

918事变后,东北锦绣河山沦陷敌手。东北军官兵,东北百姓,携妻带子被迫流亡关内。此时,出现了一首歌曲,它还没有出版,就在民众及东北军中传唱,而且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它不仅唱出3000万东北同胞悲惨遭遇和悲愤之情,更唱出了全国军民一触即发的抗战呼号。这首歌就是《松花江上》

19319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电令时任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保存实力,消极对待日本关东军的挑衅,致使东北军官兵被迫流亡关内,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在西安,张寒晖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鬼子的罪行,听他们对失去故乡、亲人的思恋。以此创作出《松花江上》的歌词,并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在坟头上的哭诉哀声为素材,写成《松花江上》的曲调。

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松花江上》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时,行至十里铺,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怕有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歌声悲壮,令人断肠。张学良将军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可以说,这首歌,对“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1937年除夕,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也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上个世纪60年代,周总理指示,将《松花江上》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可见当年这首歌曲的流传和对中国人民抗战,有着巨大的影响。

真相七 一封烈士的遗书

“九一八”事变不久,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赵一曼舍子从戎、奔赴东北。她组织了一系列宣传赵一曼的活动,而后带领一支游击队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红枪白马”的英姿令日寇闻风丧胆。一次激战中,赵一曼受伤被俘。负责审讯她的日本军官大野,为了获取所需情报,一边以药物治疗维持赵一曼的生命,一边软硬兼施,使用非人的酷刑和“心理战术”进行逼供,但无论是对肉体的摧残还是精神上的折磨,赵一曼崇高的革命气节和无畏的民族气概始终让日寇一无所获。

在无声的教育和感召下,董警官和韩护士暗中帮助赵一曼越狱,但半路上不幸再次被捕。穷凶极恶的日寇最后对赵一曼动用了电刑,企图通过破坏神经达到让她开口的目的。残忍的电刑下,赵一曼终于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因为她的幻觉中,出现了她至爱的儿子、祖国和人民……日寇绝望了。在赴刑场的列车上,赵一曼提笔给儿子写下了遗书:我的亲爱的可怜的宁儿,妈妈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什么是牺牲?就是在今天以前,你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而在今天以后,妈妈却只能留在你的记忆里了。我亲爱的儿子,妈妈对的起你,因为妈妈是慷慨赴死的;我的苦命的儿子,妈妈又对不起你,因为你还要艰难地活着。赶快长大成人吧,我的宁儿,长大成人之后,你要自豪地告诉所有的人,你的母亲叫赵一曼。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当日,带着对儿子的无限深情,赵一曼从容就义,年仅31岁。

真相八 东北抗联牵制日军76

“东北抗联”英模部队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于1931920日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宣言》。1931922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号召东北人民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侵略者。在此后的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联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为光复东北、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据统计,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10余万次,牵制76万日军,消灭侵略者18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84年后,这个秋高气爽的胜利纪念日,“东北抗联”英模部队方队和抗联老兵代表分别在世界瞩目中缓缓行过天安门广场,他们自豪地挺起胸膛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他们也再一次无声地注脚着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历史影像

19319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一段南满铁路的路轨,制造藉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图为烧毁中的北大营。

1931919日凌晨,日军炮火轰击北大营三小时后,有准备的日军步兵冲进北大营。日军左胳膊以白布条为记号。

918日夜,日军民暴动开始。图为手挥日军旗侵入我防线之一刹那。

918日夜,日军民暴动开始。图为手挥日军旗侵入我防线之一刹那。

沈阳城内日侨,由日军发给枪械,协助暴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屠杀中国民众

919日,东京《日日新闻》以头条消息报道柳条沟事件。

日军以武力占领东北后,在东北各地为战死日军修建“忠灵塔”,并强迫人们参拜这些“忠灵塔”。图为在奉天(沈阳)修建的“忠灵塔”。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作为抗击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作为抗击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解放意义重大,而且对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意义重大。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外国的有识之士都非常关注、高度肯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有些外国人士当时正在中国,中国人民的不屈抵抗、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独立东方,顽强抵抗

1931年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白山黑水间抗联的英勇抵抗,长城抗战中大刀队的奋起反击,让日本侵略者见识到了中国人民的威武不屈。

1937年的欧洲已是腥风血雨。西班牙内战进入第二个年头,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佛朗哥叛军进逼马德里。面对法西斯势力在欧洲的急剧膨胀,英法袖手,美国观望。在局部抗战中苦苦支撑近六年的中国,举目四顾,依然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进行抵抗。七七事变爆发后,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迎着日军的炮火,展开全民族抗战。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时说,“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也认为,“中国是最早抗击轴心国侵略的国家”。

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比英法的反法西斯战争早了两年,比美国参战早了四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一直是东方唯一的反法西斯战场。中国军民在血泊中抵抗,绝不投降,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极大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战胜法西斯的勇气和信心。

1942年,罗斯福说,中国人民“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他对中国人民“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始终坚持英勇的斗争”表示敬佩。他还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他称赞中国人民“树立了牺牲精神的崇高榜样”。

当时来华外国人士对中国人民顽强抵抗的决心印象深刻。曾经访问华北前线的著名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说,“一个最明显的因素,在日本人的计划里都被忽略了,这就是中国人民持续不断的抵抗斗争。日本只有在中国人民放弃斗争的时候才可以取胜。但是,中国人民决心战斗下去”。埃文思·福·卡尔逊作为第一个亲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考察的美国军官,曾三次和八路军一起越过日军封锁线。他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说,“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地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美国学者易劳逸说,当时“无论是空袭还是封锁都未能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日本想用武力压服中国、让中国人投降的做法是徒劳的。拉纳·米特认为,“19371945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东亚地区唯一坚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两大政党”。这两大政党领导下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牢牢地拖住了日军,使其不能再逞疯狂。

中国是阻止德意日法西斯合流的最重要力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无论是英美还是苏联,都奉行“先欧后亚”战略,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阻止其与德意法西斯合流,以便集中精力战胜德意,然后回首东向,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代价,筑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万里长城,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欧洲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罗斯福、丘吉尔都对中国抗战的战略价值有着清醒认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最担心的是日本打到印度洋,同德军在中东会师。他说,“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丘吉尔也承认,“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如果日本进军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听任德国人和日本人在印度或中东携手,对盟国的事业必然要引起无法衡量的灾难”。

二战期间,日本陆军主力由于受到中国牵制,始终无力发动对苏作战。1941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过半兵力深陷中国战场,不得不放弃与德国两面夹击苏联的企图,苏军因此得以把30多万西伯利亚部队调往欧洲战场。斯大林十分明白中国的重要作用。他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1942年到1944年,中国先后两次派出近30万部队进入缅甸作战,付出10余万人伤亡的代价,与英美盟军一起打败缅甸日军,彻底粉碎日军占领印度并与德意法西斯合流的图谋。

丘吉尔称赞说,“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当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易劳逸认为,中国军队“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而法国只抵抗了六个星期,“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赛尔登也评价说,“中国的抗战在15年内将大约200万日军困于中国战场并予以重创,对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最后失败贡献非凡”。

19437月,曾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部任职的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阿瑟·毕森,在美国《远东观察》杂志上发表题为《中国在盟国战争中的地位》一文,高度评价中国战场的作用。他说:“近来,在1943年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夏季到来之时,中国所取得的胜利大大加速了同盟国在军事上顺利发展的趋势。中国战场有效地配合了英美联军在欧洲战场上具有最重大意义的胜利,并且把东西方两个半球的战线更明确、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外国人士耳闻目睹中共的伟大壮举,给予极高评价。

高度评价中共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燕京大学英籍教师林迈可认为:“物质缺乏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信念。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军事行动都极合乎民心,他们将人民组织起来,同人民共患难。”他说,“在晋察冀和陕甘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适度合理的政策确实改善了农民的条件,并且显著提高了日本人破坏不甚严重的地区的生产力”。和林迈可一起在根据地生活过的燕京大学教授班威廉说:“我们生平再没有见过比共产党队伍更刻苦的团体。”他感觉到,根据地的人民“已经有了一种新的被解放人民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增强了他们的勇气,他们是以这样的勇气在应付着战争末期的种种困苦”。他看到,根据地的“一切都洋溢着一种和平富饶的空气,甚至农民也是喜气洋洋的”。

美军观察组外交官雷·卢登说,“共产党在他们所活动的那个区域内,是确实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冈瑟·斯坦因也说,中国共产党“在行政方面最大的成就是贪污的消灭。在边区四个月我所遇见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不同意共产党的说法:政府完全是廉洁的”。1944年,美国《时代》记者白修德到延安考察后,把国共两党的政权做了对比,“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日本人,并治理好这个国家”。

高度评价八路军等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卡尔逊经过认真考察,认为八路军“是一支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斗的军队”,“他们是在建立一个新世界,只有他们才能挽救中国脱离日本的羁绊,才能治疗中国的社会疾病”。班威廉对八路军士兵产生了深刻印象,“我们从1941128日就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一起生活,走过一千英里路,接触过无数队伍,就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喝醉酒或是不守纪律的小兵”。史迪威对共产党的军队也有很好的评价,以能做一个八路军战士为荣。他对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欧文·拉铁摩尔说:“告诉朱德,我将自豪地来到中国,扛起步枪,在他手下当一名普通士兵。”

高度评价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于1944年夏到达延安、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他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林迈可认为,“在根本没有外界援助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应该被称作当代最有战斗力和抵抗力的胜利战争”。

不只是盟国人士,就连和八路军打过仗的日军也对八路军印象深刻。日本一桥大学教授、著名进步学者藤原彰曾在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先后任小队长和中队长,在华北与八路军作战。他目睹了日军一个中队被八路军全歼的过程。他说,“在八路军的游击区,日军小分队被全歼的事例多得很”,“我感到,八路军由于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拥护,所以拥有强大的抗日战斗力,从本质上说,日本军队是不可能战胜他们的”。当年的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也认为,“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

这些外国人士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共产党人,有的甚至处于不同阵营,但他们的看法都比较客观,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论断得到外国人士的高度肯定。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鲍勃·卡尔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二战期间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所承受的苦难都要多,中国遭受战争的时间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长,没有中国人民对日军的顽强抵抗,日军会南下侵略更多国家。世界需要尊重与感谢中国对抗战、反法西斯作出的贡献。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华网北京9月15日电(记者王厚启 王井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它领导的敌后武装力量给日军以沉...

新华网北京9月15日电(记者王厚启 王井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它领导的敌后武装力量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近年来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抹杀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功绩:“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共产党军队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中国共产党创建抗日根据地是“占领地盘”……

为更全面地认识这个问题,多名抗战史研究学者,用来自日本、西方国家的铁证和研究成果,有力地驳斥了这些言论。

“共军”如何打鬼子:持久战

“中共游击战”是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日军“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战争”。这是日本史料《华北治安战》的记载。

这部史料,是二战后由日本防卫厅所编纂,其中收录了大量侵华日军的原始资料,记载了日军与在华北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之间的反复“拉锯战”。

历史学者王鼎杰说,持久战是“积小胜为大胜”,《华北治安战》中若干记录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有时一天与日军交战次数达到数十次,甚至近百次,让日军陷入极大的惶恐不安之中。

旅日作家、抗战史研究者萨苏,提供了一些最新获得的证据。他说,这些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无时无刻不在战斗。萨苏介绍,抗战期间,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等西方记者,游历延安和晋绥等敌后战场。福尔曼所著的《北行漫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时,福尔曼等记者由延安奔赴晋绥地区,需要经过日军封锁线。接到护送任务的八路军指挥官王长江,却并没有像福尔曼所预想的那样“悄悄通过”封锁线,而是在马坊(今山西岢岚县境内)激战一夜,拿下日军据点,打通前行通道。这令福尔曼极为吃惊,称王长江为“八路军疯狂的司令员”。

萨苏说,日军及西方记者眼中的八路军,在敌后战场往往会主动出击,并取得了辉煌战果;说他们“游而不击”“散兵游勇”,完全是污蔑。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刘中刚说,由于中共抗日武装的装备差,所以作战往往要近距离接触敌人,一般会迅速冲入敌人之中,展开搏斗。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作战环境下,在配合正面战场忻口会战的作战过程中,八路军先后作战百余次,连续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机场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刘中刚说,八路军的持久抗战,是建立在坚定的抗日决心之上,付出了巨大代价。

萨苏也认为,持久战并非是“小打小闹”,“八路军在平型关开创了全歼日军先例,战后,媒体‘每日新闻社’使用了‘全灭’一词;这是全面抗战以来,日本媒体首次承次军队被中国全歼。”

根据地的作用:消耗日军

萨苏认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没有敌后战场特别是山西的抗战消耗日军,日军就可以从北京沿华北平原长趋直入,直至灭亡中国”。

萨苏介绍说,早在1890年左右,日本军事家就设计了“从北京南下江南灭亡中国”的战略路线;同时,他们还设计了第二条入侵线路,即“从西安出发进入川贵地区”。

然而,日军自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长期无法南下。萨苏说,当时日本根本没有料到中国会开辟敌后战场,“敌后战场开辟之时,正是日本预备南下的关键时刻,特别是山西所在的黄土高原,地理上俯视整个华北,使严重依赖后勤的日军非常顾忌。”

