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欧洲模式及21世纪后的日本中坚企业：从上下游一体化退居上游领域

几乎同步于美国，欧洲电子产业早期也形成了一批品牌企业——即直接销售终端产品的企业，其领域也集中在电力、电话、电机、无线电、早期家电等领域。欧洲此类企业有三种出身：

第一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知名工程师创立，初始是私有的企业。每个欧洲大国都有1-2个这样的企业，其创立者成为该国开启电力电机电信类科技的传奇人物。相对美国来说，这种技术型企业家在欧洲创业出现的频率较少——其实很多美国的早期技术企业家是欧洲移民。

第二种，美英公司的欧洲子公司或关联公司，欧洲和美英企业之间互相交错。比如法国著名电子产品制造企业汤姆逊，其实源自英国人Elihu Thomson在美国创办的Thomson-Houston电气公司(1879年，后来与爱迪生电力合并为GE公司)，法国汤姆逊-休斯顿于1893年在巴黎设立，汤姆逊是美国GE的姊妹公司(该公司的电力建设部门后来演变成阿尔斯通)。德国的AEG公司(一度和西门子并列的德国两大综合电气企业之一)，是通过购买美国爱迪生的电灯专利而建立的名为“德国爱迪生应用电力公司”的企业——它的电灯部门后来和西门子在1906年合并形成今天的欧司朗(OSRAM)。也有靠代理欧洲产品起家的英国公司如GEC公司(20世纪90年代英国最重要的电气、电子、通信公司，靠代理德国欧司朗灯泡崛起)。

第三种，政府支持的国企或半国企。19世纪后半叶，法国等国家本来就有建立国企的传统，二战后从英国开始，出现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的国有化浪潮。1981年法国密特朗政府上台后还进行了一次国有化运动(但在10年之后迅速反转)，体现出一种背靠政府的工程师精英治理的风格。只有德国、荷兰和北欧国家保留了私有制。二战后，在黄金三十年中，欧洲的这种模式延续到80年代，形成了电力、电机、电信互相交错，在业务、法人股权上互相联动，并且逐渐合并、拆分、重组，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的体系。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发明半导体后，欧洲很快在国家或大企业的努力下，拥有自己的半导体部门。在80年代个人电脑兴起时，欧洲各国也都有综合电气公司（如奥列瓦蒂）开始生产本国的品牌计算机。90年代，随着美国个人电脑开始普及和全球化兴起，韩台代工、分工模式兴起，欧洲企业不具有与美国-韩台组合的竞争优势。欧洲著名品牌也逐渐退却。同时，欧洲逐渐退缩到自己相对有优势的领域——尤其是汽车、电力、机械控制领域。因此，70年代左右兴起的新兴技术——汽车电子(源自对安全和节能的需求)、电力电子(电力优化控制)、工业用电子元件及相关的模拟电路，成为欧洲电子技术的优势领域。只有一个领域，欧洲保持了较大的整体优势——即1989年兴起的(蜂窝)无线通信(设备)领域，这归结于欧洲人长期对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控制，把爱立信、诺基亚等公司一度顶成世界顶级企业，但到2005年之后，这个领域的内核优势频受挑战。

所以，欧洲原有的自成一体生态体系被打破，进而接受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和通信-电子大跃进时代的洗礼。欧洲的知名大型机电企业纷纷从综合型、全能型公司分解、重组，退缩成以上游为主的公司。只有在一个领域——通信设备，由于依靠掌握标准制定权力而维持了约20年的霸权地位(1990-2010年)，后在中国华为等企业的追赶中动摇。

欧洲电子产业的演变可概括为：放弃某些部分，分离一部分，整合一部分，以及聚焦某些精细化关键节点。这个剧烈变化的背景，是电子制造业复杂化、多层次分工和上游细分化。而欧洲在其中的赢家代表——荷兰ASML和英国ARM，及在较弱意义上的德国艾思创(AIXTRON)，是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主要产业“增量”，也是有能力很好把握这些产业趋势的企业。

日本“后泡沫时代”，在电子制造业领域，原六大主银行体系对应十大综合电机企业：NEC、日立、三菱电机、东芝、富士通、索尼、松下、三洋、罗姆、OKI冲电气（在此之外还有夏普、佳能、尼康等公司），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十大综合电机企业的半导体部门清一色是IDM模式(自己包办全部)，同时都在平板显示、存储半导体、其他半导体三者中有布局，而且很多企业在电子消费品(电视、白色家电、电脑、游戏机、随身听、电话/手机)上有自己的品牌。经过20多年演变，这些企业在总体衰退中发生了大规模整合。以村田制作所(从电容电阻等元件产品扩展到射频前端原件等领域，2018年营收达129亿美元)这一当年在主序列中排不上号的企业为代表，这些企业取代了主流综合电机企业的全球产业地位。而在80-90年代的主战场——平板显示领域，日本的主要实力表现也从面板产业本身向上游收缩到以佳能特机(Cannon Tokki)为核心的设备企业及一批材料企业上。[1] 而且平板显示领域使得日本其他领域的企业获得了很大用武之地——包括印刷行业进入到半导体、显示设备、材料；精细化工行业进入到电子加工的耗材方面，成了能够控制全球产业命脉的“中坚公司”。目前这些领域的全球研发进化，比如像半导体等领域常用的电子级聚酰亚胺(一种耐高温的高分子绝缘材料)等精细化工品，正是由日本在近20年变得较大的一些中坚公司(体量已未必属于中小企业)，以20年投入1亿美元(2018年价值)的研发速度来进行持续开发的。

美国当代模式

美国的早期模式经过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欧洲及中国大陆各自发展出配套的模式后，自己留下的板块，与其它模式形成嵌套配合，这就是“当代模式”。美国的主线围绕着计算机展开，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快速个人化，实现了数量上的大幅增加，当然军方购买需求也在延续。

20世纪60年代，美国有一股硅谷热并反映到股市上(大量带“电子”字样的公司上市)；从20世纪70年代起，大量的生产环节开始向韩国-中国台湾转移，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一步和中国大陆联动。除半导体的一些环节外，美国本土逐渐不再从事电子制造环节。所以美国在泛电子信息领域的控制权，主要通过韩国、中国台湾进而牵动中国大陆而实现。美国泛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化分工中固守的位置可统分为两个环节：一是下游的大整机品牌（主要代表如苹果），二是偏上游的核心元件或软件，像微软/谷歌、高通、英特尔/英伟达/AMD、思科/博通等等。90年代后，除了在半导体领域(如光通信、显卡等领域)出现了“硬件”企业外（如英伟达、JDSU等公司），美国在整个泛信息、电子领域很少有新的“硬件类”大公司出现及IPO上市。很多产业链职能拨付给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少部分给欧洲。被控制就是“卡脖子”，美国通过全球分工实现了一种单向的控制，它可以控制别人，别人比较难反制它。这种控制能力是美国基层长期演变出一些核心力量，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的。如有这样一些细分的定位：

做领军者，控制行业的定义权（如苹果、谷歌）；

专注早期技术(专利)、加以收购+法律控制配合（高通模式）；

保持对体系核心环节的整体把控、创新能力（英特尔、AMD在CPU等领域；思科等“老牌硅谷硬件企业”在网络领域）；

在人才供给上，面向全球，不拘一格，外来优秀移民创业（英伟达、谷歌）；

在企业外，美国的大学、研究所的前沿研发、军工需求拉动首要创新（如化合物半导体的科锐）都是重要的体制因素。

在所有细分的模型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在于保护知识产权，只有这样，创新才层出不穷。由此，美国能够保持对整个全球化体系的有效驾驭。全球分工体系中，美国处于体系的顶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量经济资源游离于核心科技创造之外，由此造成美国国内的资源分配不合理。目前美国在全球化体系里卡中国脖子的要害往往不在苹果、Facebook、亚马逊等大公司里(谷歌和微软通过操作系统是有卡脖子能力的)，也不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新兴领域，而是在“老牌”企业手中。比如老牌半导体企业的德州仪器、通信领域、光通信领域的博通、JDSU、射频领域的Skyworks、Qorvo、半导体材料的Cree、应用材料等，其焦点都是在一些基础性技术上，比如模拟、数模芯片等——有很多是美国早期的几家电子-信息技术企业（如摩托罗拉、德州仪器、惠普、英特尔）不断剥离重组的结果。这些企业早已不再受美国国内资本界的追捧，而被视为“传统”企业，有的甚至都成了美国资本“重组”的对象，但其实是美国核心力量之所在。

最新的印度、越南模式

在电子制造业领域，印度、越南模式基本上是2013-2015年以后发展起来的。2018年进入快速发展期。其中的主要逻辑，就是从中国转移生产。

越南发展的比较早，它的当代工业化起源于以运动鞋为领头的代工业，主要是2008年之后，台资企业加速转移到越南，开创先锋。2010年以后，电子产品组装紧随其后，产业链条越转移越多。印度在2010年前后曾经有类似中国早期手机的本土手机加工，后来被小米击败(2015年)，同时一度受国际舆论诱导，本国把资源投入到互联网板块上，逐渐驱使电子加工制造落地印度。

目前印度、越南电子制造业的主力是外资企业，包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大陆。连工业园建设和一些基础设施也是外资投资建设，类似中国20 世纪80年代末90 年代初的一些加工区（如1994 年新加坡介入的苏州工业园区）。由于制度和国家力量有别，印度和越南不太可能走政府为外商保驾护航的道路。目前，印度、越南在国际产业链的定位是类似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各种加工模式的角色。

有效的产业政策及对当前“卡脖子”问题的应对路线沙盘推演

在这一轮全球化形成过程中，美国占据了主动，而且是用一种市场驱动的模式，调动其他国家进行配合。

以中国一国之力，不可能再去复制一个全球化发展的体系。一来没有这个国力，二来没有这个水平(在全球化之前，日本、韩国、欧洲已经有了很多沉淀)。

今天全球化进程出现了重大变局。现在美国要做的，是让印度和越南替代中国的角色。中国是不是要完全再造自己的产业链体系？事实上并不需要真正启动替代，只需要进行“威慑”，就可以实现目的。结论是已经存在的：无法发生全面对抗，但可以有所作为，把过去几十年“走近路”导致没有发展起来的部分发展起来。至少获得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战时日本的产业相对实力，创造一些类似平板显示领域“美日美”等互相交错、且美方在技术上不可能摆脱的结构(电子加工领域目前美国是可以摆脱中国的)，形成“互相威慑下的和平”局面。

我们要从过去的模式提炼经验(产业、政策原理)和教训。

有效的策略或政策：

1、日本战后崛起时代购买美国专利、许可的行为是有效的。这里面的核心，是日本出现了一批技术人员有话语权、敢于创新的企业——通常是非权势的边缘性企业，同时日本还有精雕细琢的文化。这是供给端的要害。同时市场是存在的，而且在高速发展，日本产品在欧美市场以高性价比确立名声。

2、韩国财阀大举进入，逆向投资的方式。这里成功的核心是：电子制造的大领域(半导体、平板显示)迅速复杂化，产生了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环节，形成寡头竞争的格局，博弈下“勇敢者胜利”的游戏规则，再叠加韩国内部采用了有效提高效率的机制（如两组竞争机制）。全球化分工后，厂家可以获得大规模出货机会。

另一方面，韩国的电子零部件企业(尤其是材料)发展势头较好，但发展不如日本。主要是因为1997年金融危机中被淘汰的财阀散落后衍生的中小企业，为了生存必须竭尽全力。但韩国中小企业成长缓慢，成就比日本小，在全球化体系下市场空间受到压制，且受到本国大企业的欺负，成长环境不利。

3、中国台湾的“工研院”所推行的“开发性创新-转移创办企业”机制有效。其成功的核心是：人才供给上形成群聚效应，同时由“工研院”电子所先做研发，避免了最具不确定性的早期环节，选择了晚期应用环节。但这样做也影响了台湾企业的心性，大部分企业往往只能吃“一代”技术成果，一旦技术代际更迭企业就消失了（如触摸屏等被大陆产业链打败）。只有个别企业，如联发科、大立光等企业能不断研发多代技术甚至不同领域的产品。

4、欧洲和日本在21世纪逐渐形成的卡位精细零部件、装备的策略有效。例如荷兰ASML、英国ARM。成功的核心是：产业的高度复杂化产生大量留给“隐形冠军”的位置，而欧洲企业在机械和部分电子领域具有其专注优势带来的领先性。

5、中国当代模式中发展本土品牌整机、有技术含量的零部件产业，包括一些巨型资本投资项目，总体有效。这里面的关键是：有一个巨大的内部市场,加上21世纪初有大量的边缘性产品的机会（如MP3）为本国企业提供了起步台阶，给后来进军主流产品提供了储备。

产品发展的技术规律：

什么样的新产品能够存活下来是一个大问题，它将决定一国产业、企业能依靠的“载体”是否靠谱。

从电子-信息产业来看，能够生存下来的产品逻辑是：往往先要产生一个刚需，独立生存下来，把需求扎下根，然后再根据时代技术的演变，可能吸收归附到某个新集成体上面。而不是在人们习以为常的集成体上再人为增加一个功能——这个功能一般都不是刚需，人们就必然是“一阵风”。

刚需，都是人们愿意为此需求消耗时间的，但刚需的时间总量是有限的。一是新创造的刚需一定会淘汰掉或至少挤压掉一些过去的刚需，二是有意义的刚需在于同样的生活时间活得质量更好。比方说：为什么摄像头产业这十年越发展越繁荣？它养活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进而衍生出一系列图像的需求。它的演变路线是：先有照相机，这成为一个人类生活的准“刚需”，而且发展的比较发达（如佳能、尼康，带动上游的一些企业，比如台湾大立光、大陆的舜宇），然后智能手机发展了起来，把这个需求容纳进去，它就会长期存在，而且继续发展。

反过来，为什么智能家居、家庭物联网控制网关、附着电视的游戏设备总是需求不大，这是因为这些新用途原来是不存在的，还没有形成“刚需”。而人们并不习惯于在电视上使用新功能，容易忘记、冷落这些功能，这些功能就难以扎根，也无法支撑一个产业。而目前源自美国的一些新需求，比如智能音箱之类，属于生活锦上添花的东西，其生命力也有待考研。

新刚需的出现会挤压一部分老刚需的存在，甚至完全取代。比如火车、汽车彻底淘汰马车，半导体出现彻底淘汰电子管，平板显示出现彻底淘汰射线管电视。人们用时差不多，但新东西的质量，行动能力大大增加了。

当前的市场需求环境，是纯电子-信息消费趋于饱和(人们每天用大量时间沉溺于和网络相关的电子终端)，而且竞争激烈。常见两种情况，一种是门槛一般，则超额利润迅速归零，一种是实现起来太难，谁也做不出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系统本身主要矛盾可能发生转移。就好像互联网发明了之后，大家是方便了，但催生了计算机病毒通过互联网传播的问题，衍生出安全性的需求。当前电子-信息领域最大的新衍生需求就是运营商的成本降低问题——当个人信息消费基本饱和时，主要矛盾不再是传输速率问题而是支撑这个体系的成本问题。

所以，从需求上说，最有利的是抓住最新的“真刚需”，包括消费者的刚需，也包括系统的刚需。从人才供给方面说，中国固然有大量理工人才的优势，但近几年，随着年轻人口比重下降和理工科基础教育质量下滑，这一优势会有所减弱。而且当前大量人力资源已经被互联网寡头们挤占。

在技术方面，中国应当参考美国早期和日本战后崛起期的经验，创造“打开窗户竞争来验证出真金”的模式。中国人口多，层出不穷的创新是存在的，要让各种创新，尤其是那些并不和主流热门领域附和的创新有机会验证，尽早发现真刚需和能解决需求的中国技术。越早发现，越能在国际产业链位置中获得有利地位，形成与美国“互相威慑”的格局。要支持那些敢吃螃蟹、勇于尝试前所未有的新设想(但不是空想)的技术型创业家。要有批量支持核心科技早期项目的机制，绝不能出现“两头空”的局面，不能用自我束缚的体制去和灵活的国际对手竞争，系统性机遇一再错过。

（编辑  季节）

正像健康是个人生存的前提，平安是家庭幸福的前提，稳定和安全也是国家繁荣的前提。国家的安全与和平犹如空气与阳光，其存在时丝毫不觉，一旦失去才倍感重要和珍贵。虽然道理很简单，但认识到这点并不容易。很多人能够理解“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表象联系，却认识不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隐性因果。“颜色革命”恰好属于后者。因此，但凡有人提醒要警惕“颜色革命”，有人就马上出来斥之为是“阴谋论”，并自动从视野中屏蔽。幸运的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为“颜色革命”现出原形提供了难得的案例范本。

“颜色革命”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人们总是希望“化剑为犁”，但世界上的矛盾和冲突一天都没有停歇，西方大国从来没有放慢征服世界的步伐。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大国已经连续发动过多场地区战争，而除战争之外无所不用其极的混合战争，更是无处不在。这其中，以政权更替为目标的“颜色革命”，无疑是极具隐蔽性，同时危害性极强的混合战手段。

环顾世界，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无处不在，愈演愈烈。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天鹅绒革命”）到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从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到2005年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2014年乌克兰“二次颜色革命”，都是“颜色革命”的典型案例。还有一些国家发生过未遂的“颜色革命”，如2005年3月白俄罗斯“雪花革命”、2005年6月阿塞拜疆“橙色风暴”、2005年黎巴嫩“雪松革命”、2007年缅甸“藏红花革命”、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等等。如果从冷战时代算起，带有“颜色革命”色彩的政权更替事件更是数不胜数。据统计，数十年来，美国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了超过50个外国政府（中情局只承认7起）。① 另有统计表明，1946-2000年间，美国曾81次试图对45个国家的选举施加影响，借以实现政权更替。② “颜色革命”日渐成为威胁第三世界政权安全的最大动荡源。据统计，近三十年来，所谓“非暴力革命”推翻的政权占政权垮台总数的90%以上。

西方大国如此热衷“颜色革命”，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它是西方大国实现霸权利益的有效工具。“颜色革命”的打击对象总是那些不肯听从号令、臣服于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国家对其进行文化渗透，目的是通过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培养驯服的亲美精英，“重塑”当地社会政治秩序，将“人民革命”转型为“美国革命”。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随着西方经济的日益金融化，其对外战略更加热衷于在非西方世界制造“可控混乱”，目的是通过“制造灾难”实现国家间的财富再分配。“颜色革命”就是西方大国制造“可控混乱”的绝佳方式。

其次，相比于发动战争，“颜色革命”主要通过间接手段实现政权更替，成本更低，收益更大。2004年底的乌克兰“橙色革命”，美国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等民间组织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6500万美元政治资金。与伊拉克战争数万亿美元相比，这笔开支不及其万分之一。“颜色革命”经常使受到冲击的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当权者使用武力镇压民众抗议（这些充当“人体盾牌”的抗议者并不清楚他们已经被政治操控），这些政府便会被西方国家孤立；政府不进行镇压，便可能被推翻。

第三，一些国内问题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为西方策动“颜色革命”提供温床和土壤。“苍蝇不叮无缝蛋”，西方大国热衷在发展中国家策动“颜色革命”，这些国家自身往往面临种种问题，如经济发展缓慢、政治制度失灵、意识形态迷茫、民族宗教矛盾凸显等。内因固然是导致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但如果没有外部大国推波助澜，这些国家的矛盾和问题远不到政权更替的程度。

从最终效果看，“颜色革命”虽然名称好听，“颜色革命”组织者也有意将自己包装成争取民主人权、维护公民利益的“正义抗争”，甚至抗议活动和夺权过程也搞得像“嘉年华”运动，但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由外部策划、精心伪装的政变。激进的社会革命首先要有人民大众的广泛动员，共同反对占少数的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以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和进步（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改造）为目标，革命的最终受益者是多数劳动群众。“颜色革命”则恰恰相反，它主要依靠心怀不满的市民和学生，没有明确的政纲，只是满足于将当权者由令人痛恨的独裁者或执政党，替换为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领导人或政党。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乌克兰、菲律宾、格鲁吉亚等就属于这种情况。①就此而言，“颜色革命”只是一场“水过地皮湿”的“假革命”，乃至“杀人不见血”的反革命。“颜色革命”是西方大国实现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的惯用手段。它以更迭反西方政权为目标，进而使相关国家顺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尤其在经济领域，经过“颜色革命”后的国家，经济变革方向无一例外地朝着自由化、私有化方向发展，依附于西方经济体系，结果是多数民众利益受损，而少数大资本（包括跨国垄断资本）则大获其益。为实现夺权目标，“颜色革命”的策划者总是不断煽风点火，甚至人为制造流血事件，目的就是加剧政府与民众对抗，给政府不断施压，最终颠覆政权，将对象国纳入西方政治经济版图。事实证明，“颜色革命”带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乃是无尽的灾难与痛苦。

“阿拉伯之春”：一场中东版“颜色革命”

2011年，阿拉伯世界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政治地震。从表面看，这场剧变完全起于内因，是阿拉伯民众自发的社会政治运动。事实正如《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所揭示的，这场剧变处处能看到西方插手的痕迹。

一方面，阿拉伯剧变受到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操控。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看似各自为战，实则操作手法都是构思精巧、简单实用，显示出极强的策划组织特征。抗议者采用的所有方式，与发生在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的策略如出一辙。例如，各国示威者都是使用简单而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如“人民希望政权垮台”、“离开”、“尊严”、“结束了”及“该让我们决定了”等等）。① 这些类似吉恩·夏普提供的“颜色革命”策略，在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数年前就已出现，包括：口号、漫画、图标、旗帜、海报、联络方式、公开祈祷、讽刺文章、歌舞表演、政治悼念、组织抗议、发表演讲、藐视警察权威、政治倾向模糊等。

另一方面，西方大国借助网络推波助澜。“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西方国家积极为抗议者提供技术帮助，由此使民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例如，为帮助中东国家的抗议者保持联络，同时避免被跟踪和抓捕，西方公司研发出一种可以接入网络又不留痕迹的TOR技术（洋葱路由技术，The Onion Router）。这种服务器可以为所有信息加密，用户可以通过它匿名上网。该项目由美国企业推出后，免费向伊朗人、突尼斯人、埃及人提供，目的就是让那些“想动摇本国政府统治的异见青年”在搞活动时，能躲避政府的审查和监视。② 为确保突尼斯、埃及活动分子在断网情况下与外界保持联系，谷歌、推特迅速推出一款名为“Speak2Tweet”的服务。这项应用允许用户免费拨号，上传语音留言，该留言被自动转换成推文后再传至因特网。③ 兰德公司还花费数年研发出被称为“蜂拥”的非传统政权更迭技术。这些技术被用来协助通过互联网联接的大量年轻人加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性抗议活动。此外，美国国务院将研发“反审查”信息系统作为重要任务，并为该项目注资超过3000万美元。美国还在研发一款名为“暴动”的软件，其允许100%独立的无线宽带网络；频繁提供Wi-Fi网络；不依赖任何实质器械，无须电话、电缆或卫星连接，因此能躲过任何监测。④

可以说，正是借助网络技术的帮助，阿拉伯抗议民众才得以有效组织，并使“阿拉伯之春”的火种最终星火燎原。正如一位抗议者所说：“Facebook用来确定日程，Twitter用来协调行动，YouTube 用来昭告天下。”⑤ 因此，“阿拉伯之春”也被称为“Facebook革命”、“Twitter起义”、“键盘敲击出来的革命”。

从最终效果看，这场剧变尽管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美名，但其给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浩劫之大，不亚于一场全面地区战争。阿拉伯民众起身造反，经济困顿是主要动因，而埃及“1.25革命”时，抗议者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但经过这场“革命”后，经济形势并未改善，许多经济指标甚至赶不上剧变前的水平。几年前，“阿联酋战略论坛”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数据得出结论：“阿拉伯之春”及随后的政局动荡，使相关国家付出8300亿美元的代价。与此同时，中东剧变还在中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种潜在矛盾竞相迸发，如教俗矛盾加剧、极端恐怖势力突起、大量民众沦为难民。阿拉伯地区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难民人数却占世界难民总数的53%以上。“瞬间天堂，漫长地狱”，这就是“阿拉伯之春”留给中东民众的最终印象。如今的中东比“阿拉伯之春”之前更不稳定、更看不到希望。

