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司马南：今天我邀请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曹和平。曹教授是一个紧扣时代脉搏，对很多现实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学者。今天我借这个机会，与曹教授就新疆棉花事件进行对话。中国棉花中的翘楚是新疆棉花。近一段时间来，白棉花怎么就上了黑名单了？这件事儿中国老百姓想不清楚。但那些制裁中国，把中国列入黑名单的人说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存在人道主义灾难，甚至种族灭绝，所以要把你列入黑名单。这不是瞪眼撒谎吗？

但是瞪眼撒谎的事儿，西方列强的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单边霸权主义者已干得太多了，这是他们的常规手段。对这件事情，我们不能仅从一般的道德义愤出发声讨。这件事情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从学理上进行条分缕析，从那些制裁中国的人和机构所属的国家集团，以及他们一贯的行为轨迹来看，就有可能找出更深一层，或者具有规律性的认识。

“新疆棉花战”突发的产业沙盘推演

司马南：新疆棉花这件事现在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新闻里边还有很多关于新疆棉花的讨论，老百姓的议论挺多，一般是在道德层面泛泛地议论。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新疆棉花这件事，你能给出经济学方面的解读吗？

曹和平：先看产业背景。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纺织品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4%左右，我们的服装业占世界市场的51%左右。我们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几乎各个地区各占全世界棉纺业15%左右的市场。如果人家要跟你打贸易战或产业战，不仅是在高新产业领域，也会涉及到常规产业领域。打击中国的棉纺产业应该是一个意料之中的选择。我们国家的棉花产量去年是561万吨。全世界的棉花产量大概在2600万吨左右，我国占全世界棉花产量的22%。

司马南：那比1/5还要多。

曹和平：换句话说，你占全世界棉纺织业50%左右的市场份额，你自己才生产了约22%的棉花原材料。想想看，我们国家是不是一个总量意义上的棉花纯进口国？

司马南：当然。

曹和平：所以，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有人打击我们中国新疆的棉花，把它污名化，比如说新疆的棉花卖不出去了，即使我们把新疆的棉花完全自己消费，还有一半的棉花原料需要进口。但只要我们出口，就不得不买外边的棉花，这可不是还有一半原料差额的问题。中国会成为世界棉花原料更大的买主，谁受益呢？

司马南：自己都不够用，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但为什么会是新疆棉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事件是怎么来的？

曹和平：谈产业战问题，还需要梳理一下。特朗普开始跟我们打贸易战时说“我们要平衡贸易，所以你要买我们的东西”。

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中国说：“好吧，我们买。你要我们买多少？”美方回答“4000亿美元”，要别人平衡自己国家的贸易账户，坐地起价。

当中国谈判代表去美国谈的时候，美方又坐地涨价，要8000亿美元，中方捏着鼻子答应了。中国代表团在美国开了新闻发布会，双方算是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当我们的代表团刚回到国内，还没来得及在部门之间统一协调这个让人不舒服的协议，美国那边更高级别的领导隔洋放话，说8000亿美元还不行，我要的是连续数年的平衡，至少是16000亿美元。

遇上这样的谈判团队，那就请他们到中国来谈吧。我们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和进口增加的需求，仔细核定了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承担额度，把执行年度延长一倍，答应购买总量16000亿美元的产品。可是，美国贸易代表团回去后又提高到32000亿、甚至40000亿美元的要价。而且语带威慑，说我们必须得买他的东西。这就不是谈判了。

本来，美国要中国来平衡它自己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这就像你的国民经济结构不平衡，要中国帮你来调结构一样荒唐。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特朗普在执政4年中，把中美间贸易摩擦延伸到产业问题，要求各种产业回流到本国；又从产业问题上升到技术方面的冲突。从贸易之战、产业之战、技术之战，最后上升到了增长方式、政治制度、文化文明的高度！在过去4年中，美国与中国的冲突如果用“战”来描述的话，他把战争级别抬高了五六个台阶。

过去几年，特朗普在全世界搞得天怒人怨。他不光打中国，把盟友也打了个鸡飞狗跳。拜登上台后，人们对他的期望是，重拾他的民主党前任在全世界奉行的战略，向自己的盟友道个歉。在中美关系上呢，你把岔道搬回到原来的传统轨道上就可以了。可是大家很少注意到一个小小的问题。

拜登是今年1月6日上台。上台前的两个星期，有一个我们叫“BCI”的国际组织（the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直译是“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棉花协会）。

司马南：对，棉花协会。我们就叫“棉鞋”。

曹和平：当协会还真不够格。它就是一个非政府组织，2009年，它在中立国瑞士注册。这个不起眼的组织2012年在我国上海设立了办事处。

那时我们国家消耗非常多的棉花，做各种世界品牌的代工，像耐克、阿迪达斯以及像 H&M这种销售各种高档棉纺品的超市很多。BCI就这样和我们新疆的棉花联系起来了。

当时，它是以亲民亲商的姿态到我国注册的，我们当然欢迎。可是，它在拜登上台之前两周，用英文发表了一个宣言： “中国的新疆在人权方面有非常大的问题，他们使用的是奴役式的劳动，然后从全世界来赚取利润”，所以“我们要让新疆人从奴役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呼吁全世界使用中国棉花的品牌企业不要再用新疆的棉花”；而且说：“我们希望全球的棉花使用商注意，BCI下的超级棉花消费商不再为中国新疆棉花提供质量认证”。

换句话说，你新疆的棉花哪怕是一级品，它也不认证你是一级品。它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美国就是想要全世界棉花消费商不再买中国的棉花。它企图将中国棉花的供应链在全世界范围打断。可以想象后续的影响：第一，在中国的纺织厂商要保持自己的品牌，但中国国内生产的合格棉花没有认证不能买，只好从国外进口；第二，虽然中国的棉花能满足自身一半的纺织厂商需求，但有些特殊质地的棉花还是需要从国外进口，中国的棉花就会形成结构性过剩。这样我们国家的纺织服装企业就会受到伤害。可以看到，原来BCI这种表面上是一个非政府的、亲商亲民的国际组织，在关键时刻就开始咬人了。它这所谓无偏国别利益的NGO到底是偏向于谁？它成了一个政治定时炸弹。它在中国蛰伏9年，到这个时候引爆了。这是碰巧吗？

现在我们看到，新疆棉花问题是一个以人权问题为幌子爆发的产业战。这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背景。

BCI不是一个普通的NGO棉花协会组织

司马南：BCI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有个最新声明。这个声明说，“我们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现象。我们受到了某种压力，所以又发表了一个声明”。是不是他们有意要把事情做的波澜起伏，还是他们确实受到了某种压力？

一个月前，它还说我们的棉花是好的，然而就在这个月里突然改口说强迫新疆人劳动，现在又自己把这个说法撤回了。这就跟好莱坞的编剧一样，故事编的真是第一等的错综复杂。

曹和平：它第一次发的倡议说，中国在新疆棉花生产方面有人权问题，使用强制劳动，其实我们摘棉花早已使用机器了。它说的这些事情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第一，中国人如果把新疆棉花产区机器摘棉的视频放到网上去，它这个组织还能存在下去吗？

第二，如果中国还像前些年自媒体不发达的情况，它一嚷嚷说我们存在问题，老百姓也许会跟着相信这些组织的话，就像有一段时间，西方说什么我们坊间跟着说什么一样。一些大V和公知在网上唱什么调，还会给我们带来不大不小的拨乱反正难题。而今天我们已进入自媒体时代了，中国老百姓的信息相当透明，如果这个组织再不矫正就太出丑了，它可能就会被永远甩出中国的市场了。

如果BCI是以对世界棉花生产品牌厂商的服务为生存基础，同时得到某些竞争性国家的资金支持，寻求生存空间，那么它一旦失去了在中国的业务市场，那些在中国市场上占据很大份额的企业，就会跟它做某种业务隔离。一旦失去了跟大企业的联系，背后支持它的西方国家的资金还会去用它吗？所以，BCI来回变换观点，其实是生存之道。下次时机一到，它还会照样黑我们的。这种无德无行、专以吞噬世界产业公共品为生的NGO，它的无德行为只通过一两次事件还看不清楚，要通过它的历史足迹来判断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司马南：这类组织确实比较奇特。我在新疆的朋友说，这个BCI到新疆去考察，和当地的人合作很好，专业性很强，而且一直夸那里的长绒棉好。这个变脸声明是突然的。所以，跟BCI打过交道的人觉得很错愕，说不可能吧。但恰恰是BCI发了那个倡议之后，各家品牌紧接着跟上，在美国方面还提出一个针对性法案，几方配合就演变成了今天这样的舆论事件。

曹和平：这个组织要是放在美国或者欧洲，有政府第三方力量监督，它们还会顾及社会舆论。但这些组织脱离了第三方监督，您刚才说的这些行为组合在一起，就不会是简单的偶尔行为，它的内部一定有一个或明或暗的力量存在。某种特定的利益力量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寻租。到了某种场景需要它发力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把指向东道国的刀剑。平时它可能伪装得很好。所以，BCI这种两面性其实是一种“碟中谍”行为。最近它把英文倡议撤掉，又发了个声明把话圆回来了。我看这可能是权益之计。对这样出尔反尔、充满经济利益算计的NGO，应该有一个机会成本均等意义上的加倍惩罚，罚到它干这种事不再划算为止。

产业链之争的大国博弈

司马南：中国棉花好，而且纺织品的研发和生产能力超强。很多所谓的国际大牌其实是由中国人生产的产品，只是贴了个外国牌子，价格就翻上去10倍甚至几十倍。可中国偏偏有一部分人就愿意买这种翻了几十倍的东西。您怎么看这种品牌效应？至少我从来不买这种东西，我觉得我穿的衣服上边如果有个名牌，反而很丢人。

曹和平：我给你举个例子。2004年，我在东莞凤岗镇做调研。凤岗镇有个企业叫联泰。它生产的几个男用品牌在全世界占有40%的份额，比如 Polo，衬衫的左胸前有一个打马球的徽标；第二个是Ralph Lauren。国内不是太了解。当年克林顿的那个小妹莱温斯基在白宫实习完了之后，克林顿给她写了一封推荐信，就是推荐她到Ralph Lauren工作。那是一个服装和男用品牌生产商，时尚企业。第三个是Tommy（托米），一般是年轻的姑娘媳妇给他男朋友或者先生买的。托米它的发音和英文里老虎和石头的发音很像，女孩子容易喜欢那种阳刚味道。这三大男用品牌衬衫，东莞这家企业生产了全世界40%的市场份额。

司马南：这三大品牌都是东莞这家企业生产的？

曹和平：是的。生产衬衣的原料，纱线、棉花、纽扣、填料和辅料都是国内生产的。一件衬衣的出厂价是56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约合8美元左右。可是如果拿到美国，船在纽约港口上岸，拿到第四十九大街的商店去卖，一件衬衫120美元，翻了十几倍。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大工业时代，当车间生产达到其高端业态——流水线模块化生产阶段以后，从车间经济的最后环节派生出了三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连结的产业链环节。经济体系中的产业链就从短链变成了长链。

第一个环节叫物流和采购（logistics and purchasing）。10年前，我们经常说的第三方物流就是这个内容。第二个叫供应链管理环节（supply chain management）。这两年供应链金融的讨论很热，其实厂商和商品贸易的供应链是供应链金融的基础，它让供应链的价值锁定能力超过了工商信贷实物抵押价值的锁定能力。第三个环节是整合信息技术（the integrated solution technology）。正是这三个产业链环节的有序延伸，整个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生产过程的大分离现象。大车间时代从原料到最后一道生产工序，哪怕你生产了这件产品100%的物质形态，你在价值链上实现的能力还不到9%。换句话说，我们生产了全世界40%的三大男用品牌衬衫的市场份额，在价值份额上还不到4%！人们想不通，品牌衬衫不过是贴了个徽标，怎么价格就涨到那么高？究其原理，在于长链产业时代，车间内技术在行业内变成了常识，而长链产业纵横交错形成的一个个网络网格间的信息传递，反而成为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沿高难过程。

把话说回来，既然产业进步到了这个高度，为什么我们不向产业链的高端去攀登，而甘于在低端？前一段我们有些经济学家或贸易部门的领导说，全世界在贸易中形成了平均利润率，我们留在某个产业链环节就能得到平均利润率。这是胡说！他们纯粹是把自由市场关于平均利润的书本理论上的假设套用到日常经济实践中来了。

问题恰恰在于，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技术不断升级，产业链不断延伸，国民经济不断增强。当我们从产业低端越过中端、向高端稳步攀登的时候，有人就来遏制我们了。棉花问题就是这样，我们停留在低端没问题，而你到中端我就站在你的身边，当你再向高端爬行，我就不能容忍你了。我们现在确实是到了这个阶段，刚才你对品牌问题问的特别好。我们的技术和发达经济的技术到了在同一个赛道上冲撞的时候了。

