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不放弃合作的希望

今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了一篇针对中国政策的讲话。认真阅读了这篇讲话，应该说他在这篇讲话中的说法有些改变。文中提到了不是要与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而是要避免打新冷战。讲话中没有沿用过去的“3C”政策，即竞争（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对抗（confrontation），现在是“投资、结盟和竞争”。所谓“投资”就是加强美国国内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和军事等领域的投资，以增强美国的竞争力。所谓“结盟”就是拉住原有的盟友，建立新的盟友和伙伴，以共同对付中国。所谓“竞争”就是要在全世界与中国的影响力进行竞争，以保住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但布林肯仍无法割舍对英文字母C的偏好，讲话快结束时又找出了一个以C开头的词表述对华关系，即“竞赛、争夺”（contest）。无论如何，这篇讲话的火药味没有那么浓。虽然，我无法认同布林肯国务卿多数看法和论点，但还是要指出，只要美国有合作的意愿，我们从不放弃争取合作的希望。

美国对中国的胁迫体现了什么

西方对中国的偏见颇深，美国尤甚。很少有西方人能客观评价中国的发展。布林肯在讲话中说各国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同时要为共同的事业有效合作。美国的政策是使各国不受胁迫（coercion）和侵略（aggression），人民、思想、货物和资金可以自由流动。但转移供应链、切断供应、强迫退市、把企业列入黑名单、以投资审查为名禁止中美双方的相互投资，哪一种做法可以称为国务卿宣称的自由流动呢？

布林肯说北约是一个防御性的组织，并批评中国没有与西方一起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这违反了中国对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承诺。美国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的战争均是以北约这个所谓防御组织的名义发动的，然而并没有经过联合国的授权，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美国国务卿不会如此健忘吧？刚刚从阿富汗撤军，就忘了自己是怎样违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吗？

布林肯说要以“现代化”(modernize)“改革”(reforming)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却批评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意愿和能力改变国际秩序的国家。只许美国改革国际秩序，而不许中国改革国际秩序，这个道理和逻辑如何讲得通？布林肯说要使国际秩序符合所有国家，包括大小国家的利益，但是大小国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例如美国要主导世界，而太平洋上的岛国只求生存。所以，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现代化和改造成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不过是一句漂亮的空话。

布林肯说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或冷战，反而要避免这样的事发生。那么，美国组织奥库斯、四方机制、拉欧盟到南中国海、修改北约的核心原则、将北约引入亚洲、邀请东盟和日韩参加北约会议，布林肯在亚洲、非洲、拉美和欧盟等地区到处讲话，每每必提中国的威胁，要与中国斗争，不能让中国获得科技、军事上的优势，这些不是冷战又是什么？难道这也可以称之为合作吗？如果不是冷战，何不邀请中国参加这些机制？布林肯说要“塑造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这与围堵又有什么区别？美国要建立一个公平和包容性的国际体系，既然是包容性的，为何又将中国排除在外？

布林肯批评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建设一支世界级的军队，却又说美国军队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也就是说美国军队可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中国军队不行，这不是霸权主义难道是平等的宣示吗？

布林肯不只一次，不只在一个地方批评中国的“经济胁迫”（Economic Coercion）政策，但经济胁迫的定义又是由谁定的？标准是什么？美国在1971年以前对中国实行了22年的封锁，是不是经济胁迫？美国动不动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制裁其他国家，是不是经济胁迫？美国惯常使用的长臂管辖，是不是经济胁迫？美国切断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芯片供应，是不是经济胁迫？这个单子还可以拉得很长，用一句中国成语就是“罄竹难书”，如果美国做什么都是正确的，而其他国家却不能做美国不认可的事情，这与国务卿宣称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一致吗？

布林肯说，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提供的稳定与机会中获益最大。中国的发展确实得益于现行的国际环境和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和发达国家的合作。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实事求是的。但我不能苟同布林肯声称中国在破坏这个秩序的指责。全球化的发展是上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跨国公司推动的，后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加入其中，从而掀起全球化的潮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赶上了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样的国际环境与秩序是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为何布林肯说中国比其他国家获益更大？受益同样大的还有东亚各经济体和发达国家。

利用全球配置资源和生产，美国与发达国家获得明显的效益优势，赚得钵满盆满，这使美国与发达国家得以维持长期的低通胀、低利率环境，经济获得了实质性的增长，人民也获得了实际收入的上升。这也是美国可以长期使用宽松货币政策渡过纽约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从2008年到2021年，美国纽约的股市指数上涨了数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从2009年开始到2021年11月24日，道琼斯指数从8776点上涨到35804点，涨幅达307%；标普500指数从903点上涨到4701点，涨幅420%；纳斯达克指数从1577点上涨到15848点，涨幅904%，这些难道都不算美国的巨大利益吗？难道这是中国破坏这个体制的证据吗？其实没有一个公平和共同的尺度来衡量哪一个国家从当前的国际秩序和全球化中获利最大。既然全世界都从中获得了好处，为什么我们不共同协商如何维护、改善和发展好这个秩序？反而要搞什么供应链、产业链转移和脱钩呢？

布林肯指责中国实行了不公平的贸易作法。应该承认中国的市场不如美国开放，法律制度也不如美国健全，公民和企业守法的意识也不如发达国家。但这不等于中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奴役、欺负、剥削和掠夺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给我们造成深重的伤害，这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处于落后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税减让，市场准入上的优惠，也是对美国西方过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剥削掠夺的一种赔偿。况且WTO每两年就要审查一次中国的贸易制度，并没有发现中国违反了WTO的规定。一些国家指责中国实行了不公平的贸易实践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愿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共同协商如何改革WTO，反映世界已发生的变化，更公平地反映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

布林肯指责中国进行强迫技术转移。中国在合资企业的条款中确实有要求技术转让的内容，但就此判断是强迫技术转移缺乏说服力。其主要原因是，现在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公开、公平和透明的技术市场，而专利的保护少则几十年，这种技术垄断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是国际社会一致为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和透明的技术市场进行合理的专利保护和技术交易，而不是切断正常的技术交流与互鉴，将促进科技进步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的道路堵死。

布林肯没有去过新疆，所以对新疆的指责所依据的基本上是道听途说，不值得一驳，希望布林肯有机会去一趟新疆后再评论中国的新疆政策不迟。

布林肯对香港问题的指责更无道理。当2019年美国把冲击香港立法会作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大加赞扬，而将2021年1月6日对美国国会的冲击定性为暴乱，逮捕了几百人，还要起诉特朗普，这种双重标准清楚地告诉我们香港动乱的背后究竟是谁了。

布林肯指责中国在台湾海峡制造不稳定，这种指责是颠倒黑白的。在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不仅签订了贸易互惠的文件，而且台湾也可以参加世卫大会。那是因为两岸之间坚持“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和平、台海稳定的政治基础。现在台湾蔡英文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没有了这个政治基础，两岸之间和平稳定的基础不复存在了，这个责任在民进党当局，怎么可以把这个帽子扣在中国大陆的头上呢？而我们都清楚在背后支持民进党当局的是谁。美国在中美“八一七”公报中承诺逐步减少对台湾出售武器，并最终解决这一问题。近40年过去了，美国不仅没有减少对台售武，而且在增加。中美建交的条件就是断交、撤军、废约。这三件事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现在美国用《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实际恢复了美台之间的条约义务；用训练台军的方式恢复了驻军；用提升对台的外交待遇恢复了准外交关系。因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已经动摇，这是中美关系出现问题的关键。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布林肯也是不讲事实的。中国对南中国海岛礁的所有权有史可鉴。二战结束以后，中国租用美国的军舰从日本手中收复了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这是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德黑兰宣言》两项国际文件，从日本非法占领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以及包括西沙和南沙群岛等在内的中国领土收回主权。战后7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因为中国对南中国海岛礁的声索而影响航行与飞越自由的事件。因此，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制造不稳定没有任何依据。

美国内外政策已经严重分化

我所看到的布林肯每一篇讲话，都提到为美国工人创造机会，这是美国外交的主要任务。但是，如果每个国家都只为自己国家的工人创造机会，那么，各个国家工人的机会就会更少，因为蛋糕越做越小。而且，国际贸易就会失去基础，比较优势理论就要被扔进垃圾桶。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贸易实践都是发达国家创造和推广的，而现在自身陷入困境了就要放弃，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把蛋糕做大，每个人那份才能更大。

布林肯不止一次地说到对华政策就是能合作的合作，不能合作就斗争。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因为美国想什么都得到，既可以在与中国合作中获得想要的，也可以用斗争获得美国想要的。但现实是有得就要有失，不失也就无所得，这是个十分简单的哲学道理。全部都得到就是全部都失去的开始。最好、最佳与最坏、最差似乎有“云泥之别”，其实它们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最好就会向最坏转变，最佳就会向最差转变。所以，中国人讲“适可而止”“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协调分歧和求大同存小异，搁置不同意见，尽量合作。

在我的眼里，布林肯的讲话是一篇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和逻辑混乱的文章。上述对中国的指责并非完全出于误解和误判，这是美国内外政策变化的需要。美国国内政治已严重两极分化，美国的两党已无法就大多数国内议题达成妥协，而只有对华的强硬政策可以获得两党的一致支持。拜登政府迟迟不敢修改特朗普时期错误的对华政策，也是源于这种分裂。面对中期选举的黯淡选情，拜登政府不具备全面修改对华政策的空间。在目前通胀飙升的情况下，只有在削减部分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上有些许灵活的余地，因为通胀是影响民意和选情的重要因素。

美国要“回归”的所谓价值观外交是已经失败了的外交，重拾这个理念并不会有符合美国利益的结果。世界是多样的，价值观也不尽相同。美国国内的价值观也不统一。白人至上主义认同的是白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不是有色人种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共和党认同的不是民主党的价值观。美国建国已经240多年，但没有解决好自己国内的共同价值观问题，例如种族歧视问题、男女同工同酬问题。美国有私人持枪的自由，而每年死于枪下的数万无辜百姓就失去了生的自由。

中美之间只有进行合作一条路可走

美国不断声称要与中国竞争世界的主导权，这个提法是荒唐的。因为中国从无争夺世界主导权的想法。而且竞争应该是公平合理的，采取切断供应、把企业列入黑名单，不是公平竞争的做法。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多次企图用战争和强迫手段压服对手，但每次均以失败告终。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曾想一统朝鲜半岛，结果被中朝军队打回三八线；美国也曾企图用50万军队阻止越南的统一，结果也失败了；美国想用压服的办法让朝鲜弃核，结果压出一个发展了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的朝鲜；美国曾想用武力解决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结果使中东多国陷入常年动乱和贫困落后状态；为推翻塔利班政权的阿富汗战争打了20年，花费10万亿美元，结果美军前脚撤出，塔利班后脚重掌政权。美国企图用对抗和压服的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结果无一成功！虽然美国的记忆短暂，但希望美国能接受教训，无论是与中国“对抗”还是“争夺”,结果都不会是美国想要的。中美之间只有进行合作一条路可走。

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展现了中国文明的古老与灿烂。经过70多年新中国的建设、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们已找到了一条通向繁荣富强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还会有曲折，甚至挫折和反复，但我们会克服各种困难，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

从1840年之后的70余年中，中国在抵抗西方国家的侵略战争中屡屡失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饱受欺凌。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家的独立主权是头等重要的。中国尊重个人的权利，但我们知道国家没有主权，何谈个人的权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不享有平等的待遇。中国也是有2000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封建主义根深蒂固，又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认识和发展道路上，中国不可能与西方国家相同。我们非常清楚，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发展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邓小平说，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初级阶段将经历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的演化和进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由、民主这些制度的发展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这样的社会制度是建立不起来或是不会稳固的，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国家不发展的根源。世界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中国在人均GDP、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上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中国现在的经济基础还不强，还需要更大的发展才能支撑起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我们十分愿意与外国朋友平等地交流，也十分愿意学习和借鉴国外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与实践，但不需要外国人居高临下的说教。中国人有句老话“正人先正己”，在西方国家民主、自由、人权状况弊病凸显的情况下，还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否则实在缺乏说服力。

布林肯说，我们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没有理由不能和平相处、共同分享和促进人类进步，这句话是值得赞赏的。中美两个国家的GDP加起来占世界的40%，中美贸易额也占世界贸易的40%，中美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的经济体，国家实力在世界名列前茅，中美都是核大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美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责任。

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无论是经济、贸易、科技冲突，还是军事冲突，带给全人类的必定是场灾难。所以，中美两国为了两国人民，也为全世界人民必须进行合作，只有合作一条路可以走。有的事可以全面合作，有的事可部分合作，但不能对抗。

我为中美关系提出一个新的“3C”原则，它们是“磋商”（consultation），有了不同意见和分歧就坐下来磋商，找到最大公约数，可以求大同存小异；磋商之后就进行“合作”（cooperation），在各个领域都要合作，获得一致的领域就全面合作，不能完全一致的领域就在能合作的地方合作，不能合作的领域先搁置，也许将来有一天可以合作；经过前两步实现“共同发展”（common development）。我以为这个“3C”原则比美国以前提出的“3C”原则要更合理且可实现，也是全世界乐见的。我们不愿意与美国搞“对抗”（confrontation）或“争夺”（contest），但如果美国执意要搞对抗，我们也不怕。而且可以断言，输的一定是美国。

希望布林肯及其团队能够认真学习中国的历史，否则何以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又如何制定符合实际可实现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不止关系到我们两个国家，而是当今世界如何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关键，绝对不可以像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讲话那样，轻率地为中美关系定下争斗的调子。

（编辑  季节）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带领中华民族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还是传统小农经济主导、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被欺凌、被奴役的边缘化国家。一百年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工业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今天的中国正以昂扬姿态，阔步迈向伟大复兴。

百年中国经济的主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百年，世界处于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回首百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是：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通过发展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争取国家现代化，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四个阶段，虽然在具体政策上有很大变化，但总的主题是一致的。党领导经济工作走出了“起承转合”的四大步。

起：进行社会革命，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扫清障碍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很多志士仁人为追求富国强兵，学习西方走工业化道路，但是都没有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而这是经济发展的前提。20世纪初期，世界已经形成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中心-边缘”两极格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引发了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且和社会主义运动汇合。“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1]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确定了自己的任务：中国只有依次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打破国内封建和买办势力的桎梏，彻底改变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附地位，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扫清道路，同时更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2]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官僚资本、封建地主和买办资本的压迫，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在此前提下推行了土地改革，领导实现了空前广泛深刻的社会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实现经济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这个阶段就是百年经济总主题的“破题”。

承：承接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发生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是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的争论，即如何认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历史事实说明，如果仅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就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弊病，也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奠定独立自主的工业基础、启动现代化进程。到1956年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占城市经济的绝对主体，农村实行了合作化，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建设。新中国的前30年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打下了基础。一是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1952-1978年，工业用电量年均增长12.6%，铁路货运量年均增长8.5%，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从1953年的202亿元上升到1978年的 1113亿元，水库总库容达到4200亿立方，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基本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1979年同1952年相比，粮食总产量从1.64亿吨增长到3.05亿吨。三是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70年代末，人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68岁，小学净入学率从25%跃升到90%以上，已接近发达国家。四是取得了近代以来难得的国家安全和独立，国防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新中国获得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前30年建设的伟大成就，为日后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一阶段完成了百年经济总主题中实现独立自主的任务，在基础建设、社会公平、医疗教育等领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初步显现。

转：推进改革开放，在借鉴资本主义有益因素的同时保持独立自主

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主动参与全球化中，既充分吸取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独立自主，保持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色，这也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创举。这个时期，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我们必须找到与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共存和竞争的途径；而在西方经济遇到“滞胀”、过剩资本和产能寻求出路的条件下,我国依靠已有的工业基础，完全可以抓住机会，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在改革开放中，党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对资本的约束，坚持独立自主有序可控地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不断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邓小平强调“公有制占主体，实现共同富裕。这两条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正是因为坚持了“两手抓”，我们党没有偏离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主题，同时充分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利用西方资本、打开世界市场，并借鉴资本主义经济中有价值的经验，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发展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从本国国情出发推进改革开放、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化的伟大实践。

合：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实现集大成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经济工作面临新的环境：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二战后资本主义增长期的逆转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危机；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和美国差距不断缩小。随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容应对挑战。新时代经济工作是对建国以来经济工作探索的集大成，可以说完成了“正题-反题-合题”的飞跃。其主要特点是：更加强调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独立自主战略基点，更加主动地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开启新发展阶段，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做好准备。

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本质上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劳动者组织起来集体掌握生产资料，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限制资本过度扩张和市场盲目性，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真实需要为目的的经济。一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实现更高速度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基本制度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自身发展的要求。新中国70多年发展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能够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速度、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从1949年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增长8%，为人类历史绝无仅有；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初35岁提高到2020年的77.3岁。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第一，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而导致的生产力巨大浪费。第二，落后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独立自主发展，摆脱在全球体系中的依附性命运。第三，社会主义经济注重长远规划，以满足社会真实需要为生产目的，能够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把必要资源投入到基础和公共领域，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第四，社会主义经济以人民为中心，注重提高人民健康和教育水平，更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第五，社会主义能够在科学规划指导下，避免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这些都有利于实现更高速度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也包括经济发展的新道路。

政治和经济不能割裂，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领导经济工作，既是政治要求，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方法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百年的经验证明，党领导经济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政治上协调各种利益群体的关系，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引导和驾驭资本。二是体现在指导思想和战略上，制定经济发展的长远和重大战略并予以推进。三是直接领导公有制经济组织，在公有制组织内部实行民主管理，确保公有制组织真正代表公共利益。四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让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在农村组织群众发展集体经济。五是把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能力的先进分子培养成经济工作的骨干。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既不是一般性地号召，也不是干预具体经济运行，而是通过政治、思想、战略、公有制机构、群众路线和党的干部等方面的领导制度，把党的宗旨和路线方针贯彻到经济运行中。事实证明，这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制度基础。要坚持这个经验，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进一步巩固完善走向成熟稳定。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手抓，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不是机械地看待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而是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能动地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乃至革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领导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使我们得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公有制集中社会资源，迅速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们党通过不断自我革命和生产关系调整，解决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问题，缩小三大差别，避免形成新的等级制度和特权群体，从而激发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例如建国初期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和农业合作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机械地固守生产力决定论，还是能动地通过生产关系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些探索虽然有过曲折，但正是通过农业合作化道路，才使我国快速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跃出了贫困陷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入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政府作用以克服市场盲目性，同样是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生产力发展。坚持这个经验，就要克服片面看待生产力的观念，重视发挥公有制的作用，注重调整劳资关系、分配关系，保持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社会真实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区别，在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的真实需要，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简单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着眼于满足社会的真实需要，经济发展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就提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3] 正因为我们着眼于为劳苦大众的利益服务，我们党和人民军队才能发展壮大，无往不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化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4] 正因为我们既着眼于人民长远利益，也同时注重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普及了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所以才能快速并相对平稳地推进工业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迅速得到提高。而一旦出现市场失灵问题，房地产、金融、医疗、教育、资源、环境等领域出现资本为追逐利润而无序扩张、违背社会真实需要时，党又及时进行纠正，规范这些行业。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社会生产和财富分配严重偏离了社会的真实需要。我们要不断纠正资本和利润主导的发展方式带来的偏差，把更多资源投向满足社会真实需要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基础性、战略性领域和环节。

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发展壮大公有制需要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最主要的优势。世界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无论怎样自我调整，也避免不了周期性危机。我国作为全球体系中的后发国家，更需要依靠公有制的制度优势，坚持独立自主，努力实现赶超，避免市场的盲目性，遏制资本特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两千万革命烈士的牺牲，换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为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基础。新中国通过公有制经济制度，统筹解决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部分科技领域重大突破、充分容纳就业和保障社会稳定等目标。一般发展中国家是无法通过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同时实现这些目标的。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在履行国家战略性职能、引领科技创新、保障社会稳定、参与国际竞争、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多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关注发挥国有经济重要作用，注重乡村振兴和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创举。我们党对公有制的贡献，还体现在对保持和发挥公有制经济活力的探索方面。我们吸取了其他国家的教训，为避免公有制经济走向官僚化，脱离群众，强调加强党对公有制经济的领导、强调发扬群众路线、职工参与管理，形成了“鞍钢宪法”等经验，确保公有制经济真正姓公，为公共利益服务。

在宏观系统层面充分重视经济循环和综合平衡

西方经济学把微观分析的理念和方法简单加总扩大到宏观分析体系，这是其方法论上的严重缺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优势在于，注重对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和过程的认识，注重宏观的经济循环和综合平衡，这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注重突破苏联模式，《论十大关系》就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理论创新。这个时期，我们党开始形成了正确处理农轻重、沿海与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与个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以及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的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作用逐渐扩大，也经常出现因市场盲目性导致的供给与需求的失衡，以及地区、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更好地结合起来、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协调发展、坚定不移推动共同富裕、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等重要思想，是在更高层面畅通经济循环、促进综合平衡的思想。

在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背景下参与全球化，坚持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如何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每个后发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面临的问题。百年来，中国始终处于资本主义尚处于优势的世界体系中，必须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和斗争。党深刻认识到，“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5] 因此我们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一方面必须积极融入全球化，否则就无法很好地利用世界市场和资源，实现技术快速赶超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要吸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在对外开放中保持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独立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各个解放区都自觉地把货币发行权和金融贸易政策制定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依托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信誉和组织力，确保了币值稳定。新中国前30年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同时也努力开展国际贸易、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坚持自主可控，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错误思想，及时识别和抵制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这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的成效，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进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决反对美国的霸凌行为。在构建国际新秩序方面，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

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成功的经济实践必须有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经济学理论是具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时期产生的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在当时是有进步性的。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古典经济学逐步变成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学科，分析技术工具日益精细，理论内核则走向停滞和反动，放弃劳动价值论而捡起“边际分析”，掩盖资本主义矛盾的实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正确地认识革命和建设的关系，树立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自觉，领导了广泛深刻的社会革命，为经济发展扫除了障碍。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实质，依靠劳动者主导的组织协作完成国内积累，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同时又治理市场失灵，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老一辈革命家反复告诫，避免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迷信。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宣告了西方经济学的困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和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中国经验进一步上升为理论，创造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重大任务。

学史增信 开辟新局

我们处于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劣比较将更加明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开辟经济工作新局面，就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经济发展回归社会真实需要，通过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国内大循环。

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敢于在关键时刻推动历史前进

当前，西方无论是疫情蔓延、还是经济危机，归根到底在于：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道路，资本运动使社会的生产、分配、投资、消费都严重偏离了广大人民的实际需要。这种发展方式在二战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处于高潮期、资本主义还有自我调整空间的情况下，尚能维持，而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捉襟见肘。我们要认识到，资本主义正在走下坡路、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必然的趋势，在经济工作中特别要克服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敢于开展伟大斗争。必须克服对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发展道路的迷信和简单模仿，特别是要克服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从基层实践和国情出发，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经济工作。

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我国经济仍保持长期又快又好增长的空间

当前，简单用西方经济学潜在增长率的计算方法，无法反映生产关系的调整对促进生产力的作用，从而可能对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做出错误的判断。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让社会资源聚焦到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际需要上，从而形成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关键是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注重调整生产关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处理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调节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促进更公平的分配，以共同富裕带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在投资领域，集中力量办大事，补强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短板。在农村，通过党的领导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走新型集体化道路，推动发展现代化农业。在公共服务领域，加快恢复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公益性，回归为社会真实需要服务的属性，降低人民生活成本，扩大公共服务就业。同时可以利用信息化优势，创造智能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加有机地融合。

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把握好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把党的领导制度性地融入经济发展全局，避免政治经济“两张皮”。注重思想建设的统领作用，在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实践活动，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发动全党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在经济工作中，既要发挥非公资本的积极作用，更要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坚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把党的领导制度化地融入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扬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的传统，用好民主集中制，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

（编辑  碣石）

近年来，在国际舆论场涉疆话题颇受关注，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不断炒作涉疆议题，攻击我国治疆政策，甚至将其作为对我国开展舆论战的重点方向和重点内容。面对强大的舆论攻势，我们只有知己知彼，通过国际比较，了解国际涉疆舆论的趋势和规律，才能讲好新疆故事，传递中国好声音。

20年来国际涉疆舆论趋势

媒体的报道数量能够体现其对报道议题和对象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因而，我们选取15个国家和地区的20家海外媒体对其1999年至2019年的涉疆报道数量进行了统计，发现国际舆论场对涉疆报道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性，议题的关注既存在周期性和规律性，也存在反常性和操纵性特征。发生突发性、反常性事件时，海内外媒体的涉疆报道明显数量增加，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少，呈现明显波浪型趋势。同时，近年来反华势力出于战略图谋故意制造热点，试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涉疆话题持续升温。统计显示，1999年，20家海外媒体共有86篇涉疆报道，2019年达到7420篇，期间出现时降时升的态势。20年来，国际涉疆舆论趋势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9年至2009年。改革开放以后，新疆的地理和资源优势日渐突出，与国内外的经济贸易来往也日趋频繁，国内外社会各界开始关注新疆。尤其是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西方媒体介入报道新疆发生的系列暴恐案件，20家媒体每年的报道总量基本保持200篇左右。2008年我国举办奥运会，国际舆论对新疆的关注上升，报道量达695篇。2009年，新疆发生“7·5”事件，国际舆论场的涉疆议题首次达到高峰，报道数量达1216篇。