可悲的是，在这场中东剧变中，那些街头抗议者实际上是替人火中取栗的角色。西方大国策动“颜色革命”的目的是服务于西方和跨国资本，必然以牺牲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为了打破现行权力秩序，“颜色革命”的策动者往往提出模棱两可的理念和主张。2011年中东剧变中，抗议者打出很多看似体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抗议口号，如“受够了”、“是时候了”等等抗议口号，这些口号空洞无物，却颇具感染力和煽动性，很容易打动那些不满现状的普通民众。抗议人数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给当权者造成极大心理压力，最终屈服下台。那些街头政治的狂热参与者，实际是“颜色革命”策划者的“炮灰”，看似一场带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实则是“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民粹运动，这是“阿拉伯之春”的悲剧性所在。

防范“颜色革命”，前提就是破除“阴谋论”迷思

 大量事实表明，只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一天，中国就始终面临“颜色革命”风险。当年毛泽东曾指出：“敌人的策略是什么？硬的软的两种策略。一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二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等，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从历史轨迹看，当代世界上发生“颜色革命”的地区，基本是按照“东欧—西亚—中亚—东亚/东南亚”的轨迹蔓延。前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西方大国 “颜色革命”的重点目标。2019年的香港乱局明显有外部势力插手的痕迹，已经具有“颜色革命”的典型特征。

防范“颜色革命”的前提就是要有底线思维，要对外部危险保持足够警惕性，进而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对外部威胁保持警惕性，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只有幼稚天真者才会对潜在威胁毫无知觉。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个国家更应如此。在当前“颜色革命”无处不在的复杂环境下，提高警惕，保持敌情意识和底线思维显得尤其重要。

研究 “颜色革命”问题，最难之处就是找证据。文化渗透本身就是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长期性宣传的目标，就是通过大规模催眠诱导，创造某种特定倾向和弱点，以便在需要时加以利用。它就像水管渗水一样，让人很难清晰地察觉到，却能使金属管道逐渐腐蚀，直到顶不住外部压力。① 这种宣传伎俩一旦被曝光，其宣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而文化渗透注定是个秘而不宣的战略。法拉戈在《智慧战》中写道，宣传战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要求慎重地伪装好，不要暴露出是宣传，如果说出是宣传，就必然会失败。”①

策动“颜色革命”更是典型的“黑箱操作”。无论2011年“阿拉伯之春”，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颜色革命”，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将其不为人知的伎俩主动公诸天下。况且，政权更替事件一旦发生，便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事后诸葛亮”没有任何价值。

而研究此类问题，恰恰需要寻找“新闻背后的新闻”，挖掘“内幕背后的内幕”。这使文化渗透研究需要“读无字之书，闻弦外之音”，研究难度可想而知。好在文化渗透并非无迹可寻，相反，它经常会“露出狐狸的尾巴”。如果说非得等到打开“黑箱”才算真相大白，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但由于信息的输入和输出过程是可见的，因此由“前因”和“后果”，不难推测出“黑箱”里到底有些什么。评估是否存在文化渗透战略，同样可以从结果进行逆推。

美国中情局前局长杜勒斯提出的“中情局十诫”，就是西方实施文化渗透的基本法则。验证“中情局十诫”是否真实存在，除了等待档案解密，还可以看西方国家推行的是何种文化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是否产生了现实危害。正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拼组局部真相碎片，同样能够还原出西方文化渗透战略的大体轮廓。

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未做好应对“颜色革命”的心理准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部环境有所改善，致使很多人误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诉求当成了时代特征，并由此放松敌情意识，乃至滋生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麻痹思想。在知识精英中，“去革命化”、“去意识形态化”成为流行时尚；普通民众更是“不无西东”，“跟着感觉走”。

在此背景下，很多人至今对西方大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日趋迫近的危险视而不见，“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危险暂时没发生，就当它不存在。但凡有人对西方大国的种种敌对举动做出预警，对发现的蛛丝马迹进行合理推测，统统被冠以“阴谋论”的恶名。

事实上，“阴谋论”本身就是西方大国刻意炮制的意识形态陷阱。他们将所有提醒人们对西方暗战手段保持警惕的意见和行动，统统斥之为“阴谋论”，并固化为不证自明的原理性观念。许多人为了避免被扣上“阴谋论者”的帽子，自动消解了从敌情意识思考问题的方法论基础。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人坠入了西方国家精心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就此而言，“阴谋论”是推动“颜色革命”的障眼法和理论帮凶。

对多数人来说，应对和防范“颜色革命”，仅靠正面教育还不够，反面教材往往更有教育意义。1991年苏联解体，已为中国防止类似悲剧提供了历史镜鉴。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又为我们防范“颜色革命”提供了新版教科书。《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堪为研究“阿拉伯之春”问题的标杆之作。该书由法国情报中心组织编著，书中披露了许多有关“阿拉伯之春”鲜为人知的内幕资料，许多报道来自现场目击者，信息量极大，冲击力很强。几年前，笔者有幸读到该书的翻译稿，读来触目惊心，事后细思恐极。时至今日，尽管“阿拉伯之春”已经快十年了，但书中内容并没有过时，因为类似场景在台湾“太阳花革命”、香港“雨伞革命”及2019年香港“反修例风波”中一再上演。在当前中美博弈日趋激烈、新版“颜色革命”箭在弦上之际，这本书的出版对中国读者可谓恰逢其时。它就像唤醒沉睡者的响鼓重槌，使国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与去路。

（编辑  宋斌斌）                          

从2010年末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开始，一场“革命”很快遍及阿拉伯世界。西方社会当初迅速将其命名为“阿拉伯之春”，似乎意味着以“民主自由”为宗旨的这场“革命”将给“专制极权”的阿拉伯世界带来一个春天。西方对于这场“革命”的价值观褒贬非常鲜明。然而，从那时至今将近十年，这场“革命”究竟给阿拉伯国家带来了什么？现实并非像西方描绘的那般明媚，人们看到的不是美好的春天，而是战乱、动荡、社会失序、经济倒退的冬天。

中信出版集团新近出版了《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书名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此书揭示了西方媒体冠以“革命”、“春天”名义的报道中所没有的另一个真相，这个真相也是西方主流媒体刻意隐瞒或故意忽视的。该书是中信出版社“文化交锋丛书”中的一本译著，作者是以法国情报中心德纳塞为主的来自美英之外8个国家的中东问题专家。因此，该书是当今世界美国、英国主流媒体之外的另一种声音。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通过分析大量事实，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阿拉伯“革命”并非完全自发的民主革命，而是一场由美国精心设计的民主政变。从推翻现政权的战术看，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成功；但从繁荣稳定的政治承诺看，没有一个实现。当“革命”蔓延，西方并不支持所有“革命”。阿拉伯“革命”呈现出复杂的图景。

阿拉伯“革命”的复杂性

要理解这种复杂性，首先要了解阿拉伯国家本身。任何事物起变化，外因和内因都会发生作用，阿拉伯国家发生的“革命”与其自身社会肯定有关联。这些国家多年来积累了不少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很多民众会投身“革命”的原因。但是，本国社会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如何才能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参与这场运动的人们呈现出很大的不同。有的主张借鉴西方，有的主张回归本国传统，有的则带着西方使命，成为美国的代理人。

其次，阿拉伯“革命”的复杂性来自于操纵它的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在中东问题上表现出目的和手段的变化多端。人们一般都强调美国在中东是为了石油等经济利益，这个结论无可否认，但并不是全部。美国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近年来，美国石油进口大为降低，自己则成为名列前茅的产油大国。美国在中东的策略显然不只是简单地想要获得那里的石油。小布什总统曾经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有人说这个计划失败了，也有人说阿拉伯“革命”正是这个计划的既定步骤。然而，美国社会不是单一的，不同的人对于“民主”有不同的理解。“911”后，美国在全世界大力反恐，中东是反恐的重点地区。中东地区宗教氛围浓厚，恐怖主义往往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伴。但人们容易忽视的是，美国本身也有强大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上述种种，使得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行为动机变得十分复杂，公开和隐蔽共存。这也是《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想要说明的。

“911事件”对美国的冲击

“911事件”对于美国的冲击是巨大的。当时一位美国人对着镜头充满悲伤和愤怒地问：“他们为何恨我们？”这很快通过媒体传播，成为全美国的共同问题。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全球最先进、最文明、最富裕的国家，认定自己是全人类的榜样，是“历史终结”的灯塔和唯一答案。然而，美国人心目中如此美好的美国，却遭到很多人的仇视，甚至不惜舍生忘死地伤害美国。因此，“他们为何恨我们”并不只是“911事件”后一时的流行语，而是美国对于其标榜的“普世价值”、“历史终结”的最深困惑。冷战之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是对这一困惑的理论思考。“911事件”不过是让这一困惑扩散到每一个普通民众那里。美国此后很多中东政策的行为和动机，都可以沿着这个问题的方向去寻找答案。

美国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中宗教氛围最浓厚的国家之一。亨廷顿指出，“911事件”后，美国信教人口超过了90%。发达国家中，欧洲各国的信教人口大都在50%以下，有的甚至只有10%。美国如此高的信教人口比例，大致与美国眼中孟加拉国、泰国、格鲁吉亚、中东等“落后”国家属于同一数量级。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的各个流派，其中又以新教最多、最为核心。美国社会的这一特点常常被人忽视。从基督徒的角度说，“他们为何恨我们”，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他们是魔鬼。所以“911事件”后，“魔鬼”、“邪恶国家”等词汇成为美国政客的常用语，其实这种做派本质上与恐怖分子称美国为“撒旦”完全一样。可以说，美国对于恐怖主义的狂暴打击主要基于这个宗教理念。

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背后的深层动机

如果不找到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美国越是反恐越是会催生新的恐怖主义。美国在反恐名义下大规模使用武力，猛烈打击恐怖分子，只能造成更多对美国的仇恨。“他们为何恨我们？”美国反恐给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答案：是美国自己在制造仇恨。因此，在人们看到美国多位总统大张旗鼓强硬反恐的背后，美国还有一些柔性手段，例如，通过某些政治交易，试图消解、弱化阿拉伯世界普遍的反美情绪。但是美国的软硬两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向我们揭开了这一幕后的深层动机。当美国软硬皆施时，由于舆论需要，人们更多看到“硬”的一面，“软”的一手被隐藏了。

“他们为何恨我们”描述了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反美主义”情绪。反美在阿拉伯世界相当普遍，而且非常鲜明地与伊斯兰宗教信仰有关；有学者称之为“伊斯兰主义”，并认为它是恐怖主义的土壤，而恐怖主义则是反美主义中最极端的那部分。美国强调反恐只反“极端”，而不是普遍反伊斯兰，还提出“温和伊斯兰”的概念，体现了美国“软”的一面，具体就是在中东推进民主。在美国，宗教问题是不容易深入触碰的敏感问题。由于美国人长期对自身宗教信仰的偏执理解和简单的“民主-专制”两极思维，他们认为自己的宗教就是民主之源，而反美主义就是反对美国民主，就一定是极权专制。于是，美国发现在中东存在很多“假民主、真专制”的国家。美国认为，只要把中东假民主改造成真民主，阿拉伯的反美主义就会消失或弱化。这就是“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含义。

二战以后，中东出现了一批靠军事政变上台的“上校”们，他们大都掌权多年，甚至是终身执政。如萨达姆、卡扎菲成为专制主义或者反美主义的典型。那么，阿拉伯世界不满专制“上校们”的反对派民主力量是谁？基于阿拉伯国家的历史传统，反对“上校专制”的力量中，伊斯兰主义是很强大的一部分。因为，几乎所有的阿拉伯“上校们”所处地位都类似20世纪初的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凯末尔主义同样是世俗化的革命，而反对世俗化的伊斯兰主义经常被“上校们”镇压。由于伊斯兰信仰在中东地区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校们”有时也会借助这一传统，但本质上是世俗的，例如卡扎菲对女性平等的认识和做法与正统伊斯兰主义完全不一样。因此，美国认定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在阿拉伯世界实际上转换成了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大中东民主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让伊斯兰主义上台，让温和伊斯兰、世俗伊斯兰的民主取代“上校专制”。由此，人们看到在所谓阿拉伯“革命”中伊斯兰主义纷纷变成政治力量出现在政治前台。但是，由于伊斯兰主义与恐怖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利比亚、叙利亚等民主政变演变成武装夺权或内战的地方，民主反对派中有大量恐怖分子的身影。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美国自身并不是单色的。在“民主国家不打仗”或“民主会消除反美主义”之类的观念下，美国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还存在反伊斯兰主义意识，他们认为伊斯兰主义不会带来进步；但是为了消除反美主义，让温和伊斯兰上台，同时保证美国石油供应的安全，他们也可以接受伊斯兰主义。这种观点在当时可以简化为一句话：“给他们教法，给我们石油”。沙特阿拉伯就是践行这种观点的典型例子。为何沙特阿拉伯也有反美主义？那就是极端和温和的区别。这里有一个现实悖论：上校“专制”统治下的阿拉伯国家大都获得显著进步，例如，萨达姆早期曾经被联合国视为阿拉伯世界文明进步的典型，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人均收入甚至超过意大利等部分欧洲国家。而且，他们大都注重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包括试图拥有核技术。而美国支持的“温和伊斯兰”在这方面乏善可陈。美国右翼认为，“温和伊斯兰”没什么文明进步，就由他去，只要实现美国的目的：压制反美主义、同时保证美国利益即可。美国右翼改造阿拉伯最大的手笔就是在伊拉克实现民主制度。从现实角度看，他们的目的似乎达到了。

但美国左翼与右翼很不一样，他们真诚地认为：民主的确可以带来文明进步，这一点在奥巴马政府那里显得尤其特别。美国历任总统没有一个不是基督徒，但奥巴马的基督徒身份常常遭到某些美国人的质疑，包括现任总统特朗普。奥巴马在任时，有一次在中东演讲时公开承认自己小时候是个穆斯林，因此，阿拉伯“革命”在奥巴马任期内发生，体现了美国左翼认为民主是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的幼稚以及对“温和伊斯兰”的天真想象。阿拉伯“革命”后的情况普遍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

奥巴马时期发生的阿拉伯“革命”的一个鲜明特征是，这场“革命”是由美国在幕后精确定制的。它允许伊斯兰主义走上政治舞台，但条件是不反美。埃及穆兄会就是一个典型。从纳赛尔到萨达特再到穆巴拉克，埃及穆兄会经历了非法、合法、半合法的起伏历程。在阿拉伯“革命”中，穆兄会第一次靠民主掌握了政权，但穆兄会内反美主义始终存在并相当强烈。“革命”期间，穆兄会为夺得政权，高度配合美国的设计方案。几百万人长时间进行街头“革命”，没有一句反美、反以口号，没有焚污美国国旗。在美国支持下，埃及穆兄会如愿以偿。然而，“革命”时期严格执行美国设计的方案，“革命”成功后，穆兄会立即卸下伪装，露出一贯不变的反美本色。所有伊斯兰主义都把霍梅尼革命当作巨大榜样，包括IS伊斯兰国，都想掌握国家政权并实现政教合一，例如要求在宪法中加入伊斯兰教法是宪法源泉的条文。美国的民主痴迷者很快发现自己上了当，为防止在中东出现第二个伊朗，便再次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靠民主上台的穆兄会。

美国定制“革命”的悖论（二级标题）

对于“革命”背后的美国动机，《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有专门章节，但更多呈现的是“革命”期间的现象，尤其是美国定制“革命”的具体手段。例如，阿拉伯国家的军队由美国控制，使得民主革命或民主政变能够体现“非暴力”。在“革命”的具体操作中，很早就开始物色能够精准执行美国定制方案的代理人，包括政治人物和媒体意见领袖。由于阿拉伯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大都起步较晚，因此，美国培养的网络意见领袖主要针对青年人。为防止“上校专制”的网络封锁，美国还开发了网络专用软件。其他民众的动员主要靠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但他们的消息源，几乎都来自美国“钦点”的网络领袖。《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的作者指出，这些网络消息有大量虚假成分，目的只是为了引导无知民众按部就班地沿着美国定制的“革命”方向开展行动。

自建国以来，美国形成了一系列政治理论，然而美国每一条貌似正确的政治理念，都能在中东找到符合及违背的例证。例如：

“专制制度必然反美”：IS伊斯兰国似乎符合，但沙特阿拉伯并不符合，当年与美国亲密无间的伊朗巴列维国王也不如此；

“民主制度不反美”：今天的伊拉克似乎符合，但埃及穆兄会靠民主上台又是反例；

“宗教自由等于民主”：今天美国主导设计的伊拉克似乎如此，但美国根本不承认伊朗的民主；

“民主必然带来繁荣”：阿拉伯世界“革命”后，没有一个国家兑现，相反，倒是美国眼中的专制体制在历史上有不少亮眼的发展成就；

“美国支持非暴力民主革命”：阿拉伯“革命”期间，人们在西方主流媒体看到的似乎确是这样，使用暴力的都是“上校专制”的暴力机关，但是在巴林等国同时发生民主革命却遭到镇压，美国却视而不见；

……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很多。为什么会这样？

美国主导的阿拉伯“革命”之所以复杂，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一贯提倡和推行的“普世价值”本质上有严重缺陷。简单地说，美国把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平等、宗教与世俗、和平与战争等等概念混淆在一起。单独看一对概念，似乎挺有道理，如果几对概念放在一起，经常会彼此冲突。而美国强大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习惯于两极化简单思维，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缺乏大局上的综合意识。在社会发展与发展理念之间，美国用先天不足的价值观体系，要给中东国家定制一条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明之间蜿蜒前进、绕过种种障碍的精巧路线，同时符合美国和中东国家的多项利益和价值观，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美国对此从未深刻反思，二百多年来始终不改自认绝对正确的自大感。。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傲慢地宣称“历史终结”论，美国像工程师一样为其他国家定制社会方案和革命的做法，短期内还会继续，并将扩散到其他国家，而美国左右翼方案的差别，充其量只是如同出自不同品牌和设计师的时装。例如，当年美国为俄罗斯定制的“休克疗法”与今天为中东定制的民主革命方案就很不一样，但结果都没有达到美国所许诺的美好前景。当然，美国可以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为例，证明他们的定制是成功的；对于不成功者，美国又惯于将责任推诿给别人。面对美国“定制革命”大量失败的事实，人们必须对美国锲而不舍、乐此不彼地为别人定制“革命”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为认识这一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基础。

（编辑 宋斌斌）

2018年6月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卡脖子”问题在中国日趋凸显。电子制造是全球化的代表性的产业，分工最为彻底，由此衍生的“卡脖子”现象更普遍。在什么样的跨国产业结构下，会出现利用这一结构来对一国进行施压（所谓卡脖子）？什么样的国家会出现“被卡脖子”？我们从全球化分工最彻底的电子制造产业（含半导体的各领域、各环节、以液晶面板为代表的平板显示产业、各种电子元件生产企业、上游装备企业及材料企业、消费电子代工产业以及早年相关联的无线电、仪器仪表、家电产业）的全球发展演变历史进行分析。核心要害是：国家和地区选择何种进入产业链的方式，为什么在某些时期形成了何种均衡（尤其是上下游不同环节的分工），什么样的企业商业策略和政府的政策是能够成功的，什么情况下则会失败或从曾经的成功中跌落。

世界上电子产业发展的几类模式

美国的早期模式，以美国为主要原型

这一模式是在当时工业革命下应运而生的将各种发明实现产业化。主要驱动电子产业的需求包括：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统计、电力-发电-电灯产业(欧洲乃至大部分美国的公司)、电报电话、航空驱动的无线电需求、好莱坞影视需求、科学测量、石油勘探需求等。

代表性公司如美国通用电气、西屋电气、AT&T-西部电气(Western Electric)、IBM、飞科(Phico)、摩托罗拉公司，以及在产业发展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大部分公司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诞生。发电、电机、电话、电报及后来的无线电，在早期是不分家的，从业者经常横跨上述领域。20年代产生了电子管(真空管)这一时代性的里程碑产品。50年代中期发现了半导体，1957年出现了仙童半导体，1968年其创立者之一诺伊斯离开仙童再造英特尔。

这些企业都属于美英早期模式。这些产品通常来自发明家(有的是科学家-工程师)，绝大部分都在美国国内生产。1965年之后，飞科等家电(电视)公司把最后的组装程序外包到中国台湾、韩国。

创立这样的企业、产业，高度依赖于企业家的出现。美国在这方面十分典型，比如通用电气的爱迪生、AT&T-西部电气的贝尔、IBM的沃森、摩托罗拉的加尔文、惠普的休伊特和帕卡德等。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RCA的萨洛夫(Sarnoff)。他在美国和日本两国的早期电子产业中发挥了重要角色。他创办了美国无线电公司(RCA)，通过销售收音机取得成功；1926年又建立了全国广播公司(NBC)。RCA从创办到60年代，是美国电子类技术科研的中心，萨洛夫中心支持了大量未知领域的探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大批研究人员到萨洛夫中心考察，RCA当时同意以授权的方式把自己的发明“卖给日本人”，由此奠定了日本战后电子产业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初技术型企业家的作用日趋凸显的过程中，全球人才的归附引人瞩目。从一战前后到二战前后，欧洲大陆大量科技人才赴美，英国人才也倾向到美国创业，美国长期享有最丰富的技术型创业人才，并且放手让其自由成长，加上二战后军方对科技产品的采购和支持，国家因此获得层出不穷的创新成果。

这一时期，所有这些公司的生产链都是“完整”的，从研发、设计到制造，和造汽车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会有一些上下游产品的分工，比如很重要的电子管，会有专门公司制造，但在工序上并没有出现企业间分工。

日本战后崛起时期——有效的“吸收-创新”模式

日本通产省在二战后的重工等产业的崛起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更倾向于仿造性的追赶政策。在电子制造产业，是靠先锋企业中大胆的工程师及支持他的企业家（或企业家兼工程师）采取承担风险的动作而成就的，往往是结合自身发现的科学现象和在美欧考察过程中发现的对方先走一步的成就，采取谋求授权的方式来启动事业。21世纪日本在消费电子终端品牌上败北于美国、韩国和中国后，仍然以上游电子元件、装备的形态继续保持全球优势。日本民族在传统“工匠精神”影响下，善于做长时间的精细化琢磨，从而将一批电子科技产业化，融入生活，进而大规模的降低成本，成为畅销世界的产品。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包括：夏普(早川电气)的佐佐木正（“火箭”博士）主导了电子计算器的开发；诹访精工的诸角信二主导了石英表、电子表的开发；三洋的桑野由纪主持了非晶体硅电池的开发（应用于电子表、计算器等消费电子产品）；索尼的岩间和夫全面支持CMOS感光芯片的开发（用于摄像机和电子照相机）。此外还有佳能、雅马哈、星电、斯坦利电气、日亚化学等公司，开发了CD唱片、硅片级音乐合成器、激光打印机、LED等产品。诹访精工（Suwa Seiko）是精工集团(Seiko)分公司，它代表了日本二战后最具代表性的创新精神，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产业化的液晶面板产业——日本能够实现整条上下游产业链（尤其是装备和化学材料）的分工布局。2019年日韩间爆发贸易战，日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少量关键原材料让韩国的重量级产业遭到重创。这就是“卡脖子”的经典模型。

虽然日本这批企业的很多技术得到RCA等美英源头授权，但这些技术并没有直接用于产业化，而是在开发的早期就被慧眼识珠的日本企业研究人员请求授权，所以美英得到的授权费并不高。其实，核心并不是简单地把别人的某个成果搬过来，琢磨怎么降低成本（这曾经被人误以为是日本模式），而是敢于冒风险去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把美欧已经放弃的技术做成产业。就是说，日本的电子产业成果主要是非权势企业，即二战后在主银行体系之外或边缘性的企业为主力做出来的。这些企业构成了日本中坚企业的主体，其中有些企业如发那科(富士通的干部衍生出来的分支)等则进一步成长为全球性大型企业，在装备、元件、材料等领域获得垄断性地位。