司马南：新疆的棉花也是同样的问题。

曹和平：对。它打你的棉花只是其中一项。其实存在很多诸如此类冲击。因产业、因技术、因发展问题带来的，有某种不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行事的一种恶性竞争做法，这是抬不上席面的，特别丑陋。

欧洲掺和进来的对策

司马南：为什么欧洲人也要掺和进来？

曹和平：这就说到H&M这个企业。20世纪从战后到70年代，是欧洲和美国力量此消彼长的年月。70年代以后，欧洲人开始羡慕起美国来了。因为美国是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美国人一比，欧洲人特别也想有一个“欧罗巴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但是它们做不了。

战后，欧洲主义者一直梦想向欧罗巴合众国迈进，这就形成了看起来像欧洲的国务院机构——就是今天的欧盟。但它的“国务院”不是全权性质的国务院，至今只有货币实现全权，各国使用同一个货币。但它只有约1/10的外交权。

欧盟没有教育部，教育部设在欧洲各个国家；社会保障和集体安全体制有一点协调，贸易支付结算整合得比较好，让欧盟尝到了甜头。换句话说，欧洲的“国务院”（欧盟）大体上相当于中华民国时期的行政院，提不上调。欧洲议会的门槛更低，它跟欧盟在制度上没有立法-行政的对应关系，不能和“国务院”对称平行，但它又跟美国的国会一样，叫了个欧洲议会的名字，它在资源配置和立法等方面的能力比美国要差多了。所以，欧洲议会似乎是个议事的清谈机构，但又是要向更高整合程度的标准议会过渡的机构。它具有四点合一的特性，就是这么个中间性、民间性、松散性和目标上的远大性，欧洲议会集合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

这一次BCI刚一发声明，H&M怎么那么快就跟着唱了一出恶心中国的戏呢？因为欧洲议会里有些仇恨中国的力量，比如跟着美国跑的一些东欧国家，人家在背后给它出主意，它就在前面瞎起哄。我看这其实很好，把打头的H&M干掉，我看你欧盟的议员以后还会给我们出啥幺蛾子。虽然是欧洲议会的议员，但他们干着损害欧洲议会地位的傻事。欧洲议会机构的长远利益，是在欧盟目标下独立成长，而不是跟在外国势力后边，任凭异己力量左右自己。欧洲议会和欧盟中很多有识之士急在心里。要把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分开，也要把欧洲议会某些出卖欧洲利益的议员和H&M这种短视利益者拎出来，精准打击损害公共利益的那些人，欧盟和中国合作的路子可能会更顺畅。

司马南：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个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事件有着怎样的逻辑联系，您今天给了一个很好的解析。

（编辑  季节）

西方挑起了棉花战

美国一向惯于挥舞人权大棒打压社会主义中国，为维持霸权地位不择手段。2020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蓬佩奥称中国涉嫌强迫劳动生产，侵犯维吾尔族或其他少数族裔人权。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对部分来自新疆的服饰和棉制品等发布了暂扣令。 

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新疆棉花约占中国棉花总产量85%，许多著名的服装品牌均使用新疆棉花。美国如果全面阻止新疆进口，将对全球服装制造商产生巨大影响。

在美国授意下，2020年，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了一个所谓调查报告，称2017-2019年有8万多维吾尔人被强迫转移至工厂劳动，他们在新疆找到“疑似集中营”的地方。

2020年4月，英国NGO组织“全球法律行动网”污蔑中国新疆棉花产区存在对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要求英国禁止进口相关商品，报告列举了使用新疆棉花的商家，包括无印良品（MUJI）、优衣库（UNIQLO）、宜家（IKEA）和H&M。

BCI（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多利益方共同管理组织，它对符合标准的棉农及产品进行认证，并制定可持续发展标准。得到BCI 的认证就打上“良好棉花”的标签，可以被品牌服装企业采用，并获得市场认可。BCI制定了六大生产标准，其中包括一条“提倡体面劳动”（如提倡保护棉农基本权利，反对利用童工等）。而BCI就利用这一条，对新疆棉花进行诬陷和打压。

2020年3月下旬，BCI宣布暂停在新疆发放良好的棉花许可证。声称原因是来自外部压力，即持续存在的关于该地区强迫劳动的报告和指控。

2020年9月开始，BCI发起抵制新疆棉花运动。

2020年12月，美国海关禁止新疆棉花产品输入美国。随之，一些东南亚进口中国面料的长期客户，明确排斥进口新疆棉花。纺织业是一些东南亚国家支柱产业，所需面料主要从国外进口。中国面料物美价廉，是这些国家主要进口来源。随之，在美国，亚马逊平台下架中国棉花产品，导致很多国家不再用新疆棉花。

为什么新疆棉花屡遭英美打压？过去美国是世界第一棉花生产国，但这些年新疆棉花大力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棉花消费国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棉纺织品生产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20年新疆棉花总产量516.1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87.3%，约占世界棉花产量20%以上。中国企业用新疆棉花生产的各种产品，为全球也为西方品牌提供原料、辅料与成品，新疆优质长绒棉已成为全球市场强有力的竞争者。新疆棉花产业链从业人数最高达700万人；新疆棉花是当地种植户，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我国纺织业吸收的就业人数达2500万人，若新疆棉花产能由此被抑制，我国纺织业上游特种面料仍然严重依赖进口，而新疆棉花供应国内外生产面料的客户的需求被抑制，很多国外面料企业因为BCI声明不敢采购新疆棉花，届时全球最大棉花出口国美国与其他国际棉花商不但可以操纵棉花价格，而且可以轻松攫取上下游企业的大部分利润，并挤垮我国棉花在国际市场的出口地位和份额，对我国棉花乃至整个服装纺织业造成极大冲击。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不像芯片那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但它容纳了大量就业岗位。表面上看，美国只是搞了新疆棉花，但影响的是中国的稳定，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算计。

西方政治与资本携手进行围攻

关于指控新疆强迫棉农劳动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众所周知。 我国早已使用棉花、小麦双机播种、收割、采摘，以及地膜覆盖。从2014年开始，国家取消了统一收储棉花的政策，在棉花产业中逐渐实施市场机制。一方面，国家以补贴形式支付给棉农，提高其种棉花积极性；另一方面，棉农可把棉花直接卖给企业，获得更高利润，增加棉农扩大规模种植的积极性。可是规模扩大后，靠人力生产的成本就太高了。

2014年开始，新疆建立了研发基地，成立了农业无人机公司，并且逐步实现智能化。2020年新疆2/3的棉田使用无人机喷农药，播种采摘生产均已机械化、智能化，机器人为拖拉机提供自动驾驶，播种机可进行自主播种。

真相归真相，立场归立场。一些专家分析，棉花风波操盘手是美国、澳大利亚炮制的涉疆虚假报告，联合BCI取消对新疆棉花的认可，以此迫使一批欧美品牌和新疆棉花划清界线。

设在瑞士的BCI为什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敢对中国棉花下手？

BCI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它的主要赞助者有美国国际开发署、瑞士联邦经济事务总局和丹麦国际开发署等。该组织在2018-2019年棉季的年度报告，评价中国为全球第三大良好棉花生产国，在2020年1月时，BCI还表示将继续在新疆运营。3月，BCI却突然取消了对新疆棉花的认证。新疆棉花在ASPI报告发布当月就被踢出了BCI的认证，继而使新疆棉花被BCI拥有的各大品牌禁用。

BCI在正式公告中表明，取消认证是因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存在的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指控”，显然，ASPI报告起到了关键作用，而ASPI作为有官方背景的智库，启动资金来自澳大利亚国防部，其拨款大约占该智库经费的40%。ASPI的资金来源还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等美国军火商，微软、谷歌、甲骨文、澳大利亚电信等西方著名科技公司，美国国务院、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以及北约等境外资助。其最大的金主澳大利亚政府，这几年更是持续充当反华的“急先锋”，其背后操盘手是美国，有利于扰乱新疆、搞乱中国的，美国都会想方设法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BCI掌握标准制定。固然标准是经济的，但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当今即使大多西方国家不再是主要的棉花生产国，有些国家也不再是主要的纺织品生产国，但其资本与国家力量却始终在运作，仍然凭借品牌和市场千方百计维持着一直以来所享有的定价权和标准的认定权，继续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

从BCI声明看，它似乎迫于市场压力。这背后显然是西方政治力量，政治与资本紧密携手，维护“棉花帝国”的利益。历史上的“棉花帝国”已经解体，但是全球棉花生产与贸易体系的上游仍然是由西方的资本和国家主导。现实情况是，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绝大多数由美欧发达国家制定，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西方构建的标准为王的时代。美国不断运用各种手段巩固其在国际规则制定、核心技术与标准方面的领先地位。

（编辑  季节）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规模已跨入世界前列，我们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大国标准来确定我国债券市场发展方位，加快构建利率风险管理市场，完善债券市场体系。

从美、德、日、英等大国的发展实践来看，建设国债期权市场，与国债期货市场形成利率风险管理的两大支柱，对于发挥债券市场在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作用非常重要。

国债期权与国债期货都是债券市场上重要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但是两者的功能作用有明显的区别。国债期货是风险对冲的工具，投资者使用国债期货把未来的价格风险锁定在一个特定的水平上；国债期权具有价格“保险”功能，投资者通过支付“保险费”，可以完全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同时还保留了未来价格向有利方向变动而带来的潜在收益。

我国建设国债期权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提升债券市场的整体筹资功能。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和债券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利率风险对市场情绪影响愈加明显，通过建设国债期权市场，丰富利率风险管理手段，有助于增强全市场的持债信心和买债意愿，引导长期资金入市。

2.推动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目前人民币债券已成为境外投资者的重要配置资产，更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资产的安全栖息地，在国际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国债期权如同为债券市场提供了“保险”，在锁定利率风险的同时保留了盈利的机会，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资产在全球的交易范围，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

3.增强金融体系风险管理能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改革强调加强宏观审慎分析，美国财政部、欧洲央行等全球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均构建了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已将利率期权价格编制的波动率指数纳入重点关注指标。我国也应该在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加入利率期权指标。

4.提高国债市场金融定价基准功能。透明的国债交易价格是金融资产的定价基准，而国债期权市场通过一系列交易机制设计，形成全国性、市场化的价格，有助于改进国债交易价格形成机制，提升金融市场的整体定价效率。

我国已具备了建设国债期权市场的基础

1.我国债券现货市场规模居全球第二，市场各方具有迫切的利率风险管理需求，只靠国债期货作为单一的场内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已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为了完善利率风险管理体系，客观上需要建设国债期权市场。

2.我国国债期货上市以来运行平稳，达到境外成熟市场上市国债期权时的流动性水平，为我国上市国债期权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3.我国场内和场外期权产品的发展实践为建设国债期权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能够保障国债期权市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有效发挥风险管理功能。

为了加快建设我国国债期权市场，完善债券市场风险管理环节，着力打造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称的现代大国债券市场，向有关部门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由证监会指导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抓紧研究论证，设计好产品规则，做好上市国债期权的各项筹备工作。第二，充分利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证监会的四部委协调机制，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有效推进国债期权上市。第三，优先推出市场需求迫切、基础市场流动性好的十年期国债期权品种，后续逐步对关键期限进行期权品种的全面覆盖。

（编辑  尚鸣）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无往而不胜。

新冠疫情持续发展和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对我就业、民生等领域形成压力，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关注更加强烈，社会情绪在阶段性平复的同时也蕴藏着燃点。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针对当前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的明显短板，结合新发展格局提出的高质量公共服务新要求，全面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应当始终围绕人民需求，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从普惠均等、智能精准、便捷高效三个方面，在国内外搭建并优化高质量共享平台，推进公共产品供给的创新，针对性打造高质量公共服务、打造“中国服务”品牌，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打造“中国服务”品牌。考虑政府主导顶层统筹设计，可由商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牵头实施，相关部门参与，宣传等部门配合，用3-5年的时间在国内外搭建并优化高质量共享平台，以“中国服务”为公共品牌，各级政府为公共服务子品牌，构建中国特色、世界领先、高质量、高标准的公共服务标准和品牌形象。不仅使国内消费者从品牌辨识开始增强对中国公共服务质量的认知，而且使“中国服务”成为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建设、中国道路、中国成就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有助于增强外国人对于中国政府形象的理解和认可，进而提升中国的海外影响力。

