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中国金融的外部安全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中国金融体系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深度融合,中国金融的安全形势变得日益复杂。对中国金融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胁包括:热钱流入导致资产泡沫化、资本外逃导致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与外汇储备积累相关的美元陷阱(美元指数贬值、美国通胀、美联储货币超发、美国扣押中国美元资产)等。这里我想谈谈美国通过对中国金融机构罚款(类似对中兴罚款)对中国进行敲诈勒索的问题。这种实例目前还不算很多。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其可能性及危害性不能低估。

 

监管者如何进行敲诈勒索

200920157月间,诸如纽约金融服务局(NYDFS)这样的美国监管机构对在美经营的银行处以罚款的金额高达1610亿美元。

在正常情况下,要将违法公司成功定罪,必须通过法院的审查。公诉人必须全面地收集证据(还要避免程序瑕疵),认真分析法律条文,扎实严密地论证自己的指控,再和被告的辩护人在法庭上针锋相对,最后由法院居中裁决。即使是司法部同被告达成认罪协议,这个协议的内容也要经过法院的审查方可生效。理论上,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法院并不会偏向任何一方。

美国监管机构收取大额罚金的基础是其撤销银行执照的权力以及同金融机构达成不公开的和解的特权。美国监管机构首先对金融机构以暂停业务或吊销执照相威胁。但在何种条件下可以令金融机构暂停业务或吊销其执照的规则,却是模糊不清的。在这种情况下,当面临失去执照的威胁时,金融机构只能在和解或死亡之间做出选择。这样,美国监管机构就可以迫使金融机构与之达成暂缓起诉协议(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DPA”)或不起诉协议(Non-Prosecution Agreement,“NPA”)。换言之,金融机构通过缴纳罚款以求生存。

通过DPANPA与调查对象达成和解,基本上不需要经过法院的审查。很多以DPANPA结案的案件,如果真的放到法庭程序中,无论是在证据还是法律依据上都是有颇多可商榷之处的。这类结案方式的最大问题是和解的不透明性:公众从来不知道这些案例的全部事实。由于这些案件从未经过法庭审判,公众无法知道被告到底在什么地方触犯了法律。可以说,在DPANPA的执行过程中,监管机构既是公诉人、执法者又是法官。《经济学人》把这类“和解”讽刺为敲诈勒索an extortion racket):看上去是在行使公诉权力,但实际上是在利用公诉权威胁调查对象。金融监管机构通过DPANPA与调查对象达成和解,被《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形容为敲诈勒索extortionshakedown or screw)。NYDFS对渣打银行、日本东京三菱银行、法国巴黎银行(BNP)就是这样做的。甚出现过渣打与纽约金融服务局间通过媒体互骂无赖机构rogue)的事情。

N(某监管机构)也是通过这种手段整治XXXX银行的(某中资银行)。2016年9月底,XXXX银行突然接到由律所PXXXX银行的代理律师)转来的N的口信,指称XXXX银行在反洗钱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要求交付X亿美元的罚款,且必须在一个月之内了结此事。由于事前毫无征兆或提示,而且是通过同N存在特殊关系的律所间接转来的非正式指控,XXXX银行希望拜访N,当面了解监管者的指控和要求,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再商谈具体事项。N则通过律所P告知A,没有必要面谈。在双方没有就罚款金额达成一致之前,没有必要澄清事实,更谈不上提出依据。

为威逼A就范,N频频出招:一是出示了一份要求XXXX银行集团高层人员立刻来美国进行质证的名单。而且有意把质证时间安排的十分紧迫;二是向媒体释放A的负面消息,促使股票波动;三是威胁XXXX银行公司立刻暂停业务;四是威胁临时吊销执照(90天),且不举行任何听证会;五是威胁吊销执照。其态度极其蛮不讲理:不给钱就拿命来。

对于是还是XXXX银行聘用的代理律所PP实际是N强加给XXXX银行的,N告诉XXXX银行: 除了P律师事务所,N将不予理睬其他律师事务所)建议:一定要,而且要速速。唯一可以谈判的不是事实,不是道理,只有价格。只有速速才能保牌照,才能降价。律师强调这是“赎金”,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赎金保牌照,同时避免对抗造成今后的恶意监管。同时P律所称,诉讼几乎没有赢的可能:一是美国政府赋予监管者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律存在大片灰色地带和人为因素。二是诉讼打官司都将是州层面的,N就是XXXX银行所在州的一部分。律师强调说,一旦被N咬上,你就别指望它松口。不难看出,在这里监管者不仅是自己民事诉讼案子的原告,还是这个案子的法官和陪审员(也就是说它们自己的案子自己审,完全可以为所欲为,还可以用刑法惩罚作为威胁)。

 

手握“长臂法则”获取大额罚款

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清算货币,纽约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且美国执法之手握霸王条款长臂法则。这也是为何即使渣打有英国政客、议员以及时任央行行长Mervyn KingBNP有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出面协调和施压,最终仍没改变被拉下马的命运。

正如《经济学人》指出,尽管满嘴都是公众利益,这些付出罚金的公司已经成为利润中心。20141月份,时任美国司法部长Eric Holder宣布说,2013年司法部通过单独对公司提取刑事诉讼直接获取的罚金达55亿美元,与其他联邦、州机构等合作获取的罚金达26亿美元。同年2月份,曼哈顿联邦法官Preet Bharara宣告说,2013年财务年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获取的罚金达到了29亿美元。另据彭博社报道,在2011年纽约金融服务局成立的4年间,通过处罚世界性的大型金融机构(主要为欧洲大银行)为纽约州创下60亿美元的收入。

《福布斯》将NYDFS(纽约金融服务部)称为“池塘里的小梭鱼,而这条小梭鱼对华尔街(尤其是在美的外资银行)恰是最为凶猛的食肉动物。美国财政部和司法部对渣打银行违反美国对伊朗、苏丹和古巴制裁的行为进行了长达几年多年的调查。20128月,NYDFS在最后的时间段出人意料地介入调查,并抢在两机构前对银行提出了民事指控,威胁要撤销渣打银行的纽约银行执照,除非其进行和解。仅一个月后,渣打银行便同意向NYDFS支付3.40亿美元。6个月后,司法部、美联储、财政部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也与渣打银行达成和解,渣打对这四个机构的支付得罚金也仅为3.27亿美元。同样,20136NYDFS就反洗钱问题对东京三菱银行处以2.5亿美元的罚款,而首先发起对东京三菱银行进行调查的美国财政部罚款额仅为820万美元,就金额来说DFS是美国财政部的30倍之多。更甚的是,NYDFS指控渣打银行和东京三菱银行整改不到位,2014年对两家银行又分别处以3亿美元和3.15亿美元的第二次罚款。

又如法国巴黎银行,20146月美国司法部及其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美联储、美国财政部、NYDFS以及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等五个执法和监管机构对BNP处以89.7亿美元巨额罚款。其中22亿美元被NYDFS拿走,美联储为5.08亿美元,不到NYDFS金额的四分之一。NYDFS获取的罚款成为州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纽约州长Andrew Cuomo曾将此宣称为天上掉下的馅饼basically a gift from above)。对此《经济学家》提出质疑:我们弄不清楚,为什么一个州政府会从对违反联邦政策的外国银行处以的罚款中获取如此高的利益。

对此,Margaret LemosMax Minzner在《哈佛法律评论》20141月期刊文指出,公众执法者常常出于自身利益而寻求获取大额的罚金,而这与公众期望执法产生威慑力的愿望相背离。尤其是当执法机构被允许保留所有或部分罚款时,这些激励是最有力的。这种制度安排在州一级普遍存在,目前开始出现在联邦的执法行动中。

我们往往只看到美国作为法制国家的积极面,而忽略它的阴暗面。中国的舆论往往只指责自己工作人员的失误(失误可能是有的,有些可能还很大),而不知道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有时也可能非常蛮不讲理。这样,我们就会因为自己的天真而吃大亏。 XXXX银行的教训值得汲取。

                                       (编辑  季节)

 



*  余永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内容提要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以创新为驱动的实体经济结构升级将会引起创新活动与制造过程分离,加速服务业占比上升。从德国工业4.0和美国先进产业发展所表现的趋势来看,受数字革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影响,我国传统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分变得模糊,以数字制造和数字传输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高度整合,相互支撑。以数字技术统领制造技术,以创新提升制造业价值将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在此过程中,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制造会引起制造业占比下降,这与提升制造业质量,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关键词:现代化经济体系  先进技术产业  增长方式  产业空心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20181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 在中国即将完成工业化进程,迈进高收入经济发展阶段门槛时,有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想具有重要战略指导意义。

 

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与实体经济发展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有着内在的规律性

库兹涅茨的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可以表达为三条相互关联的倒U型曲线,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是收入分配差距先扩大而后缩小;二是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持续上升而后降低,代之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三是城市或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从急剧扩大到趋于收敛。三次产业结构演进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上升转为下降的峰值,是一个国家大体完成工业化、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标志;二是相对于资本偏向的工业化过程,第三产业发展的劳动偏向特点更加突出。由此可以推论,收入分配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趋于缩小与工业化占比越过峰值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1]

以中国、美国和德国为例,假设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经济结构有关,按照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实证结论,中美德三国因人均GDP差异导致制造业占GDP比重的差异,人均GDP越高,制造业占比应当越低。从图1可以看到,过去20年,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美国人均GDP与德国人均GDP比值波动幅度很小,基本稳定在1.17倍;美国对中国人均GDP的倍数从29.7倍下降到7.6倍。美国制造业占比明显低于德国,德国的制造业占比又明显低于中国。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三国制造业占比稳定下降符合内在的客观规律。

 

 

 

 

 

 


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德国人均GDP对中国人均GDP的倍数,从26.2倍下降到6.6倍,但德中两国制造业占GDP比例之比则从0.67上升为0.78。与此同时,美国人均GDP对德国人均GDP的比值相对稳定,制造业占比的比值却在持续明显下降,1996年美国人均GDP是德国的1.13倍,2016年是1.15倍,美国和德国制造业占比的比例却从0.75下降为0.53。对此可以解释为德国制造业相对于中美更具有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等价推论是,美国和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与库兹涅茨提出的一般规律相符,但与德国相比,美中两国制造业占比下降可能过快。

从美德两国的经济规模与制造业规模之间的比例关系看,1996年美国经济总量约为德国的3.3倍,2016年美国经济总量已是德国的5倍;虽然美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但制造业总规模始终维持在德国制造业总规模的2.4倍以上,最大值出现在2000年前后,四年平均超过了3.34倍,2016年美国制造业与德国制造业的规模之比为2.841,仍然明显高于1996年的水平。可以解释为,一是相对于服务业,制造业产品是可充分贸易产品,能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上出清。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扩张了全球商品市场,全球经济经历了历史性繁荣和持续扩张期,但是国家之间贸易不平衡始终是经济发展中难以消除的障碍。中小型经济体,甚至包括德国、日本等少数大型经济体,可以发挥本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形成高于均值的制造业占比,同时保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出清的制造业规模。对于美国以及中国这种超大型经济体而言,却很难以国际市场作为规模巨大的制造业实现市场出清的场所。二是从德国作为在高收入阶段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制造业比较优势的现实可以看到,国际贸易规模在时空上的有界性也会对大型和超大型经济体的经济结构产生外在的约束。这种外在约束有界性清楚地表明,重商主义只能是短期或局部行为,重商主义在全球泛滥会引发全球市场割裂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引发长期的世界市场萎缩与经济停滞。

产业占比的变化有两种表现形式,国民经济总量不变时,一个产业占比的下降表现为该产业规模的萎缩;另外一种情况是,国民经济总量增加,但一个产业比另外一个产业增长得慢,引起结构占比的相对下降。在工业化过程完成后,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占比中下降,是长期结构升级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占比变化也经常出现短期波动。在常见的3-5年的金融周期中,往往可以观察到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引发大规模的资产价格泡沫现象,同时发生的结构性特征是,服务业占比上升,其中金融业及与资产价格泡沫密切相关的房地产业等是主要贡献因素。由此构成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中长期变化的短期扰动因素。如何科学合理地判断短金融周期扰动对中长期产业结构趋势的扰动,这对经济研究是一个挑战。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人均GDP已接近高收入门槛,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化过程。1的数据取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可以看到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产业变化情况。

2000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5年后接近2000美元,10年后达到5000美元,15年后超过了8000美元。与此同时,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产业持续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在2006年达到了47.6%的峰值后转为下降,10年后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工业占比从42%下降为34.3%;制造业占比下降相对缓慢,从32.5%下降为29.7%,中国是现价美元计算的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与三次产业结构演变同时出现,当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后,过去40年以第二产业(主要指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已经被历史性地跨越了。值得注意的是,依据世界发展指标数据资料所做的横向比较表明,中国制造业占比已略高于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见表1)。

1 2000-2015 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动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二产中工业(%

工业中制造业(%

人均GDP(美元)

2000

14.7

45.5

39.8

40.1

31.8

959

2001

14.1

44.8

41.2

39.6

31.3

1053

2002

13.3

44.5

42.2

39.3

31.1

1149

2003

12.3

45.6

42

40.3

32.5

1266

2004

12.9

45.9

41.2

40.6

32

1509

2005

11.6

47

41.3

41.6

32.1

1753

2006

10.6

47.6

41.8

42

32.5

2099

2007

10.3

46.9

42.9

41.3

32.4

2695

2008

10.3

46.9

42.8

41.2

32.1

3471

2009

9.8

45.9

44.3

39.6

31.5

3838

2010

9.5

46.4

44.1

40

31.5

4561

2011

9.4

46.4

44.2

39.9

31.3

5634

2012

9.4

45.3

45.3

38.7

30.7

6338

2013

9.3

44

46.7

37.4

29.7

7078

2014

9.1

43.1

47.8

36.3

30.3

7684

2015

8.9

40.9

50.2

34.3

29.7

8069

注: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数据取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7/11/21 Last Updated,各行业增加值占比按照当期现价美元计算。

 

经历40年高速增长,中国也已经成长为超大型经济体,1996年中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还只是德国制造业的52%2005年前后与德国制造业规模相当,2010年达到德国制造业的三倍,2016年已经是德国的四倍以上。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幅员辽阔的大国,城市化还在进行当中,从规模看接近完成工业化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 这表明中国制造业发展已经越来越接近于“有界性”的客观限制。未来中国经济结构演进的总体趋势应当在第三次产业占比稳定提高的同时,加快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完成工业化过程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

 

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要“把握创新、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3]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最新形态,现已成为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促进实体经济振兴、加快转型升级的新动能。2016年《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把“数字经济”定义为:“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4] 信息技术、移动互联、泛在互联,数字传输以及由此出现的大数据搜集处理技术是一种商品;数字经济高度依赖技术,有生产过程、有产权和价值。因此信息产业依然是实体经济,参与物质的创造,是决定未来物质生产质量的核心创新内容。

数字技术正在成为决定工业制造的核心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及科技创新的主导性技术。移动互联技术的突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进步,人类社会借此进入了网络和信息社会。短短数十年,人类将几十亿台计算机连接在一起,实现了几十亿人的即时通信。2011年,中国腾讯公司的微信平台一经推出,不足10个月,注册用户就超过了5000万。2017年,微信与QQ用户已经超过了10亿。进入信息社会,物质生产与价值创造过程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化时代的交通运输业通过巨大的运输网络运送物质产品到世界各地;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以泛在的移动互联技术即时地输送着各种信息。与即时通信相统一的是,物联网技术快速发展,传统的交通运输网在物联网统筹之下,完成物质产品空间转换,以数字方式传播的信息对于人类物质生产过程发挥着决定性的意义。