第二阶段为2010年至2014年。随着我国政府有效妥善处理“7·5”事件，及时公布相关细节，邀请驻华使节到新疆参观，国际社会对涉疆议题的关注日趋下降。2013年和2014年，在疆内外连续发生了系列暴恐事件，国际舆论场对新疆的关注度再次上升，2014年的报道量达2986篇。

第三阶段为2015年至2017年。从2015年年初起，随着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进一步完善防恐维稳措施，暴恐事件多发频发趋势得以有效遏制，国际舆论场的关注度再次下降。2017年年初，西方媒体抨击的重点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逐步转向党的治疆方略和具体防恐维稳措施，职业技能培训成为炒作的热点，海内外媒体的报道量达到1981篇。

第四阶段为2018年至今。在此期间，新疆连续多年保持社会安定祥和的局面，没有发生暴恐事件。按照新闻传播规律，这个时期媒体的涉疆报道本应有所下降。但是，恰恰相反，2019年的报道达到7420篇，是2017年的3.75倍。西方一些媒体、政府和智库联手共同炮制了一系列话题，发布所谓研究报告，举办听证会和学术研讨会，甚至不惜使用“种族灭绝”等骇人听闻的关键词，再次炒作涉疆议题，试图引起国际舆论对新疆的关注。部分西方国家通过所谓法案和决议，推动涉疆话题从舆论层面进入实践阶段，对我国治疆政策进行全面攻击。可见，这个时期的国际涉疆舆论是西方反华势力操纵的产物，很多报道完全违背新闻事实，人为制造“信息”，而不是对新疆社会进行真实报道。

国际涉疆舆论炒作的热点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以所谓民汉矛盾、压制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为主要叙述框架，抨击我国民族宗教政策。2017年起，西方媒体连续制造不同话题进行持续炒作。

1. 种族灭绝话题。2020年6月，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发布题为《绝育、宫内节育器和强制性计划生育：中共在新疆压制维吾尔族人口出生率的运动》的研究报告，片面引用一些数据和别有用心的个案报道，妄称“新疆自然人口增长急剧下降”，污蔑新疆存在所谓“强制绝育”问题。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例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维吾尔族总人口为10069346人，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已达11624257人，增长11.5%。就我的家乡喀什来说，2010年总人口为3979362人，2020年为4496377人，增长11.3%。西方政府、媒体和智库试图通过使用“种族灭绝”的说法让人联想起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是很无耻的宣传战和心理战手段，目的是抹黑丑化我国国际形象。

2. 职业技能培训中心。2017年年初，西方媒体片面选择所谓人权组织和境外流亡分子提供的虚假信息，恶意炒作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教培中心”）话题，并将其诬称为“集中营”“再教育营”“拘留营”，通过标签化的关键词，对我国去极端化工作和具体措施污名化。其实，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据2020年的统计，0－14岁、15－59岁的人口占比分别为30.51%、60.95%。同时，维吾尔族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8944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薄弱，法治意识淡泊，容易受到宗教极端思想和“三股势力”的蛊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有利于提高学员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就业能力，促进劳动力就业，并有效遏制宗教极端主义蔓延扩散，着力消除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3. 强迫劳动话题。这是紧随教培中心话题后的另一个炒作热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和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发布题为《出售维吾尔族》的所谓研究报告，声称教培中心结业的学员并未回归社会，而是被“强制”安排到工厂从事“强迫劳动”。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大量转载和刊发该报告，并鼓动部分西方政府对相关企业采取“制裁”。

   实际上，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始终坚持把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相结合，多渠道增加就业。通过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推动新疆各族人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例如，2017年喀什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10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13元。2020年喀什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32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276元，比2017年分别增长13%和28%，这是劳动创造财富的结果。

4. 寄宿制学校话题。2017年起，西方媒体开始抨击新疆的教育措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德国反华分子郑国恩等发布报告称，新疆政府把当地小孩送进寄宿制学校，“强迫”他们与父母分离，新疆设置寄宿制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实施大规模拘禁行动。众所周知，寄宿制学校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各地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采取寄宿模式帮助儿童就近入学、控辍保学，减轻孩子和家长的压力，这样做既符合教育规律和现实需要，也是中国政府落实扶贫工作的具体措施，住宿费用由各级政府补贴或承担。新疆自治区政府也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指出新疆设立寄宿制学校与去极端化毫无关联，学生是否寄宿，完全由学生本人和家长自愿选择，不存在强迫。这样一项惠民利民的德政，竟然也成为西方攻击新疆、攻击中国的一个借口，可见蓄意之恶。

   国际涉疆舆论的操纵特点

   在现有国际传播体系下，西方媒体尤其是美英媒体占据话语主导权，拥有雄厚的资源和庞大的采编队伍，国际涉疆信息出现从美英媒体依次向其他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海外华文媒体流通的状态。统计显示，20家媒体涉疆报道总量中，西方媒体占87.3%，发展中国家媒体和华文媒体分别占2.5%和10.2%。其中，美英媒体分别占总报道量的82.3%和西方媒体报道量的94.2%。

   同时，由于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制约，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海外华文媒体报道涉疆议题时，转载西方媒体尤其是美英媒体的报道并且占比较大。数据显示，20家媒体转载和采用61个信源的稿件。其中，排名前20的信源占总数的91.6%，并且多为美英媒体信源。总转载稿中，西方国家信源提供的稿件占总数的84.1%；发展中国家信源提供的稿件占总数的8.9%，我国信源提供的稿件占总数的7%。可见，西方新闻机构是各国和地区媒体主要信源和被采用对象，美英媒体是全球涉疆议题的设定者。在他们合力围攻中国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新疆的美好形象被西方舆论玷污也就不奇怪了。

   议题选择将影响受众对报道对象的认知，同时体现媒体的价值取向和立场。由于大部分受众尤其是海外受众缺乏对新疆的真实体验。因此，他们对新疆以及党的治疆方略和具体举措的认知来源于媒体，尤其是以美英为主的西方媒体。新疆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以人权和反恐维稳类的时政信息为主要选题。统计显示，2016年1月至2020年6月，时政议题在20家媒体涉疆报道中的比例高达75.7%。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不同，对人权的认知和保障各异，因此上述议题在报道中容易产生歧义，而媒体偏向性的议题选择，导致受众心里构建拟态负面的“新疆形象”。

   真实性和现场性是新闻的基本属性，也是客观反映新闻事实的重要因素。但很遗憾，现场性也是国际涉疆舆论场最为缺失的内容。统计显示，20家媒体涉疆报道中，发稿地区为媒体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占70.5%，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占21.5%，中国大陆的占8%。可见，大部分涉疆报道并非在事发地或新闻现场完成。相当部分新闻素材来自西方政府、研究机构、媒体、非政府组织和“东突”组织，报道中出现错误信息的反复引用也就不奇怪了。此外，在描述新闻事实时，西方媒体往往采取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通过使用具有倾向性的负面词汇和关键词过滤，将中国政府的行为负面化并对治疆政策进行质疑和否定，使新闻失去基本的客观性。

   图1: 热词统计（注：关键词在报道中出现的频率越高，字体越大）

   通过对热词的统计，我们发现“中国”才是所有这些舆论的核心，新疆只不过是排在三四位层级的从属地位，讲新疆无非是攻击中国而已。我们还发现，涉疆国际舆论场是一种有计划的新闻生产过程，其中各类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依赖关系：即所谓学者和研究机构撰写发布各类研究报告，各类非政府组织和西方媒体率先进行传递，各类政要和发展中国家媒体转载和引述，政要和媒体的言论又作为各类机构论证其观点的佐证被转引的循环模式。同时，西方媒体重视研究机构、非政府和人权组织对涉疆议题的话语权，通过选择性引用这些“权威学者、非政府和人权组织”的言论，将自身观念隐藏在信源背后，通过引语表达观点。在引用我国信源时采用多信源拼凑方式，即在引用我国政府和媒体信息时，援引海外专家、其他机构和“东突”组织的言论，对中国官方媒体的观点提出质疑。总之，西方媒体、政府和研究机构围绕涉疆议题表现出的高度一致性，实属罕见。期间，随着涉疆议题的炒作，美国等部分国家通过所谓的涉疆法案，采取具有象征意义的实际行动。可见，国际舆论场的涉疆议题已不仅是一场舆论战，而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战略的组成部分。

   做好涉疆外宣工作的路径和策略

   我生在新疆，长在新疆，目前在高校从事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工作。多年来，见证了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为此倍感振奋。作为一个学者，面对西方的无端攻击和指责，我倍感愤怒。亲身体会和深入研究告诉我，这些都是毫无依据和无中生有的谎言。作为一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希望家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兄弟省市的无私帮助下，得以迅速持续发展；全疆各族人民取得的成就和造就的辉煌，能够被外界理解和接受。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通过举办系列专场新闻发布会，邀请海外政要、华人华侨、学者和记者来疆实地查看，教培学员现身说法，赴国外面对面交流和宣介等方式，向外界展示新疆欣欣向荣的社会局面。国内院校和研究机构发布系列报告，从学术层面阐明事实。国外使节以撰写文章和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方式，向所在国家受众传递我国立场。实事求是地讲，新疆外宣工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值得肯定。但是，西方的污蔑抹黑从未间断，为此，应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做好中华传统人文项目的开发和宣传。目前，新疆的旅游宣传口号是“大美新疆”，并注重体现新疆的自然之美。但是，新疆之美还应包括人文之美、历史之美、民族之美和文化之美，不能见物不见人。自西汉至今的2000多年来，中原文化始终影响新疆地区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应该保护、开发、挖掘和大力宣传在新疆各地保存的中原文化遗址和文物，通过他们展现长期以来新疆各民族、各种文化并存的事实，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历史鲜活起来。

2. 注重宣传新疆多民族多文化并存格局和形象。目前，新疆共有55个民族成员，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并存，全疆各族群众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受益者和见证人，对新疆的实际情况最有发言权。因此，涉疆外宣要强调众多民族长期共存的“中华民族”概念，凸显各民族开发建设祖国边疆的贡献和在党的领导下走向共同富裕、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传递各民族的形象和声音，共美共荣。

3. 突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作用。两千多年来，屯垦戍边在保卫边疆安全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推动新疆农业生产现代化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新疆的一个组成部分，外界的知晓度仍偏低。讲好兵团故事就是讲好新疆故事的一部分，就是讲好新疆现代农业、牧业和工业现代史，以及民族团结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其作为新疆外宣的一个特色。

4. 进一步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近年来，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新疆与海内外的文化交流相对减少，很多交流采取线上交流的方式。但是线上沟通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效果，还是不如面对面交流。因此，要组织国外友好力量来新疆实地考察和开展研究，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疆，从而影响当地社会舆论和国家政策走势。同时也可组织国内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出访进行学术交流，在面对面沟通中促进理解和形成共识。

5. 发挥国外民间力量的作用。海外有相当数量的友好智库和媒体，并对涉疆议题密切关注。由于文化传统差异，西方受众往往对政府提供的信息持有怀疑态度，相比而言，民间声音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因此，要发现和团结对华友好的政治家、学者、企业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平台，动员他们必要时一起发声，甚至面对西方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封堵，完全可以通过跟帖、留言等形式在西方一些新媒体平台上发声，利用他们的平台介绍新疆的真实情况。

6. 采取平民视角，讲述个人故事。注重个性化的案例和故事讲述，从讲好一人、一家、一村、一市的故事着手，引导群众参与涉疆的宣传工作。当下，新媒体平台为个体传递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可由传统媒体主导策划，通过举办各类视频大赛等方式，鼓励群众在大的主题下，拍摄众多短视频、抖音和快手短片的形式，讲述普通民众过着美好生活的真实故事，以小见大，加强正面宣传效应。近期，新疆出现了“马背上的副县长”贺娇龙，“热娜局长说沙雅”等短视频节目，博主热娜古丽·热合曼等网络名人利用新媒体平台，讲述当地社会发展的人和事。虽然他们讲述的是一个特定区域的故事，但是呈现了整个新疆欣欣向荣的局面，这种手段和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和推广。

7. 加强文艺创作和文化产品有效供给。2020年，网络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广为流传，引起全国广大群众对可可托海的无限遐想。新疆不乏这样的先例，长期以来，海内外受众通过《我们新疆好地方》《达坂城的姑娘》《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歌曲认识了新疆。当下，广为流传的新疆题材歌曲还比较少，其他文艺作品推广也不足。我们应将文艺作品作为宣传新疆的重要手段，组织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海内外著名的新疆籍文艺工作者创作富有地域特色的文艺作品，提升新疆的美誉度。在目前当地媒体影响力和辐射力较低的情况下，加强同东部发达地区等跨地域媒体的合作，鼓励和选派新疆籍少数民族歌手参与娱乐节目，借助内地媒体传播新疆“好声音”。

   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疆故事，理直气壮宣传新疆社会稳定的大好局势、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讲好新时代的新疆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整体对外传播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我们努力探索和实践。

   （编辑  季节）

2021年，世界经济经历了大幅衰退之后进入快速复苏，全球经济增长率为5.5%左右。疫情的不确定性（包括应对政策带来的一些副作用）、疫情前便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各主要经济体未来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力度，共同构成了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基本因素。本文讨论了影响当今和未来世界经济的八个问题，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和世界经济中期走势进行判断。

当前及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八个问题

关于世界经济，以下问题值得特别关注：通胀还是通缩、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何去何从、货币政策转向或将殃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供应链受损风险与部分发达国家“脱钩”政策、美元霸权时代是否进入衰微期、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性问题及其应对、人口结构加速变迁及长远影响、体现为规锁与反规锁的大国关系博弈。

通胀还是通缩

在多数经济体内，通胀压力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是天文数字的流动性注入导致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在产出水平和流通速度大致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大幅增长势必引发价格显著上升。从2020年2月到2021年5月，发达国家十国集团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大了11万亿美元，目前美联储每月实施1200亿美元购债计划；欧洲央行1.85万亿欧元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至少执行到2022年3月。美欧日三家央行目前总资产负债表规模为25万亿美元。二是主要央行均奉行超级宽松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三是大规模纾困政策导致家庭财富上升并转化为消费，推动价格上涨。四是疫情等因素冲击供应链所导致的劳动力及供给短缺，在推升工资水平的同时助长价格水平。五是屡创新高的资产价格催生的财富效应。六是一些国家的央行为防范通胀采取了行动，如巴西、俄罗斯、墨西哥、韩国、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央行已经升息。

认为目前通胀远超央行政策目标仅仅是暂时现象的观点给出的理由：其一，货币流通量剧增但流通速度却大幅放慢，抵消了流通量增加对物价上涨的推动力。其二，疫情冲击导致社会消费趋于保守，例如美国居民储蓄率在相对高位水平上波动上升。其三，失业率升高或劳动市场宽松和设备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为扩大供给创造了条件。其四，财政纾困政策和央行支持政策正在“见顶”。其五，市场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期依然存在，例如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虽然正在减少，但仍占全球可投资债券的近1/5。其六，近期通胀率飙升推动因素许多都具有短期性质，如能源价格和运费上涨等。在谈论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态势时，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变量，那就是央行政策工具箱里，治理通胀的政策工具数量多、空间大，远超对付通缩的工具。IMF预计，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价格压力将在2022年消退，但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价格压力将持续存在。

预计2022年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通胀将回落，相信随着经济结构不断调整，通胀将下降至接近2%的目标。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走势短期压力不小但中长期会缓解，但不排除出现某种程度滞胀的可能性。

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何去何从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很快掉入流动性陷阱，美欧日央行开启了非常规货币政策时代，即实施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同时伴以量化宽松政策。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一直抵制负利率，理由是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增长或防通缩的作用，并认为手中还有政策工具可用，其中之一便是宣布实行无限量、无限期的量化宽松政策。控制国债收益率曲线，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控制在0附近，是各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的一项具有货币和财政双重意义的政策。接下来的政策为调整通胀目标。2020年8月，美联储宣布对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进行更新，以寻求实现2%的平均通胀率长期目标。美联储可以用未来通胀的“余额”补偿过去的“差额”，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为货币政策提供额外的空间，以应对逐渐增大的通缩风险。2021年7月，欧央行将中期通胀目标从接近2%升为2%，以高质量债券置换市场投资者手中的低质量债券，财政部直接向家庭和企业提供优惠融资条件甚至派发现金（即“直升机撒钱”）。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走红。该理论力求提供一个涵盖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新的宏观经济框架，要义是低通胀低利率能让借贷成本保持低位，政府就应该在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放手支出。该理论认为，在低利率时代下，债务占GDP比重指标在衡量国家财政状况时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忽略了债务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被偿还的事实，也没有考虑到未来通过增税或削减支出来应对债务负担变化的能力。MMT的软肋在于通胀加剧以及应对通胀的货币紧缩政策。

对目前出现的通胀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做出正确判断，已成为美国宏观政策风险程度的主要变量。总体而言，目前中央银行治理通胀的手段远比治理通缩的更多且空间大。2021年11月3日，美联储宣布开始减少购债（taper）规模150亿美元，12月开始加倍，预计2022年年中终止购债。此举可以被视为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标志。美联储还可以加息，预计最快2022年一次，2023年和2024年或许各3次。在此之后，美联储还可以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即所谓“缩表”。

货币政策转向或将殃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美联储退出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其可能在新兴市场引发外资逃离、债务危机及由汇率波动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对那些严重依赖外资流入的国家将造成沉重打击。此种风险可谓殷鉴不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脆弱五国”（南非、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因享受美国超级宽松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形成对流入外资的高度依赖，在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攀升的同时，投资者为寻求更高收益率而大规模进入新兴市场。结果，当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于2013年6月暗示美联储可能将放慢购债步伐时，“缩减恐慌”迅速蔓延，并导致新兴市场出现资本外逃浪潮和美元升值，迫使各央行不得不升息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当2018年5月美联储开始减持资产（缩表）时，阿根廷和土耳其便因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规模巨大而受到冲击。2021年2～3月市场波动导致流向新兴市场的非居民投资组合大幅减少。尽管减少的部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得到了一定补充，但缩减恐慌情绪依旧。好消息是，2013年“脆弱五国”经常项目赤字平均为GDP的4.4%，而2021年仅为0.4%；近年来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规模远非当年可比，尽管哥伦比亚和智利等国的外债水平较高，但整体看，新兴市场风险来自内部。

美国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周期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其传导机制先是影响全球高风险资产价格和信用创造，然后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者避险情绪，并影响全球金融中介机构杠杆率，进而波及他国货币形势，挑战他国尤其是开放程度较高国家的货币政策主权。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开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如下重大风险：其一，许多国家已经将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付诸实践，一旦升息则该理论的基础便会迅速崩塌；其二，面对疫情造成的供给冲击，各发展中经济体应对措施各异，而政策差异性本身往往会成为风险源之一；其三，进口能源或出口能源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对政策转向时，损益情况大相径庭，由货币政策趋紧导致的价格波动无疑会增加这两类经济体之间的分化。印度储备银行（即印度中央银行）前行长此前曾撰文提醒以美联储为首的系统性中央银行决策者，注意以上风险的存在。

目前中低收入国家外债余额达8.7万亿美元，过去10年，其外债增速超过了GNI和出口增速。一旦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进入升息轨道，其债务负担势必加重，可能出现企业甚至国家违约，政策转向极有可能使美元升值，进而引发货币错配风险，最终导致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

2021年10月，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指出，中低收入经济体债务脆弱性急剧增加，全球有一半的最贫困国家面临外债危机或很高的外债危机风险，要对债务问题采取全方位行动，包括减免债务、加快重组和提高透明度。

供应链受损风险与部分发达国家“脱钩”政策

全球正在感受供应链受阻之痛，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和运费暴涨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主要痛点。国际金融协会发出警告，美国生产系统中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上升，目前制造业交货期延迟情况严重，堪比2011年福岛核灾难后日本的情况，并开始扩散至全球。这将迫使企业押注效率低但抵抗力强的供应链，最终推高价格。衡量集装箱费用的德鲁里航运指数2021年9月比一年前上涨291%，例如从东亚到欧洲最大港鹿特丹港，一年来，这一繁忙航线的运费更是涨到一年前的6倍。煤价上涨2倍、天然气价格上涨4倍，德国电价上涨1倍多。能源价格暴涨的原因和供应链受阻有关，而源头除了疫情反复和经济复苏速度超越预期外，还有2020年世界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下降20%这一因素。

当前供应链韧性成为热议话题。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紧张和多边贸易体系几近瘫痪、气候与自然灾害多发、网络攻击频繁等，在不同维度增加了供应链断裂的可能性。由于技术进步与扩散，特别是生产数字化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劳动力成本套利的空间逐渐变得狭小。随着网上购物的普及，消费者对快速配送的需求上升，快速送达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疫情冲击下，彻底重新评估价值链、寻求短供应链和多元化供应链、投资更有韧性的供应链方可使企业有利可图。

从国家层面看，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一直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稳定的源泉，现在则被认为是致命弱点，因为供应的高集中度换一个角度观察就意味着高依赖度，涉及“国家安全”，事关大国博弈。基于此，美国等国家陆续出台了或计划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给率或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甚至公开鼓吹“脱钩”，矛头主要针对中国。2021年2月24日，拜登签署了“美国供应链”第14017号行政命令，指示政府对美国关键供应链进行全面审查，以识别风险、解决脆弱性并制定战略，提高恢复力。为此，美国政府成立了涵盖十多个联邦部门和机构的工作组，与商业、国会以及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数百名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以确定漏洞并制定解决方案，其中涉及的关键产品包括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包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品和原料药等。

尽管从大国博弈层面上看，全球供应链有迹象朝着逆全球化方向迈进，但目前的现实并不支持上述判断，特别是和中国有关的数据提供的更是反例，原因在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持续坚定的开放政策。上海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中国2021年9月的调查显示，在338家受访公司中，有78%表示对本公司未来五年的业务展望感到“乐观或略微乐观”，比上年同期高近20个百分点。

美元霸权时代是否进入衰微期

美元长期以来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美国国债作为全球唯一的源本抵押品（fundamental collateral），反映了全球对强大、流动、安全的货币或安全资产之需求。当美国影响经济稳定、金融信誉和文化开放性等体制功能缺陷暴露时，当替代的“安全资产”（包括非政府数字支付系统）出现时，美元难以撼动的地位便会晃动。以美元计价的加密货币在2021年出现巨幅涨落。

这些变化是否是美元走向衰落的信号？经济学家对上述现象做出如下解释：近20年美国国债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同时美国产出占全球GDP的比重却在下降。笔者将其命名为“罗格夫升降”。在罗格夫看来，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显露的迹象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的“特里芬两难”，即一方面美国需要通过贸易逆差为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另一方面为使美元与黄金比价稳定，美国需要维持贸易平衡或顺差，但两者难以兼得。众所周知，“特里芬两难”在20世纪70年代初最终引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或许就是未来美元走势的一个隐喻。罗格夫指出，当今亚洲与美元的关系和20世纪60-70年代的欧洲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大多数欧洲国家认识到，欧洲内部的贸易比与美国的贸易更重要，结果是马克集团出现了，几十年后演变为单一货币。有朝一日如果中国停止人民币一篮子货币挂钩，转而实行现代的通胀目标制，允许汇率更自由地浮动，尤其是对美元更自由地浮动，那么亚洲大部分国家将会追随中国。此外，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也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了解人民币用户交易的窗口，正如目前的系统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类似信息一样。

欧洲财政一体化迈出坚实步伐，预示着美元“一家独大”局面的式微。2020年夏秋之际，欧盟推出约7500亿欧元的欧洲复苏计划，从而使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这条板凳的三条腿（统一的货币、一个中央银行、统一财政政策）终于齐全。该计划的关键在于所涉资金的绝大部分将由欧盟通过发行以欧元计价的欧盟债券来筹集。欧盟财政一体化的实质进展，不仅意味着欧盟紧急财政转移安排能力的提升，更意味着欧盟债券将成为美国国债之外一种新的无风险或低风险资产，意味着作为世界唯一源本抵押品的美国国债在二战后第一次遇到真正的潜在竞争者。如果“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结算系统能够成长壮大乃至成为以欧元为中心的全球结算系统，那么美元享受的“过分的特权”便会遭到加速削弱。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问题快速恶化及其应对

2021年8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地球正在向人类发出气候红色警报：全球变暖的总升温在未来30年内可能达到1.5℃，一个更加炎热的未来基本上已不可避免。该报告的基本结论是，随着全球变暖，2021年的酷热将成为新气候常态。2021年5月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指出，如果在2050年前世界将净碳排放降至零，就要立即停止对矿物燃料项目的投资。2021年7月，1.4万名科学家共同发声批评，各国政府一直没能解决“地球过度开发问题”。他们用31项“生命体征”（包括砍伐森林、温室气体排放、冰川厚度和海水范围等）指标衡量地球健康状况，发现其中18项达到了创纪录水平，并强烈建议禁用化石燃料、减少污染物、恢复生态系统、选择植物性饮食、改变无限增长模式、稳定人口数量。