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液晶面板产业发展过程中，日本在其中是“带头群体”，因此出现了对美国企业的“再带动”，其代表是美国应用材料和康宁玻璃。即一批以日本主导的平板显示产业带动的伙伴企业，专做零配件。因此，即便日本终端品牌出现衰落，苹果等终端名牌整机企业盛行，但日本平板显示仍然可以服务于美国终端产品，上游仍然有美国企业，形成“美-日-美”的互相交错的格局。这是天然不会发生“卡脖子”的技术战。日本在产业发展中的历程可圈可点，但当事人并非料事如神，所有的探索都是在不确定性中进行。创新是面向未知的，只有去试才有收获，而且市场机会往往来自出乎意料的地方。

日本通产省着手在大企业中间组织协调，为主流趋势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及大企业相互之间协调。比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半导体内存领域的投资。到80年代初，在日本早期的先锋企业的成就和通过日本通产省协调的主力综合电机企业，对内存等重点领域的成功布局，使日本电子产业进入巅峰时期。此时爆发了美日贸易战，其中半导体是重要战场。贸易战主要集中在市场开放问题（日本自愿约束出口，市场向美国开放），没有出现所谓“科技战”现象——即利用上游的卡脖子环节让另一国下游产业瘫痪。这不仅是政治同盟问题，而且与日本企业在产业中具有核心位置有关。比如，索尼20世纪70-80年代领头的CMOS感光芯片，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智能手机时代——因为不论镜头出身的企业如何演化发展，加各种修饰性的镜头，其核心还是主摄像头，而用什么样的主摄像头取决于CMOS感光芯片的大小。因此，如今在中国地位已经很高的舜宇、欧菲等企业在摄像头模组仍然受制于掌握了CMOS感光芯片的企业，尤其是日本企业。

日本模式后来盛景不再，与走错发展路径（点错科技树）有关。而这些发展路径，带有比较浓重的通产省色彩。同时，20世纪80年代电子产业开始加速复杂化——随后的全球化适应了这种复杂化并进行全球性分工，而日本企业未能及时调整，更多是一种大企业（综合电机企业）间的横向合作，1986-1990年，地产-股市泡沫的捧杀使得日本错过了先机，让韩国、中国台湾配合美国的市场需求赶了上来。

日本20世纪50-70年代模式乃至90年代液晶产业的形成对中国有极大的启迪。中国是大国，日本也是和美国正面贸易冲突的历史当事国，但日本即便在泡沫破灭后仍然在世界产业链中具有核心的位置，而且其中的核心支撑是一些理工类出身的企业家、工程师，符合“创新出现于（政治地位意义上的）边缘地带”的规律。

韩国、中国台湾模式——全球化模式中纵向分工模式的创造者

韩国、中国台湾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在所谓强人（政治强人、产业强人、产业官僚）的支持下，以本地企业为主，抓住全球化分工的机会，切入一个环节成长起来。这个环节，最开始是简单劳动密集部门，后来集中资源切入资本投入较重的环节。这两个地方都是人口不多的中小经济体，故而都有动机结合邻近的人口大国——中国大陆(最新是越南、印度)进行海外扩张。但它们是有自己的本土品牌的。它们先是搞了世界最早的出口加工区，但很快发现这种模式的缺陷，美日企业并不会传授技术，因此他们都得出结论：要有自己的产业。

产业早期积累的基础。在出口产业发展之前，主要来自鼓励本地消费的粮油加工、化肥、重工等领域及面向出口的纺织加工领域，由此发展出一些有一定资本的早期企业。这些企业在后来的电子产业发展中扮演不同角色，韩国企业演变成财阀，自己干电子产业；台湾地区有两种企业，一种是当投资人，投资留美归台人员创办的企业（通常技术含量较高），一种是自己亲手干，常见于台湾本地人出身的企业家，通常做偏劳动密集型加工的部件产品。

人才基础。韩台两地均有时代赋予的优势：美国一些技术创新的核心人物对韩国有所偏爱，如硅谷之父、斯坦福工业园创立者弗雷德·特曼对韩国尤其照顾，应朴正熙邀请策划建立韩国科学研究院(KAIST，1966)，韩国随后吸引了大量留美技术人才。台湾则有大批早年大陆留美人才，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半导体与计算机大潮萌动时就崭露头角，后来更有大批新一代年轻人留美攻读理工科，这些人都为70年代中后期启动工研院及衍生机构提供了人才基础。

韩台抓住机会。首先是电子产业的前身——以收音机、电视为代表，韩台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开始做。这与同时期的轻工业纺织鞋服、玩具是一样的。这一产业模式到20世纪80年代收敛到印刷电路板、配件(如注塑按钮、键盘等等)、电子代工组装等领域——其最大的成果就是富士康。

韩台是世界最早的大规模垂直分工中的加工环节承担者。韩国的财阀如三星的品牌形象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逐渐建立的，到21世纪才真正巩固，而台湾则长期不存在知名品牌。是否能出现上下游垂直分工，这在产业与产业之间是不同的。有的产业如电子产品，“成品较小且结构不特别复杂”就容易抽取出加工环节，有的产业比如汽车产业则不太容易。所以日后韩国做了汽车产业（上下游就比较完整），而台湾则没有做成汽车产业。

第二个机会，是内存DRAM、半导体代工、CMOS（试图跟随日本）等泛半导体领域为先行，液晶面板显示为略晚但并行发展的重资本投资、高技术密集型产业。

从1983年起，韩国三星启动进入半导体内存制造领域——这是一种追赶模型，因为当时日本综合电机企业刚刚逼迫英特尔彻底离开内存领域，正处于巅峰状态。三星在1987年收获成果，90年代初站稳脚跟，之后形成资源集中到顶级财阀手中的模式。

台湾则从1976年起在工研院电子所引进RCA的二手7微米生产线，1978年剥离建立第一家企业联华电子(台联电)，1986年工研院院长张忠谋筹资建立台积电(第一大出资人是荷兰飞利浦[1])，在90年代

早中期奠定半导体制造代工模式。由此衍生出一众半导体企业，进入CMOS等多领域，与当时兴盛的电脑代工组装(韩台第一种模式)共振，并促成半导体设计业繁荣催生联发科。与韩国相比，中国台湾在重型投资领域的长跑中落入下风，更多的是层出不穷的创业，不断抓住散落机会，成为服务美国体系的“繁星”式配套企业。

韩国实施的战略路线：走多线竞争的道路

不同财阀之间的竞争、以及财阀内部多个团队竞争（至少两个）；同时大胆押注，采取滚动投资（即某个技术水平的产品还在研发中，就提前开始建造下一代产品的基础设施），到20世纪90年代，由三星带头，逐渐形成所谓“逆向投资法”——越不景气越扩大投资。

中国台湾实施的战略路线：把研究院改造为孵化机构

台湾把工研院改造为孵化机构，分离出去的企业偏重于产品开发，基本上是一个成果剥离出一个企业。台湾大部分企业（除了台积电这个主干）的布局相对短促，除非在某个领域做到极大（如大立光）。

21世纪之后，台湾企业发生的很多交易属于财阀之间各家的买卖重组。台湾企业分三类代表：一类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一类是以台积电为代表的重资产、高度复杂、技术密集性的半导体代工业（半导体制造环节员工多，一般是中高学历人员），第三类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有一定科技含量（创业者为技术人员），但又要依托较多劳动力，因此通常在大陆设厂的各电子部件产业。

当代电子业三大部件：各类半导体、显示面板（液晶或OLED）、电路板（这也是智能手机中前三类价值最高的零部件），都成为韩国、中国台湾支配或参与（至少参与代工生产）的部分。其中前两者是重资产、高科技密度型，主要为若干知名韩台企业把持(直到近8年崛起于中国大陆的京东方)。第三者为有一定技术含量同时兼劳动较密集型的产业，为一些不太知名的大中型企业所把持，且和临近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相互关联。例如近十年借助智能手机稳步成为世界最大印刷电路板企业的臻鼎（鹏鼎），便是富士康体系衍生出来的公司。

                              （编辑  季节）

纵观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及军事变革的耦合与互动，都深刻影响乃至重塑了全球竞争格局。无论是蒸汽机时代的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抑或电气化、信息化时代的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其背后蕴含的逻辑是一致的。即谁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前沿科技发展所标示的战略机遇，主动创新、顺势而为，谁就能够在新一轮变革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当前，面对科技智能化、社会智能化及军事智能化的滚滚浪潮，围绕人工智能领域而展开的全球竞逐已然展开。各国政府、企业、社会及军事机构等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前瞻布局、科研攻关及推动应用落地。在这场事关战略主导权的科技、产业及军事全方位竞逐中，中美两国都具备各自的基础和优势，不同的国情也决定了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路径不会相同。如何在智能化浪潮的“世界型”中闯出“中国式”，把这场人类历史上新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抓好、抓实，考验着我们的战略认识、产业基础及谋划能力。

人工智能发展的三个阶段

自1956年美国达特摩斯会议十个年轻科学家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开始算起，60余年来，人工智能发展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

1956-1976年是第一个阶段，当时的人工智能主要是基于逻辑符号的推理证明。科学家们开发的主要技术和工具有逻辑运算、演绎推理及一些如Lisp、Prolog的编程语言。当时的科学界对人工智能的探索充满乐观的激情。比如科学家西蒙和纽厄尔在1958年就提出，十年内计算机将成为国际象棋冠军，人工智能将发现和证明有意义的数学定理，甚至将能谱写优美的乐曲等。但实际上，计算机“深蓝”击败人类象棋冠军发生在1997年，而不是在1968年之前。可见，这些科学家当时提出的预言更多的是一种对未来乐观预期。1973年，英国著名应用数学家詹姆斯·莱特希尔在评估报告和电视节目中两度用“海市蜃楼”来表达对人工智能前景的悲观判断。在他的报告结论中，虽然支持人工智能研究自动化和计算机模拟神经和心理过程，但对机器人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子领域的基础研究提出了严重质疑。由于这个评估报告是詹姆斯·莱特希尔受当时英国科学研究委员会（SRC）的委托所做，以致后来在1973-1974年期间，英国和美国政府都大幅度削减了有关人工智能研究的经费。大家认识到，在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都不完备的初期，以攻克认知为目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就使人工智能发展第一次进入冬天。

1976年到2006年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人工智能重点是发展基于人工规则的专家系统。以日本第五代计算机为代表的大规模逻辑推理，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知识图谱建设，是这一阶段人工智能发展的典型。从1982年开始，日本通产省开始主持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制工作，目标是要构建一个具有1000个处理单元的并行推理机，推理速度将提高1000倍，连接10亿信息组的数据库和知识库，并具备听说能力。然而，日本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到1992年便草草收场了，花费了约850亿美元。斯坦福大学从1984年开始通过专家来建设知识百科全书。截止2015年11月，这个知识百科全书已经包括23万多个概念、实体和200多万个三元组。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网络搜索引擎的崛起，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威力开始显现出来，百科全书也开始链接外部的知识库（The CIA World Factbook等），但仍然无法挽回人工智能发展的颓势。在这个阶段人工智能发展得到的教训是，知识不能靠专家手工表达，这个系统必须能够自主学习，这样才不至于挂一漏万。

2006年至今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目前主要是发展基于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200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科学家辛顿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利用大数据神经网络降低数据维度的方法，加快了机器学习和训练的速度。之后，蒙特利尔大学的班久、纽约大学的莱昆也发表论文，分别从算法角度和稀疏表达方式，提高了机器学习的效率。这三位科学家在2019年3月27日共同获得了图灵奖。2016年被称为是这一轮人工智能发展的“元年”，这一年会下围棋的“阿尔法狗”出现，并战胜了人类围棋冠军。同年出现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美国空军的智能空战系统打败了人类飞行员，当然这是在一个约束条件（特定任务场景）下完成的任务。从2006年科学家提出神经网络，到今天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的基于大数据的深度学习，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由大数据、算法及算力共同发力，由科学家奠定理论、引领方向，产业界与学术界深度合作，融资机构介入，开放开源的创新架构。这些都使得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出崭新的特征。

从计算智能、感知智能到认知智能，这是目前公认的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就目前阶段来看，得益于算法的优化、算力的提升，以及计算机硬件水平的提高，计算智能已经发展得非常充分，感知智能也日益成熟，认知智能也在持续突破。尤其是随着芯片技术的不断攻关成功，未来认知智能发展的前景非常广阔。

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关部署

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对战略前沿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趋势研判必须非常敏锐，这种敏锐性体现的战略远见往往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运走势。

1944年11月17日，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胜券在握的时刻，美国总统罗斯福出于对如何尽快而有效地把战时的成功经验移用于和平环境的战略设想，给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写了一封信。信中，罗斯福提出了四个问题，希望布什能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磋商并尽快回答。倘若我们将其与日后美苏长达几十年的冷战对抗，以及最终以苏联解体为终结的历史进程相联系，难免会感慨美国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研究以及万尼瓦尔·布什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深谋远虑。万尼瓦尔·布什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题为《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战略咨询报告，认为“无论是和平环境还是战争环境，科学仅仅作为整个队伍中的一员在国民福利事业中起作用。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的进步，那么，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不能保证我们作为现代世界上的一个国家的兴旺、繁荣和安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表明，美国全球霸权的确立、维系和扩张，正是得益于科学技术这个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这个大国崛起的有力杠杆。因此，对于万尼瓦尔·布什的贡献，G·帕斯卡尔·扎卡里在《没有止境的前沿——万尼瓦尔·布什传》一书中曾感慨道：有人把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而万尼瓦尔·布什就是“美国世纪的工程师”。

当前，面对智能化的浪潮，中美两国都高度重视，从战略规划、科学研究、人才支撑、学科建设、项目落地、产业统筹等方面，相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的发展规划方案。

美国联邦政府于2013年、2016年及2019年连续规划出台助推人工智能发展的文件。2016年5月份，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在其直属的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NSTC）之下，设立了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分委会(MLAI）。同年10月，《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规划》发布，其中针对人工智能研发提出了七个战略规划：其一，对人工智能研发进行长期投资；其二，开发人机协作的有效方法；其三，理解和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其四，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其五，开发人工智能共享公共数据集和测试环境平台；其六，建立标准和基准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其七，更好地把握国家人工智能研发人才需求。美国联邦政府在规划、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可谓起点高、筹划早、措施多。

除了整体规划之外，在防务安全与军事作战领域，美国也进行了积极部署。2017年7月12日，美国发布《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报告，认为随着未来科技的持续进步，人工智能将像核武器、飞机、计算机和生物技术一样，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变革性技术。报告提出了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安全政策目标：其一，保持美国技术领先地位；其二，支持和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其三，灾难性风险管理。围绕这三项国家安全政策目标，报告提出了11条具体发展建议。2019年2月，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在《改变2050年陆战游戏规则的潜在科学技术》中开列出一系列前沿技术，尤其是在自主无人、激光通信等新兴技术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除此之外，由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克主导成立的防务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也不断发布有关人工智能与军事应用的报告，对算法战、认知中心战等持续关注。还有美国国防部建设的联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该中心于2018年6月由美国国防部发布备忘录成立，旨在加速国防部大规模采用和整合人工智能技术的进程。着眼管理未来国防科研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也一直在规划部署人工智能科学研究项目及相关武器装备项目，尤其是类脑芯片、算法战、无人机蜂群战等领域的相关项目，助推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落地。

中美人工智能的竞争与发展

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积极部署、统筹规划，力图在战略前沿技术领域占据主动、赢得未来。按照武汉大学公布的人工智能报告，目前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竞逐的态势如下：

其一，在人才领域，美国的人才总量比较大，人才的结构相对优于我们。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的科研论文比较多，但层次要比美国低一点。由于近几年陆续有海归人才回国，在人才方面我们未来的发展态势比较好。

    其二，作为竞争主体，中美企业之间的较量十分激烈。美国拥有一批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顶尖公司：下围棋的人工智能系统就是谷歌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开发的；微软公司主要专注于语音识别和图象识别；“真北”芯片、类脑芯片等都是IBM公司致力于突破的领域；脸书公司偏重于计算机识别、用户心理感觉分析等基础研究领域，并且与美国国防部有深度合作；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做军用无人作战飞机、军用机器人等。我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百度、腾讯、科大讯飞等一批知名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相应突破。

    其三，人工智能各分支领域发展的比较。据《全球最值得关注的100家人工智能公司》报告显示，中国有27家公司上榜，主要分布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视觉、芯片硬件、机器智能、医疗、金融、智能制造、机器学习、垂直应用等领域。在这些领域，目前还是美国公司居多数，处于前沿地位，中国企业数量相对比较少。

总体而言，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具有先发优势，中国起步要晚一些。按照武汉大学的统计，美国最早的人工智能企业成立于1991年，我国是在1996年，而且我国34.5%的人工智能企业是在2005年以后成立的。因此，目前美国在该领域还是有一定优势。在人工智能科技竞争的态势下，中美在科研领域也有一定的合作。此外，数据也显示，2012年前中国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多于美国，但之后美国不仅超过了中国，而且大幅增长，后劲更足一些。在融资水平方面，中美几乎持平，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融资量首次超过了美国，位列全球第一。因此，美国对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态势非常警惕，遏制中国发展的态势也非常明显。2019年2月11日，特朗普就曾经签署人工智能倡议，明确提出要从人才追赶、限制投资、提高监管、人才制度等方面，对中国进行遏制。

着眼未来，我国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仍然具有一定优势。这包括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丰富的技术应用场景、完善的创新生态链、企业数量的规模优势，以及我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优势。当前，我国在原创算法、高端芯片、高精度传感器及其他关键部件等方面还有一些薄弱环节，也还没有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开源的开放平台。此外，要打通硬件系统产业链，主导人工创新的生态，也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未来中美两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依然将是合作与竞争相互交织，在战略前沿技术领域的竞逐会更加激烈。

有深刻的认识，才有精准的行动。相关认识透彻了，才能在实践中规避盲动。当今世界，科技创新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密切相关。综观人类历史上曾发生的五次科技革命（其中两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革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科技创新能力决定着大国博弈的成败，也关系着大国军队的生死荣辱。在“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这一完整链条上，原点的迟钝与错失，直接影响着世界舞台上竞争者的不同命运。适者兴、违者衰，主动者赢、被动者败，毫无例外。近代我国也曾错失过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变革的良机。如今，从信息化向智能化变革的浪潮正风起云涌，面对新的“变革浪潮”“机遇风暴”，我们能否站立潮头，主动创新，顺势而为？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创新意识，敏锐研判世界科技创新的发展大势，紧紧抓住和利用好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的机遇。通过创新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战略前沿技术，成为新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竞赛领域的重要主导者、新竞赛范式的重要引领者，制胜未来而不是尾随未来。

                        （编辑  杨利红）

我们现供职于驻在黎巴嫩的某国际组织。这个国际组织，既是驻在国黎巴嫩疫情防控的参与者，其自身也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实施具体防控措施。由于来自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工作人员居多，欧洲式思维方式成为该组织防控疫情的主导思路。临近庚子2020年新春思乡情切，我们一行三人加入了跨国返乡的春运行列，春节后又因任务需要辗转回到黎巴嫩。往返海内外，穿越万里，亲历中外霄壤有别的抗疫氛围，感慨万千。

全球化的世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打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网站，熟悉的世界地图上，是一片连着一片的红。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病毒，短短时间内几乎已攻陷全世界。从网络上流传的病毒国别传播动态图，可以清晰看出疫情大流行加速的趋势。

在这场百年罕见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里，我们就像洄游的鱼，无法预知前路风险，无法想象会面对怎样的明天。

1月1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满怀即将回家的喜悦，从贝鲁特出发，经伊斯坦布尔中转，返回各自家乡过春节；

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除夕前夜突闻惊雷，武汉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我们猝不及防地卷入到这场战“疫”之中；

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担心疫情加剧，各自临时更改计划，举家匆匆返回常住城市；

2月9日，农历正月十六，是我们从家乡返回常住城市后居家隔离的第十四天，原计划返回黎巴嫩的航班取消，归期难定；

2月21日，农历正月二十八，在担心和不舍中别离远行，经莫斯科中转返回贝鲁特。此时，国内累计确诊病例7.46万例，① 伊朗18例，意大利6例，美国15例，我们所在的黎巴嫩确诊第1例。

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当天各国累计确诊12.57万例，其中，中国8.09万例，伊朗9000例，意大利1.25万例，美国1100例，黎巴嫩61例。

此后，全球疫情呈现中国国内逐步控制、管控有序，国外多点爆发、加快流行的态势。截至4月25日，全球确诊279.09万例，其中美国89.05万例、西班牙21.97万例、意大利19.29万例，黎巴嫩696例，共有185个国家出现疫情。

“人权”与“自由”，承受不了生命之重

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初，国际舆论对我国采取的“封城”等应对措施多有非议。《纽约时报》评论称，“封城”几乎肯定会导致“侵犯自由”；《卫报》称，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的严厉措施，“可能会让事情更糟糕”；半岛电视台报道，中国的疫情应对“加剧了人权侵犯”。我所在办公室的黎巴嫩同事哈桑捧着浏览新闻的手机说，“人权这个东西，在你们中国，没有”。对这些质疑，国内媒体给予了正面回答。“生命权是最关键人权”得到国人的高度认同，也赢得了一些国外媒体的尊重。“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指出，中国是从对人权的真正理解入手的，在致命的流行病中，关键的人权是“活着”。

然而，当病毒开始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肆虐的时候，国内一些自媒体纷纷惊呼，为什么欧洲人这么“不怕死”？一时间，国人对欧洲人不愿带口罩的行为，对某些国家的“群体免疫”言论不寒而栗。他们真的是为了所谓的“自由”，连生命都可以舍弃吗？

 诚然，中外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对“生命”和“自由”的解读存在一定差异。西方文化深受宗教影响，可以通过祈祷礼拜忏悔等方式，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谋得安慰勖勉。而中国文化更讲求“未知生，焉知死”，其中饱含对生命的敬畏。西方人追求自由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欧洲同事而言，咖啡、派对、酒会，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不会因未知的风险而轻易放弃自由呼吸、享受阳光的权利；而中国人在面对可能的危险时，往往更易于让渡部分个人自由，以成就社会整体安全。

疫情之下，绝大多数国人并未觉得自由受到管控措施的侵害，而是有一种被保护的安全感。国外媒体的报道普遍以偏概全、以点代面，有些甚至是诋毁污蔑。而西方人同样也没有“为了自由不顾生死”的主观意愿。以自由为名漠视生命，只是在舆论、认知、习惯牵引下的表象。从舆论角度看，疫情初期国际主流媒体对各国特别是中国抗击疫情的经验没有充分报道；从认知角度看，一些专家机构和政府官员的混乱引导和片面解读导致国外大众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存在较大误区。我们身边的欧洲同事相信戴手套比戴口罩更有效；从大众习惯角度看，为了某种疾病而改变生活方式，是一个不情愿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

事实扭转了错误认知，教训改变了不合时宜的习惯。随着疫情在国外快速爆发，西方国家出现高感染率、高死亡率和医疗资源挤兑，原本对疫情不以为然的人们终于明白，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无论国籍、种族、阶层、贫富，所有人都是渺小和脆弱的。全球同此凉热，世界命运与共。

疫情如大考，依靠集体是最优策略

突如其来的疫情颠覆了日常的生活，无疑是令人沮丧的，心理历程也随疫情发展而跌宕起伏。特别是在国外期间，远离集体，安全感逐渐减少。而在国内，置身集体中总有一种被保护感。我国依靠制度优势取得的抗疫成就告诉世界，谁能学好中国经验、善用集体力量，谁就能更好地控制疫情。

我们曾与身边的欧洲同事多次探讨。对他们来说，“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根深蒂固。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能够出台提倡保持社交距离、控制人员流动、取消大规模聚集等政策，就已经尽到了政府本分；抓落实主要在个人，不遵守政府倡议的个人行为，其风险应该由个人自行承担。这种模式在平时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但面对高传染性和致命性的疫情，“各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最大问题在于：个人对风险的不可控性并不自知，但疫病却总能借由那些缺少防护的个体传播开来。集体共同防疫的优势在于：每个人必须关切集体中其他人的利益，也就必然要求纠正个人的出格行为，这才能更好地防止不可控风险的发生，对这个道理，很多欧洲的同事们都能接受，他们不无感慨地说，“我们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学，而是学不了；不是不想把大家都管好，而是没有像中国这样给力的集体和制度”。