二、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方合力，提升公共服务的普惠均等水平。一方面，要从公共服务出发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整合统一信息、资金等共享的服务平台，提升宏观政策效果。例如，创新机制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调整规制以破除新就业形态各类不合理限制，统筹推进应急防控与强国健民战略。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和各类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提供相关民生保障；推广公共医疗、健身等“中国服务”标准与平台，辐射更多地区人群，扩大影响，提振形象；倡导在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中广泛运用数字技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三、技术赋能，智推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在推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过程中贯穿标准化建设，例如，全面提升体育、旅游、医疗卫生、社区、家政等各行业服务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全国统一品牌和标准，行业制定细化规则和标准，统一开展分级评估授牌、定期测评。

发挥我国5G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完善数字货币发行、使用、风险控制机制，在跨境贸易中使用数字人民币，为金融业欠发达、金融约束较高的国家或者境外金融机构较少、开立银行账户不方便的国家，提供新型便捷安全的支付手段，有利于在扩大贸易规模的同时打出“中国服务”新名片，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

四、构建“一站式”中心、多元供给和立体化集约化机制，共促服务便捷高效。参考地方对便捷高效公共服务模式的创新性探索，围绕便民利民，全面推广一站式公共服务中心，不断拓展服务渠道。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在政府主导之外倡导企业、社会组织等多种力量协同合作，创新服务方式，完善服务机制，提高服务品质。健全立体化、集约化服务机制，在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实现对服务资源的全流程监督、最大化使用，为群众解忧；发挥服务信息化的“催化剂”作用，打造一网通办全程业务的“智慧高效服务”新模式，大力推广网络自助服务，让广大城乡群众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

（编辑  宋斌斌）

今年全国两会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交汇点召开的重要会议，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承前启后的历史性会议。会议绘制了“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的宏伟蓝图，部署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开局任务。

国内外形势：百年大变局加速变化

进入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第一、疫情给世界百年变局按下快进键，东西对比鲜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疫情肆虐中，制度缺陷和治理效能低下充分暴露，特别是美国上届政府置人民生命于不顾，热衷选战，加剧疫情扩散和社会撕裂，更让全世界对美国的价值观产生质疑。相反，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不仅取得抗疫斗争的战略性成果，而且实现了2.3%的国内经济增长率，向人民交出了可以载入史册的优异答卷，世界形势呈现东治西乱、东升西降的变化趋势。

第二、世界经济复苏尚需时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3.5%，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世界贸易下降14.5%，世界直接投资流量下降40%左右。当前不少国家仍然深陷疫情泥潭，复工复产前景还很不明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还很不稳定，世界贸易投资仍然处于萎缩状态，世界经济还未呈现强劲复苏的态势。

第三、 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大国关系不断分化组合。由于美国上届政府实行美国优先政策，不断“退群”，与一些西方国家离心离德，利益矛盾凸显，世界多极化呈现新的发展态势；我国坚持多边主义立场，利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去年签署了RCEP协议和中欧投资协议。今年以来，美国新一届政府试图改变以往立场和政策，弥合与西方国家的裂痕，抱团应对某些共同利益问题，其中也包括整合对华政策，对此我国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妥善应对。

第四、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上一届美国政府不仅置西方伙伴利益于不顾，而且对中国采取极限施压、甩锅抹黑，咄咄逼人；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力图改变上一届政府的单边主义立场，力图与西方伙伴协调关系，但美国实行霸权主义的一贯作风不会变，遏制中国的基本战略不会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即要丢掉幻想，准备持久斗争，也要善于捕捉美国新一届政府某些政策的微妙变化，顺势而为，努力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回归正常轨道，实现对美关系斗而不破。

当前我国国内形势仍然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十三五”规划目标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2020年不仅取得了抗疫和经济发展双胜利，而且还打赢了一系列重要战役：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对美反遏制战、对印反蚕食战、南海维权战、反台独战、涉疆涉藏反分裂战。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的前进步伐。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党开展了以学习党史为中心的四史教育活动，必将进一步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使命感、责任感。

“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大棋局

两会讨论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国家绘制了宏伟蓝图。这个蓝图设计思想的主要特点是：

更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从经济指标上看，2035年国家现代化远景目标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定性指标，没有具体数量化。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具体是什么水平，国际组织没有统一的标准。目前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25个国家中，韩国处于中间水平，世界银行统计，2018和2019年韩国人均GDP均超过3.1万美元。另据一些国际组织的看法，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是发达国家的最低门槛，而且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从我国实际情况看，2035年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万美元以上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未来15年保持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5%--5.5%，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维持6--6.5元左右，人口规模继续维持14亿左右，那么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是比较有把握的。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没有纠结人均GDP究竟定多少，不纠缠未来15年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能有多高，而是把设计思路更多放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上。只要求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酌定；但要求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高于GDP的增长，这是质量效益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同时要求推进新型城镇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20年的60.6%提高到2025年的65%，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更重视创新驱动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在实体经济中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把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作为抓手，争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20年的7.8%提高到2025年的10%；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20年的6.3件增加到2025年的12件。

更重视民生福祉：规划纲要提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应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同步；并要求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确保就业优先；5年内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0.8提高到11.3；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从2.9人增至3.2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91%提升至95%；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从1.8个增加到4.5个；人均预期寿命从77.3提高到78.3。

更重视绿色生态：规划纲要要求，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推进重要生态屏障建设。5年内森林覆盖率从23.2%提高到24.1%；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和城市黑臭水体；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质量保护，5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和18%。

更重视安全保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实施粮食、能源资源、金融安全战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提高能源综合生产能力，2025年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要大于46亿吨标准煤。

开局之年先手棋落子不凡

稳中求进仍然是2021年经济工作总基调。体现“稳”的要求有：设定主要预期指标留有余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为此，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在经济运行的区间调控中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宏观政策继续为市场主体纾困，保持支持力度，不急于转弯，进一步巩固经济基本盘。首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财政赤字略有下降，只安排3.2%左右，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但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扩大范围，规模扩大到2.8万亿元；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其次，稳健的货币政策采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要求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长30%以上，务必做到小微企业融资更便利、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再次，继续强化就业优先，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

体现求“进”的主要内容更具有鲜明特色。基本思路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一是推出许多新举措进一步深化改革。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将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推动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通过改革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降低工商业电价、降低宽带资费、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降低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准、严格控制非税收入增长，严厉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二是创新驱动出实招，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新动能。谋划推进“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改革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式，推广“揭榜挂帅”机制；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进一步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免税额的扣除比例；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发展工业互联网，带动中小微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三是扩大内需，提升国内大循环。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健全城乡流通体系，特别是加快电商、快递进农村，扩大县乡消费。继续发展健康、文化、旅游、体育等服务消费。扩大有效投资仍然是扩内需的必要手段，今年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65万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6100亿元，支持在建工程、区域协调工程以及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脱贫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壮大县域经济。五是实行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推动进出口贸易稳定发展，优化调整进口税收政策；推动国际物流畅通，清理规范口岸收费，不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服务业有序开放；制定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自贸试验区融合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持以企业为主体，遵循市场化原则，提升对外投资合作质量效益。

（编辑 尚鸣）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美国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并在下一次科技变革中占得先机，加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封锁华为，制裁中兴，打压抖音、微信，不断扩充“实体名单”，持续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力度。推行美国优先、不断“退群”、增加关税、鼓励制造业回流等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加大了经济对外交流的风险与阻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作为战略抉择，我们要在新发展格局中有所担当和作为，就要明晰相关逻辑与意义，了解面临的挑战并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

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符合我国“三长两短”国情现实的战略部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创新性。

一是拥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长板”。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有效调动和组织各类要素资源，保证新发展格局更加稳定推进；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用市场手段聚集资源和力量，通过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利用市场力量推动国内大循环长久、良好运行；利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为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提供政策与制度保障，引导国内国际双循环按照既定目标有序推进。另一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新发展格局具备创新动力。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有助于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保证国内大循环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保障各经济主体的利益，有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国内大循环注入强大动力。

二是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长板”。我国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建立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多发展潜力。从经济总量看， 2019年，我国GDP总值达99.09万亿元，相当于美国的67%，约为日本的2.82倍；从消费潜力看，我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4亿多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同时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将为打造国内大循环提供强劲动能。合理的区域经济格局使新发展格局具备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持续向纵深推进，形成“北有京津冀，东有长三角，南有粤港澳，西有成渝”的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多点开花、多头并进的发展趋势，成为我国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为构建高质量内循环体系和拓展外循环空间提供了有效动力。

三是拥有完备工业生产体系的供给“长板”。我国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使新发展格局更加稳定，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能够自主生产所有产品；疫情期间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能力，为口罩产能的迅速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证明制造业对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意义，表明我国具备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坚实产业基础。我国已经形成了层级多样、结构复杂、功能完备的经济社会形态，表现为各地区发展阶段与支柱产业各不相同，工业体系相对完整、基本覆盖高中低端产业的各个环节，城乡社会结构相互补充等；这些层级结构是完整经济形态的必备要素，有助于我国构建体系更完备、结构更合理、分工更细化的循环体系，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顺畅运转。

四是存在核心技术亟待发展的科技“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当前，我国存在科技创新顶层设计有待完善、创新生态培育滞后、部分产业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或附加值较低、关键核心技术存在被外国“卡脖子”等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更要让经济在循环发展中持续增长。推进科技创新、加强技术攻关则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正在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未来核心技术的突破将重构国际合作新形式，实现数字全球化为代表的新型全球化，这也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考量。我国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制造业增加值率和制造业乘数效应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仍处于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主要是中低端制造。而美国则处于第一梯队，主导全球制造业创新中心，是现有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的主导者和主要利益获得者。欧盟和日本是第二梯队，主要在高端制造领域占有优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要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要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产业基础。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强化共性技术供给，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

五是存在资源能源缺口较大的 “短板”。区域内资源能源的稳步循环和充足保证是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资源能源安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资源方面，在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我国有25种矿产资源存在对外依存度较高(50%以上)的问题，如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83%，2020年可能进口11.5亿吨，价格波动剧烈；铜消费量达到1000万吨，占世界总消费量40%左右，自产矿山铜仅有154万吨。粮食进口相当于9亿亩耕地，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有效解决“低水平、高难度、紧平衡、弱安全”的 粮食供给局面。我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但不是资源大国，能源结构总体呈现多煤少油缺气的特点，存在碳排放压力大、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资源地和运输通道风险等问题。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80%，50%靠中东，80%以上靠海上运输，难以摆脱原油产地和运输通道双重风险。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近50%。形成国内大循环，资源能源独立是必要条件之一。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正在加快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实行多元化的进口战略，加强战略储备能力；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减少汇率波动影响等一系列举措。这些都契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变革，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会存在一些目前难以准确预知和把控的变数，给我国带来潜在的压力和挑战。一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变数加大。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正处于我国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并进行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时期。由于疫情蔓延后西方国家“去中国化”力量更加凸显，产业链外迁压力进一步增大，对我国技术和投资限制不断增强，挤压我国全面开放和发展的空间，影响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二是我国的创新发展压力剧增。构建国内大循环需要提升产业水平、技术水平，找到面临的瓶颈和短板问题并全面突破，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保证关键时刻“不掉链子”。我国已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市场空间，但仍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与内循环要求不匹配、科研投入不足、创新型人才缺乏等问题，创新驱动发展面临一定挑战。三是我国的变革任务更加艰巨。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简单的“出口转内销”或“新时期的闭关锁国”，而是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格局，要扩大内需，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加快产业重构速度，加大区域布局力度。要求政府适应形势变化，积极自我调整和主动变革探索，尽快建立健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完善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施路径

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发达国家经验，未来出口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会逐步降低，中国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是发展的必然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有利于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当前，我们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要更加注重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见效，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一是要探索建立举国体制3.0版。举国体制1.0版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举国体制2.0版是改革开放40年，我国通过宏观调控度过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构建新发展格局，探索建立举国体制3.0版，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包括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市场机制和举国体制不断融合；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为市场主体、科研主体发挥主动创新能力创造条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能丢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新环境下积极探索集中力量的方式方法。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要加快国内人才培养，使更多青年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要完善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落实好攻关任务“揭榜挂帅”等机制。要规范科技伦理，树立良好学风和作风，引导科研人员专心致志、扎实进取。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加强对开放创新的重视和对国际规则的遵循，进一步提高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要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牢牢把握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做好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在资金、资源等方面给予针对性支持，更好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尽快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持续加强前沿探索和前瞻布局，守正创新、开拓创新，补齐短板、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藩篱，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探索更有实效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选拔模式，激发主观能动性，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激励机制。