对于如何处理好减排与发展、能源转型与经济正常运转之间的衔接问题，人类正面临挑战。英国和欧洲在过去10年关闭了数以百计的燃煤电厂，西班牙仅2020年就关闭了一半煤电厂。荷兰正在关闭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田。欧洲已花费数万亿美元用以补贴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生产中所占份额首次超过化石燃料。2020年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和2060年前分别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之后，2021年又进一步承诺不在国外兴建煤电厂。然而由于多种原因， 2021年下半年多国出现了能源价格尤其是电价飙升或拉闸限电现象。

2021年11月1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COP26）召开。各国争论的焦点是“碳泄漏”，即高碳品进口在不加征碳税的情况下将抢走本国支付了碳排放费企业的市场。目前，欧盟委员会已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以防止碳泄漏，2023～2025年为过渡期，从2026年开始进口商需为所覆盖商品购买CBAM证（付进口费）。2021年7月中国开放了全国碳交易市场，政府发放配额，覆盖2225家电厂，将来逐步覆盖其他高污染行业，但减排政策未涉及碳关税。

我们还要关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其他来源或渠道，其中10%来自剩余食物。为了实现减排目标并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世界还要努力积极利用已有的并开创全新的制度设计。

人口结构变迁加速影响深远

人口属于中长期变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会在短期内产生重大效应。人口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族群比例以及人口跨境流动等方面。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预测，全球人口将从目前的77亿增至2030年的85亿、2050年的97亿，2100年将达到110亿峰值。

从年龄结构看，工业化国家或经济体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28%，欧盟27国为20.3%，美国为16%，俄罗斯为15%。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11%，已迈出走向老龄化社会的步伐，中位年龄比27岁的印度高出11岁，比撒哈拉以南非洲高出近20岁。人口老龄化还可以从生育率的持续降低来加以印证。2020年欧盟的生育率为1.3～1.4，日本生育率为1.1（以致约有13%的住宅被废弃），韩国为0.9。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同期的生育率降至1.3，显著低于印度的2.2和印尼的2.3。与快速老龄化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目前人口增速最快的是非洲，总数为13亿，预计到2050年增至26亿。年轻人口占比高可以产生人口红利，但收获人口红利必须与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储蓄率与投资率提升、能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体制机制改革、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相结合方能实现。

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减少，由此降低潜在增长率；二是与社保和医保相关的财政支出增加，形成的赤字压力可能拖累经济长期增长；三是老年人创新能力下降，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升；四是消费需求减少，投资增长与结构均会有所改变；五是移民政策可能被迫调整，国内社会因此出现分裂；六是为数众多的老年人政治参与程度上升，各国内部政治博弈的过程与结果正在发生改变；七是自动化导致非熟练劳动力大量失业，更多知识密集型业务实现自动化，降低了人类参与工作的必要性。

未来20年最确定的趋势将是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有学者将这种转变用三种“颜色”形象地加以表述：更多的灰色（老龄化）、更多的绿色（随技术进步而来的每公顷产出增加）、更少的白色（美国和欧洲人口总数中白人的比重快速下降）。

大国关系越发体现为规锁与反规锁的博弈

拜登政府为阻止中国这一竞争对手的产业和技术赶超，力图将其锁定在全球供应链或价值链的中低端。这一规锁政策亦会贯穿美中利益交汇领域——如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全球卫生安全——的合作全过程。在WTO框架内推动制定限制中国的经贸规则是美国实施规锁的重点之一。

2021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先后参加经合组织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和G20贸易部长会议，她在演讲中明确提出，美国将与盟国一道制定21世纪公平贸易规则，解决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体扭曲市场的做法所带来的共同挑战，促进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在拜登政府的主导下，西方七国集团已就WTO改革形成较为一致或相近的立场，预计美国可能在争端解决机制、“特殊和差别待遇”、市场经济地位、政策透明度等问题上推动相关议题。

将气候议程与发展议程、经贸规则进行捆绑以提升自身竞争力兼而修复与盟友关系，是美国力求主导气候变化合作的一个基本动因。美国已将气候和绿色技术纳入2021年成立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重要议题，以应对气候变化之名，在投资审查等方面提高技术标准，并形成隐性壁垒。美国将在包括G20平台在内的各种场合大力推进美国版全球减排合作，要求排放大国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可能在G20框架内推动“对等原则”，以取代现有的“国家自主贡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与此相关，拜登政府进一步突出了基础设施的地缘政治价值，将基建作为气候议程的重要抓手之一，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有针对性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透明度、共享性等维度，抢抓国际基础设施规则制定权，形成战略竞争优势。不难预见，美国将继续与欧、日联手创立或升级所谓高质量基础设施的相关标准，强化针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协调。同时，拜登政府在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上高调施压，要求中国遵守巴黎俱乐部原则，增加债务透明度，并联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敦促中国公布海外债务数据并提高“一带一路”项目透明度，要求继续延长G20暂停偿债计划期限，同时积极推动将暂停偿债计划扩大至中等收入国家，要求商业银行参与国际债务减免。

除了联合盟友伙伴在国际舞台上设规立制外，通过国内立法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也是美国规锁策略的重要实现途径。2021年6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此法案由“芯片与5G紧急拨款方案”和《无尽前沿法案》《确保美国未来法案》《2021年应对中国挑战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等4个法案组成，矛头直指中国，所涉内容广泛，多有突破双边关系底线之处，打压力度明显增强。一旦众议院审议通过并经由总统签字成为法律，此法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包括经贸、金融、科技在内的中美关系产生巨大且久远的影响。

世界经济走势

短期内疫情走势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未来表现。从历史上看，重大疫情持续2年左右后，其毒性便开始下降。

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疫情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因应对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今后数年仍将掣肘全球经济持续平衡增长的中长期因素还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多边贸易体系改革谈判达成共识困难重重、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网络安全始终是一只威胁巨大的“黑天鹅”。美国的长期国债是全球金融系统的核心，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美债储备，并被用作几乎所有物品和资产的抵押品，而99.9%以上的美国国债以纯粹电子形式存在。如果有人侵入美债系统，全球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便将陷入一片混乱。

风险、挑战或掣肘确实存在，但全球经济整体上复苏而回归中长期发展轨道也是事实。2021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强劲，但进入第三季度后总体放缓、增速分化，呈现前快后慢的特征。从全球看，虽说不同经济体复苏步伐并不一致，全年世界经济实现明显复苏可以说已成定局。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5%的可能性较大。作为对比，IMF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9%，到2024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的GDP可能依然比疫情前低，经济增长速度约为5.5%左右。

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还是政策风险。如果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通胀、维持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失当，将会引发资产价格动荡暴跌，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并可能将经济推入滞胀通道，并殃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看，全球仍处在中低速增长轨道，未来3～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3.0%～3.5%，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

（编辑  季节）

2021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发、多发等外生冲击增多的多重挑战，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民经济持续修复，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预计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供需增长面临的约束减少，增长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如果不再发生大规模疫情，我国经济增长有望达到潜在增长水平左右。

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2021年，虽然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保持稳定，“不急转弯”，没有出现疫后政策的集中退坡，但仍然有部分政策力度减弱或者退出，财政支出后置，专项债拨付延后，货币社会融资增速放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有所减弱。宏观调控的“跨周期”导向强于“逆周期”调节。

展望2022年，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有较为充裕的调控空间，且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政策部署来看，2022年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度靠前，财政支出要保证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这一系列的政策部署将有力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整体保持平稳

2021年投资增长总体呈现平稳态势，从三大类投资的情况来看，预计2022年投资增长的平稳态势仍将延续。

一是制造业投资增长的内生动力较强。2021年以来，制造业投资总体呈现稳重微升的态势，展望2022年，预计制造业投资增长将进一步提速。首先，2021年工业企业整体利润情况较好，从历史数据分析得出，企业利润增长和扩大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期，2021年的利润高增长有望成为2022年工业企业扩大投资的基本支撑。其次是2021年各种原材料价格轮番大幅波动，企业扩大投资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很多企业因此取消或者推迟了扩大投资的计划。预计2022年原材料价格波动将会显著缩小，平稳的价格环境有利于企业进一步扩大投资。第三是减税降费等一系列“保市场主体”的政策实施有望改善企业预期，成为企业扩大投资的催化剂。2021年，虽然疫后支持政策“不急转弯”，但包括减税降费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呈现力度减弱或退出，2022年在加大力度保市场主体的政策刺激下，企业生产压力和预期将有所改善。第四是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的趋势仍将延续。在产业转型升级、新动力持续增长下，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持续快速增长，预计这一趋势仍将延续，成为带动2022 年制造业投资增速的重要动力。

二是房地产投资总体呈现缓中趋稳态势。2021年，在一系列政策影响和高基数的影响下，房地产投资总体呈现回落态势。当前在更好落实“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情况下，房地产政策已经出现边际调整，有利于推动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和良性循环。预计2022年房地产企业面临的融资环境将有所改善，同时房地产企业对于“两集中”和“三线四档”的适应性也更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房地产企业的总体预期，有利于进一步促使房地产投资增长呈现缓中趋稳。

三是基建投资增速将显著加快。首先，是专项债支出进度加快。在2021年财政政策支出后置和2022年支出适度超前的政策效果叠加之下，政策对基建投资的支撑效果将会集中显现。其次，从目前全国未来30天的天气预报情况来看，普遍预期中的极寒天气并未出现，这一方面有利于北方地区户外基础建设项目施工的开展，另一方面也减轻了项目所需的能源电力等的保障压力。第三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建投资适度超前”的总体政策基调下，各地项目开发和储备充裕，尤其是“十四五”重大工程项目的引领带动作用将会显现，预计2022全年基建投资将保持稳定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有望实现边际改善。疫后消费增长的缓慢复苏主要受制于线下聚集类、场景服务类消费未完全正常化，消费恢复情况差异跟各地疫情防控松紧关系密切相关，疫情压力小、防控好的地方消费恢复相对较好，反之相反。展望2022年，预计多方面因素将驱动消费增长较2021年边际改善。

一是居民收入和就业增长保持稳定。在疫情冲击之后，“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成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目标，居民收入和就业平稳增长，这成为保障消费平稳增长的最基础的支撑。

二是居民消费倾向持续恢复。疫情冲击以来，受到预期回落和防控措施等影响，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显著降低，最低点较疫情前降低了近五个百分点。但2021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措施总体好转，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修复，2021年三季度达到65.8%，基本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三是消费升级部分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疫情冲击下，居民消费升级的趋势并未改变，2021年文化办公类、体育娱乐用品等消费升级产品均保持快速增长，1-11月，二者增速分别达到20.2%和22.4%，较整体消费增长高出近10个百分点。

四是疫情总体改善有利于聚集类消费改善。随着2022年疫苗接种更趋普及，预计疫情防控较2021年进一步改善，疫情对消费的制约进一步趋弱，线下消费场景恢复将进一步驱动消费增长有所回升。

总体来看，2022年消费增长将继续修复，总体增速将好于2021年。

出口增长仍将保持韧性。2021年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增速屡超预期，预计2022年几方面因素仍将支撑出口增长。

一是全球经济有望实现趋势增长。随着各国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和经济内生动能的修复，全球经济增长扩张态势有望延续，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均将实现持续修复。

二是全球经济恢复，结构矛盾仍将存在。疫情以来的海外供需恢复不同步，外部供需缺口拉大，目前这一现象并未因疫苗普及而出现实质性缓解，预计2022年供需缺口仍将存在，这也将继续拉动我国出口持续高景气，进而拉动中游相关工业制造业高增长。从疫情以来的时间发展线索来看，海外供需缺口带来抗疫类、在线办公设备类、地产后周期消费、电子、通用设备、文教体育用品等先后比较旺盛，驱动我国出口高增长的内部结构持续演变。

三是也存在掣肘出口增长的不利因素。首先，随着疫情有所缓解，新兴市场国家生产供给能力可能逐步修复，使我国对海外新兴经济体的供给替代效应可能有所减弱，部分转移至我国的订单或将有所回流，但回流幅度、节奏受制于供应链粘性等可能不会很大。其次，随着海外财政刺激措施边际走弱、货币政策边际收紧，可能会使海外对我产品出口的需求边际走弱。综合预计，2022年我国出口增速可能会出现边际放缓，但总体增长仍具韧性。

工业增长总体保持平稳

2021年工业增长总体态势良好，预计四方面因素有望支撑2022年工业继续平稳增长。

一是外需链条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供需缺口需要通过持续从中国进口来加以缓解，进而持续拉动我国相关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增长态势，并带动对中、上游制造业需求。从目前病毒最新变异的奥密克戎的影响和疫苗应对的有效性看，2022年海外疫情防控可能总体仍不容乐观，由此造成的海外供需恢复缺口可能仍将对我国中、上游相关制造业形成支撑。

二是消费增长的边际回升有望带动消费品制造业回暖。2022年，在居民收入稳定、消费倾向好转以及国内疫情防控边际改善有望带动线下消费改善的综合作用下，预计消费增长有所提速，进而拉动中下游消费品制造业有所回暖。同时，2022年投资增长总体将保持平稳，这有利于上游原材料行业和中游机械设备类行业保持稳定增长。

三是供给约束有望缓解。2021年，供给约束严重制约了工业增长，上游煤炭、电力等能源原材料短缺，中游包括芯片在内的关键零部件短缺，下游集装箱“一箱难求”，海运费暴涨，这些供给体系的短缺均对工业增长形成显著制约。当前，这些约束因素出现缓解迹象，在“保供”等一系列措施作用下，工业“有序用电”现象缓解，芯片产能逐步扩大，海运费波动中有所下行，预计2022年工业生产面临的供给约束将进一步缓解。

四是能耗双控对部分工业领域的影响预计有望较2021年有所减弱。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以及“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等表述均减轻对工业增长的影响，部分地区因缺少能耗指标，导致招商引资项目无法落地的情况将有所缓解。但是，补库存周期的结束和2021年工业高增长产生的高基数效应等也会对工业增速造成一定的影响。综合来看，2022年工业增长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服务业增长呈现持续回暖

疫情之前，服务业增长速度持续高于工业增长，2020年疫情冲击后，服务业修复速度显著慢于工业，预计2022年服务业增长将呈现持续回暖。

一是生产性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受工业增长保持稳定拉动，物流、运输、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将同步保持较快增长。

二是生活性服务业将有所提速。生活性服务业恢复缓慢是造成服务业整体恢复较慢的主要原因，预计2022年在疫情形势总体稳定、消费持续恢复等拉动下，生活性服务业的修复速度或将进一步加快。

三是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持续保持较高增速，2021年1-11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2.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7.7%。在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动下，预计2022年现代服务业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价格水平总体稳定

2021年，PPI指数涨幅持续走高，CPI指数涨幅稳定，预计2022年PPI指数涨幅回落，CPI指数涨幅走高，但总体仍将保持在合理区间。

一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仍保持温和。受2021年生猪价格大幅下降影响，部分养殖户退出市场，从当前猪粮比、生猪存栏边际变动情况以及历史数据规律来看，预计2022年猪肉价格可能会呈现触底回升，因为2021年的超低基数，同比涨幅可能较大。其次，PPI指数涨幅向CPI传导。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2021年PPI涨幅向CPI指数的传导并不明显，但包括家电、日用品在内的多种商品价格已经出现上涨显现，加之2022年消费增长逐步改善，预计PPI指数向CPI的传导将进一步现象。同时2021年CPI指数前低后高的走势导致2022年的高翘尾，在统计技术上进一步推高了CPI指数的涨幅。总体来看，预计2022年CPI指数上涨幅度将超过2021年，但全年涨幅仍会比较温和，整体会保持在3%以下的合理区间内。

二是PPI指数涨幅将较2021年明显回落。当前，大宗商品等生产资料价格已经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在全球疫情总体稳定假设下，供给情况将进一步好转，供需缺口收窄，加之全球货币政策总体收紧，流动性收缩，预计2022年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大幅上行的动力有限。加之受2021年高基数的影响，预计2022年PPI指数涨幅将显著低于2021年。

（编辑  季节）

2021年7月30日，针对当前仍然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的新政策思路。当下，“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已无法适应我国新的发展条件，而从“逆周期”到“跨周期”，绝非仅仅是周期性宏观调控的转型，而是积极跳出周期思维的转变，基于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实践，使设计与调节落实于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宏观治理之中。

 “逆周期”调控方式已不能适应我国当下阶段新的发展条件

自1992年以来，我国一直明确地采用“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1992-1997年期间，采用“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达成了防止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保持较低物价涨幅、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进入1998年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暴发，我国按照“逆周期”思路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以适当的货币政策。在随后的年份中，我国一方面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也通过适度增加货币供应的方式开始启用稳健的货币政策，一直到2003年均采用“一松一稳”协调配合，主要服务于扩大内需目标。2004年起，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转为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协调配合持续至2007年，服务于保增长、防通胀的目标。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双松”协调配合了两年，完成了保增长的目标。从2010年到2019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再次回归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松一稳”协调配合调控，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服务于稳增长、调结构、稳物价和供给侧改革等目标。2018年，中美贸易战暴发后提出“六稳”、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又辅以“六保”的目标。总体观之，自1992年以来，“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实践轨迹逻辑为：双紧，一松一稳，双稳，双松，一松一稳。

传统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集中于保增长、稳增长、防通胀。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得以实现的最为重要的有利条件，恰在于大环境保持着相对确定性。2018年后，中美贸易战、全球新冠疫情暴发，我国宏观经济层面面对严峻考验，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一些有利条件为我国“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提供了较大可能性与空间。

然而，时至今日，整体形势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诸多确定性条件几乎“一去不复返”，即大环境在较长时间段内都将处于不稳定之中，具有相当高的不确定性。从发展阶段上来看，我国已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正走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关口，应当认识到：国民经济结构性过剩（而非短缺）已是新常态的要素之一，中等收入群体尚在形成期，特殊的“焦虑感”问题和增长中的贫富差距问题不容小视，经济增长新动能仍在蓄力期，发展中地域、产业、行业等结构性问题还相当严峻。在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已转为对高质量的追求下，国内发展条件发生很多变化，更多趋于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外向型经济随着全球化逆转，一些外部势力的去全球化与去中国化，全球经济和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靡，而决策层适时启动的从“出口导向的大进大出战略”转为“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敦促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格局进行深刻转变。于是，纵观全局，传统的“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已然不能充分适应我国当下新阶段的发展条件，而“跨周期”宏观调控方式将成为扩展的宏观调控与治理下新的表述。

“跨周期”宏观调控将覆盖多个“逆周期”过程，以优化结构支持发展后劲

从主流经济学原理的阐释看，政府宏观调控是以社会总需求管理为主干预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逆周期调节是其基本特征。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需求总是不足的，而政府调控将通过对需求总量逆向调节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在“熨平周期波动”的取向下推动社会实现宏观经济供需平衡。这种宏观调控方式发挥作用的主要时序特点，在于维持宏观经济的短中期平衡，通过逆周期手段连接，成为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状态的较低幅波动。

所谓逆周期的思路简明清晰：在经济低迷之时采取积极、宽松的措施进行刺激，而在经济过热之时采取消极、紧缩的措施实行降温，以此来实现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目标。“逆周期”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方式在短中期均衡中取得其效果后，推进到“跨周期”宏观调控思维，要进行“瞻前顾后”式的长期考虑，能够覆盖两个和两个以上周期的“扩展版”，以求更具预见性和连续性地优化宏观调控与治理。特别是2020年后，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以及疫情很难在短中期内得到完全抑制的紧迫局势，市场不但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而且更多存在着信息突变且不能及时传导的情况。那么此时，若还是按照传统宏观调控的逆周期思维方式来做调控，便会形成较明显的局限性。因为逆周期调控适应于相对确定性的环境，一旦进入不确定性很大的环境，政府的逆周期政策自身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把调控的眼界扩展到长期的跨周期的更纵深状态，从而更好把握短中期不甚清楚而长期看却可能窥其端倪的确定性因素，做好未雨绸缪的工作。

同时，短中期“逆周期”调控，基本是处理“快变量”型总量状态的需求管理，而在“跨周期”概念下，需要把调控与治理的注意力和发力点，更多放到长期的、“慢变量”型的结构状态的供给管理之上，以结构的优化支持整个发展过程更有“后劲”，更具有可持续性。

总之，“跨周期”宏观调控的实质是扩展“逆周期”相机抉择的眼界而覆盖多个“逆周期”过程，在宏观调控中直面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以长期视野下的确定性对其加以对冲，并以针对“慢变量”的结构优化努力，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儿。

“跨周期”宏观调控设计和调节是优化国民经济宏观治理的“升级版”

“跨周期”宏观调控的思路和设计要领是置于国民经济宏观运行长期视野下的整体布局，内在逻辑是更好地结合若干个短中期的需求管理过程于一个长期的结构优化过程中，在传统调控基础上打造更高水平宏观调控与治理的“升级版”。因而，在表述上，从原来的“管理”、“调控”升格为“治理”，具体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短期问题要纳入长期观察。就短期看，容易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利于解决根本问题，长期可能还要出问题，而“跨周期”调控绝非忽视短期问题，而恰恰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短期问题，视野要更为开阔，以是否利于长期高质量发展“着眼”，来判定短期宏观经济调控的“着手”。

第二，总量问题的分析和把握要紧密结合结构问题。虽然社会有效需求的短期宏观调控属于总量问题层面，但是，这一总量问题的“治标”表象下关联着深层矛盾与关键性“治本”的实质性结构性问题。“跨周期”宏观调控绝非可以忽视总量问题，恰是要一方面“透过现象看本质”、另一方面扭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将总量问题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找出来、分析透、解决好，切实为经济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缓解制约、疏通经络、内外兼修，消除堵点，培养元气。

第三，相机抉择要更为注重从预期引导入手。传统宏观调控的着手点是“见事快”、“逆周期”根据现实景气判断在事后作出更关注短中期效果的调控动作；而“跨周期”宏观调控的着手点是以前瞻预测引出“先手棋”、“稳预期”，是在事前作出的更关注长期效果的调控动作，并且未来以中长期预期引导的过程实现，这也是对于短期宏观经济而言更具“包容性”的调控动作。

 “跨周期”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需与相关政策互为基础、互为依托、互促发展。具体可从三方面考虑：

第一，经济指标是经济发展结果，“跨周期”宏观调控应避免本末倒置。国民经济核算视角下的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等经济指标，究其本质，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其真正的动能来源，长期发展的动力机制要“把激励搞对”而真正释放生产力。

第二，“跨周期”宏观调控是应对长期不确定性的预期思维。宏观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经济周期，本质上是利用事后归因方法所作出的一种抽象总结，在这种理论框架下引入确定性思维之后，是在对其沿着规律性轨道前行的一种揭示各项调控中宏观政策的可能轨迹，是基于确定性判断而对于扑朔迷离的非确定性的消解。与传统农业、工业社会相比，我们已然处于人类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内生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信息社会，需要扩展“逆周期”相机抉择这一理论框架，掌握好“跨周期”全景纵深。

第三，“跨周期”宏观调控是从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入手，为宏观经济运行注入确定性，从根本上改善行为预期。稳预期、引导预期将成为今后宏观政策组合的最重要功能，并依托于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来支持可持续发展，以长期着眼点支撑短期落脚点，以事前行为预期的有效引导结合事后归因基础上的相机抉择，以中短期和长期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在国内国际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形成“为我所调，动态施控”的更多确定性。

（编辑  季节）

截至1月25日，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为2022年设定了经济增速目标，市场普遍预期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大概在5.5%左右。这对观察中国今年经济走势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经济学家余永定在1月2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的“全球经济形势与科技发展”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从宏观政策的层面上看，2022年我国应该明显提高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同时执行更具扩张的货币政策以协调、配合。

                                                  ——编者按

   第一，对中国202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有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2021年，中国GDP增长速度是8.1%，如何看待这一增速？我们可以将2021年8.1%的增速同疫情前201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一下。同比将涉及到基数问题，环比则不直接涉及基数问题。我们比较一下2019年和2021年各个季度的环比增速。2019年4个季度环比增长速度是1.6%、1.2%、1.3%、1.6%，相应的年化增长速度为6.6%、4.9%、5.3%和6.6%。而2021年4个季度的环比增长速度年化之后几乎都明显低于2019年（除第四季度）。不难推断，如果扣除基数效应，2021年的经济运行低于2019年的GDP增速6%。在假定不发生疫情、2020年正常增长的情况下，2021年的经济增速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速”的。虽然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但从产能利用、物价和就业水平等方面来看，多年来中国经济是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下运行的。

第二，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处于低通胀甚至通货收缩状态。从2012年3月PPI（生产价格指数）连续54个月都是负增长，直到2021年前两个季度，我国的CPI和PPI都是不高的，平均来说，CPI在过去10多年大概不超过2%。2021年下半年物价，特别是PPI上涨较快，但最新的数字显示，目前在CPI继续保持低水平，而PPI则已经开始回落。

没有通货膨胀，甚至出现通货收缩，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是可以进一步提高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没有发展，什么都谈不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增长才是硬道理”。当然增长不是一切，但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