这一观点,也在日方资料里得到印证。萨苏向记者展示了一份标有“极密”的1942年日军“北支方面敌情要图”,其中标注有敌后战场的徐向前集团、聂荣臻集团、刘伯承集团、贺龙集团等军事力量。“日军在华北密密麻麻地画出八路军各种武装力量的分布,这足以证明敌后战场对日军的影响之大。”萨苏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汤重南认为,敌后抗日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当日本‘速战速决’企图破产后,对占领区进行疯狂掠夺成为补给主要方式;抗日军民频频破坏日军交通线和设施,给日军造成很大的消耗。”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等,在全国抗战中,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在正面战场处于胶着状态之时,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成为抗战主战场。”

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叹服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巨大贡献,1945年他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一文中写道:“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

敌后抗战的意义:中流砥柱

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共产党以明确的政治主张、坚定的抗战立场,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汤重南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共产党人从始至终都不变的抗战决心和立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坚决主张抗日;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又以民族大义为重,有力地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些历史都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汤重南说。

不少历史学者认为,当前出现一些声音,有意无意地轻视乃至贬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严重背离历史实际的。

刘中刚说,有人拿“共产党军队抗战前10万不到,抗战后近百万”为证据,说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只发展不抗日”。这种观点很偏颇,“打仗就是彼消我长的过程,中国人民的抗战就是‘从敌强我弱,到我强敌弱’的过程;每一个根据地的建立都经过了和日寇、敌伪势力反复争夺,付出了巨大牺牲;正是这种牺牲,换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史桂芳则表示,随着学界和社会对于“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的关系”“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与全民族抗战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不断深入,一些曲解历史的观念也将不断被清除,最终“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参与采写:王绥翊、邹明仲、李倩薇)

 

《红旗文稿》近日刊发题为《从一则耸人听闻的谣言说起》的文章,指出自年初开始,互联网上就有许多贬抑共产党敌战...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自年初开始,互联网上就有许多贬抑共产党敌战区战场的帖子。最耸人听闻的一则谣言说:

“日本公布了二战在华阵亡数据:死于国军之手:31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851人。基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吻合。共军百团大战毙敌302人;平型关大捷毙敌167人;38年晋察冀秋季反围攻毙敌39人;39年冀南春季反扫荡毙敌37人;39年冀中冬季反扫荡毙敌27人;40年春季反扫荡毙敌11人;115师陆房突围毙敌16人。共击毙日寇599人,加上小战斗,合计被共军杀死851人。死者都有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被谁所杀详细记录。”

这条信息一出现,就被争相转载。目前,这则谣言在网上阅读量百万次以上,转载量超过数万次。如不说明真相以正视听,将来又会如同此前“日本人从没有轰炸过延安”一样,由“谣言”上升为“真相”。由于工作需要,国防大学《战事》剧组,阅读了大量抗战文献。现从中摘录部分资料,以正视听。

1、共产党抗日武装每天都在战斗

我们阅读日本人撰写的资料后,得出一个印象:共产党抗日武装每天都在战斗状态,都在袭扰日军。

《华北治安战》这部书,详细记载了日本侵略者与坚持在华北敌战区与之进行游击战的共产党抗日武装之间的反复“拉锯战”。其中包括了1939年以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对共产党抗日武装先后发起的冀东、冀中(包括五一扫荡)、冀南、晋南、晋中、鲁西等地数十次所谓“肃正作战”,以及先后五次勾联指挥华北华中伪政权机关、伪军和特务针对八路军、新四军发起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书中确认,“中共游击战”是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日军“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战争”。

兹举书中若干记载:

华北方面军第一一0师团报告,在19388月——193910月一年多一点时间中,与共产党武装交战次数约为2250次,每日平均约5(上卷第156)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报告,从19391月至194011月间,仅该师团出发讨伐次数大小合计29168次,讨伐战斗次数为2759(上卷第278)

19411月的所谓“冬季肃正作战”,日军各部与中共交战次数,仅在1月份内就达1682次,每日约有五、六十次战斗(下卷第17页)。

2、共产党敌后抗战战果辉煌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尽管没有正面战场那样的大会战,但在正面战场几乎所有的会战都以失败告终的情况下,惟敌后抗战节节胜利,不仅陷日寇于“每日面对不可测的恐怖”这样的惶恐不安之中,而且“积小胜为大胜”,有效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即使是从日本人的记载中,敌后战场战果与正面战场大会战相比也毫不逊色。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写道(326):“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

日本史学家、1941年从军的藤原彰在《中国战线从军记》中证实了冈村宁次的说法。在专门回忆了1942年其所在联队有一个小队遭遇八路军伏击,全军覆没的“事件”后,他随即写道:“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武器装备。”“像这样表明八路军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

《华北治安战》中还记载有“百团大战”期间,日军几个小部队被共产党武装全歼的案例:

“从924日晨,榆社、辽县之间的各警备队(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及东潞路的小滩镇警备队,同时遭到共军急袭。这是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第三八五旅所属的共军精锐部队,其兵力约8000人。榆社——辽县道路上的榆社、常家会、王景村、铺上、管头等地的警备队,虽尽力进行防御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大半遭到全歼,战死约80人。”(上卷第314页)

923日夜,各据点同时遭受共军急袭,各自孤军奋战。东圈堡(当时也称东团堡)及三甲村的守备队虽奋勇战斗,但终为玉碎。共军最后从两阵地撤退时,在墙上写下‘该阵地日军守备队打的勇敢’等字样而去。”(上卷第316)

关于各方歼敌总数量方面,在拍摄《战事》过程中,我们特地找日方研究战史专家证实,所谓“共军总共毙敌851人”没有任何根据。相反,任何人仅仅只要根据日本防卫厅现有资料中零散的数字,也会清楚那则谣言是多么荒唐!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防卫厅在编撰系列战史时,关于战果部分,是根据战时日军各部上报给大本营的记录整理出来的。但正如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在回忆录中所承认的那样,日军各部都在夸大己方战果,抑减中国方面战果。“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转引自《华北治安战》译序第2页)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把国共歼敌数量进行一个简单对比。

先摘录《华北治安战》中日方报告的一些零散记载:

“第一一0师团报告,19388月—193910月间(即日方对我发起的所谓‘第三期肃正作战’期间),师团阵亡者,为533人。” (上卷第156页)

“第二十七师团报告,从19391月至194011月肃正作战期间,我忠勇的官兵丧失了649人,负伤1378人,甚为遗憾。” (上卷第278

“在此次作战(第二次冀中作战)中,虽未查明彼我全面的损失,但在第一军方面损失最大的是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根据旅团第二期晋中作战战斗详报)战死71名、负伤66名、失踪2名。另据旅团战死名簿记载,从820日至123日在旅团战死的276名。”(上卷第312页)

“关于此次作战(指1940923日——1012日间日方发起的所谓‘察南南境反击作战’)彼我的损失,根据军的统计,仅我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方面我战死133人、生死不明31人。”(上卷第315页)

19426月的冀中三号作战,“我方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其中军官14名”(下卷第161页)

19439月对中共抗日武装发起的所谓“冀东一号终期作战”,战事于11月中旬结束,日方报告说,“我方损失也较大,计战死221人,伤91人。”(下卷P214页)。

另据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79页),仅1941年这一年,华北方面军各部与中共交战次数为17198!日方损失是战死2352人,负伤501人。

可能有读者仍然认为,战死2352人,与共产党宣称的毙敌数目仍然有较大差距,且无法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相比。那我们就进行一个对比。

第一次长沙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均由国民党战将薛岳指挥,国民党方面声称每次歼敌都在4万至5万余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在《长沙会战》一书中有如下记载: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没能给予重庆军以应有打击……我方损失竟达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第214页)

“第11军发表的第2次长沙作战的战果及我方损失如下……敌遗弃尸体28612具……我方损失战死1591人,(其中军官数108人)战伤4412人(其中军官数241人),死伤战马1766匹。”(第215页)

对比一下,两次长沙会战,毙敌数量均远少于同一部书中所记载的1941年中共抗日武装所击毙日军数量的2352!

再作一个对比:19435月至8月间浙赣作战,日方作战部队为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对手是国民党第九战区长官薛岳指挥的第五十八军、第七十九军和第四军。日方在《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中记载日第十三军报告战果如下(上卷第170-171页。)

“第一阶段(515日至529日),国军遗弃尸体48151,我方战死281人。

第二阶段(530日至615日),国民遗弃尸体12180,我方战死484人。

第三阶段(616日至814日),国军遗弃尸体6048,我方战死442人。

第四阶段(815日至930日),国军遗弃尸体1351,日方战死77人。”

“总计国军遗弃尸体共64430具,日方战死人数1284人,其中军官76人。”

所记载第十一军报告战果如下(上卷第188页):

“国军共遗弃尸体15758具,我方战死336人,其中军官22人。”

日方结论说(上卷第189页):“第九战区长官薛岳在赣江以东使用了三个军,但是,他将这三个军逐个投入,最后,被我军各个歼灭。同时,当他发现战场是在赣江以东之后,他仍然坚持在赣江西岸保存兵力,以致使兵力未能在战场上集中。”

对比一下可发现,浙赣会战各阶段,国民党军毙敌数量,与1942年以来共产党抗日武装在任何一次反扫荡作战中日方所记载的毙敌数量在同一个量级! 如:日方记载,“对中共的察南南境反击作战中,仅我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方面我战死133人、生死不明31人。”“冀中三号作战,我方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

因此,在评价国共抗战战果上,有人在故意使用“双重标准”:在评估共产党战绩时,用日军大本营资料,且用不完全材料;在评估国民党战绩时,用国民党当局资料。而他们最害怕的,就是用一把尺子量:因为如果都用日军大本营资料时,国共两党抗战战绩如何,就将大白于天下!

3、敌后游击战功效不只是歼灭有生力量

还要看到,共产党敌占区游击战固然要歼灭敌有生力量,但最大的功效是“心理战”:让敌人恐惧,让人民看到胜利的希望!

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2002年第10期也刊登一则日本老兵回忆录:“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

4、“兵民是胜利之本”

由于共产党抗日武装深深扎根于人民,成功粉碎了日寇一次次疯狂扫荡并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对此,《华北治安战》有记载。

第一期晋中作战(第一次反击作战)之后,在总结失败教训时,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长片山中将回忆如下(上卷第311)

“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好像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地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

综上所述,仅仅根据日方极少部分部队很零散的参与所谓“肃正作战”时的战报,不包括共产党武装主动发起的攻击,消灭日军已经甚众。不知何来“抗战八年共军击毙日军仅851人”的根据!

 

如何看待人民共和国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在引证大量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们不仅要认识到这两个30年之间的连续性,还应该...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

2008年以来,学者们就人民共和国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甚至连政治家们也参与其中。[]学者们的讨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可称之为“割裂派”,即认为改革开放后30年的成功,恰恰是脱离了共和国前30年道路的结果。[]一派可谓之“连续派”,即认为两个时期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前30年为后30年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地基”。[]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两个历史时期呢?进一步地,即使那些持“连续”观点的学者也要回答的是串联起两个历史时期的“纽带”到底是什么呢?本文主要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尝试回应上述问题。本文认为,自1949年以前的革命时代始,一系列政治运作机制的形成和延续,不仅串联起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而且也与革命时代一起形成一个连续统。从革命时代到改革时代,具体制度几经变迁,但这些政治机制却相对保持。[]

由革命时代和建政时代延续下来的政治机制可能有很多,本文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如下两方面的机制可能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其一,是什么机制保障中国共产党能在国共两党的竞争中获得胜利,并在苏东剧变后继续执政?其二,是什么机制能保障中国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绩效? 

二、中国共产党为何得以长期执政?

在过去20多年里,国际学术界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苏东剧变后还能长期执政。而早在半个世纪前,西方世界更为关注则是中国共产党为何能战胜国民党而获得执政权。本节将要讨论的是,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中,隐含着两个对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有着重要意义的政治机制。

1、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赢得政权?

虽然在中国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政治名言。它不能回答的是,为何同样拥有“枪杆子”的国民党却被中国共产党所击败。这里我们并非否认“武装斗争”这一“法宝”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掌握了“枪杆子”才能取得与同样拥有武装力量的国民党进行竞争的资格。

詹鶽(C. A. Johnson)较早地指出,中共之所以能够在国内获得民心,最终夺取政权,主要原因是中共领导了抗日战争,进行了战时动员。在此期间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动员后,中共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从而获得了执政的地位。[]类似地,比昂高(L. Bianco)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动员大众的能力,使其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从而拥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此后,许多学者在解释中国革命的结局时,都不断地论证了群众动员在期间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当然,对群众动员这种方式,很多中共早期的领导者们都对其予以多次的强调。而由此总结出来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被视为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时至今日,“群众路线”依旧经常被政治家们不断加以强调。例如,20134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同年的618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则又强调了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的观点。[11]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转变,其自身的组织结构也从适宜进行群众动员的扁平化、网络化日益趋向于科层化。虽然在当下的中国,群众动员方式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依旧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2]但是,政治家们对群众动员的强调在减弱,而继续强调“走群众路线”的目的则集中于改进领导干部作风,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13]

2、中国共产党为何能继续执政?