三是要深刻认识未来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错综复杂。我国及时将前期具有很强外部依赖性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调整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共进的内生战略，而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底线意识和风险意识，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建立系统思维，发扬斗争精神，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四是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必须着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强化共性技术供给，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从制度、组织和机制上做好总体安排，把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补链、强链、延链”的过程中，要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类施策地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持续巩固提升我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优势，进一步优化全产业链发展布局，更好挖掘产业结构梯次转移的空间潜力，科学制定区域空间布局规划，健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优化生产力布局；鼓励、支持企业优先使用国产设备和国产零部件，推动我国全产业链和供应链协调、有序、健康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可控性；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利用好相关政府投资基金作用，聚焦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推动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加强国际产业合作，运用互联网思维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形成更具创造力、更高附加值、更先进的产业链供应链，从而助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五是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关系。发展和安全互为条件、彼此支撑，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又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发展建立在安全基础上的战略考量。进入新发展阶段，统筹发展和安全同构建新发展格局彼此呼应、相互支撑。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只有在发展和安全两个方面同时发力，才能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编辑 尚鸣）

不久前，中共中央《建议》中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此我介绍3份资料，以此理解中央《建议》中提出的这一重大观点。一个是美国两位科学家、同时也是科学政策和创新经济学的研究者，写了一本书叫《超越斯普特尼克》；第二个是2020年10月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的罗伯特·曼宁一篇著名的文章《美国最后终于迎来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第三个是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国会就所谓“华为威胁美国家安全”的证词。

斯普特尼克时刻与美国国家科技政策

1957年，苏联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卫星上天，震惊了美国。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冷战对手已经在太空探索上打败了美国；更意味着美国已失去了二战以来赖以奠定其国际霸主地位的科学和技术上的优势。”美国感觉，“斯普特尼克制造了一种几近疯狂的氛围。似乎现在天空中有一双眼睛在随时俯视美国，也许炸弹最终会从外太空发射下来，攻击这个既没有科学能力、也没有技术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 斯普特尼克危机“比起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事件，都更使美国民众和政策制定者认定，必须联合盟友在科技上进一步封锁和打压苏联，同时必须重视创立支持科学和教育的政策，目的是保持美国在科学、技术和军事方面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地位。”

自那一时刻始，不到十年时间：美国拉拢盟友，强化以“巴统”为核心对苏联科技封锁，美国启动“长臂管辖”打压与苏联进行任何科技贸易的国家与企业。在苏联外围编织了一堵密不透风的科技封锁“高墙”，切断了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科技交流的可能性，迫使苏联走上了关起门来搞科技的道路。最后，致使其科技发展因缺乏“组合式创新”而迟滞，逐渐落后于欧美。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了自己的科学顾问，相继在政府最高层面成立了国家科技政策决策咨询和协调机构，包括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现改为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OST）现改为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FCCSET）现改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成立了国家宇航局（NASA），负责制定和推动国家空间发展计划。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目的是确保开展先进的研究与发展（R&D），“防止出现像斯普特尼克这样出乎意料的技术震惊，发展更具巨大技术回报潜力的高风险研究思路。”同时改革组建了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其前身为国家心理卫生以及国家心脏研究所等，能源部（前身为海军研究办公室和原子能委员会），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农业部。近700个联邦实验室中的大部分也在此时期建立。国会通过《国家防卫教育法案》，奠定了美国大学STEM学科教育基本框架。1960年，美国培养出6千名科学和工程学博士，到1971年已经超过1.8万名。国家在Ｒ＆Ｄ方面投资大幅增长。十多年间，国会给NSF的拨款从350万美元增长至1968年的５亿美元。总资金则从1957年的不到40亿美元，猛增到1967年的近400亿美元，包括阿波罗登月计划等大科学工程项目也在这一时期启动。

在美国国家主导下，美国科技发展步入“黄金十年”，产生了包括卫星、激光、宇宙飞船、核武器、洲际导弹、喷气式飞机、计算机、互联网最早雏形（ARPANET)等重大科技成果，涌现了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形成了美国国家科技发展的基本框架，并以此重拾对前苏联的科技竞争优势，巩固了美国全球科技霸主地位。

回顾历史，1957年成为美国科学政策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此后，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成为后来半个多世纪国家科学政策的基础。因而，苏联卫星的发射成为驱动美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

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美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自从第一次“斯普特尼克时刻”出现后，美国政界与科技界就一直警惕第二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什么时候会出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资助科学的热情减退，对支持科学技术的承诺减少，对科学技术的关注点由满足国家安全需要，更多转向满足人口老龄化以及治疗疾病方面的需求。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虽然对科技发展有所重视，但科技发展的重心“未能转向应对以国家为主体的竞争性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非常迅速，随之而来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有一些美国国内人士也不时表达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担心，认为如果不早些遏制中国科技发展，“长此以往，美国必将遭遇当年与前苏联一样意外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在经济与科技发展上并没有达到美国人“安全焦虑所能承受的限度”。一直到2017年，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达到82.17万亿元，相对于美国GDP的比例从2010年的40.54%升至2017年的61.65%，超过了美国所谓的“60%”容忍度上限。另一方面，中国科技发展的积累终于发生了质变。2017年，中国国内研发支出居世界第二，但只有美国的一半。

不过，从2000年至2018年，中国国内R&D支出增长了20多倍，年均复合增速达到21.3%。同期美国国内R&D支出增长不到2倍，年均复合增速仅为4.1%。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到2024年前后，中国研发投入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还有一些数据也很惊人。比如说论文的高引率。在国际名刊上高引论文始终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标志。根据2019年的数据，我国材料科学的论文高引率排世界第一，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药学与毒物学、农业科学、环境与生态学都排世界第二。近10年来才逐步兴起的信息安全技术，美国和日本专利的授权占主要份额，但中国已经排列第三，而且发展势头比它们快。从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看，我国在2016年就已经超过美国了，成为世界第一。

国际科学界在讨论一个问题，下一个世界科学中心会是谁？日本科学史学家汤浅光朝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数量占世界科学成果总量的25%，这个国家就可以称之为世界科学中心。他依此将历史上的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分为5个阶段：先是意大利，后是英国，再是法国，再是德国。平均70-80年一个周期，美国是1920年以后才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按此推断，2000年前后，美国的世界科技中心地位将受到新兴势力的挑战，这一角色正是中国。这一结论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速度的恐惧。正如罗伯特·曼宁在《外交政策》发表的文章中所言：“过去一段时期，我在研究全球创新时，越是看中国作为一个科技强国的惊人崛起，越是有一个难解的问题不断跳出来。为什么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没有发生与前苏联那样的‘斯普特尼克’呢？……一直到担心被中国超越的生存恐惧终于催生了改变的动力。下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终于到来了！”

“华为事件”在美国当代科技史上承担的角色，相当于苏联当年的斯普特尼克卫星发射。特朗普政府司法部长巴尔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所表达的对华为的恐惧，与当年美国人表达对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恐惧几乎是一致的。他认为，“5G技术处在正在形成的未来技术和工业世界的中心，本质上，通信网络不再仅仅用于通信， 它们正在演变成下一代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以及依赖于这一基础设施的下一代工业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据估计，到2025年，以5G为动力的工业互联网可能创造23万亿美元的新经济机会，如果中国继续在5G领域独占鳌头，他们将能够主导一系列5G平台并与之交织的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任正非领导的企业是一个工业帝国、科技帝国，5G一路领先，5G是核心，未来技术的中心和工业世界的中心。然而，华为把所有技术都打了个包。”

“自19世纪超越了英国之后，美国就在全世界的技术领域、工业领域中一骑绝尘，而华为却可能颠覆这一切，这是美国承受不了的，是美国人民难以接受的。”“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工业互联网依赖于中国的技术，中国将有能力切断各国与其消费者和工业所依赖的技术和装备之间的联系，与我们将屈服于中国主导权这个前所未有的杠杆影响相比，美国今天使用的经济制裁力量将显得苍白无力。”“未来5年内，5G全球版图和应用主导地位格局将形成。问题是，在这个时间窗内，美国和我们的盟国是否能够与华为展开足够的竞争，以保持和占领足够的市场份额”。

巴尔的看法代表了美国现在的主流观点。在他们看来，中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华为5G技术的横空出世以及在未来经济与科技发展中担当的角色，就相当于当年苏联卫星发射。因此，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被美国确认了。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就是说，中国科技发展尤其是前沿科技发展，应该有更多能让美国人或者世界各国“感到意外的时候”。

    第一，要对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关系有更清醒的认识。实际上，美国与前苏联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不仅仅是改变美国科技政策与政策科技行为的“时刻”，也是美苏之间科技脱钩的“时刻”，还是两个超级大国正式迈入“科技战”的“时刻”。所以“斯普特尼克时刻”的含义很多。现在，以华为在5G通信领域一举超越美国在该领域的长期独占优势为标志，美国确认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也随之启动了与中国科技及高科技产业强行脱钩的“准备”，同时对我国主动发起“科技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既然美国已经确认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那一定会把与中国的科技竞争放在其国内政策的优先位置，就一定会把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作为其长期战略。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关系不会因为美国领导人更替而更改其大方向。这一点，必须成为筹划发展我国未来科技事业的基本考虑。所以国家提出，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战略的基点，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第二，必须真正把中兴与华为事件做成中国的“斯普特尼克契机”。比尔·盖茨首先提出了“斯普特尼克契机”这一概念。他的意思是，在大国竞争时代，科技发展往往遵循“挑战-应战”模式得以往前推进。苏联的斯普特尼克，给予其竞争对手美国以深深的刺激，并由此最终造成了美国半个多世纪科技繁荣，实际上是造就了美国科技史上的一次契机，而美国科技发展需要更多“斯普特尼克契机”，即意外震撼所带来的机会。华为的5G给美国带来相当于苏联发射卫星造成的震撼。但我们反过来想，美国打压中兴和华为何尝不是让我们也非常震撼？！因为此前，我们都相信，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我们可以用市场换技术，可以通过交流合作发展技术。但中兴和华为事件的出现颠覆了我们的习惯性认知。因此，我们要把中兴与华为事件看作21世纪西方强加给我国科技界的奇耻大辱，并将其当作中国科技发展的一次“斯普特尼克契机”，真正实现国家科技发展的自立自强！自主创新这口气一定要争，这场仗一定要打赢，我们必须识得破发达国家的伎俩，一些我们还不会做的高技术产品，我们急需的时候对方就封锁或者漫天要价，一旦我们取得突破就降低甚至低价倾销，不择手段打压我们产业技术进步的努力。由此，我们必须要有很强的战略定力。在坚持自主创新上不能心猿意马、三心二意。

第三，真正发挥好国家在推动科技发展中无可替代的作用。《超越斯普特尼克》这本书中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推动着社会许多方面的发展。……然而，公众一般认为，这种进步是由市场甚至好运气带来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应对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国家通过实施政策而支持科学所持续尽责的结果”。国家在科技中的作用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关键是尽快形成新型举国体制，当前的问题是不能再在“市场还是政府”上纠结，不能再在“谁是创新主体”上纠结。总体上讲，在“抓基础、管长远，抓关键、补短板，抓前沿、布新局”上，都需要政府宏观统筹与协调，都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主力部队作用，都需要国企和民营科技力量发挥在应用研究中的生力军作用，都需要风险投资和企业发挥其在推进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都需要应用市场“激励相容”机制来调动科技创新链的道路上各主体的积极性。

在1957、1958年美国曾经有过短暂的争论，政府到底在推动科技发展上扮演什么角色。但后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果断地中断了这个争论。因为他知道，这种争论除了浪费时间，并不能带来什么好的结果。今天在中国，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必须倾举国之力，打赢科技创新这场战争。

   （编辑 季节）

   2012年马云和马化腾到我的办公室，沟通组建互联网保险公司问题。当时互联网保险的运行模式仅仅是一些初步的概念。由于互联网金融的特点是无分支机构、无经营网点、无业务柜台、在线完成所有e流程，批示这样一家保险公司是没有先例的。

    最初的几家保险和银行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是试点性质，相应的监管也在探索，希望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监管方式。监管的目的是在不发生大的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促使互联网金融在审慎监管的框架下规范运行。显然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

互联网金融呈现两类风险叠加的特征

    互联网金融不同于以物理形态存在的传统金融活动，而是以网络的形态运行。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与互联网两个高风险行业融合与创新的产物，既具有传统金融的风险，同时还具有互联网特有的风险，呈现两类风险叠加的特征，由此，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难度可想而知。

    从风险角度看，最担心的是互联网金融以种种形式不断突破一系列风险底线，这也是监管底线。从互联网金融的技术特征看，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面临若干新的挑战，主要是风险追踪处置难度和信息安全风险防范难度加大。

    互联网金融的敏感数据往往都在网络云端集中储存，可能受到高技术支撑的网络攻击。实现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既需要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也需要金融监管部门与网络安全监管部门的协调，目前这一机制正在完善过程中。