我们要重视增长的质量，但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脱离增长就谈不上高质量。在现实中，如果经济低迷，则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共同富裕等工作的推进就都会变得十分困难。我们要努力实现高质量增长，但100万亿元GDP就是100万亿元GDP，从价值层面看，所有GDP是同质的，否则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同一时期的GDP将无法比较。在产品和项目的层面，确实存在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问题，这样的经济活动可能根本不创造价值。如果这些经济活动的产品被计入了GDP，就说明我们的市场、监管和统计出了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并不一定要以降低GDP增速为代价。

第三，经济学界在讨论是否应该争取获得较高的增速时，存在着一些方法论的错误。例如，有观点认为，中国面临很多结构性问题，较高的增速不现实。

什么是结构性问题？一些人习惯把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统称“结构性”问题，简直可以把“结构”当作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可以往里装。从一些学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结构性”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投资-消费-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民营企业和国企的地位、收入分配不均、资本市场欠发达，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区域经济不平衡、城市化滞后、服务业占比不高、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规模收益递减等等。可以说，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都在内，都被单子装进去，可以开得很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结构性因素肯定是要影响经济增长的，但无法解释特定年度和季度经济增速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四点评论。

第一点，所谓结构性因素一般来讲是慢变量，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对于每年、每季度GDP增速，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很小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在几十年中累积的影响可能很大。

第二点，结构性因素有多种多样，同时影响经济增长。每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讲，在给定的时期内，单个结构性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是微小的。当然也有特例。如果把“外部冲击”归类于结构性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最重要原因。

第三点，有些结构性因素是可以互相抵消的。比如人口老龄化，一般来讲，在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将导致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但其他因素，例如技术进步也在发挥作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很大程度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但如果说这一因素导致经济增长潜力下降了1-2个百分点，则是缺乏根据的。

第四点，结构性因素对短期宏观经济变量影响，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因果链条。必须找到因果链条的各个环节，才能确认某个结构性因素对某个年度的GDP增速的具体影响。不仅如此，因果链条不是单一、直线的，诸多因果链条还会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直接影响年度、季度经济增速的因素，主要是短期宏观经济变量：消费、投资、政府开支、进出口等。当经济增长主要受供给约束时，要分析决定当期供给的供给方因素。如果想证明某特定结构性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速只能是6%，那就需要把因果环节逐个列举出来。比如人口老龄化（用某种量化指标度量的老龄化程度）影响了A，A又影响了B，B又影响了C……最后作用到消费、投资、净出口。如果没有对各个环节的情况进行分析，是不能直接跳跃到中国经济增速只能是6%这样的结论的。

中国2010年第一季度增速是12.2%，从那时开始，经济增速就一路下降，几乎每个季度都是下降的。如果从12%降到10%可以用结构性原因解释，但从10%降到9%，再降到8%……现在几乎向着5%的方向下降。是否可以用同一个因素（如老龄化）或同一组因素（如老龄化、环境恶化和规模效益递减）来解释这一现象？以抽象的原因直接推导具体结果，逻辑上是错误的。总之，结构性因素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但不能用来解释年度和季度经济增速的差别。

宏观经济关注的是短期问题，考虑的时间长度是年度、季度甚至月度。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是要假定“结构性”因素给定的。做短期分析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消费、投资、净出口等具体因素。例如，消费增速减少了，为什么减少了？同什么因素有关?这样倒推回去，可能会涉及一系列长期、结构性因素。找出这些因素，有助于判定消费变化的趋势和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影响消费的可能性。

第四，如何刺激消费的问题。2020年年初，很多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发放政府补贴提振居民消费。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这肯定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思路。但如果消费者的收入下降、对经济增长前景悲观，即便发了钱，居民可能也不会用，而是会把钱存起来。2020年，武汉解封之后，我们曾经预期消费可能出现“报复性增长”，但这个预期并没有实现。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受现实收入以及收入预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能够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速、使居民的收入增加、并使居民有稳定的收入增长预期，实现消费增长应该比较困难。当然，对于因疫情冲击而导致生活困难的低收入阶层必须提供救助。但这不是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而是和谐社会建设问题。

第五，如何确定经济增长目标。最近中央提出“稳增长”非常及时。在目前的语境下，“稳增长”应该是遏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跌。但中国应该争取实现多高的增长速度呢？学界普遍认为，我们应该首先算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再根据这种计算结果来决定GDP增长目标。我在过去很长时间也持有这种主张。但问题是，“潜在经济增速”是很难准确计算的。中国更是如此：模型过于依赖严格的假设，很多基本统计材料阙如。统计局还在“挤水分”、调整统计数字。其实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多年后再回头调整经济增速数字的例子并不鲜见。

我们在几十年的经济学研究中，曾经碰到过不少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因准确预测了某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或增长趋势而名闻天下。但实际上他们这辈子可能就预测对了一次。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要计算的，这种计算结果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在确定经济增长目标时，不能以这种计算为依据。

我特别赞成“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哲学：大方向清楚，但搞不清楚政策的具体的结果会是什么，不妨先试试看。这种开放式思维方式是很成功的。事实是：有些决策者不懂经济学，但他们做经济管理工作比懂经济学的人做得好。你说中国过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维持了40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体量在世界排名18，GDP总量不足日本的1/4，甚至低于荷兰那样的“蕞尔小国”。2010年我国GDP总量赶上日本，现在是日本的3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成功了就是好的。

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社会科学院的，进去的第一天就听同事讲中国“货币超发”、要发生通货膨胀、要发生经济危机。大量“超发”的货币是“笼中之虎”，放出来不得了等等。我等“笼中老虎”出来等了40多年，头发都等白了。如果当时的决策者像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希望的那样小心翼翼，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了。经济学不是一种确定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艺术。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幸好当初政府没听经济学家的一些中规中矩的意见。如果听了，中国经济恐怕没有其后近40年的平均10%的增速了。

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发布了不少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报告。现在你再去读那些报告就会发现，这些报告的预测，大多同中国后来的实际发展相差甚远，有的可能还是“南辕北辙”。撰写报告的世行专家都是当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因为世界太复杂、中国太复杂、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太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规律了解得非常少，必须抱着非常谦卑、随时准备纠正错误的态度来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

第六，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应该建立在经验-试错的基础之上。如果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失控、金融脆弱性严重恶化，就需要降低经济增速目标。反之如果通货膨胀没有失控，金融脆弱性没有那么严重，就应该采取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争取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2019年，我提出保6%的主张，我认为6%是具有象征性的。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开始基本上是逐季下降，2019年已经跌到6%，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事实上，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相当低；虽然杠杆率比较高，但金融体系基本上还是健康的。中国依然有比较大的政策空间。在没有进行尝试之前就认定必须让经济增速降下来，是很值得商榷的。经济增速长期下滑会产生所谓“磁滞效应”(hysteresis effect)：经济增速下滑时间过长，就会出现再想快也快不起来的情况（工人长期失业难以重新就业、团队解散后难以重新组织）。听任经济增速下滑、听任投资增速下滑，经济增长潜力就必然下降。

总之，只要不存在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只要没有暴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明显风险，我们就应该把经济增速定的尽可能高一些。

目前，市场对中国通货膨胀失控的担心已经明显减弱，但对于金融风险的担心还是比较强烈的。我以为，长期以来，外界对中国暴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估计得过于严重了。2008年以来，每年有很多人预测中国要发生金融危机。2012年我到纽交所交流，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要崩溃、温州的地下金融要把中国的整个金融拖垮，还有“影子银行”等等问题。我们则向纽交所的人解释：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根本不可能使中国出现大的金融危机。例如，温州的地下金融的规模跟中国整个经济相比，实际上九牛一毛。我们应该关注它，不能无视它，但它不会造成你们所认为的那样的危机。

第七，增速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上升，我们正在下降，增速的差距正在缩小。印度的增速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中国。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从美国一些学者，特别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学者最近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降。中国有潜力，也有能力遏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降，能够使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之上。

第八，建议决策部门还是应该为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确定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引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但必须有个目标。没有增长目标就难以制定具体政策。实际上，每个政府部门、各级政府都有隐含的目标，只不过没有明说。而没有统一和明确的增长目标，各个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就难以协调行动。在确定目标之后，我们用试错的方法尝试去达成目标。如果目标确实无法实现，我们再退回来也不晚。

第九，中国完全可以为2022年设定5.5%的增长目标。应该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经验计算出，为了实现5.5%的增长目标，中国消费、投资、出口所需要实现的增速。宏观经济变量中的大部分是内生的，只能根据一定假设，预测它们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是可以由政府控制的。因而，可以根据不同的有关消费、投资（扣除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增速的假设，计算出为了实现5.5%的经济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应该保持的增速。当然，计算过程不是能够一次完成的，可能需要多次迭代。无论如何，最终是可以计算出一组最可能实现的、自洽的为实现GDP5.5%增速，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实现的增速。2021年中国基础设施增速仅为0.4%，而在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之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一般保持在20%左右，在“四万亿”时期，2009年6月，基础设施投资累积同比增速高达50.7%。退出“四万亿”之后，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一路下跌，2012年2月进入负增长区间。2013年一度回升到20%以上之后，即又开始持续下跌。2021年全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0.4%，远低于新冠疫情前3.8%的年增速，甚至不及2020年0.9%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应该是逆周期的，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2021年基础设施投资顺周期下行，又如何不拖累GDP增速呢？这显然不能由所谓“结构性”因素来解释。

在经济持续下行、预期不振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提高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 并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已经超前，没有更多项目可建了？并非如此。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宽广的概念，不但包括“铁公基”等老基建，而且还包含“新基建”，并且包括一系列软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即便是传统基建项目，我们依然存在巨大的补短板任务。2021年夏天，郑州一场大雨死亡失踪380人已经充分说明问题。

基建投资没有收益的说法也是片面的。在努力提高投资效益的同时，必须看到，基于基础设施的功能与性质，基础设施投资的成败是不应完全或主要以商业回报来衡量的。

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控性来源于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想学习而不得的优势，放弃这种优势是自废武功。不仅如此，由于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房地产调控会导致相关投资增速下降，进而拖累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有必要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对冲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第十，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是全世界大国中最高的国家，中国房价的增速是全球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房地产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虽然2003年把房地产行业定为支柱产业是错误的，但难以判断房地产是否有全局性的严重泡沫。我们的金融管理部门长期处于两难地位。一旦发现房价增长过快，就会出台房价调控政策、相应退出原来的宽松政策；而当房价增速受到抑制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增速，于是房价调控政策被搁置，货币政策转向宽松，房价报复性反弹。到目前为止，我们经历了数个这样的房地产周期，我们货币政策的松紧，很大程度受制于维持房价稳定的政策意图。抑制房价上涨似乎变成了货币管理部门的主要政策目标，而稳物价、促增长的宏观经济目标则退居从属地位。

“房子不是用来炒的”。一线城市房价确实过高、上升过快，不利于民生和经济长期发展。但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是调节增长（就业）和通胀。抑制房价应主要应通过房产登记全国联网和税收等非货币政策手段解决。

房屋建设中存在严重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存在大量空置的高端住宅；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年轻人难以解决住房问题，房贷压力沉重。应该增加廉租房供给，健全房屋租赁市场，逐步消化三四线城市存量住房。

本轮房地产调控确实存在时机选择、“一刀切”等问题，应该调整。但要接受经验教训，避免突然改变政策方向，造成市场的震荡。

第十一，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必须解决融资问题。2008-2009年投入四万亿元的重要经验教训是：应该主要通过政府发行国债、而不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目前我国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另一方面存在发行国债的较大空间。发行国债可能是中国解决目前经济困难的不二法门。发行国债导致利息率上升等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同时，扩大国债发行量对于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发行国债的具体方式（如地方债应该如何发，是否把专项债改为一般公共债等问题）则可以进一步研究。

2021年中国财政政策偏紧，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恢复。从宏观政策的层面上看，2022年，建议政府提高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政府无需过于拘泥于财政赤字率不应该超过3%的教条。3%的设定并无任何坚实的理论根据。经验证明，在许多情况下，降低赤字率的最有效方式是提高经济增速。而提高经济增速，在短期内就可能不得不增加财政赤字。1996-1997年日本紧缩财政的失败经验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的财政扩张的成功经验都说明了这点。

第十二，2022年应该执行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经济过热时期，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在经济下行期间，由于“流动性陷阱”之类问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会受到极大制约。一方面，企业的沉重利息负担使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难以承受。中央银行不仅应该而且可以通过降息等方式缓解企业和居民财务困难，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预期不佳，即便银行增加信贷、降低利息率，企业和居民的贷款需求可能也不会有很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必须同扩张性财政政策紧密配合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如果大幅度增发国债，国债利息率必然上升，进而导致金融体制中各类利息率不同程度的上行。这时，降息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就可以降低国债发行成本，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国债市场需求不旺，中央银行完全可进场（二级市场）购买国债，活跃国债市场、降低国债成本。在这方面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

第十三，由于通胀形势的恶化，美国在2022年将开始退出已经执行12年的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将对中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会有所上升，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由于美联储政策调整将是渐进的，相信2022年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急剧变化。中国只要允许人民币汇率保持足够弹性、对资本的跨境流通保持必要的监管，外部环境的变化应该不会对中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很大影响。

第十四，关于2022年的经济增速。市场似乎普遍认为应该是5.5%，对此我比较认同。一方面，我们毕竟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经济增速低于2019年是正常的。另一方面，我们有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余地。但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要有条件的。一是项目储备足不足，因为事先没有预做准备，可能找不着项目。二是地方政府是否做好了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准备，否则难以承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任务。总结2008年“四万亿”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操之过急。毋庸赘言，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不仅在于设计，而且在于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环境、政治生态。

对于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

（编辑  苏歌）

自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结果震惊世界以来，激进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政治风潮席卷了西方发达国家。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动手拆解支撑全球化的基础架构。他把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倒重来，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贸易战，让世贸组织陷入瘫痪状态。美国直接锁定中国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实行贸易与科技封锁，试图逼迫跨国企业把全球供应链移出中国；通过各种渠道胁迫自己的传统盟国，联手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试图打乱中国的产业升级步伐与经济增长势头。这一连串的政治举措，给全球产业供应链带来裂解风险。

全球化的脚步从2008年开始进入减速阶段，甚至出现局部倒退。例如，根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发布的世界贸易监测数据，从2018年第四季度起就连续出现全球贸易额萎缩现象。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2月，贸易规模的下行幅度达到1.8%。贸易额增长速度趋缓也十分明显，1990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规模占全球GDP的比重为39%，然后一路攀升到2007年的60%，但到2018年则缓跌至58%。

另外，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外商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从2016年到2018年，全球FDI规模不断创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纪录，2018年又比2017年萎缩了将近1/5，规模只剩下1.2万亿美元。此外，一个衡量跨国供应链发展程度的常用指标，是各国进口中间产品(零部件)占全球GDP的比重，该比值自2008年以后，从占全球GDP的19%下降到17%。跨境的银行信贷规模与全球GDP的比例，从2016年的60%大幅下跌到36%。

如何正确评估逆全球化危机

我们如何判断全球化是否已经步入逆转的轨道？

首先要回答四方面问题：第一，全球化究竟是在演化之中还是在退化，哪一种趋势才是主导性的？第二，当前涌现的裂解全球化的力量和仍在推进全球经济融合的力量，谁更具有主导性？第三，全球范围内，抗拒与反对全球化和拥护与支持全球化的群体，哪一方更具优势？第四，支撑全球化的社会机制与制度安排基础是脆弱还是强韧的？是否有强大的束缚性因素或障碍？

贸易保护主义及措施并非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十几年来跨境贸易结构出现了四重深层变化。

第一重变化，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正在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出口转为内需拉动，并持续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首先，制造产品更多地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中国GDP的构成中，货物和服务出口所占比例从2006年36%的峰值降到2017年的19.8%。与此同时，中国不断推进高端制造业发展，延深产业供应链，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减少对进口高附加值零部件、设备或软件的依赖。过去30年来，中国一直进口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做来料加工再出口，承担着“世界工厂”的功能，获得了零部件等半成品、设备等生产资料的制造技术，在获得竞争优势后，又发展成为新的出口产业。2000-2016年，半成品与生产资料在中国出口值中所占比例均提高10%以上，分别达到41.1%与31.2%。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到2018年，中国在出口产品中创造的附加值比率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国内的产业链垂直整合程度比日本还高。这些结构性变化反映在双边贸易统计上，必然会出现贸易额增长趋缓，原来需要进口的高附加值生产设备与零部件开始改为由国内供应，原来在中国国内组装的终端消费品，现在转移到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甚至非洲工厂，而中国厂商则成为这些海外组装生产所需的设备与零部件的供应来源。

从世界范围看，2007年以后，在发展中国家制造的产品已有越来越高的比例直接供应当地市场，越来越高比例的零部件改为在当地采购，由此，最近10年来世界贸易规模的增长速度低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重变化，世界贸易流向的主轴出现结构性的变化，打破了战后70年的基本格局，同时也扭转了全球化的运行规律。二战后，世界贸易活动主要是围绕着富裕国家的需求展开的，基本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加上以色列与日本。世界贸易活动的主体是富裕国家彼此间的出口，以及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主要是原材料、能源与初级加工品)。从战后到20世纪末，富裕国家彼此间的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一度曾达50%以上（90年代初），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多年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在25%以上，以富裕国家需求为导向的出口活动几乎占世界贸易的2/3。同期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所占的比重长期以来都在10%-14%之间。

21世纪以来，贸易流向的格局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连续超越日本、德国与美国，快速攀升为第一大贸易国；同时，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都出现快速的增长。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比重不断增长，而富裕国家之间的出口比重则一路下滑，两者已经旗鼓相当。

当前，以非富裕国家为导向的出口不会受中美贸易战干扰，反而可能受惠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它们会接收部分从中国移出的生产线，而且中国政府与企业还会以更大的力度，来协助这些经济体开发潜在增长能量与消费需求。以非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出口，将逐渐成为世界贸易的新主轴。

第三重变化，最近几年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主要因素是自动化生产技术的突飞猛进，而保护主义的作用反而居其次。如果某类高价位产品的制造可以大量利用智能机器人替代人力，跨国企业就可能选择就近在美国或西欧建立生产基地。在新技术条件下，选择离岸生产的诱因降低了，选择缩短全球供应链以更贴近消费者，同时也可以规避贸易战的风险。

事实上，技术驱动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布局调整是全球化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过去30多年的全球产业链就是因应集装箱运输、长途通信、电脑存储器与运算的成本急剧下降而生的。

不过，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趋势并不乐观。美国制造业空洞化已久，美国本土已缺乏完整的产业供应链。多数美国跨国企业最擅长的还是产品研发、品牌经营与全球运营管理，而这些生产活动仍占据价值链的主要部分。

第四重变化，是世界贸易活动中实体(thetangible)产品的交易价值比重会逐步下降，这是数字经济与产业智能化时代的必然趋势。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统计，过去10年服务贸易扩张的速度要比货物贸易高出60%，而且这个数值是被严重低估的，因为有很多种类型的服务贸易是通过网络交易，或非正式渠道交易，或个人境外消费的，很难有效追踪与统计。此外，目前有很多网络科技公司提供免费社交媒体或电子邮件账户服务，而这些服务其实都是有真实价值的。

裂解的风险空前严峻

最大的裂解风险来自美国鹰派的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这与全球化所需要的互通、互联、互惠、互补、互信、互助与互依思维格格不入。美国为了达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动用各种阴谋手段破坏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离间中国与其战略伙伴和经济合作伙伴的关系，不惜损害美国的长期国际信誉，以最粗暴的政治与法律手段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他们不惜使现有的多边贸易体系功能陷入瘫痪，拆解过去30多年跨国企业所搭建起来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剥离中国与美国两个社会在金融、科技、卫生、环保、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密切交流与合作，更不在乎美国的移动通信系统可能因此落后于最先进的5G科技潮流。

中国已完全融入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全面冷战会把逆全球化带入新的阶段，全球经济将划分为两个不兼容的经济集团。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技术和数据的贸易都将受到严格限制，数字领域也将变成“分裂网络”，西方和中国节点可能无法相互连接。

在因应美国的贸易战打击时，中国最佳的策略是广结善缘，而不是与美国正面进行政治拔河。中国将以更大的力度深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也会坚持对外开放，让全世界的生产者、企业家与投资人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巨大商机，中国人的智慧是有容乃大，中国也将继续欢迎美国企业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并提供更友善的经营环境。

融合的力量仍大于裂解的力量

如果我们的目光超越西方媒体所关注的新闻焦点，我们就会看清楚，持续推进全球化演进的融合力量明显大于裂解力量，但前者是默默进行，而后者是敲锣打鼓闹事，其表面声势往往超过融合力量。

过去30多年推进全球化的主要行动者是跨国企业与跨国金融机构。但在网络时代与数字经济时代，我们更需关注虚拟世界的非实体商品跨境交易、去中心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结，以及绕过传统金融机构与支付系统的跨境网络金融活动。

过去10年，外资流入非洲的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两位数左右，在较差的2018年仍维持12%的增长。此外，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含中国)的FDI也在持续增长，许多新兴经济体也纷纷加入FDI来源国行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07年的规模不到500亿美元，到2015年就已接近1500亿美元，而且首度超过FDI的流入规模。在流向非洲的FDI之中，除了美国、英国、法国与荷兰这些传统来源地之外，中国、南非、新加坡与印度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来源地。

跨境电子商务是重要的全球经济新的融合机制之一。这个新兴的商品交易渠道，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个体户、微型企业与农民合作组织，可以通过网络交易平台直接通向终端消费者，为全球中小企业及年轻人进入世界不同市场降低贸易壁垒，提供更为公平的渠道。中国是全球电子商务发展得最快的国家，也是电子支付系统最先进、使用最频繁、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中国还将这个网络时代的先进经济模式推向全球，协助发展中国家建立电子商务平台。

网络与数字科技是加速全球经济与社会融合的最重要机制。如今数字与通信科技让远距离通信、视频与巨量信息传递接近免费。目前全球互联网使用者的覆盖率已达50%，全球有36亿人可以享受网络世界带来的各种机会，从沟通传播、协调、社会动员、出售劳务、金融交易、教育学习，到网络犯罪。

网络通信与数字科技让极其复杂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可以跨越国境藩篱而无缝衔接，几乎可以达到分秒不差甚至毫厘无误的境界。网络联结让无数的个体户与微型企业可以直接参与全球市场，让个体生产者、设计者、消费者、借贷者可以弹性地进行协作与资源整合，在区块链技术与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的蓬勃发展下，也有越来越多的跨境金融交易与资本移动，可以绕过传统的金融机构、跨境支付系统与国家监管的换汇机制。网络科技也让全球科学社群融合成一个实时交流、分享与紧密分工合作的知识社群，巨型科技项目的跨国分工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基础科学研究的典型模式。

创造更多的利益攸关者

全球化不断在世界各地创造更多的受益群体，全球化的潜在利益攸关者将持续增长，最好的例证就是非洲大陆。

非洲是当前世界FDI流入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过去最贫穷的“黑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在2018年引进了320亿美元外资，增长率高达13%。2018年3月正式签署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greement，AfCFTA)，在55个非盟会员国中已经得54国(厄立特里亚除外)的签署。

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最大助力，来自中国提供的出口市场、开发援助、长期融资技术合作、直接投资，以及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与非洲双边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0%，投资的增长速度同样惊人。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印度、美国与德国的总和。到2025年，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将达到4400亿美元，并从制造业和资源领域，延伸到服务业和物流业等领域。这些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生产总值占非洲制造业总生产量的12%左右。

中国推动的许多大型基础设施都是覆盖整个区域的。最突出的就是由中国电信带领通信设备厂商启动的“中非共建非洲信息高速公路”项目。该项工程将铺设“八横八纵”宽带骨干光纤网络，覆盖整个非洲大陆。骨干网络长度达15万公里，穿越48个国家、82座城市，投资金额150亿美元，预计2023年完成。这个计划将带领几亿非洲人一步跨入宽带网络时代，并带动沿线国家规划宽带发展计划与网络经济。

中国物美价廉的科技产品，让非洲广大的低收入群体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消费能力跨越。例如，在非洲大陆广受欢迎的中国智能手机与移动通信设备，让数亿非洲消费者立刻跨越了数字鸿沟，甚至让千万落后农村可以与世界同步分享最新的信息与知识。

中国企业也让数字电视走进非洲最偏远落后的农村。收看世界各地电视节目曾是非洲少数精英的特权，每月要付70美元起步的卫星电视费用，而且还只有少数几个频道可选。2002年，北京四达时代公司在非洲推出了世界上价格最便宜的电视套餐，一个月最低4美元，而且有上百个频道，用户已经逼近1000万.2015年，中国领导人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启动“万村通”工程，这个项目为撒哈拉以南25个非洲国家1万多个村落安装、接通卫星电视信号。

建设基础更厚实的全球化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化方案。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携手合作，建设基础更厚实的全球化模式。