19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景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此后,预言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几近成为主流。但20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未被取代。有部分理性的学者自1990年代中后期,便开始分析为什么同属共产主义阵营的不同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命运。

索尔尼克(S. L. Solnick)较早地对这一议题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中苏两国改革结果的不同,与两国改革过程中制度稳定性是否得以保持有密切关系。苏联的改革很快削弱了连接苏联内部等级制度的权威,并加速了组织的解体,从而使得渐进式改革路径无法实施。而中国的改革却并未触及到这一权威。他指出,苏联在改革前形成了非常集中化的中央集权制度;而在改革过程中,中央放权给地方,但却不能对地方保持有效的监控,从而导致中央政府对全国局势失去控制。反观中国,地方分权行为古已有之,中国从未能建立起像苏联那样成熟的中央集权体制;改革放权时,地方政府不仅从中央获得权力和利益分成,也可以从地方经济发展中获利;而中央还通过撤销计划经济管理部门,用税收分成和协商等方式来监控地方,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中央的权威。[14]倪志伟(V. Nee)与连鹏(P. Lian)的研究,以及戴慕珍(J. Oi)对中国地方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都从不同角度佐证了索尔尼克的观点。[15]

上述学者们的观点,实际上是在讨论中国政治运作中的另外一个机制,即党管干部原则,又被称为“干部任命制度(Nomenklatura System)”。[16]虽然这一机制的称谓和一些做法来自前苏联,但与前苏联改革不同的是,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并未破坏这一机制,反而通过微调更好地坚持了它。党管干部原则确定了一系列的领导职位,党的机关运用权力对这些职位进行任命和免职,并确定了这些职位的一系列的储备干部或候选人;该原则它还包含了做出适当人事变动的制度和程序。[17]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党对各类机构(包括党、政府、军队及群众组织等)的领导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当时根据地的扩大和复杂化,在延安的党的领导机关不得不面对如何掌控全局的问题。[18]19429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王稼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强调了“党的领导的一元化”。[19]

当然,在实际运作中,党管干部机制并非一成不变的。从1950年代中期到1984年,干部任命制度允许任命体制中的下两级官员。1984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修定并颁布施行了新的《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按照这个职务名称表,中共中央对中央一级的党政群机关,只管理其正副部长、主任和党组成员;对省、区、市,只管理其正副书记、党委常委和顾委、纪委、人大、政协、政府领导班子的正副领导人以及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的正职;同时还管理少数高等院校、重要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这即所谓的从“下管两级”到“下管一级”的改革。这项变革使中央委员会能够以一种更为严肃的方式来行使其提名权。同时,改革后的省级以下领导人也获得了对其管辖范围内官员任免的控制权。这样的变革,促使了省部级部门内部的升迁日益制度化。[20]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赋予地方党委更多自治权,使得地方官员的任命和监督质量得以提高,并有利于实施新的经济改革。[21]此后,干部任命制度还进行了数次微调,但正如2002年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所强调的,“党管干部”依旧是首要的指导原则。

三、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何以可能?

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有很多种,但正如裴宜理(E. Perry)指出的,中国革命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实际上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22]按照此进路进行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一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展开讨论,另一个则从政策制定模式的角度进行的分析。而这两个路径则分别揭示了本文所要讨论的另外两个政治运作机制,即选择性分(集)权(selectivedecentralization/re-centralization)和等级制度下的试验(experimentationunder hierarchy)。

1、选择性分(集)权催生了中国经济奇迹

正如前文索尔尼克指出的,毛泽东等人并没有发展出类似苏联的那种全面计划式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计划一直比它的苏联样板要松弛得多。因此,有学者就开始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的经济奇迹。经济学家们较早地关注到这一问题,并提出了所谓“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来源。[23]而在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中,戴慕珍则通过分析中国省以下层级的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后认为,改革开放后的财政分权制度改变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划分结构,从而激励了下级政府主动介入地方经济活动,担任管理和运营企业的角色。这也即她所谓的“地方国家统合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模式。[24]与戴慕珍几乎同一时期,郑永年在其博士论文研究中,也开始用这一路径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25]在其出版的专著中,他提出了“行为联邦制(de facto federalism)”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央地关系。[26]

那么,“行为联邦制”这一模式是否产生于改革开放后呢?郑永年认为,要探寻这一模式的根源,我们需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放权运动,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毛泽东时代的放权主要有两轮,第一轮放权发生在1958年,而第二轮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70年后。这两轮的放权从不同的视角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27]安德森更是认为,中国改革在关键意义上受益于国家控制经济的权力从中央下放,而这是改革开放前最富有成果的遗产之一。这不仅仅意味着在改革时代需要重组的是一个较小的计划帝国,其僵硬的配额与指令等条条框框要少得多,同时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省份里已经存在一个经济活动自主的多元中心网络。一旦这些中心获得一定的自主性,各地方政府立刻得以在其辖区内以种种手段增加投资,加速发展。[28]

对这样的溯源进程,可以推进到更早的历史时期。自革命战争年代始,由于中共实践着所谓“武装割据”的革命策略,在其领导下的苏区、根据地、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等,一般都各自独立,相互之间很少有物资、人员的流动,因此不得不各自面临着生存的挑战。加之,当时的中共没有足够多训练有素的干部可以派到广大农村去;共产党也没有将所有分散的根据地连为一体的机构和能力。因此,各个根据地只能自力更生。[29]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曾提出了“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以此来促进各根据地的生存能力。但这种策略也逐渐形成了在政治中分割的、地方性的结构。而这种分割化、地方性的结构,自然也为建政后的毛泽东等政治家们提供了处理央地关系的历史经验。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是以经济分权式改革为主要潮流的话,那么在1990年代中期后,中国开始了一系列的有选择性的再集权(selective re-centralization)改革。这些领域包括分税制改革、中央银行改革、军队退出经商、打击走私等。这些改革一方面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监管机构,提高了政府机构的效率、透明度和公平性。另一方面,也稳定了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的发展不再以牺牲全国经济稳定为代价。当然,可能有人会质疑这一改革是否有重新回归计划经济时代的可能性。但杨大利否定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这种改革不但不会影响到经济发展,反而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以分税制改革为例,这一改革在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的同时,并未削减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不仅如此,制度改革也使得财产权获得了更好的保护,从而更好地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30]并且,我们还不应当忽视的是,即使是在再集权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还不断地进行着有选择性的放权。这其中,以国务院取消下放行政审批权限的改革最为典型。[31]因此,本文所说的选择性分权和选择性集权不仅可能是前后衔接的,还有可能是同时进行的。

当然,这种选择性的分(集)权,由于拥有选择权的往往是个性化的政治领导人(或集体),因此可能会产生央地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因此,也就不断有人呼吁要实现中国央地关系的制度化,以达至政治稳定,减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的紧张。但是,正如郑永年指出的,制度化也可能会导致僵化。而相比之下,以“行为联邦制”为代表的这种选择性分(集)权模式则有着灵活性的优势。[32]中国作为一个巨型的转型国家,正在各个领域经历着急速的变迁,这期间,很难能够明确何种职能该归属地方,何种职能该归属中央。此一情况下,践行一种模糊的、“潜规则”式的运作机制,可能反而是政治家们的理性选择。毕竟,对于当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应对转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33]

2、等级制度下的试验保障了中国经济奇迹

除了从央地关系所隐含的机制上来分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外,还有学者从另一种路径来揭开其中的“秘密”。韩博天(S. Heilmann)等人开辟的等级制度下的政策试验这一角度,为我们展示了隐藏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又一个极具特色的“标签”。韩博天认为,政策试验机制是一种不同于发达民主国家“联邦制的试验室”的模式,而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政策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所使用的方法和术语(如“试点”、“由点到面”等)都与其它国家不同。[34]

政策试验过程主要通过三种形式来进行:试验性法规(为政策试行而制定的暂行法规)、试点(特定政策领域内地示范和试点项目)和试验区(被赋予充分自由裁量权的地方辖区)。这一过程与民主国家的联邦成员进行的开拓性的立法尝试并不相同。[35]这样的一个政策循环一般包括地方政策创新、试点的确立、试点方案的拟定、地方试点的实施、试验方案的扩大、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对政策影响的讨论这8个环节。[36]韩博天认为,试验模式是理解中国制定政策过程的关键,这种试验将分散试验和中央临时的一次性干预结合在一起,将地方经验有选择地吸收到国家政策中,这是一种反复变化但却富有成效的组合。[37]

韩博天还用中国多个领域(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证券市场、农村医疗、土地管理)的政策实例,简要分析了试验机制在各自领域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经济领域内的试验较之社会领域更容易成功,原因是经济领域的试验项目可以带给地方官员以好处。[38]王绍光则通过研究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变迁,从而提出即使是在社会公共产品领域,政策试验依旧有其重要的作用。[39]

让我们再来追溯一下试验机制的历史渊源。韩博天并非最早地注意到中国政治运作中的试验机制的西方人士。早在1930年代,美国军官卡尔逊(E.F. Carlson)就通过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观察而提出,这个被隔离的区域已经成为“新中国的试管”。在那里,一些好的理念,在这里有试验的机会,如果可行,就被采纳,反之丢弃,转而其他试验。[40]韩博天也认为,这一政策制定方法的政治起源可以回溯到中共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作方法;并且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吸收和借鉴了非共产党人开展政策试验的经验。[41]

在这里,笔者还需要指出的是,等级制度下试验和选择性分(集)权,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存在着中央—地方之间的等级制度,所以中央才有可能拥有进行选择性分(集)权的权威,而选择性分权又为地方政府的试验式创新提供了可能。同时,地方的创新实践有很多都是通过试验进行的。

四、对待传统政治机制:革故鼎新还是扬弃?

以上,为了回答本文开篇提出的两个问题,笔者讨论了四种政治机制作为回应。当然,这四种机制之间并非完全不相关。群众路线机制的运用使得中共战胜了国民党,从而取得了执政地位。而党管干部机制则使得中共经受住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冲击,从而继续保持了其执政地位。这两者都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而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后两种机制都在试图揭开中国经济崛起的“奥秘”,虽然提出的具体机制不同。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两种机制之间其实也是紧密相联系的。另外,从前文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四种机制全都不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而是共同有着革命时代的渊源。因此,我们在讨论今天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似乎不应该忘记它成功的背后所隐含的机制,其实都包含有革命年代和改革开放前30年所留下的遗产。

当然,时至今日,我们还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传统机制,作为所谓的“幕后英雄”,如今可能会面临着生存危机。以等级制度下的试验为例,韩博天就曾指出:[42]

一旦人们的期待和兴趣转向维护现状,或者热衷于财富的再分配时,试验就会受制于需求和供应双方,比如利益集团和公民开始寻求具有普遍性和不可逆转的规则,从事国内和跨国经济的主体要求同等的法律保护,决策者开始把试验看成政治风险,渐进立法主义可能因而避免试验。最终的结果是政治和立法对政策试验的束缚越来越强硬。虽然试验对适应新制度有很多显而易见的优点,但是在多数国家中,这种约束机制还是妨碍了在大范围内进行试验。党国体制下的中国也难以避免这种情况,尽管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显示了以试验为基础的经济治理方式的潜力,但近些年中国也开始缩小试验的范围,就是很好的证明。

郑永年也意识到试验模式在今天的中国面临着活力下降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不仅地方的先行先试的勇气不如之前,而且某些即使被部分高层领导人认定为成功的实践经验也没有起到示范和扩散效应。在郑永年看来,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地方的改革创新缺乏法律的保护,由于缺乏宪法等制度保障,地方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实践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都比较大。第二个原因,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创新缺乏政治保护。一些地方改革顾虑重重,既是因为缺少来自上层的充分授权,也是因为没有上层权力的政治支持,从而很难把地方改革经验上升到国家层面。[43]

另外,笔者要讨论的是机制和制度的关系问题。当下中国,制度的缺失似乎成为最大的问题,因而有学者主张以制度建设取代经济建设成为新的中心任务。[44]不过,中国之前的经济奇迹似乎可以说明,在制度缺失的政治系统运作实践中,有效的机制可以部分地起到替代性作用,从而达至较好的经济绩效。这可能也正是前文所提到的,机制代替制度可能会有着灵活性的优势。这一灵活性也给政治领导人和精英们留下了作为的空间,虽然并非所有的作为都一定是积极的。

最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传统的政治运作机制呢?是继续坚持革故鼎新、一味地否定的策略,还是有选择性地继承、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要想取得如此共识,可能并非易事。正如钱穆所指出的那样:[45]

近代的中国人,往往蔑视自己以往的政治传统,又说中国没有成套的政治理论,没有大的政治思想家。当然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人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专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治无理论,无思想。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人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近代国人如此,我们今人中的一部分又何尝不是呢?作为今天的学者而言,在政治家们讨论是否继承以及如何继承这些政治传统机制之前,我们需要通过研究挖掘这些传统机制的资源,从而使更多的人能够更清楚地理解今天的成功到底归因何处。

 

*本文首发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3期,第185-190页,

[]参见:P. Anderson, Two Revolutions, New Left Review, Vol.61, No.Jan. & Feb., 2010, pp.912对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相关讨论的评价,而政治学界的讨论参见下文的相关论述。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08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时谈到,不能用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能用前者否定后者,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此基础上来推进事业。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9/08/content_9849759.htm

[]参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2011/0720/40018.html

[]参见:王绍光,潘毅等:《共和国六十年:回顾与展望》,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1期;以及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本文借用埃尔斯特(J.Elster)的定义,将机制界定为“那些经常出现并且可容易识别的因果模式,这些模式通常在一些未知的条件下被触发,或者可能会产生一些不确定的结果”。参加:J. Elster, 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 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6.更多讨论参见:刘骥,张玲,陈子恪:《社会科学为什么需要因果机制》,载《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4期。

[] C. A. Johnson, Peasant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转引自潘世伟,徐觉哉编:《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99102页。

[] L.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转引自潘世伟,徐觉哉编:《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第129页。

[]参见:潘世伟,徐觉哉编:《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第173179页。

[]当然,群众路线的涵义并非只包括群众动员。

[]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19/c_115459770.htm

[11]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18/c_116194026.htm

[12]例如:M. Hanson, Maoist PublicHealth Campaigns, Chinese Medicine, and Sars, The Lancet, Vol. 372, No. 9648, 2008, pp. 145758.