德国工业4.0战略是以数字技术重组制造业

20114月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的公布引起了全球关注,其核心是迎接数字革命的挑战,以数字技术重组德国制造业,以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结合提升德国制造的质量和竞争力。传统的德国制造专注于创新工业科技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以及对复杂工业过程的管理,拥有强大的精密设备和车间工艺管理等历经百年精益求精的工业化积淀。第四代德国工业技术的目标就是充分利用物联信息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简称CPS)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传统制造业生产方式将被改组为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模式。制造业将成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而带有信息功能的系统成为硬件产品新的核心。制造业的企业家们要在制造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增加产品附加值,拓展更多、更丰富的服务,提出更好、更完善的解决方案,走软性制造与个性化定制结合道路,传统的行业界限将消失,并会产生各种新的活动领域和合作形式。

传统制造业的价值创造取决于产业链分工中的固定位置,智能制造将打破原有产业链的限制。未来的德国制造将集中表现为生产场地、生产工艺、物流和创新空间的数字化、智能化、虚拟化。互联网技术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能够有效在虚拟空间上实现资金、技术和人流、物流最有效的连接与整合,从而极大地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提高创新速度。数字技术创造的虚拟空间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实体创新能力的条件,源于路由器对数字空间有效隔离与有效接入。这是保证无数企业与多个生产领域和产业部门进行多维度协同,跨行业、跨部门、跨企业协作的关键,也是数字技术不间断突破、无休止膨胀,将一切人类活动卷入数字空间的吞噬性的力量。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划分将被产业融合所打破,数字是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将成为引导制造业创新的决定性力量。

美国先进产业加速产业融合

美国是数字革命的策源地,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高峰。以科学技术提升竞争力,专注具有未来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发展是美国产业发展的基本目标。美国布鲁斯金学会经过深入的对比研究,将美国先进产业定义为两个可以识别的统计特征,一是R&D支出密度;其次是创新型人才比重。具体的统计指标为,行业员工年R&D支出不低于450美元;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员工占比不低于22 %。美国先进产业由50个行业部门构成,包括了35个制造业行业,3个能源行业和12个服务业行业。2015年布鲁金斯学会关于先进产业的报告显示,美国先进产业就业超过1200余万人,约占全国劳动力的9%,年创造2.7万亿美元增加值,约占美国GDP17%,雇佣了全美80%的工程师,完成了90%的私营部门研发,产生了85%的专利,贡献了60%的出口。[5]

先进产业同时支持着多条供应链以及其他形式的附属经济活动。一名先进产业从业者每年从其他产业购买23.6万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远超其他产业从业者的6.7万美元,因此对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更大的带动作用。先进产业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得益彰,相互支撑。我们可以看到,先进服务业占美国先进产业就业的50%,占先进产业产出的40%。人均研究开发支出相当于先进制造业的58%,但STEM员工所占比例比先进制造业高20个百分点。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美国的先进服务业是名符其实的高科技创新行业。[6]

数字经济在制造和数字创造、信息传输方面已经深深渗入了美国经济,成为了主导性技术经济力量。数字技术产业部门包括:先进制造业中的计算机和附属设备制造,通讯设备制造,导航设备、半导体、电子设备等;先进服务业则包括了软件业、有线网、无线网、卫星传输、其它通讯和信息业、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设计等,这13个生产部门构成了狭义的数字产业。[7] 数字经济部门占先进产业总产出的将近三分之一,数字经济部门人均研究开发支出是先进产业平均水平的1.73倍,以STEM员工标志的创新人才占比是先进技术产业平均的1.28倍。其中,数字产业服务的就业与产出分别是数字产业制造业的2.37倍和2.05倍。因此,是服务业领域的信息业在引领美国信息产业发展,数字经济的物质生产性质不因生产差异而不同,也不因生产过程所处阶段差异而不同。美国数字经济服务中软件、计算机系统设计与各种信息处理和传输行业对数字经济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日益多样化的规模巨大的需求,也决定了计算与通讯设备的效率。英特尔公司为计算机提供了微处理器,微软公司为计算机提供了操作系统,二者缺一不可。二者结合而成的数字经济对美国经济和产业规模水平与创新效率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成为美国制造业不断高数字化、高附加价值化的基础。

 

生产和创新中心的分离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在工业时代,制造业中心与母国经济水平、交通运输(尤其是海运)能力和金融资本规模紧密联系,但这三个因素仅属于伴生性支持因素,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科技创新能力。蒸汽机时代一系列重大科学技术出现在英国,使英国能够在长达一个多世纪担当全球制造业中心。在数字革命时代,全球制造中心有了与工业化时代不同的特点。概括而言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与全球制造业中心出现分离,制造中心依附和依赖于科技中心的趋势已经出现,并且,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不再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首要因素。

首先,在信息化时代,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发生逆转,制造业规模、制造业中心地位与产业能力的关系弱化。其次,制造业产品的价值决定于创新知识的含量,创新知识和要素的价值决定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其具体表现为制造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相对分离,全球科技中心控制着制造中心。第三,通过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外包,强化了低端产品对高端产品的依赖,利用核心技术、市场需求的掌控力实现对生产的控制,以及市场需求等方式,实现全球科技中心对制造中心的控制;最后,大规模网络化的采购系统成为直接有效市场需求。网络化的市场需求不仅是信息产业的生产和制造的基础,也已开始成为传统制造业的市场需求基础。大规模网络化的集成采购体系的拥有与控制大幅度地降低了生产和消费者市场交易成本,也能形成并发挥全球市场中枢功能。[8]

 

工业发展的转型升级与产业空心化问题

在工业经济的演进中,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往往伴随产业空心化这一现象。压缩过剩产能,淘汰低端产品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这是国民经济从规模外延扩张(数量型)转向内涵增长(质量型)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出现国民经济增长失速,以及低端产能比重过高的局部地区陷入经济衰退,形成产业空心化现象。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加快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此外,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影响也会形成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因产业外迁引发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产业空心化概念

一般国际上将因经营资源规模的转移而发生的行业性或地区产业空白现象,称之为“空心化(Deindustrialization)”, 即指特定产业的崩溃和衰亡。产业空心化也被看作是新产业的发展不能弥补旧产业衰退而导致地区经济的不同程度的萎缩。早期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殖民体系瓦解,海外直接投资兴起,国际格局变化引发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环境出现的变化。英国不能继续独霸殖民地作为原材料的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导致本国工业迅速衰退,Singh1977)把这一过程称为“去工业化”(De-industrilization[9]Thirlwall 1982)进一步认为制造业衰退会影响国民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引发连锁反应[10]。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是基于当时美国汽车和电动机械等重要制造业向西欧转移的背景,B.BluestoneB.Harrison(198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实业资本撤退现象[11]Bluestone1984)把去工业化和失业问题联系在一起。[12] 小岛清(1978)认为对外投资引起产业空心化,会给母国带来贸易逆差和失业率上升等负面效应。

产业结构调整与低端产业退出引发的产业空心化

周振华 (1998)指出,产业空心化是新产业发展不能弥补旧产业衰退而形成的经济萎缩,导致特定产业的崩溃和衰亡。各国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过这一问题。中国理论界有人将产业空心化理解为国民经济过度服务化或超工业化,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与流动日趋不合理,造成经济结构的失衡,蚕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我们要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新旧产业交替中的“空洞”化。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买方市场的特征比较鲜明,消费品市场和投资品市场产能过剩现象都比较突出,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生产能力也有相当程度的“放空”。其实质是产业新陈代谢失调,相当一部分产业处于衰退状态,新兴产业又没能及时跟进填补衰退产业退出的空白,导致经济增长趋缓。因此,产业空洞化形成的根源与机理,因具体环境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异,不同国家、乃至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其产业的替代更新可能具有各自的特点。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引起的产业空心化

Kotabe以实证方法研究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企业所采取的生产外包以及全球供应链方式进行全球资源配置与美国产业空心化现象。Kotabe1989)认为,如果创新者不能一以贯之地将最初的创新优势转换成一种全球主导战略,仅仅关注于细分化市场竞争力,发展中国家的追随者就能够通过模仿获得比较优势。由于新产品在国外推出的速度随着创新领先时间的缩短而逐步失去竞争优势,美国企业因高工资和低劳动生产率,就会失去了产品制造的竞争力。美国的创新领先优势下降,迫使美国跨国公司更多地使用生产外包降低成本,以提升价格竞争力。不过单纯生产外包会改变既定产品的生产成本和需求函数,也会改变美国公司的创新者的行为,可能会造成美国公司向单纯设计师转变,从而丧失长期形成的“研发—制造”双重竞争能力,并引起传统优秀企业与新兴技术分离,在新的制造和生产过程中落后。

他运用1977-1982年美国海外投资数据,实证研究了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外包生产提高竞争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国产业空心化效应[13]。所得到的基本结论是选择新的生产地点,发挥研发资源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优势,以高度协调的方式,在美国跨国公司内部组织设备、产品生产和研究开发的分工,跨国公司内部跨地域跨国界的分工提升了自身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也构成了不对称的国家间的产业分工格局。海外子公司可以共享母公司研究开发成果,母公司可以对其外国子公司进行内部产品采购,特别是加大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制造品的采购后分销到世界各地,包括美国,从而可大规模使用廉价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但不降低创新竞争力综合利益,这是美国跨国公司的战略推动力,也符合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

他将美国企业海外投资对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具体化为四个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为,路径(1)主要的分工方式:母公司研究开发-输出零部件-海外控股子公司进行装配制造;路径(2)母公司和海外控股子公司的研究对于零部件分工有重要影响,对美国本土的产业空心化影响不显著;路径(3)母公司研究开发活动强化了输出设备的能力,对产业空心化影响不显著;路径(4)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研究开发活动持续增强,显著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其中。尽管利用廉价劳动力可以发挥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但提升美国跨国公司研究开发密度是提高美国产业全球控制能力的基础。从Kotabe定量化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到,美国企业全球化配置资源的就业效应是,在美国本土就业人数会下降;与此同时会出现就业结构的变化,即研究开发人员增加,非研究开发岗位减少;研究开发就业增长具有比非研究开发就业增长更强的就业带动效应。与此同时,因研究开发岗位逐渐独立于制造过程而列入服务业范畴,美国就业与经济结构开始更加明显地转向服务型导向的经济,这被称为去工业化或是产业空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外包采购方式整合跨国资源获得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空心化过程,实际上代表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工业化过程。

 

结 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节点、各个层次、各个主体和各个领域相互关联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建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和有益做法,也要重视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这需要考虑如何提升产业划分的科学性,反映当前数字产业的需要,尊重知识产权,推进数字化产业的大发展,强化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在实践中,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产业升级和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可能出现的问题,一是传统产业领域淘汰过剩产能与新一代产业崛起之间出现过长的时滞引发经济衰退;二是要防止没有科技创新产业组织模式和创新支撑引发产业升级的虚化;三是要防止脱离数字革命,简单重复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重化工业化升级。坚持中国制造业2025是以数字革命带动加工革命、材料革命、工序工艺创新和生产组织方式创新。要充分尊重与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示范带动引领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为企业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风险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公务服务,提供更加有力的前瞻性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撑。

有关产业更替与全球配置资源引起的产业空心化的分析则表明,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业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应当也必须付出的转型代价,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在全球配置资源也是作为全球大国必须做出的长期战略选择,但从短期看也会引发产业空心的效应。这提示我们需要研究有效转型与稳定发展,保持长期与短期相对平衡的政策体系。加快推动创新型产业增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其中的关键。

                                    (编辑  王蕴)

 



* 唐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深圳市副市长;张猛,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经济学博士。

[1] []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 戴睿等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各国的经济增长 [M]常勋译.商务印书馆. 1999Kuznets S. Population, capital and growth.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1973

[2] 同期,2012-201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0.465,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与工业化完成后收入分配差距趋向缩小的普遍规律相符。参见国家统计局:近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N].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7-01/20/content_5161566.htm

[3] 习近平给2014年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来源:新华网。

[4] 习近平在2016G20峰会上讲话。G20官网:http://www.g20chn.org/hywj/dncgwj/201609/t20160920_3474.html

[5] M. Mauro, J. Rothwell, S. Andes, K. Fikri, and S. Kulkarni:”America’s Advanced Industiries : What they are , where they are ,and why they matter”,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February 2015

[6]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美国先进产业分布状况[R].中国商务部网站,网址:http://trb.mofcom.gov.cn/article/zuixindt/201506/20150601000211.shtml 下载时间:2018-2-2

[7] 在其它部门中大量应用数字技术的产出、就业与研究开发不列入时,比如医疗设备制造和医疗诊断两个部门已经为数字技术所主导。

[8] 唐杰 蔡增正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性质及经济发展特征[J].南开经济研究,2002(6)8-15

[9] Singh,A.,"UK industry and the world Economy:A case of .De-industrializ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1997,113-116.

[10]Thirlwall,A.P., “De-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U.K,”Lloyds Bank Review,1982,134,22-37.

[11] Bluestone B. Harrison B. The De-industrilization of America: Plant Colosings, Community Abandonment, and the Disnantling of Basic Industry[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12] Bluestone.B,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America,”in New perspectives on Unemployment,ed.by Barbara A.P.Jones New Brunswick,Nt.Transaction Books, 1984,27-42.

[13] Masaaki Kotabe. “Hollowing-out” of U.S. multinationals and their global competitiveness : An intrafirm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989, 19(1):1-15.