新亚欧大陆桥的代表性标志就是中欧班列的开通。自2011年3月从重庆到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班列正式开行以来，8年间，中欧班列运输网络已经覆盖中国56个城市，在欧洲联结15个国家的49个城市，还有通往越南、巴基斯坦、伊朗的支线，运输路线将近70条，每年都有增开的路线。从中国城市经由陆路与海运把集装箱运到欧洲内陆城市的时间，从33-45天缩短为13-21天。中亚国家与俄罗斯沿线的铁轨改造以后，更可以缩短为7-15天。目前中欧班列的运输成本已经降到只有空运的1/5，许多班次较密集的路线已经不需要政府补贴。原来从欧洲返程的集装箱缺乏足够货源，经过中国企业积极开发进口货源，以及改善沿途冷链仓储运输设备以后，不仅大批的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装修建材、电子产品和木材等可以从欧洲国家运回，各种原来依靠空运的保鲜食材也开始源源不断运往中国。现在一些中国的超市或饭店可以买到从欧洲与中亚进口的各类食品和日用品，包括肉类、红酒、巧克力、矿泉水、谷类、蜂蜜、咖啡、茶叶及乳制品等。

建立高度依存和高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体系

客观分析，当前支撑全球化的基础架构是整体强韧、部分脆弱。

当前的全球社会是由各国家政府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协议，各种法律安排和规范交织、叠加在一起，才能让我们完成看似简单的跨国穿越。就是这些严密的多边体制，以及与其对接的国内治理体制和法律安排，建立了高度依存和高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体系。

今日的全球社会，不仅仅是经济高度一体化，所有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的重大议题，都有相对应的全球治理规则。它们有些是政府间签署的，有些是民间专业组织自行推动的。这些治理规则及相应构建的治理机制承载很多制度，履行很多规范，为国家、企业、非营利机构、个人，以及所有跨国行动者之间进行的交往、交易和移动提供可依赖的秩序。跨国企业才可能在全球范围有序运营。

但全球化的结构也有其脆弱的一面。例如，“9·11”事件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刻下令境内所有飞机停航、机场关闭，所有正飞向美国的国际航班折返，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的边境关闭，所有正驶向美国港口的船舶一律在外海停泊，华尔街股市无限期休市，等于是让全球经济体系大范围停摆。美国政府背负着巨大压力，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跨境货物、人员、信息与资金的常态流动。

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运作仍需仰赖国家公权力的配合。而这些机制都需要政府间的协议与互惠合作。此外，也需要通过政府间多边体制与政策协调机制，确保国际公共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最关键的国家行动者仍是那些极少数对全球经济有系统性影响力的政府，世界经济与全球社会仍在这些极少数国家行动者设定的基本框架内运行。因此，支撑全球化运作的基础结构仍可能受到极少数关键国家行动者的干预阻断甚至破坏，而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出现震荡、无法正常运行，或被迫进行重新配置。

在特殊情况下，美国的庞大国家机器的确有能力让全球经济体系关键环节的运作出现大范围的短暂瘫痪。还没有其他国家拥有与美国等量齐观的这种制造系统性干扰、震荡、阻断与破坏的能力。欧盟下辖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与第二大储备货币，中国下辖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最大制造业平台与最多数量科技专利，它们虽有部分能力，但无法与美国相比。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见到全球社会紧密的经济依存关系所依赖的基础结构受到干扰，全球化已经让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程度达到经济连体婴的程度。逆全球化的代价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其损失难以估计和承担。

美国政府的力量也有极限

虽然美国对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转拥有强大的干扰、阻断与破坏能力，但美国也是当前全球化体系下最大的受益者。2017年美国消费了全球17%的能源，总体商品与服务消费规模达到13万亿美元，比整个欧洲还多出38%。美国还靠发行国债与印发美元来长期透支消费，同时还可借助它拥有的跨国商务与金融基础设施、技术规范与市场规则主导地位，攫取巨大的商机与特权。

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即使美国政治精英把维护美国霸权地位视为最优先的国家战略目标，也会尽量保障美国在全球多边体制与产业价值链的优势地位，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样采取激进单边主义措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一度对全球化的基础结构带来巨大威胁，但很难贯彻到底，也不易持久。华为事件让我们见识到美国国家机器的蛮横与粗暴本性，它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罗织罪名构陷无辜，也显示出在国际体系日趋多极化与超级全球化时代，强大的美国政府也有其能力之极限。特朗普政府用尽了“洪荒之力”来封杀华为，上演了一幕旷世丑剧——一个超级大国居然需要动员整个国家机器来对付一个5G通信设备厂商。但无法把华为一枪毙命。

过去，里根政府封杀日本日立公司的半导体部门，奥巴马政府利用《反海外腐败法》击垮法国阿尔斯通(Alstom)集团，都是手到擒来。而今日华为有中国政府与中国市场作为靠山。尤其在中国政府于2021年6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后，中国政府有了法律武器，可以对有关国家的实体与个人实施相应反制措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此外，华为的先进技术实力、多重预备方案的后手准备，以及在全球通信产业供应链中的长线战略布局，也的确超出特朗普团队的想象。华为的芯片供货商英特尔、高通、赛灵思均私下游说新政府的商务部，希望针对华为禁令网开一面，他们担心未来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会受到挤压，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

全球化带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所有国家都被紧密的跨国产业价值链、粮食与能源供给链、全球信息网络、科技合作机制、跨国融资平台与交叉股权结构捆绑在一起，共同创造并共享由此产生的巨大经济红利。另一方面，所有深度融入这一过程的国家，都暴露于其他国家可能把相互依存关系作为武器使用的风险之下，融入程度越高则风险越大。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就是建立在一层层相互保障、相互承诺与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

美国既是过去30多年全球化的塑造者，也是当前全球化面临风险的主要来源。美国作为后冷战时期唯一超级强国，其权力基础正在不断流失；，随着全球制造业活动重心不断向亚洲转移，美国的决策者把相互依存关系当作进行“无硝烟战争”武器使用的冲动就会上升，这必然会折损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货币、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信赖，多数国家试着寻求约束美国任意性的制度安排，或设法绕过美国主导体系而开辟替代性安排。

美国政府对所谓敌对国家进行无硝烟战争的撒手锏之中，威力最大的就是金融封锁与因特网封锁。不过，即便在美国与苏联对峙关系最紧张的时候，这些撒手锏都仅仅在小范围内使用，只是针对特定的苏联政治人物、银行或企业。对俄罗斯进行的经济制裁，原拟将俄金融机构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之外，切断其与所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正常业务往来，这将给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国际收支带来严重后果。不过，在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大力劝阻下，美国与欧盟最后没有实施。

SWIFT相当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神经中枢。美国对SWIFT拥有多重的实质掌控机制。如果美国政府欲将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排除在SWIFT之外，那后果是什么呢？

首先，美国金融机构与中国大型银行之间有盘根错节的交易关系，这些涉及天文数字且层层叠加的金融交易合约，一旦出现大范围的违约，必然会引爆连环违约，将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灭顶之灾。

中国是美国国债境外第二大持有者，可以说中国是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最重要支柱之一。如果美国要排除中国使用美元支付与结算体系，与中国进行全面金融脱钩，等于拆毁自己的金融基础。果真走到这个地步，中国将会尽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要求主要贸易伙伴及自己的进出口商改用人民币报价与结算，并全力推进以人民币结算的债券、石油期货、黄金与大宗商品交易等金融交易平台，大幅增加与美国以外国家央行的换汇规模，以便利双边贸易以本币结算。中国人民银行也必然同步改采以国债(就是以未来财政收入为担保)搭配一定比例黄金，作为货币发行准备。中国在2015年已经启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CIPS)。而CIPS的功能之一本来就是作为SWIFT的备用系统，完全可以处理其他币种的跨境支付。

长期来看，像SWIFT这种在电报时代成长的机制，未来最大的竞争者将是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国际支付系统。中国政府未来可以考虑支持一个以赋予人民币合理权重的去中心化网络支付体系，作为节制SWIFT独霸的平行机制。

美国对特定国家实施因特网封锁这个选项，在2016年以后已经很难启动。在各国政府代表长期交涉下，美国政府勉强同意放弃对因特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的排他性单方管辖权，换取以巴西与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放弃将ICANN纳入联合国体制的主张。ICANN与美国商务部签订了去除一切控制和监督的最终协议，理论上，美国政府已经无权直接下令ICANN撤销某个国家的特定网站域名(也就是让这些域名所指向的网站从因特网的世界中消失)。在特殊情况下，美国政府还是可以片面主张ICANN仍必须接受美国司法管辖，并通过对根域名服务器的管理权来封锁特定的域名网站。所以，当美国商务部把中国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时，很多人担心美国的长臂司法管辖也可能延伸到网际网络领域。因而像ICANN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最关键的全球基础设施管理机构，应该纳入联合国体系，享有超主权机构的法律地位。

当中国开始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网际网络使用者时，中国境内也开始增设根域名服务器镜像，美国过去独享的网络治理单方管辖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想单方面对其他国家进行全面网络封锁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

从2015年到2018年由中国牵头的“雪人计划”实验，就展现了在IPv6技术规范下全球新增25个根域名服务器的可行性，这是通往网际网络治理模式全面去中心化的重要一步。“雪人计划”也成功帮助中国掌握了DNS根域名服务器的运行和管理技术，为下一阶段在中国快速铺设以IPv6为基础协议的因特网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

美国想要扼杀中国倍感吃力，它已认识到，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已经难以撼动，靠挥舞贸易战大棒就让中国屈从是不现实的，想用经济脱钩的筹码逼迫中国改变自己的体制更是异想天开。美国高科技产业领袖对于中美科技产业脱钩的趋势，是忐忑不安的，因为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可能危及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长期竞争优势，也会动摇美国高科技龙头在诸多高科技系统平台上的独占地位，这是一把双刃剑。

从这个角度看，中美间爆发全面冷战的经济代价，是绝大多数美国选民与企业都不愿意承受的，因为他们可能永久失去中国市场;一旦中国全力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供应链体系，许多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高科技企业必然要蒙受巨额损失。

中国的作用十分关键

整体而言，全球化仍在演进，而不是退化。全球化仍具备充沛的前进动力，我们不要忽视广大沉默的利益攸关者，更不要低估非西方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广大潜在受益者对全球化的拥护，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了。

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少数，而且主要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超出这个范围以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能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虽然局部浮现出一些裂解或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联结或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时涌现，其远大于裂解的力量，而中国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携手合作，共商、共建与共享基础更厚实的全球化模式。中国还会持续开放市场，搭建新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深化与大多数国家(但可能不包括美国)和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引领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的修正，把包容性增长目标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编辑  季节）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目前，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工作走在世界前列，但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运营管理的规范尚属空白。推动我国数字货币战略的总体实施，夯实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制度基础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我国积极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测试工作

人民银行正持续推进数字人民币应用试点工作。深圳、成都、雄安、苏州、上海等地已经在进行测试，北京等地方政府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2021年测试数字人民币。从现有测试的基本情况来看，有的地方是政府发布数字货币测试公告，本地居民通过线上申领数字人民币红包，通过抽签形式确定中签人，中签人申领数字人民币红包或者通过个人线下充值从而进行消费；有的地方是直接在医院、商超等场所离线测试。数字人民币使用场景既有线上，也有线下。比如，广东石油同时上线数字人民币的支付应用，并将数字人民币覆盖范围扩大到深圳市多数自营加油站。深圳、苏州等地线上消费主要是京东、美团等平台场景，线下消费则主要聚焦于咖啡店等应用场景。苏州则以发放数字人民币补贴的形式进行试点。雄安新区以店铺为单位作为数字人民币的合作试点对象。

可以预见，数字人民币将会和现有数字应用场景进行融合。我国的数字企业平台涉及生活的多个领域，对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特定的人群及特定环境中，数字人民币具有一定的差异化优势，在数字企业平台上使用数字货币支付的安全性以及便利性将会释放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从长期看，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首先，我国的经济体量仍然呈现中高速增长，特别是在全球疫情的冲击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以及国内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其次，我国出口额在疫情期间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全球范围内对人民币的需求不断增大，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需求也不断增长。第三，我国加入“RCEP”、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等，对于我国双循环战略有巨大影响。第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研发进度处于世界领先位置，数字人民币较传统跨境结算具有特定的优势，其使用场景会逐步扩大。

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影响的预判

虽然诸多国家、地区重视数字货币研发工作，但大规模在零售领域发行流通法定数字货币，在重要经济体中并无先例可循。发行流通数字人民币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发展中存在结构性矛盾。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长期来看可能会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提高支付体系透明度，但短期内也可能削弱经济运行的弹性和韧性，诱发经济活动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经济转型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从国际影响的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下逐步加快，我国移动支付走向海外。推出数字人民币需要考虑是否会对既有移动支付国外发展造成冲击，是否有利于移动支付的中国技术与中国方案走向世界；也要考虑数字人民币短期是否会增加国际对于人民币使用的疑虑等。

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对经济社会治理的挑战

一是金融稳定的不确定性会提升。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将直接对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央行现有货币发行和清算体系需要重新设计。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并不是对现有发行流通机制的替代，而是要设计一套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机制来嵌入当前的发行流通体系中。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可能会改变原有的货币流通效率，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央行传统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的政策效果需要重新评估。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数字人民币的出现，可能使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把握面临挑战。同时，当法定数字货币进入大规模运用之后，将引起货币结构出现较大变化，原有货币运行机制将会出现新的特征，由此可能引发金融市场波动，对金融稳定构成新的挑战。在货币清算体系领域，基于商业银行存款账户管理的银联清算体系是否同样适用于针对数字人民币的清算，还需要进行讨论。

二是对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影响。数字人民币带来高效社会治理的同时，也会对公民权利和社会活力带来挑战。数字人民币使社会主体的金融行为在中央银行层面显得更加“透明化”。鉴于数字人民币与纸币、电子货币在一定时期内还将长期共存，使用人也有可能排斥数字人民币，维持纸币或者电子货币的保有与使用。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后，也有可能衍生出部分专门针对逃避使用数字人民币或者假借他人身份使用数字人民币的违法或者犯罪问题。现有诸多关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规范也没有相应的应急及管理措施储备，一旦出现相应事件，可能无法及时有效予以应对。

对支付产业的影响

我国移动支付处于世界领先位置，国内用户已经基本形成使用移动支付的消费习惯，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将对非银支付行业产生直接冲击。本质上数字人民币支付也属于“移动”支付，有观点认为，数字人民币支付较移动支付能够更好地解决支付安全问题、支付覆盖问题。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差距较大，金融发展水平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在我国边疆贫困地区，纸币的普及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移动支付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由于这些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仍然不健全，没有使用移动支付平台的基础，因此单纯通过网络覆盖、商户布点去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可能面临一定的障碍。要做到数字人民币使用的全覆盖，既要考虑硬件推行成本，也要考虑相关的必要性以及这些地区人民群众支付的习惯。

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制度保障尚不充分

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是我国金融领域乃至社会领域的重大改革事项，但其发行流通的制度保障尚不充分。

缺乏规范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法律规定

数字人民币和纸币的形式不同，现有生效各类法律规范中，并没有规定人民币包含数字形态。①关于什么是数字人民币，其代表什么权益，如何判断数字人民币的持有与转移、如何保障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秩序等问题亟需法律规范来回应。

1.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定性尚未明确。人民币的纸币和硬币形态通常被视为动产，是传统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基本范畴。其中，动产所有权设立和转让的公示方式是占有和交付。这些规定都是基于“有体物”做出的普适性规定，而数字人民币借助不具有“有体物”的外部形态、不属于《民法典》的调整范围，无法直接适用《民法典》相关规定。数字人民币的无形性使得其所有权的转移较难认定，需要从立法上予以清晰界定。

2.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行政管理规范还是空白。现有人民币发行流通的管理规范没有涉及数字人民币，如果发行流通数字人民币，需要重新制定有关发行流通管理规范。从货币法偿性保障来看，现有“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的条款，需要结合数字人民币的特性进行重新优化。现行纸币不需要硬件和软件作为媒介即可交易，而数字人民币需要凭借相应硬件、软件设施才能进行收付，如果收付一方不具备相关设施，只能“拒收”数字人民币。

3.缺乏打击涉数字人民币犯罪的法律规范。打击涉数字人民币犯罪行为是数字人民币顺利发行流通的重要保障，而《刑法》中伪造货币罪、洗钱罪以及相关涉财产犯罪等罪名并不能涵盖涉数字人民币犯罪，需要对《刑法》相关条文进行补充完善。

研发测试已突破现行制度框架

事实上，我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测试行为是数字人民币在局部的发行流通，已经突破了现行制度框架。

1.研发测试决定应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进行。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事件，既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也与社会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依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的规定，行政机关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应当依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进行实施。但迄今为止，涉及数字人民币研发测试决策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及合法性审查等程序未以公开形式呈现。

2.研发信息相对不透明。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但事实上，多数公众对数字人民币并不了解，相关事权部门也不了解数字人民币研发进程。有关部门的一些非正式发言容易引发各界对数字人民币的高度关注，并给一些犯罪分子与不法机构以可趁之机。以“数字货币”的名义实施诈骗，不法炒作“数字人民币”概念的情况屡见不鲜，既给人民群众财产安全造成损失，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3.数字人民币流通运营的公平竞争规则尚未形成。既往我国在纸币发行过程中，并不单独涉及货币发行流通的运营问题，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基于金融牌照向社会公众提供基于账户服务的多样化金融服务，各类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机会较为均等，社会公众选择较为充分。而数字人民币只能存储于数字钱包，数字钱包并不是现有账户服务的延伸，而是全新的金融服务形式。按照现有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设计方案，并不是所有商业银行、支付机构都能成为数字钱包的运营主体，首批仅限于少量大型商业银行和人民银行成立的相关机构，后期可能根据业务资质（如商业银行）、技术能力等情况实施准入管理。显然，先期提供数字钱包服务的机构易取得先发优势，包括可能取得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更能收集并满足用户需求等。

此外，用户要使用数字人民币必须使用有关部门开发的数字人民币APP，并开立数字货币账户。但该行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反垄断法》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发改委发布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规定，行政机关不得设置明显不必要或超出实际需要的准入和退出条件，排斥或者限制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唯一的数字人民币APP要求运营方必须接入该APP，用户使用数字货币时，也必须下载和使用该APP才能开户和支付。这排除和限制了部分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参与数字钱包市场竞争的权利。

主要国家（地区）法定数字货币研发情况

目前，各国法定数字货币（也称央行数字货币，简称CBDC）研发现状及相关制度准备均呈现出分化的特征。

多数国家积极关注，但对实际发行流通持谨慎态度。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第三次针对全球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调查结果，2020年，各国央行对研发CBDC的兴趣进一步上升。目前从事某一种类型的CBDC研发（批发型或零售型）的央行占比为86%，在过去四年间增长了三分之一。正在进行实验或概念验证的国家从2019年的42%上升到了2020年的60%。同时，14%的央行正在推进开发和试点安排。

根据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态度及研发进度，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计划发行CBDC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巴哈马；第二类是发行态度不明确但积极研究CBDC的国家，包括加拿大、瑞典、新加坡、俄罗斯、挪威、英国等；第三类是短期内不发行但积极研究CBDC的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

法律及制度准备是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重要考量。

多国央行在就是否发行法定数字货币进行回应时，均提到法律及有关制度准备问题。多数国家（地区）已经建立了针对实物货币、电子支付的法律监管框架，但针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框架基本没有形成。

完善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制度的建议

综上可知，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金融体系，国家治理、社会主体的生产生活都在其中，需要在法律制度、管控方案上进行充分准备。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研发走在世界前列，并无外部第三国模式进行参考，更需要稳妥推进。

完善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决策程序。

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会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要最大程度降低对社会的影响，争取最大的社会共识，就不宜简单照搬既往纸币“换代”的决策程序，仅将决策停留在行政体系内部，而需要对有关决策程序进行完善。人民银行宜尽快就此形成有关报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报告，有关信息及时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开，使各界了解数字人民币研发有关情况，为将来推动数字人民币全面发行流通预留社会适应空间。同时，搭建国家层面的协调推进小组，将涉及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相关事权部门均纳入其中，统筹规划与稳步推进试点工作。

建立数字人民币流通运营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

尽快确定并公开机构参与测试的标准，保护各类主体公平参与权，在稳妥可控的前提下，应测尽测。在全面发行流通后，有关部门还需要依据公平原则，以合法、合理方式确定数字人民币流通运营主体，鼓励市场竞争。此外，也要避免使用统一的数字货币APP，防止构成行政性垄断。建立数字钱包市场公平竞争机制，使运营主体在市场法则下自主选择推广模式和运营方式。充分保障用户选择权，不得强制要求或者采取有关手段使用户只能使用“数字人民币”。

重新设计货币发行流通管理及重大风险防控机制。

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并不意味着实物货币被完全替代。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数字人民币和实物货币以及电子货币将长期共存。对于货币使用主体而言，实物货币与数字人民币，银行电子账户、支付机构账户与数字钱包可以同时选择使用。为保障用户资金安全、使用便捷，需要构建多层次的支付体系，使之能够充分兼容实物货币、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管理机制，并赋予使用者充分的使用选择权。同时，数字人民币是新兴事物，有一定的技术风险，需要尽快设计因其发行流通而引发各类风险的防控机制。

设计利于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的外汇管理机制。

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多国央行积极布局法定数字货币的国际化战略，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探索数字货币的跨境交易和应用。由于数字人民币的物理特性，具有境外直接使用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要成为合法的现实，还需要基于境外使用国（地区）的认可以及双方数字货币的法律相匹配。面对Libra等私人数字货币的冲击预期，基于金融监管对等原则和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趋势，要统筹设计与规划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同时，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不管是采取直接结算直接流通，还是采取数字代币或换汇结算等间接流通方式，都需要我国在经常项目外汇管理限额、资本项目管理制度方面就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进行一定的调整，有关机制需要进行重新设计。

统筹推进有关法律法规的“废”“改”“立”。

涉及数字人民币的法律规范不宜进行分散式与“补丁”式的“废”“改”“立”，既大量浪费立法资源，也会无限拉长数字人民币的立法周期，使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相关规范长期处于修补状态，不利于我国数字货币战略的顺利实施。建议全国人大、国务院对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涉及的一揽子民事、行政、刑事法律法规进行清单化梳理与修订。如果短期无法实现，也应当结合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所涉及的每个环节，尽快明确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属性，明确人民银行、运营机构、其他合作机构在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体系中的权力（权利）与义务，将测试行为纳入法治框架内。

（编辑  宋斌斌）

前不久美国政府宣布，要在今年年底召集“全球民主峰会”。拜登宣称，“美国民主在国内受到挑战，在国际上面临威胁”，“世界正处于民主与专制的十字路口”。他要竭尽全力证明，美式民主在21世纪还管用、还能行。

基因缺陷令美式民主陷入无法克服的治理困境

历史证明，西方多党政治的实质是在巩固“政治极化”的过程中依赖一小部分“政治寡头”，以服务于其“幕后金主”，这是其政治基因。

金钱政治是美式民主的逻辑。美式民主中，“金钱是政治的母乳”。有没有钱，是多党民主的进入门槛；谁出钱，是多党民主的基本标准；钱的多寡，决定了多党民主的结果；钱的供给持续性，决定了多党民主的生命周期。无论是不断攀升的“选举费”，还是琳琅满目的捐款；无论是为了金主支持而更换政党门庭，还是因囊中羞涩而被迫退出选举；无论是将政治捐款归属于宪法权利范畴，还是越发宽松的金额限定；事实证明，只有金钱才能得到多党民主之庇护而畅通无阻。由此可见，无论美式民主的制度架构如何“合法”、体制设计如何“完备”、程序安排如何“正当”，它存在的基点是维系“金钱”特权，它能做到的只是控制“金钱”作恶的程度与范围，而绝不是彻底抛弃“金钱政治”。

寡头政治是美式民主的内核。普林斯顿大学近年的一项调查证明：“经济领域的精英以及代表了经济利益的团体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实质性影响，而普通大众及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团体没有或者仅有很小的影响力。”虽然美式民主主张“为了平民”，但平民只是经济生活中的剥削对象与选主政治中的选票来源，多党民主必然滑向寡头政治。金主们绝不会放弃“剥削”，不能把权力真正交给平民；为了维系剥削，选举是为平民营造一种“主人感”的最有效方式；为了维系此种“选举”，就要提供服务于金主利益的政治集团——政党，并将平民可选的人始终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为了遮蔽“寡头”铜臭气，金主不惜拉拢、腐蚀或培养“台前人”；当政党及其代理人难以代表金主利益时，金主就要走上台前亲自操弄民主。面对“多数平民的基本权利与少数金主的自由利益”时，金钱通过它的代理人操控，多数平民成为少数寡头的“木偶”，选票则是寡头控制政权的背书而已。

政客作秀是美式民主的看点。在美式民主运行中，竞选和议会中的党派斗争是核心，政客则是党争的制造者与参与者。三百年来，美式民主始终在“真实性”的泥潭中挣扎。资本的利益需要政客作为代理人，政客是多党民主过程中的“高级政治操盘手”；资产阶级的政治操弄需要编排“纸牌屋”式的剧情，政客是这场表演的主角；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持续党争需要“自由搏击”的氛围，包括“特朗普的WWE”式的攻击性表演与不断突破尺度的浮夸剧情。无论西方国家如何标榜其政党多元化、选举全民化、博弈全域化，都不过是政党政治的内容载体。