    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市场活力与监管的平衡

    市场活力与监管的平衡，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当前互联网金融仍处于发育、成长阶段，尽管已经获得了高速的发展。促进互联网金融这一新生事物健康发展，既要尊重市场选择，又要防范风险。因此，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总体上应本着积极支持和坚持监管的原则，但是必须始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一底线。

    从国外的情况看，许多金融规则都是在经历了一系列大的风险之后，不断制定和完善，因为这些风险规则是守住整个经济体系不发生混乱，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一道门槛，不可偏废。说它是血的教训也不过分，只要我们看一看过去的若干次金融危机就可以一目了然。

对于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范，一是要不断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二是要推进互联网金融与互联网网络的协调发展和协同监管；三是要注重防范互联网金融中远期风险；四是要不断提升实时在线监管的技术水准。

关于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也要本着促进发展和防范风险并进的思路推进。随着金融科技拓展、人工智能引入金融业，促使互联网金融的高科技能量不断提升，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智能化产品日新月异。与此同时，金融监管也不断受到挑战。监管机构需要具备科技含量更高的监管手段，防止出现新一轮的监管真空。

    关于系统性风险

    由于种种原因，最近社会上对互联网金融产生的若干新的疑虑和担心，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和风险隐患存在一系列不同看法，有些观点很尖锐，甚至针锋相对，包括对系统性风险的提法亦出现非议。长期以来，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监管的一条铁定的底线，这是监管工作的出发点，各项监管策略和方法都是围绕这一点推进的。   

    系统性风险在金融领域是指市场风险，通常是指由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局势等原因对金融市场（主要是证券市场）产生连锁性的严重冲击，致使投资者的利益遭受断崖式损失，以至对国家整体经济造成全局性危害。任何国家只要有金融市场存在，就不能排除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在我们经历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系统性风险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很清晰的。   

利用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包循环放贷引发的问题

    监管部门的一些专家强调，如果循环放贷的次数和数量过频过大，通常会直接影响整体金融秩序。监管机构对此高度关注，人民银行在2016、2017年发了几个文件，有关部门正在根据国情和市场现状，为稳定金融市场强化监管力度。在2020年底举行的财新峰会等会议中，周小川、尚福林、楼继伟等提及金融监管仍需加强，一些新业态应遵循金融业的基本规律，既要提高市场效率，同时不可忽略风险防范。这实际上是把握监管力度和尺度的问题。   

关于市场活力与监管的平衡

    作为经营者，主要是从企业发展和企业利益角度看待监管，更多的是把监管看成一种不情愿的束缚，这是可以理解的。多数经营者期望监管的力度和尺度尽可能宽松。然而一个好的、强的企业实际上是希望监管的，因为监管能对问题企业加以更多的限制，为好企业营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当然前提是监管要公平、公正、有效，达成市场活力与监管环境的平衡，促使企业健康发展。

    金融业务监管者必须有很高的素质，相关要求很严谨，特别是监管者不能与市场行为参与者有利益关系。市场行为主要是指金融业务的经营者和投资者，包括各种理财方式。如果监管者的亲朋好友或家人正在做某只或多只股票的多投或空投、参与某基金或信托产品的投资，这一监管者即可能与上述人员有某种利益关系。由此可能促使这位监管者的决策行为和工作态度出现不应有的偏差。

    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市场监管领域都有类似的情况，这是值得警惕的。在实际中，只能说存在这种道德风险的可能，这种行为显然是很难确认、也很难束缚的。因此对监管者也需要深层次的制度约束，这是一个潜在的监管难题。

总体看，互联网金融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但其正常发展离不开市场监管，只有在审慎的、日益完善的监管框架下，才可能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应有的作用。如果失去了这种监管，那么互联网金融就可能直接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副作用可能也是相当明显的。

（编辑  碣石）

我这里就数字经济社会的安全问题谈几个观点。

如何保护数据隐私和安全

    大家特别关切蚂蚁集团的上市。在上市前两天，被按了暂停键，蚂蚁集团几个高管被四个主管部门约谈，后来第二天就宣布暂缓上市。

    蚂蚁集团被暂缓上市以前的市场估值很高，总的估值是2.1万亿人民币，其中上海预定的价格是68.8元，H股预定的价格是80元，它的上市融资，按当时的汇率折美元是344.5亿美元，这比中国的任何一个IPO都要多，比全球最大的IPO，沙特的阿美200多亿美元还要多。

    我分析了一下资本市场对蚂蚁集团的估值里面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蚂蚁的算力要素。蚂蚁集团确实在算力方面有它的优越性，它能够把一些数据真正地变成资源、变成价值，所以这是它的本事。

    第二个要素就是监管政策缓进的要素。我看到我们对外宣称的原因是说监管政策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也看了很多的报道，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现在网络小贷法规正在征求意见讨论中，未来网络小贷出台办法规定的杠杆率应该是16倍左右。但是蚂蚁集团通过花呗，通过联合贷款，通过其他各种方式，它现在实际的杠杆率达到了48倍。如果说蚂蚁现在按48倍来上市，上市一段时间以后，网络小贷办法正式出台后，按监管要求，杠杆率只剩16倍了，它的资产、盈利就将大幅度缩水，这样它的市场估值就会大幅度下降。

    我认为中国在关于网络业务、关于网贷、关于数字金融方面的监管还是比较宽松，也存在监管的空白。

    第三个要素就是数据资源。今年中央已经把数据列为生产要素之一了，蚂蚁集团显然占有了很多很多的数据资源要素。

    我们可以把数据分为：具有社会属性的公共数据；具有所有权属性的著作数据；具有隐私属性的个人数据。公共数据的价值在于真实，著作数据的价值在于归属，个人数据的价值在于安全。

    近10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被纳入各种各样的数据库。这一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技术性数据孤岛的问题。

    万物互联意味着数据的集合，但集合不能够自动解决数据孤岛的问题，甚至会形成数据垄断。例如，互联网电商平台，移动通信运营商，连锁商场、连锁超市、连锁酒店，品牌房地产商和物业管理企业，航空公司、高铁公司、物流公司，学校医院等等都拥有大量的个人数据，而且形成数据孤岛。在这些海量的数据中，部分属于公共数据，更多的属于个人数据。技术性的数据孤岛，当然可以成为数据占有者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但站在国家的立场，这种数据垄断是有可能妨碍公共数据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也有可能因为商业利益或者因为安全疏漏发生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

    我们国家很多法律，包括《网络安全法》、《民法准则》、《电子商务法》都对这些个人信息保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一些具体的法律规范有待进一步明确。例如对于公共数据的界定、归属和管理，对个人隐私数据的界定和商业利用，缺乏细致明确的法律规范。2020年2月，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最近出台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个人金融信息数据保护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制定了个人数据保护的具体规定。不过落实到位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这方面管理的幅度、监管的幅度、要求的严格程度，跟西方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在西方国家，保护隐私不仅仅见于法律，而且成为公民的自觉意识和行为规范。欧盟的《数据保护通用条例》于2018年5月正式生效，被称为最严格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律。条例强调，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有不可动摇的权利，规定数据保护范围涵盖所有直接或间接与自然人相关的个人数据（姓名、身份证号）和敏感数据（种族民族、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健康和性生活等）、数据处理范围涵盖了数据的收集、注册、系统化、存储、调整、使用、披露、传播、提供或者汇集的任何行为。条例订立了新的原则。一是隐私默认，企业收集及处理数据，必须得到数据所有者明确主动的同意；二是数据最小化，限定于约定范围收集和处理数据，不得无故收集或者用作他用；三是数据遗忘权，数据所有者有权要求数据占有者删除涉及本人的所有数据。我个人认为，我国立法和执法的焦点在于：如何平衡数据所有者的权利与数据占有者的利益，如何协调数字经济社会的宏观稳定和微观动力，如何培育公民的自觉意识，并形成企业的行为规范。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不宜照搬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的具体条文。但应该强调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的基本权利，同时借鉴条例提出关于隐私默认、数据最小化、数据遗忘权的原则。

    如何在实现数据共享的同时，保护数据隐私，在提升数据资源价值的同时保护数据安全？一些科研机构正在探讨技术创新保护数据安全的可行路径和解决方案。例如，同盾科技融合运用大数据、AI和密码学技术，开发“知识联邦”系统。这个系统基于数据安全协议，可以利用多个参与方的数据，将散落在不同局域的数据联合起来转换成有价值的知识，同时可以保护数据隐私，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形成一个支持安全多方检索、安全多方计算、安全多方学习、安全多方推理的智能化应用框架。

如何摆脱数字技术的依赖

    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和数字化市场大国，却是软件弱国。从已经普及的电脑、手机到正在深度研发的人工智能、区块链，操作系统、源代码和算法程序的知识产权大多数是美国和日本控制的。

    目前我们中国的区块链代码贡献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我国的区块链专利的申请数量达到2002个，高于美国1076个，居全球首位。但是在区块链底层的核心算法等高强度的技术领域，中国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

    在区块链底层技术上，作为一种技术集成创新，区块链的数据库、P2P对等网络、密码学算法等基础组件技术相对成熟，但集成程度不够高，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新技术还有待完善，据分析区块链技术发展成熟还需要5-10年。

    我们对国外的操作系统和开源程序的广泛应用，势必导致技术依赖风险。2019年11月，美国跟日本达成《数据协定》，原则上禁止国家强迫企业公开源代码和算法。2020年6月12日，被美国商务部列入管制名单的哈工大、哈工程等高校的师生发现，学校购买的来自美国的正版软件MATLAB--—理工科研必备数学软件，被取消激活。

    数字技术的平等是数字经济平等竞争的基石。即使是大国，经济上的闭环运行一般只会降低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经济运行的总体成本，并影响国民消费的品质。但如果在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一旦遭遇大面积封锁，就可能造成经济失速、全球化进程受阻。因此，不仅在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等硬件制造领域，而且在操作系统，核心数字技术等软件开发领域，我国只有补齐短板，才有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   

    首先是在核心硬件领域，我国大型银行的数据中心多年来一直依赖IBM的大型主机，同时大量使用非自主品牌的数据库和存储设备。重要机构应该加快推进IOE替代（IBM服务器，oracle甲骨文数据库，EMG高端存储）。

    在核心软件领域，现在国产的操作系统已有突破。但是像大银行的操作系统、服务器和桌面操作系统基本上还是Window，这是一个我们如何加快替代的领域。

    第二个是企业管理软件。企业管理软件包括技术、人力资源、财务等。现在最好的企业管理软件是德国的SAP系统。SAP系统在中国国有企业里的占有率达一半以上。现在中国也有一些企业正在创建的SAP系统，例如博科，国产替代工作正在进行过程中。还有实时操作系统，它的响应速度特别快，可以达到微秒级，比如说在高铁、在国防、在互联网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优势。在核心软件领域，国产替代的进程要进一步加快。

如何保护万物互联的安全性

    据测算，到2019年，中国物联网的规模是30亿元，到2025年我国物联网营业规模会达到70亿元。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数字链接的社会中，人跟人之间、人和物之间、物跟物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已趋近于零，这会提供更加广泛的便捷性，也会带来更加直接的危险性，构成重大的安全挑战。

    这里说一个故事，大概一周以前，杭州举行了国际软件博览会。博览会上举行了一个补天杯的破解大会。这个破解大会有好几个团队，叫白帽黑客，就是允许参加比赛的黑客来攻击系统。他们攻破了很多系统，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就是最新刚刚上市的iPone12，他们破解了，用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破解。破解以后，机主所有的银行账户、所有的密码全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并且手机所有者所有的行动轨迹也看得清清楚楚，这将对我们整个金融安全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第二个就是智能家居系统，他们通过某一个品牌的智能音箱进入了你的家庭系统，进入了你的电脑，然后他可以控制你家里所有的设备，而且可以把你实验状态下的无人驾驶汽车开走。

    这表明，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安全问题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这里有很多挑战，但也有很多机遇，我感觉在这方面，社会公众好像更关注便捷性和企业竞争力。我们怎么样从系统性的金融安全方面思考，保证我们这些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的安全。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这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有措施很好地解决。

    （编辑  季节）

2019年，我先后赴贵阳、杭州、重庆、成都和北京，就金融大数据的发展和规制进行调研，并与政府有关部门、金融科技公司、头部大数据分析公司、网上银行等进行座谈，就大数据技术与金融结合问题做了一些思考。

大数据金融战略在数字经济时代应被提上日程

当前，以数字化经济和数字化金融引领的浪潮，为方兴未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新机遇。世界各国纷纷通过修法立法的方式保障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并进一步为其提供指引。如，2016年英国全面修改数字经济法并最终通过《数字经济法（2017）》，这是一个促进性的法律，旨在推动英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先进的数字经济国家。

经济和金融的数字化已成为塑造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意义重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金融战略应当被提上日程。