 

中信重工前身是洛阳矿山机械厂,主业是矿产、建材等设备制造及服务。1993年进入中信集团,2008年改制,2012年在上海A股上市。中信重工最困难的时候是1997-1999年这三年,累计17个月发不出工资,当时整个重机行业也深陷困境。2003年以后,重工行业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的好转而转暖。2004-2012年中信重工业务量持续增长,2012年公司营业额达到70多亿,利润总额约10亿,经营效益达到最高峰。从2012年开始,整个机械工业的经营业绩持续滑坡。2016年是我们公司最困难的一年,营业收入不到38亿,净利润为负。2017年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约1个亿。

面对经济下行和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压力,中信重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重塑产业格局,打造核心制造、工程成套、机器人与智能设备、节能环保、新能源动力等产业板块,以高端产品赢得高端客户。我们的大型破碎磨矿装备及深井提升设备远销澳洲、南美、瑞典、蒙古等国的矿山运营商。公司按照“扁平化,短流程,高效率”原则改造业务和工序,查找优势劣势,补齐短板,提升产品竞争力。

我们体会,重型装备行业靠原有的产品和经营模式维持生存是很困难的,必须找新的出路。一方面是要开发好现有设备存量的运营维保服务市场。国内用户厂商现在还缺乏“服务市场”的概念,往往认为设备的维护服务就应该是免费的。最近我们在海外开发了两个面对国内大企业投资项目的服务,在中信集团内部开展了某子公司的维保项目,一年有几千万的销售收入。另一方面要开发增量,主要利用“互联网+”理念打造几个平台。

再谈谈对机床行业的感想。机床本来是一个高附加值行业,但是目前行业内一味压低报价,陷入恶性竞争,最后国产机床产品被压成了“白菜萝卜”价,导致整个机床产业的萧条。我们使用的铣床、镗床,包括磨齿机、滚齿机等大型机床往往还要从德国购买,中国的机床行业在没有受到国家保护的情况下,内部竞争如此残酷。所以确实需要从国家的层面,考虑对机械行业进行适当保护。如果失去本国机床行业的制衡,国外厂商必然会马上对国内进口产品提价。我们的装备制造企业为国家做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所得和付出严重失衡。

现在一些制造业职工的收入水平很差,比如我们中信重工的工人,年收入也就六、七万,勉强可以承受洛阳的物价和房价。在洛阳我们企业的收入还算是最好的,一拖的收入水平更低。现在我们这个行业,连招工都成问题。热加工工序没人干,好多学校连这个专业都没了。机械行业总体处于供过于求状态,特别是国有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又不可能给工人很高的工资水平。总书记提出要“脱虚向实”,我们重型装备行业涉及国家的产业发展战略,如果再不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企业真会垮下去,到那时再重建就很难。

我们希望,国家在市场政策方面,首先要改革投标低价竞争这种机制,当前已经是严重的价值偏离,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其次要关注重复建设和低效竞争。比如前些年,一些制造业或能源工业的企业改制之后,只要有钱就投资装备制造,完备其自身的“产业链”。站在这些企业自身的立场,只讲市场竞争这些做法都没问题,但站在宏观层面,这种投资就是重复和低效率投资。这是重型装备行业今天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

 



* 王春民,中信重工总经理。

 

十九大之后,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非常明确地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要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关口就是风险防范、精准扶贫和污染防治。这三大攻坚战是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关口。

环境保护税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体现绿色税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2016年由全国人大正式通过,201811日正式开始执行。开征环境保护税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考虑的,是贯彻落实十九大提出的要进一步实行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一项重要举措。要从三个方面去落实。

第一,新时代聚力三大攻坚战,污染防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污染防治不但是要解决未来发展的一个可持续问题,还要解决我们过去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欠账问题。我们未来的发展不能够再走边发展、边污染、边治理、边防治的老路。在发展过程中首先要把环境问题、污染防治考虑在内,正确处理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要形成更大的政策合力来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共同围绕三大攻坚战,特别是污染防治这样一个攻坚战来精准施策,形成有效的政策组合拳。税收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它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各方面,在“五位一体”的建设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税放在国家治理的支柱性地位之后,税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第二,以环境保护税为骨干的我国绿色生态税制体系基本形成。环境保护税的立法开征,是由原来的排污费转化过来的,实际上是由原来的收费制向课税制的一种平移。当然不是简单的平移,是将针对主要污染物排放作为环境保护税法课征的范围,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等,其它的排污问题还没有完全被纳入。这种由费改税的演变,涉及到制度本身的要素再造和征管机制再造,这是很大的变化。从未来环境保护税发展的角度看,不仅仅局限于目前这四个类型的课税范围,应该在目前的基础上逐步成熟完善、进一步拓展,进一步发挥这一税种对环境保护内在的功能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展现它的功效。

另外,要实时推进与环保相关税种的改革完善。在实际上,在现行税收制度体系中,很多税种涉及到环保的内容,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资源税,以及车购税、车船税等,几乎所有的税种都有相关内容的规定,包括很多优惠政策的制订,都在这些税种中有所体现。下一步要按照国家统筹安排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总体部署,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分布在各个税种当中的有关环境保护的优惠政策。比如资源税,我们现在只是在水资源方面进行扩大试点,草原、滩涂等属于自然资源保护的内容能不能列入?再如消费税的改革,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高污染企业的行为、产品的调控力度等等。

环境保护税的开征对于我们建设地方税体系是非常必要的。环境保护税全部的收入归属地方,它是地方税的一项重要内容。地方税体系建设是十九大提出的税收领域一项重大改革措施。营改增之后地方主体税源缺失,地方税体系建设变得越来越迫切。实际上,地方税体系建设还涉及到对改革开放40年来地方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地位的评价问题。

第三,要提升对污染防治税收治理的力度。我们要更进一步明确环境保护税的功能定位。环境保护税作为一个新近的立法项目,它的立法宗旨和其它税种还有很大的差别。它的立法开宗明义提出,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这一税种的实施,应该更多地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服务于美丽中国的建设。

环境保护税的开征环保意义远大于财政意义,社会意义远大于其经济意义。开征环境保护税并不是完全为了聚财,更多的是通过这一税收政策,通过收入的筹集,通过减免优惠等制度安排,进一步对环保产生实实在在的成效。环境保护税的开征也体现了法治精神,原来的环保费制主要是一种行政手段,现在法律的手段进一步规范和推动整个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第四,要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税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方面的调控作用。环境保护税的法律效力更高、征管机制更加严格,可以解决过去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性不足、地方政府干预等问题,有利于提高排污企业的环保意识,倒逼其治污减排,促进落实排污者的责任。

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是以污染物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体现多排污多缴税,少排污少缴税,并对降低排污浓度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这一定程度上对环境保护税有效调动企业加大环保设施的投入、改进技术工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发挥更大的作用。

环境保护税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发挥它将排污企业环境外部成本内生化的强制作用,倒逼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有效转变。

环境保护税对污染防治的治理作用,随着它的实施会逐步地显现出来。各级政府要结合环境保护税法在执行过程中推进政策的配套问题和各部门的协调问题,推动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在环境保护方面,国家对各地方政府是有严格考核的,各地方政府现在也越来越重视。随着环境保护税内在功能的进一步展现,它会加快我国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进程。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现行税收制度体系中一系列涉及到环境保护的税种,把它的功能在更广的领域充分予以展现。

  (编辑  张三友)

 



* 李万甫,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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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的增减之道

朱青

2018-05-08 12:30:43

 

当前研究减税必须研究减支,如果不研究减支,只研究减税,那就是赤字。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财政不可能三角”,即:第一增支,第二减收或减税,第三,不扩大赤字,这三项不可能同时做到。可是我们政府这三项全要做到。我们又想增加支出,又想减税,又维持赤字3%不能突破。实际操作当中怎么能做到这一点?从人口老龄化来看,财政支出肯定压不下来。现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是在社会保险预算里,还没在一般公共预算里。我们养老金标准不断提高,从20042016年,年均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增加14.9%,医疗保险年均增加21%。一些地方基本养老保险已经穿底,就是当年的养老保险收不抵支,只能拿出一般公共预算进行补贴。1998年补贴了20亿元, 2004年补贴了572亿元,到2016年补贴达到4713亿元。从2004年到2016年,这部分补贴年均递增19.2%

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看,1984年到1994年,中国的财政支出年递增18.3%,收入递增14.3%,支出比收入的增速高4个百分点。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我们的税收收入递增比财政支出递增高0.4个百分点。2006年到2016年,我们的税收比财政支出低3.4个百分点。现在税收已经跟不上财政支出的增速了。

从各国发展来看,财政支出是不断增长的。美国主张小政府,它的财政支出也是不断增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将会提高,这就是财政学里的瓦格纳法则。经合组织(OECD)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很多国家都超过50%2015年中国四大预算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扣除重复计算是36%,远远低于OECD国家,才在半山腰的水平。2008年我们提出结构性减税。什么叫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有减的减税。最后结果是税收收入增加,2008年为16.97%2009年为17.05%,一直在增加。从2012年开始营改增税改以后,中国的宏观税负下降,但中国的财政支出规模是增加的。财政收支之间喇叭口越来越大了,怎么办?

2016年,在我国中央财政支出中,国防支出占35%,利息支出占12.3%,这是刚性支出。最近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要压一般性开支,保重点。谁是一般开支?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压谁?

过去一说压支出,就压一般公共服务。2007年一般公共服务占财政支出比重17%2015年已经降到7.97%,占GDP的比重才2%,已经远远低于很多发达国家,仅比美国高一点。我们是近14亿人的大国,一般公共服务占GDP2%,公务员体系难以维系。

现在地方只能靠土地出让金来维持,搞土地财政。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当于地方税负的86%2016年这一比重是55%,数额始终下不来。但是随着我们卖地的钱越来越少,这一方式难以长久维系。

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中,税收占的比重不到75%2016年非税占到25.84%2007年到2016年,税收每年增速12.88%,但行政事业性收费增速达12.39%,罚没每年递增9.59%。税收不上来只能靠非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就非常困难。再看债务。现在国际上统计, 2016年我们中央和地方未偿还的负债合计已经达到GDP46%。虽然官方公布的赤字率都没超过3%,但实际上考虑到政府调节基金,赤字率已经突破3%了。

总之,从大的格局来看,我个人认为减税只能是周期性、过渡性的。为了应对危机,税可适当减一点。但是从中长期发展看,中国不仅要研究减税还要研究增税。国外的学者真正研究的不是减税,而研究怎么增税。要研究怎么能够合理增税,怎么能使中国税收制度最优。现在很少有人研究最优税收,而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减税不是大趋势。

新时代有三大特征:第一大特征,由富变强;第二大特征,基本矛盾发生变化,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变成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不是简单的吃喝,在基本的物质生活之外,还有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的需求,这六个方面全是需要财政负担的公共产品,全是财政支出的范围。从这一点分析,中国的财政支出规模不是下降,而是应不断提高。第三大特征就是共同富裕,包括收入分配问题。这三大特征对我们财政都有要求。

(编辑  张三友)



* 朱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2009年至今,我国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十年间,我国的财政赤字规模放大了1.3倍:2009年财政赤字10500亿元,2017年财政赤字23800亿元。2018年我们还是要继续施行积极财政政策,预计2018年财政赤字不会低于这个规模。我们的赤字率达到了3%,并且一直卡在这个线上。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财政政策是促增长,货币政策是稳健。财政政策确实要担当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我们这些年财政赤字的增长,对拉动宏观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作用。比如它让政府最终消费占总消费的25%左右,这两年政府最终消费对GDP的拉动大约在1个百分点左右。从投资的角度看,现在预算到位的资金占银行贷款资金的50%左右,过去这一比值是30%左右。

施行积极财政政策这些年以来,我们的财政赤字增长率超过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我们为什么要打赤字?打多少赤字是必要的?这可能是我们要分析的问题。分析赤字,就是要分析现在我们的支出结构。从这些年的轨迹来看,成本性支出增长较快,排在教育、社保、城乡之后列第四位,一般公共服务功能分类有24项,它的增长率一直在10%左右, 2016年的决算数是14000亿元。然后就是民生支出,包括医疗、卫生、社保、教育、科技、保障房等,增长速度也比较快。

从成因上看,现在我国面临着一个选择,我们的支出政策到底怎么确定?过去我们的支出政策是四面开花,财政支出的离散度较高。其中教育占比最高,但也就占一般公共预算的17%-18%。然后社会保障也是13%-14%。再看部门预算,不管是中央(剔除军队)还是地方,部门预算几乎没有不增长的。中央财政80%用于转移支付,它也是离散的,分散于各种分项。

我们的阶段性重点是什么,是要保民生(用西方的话说就是保福利增长),还是支持投资增长搞经济建设?

现在我们控制风险主要是压缩投资性支出,但实际上并没有压下来。这些年政府每年的投资性支出仍在增长,投资性或者资本性支出差不多5万多亿,这个规模在国际上是相当大的。

西方国家的宏观税负是呈现上升的轨迹,总的来说,主要是福利国家引起的。欧洲是比较典型的情况,它的宏观税负达到30%40%,最高甚至达到50%。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财政收支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公共福利制度选择、整体经济制度的安排,包括行政制度安排的结果。我们能不能通过机构改革砍一部分财政支出?

十九大报告提出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哪些项目属于基本公共服务?按照什么样的水平、标准实现均等化?十九大报告提出“标准科学”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财政支出的根本就在于标准,即什么样是我们可承受的水平。

(编辑  张三友)



* 白景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美国减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中美之间企业所面临的税收环境发生了变化,这将使我们税收制度的国际竞争力有所减弱。中国的财税部门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必须认真地考虑进一步推进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中国的税制有两大特点:第一,我们的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间接税占整个税收的比例大概在60%左右;第二,我们的税收大多是从企业征收,中国税收的总体税负在国际上比较并不算高,但由于税主要来自企业,也就是企业在国家的税收收入中承担的比例很高,因而企业的税负就比较重。

比较一下中美之间企业要交的税,美国企业就是交一个所得税,目前所得税可能降到20%了,2008年我们的企业所得税从过去的35%降到25%。除所得税外,我们企业还要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企业没有利润或亏损的时候不用交所得税。但是流转税不一样,企业只要一开张,不管是亏损还是盈利都要交税。还有,一些流转税在征收环节上不太规范。比如在欧洲征收增值税,先用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正的就交税,负的就退税,并不是说每一笔业务都交税。而我们由于收税不很容易,所以就不及时退税,这是中国增值税的特点。

此外,中国税收中虽然有一些抵扣事项,但抵扣的链条不够完整,在执行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所以中国企业的税负是偏重的。

要应对美国的税改对我们的影响,确实需要对我国财税体制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改革。我觉得重点还是解决企业税负偏重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把一个或两个税种的税率调一调就可以的,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系统性改革,但这个改革非做不可。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对财税体制改革是有要求的,财政部也拿了一个方案出来,但我感觉这个方案并没有去触及中国财税体制最根本的问题。应该尽快对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要拿出一个比较好的改革方案。

降低企业税负还有一层意义。在国际税制变革、竞争的大背景下,如果不降低企业的税负,对资本的流动、对企业的运营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同时对我们的经济是会带来较大问题的。十九大提出要以实体经济为核心,若不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实体经济做起来很痛苦、很艰难,大家就不愿意去搞实体经济。



* 徐林,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内容提要:机床行业作为制造业的核心部门,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要加大投入和研发力度,奋力抢占世界制高点,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大国和强国。推动机床行业转型升级,宏观上需要精准施策;中观上加强行业发展战略管理;微观上通过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奋发自强;要根据实际情况在产业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

关键词:装备制造  机床工具  转型升级  精准施策  奋发自强

 

机床是为整个工业提供加工设备的行业,是制造业的核心部门,机床工具行业的技术水平直接决定着各制造部门的加工水平,尤其是中高档数控机床的性能、质量和拥有量,不仅代表国家的装备水平,更是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国防工业不可缺少的核心设备。先进的汽车、动力机械、大型工程机械、船舶、航空航天工业大型复杂装备的加工,需要大批高速、精密、重型专用数控机床。

机床行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加大投入和研发力度,奋力抢占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大国和强国。

 

我国机床工业发展现状

早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就致力于发展机床工业,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数控技术方面起步。但由于当时受到西方技术封锁,改革开放后这一差距显性化,在数控机床领域长期落后于西方。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机床行业发展很快,自2009年起,我国已成为金属加工机床第一生产大国和第一消费大国,机床工业门类齐全,技术水平居世界中游水平,但中高级数控机床仍落后于西方。

目前,世界公认的机床强国是德国、日本和美国,其机床产业规模大,国际市场占有率高。其中,日本法那科(FANUC)、德国西门子分别占领世界数控系统50%25%的市场份额。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将高档数控机床及其关键配附件视为战略物资,对我国企业的购买严加限制乃至禁运。尽快摆脱“大而不强”状态,推进我国机床工业的升级振兴,事关国家的战略利益,也是产业政策必须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

新世纪以来机床工具行业发展简况

2001-2011年,我国机床工具行业进入高速增长期。2012年全行业完成工业产值7210.5亿元,实现利润446.8亿元;与2001年相比,全行业工业总产值增长10倍,利润增长2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4.8%33.2%。在经济型数控机床领域,国内企业已基本形成竞争优势,为更大规模的进口替代和产品开发创造了条件。一批骨干企业迅速成长。大量新兴私人企业进入机床工具行业。

当时,由于业内对市场前景普遍乐观、忽视加工设备制造业对经济波动高度敏感的特性,很多企业借债投资扩产,全行业生产能力快速扩张,重、大型机床制造能力的扩张尤为突出。

2012年起至20163季度,全行业持续负增长,进入困难时期。5年中全行业产值降低了25%(从274亿美元降至229亿美元)。一方面产能过剩、需求疲软,企业间竞相压价,另一方面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不断提升,2016年全行业亏损面达45%(其中金属切削机床企业亏损面达55%),金属切削机床营收利润率为-2.2%一些重点企业因亏损累积而倒闭或重组。中高端领域的国际竞争压力增大。2017年,机床进口额同比增长13%,世界知名机床企业几乎全部进入中国设厂,产品涵盖了数控机床所有品种,国产机床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在65%-70%之间徘徊不前。