美式民主就此走下神坛，沦为金钱政治、寡头政治与政客政治的附庸，被奉为多党民主典范的英美等国，也深陷经济发展乏力与政治冲突加剧的困境。

美式民主制度让欧美国家政治内“金钱”与“民主”的矛盾被一次次掩盖。为了抹平“民主”与“金钱”之间的隔阂，为“政治献金”披上合法的外衣，西方国家建立了多党制衡等精致复杂的制度设计。但是，在大资本塑造的政治结构中，政党的主张虽时有差异和冲突，在“金钱得票”前却惊人的相同，民主制度只不过是西方政党放心从事金钱政治游戏的“隐身符”。

美式民主制度让“寡头”对“民主”的控制得到维系。当代西方国家一些政党是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群体，包括党内大佬与政治明星的职业党员；党内关系被宗派、山头充斥，政党领袖大权独揽。它既不会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也难以做到维护本党的整体利益。多个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曾遭遇“麦克风门”，他们背后对普通选民的不屑甚至鄙视似乎早已见怪不怪，他们构筑一个以“愚民”为目的的政治俱乐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竞选机器，只有在选举年，才能看到其活跃的身影。政治寡头们为了实现绝对的控制，表面上越发“平民化”，熟练操纵、频繁地组织选举、全民公决、选民调查、电视辩论、网络推文等，在“投机政治”和“秀场政治”中获益的并不是多党民主制度，而是那些经济寡头与政治精英。

美式民主制度给欧美“政客”持续提供操纵“民意”的工具。尤金×布鲁塞尔说，政客是那种能够随时改变自己的意愿而按照选民的口味去点菜的人。政客通过其眼花缭乱的政治表演，使得金钱与寡头的意志粉饰成所谓的民意。20世纪以来，以“选主”为主要内容的多党民主，通过选举政治逐步完成了自己的制度架构，并以此长期维系政客的“完美形象”。只要不揭开这种“民意”的真相，任何政治主张的情绪越强烈、言辞越犀利、观点越偏激，就更能引起关注、吸引大众、赢得选举。

在这一意义上，美式民主制度就是西方政党为了选拔能够操纵民意的政客而设计的一整套霸权制度。在政客操纵下，“民主灯塔”变成了“政治垃圾场”。很多西方人士在评价当前美国大选时不无戏谑地指出“美国总统选举已经沦为了一场比烂的游戏”。多党民主下，多党相互制衡的是党同伐异，一旦出现了问题却无法解决；政客可以借此明目张胆地强化多党角力、造成政治极化、诱发社会分裂，让民意操纵的“制度牢笼”坚不可破。

美国治理赤字源于美式民主政治的衰败，衰败的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危险和挑战。在西方世界内部，在民主泛化、治理赤字的同时，没能生产出更多合格的政治产品，却带来劣质化、极端化、分裂化等政治难题。2008年，美国将全世界带入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世界不断陷入发展困境和政治泥潭。同时，西方政治已被少数人绑架，西方国家的政治运行遭遇政治“塞车”，美国的民主政治演变成了一种否决政体，政治被“党争民主”或极端思潮俘虏，难以自拔。两党竞争导致政治极化，民主的泡沫导致政治衰退。政治极端主义和民粹思潮泛滥，表现为政治歧视、宗教极端思潮等排外主义、孤立主义盛行。

强行输出让美式民主成为全球治理乱源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有着先天基因缺陷的美式制度非但不自省其身，却诿过于人，不断对外释放政治病毒。冷战结束后30年来，美式民主自身的缺陷以及输出带有政治病毒的民主模式，已经成为世界之乱的源头，变成了全球公害。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阵营发生裂变，标志着欧美等西方大国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极大地助长了西方世界对于美式民主“优越性”“普适性”的“自信”“自负”。一时间，各种披着“历史的终结”外衣的民主理论、话语层出不穷，它们共同建构起了一个个有关美式民主的“神话”。西方世界凭借对“民主”话语的垄断，将其包装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性的政治标准。经过西方几代理论家的不断加工与修饰，民主甚至被包装成一种政治教义，以“教条原则和操作系统软件”等形式，成了通过“软实力”影响和操纵他国的工具包。

冷战结束以来，“民主”一词已经被西方用滥，出现了民主异化、民主赤字、民主劣质化、民主被泛化、民主被神话、民主教条化、民主工具化、民主标签化等等乱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蛮横地对外输出和贩卖“民主”，形成各式的颜色革命、和平演变、街头政治、政治渗透、民主移植，人道主义干涉、离岸平衡、可控混乱、制裁打压、武力推翻、颠覆合法政权，再加上信息战、舆论战、政治战、混合战等等，花样繁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次次民主输出之后带去的是血与火的动乱与祸端。

“民主”成为瓦解对手、打压驯服的工具。冷战后期，美国打着“民主、人权、信仰自由”等旗号，打拉并举，成功地引诱戈尔巴乔夫落入了“民主化、新思维”陷阱，最终瓦解了苏联东欧阵营，得到了冷战时期耗费几万亿美元都没有得到的结果。同样，在苏共内部，美国等外部势力通过支持“反联盟中央”“反苏共”的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势力，顺利搞垮了苏共和苏联。2000年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先是重拳出击借“民主化、私有化”而坐大的民族分裂和地方分离势力，打击少数财阀寡头；接着又以“主权民主”和“稳定优先”，回击西方策划的“广场政治”和“白桦革命”。对此，美国政客恼羞成怒，以俄罗斯“不够民主化”为由，想尽办法极力抹黑俄罗斯，力图扳倒普京，实际上是由于普京“不听话”。

“民主”成为对外干涉、肢解他国的遮羞布。瓦解苏联后，美国迎来“单极时刻”，先后粗暴打击海地、索马里和波斯尼亚；接着绕开联合国，拉上北约盟友，对南斯拉夫发动战争，推翻了西方不认可的政权，肢解统一的国家。“9·11”事件更是给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肆意出兵轰炸的借口——创造一个让美国人感到安全的“民主世界”。军事入侵、导弹轰炸、颜色革命等，都是实现美国传播民主、对世界进行“民主化改造”的选项。在美式民主旗号下，美军以巡航导弹空降“民主”，夹带着血与火，耗费数以万亿美元，造成3000多万国际难民，还有不计其数的家庭支离破碎、流离失所。这些都表明，美国炮弹式移植“民主”难辞其咎。

“民主”成为地缘扩张、操控他国的敲门砖。美国向他国推销民主，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战略私利。为达到目的，常常勾结当地反国家、反体制力量，扶持当地某些复仇势力、激进势力、分裂势力。对一些国家实施“可控混乱”“离岸平衡”战略，或扶持傀儡政权，或分而治之。腐蚀收买一些急于通过“民主选举”上位的政治势力，将其变成美国的政治代理人。通过情报等秘密手段，掌握他国政治上层家族关系或腐败把柄，实现外部操控，变成附庸政权。打着支持民主的旗号，冷战后得以控制东欧及波罗的海地区一些小国，使它们成为反俄的前哨阵地。近年来，美国两党政府直接支持乌克兰广场暴动，插手乌克兰政治。通过“橙色革命”，美国大使馆俨然成了基辅政权的总督，直接干预乌克兰的司法和人事任命，将其打造成自己随用随弃的政治棋子。

美国导弹轰炸式“移植自由民主”，养肥了美国的军火大亨，成了军火商、议会游说团伙、智库、媒体等利益集团相互勾结的良机。2021年8月27日，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发表了弗·普罗赫瓦杰洛夫题为《谁在阿富汗战争中捞取好处》的文章。该文援引美国独立智库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SPRI）的报告指出，阿富汗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波音公司等美国军火巨头。美国布朗大学沃森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表明，从2001年到2021年，美国为阿富汗战争投入了2.323万亿美元，其中仅有1000多亿美元（不到阿富汗战争总支出的7%）用于重建。这些资金大部分用在所谓安全训练等项目上，只有370亿美元拨给基建项目或社会计划和医疗卫生系统，据说这些钱又有一部分用在了戒毒项目上，然而多年来阿富汗的毒品交易丝毫没有减少，却是事实。

美式民主不仅没有成为济世良方，而且异化变质为“世界之恶”，所到之处不时与腐败分子、历史复旧势力、复仇主义、法西斯分子为伍，美式民主的传播者成为政治病毒散布者、动乱制造者、法律秩序的破坏者。与其说美国输出的是民主，不如说输出的是贫困、破坏、动荡、冲突、分裂、仇杀甚至流血战争，输出的是包裹着“民主自由”的政治病毒；不仅没能给相关国人民带去“法治、公平”，反而成了腐败、敲诈勒索和动乱仇杀的温床，造成永无休止的四分五裂、山河破碎与战火纷飞。民主输出对象国在收获“民主”之后，也遭受了文明冲突、恐怖泛滥、政局动荡和“颜色革命”。近几十年来，引入美式民主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迅速滑向国家衰败、社会动荡、种族仇恨、武装冲突的深渊。

冲破美式民主政治迷思，讲好中国之治的故事

世界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颠覆了世界多数人对西方政治的传统认知，也冲击着一百多年来一直带着“山巅之城”光环的西方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几百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表明，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

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备的思想体系，探索出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建构了一套稳固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一代又一代具有使命感的、事业型的领导集体。在世界发展大潮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正确把握历史大势，掌握主动权，独立自主、不懈探索，成功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意愿、促进国家发展的新道路，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展现出超凡的政治力。中国之治的历史性成就，既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也是对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中国的发展改变着并将继续改变世界经济和政治版图，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加公平合理，让人类文明百花园更加多姿多彩。

中国之治是几百年来首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东方大国的现代化实践，是不靠殖民性掠夺，不靠民族奴役、不靠对外侵略战争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国破茧而出，超越了资本至上和市场至上的逻辑，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在于科学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开辟了世界历史上一条卓有成效的发展之路，也为非西方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发展经验。中国之治的经验是全面系统性的原创性贡献。中国道路既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的经验，又没有照搬照抄他国模式。中国发展根植于中国大地，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可资分析借鉴的一般性现代化规律和治理原则。

中国之治的成功，打破了美式民主神话，展现了全面发展政治观。中国之治克服了资本的唯利是图、西方政治的选票至上、政治尔虞我诈、政党对抗性争权夺利等固有弊端，打破了美式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一统天下、永固性的“神话”。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深刻凝练了从一国“全面发展”到国际上“共同发展”的制度逻辑和发展理念。超越美式自由民主“一元论”，反对任何以“民主”名义拉帮结伙、分裂世界、妄图重演“冷战”的政治图谋，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眼里的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中国的发展观和全球观与美国政客眼中“有你没我”式的“比、争、斗”不同，超越大国对抗的逻辑和零和游戏。中国眼中的世界发展，不是你输我赢的淘汰赛、你死我活的擂台赛，而是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田径赛。

中国眼中的全球政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体系，是一个立体多样、多姿多彩的大花园。全世界各民族文化和政治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和平发展、公平公正，互帮互助、共建共享。合作是业，安宁是福。中国人心中的价值追求也反映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政治愿景：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个人幸福、家庭美满。

跨越西式民主陷阱，构建中国政治叙事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东升西降、资本主义体系困境与社会主义思想复兴等国际政治背景下，世界大国关于民主、人权、自由等政治价值的较量更加激烈。国际形势的新变局在给我们提出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同时，也给我们带来突破美式价值体系禁锢、打破美式话语霸权的绝佳历史机遇。中国之治独放异彩，中国叙事正当其时。

坚信“时与势”在我、保持政治自信和战略定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发起的一轮又一轮的价值围剿和政治围攻，首先要坚定“四个自信”，把握好世界政治发展大势，坚信“时与势”在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对手。以我为主，稳扎稳打，变被动为主动，有效应对美西方舆论和价值围攻，打好政治持久战，最终赢得中国发展和中国思想的全面胜利。

跳出美式“普世价值”陷阱，构建中国民主政治话语和叙事体系。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是我们必须勇敢直面并重点加以回答的重大问题之一。在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体系中，美式“民主、人权、自由”等口号无疑是最具迷惑性、煽动性和破坏性的一类政治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弄清民主与人权等问题的内涵，要看清西方宣扬所谓“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背后暗藏的玄机，从根本上扭转不利的国际舆论局面。

要坚持守正创新，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一贯秉持的政治价值和理念，提炼“中国之治”的价值内涵与核心概念，比较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优势与理论结晶。着力总结中国发展的实践成果，总结和凝练中国发展的实践创新和概念创新，努力做到既好看，又好用；既好讲，又好懂；既好听，又好记。

多年来，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及其经验立得住、行得通，也应该能够传得出、讲得清、说得好。用中国叙事讲述中国道路与实践成就，用中国逻辑讲清世界发展的脉络与规律。用融通中外、内外相通的中国叙事，讲好中国道路、经验、价值及理念，讲明中国道路及其经验是历史的、发展的、包容的、开放的。中国发展经验和价值理念，既有中国特色，也有共性，也反映了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要善于转换赛道，从全球视野和各国发展成败兴衰中转换话语和思路，主动设置政治议题。以西方民主缺陷引发的政治问题为戒，超越美式政治话语陷阱，树立正确的政治观、价值观、制度观、发展观，不断增强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打破美式逻辑和话语体系，主动设置中国议题和国际话题。你骂你的，我讲我的。对于西方谩骂与攻击，既有正面回应，也有格局和思想超越。在概念和话语方面另起炉灶，努力寻求突破和超越。

要加快构建中国之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讲明讲好中国人的“政治观”“人民观”“世界观”。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孕育了灿烂的政治文明。中国人崇尚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自然观，秉承“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国家观，奉行“利民之用，厚民之生”的民生观，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由观与权利观，主张“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观。这些思想和理念，蕴含着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追求，反映了中国人宽广而纯洁的精神世界。它们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其自身又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永不褪色的精神价值。要紧扣中国人的“政治观”“人民观”“世界观”，打通内政与外交、内宣与外宣、政治实践与价值观念、学术体系与舆论话语之间的语言和概念“隔断”，力求价值观念与话语叙事能够融通中外、融贯古今、融合历史与现实。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

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推动生产要素跨越国界自由流动，有利于各参与国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这是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鉴于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性多边贸易体制运转失速，传统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又无法应对价值链在多国间日益交织联动的新生态，当前各国纷纷诉诸区域性的自贸协定作为更加灵活而深入的“小多边”跨国合作机制。

新一代自贸协定将合作重心从“边境端”的关税减让，延伸到“境内端”的公平竞争政策体制上来，愈发呈现出广覆盖、高标准的特征，融入了更深层次的战略博弈。《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协定》”）被公认为现阶段最高标准的综合性自贸协定，它将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协定》”）并肩同行，形成环太平洋经济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并与欧盟和《美墨加协定》构成了三足鼎立的经贸合作体系。继加入《RCEP协定》之后，我国于2021年9月16日正式申请加入《CPTPP协定》。此举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顺应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契合了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部署，彰显了我国深化改革、完善营商环境的决心，并为我国开拓国际合作空间、参与并引领国际规则体系，进一步夯实了基础性平台。

本文从当前我国的政策体制和面临的国际环境入手，分析加入谈判进程迎来的机遇和挑战。此举一方面为我国主动改善国际经贸、外交以及地缘政治环境创造了契机，另一方面也必将在国内相关领域的改革以及在国际政治博弈中遇到不同性质的挑战。经过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验积累，我国在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制度建设和规则意识等上层建筑领域日臻成熟完善，而且在世界经济和全球价值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为我国早日得到该协定接纳增加了谈判的筹码。据学者测算，中国的加入能够使CPTPP每年为全球带来的收入由大约1470亿美元增加到6320亿美元[1]，因此对各缔约国乃至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都具有重大意义，这同时也是为我国树立大国责任形象增添光彩的明智之举。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 CPTPP 国际贸易 自贸协定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体现了综合性、进步性和开放性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在美国退出之后，该协定仍旧覆盖了世界上5.11亿人口，占了全球13%的GDP [2]。其综合性体现为它覆盖了货物及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投资便利化、贸易救济措施、卫生和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多项内容，其进步性体现为旨在通过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实现成员之间全面市场准入承诺，其开放性体现在所有具备市场经济体资格的国家和地区均可申请加入，故而有“小世贸”之称。

我国加入《CPTPP协定》面临的机遇

立足扩大开放的维度，《CPTPP协定》的宗旨与我国新时代的改革方向和战略选择高度契合。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推进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和“改革永远在路上”深刻诠释了我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理念和决心。他在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上指出：“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中外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CPTPP协定》不仅要求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在服务贸易、金融市场、政府采购以及电子商务等领域均作出了高标准的开放要求。我国40多年来的经验和成就反复印证了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照我国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以加入《CPTPP协定》为契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构建国内外市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双循环发展模式，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我国已经与26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9项自由贸易协定，另有10个自贸协定和升级协定处于谈判进程中[3]；同时，中国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作为独立关税区与欧盟、东盟、智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自贸协定网络。自贸协定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12年的12.3%上升到2020年的接近35%。尽管存在新冠疫情的干扰，我国进出口贸易2020年同自贸伙伴增长了3.2%，和非自贸伙伴仅增长了0.8%；对外投资近70%流入了自贸伙伴国家，源于自贸伙伴的投资占我国吸引外资的84%。[4]可见，自贸协定对于促进我国商品和资本跨国自由流动发挥了显著作用。

抓住机遇，推进市场化与法制化进程

以申请加入《CPTPP协定》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我国在经贸领域的法制化进程，有利于加强我国诚信遵守商业规则的国际形象，并与主要经贸合作伙伴建立体制化的深化合作最佳实践。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部分国家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趋势，而停滞已久的WTO多哈回合谈判一直未能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鉴于跨国经贸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另辟蹊径，通过“小多边模式”的谈判达成区域性自贸协定。《CPTPP协定》作为重塑多边贸易体系的新平台，与《RCEP协定》交叉并行，立足环太平洋经济圈，与欧洲联盟和《美墨加协定》构成了三足鼎立的经贸合作体系。中国的融入将有助于拓宽国际话语平台，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深入开展互利合作，与伙伴成员一道巩固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势，为改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CPTPP协定》作为一项旨在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标准制度性安排，不仅有着更加严格的贸易规则并要求更深度的关税减让，还深入到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监管、电子商务开放、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谈判。其在实质义务和程序规范方面设置了较高的加入壁垒，因而我国加入谈判的进程将是曲折而缓慢的。但《CPTPP协定》构建的高标准规则体系对于我国继续推进市场化与法制化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照，而且为之付出合规性努力，我们将激活去年年底达成而至今悬置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并推进长达10年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以及重启中断已久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这些均具有一石多鸟的促进作用。认真比对这些业已启动或即将投入运行的经贸协定，其基本原则与核心内容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二十一世纪，亚太地区既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的必争之地。任何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决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合作，其背后必然蕴含着一定的政治属性。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不仅在区域范围内，而且会促动全球地缘政治的再平衡。当前，《RCEP协定》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东盟手中，而《CPTPP协定》先后历经了由新西兰、美国、日本主导的过程，而现有成员国对于日本的主导权仍然心存芥蒂，并对未来大国博弈将对该协定及其背后的地缘政治产生何种影响抱有观望态度。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一贸易大国，融入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贸规则体系，既是我国稳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不二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殷切期盼。再者，面对《CPTPP协定》作为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平台，若长期游离其外，则有损于我国作为传统东方大国的国际形象。

抓住美国缺席的窗口期，争取先入优势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高喊“重返亚洲”的口号，意欲通过主导《TPP协定》打造一个经济集团以抗衡中国不断成长的实力，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外。他曾于2016年卸任前的最后一份国情咨文中声称：“在《TPP协定》之下，中国不是该地区规则的制定者，我们才是。（With TPP， China doesn't set the rules in that region，we do.）”然而特朗普上任后，其“美国优先”战略的第一步便是退出该协定，理由是保护美国工人免受低工资缔约国的竞争，防止美国制造业持续外迁。而且，美国已经与11个成员国中的 6个达成了双边协议。之后他又补充说：“只有在达成一个远比前总统奥巴马版本更好协议的情况下，才会考虑重新加入《TPP协定》。”实际上，他将主要精力用于通过重谈《北美自贸协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与欧盟讨价还价来争取立竿见影的短期收益。由此，日本取代了美国的主导地位，带领其他10个经济体将TPP改造成今天《CPTPP协定》的版本。

拜登上台后最初明确表示不会加入《TPP协定》最初的设计架构，并强调美国当前致力于打造更加强壮的印太区域经济关系。美国政府当前的重心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内协调两党以及政府与国会的共识，以控制疫情，对富人加税，推动基础建设，激励创新；二是要对外罗织意识形态联盟，推动气候变化合作，集结盟友力量共同遏制中国；三是维持对外经贸关系领域的现状，以争取时间全面调整美国对外经贸法律规则与政策。重返《CPTPP协定》在美国境内就遭到汽车产业的强烈反对。虽然在中国申请加入后，美国于10月份在与新加坡的贸易会议上表达了其有意重返该协定并继续参与亚洲事务的意愿，以展开多边合作，但在中期选举落幕之前，美国政府不会贸然提出重新加入。

中国加入《CPTPP协定》需要克服的制约因素

我国申请加入《CPTPP协定》，必然意味着接受各个缔约方对我国的贸易做法、经济体制、市场规则等诸多方面展开广泛的评头论足。因此，深入了解他们采用的评价标准、对中国的态度和认知及其固有的价值观念，将有助于我国准确把握对方的思维模式，降低沟通成本，加速谈判进程，早日达成目标。

加强沟通，消除刻板印象

我国在今年年初便已开始了与一些成员国进行非正式接触。当前《CPTPP协定》的11个缔约方对于中国加入的态度总体上较为乐观，大部分缔约国对中国的加入持欢迎态度，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日本的反馈尚不明朗。但是，某些国家对于中国长期形成的刻板印象和负面评价会增加沟通的难度，这很大程度上由西方媒体操纵的舆论所致。

现阶段，澳方表态认为中国去年实行的“报复性关税”是典型的违背《CPTPP协定》规则的行为，间接地针对中国的加入表达了消极态度；加拿大在新版《美墨加协定》（USMCA）中受到的“毒丸条款”的限制，极大可能在美国的要挟之下拒绝中国的加入；当前掌握《CPTPP协定》主导权的日本，其一贯策略便是在中美两国间寻求妥协与平衡，以求退可自安，进可两厢取利。西方一些政客和学者一直指责我国经常运用经贸制裁手段服务于国际政治和外交目的，为我国制造忽视既定规则、缺乏契约精神的负面形象。

深化经贸合作，突破地缘政治的战略围堵

美国在《TPP协定》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只是因白宫易主而宣布撤出。但美国决不会放弃其干预亚太事务的野心，也不可能放缓阻遏中国崛起的脚步，而是在多个国际场合力图打造排斥中国的“ABC 规则”（anyone but China），只是将当前的重心由经济合作转向了所谓的“民主、和平与安全”。中国宣布加入《CPTPP协定》，激起了美国国内的二度反思。美国可能通过《美墨加协定》中的“毒丸条款”迫使加拿大选边站队，对内稳定国内局势，对外集结意识形态联盟，但待内外局势稳定后，不无重返并力主修改《CPTPP协定》的可能。

通过加入《CPTPP协定》持续深化与亚太诸国的经贸依存关系，增加由我国平等参与的区域产业链集群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将有利于我国突破这一战略围堵的态势，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掌握更有力的抓手。

理顺国有机制，跨越规制门槛

主体平等与竞争中性，是维护市场经济得以良性运行的先决条件，也是任何跨国贸易或投资协定所必备的原则。我国针对不同属性的企业采取差别待遇，尤其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模式和优惠待遇，构成了任何一项国际经贸谈判的核心议题。

《CPTPP协定》并不否定国有企业的存在，但第17章对其性质和职能建立了明确的界定。其主旨体现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严格区分公共品和稀缺品。相应地，提供公共品的国有企业可以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工具，但必须公开透明；提供稀缺品的国有企业则严格按照市场规则行事。

调整劳动管理机制，增进劳工权益

在自由贸易协定是否纳入劳工权益内容方面，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两大阵营一直存在严重分歧。发达经济体认为不同的劳工标准会导致社会倾销，造成以“低标准”追求“高利润”的恶性循环竞争，影响国际贸易公平；而欠发达经济体则认为，劳工标准要适应一国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一味追求统一的过高劳工标准实则是发达国家为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而制造的借口，会阻碍自由贸易的发展。尽管如此，在发达国家的积极推动下，涵盖劳工条款的协定近年来快速增加。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85个自贸协定纳入了劳工权益相关内容。

就我国已签署的多项自贸协定而言，其内容仅重申了各签署方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的义务和承诺，但并未列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中所载明的详细内容与条款。相比之下，《CPTPP协定》关于劳工权益的要求显然更加明确而具体，主要涵盖三方面，一是要求各缔约国要将国际劳工组织宣言中所明确的劳工权益和工作条件纳入国内劳工法和相关实践，包括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消除强迫劳动、废除童工、消除就业歧视与职业歧视等劳工的基本权利，以及与最低工资、工作时间、职业安全及健康相关的可接受的工作条件；二是规定劳工争议受制于争端解决机制；三是允许缔约国之间以制裁手段解决劳动争议。