[13]汪卫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从革命法宝到治理机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论文,2014年,第六章。

[14] S. L. Solnick, The Breakdown ofHierarchi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A Neo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2, 1996, pp.209238.

[15] V. Nee and P. Lian, Sleeping withthe Enemy: A Dynamic Model of Declining Political Commitment in StateSoci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3, No. 2, 1994, pp.25396; J.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99.

[16]参见:J. P. Burns, Chinas Nomenklatura System,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6, No. September-October,1987,pp. 3651; J. P. Bur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omenklatura System: A Documentary Studyof Party Control of Leadership Selection, 19791984. M.E. Sharpe, 1989. K. E. Br dsgaard, InstitutionalReform and the Bianzhi System in China, TheChina Quarterly, No. 170, 2002, pp.36186; H. S. Chan,Cadre Personnel in China: The Nomenklatura System, 19901998,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9, 2004, pp.703734.

[17]转引自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邱道隆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18] C. L. 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System, in K. Lieberthal and D. M. Lampton, ed.,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97.

[19]《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8339页。

[20] []李侃如:《治理中国》,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242页。

[21]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第54页。

[22] E. J. Perry, Studying Chinese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TheChina Journal, No. 57, 2007, p.6.

[23] G. Montinola, Y. Qian, and B. R.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8,No. 1, 1995, pp.5081.

[24] J.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5] Y. Zheng, Institutional Change, Local Development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TheMaking of Semi-Federalism in Reform Chin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5.

[26] Y. Zheng, De Facto Federalism in China: Reforms and Dynamics of Central-LocalRelations, World Scientific, 2007;中文版为前引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27]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第7074页。

[28] P. Anderson, Two Revolutions, p.85.

[29] []韩博天:“通过试验制定政策: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06页。

[30] D. L. Y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Governance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91296.

[31]200210月开始,国务院先后数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最新一批的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的报道,参见:http://www.gov.cn/ldhd/201306/19/content_2429450.htm

[32]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第323324页。

[33] []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王新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34] S. Heilmann, From Local Experiments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 The China Journal, No. 59, 2008, p.3.

[35] Ibid., p.5.

[36] Ibid., p.912.

[37] Ibid., p.2829.

[38] S. Heilmann, Policy Experimentationin Chinas Economic Rise, Studies in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43, No.1, 2008, p.20.

[39] S. Wang, Adapting by Learning: The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Health Care Financing, Modern China, Vol.35, No.4, 2009, pp.370404.

[40]参见:潘世伟,徐觉哉编:《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第57页。

[41] S. Heilmann, From Local Experiments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 pp.425.

[42] S. Heilmann, Policy Experimentationin Chinas Economic Rise, p.24.

[43]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中文版序第910页。

[44]王绍光,胡鞍钢,周建明:“第二代改革战略: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以及郑永年:《未竟的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5]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24页。

 

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给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秦邦宪)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解放区“...

尽管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信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1]但从关于“家庭”问题的讨论中不难看出,“劳动”确实在革命中获得了“实体”,然而这一“实体化”过程在革命和建设中展开却颇为曲折与复杂:一方面,革命面对“山沟沟”的现实,必须通过恢复被破坏的乡村社会和伦理秩序,获得民众的支持,唤起人民革命的积极性和主体性;另一方面则无论继承“五四新文化”的传统,还是展望“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远景,“一家一户式”的“个体劳动”终要被“集体劳动”所超越。描写“土改”的小说《暴风骤雨》(周立波)结尾讲述郭全海结婚不到一个月便报名参军,塑造了一个“顾小家更顾大家”先进的翻身农民典型;叙述“合作化”的小说《创业史》(柳青)开头描绘郭振山“给自己当家,不给贫下中农当家了”,突显了一个不肯进步、只顾发家的落后“土改英雄”形象……从“土改”结束到“合作化”开展,“个体劳动”与“集体劳动”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按照赵树理给陈伯达信中的说法,农业合作化之后农村的问题,“总不外‘个体与集体’、‘集体问题与国家’的两类矛盾。”[2]

仅就“个体”与“集体”的关系而言,具体到“农民”,问题的复杂性就显现出来了: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一方面依然保有长期“小农经济”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而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因此,赵树理在把“农民”拿来与“工人”对比时,特别强调农村这种“新旧杂糅”的情况:“旧的东西总好捉摸,新的东西就不大好捉摸。旧的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形成的,而新的是十几年形成的。一般说,无产阶级的私有观念不大,自从这个阶级产生起就是这样。铁路工人不会产生分火车头、分铁路的想法,不会想分上一个车头、分上一段铁路回家自己开,而农民就想把地分回去自己种。农村中新和旧的斗争非常激烈,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新的东西,常常微妙地绞合在一起,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不会是真实的。”[3]

从这儿不难看出,农业合作化不仅仅是一种“集体化”的诉求,同时也显然包含了“现代化”的追求,对处于“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双重束缚下的“农民”来说,这是双重意义上的“解放”:一是从“小农经济”中“解放”出来,获得某种“现代经济”分工合作的社会化大生产意识;二是从“资本主义经济”(也即“私有经济”)中“解放”出来,从“集体经济”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平等和公正。在这个意义上“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不仅仅指简单地批评农民“老婆孩子热炕头”、“顾小家不顾大家和国家”的旧思想,更重要的是如何教育农民从“集体化”体会到一种新的自豪感和尊严感。[4]就像一位多年研究“合作化”问题的学者所强调的:“或许创建公社所支付的代价太昂贵了,以至于公社日复一日地成为许多人攻击乃至诅咒的对象。问题在于,自然村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制度构架业已十分完善,不付出代价怎么能打破村落制度?公社的全部意义在于超越了传统的循环,并为最终摆脱‘循环的陷阱’创造了条件。因此,凡想理解中国现代化的人都不能绕开公社,研究公社是把握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契入口”。[5]

所谓“传统的循环”,指的是“土地革命”——通俗地讲,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给全国农民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结果造成1949年建国时,全国有1亿农户、4亿农民各自在400多万个自然村里完全平均地占有土地。这意味着“新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因平均分配土地而造就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如果“中国革命”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么和历朝历代号召“抑豪强、均贫富”的农民起义,和历朝历代“打江山、坐江山”的“一治一乱”的“循环”又有什么区别呢?更何况“土地改革”仅仅解决的只是“农民土地所有”的“起点公平”的问题,自发的“小农经济”如果任其发展,就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甚至导致新的“土地兼并”,这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可谓大相径庭、南辕北辙。

当时李准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之所以被《人民日报》转载,引起全国范围的关注和讨论,就因为尖锐地提出了以消灭阶级剥削为目的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面对“新社会”的阶级分化和贫富分化。不仅要解决“农民土地所有”的起点公平,更要保证“农民土地所有”的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放到摆脱“传统循环陷阱”的高度来把握,“我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几千年来小农经济不断地复苏、两极分化、破产,周而复始,没有出路。新中国只有扶持农业合作社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鼓励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才能避免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毛主席正是对整个中国历史有深透的了解把握,才紧紧抓住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条主线,小农经济发展必然走向两极分化,最终逼得农民走投无路,起来造反,推翻旧王朝;新王朝生产模式依然如故,周而复始,没有出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统治,都在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方面没有任何改变。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要彻底避免和根除这种现象产生和发展,就要从两极分化的源头——土地所有制及其生产关系着手。我们开展土地改革。将地主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但一家一户个体经济对小农生产模式的依附关系,注定抗击不了频繁的自然灾害,必然会两极分化,永远不可能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6]

建国后,毛泽东始终高度关注农村“两极分化”的问题,他清醒地认识到要改变千百年来“小农经济”的习惯势力是非常困难的,从1950年代初开始,他就不断强调“……要把一万万户农户变成集体化是艰巨的。一部分农民怕负担,怕当兵,怕共产。富裕中农搞互助合作是不容易的。中心问题是怕集体化。农民的负担是重的。中国历史上,贞观、开元、康熙、乾隆之治,是无为而治,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过上若干年,农民又要暴动”,[7]农民为什么要暴动?根源就在于两极分化、土地兼并、阶级冲突,到了1962年北戴河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仍然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困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指军、烈、工、干四属——引者注)、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8]怎么才能引导千百万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前提是保证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如何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就回到了毛泽东写给秦邦宪的信中指出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机器”首先指的就是“工业化”,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要保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就必须“集体化”和“工业化”两条腿走路。

今天回过头去看,比较容易从解决资本原始积累的“交易成本”的角度去理解“工业化”和“集体化”之间的关系,“……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是一个平均分配土地的彻底的小农经济,于是它的资本积累的制度成本就非常高。因为我们知道,工业化最早的资本原始积累必须解决工业和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交易。小农经济越是分散,得到农户剩余的制度成本就越高。于是,在50年代中期,为了解决城市工业的积累问题,政府建立了农村的集体化制度”。[9]提出这个观点的温铁军甚至更具体化地指出:中国在1949年以后进入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世界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战略尚不稳定的时期,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所经历的工业化过程,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走的工业化路径是相似的,也就是宗主国投资,后发国家承接投资。如果撇开意识形态来看当时苏联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宗主国的作用。但宗主国的投资一定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宗主国的条件,投资就会停止。因为朝鲜战争的缘故,中国获得了苏联的投资,以推动军重化工类型的工业化建设。在此基础上,并没有直接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反而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动员2000万青年农民进城工作,这些人是为了配合工业化来挖土方、修马路,进行基本建设。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由于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大是大非,中苏关系发生破裂,苏联突然提出不增加投资,这就意味后续资本投入趋零。看看世界历史,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宗主国停止投资后,都会出现经济崩溃、政治体系坍塌导致社会动乱甚至种族屠杀。而中国出现了什么呢?1958年之后的调整直到1960年确立自力更生路线,其实是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中国人不得不以高度的集体化和单位制,成规模地组织低成本的劳动力去替代极为稀缺的资本,最终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了国家工业化不可逾越的原始积累。[10]无论是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理解“集体化”,还是用“劳动力”替代“资本”来解释“工业化”,这种强调“功能”和“效用”而非简单地从意识形态出发来重绘历史图景的努力,确实有利于打破仅仅根据“左”或“右”就给复杂历史乱贴标签的惯性思维:“集体化并非农业自身的错误,而是服务于工业原始积累建立起来的,是有利于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的组织。那么,集体化在农业上的不经济,也是国家为了工业而大量提取剩余造成的。后来又很多人做学术研究,认为集体化的不经济史因为缺乏激励,很好,这些研究都有价值,但大都没有注意,这不是集体化自身的问题”。[11]

但是,这一思路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了“工业化”的“铁的规律”,所有其它事物——包括“集体化”——似乎都应该服从于这一“铁律”,而没有意识到建国后的“工业化”是与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化”固然在物质条件上限制了“社会主义”的程度,可“社会主义”同样要在政治意识上规划“工业化”的路径。

19557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的“第七部分”专门谈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问题:“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农业就不可能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肥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社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想一想,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12]