我们的驻在国黎巴嫩，是一个尚未实现彻底和平，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很脆弱的中东小国，大家都非常担心疫情的发展情况可能失控。但从目前看，黎巴嫩的疫情控制较好，累计确诊人数600多例，且连续多日新增确诊控制在个位数。黎巴嫩取得的抗疫成绩，与集体的力量是分不开的。政府军严格执行国家“总动员令”，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主要宗教发挥凝聚、团结的巨大作用，各主要政党为抗疫工作提供大量资源。在我们所处的黎巴嫩南部地区，被西方广为诟病的黎巴嫩真主党，派出大量医务工作者抗击疫情，在各村镇协助布点设卡，进行体温检测和疾病筛查。这些平时矛盾重重的地方，因疫情暂时放弃分歧、团结一致，在全国构筑起防疫措施有依托、基层防控有落实的严密网络，也算是疫情带给这个战乱国家的意想不到的收获。就连之前认为中国没有人权的黎巴嫩同事哈桑也说，“欧洲国家之所以搞砸了，就是因为他们没好好学中国，而我们是照着学的，学得还不错”。

疫情隔离各国，也在割裂世界

随着各国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和“封国”，喧嚣忙碌的世界瞬间安静下来。我们所在的国际组织暂停了工作轮换和探亲休假制度，一位半年没回家的土耳其同事在地中海边北向遥望、感叹地说，“我知道家就在那里，可边境封了，回不去呀”。

疫情隔离国与国的边界，也割裂了世界舆论。似乎世界上有着两个各说各话、互不相干的舆论场。我们在国外的工作生活中感到，外国媒体和外国人，对中国发生的事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关注，除了身边人身边事，这些媒体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新闻和美国人的态度。乌拉圭籍同事罗瑞娜说，“我告诉我的家人这个病毒是什么样的，要怎样防护，可他们还一直认为只是普通流感”，“他们只看本国和美国的新闻，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报道”。

疫情隔离了国与国的联系，也割裂了人与人的关系。一旦某国宣布“封锁”，这个国家的同事，即便他一直呆在黎巴嫩没有回过国，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隔离”了。过去各国同事欢聚一堂的场合难以再现，有限的聚会也都是在本国人员之间进行，不同国别的同事之间的距离远了、心也远了。

来到黎巴嫩工作，我们都有身为中国人的荣誉感，工作中也因祖国这个坚强后盾而自信满满。疫情之前，外国同事和当地百姓对中国人是普遍认可和友好的，但在国外疫情爆发后，这种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外国同事见到我们就避而远之，原来的朋友想打招呼又退而却之，当地百姓高喊“Corona China”怒目向之。旅途中转伊斯坦布尔时，由于尚处于疫情初期，机场免税店到处是中文标识，店员都在努力招揽中国顾客、笑脸相迎；返回经过莫斯科时，国内疫情已相当紧张，所有人都对中国人如临大敌，避之不及。

行胜于言，中国正在赢得世界的掌声

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总体战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这是4万多名勇敢逆行的医务工作者在疫情火线拼出来的，是3万多名闻召而来的建筑工作者在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中抢出来的，是数十万名基层工作者在防控一线守出来的，是一千多万武汉人、十四亿多中国人隔离家中熬出来的……

我们在更坚定更自信的同时，也一步步赢得了世界的认同和赞赏。意大利同事帕尼尼说，“我们开始没做好，但现在越来越好，因为你们的医疗队教会了我们中国的方法，看到你们的成功，我们也看到了希望。”加纳同事马丁说，“中国给我们非洲几乎所有国家都提供了援助，什么时候你们都不会忘记我们，中国好样的”。黎巴嫩当地雇员安东尼说：“我是基督教徒，你知道我们最近周日做礼拜时向主祈祷什么吗？我们求主保佑的是，黎巴嫩能够像中国一样控制住疫情。”

2020年4月8日零时，武汉解封。按下长达76天“暂停键”的这个中国都市，正式重启！

在这一天，我们遇到的几乎每一位外国同事，不论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不论是亚洲人还是拉美人，都向我们表示衷心祝贺。

在这一天，曾经高喊“Corona China”的当地百姓，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一句“China Good”让我们倍感自豪。

在这一天，当金色的夕阳归入沉静的地中海，一年中最大最圆的超级月亮跃出海平面，暗夜不再孤寂，希望正在重回人间。

                             （编辑  宋斌斌）

乔治• 华盛顿大学的学者亨利• 法瑞尔（Henry Farrell）和乔治城大学的亚伯拉罕• 纽曼（Abraham L. Newman）在2020 年1/2 月的《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杂志上刊发了文章《全球化的链条：为何此时脱钩为时已晚》（Chainedto Globalization: Why It’s Too Late toDecouple），阐述了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各国面临的新挑战。

“连锁全球化”的新挑战

1999 年，《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 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宣称，冷战地缘政治体系已消亡，和谐时代即将到来，各国将主要担忧如何管理市场力量，而不是彼此压制。他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从以墙壁为核心的系统变成了以网络为核心的系统”。尽管弗里德曼成功预言了全球化时代的全面到来，但对世界未来的预言并不准确。各国政府和企业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得到解放，反而被纠缠其中。

随着数字网络、资金流和供应链遍及全球，各国（尤其是美国）开始将它们作为相互羁绊的一张大网。如今，美国国家安全局潜伏在互联网的联结中心，进行各种监听活动。美国财政部使用国际金融系统惩罚那些所谓的“流氓国家”和不听指挥的金融机构。为了与中国进行贸易战，华盛顿针对全球供应链中的薄弱环节，将其大型企业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手脚都捆住。简而言之，全球化不再是解放的力量，而是脆弱性、竞争力和控制力的新来源。网络已经成为新型的枷锁，而不再是通往自由的路径。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的一切证明了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产生的风险，各国都已认识到、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和美国这样体量的国家已经深陷其中，无法做到在不造成混乱的前提下实现相互分离或“脱钩”，也不能将世界分裂成各自与世隔绝的个体。尽管相互之间的联系会带来风险，但是各国还将维系这种联系，从而开创所谓的“连锁全球化”（chainedglobalization）的新时代。在这个背景下，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同时也将产生相互束缚的作用。冷战期间，西方和前苏联阵营两个经济体系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点，因此也几乎没有任何可供发生经济胁迫的机会。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如今的大国已经陷入了难以预测的金融、贸易和信息网络中，从而增加了引发危险冲突的可能和发生高风险事件的几率。

接受和理解“连锁全球化”的现实是减少这些风险的第一步。政策制定者不能执着于自我隔离、或对良性整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各国之间相互联系和制约的纽带无法打破，那么就必须学会如何掌控它们。

如何与全球化形成的网络共生

几十年来，舆论一直将全球化理解为是市场自由的自然延伸。但事实证明，即使全球化本身也将引发新的冲突。随着世界经济和信息网络的扩展，这些网络在单一控制点上形成枢纽，一些国家试图将这些枢纽作为武器来对付竞争对手。最早进行这种功能转换的网络之一是支持国际金融交易的系统。在1970 年代，“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简称SWIFT）网络使全球各国银行之间进行交易的路径变得更加容易，而美元清算系统让这些银行能够应对以美元计价的大量资金流。而一旦银行和个人用户都接受了这种新的传递系统，国际间的交易就更加依赖美元，从而使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获得更多的杠杆作用。接下来是国际供应链。在20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苹果等专利企业开始将生产外包给富士康这样的制造企业，从而建立了承载着数十甚至数百家供应商的供应链。然后，在本世纪的前十年，云计算开始将互联网的关键功能都集中在由亚马逊和微软等少数大公司运营的系统当中。就这样，资金、商品和信息都通过某些重要的经济枢纽进行传递。一些特权大国则掌控着这些枢纽中心，从而有机会排斥或监控其他经济体。

“9 • 11 事件”之后，美国财政部利用全球对美元的依赖性，将全球金融体系转变为一种长臂控制机制，冻结对手的账户，并利用制裁威胁银行以实现其目标。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利用某些电信提供商的网络，通过秘密程序来将互联网转变为监视全球的工具。自2018年以来，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时就一直在利用美元清算系统，以限制伊朗获得全球金融资源的机会，并威胁要制裁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欧洲公司。欧洲各国政府普遍担心，这些措施是美国进行更广泛胁迫的序幕。一些欧洲决策者正在考虑如何对此进行防御。一种选择是，如果某些美国公司要遵循美国政府的制裁措施，从而损害欧盟成员国的利益，那么欧盟将会撤回这些美国公司在欧盟的经营权，使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关系受到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错误决策可能会引发升级螺旋式上升，相互猜疑可能会引发敌对情绪。因此，各国采取措施规避这种风险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中国正在向本土半导体产业投入资源，以保护其免受美国的威胁。韩国试图建立自己的化学产业，以减轻该环节对日本的依赖。同时，俄罗斯已着手创建所谓的“主权互联网”，防止外国力量通过互联网对俄罗斯进行干预。实际上，只有在少数地区或者个别领域，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绝缘”效果。各国政府都会意识到，重蹈全球化出现之前那样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是不可能的。毕竟，今天各国不仅仅是在利用全球的金融系统、制造供应链和信息网络，并且高度依赖它们。

文章指出，美国必须学会与全球网络共生，而不是退出全球网络。美国政府必须意识到，强势将其竞争对手困在美国主导的金融和信息系统中可能会引起反弹，从而鼓励其他国家将美国与自身的联系切断，以摆脱美国的控制。而世界各国都应当努力让自己的决策更加透明，更具可预测性。

                              （编辑  宋斌斌）

“西方”和“中国”这两个原本只是地域性的概念，现在已经成为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对象。近年来，人们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尤其是美国）所发生的变迁，感性太多、理性过少。赞叹、怀疑、恐惧等情绪充满舆论空间，但缺失了基于理性思考之上的分析。

在当今这个时代，理性是稀缺的，而朱云汉是少数理性派。围绕他思考的问题，我也谈一些我的看法。

西方制度面临困局

全球化下西方和中国所发生的巨变的确令人深思。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发表了他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其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轰然倒塌，这一理论广为流传，名噪一时。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方自由民主内部开始发生巨大危机，并深刻影响到作为西方内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国际秩序”。今天，西方内外部危机互相交织、互相恶化，人们看不到内外危机如何缓和解决，出路在何方。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快速和可持续的崛起，不仅催生了内部新制度的诞生，而且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在剧烈变化的国际事务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历史不仅没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终结；相反，中国的崛起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

曾经创造辉煌的西方制度为什么会在今天面临这样的困局？简单地说，西方制度为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所怀抱，不能与时俱进，适应新的环境，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恶”、资本之“恶”和社会之“恶”“三恶”并举的局面。尽管人们对此甚感可惜，但也无可奈何。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恶”并非是一种道德上的判断，而是指一种正常社会现象，即各种角色的“自私”行为。

今天人们所见到的西方制度是近代变革的产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看，人们可以说，西方政治制度起于暴力，终于民主。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西方所经历的政治体制或者是非常地方化的体制，包括部落和欧洲式的小王国(kingdom)，或者是庞大的帝国。在很长时间里，欧洲的政治历史就是由地方化的小王国到帝国、帝国解体再分裂成小王国、再由小王国到帝国的循环往复。直到近代，欧洲才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近代民族国家形式到了迷信的程度，直接宣称近代民族国家为“历史的终结”，认为它就是人类最好的国家形式，也是最后的国家形式。

但是，现实中，民族国家并非当时人们想象得那么美好。尽管基于近代“绝对主权”理论之上的主权国家推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并不能保障国家之间的和平。近代欧洲国家之间战争频发，至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达到了顶峰。二战结束后，西方诸国内部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在国际层面，在英美主导下，西方也形成了西方人一直为之骄傲的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前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尽管前苏联和苏联集团的解体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内在因素，但在­西方看来，这完全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功劳，是那里的人民抛弃了自己的制度，而选择了西方制度。这也就是“历史终结论”的背景。那么，西方政治制度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危机？这就要看西方政治制度的“初心”及其演变。一句话，西方政治制度需要解决的是“权力之恶”问题。西方国家起源于暴力，即战争和征服。在理论上，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到英国的霍布斯，人们已经为通过暴力（包括战争）而建设国家路径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霍布斯的《利维坦》假定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一个“无政府的战争状态”，而他人就是敌人，人与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为了求生存，就要结束这种不安全状态。因此，人们“让渡权力”给主权国家，并且和国家签署“契约”，让老百姓保存一部分不可让渡的“权利”。在实践层面，欧洲近代国家在战火中诞生，绝对专制是所有近代欧洲国家的最主要特色。只有在近代专制国家形成之后，欧洲才开始了“软化”和“驯服”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民主化”的过程。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软化”政治的专制性质，而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所有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则使欧洲政治制度的设计目标昭然若揭，那就是“权力制衡”。

西方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达成“权力制衡”的目标，包括宪政、三权（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法治、多党制、自由媒体和多元主义等。到了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那里，就连经济力量也是对政治力量的有效制衡，即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离是西方民主的前提条件。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是当时西方诸国社会力量对比的反映。且不说所有这些“制衡”是否有效及其制衡的结果，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既忽视了资本之“恶”的问题，也忽视了社会之“恶”的问题，不过这种忽视是容易理解的。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本来就和资本不可分离，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是“资本的代理人”。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里，“恶”（追求私利）是一种积极的要素，他相信人们的“自私”行为可以自动导致公共品的出现。但其他人从中发现资本了之“恶”的恶果。对资本之“恶”，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揭示，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作家狄根斯等作了文学描述。近代以来，各国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之“恶”有了一定的制衡。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马克思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西方议会里面都是传统贵族或者新生权贵（即商人和资本家），但随着民主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议会和政治过程，西方政府权力的基础逐渐从资本转移到选票。

但是，当代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资本再次坐大。资本之“恶”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条件就是资本具有主权性（在国家政权的范围内），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可以对资本产生影响力。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轻易和主权“脱钩”。资本没有国界，即资本脱离了主权。一旦资本与主权脱钩，资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无一不演变成独享经济，而非往日的分享经济。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财富则流向了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民并没有能够分享。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种社会冲突浮上台面。

在任何地方，与政治和经济相比较，社会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无论是宗教时代还是世俗政权下的帝国或者地方性政权，社会永远是 “被统治者”。近代民主产生以来，社会力量的地位尽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变不了其弱势的局面。尽管社会之“恶”基本上是其弱势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约着西方政治体制的运作。今天的西方，社会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倾向于滥用权利。福利制度就是明显的例子，民主经常演变成为福利的“拍卖会”。尽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们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并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一份贡献一份”。而如果没有“一人一份”的贡献，就很难保障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资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几份，即政府通过高税收政策来追求社会公平。显然，一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就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实际上，“避税”也是西方资本“全球化”的强大动机之一。进而，随着社会越来越不平等，西方社会各种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暴力行为横行，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作。

中国创造性探索适应时代的新体制

今天的西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政治上越来越崇尚民主，经济上则越来越不民主；政治上已经充分实现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经济上则越来越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作为，因为政府代表着社会的整体利益。但现实是残酷的，西方政府不仅无能为力，反而趋恶，表现为政治精英之间难以形成共识，党争不止，治国理政被荒废。更为严重的是，党争往往和形式繁多的民粹主义甚至政治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造成了更进一步的社会分化。近代以来的代议民主已经失效，因为一些政治人物已经失去了政治责任感，导致了“有代议、无责任”的局面。民主成为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源。政党政治成为意识形态之间、阶级之间、宗教之间、民族之间、公民与移民之间等种种冲突的直接根源，并且对这些冲突推波助澜。

无论是民主还是福利，其逻辑就是：一旦拥有，再不能失去。尽管危机越来越深刻，但人们看不到出路。很显然，在政治、资本和社会所有群体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时候，谁来解决问题呢？

这个新时代因此呼吁一种新体制的出现，这种体制既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内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制衡，从而实现双重的均衡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稳定发展。而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创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是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

1949年之前，毛泽东那一代解决了革命与国家的问题，通过革命，建设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束了近代以来内部积贫积弱、外部受人欺辱的局面。建国之后的前三十年对制度建设做了很多探索。不可否认，新中国的基本国家政治制度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得到确立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进入“改革”的时代，顾名思义，“改革”就是“改进”、“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代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在短短的四十年时间里，中国书写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最大奇迹，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提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也已经接近了高收入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奇迹在于促成了近8亿人口脱离贫困。历史地看，任何社会都有其致富的方式，但不是任何社会都能够找到脱贫方式。在脱贫方面，中国真是独一无二。

尽管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人们所称道，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仅仅以各种经济指标来衡量。无论是中国传统上的辉煌，还是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都表明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国家的崛起还是民族的复兴，最主要的标志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确立和其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即外部的崛起仅仅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一个外延。仅有经济总量，但没有制度建设，这样的崛起是不牢靠的。中国近代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例如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仍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以上，但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就被英国所打败。

制度是决定性因素。若看不到中国的制度优势，既难以解释所取得的成就，也难以保障已经取得的成果，更难以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发展，这些道理很多人都明白。但同时制度建设也是最难的。近代以来至今，很多人一直期待着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套好制度，一些人更迷信西方制度，以西方为“天”，以为移植了西方制度，中国就可以轻易强大。但恰恰这一点早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二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地选择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机械地移植到自己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尽管理论上宪政、多党制、自由媒体等什么都不缺，但在实际社会运作层面什么也没有发生，不仅没有促成当地社会经济的变化，反而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主的制度建设和改进，正是中国数十年以来的要务。如果说十八大之前，人们对中国自己的体制还缺乏信心，不仅不敢正视自己体制的优势，反而认为自己的体制是必须被改掉的。十八大以来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强化，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混合经济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三层资本构造”，即顶端的国有资本、基层以大量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以及国有资本和大型民间资本互动的中间层。这个经济制度可以同时最大程度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各种经济要素互相竞争和合作，造就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局面。因为一旦三层资本失衡，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人们就必须在三层资本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国的哲学中，发展和管理经济永远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政府承担着提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应付危机、提供公共服务、平准市场等责任，而民间资本则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活力。过去数十年，中国构造了世界经济历史的奇迹，又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这个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领域，西方的“三权分立”体系为党争提供了无限的空间，造就了今天无能政府的局面。相反，中国在十八大以来，以制度建设为核心，通过改革融合了建国以来的基本制度和传统制度因素，形成了“以党领政”之下的“三权分工合作”制度，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传统上，“三权分工合作”治理体制自汉至晚清，存在了两千多年，并没有受王朝兴衰更替的影响。今天，通过创新和转型，重新确立了“三权体系”，为建设稳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尽管“三层资本体系”和“三权分工合作体系”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它们已经构成了中国最为根本的制度。经验表明，经济形式决定社会形式，而社会形式又决定政治形式。“三层资本”形式塑造着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中国的政治过程又是开放的，不同资本和社会形式都可以进入这一开放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过程，有序地主导和影响着国家的进程。

中国的制度模式不仅促成了中国成功的故事，也为那些既要争取自身的政治独立又要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另一个制度选择。中国的经验表明，制度建设，不能放弃自己的文明，但需要开放，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只有找到了适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们才可以建设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续的制度体系。虚心学习他国经验很重要，但学习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他国，而是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更像自己。这是普世真理，中国成功了，其它国家也会成功。

这些是我读朱云汉新书的一点感悟。应当强调的是，能够把西方、中国、全球化这些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进行压缩性讨论，很少有学者能够像云汉教授那样胜任。

自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结果震惊世界以来，激进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政治风潮席卷西方发达国家。特朗普上台后更动手拆解全球化的基础架构，将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倒重来，让世贸组织陷入瘫痪状态。美国鹰派将中国锁定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对华进行地缘政治围堵，阻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另一方面，以粗暴的贸易与科技封锁手段，试图逼迫跨国企业将其全球供应链移出中国；并胁迫其盟国联手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试图打压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这让很多观察家担心，全球产业供应链将因而裂解，世界经济步入“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通道。

全球化进入减速阶段

如果用全球化进程常用指标衡量，从2008年开始全球化就进入减速阶段，甚至出现局部倒退。根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所发布的《世界贸易监测》（World Trade Monitor）报告，从2018年第四季度开始，连续出现两季的全球贸易额萎缩现象，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2月，贸易规模下滑幅度为负1.8%，这是自2009年5月全球贸易因金融危机出现锐减以来最糟糕的纪录。[1]

另外，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跨国直接投资（FDI）统计，从2016年到2018年，全球FDI规模不断创下2008年以来的低纪录，2018年比2017年萎缩了将近五分之一，规模为1.2兆美元。[2] 2007年全球FDI占全球GDP的3.5%，2018年这一比重已不到1.5%。此外，一个衡量跨国供应链发展程度的常用指标是各国进口中间产品（零部件）占全球GDP的比重，该比重在2007年前不断攀升，2008年以后从占全球GDP的19%下降到17%。[3]

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陆续推出加强金融监管措施，对金融全球化的压抑作用也十分明显。跨境银行信贷规模与全球GDP的比例，从2016年的60%大幅下跌到2018年36%。

世界贸易规模的增长速度从2008年以后明显趋缓，跨境贸易结构最近十几年出现了四重变化，这是判断全球化趋势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一重变化，全球化仍在演化而非退化。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正在转变。中国大陆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心已经由出口移转为内需，同时正在不断推进高端制造以追求进口替代。这就意味着：第一、中国制造产品更多从出口转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货品与服务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高峰（36%），下降到2017年的19.8%；第二、中国不断改善其产业供应链以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减少高价值零部件、设备或软件的进口。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的沿海工业一直是以来料加工或进口零部件组装出口为主，承担“世界工厂”的职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获得了各类产品的先进制造技术，并逐步推进本地化生产。这些本地化生产的高附加值工业品又发展成为新的出口产业。中国这种出口结构的演进非常类似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的产业结构转型。2000-2016年，半成品与生产资料这两大类产品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均提高了10%，分别达到41.1％与31.2％。2016年中国出口额中消费品所占比例为27.0％，比2000年下降了至少21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工业正从来料加工组装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型。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导，2018年，中国的出口产品中自主创造产品的附加值比率已经超过日本，这意味着中国国内的产业链垂直整合程度比日本还高。[4] 在传统的双边贸易统计上，就必然会表现出贸易额成长趋缓，因为原来需要进口的生产设备与零部件已改为国内供应，原来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的终端消费品现在移到了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或非洲的工厂，而中国厂商则成为这些海外组装生产所需的设备与零部件的供应来源。

此外，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常态化，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趋缓，这导致全球各种原物料与大宗商品价格回归理性，以交易价格为统计基础的世界贸易规模也出现萎缩，尽管实物的交易单位数量还可能有所增加。

第二重变化，当前裂解全球化的力量与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力量，后者更具有主导性。世界贸易流向的主轴正在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打破了战后70年的基本格局。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贸易活动的主体是围绕富裕国家的需求展开的，包括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以及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主要是原物料、能源与初级加工品）。富裕国家彼此间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为40%~50%；同一时期，由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多数年份在25%以上。以富裕国家需求为导向的出口活动几乎占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至于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所占的比重，长期以来都在10%~14%之间。过去多边贸易规则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制订的，他们也是战后贸易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

进入新世纪以来，贸易流向的格局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连续超越了日本、德国与美国，快速攀升为第一大贸易国，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都出现快速增长。这样，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出口的比重从2001年的14%一路增长到2014年的29%；同一期间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从45%下滑到29%；加上富裕国家向非富裕国家的出口之比重合计为48%。也就是说，目前以非富裕国家的需求为导向的出口几乎撑起了世界贸易的半边天，上世纪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重心的世界贸易体系，现在已经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主要新兴经济体必然会在多边贸易规则的制订上发挥愈来愈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涌现的保护主义与排外主义，主要是对以富裕国家为目的地的出口贸易构成障碍与干扰，而以非富裕国家为导向的出口可能受惠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因为他们会接收部分从中国移出的生产线。以非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出口将成为世界贸易的新主轴。