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技术构成了当今金融科技的几个主要要素。我认为，大数据技术是其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中之重。金融数据是对过去的描述，而金融大数据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分析和应用。其中，算法和模型等底层技术和行业规制是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底层技术的绝对优势和完善的监管规制决定着未来谁是引领数字经济时代的主体；另一方面，由于大数据的高延展性，金融风险的传递和感染速度会随之加快，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对传统的监管理念和模式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监管者的角度看，金融与技术结合的本质还是金融，创新值得鼓励，但创新的前提必须是安全可控、金融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创新应以服务实体经济、满足人们对金融服务的有效需求为本。

大数据催生了一些金融新场景

金融普惠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随着大数据等技术在金融机构的逐步渗透，金融机构信息来源更加广泛、信息处理能力更加高效、风险控制更加精准、服务和产品运营成本趋于零边际，使得金融机构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服务成为可能，进而更好地为小微企业、“三农”、低收入人群等“长尾客群”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如，某金融服务公司推出的一款消费贷款产品中，70%的客户是传统银行的“白户”，且其贷款不良率低于传统银行。

To C端转向To B端成为趋势

大数据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业务正在由To C端向To B端的技术输出和解决方案服务发展。目前，已有部分金融科技公司和互联网技术公司正在利用在数据、模型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为工、农、中、建、交以及各种类型的商业银行“量身定做”风控和反欺诈模型。

实现了传统银行服务场景的无缝对接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对传统银行业产生了颠覆性变化。如，银行通过人脸识别、指纹识别、活体检测等新型身份验证方式，能够提高验证效率及验证结果的稳定性，提高账户冒用难度；信贷业务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信贷平台高效分享信息，实施新型放贷业务；清算、结算等精细的传统业务也正在被人工智能取代。

线上金融机构经营模式日趋成熟

以网上银行为例。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网上银行的业务模式和交易方式不断创新，金融交易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和保障。与传统银行相比，网上银行基本实现了“无分支机构、无客户经理、无现金业务、无原生客群、无自有场景、无特殊数据”的“六无”经营模式，基本实现了“秒审”“秒贷”。而上述“六无”中的要素往往被传统银行视为重要资源。

优化宏观审慎监管

大数据的理念和技术手段能够帮助金融监管当局从体量巨大、类型庞杂且彼此关联的微观金融数据中提取系统性风险信息，将未来诸多的不确定性锁定为确定，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预测和审慎监管，从而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

促进“两链”协同，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金融机构应用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搭建开放性底层平台，并根据产业链发展的需要构建数字化平台，实现了产业链和数据链的协同。数字化平台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掌握真实的交易信息，并与各类金融机构合作，为供应链上的各类企业提供融资、贸易、资产交易等金融服务，从而促进供应链产业协同发展，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大数据视野下的金融发展和监管困局

大数据的资产属性和产权归属问题

大数据的资产属性和产权归属是我们在发展数字经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虽然人们对于大数据价值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但在法律层面还未对大数据进行资产的赋权。不确定的大数据产权给各参与主体在数据的采集、存储、共享、使用和交易等环节带来了不可控的风险成本，也为部分企业“钻法律政策空子”“打擦边球”制造了灰色地带。金融数据是数据中的一个较为敏感的数据集合，应用价值更大，应用场景更为广泛，其资产属性和产权归属亟需在法律层面明确。

金融信息与技术安全问题

一是金融信息安全。在设计之初，部分金融大数据基础平台主要考虑在可信的内部网络中使用，但在安全防范方面有所欠缺。金融信息平台上的信息、交易、账户、账户资金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

二是金融科技自身安全。大数据等技术的“公平性”还有待商榷。部分技术本身发展还不够成熟，存在算法“不可解释性”、对数据依赖度高等问题，可能导致结果偏离预期、算法歧视和系统异常等风险。

三是金融科技应用风险。大数据等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存在被不当使用甚至恶意使用的现象，可能导致扩大违法违规行为危害的风险，如“大数据杀熟”等问题已在银行和保险业出现。

四是隐私泄露风险。由于个人隐私的法律边界不清晰，目前，我国数据泄露事件数量持续增长，尤其是“爬虫”“爬媒”等技术的滥用，使得金融消费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金融底层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我国大数据等技术对算法和模型等底层技术的研发还处在起步阶段。调研发现，服务于金融领域的大数据公司的商业模式和算法模型较为单一，应用场景还有局限性。只有少数头部企业在大数据领域的应用创新和专利申请方面有所成就，但在底层技术创新方面还未有重大突破。

“信息孤岛”问题普遍存在

缺乏有效的共享机制。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通过行政力量介入，贵州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数据调度机制，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的数据高效调度管理。尽管有行政力量的介入，但金融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问题还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金融监管部门的智能分析能力和监管能力受到挑战和考验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监管理念和模式构成了大数据等技术发展的主要矛盾。监管部门对于金融新业态的管理意识滞后，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一些新业态在发展的中后期容易异化，如P2P以及相近似的业务。

大数据视野下的金融发展和监管建议

各国纷纷通过立法立规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对金融科技新业态一般采取规制性的做法，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规制性的做法不是立法，而是相当于行业的指引，或者是一个部门规章，目的是给一些合法合规的金融科技公司留有发展的空间。发达国家在立法上的智慧和技巧值得我们借鉴。

对于当前在乱象中发展的金融新业态，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前提下，我们的监管既要体现包容性和适度性，也要避免治理乱象时的“法律真空”和“无法可依”。一方面，不能任由新业态野蛮自由生长；另一方面，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最好不搞“一刀切”政策，否则可能会给大数据分析行业带来重创。

大数据视野下的金融监管着力点

经调研验证，应用场景和行为脱敏应当成为未来监管的主要方向。根据行为监管的理念，对大数据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各种应用场景要有清晰的画像，明确应用边界，以便规范发展，杜绝乱象。同时，要对金融新业态引入智能合约监管。

另外，要严格禁止非持牌机构以任何形式直接从事金融业务。大数据分析公司或互联网机构与持牌金融机构合作时，若合作各方均触及金融业务，则必须持牌。需要压实持牌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的各项责任，并对与持牌金融机构以外包业务形式合作的第三方大数据分析公司制定准入门槛。

强化金融信息保护，明确金融数据使用规则

首先，需要明确个人信息保护范围和边界。在理清和界定个人信息边界的前提下，明确并细化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监管部门必须在“授权、脱敏、最小介入和机器使用”等核心问题上出台可操作性的指引。

其次，在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上，对金融信息进行分层处理，必须明确金融信息的定义和范围。其中，处理好金融数据、敏感数据、重大数据的关系最为值得关切。要严格依法保护重大、敏感的核心信息，若出现泄露则建议直接入刑。对次要或不敏感的金融信息进行分类分层规制。

另外，在实现金融数据“爬虫”“爬媒”技术合法合规方面，关键在于就“爬什么”“如何爬”以及“如何用”这三个问题做出规范。

同时，建立起数据的控制者和处理者之间的“防火墙”。区分数据控制者和数据处理者，要求分包时必须签订书面合同。侵害个人信息时，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立法应进一步提高罚款限额，可借鉴国外经验，加大违法成本。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规定的处罚措施十分严厉：针对第一类侵权行为，处以1000万欧元或企业上财政年度全球营业总额2%罚款（采用孰高原则）；针对第二类侵权行为，处以2000万欧元或企业上财政年度全球营业总额4%的罚款（采用孰高原则）。

用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的刚性确保“技术向善”和“技术中立”

一是加快针对金融数据、征信数据、商业信用数据、政府数据和社会信用数据这五大类数据的法律规则研究，避免在乱象中存在立法真空。

二是明确一个统一的监管部门和职能安排，对金融大数据等新技术进行全面监管。若新技术的应用涉及相关专业领域，可通过部际联席会议或联合公告的形式增强监管部门的融合性及协调性。

三是在行业内积极倡导负责任创新等理念。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中性”的问题，加强制度建设。同时，形成市场监督机制。

四是构建金融数据共享机制，编制金融数据共享规划纲要。借鉴欧盟经验，通过数据共享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市场发展和权益保护的矛盾。在传统金融信用信息基础库建设的基础上，构建由政府、银行、监管当局和征信机构组成的半封闭化的金融数据共享环境，探索打破“数据孤岛”，逐步建立金融数据流转、共享的程序规范和技术标准。

强化监管能力的学习，加大力度引进领军人才，加强底层技术研究

一是通过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倒逼金融领域监管理念变革和思路创新。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主体予以适当的创新空间和激励机制，探索沙盒监管模式。

二是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和机制，引进一批行业领军人才。加强与院校、科研单位的合作，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金融科技交流合作基地。同时，着力于现有队伍的培训和未来科技人才的培养也是当务之急。

三是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加强与第三方大数据分析公司的合作，共同克服技术难点，合力创新金融的底层逻辑和技术。

（编辑  季节）

我从四个方面谈谈我对后疫情及新经济时代的健康产业发展方面的基本认识。

健康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凸显的矛盾

    如果做一个基本判断，可以说，中国在主要的大国中已经率先开启了后疫情时代，也就是从基本控制疫情到完全战胜新冠病毒，使社会继续保持发展。这个阶段是从武汉解封开始划分出来的。虽然现在国内还有一些零星的疫情在不断地困扰社会生活，但是我们毕竟已有相当大的把握进行决定性的局面控制。做到基本控制后，到什么时候可以像消灭天花的威胁一样消灭新冠病毒的威胁，现在还是未知之数，然而其中的趋势还是可以预测的。如果从谨慎乐观的视角看，2022年，防病的疫苗应该可以得到较普遍的应用，从治病的一些有效药物和护理经验的水平提升来说，可以把死亡率进一步压低。在后疫情时代，我国要义无反顾地拥抱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要使得科技创新成为整个防控疫情和经济社会推进现代化的支撑。

    在这个背景之下，健康产业的强烈的社会需求会进一步凸显，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另外，相关的矛盾正明显地在现实生活中凸显出来。一方面，不期而至的疫情大大强化了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意识，由此激发的关于健康的需求客观地需要和产业对接。另外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国人的需求水平升级，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视角看，明显表现在消费的热点和重点，已经从最初重点解决基本的“吃穿用”，升级为大众越来越多的“住行学”需求，即需要解决住房、出行以及人力资本培育方面的学习培训，再进而升级为现在的“医养娱”，即需要更高水平的医疗，更好的养生、养老，还有生活中需要更有艺术情趣和更好的娱乐等。

中央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是，我们要通过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断提高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在实际生活中，这一矛盾的紧迫性，更多地体现在要解决健康产业领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和有效供给的不充分问题。

    所谓不充分将永远存在，关键是中国现在突出的矛盾和挑战，是由结构的不平衡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引出的。例如健康产业，并不能够覆盖所有健康方面的有效供给，当然有些是非产业的部分，在市场经济环境之下，“托底”的非市场部分如果能够把非市场部分托到位，那么在“托底”以上部分的产业发展，是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

健康产业的发展格局和短缺性

我认为，健康产业是当下中国不多的短缺领域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体上已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但仍可看到供需现象上的一些纠结。例如，中国老百姓所要求的“医养娱”，首先这个医疗有一个前端的预防（防病）和疾病早期发现这种迫切要求，所以近些年来“体检”产业得到很大发展，早已出现产业化的特征，但仍供不应求。据我观察，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有“寡头垄断”现象，有几个已成名的体检系统，现场看到的就是拥堵、短缺，在网上预约得等20天甚至一个月。医院体检的供给能力虽然在提升，但跟不上社会需求，而且体检还主要是在城镇区域发展。其实，农村区域并不是没有这种需求，主要是有效供给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层面。我国14亿人，现在能够到慈铭、爱康等体检机构去接受系统体检的还是少数，以后还要给更多的人提供这样的条件。

医疗适度产业化的探索，提到“治病”概念下的“医改”，那就更令人纠结了。医改是全世界的难题，在中国到底如何把它处理好，虽已有几十年的探索，也总结了很多模式或经验，但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模式，还要继续探索，要继续解决现在大家看到的“就医难”、“ 看病贵”等问题。中国高水平医疗的短缺情况是毋庸讳言的：老百姓看病的时候碰到的基本情况就是，口碑好的医疗机构要排长队，不得已要找“黄牛”去解决挂号的问题。由此产生相关治理上面的挑战——怎么样能够减少一些没有挂号经验的人被这种“黄牛”的盘剥。有条件的人到国外去寻求就医。国内也有一些“强制替代”，在挂号的场合会有很多人游说，你这边号排不上，干脆到我们医院去，我们那里有什么神医，有什么特别的解决办法，有什么妙方诀窍……网上更是有很多的骗子。这些现象都表明高质量医疗资源的短缺。从适应社会需求和民众诉求的优化要领来看，我认为值得进一步去探讨：