很显然,毛泽东当时的视野已经涵盖了温铁军后来不断强化的“工业化”思路,既包括“集体化”降低工农业之间“交易成本”的问题,也蕴含了“合作化”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问题,只不过温铁军不再使用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而是应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重新表述,但他的这种重新表述隐约透露了某种“宿命论”的味道,譬如他把社会主义中国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简单地归纳为:“只要遭遇资本绝对稀缺,主流就都会采行亲资本的政策体系。如中国50年代获得苏东资本,主流就是亲苏东的。到了70年代又获得海外西方资本进入,那就在70年代以后,主流就改为亲西方。但有一个特例,那也是属于前提条件改变,就是被封锁。例如,中国60年代被两个超级大国封锁,政府亲不得资本,只好亲劳工,亲社会。实际上,当代中国只有60年代这段时间没有海外资本、且完全被封锁,这时候,可以叫做‘去依附’(de-dependent)”。[13]在他的讨论中,仿佛一切都是被客观条件所决定的,无论这种客观条件是“资本”或是“封锁”,所有主观的政策、计划和努力只不过是对客观条件的被动的“反应”或“回应”罢了。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也就很难开展,因为当时流行的观点——包括苏联的经验——都认为“没有机械化就没有合作化”、“要想集体化先要机械化”,最初刘少奇、刘澜涛和薄一波不支持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原因也在于此。而毛泽东用于说服他们的理由是:“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14]后来他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时还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化搞得慢,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拖拉机,相对说来,他们的拖拉机比我们多得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土地改革是靠行政命令的,是从上而下地恩赐的,他们没收的土地是有限额的,有的国家一百公顷以上的土地才没收。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后,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中间整整间歇了五六年。我们则与他们相反,实行群众路线,发动贫下中农展开阶级斗争,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分配富农的多余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这是农村的一个极大革命。土改之后紧接着开展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地、不断前进地把农民引向合作化的道路。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强大的党、强大的军队。我军南下时,各省都配备了从省、地到县、区整套的地方工作的干部班子,而且一到目的地,立即深入农村,访贫问苦,把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针对“教科书”中“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的说法,毛泽东更是针锋相对地指出:“‘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教科书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15]

无论是“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都显示出毛泽东极其灵活的辩证法,不屈服于“现实”,不拘泥于“客观条件”,而是在认清“现实”,把握“客观条件”的同时,强调用“理想”改造“现实”,用“主观性”和“主体性”超越“客观条件”,譬如延安时期,人们都认同“山沟沟”这一“现实”,期望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上,毛泽东却要用“机器”来超越“现实”,提出“巩固家庭”和“走出家庭”的辩证关系;而合作化时期,人们都期待“机械化”才能带来“集体化”时,他却转而指出,不能迷信“机器”,要重视“人”的力量,要依靠“提高农民的觉悟,改造人们的思想”,才能走出社会主义的新路。这种辩证法使毛泽东始终保持一种批判的姿态,既用“理想”批判“现实”,也用“现实”批判“理想”,在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中保持思想的张力。

曾经参与“工业化”和“集体化”决策的薄一波说得很清楚:“资本主义国家募集工业化资金,或者依靠残酷的原始积累、掠夺农民,或者对外掠夺殖民地,或者两者兼而用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那样做。但是,如果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点积累,工业化资金哪里来?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同志过于同情农民,不赞成统购统销,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不坏的,但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行不通的,因为没有考虑国家工业资金积累这一大的实际需要”。[16]1953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之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持续扩大,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来巨大的和隐蔽的牺牲与贡献,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持续地从农村吸取资金。“据理论界有些同志测算,建国后,农业部门每创造100元价值,通过价格机制转移到工商部门实现的量:195217.9元,195723元,197825.5元,198410元”。[17]

从数据可以看出,直到1970年代末,剪刀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增大。当时党内党外“同情农民”的“同志”最著名的莫过于梁漱溟,他在1953911日的全国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发言,提出了“九天九地”的说法:“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18]

尽管毛泽东以“大仁政”和“小仁政”之别回应了梁漱溟的批评:“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使小仁政而不使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19]但是,梁漱溟提出的“九天九地”说远不是“同情农民”那么简单,它涉及到建国后日趋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日益增大的“三大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因此,毛泽东可以在“大局观”的意义上批评梁漱溟“因小失大”,可他依然需要面对“三大差别”日益扩大这一真实的问题,并且强烈地意识到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三大差别”的“问题”有可能转化为日趋严重的“危机”:一方面既担心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一代进城之后,贪图安逸,脱离群众,成为了新型的“官僚主义者”。毛泽东曾反复强调:“我们一定不能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他说:“我们党在1949年、1950年、1951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但“1952年之后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的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淡,当时在干部中实行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一起吃穿住,现在就有些脱离群众了”,并重申,“国家机构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20]

另一方面则忧虑没有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年青一代”能否“经风雨,见世面”,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19591112日在与华东地区各省市委第一书记的谈话中,结合杜勒斯的“和平演变论”,特别提醒道:“美国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进而指出,“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21]

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中国青年》“问题讨论”栏发表“王一山”来信的意义,这封信不仅在一般意义上通过“王一山”的“特例”和“个案”,进一步细化和深化了“三大差别”中包含或延伸出来的更多“差别”:中心与边缘的差别,学习与工作的差别,物质生活与精神享受的差别,现实与理想的差别;也不止于将这一系列具体的“差别”上升的“意识”和“精神”的层面:如何实现自我价值?怎样看待个人幸福?更重要的是它用“年青一代”的方式标示出毛泽东“危机感”的对应物:建国十年前后,随着工业化和合作化进程,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确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随着国民经济必须同时兼顾“生产领域”和“分配与消费领域”;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随着“三大差别”的逐步拉大……所有这一切新形势、新条件和新问题,都要求当时的人们如果不能在“生产力”,在“物质条件”上立刻加以改变,那就应该在“生产关系”,在“思想意识”上创造新的可能性。[22]这也是为什么围绕“王一山”的来信,关键在于创造新的价值观和幸福观。如此应对“危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创造“转机”的同时,也蕴含了新的危机。

 

[1]毛泽东:《致秦邦宪》(1944831日),载《毛泽东书信选集》页237-23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2]赵树理:《写给中央某负责同志的两封信》,《赵树理全集》第五卷,页323

[3]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写作生涯》页76

[4]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如上述两个过程是“一步走”还是“两步走”——的分歧,表现出“新民主主义”的思路与“社会主义”的思路的差异。195157日,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通过农业合作社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而毛泽东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毛泽东的思路中包含了他一贯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想法,同时也强调“合作化”运动本身作为群众运动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和示范意义。关于这场争论,可以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九节“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页184-194,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关于“山西首批农业合作社的问世,先被华北局和刘少奇质疑批评,后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整个过程”可参见陶鲁茄:《山西试办全国首批农业合作社的前前后后——陶鲁笳访谈录》,《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

[5]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页4,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6]马社香:《毛泽东为什么提倡农业合作化——访陶鲁笳》,《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

[7]马社香:《毛泽东为什么提倡农业合作化——访陶鲁笳》。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124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9]温铁军:《战略转变与工业化、资本化的关系》,载《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页24,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关于这个问题,更详细的讨论还可以参见温铁军:《八次危机与软着陆》,《文景》20128期。

[10]参见温铁军:《中国1950年代的两次重大战略转变》,载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11]温铁军:《八次危机与软着陆》,《文景》20128期。

[12]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81-183,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13]温铁军:《八次危机与软着陆》,《文景》20128期。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1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电子版)。

[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281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280

[18]转引自汪东林:《1949年后的梁漱溟》页54-55,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

[19]转引自汪东林:《1949年后的梁漱溟》页55。毛泽东对梁漱溟更全面的批判,可以参见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07-115

[20]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编印:《毛泽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讲话》页56-571967年。

[21]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1027-1028

[22]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也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一,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了主要的决定的东西。”请注意粗体字(是我加的),这就是毛利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转化而达到的效果。重新强调了“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与文化在某种条件下可以成为“决定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一开头对他的批评:“斯大林这本书从头至尾都没有提及上层建筑。它没有考虑人。它是见物不见人”。阿尔都塞在《关于唯物辩证法》(收入《保卫马克思》)一文中,专门讨论了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矛盾不平衡发展和相互转化的问题,尽管这个讨论是在他所谓“多元决定”的框架下展开的,但依然是理解毛泽东的“矛盾”论的一个重要入口。为了理解毛泽东“矛盾论”所强调的“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一,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不妨把毛泽东的那段话和恩格斯至布洛赫的信(1890年)中所说的对比一下:“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下合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粗字体(还是我加的),恩格斯强调的是“归根到底”的“决定性”,而毛泽东把它淡化为“一般地表现为”;恩格斯只是认为“起着一定的作用”,而毛泽东则强化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大大加强了“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黄奇帆说,“一般类的改革,一定要‘接地气’,懂行情,经济学的道理可能大家都知道,如果...

2014年)120日,沪市综指跌破2000点,创下中国股市6年来的又一低点。

资本市场上弥漫着沮丧和挫败感。舆论质疑: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稳定增长,为何中国股市却6年一蹶不振?为什么监管层多年来的改革努力,都未能救股市于水火?

对此,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评价是:“把出牌顺序搞错了。”

黄奇帆是在114日的重庆市经贸工作会议上发表这些看法的。他认为,近期股市困局的症结及其出路,都可以通过深入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来找到答案。

“三中全会关于股市有三句话。这三句话的排列顺序需要深入理解”。黄奇帆表示,应当先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再推多渠道股权融资让巨量现金进入股市,提振股市信心后,再启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否则)出牌的顺序打乱了,你就会输。”他说。

黄奇帆在过去多年中被国内学术界及媒体界赋予了“金融市长”这一民间头衔。他之前曾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七部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起草,且在会后担任该全会中央宣讲团成员。

黄奇帆114日在重庆市经贸工作座谈会上谈到中国股市目前面临的困境时说,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股市有三句话,一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二是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三是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这三项工作如何合理排列顺序,需要深入理解。

“真要增发新股,是要多从股市里拿走钱的,但是你要拿钱的话,股市一直在2000多点,已经停发了两年了,增发新股肯定还会往下跌,所以要先搞多渠道的股权融资。”黄奇帆认为,多渠道股权融资,把几万亿的社会资金融通到了股市里,股市就开始往上涨,它涨了你再去搞股票发行的注册制度改革,再抽血、出血就平衡了“。

黄奇帆说,“一般类的改革,一定要‘接地气’,懂行情,经济学的道理可能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知道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改革需求顺序出牌这个道理,遵循工作秩序。那就是一副好牌,次序打乱了,你就会输。”

黄奇帆说强调的“顺序”是,先搞多层次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再推多渠道股权融资让巨量现金进入股市,这边资金进入了以后,股市有信心了,那边开始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就不会出问题。

对这一改革顺序的看法,黄奇帆在不久前的20131120日的一篇文章中也有类似论述。这篇在国内一家专业证券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题为《改革完善企业股本补充机制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此文中的四个主要内容及架构顺序分别是,建立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讲到改革的步骤顺序,黄奇帆114日还对近期新股发行中取消对大股东及战略投资者的限售改革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说,要搞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得有严刑峻法在先,美国有股票发行的“三道宝剑”在头上悬着,一旦上市公司有造假就面临牢狱之灾,并且可能会被罚得倾家荡产,帮助造假的中介机构也会终身禁入。美国有这三个法规(记者注:或为《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及《萨班斯法案》等一系列法案),所以它可以做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如果这个严刑峻法还没有出来,就去搞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甚至还把大股东及战略投资者持有股票的3年锁定期取消了,结果有些大股东一听要上市了,发了疯一样就想把自己的股票全抛了——为了想更多地套现,就把股票发行定价拉高成每股50元,可能原本只有50倍市盈率,就把它拉高成70倍甚至更高市盈率。”

“股东高市盈率套现不是坑股民吗?”黄奇帆说,“券商、股票发行公司、律师事务所都是根据发行量收1%的佣金,所有人都设法把股票发行价往高处推,就是不对股民负责”。

而对于国内股市持续低迷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黄奇帆在114日的会议上也有谈及。

“信不信今年过年消费量会比去年少?股市里钱少了,中国1亿多股民就代表了1亿多主要的白领消费群体,我们会因此有很多意外的困难。”黄奇帆判断。

他分析说,过去几年中,美国股市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的13000多点暴跌到6000多点,但是两年时间内就恢复到了24000多点,这表明美国经济在金融领域内已经渡过了难关;日本股市在过去20年中一蹶不振,持续在15000点附近徘徊,但在去年一年中由15000点变成了25000点,上涨了60%

“如果中国股市从2000点上涨到了2500点,这个500点相当于股市市值上涨了25%,现在中国股市市值是3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涨20%就是6万亿,这里面可能有4万亿元是企业的增值部分,企业就会增加融资,散户及普通股民只占1/3,相当于6万亿增值部分中有2万亿是股民的,股民会拿其中10%来吃掉、用掉,相当于有2000亿元用于消费。

“所以不要以为股市跟我们无关,如果股市没有景气起来的话,消费也会有影响的。”黄奇帆说。

 

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给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秦邦宪)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解放区“...