“国退民进”加速。尽管机床工具市场受到严重冲击,但新企业的进入并未受到太多影响。在全行业产值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从2008年的25%减少到2015年的10%,同期民营企业占比从60%迅速增至近80%

 

1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中各经济成分企业的产值比重

 数据来源:《2016年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年鉴》。

 

市场缩减的同时,需求结构在明显升级。一是大批量通用型机床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小批量定制型产品的需求增长很快,二是对自动化成套设备的需求增长,对单机的需求减少。即使通用型单机产品,对其功能、性能、可靠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常态下企业分化明显

前些年市场高涨时,新进入的企业成功率很高,但面对新形势企业大都不能适应;原国企转制后的情况也普遍不好。但在“哀鸿遍野”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充满活力的企业,其中包括国企和民企,民企居多。

总体看,国有企业在经济低迷时期表现普遍不好。在金切机床板块中,国企营业收入比重的缩小和私营企业比重增加的差距达到35%,而在成型机床方面,两者的消长幅度相对较小。2009年以后,随着市场规模绝对缩小,金切机床的本国产品市场占有率一路下降,而成形机床则维持原有势头。这说明:

1)在技术水平普遍提升的情况下,多数民企尽管缺乏高精尖技术,但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远强于国企(如消费电子产品加工需求)。部分民企开始大力投资于技术研发。

2)在金切领域,西方企业在国际市场低迷时依仗其优势加强经略中国市场,在国内市场缩小的情况下仍能大体保持原市场份额;本国民营企业大规模进入该领域,最后表现为对同业国企的高强度挤压(表现在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上),“国退民进”现象另一面是进口替代率不断下滑。

3)在成形机床领域,民营企业的进入更多地替代了外资企业,形成“外退民进”。金切和成型机床的分化,说明成形机床领域的国有企业更有竞争力(典型企业如济二)。但也要注意外资企业的动向。

 

1.2011-2015年机床工具各细分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占比变化情况(%

 

指标名称

国有及集体控股

境外控股(含港澳台)

私有控股

全行业

企业数

-2.9

-2.9

5.0

主营业务收入

-6.9

-3.8

10.0

利润总额

-10.9

-6.8

17.1

金切机床

企业数

-6.3

-1.9

7.2

主营业务收入

-17.0

-1.1

16.9

利润总额

-35.7

-3.1

38.4

成形机床

企业数

-2.4

-3.5

3.3

主营业务收入

-6.0

-6.2

8.3

利润总额

-3.2

-14.3

10.2

工具与量具量仪

企业数

-2.2

-3.9

5.7

主营业务收入

-4.2

-1.9

5.9

利润总额

-9.5

-6.4

14.8

      数据来源:《2016年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年鉴》。

 

总的来说,增长较好的企业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产品定位中高端,所服务的领域成长性好(航空航天、汽车、船舶、能源、消费电子等),占据一定市场份额;二是产品质量过硬、性能稳定,市场萎缩情况下以质量取胜;三是提前布局,在细分领域深耕,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贴心服务和全面解决方案,适应市场转型升级的需要;四是企业领导人能全力专注于钻研技术和企业管理。

外资企业加快在华布局

20多年来,西方跨国公司(特别是德日美等国企业)及中国台商,在大陆机床工具领域进行了全面布局,通过兼并、合资、独资等方式,设立生产销售基地,争夺中国机床工具方面的专家或专业人才,深耕中国市场,与中国高端用户建立了紧密联系。2016年外企在中国市场的发展较好,其中THK、法那科、赫克、马扎克、哈挺、斗山等企业实现两位数及以上的增长。

近些年来出现的新一轮外资并购国内重点机床企业案例,值得注意。这些外资企业所看重的绝不只是为那几亿营业收入,而是把中国“伙伴”作为拓展中国中高端市场的跳板。换句话说,在中国机床工具工业“高端失守、低端混战”20年后,终于占领高端领域的部分阵地,却被长期占领国内高端市场的跨国同行打压。在这种情况下,寻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动力源泉,是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

 

从“04专项”的实践看“精准施策”的重要性

现代机床的核心技术主要集中在数控系统和功能部件两方面。

数控系统是现代数控机床的“大脑”,一般分为低中高三档。目前我国在低端部分(及部分中端产品)已具有竞争优势,但在中高端方面技术差距还很大。国产中档以上数控机床,产品稳定性和可靠性等指标低于国际先进水平;国产功能部件的品种、数量、档次都不能满足主机配套要求,中档功能部件市场占有率不足50%,高档产品90%以上依靠进口。高档零部件和功能部件基本被德国、日本、瑞士、美国等国外企业控制。如机床主轴用的高速、高精度、高负载精密轴承,基本被瑞典SKF、德国FAG、日本的精工、美国Timkin垄断。高档数控系统则控制在德国西门子、日本法那科手中。一些高端数控机床是战略性产品,我国在这一领域尚未摆脱受制于人的状态;跟踪模仿的路子越走越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十分迫切。

机床的可靠性、精度一致性和保持性是在长期研制的实践中形成的,需要企业长期努力,把一项项不可靠的因素排除掉,将其结果纳入设计、工艺、制造过程中,变为规范,严格执行,再从用户得到反馈信息进行改进。多次内外反馈和数据积累,形成自己独特的数据库(即企业的独门竞争力所在),就可为“问题导向”的创新提供数字化基础。这在根本上取决于企业的制造工艺及管理水平,靠严格的工艺纪律、全数字化管理和职工的培训。要靠长期的经验累积,培养出一批资深科技工作者和拥有技术诀窍的技师。在这方面,我国企业与日本、瑞士、德国企业相比还太年轻,短期内难以扭转这个局面。

2010年以来,我国机床工具工业技术水平长期落后的局面开始扭转。中档产品的竞争力明显提高,高端领域的部分产品也开始崭露头角。企业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开发出一批高速、精密、复合、多轴联动数控机床,以及一批大规格、大吨位、重型和超重型数控机床新产品,为航空航天、电力、轨道交通等领域提供了关键加工设备。当然新产品在速度、精度、耐用度及可靠性等方面的性能还需要不断提高。

这一新局面来自市场竞争压力和企业多年的技术学习和积累,国家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各项措施,特别是“04专项”的实施功不可没。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的十六个重大专项中,第四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简称“04专项”)于2009年起付诸实施,针对航空、航天、船舶、汽车、能源设备等重点领域所需高端加工装备,统筹协调、重点支持,集中突破一批基础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建立研发平台和人才培养基地,促进中高档数控机床发展。很多国有和民营企业都参与了这一专项,其中重点国企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据统计,2009-2016年,“04专项”共安排课题562项,中央财政资金投入91.14亿元,累计申请发明专利3956项,建立国家及行业标准407项,研发各类新产品、新技术2951项,新增产值约706亿元,并在高档数控系统、数控重型曲轴铣车复合加工机床、RV减速器等多个领域打破国外垄断,近40种主机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高档数控机床主机平均无故障时间从此前的400500小时提升至1200小时。中档数控系统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从10%提高到25%,高档数控系统的国内市场占有率由不足1%提高到了5%左右。以五轴加工中心为代表的高档数控机床,在飞机典型结构件、航天复杂与精密结构件、飞航导弹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实现批量示范应用,为大飞机、新型战机、探月工程、核电等国家重大专项和重点工程提供了关键制造装备。   

促进机床制造企业与用户的合作。在“04专项”实施过程中,国家执行部门为促进机床工具企业和用户企业加强交流合作做了大量工作,促进设备企业与用户合作对话。前期准备期间,有关部门深入调研各领域用户的具体需求,尤其是用户急需且受国外封锁或进口限制的数控设备,在此基础上提出专项实施方案的重点任务。“04专项”明确规定,设备制造企业必须同用户企业共同承担申报项目(包括数控系统和主机),项目交付后必须经过用户企业一定时间的试运行方可验收结项。

促进参与企业的研发能力升级。国数控机床行业技术基础薄弱,长期以来技术发展多停留在照图模仿或经验设计,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消化不良,形似神不似;对新时期机床产品开发的“科学化”要求认识不够。“04专项”提出的目标产品对企业的开发手段和平台建设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一批项目参与企业以专项配套经费投入的形式补齐了机床开发的“科学化”短板,在原有技术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光电、计算、测试、仿真的功能,甚至在此基础上重新总结发展了规范体系,从而为新产品开发和可靠性倍增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拉动上游功能部件和控制系统企业成长。机床整机向中高端市场挺进,对决定其性能水平的控制系统和功能部件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内企业在控制系统和功能部件方面的技术能力的成长方式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上游企业本身。20多年来,国内已有多家企业单位在经济型数控机床市场上摸爬滚打。功能部件子行业虽未摆脱“小、散、乱”格局,但其中也有一些企业,如烟台环球机床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墅机床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等承担了“04专项”,成为研发生产数控刀架、数控转台的佼佼者。在数控系统领域,大连光洋科技集团是近年来表现出色的新兴企业,其五轴数控系统及其所配套的机床已批量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其控股的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也成为国内五轴加工中心产销量最大的企业。

二是机床整机厂向产业链上游的主动延伸。这些企业在开发高档机床或承担04专项”的开发任务中,所需高端功能部件从国外拿不到,事关重大又不容耽搁,只能自力更生。其中的典型如济南二机床集团自主开发的用于五轴数控机床的双摆角万能铣头,以及沈阳机床(集团)投资11亿自主开发的i5智能机床控制系统及其一系列配附件。

总之,“04专项”的实施为中国机床工具企业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为本土企业巩固用户市场、研发升级以及全产业链层次上的集体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持,从而成为整个机床工具行业提升竞争力、迈向中高端的重要抓手。“04专项”的很多宝贵经验都是未来成功的积累和支持。

 

奋发自强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原动力

2000年后,机床工具行业国企改制进入收尾阶段。地方小国企基本改制完成,大中型企业或改制或上市,一些历史包袱重、改制难度大的企业获国家政策支持,完成了改制任务。如齐一机床和齐二机床分别进行政策性破产,卸掉10亿元左右债务包袱,又利用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性贷款,各自融资近5亿元,用于职工身份置换和兑现拖欠工资等,使企业得以轻装前进。总体上看,机床工具工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已基本完成。

转型升级成功企业的共同特征

本课题组调研了若干转型升级较为成功的机床工具企业,其中包括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大连科德数控有限公司。总体来看,奋发自强是他们转型升级的原动力。[1]

四家企业的历史起点、产品结构、经营规模和方式存在较大差别。但他们却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并且这些特征都与产权结构没有直接联系。

第一,进取的精神、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持久的努力。他们不再以“生存”作为唯一目标,而是充满了发展与必胜的信念。即便是老国企领军者身上也能焕发出强大的企业家精神,这种动力支撑着他们摆脱“低端混战”,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敢于进行创新投资,咬紧牙关,带领企业以高强度和持久性的努力赶上国际领先者。

第二,紧贴市场需求,找回用户。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竞争日益激烈,尤其是市场需求向定制化、自动化和成套方向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机床企业真正理解“总工艺师”的角色定位需求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在这种生产者-用户合作的基础上,才得以将创新活动的范围从此前单纯的产品开发向工业服务和制造工艺改进延伸,从而适应全球范围内行业竞争重点的转换。

第三,在自主可控的前提下,高起点地建设内部技术平台。虽然外部条件有所差异,但行业佼佼者都或多或少地以合作、对标、培训、招聘等各种方式整合和利用国际产业主流和国内外丰富的人力与技术资源。

第四,自主探索用科学化和学科交叉的方式进行创新。借助国际合作和重大专项等各种方式,以新产品开发为契机,提升研发能力、完善研发手段、规范技术流程,自主探索以更加科学化、学科交叉的方式开发、交付中高端数控机床及其关键功能部件、控制系统。

关于机床企业转型升级的进一步思考

第一,我国机床工具工业自建立以来,很长时间里机床企业是没有或缺少“用户”意识的。这才有了后来“总工艺师”的定位:其动机在于呼吁机床企业理解用户需求,走“专用化”路子,因为这是世界机床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入新世纪之后的“黄金十年”,设备不愁卖,整机厂(国有及民营)仍然没有动力理解用户需求。但经济下行时期企业的缺陷就暴露得比较充分。

过去多年,国有企业的持续能力建设经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包括过于频繁的体制变动),使得企业不易保持战略目标的长期性和一致性,比如上级片面要求“做大”的GDP偏好干扰;也容易干扰企业管理层的专业性和稳定性(人事波动)、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效率(政府要审批重大投资事项)。这些都会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略质量,挫伤企业的士气。特别要注意的是,机床必须适应市场“小批量、定制化、高性能要求”趋势,把战略重点放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上;大批量生产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机床行业。

第二,紧贴用户需求和自主型学习交流对标(技术创新)是决定企业竞争力高下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成形机床国企更有竞争力”的问题。金切机床直接作用于加工对象,用户作业技能在此过程中至关重要;而成形机床(尤其是锻压设备)则需通过与特定模具相连接才能实现相应功能。这意味着,设计锻压设备时或多或少地需要考虑用户工艺需求(表现为模具形态与指标),要求机床企业从一开始就具备起码的用户观念和“总工艺师”意识。

第三,至少本轮机床工具行业技术升级的实现和扩散,主要动能来自企业的奋发自强,来自国家特定的科技和产业政策。

 

机床行业转型升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必须坚持国有机床企业的行业骨干地位

目前,机床行业内原有意义的国企,在股权、职工身份等方面已经基本完成了市场化改革,“混改”已基本到位。但一些地方的有关管理机关,只是从眼前国资管理的角度出发,顾不上当地所属重点国有机床企业(及其他装备制造企业)在行业中的重要地位,对经营困难的机床企业还是希望尽快“甩包袱”,引资出售,获利套现。从国家战略大局的视角考量机床行业是否需要国企,成为目前国家产业政策层面需要明确的原则性问题。

在当前这一行业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一部分民企不易抗住强势外资的压力或兑现利益的诱惑,可控性、可动员性不如国有企业。因此从党的执政基础,从国防安全和产业安全的角度看,在这一要害行业不能放弃以国企作为重要骨干力量的产业格局。

高端机床工具领域受制于人,带来安全隐患

20多年来,我国机床市场对进口机床基本不设防,同时敞开大门欢迎西方跨国公司。在任由他们挤占我国市场的同时,西方国家还在高端敏感领域对我限制禁运和技术封锁、甚至将我国机床企业列入黑名单,对我国高端用户的信息安全形成极大隐患。如:美国机床,对用户定时核查,掌握设备使用情况;日本机床,一旦设备移动位置,数控系统将自动锁死;德国数控系统,必须上网注册激活相关功能;跨国公司售后服务人员携带GPS,对设备进行定位。

目前国内涉军设备采购方面,对这个问题已有较高的警惕和较多的约束;但更多的民用重大建设项目,却仍然排斥和歧视国产设备。

技术差距和市场不信任,是我国机床工业实施自主创新驱动战略的最大障碍。本国企业研发的新产品技术不成熟,必须通过用户大量实践逐步改进,但国内用户对国产设备长期缺乏信任,热衷买进口设备,极大地增加了我国机床企业技术进步的难度。

国内市场是国家手中重要的战略资源或筹码。国家产业政策,既要重视发挥行业骨干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也应注重贸易投资政策的“防火墙”作用。