截至目前，在国际劳工组织的8项核心公约中，我国已批准了其中4项与废除童工、消除就业歧视与职业歧视相关的劳工公约，但尚未批准《强迫劳动公约》、《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以及《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

我国《宪法》明确赋予了公民结社权，且在各个企事业单位均具有完备的工会建制，有关职业健康安全以及劳动仲裁的法律法规已基本形成了完善的体系。比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在劳工权益保护方面已经具有较好的表现。为满足《CPTPP协定》的约束条件，我国需要斟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考虑加入国家劳工组织的其余4项公约，这也是对反华势力抹黑中国人权状况、鼓动跨国企业抵制“中国制造”的一次有力驳斥。二是调整劳动法规的某些条款以及劳工管理体制。

扩大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深度科技合作

在知识产权方面，《CPTPP协定》的相关规则代表了国际高标准的发展方向。它要求各缔约方加入或批准一系列国际协定。相较于《RCEP协定》，它将声音、气味、商业秘密、加密电视和卫星信号、电子出版物纳入进来，扩展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明确了地理标志保护或承认的行政程序；实施对新农药与生物制药非披露试验与数据的保护，并分别赋予其不低于10年和8年的保护期限；打造强有力的执法体系，包括民事程序、临时措施、边界措施以及针对伪造商标和版权剽窃等行为的刑事程序和刑罚。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已经建成了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但在商业秘密、执法效率以及程序障碍等领域依然存在一些遗留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法分子侵权造假的手段愈发高明，往往利用程序漏洞主张合法专利和商标无效，并利用逆向工程等非法手段继续制造假冒伪劣。他们要么渗透到合法的分销网络当中，要么建立自己的平行网络。在互联网和数字贸易领域，知识产权的拥有人亦存在滥用排除、限制竞争的现象。

近年来，我国已跃升为全球知识产权申报的第一大国，对外输出的交易数量和金额呈现了激增的态势。因此，对标《CPTPP协定》的知识产权规则，扩大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加大执法力度，完全符合我国以创新引领产业转型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促进我国企事业单位对外知识产权转让，打击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知识产权的侵害。

对接数字贸易规则，促进数据跨境流动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快速发展，数字贸易正在重塑国际经贸合作的新格局，同时也为如何加强针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国际治理提出了新课题。我国业已加入的世贸组织《信息技术协定》（ITA）仅关注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减让，而不涉及数据的跨境流动；其《服务贸易协定》（TiSA）囊括了电子商务和贸易的规则，我国也早已加入了谈判，即使时过8年，仍难以预测何时能够得到批准通过。美欧之间的《TTIP协定》设计了较完备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但在欧盟众多利益集团的反对声浪当中处于搁浅的局面。鉴此，《CPTPP协定》是目前生效运行的唯一包含数据跨境流动的自贸协定。

我国有关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定大致可以归纳为：（1）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2）满足安全评估、个保认证或标准合同等一定条件的数据可以出境；（3）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特殊情况下须进行安全审查才能出境。

《CPTPP协定》有关数据跨境流动的核心条款规定：“缔约方应允许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且包括个人信息，只要该活动是用于开展业务”，其中并未规定不得设置附加条件或使用“自由传输”话术。对照来看，我国有关数据出境的规定总体上与该协定的条款并不冲突。除此之外，例外条款的设定也为我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加快《GPA协议》谈判进程，连通《CPTPP协定》政府采购规范

在政府采购问题上，旨在鼓励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和非歧视性原则对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GPA协议》）目前的40多个成员以发达国家为主。自2008年我国启动了加入谈判，至今经过多轮谈判，还有三个领域尚待达成共识之外，加入该协议的进程在日趋加快。

世贸组织的《GPA协议》奉行自愿加入原则，而且允许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协议时，就补偿交易进行谈判。相形之下，《CPTPP协定》则将其纳入了一揽子义务，加入即等于承诺遵守该项规则，而且不接受补偿交易谈判。另外，该协定有关政府采购的范围涵盖了通过任何契约方式形成的政府采购，包括购买、租赁或租购、建设-经营-转让合同（BOT合同）和公共工程特许合同，在《GPA协定》基础上增加了公共工程特许合同的内容。除传统上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之外，它还要求每一缔约方对于本国设立的其他缔约方的实体遵守“股权非歧视待遇”和“来源非歧视待遇”。在供应商参与条件规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它允许各缔约方将劳工标准添加至供应商参与采购的资格条款中。这是对于世贸组织相关规则的一大突破，但同时也对政府采购的提供者设定了较为严苛的资格条件。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履行国际承诺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环境代价，是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贸易规则也要在贸易自由化和环境保护方面建立有效的平衡，同时也反对以环境保护为借口，加高技术性贸易壁垒。根据世贸组织统计，在250多个多边环境协定中，有15个纳入了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条款。[5]世贸组织虽然没有订立单独的与贸易相关的环境协定，但它在《多哈宣言》第31段规定就“现行世贸规则和多边环境协定中阐述的具体贸易义务之间的关系”进行谈判。这就意味着世贸组织接纳联合国制定的《多边环境协定（MEAs）》，并在多项协议中均加入了绿色条款，而且专门成立了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负责协调处理成员国在贸易与环境领域的争议。

《CPTPP协定》要求各方承诺不为鼓励贸易投资而降低环境保护标准，在各缔约国环保的范围、义务以及约束等方面均提出了高标准，同时还设置了一个成员国在该领域的合作框架，将环保与贸易制裁挂钩，并纳入争端解决条款作为违反环境保护义务的解决依据。

在“双碳政策”指导下，我国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了卓越成效。在国际上，我国已经领先于美国加入了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在内的大部分国际环境公约和协定；在国内，基于《宪法》关于生态文明的总纲，我国已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法律体系、环境标准和执法程序。全国各地均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纳入政府的首要工作内容，可持续发展被提高到绿色发展的高度；“十四五”期间更是做出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承诺。可见，我们已具备了满足《CPTPP协定》环境标准的基础条件。

结论

总之，申请加入《CPTPP协定》，无疑是我国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明智之举。借助这一契机，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法制化的维护中性竞争的营商环境，将使之与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挥高度的战略协同效应。

（编辑  季节）

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对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寄予厚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创新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当今时代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是关键核心技术；要把科技创新放在能不能生存和发展的高度加以认识，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2021年1月11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专门强调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敢打头阵，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取得显著成效

研发投入持续提升。“十三五”期间，中央企业累计研发经费投入超过3.4万亿元，占全国的1/4。2020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7723.8亿元，增长20.6%；研发投入占营业总收入的2.55%，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提高，73家企业同比实现研发投入正增长。

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突破。中央企业积极承担国家攻关计划，填补了一批关键材料、核心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零部件等领域短板空白，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支撑重大项目实施，保障国防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近年来，中央企业积极参与国家科技专项计划，牵头或参与16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中的15个，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志性重大原创成果。“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开通，“神舟十二号”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天舟三号奔向天和，“奋斗者”号成功坐底，三代核电技术取得新突破，C919大飞机准备运营，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成功试跑，最大直径盾构机顺利始发，5G率先实现规模化应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指导推动中央企业着眼未来10到15年发展，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充分挖掘有效投资潜力。

重塑科技创新组织体系

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坚持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相结合、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相结合、以我为主和开放合作相结合，推动中央企业切实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重塑创新组织体系。设立领导小组，国资委郝鹏书记任组长。突出科技创新核心职能，成立科创局，集中精力推动中央企业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工作专班，构建从国资委到中央企业集团再到具体承担单位的三级工作体系，一体化、系统化、机制化工作格局全面形成。

重塑创新政策体系。坚持“能给尽给、应给尽给”，推出一系列支持央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政策包”。在考核激励等方面打出“组合拳”，通过“五加两减”措施，即考核加分、利润加回、投入加大、激励加码、改革加力，以及两金减出、容错减压，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动力。

重塑创新推进体系。协同相关部委，支持中央企业主动承担国家各类攻关计划任务，形成了国家重大任务牵引的攻坚工作格局，建立了全面覆盖、责任贯通的攻关推进模式。构建创新联合体，打造了优势互补、研用结合的创新协同机制。

在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引领支撑作用

坚持以国家战略为使命，打造科技攻关重地。当前，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须坚持从国家战略出发，奔着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集中资源和力量进行科技攻关，这是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根本使命。我们将推动中央企业围绕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积极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不断增强科技支撑力和产业带动力，打造更多国家科技战略和产业战略有效落地实施的重要载体。注重补短板与锻长板相结合，加强前瞻性技术创新布局，在人工智能、空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未来发展必争领域加大投入，抢占制高点。

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大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我国科技实力已经从“跟跑”“并跑”不断向“领跑”超越，一些领域进入了无人区；原来的“以市场换技术”的路子遇到了巨大阻力，我们想要的技术外国人不给了，还想千方百计卡死我们。我们必须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在科技创新之“源”上寻求突破。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我们将推动中央企业加大原始创新力度，不断增强支撑创新发展的源头供给能力，努力成为基础应用技术之“源”、行业共性技术之“源”、前沿引领技术之“源”。进一步强化创新开放合作，积极构建协同创新网络，最大限度集聚创新要素，培育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创新体系。坚持系统观念，一体推进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有关工作，打造关键技术自主创新的“核心圈”，构筑技术和产业的“朋友圈”，形成有利于技术扩散、产业升级的“辐射圈”。

坚持以人才为导向，打造科技人才高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在刚刚结束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近年来，我们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着力建强科技、技能人才队伍，中央企业研发人员从“十三五”初的80万人增加至超百万人，拥有高技能人才超过两百万人，拥有两院院士229人，其中工程院院士数量占全国的1/5。我们将推动中央企业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进一步加大海外人才引进力度，加强以院士、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为重点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指导企业健全完善首席科学家、科技带头人等制度，赋予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推动企业领导人员当好科技创新的“后勤部长”，为科技人才营造良好环境，让他们专心致志搞科研。

坚持以机制为保障，打造创新政策“特区”。欧美等发达国家一直非常重视政府对创新的高效介入，从20世纪早期开始，不少发达国家就已经把科技投入作为战略储备，对科技创新进行超前布局。比如，美国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纳米计划”、“美国制造计划”；欧盟提出的“科技框架计划”“伽利略计划”，韩国提出的“代替能源计划”，印度也曾提出“绿色、白色和蓝色革命”。目前我国已形成比较完备的创新政策体系，国资委也始终坚持“能给尽给、应给尽给”原则，不断加大创新政策支持力度。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科技创新核心能力等三项任务，加大出资人政策精准供给。加强政策落地兑现，发布关键核心技术产品推广目录，加强首台套等政策支持，加快成果推广应用和关键技术产品国产化替代，激励企业把专项任务攻下来、原始创新强起来、科技成果创出来。

（编辑  尚鸣）

从1950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四分之一个世纪，是许多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黄金年代”。这是发达国家经济表现在历史上最亮丽的时期，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强劲持续，失业率达到历史新低，同时所得分配趋向平均，经济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为历史新低。这段史上最成功的持续强劲经济增长，在法国被称为“辉煌三十年”，从1945年到1975年，法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失业率低于2%。类似的经济表现也出现在美国、德国、荷兰、瑞典、意大利、比利时等。这时也是日本战后经济最辉煌的年代，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基础的。

黄金年代褪色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斯基德尔斯基，特别把黄金年代的全球经济表现与新自由主义思潮当道的30年(1980—2009年)，也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时期进行比较。他发现，几乎在所有指标上，前者的全球经济以及主要经济体的表现，都明显优于后者。

但好景不长，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多数西方国家两度陷入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困境。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与物价快速上涨同时出现。滞胀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逆周期调控的有效性构成严峻挑战，也给新自由主义思潮重返历史舞台提供了绝佳机会。右翼保守政治力量开始集结，并对“镶嵌式自由主义”的典型措施与制度设计发起严厉的抨击，认为政府对市场经济过度干预与管制，公共部门占用过多社会资源，对企业与高收入群体征收过高的边际税率，社会福利支出过于泛滥，国营企业的垄断与低效率，过于严格的金融管制与资本控制，赋予工会过多的集体谈判与罢工权利，都是西方国家经济顽疾的罪魁祸首。

市场原教旨主义重返历史舞台

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陆续上台，开始在西方国家掀起一场新自由主义革命。这场高举市场万能并妖魔化政府干预角色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革命，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成为席卷全球的主流经济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革命彻底执行供给侧经济学的主张，简单来说，就是要让资本家在投资、借贷、避险、雇佣、定价等决策上享有完全的自主权，要尽可能排除来自政府的干预或扭曲，甚至包括以纠正市场失灵为出发点的干预或管制也要降到最低，并把所有需求侧的政府干预与调节都视为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场革命将二战后“镶嵌式自由主义”节制资本家决策的各种制度安排，以及法律赋予资本家的各种强制性社会义务，大幅削弱或是彻底拆除。

新自由主义思潮几乎彻底征服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即使像德国、法国与北欧那些民主社会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也被迫改弦易辙。欧洲各国大型企业抛弃自己的传统，向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的美式资本主义靠拢。在“华盛顿共识”旗帜下，把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灌输给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的施压下，日本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不得不修正原来的发展型国家模式。

新自由主义革命带来最关键的变革就是大幅解除金融管制，彻底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并强迫各国开放金融产业与资本市场。这种变革如同纵虎归山，把资本主义这头猛虎放出了栅栏，为企业主与富豪阶层扫除了所有妨碍资本在全球追求最大投资回报的制度障碍，彻底改变了资本家、劳工与国家三者间的权力均衡，把战后“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最核心的设计拆解了。社会弱势群体在强大市场力量之下得不到公平保障，跨国资本左右国家政策与立法，通过修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达到支配各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最终权力。

金融资本放闸，猛虎出山

西方国家在战后以温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为基础达成的所谓阶级妥协，只是资本家的权宜性退让，他们始终在积蓄政治实力。

资本追求安全、回报与可变现性，其中可变现性十分关键。而金融资本的可变现性最高，资本主义体系下资本的积累最终都会朝着金融资本日益强大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当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时。

在第一波全球化中，跨国金融巨头跃升为最强势的跨国利益集团，他们掌控各国中央银行而拥有货币发行特权。当时主要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与德国等)中央银行都不是政府主控或拥有的，而是由少数大型私人银行出资组建而获得发行法币特许权的私营再拆借机构。

这批跨国金融巨头的政治影响力横跨大西洋，对所有西方国家政府都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他们让各国政府身不由己地服膺在金本位货币体系的桎梏之下，他们也曾经成功打造了第一波金融全球化，可以让伦敦、纽约与苏黎世的银行利率同步调整，让大清帝国担保的中国铁路债券可以在各金融中心同步发行。他们控制的庞大金融资产，对货币政策的独揽大权，以及横跨大西洋两岸的政治权势，因两次世界大战与漫长经济大萧条的破坏而被严重削弱。

二次大战后，美国历任负责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者把维护“美元霸权”视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重中之重。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赋予美国“过分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美元霸权让美国可以调动全世界储蓄，来为其日趋庞大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与私人债务买单，可以让美国不费力地维持天文数字般的国防支出与全球军事投射力量。要维护美元作为主导性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一方面美国需要打压任何其他可能成为美元竞争对手的货币，另一方面就必须让各国政府、跨国企业，以及各国金融机构与投资人，都不约而同地需要储备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解后，美国除了利用其军事威慑力量威胁利诱中东石油出口国采取石油美元计价，而创造所谓石油美元体制外，也积极构建“金融美元”体制，作为支撑美元霸权的第二根支柱。与此同时，美元霸权随着金融全球化的脚步加速而更为凸显。在金融美元体制下，所有国家的金融机构或富豪阶层想要分散其资产配置，都需要通过美元计价与美国控制的银行跨国清算与支付系统进行交易。

1971年尼克松政府废除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后，美元不再是“美金”，而成了美国印发的“美钞”。美钞作为纸质印刷品，为什么能够通行世界数十年呢?简要而言，有三招很关键：一是凭政治-军事-科技的“霸权三角”，锁定中东石油用美元定价的垄断权；二是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创造天量的美元交易与投资(含投机)需求；三是基于全球金融交易市场的内在震荡，创造出各国央行对美元的储备需求。

在过去20多年，美国政府非常积极配合跨国金融利益集团的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议程。而华尔街本来就直通美国财政部，财政部又可直接影响IMF的主导思想与重要决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IMF都在鼓吹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好处，而且对接受其纾困方案的国家都提出开放资本市场与汇率市场化的要求。

超级全球化时代的降临

有不少研究文献把过去30多年的高速全球化过程，称为超级全球化。它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一个是全球化所追求的经济一体化之目标，一个是全球化所达成的经济整合之结果。超级全球化必然导致国家经济主权的沦丧，而新自由主义革命正是开辟超级全球化时代的推土机。

新自由主义革命同时在国内与国际两个范畴，大幅度扫除了阻碍资本家在全球范围整合生产要素与自由追求最高回报的各种政策障碍。各国政府为吸引资本的青睐，都尽可能打造对资本友善的营商环境，并对商品、资金、信息与人员的跨境移动提供便捷化措施。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指导下，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各种国际机构与智库，都向各国施加压力，敦促它们的政府进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及去管制化的改革，同时压缩政府的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并通过发布各种国际评比指标，加大国际舆论压力。美国政府更通过经贸谈判直接向贸易伙伴施压，要求放松金融监管，全面开放金融服务业与资本市场，并允许跨国金融机构直接参与有关国家的银行、保险、证券与租赁等行业。

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升级版的WTO框架下，积极推进更彻底的贸易自由化。美国与西欧主导的多边贸易谈判，基本上都以强化西方跨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的竞争优势，保障其垄断地位，或有利其全球布局为出发点。

在这个时期，各国政府对贸易自由化与区域经济整合所可能带动的投资、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也促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快速发展。

史无前例的经济相互依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跨国供应链、贸易、运输、信息、金融、移民等网络，跨国企业全球布局与交叉控股，把全球经济联结成一个空前紧密、高度整合的整体，也让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达到空前程度，在很多重要指标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首先，在超级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出现精密而复杂的跨国供应链。例如，苹果手机的制造过程涉及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个零部件与关键芯片。这些分散在各国的供应商与负责终端装配的厂商(如富士康)，可以在取得苹果公司的产品设计数字档案与订单后的几个月内，制造出在规格与性能上精密无误的零部件，并在跨境供货时间上与生产线运作衔接得天衣无缝，让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大厂，能准时将几千万部手机运交全球数千个电信商营业网点或网络手机批发商。

另外，计算机、汽车、飞机、船舶、机床、重型机械、核电站、人造卫星、高级运动鞋等都是如此。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这些高附加值制造业领域维持传统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产业体系。至于没有运输成本与没有空间地域限制的软件设计、半导体设计与各种数字化产品的全球分工体系，更是可以随时灵活地重新组合。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是为了出口，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生产活动的贸易密度(trade intensive)不断增加。例如，从1990年到2010年，全球货物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5%增加到26%，加上服务出口贸易则达到33%，这还低估了全球分工体系中服务出口贸易的发展。

其次，在这个超级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吸纳与辐射作用在空间覆盖上，以及对社会生活穿透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市场力量的作用几乎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把地球上大多数的个人、群体、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各级政府都卷入这个经济整合过程，创造出无穷尽的交换、分工、协作、对话、碰撞与相互影响之机会与挑战。过去市场与信息穿透力量鞭长莫及的非洲大陆、中亚与南亚之穷乡僻壤也被唤起。

最后，过去30多年，金融全球化的爆炸性成长与虚拟金融活动全面凌驾于实体经济活动之上。国际金融资本所驱动的全球金融市场各种天文数字规模的高杠杆套利交易，及其所导致的价格波动与大规模热钱跨境流动，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实体企业人员的生计都会受到石油与各种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剧烈震荡的影响，无可遁逃。由于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有意放任，现代金融业分化成服务实体经济的中介性金融和自我服务性质的交易性金融这两大领域，后者所累积的系统性风险高到难以想象。在“金融工程”和“金融创新”的名义下，任何一个金融业务商家都可以制造出一个衍生品，拿到交易所里，只要有人买有人卖，它就成为一个正常交易的金融产品。由此衍生出越来越纷繁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体系。在诱人的部门利润与经理人高薪的驱动下，金融衍生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更将各种投机性虚拟交易(美其名为避险)的规模推升到空前的规模。曾有专家粗估，各类金融衍生品交易合约的余额可能是全球GDP的20倍。这些虚拟交易合约之间的风险传递关系就像连环套，任何一家大银行一旦倒闭，其交易伙伴将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倒下。难怪巴菲特曾经多次警告，这个超级庞大的不定时炸弹一旦引爆，将给全球经济带来一场巨灾。这个畸形发展的赌场资本主义绑架了所有主要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也绑架了整个国家。

推进超级全球化的两大加速因素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超级全球化高速推进，得力于两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它们发挥了加速器的作用。

助力超级全球化的第一个有利条件是科技革命。在这个时期，通信手段、运输工具、物流管理、互联网、运算能力等领域都出现惊人的进步与突破。集装箱运输与数字通信让远程贸易的交易成本快速下降。互联网与计算机运算及储存能力的快速升级，让跨国企业可以高效率精准无误地组建、营运及机动调整超远距离与高度复杂的跨国供应链和销售网络，可以在全球范围精准而实时地将人力资源、物流、库存、销售、财务、客户等信息进行整合。金融科技可以让所有跨国金融机构与数以千万计的投资人，在全球各主要交易所同步进行巨量的金融商品和合约交易。

助力超级全球化的第二个有利条件是中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超级全球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高速工业化提供了极为特殊的历史机遇，自2001年正式加入WTO开始，中国从国际贸易体系内一个轻量级的成员，快速跃升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内连续晋级，构建了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在最短时间内超越美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火车头；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能源与各类大宗商品进口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机、汽车、空调、钢铁、水泥、玻璃、化肥等消费国。

中国的制造业生产总值在2003年首次超越德国，在2007年赶上日本，到了2010年又超越了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基地，随后一路拉开与美国的距离。从来没有一个后起工业化国家以这种追赶速度崛起。目前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从服装鞋袜到航空航天、从原料矿产到最大直径硬岩盾构机的所有工业产品，由此成为中国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也是进一步升级产业所必需的基础。

“寻租资本主义”愈演愈烈

超级全球化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红利，也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超级全球化的发展背景，让跨国公司领导层和超级富豪阶层名正言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成为全球范围内呼风唤雨的势力。少数巨型跨国企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市场垄断地位。在这些企业巨兽面前，绝大多数主权国家成为政治侏儒，没有任何谈判筹码。经济控制权高度集中也导致“寻租资本主义”愈演愈烈。

现代经济中典型的寻租是企业借助政治影响力来取得特殊竞争优势，或巩固自己的独占，以获取超额利润。在全“寻租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贫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结果。根据UNCTAD的分析，在过去20年中，前100位大企业的超额利润比例不断攀升，跟同业平均获利率相比，1995年它们的超额利润占利润的比例是16%，2015年则上升到40%。这些超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能获得惊人的获利能力，主要不是因为它们的创新能力或效率提升，而是借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扭曲法律政策与市场监管体制，或通过收购专利与滥用专利诉讼来压制对手、阻挡潜在竞争者；它们在全球范围逃税，设法摆脱反托拉斯法的束缚；可以通过并购而迅速巩固其市场垄断地位，并通过暗中侵占消费者权益的商业模式规避消费者保护法的管控，甚至还可要挟各国政府或各级地方政府给予自己特殊优渥的财政补贴。

世界饱受金融危机折磨

金融自由化驱使巨额的金融资本流向投机性的虚拟交易，给所有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投机交易导致的剧烈价格波动与不时制造的金融危机，使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的扭曲与干扰，各国弱势经济群体更是最大的受害者。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跨国银行热衷于利用欧洲美元拆借市场的空隙，给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超额联贷以赚取高额中介费用，而不顾这些借贷国面临的利率与汇率风险。美联储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幅提高利率，拉丁美洲国家纷纷陷入外债危机。80年代末，美国带头进行大幅金融松绑，拆除金融防火墙，全面开放金融衍生品，并压迫各国全面解除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管制、放弃政府对汇率市场的干预，导致热钱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制造了一轮轮的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1997—1998年亚洲国家遭遇区域金融危机袭击，韩国、泰国与印度尼西亚都深受IMF的苛刻纾困条件的折磨。这些西方国家主控的多边机构，都是以保护跨国金融机构的债权为优先，而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生机于不顾。亚洲金融危机还陆续蔓延到俄罗斯、巴西、阿根廷与土耳其。根据IMF专家构建的数据库，从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到2008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08次汇率危机、63次主权债务危机和124次金融危机(银行倒闭风潮)。大力推动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的美国，最终也难逃金融危机的浩劫。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经济重创。

不堪负荷的西方政体

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化与收入分配的不断恶化。分配正义问题在经济增长缓慢的西方发达国家会非常突出，因为这意味着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制造了大量的绝对输家，大量中产阶级面临薪资长期停滞，甚至因失业而跌入贫困。大量被解雇的制造业劳动力要屈就于低薪的服务业底层工作。西方发达国家在超级全球化时代普遍出现中产阶级所得停滞现象。