抗日战争期间的“减租减息”乃至后来“土地改革”的成功,极大地释放出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但由于“个体经济”的限制,这种积极性只能以“一家一户”的方式体现出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最初往往被理解为,为了恢复被土豪劣绅、苛捐杂税破坏得千疮百孔的乡土社会秩序,就像孟悦分析《白毛女》时所指出的:“民间伦理逻辑的运作与政治话语之间的互相作用就表现在这里:民间伦理秩序的稳定是政治话语合法性的前提。只有作为民间伦理秩序的敌人,黄世仁才能进而成为政治的敌人……黄世仁的反社会伦理是极端的,到了‘仇’的地步。杨白劳的死和喜儿的被抢拆散了使普通社会的秩序赖以依托的基础:这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及其延续机制(婚姻)遭到了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大春归来是民间伦理的道德逻辑所预定的,平恶伸冤是这个逻辑自我强化的一个功能。当然,归来的大春是一个双重代表:一方面,他是民间秩序的归复者,另一方面,他又是新政治力量的代理人。但是,只有当他是代表民间秩序的归复者,他才是政治的代表……也就是说,只有当大春的民间身份得到确实时,他的政治身份才得到确认。而这个由红军或八路军所代表的政治必须是民间伦理秩序的支持者,必须曾经带给人好日子,否则根本没有叙事功能。”[2]革命如果需要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首先应该恢复被践踏的乡村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然而,革命的目标难道仅止于此吗?仅止于乡村伦理秩序的恢复和“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理想吗?即使认为“民间秩序塑造了政治话语的性质”的孟悦,也不能不有所疑虑:“我们无法证明非政治的、民间伦理秩序的逻辑就一定代表了下层阶级的阶级意识”。[3]更关键的是,“下层阶级的阶级意识”必然要超越以“家庭”为核心的乡村伦理秩序,中国革命某种程度上在恢复乡村伦理秩序的同时又面临重建一个新秩序的任务,“组织起来”召唤的“集体劳动”不只是一种和“个体劳动”相对立的新型物质劳动形式,背后还包含着革命更广大的理想与目标。[4]于是,在“个体劳动”和“集体劳动”之间,矛盾冲突的领域不得不集中到“家庭”问题上。

1944年,为了配合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延安的《解放日报》从3月中旬开始连续报道边区农民家庭中所发生的可喜变化。314日,报纸的第四版刊登了魏希文、田方撰写的通讯《家庭会议》,介绍了陕甘宁边区郝家桥村佃户李树厚家召开家庭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全家在这一年中怎样进行生产。李树厚家有7口人。他们根据男人耕田种庄稼、女人在家纺线织布的基本原则,按照劳动力的大小进行了具体分工。李树厚家的“家庭会议”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当时却被当作是在农民家庭中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关系。在之前,每一个家庭中,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大事小情都是长者说了算。而这时的家庭则有了改观。在大生产运动中,有的家庭开始改变传统的家长制,以民主的方式管理家庭事务,生产计划、分工摊派以及劳动果实的分配等,都要通过“家庭会议”由家庭成员集体讨论决定。55日,该报第三版刊登了《晋察冀边区各种模范妇女大会宣言》,其中介绍了农民王世兴、张树风、杜元林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家庭的经验。62日,该报第二版又报道了陕甘宁边区靖边县劳动英雄王国保召集全家畅谈自己家庭生产的情况。7月间,该报编辑部收到介绍太行区襄垣县李来成家、陕甘宁边区庆阳县蔡德旺家的稿件。为了进一步突出这些家庭变化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报社编辑部决定写一篇社论,与这些文章同时发表。于是,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社副刊部主任的艾思奇执笔撰写了《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一文,计划于89日和该报报道蔡德旺家、农民李来成家的新式家庭生活的稿子同时发表。

艾思奇的这篇文稿的主要内容是,肯定了采用家庭会议这种民主的方式改善家庭关系,使家庭关系和睦起来、家庭经济发展起来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说明家庭政治关系的改革,解放了家庭中的生产力。这些新的现象,虽然只是刚刚开始,还不普遍,但它给我们以启示,从中看出了在新民主主义政治之下家庭问题解决的新方向。围绕上述内容,文稿提出,在家庭问题上的对立和斗争,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自那时起,反对旧式封建家庭的任务,就被看作争取民主中国的战斗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侧面,号召青年人反抗旧家庭,走出旧家庭。但是,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对于家庭问题的解决方向,同五四以来民主斗争中所要求的方向应该有区别,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新的环境、新的阶段上。以前的阶段,我们曾号召反抗旧家庭,走出旧家庭,现在的阶段,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环境,我们的要求却是巩固家庭,改善家庭关系。因为我们面对着的家庭是新式的农民家庭,是劳动者家庭。这样的家庭,提倡男女平等,家庭成员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都是平等的。这与封建旧家庭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我们的经济仍然是农村经济,我们发展生产的基础,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生产。只有使农民劳动者家庭的经济发展起来,才能发展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因此就需要一个团结和谐的家庭,需要家庭的男女老幼能够同心同德、勤劳互助、共同努力于生产事业,就是说需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家庭。那么,新民主主义的家庭关系是什么样的呢?文稿指出:第一,在家庭行政上,建立民主集中制度,而废除家长专制制度。作为家长,要有领导能力、有工作经验、有群众威信。这样的家长,可由民主选举,不必一定要年老长辈担任。第二,在家庭经济上建立民主合作的关系。各个成员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分担一定的工作,在总的家庭生产计划中担当一定的任务。第三,必须能够帮助别人,照顾自己“小公家”之外的“大公家”。帮助抗日,帮助荣誉军人,帮助难民,参加变工互助组织等等。

社论写好后,艾思奇将其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张闻天审阅。张闻天对文稿作了修改,批注了一些意见。他用红色铅笔删掉了一段内容,改写了一段文字,还在几个地方画上了红线,并在该句或该段文字上面的空白处打上问号:譬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经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反抗旧家庭”一句中,在“旧家庭”三个字的旁边画上红线,并写上“何种家庭”,而后打上问号。再如在“在家庭行政上,建立民主集中制而废除家长专制制度”一句中,在“民主集中制”五个字旁画上红线,并打上两个问号。审阅后,张闻天即将文稿送毛泽东阅示。

毛泽东对这篇文稿进行了逐字、逐句、逐段的详细修改,并将文章的标题改为《改善家庭关系,建设新家庭》。他对原稿的修改,首先对家庭这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例如,原稿在讲到旧式家庭制度是按照封建的等级制度建立的。在这种家庭里,作为家长的父母享有绝对的统治权,而子女,尤其是妇女,则被放在无权的地位。并举例说明妇女在封建家庭中被存在着的“三从四德”、“子妇无私货、无私蓄,不敢私假、不敢私兴”的戒律所束缚,使人权财权在法律上、道德上被剥夺。对此,毛泽东分析认为:“这些旧经典、旧法律上的规定,自从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与发展以后,事实上有了许多的变动,但是严重的封建宗法遗迹,依然存在;我们新民主主义占优势的区域,这种封建的形态被破坏得更厉害,但是遗迹还有存留”。他还指出,“在一切存在这种严重封建束缚的情况下,还是有这种必要的(即反抗旧家庭)”,但不能用“过去对待不同情况”的观点来对待抗日根据地的劳动人民的家庭问题,而是要团结家庭。使他们集体地组织起来,“一方面仍是家庭,一方面却以个人为单位组织成为许多新式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团体,个性被极大地发展了。这样,就改变了社会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家庭”。再如,关于民主选举家长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在民主的基础上,不是虚伪的、勉强的,而是真实的、自然的‘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的家庭关系便可以建立起来。有些人说,我们共产党人反对这种‘父慈、子孝……’的家庭关系,是不对的。相反,只有我们的民主主张,才能建立这种关系。”对于建立民主新家庭的要点,毛泽东强调指出:“实行时,必须通过群众的了解与自愿,党的工作人员负提倡劝导之责,任何强迫命令都是不许可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修改不仅将社论的题目从带有根本性指导意义的“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改为更加中性平实的“改善家庭关系,建设新家庭”,显示出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否建立在“家庭”的保留;同时他也强调了如何将“个人”从“家庭”中“释放”出来,参与各种“新式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团体”,“个人”在这些“团体”中的“个性发展”,既“改变了社会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家庭”,从而将“家庭”视为有待进一步改造的对象,而非已经完成的目标。即使做了如此重大的改动和补充,但修改完之后,毛泽东却在第一页批上了“此文不发表”几个字,因为他觉得稿子“改得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而请报馆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发表”,于是,这篇社论修改稿未能正式发表。[5]报社就山西襄垣李来成建立新式家庭一事发表了另一篇社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刊登在1944825日《解放日报》第一版。但毛泽东对这篇已经发表了的社论也不太满意,认为还是没有涉及到关于家庭的“许多根本问题”,因此,831日,他在给《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秦邦宪)的信中,对解放区的“家庭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全文如下:

博古同志:

此文改了一些,原拟发表,后觉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故决定不发表,而请报馆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发表了。关于原文不妥之处,我的意见如下: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场是很大的,在战后也将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在内战时的兴国县,有些家庭,剩下来待我们巩固的,竟至占人口的少数。只要有一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襄垣李来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会群众运动的大浪潮中才获得。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

此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以上,请给艾、陆、余三同志一阅。如有意见,请告知。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三十一日

又,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6]

毛泽东这封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围绕着“家庭”问题,既立足于“现实”——也即“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结合“群众运动”来“改造家庭”;更着眼于未来——不只是“时局的变动”,更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以“集体劳动”为基础的“近代工业社会”必然要“破坏”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家庭”;还兼顾“历史”——也即“五四”以来“个性解放”的传统——“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继承和发展“五四传统”。可以说,这封信涉及了“延安道路”的大方向,联系着“山沟沟里是否可以出马克思主义”的大命题。

因为是处于“山沟沟”中,正如艾思奇文稿中所说,解放区经济是农村经济,发展生产的基础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生产。只有使农民劳动者家庭的经济发展起来,才能发展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可艾思奇没有意识到“农村经济”——也即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和“新民主主义经济”——也即超越“一家一户式生产”的“集体劳动”——之间的巨大差别,简单地把两者等同起来,因此毛泽东在信中特别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很显然,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他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高度。这种高度表现为他一方面比任何人都更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勇敢地面对“山沟沟”的现实,可另一方面他却时时刻刻警惕着那种把“独特性”转化为“特殊性”的倾向,仅仅将“中国问题”当作某种“特例”来对待,而是坚持“独特性”的展开就具备了“普遍性”的意义,从而赋予了中国革命一种新的世界史的含义。正如“山沟沟里可以出马克思主义”所显示的,这不单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的运用,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都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进而改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成为了另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革命指向。正是基于这种对“山沟沟”和“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独特性”和“普遍性”,“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的辩证理解,毛泽东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国家建设的宏伟目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由此可见,“工业化”是和“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共同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目标与任务,所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用了极其决断的表述:“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

按照一般的理解,只是仅仅将“机器”和“工业化”联系起来,认为不能把毛泽东所说的“胜利”“只是理解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理解为中共夺取和执掌全国性政权,而更应该理解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根本目标即工业化的实现”。[7]这样的理解大体不错,但忽略了“机器”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述中的独特含义。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和《资本论》中都曾经花费较大的篇幅来讨论“机器”和“大机器工业”对新的社会形态与“新人”的影响,譬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这段著名论述中:“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马克思就区分了作为“物质生产资料”的“机器”和作为“社会使用形式”的“机器”,以及工人在“经验”上掌握了“机器”,才有可能形成先进的“阶级意识”。[8]在这里,“机器”不仅仅是“工业化”的物质基础,而且还标示出在“经验”和“意识”层面对新的社会形态的深刻影响。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一贯教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9]所谓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正体现在他们与“大工业生产”方式、与“机器”联合起来的“集体劳动”的高度联系上,就是来源于“机器”在“物质”和“意识”层面的双重含义。这也是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近代工业社会”和“民主社会”的特征。因此,毛泽东说的“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中的“机器”,不仅指向了“物质”层面的“工业化”,而且赋予它在“意识”层面创造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新人”的任务,就像前面所说的“集体劳动”,不只是一种新型物质劳动形式,更包含了革命的远大理想和目标。

当然,毛泽东也不是一味脱离历史情境的谈论“机器”的重要性,早在1939年,他就在给周扬的信中指出:“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民社会都是老中国。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10]虽然毛泽东强调“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但也没有忘记“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因此,在确立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体的同时,还需要完成的是“教育农民”的问题,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农民的家庭成为了“封建残余”的主要载体,“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都凝聚在“家庭”中,并以“家庭的形式”充分地表达出来,而改造这种家庭则是教育农民的重要手段。至于如何改造,则“五四新文化”的经验依然是重要的资源,所以毛泽东才会在信中特别指出:“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1]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三卷)页193-194,王晓明主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

[2]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三卷)页195

[3]蔡翔认为,“集体劳动”“这一形式替代了‘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一‘分散的个体生产’形式,同时,它也必然对构成这一私人生产乃至私人财产的法的单元性和排他性产生强烈的冲击,并经此形成一种集体想象乃至集体劳动的实践”,而对“集体劳动”的倡导也意味着“中国革命通过这一运动已经显现出它从起点平等(土地改革)开始深入到过程平等和结果平等的深刻思考”。(《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页248,页246

[4]关于毛泽东对艾思奇文稿的修改,可以参看于光远:《有关毛泽东同志1944831日就家庭问题给博古同志信件的一些背景材料》,以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杨青所写的《一份差点丢失的毛泽东手稿》(载《党史博览》200312期)和《一份毛泽东的未刊手稿》(载《湘潮》20043期)。 

[5]毛泽东:《致秦邦宪》(1944831日),载《毛泽东书信选集》页237-23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6]于光远著述、韩钢诠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页53,本文引用的这段话出自韩钢诠注。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页493,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有论者认为,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批判必须和对“机器的共产主义应用”结合起来,而对“机器的共产主义应用”必然会要求一种“主体革命”,或者说,需要一种新的技术主体的诞生。只有这样,才能导致“:(1)目的因的革命。也即让机器的目的因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转化为对劳动的解放,这涉及到对技术的产品批判,其实质上是所有制的转变。(2)动力因的革命。即如何从被规训或被管控的劳动,过渡到自我管理的技能化的劳动,这个革命与技术的过程批判相关,它所变革的乃是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含了劳动过程中所涉及的生产管理等诸要素重新设计。(3)形式因的革命。即重组机器体系的技术要素,赋予它民主化和生态化的形式。”参见夏永红、王行坤:《机器中的劳动与资本》,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4期。

[8]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页502-50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9]毛泽东:《致周扬》(1939117日),载《毛泽东文艺论集》页259-26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人民公社制度设想一方面包括了工业在地化的乡村社会重建的构想,但是同时也包含了对农业工业化的信仰,它体现在用工分制来代替家庭经营的方式,这是工业流水线...