行业科研体系薄弱,拖行业发展后腿

虽然国家对机床行业科技创新支持力度较大,但受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及共享机制缺失影响,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资助效果仍然有限,高档数控机床、关键核心功能部件等薄弱技术环节久攻不克。我国原有的机床行业具有较为完整的技术研发体系,81院及37个专业产品研究所,支撑了行业企业从产品到技术的科技研发。然而,随着本世纪初科研院所体制改革,这些院所已经全部改制为企业,有的进入国机集团(央企),有的并入相关国企,有的成为地方企业,原有行业共性技术服务体系被打散。

业内企业利润微薄,难以支撑持续的高强度技术研发投入。作为金切企业龙头的沈阳机床集团,为研发数控基础软件i5累积投资10亿元而效果不显著,反把自己拖入困境。

国家近些年鼓励建设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但由于共性技术研究机构缺位,使得行业应用基础技术和共性技术(如材料、基础零部件和先进工艺,以及基础数控软件)的研究无法持续。机床行业“04专项”的实施尽管取得重大成就,但由于项目基本是由单个企业承担,实现技术突破之后,很难推广共享。“04专项”的许多项目成果,目前仍处于样机(样品)阶段,后续应用及产业化不足,专项成果还需要在用户工艺、精度保持性及产品制造工艺和工程化等方面进行大量的验证、提升,需要经历用户不断应用提高的过程,也需要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作用。

应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中的产业安全问题。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精神,机床行业属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同时又“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是跨商业1类和商业2类的企业。按规定,商业1类企业,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商业2类企业则“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我们要接受前一轮产权改革的教训,切不可“为改而改,为甩包袱而改”,随意将行业精英、国之重器的控股权丢弃。

 

(编辑  苏歌)

 



¨本文摘编自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装备制造业国企改革和产业升级》(机床与重型装备)总报告。

上述资料源自:2017626日由科技部、工信部联合召开的“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发布会,有关报道见http://www.cmtba.org.cn/level3.jsp?id=2624;科技部等四部委组织的“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对04专项的介绍,有关报道见http://www.stdaily.com/cis2016/wszt/2016-04/28/content_31282eec575f43a899615b22f14ea936.shtml

[1] 关于济南二机床和北京精雕两个企业的案例介绍,请参阅本刊2017年第5期、第6期。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这的确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我走访了一些实践经验丰富的乡村干部,大家一致认为,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一要靠集体所有制,二要坚持乡村自治原则。

 

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发展方向,不仅应该包括关键生产资料的所有,也应该包括主要劳动成果的分配。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底线,放弃这一底线就等于放弃集体所有制;而停留在这一底线,集体经济也难以壮大。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不能把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并指出农业合作社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也把集体经济摆在突出的位置。

历史实践表明,只有集体所有制才能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不少人将前30年的农村集体经济看得一无是处。尽管当时存在不少管理上的问题,但这一时期集体经济的发展所体现的优越性也不应否认。这一时期,我国农业发展的成就明显超过了以往的土地私有制时代,改变了旧中国农村延续千年的落后面貌。一是农田基本建设改良了土壤,把大面积的荒沙地变成了沃土,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二是对全国江河进行了全面治理,先后建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大大减轻了水旱灾害,变水患为水利,这是中国农业水利史最辉煌的时期。三是农业开始实现半机械化生产。四是农作物经过不断更新换代,逐步实现良种化,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主要农作物产量比五十年代末翻了一番,我国中部地区小麦亩产已达到600斤,玉米达到700多斤,水稻达到1100斤。集体经济的发展赋予农村基层组织号召力,培养了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在此基础上,将旧时代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凝聚起集体的力量,改善了农业基本生产条件,乃至创造了红旗渠这样的奇迹。

我国农村这一时期的发展成就,受到国外不少学者的积极评价。如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家马克•塞尔顿指出:“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那个时期我国经济还是“一穷二白”,农业和农村发展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正是当时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的发展。是集体经济赋予农村基层组织号召力,培养了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并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在此基础上,才能将过去“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集体经济时期也是得农村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最好的时期。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来,农民个体生产积极性有了极大提高。但与此同时,由于农村集体经济虚化,农村经济社会也出现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就业机会的吸引,大批农民外出打工,很多地方农村出现“空心化”问题。

同时我们也看到,少数农村因坚持集体经营,集体经济得到发展壮大,二三产业不断发展,多数农民留在本乡生产,收入得到提高,而且吸引了许多外来务工者。例如,小岗村曾三次派人去南街村参观并留言“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再如,贵州塘约村在灾后濒临绝境的情况下,村党支部带领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直至把外出打工的农民吸引回来,共同致富。这说明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激发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分散的农民如果一味依靠国家补助或外来企业的恩赐,终究是扶不起来的。

 

只有依靠自治,才能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无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各地农村都出现过一些先进典型,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些村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一靠集体所有制,二靠管理自治。河南省新乡市的刘庄村就是其中一例。

刘庄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2009年,刘庄集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23000元,村民享有住房、上学、医疗、用水、婚丧嫁娶用车等40多项免费福利,退休人员年退休金为6000-7200元,未成年人的生活补助还略高些。集体为全体村民规划建设了400套花园式别墅(平均建筑面积472平方米,人均120平方米),村民已全部入住。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目标,在那里已经成为现实。

刘庄的发展与史来贺这个优秀带头人是分不开的。然而刘庄的发展更离不开以下因素,这是史来贺去世后刘庄仍然保持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首先,刘庄始终坚持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营,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其次,刘庄集体经济的管理始终坚持了自治原则,从日常管理到重大决策,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因地制宜不跟风。从刘庄发展的一些事例中,可以看到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宝贵品格。

——1956年初级社刚成立不久,上级指令刘庄所在的夏庄乡21个初级社合并成一个高级社,提名史来贺担任社长。史来贺则认为此时成立大社的条件不成熟,以村为单位建小社更有利,拒绝到任。于是“目无领导”、“本位主义”等等棍子打过来。这一年,当地遭遇多年不遇的涝灾,刘庄人在党支部领导下齐心协力生产自救,把上面不承认的高级社办得红红火火;而夏庄乡高级社因管理不力,生产遭受损失,不得不再以村为单位分为7个小社。

——“大跃进”时,公社布置各村放小麦高产“卫星”,要求挖地三尺,每亩上粪100车、下种150公斤,实现亩产小麦7.5万公斤,工作组坐镇刘庄催办。史来贺只是勉强同意搞3亩地试验,其他仍按原计划种植。结果3亩“卫星田”的收成连种子都没打够,但全社因“卫星田”种得少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文革”期间,有人到刘庄煽风点火搞串联。史来贺规定“出外串联不记工分、不发盘缠,贴大字报集体不报销”;不理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极“左”口号,带领群众抓生产,先后办起了机械厂、面粉厂、冰糕厂、食品加工厂等,逐步形成以工促农、以工养农、全面发展、五业兴旺的新格局。

——一个时期,各地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面派工作组下来反复做工作,要刘庄分田到户。面对艰难的选择,史来贺组织社员回顾刘庄的发展历程,得出的结论是“分则不利,合则有力”。他认为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刘庄经济已经不再以传统农业为主,2/3的劳动力已转移到二三产业,集体经济雄厚,“一分了之”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经过广大社员讨论,决定土地不分到户,工厂不包给个人,并且成立了农工商联合社,实行“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级管理、奖惩联产”。在一片争议声中,刘庄人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坚持集体经营的选择是正确的。

刘庄的发展历史说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农村基层自治,才能因地制宜,才能保护和发扬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避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自治放在重要位置。把握好这一原则,乡村治理必有重大突破,乡村振兴战略有希望。回顾中国农村六十多年的发展,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一靠集体所有制,二靠乡村自治的原则。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两个原则,农村就会出现好的势头,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两个原则,农村就会出现乱象。

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不断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基层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意识到,人民公社时期的很多问题不是集体所有制所致,而是因为基层缺乏因地制宜的空间;农村改革初期农民生产热情之所以高涨,是因为农民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但是,随着乡村基层自治权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集体所有也逐渐被虚化,如统一取消承包费、统一延长土地承包期,将导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矛盾激化,进而导致农村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格局更加难以收拾。基层干部普遍认为,我们的土地政策如果不能确保村集体的所有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很难避免,目前农民上访的起因大都是土地政策所致(内蒙古商都县失地农民群体事件就是一例)。这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现行土地政策。

 

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的建议

第一,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必须强化集体所有制。为此,政府管理重在守住集体所有底线和把握大方向,政府服务应重点为集体经济的存在、发展、壮大提供宽松环境。

第二,在坚持乡村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经营权纳入乡村自治的范围。乡村振兴战略将自治摆在乡村治理体系的首位,乡村级组织应该拥有日常管理及部分重大决策的自主权。集体土地的经营权理应纳入乡村自治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同时“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做到“鼓励地方创新,尊重基层创造”。

                                              (编辑  苏歌)



* 何平,山西代县县委党校副校长。

 

机床工具行业自2011 年达到历史顶点之后,在国内外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出现了持续多年的下行态势,现在仍在底部运行。行业企业出现了经营难以为继的局面,最近几年一些重点企业倒闭关门,甚至一些著名的企业重组破产。

 

机床工具行业主要变化特征

在国内外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国内机床工具市场全面下滑,机床工具行业进入下行通道,总体上看,行业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因此,我们必须回归理性、回归常识,对机床工具行业的特点要有一个基本认识。这个行业不同于汽车等规模性扩张行业,在我国经济进入质量型发展的今天,单靠规模体量扩张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依靠创新研发实力,通过技术攻关实现升级换代。同时,要摒弃通用机床传统的规模化制造观念,走定制化路线,才能实现企业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机床行业新的特征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内市场消费升级。2008-2011年,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了4万亿投资计划,在国内投资拉动下,2011年机床工具市场达到顶峰。此后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国际经济贸易复苏乏力,国内重化工业投资热度逐步减退,中国制造业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国内机床消费市场呈现“消费总量减少,消费需求升级”的新特征。

2011年达到历史峰值后,中国机床消费和生产规模呈现逐年下降的走势。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综合分析与测算,2011年中国机床消费额约为390.9亿美元,机床生产总值约为282.7亿美元。到2015年,国内机床消费和生产呈现趋稳和底部运行的状态,机床消费额约为275.0亿美元,生产值约为221.0亿美元。相比2011年的历史最高值,机床消费规模下降29.6%,机床生产规模下降21.8%2016年,中国机床消费止跌趋稳,机床生产小幅回升。2017年中国机床消费和生产呈现进一步的恢复性增长,预计2017年全年消费额同比增速为7%左右,生产同比增速5%左右。

第二,行业企业分化加剧。在长达5年多的市场需求低迷和行业连续下行过程中,行业企业运行呈现明显的分化趋势。一些面向市场、贴近客户,能够针对经济新动能、市场新需求做出快速响应并主动落实转型升级措施的企业较早地止跌回升、逆势而上,经营效益突出。大多数受制于转型升级进程缓慢,较多依赖传统投资拉动的企业,则面临运行规模和质量双下降,以及经营困难日益加剧的不利局面。

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重点联系企业的统计数据,运行下降较大的2012年大约有80%的企业面临收入减少和利润下降;2016年后出现好转。截至201711月,收入减少的企业比例降至36.9%,收入同比下降的企业大多属于转型升级滞后、市场应对慢、历史包袱重的传统行业企业。

第三,国内外企业表现差异。2011年以来,进口机床虽然受到国内消费总量下降的影响而规模缩减,但由于进口机床主要面向国内中高端消费市场,在国内消费需求升级的拉动下呈现“下降迟、回升快”的特征。近七年间,只有201320152016三个年度的机床进口额呈现同比下降。20171-10月,机床进口额71.4亿美元,同比增长13.1%。进口来源地居前三位的分别是:日本34.9亿美元,同比增长21.0%;德国30.9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台湾地区16.5亿美元,同比增长23.4%

总体来看,当前机床行业处于机遇期,但风险挑战大于预期。从2017年进口数据看,进口机床回升的幅度和速度都远快于国内机床行业,对国内机床行业产生很大的竞争压力,对处于经营业绩下滑和亏损严重的国内机床制造企业更是雪上加霜,预计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持续这种态势。美国、德国的今天可能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制造的状态类似于1985-1995年的美国,那时的美国制造业低端产能向外转移,出现了大规模的兼并与重组。

相比之下,大多数欧洲企业以小型加工厂为主,企业员工多在百人左右,既有利于企业的定制化生产,又有利于企业的转型发展。而在国内,行业龙头沈阳机床、大连机床从2008年开始就走上了规模化、批量化的道路,现在则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证明了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例如,沈阳机床2017年前三季度亏损7.82亿元,银行贷款14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98.78%,但近期国家八部委联合出台的《沈阳机床改革方案》,为沈阳机床的发展提供了“喘息之机”;大连机床连续亏损,过百亿债务到期不能偿还;昆明机床已暂停上市。

整体而言,我国机床工具行业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一直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2009年开始实施数控机床重大专项,为行业提高创新能力、产业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目前一批成果在国家重点领域和重点工程得到应用。尽管机床工具行业的结构调整相对滞后于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但庞大的产业规模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的基础,行业创新发展具备较大的空间。

 

机床行业持续低迷的原因

机床行业为所有制造业提供加工设备,它的突出特点是小批量和定制化,不适宜规模化生产。由于市场规模有限且需求波动大,它本身就是不赚钱的行业,持续陷入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业发展导向出了问题。

第一,盲目扩建和投资,债务拖累,企业经营举步维艰。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国内外投资大量涌入机床工具行业,新企业不断涌现,老企业纷纷扩能,全行业的生产能力快速扩张,重、大型机床制造能力的扩张尤为突出。比如,大连机床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四条机床产品大批量装配生产线,然而2011年市场需求突变,定制化产品需求增加,四条生产线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形成大量产成品库存,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目前,已进入破产重组的汉川机床资产约18亿元,债务约15亿元,由于巨大的债务拖累,加之市场下行压力,企业经营陷入恶性循环。机床行业的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第二,企业税费负担不断加大。目前企业的税费负担沉重,尤其是各项地方税/费、土地使用税等增加较快。在当前市场严重下滑的情况下,企业更难承受。以国内某工艺厂为例,2017年公司滚动功能部件产品销售收入2.075亿元,产品增值税率为17%,加上其他各类税负,需缴税额超过2500万元。对比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税制:台湾地区的增值税是5%,大陆是17%;台湾地区的所得税是17%,大陆是25%,大陆还有很多税种,税负比台湾重很多。

第三,人才流失、断档严重。机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对机床行业的知识积累,越是年代久远的企业,其积累的经验、数据、理论就越丰厚,这主要体现在企业研发人员、技师身上,特别是高档精密机床需要相当数量的高级技术队伍,人才的流失往往伴随着企业技术的流失。一方面因为机床行业利润低,薪酬分配不容易充分体现高级技术人才的贡献,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加入WTO,很多国外企业纷纷进驻中国市场,它们凭借技术、资金和管理等诸多优势,对我国企业从市场上进行打压,技术上进行封锁,尤其是在人力资源上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企业的核心技术人才几乎单向流向外资企业。据了解,大连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一半以上的员工都来自大连机床。