第三重变化，部分的制造业开始回流到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的主要因素是自动化生产技术突飞猛进，保护主义的作用居其次。如果某类高价位产品可以大量利用智能机器人替代人力，跨国企业就可能选择就近在美国或西欧建立生产基地。以技术驱动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布局调整，是全球化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传统的全球产业链发展是应运集装箱运输、长途通讯，电脑记忆体与运算成本急遽下降而生。新技术条件下企业会选择缩短全球供应链以更贴近消费者，同时也可以规避贸易战的风险。

不过，尽管美国的土地与能源便宜，又有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趋势并不乐观，因为美国本土制造业空洞化已久，缺乏完整的产业供应链。例如，最近苹果公司努力想把一部份的智能手机装配作业移回美国，但缺一个精密的小螺丝配件就可以拖累整条生产线。[5] 美国跨国企业最擅长的还是产品研发、品牌经营，与全球营运管理，而这些生产活动仍占据价值链的主要部分。

第四重变化，非实体贸易已经成为主流。世界贸易活动中实体（the tangible）产品的交易价值之比重会逐步下降，非实体（the intangible）产品的交易价值之比重会持续增长，这是数字经济与产品智能化时代的必然趋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所指出，过去十年服务业贸易扩张的速度要比货品贸易高出60%，这个数字还是低估了的。

非实体产品经常是与实体产品一起捆绑出售的。与跨境服务业贸易的真实规模应该已经超过货品贸易。

未来非实体贸易将持续增长，这意味着全球化仍在演化而非退化。逆全球化潮流是被过度宣染了。

裂解的风险空前严峻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各种限制贸易、移民与投资的排外措施，并引发贸易伙伴的反制，形成恶性循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因为英国脱欧、意大利非主流政治联盟上台以及各国反欧盟政治势力风起云涌而面临空前挑战。最大的裂解风险来自特朗普的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这与支撑全球化所需要的互通、互联、互惠、互补、互信、互助与互依思维格格不入。为了达到遏制中国的目标，他们可以破坏支撑全球化的安全环境、基本规则与多边体制，同时不惜损害美国的长期国际信誉，而以最粗暴的政治与法律手段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瘫痪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拆解全球产业供应链。

曾经成功预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纽约大学鲁比尼 (Nouriel Roubini) 教授最近发出警告，中美之间如果全面爆发冷战，会将世界带入漫长的逆全球化过程。[6] 不过他高估了美国的战略持久耐力，也低估了中国决策者的理性克制能力。

首先，在应对美国的贸易战打击时，中国的策略是广结善缘而不是与美国正面进行政治拔河。中国将深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把中国市场的门开得更大，同时不会干涉其他国家或外国企业与美国的经济往来，提供更友善的经营环境。最近上海市政府高规格欢迎特斯拉将全球最大电动车生产基地在浦东新区落地。当美国政府试图在西欧封杀华为的同时，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诺基亚与爱立信这两家华为5G设备的主要竞争者在中国市场的销售设定任何限制。

中国可以提供的商机或产品并非美国可以替代，美国传统盟邦像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不理会美国压力而继续采用华为5G通讯设备。一旦欧盟国家全面禁用华为，欧洲部署5G的成本将会增加620亿美元，5G发照的进度至少会落后18个月，美国政府无法靠其所指控理由让盟邦自愿割肉滴血。[7]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尤其在中国进入5G与物联网时代后，海量的智能设备将会激发更大的记忆与逻辑芯片需求。高通、博通、美光、超威、英特尔等半导体公司如果失去中国的市场，会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它们不会顺从特朗普团队两败俱伤的作法。

融合的力量大于裂解

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态势，持续推进全球化演进的融合力量仍明显大于裂解力量。有更多的群体加入拥护全球化的阵营。过去推进全球化的主要群体是跨国企业与跨国金融机构。但在网络时代与数字经济时代，虚拟世界的非实体商品跨境交易、去中心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联结，并绕过传统金融机构与支付系统的跨境网络金融活动。

全球化的动力仍然充沛

在传统衡量指标上，过去10年，全球化出现减缓或停滞的现象。FDI的总规模在下降，主要原因是流向欧洲的FDI大幅萎缩，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仍在增长。最明显的受益地区是非洲，过去10年，外资流入非洲的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两位数；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含中国）的FDI也在持续增长。许多新兴经济体纷纷加入FDI来源国行列。中国的对外FDI在2007年的规模不到500亿美元，到2015年接近1500亿美元，而且首度超过FDI流入中国的规模。在流向非洲的FDI之中，中国、南非、新加坡与印度正成为愈来愈重要的来源地。

从跨境非实体商品、人员、知识与信息的流动，我们可以确定全球化的动力仍十分充沛，各种增进融合的跨国移民、商业、信息与教育网络正将全球社会以更紧密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以国际移民为例，在2000年全球跨境移民的总数约1.55亿，占世界人口的2.8%，2017年达到2.58亿，相当于全球人口的3.4%。[8] 国际移民中属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比例大约为三分之二，在很多国家他们已经成为主要的劳动力来源。跨境移民的流向更加多元化，过去的流向主要是从南方国家流向北方国家，而现在有更多的从发展中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例如从中国到非洲与拉丁美洲，从印度与孟加拉国到东南亚与中东。中国在非洲的常住人口（停留期间超过一年）估计至少在100万人。跨境移民带来了技能、知识、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也会增加贸易、商业合作、文化交流与跨国婚姻。

另外，国际留学生与交换生从2011年不到400万，增加到2017年接近500万。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超过60万人，而中国接收的国际留学生在2018年已经逼近48万人，其中85%以上是自费生，估计很快将会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留学目的地。

中国的出境旅游人数更是增长神速。根据联合国国际观光组织的统计，2012年中国就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观光消费的最大来源，2017年，中国境外观光消费规模为2577亿美元，占全世界观光消费总额的20%[9]。

整体强韧部分脆弱

当前支撑全球化的基础架构究竟是强韧还是脆弱？

当前的全球社会是由国家和国家之间，政府和政府之间，企业和政府、企业和企业之间无数的协议、各种法律安排和规范，交织叠加在一起，才能让我们完成看似简单的跨国穿越。就是这些严密的、叠加的多边体制和所对接的国内治理体制和法律安排，建立了高度依存和高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体系。今日的全球社会，不仅仅经济高度一体化，所有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重大议题，比如治安与反恐、武器管制、网络通讯、邮件递送、金融交易、人员移动、技术标准、运动竞赛、教育交换、专业认证、海事纠纷、气象与防灾、健康与疾病控制、生态保育、能源运输等等，都有相对应的全球治理机制。这些机制有些是政府之间签署的，有些是民间专业组织自行推动的。这些治理机制承载的诸多制度与规范，为国家、企业、非盈利机构、个人以及为所有跨国行动者之间进行交往、交易和移动提供可依赖的秩序。在这一条件下，跨国企业才可能在全球范围有序运行，全球产业供应链才能够像钟表一样那样地精密运作。

                美国对全球化的威胁

目前，世界经济与全球社会仍在极少数国家行动者设定的基本框架内运行，例如贸易活动不能逾越武器出口管制的红线，科技合作不能违反国防科技管制，跨国金融机构不能掩护国际洗钱等。这些框架的演进既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可观经济红利之牵引，也受到国家其他优先目标的约束，例如国防安全、人身安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政体合法性等生存底线需求。

支撑全球化运作的基础结构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因为它仍可能受到极少数关键国家行动者的干预、阻断甚至破坏，而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出现震荡、无法如常运行，或被迫进行重新配置。

在特殊情况下，美国的庞大国家机器的确有能力让全球经济体系的关键环节的运作出现大范围的瘫痪。放眼全球，没有其他国家拥有与美国等量齐观的这种制造系统性干扰、震荡、阻断与破坏的能力。欧盟下辖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与第二大储备货币，中国下辖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和最大制造业平台，但其影响能力与范围仍无法与美国相比。俄罗斯基本上欠缺这种干扰与阻断能力。其他中型国家或国家联盟（例如伊朗可以封锁霍母兹海峡，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可以操控能源供给）即使有局部的干扰与阻断能力，影响力还是有限。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愿看到当前全球社会紧密的依存关系所依赖的基础结构受到干扰、阻断或破坏。过去30多年，全球化所带动的贸易网络、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交叉股权结构、知识分享机制、生产专业分工与全球供应链，已经让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程度达到类似经济“连体婴”的程度，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其社会代价难以想象，而且经济剥离所导致的震荡及其后果，复杂到很难预估谁会受损与受损程度多大。

在正常情况下，即使美国把维护其霸权地位视为最优先的国家战略目标，也会尽量利用美国在全球多边体制与产业价值链的优势地位，与中国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而不是采取像特朗普这样的激进单边主义，无章法的贸易制裁与科技封锁。特朗普主导的美国国家机器的确对全球化的基础结构是巨大威胁，特朗普身边的鹰派智囊发起的全面对华经济冷战，以及打算把中美两大经济体彻底“脱钩”的极端想法，会遭遇强大的阻力，很难贯彻到底。

网络时代的无烟战争

全球化带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所有国家都被紧密的跨国产业价值链、粮食与能源供给链，全球信息网络，科技合作机制，跨国融资平台与交叉股权结构困绑在一起，共同创造享受了全球化的巨大经济红利。但相互依存也意味着国家间彼此伤害对方的机会与选项大为增加。

所有高度融入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都暴露于其他国家可能把相互依存关系作为武器使用的这种风险之下，融入程度愈高风险愈大。[10] 全球化过程的持续推进就是建立在一层层相互保障、相互承诺与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假设与自己在贸易、投资、金融、人员往来科技、教育、文化、能源等各领域最密切交换合作的国家是不可能利用相互依存来做相互伤害的事。

但是如果在全球的产业、资讯与金融关系网络中扮演枢纽角色的大国，经常把相互依存当作进行地缘政治对抗或大国战略搏弈的武器来用，这就可能导致全球化的倒退。经常有这种冲动，同时也具备对全球经济运行造成大范围干扰、阻断与破坏的能力的，主要就是美国。对许多中小型国家而言，它们与美国的相互依存关系是高度不对称的，美国拥有让这些国家经济瘫痪与金融崩解的各种武器，而这些国家的报复手段却很难让美国伤筋动骨。

如果在缺乏正当性与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条件下，把相互依存当作武器使用的作法，必然会折损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货币、网络、通讯基础设施的信赖，多数国家将试着寻求约束美国任意性的制度安排或设法绕过美国主导体系而开辟替代性安排。著名的智库“欧洲外交协会”在最近的报告中公开主张，欧洲应该建立绕过美国的国际支付系统，以及劝阻欧洲企业不要轻易屈服于美国的长臂司法管辖。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敌对国家进行无烟战争的杀手锏武器之中，威力最大的就是金融封锁与互联网封锁。不过，即使在美国与俄罗斯对峙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也不曾全面启用，这些杀手锏武器仅在小范围内使用、针对特定的政治人物、银行或企业。美国极少数极端鹰派虽然可能设想过对中国启动这些杀手锏武器，但除非中美之间爆发全面军事冲突，否则几乎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政策选项，否则必然会在全球范围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过去，美国曾经使用这些武器来对付朝鲜、委内瑞拉、古巴或伊朗。这些手段包括贸易禁运，网络黑客攻击、冻结网络账号，没收寄存黄金，冻结金融资产、金融封锁、海上封锁、遮蔽卫星定位功能，或切断互联网。这些手段的确可以让对手蒙受惨重损失，但必须有相当的正当性才可能获得其他大国的配合，而且对这些小国的制裁，还不至于对全球经济带来太大的冲击。

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一度达到冷战结束后的最高点。当时美国国会与欧洲议会部分议员都曾提议，对俄罗斯进行的经济制裁应该升高到将俄罗斯金融机构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之外。这势必会切断俄罗斯与所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正常业务往来，对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国际收支带来严重后果。不过，在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大力劝阻下，美国与欧盟政府最后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当时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Ewald Nowotny就公开提出警告，不应以此作为制裁手段，这个全球金融机构共建共享的基础设施不能作为地缘政治的工具，不然会严重损及 SWIFT 的信誉。[11]

SWIFT是一个由全球金融机构共建并在布鲁塞尔注册的行业组织，全球有一万多家银行、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该组织提供的安全、标准化的和可信的通道与同业交换报文（message）从而完成金融交易，等于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神经中枢。SWIFT不是一个根据政府间条约而建立的国际机构，所以仍须接受欧盟的管辖。同时SWIFT也必须服从美国政府的管辖，甚至受制于纽约州的监管。通过SWIFT系统的跨境美元支付功能，需要搭配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简称CHIPS）才能完成。也可以把CHIPS视为SWIFT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元跨境支付的主要渠道。CHIPS的功能是经办国际银行间的资金交易和电子资金划转及清算，由纽约清算所负责其运行，处理的是资金流的对冲与拨付，而SWIFT处理的则是信息流的传输。

美国政府对SWIFT拥有多重的实质掌控机制。如果美国政府想把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排除在SWIFT之外，那后果会是什么呢？这个假设问题是值得严肃评估的。只要有任何迹象表露美国政府有可能动用这个金融相互毁灭的终极武器，全球资本市场就会出现崩盘式强烈反应。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贸易国，外汇存底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美国政府债的最大境外持有者，一直采取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并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发行准备，可以说中国是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最重要支柱之一。如果美国要排除中国使用美元支付与结算体系，与中国进行全面金融脱钩，就等于是自毁长城，这对美元作为主导储备货币的地位将构成严重冲击。这样做只会逼使中国，宁可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与承受金融震荡，也要用尽洪荒之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

美国对特定国家实施互联网封锁这一选项在2016年以后已经很难启动。在各国政府代表透过国际电信联盟组织的“国际信息会峰会”平台，与美国政府经过10年以上的交涉后，美国政府勉强同意放弃对“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简称ICANN）的排它性单方管辖权，换取以巴西与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放弃将ICANN纳入联合国体制的主张。ICANN最重要的掌控就是对域名体系、IP地址以及全球13台互联网根域名服务器（DNS Root Servers）[12] 进行统一管理。最初这13个根域名服务器，1个为主根域名服务器，放置在美国；其余12个为辅根域名服务器，其中9个放置在美国，欧洲2个（位于英国和瑞典），亚洲1个（位于日本）。由于ICANN在法律地位仍属于在加州注册的法人，总部设在加州，因此不能排除在特殊情况下，美国政府还是可以片面主张ICANN仍必须接受美国司法管辖，并通过对根域名服务器的管理权来封锁特定的域名网站。所以，当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时，网络上马上就出现新的呼吁，因为有些人担心美国的长臂司法管辖也可能伸手到网际网络领域。长远来看，像ICANN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最关键的全球基础设施管理机构还是应该纳入联合国体系，享有超主权机构的法律地位；或者至少应该先将ICANN的注册地与总部迁往中立国（例如瑞士），就像国际奥委会与红十字会一样。

目前，网际网络的技术基础协议已经演进到“互联网通信协议第六版”（IPv6）。相对于IPv4，IPv6不仅大幅扩大了地址空间，大幅提高网络的整体吞吐量，让网际网络可以配合万物联网时代的海量需求，它在技术上可以完全突破IPv4时代全球根域名服务器总数量的限制。2015年到2018年之间，由中国牵头的“雪人计画”实验，就展现了在IPv6技术规范下全球新增25个根根域名服务器的可行性，这是通往网际网络治理模式全面去中心化的重要一步。雪人计划成功地帮助中国掌握了DNS根域名服务器的运行和管理技术，为下一阶段在中国快速铺设以IPv6为基础协议的互联网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

美国领导层本以为，他们可以利用不对称的谈判地位，对任何不顺从自己意旨的对手或贸易伙伴，轻易让他们跪地求饶。但美国动用了手上所有的外交筹码、情报威吓、禁止采购、出口管制与司法武器来打击中国特定的高科技企业，不但无法达到预期的一剑封喉效果，反而可能危及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长期竞争优势，甚至动摇美国独角兽企业在诸多全球高科技系统平台的独占地位。

中国的作用十分关键（三级标题）

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向特朗普政府解释，为何他的公司在考虑将唯一在美国制造的Mac Pro平版电脑生产线迁至中国。苹果很想把这条生产线留在德州，所以申请在中国生产的所有零部件关税豁免，就是为了能继续在美国生产，但特朗普政府断然拒绝。[13] 对于特朗普想要“全盘美国造”的奢望，库克认为，这本来就不具现实意义。他指出：“在我看来，我们绝大多数的产品都是在世界各地生产的。这就是全球供应链的本质，现在和将来都会如此。”[14] 更何况，苹果公司六成的收入来自海外。

整体而言，全球化仍在演进，而不是退化。全球化仍具备充沛的前进动力，全球化的受损群体与受益群体之间的力量平衡的长期趋势还是有利于后者。

过去30多年全球化所带动的贸易网络、交叉股权结构、信息网络、金融网络、移民网络以及跨国企业内部交易网络，已经把全球经济联结成为一个空前紧密的整体，也让人类社会的经济相互依存达到空前的程度，全面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了。

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少数，而且主要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里，虽然局部浮现出一些裂解或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联结或者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时涌现。这种力量远大于裂解的力量，而中国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全球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将由新兴经济体取代传统的G7，以非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贸易，将逐渐凌驾以富裕国家需求为导向的贸易，而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编辑 季节）

在世界贸易中，海运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中欧班列具有安全快捷、高效经济、绿色环保、全天候等特点，目前以三分之一的海运时间、五分之一的空运价格，吸引了大量客户，受到了市场的青睐，优化了运输结构和产业布局，为中欧经贸往来提供了有力支撑，已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系最为紧密的路径，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扎实落地最成熟的典范。

《中欧班列——全球供应链变革的试验场》一书从全球视角出发，以供应链为理论框架，中欧班列为实践案例，结合对从业者和相关人员的深度访谈，对中欧班列的发展历程、未来发展趋势以及融入全球供应链变革进行系统阐述和研判。此书对中欧班列可持续发展，绘制细腻“工笔画”，讲好中国“一带一路”故事，助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作者把握历史脉络，娓娓道来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开辟了新商道，创造了地区大发展大繁荣。中欧班列的诞生，给沿线国家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成为亚欧物流陆路运输的重要骨干；改变着城市命运，中国重庆、德国杜伊斯堡等城市国际产能合作发展迅速，扩大了当地就业；努尔肯特和霍尔果斯口岸城市经贸欣欣向荣。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这些中西部城市变成了经济高地，深入影响着人民社会生活，使古丝绸之路升华为新丝绸之路。

为促进中欧班列发展，近年来中欧各方制定了中欧班列发展规划、合作协议和机制保障。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标识；同年10月，发布首个顶层设计《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2017年4月，在中国铁路总公司主导下，中国、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波兰、俄罗斯7国正式签署《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2017年5月，成立中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

“条条大路通罗马”，中欧班列不断积极开辟新线路，广袤的中东欧地区将是下一片蓝海。匈塞铁路、中欧陆海快线等打通了中欧贸易的国际通道，“三海港区”让中东欧实现海陆体系；在这条动脉上，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资源、成果等实现共享。

今天，中欧班列仍然面对很多挑战，诸如沿线国家政策协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运营管理一体化以及信息智能化建设等问题；明天，机遇大于挑战，融入全球供应链，推进数字化转型以及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将是中欧班列未来希望，这正是《中欧班列——全球供应链变革的试验场》带给读者和行业的启迪和震撼。

                                 （编辑  季节）

2014年3月，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见证了“渝欣欧”列车顺利抵达德国杜伊斯堡港，中欧班列第一次进入全球公众的视野。2011年3月19日，首趟中欧班列成功开行，成为全球化时代下供应链变革的一个里程碑。那时，它还不叫中欧班列，它还是中欧班列的探路者。

带动全球供应链变革的试验场

当时，在海运和空运两大运输方式以绝对主导地位分割国际贸易运输市场的情况下，这是大多数国际进出口商、物流企业难以改变的选项，在国际贸易中很少关注铁路运输这种供应链模式。正因为如此，中欧班列的诞生才显得意义非凡，从无到有，是历史性的突破，从最初年开行17列到2019年5月，已开通14691列，联通中国62个城市，欧洲15个国家、51个城市、68条路线。现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可以通过国内阿拉木善、满洲里、二连浩特三个出口，经中亚、白俄罗斯、俄罗斯三个通道，可以达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与这些日益飞速蹿升的数字相比，中欧班列带来的供应链变革更具颠覆传统商业模式的贡献。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中欧班列已经以先行者的角色，在探索亚欧大陆互联互通方面发挥了开拓作用。

中欧班列比海路的运输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二，缩短了企业的生产周期，从采购、生产到发货、运输，企业可以重新规划与安排。以往海运中，集装箱从中国东部沿海到欧洲西部港口经半个环球航行，需要45天。中欧班列使中欧之间大批量货物的运输，不再需要从内陆腹地绕道沿海口岸，可以更快速地响应市场和客户的需求，有效地降低了在途库存和现金占用。

重庆、成都、武汉以及阿拉木图、布达佩斯、罗兹、华沙、布拉格等国内外城市成为新的进出口集散地，跨国物流的新兴市场。中国中西部和欧洲中东部内陆地区逐渐成为开放的前沿窗口。

中欧班列为中亚打开了新的贸易通道，使古丝绸之路升华成为新丝绸之路，为中亚众多国家加快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中国西部口岸也孕育出惊人的增长潜力。

阿拉山口口岸是新疆最主要的中欧班列出境口岸。经这一口岸常态化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10条（渝新欧、汉新欧、郑欧、蓉欧快铁、义新欧、合新欧、长安号、鹏新欧、厦新欧、临汾-慕尼黑）。截至2018年11月，经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境的中欧班列已突破7000列。目前，每年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的中欧班列占我国开行班列总量的近七成。

阿拉山口西南的边境小镇霍尔果斯，是连接中国和中亚的另一个门户口岸，众多新企业的垂青之地。2016年，霍尔果斯口岸通行中欧班列共70列，2018年已有404列中欧班列在这里出入境。途经霍尔果斯的列车可以连接伊朗、土耳其等国家，成为分流阿拉山口口岸的选择。

城市的命运因中欧班列而改变

被中欧班列改变的城市，首先是出入境口岸和边境城市，它们因中欧班列的通行需要有更完整的服务配套设施；其次还有连接班列线路两端的城市。货物在这里汇集，产业在这里汇集，政策也在向这里倾斜。

“渝新欧”试水

“渝新欧”班列是中欧班列最早的探路人。

中国有句俗话，要致富，先修路，所谓路，就是交通。2010年，重庆市政府为寻求产业转型升级，开始与各大电脑生产商接洽。尽管有优惠的外资政策，但重庆地处内陆，走海路到欧洲，通常要60天左右；如果走西行路线，铁路运输是最好的选择。2011年3月，重庆开通了通往德国杜伊斯堡的首趟渝新欧班列，作为其主要客户的惠普、华硕、宏碁、富士康等跨国公司的货运量，足够班列每周发行一趟。

2014年，“渝新欧”首次实现返程班列。通过返程班列，大批跨境电商企业从欧洲诸国进口当地生产的母婴产品、红酒、厨具等商品。依托良好的物流条件和优惠的政策，众多电商公司成为新一波特色企业群。来自中国和国外供应链及物流行业、铁路行业的众多不断思辨求新人士的发展需求，撬动了这项伟大事业的启航。

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地区经济发展，重庆依托长江航运优势，联通长江上中下游地区，从一个远离改革开放前沿的内陆腹地成为高科技企业云集的西南地区制造中心和中西部商贸重地、国际性物流枢纽城市。

中欧班列的开行，也深刻改变了跨国企业的供应链。这条从中国出发，穿越中西亚到达欧洲的铁路线路，将给世界带来惊人的变化。在哈萨克斯坦贫瘠的土地上，新的城市平地而起，欧洲的传统工业城市正在焕发新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德国鲁尔区城市杜伊斯堡。

兴旺的杜伊斯堡

杜伊斯堡作为“渝新欧”班列的欧洲端，在中德双边货物运输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这里是多条直通中国的货运班列枢纽（分别到达重庆、上海和北京），这些跨洲过境的铁路，使杜伊斯堡成为中国和欧洲最重要的物流中转地之一，并成为全球供应链的聚焦点。这里也是欧洲最大的内河港口之一，发达的公路、铁路和航运网在这里汇聚，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货物可迅速转运到德国和西欧的其他地区。