1924年,列宁去世,同时也是苏联战后破坏的经济得到初步恢复,面临着今后怎么完成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向何处去的问题。社会主义究竟要不要(或者有没有)原始积累?布哈林曾在1920年出版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使用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词,遭到列宁的批评,其批注为“儿戏,照抄成人使用的名词”。其实,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指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词最早是由弗·米·斯米尔诺夫提出,而布哈林在使用这个词语的时候,指的是“劳动动员”、“技术变革”。但是,即便如此,列宁也并不认可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词语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

真正开始阐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是1922年的托洛斯基,而其想法则早在新经济政策颁布之前。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成就要求对工业政策做紧急修改,加速工业复兴的步伐刻不容缓。轻工业的“繁荣”只是表象,其基础狭隘,必须集中力量冲出重工业的死胡同,制定出工业的“全面计划”,而不是依赖市场和供求的自发作用。经济发展必须优先考虑重工业。资源和人力必须合理地集中在那些对国民经济起根本作用的国营公司,不能有效迅速促进经济复苏的企业应当关闭。财政政策必须服从工业政策的需求,接受国家利益的指导,而不是受利润率的支配。信贷必须面向重工业,国家银行应当对重工业设备的更新进行长期投资。私有企业有利可图,大批国营企业处于亏损,必会威胁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些想法作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念是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1924年的《新经济学》中“更深刻、更严密”地阐明了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基本上是一个托洛茨基派的经济学家。1924年,针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布哈林以捍卫列宁主义的方式展开了大辩论。普氏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强调: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期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愈少,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加被迫依赖对社会主义之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但是,这种通过剥夺农民来积累资金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被布哈林严厉地批判为对工农联盟的毁灭。在布哈林看来,普氏的问题在于,他把资本主义的殖民地问题用在了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正是从这一关键点出发,布哈林完整地阐述了如何以工农联盟为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构想。这里,我愿意把它称作为最早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既区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基于冷战的需要在第三世界推广的“发展经济学”,也区别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这三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恰恰是今天需要重新面对的重要课题。

布哈林是把它归结为列宁的创造,是以捍卫列宁遗产的方式来进行的。布哈林阐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消灭了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剥夺了资产阶级之后,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具有非同寻常的理论意义。所以,阶级不单是社会力量的体现,也是经济形态的体现。每个阶级都有其固有的经济形态。我们要把农民作为一种社会的经济形态来看待。最重要的是要引导这两个阶级共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问题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在同一年发表的《经济增长和工农联盟问题》中,布哈林提出,要警惕工农各自从本位利益出发导致联盟分裂的危险。工人倾向于从农民中更多地夺取和积累,而农民认为城市在掠夺我们、农民在养活城市和个人,而真正的问题是工业要为农业市场服务。工业的行情、积累的速度必须取决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沙皇俄国的崩溃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国内市场容量狭小之间的矛盾,内需不足,所以沙皇制度试图通过对外征服来予以补救。但是,他永远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整体的国民经济相互依存的问题。布哈林针对的问题是当时的苏联已经日益严重的城乡对立。

1924年前后的布哈林通过一系列密集的文章和演讲,批判托洛斯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其主旨正在于把工农联盟上升到列宁主义政治遗产和政治遗嘱的地位,所有最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围绕的轴心就是工农联盟问题,“工农联盟的理论是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独创性的特征”。但是,托洛斯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宣称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然会与支持其夺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在农民占绝对多数的落后国家中,社会主义的矛盾无法自我解决,必须是要靠无产阶级的世界舞台,因此,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其实是不能理解列宁对于民粹主义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判断。

所以,论辩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工业从农业小生产者获得剩余价值充作积累资金,是否可以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来类比。布哈林说,千万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积累过程是再生产的剥削关系,是扩大阶级对立的关系。布哈林警告说,如果按照普氏的农业“基本规律”,国营工业破坏、排挤、吞并农村的小经济,然后由无产阶级“自己的农业”取而代之,小农经济通过系统的剥削(不等价交换,税收和各种不同的超经济的强制办法)被破坏,而无产阶级则按照原始积累的办法行事,——这绝对不是列宁的社会主义方向。“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是通过在使农民经济破产的基础上以苏维埃经济来排挤农民经济的道路,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吸引农民参加同我们有联系的并在经济上依赖国际及其结构的合作社;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是通过流通领域,而不是直接通过生产过程;我们是通过合作社走向那里的。”否则,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是不可持久的。布哈林反复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而且从世界经济史的视野对托洛茨基思想的来源进行了批判,特别指出:其思想来源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欧洲(国家)中心主义,或工业中心主义,或工人阶级中心主义。

1925年是苏联国家的一个转折时期,农民问题再次被全面提出,是否坚持工农联盟成为核心问题。这一年,布哈林出版《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一书。1925年至1926年,苏联官方的布尔什维克主要是布哈林的思想,党追随的是布哈林的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他的理论观点写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之中,他成为党的正式理论家和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者。这时他和斯大林成为苏联的两驾马车,互相配合,布哈林负责政策和理论,斯大林则负责组织工作。

但是,情况在1927年开始大逆转,这一年本是一个丰收年。由于苏联出现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低于农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增长速度,农村中的富裕阶层手中积存了大量纸币,因为买不到需要的工业品,因此,农民不急于向国家销售粮食,也是因为粮食收购价格很低,低于实际成本。国库中没有足够的储备粮,大多数农民要把粮食存到春天再卖个好价钱。

1927年底到1928年初,苏联遭受了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城市和军队粮食告急,苏共党内对此爆发激烈的争论。

斯大林最初并不主张采取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的激烈措施,1927年12月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坚决拒绝对富裕农民多强征1·5亿普特粮食的主张。莫洛托夫在会上作报告说:“现在向我们提出……强征1·5亿—2亿普特粮食……这一政策的人……是工人和农民的敌人,是工农联盟的敌人;他实行的是搞垮苏维埃的路线”,在速记报告上,斯大林在此喊道:“说得对”!但是会议结束没有多久,斯大林就突然改变,向各地下达了向农村中富裕阶层强征粮食的指示和指标,掀起了用暴力强征的浪潮。斯大林自己也承认:“我们从1月到3月收购了将近3亿普特粮食,当时收购的是农民的机动粮;从4月到6月我们连1亿普特也没有收购到,因为那时我们不得不在收成的好坏还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触动农民的防荒粮。但粮食还是必须收购的。于是重新采取了非常措施,产生了强迫命令、破坏革命法制、挨户巡视、非法搜查等等现象,这就使得国家的状况恶化……”。研究者认为,斯大林原初并不想使非常措施成为农村长期政策的基础,只是想吓唬一下富农,因为1928年夏给各地下达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指示:将收购价提高15%-20%,增加对农村的商品供应,立即制止挨户巡视、非法搜查和任何违反革命法制的做法,开放各地刚刚关闭的集市。1928年7月,斯大林还表示说,希望在目前收成良好的情况下,不必采取任何非常措施。但是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转变,因为1927-1928年之交的非常措施,实际上已经是向富农宣战和对新经济政策终止的宣布,他已经无法单方面停火来中止战争。恶性循环开始,1928年春,富民以减少播种面积来回应非常措施,卖掉机器,藏匿财物,中农缺乏生产积极性怕成为富农。至1928年秋,粮食收购再次岌岌可危,各种经济作物数量减少,纺织业瘫痪,国家原料失衡,出口减少,外汇减少。1928年底,斯大林再次下达了对富农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手段的指示。由此,粮食收购量连续几个月有所增加,但到了1929年2、3月间,粮食收购进展再度停滞,4月间,所收购的粮食在总体上少于1928年同期的收购量。城市出现面包脱销,粮食投机猖獗的危机局面。而对富农的再次打击,再次使得播种面积减少,以及富农“自我消灭”的浪潮,促使贫农和中农扩大播种面积的努力却收效不大。1929年收成不错,但是情况却变得非常险恶,与富农的斗争使得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瘫痪,政府开始实行票证制度,对城市定量供应,而城乡关系则高度紧张。

正是这一切导致1929年秋,斯大林提出了全盘集体化的口号,并使得这一年成为“大转变的一年”。

“大转变”实质是不归路。1930年之后,斯大林更是无法与农民取得和解,因为一旦宣布农民可以退出合作社,整个农业经济结构就会崩溃,集体农庄也未必能够生存,并且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恢复私人农业,这期间粮食的生产供应将进一步恶化,工业发展也会遭到大破坏。更有可能的是,按照多伊彻(《托洛茨基传》的作者)的描述:“大批农民未必能和平地退出集体农庄。农民认为他们有权报复党和政府。和解则要求为被褫夺者和被流放者平反,给他们补偿损失。不难想象流放者从集中营乘火车返回故乡与亲人相聚时的情绪。集体农庄的解体将会释放出疯狂的激情。它同伴随集体化的疯狂毫无二致。也许由反对派组成的清白政府可以努力安抚整个国家,不致于使它退到反革命的门槛上,对此托洛茨基深信不疑。但是,这对于斯大林政府来说无异于自杀。他的任何软弱表现都会使充溢在数百万间茅舍中的仇恨变成燎原大火。斯大林除了继续作战外,别无他路。许多年后他曾对丘吉尔承认,这场战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更可怕”。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写道,他问斯大林这场战争的压力是否与实行集体化一样大?斯大林马上激动起来,说:“不,集体化是一场更可怕的战争”,“一千万(农民),太可怕了。集体化的斗争持续了四年之久,但对俄国来说,它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因为苏联新的工业结构已经是战前工业结构的数倍,但是却建立在比战前旧制度更狭窄的农业基础上。革命后的大部分时间,饥饿一直威胁着城市,只要小农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会加剧粮荒。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增产的城市人口只有极其匮乏的粮食供应,仅30年代,城市人口就由3千万激增到6千万,“任何政府都无力解决这样的比例失调,即任何政府都不会命令停止工业化或急剧放慢工业化的速度和接受经济停滞的前景。如果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在1929-1930年的任何时间内重新执政的话,他们也得考虑到农业的灾难性破坏和恶化局面的后果,由于他们必须实现工业化,他们也应使其政府适应这些情况,而当时的局势已设了硬性的框架。”

但是,它却伴随着屠杀、大清洗和大规模的流放,由此暴力与恐怖成为苏联工业化的后果,它迫使整个社会站在了国家的对立面上。按照托洛茨基的批判,它催生了寄身在工人阶级身上的庞大的官僚阶层,而工人阶级本身却处于消极和瘫痪的状态。今天,究竟该如何来理解这个意义上的暴力呢?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世纪难题,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视野一直(到今天)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各种批判和控诉的理论和道义的主要来源,但是其视野却又是无法剥离地纠缠与分享了斯大林主义,这既是悖论也是困境。

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开始支持斯大林的政策,他们过去认为优柔寡断的斯大林一直是如影子般追随着布哈林的右派,而现在斯大林对富农的打击鼓舞了他们。当时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把斯大林对富农的进攻看成是重大的、使人产生希望的事件,在反对派中,普列奥布拉斯基从其理论的“彻底性”出发,主张与斯大林妥协。他在《新经济学》中强调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是最危机的时期,必须尽快渡过这个时期,这对社会主义经济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时它既不能从资本主义的优势中获益,也不能从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中获益,它只能剥削农民,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提供资金和积累,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铁蹄下”,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剧烈冲突是必然的。他与托洛茨基的区别在于,《新经济学》并不排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最困难的过渡阶段可以在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完成。他强调社会主义过渡规律的“客观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将迫使党和领导人违背他们的意志成为社会主义的领路人。所有大型工业的国有化必然导致计划经济和高速工业化。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反对这一理论就是反对历史必然性,斯大林和布哈林粉碎和镇压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但是他们骗不过历史规律,“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往往比我们的经济领导体制更进步”,它最终将迫使他们去实现反对派的纲领。他相信斯大林绝不会从左倾方针后退,并且会愈加无情地与富农斗争下去,其结果必然将造成一种全新的局势。而国家正站在重大革命剧变的门槛上:富农将继续拒绝出售粮食,用饥饿威胁城市,中农和贫农不足以提供粮食,但政府对富农的进攻将他们推到对立面,导致政府与基本农民群众的大规模冲突。

正因为斯大林实践了遭到镇压的左派反对派的纲领,这导致左派反对派内部陷入了瓦解和崩溃,大批托洛茨基的主要骨干选择了与斯大林妥协。普列奥布拉斯基认为“客观力量”通过人的主观代表体现出来,而斯大林派正是历史必然性的代表,尽管他们犯有错误甚至是罪行,但仍是十月革命的捍卫者,是忠于社会主义的人。左翼反对派的重要人物、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老革命家拉狄克认为,斯大林证明了他们远比反对派所想象的更有价值,在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托派反对派是先锋,斯大林是后卫,两派之间不是敌对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同一阶级两支队伍之间的分歧,属于同一个堡垒。

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和提交的提纲,是苏联经济史上最关键的文件,其中托洛茨基描绘了今后几十年的苏联经济远景,即苏联的演化取决于在一个不发达的,但却是大规模国有化的经济中强制形成资本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确可以把那几十年——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几十年——当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加以分析或描述;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借用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阐述的观点中的那些术语”。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所代表的正是两种不同的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它们成为党内激烈的路线斗争的主要来源,——是真正的生死存亡的路线斗争!