由于劳动法令削弱了对劳工的保障，发达国家盛行企业并购。擅长杠杆操作进行敌意收购的投资人在掳获猎物之后，通常会进行组织瘦身与裁员，以求短期内改善企业财务报表，拉高盈余预估以冲高股价。所以，许多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层获得丰厚的薪酬奖励，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相应业绩，而是因为要推高公司股票价值而裁减大批工作岗位，这是美式资本主义模式很难避免的悲剧性结果。

超级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全球价值链可以快速重组，供应长链中不同阶段的附加值活动可以迅速进行空间转移。在信息与通信成本趋于零的条件下，服务业也可以进行灵活的跨国供应链布局。高速全球化必然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结构不断恶化。一方面，政府的税收基础不断流失，各国政府被迫不断调降个人所得、资本利得、企业所得及遗产税的边际税率，再加上企业及富豪阶层可以在全球范围灵活避税，各国政府被迫不断变卖国有资产，撙节支出与扩大举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几乎把可以处置的国有资产都变卖了，甚至把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变卖的固定资产都通过财务安排而变现。

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与退休保障水平都缩水了，但社会福利支出规模却仍继续增长。因为结构性失业不断攀升，需要救济或转业辅导的劳工与白领阶层人数更多，加上人口老龄化，绝大多数的西欧国家都捉襟见肘。

新自由主义革命拆除对社会弱势族群的保护。政府必然逐渐失去维护弱势群体享有社会公平机会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能力，更失去约束巨型跨国企业滥用市场垄断权力的能力。民主作为“国家层次”的政治体制日渐成为一个空壳，无法维护公民大众的福祉和诉求，其合法性基础受到严重侵蚀。超级全球化的政治冲击已经动摇了过去西方政治学者的通行理论。

欧洲民粹主义政治浪潮方兴未艾。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与德国选择党支持率不断攀升，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与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纷纷登上执政宝座。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经过三年的艰辛谈判，仍无法消除英国脱欧势力与欧盟执委会之间的巨大期望落差，只好黯然引咎辞职。约翰逊的硬脱欧主张，可能是继卡梅伦之后又一次不负责任的政治豪赌。

美国民主的衰败

由里根时代开启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既造就了美国经济近30年的繁荣表象，也为美国的社会分裂与政治败坏种下祸根。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在新自由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最远，拥护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冲突也最为尖锐。

美国政治最大的难题是政党与政治精英都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军工企业集团、网络科技集团、华尔街投资机构以及大银行、跨国能源企业、大型媒体集团、制药与医疗集团等主要利益集团的代理人，盘踞了国会两院的各个常设委员会。这些利益集团还可以驱动大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与大小智库，帮他们出谋献策并引导舆论。

特朗普并没有纾解美国经济困局与社会矛盾的良方，其内政与外交举措毫无章法。他对富人与企业大幅减税，必然导致美国财政结构的急剧恶化，2019年联邦赤字首度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他把移民视为本国工作机会流失的罪魁祸首，很可能使长期以来让美国经济得到必要的人力资本补充的关键通道开始萎缩。白宫团队中的鹰派大将使用各种手段割裂曾经紧密联系的中美经济关系，并升级贸易战、迫使跨国企业把供应链撤离中国，压制中国的产业升级。但这些措施很可能损伤美国经济自身的元气，并让过去20多年中国全面参与全球供应链带给美国经济的低物价、低通胀、低利率的利益烟消云散。

2018年5月，美国的1140位经济学家（包括1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名致信特朗普，提醒他贸易保护主义只会给美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是特朗普不为所动。

特朗普上台后，立刻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搁置了TAP协定的谈判，并要求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同时，他公开批评WTO是一个灾难，誓言美国绝不接受任何侵犯美国主权的WTO决议与仲裁结果。当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6月首次推出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实施惩罚性关税时，跨国企业便开始担忧他们精心构建的全球供应链将面临20多年来最大的政治乱流。

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

特朗普为推行“美国优先”政策，把手中所有的筹码与手段用到极致，从谈判对象或竞争对手那里获取最多而付出最少，追求美国短期的最大战略与经济利益。在他眼中，所谓国际领导责任、政治信用、价值理念原则等，都是束缚美国行动自由的包袱，皆可抛弃；既定的国际承诺、多边体制与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弃或修改；他的政府所继承的原有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皆可重新设定，既有的经济协定均需重新检视与重启谈判。特朗普把单边主义原则延伸到所有国际关系领域，从贸易、投资、环境、反恐、移民、人权、货币到传统安全议题，包括反核扩散与限武。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也让西欧70年来第一次感到心寒，他把所有筹码用到极致，要从盟邦口袋里拿的更多却给的更少。

对此，美国会两党的外交政策精英感到不安。他们无法想象美国民主可以制造出这样一个怪胎，他能将美国战后70多年来经营的国际多边体制与同盟体系弃之如敝屣，将美国长期积累的国际信誉毁于旦夕。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卡根毫不留情地抨击特朗普的做法让美国越来越像一个“超级流氓大国”，他打破了所有的道德、意识形态与战略考量的底线。这让所有与美国打交道的传统盟邦、贸易伙伴与竞争对手，不得不把美国视为一个毫无诚信、随时变卦、颠倒是非的“流氓国家”。

传统上，美国一向以自己拥有的软实力为傲，美国历届政府一直设法积极维护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正面形象。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际声望一落千丈，甚至在传统上对美国有高度好感的国家也不例外，各国民意调查的数据也反映了同样的变化。在他们长期追踪的20多个国家中，把美国视为自己国家主要威胁的民众比例在2013年为25%，到2018年则高达45%。最令人关注的民意变化发生在德国，在2013年只有19%的民众视美国为主要威胁，到了2018年则高达49%。

全面升级对中国的战略围堵

2018年，特朗普政府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中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美威胁程度仅次于伊朗和朝鲜；将中、俄称作“改变现状的国家”，在价值观和利益上与美国对立。他身边的鹰派在美国国会与新闻媒体上刻意炒作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科技剽窃”与“社会渗透”。美国联邦调查局派人四处奔波，警告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要严防中国通过科技合作窃取美国高科技的秘密”。

过去，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智囊一直主张与中国开展建设性交往，他们假设中国会被吸纳进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让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逐渐向西方发展模式靠拢。但这个发展趋势并未如他们所愿。

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正式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接着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1月发布《国防战略报告》。不久之后，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拉特纳，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重新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的评论。他们在文章中指出，过去美国的决策者一直都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以为通过交往政策，美国就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通过全球化可以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这个天真的假设已经破灭。

特朗普粗暴对待传统盟邦，排斥多边主义，而他身边的鹰派也摆出不惜发动一场“新冷战”的强硬姿态。如果希拉里主政，她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部署对中国的战略制衡政策时，应该会继续利用美国仍可以主控的多边主义体制来限制中国的影响力，会寻求与自己的传统盟邦建立更紧密的战略与经贸协同机制，来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会继续在人权、宗教、劳工、环境议题上挑战中国模式与压制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希拉里针对中国的布局可能会更缜密，更有谋略，更注重包装，会更懂得运用美国传统上享有优势的意识形态资源。

（编辑  季节）

伴随着改革开放，非公有资本在各个经济领域和不同产业的发展阶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无序发展和资本操控的现象，近期在文化、教育和网络平台等领域表现明显。例如，一些网络平台盲目扩张、圈地逐利，背离社会主义价值观，具备了一定的“舆论动员能力”；违背有关政策，在基础教育等领域大肆扩张。这些问题的成因源于在改革特定历史阶段对于引入非公有资本的需求、资本自身的扩张属性和逻辑、政府监管的一时缺位，以及外部势力的渗透助推等。为了实现对非公有资本的有效引导和管控，促进文化、教育和网络领域的有序健康发展，应当从确立对资本特征的正确认知、确保国家对文化领域的绝对领导权、对平台所有制进行合理变革、设置精细化的监管手段、加强审查人员的自身建设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推进相关工作。

2021年9月4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在京召开“规范文化教育网络管理，促进非公有资本有序发展”研讨会，与会人员围绕文化、教育和网络领域资本操控的表现、成因和对策展开充分讨论。

非公有资本介入和操控文化、教育、网络领域的表现

    非公有资本带有天然的逐利属性，同时欠缺对自身的道德和价值约束。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非公有资本涉足领域日益增多，对各领域的介入和操控也日益加强。就文化、教育及网络领域而言，当前存在着特定范围的非公有资本操控和泛滥的问题，表现突出，总结为以下几个特征。

在丧失中立性的网络平台展开圈地竞争，垄断导致非公有资本操控了网络的整体环境

信息传播可以分为多个层面，其中基础网和运营层面不允许非国有资本介入，非公有资本主要在内容生产层面发挥影响。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维佳认为，网络平台看似是一个中性概念，很多主体在平台上发声，但平台有对流量控制的强烈欲望，不仅自己在做内容，也在引导整个自媒体行业的内容生产。目前大量MCN（Muti-Channel Network，多频道网络）机构的出现就是由平台推动的，导致自媒体的自主性丧失，必须按照网络平台逻辑去生产内容，非公有资本由此控制了信息的传播。传统的官媒和主流媒体受平台迅速发展影响而丢失广告资源，逐渐转变为纯粹的内容提供商，其内容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平台逻辑的约束。同时，网络平台之间的壁垒十分严重，各网络平台之间没有任何数据共享，本质上是圈地式的内容竞争。

网络平台围绕流量展开的内容生产和竞争将会带来以下危害：一是改变社会结构的平衡。平台经济兴起后，传统媒体行业逐渐垮塌，社会结构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二是造成信息安全威胁。平台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可能会侵犯和滥用用户隐私数据，外国资本也会借此实现对市场的渗透，其他平台也同样存在风险；三是阻碍文化创新。文化生态受网络平台主导，小企业的产品一旦体现出一定创新、刚占据一点市场就会立刻被大企业收购，难以形成多元化的文化发展环境。资本垄断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操控了网络整体环境。

扭曲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确价值观建设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指出，非公有资本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突出影响是引导反智主义倾向。非公有资本期待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具有去问题意识和去价值观的倾向。通常表现为引起讨论的话题刻意避开不谈核心的问题，混淆主次，将特别不重要的话题变为特别重要的话题等。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认为，受非公有资本控制的“饭圈”文化会导致畸形的消费观。流量明星由资本选择，围绕流量明星形成的“饭圈”文化会放大人的非理性需求，通过营造非理性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让资本去剥夺剩余价值。

与官方宣扬的主流价值观相比，非公有资本推崇的价值立场带有明显的逐利和以自身为中心的色彩，试图将受众作为牟利的对象和工具，严重影响这些人群的心智健康发展，对此要十分警惕。

非公有资本向文化领导权渗透

江宇对非公有资本泛滥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定义。他认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非公有资本的作用是有底线的，超过这个底线就可以界定为资本泛滥。在文化领域，底线是非公有资本不能谋求挑战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话语权、审美权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文化领域中非公有资本的作用只能局限在经济运行领域，而不能染指上层建筑。现在存在的问题是，非公有资本控制了文化产品的供给、干扰了文化的传播渠道、操纵了文艺批评。

中信基金会青年学会会员、《文化纵横》常务副总编陶庆梅指出，非公有资本影响文化价值取向，向文化领导权渗透是多方面的。从整体上看，资本会进行有意识的布局，主要以控制传媒系统为基础。同时，资本还会想方设法与普通民众形成结盟，例如通过宣扬消费文化与中产阶级群体结盟，打造“饭圈”文化与社会青年结盟。此外，资本还具有改造亚文化的力量。原先很多亚文化对资本是不满的，比如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摇滚文化，但如今资本通过不断改造青年文化使其不断为自己服务。

当非公有资本在经济基础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后，会继续谋求对上层建筑的控制，其过程和方式往往是隐蔽和带有欺骗性质的。

非公有资本大肆介入基础教育及教育培训行业

非公有资本对教育领域的不当介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各地广泛涉足基础教育事业。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赵月枝通过调研发现，多地政府对于引入私立学校具有攀比心理，并将私立教育作为招商引资的一个新领域，成为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是，非公有资本获得了稀缺的公共资源和优渥的政策，低价获得土地转让。从教育培养工作本身来看，一些地方允许私立学校提前招收优秀学生，拉大了与公办学校之间的差距，从而在当地学校中占据了优越的地位，破坏了当地教育状况的平衡。

非公有资本介入教育的另一途径是谋求对教培行业的垄断。中信信托协同工作部高级经理董悦指出，教培行业的非公有资本介入和垄断的过程与网络平台领域的现象本质上相同，都包括六个阶段：烧钱、广告、让利、占领客户、引导客户形成消费习惯、割韭菜。从现实来看，教培行业资本注入规模在此前经历了迅速扩张阶段。2010年教培行业市值为7800亿元，2013年突破了1万亿元，此时高瓴、红杉等民营私募机构立刻介入K12、猿辅导等教培辅导机构，2020年教培行业市值突破3万亿元。其中最大比例是中小学教培，才艺和职业能力类仅占到3%。教培行业的支出中销售费用占到了60%至70%，因此大部分费用并没有用于提升教育和管理水平。

从非公有资本介入教育的现实表现可以看出，他们对教育的投入并非怀着公益之心，而是将教育视作可供其牟利的工具而已。由于非公有资本固有的逐利性，私立教育的提供遵循了价高者得的原则，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

文化、教育、网络领域非公有资本操控和泛滥的成因

    非公有资本操控和泛滥的形成经历了复杂而长期的过程，要以全面、系统的视角去看待。

特定历史阶段对于引入非公有资本的需求

     以非公有资本介入义务教育为例。有学者指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对于义务教育供给不足，非公有资本的入场，出现了从补充到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再到影响和干扰的局面。同时，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征，单纯的国有事业单位和企业难以完全承担这一任务，因此提升了引入民间资本的必要性。

赵月枝指出，宪法鼓励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相关条例和指导意见中也有关于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表述。理论定义中，国家、社会和资本是三元结构，社会力量显著区别于资本。从现实来说，国内的主要社会力量实际上是非公有资本集团的代言人，纯粹的社会力量非常弱小，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被各色资本所操控。

简言之，受历史条件的影响，政府对于相关领域的发展需求难以全面满足，因此有借助体制外力量的需要。非公有资本在进入文化、教育等领域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出现了失控的倾向，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资本自身的扩张属性和逻辑

资本带有天然的逐利和自我扩张属性，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资本在经济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之后，必然要谋求对民众思想的控制，直接体现就是谋求对文化和传媒领域的支配地位。

中信基金会青年学会会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深入分析了资本行为的背后逻辑。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三重逻辑，分别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市场的逻辑、资本的逻辑。事实上，我们只能让资本的逻辑服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而无法在社会主义阶段消除资本的逻辑。值得关注的是，资本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存在显著不同。资本的逻辑是增值、盈利，把一切都转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市场的逻辑是等价交换。然而，当代社会大多数的自由交易都不是等价交换，就是因为资本逻辑在各个领域发挥支配作用，严重扭曲了市场逻辑。

资本对利益的追逐还表现出明显的短期性特征。在赚快钱目的的驱使下，流量明星成为资本精心打造出的工具。文化和网络领域充塞了资本想要灌输的信息，持续危害着文化产业和网络环境的有序发展。

政府部门对于监管资本的缺位

田文林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40多年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政府的一些管理部门没有预料到非公有资本发展起来后具有巨大能量。正如在教育领域，非公有资本迅速扩张、无孔不入，同时又想方设法脱离政府的监控和引导。

同时，一些政府部门对非公有资本的操控行为缺乏完全有效的制约手段。中国保利集团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李文亮将政府部门在文化和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失之于粗”，不知道该管什么；二是“失之于松”，有些问题出现了但不敢管；三是“失之于硬”，一刀切地执行，不会切实地管理。另有专家指出，政府对于文化生产的内容生产缺乏有效管制标准。对于国有平台、国有传媒企业，可以按照政治要求进行管制，对于非公有资本只能依靠法律进行底线管理。社会道德标准也起到一定约束作用，但目前只对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问题进行管制，具有较大的模糊性，模糊概念和现实政策之间还有一定距离。目前文化产业承担了对外输出文化，参与国际文化竞争的重要任务，因此并不能采取完全限制的治理手段，这增加了管理的难度与复杂性。

此外，多位学者指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二分的发展道路存在一定弊端。资本主导的文化产业拥有源源不断的自我增值动力，通过各种迎合观众的方式吸引眼球。文化事业的普及则以灌输为主，不能有效契合民众需求，因此政府主导的文化事业在和资本主导的文化产业竞争中往往会居于下风。前些年，在改革中对文化产业化的推进并没有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而是助长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今后如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性、社会性话题。

高新技术发展带来外部势力的渗透助推

在高新技术发展和资本不断扩张的背后，难以摆脱外部势力的长期介入和渗透。李文亮指出，在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原先非国有企业融资有政策壁垒限制，但由于受到20世纪末美国互联网投资热潮、中国加入WTO等因素影响，中国的信息服务业开始与国际资本接轨。在国内互联网企业资本构成的调查中发现，几大初创平台企业背后都有华尔街、硅谷的资本在主导。这一背景主要带来了两方面影响，一是网络平台可能充当国外资本代理人、信息主权遭受侵犯带来的安全问题；二是网络平台的运营模式受国际资本理念主导，而不是受到我国政府的规制。

促进非公有资本在文化、教育、网络领域有序发展的对策

    实现非公有资本在文化、教育和网络领域的有序发展，要做好全方位的制度设计，从正确认识、有效管控、积极引导等方面着手推进。

确立对“资本”特征的正确认知

首先要在话语层面对“资本”的内涵进行正确认知，严格限制非公有资本进入义务教育等具有公益性、福利性、非营利性的领域，要谨防非公有资本别有用心地以鼓吹自由化达到垄断的行为。

在现阶段，节制非公有资本不是单纯的去资本化，而是去资本的无序化，去资本的主导化。在防止非公有资本为追逐利益肆意扩张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有序的资本运作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例如：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要对此保持支持的态度；在文化产业“走出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需要继续加强引导和促进文化产业建设。既要时刻清醒地认识到非公有资本的逐利本性，又要发挥它们对于市场动向嗅觉敏锐、高效调配资源、实现要素增值的积极作用。

确保国家对文化领域的绝对领导权

陶庆梅认为，要坚持由官方的文艺团体和主流媒体来主导文化发展，守好文化的主阵地。弘扬优良传统，借鉴新中国成立后群众文化活动的经验，具体工作要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有序推动、专业人士的有益指导和群众的广泛参与。也有专家提出，要对内容生产扶正祛邪，加强所传递的主流价值观的锋芒和战斗性，话语表述不能中性模糊，而要黑白分明。同时，国有资本要以更大的力度创造主流的、有引领性的意识形态产品，集中力量打造在全球有影响力的文化产品。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钰特别关注青年人才培养问题，他提出要对人才培养中的非公有资本行为有所约束，例如打造偶像练习生。未来要依靠体制内的力量来培养优秀青年人才，使其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优秀的文化创造力，从而将中国文化产业推至新的高度。

对网络平台所有制进行合理变革迫在眉睫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文化学者刘仰认为，从根本上看，网络平台已超出了一般商业企业的范畴，愈加凸显出公共属性。随着网络平台企业的不断壮大，平台充当了网络环境中的基础设施，发挥了关键的生产资料作用，为网络中的所有生产活动提供基础条件，因此要将网络平台视作“准公地”性质。当前的问题是出现了“准公地”私有化，但治理观念和实践主要仍停留在反垄断方面。为了实现有效治理，要超越反垄断的思维，将平台用户代表和政府代表都纳入企业治理过程中，将监管对象从行为上升到企业规则和平台算法。同时，在产权方面进行创新，允许国有资本介入，探讨开放性的产权设计。网络平台的所有制归属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实践性和理论性话题，需要深入探讨。

刘仰表示，应鼓励国有企业参与对公共资源类行业的投资。一方面，机构本身政治站位较高，能够保证不触碰负面清单；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组织内部有指标约束，能够保证投资方向的正确性。还可以考虑在互联网平台建设中引入信托制度。

设置具有可行性的管理手段

    与会学者探讨了具有可行性的管理手段。赵月枝指出，当前媒体行业的收入中广告是大头，广告业务取决于各类资本的投入，因此媒体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会向资本偏好的内容倾斜。目前决定广告投放的收视率、浏览量、点击率等数据由多家公司发布，而且均是与资本利益的攸关方，被操纵的痕迹明显，如“买收视率”“买流量”等潜规则盛行。这不仅违背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并具有了社会价值观的导向性。建议通过设置第三方评估机构等措施，由政府掌握或监管，确保发布客观公正的收视率、浏览量、点击率等流量数据，以规范和引导广告的投入方向。

    中信基金会金融实验室研究员解石坡主张运用反垄断法来抑制非公有资本在文化领域的极度扩张。他指出，反垄断法的事后规制虽然有惩罚作用，但造成的很多损失难以弥补，因此要加强事前规制。对此可以采用对特定规模企业提出事前行为准则要求、规定经营者集中申报、启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调查等手段，打造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监管模式。

中信基金会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彭年提出要对资本行为做到精准度量。他指出，目前主要是凭感觉或者市场行为来判断资本的渗透和控制，未来应当从技术角度去衡量、评估资本在各领域的渗透情况，对此要开发出相应度量手段和方法。例如，要把好准入关。从资本的准入、企业的准入、人员的准入多方面入手加强管理。同时，让资本有稳定预期，设置资本可进入领域的项目清单，要有进入门槛和审批，建立有序的资本进入环境。

加强监管人员队伍的自身建设

政策效能的发挥关键在于有力执行，对非公有资本行为的监管需要依靠一支恪守职责、能够抵御侵蚀的队伍。从一些反腐典型案例来看，监管政策的失效正是因为关键人员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偏差，或接受非公有资本利益代表的腐蚀，放弃应尽的监管职责。

    董悦指出，在一些政府部门、高校等机构中，虽然一些官员、专家不直接享有资本，但他们会成为影响这一领域非公有资本的重要力量，例如从事影视审查和网络平台管理、监督工作的人员。如何确保这些人群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确立场，时刻防止其被国外势力和非公有资本利用，至今仍是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增强对社会文化、教育等需求的供给

非公有资本的扩张凸显了社会需求旺盛、供应紧缺的现实，要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加大政府和国有资本的投入。多位专家、学者提到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重视群众文化建设，重拾并进一步发挥文化馆等机构的作用，从而建立好群众文化体系。具体措施上，要鼓励非商业群体更多地参与文化教育发展，要敢于创新，让社会力量更多地走在前面；非公有资本的控制增大了文艺行业的交易成本和内部的近亲繁殖，对此应当开门办群众性的文艺，创立群众可以广泛参与的文艺发展渠道,从而打破非公有资本对行业渠道的垄断。

田文林指出，意识形态领域被非公有资本严重渗透、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大个体倾向于满足低层次的文化需求，非公有资本善于制造低级刺激的内容来迎合市场。这是一个双向推动的问题，需要长时期的社会建设才能改变。

进一步促进基础教育公平均衡发展

中信基金会青年学会会员、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江明认为，在阻断资本和“双减”政策实行以后，为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财政支持力度，二是大力推进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三是正确认识和评估科技与教育的结合。要防止政策执行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现象；防止一哄而上，以执行“双减”政策之名，阻断基础教育改革创新的试错之路；防止借道政策落实，干扰正常的教学管理，以及专业领域过度行政化和官僚化问题出现。

鄢一龙对“双减”政策的完善提出了根本性思考。他指出，家长对于学生补课的需求依然存在，原因在于教育被视为阶层提升的重要工具。当前对供给侧的压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此可以从扩大大学教育资源的开放性、打破不同教育资源间的层次差异等方面入手。

（编辑  季节）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近代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民主始终是嘹亮的时代强音。抵抗侵略捍卫民族独立，推翻压迫实现人民解放，西藏百万农奴得到翻身，新疆实现民族团结平等，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和艰难探索，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也是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0周年大会讲话中再次强调：“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本质是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有其自身鲜明的历史印记和极为独特的实践特征。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在一个十亿之众的大国实现民主，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需要正确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要求“尊重多数，保护少数”，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反对把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之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点。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在形式上有权而在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注重务实管用，强调简朴高效，降低社会成本，追求良政善治，是中国式民主的鲜明特点。

中国不接受金钱选举，不认同政治作秀，不欣赏夸夸奇谈，不玩弄变脸游戏，努力摒弃蛊惑舆论、煽动仇恨、制造恐怖、挑起对立、割裂社会，坚决杜绝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资本干政、认同撕裂、身份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建立起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为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式民主

中国式民主在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中前进。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凡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了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协商与监督的有机统一；民族团结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水平高低、风俗习惯差异等，都能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地方事务、行使基层民主权利；广大人民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民主形式更加丰富，质量不断提升。种田农民、乡村教师、车间女工、公益律师，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游子回乡的归国华侨，守护民族文化的非遗传承人，走在科技前沿的新社会阶层，全体人民都能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特别是随着网络平台等新技术新应用的出现，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要求的渠道更畅通了，社会各方面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更有效了，国家决策越来越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都能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得到更加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我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践行全过程民主的政治实践，就是要实现“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中国式民主，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以保障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为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