人才的流失和企业效益每况愈下,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到制造企业就业,制造业成为人才净流出的行业。在生存、竞争压力以及薪酬差距影响下,机床企业吸引不到国家培育的研究型人才(硕士、博士等)和高级人才。由于机床市场需求锐减,企业效益大幅下降,员工的薪酬水平也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第四,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在通用性产品领域,由于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疲软,机床企业之间大打“价格战”,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如今的“价格战”,已全面蔓延到了机床行业各细分领域,在库存压力之下,不少企业纷纷铤而走险。普通数控车床的价格也随之急剧下滑,市场上甚至出现了1.88万元的数控车床和2.88万元的线轨平床身数控车床。龙门加工中心、卧式加工中心等高端领域,也出现了平民化的廉价产品系列。“价格战”带给企业的肯定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产品销量虽然增长了许多,但利润却相差甚远,“价格战”毁掉的不仅是自己的利润,还摧毁了机床行业生态环境。

在中高端产品领域,以进口产品为主导,国产高端产品还要直面众多在华独资或控股企业的竞争。据不完全统计,机床工具行业外商在华独资或控股企业已有100多家,产品涵盖了数控机床所有品种,世界知名机床公司在华几乎都有生产基地。我国对外商在华投资数控机床产业几乎没有实行任何限制,这极大地压缩了国内机床产业的发展空间。

第五,资金紧张,融资困难。企业普遍面临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并且贷款被核减额度、提高贷款利率等现象普遍存在。由于行业长期不景气,银行银根紧缩,加上原材料、人力成本不断提升,机床行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上游成本加大,下游产品价格不能同步,企业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很多企业的信用等级下降,因缺乏国家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资金在利润的驱使下很难流向制造企业。高额贷款产生的高额成本、银行限贷严重制约了机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同时,由于资金紧张,企业新产品研发受到制约,购置精密设备、建设核心精密车间和信息化系统的动力不足。国内某机床企业响应政府“主城区工业企业异地搬迁技改”的号召,但由于建设项目根据政府规划多次调整,从做增量(一期)调整为公司整体搬迁建设项目(二期、三期),导致公司自有资金不能支撑建设项目,目前一期收尾,二期、三期项目建设资金缺口超5亿元;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机床企业,由于人工成本上涨、企业税费重等原因,经营负担不断加大。

当前,机床工具市场需求总量明显减少、需求结构加速升级,行业企业运营分化加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甚至难以为继。四川长征机床面临破产重组,长沙机床厂倒闭,三一重型机器有限公司退出机床业务,呼和浩特众环(集团)被迫停产又努力复产……

在市场变化这一强大外力的倒逼作用之下,也有一部分企业积极探索转型升级之路——结合自身优势重新确立了差异化发展战略。面对新的市场需求变化,它们把握技术发展趋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从供给端入手,深挖客户需求,研发相关产品,从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

 

机床行业转型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控机床作为工业母机,既是国家基础制造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是新时期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高端机床更是国家战略物资,其技术水平代表了国家工业化的水平,其兴衰成败直接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建议对行业产品按技术水平或应用领域细分为:高端(尖端)产品、中高端产品以及通用产品三类,国家可根据不同类别产品的竞争特性及战略作用精准施策,给予持续的政策支持。

1、需要国家全力支持类——高端(尖端)产品:指在战略领域填补国内空白或国外对我国禁运且完全垄断,并形成直接竞争的机床装备。

2、市场主导、国家政策引导类——中高端机床装备:在重要应用领域与国外产品形成竞争的产品。

3、完全市场主导类产品——量大面广的通用机床装备:围绕用户工艺走定制化规模生产的路子。

具体政策建议:

第一,设立“机床产业紧急救助资金”。

当前,由于不能适应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以及企业本身重大战略决策不当等因素,个别机床企业现金流困难,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接近“破产重整”的边缘。对于其中有技术和产业实力、产品有市场的骨干企业,建议设立“机床产业紧急救助资金”,通过资本入股、业务重构等形式,推动企业重整,逐步恢复生产经营,从而达到保存行业骨干力量的战略目的。

第二,实施机床产业产权保护政策。

实施机床产业产权保护是国际工业强国的通行政策。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政府不允许本国机床工具骨干企业出售给中国(或被控股)、严格控制数控机床关键技术流出境外,实施高技术机床产品禁运等产业保护政策。鉴于目前我国机床行业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建议政府对其直接管辖的机床工具企业实施产权保护,不再允许机床工具骨干企业出售给境外资本或被境外资本控股;不再批准境外资本在我国境内设立控股的机床工具企业。

第三,采取积极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扶持机床产业发展。

曾经实施的“国产数控机床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是历年来国家扶持、培育国产数控机床产业最成功、最有效的政策。在国家经济和机床工具行业发展的新阶段,高档数控机床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急需,并且需投入极大努力和资源的产品领域。建议有关部门参照“国产数控机床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针对高档数控机床设计实施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推进企业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提高国产中高档数控机床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对于航空航天、国防军工和国家重点工程等领域采用国产自主品牌高档机床,其高档机床制造企业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

对于国产自主品牌数控系统、机床关键功能部件和高档刀具等产品的直接制造企业实行增值税“零税率”;

对于机床工具行业骨干企业,享受国家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同等标准,实施所得税率15%的优惠待遇;

对于机床工具行业重点骨干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债券发行、创新资金投放、股票上市等,创造比较宽松的融资环境。

第四,采取有利于国产机床发展的进口税收政策

当前,我国高档数控机床市场基本被国外企业垄断,进口量还在不断上升,对国产高档数控机床的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在高档数控设备制造领域,大部分关键功能部件需要进口,企业采购成本高企,但国内许多制造企业无法享受进口零部件免税政策,而用户进口整机却可免税,使得国产高档数控设备在价格上处于劣势。还有一些企业有意提高技术指标,以符合进口免税清单要求,进一步助长了高档数控设备的进口势头。

近年来,通过重大专项攻关,国产高档数控机床的技术水平已有较大提高,但在市场竞争中仍处于萌芽和弱势地位,建议国家取消现行的有关机床进口环节关税和增值税免税的规定,所有机床类进口一律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为国内企业发展高档数控机床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在现阶段有限期限内,恢复重大技术装备中高档数控机床发展所需配套的关键功能部件免征进口环节关税和增值税的有关规定,从而提高国产高档数控机床的竞争力。

第五,保护国产机床市场,鼓励采用国产数控设备。

近十多年来,由于进口机床价格一直处于高位,以及境外在华控股机床企业的强势扩展,国产机床市场面临严重挑战。保护和扩大国产机床的国内市场,就是保护我国机床行业发展的生命线。建议在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等国家投资的项目中,鼓励优先采用国产自主品牌机床。进口机床实施专家审批制度,凡国内已经能够生产和使用的机床,不再批准进口。其次,由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政府扶持采用国产数控机床的技改项目,对采用国产数控设备的企业,在技改资金和税收上给予优惠,如提高技改资金贴息额度、免缴有关税收等。鼓励机床企业以自制高档数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减免自制高档数控设备有关税收,以进一步验证科技创新成果、改进产品质量、加速产业化并形成示范效应。

 

 



* 龙兴元,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内容提要:我国已经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需要合理与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与之相匹配。近年来,在发展阶段转变的客观作用和不断深化改革的主观努力下,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呈现优化调整的积极变化,但依然存在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一些突出问题。在准确把握收入分配将趋势性改善的前提下,政府应适应性推进收入分配相关制度完善和消除政策扭曲,持续提高收入分配质量。具体包括:以消除分配不公为重点加快健全初次分配公平制度以促进共享发展为重点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以基础性制度改革为重点促进社会流动。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收入分配质量  收入分配改革 

 

 

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是基于经济发展出现的趋势性变化而做出的重大判断。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新发展理念的角度看,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应该涵盖经济发展质量、经济发展效率和经济发展动力三个方面,即全面提高经济各领域、各层面的素质,全面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全面提高要素对增长的驱动力。

收入分配质量应该是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收入分配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发展质量、发展效率和发展动力,也直接影响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合理与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与之相匹配。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收入分配提出新的要求,即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高质量的收入分配要求推动形成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的再分配,直观地看,就是要客观体现劳动、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按市场评价的贡献与价值。“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这实际上明确强调了,既要防止收入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劳动报酬提高滞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也要防止收入增长过度超前于经济增长、劳动报酬提高脱离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形。这就意味着,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收入分配制度,应该是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前提下的更趋合理与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要进一步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和社会的深刻变化,我国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调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但尚未形成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的再分配格局。收入分配政策对不同群体的激励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存在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

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渐趋合理,但仍需进一步改善

劳动者报酬占比已开始趋势性回升。劳动者报酬占收入法GDP的比重被看作是反映一国(或经济体)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时间里,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呈现下降趋势。1990年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3.4%2010年降至45%[1]十二五期间形势发生显著变化,2012年开始,劳动者报酬占比由降转升,之后继续保持上升势头,2016年已达到47.46%,较2012年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劳动者报酬占比为47.89%2016年小幅回调了0.43个百分点,但并不影响总体回升的趋势。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变化趋势与同等收入组国家基本一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组的劳动者报酬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与中高收入国家组的变化最为接近,均呈现出总体下降但近年有所回升的趋势(见图1)。从变化的时点看,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组的劳动者报酬比重在2009年前后开始回升,中高收入国家组于2012年开始回升,我国则于2013年开始回升,回升时点更接近中高收入国家组。从绝对水平看,以2014年为例,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为46.5%,高于同期意大利、韩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但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仍然存在5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

1  1980-2014年中国与不同收入组国家劳动者报酬比重的比较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数据库。

 

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变化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有密切联系。2012年以来,我国从工业主导型经济转为服务业主导型经济,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部门,2016年吸纳了43.5%的就业。一般而言,服务业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高于第二产业,越来越多劳动者在服务业就业为劳动者报酬保持与经济同步增长创造了条件。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14年开始下降,截至2016年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2013年峰值时减少322万人。农业转移劳动力供给也在逐步减少。

实际上,相对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言,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回升比较有限,其中存在着如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和相关制度不健全,造成劳动要素贡献不能按照市场机制获得充分评价,以及由于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成本的存在,导致劳动要素不能实现充分有效配置等问题。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积极变化,但居民部门收入比重仍需提高

从初次分配格局看,近年居民部门收入份额显著回升。2008年之前,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格局中的占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从1992年的66.1%下降到2008年的57.6%。但在2008年之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发生了趋势性变化,突出表现为居民部门占比由下降转为稳步回升。2015年居民部门所占比重回升到60.89%,较2008年提高了约3.3个百分点。同期,政府部门所占比重从14.1%提高到14.9%,企业部门所占比重从28.3%下降到24.1%,降低了4.2个百分点。

3  我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再分配格局来看,近年居民部门比重上升态势明显。2008年以前,政府部门所占比重稳中有升,企业部门所占比重较大幅度上升,而居民部门所占比重则呈现较大幅度下降趋势。2008-2015年,居民部门所占比重从57.2%提高到61.6%,上升了4.4个百分点。同期,政府部门所占比重从18.3%小幅提高到18.6%,企业部门所占比重从24.5%降低到19.8%

4  我国再分配格局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对比初次分配格局和再分配格局,企业部门是收入转出方,政府和居民部门是收入转入方。但在2002-2010年,居民部门也成为收入转出方,初次分配的收入净转移给政府部门;2011年以来,这一态势得到遏制,居民部门从再分配中获得的收入转移开始有所回升,但分配地位改善的效果仍比较有限。总体来看,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虽然居民部门所占比重出现了回升态势,但相比高收入国家平均70%以上的比重,我国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仍有较大提高空间。  

居民收入差距仍有较大缩小空间

2012-2015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总体呈下降趋势,但2016年又回升到0.465(见图5)。从绝对值看,我国基尼系数仍然超出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仍有继续下降的空间。此外,近年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从2014-2016年全国居民不同组群的收入增速来看,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速降低,2016年,成为五个组群中收入增长最慢的组群;中等偏上户和高收入户的增速最快,且高收入户的增速近三年来在逐渐提高,从2014年的7.4%提高到2016年的8.65%

 5  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居民财产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固化作用日趋明显。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财产差距扩大的速度远超过收入差距扩大速度。根据李实等学者的研究,全国最高的10%人群占有的财产份额已从2002年的39%提高到2010年的64%,财产基尼系数从2002年的0.54,上升到2010年的0.73[2] 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6》,2014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近1/3的财产,而底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比例为0.9%[3] 2012年相比,底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比例下降了0.3个百分点,与顶端家庭的财产差距也进一步扩大。

 

加快提高收入分配质量的建议

要推进收入分配相关制度的完善和消除政策扭曲

无论从要素分配格局、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来看,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呈现趋于优化和改善。这既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密切相关,也是持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积极效果。但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收入分配制度尚未实现合理、有序和公平的目标,仍然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在把握和顺应收入分配关系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政府作用应更集中于适应性推进收入分配相关制度完善和消除政策扭曲。

以消除分配不公为重点,加快健全初次分配公平制度

一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在初次分配中应着力创造均等的机会,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鼓励多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重视知识、技术和管理要素等无形资本的市场价值,拓展这些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途径。推动形成反映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更为合理健康的投资市场,增加居民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全面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机制;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

二是建立科学规范的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消除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对收入的影响,理顺分配关系,以遵循市场工资决定机制为基本原则,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以促进共享发展为重点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

一是通过健全税制体系,加大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建立综合与分类扣除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确定税收负担,建立严密的征管体制。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加快设立遗产税,逐步建立起以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等为核心的多税种、立体式的税收调节体系。完善鼓励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税收政策,建立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发挥好慈善捐助对政府再分配的有益补充作用。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社会保障的托底功能。建立统筹层次更高、覆盖范围更广、保障水平更符合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构建基本养老全国统一标准、统筹资金,个人缴费多缴多得,地方保障差异化补充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积极推动医疗保险全国整合,逐步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符合精算规则的全民医保制度。

以基础性制度改革为重点促进社会流动

促进劳动力社会流动是确保劳动者收入持续增加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加快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应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完善全国统一的人口信息管理体系,并与就业、教育、医疗、房产、婚姻、税务等管理体系形成紧密联动。全面实施新型居住证制度,对家庭、居住、工作等社会关系状态进行动态管理。在居住管理条件下,以居住信息为依据,建立健全基础权利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全国统一、更高水平公共服务差异化待遇的制度体系。

二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突破口,以新型农业、乡村新业态为引导,加快落实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并在此基础上鼓励乡村集体经济再发展,做实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经济价值,推动农村居民的多元就业,增加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础的财产性收入,使土地更有效地摆脱保障功能,推动农村人口根据市场原则开展新流动。

三是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劳动者纵向流动。构建更为高质均等的基础教育体系、更符合市场需求的职业教育体系、更具国际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及针对提升国民文明程度的文化服务体系等。破除劳动力、人才市场壁垒和歧视性政策规定。推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满足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求。

                                              (编辑  碣石)

 



* 作者王蕴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卢岩为南开大学教师。

[1] 2004年国家统计局将自我雇佣者营业收入的分类由原来的劳动者报酬转变为营业盈余,劳动报酬统计口径的缩小导致劳动报酬占比出现大幅下降。2008年的骤然上升也是统计口径调整的结果,将自我雇佣者营业收入按照8:2分算在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上。

[2] Li, Shi & Haiyuan Wan (2015). Evolution of Wealth Inequality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Journal, 8(3), pp.264-287.