    第一，发展健康产业的前提是要有一个非市场机制为主的托底，政府要牵头把它做好。即使最弱势的群体也应该有基本医疗保障，在托底这个基础上，则要有健康适度的医养的市场化。有的同志主张，整个医疗系统应该由国家包起来，国家可以把别的事情减少一点，出钱把整个医疗服务系统改为全民免费医疗，那就是美好生活。这个主张恐怕过于简单化了。这里还不是简单的国家有多少公共资源可用的问题，而是涉及这个系统和机制是不是健康和可持续的问题。比如曾经报道的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据我了解，它确实有某种公共服务升级的引领意义和作用，但是后面跟着的小病大养、住院不肯出院等等问题怎么解决？如果把这类矛盾放大到全国，这个机制就不是好的机制，在肯定它有可取之处的同时，还必须考虑这个机制的可持续问题。所以，还是要有适度的医养市场化。在产业概念上，它要有一种权责利的机制来约束，又有激励又有约束，还是要跟市场兼容和对接。

    第二，要处理好有节制和低比重的医养官场化。我认为，任何经济体在医养方面都不可能没有一些官场化。你看看英国首相、美国总统得了病，得到的是什么医疗待遇？那就是官场的配套条件，得承认还必须有这样的条件。但在中国要解决的是怎么样合理节制，有些体制内的同志退下来以后，直率地抨击过多医疗资源用到了政府内部高端人员的医护上面，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好？并不是完全取消官场化，但是它需要有节制，需要有合理的低比重。

    第三，要推进有内生动力的医养健康产业的专业化和高水平化。不必讳言，既然对接市场机制，就有一定的竞争，竞争会产生内在的动力，让大家在提高专业化水平方面去对接最高水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化的情况，国外的信息也是一种很好的引领，我们自己内部应该有一种健康向上的机制，所有的医护人员在医疗和护理方面，还有养生养老产业的从业人员在服务方面，如何提高专业化水平的内在动机，以及这种动机的可持续。

    第四，积极促进医养和健康产业的发展，一定要对接到中国必须走通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或者理解为城乡要一体化、互补化。从实际的客观条件看，也有这样的物质上的一些必要性。我们现在很多的医疗、养生场景并不限于城镇区域，特别是康养，很多是在农村区域，在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很好对接。

    让健康产业发展插上高新科技和数字经济的翅膀

最近我听到一些案例。一个是5G应用场景之一的远程医疗高端手术，现在已经有具体的案例，是相当成功的，时延仅1毫秒，那等于同步可以做。在几千公里之外，由高水平的医生完成偏远地区过去完全不可能做的手术，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另外，有大数据分析支持的医养专业水平，提升了很多现在有可能的对于特定疾病、特定人群所形成的特定方案。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锁定具体到这个人的基于一系列数据分析以后的所谓最佳方案，或者至少是次优方案，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疗水平的提升，是由数据分析支持达到的新的境界。还有，就是可能有突破性的植入芯片的医疗、康复、养护的新模式和新境界。比如原来有些残疾人，现在用这种植入芯片等方式，恢复他的一些功能，造福这些人群，现在这种最新科技的贡献，当然就非常值得称道。

    第一个视角，“两新一重”的建设。我觉得支撑这种最新进展的科技手段，一定要连接到中央现在特别强调的有效投融资之中。“两新一重”的建设和健康产业数字化的结合，是从新基建入手，将会使我们国家的数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5G、产业互联网等等的硬件支撑迈上新的台阶，进而可以使我们的研发和运行进步更快。不必讳言，数字经济时代是硅谷引领潮流的，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原创技术是跟随人家的。如果我们的新基建做得好，在若干年内有可能在中国支持研发投入的情况下跟上来，技术、软件原创的一些东西，也可能在中国出现。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努力争取的。新基建就是一个底座，是一个基础设施的体系，从而支撑我们在数字经济时代站上几个制高点。当然，它也要支持整个全局中的数字经济体系的运行。

    第二个视角，就是新型城镇化，这可以使我们的医养小镇、医养园区、健康产业开发区等等得到蓬勃发展。所谓“城乡一体化”，意味着不是只把眼光全都聚焦到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也可以在中小城镇及周边乡村的范围和视野之内，做很多连片开发或者综合开发的事情，以中心区对接乡村这个腹地，在这个方面可以相得益彰。

    第三个视角，就是传统基建的架桥修路、各种公用设施、水系整治、绿化带建设等等。与健康产业、医养区域的共同开发，这将形成良性互动和综合配套。包括政策性融资，在健康产业发展中也不可或缺。我认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机制创新，有浓厚的政策色彩，它做的事情，过去一直是政府牵头的准公共产品概念之下的相关基础设施，但是因为多少可以跟市场兼容和对接，就打开了这个新天地，政府少出钱，更多的资金由体制外的非政府企业主体调动积极性以后来筹集，是以伙伴关系的方式形成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1+1+1>3”的这种绩效提升机制，既是融资模式创新，又是管理模式创新，融合在一起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向的治理模式创新。

显然PPP机制是要跟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有机结合的。我们很多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引导的重点，要体现在PPP的项目建设中。这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就是我们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团队特别看重的“守正出奇”，这个概念我觉得跟中央所说的“守正创新”是对接的。要守市场经济之正，还要知道市场有缺陷、有失灵的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在常规发展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机制上面，合理地加上创新出奇、支撑超常规发展这样的特色，和我们由此形成的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可持续的势头。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调整到中高速，在大的经济体里仍然是高速增长，如果我们能在5%-6%的中高速区间运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将继续明显缩小和美国的距离，而且最终先在总量上超过它。美国经济增长最理想的速度充其量接近3%，这已经被大量经验数据证明。我们如处理得好，“新常态”仍在中高速的平台上，关键就是要质量提升。而守正出奇主要是通过结构优化，在保障中高速的状态下，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经济将起到创新的龙头作用，一定要跟上硅谷开启的这个潮流，紧抓不放。如果说高端芯片是我们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展中被“卡脖子”的方面，那么现在看得非常清楚，只有“华山一条路”，必须以“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要丢掉一切幻想，不管是五年还是六年还是八年，这个关口是一定要攻破的。

    健康产业发展和需求侧改革相联结

2020年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效能。我的理解，中央提出的“需求侧改革”，是和我们继续扩大内需、释放需求潜力、注重内循环为主体相关制度安排的优化变革，它的关键就在于 “打通堵点”。这绝不是有人臆想的所谓风向变了。基本精神是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把需求侧改革也体现在中央所要求的系统性思维里，在新的统筹协调高质量发展时期，要更多注重以系统论思维来指导我们的全局工作。

我觉得，需求侧改革和健康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还是要以消除堵点为关键来考虑，至少有如下三个角度，就是消费、投资、出口，形成一个“三驾马车”动力机制。对这个已经结构化的“三驾马车”的认知、处理必须延伸，在供给侧处理好、解决好更复杂的整个供给体系结构优化的问题。

    首先，从需求侧的视角来看，在与健康产业相关的改革中，率先是要消除医疗保健、养生养老相关的消费需求的堵点，一大突出问题是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而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涉及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托好底，而且使中产阶层也减少焦虑，使老百姓在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当期更敢花钱，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这将涉及对消除堵点非常重要的相关制度安排。当然，还要同时有托底的事情，抚恤、救济、弱势群体的低保等，都是在托底这个层面首先要解决好的。

    第二，消除和健康产业发展相关的投资需求的堵点，对接有效投融资的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中信在城市运营建设中提出“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我也高度认同。因为要看清楚在国土开发、不动产开发这个领域里，绝对不是可以依靠微观的、基层的主体以试错来形成所谓的结构优化。现代经济反复证明，国土开发、不动产开发一旦布局错了，你要再纠错成本极高，甚至基本不可能。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就要首先体现在中国能不能在全球形成更高水平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这种要政府牵头来做的顶层设计。现已形成的很多概念，显然都对此无法回避。比如说“海绵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还有“综合管廊”等国家建设项目，它们需要标准化的系统，需要有关方面使之对接到可操作层面。我曾经建议，现在国家管理部门应该做出一种硬性的规定，根据专业化标准体系，所有新建的区域，必须按照“综合管廊”要求来做，虽然投资可能要增加很大一部分，但这是国家长远发展、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中必须规定下来的事情。据我所知，目前有关管理部门尚未有清晰的态度。“海绵城市”也是这个道理。“海绵城市”实际上与“综合管廊”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表面看主要都是在地下的体系，它既需要是“海绵城市”的，又需要是“综合管廊”的，必须是以“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来解决的问题。把这个事情解决好了，堵点消除了，有效投融资的需求会非常明显地涌现出来。

还有PPP的规范化。2014年以后，李克强总理多次督办，两大部门已经把这个事情推到了高潮，以后又合乎逻辑地往下稳一稳，现在特别迫切地需要把PPP推到新一轮更健康发展的状态。所谓PPP的规范化，就是法治化、专业化、阳光化。不过，关于PPP的立法一再拖期，已经说了几年的“条例”也仍没有出台。这也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至少要有一个较为规范的法治化环境，才能解除企业这方面的很多疑虑。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失信，也是企业在投资中顾虑重重的一个现实问题。

    我们已经有PPP这方面非常好的运作。我曾专门调研过中信城市运营在汕头做的168平方公里连片开发，这种大手笔在中国太宝贵了，我认为一定要配上法治化、专业化和阳光化这些机制，使我们投融资的有效需求消除堵点。

第三，在外贸方面，我们要消除与医养和健康产业相关的外贸出口需求的堵点，使双循环更好地相互促进，以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落实到运行层面。比如涉及外向型的医养园区的规划，博鳌将要建设的外交医养园区，可以把它嵌入打造全球最大体量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如果规划得好，这方面的双循环需求的互动就会跟着活跃起来。还有在出口方面的信息服务，行业协会和贸易商会穿针引线的协调机制等等，我们已有一些初步的经验，但是一定还要把它进一步总结好，并把这些经验推广好、运用好。

（编辑 季节） 

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拜登当选第46届美国总统。有理由相信，美国内政与外交政策都会有所调整。中美关系在经历了充满不确定、疾风骤雨式的特朗普周期后，目前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特朗普遗产：美国分裂、疫情失控与萧条迫近

    在4年短暂的执政期中，特朗普狼奔豕突、反建制、反主流，四处出击、广泛树敌，把内政与外交搞得一塌糊涂。如今盘点，面临分裂与混乱的美国、失控的疫情和日益迫近的经济大萧条，成为特朗普给美国留下的遗产。

大选展示美国的深刻裂痕

当选总统拜登自豪地说，他得到了7400万美国人的选票，是美国历史上得票最多的当选总统。同时需要看到的是，特朗普获得了7300万张选票，是获得选票最多的败选总统。7300万人对7400万人，这近乎5:5的对立，构成了美国政治分裂的民意基础。从地图上看，东西部城市的蓝色地区与美国中部的红色地区形成一条以财富为界线的裂痕，象征美国内部斗争的极化景象。在红与蓝的对立背后，存在着城市与乡村、城里人与乡下人、年轻人与老年人、白人与有色人种、穷人与富豪、靠全球化生存的白领与靠本土就业的蓝领和“红脖”之间的深刻矛盾与尖锐对立。经济基础的巨大裂痕，引起了建立在其上的美国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这就导致了在大选中本土红与全球蓝的尖锐撕裂。大选之后，美国需要疗伤，弥合其社会的巨大分歧，政府才能获得稳定施政的基础。

已经失控的疫情

白宫办公室主任在回应记者采访时宣称，特朗普政府已经放弃了对疫情的控制政策。目前美国的疫情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截止到11月14日，美国累计确诊1106万人，累计死亡25万人。从11月4日起，连续10天日新增确诊患者人数超过10万人。是目前全球新冠病例确诊最多、病亡最多的国家。

失去控制的疫情，对美国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和破坏。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进而又导致了以种族矛盾为焦点的社会危机、并触发了危及宪制的政治危机，一系列危机的叠加对美国机体造成了共振性破坏。在疫情失控情况下的复工和持续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又导致暴发新一波疫情，“让美国再次病倒”（Make America Sick Again）。疫情给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连锁性、叠加性的破坏，导致美国综合国力的加速衰落，使美国社会遭受严重的冲击。