在1927年前后危机而紧张的时刻,布哈林坚持论证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构建新型的互助的城乡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1929年1月,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布哈林做了题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是与斯大林的最后决战,因为1月30日斯大林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就做出了《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的定性报告。布哈林在报告里再次从列宁出发,强调了列宁对革命形势的判断,既有从国际形势方面看,一战后有欧洲帝国主义的分裂,以及东方各族人民的革命浪潮;更有在俄国国内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战争的结合,这种特殊与独特的结合,是革命全部发展的基础。失去这种结合,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就会丧失。列宁晚年《论合作制》的思考,被布哈林特别倚重,通过合作社的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结合,共和国的命运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还是让新资产阶级把他们与工人拆开。这两个阶级的分裂,意味着共和国的覆灭。要用最简便的方式,而不是暴力的方式吸引小农和最小农参加农民合作社。布哈林呼吁道:我们全党和党的一切机关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注意什么东西可以引起分裂,并且随时发现危险,加以消灭。

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对“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集体”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布哈林则指责斯大林的政策意味着对托洛茨基的彻底投降,是瓦解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结合。布哈林的讲话以及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的大部分速记没有在1929年公布,后来也未公布。斯大林的讲话甚至没有全文发表,而是从中删去了相当大批判布哈林及其纲领的部分,20年后发表在《斯大林全集》第12卷中。斯大林害怕与布哈林公开论战,表现出对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纲领能否站住脚缺乏信心。

但是此时,布哈林所代表的、被托洛茨基讽刺为蜗牛爬行的“民粹式”社会主义道路,在苏联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消灭“资产阶级”小农的战役一旦打响,就已经没有退路。1928年布哈林曾建议从国外进口轻工业和粮食,不采取非常措施,可能危害要小一些。但是客观条件是,西方的贷款太少,苏联的出口资源不足。由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恰在此时爆发,西方市场上原料价格急剧下跌,苏联每得到一台机器,就要比原计划多出口1-1.5倍的原料和物资,而苏联的农业总产值却在下降。今天的俄国历史学家披露的材料说明,“在1930-1932年的短时间内,斯大林几乎成了一位商人,为了从国外买到机器,他需要出售一切可以出售的商品,而当时的苏联能够出售的商品只有粮食。斯大林可以从农民那里弄到粮食,但又不能把粮食分给饥荒的人们,因为这些粮食都是为了履行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而征集的。”,“当我们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时,可以看到其中充满了他们对未来的忧虑与不安。他们像一个公司的老板,总担心公司因资金不足而随时倒闭。有人认为斯大林更像冒险主义者,他并没有计划好一切。这种观点部分是正确的,但不能就此而指责斯大林没有考虑周全,斯大林实际上已经制定了一套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建设的方案。问题是1929年12月,斯大林却突然对‘方案’做了重大的改变,变化最大的是大幅度提高了向农民征集粮食的数量。”“那么在1929年后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第一次惊奇地注意到,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世界市场的粮食价格急剧下跌,斯大林制定的国家现代化和工业计划是紧密相连的,粮食价格的下降使得他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这是斯大林的悲剧,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剧。斯大林已经无路可走,他开始感到恐慌,预感到不幸的事情发生。他决定进行一个后来产生了悲剧性后果的大跃进,结果发生了1932-1933年的大饥荒。”在这个意义上,除了作为苏联加速工业化的惨痛代价,苏联三十年代的大饥荒也是西方经济危机的一个延伸与后果,——这一点也是需要重新建立理解的。

斯大林最终完成的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而这种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却是日益逼近的战争威胁,斯大林准确地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是苏联作为国家的生死决战,这是苏联必须不顾一切完成工业化的决定性力量。而促使他在左右摇摆之后,最后走上这条激进的不归路还有对工业主义的现代化大农业的信仰,即放弃了布哈林由小农经济自然长成社会主义的构想,转而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大农场来取代小农经济。斯大林用高压实施强购粮食的措施,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农村集体农庄的设想,认为苏维埃制度是不可能建立在两种不同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即:联合的社会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因此,必须逐步而又坚定不移地把出产商品最少的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出产商品最多的集体经济,联合成为集体农庄。必须使全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标志着党的农业政策的重大转折。这也标志着斯大林开始在农业政策上实施托洛茨基主义,即要对农业不惜代价实现其现代化工业主义的转变。对此,1929年11月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中展望道:

现在瞎子也看得见,如果不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如果不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我们今年既不会有今年粮食收购方面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也不会有已经积蓄在国家手里的几千万普特常备粮。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的发展,我们正在完全摆脱粮食危机,或者说已经摆脱粮食危机。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更加迅速地发展下去,那就没有理由怀疑,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紧贴着斯大林宣布的美好愿景,却正是苏联历史上空前的三十年代“大饥荒”,构成了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极大挑战。那么,这场“大饥荒”背后的历史根源究竟在哪里?究竟是亚细亚封建专制主义的必然后果,还是农业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专制逻辑的代价?这是今天需要重新探究的历史与现实的深重课题,是我们今天重访这段历史的使命。而正是凭借着这种“铁腕”工业化的过程,苏联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没有外援的严重危机情况下,顶住了德国纳粹铁骑长驱直入的强大攻势,扭转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役的被动局面,并成为战胜法西斯最重要的力量,这一史诗般的过程同样是残酷与充满了牺牲,这种残酷究竟该如何在一个更深刻的历史的视野中去理解呢?

我们还需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斯大林对中国的建议。1950年前后毛泽东访问苏联,曾与斯大林就土改中的富农问题交换意见,斯大林向他的建议就是:不要向富农宣战,要把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在法令上不肯定农民分配富农土地的要求。斯大林的建议对于毛泽东有重要影响,在苏期间,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将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中的涉及分配土地部分暂缓发表。访苏回来后,毛泽东指示要防止土改中的过左倾向,并几经党内党外讨论,最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做出保存富农经济的决策。

最后花一点的时间回到中国的大饥荒问题。其实,从1951年起,毛泽东就已经在思考一种不同于苏联强行全盘集体化道路的新的农业合作方式,这种方式是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基础上的初级合作社,即在生产工具没有变革的条件下,也即是在没有工业支持的农业机械化条件下,先通过组织起来的方式提高粮食产量,同时避免阶级分化,即避免资本主义过程中必然发生的漫长而痛苦的剥削过程,并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为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要素,这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1953这一年,类似于苏联的1929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既是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的一年,也是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年。由于1953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全面紧张,十月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提出:“从根本上找出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是全党刻不容缓的任务”。陈云在会上有一著名的比喻,他现在挑的是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都要波动;采取征购的方法,农民要反抗,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农村征购、城市配售,危险性会小一点。毛泽东特别委托邓小平到会议上讲话,中心就是粮食问题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系。由此,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把农村经济纳入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计划经济的轨道。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体系的主体——国营工业,一翼——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另一翼——农村的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制。这是一条区别与于斯大林的路线,在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的前提下,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相比与1929年的苏联,缓解很多,这也提供了新的历史可能性。但是,为什么中国还是发生了大饥荒,中国的大饥荒与苏联的大饥荒究竟有什么联系与区别?是需要更深入去探讨的。

这里只简单提一点。人民公社制度设想一方面包括了工业在地化的乡村社会重建的构想,但是同时也包含了对农业工业化的信仰,它体现在用工分制来代替家庭经营的方式,这是工业流水线的模式在农业中的体现。这样的方式使得政策出现失误的时候,农民没有办法自救。农业经营的家庭制取消,农民自救的渠道就会被破坏,这是产生大饥荒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各地饥荒的严重程度是和官僚主义蔓延的程度成正比的。今天去探讨大饥荒的原因,如果不能真正认识到对工业化农业的迷思、以及这种迷思的体制化是最深刻的原因,那么我们今天正在发生的这个城镇化过程同样会导致类似悲剧的重演,我们对大饥荒的反思并没有真正完成。

本文节选于作者在第十一届“开放时代”论坛的发言,原标题为《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党内路线斗争与大饥荒的发生》。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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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国务卿、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新书《世界秩序》一书简体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上市。该书指出,西方秩序正走向崩溃,美国已经失去领导者地位。新秩序的建立,不是一个国家能够主导和完成的,美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秩序步伐的加快,它也正在重新塑造国际关系。

希拉里:这本书与美国政府现行的外交战略相契合

众所周知,92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是美国政坛的常青树,曾经服务过多任美国总统。 1971年他的秘密访华,开启了中美建交的序幕。作为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一生出版过十几部专著,其中以《白宫岁月》《大外交》等最为著名。

2011年,他关于中国问题的唯一专著《论中国》上市后,获得了全球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中文版热销50万册以上。

三年以后,笔耕不辍的基辛格博士又出版了自己92年人生的第14部著作——《世界秩序》。此书英文版一经出版就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金融时报》评价说:“这是一部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必读书”。

而正在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希拉里•克林顿对这本新书的评价是:“尽管在某些具体政策上与现实有所不同,但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政府在过去6年间‘努力构建一个适应21世纪的全球安全与合作体系’的宏观战略是相契合的。”

地区冲突和危机之源:西方建立的世界秩序正处在十字路口

基辛格在书中指出,当今的世界秩序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历史上看,世界的不同区域曾经有着各自的秩序规则——欧洲的均势秩序观,中东的伊斯兰教观,亚洲多样化文化起源下形成的不同秩序观,以及美国“代表全人类”的世界观。在全球事务上,每个区域各行其道,结果导致了国际局势的紧张和冲突,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从未存在。

二战后的几十年来,经济实力和民族自信心都增强的美国开始承担起国际领导者的责任,并为国际秩序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从1948年到世纪之交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小小片段,人们在这一时期初步建立了以美国理想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理念和权力平衡为主的全球秩序。

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地区从未认同西方的秩序概念,只是勉强默认而已。这些持保留意见者如今不再选择沉默,乌克兰危机以及南海问题便是证明。

由西方建立并称颂的秩序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首先,欧洲尚未对自身赋予国家属性,所以导致欧洲内部出现权力真空,而在其边界也出现了权力失衡。与此同时,中东部分地区也在相互斗争中陷入了宗派林立的局面,其背后的宗教武装和势力肆意突破边界,侵犯主权,产生了一些自己的领土无法做主的失败国家。而亚洲面临的挑战与欧洲恰恰相反:亚洲的力量均势并非建立在一致认可的合法性理念之上,这会将一些分歧推到对抗的边缘。

中国崛起不是新鲜事:只是重新回归历史周期

在《世界秩序》中,基辛格还对现代中国之路的内在逻辑进行了分析,这也许是中国读者最有代入感的部分。他历数中国各届领导人的战略思路和实践,从毛泽东的彻底革命思想,到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中国融入世界秩序、参与建立世界秩序的步伐明显加快。对照他的阐释,读者会对“一带一路”及亚投行等国家战略举措背后含的战略思路和布局有更透彻的了解。

基辛格认为,21世纪中国崛起不是新鲜事,而是重新回归历史周期。真正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这次回归结合了“普天之下”的传统和技术现代化,也必定在世界秩序的塑造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美国虽盛世不在,但中国依然需要美国

许多中国人也许认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已经盛时不再。但基辛格却提醒说,各种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明白,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维持相当强大的领导力。世界秩序的建立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现在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美国在冷战刚刚结束,在物质和心理上独步全球的时候那样,单独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中美需要协调而非对抗。

亚洲的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来维持均势,将一步步引发对抗,滑入冲突,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聪明的政治家必须运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来找到其中的平衡。

美国何去何从:吸取经验,反省错误,重建优势

在书中,基辛格指出,美国要在21世纪的世界秩序演变中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必须准备好回答如下一系列问题:“我们要避免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寻求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即使得不到任何多边支持)?我们推崇的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以及这些价值观的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形势的发展?”

基辛格认为,美国在颂扬普世价值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其他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安全理念的现实情况。

他说:“尽管数十年的历史给了我们很多教训,但美国必须始终铭记自己的独特本质。历史不会眷顾那些为寻找捷径而放弃自我身份的国家。但如果没有全面的地缘政治策略,历史也不能保证最崇高的信念必将获得成功。”

如果美国不认真反省,继续犯自威尔逊时代开始的错误,那么美国将更加难以得到其他大国的拥护。即使是欧洲,也在不断地挑战美国人的价值观。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也逐渐削弱。因此,美国应该学习历史经验,反省错误,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战略,重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