目前，这里成为德国最受外资欢迎的投资目的地。渝新欧、汉欧、义新欧等班列平台公司相继入驻。2017年底，该市的中资企业已超过100家，包括著名的华为和三一重工；在北威州安家的中资企业已有1000多家，涵盖照明、机械、家电、通信、汽车等行业。中欧班列带动了杜伊斯堡地区的物流业发展，也将带动更多区域的发展，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中欧班列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欧洲最大的铁路运营商——德国铁路股份公司计划加快发展中欧班列运营，力争到2020年实现年运输10万标准集装箱的目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芬兰等国也看好中欧班列给自身发展带来的机遇。

中欧班列迅速发展

中欧班列发展势头迅猛，辐射范围快速扩大。货源品类不断丰富，由开行初期的手机、电脑等IT产品，逐步扩展到衣服鞋帽、汽车及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等品类，并吸引了很多价值密度高的商品，涵盖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生产生活的多个方面。

2018年，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已超过6000亿美元。由于需求强劲，中欧贸易的铁路运输潜力巨大（尽管不可能取代海运主体地位）。德国物流协会预计，到2030年，欧亚大陆间铁路运输量将达到95万标准集装箱。

中欧班列不仅创新了国际铁路货运方式，带来了供应链的变革和传统商业模式的创新。而且中欧班列的布局与其相配套的产业正在形成一个经济贸易链，从而引领了沿线地区的产业配套和转型升级。

目前，中方正在积极探索通过“中欧班列+”，进一步利用中欧铁路联运大通道的综合优势，积极与各参与方开展国际贸易、双向投资、人文交流等全方位合作。

统一品牌，管理和品牌建设

随着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和范围的大幅增加，出现了名称标识不统一、市场运营不规范等问题，削弱了中欧班列的品牌影响力。经过国家发改委和中铁总的协调，2016年6月，中欧班列正式启用统一品牌，实行统一班列命名、统一标识，统一品牌使用和宣传。自此，中欧班列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铁路总公司免费向运营商提供印有统一标识的集装箱，这是中国政府对铁路货运发展的补贴。这些集装箱行驶千里穿越亚洲大陆，到达欧洲后以卡车分拨运输到各城市，集装箱上统一印有中国制造，这的确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这些集装箱标准化的规格，不再需要反复卸货和装载，它们能够在火车、卡车和船只上进行运输，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环球旅行”，同时实现了大型物流公司对集装箱使用采取的代码共享系统，而集装箱是否属其独有，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2017年4月，中国、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波兰、俄罗斯七国铁路部门签署了《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并将其纳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果清单。

蓉欧班列后来居上

2013年，成都抓住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快构建航空、铁路等骨干国际物流网，筹备运营直达欧洲的国际铁路货运班列，即“蓉欧快铁”。

蓉欧班列2013年开通。作为向西开放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通道之一，“蓉欧快铁”一头连接中国西部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会城市四川成都，一头对接欧洲大陆的新兴交通枢纽波兰罗兹，改变着成都产业发展的轨迹。当年开行31列，2018年开行1587列，国内排名第一。现已连接境外19个城市和境内14个城市，形成“一主多辅，多点直达”的跨境班列网络。

“蓉欧快铁”全程运输时间为12-14天，是传统铁海联运时间的1/3。其运输时间虽比空运多5天左右，但费用仅为空运费用的1/4。其运输成本直逼海运价格，吸引了大量货源。“蓉欧快铁”从最初的每周1列单向运行发展至每周“去11回9”双向稳定运营，成为国内运行最稳定、运行时间最短、发班频率最高的中欧班列。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形容历史上蜀道之难。它曾是诸侯战乱年代一个易守难攻的堡垒，技术的落后让西川蜀地几乎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欧班列的开行，让中国落后的西部完成一次转身，由后方变成前方，不仅带动了四川，更延伸至幅员辽阔、发展受限的西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型和发展。

从成都到波兰的主线开通后，在波兰方向西欧、中欧、东欧之间实现互联互通；在成都方向，正在打通经云南河口、广西凭祥出境的多线物流通道，逐步将站点延至越南、缅甸、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国内，“蓉欧快铁”向东南延伸至深圳、昆明、武汉、上海、广州、桂林、日照、宁波、天津、青岛、厦门、泸州等多个城市。未来，“蓉欧快铁还计划开行至万州的班列，与日韩、北美形成联运，并延伸覆盖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对接中国港澳地区以及东盟各国。

开通“蓉欧快铁”是提升成都投资环境、增强城市国际化及竞争优势，变西部内陆地理劣势为出口欧洲前沿主阵地优势的战略选择。“赶超沿海”，从地理上的盆地变成经济上的高地是这个“天府之国”的目标。现在已有多家国际知名物流公司组织华东、华南、华北及成都本地外贸企业，通过蓉欧班列将IT产品、汽车零配件、家电、服装鞋帽等日用品运往欧洲。戴尔、TCL、格力、神龙汽车、一汽大众等也是该线路的大客户。

一直以来，借助中欧班列东向运输的货物较少，返程货源成为瓶颈问题。对于欧洲企业来说，它们的许多产品是在中国进行加工，输往欧洲市场；对于中国来说，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最新的“世界工厂”，越来越多的东南亚企业承接中国企业的来料加工订单，将这些货物运送到中国的销售市场。与此同时，一些附加值低但对运输时间要求很高的水果、海鲜产品能够更快地进入成都市场。此外，借助东南亚与中亚、欧洲已建立的贸易关系，更多欧洲产品也多了一个市场选择，通过中欧班列完成待加工零部件或者成品商品的东向运输。蓉欧返程班列的主要货物是整车、肉类等商品。成都铁路口岸先后获得了肉类和水果口岸资质、汽车整车进口指定口岸资质等。身处内陆的成都日益成为国外产品的入境门户。未来可期待的是，更多的企业、产业不断汇聚于成都，“渝新欧线”和“蓉欧快铁”使四川和重庆从传统的内陆城市变为向西、向南开放的前沿城市，助推西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与亚欧大陆桥国家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向纵深发展，并连接成为亚欧经济新版图。

铁海联运勾画浩渺蓝图

2018年1月5日，中远海运首条独立运营的“中蒙俄”班列开始周班运营。这意味着，中欧班列迎来了重量级的联盟者——中国传统海运巨头的加入；中欧班列队伍进一步扩大。中远海运在航运上的优势和资源网络，给亚欧铁路货运、多式联运模式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目前国内港口形成两种整合模式：一种是以港口专业运营为核心的模式，一种是以“航运巨头+港口整合”为核心的模式。中远海运在新的市场环境中，不断进行“联姻”。

中远海运与天津港开展了战略合作，它整合已有资源，将其在中国东部沿海以及东南亚等各支线资源向天津港集结。在国内，与武汉汉欧国际物流公司展开全面合作，整合双方资源，构建一个全面铺设的陆海运输网。

在航运企业参与铁路运输方面，中远海运携手世界上最大的多式联运海运公司——韩国现代商船株式会社，它们拥有各类不同的船舶，提供多样的运输服务。韩国现代又联合了韩国西中物流公司合作，提供覆盖铁路和航运的综合运输服务。它们通过跨中国铁路，从韩国向欧洲推出了跨铁路班列服务，货物从韩国釜山、仁川和平泽的港口运往中国青岛港和日照港，再陆运至成都，货运到哈萨克斯坦和波兰。在联合的供应链上，三星系统开发、LG电子、现代等公司对使用铁路班列运输的电视、冰箱、空调、汽车零部件及其他高附加产品都进行了配套合作。作为欧洲领先的港口和运输物流公司，汉堡港口集团也不甘落后，它在铁路运输质量和距离方面有明显优势，它的船舶、铁路和卡车已经形成多式联运体系。

随着更多海运企业、海运码头加入中欧班列和铁路货运的行列，中欧班列有了更广阔的协作机会。这有利于推动多式联运通道建设，推动铁路、港口、站场的互联互通，实现业务融合和资源共享，拓展市场；有利于实现铁路枢纽和水运枢纽、铁路班列与江海直达班轮的无缝对接，使更多多式联运模式成为可能。

中欧班列的下一片蓝海

条条大路通罗马，中欧班列的“条条大路”将在何方？

中欧班列线路单一和对少数几个场站的依赖，导致了节点拥堵，并可能造成服务质量的下降。中欧班列各方也在积极开发新项目。

开发新线路的尝试

匈塞铁路：2015年，李克强总理与中东欧各方签署了合作协议，计划建设一条连接布达佩斯（匈牙利）和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的高铁线路。中国将中东欧视为加强与欧洲联系的“窗口”，是丝绸之路经济延伸至西欧的必经之地。而许多中东欧国家非常渴望被中国视为“通往欧洲的桥梁”。

匈塞两国都有心改造这条铁路，但迟迟未能启动；中国资金的投入，让匈塞两国看到了欧盟之外的希望。根据规划，升级后的匈塞铁路成为双线电气化客货混线快速铁路，由中国铁路国际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组成的中国企业联合体承建。

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不同，它是欧盟成员国，它的合作项目要经欧盟批准。2016年5月，欧盟开启了对匈牙利路段的预调查，只有取得项目招标、规划许可证之后（2020年），匈牙利段工程才能正式动工。

匈塞铁路是“中欧贸易国际大通道”的一部分。这条快线起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经马其顿的斯科普里到达贝尔格莱德，接入匈塞铁路，进而打通地中海南部至欧盟的地理障碍。届时,中欧陆海联动成为现实,这也将是中国产品从希腊到西欧最快捷的运输路径。

海港区合作：中国与中东欧还有另一项备受关注的大型工程，即三海港合作区。2015年11月，李克强总理提出倡议，开展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和黑海“三海港区”合作，在有条件的港口合作建立产业聚集区，包含物流通道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双方企业参与其中，拓展中国装备、欧洲技术和中东欧市场的结合，形成更多产能合作的亮点。亚德里亚海港区主要涉及前南斯拉夫各国和阿尔巴尼亚；波罗的海港区涉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及波兰。欧洲南北两岸实现港口铁路联通，将使得南北欧地区的货物流通更为便捷，免去绕行大西洋的遥远航程。黑海港区涉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对接的是土耳其、中亚地区和未来远东的通道。中欧班列未来规划的南二线,即以该地区为重要接入端点。

2016年，“三海港区”合作的内涵更加丰富，从单纯的企业参与，发展为产能合作，演变为对产业园区、物流通道和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的综合模式的深入探讨与对接。波兰总统认为，这一合作的核心是创建一个真正的南北欧轴心。依托三个海，联通三角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是“打通欧洲的生命线”。

芬兰对中欧班列也有较大兴趣。2017年，芬兰已经发出首趟北欧至西安的班列，将纸浆、机电设备等产品运至中国，这也是中欧班列运行路程最短的线路之一。

当然,三海港区建设面临不小的挑战。中东欧国家体量较小和互有差异,增加了中国在该地区开展大型合作项目的难度。在发展同中东欧国家的双边关系时,要与欧盟的发展战略做好对接。只有了解各个国家的不同需求，才能有利于项目的有效推进。

波兰等欧洲一些国家，是中国至西欧许多线路的过境国家，货物很可能在此只是稍作停留，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想只做一个单纯的货物过境国。成为价值链的一部分是每个国家的追求，它们不会忽略任何新的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机会。对于中欧班列来讲也是一样，价值链存在于中欧班列的每一个环节，才能保证中欧班列服务畅通。

开发南线

2017年10月，BTK铁路（连接阿塞拜疆巴库—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土耳其卡尔斯）正式开通。该铁路总长846公里，连接了亚欧东西两端，使高加索地区和欧洲铁路网连为一体，对阿、格、土三国均具有重要意义。

阿塞拜疆：BTK铁路使其位于里海的港口和航线融入欧亚运输网络，摆脱内陆国处境。位于南高加索的巴库是欧亚大陆东南西北走廊交汇的十字路口，该国为石油天然气重镇。阿塞拜疆提出了“大丝绸之路”计划，目标是成为欧亚大陆的能源、交通和信息枢纽。BTK铁路正是该计划的重要基础设施。

格鲁吉亚：位于高加索地区的黑海沿岸，BTK铁路可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争取更多外国投资，并有潜力成为连接中国与欧盟的物流枢纽。2017年中格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两国互免关税额度占其进口额的93%以上。

土耳其：作为横跨欧亚的地区大国，与中国一向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高铁第一次出海试水（伊斯坦布尔—安卡拉高铁项目）就是一个标杆。丝路基金安排的“铁路丝路”项目，即构筑从中国新疆、中亚到土耳其和欧洲的铁路运输网络，也得到了土耳其及沿线周边国家的支持和参与。

中国希望加快在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发展，并成为该地区稳定、发展和融合的力量。通过土耳其可以连通欧亚，贯通南部货运走廊。中国货物可以经过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经里海到巴库，再经格鲁吉亚、土耳其运往欧洲，中国经巴库到欧洲的货物运输时间可大为缩短。

改变世界，从融入全球供应链开始

中国的广大西部地区可以通过对接中欧班列释放其潜能，让很多过去难以出口的商品出海成为可能。借助中欧班列，内陆腹地可变成对外贸易的前沿，古丝绸之路节点城市可以重现昔日辉煌。

中欧班列为外界提供了接入网络的节点，最终能结成一个什么样的网，取决于每个角色参与的程度。“一带一路”建设给全球化资源配置带来了便利，也有利于中国众多企业在国际市场施展身手。中欧班列融入了公司的科学管理并优化了其供应链，使其在面对多变的欧洲消费市场时能够快捷反应，以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中欧班列连接了中国与中亚和欧洲的市场，给大大小小的企业提供了运输方式的选择性。未来的中欧班列将融入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城市的建设。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选择中国城市的时候，往往会将有无中欧货运班列考虑在内。

国际供应链对货物快速集散、通关、商品检验检疫，以及多语种的人才需求很高。中欧班列的从业者需要更具国际视野，能理解欧洲文化和中亚文化。中欧班列的发展也给海外的中国人带来了很多机会。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成功与否，不只由中欧两端的贸易成绩单决定，还在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能否得到合理的刺激和发展。在环境治理、高技术产业发展、沿线物流以及新建工业园区等方面,中国与中亚、中东和欧洲各国有很多可以互相借鉴学习的地方。

随着公路运输和空运市场的膨胀，铁路运输份额逐步衰减。铁路公司已不能满足于“铁路行业”的定位。铁路运输业的复兴，将不只是技术的创新，也在于商业模式和客户服务的创新。对中欧铁路货运而言，值得强调的是国际物流供应链的有效整合，以及对高附加值产品这一利基市场的准确定位。

现代国际经济，产业的竞争已经超越企业，扩大为整个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供应链的表现如何，有时候能够决定供应链中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中欧班列这种运输方式，相对空运和海运而言，帮助企业节省的不仅仅是时间和费用。不同的产业融入还会给中欧班列带来不同的利润。短短几年的发展,中欧班列渐渐成为全球供应链的试验场,目前很多产业都在尝试以中欧班列为基础的供应链新模式。

中欧班列融入全球供应链势在必行。作为全球供应链的新星，中欧班列在不断尝试和经历挫折中获得成长。这颗新星虽已融入全球供应链，但彼此之间还在小心翼翼地适应对方。中欧班列行进的每一公里,都是一个时代的记忆,都注定成为焦点。

                          （编辑   碣石  季节）

颜色革命的整套理论和手段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早在冷战时期，美国就大力推行文化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它不愿接受与它不同的意识形态，不愿同意见不同者和平共处，一定要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所有人。

美国建国之后至今，一向将拉丁美洲视为自己的禁脔。拉丁美洲尽管也实行议会民主制，但一些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未必符合美国的利益，例如有些拉丁美洲国家在民主的名义下，将大量美国资产收归国有。于是，美国在拉丁美洲长期多管齐下：如果一个民主国家不听美国的话，妨碍美国的利益，就用民主方式颠覆它，投入大量的宣传资源和经费，扶植一个美国的傀儡。如果用“民主颠覆”的颜色革命方式无效，美国就用军事政变颠覆它。历史上拉丁美洲所有的军事独裁政权，背后都有美国的身影。如果“民主”颠覆、军事政变手段都无效，那就直接出兵军事占领，换一个政府，例如巴拿马、格林纳达。由此，我们在拉丁美洲清晰地看到美国从老帝国向新帝国过渡、升级的完整过程。前几年在埃及的颜色革命，也在重复使用在拉丁美洲经常使用的方法。

苏联消亡后，世界上形成“一霸独大”格局，美国推行颜色革命的手段也的确日益成熟。特别是面对诸多不听话的小国，也几乎是所向无敌，屡屡得手。因此，自苏东剧变之后，颜色革命已成为美国实行新殖民主义屡试不爽的法宝。

（一）

所以，在世界各地暴力和动荡的背后，我们往往能看到美国的暗影，几乎没有例外。颜色革命就是当今美国通过“非暴力”手段理念，来反对、颠覆一切不听话的、或声称受到其威胁的“邪恶”国家。这种转换的首要条件，是将新帝国主义描绘成美好幸福的典范、旗帜和灯塔；将美国不喜欢的国家描绘成专制、残暴的政权。“我们是民主自由的，他们是独裁专制的”，这是颜色革命的基本理念，也是一个灌输给全世界的谎言。美国所掌握的全球最大的舆论工具，为这个舆论造势和长期洗脑提供了充分的手段，以至于颜色革命所谓的“非暴力”实际上成为掩盖暴力行为的外衣，明目张胆的双重标准可以在使用、制造暴力的同时，把自己涂抹成“和平”抗议。

美国有一整套很熟练的手段：如培训骨干、统一标识、制造软性的暴力工具、妖魔化警察或其他执法机关、制造暴力升级等。看看是不是很熟悉呢？

这些早已不是秘密。我们可以和正在发生的现实做个对照。

（二）

美国搞的这一套“颜色革命”，大致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首先是在对象国培训骨干。这种培训或者在对象国（地区）内部进行，或将骨干送到国外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除了向学员灌输所谓“自由民主”的理念之外，就是教授“抗争手段”，以便一旦发动“颜色革命”，自上而下的统一指挥能够贯彻落实。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颜色革命”背后，都可以发现这种培训活动。培训师资既有美国特战部门、情报部门，也有“颜色革命”成功地区的有经验者。在非常时期，这些“老师”甚至直接下场指挥，指导怎么破坏安保监控系统，怎么避免留下证据，护目镜是防备催泪弹，口罩、眼镜、头盔是防备被认出。

其次是为“颜色革命”设计统一标识。例如橙色、花色、拳头、雨伞等，像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手里总拿一朵玫瑰花，乌克兰尤先科的支持者都穿橙色衣服等等，把“颜色革命”搞得像行为艺术。

第三是为“颜色革命”设计口号。这种口号不光出现在他们掌握的媒体上，还会出现在大街上的横幅、标语牌、涂鸦上。

第四，要有充足的经费保障。培训骨干需要钱，所有标识、符号、横幅的制作也需要钱，上街的骨干和跟随的群众也需要像上班一样领取薪水，还要供应餐饮及医药护理。经费的提供，物资的储存、发放，往往借助NGO或教会等“民间”组织进行。美国人后勤供应的组织经验极其丰富，估计全世界再没有比美国更驾轻就熟的了。

第五，要使用软性的暴力工具，例如用雨伞伤人，用街面地砖、石块伤人等。还要用燃烧瓶，燃烧瓶的制作也有专业人士传授技术。

第六，要组织大量女青年或老年妇女，一旦警察要执法抓捕使用暴力的男性，女青年或老年妇女便冲上前阻挡，将实施暴力的骨干们保护起来。在世界各地已经发生的“颜色革命”中，都可发现这种情形，此类青老年妇女大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她们被洗脑之后，顽固地相信“颜色革命”推动者的口号和主张，以为她们是在为“正义”献身。

第七，妖魔化警察或其他执法机关。这一方面可以激发民众对执法机关的厌恶和仇视，另一方面可以动摇执法人员的信心。“颜色革命”的损招儿还包括威胁警察家人，尤其是高阶警官的家属，使得警察因为有后顾之忧而不敢严正执法。

第八，如果不能轻易达到目的，便制造暴力升级。暴力升级有的是损坏特定对象的财物，更主要的是专门针对警察，目的是激怒执法人员，刺激执法人员还手，从而制造流血事件，最好是死亡事件。然后通过他们控制的媒体，歪曲事实加以放大。如果有“烈士”，抬棺游行是他们最乐意的事情。在美国策划的“颜色革命”历史上，曾经有栽赃警察杀人，抬着并非被警察打死的尸体造势游行。在乌克兰“颜色革命”中，还有不明身份者同时向警察和示威者两边开枪，故意制造流血，刺激两边暴力不断升级。

在上述手段之外，最关键的是掌握媒体，剥夺政府和执法机构的话语权，歪曲事实、蛊惑人心，刺激更多的民众盲从，给政府部门和执法机构不断制造压力，最终因不敢采取强硬手段而放弃，让“颜色革命”推动者的目的得逞。

美国是从不讳言其霸权手段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下属的联合特种作战大学曾发布最新报告，大大咧咧地公开五角大楼数十年来在全球秘密展开的多项“颜色革命”活动。在这份被美国网友调侃为“恐怖分子速成指南”的报告中，根据不同的行动目标，将美国对其他政权的侵扰分为三大类别，分别为“干扰”、“胁迫”和“政权更迭”。在三种侵扰模式中，“胁迫”的成功率高达75%，“干扰”的成功率在50%以上，“政权更迭”类行动的难度最大、成功率最低。

此外，这些策略对于处于战时的目标国家成功率更高，比处于和平稳定时期的目标高出将近一倍。在所列举47个案例中，成功实施的有23场、失败的有20场，另有两场“实现部分目标”、两场“尚无结论”。研究还发现，美国支持非暴力民间抵抗运动，比支持武装反抗运动更容易实现目的。

（三）

与老牌帝国主义使用武力征服相比，“颜色革命”的成本低得多，使得美国的能力边界可以借助对象国被蛊惑的或不明真相的民众，得以最大限度的放大，还可以避免直接出兵或操纵军事政变的丑陋形象。美国借助“颜色革命”躲在幕后，假装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或主持正义、主持公道的第三方。

“颜色革命”的最终爆发，也许时间不长，几天或几个月。但是，“颜色革命”的铺垫却是漫长而隐秘的，它以文化、教育、新闻、舆论、艺术、娱乐、广告、宗教、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多种手段，无孔不入地向对方渗透。潜移默化、零敲碎打地营造蚁穴和溃疡，日积月累、极度耐心地等待最佳的时机。

至于“颜色革命”的效果，从“青涩”阶段的拉丁美洲，到最成功的苏东演变，再到此后的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实施，我们看到的结果是，“颜色革命”成功的后果，没有一个对“颜色革命”发生国的民众有利，绝大多数都是“颜色革命”发生国的民众日益陷入水深火热的困苦，只有美国借助“颜色革命”得以推行他们的意识形态并实现他们的利益。

所以，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应记住几句老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怕贼进门，就怕贼惦记。稍有松懈麻痹，就可能让“颜色革命”得逞。

美国新帝国主义“颜色革命”的手段，严格来说没多少新鲜，它不过是欧洲历史上宗教打击异端或挑起事端的现代翻版。美国主要是一个新教国家，基督教新教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是加尔文主义。

当年，加尔文在瑞士时便开办学校，培养各国的新教骨干。这些新教骨干回到自己的国家，无一不成为所在国的动乱之源。虽说天主教统治的确有种种弊端，但加尔文新教在瑞士掌权后，就像天主教一样，对异端实施火刑，毫不手软。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一书，将这段历史表现得淋漓尽致。

今天，美国依然秉持天主教、新教始终未变的意识形态唯我独尊的理念，将自己的原则作为全世界的尺度，试图削全世界之足，适美帝国之履。所谓民主自由的“普世原则”，不过是宗教意识形态的世俗翻版。民主已成为美国的世俗宗教，凡不符合美帝国民主及美帝国利益的国家和地区，统统都是“民主教”的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必欲改之而遂心。