[3] 谢宇、张晓波、李建新、涂平、任强:《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0155月,原中电投集团与国家核电重组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家电投)。国家电投既是五大发电集团之一,又是三大核电开发投资运营商之一。重组三年来,国家电投取得了1+1>2的效果。

过去中电投在五大集团里规模最小,这三年的营业规模和净利润在发电领域里已名列前茅。目前集团公司清洁能源(水电、核电、光伏、风电)装机占比达45%,居五大发电公司的首位,其中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居全球同行业首位。

集团的创新驱动力显著增强。我们先后牵头实施了两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一是国家核电转来的大型先进压水堆专项,二是重型燃气轮机专项。

国际化打开新局面。近三年收购了一批国际性战略性资产,建立了海外根据地。在20162017年连续被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评为A级。

 

重组整合和内部体制机制改革

国家电投组建后,确立了集团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路径,即“双目标两步走”。“双目标”指以核电等先进能源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清洁能源开发为主导,走出差异化的发展路子。重组整合按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模式,在机构、业务、人员改革上一步到位,建立新的体制机制。集团重组整合和体制机制改革分“两步走”,我们制定的重组改革的指导文件和深化改革总体方案有三个方面。

一是用重组来促进体制机制改革。集团建立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资委允许我们在小环境里进行探索。首先我们制定了集团层的权力清单。传统发电企业的总部是负责生产管控的,但对下面管得太多太细,不能适应电力改革和电力新业态的需要。我们就制订了总部权力清单。2015年以来先后制定了两版权力清单,先是把272项权力精简了近50%,然后对下属上市公司、控股公司、省级公司和省级分公司等量身定做、分类授权,同时上收了国家禁限控和部分风险负担大的业务。二级单位是经营和利润主体,三级单位是生产主体,负责成本控制,安全生产和质量保证。这样避免了“层层投资,层层同质化”的毛病。

未来总部是战略管理和国有资本运作中心,将实现从管运营向管战略转变、管企业向管产业转变、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核电部分以及煤炭、铝业、信息等业务部分将优化整合。总部开展了落实子企业董事会职权系列和运营管控试点。总部放权以后,建立了专兼职董事队伍,将董事们分派到30家子企业,包括3家参股子企业去。给予各子公司董事会较大的投资自主权、总经理和经营班子的提名权和选用权,集团党组考察把关。例如,集团党组提出35个总经理人选,子企业董事会确定具体人选。

集团总部对二级单位进行战略管控,二级企业对三级企业为运营管控。现在集团有两个集采平台,共性产品集采在集团总部的集采平台,个性产品集采将来放到二级单位,三级单位没有采购权。我们建立了财务共享中心,三级单位的预算、资金、股权管理将全部上交,只保留会计核算职能与出纳职能。二级单位对三级单位的审计和纪检都将是垂直管理。

 

用重组来搭建科技创新平台

通过重组,集团搭建了科技创新的平台体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

国家电投计划依托所承担的两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建立一个国家层面和一个行业层面的科技创新体系。核电重大专项涵盖了200多家国企和民营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政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集团还邀请一些国外的大学和企业合作研究,坚守底线的同时大胆合作。重型燃气轮机专项联合了“三大动力”(哈汽、东汽、上汽)和国家级院所,成立了中国联合重型燃气轮机公司,在这个平台上共同投入、共同研发,形成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开放性、轻资产模式,不再走重资产模式。同时调整了国家财政资金重大专项的支持政策,先立项确定协作单位,由协作单位先启动,干好了再支付费用,即后补贴模式。

集团还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希望跟其他业务板块的科研机构进行前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协作。比如在核电方面,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主要做核电站设计,而它前端的实验台架、材料研究都放到中央研究院,这样可以术业有专攻。

集团同时建立了面向社会的内部“双创”平台,设立员工自主创新基金,开办了双创网。科研人员在完成集团公司交办的科研任务的同时,还可以做一些科技研发。如果研发成功,集团公司就投钱“孵化”,员工可以大比例持股。科技团队孵化出去后员工就是科技团队(公司)的创始人。现在有一个小项目已经处于萌芽状态。搞活了股权机制,人的积极性就被激活了。

 

用重组来打造差异化、结构化的业务布局架构

首先,集团在传统发电企业中坚持差异化发展路径,并最终形成结构化竞争态势。一旦形成结构化竞争态势,别人就很难赶上了,因为单项超车没有太大威胁。

在区域布局上,我们每个省建立一个省级公司。国家把发电、售电、配电的计划权给了各省发改委,电力的市场化交易是以省平台为主,集团设立省级公司有助于统一行动和保有市场。现在各大发电企业都有不少下属公司,大家往往在同一个省设电厂。国外的电力公司的投资和运营都是分开的。因此,集团鼓励大家投资竞争,但要把这些电厂委托省级公司统一管理,省级公司负责省内资产运营,收取委托管理费,从而节约运行成本,在电力市场竞价时可提升话语权和规模效益。在专业化布局上,集团把核电、金融、环保、铝业、电力工程等专业板块剥离出来,设立专业化板块的集团子公司。

在国际化布局上,集团重点解决多头对外打游击战的问题。首先,整合两家企业海外部分的业务资源和平台,设立一个海外公司。其次,让海外公司和集团下属的三家上市公司作为海外开发主体,并在香港设立一个财资平台,在海外形成产融结合的局面。集团在澳大利亚和巴基斯坦进行两项大的收购业务,除投资回报外,主要是将其改造为海外经营平台。原来公司海外投资建设工程都是国内人员管理在当地承包施工的中国人,现在考虑由当地人承包施工项目,我们派人管理,以提高企业的海外运营能力。将来可以让外国人替我们去管外国人。比如说在巴西收购一个电站,可以让澳大利亚太平洋水利公司进行管理,因为他们在体制、文化、机制方面有更多相通之处。虽然每一步探索都很不容易,但只有通过实践探索试一下才知道有没有机会。

在资产布局上,今后我们将把省级公司也纳入现有的七家上市公司,作为专业化板块各自独立上市。总部作为战略管理和国有资产运作中心,将来对应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二级单位是生产主体和利润中心,我们争取将来全部上市。只有下面的资产是证券化的、上市的资产随行就价,总部才能更好运作资本,否则资产评估没有客观标准。上市公司管辖三级单位即生产主体和成本主体。我们希望将来形成三级国有资本运营架构,对应三级战略框架。

当然,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久久为功的过程,由于改革涉及权力和利益,实际推行不是那么容易,要一步步推进,这也可能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 傅劲松,国家电投政策研究与知识产权部副总经理。

 

装备制造业是国家脊梁,实体经济是国家支柱。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振兴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热门话题。作为来自装备制造业企业的人大代表,我对此深感振奋。

首先,政府工作报告谈到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时,第一点就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报告指出,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无论十九大报告还是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这一点,说明国家对实体经济高度重视,实体企业前景是光明的。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同时,总书记还提到要大力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新增长极。我理解,这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内容。

这些年来,中信重工一直在按照这两个原则稳步推进,我们提出来“双轮驱动”发展,即传统动能+新动能。传统动能就是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国际化,使其做优做强做实。新动能就是谋求新的增长点,比如我们布局了节能环保板块、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板块、国防装备板块等。

第三,报告中提到要“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这让大家都很振奋。《中国制造2025》经过几年的推进,需要有一个品质革命,这样才能真正叫响中国制造的品牌。中信重工新的商业模式是“核心制造+综合服务”。什么是核心制造?作为制造业企业,就是把产品做好,把品质做到世界级。我们学德国、日本的工匠精神,学什么?就是学习如何把产品做好。任何一个企业,只要你把产品质量做到最好,成本做到最低,你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们在主机产品中选择确定了磨机、破碎机、辊压机、搅拌磨等六大具有国际水平的核心产品,在营销、设计、制造、质量检验、售后服务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进行对标,要让产品的品牌效应高于企业的品牌,打造一批世界级的产品品牌。

第四,报告中提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2015年9月,李克强总理到中信重工考察大企业“双创”情况,高度肯定了我们的创客团队。以此为契机,我们深入推进贯彻工匠精神。2017年我组织做了一个有关工匠精神的研究课题,并组织公司员工讨论,总结出中信重工的工匠精神,即“客户至上的价值导向、精益求精的品质追求、创造卓越的职业担当”。这次人代会上,我们几个代表起草提交了关于新时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的建议。

第五,报告中提到“改革科技管理制度,绩效评价要加快从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近年来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总理提出要从“重过程”到“重结果”的转变。去年我们开展了很多技术改革的新举措,完全符合报告精神。我们打造了具有中信重工特色的“五院一中心”技术创新体系,组建了创新研究院,形成了新技术、新产业的孵化器,新模式、新业态的试验田,新战略、新布局的全新机制。我们就是要把新产品的推广一直对接到市场化为止,以市场效果为最终的检验标准。

第六,报告中提到要推进“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打造“双创”升级版。国家从2016年开始评选公布首批“双创”示范基地,中信重工即是其中之一。我认为,这几年国家对“双创”工作高度重视。我们要按照报告的要求,“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形成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

第七,报告中提到要“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同时要“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我们希望国家能够对企业减税减费,为企业的发展增添后劲,这对我们是一个利好消息。

作为我国最大的重型装备制造企业之一,中信重工将抓住两会政策机遇,持续坚持战略引领发展、创新驱动发展、价值提升发展的理念,继续实施新旧动能双轮驱动,创新开展信息化和大数据工程建设,强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工作,持之以恒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积极主动在践行国家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军民融合等重大战略中发挥独特作用,努力谱写先进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编辑  季节)

 



* 俞章法,全国人大代表、中信重工董事长、党委书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培育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也是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产业升级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贯彻中央精神,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日前举办了“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课题”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院校的专家和国有企业的领导,就当前国企需要重视的各方面体制机制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国有企业介绍了他们通过混改和重组整合激发企业活力的历程和发展经验。

 

国企效益好转,仍有明显差距

据权威数据,2017 年国资系统国有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营业收入约50 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增加值11.5 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2.9 万亿元,同比增长23.5%;税费合计3.7万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中央企业营业收入26.4 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增加值6.6 万亿元;利润1.4 万亿元,同比增长15.2%;税费2.2万亿元,同比增长5.5%。取得这个成绩,一方面有经济形势转好的因素,另一方面来自改革激发的活力和动力。

国有资本的回报率是否偏低?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纪委书记李小雪说,2016年,从财政部、国资委、统计局、证监会四个部门的数据看国有企业效益,国有资本的回报率,大概是“3456”——财政部口径的国有资本利润率是3.0%(财政部公布数据),国资委的口径是4.7%,国家统计局的口径是5.76%,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部分的利润率是6.75%

为什么数据存在差异?这源于各部委统计口径不一致。财政部是把地方所有数据加起来,连公共汽车这类不产生利润的资产都纳入总的国有资产里面,因此这种口径下的资本回报率是最低的。而国资委的数据来源于其管辖的国有企业,不含公共汽车这类国有资产。统计局是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的口径。证监会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

有对比才能说话,那么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多少?按统计局口径,规模以上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是16.18%。证监会口径下,上市公司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是6%左右,民营企业是9.25%。数据最乐观的是上市公司民企和国企的比较,因为好企业才能上市,但国企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仍旧低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资产回报率,尽管这种差异比统计局下的口径改善很多。与国际上企业进行比较,没有找到能够准确对应的数据。看美国500强的资本利润率是15.78%,比我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民营企业资本利润率略低一点。

使用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参照说明,第一对国有经济要有信心,第二承认还存在差距。

 

改革要坚守社会主义底线,混改不搞一刀切

国有企业进行混改的原则和方向是什么?中石化集团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傅成玉指出,全面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我们要明确国企改革是要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做强做大国有经济更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让广大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国有经济也应该通过混改,投资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民营企业。

一些专家指出,国企改革要有方向感,要守住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底线,改革的目的是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现在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民营部分已超过60%,国有经济比重不足30%。如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国有企业混改要一企一策、因地制宜。许多专家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个原则方向,具体的改革不能一刀切,不能搞啦啦队、一风吹。因为企业要应对所在行业、市场、监管和内部组织等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因素,不能要求企业都按一个统一标准去做。国企监管部门的职能是把关,稳妥推进,一切经过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具体的混改决策权应该交给企业,让企业审时度势,自主决定。

要重视改革政策效果的评估。我们国企改革的政策文件很多,但对政策执行的效果评估总结不够。应该进行实证分析,如政策的方向、政策的路径、政策的环节,政策的得益方等等都需要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理论亟待建立与完善

李小雪指出,理论探索需要紧密结合时代的特点和现实中的问题,若陷入长时间的争论会束缚企业决策、迟滞国有企业发展。必须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实践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才能处理好发展与改革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邱海平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讲,国有企业不光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载体。就目前来说,国有企业仍然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加上市场经济的优势,这两个优势结合起来为我所用是被时间和实践证明了的成功模式。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国有企业,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优势,也是改革的方向。党的领导不仅体现在组织部门对国企高管的领导,而且要体现在国企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应该重点考察创新能力,而非利润率等短期指标。国企竞争力的基本动力源泉是技术创新,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或应付市场的周期性波动。

 

国企改革在分类的基础上应该进行分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

复旦大学教授张晖明说,应该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分层。分类解决的是国有资本与所在不同特点的产业或领域的关系,分层是为了清晰出资与用资关系问题。出资与用资关系是市场关系,不是行政隶属关系。以淡马锡为例,组建淡马锡这样的机构,就是为了有效隔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出资人与用资人的关系。若企业集团总部通过了授权,那么该企业集团内的投资、出资等管理问题,就不再属于国资委管理范畴。

按照中央企业分层原则,中央和地方企业的管理也要分层。中央层级的国资委对地方国资委负有指导的职权,但地方国有企业隶属于地方政府。在资产的产业领域配置的问题上,央企和地方国企的配置领域有必要进行分工。

通过分类加上分层,有助于改革的深化。传统理论重视所有权或产权,而在现实的投资运行链条中,最重要的权益其实是法人财产权的独立性,也就是接受授权公司的法人财产必须有完整的、独立的权力。所以,坚持公有制和发展混合经济是两个层次的问题,而人们通常把混合所有制理解为从终极意义的国家所有权起步进行所有制改革。同时这也有助于建构新的国资体系。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真正把国有资本推向市场,隔断行政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干预。所以应加快国有资本经营或投资公司的组建步伐,公司将按照市场规则运行,接受市场规则的约束;通过授权方式强化法人财产权的法律地位,发挥企业家的作用。选择党性强、责任心强的董事长,就能选好管理层。

综上,必须在某些理论概念上实现创新,全方位引入国家出资企业的概念。国有企业的定义应该明确为:接受授权的、全资的、国有投资公司或者是集团公司。如果是多元出资的,且多元出资的多数所有权是国家,这个意义上还不能算真正的混合所有制。真正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不是一个概念,它应该叫国家出资企业。上述概念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看清最终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保护国有资本,提高国有资本的控制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处理好国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相融性的问题。

 

对“国企垄断”要有全面认识

有专家指出:社会上对国企垄断批评很多。但有些行业本身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垄断性管理有其必要性,只要加强审计监管,企业也能够搞得很好。垄断也要看具体条件,例如经营对象、发展阶段等,不能混在一起讲。政府对妨碍竞争的垄断要进行处理,对市场竞争产生的垄断倾向要注意,例如新兴网络企业在互相竞争中都想压垮对手,国家就必须出面维护竞争秩序。

同时也要看垄断的利益流向和目标。国企对油气资源实行垄断开采,民企不高兴,说我也要分一杯羹。问题是民企都分到私人口袋了,国企是分给全民的。另一方面,比如中车和南北车合并不能说是垄断,因为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就要面临国际化竞争。

 

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搞活管理机制

关于完善国企管理体制和搞活经营机制问题,讨论集中在政企关系、特别是处理好监督机制和落实企业自主权的关系,企业治理结构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出资人代表、政企关系和“管资本”

李小雪指出:政企分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具体管理方面,董事会和党委、董事会和经营层的关系已经比较清楚,但关于股东会的问题还有必要理清。

股东会是法人治理结构的顶层,股东会决定董事会,董事会决定管理层。国际上关于法人治理只讲了大小股东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控股股东担负什么角色、对企业发展应该负什么责任,缺乏深入研究,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个问题并不突出。