事实上，今天全世界不符合美国政治标准的国家，并不等于是美国所说的“专制独裁”国家，更可能只是与美国新帝国主义利益冲突的国家。帝国主义没有边界、尽力扩张的原则，在美国新帝国主义那里表现为：用强大武力做后盾，用意识形态为标准，用“颜色革命”为手段，将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纳入美帝国的经济利益圈，逼迫世界按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标准而成为美国的附庸。

“颜色革命”作为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手段，其本质也日益被人们看清：它不过是实现“美国优先”的工具，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实现老帝国梦想的新招数。

（编辑  季节）

阿尔斯通被收购的消息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阿尔斯通是第五家在被通用电气收购的同时，也被美国司法部指控腐败的公司！我甚至猜想，是不是通用电气将阿尔斯通惯用做法的信息提供给美国司法部的？或者通用电气只是抓住了时机，趁阿尔斯通处于不利局面，特别是在柏珂龙受到起诉威胁的时刻坐收渔利。

经济战是残酷的。我现在要做的是向我的两名律师表明，我不会轻易上当受骗。我向我的律师宣读的一份声明说：“以英国军工企业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为例，该公司被控在与沙特阿拉伯签订的一份武器销售合同中行贿。在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干预后，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只承认犯了一个小小的‘过失’。最终它无须承认行贿，从而将罚款减少到4亿美元，实际上，它面临的惩罚绝不止这个数字。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的中间人向相关官员及其家人行贿，以获得哈萨克斯坦石油与天然气田的特许开采权。这次贿赂行为被证实后，该石油公司没有被追究任何法律责任,整个运作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进行的。通用电气就更不用说了。但我们分析美国司法部罚得最重的10家公司中，有8家是外国公司，只有两家是美国公司。而且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启用的近40年中，美国联邦调查局却从未发现通用动力或者雪佛龙等美国大公司的腐败证据。相反，在过去10年里，美国联邦调查局盯上了挪威国家石油、意大利埃尼、法国道达尔等企业。所以，我对美国的司法公正性表示怀疑。”

通用电气的神话

通用电气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公司，它体现了美国至高无上的权力。2014年，通用电气位列全球第六大公司，业务几乎涉及所有战略领域：电力、天然气、石油、医疗设备、航空和运输。它也生产家用电器：冰箱、烤箱、炉灶、洗碗机、热水器。2013年以前，它一直持有美国三大商业广播电视公司之一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股权。此外，通用电气旗下的金融子公司——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金融机构之一。该公司受到20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大规模干预（注资1390亿美元），它不但会倒闭，还会连累母公司。与福特、通用汽车和沃尔玛一样，通用电气的产品几乎在美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一席之地，它属于“美国国宝”。

2014年春天，杰夫·伊梅尔特接管了通用电气公司。伊梅尔特是一位厉害的谈判专家，是共和党强硬派，与奥巴马关系密切。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他为就业与竞争力委员会主席，赋予他的任务就是重建美国经济。这位大老板全身心地投入到使命之中，始终遵循着一个原则：生意就是生意。有一次他在巴黎如此说：“商场如战场。如果你想在这里寻找爱的痕迹，坦白地说，你还不如买条狗。”20世纪90年代初，通用电气因挪用与以色列签订的某份军购协议的利润余额，被处以6900万美元的罚款。从2000年开始，通用电气认识到，受腐败案牵连的公司管理层是理想的“猎物”，毫不犹豫地提出收购这些公司的想法；并以承诺帮助这些公司的管理层同美国司法部谈判为诱饵，在10年内收购了四家公司。阿尔斯通是其“猎物”计划中的第五个。在电力生产方面，几乎通用电气的所有国际竞争对手都曾经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并被迫支付巨额罚款：2010年ABB被罚5800万美元；2008年西门子被罚8亿美元，8名工作人员被起诉（包括1名执行委员会成员）；日立公司被罚1900万美元。现在轮到阿尔斯通被罚。

2014年春，通用电气表现得像是反腐败斗争中的无差别级冠军，又像沟通方面的“艺术家”。虽然它提出的收购条件明显不公平，但在柏珂龙的支持下，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对外界宣称，他们的提议“对阿尔斯通来说是最佳解决方案”。

蒙特伯格向柏珂龙下了最后通牒。蒙特伯格开始采取行动。他向伊梅尔特转交了一封信并提醒他，在法国，“能源部门的收购项目，特别是核能，都需要经过政府的批准”。他确信美国人正在勒索阿尔斯通，但没有可以放到奥朗德总统办公桌上的切实证据。他寻求法国对外安全总局的帮助，但被拒绝。于是蒙特伯格在工业领域发起反攻。为了推迟通用电气的收购，他转而联系阿尔斯通的另一大竞争对手——西门子。西门子很快回应了他的请求。西门子CEO乔·凯飒在其致法国财政部的意向书中提议，由西门子接管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作为交换，西门子将其大部分铁路业务出售给阿尔斯通，包括其高速列车ICE（以及54亿欧元的订单）和机车业务。据这位德国富商称，他的提议是“建立两个欧洲巨人绝无仅有的机会：法国成为运输业巨头，而德国则成为能源业巨头”；凯飒还说，准备把核能业务交还阿尔斯通，以“使法国的利益得到安全的保障”。由于这个提议相当有分量，蒙特伯格成功地使阿尔斯通董事会推迟了向通用电气出售股权的决定。他初战告捷。但是在政治方面，刚刚拥有主动权的蒙特伯格却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时任法国总统将这项收购案接了过去。

皮洛士式胜利

2014年6月初，木已成舟。蒙特伯格该认输了，法国总统最终决定接受美国人的方案。

通用电气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杰夫·伊梅尔特非常清楚，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笔收购项目，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在巴黎安营扎寨。他很快意识到，打赢政治战和舆论战，与打赢经济战同样重要。通用电气的CEO将其麾下最得力的公关团队投入其中。

伊梅尔特和柏珂龙在法国电视节目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阿尔斯通在体量上难以应对危机，特别是面对通用电气和西门子这两大行业巨头的情况下。但当人们仔细分析企业数据时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阿尔斯通在能源领域的产值约为150亿欧元，稳坐行业内第三把交椅，完全不存在所谓的“体量危机”。如果把两家企业的整体产值做比较，阿尔斯通的确只有通用电气的1/8。但是出售能源部之后，情况会更加糟糕。主业仅限于轨道交通业务的阿尔斯通，其产值将只有通用电气的1/30。声称因为阿尔斯通不够强大，所以要出售，然而出让产业之后，公司只会更弱。在公关人员的蛊惑下，柏珂龙的观点像蜜蜂一样飞散，在采访报道中被广泛引用，成为媒体口中的“真相”。

通用电气要面对的第二个困难，是取得政府的首肯，因为事关就业问题。伊梅尔特保证为法国创造1000个就业岗位。这是一个不可能兑现的承诺，但承诺只对那些相信它的人有用。通用电气在公关人员的支持下，克服了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棘手的困难——堵上蒙特伯格的嘴。

2014年5月中旬，这位工业部长继续主张让德国人介入解决此事，特别是西门子还开出了更有利的条件。德国人联络了能源领域的另一巨头——日本三菱公司。这个“德日双簧”拿出了一个新的方案。西门子和三菱并不打算收购阿尔斯通，而是提议在企业之间构建一个稳固的工业联盟。三菱提议和阿尔斯通在水电、电网和核能领域分别创建3个合资企业，法方出资60%，日方40%。西门子则收购阿尔斯通的燃气汽轮机业务，作为交换，向对方出让自己的铁路信号业务。蒙特伯格满怀激情地支持这项解决方案。在他看来，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既避免法国企业被收购，又能获得切实的经济利益。

2014年6月初，马克龙（经济部长）、瓦尔斯（总理）和蒙特伯格齐聚总统府。蒙特伯格赞成西门子和三菱的提议，并请求依据政府刚刚通过的《反恶意收购法令》阻止通用电气的提议。马克龙发言称：“和西门子合作困难重重，社会影响也极为恶劣。更何况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坚决反对这一决定。”社会党政府将自由贸易奉为圭臬，生生地把法国制造业的“掌上明珠”推入美国人的怀抱。木已成舟，阿尔斯通从此将属于美国。

美国商业巨头最终能够完胜，绝非偶然，它反映出美国企业界在法国境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们的精英，包括社会党人，更倾向于大西洋主义。美国有着越来越大的震慑力。美国人在“软实力”上稳居世界第一，他们使用这种“软性外交”手段，同时施加诱惑，使对手上钩。

巴黎大部分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和商业银行都是美资企业。阿尔斯通与通用电气这件事对它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意外惊喜，它们可以从中攫取上亿美元的利润。

通向自由

通用电气赢了，它将在一周内与阿尔斯通签署协议。与此同时，检察官诺维克知会斯坦，可以提交一份释放我的动议。2014年6月11日，在经历了424天的羁押后，我重获自由，但在第一阶段的两个月，我必须待在美国境内，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朋友家中，只能去美国的3个州。

2014年9月17日，我终于回到巴黎，距我被逮捕已经过去493天。10月2日，我在法国就业中心注册，46岁的我失业了。由于还在保释期，我无法向任何公司正式投简历。

几个月来，我阅读和分析了很多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案例。在缓刑期间，我建了一个数据库，里面存储着上万份文件。同时，我还研究了法国、英国、德国、瑞士、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反腐败法。了解邻国的案例后，我发现法国在合规咨询市场，也就是企业道德规范方面，绝大多数话语权都被美国企业把持着。

以我的浅薄之见，我决定冒险一试，创建一个小型的为企业提供咨询建议的组织。这么做有两个目的：首先是提醒企业的负责人保持警惕，其次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比如为他们的运作流程提供调整优化建议。同时，我要让政治领导人有所触动，逐步推动法国在反腐败方面的立法。我不能眼看着法国的企业就这样被美国资本绑架勒索，却束手无策。欧洲的其他国家先于我们觉醒了。在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案后，英国议会于2010年通过了《反贿赂法》。阿尔斯通事件后，为什么法国不能也依葫芦画瓢呢？在这一点上，我的身后有坚定的支持者。

2014年12月，法国情报研究中心负责人埃里克·德内塞与女记者莱斯莉·瓦莱娜共同发布了一份长达70页的报告，标题为“阿尔斯通事件：美国的敲诈与国家的失职”。文中他们共同揭露了柏珂龙那套说辞的虚伪性、法国政府的不作为，特别是为法国主权还可能遭遇的风险敲响了警钟：“在涉及海军大型水面舰只与核潜艇的汽轮机方面，由于通用电气吞并了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从此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的供货渠道，我们的舰队将不得不依赖通用电气的供货。另外，在太空监视领域，阿尔斯通还出让了研发‘卫星追踪系统’的子公司，它曾给我们的军队，特别是军事情报部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还通过持续对盟友和敌人的卫星监控使我们的核威慑变得快捷有效。”

美国司法部手眼通天，手段繁多。“它在2010年第一季度就曾联系我们，意思很简单：你们已经成为我的目标。显然，美国司法部希望我们知道它正在调查此事，并且邀请我们配合。”这就是美国人的特点之一。他们总是先通知这些大企业，推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艾因宾德接着说：“要么你们全面配合，放弃抗辩，开展内部调查，自我认罪，并追究自己的员工；要么拒绝和他们交易。但是那样的话，FBI立马就会找上门来。”这种司法制度与法国的司法原则刚好相反。在法国，没有律师会建议客户承认指控。

2012年，世界银行将阿尔斯通的两家子公司（包括阿尔斯通瑞士子公司）列入黑名单，为期3年，并处以950万美元的罚款。由于“腐败问题普遍存在”，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基金）于2011年退出了阿尔斯通公司的股东群体。毫无疑问，这些制裁影响了公司的声誉，但从未威胁生存。柏珂龙是否曾认为，他同样可以从美国手中逃过一劫？他这次判断严重失误，后果非常严重，但却由我来付出高昂的代价，当然还有阿尔斯通的员工，以及法国民众——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本国一家屈指可数的跨国巨头公司从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中消失了。

阿尔斯通的认罪协议

    2015年2月4日，《华尔街日报》报道本案：“根据阿尔斯通认罪协议的听证会记录，通用电气的法律团队曾密切配合阿尔斯通与美国司法部进行谈判。在准备工作和谈判工作的每一个阶段，通用电气的确查阅过涉及美国司法部所有相关条例的文件。”也就是说，通用电气在成为阿尔斯通的股东之前，就获得了过去10年中阿尔斯通与中间人签订的所有合同。这些极为敏感的信息通常只会在收购交易结束后才被知晓。而本案中，在美国司法部的支持下，阿尔斯通在收购结束前，就向竞争对手提供了本公司内的普遍行贿制度、相关雇员的名字等无可辩驳的证据。这就将美国司法部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美国司法部刑事局局长莱斯莉·考德威尔辩白道：“通用电气的收购交易，政府决策并不具备特别重大的影响。”她的话也佐证了美国司法部与这次交易存在某些关联！

    阿尔斯通出售案终获欧盟批准

阿尔斯通出售案的完成还剩最后一个障碍——获得欧盟28个成员方的同意。实际上，欧盟方面已有所警惕，因而启动了一项深入调查。布鲁塞尔的专家担心交易会对欧洲能源市场产生影响，尤其是大型燃气汽轮机市场。本次收购之前，通用电气就是这类设备的最大制造商，阿尔斯通的市场份额在全球市场中排行第三。一旦阿尔斯通被收购，通用电气就会在欧洲达到近乎垄断的地位，其主要竞争对手将只剩下西门子。欧盟委员会警告：“这种技术垄断不利于创新，并且会推高相关技术的市场价格，而这一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劝诱欧洲人，通用电气CEO杰夫·伊梅尔特做出了让步。他同意将一部分资产，主要包括几家电厂的维修合同，留给一个规模更小的竞争对手——意大利的安萨尔多公司。这样一来，通用电气对市场的主导地位将有所下降。欧盟委员会则认为，通用电气没有进一步提交充分和必要的资料。西门子方面也没有放弃努力，他们针对这一收购将会带来的“高度垄断”危害四处游说。最终打破僵局的还是法国，2015年5月28日，马克龙到访通用电气的贝尔福工厂，这一行动向布鲁塞尔发出了有力的信号：法国政府公开支持美国人收购阿尔斯通。法国政府希望尽早结束这一不光彩的案件。不要忘记，如果收购失败，美国司法部就会重新起诉阿尔斯通这家法国最大的企业之一，那对法国将是灾难性的结果。法国政府敦促欧盟，尽快同意将这家龙头企业出售给通用电气。多么精彩的角色转换！在这场对决中，法国简直是一败涂地。最终，2015年9月8日，通用电气获得了期待已久的批准，2015年11月2日，这项交易终于尘埃落定。两手空空的法国眼含热泪，为它失去的国之重器恸哭不已。

短暂的蜜月期

这次收购立竿见影的第一个后果是，通用电气领导层向工会公布了一项大规模重组计划。阿尔斯通能源公司在全球的6.5万个就业岗位中，有1万个岗位将会消失。其欧洲公司计划裁员6500人。其中德国分公司受到的冲击最大，失去了1700个岗位；其次是瑞士分公司，失去了1200个岗位；最后是在法国的公司，800个工作岗位受到威胁。2016年4月，有两三千名阿尔斯通的欧洲员工在巴黎举行集会，表达他们的愤怒。集会上可以看到用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写成的标语与横幅。阿尔斯通和通用电气的“蜜月期”过后，显然会出现巨大的社会损失，削减辅助性工作岗位（信息技术相关岗位、会计、出纳等）就是典型的特征。

两家公司的“蜜月期”可谓异常短暂。2016年5月13日，阿尔斯通轨道交通公司（阿尔斯通拆分后的剩余部分）在美国起诉了通用电气。法国人觉得他们被愚弄了。因为在出售阿尔斯通能源业务时，通用电气同意向法国人出让自己的铁路信号业务作为补偿，但不久就反悔了。美国人不同意原定的收购价格。而且，虽然签署的协议中约定，应当由一家法国律师事务所解决争议（以便确定最终价格），但通用电气却向另外一家仲裁机构——国际商会提起了仲裁请求。阿尔斯通轨道交通公司被迫将该争议提交美国法院，请求恢复其应有的权利。这是两家公司在合并协议生效后的第一次冲突。

在法国，通用电气还与另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法国电力公司发生了冲突，这件事涉及法国核电站的维护！收购阿尔斯通后，通用电气接手了58台正常运行的核能反应堆的汽轮机的维护工作。然而，已成为全球最大能源设备生产公司的通用电气，此时却希望修改这份合同的具体条款（尤其是发生事故时的部分），以便减少自己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此外，它还希望提高备用零部件的价格。通用电气甚至在2016年2月暂停了几天服务，借此向法国电力公司施压。法国电力公司怒火中烧，被迫拿出了撒手锏，提出要中断与通用电气之间所有的商业关系。通用电气的靠山美国政府，通过实际控制法国所有的核电站，已经拥有未来的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假如法国未来在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与美国意见相左，那会发生什么？人们早该想到这些后果！类似的情况早在2003年法国拒绝参加伊拉克战争时就发生了。法国陆军前参谋长（2002～2006年在任）亨利·本耶阿特将军在一部名为《幻影战争》（献给阿尔斯通事件）的纪录片中表示，美国决定不再向法国军队供应零部件。“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本耶阿特将军说，“我们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就无法运行。”

劳资调解委员会之战

1个月后，我在凡尔赛法院的诉讼取得了胜利：法官承认阿尔斯通有过错。法官判定，阿尔斯通须立即向我支付45000欧元，同时告诉我，等到该案做出最终判决时，还会给我另一笔相同金额的赔偿。然而，直到2018年秋天，这一案件始终没能得到最终的判决。在我和阿尔斯通开始这场诉讼之前，我的律师已经联系过阿尔斯通，试图达成和解。我因被当成经济人质在美国被捕，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再也不可能担任与我在阿尔斯通工作时相当的职位。我还不清楚自己是否还能找到一份领薪水的工作。几次谈判后，我们就赔偿范围达成了共识，我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解决。但是，直到9月中旬都没有任何消息。首先，我的前雇主让我当替罪羊，且不做任何风险提示；其次，在我被捕后没有给我丝毫保护，如同遗弃一名在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事实上，阿尔斯通为了保护所有的高级管理人员，早已投保了一份保险。但奇怪的是，在我被逮捕的时候，公司并没有动用它。

2017年8月底，美国检察官对我提出了新的指控。他们盯上了公司在塔拉罕项目合同签订那年给我发放的奖金。和任何一位高管一样，我确实得到了奖金，但经过核算可以确认，在我当年的奖金中，塔拉罕项目的奖金只有700美元。

如此微薄的一笔钱，还是我工资的一部分，居然被用来指控我。这简直太疯狂！最糟糕的还在后头。检察官在他们的结论中重新计算了我的刑期范围。他们给我加了4项指控（这可被转化为长达数年的监禁），声称我是这项阴谋的“主谋”！在持续4年的诉讼程序中，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些指控，相反，诺维克从一开始就指出，我只是犯罪链条上的一环。为什么到了今天，他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主谋。”斯坦解释道。阿尔斯通支付了美国有史以来腐败案件中数额最大的一笔罚款，因此在美国检察官看来，在不处罚“主谋”的情况下结案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他们能够拿来展示的“猎物”还剩下谁呢？卑鄙——我找不到别的词形容我的感受。这一切还有什么道德可言？

面对这样的不公，我的回旋余地是零。要么我接受美国司法部官员的“胯下之辱”，祈祷庭审尽量顺利；要么我不去参加庭审和宣判，溜之大吉，但后果非常可怕：为我提供担保的两位美国朋友将无家可归，我将成为国际通缉令上的在逃人员。于是，我只能在这起明目张胆的敲诈面前屈服，回到美国接受审判。

审判时刻

2017年9月25日，我的庭审开始。我被定为贿赂行为的主谋，面临着长达27年监禁的风险。轮到我朗读一份准备好的文件进行总结陈词，我承认了自己的罪行。阿特顿法官宣读判决：

“这个判决是一种警示，既针对涉案人本身，也针对其他为了项目和利润在第三世界国家牟取好处的商人。……您被判处30个月的有期徒刑。您必须在10月26日中午到拘留中心报到。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随后会向您发出通知。”

晴天霹雳！就在昨天，斯坦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不会再回到监狱。我真是个傻子，居然相信他的话。2017年10月23日，我得到了他的答复：我会被关押在莫斯汉农山谷改造中心。四年半后，我再度入狱。我被判处30个月有期徒刑，之前已经在监狱里待了14个月，所以还剩下16个月。我联系上了驻华盛顿的法国司法联络官玛丽-劳伦斯·纳瓦，他们说，我出狱日期是2018年10月31日。

法国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主席奥利维尔·马莱克斯（共和党）和副主席娜塔莉亚·普兹莱夫（共和国前进党），同意跋涉6000公里来听我的讲述。马莱克斯说：“美国人可没打算让我们轻松。他们拖了一个多月才批准这次探访。”

很快，我就看出这两位议员非常熟悉阿尔斯通案件。我不必费口舌讲解美国正在干涉欧洲大公司的内部事务，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两年半以前，马莱克斯参加了国民议会的主题为“阿尔斯通之后，会轮到谁？”的专题研讨会，但是这些讨论始终没有触及具体细节。

两位议员在华盛顿与美国司法部国际关系主任进行了面谈。在成功处理阿尔斯通案件（当然还有我的案件）之后，检察官卡恩得到了提拔，如今他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部门的负责人。两位议员自然而然地问起拒绝引渡我的事情，而对方只说他不了解我的案子，这当然不是真话。我知道法国大使和法国司法部都曾直接提醒他们，注意我被关押的境遇。两位议员下定决心，等到阿尔斯通前首席执行官在法国国民议会宣誓作证时，他们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让他“吃点儿苦头”。后来他们也的确信守了这个承诺。

终获自由

2018年9月9日下午，我怀着焦急的心情，去牢房走廊上查看出狱人员名单，我的名字赫然在列！这真是巨大的解脱。9月21日终于到了。法国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护送我前往肯尼迪机场，带我登上一架飞往戴高乐机场的飞机。最后，我登上了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有3位监狱工作人员押送我。凌晨5点30分，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我简直想跪下来亲吻法国的土地。离开机场后，他们把我带到博比尼法院，我被交给一位法国检察官。之后，我被关押在一间牢房里，等待量刑官决定我的命运。当晚，负责阿尔斯通事件的法国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主席奥利维尔·马莱克斯就去了维勒班特的拘留所，希望见我一面，他很快批准了我的假释申请。

2018年9月25日，距我在肯尼迪机场被捕过去了五年半时间。在美国监狱里被关了25个月（其中15个月是在高度警戒的监区内）之后，我出狱了。我终于重获自由。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我的家人、同事和朋友都建议我好好休息，远离人群，去放松一段时间。但我并不想“翻篇”。我想继续战斗，我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因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密特朗在总统任期快结束时，曾对乔治-马克·本阿姆说过这样一段具有前瞻性的话：“法国还浑然不知——但我们已经与美国开战了，是的，这是一场持久的、至关重要的战争，一场经济战，一场表面上没有伤亡，却生死攸关的战争。”这是一场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战争，一场比军事战争更加复杂、比工业战争更加阴险的战争：这是一场法律战争。法国恐怖主义分析中心的专家已经确切地描述了这种被称为“法律战”的新型冲突。事实上，在各方共同关注的许多议题上，美国已经成功地向其同盟国及它们的企业施加了一套自己的准则，例如打击恐怖主义、反对核扩散、打击腐败、反洗钱。这些合法和必要的战斗，使美国人自诩“世界警察”。凭借强势美元（国际商业往来的手段）和技术（允许通过美国的电子邮件系统在全球范围内传输数据）的力量，美国不仅成了全球唯一能够颁布域外法的国家，还成了唯一能够执行域外法的国家。罗网是这样织就的：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欧洲各国逐渐默认服从美国法的管辖。而直到如今，它们仍然无力设置类似的机制用以自卫或者进行反击。或许，我们该问问：这些国家真的想过反击吗？

近20年来，欧洲各国一直心甘情愿地忍受“勒索”。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荷兰、比利时、英国的公司相继因贿赂、银行犯罪或者违犯禁运令而受到制裁，数百亿美元的罚款落入了美国财政部的口袋。仅法国企业就缴纳了130多亿美元的罚款，更不要说未来还将遭到处罚的其他公司——这是不可能幸免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国两家至关重要的跨国公司：空中客车和阿海珐（已改名为欧安诺），这两家公司也都因涉嫌行贿成了美国司法部的“猎物”。这种“勒索”（这个定义恰如其分）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转眼到了2019年初，通用电气CEO杰夫·伊梅尔特在收购阿尔斯通时所做的承诺丝毫没有兑现。通用电气不仅没有实现在法国创造1000个就业岗位的承诺，反而决定裁撤格勒诺布尔800个岗位中的354个。而在贝尔福，分包商们也意识到，通用电气承诺的订单从来不曾变成现实。很快，自2019年起，阿尔斯通前雇员将不再受通用电气在欧洲做出的大规模重组计划的保护（目前已宣布裁员4500人，占雇员总数的18%）。而这可能还仅仅是个开始。2018年10月30日，通用电气上任近一个月的新首席执行官拉里·卡尔普宣布，第三季度的亏损额达到200亿欧元，并公布了重组能源部门的计划。

通用电气的困境并不是收购阿尔斯通能源业务之后才出现的。自2000年9月以来，该公司的股价已缩水75%以上。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其金融子公司（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的影响，通用电气已经濒临破产。自那之后，它就背负了巨额债务，主要原因是无法摆脱这个垂死挣扎的金融业务部门。

对阿尔斯通来说，路已经走到了尽头。2019年，其轨道交通部门正处于被西门子收购的谈判过程中。阿尔斯通集团寿终正寝。我为之奉献了22年的公司轰然解体，而这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例。

美国人近来颁布了“云法案”，这一法案使美国情报机构能够便捷地追踪存储在美国境外的个人数据。从电子邮件到在线聊天记录、照片、视频、公司机密文档，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用于政治和经济战略层面，为美国行政部门搜集“档案”添砖加瓦。

我们不能上当受骗。不管谁当美国总统，无论他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华盛顿都会维护少数工业巨头的利益：波音、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埃克森美孚、哈里伯顿、诺思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通用电气、柏克德工程、联合技术等等。我们视而不见的是，对全世界进行道德说教的美国，在其势力范围内却一手造成了腐败横生的市场，现成的例子就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但是，如今的状况与以往有些不同：梦醒的时候到了，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时机。这既是为了欧洲，更是为了法国。要么是现在，要么将永无机会，奋起反抗，为自己赢得一份尊重。

诚然，任何人都不能无视法律。但在反腐败斗争方面，美国法律具有域外管辖权的特点，这是一直饱受争议的。尤其是考虑到这种域外管辖权并不对等。国际上许多法学家都认为，这属于滥用司法权，强制执行。不仅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是这样，在其他问题上也是这样。面对所有优先从美国的对手那里购买军火的人、面对所有打算跟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做生意的人，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对其加以制裁。面对这样一套倚仗军事实力、司法武器和信息技术的帝国主义逻辑，其他国家没有反抗的余地：要么屈服，要么合作，要么消失。面对美国的这种行径，我们必须放弃幻想，着眼现实。我们所处的环境，既非小布什总统说的“硬实力”，也非克林顿总统说的“巧实力”，更非奥巴马总统说的“软实力”。我们正处于美国“韧实力”的控制下，这是一个发生在21世纪的真实案例。对此，法国政府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居然毫无反抗手段，这正常吗？难道我们已经变得如此弱小？

   （编辑  季节）

当今世界有四大力量板块，它们正在酝酿着三大冲突，这是我们未来5至10年将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今世界的四大力量板块

我们经常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确定的因素就是中国崛起，积贫积弱的中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成为当今四大力量板块之一。这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崛起。1913年美联储成立，标志着金融资本的诞生，它逐渐形成了另一个强大的力量板块。

欧洲的金融资本产生要晚很多。比如，法国金融资本成为一大力量板块，其标志是1973年1月3日法国通过了《银行法》。在《银行法》出台之前，法国中央银行属国家所有，法国政府每年提出预算，向中央银行无息或低息借款，年底通过税收再还给中央银行。这种做法会让政府无限制地增加预算，为防止通货膨胀，《银行法》规定自1973年1月3日起，法国政府提出预算后，须以4%的利率向私人银行借款。此后，法国社会的统治力量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了1978年，法国财政终结了每年预算盈余的历史，开始走向赤字预算。现在，法国国家财政开支的大部分已不再是国防、教育、医疗，而是支付给私人银行的债务利息，这就是4%借款利息造成的后果。所以，金融资本在西方生活中虽似无形，但却非常现实，而且影响巨大。这个变局是和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的著作《世界往何方去》中，把全球化分成三个阶段：1985年到2000年是“幸福的全球化”，2001年到2015年是“痛苦的全球化”，2015年之后是“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在“幸福的全球化”阶段，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从全球化中获得莫大的好处，产业资本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掌握高端，发展中国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利润大部分归发达国家所有。比如制造一个苹果手机的销售额，美国人拿走其中58%（基本是利润），中国制造只分享了18%。但发达国家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年后，中国居然从只做中低端的产品开始向中高端发展，全球化造就了中国这个它们无法与之竞争的对手。2000年以后，全球化从“幸福”的变成了“痛苦”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

金融资本开始主导全球化。逐渐形成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不再单纯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以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划线。西方至今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我们没有看到像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或者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样的能够指出一个时代特征的著作出现。

以是否支持全球化划线，这几乎改变了世界。过去西方的政治色谱非常明确，从“极左”到“极右”是一条划线标准，但是今天在全球化的问题上，这个色谱变成了一个光环，因为全球化不但损害了产业资本，它同时也损害了西方世界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劳动阶层和一部分中产阶层。法国爆发的“黄马甲运动”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黄马甲运动”是极右翼发起的运动，但得到了极左翼民众的全力支持。现在这个左右翼意识形态之争在某些场合已经淡化了。这个政治光环如果从横向切开，会发现上半部是支持全球化的，下半部是反对全球化的。2015年“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以来，西方内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大力量形成对峙。美国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以及一部分中产阶层和底层劳动阶层，通过选举把产业资本的代表特朗普推上台。

美国历史上有两位总统曾评价过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美国第七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墓碑上就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当时他就已经意识到，金融资本有可能统治美国，所以他当时反对成立中央银行。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做告别演讲时说，我们要警惕军事工业集团取得过大的权力，进而危害到美国的自由和民主。这恰恰是今天美国正在出现的现象，特朗普为代表的以军工为核心的产业资本正在攫取莫大的权力。

以宗教为特征的伊斯兰是另一大力量，它始终把世界分成伊斯兰世界和和非伊斯兰世界两大类。

我认为，中国、伊斯兰世界及西方世界内部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力量，它们都能够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三大冲突

这四大力量之间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冲突呢？中国跟西方会产生冲突；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也会产生矛盾，这个矛盾不能小觑，它几乎涉及到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而西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潜在冲突很有可能在未来3到5年成为主要冲突，两者之间已经基本上不能共存了。比如，产业资本需要企业回归美国，金融资本需要企业继续外移；产业资本反对移民，金融资本欢迎移民等等，两者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是对立的。法国爆发的“黄马甲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深刻启示，它除了反对政权外，就是反对金融资本。他们希望举行一个全民公决来否定欧元、否定1973年1月3日的《银行法》。这说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把矛头对准中国，金融资本并不反对，因为它也希望摧毁中国现在的政权。金融资本统治世界的秘诀就是1973年1月3日的法国《银行法》，它希望这类的《银行法》在所有国家通过，需要所有国家都变成“选举型民主国家”，这样它就能够一手控制金融、一手控制政党，进而控制选举出来的政权。

特朗普选择打击中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他以为这场贸易战会很容易打赢，以为中国会很快接受他提出的条件。二是他以为在打压中国的问题上能够得到金融资本的支持，进而顺利地连任总统。我相信，一旦特朗普连任总统，他下一步一定是向金融资本开刀。

我们在西方的媒体上看不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殊死的决斗，但是很多现象已露出端倪。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愤怒者”运动以及黄马甲运动。现在，美国、英国、法国的反犹运动正在汹涌回潮，其原因就是很大一部分民众把犹太人和金融资本视为一体。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冲突会不会演变成一场热战，需要警惕。

（编辑  三友）

《反海外腐败法》给我带来了牢狱之灾（此后还须继续服刑4个月），而我对这部法律却知之甚少。我找到一份美国律所长达800页的研究文件，其中统计了所有因腐败而被指控的案件。我研究这些案例，将它们和我的案子进行对比。这部法从20世纪70年代末生效以来，就一直受到美国主要行业巨擘的质疑。他们认为这项法律可能会使他们在出口市场（如在能源、国防、电信、制药等领域）处于不利的地位。事实上，其他经济大国，特别是欧洲国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尚未通过类似的法律，这些国家的公司在许多腐败猖獗的国家继续求助于中间人服务。一些国家，比如法国政府甚至为公司制定了向财政部申报贿赂款项的制度，以便将这些款项从公司应纳税款额中扣除！这项制度在法国一直持续到2000年。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规则。然而，美国政府没有打压自己企业的倾向，也不想惩罚美国的出口产业，并没有全面实施《反海外腐败法》。1977～2001年，美国司法部只惩罚了21家公司，而且通常都是二线企业。这样算下来平均每年惩罚的公司还不到一家！而美国雇主协会并不希望这项法律“进入睡眠状态”,这些行业巨头很清楚他们能从这项法律中获得多少利益，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要让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卷入同一麻烦。1998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美国国会修改了法律，从此这项法律具有域外效力。此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同样适用于外国公司。美国政府自认为有权追诉国际上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它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如谷歌邮箱或微软邮箱）收发、存储（甚至只是过境）邮件，这些都被视为国际贸易工具。这项修正案是美国的一个把戏，他们把一项可能削弱自身企业的法律转变为干涉他国企业、发动经济战的神奇工具。  

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从2000年开始，不断地试探这种域外法权的底线。例如，毫不犹豫地审判外国医生——因为他们被委托从事公共服务，就像审判“公职人员”一样，从而对国际制药公司提起诉讼。企业因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支付的罚款总额在2004年仅为1000万美元，到2016年则猛增至27亿美元。

“9·11”事件后颁布的《美国爱国者法案》使这一大跃进成为可能。该法案赋权美国政府部门，可以借助反恐的名义，大规模地监视外国企业及其员工。2013年，“棱镜门”丑闻爆出，爱德华·斯诺登揭露了美国的秘密监控计划，世界各国这才意识到美国的主要数字企业（谷歌、脸书、微软、雅虎、美国在线和苹果等）也在和美国情报机构分享信息。这还不是全部，美国政府不仅用违规的手段获取情报，还在经合组织（OECD）内发动攻势，督促该组织成员也在国内或区域内进行反腐立法。法国在2000年5月签署了OECD颁布的《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9月正式生效）。[1]

只是这些欧洲国家没有颁布域外法律的手段和野心，这使它们最终都掉进了美国的陷阱。一旦某个国家加入这个公约，它实际上就授权美国可以起诉该国的企业，而它却没办法使用法律手段报复美国企业！这些事情环环相扣，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大阴谋。很多人都被骗了。

我不是认为不应该反腐败，是的，腐败是一种祸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1～2002年，有1万亿美元被用于贿赂，占同时期全球贸易总额的3%。我们也必须同这种恶行进行斗争，但是不应该搞错斗争对象。首先，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在道德的掩饰下成为一种非同寻常的经济统治工具，这项法律对美国财政部来说肯定是一件喜事、一座真正的金矿。其涉及的案件自2008年起呈爆炸式增长，其中惩罚外国企业的贡献最大。1977～2014年，只有30%的调查（474项）是针对非美国公司的，但是它们支付的罚款占总额的67%。在26个超过1亿美元的罚单中，有21个涉及非美国公司。包括德国公司西门子（8亿美元）、戴姆勒 (1.85亿美元)，法国公司道达尔（3.98亿美元）、德希尼布（3.38亿美元）、阿尔卡特（1.38亿美元）、法国兴业银行（2.93亿美元），意大利公司斯纳姆普罗盖蒂（3.65亿美元），瑞士公司泛亚班拿（2.37亿美元），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4亿美元），日本公司松下（2.8亿美元）、日本日挥株式会社（2.88亿美元）。请记住，这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狩猎表”就是仰仗于这项美国法律。

在实施《反海外腐败法》的近40年里，美国司法部从来没有在石油业巨头（如埃克森或雪佛龙）或国防业巨头（如雷神、联合技术公司、通用动力）的交易中挑出什么毛病。我们该如何想象，为何这些美国巨擘无须支付巨额佣金，就能成功签订处于高度敏感领域的合同？我从事这个行业22年了，我不相信，这的确不可能。美国司法部不是独立的，而是长期处于美国强大的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美国司法部都是在美国的大型企业被他国法院起诉之后，才会对它们提起诉讼（万幸，这一幕还是发生了）。随后美国收回调查权，让它们“回家”受审，然后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认罪协议

美国哈里伯顿公司的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公司和法国德希尼布、日本日挥株式会社，以及丸红株式会社（即塔拉罕事件中的日本公司）联盟，为尼日利亚的伯尼岛油田提供装备。为了赢得这个价值20亿美元的合同，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为卖方联合体找到一个伦敦律师，通过他向尼日利亚的官员支付1.88亿美元贿款。此案被公开后，被送到了法国一个预审法官的桌上。该法官在2004年5月收审了这个伦敦中间人。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启动调查。最终法国和美国达成一项协议：法国法官放弃追究哈里伯顿公司及其子公司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的法律责任，因为美国政府对该案进行过调查。美国检察官发现，鲁特公司的董事收取了大量回扣，不可能不对他们提出指控。但相对于涉案金额，判决实在太轻了。最终，主持支付1.88亿美元贿款、自己拿了1000万美元回扣的鲁特公司CEO艾伯特·杰克·斯坦利，只被判了30个月的监禁，鲁特公司总共被罚5.79亿美元，而德希尼布却被罚3.38亿美元。在一位法国法官揭露的案件中，一个法国公司被判处向美国政府（不是法国政府）支付3.38亿美元的罚款！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同样，我发现在美国司法系统里，不仅仅是我的案子，所有案子都是一场交易。美国司法部一旦怀疑企业行贿，很快就会与涉案企业CEO取得联系，然后给他提供几种可能的情景：要么同意合作，并自证其罪，然后开始漫长的谈判（99%的案子都是这种情况）；要么选择反抗，走诉讼程序；要么用拖延战术（就像阿尔斯通案），但要自担风险。因此，所有公司都倾向于与美国司法部或证券交易委员会谈判，最终达成交易。此外，有谁听说过阿尔卡特、德希尼布或是道达尔先后签署过和解协议？

不幸的是，我的案子进展不是这样的。显然柏珂龙试图让美国司法部相信他进行了内部清理，但他其实是在玩火。于是拥有雄厚实力的“FBI碾压机”开始启动了。美国政府其实将反腐败作为排在打击贩毒之后的国家第二优先任务。有超过600名联邦官员在执行反腐败任务，其中有一个特殊小组——国际腐败组——专门负责调查外国公司。例如，FBI会毫不迟疑地设计圈套（钓鱼执法）使公司上钩。这种行为在法国是被法律禁止的（除非是为了打击贩毒活动）。同样，2009年，美国动用了几名卧底特工（其中一个是法国人保罗·拉图尔），让他们假扮成代表加蓬国防部长的中间人。然后，这些假中间人上门向20多家企业推销，用合同引诱其支付佣金。一切都被记录在案。美国人还会招募企业内部人员作为眼线。我这个案子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想让我做线人，帮忙搜集证据。FBI已经做好准备，打击目标企业或瓦解棘手的公司。那些试图抵抗的公司都会遭遇不幸。

   7月30日，在我认罪的第二天，美国司法部“重新启动”针对阿尔斯通的调查。他们步步为营。在我被捕后，阿尔斯通的合作态度并没有完全说服他们。于是他们决定给它重重一击，指控阿尔斯通的一个新董事劳伦斯·霍斯金斯(他当时是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职位比我高）在塔拉罕项目中行贿、并掩盖雇用中间人的行为。只要身处最高管理层（霍斯金斯几乎就要进入公司领导梯队了），那就肯定知道国际关系部团队实施的腐败机制，同时这也证明，美国司法部其实对阿尔斯通里每一个人的角色和责任都了如指掌。他们正在一层一层地重新登上阿尔斯通这艘“火箭”，马上就要到驾驶舱了。当然，他们最后一定会选择谈判。我很清楚，他们别无选择。阿尔斯通是一家大型的法国公司又如何？在美国FBI和司法部的重压下还是毫无招架之力。

解雇

“我们通知您：我们不得不考虑对您做出解除雇佣关系的决定……您被解雇的事实非常明确，我们知道您被监禁在美国，无法出席这次初步面谈……因此，我们已在信中附上启动本次解雇流程的正当理由。我们希望您能以书面形式对此事提出意见。”

我预料到我的认罪决定会产生什么后果。律师说，理论上，阿尔斯通有权在我认罪后的两个月解雇我。但不知为何，我还幻想着公司领导层能找到更恰当的解决方案，而无须解雇我。我这真是在自欺欺人！自我被捕以来，他们任由我在监狱里自生自灭，从不过问我的遭遇，好像已经把我忘了，现在想把我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

在写给我的这封邮件中，他们一上来就指责我擅离职守——简直欺人太甚：“您因为被监禁而无法履行您的劳动合同，考虑到您所任的职务级别，您的缺勤导致我们无法维持合同关系。”然后花了大量笔墨在我的认罪行为上：“您的认罪声明，将导致美国司法部给您判处有期徒刑，而这无疑会损害阿尔斯通在全球的形象。事实上，该行为已严重违反了阿尔斯通的政策与价值观，导致监管机构对我们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对我们全球业务的开展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恶劣影响。”说我擅自离岗？他们还真好意思把这个作为解雇我的理由！同样无耻的是，他们居然还因为我承认了罪行而谴责我，其实他们心知肚明，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封信真是虚伪到了极点。他们试图向美国司法部证明他们的“诚意”。他们想向美国表明，他们甚至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而那个“牺牲者”就是我！

这么多年来，美国开发了一套弹性系统。在上游，美国利用强大的情报武器获得外国公司签订的大额合同信息；在下游，它动用复杂而严密的法律武器对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公司提起刑事诉讼。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武器库，它使美国公司更加方便地削弱、打击，甚至收购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任何损害我们经济的个人、公司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用一句话做了总结。

而且，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工业公司，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特别是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政府打击了一个又一个违犯禁运令的金融机构。2014年初，法国巴黎银行掉进了陷阱。它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理由是它与美国的敌对国家（包括伊朗、古巴、苏丹和利比亚）达成了以美元计价的交易。银行不得不很快解雇及处罚30多名高级管理人员，并同意支付89亿美元的巨额罚款。法国兴业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等法国金融机构，也不得不向美国支付高额罚款。

4月24日的宣告

2014年4月24日，一切都明朗了。大约早上7点半，节目主持人宣布法国阿尔斯通准备出售其70%的业务，将所有能源业务以约13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商业交易，是历史性的一天！”新闻频道的播音员激动地评论彭博社的独家新闻，“此次收购将会是美国通用电气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购，收购协议会在未来几天确定。”我目瞪口呆。这次收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几个月前，为了提高资金流动性，柏珂龙不是打算将占阿尔斯通业务20%的运输部门出售给俄罗斯人，还准备和中国人合资成立一家能源设备公司吗？而现在他要把公司的“掌上明珠”——电力和电网部门——卖给美国人。虽然阿尔斯通正在经历衰退，但是其处境远未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除非这次交易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也许柏珂龙认为，这是摆脱美国检方的解决之道：向通用电气出售它垂涎已久的所有电力和电网业务，以期得到美国司法部的优待。我很难想象他在没有事先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就敢承担如此大规模交易的风险，毕竟这么大规模的交易毫无疑问会引发政治动荡。

这就是柏珂龙希望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法，很显然，这也是为什么过了6个月美国司法部还没有将我释放的原因。我是被美国牢牢控制在手上的“人质”。而且，由于美国司法部是唯一能够决定是否起诉个人的机构，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完成的。我不能相信，法国政府仅仅因为能源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就放任这场交易进行到底。

阿尔斯通负责法国境内58座核反应堆的所有汽轮发电机的制造、维护和更新工作，同时也为阿海珐集团在弗拉芒维尔建造的欧洲压水堆生产阿拉贝拉型号汽轮机，还负责法国75%的电力生产设备，并且拥有让全世界都羡慕不已的技术。阿尔斯通还为法国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提供推进汽轮机。因此，它是法国本土的一个高度战略型企业。让这样的王牌企业流落到美国公司手中，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有一名法国政府高官和我的想法一致。他就是在曼努埃尔·瓦尔斯总理任期内负责经济和工业事务的部长阿尔诺·蒙特伯格，他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这家跨国公司的命运。2013年初以来，他将这家公司的事情列入最优先事项。他收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消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能源市场变得低迷，来自发电厂的订单量也远远低于预期。阿尔斯通虽然在法国是工业巨头，但仍然比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西门子与美国通用电气——实力弱小得多。但法国真正担心的是阿尔斯通的大股东布依格公司宣布撤资。布依格公司希望出售全部股份，专注于电信业务，特别是4G业务。

法国财政部的分析师开始研究可以让阿尔斯通度过困难时期的方案，焦虑的部长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享誉欧洲的工业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罗兰贝格的报告提出“阿尔斯通需要战略联盟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建议由阿尔斯通的运输部门与西班牙或波兰的合作伙伴达成联盟，能源部门与阿海珐集团进行部分合作。他们从未主张将阿尔斯通部分或全部出售。

2014年2月，媒体曝光了这份研究报告。柏珂龙很生气，他是肆无忌惮的自由派，而蒙特伯格是社会党人，是“大政府，小市场”的捍卫者，两人关系一贯不融洽。但因情势所迫，两人从2013年初开始合作，每一次谈话都重点围绕着阿尔斯通的未来展开。既然法国政府已不再是阿尔斯通的股东，就没有理由干预一家私营企业的事务。但在蒙特伯格眼中，阿尔斯通与其他私营企业不同。首先，近一个世纪以来，阿尔斯通主要依赖法国政府的订单存活至今。其次，法国政府在2003年出手干预，将其从破产危机中解救出来。最后，阿尔斯通开展的核能业务、高铁与地铁的交通业务体现了法国的切身利益。从这三个理由出发，蒙特伯格怎能够接受将法国的“工业明珠”拱手让人？

2014年4月24日，在彭博社宣布收购消息的几分钟后，通用电气法国公司总裁克拉拉·盖马尔向蒙特伯格证实，通用电气与阿尔斯通之间的谈判确实在进行中。柏珂龙在完全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下，的确正在向美国人出售法国的“工业明珠”。蒙特伯格拒绝屈服于这样的勒索，命令柏珂龙必须向他汇报情况，柏珂龙则试图论证“阿尔斯通在短期内不会陷入困境，但面临结构性危机”。他说：“现在公司的规模对于已彻底改变的市场来说过于庞大。因此，我们必须釜底抽薪，出售能源部门来改善现金流，以此接济运输部门，使阿尔斯通东山再起。”蒙特伯格直接驳斥道：“看见这间办公室了吗？很快你就再也看不到它了！好好享受你在这里的最后一杯咖啡吧，这是将你定罪的咖啡。”

我认罪后的第二天，2013年7月30日，我的上级、公司的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劳伦斯·霍斯金斯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在勒瓦卢瓦，公司高层对事情的发展趋势感到万分惊恐。他们一天比一天焦虑，每天都在想：美国司法部名单上的下一个人会是谁？美国打算一直起诉到首席执行官吗？在2013年下半年，阿尔斯通不得不开始与美国司法部进行合作协议的谈判，并且被迫解雇我，以及停止支付我的律师费。2014年春天，美国的一个跨国公司即将收购阿尔斯通——法国最具战略性的公司。这的确是美国向其欧洲伙伴发动的经济战的一个新的开始。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