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一环,政府是国有经济的总开关、总代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国有企业和国家战略目标之间是分割不开的,即便在充分市场条件下也是如此。党和政府是社会责任的总负责人,但责任分解到企业,就会出现目标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实践中社会责任的概念和范围也很难清晰。例如位于乡镇的企业常常要资助地方公共开支如道路维修等,国企层层下放后这类问题更多。在国外,欧洲企业更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美国企业则强调股东利润。

讲政企分开,不要把国家的作用抽象化。政府和企业的具体连接点是出资人代表,在法人治理结构上就是股东会代表。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代表政府出资的股东代表是谁?在股东会怎么发挥作用?这是法人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说清楚。

比方说,从“管资产”到“管资本”是一个重大的转换,一些关键理念要梳理清楚。管资本是否意味着放弃对企业发展战略的管控?若是对企业战略和运营方针都不管,那么管资本意味着管什么?在资本市场,投资者因为认同企业的发展战略才买你的股票,买的是企业的竞争力,甚至要通过控股来影响企业经营方针。所以,不能把“管资本”简单理解为股东和董事会的关系,而是要改革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这是宏观层面的问题。在微观层面,股东会股权代表与国资委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键问题。

关于怎样认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关系,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认为,这是从国家管理角度来看的,政企必须分开,政府不能插手企业经营管理。但现在有人说国家只需管好国有资本,不要再管国有企业,这是错误的。因为资本必须有企业作为载体。中信股权结构是由集团绝对控股,但“一股独大”并不等于不符合中央的改革精神。还是应该一企一策,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不一定非得彻底打散。

国企体制机制有哪些短板

李小雪认为,国有企业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决策路径太长、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等问题。关于决策机制,比如2008年金融风暴前中信就打报告要采购澳大利亚铁矿,请示批复下来时,澳铁矿公司股价已经涨价一倍,失去了购买价值,而且交易对手借用中国作为潜在买家之名渡过了难关。在市场瞬息万变之时,请示路径太长对企业市场竞争带来很多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领导问题,一是企业干部调动过于频繁,企业家构建团队最终形成战斗力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应该给企业家这个时间。二是激励机制,民营企业的激励机制不是问题,企业赚钱归自己理所应当,企业办砸了影响也有限。但国有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往往涉及国计民生等大问题。因此,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激励机制是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认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有优势,就看谁能取长补短。国有企业的长处是有党的领导这个政治优势。民营企业的优势是经营灵活、决策快,用资本杠杆撬动人的积极性,但也容易急功近利。十八大以来一些民营企业也在补这个短板,建立党组织。

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

傅成玉认为,国企搞活,在管理机制方面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内部经营市场化,二是企业治理落实党的领导和理顺董事会职能。三是要有好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的活力。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是搞活机制,要厘清领导干部的责任,落实自主权和容错空间,建立全体员工共享好处的分配制度。只要机制到位,混改并非必须,国有资产盘活并不困难。

董事会改革试点,核心在于根据企业实际,理顺董事会职能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关系。党要管大局、管方向、做保障。同时我们要按照《公司法》行事。中石化的做法是让党组成员都进入董事会,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决策。

关于三项制度改革的经验。2003年傅成玉曾在企业试行干部竞聘制改革,中层干部聘用期一般是3年,厘清领导干部的责任。哪一部分经营不好,首先要对应的干部负责,不行就下岗,不能只让工人下岗。员工合同是一年一签,但实际上淘汰率很低。尽管合同期短,但提高了员工的责任心。在分配制度方面,管理层激励很必要,让全体员工都共享好处更重要,只强调激励管理层不一定好。工人要有固定收入,但企业发展起来之后增加的收益,工人也应该有分享的权益。应该从企业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工人未来离退休的基金。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企业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核心就是要尊重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立足于全体员工共同发展。

企业激励机制要搞活  

如何搞好国有企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认为,搞好企业主要靠两条:一是优秀的企业家,选拔合适的企业领导人才;二是激励约束机制。他形象地说,这叫“草鞭刀理论”,比如在中信内部建立了“分润式”奖励,并强化内部审计。开始是五五开,后来二八开,保证基本工资,效益好就重奖,效益下降收入也下降。中信证券到“常青藤”高校招人也很有号召力。山西票号和华为都采用了分润式奖励制度。山西票号称之为“身股”。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所有的小伙计全都有身股来分享利润,但你离开了就没了。华为也是一样。大家在一起就有生命力。实际上,股票激励不一定能提高员工忠诚度,股价一高大家就把它抛了。

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说:中国站起来了,也富起来了,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国有企业的广大干部员工并没有富起来。当年国企改革脱困,两三千万国企员工下岗,这始终是我们心里的痛。国有企业的员工多少年来就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却是这个社会中最低的,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国有企业的父老乡亲们?我看到华为就很感慨,他们是真正能够让员工富裕起来的企业。现在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工资总额超了一点就提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高度,很多地方干部因为这个问题被处分。不能把国有资产流失扩大化,概念化。否则谁都不敢做事。

上级监管部门要给企业应有的活动空间

关于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加强监督很有必要,但建议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不要管得太死。傅成玉认为:要企业管理者敢担当、容许犯错误,就得明确什么样的事容许犯错误。民营企业发展快的原因是对市场变化反应快,国企在这方面则受到诸多限制。企业要发展,就要对未来市场发展趋势作出预判,提前几年安排长期投资和研发计划,这个能力我们都具备。但现行管理机制让我们很难做长远安排,只能做当下。因为上级部门下来检查,100个项目99个赢利,只要一个亏损,他就只盯着你的这个1%不放。对国企的考核既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流失,更要鼓励企业增强竞争力,做大做强。如果只强调防止流失,管理机制不活,同样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甚至可能搞死企业。有关国企负责人投资终生追究制的规定过于死板。希望纪检、监察、审计、人事等部门形成协调一致的企业纪律检查办法。

宋志平说:关于违规决策的追责问题,建议要稳妥、慎重。损失500万元当然是问题,但要针对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合规决策可以不追责。但问题是规则太多。国资委、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的文件都是“规”,而且这些规常常互相打架,拿A文件不违规,拿B文件就违规。违规裁量权掌握在国家机关的年轻人手里,审计就像找错字,处处挑错,让老总们没办法。一把手每天都要签好多字,每做一个决策要想那么多规,哪里想得过来?要算总量,别老纠缠一件事。十九大精神里有容错纠错、安心安业、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这一条。曾经有一位领导发问,为什么网络公司的前5家没有一家央企?我觉得这个问题,领导应该问自己。没有创新机制就没有互联网基因,腾讯、阿里在盈利前要烧好多年的钱,而国企只要烧一年钱就要被追责。

中信集团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严宁认为,现在监管的机构越来越多,不同的部门又常出台一些新规定,管理链条很长、监督链条也很长,企业领导人往往受到各种制约,难以执行决策,这样很不利于企业的竞争。加强监管的目的是搞活企业,壮大国有经济,但有的时候把手段当成目的,事情就会出现偏差。比如要开展国际合作发展人工智能等新东西,可以带来很多新的变化和机会,但目前企业受制于种种规定,动弹不得。

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通盘设计。我们有一些制定政策的部门,其工作方式就是门来门往,照章办事,难以深入到一线实践中。改革毕竟要允许尝试新东西。给企业家创造更宽松一点的条件。国有企业在需要时要发挥好功能性作用,国家要解决特定问题的时候,国有企业能够解决,这才能体现出国有企业的重要性。

如果管得太死,企业家缺乏自主权,就没有了做事业的空间。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原书记、局长张云东认为,前不久央视的《大国重器》节目讲到蓝鲸2号深水钻井平台,这个项目的控股股东是中远和招商,他们对企业的负责人非常了解,负责人在研制平台的过程中连续投了30亿,仍然坚持研发,这就是企业家的专业素养和气魄。如果按照常规的管理办法,浮亏3亿元就会被解雇。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干部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有奉献精神。我们要扭转社会上一味向钱看的风气,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但制定政策时不能假定所有人都具有雷锋式的奉献精神,我们提倡国企领导要有奉献精神,但也要承认他们的劳动价值,否则必然限制活力或造成人才流失。

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邵善波:港企资产管理局的管理方式很清楚。资产管理局委任董事局成员,然后派驻一个中层官员坐在董事局。按照市场薪金聘请CEO。港铁CEO可能要800万港币的年薪。但是港铁每年给政府的分红有几十个亿。所以在我们的经验来看,你们碰到的很多问题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问题。

 

配好一班人,机制搞活,企业就能做好

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看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说,国企体制机制的关键问题是要培养一大批忠诚于共产党,有担当,又有很强管理能力的红色企业家。国有企业在多年市场竞争中已经成长起一批很好的企业家,要保护他们,注意培育新一代人。监管和激励应该配套。监管严格了,激励就得跟上。

要把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改革和党的整个干部体制的改革放在一起看。不能就事论事。随着经济发展,随着党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复杂,对党的干部的要求应该越来越专业化和精细化。对干部制度的改革应该分类分层去管。

企业家精神是要贯穿到从上到下、从始到终的一条主线。王民认为,上级党委配强一把手,配好一班人,给一个机制,肯定什么企业都能做好,千万不能管得过细。徐州市国资委管理徐工,把权利交给我负责。我的领导班子全是我来推荐。市国资委不管我的经营指标和决策,并给我一个很好的约束和激励分配机制。我的薪酬是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股东大会根据市场决定的。刚才各位老总说的分配改革,徐工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做过了。

 

(编辑  碣石)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20字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很好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新理念。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前置绿色发展的理念,不能再重复过去盲目开发,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

绿色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时势使然,也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一场及时雨。

 

乡村环境污染不容忽视

近年来,公众高度关注国内大中城市的雾霾,其实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但这些地区的很多农村也负担了大量的工业废水废渣废气、生活废弃物、畜禽养殖排放废物和农村面源污染等。水体污染在农村环境污染中显得尤为突出,直接威胁着农民的身体健康。

在大中城市,环保部门对工业企业的排污标准较高,监管更为到位,一些排污大户就转移到监管力度较弱的农村去,大肆偷排漏排,那些承接了落后产能的农村地区,其空气质量和水质自然迅速恶化。

一般情况下,农村的居民点较为分散,其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的半径要远远大于城市地区,处理成本也比城市高,而且大多数农村的财政能力不如城市,所以不少地区的农村生活垃圾难以得到妥善处理,随意堆积在河道、湖泊、池塘边上的现象颇为常见。

除了看得见的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也同样严重。水利部于2016年初发布《地下水动态月报》,披露了2015年对全国各地2103口地下水水井的监测数据。结果显示,80.2%的地下水无法饮用。水利部统计,2015年中国农村仍有约1.9亿人的饮用水有害物质超标。一方面,如果用受到污染的水来浇灌农作物,就会给所有国民的食品安全埋下隐患。另一方面,只求数量、不重质量的农业生产模式,还消耗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也让我国的农业生产变得不可持续。

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获“十二连增”,总产量突破1.2万亿斤。这个成绩很了不起,但我国粮食高产的代价也异常沉重。我国化肥产量和消费量均占全球总量的1/3以上。过量施用化肥已成为我国农业的软肋,不但浪费了不可再生的煤炭、磷矿等能源和资源,同时也加重了国内对硫、钾的对外依存度,还造成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和江河污染。2010年,环保部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提到,如果用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来衡量污染源比重的话,农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最大的污染源。

另外,我国每年180万吨的农药用量,有效利用率竟然不足30%,多种农药造成了土壤污染,甚至使病虫害的免疫能力增强。我国化肥、农药的滥用不仅仅威胁到餐桌的安全,还对生态造成破坏。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坚持绿色生态导向,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严重依赖化肥、农药的农业生产模式是必须改变的,可以预期会有更多的农民转向生产优质、高价的有机农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在条件合适的乡村推广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的发展,不但有利于当地自然生态的恢复,还能够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帮助农民增收。

 

环境污染恶化趋势开始扭转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渐深入,近年来我国农业在发展模式上正在悄然转变,越来越注重可持续性。截至2017年底,我国农药使用量已实现连续3年负增长,化肥使用量呈现零增长。

另外,水利部发布的《2016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用水总量较2015年略有下降,用水效率进一步提升,用水结构不断优化,水质状况总体有所好转。用水总量下降与华北地区改种低耗水的农作物也有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荷兰等农业科技大国巧妙选择不同农作物的种类搭配,不但实现了节水、土壤修复,还发展了观光农业。这无疑值得我国有意发展生态旅游的乡村借鉴。

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河长制”在全国推行,我国省、市、县、乡四级河长已有近27万名。鉴于“河长制”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取得的良好效果,“湖长制”也应运而生,湖北、浙江等省已经先行先试。“河长制”明确了河流的监管责任,对河流水质的改善功莫大焉。现在,“林长制”已在安徽省取得不错的效果,国家林业局将在总结安徽省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探索实行“林长制”。

在生态宜居方面,眼下各地大力推动的“厕所革命”的确帮助农村居民改善了环境卫生条件。农村的“厕所革命”除了改善卫生条件,还改善了村容村貌,有利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期待在粪便无害化处理的前提下,有条件的乡村可发展生态厕所,推动人畜粪便还田,既可恢复土地肥力,又能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

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目前主要采用集中清运、统一填埋或焚烧方式。这种垃圾处理方式的优点是见效快,有利村容整洁,但长远看还是要发动农村现有闲散劳动力,实现减量、分类、资源回收、循环利用。

 

需要警惕的一些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气势恢宏、布局深远,让许多人信心倍增,有志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笔者身边有不少朋友将资金投到农村,但这却令人喜忧参半。

喜的是资金下乡,这对乡村发展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推动力。令人担忧的是投资者的动机,有些人并非真想振兴乡村,而是跟风下乡,巧立项目,搞房地产建设(比如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建别墅),跑马圈地,开而不发。最后,给乡村留下一片片抛荒的农田,一群群失地的农民。

其次,一些投资者不顾绿色发展的要求,将落后产能带到乡村,或者环境治理措施不到位。例如,建一个大型的牲畜养殖场,但让牲畜粪便直排到江湖河海,给乡村带来更多的污染。

还有一种担忧是建设者硬干、蛮干,好心办坏事。脱离本地实际,找不到乡村特色,缺乏整体布局,没有长远规划等,都是常见的“坑”。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但一些投资者完全不顾及乡村周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突兀地造出一个极不协调的西洋或“后现代风格”的农场、别墅、游乐场等项目。这些建筑和设施割裂了当地文化传统。类似的做法还有铺进口草皮,或从外国移植一些水土不服的景观植物,既让风景不协调,甚至还破坏生态平衡,给当地带来外来入侵物种。

另一种担忧是乡村旅游投资者审美品味不高,却不懂装懂。一些乡村旅游开发项目,似乎很注重传统文化,却在一些名胜古迹周边大兴土木,用钢筋水泥建起一堆仿古的伪文物,喧宾夺主。开发者自以为是在复兴传统文化,其实画蛇添足,破坏了乡村的本原面貌,大煞风景,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败兴而归。

中国有灿若群星的千千万万个乡村,每一个乡村都有属于她自己的记忆、禀赋和性情。振兴乡村,建设宜居、美丽的乡村,呼唤更多这样的人才——他们既有守护故土的情怀,也有扶助贫困的智慧,还有绿色发展的觉悟。不过,他们更需要坚定持有对家乡美的自信,而这往往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

(编辑  杨利红)



* 郑挺颖,《环境与生活》杂志执行副总编、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胡鞍钢

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简练

百一企研共同创始人,经济、产业、金融观察家,曾在中信证券等国内外金融机构从事研究、投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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