疫情大萧条日益迫近

疫情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各项经济运行指标出现断崖式下跌，有可能导致疫情大萧条。美联储祭出史无前例的举措，美国政府推出救援计划，只是勉强稳住了暴跌的股市，却难以改变金融市场紊乱、实体经济下滑和服务业停摆的局面。制造业指数、工业产值环比、设备利用率、零售销售环比等经济指标均出现大幅下滑，剧增的失业人口已经赶上了大萧条时代的水平。美联储发布的褐皮书报告称，美国所有地区的经济活动在陡然地急剧萎缩。高盛预计，美国经济将衰退34%，冠状病毒大流行已经使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美银美林认为，疫情蔓延将导致美国企业被迫大规模关门，美国经济恐陷入“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摩根斯坦利预计，美国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收缩5.5%，为1946年以来最大降幅。据统计，标普500指数报告美国2020年以来11个行业中有10个净利润率同比下降。许多机构估计，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美国经济可能会经历数年的经济大萧条。

多位华尔街金融家已经发出了有关美国进入经济萧条的警告。分析预计，或将有23万亿美元的国际资金将陆续从美国市场撤离。罗杰斯称，“美国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将来临，美国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国”， “下一次金融危机可能比我们今年看到的还要严重，这肯定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

美国国税局预测，美国就业岗位减少的局面可能会持续数年，美国经济复苏前景十分悲观，萧条或将持续至2027年。

内政优先：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

社会对立、疫情冲击和经济下滑，是摆在美国当选总统目前最紧迫的三大内政问题。如何处理特朗普留下的烂摊子，是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

一是稳定政局减少对抗。美国社会的分裂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人一时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拜登所要做的，是缓解社会对抗，避免大规模冲突。正因此，拜登在胜选演讲中强调，我虽然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我现在是美国的总统。我看到的没有红州、没有蓝州，我看到的只有美国。选举尘埃未落，拜登就开始着手弥合被大选进一步撕裂的美国。然而，由于特朗普不肯承认败选，还在努力煽动支持他的7300万选民积极抗争，为赢得“公正的选举”努力。如果这种抗争长期化，将进一步激化红蓝对立，导致更持久的社会对抗。

二是努力控制疫情。自11月3日大选投票日后，美国确诊新冠患者人数激增，连续10天日增超10万，其中两天超过15万人，11月13日更是达到18万人。严峻的疫情形势，迫使拜登将控制疫情放在优先事项的首位。据11月8日拜登成立的“过渡网站”发布，新总统任期的四大优先事项，包括应对新冠疫情、促进经济复苏、恢复种族平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11月9日，拜登组建“新冠疫情过渡顾问小组”，并任命了12名专家和研究者。同时还宣布，将制定“拜登-哈里斯新冠计划”，在明年1月上任第一天付诸实施。

三是稳住经济。在社会动荡不安和疫情加剧的情况下，美国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为了扭转经济颓势，拜登政府将会加大支持财政刺激计划，并推动基建、科技、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拜登计划对气候和环境投资1.7万亿美元。据预测，如参议院仍在共和党控制下，政府将可能推出1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如民主党能够控制参议院，政府刺激计划将达到2万亿美元。拜登将提高富人和大企业的税收，增收资本利得税，为美国工作家庭提供税收减免。

为促进经济复苏，拜登计划将“向州、地方政府提供所需的援助，以免教育工作者、消防员和其他重要工作者被解雇”，并将“扩大新冠危机保险的覆盖范围，以帮助那些失业的人”。在就业方面，拜登将扩大短期补偿规模，挽救工作岗位。采取提高最低时薪，为家庭、小企业和社区提供即时救济、扩展失业保险，调动美国企业制造和创新提供新就业机会。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与走势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美国新政府对外政策将根据美国内政的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从目前的已有信息和情况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与政策将会做出调整，形成与民主党理念和全球战略配套的对华战略框架。其主要包括：

1、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遏制中国发展以巩固美国全球领导者的地位，是美国两党政治精英的共识。拜登在选举前发表文章、在大选中接受采访时多次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拜登及团队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不会是奥巴马政府早期的“伙伴”或“利益攸关方”，也不会是特朗普政府后期的“敌手”，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竞争对手”。

2、对华战略的基调：“遏制为主、接触为辅”。拜登团队对中美关系恶化的看法，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放弃了克制政策，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因此，美国必须改变对华“接触”战略，要对中国的“掠夺式发展”和“外交扩张主义”予以坚决地遏制。基于中国长期发展对美国带来了全面挑战，加之目前美国社会反华情绪高涨，拜登政府将不会全面重置（reset）已严重恶化的美中关系。拜登会在保持“遏制为主”的基调下，在抗击疫情、恢复经济、维持人文交流等美方迫切需要中国帮助的方面进行有限的接触，既作为博弈手段，也争取获取实际利益。

3、继续与中国展开全方位、多领域的竞争。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是美国不允许中国继续发展以威胁其全球霸权地位。因而，拜登主导的中美战略竞争与特朗普时期一样，也同样会在全方位、多领域展开，而且可能表现得更加强硬。

4、对华竞争将延续的全政府方针。拜登政府未必完全照搬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方针》，但有可能吸收其有效部分。其中最有可能的是延续其对华的“全政府方针”，以协调政府各部门对华政策和行动，提高对华竞争的效率。拜登政府可能会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使用特朗普现有“已设定桌子”的元素作为自己的工具，追求新政府的目标。拜登政府会系统化、多边化地使用另一些工具，寻求与日本和欧盟协调，在商业和安全问题上联合对付中国，包括投资审查，在自由航行和贸易等方面制定规范、标准和规则。

5、推进有选择的部分脱钩。拜登最信任的外交政策顾问布林肯认为，中美彻底脱钩是“不现实”，也是“彻底有害的”。从一些智库的建议来看，拜登政府可能采取有选择的部分脱钩，主要是在高技术产业方面。

6、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拜登曾经是投票赞成“台湾关系法”的初始参议员之一，他习惯在中美关系中打台湾牌。近年来，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通过多项“涉台”法案，民主党在大选前修改其党纲，删除了“一个中国”原则。拜登外交政策顾问把台海局势的紧张归结于中国大陆。从以往拜登对台政策表述中可以认为，拜登对台政策的目标将是维持台海现状。他曾表示，若台湾宣布独立挑起战争，美国就不该出手相助。利用台湾而不被台湾所利用，这应该是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底线。

7、运用人权大棒全面打压中国。人权问题一定会是拜登政府攻击中国的重要武器。近期美国最有可能做的，是拉拢西方国家，利用新疆问题向中国发难；他们将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力图给中国带上“种族清洗”的帽子，借机推动各种制裁活动，遏制中国的发展。拜登政府也可能支持达赖集团在美国的政治活动，对西藏问题进行干预。香港是美国推动亚洲颜色革命的重要基地，《香港国安法》颁发后，重挫了美国在香港的政治势力，拜登上台后不会放弃对香港的干预。香港与新疆、西藏等问题都会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

8、积极构建反华遏华的“民主国家联盟”。拜登长期担任美国参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主张美国积极发挥全球领导者的作用。他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表示，“我若当选总统，将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他宣称，在执政第一年，美国将组织主办一次全球民主峰会，以重振“自由世界”各国精神和共同愿景；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及其盟友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使“自由世界”国家能够获得中国无法忽视的影响力和全球事务的塑造能力。

9、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威慑。民主党政府历来有对外动武的传统，事实上，在奥巴马-拜登时期，美国发起了多次对外战争和军事行动。因而有评论指出，拜登有可能成为新一位的“战争总统”，在拜登团队中也有极端鹰派，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美国仍会依仗其军力优势、保持并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中美之间发生局部性、低烈度的混合型战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中美关系未来可能走势

综合目前的各种信息，我们有理由相信，拜登政府有可能调整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阻止中美关系走向无底线的恶化。同时，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不应期待中美关系在短期内就发生重大改善。

其一，难以摆脱的特朗普遗产。特朗普政府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对华采取全政府方针实施全面打压，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的基础。面对特朗普的反华遗产，拜登肯定不会照单全收，但也存有机会主义的想法，会利用特朗普打下的博弈空间与中国进行新一轮的战略竞争。

其二，美国内政问题的制约。恢复美国团结、控制疫情和稳定经济是拜登政府面对的紧迫问题。批评中国、打压中国可强化渲染外部威胁，对团结美国内部有正面作用，因此拜登不会把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自身紧迫任务。但是，美国要控制疫情和稳定经济，则离不开中国的配合支持。这就使得拜登在对华关系上必须保持平衡，至少要阻止中美关系的继续下滑，以换取中国对其实现内政目标的支持。

其三，外交团队对华政策理念和目标的导向。拜登外交团队的骨干人物把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基本归结于中国的“不克制”和“扩张主义经济政策”，认为“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对中国要采取遏制政策。

其四，美国国力的制约。能够干什么，对于想要干什么是最基础的制约。相信拜登政府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力是不足以支撑彻底打垮中国的目标。其对华政策和战略目标，应与其实力相匹配。

其五，世界格局的变化。拜登十分重视团结盟国，一再表示会通过结成民主国家同盟来组团制约中国。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力量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国家不愿意按照美国的意愿选边站。11月15日，RCEP的正式签约标志着东盟主导、中日韩澳新等15国参加的世界最大的自贸区启动。可以预见，美国要组团遏制中国发展的做法，越来越难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

其六，美国国会法案的影响。近年来，美国国会通过了12个涉华法案。这些法案与总统行政令不同，具有超越行政当局任期和权力之上的约束力。国会的这些法案，对拜登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形成了重要制约，限制了行政部门的权力。特别是如果由共和党继续控制参议院，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调整的自由度上将大受影响。

其七，中国的意愿、能力与行为。中国对美政策和行动，对美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实际上，两国政策具有相互塑造的能力。如果拜登政府决心对特朗普对华政策改弦易辙，释放善意、表现出行为的可预见性，中方也会相向而行，双方政策将实现建设性互动、保持稳定性，无疑有利于中美关系的逐步改善。

可以预见，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受内外多种因素制约的复杂决策，难以一蹴而就、一键重启。我们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不应抱有过高、过急的期待，而应保持耐心和定力。从目前已知的信息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有可能出现以下趋势。

一是内政优先，对华政策服从并服务于内政。外交服从并服务于内政。就任初期，拜登政府会集中精力和资源解决美国内部问题，在对华政策有可能出现1-2年相对缓和的空窗期。在内政的制约下，拜登政府会倾向对中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根据美国内政和利益的需求，去塑造中美关系。

二是降低对抗保持遏制。从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角度衡量，中国就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把中国当作敌人，并挑起走向失控的中美对抗；新当选政府可能会调整对华策略，但仍会坚持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采取以遏制为主的对华战略。

三是中美战略竞争将长期化。从现在起到2049年，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30年，也是中美综合国力发生交错的30年。中美战略博弈与竞争，将贯穿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全过程。

四是寻求中美的竞争性共处。美国较为理性的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靠强力打压、完全遏制中国的发展，是无法实现的政治目标。他们提出通过与中国的“稳定竞争”，阻滞中国发展，减缓美国衰落，更持久的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

五是中美有可能共同塑造未来的中美关系。长期以来，美国是中美关系的主导方，是中美矛盾的主要制造者。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特别是在抗击疫情、恢复经济中的优异表现，使拜登政府在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中更需要与中国合作，这无疑增加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塑造能力。未来的中美关系，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去塑造。

（编辑 季节）

即将过去的2020年，注定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为阻断疫情，各国采取防范措施，被迫暂停或封锁经济，引发一系列问题、矛盾甚至冲突，不但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亦极大地考验着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甚至对全球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安全格局深刻调整，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数字化浪潮给金融业带来巨大挑战

在抗击疫情中，迅速崛起的数字经济成为全球防疫的重要武器，不但帮助我们取得了武汉保卫战的伟大胜利，并在后期的疫情防控中展现了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疫情期间全面向生活、生产的各领域加速渗透，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又成为了抵御全球经济衰退、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引擎。万物互联、万物数字化的变革浪潮正推动人类社会从互联网时代向数字化时代升级。

全球金融业在疫情冲击和数字化浪潮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此次疫情加快了数字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加速了金融数字化转型。而数字经济的崛起也为金融业带来了新机遇。大量的新基建、新产业、新业态的投融资需求不断涌现。新的经济模式呼唤新的金融服务形式，其中，金融科技是新金融的典型代表，是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是驱动现代金融业升级换代的重要引擎。金融科技的开发和运用，将会是未来衡量传统金融机构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数据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也为金融业带来重大变革。“上云用数赋智”已成为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的“必选项”。借助于强大的网络和算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为金融业带来大量业务革新，使得金融服务更快、更广、更便捷、更精准。

疫情和数字化浪潮也给金融业带来巨大挑战。疫情造成的经济下滑冲击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各国大多通过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暂时稳住了金融市场，但其负作用将长期影响全球经济金融体系。而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重塑，使得依赖关键核心技术的数字金融科技系统的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在数字化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在数字化拓宽金融范围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危险性；在数字化创新金融模式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在数字化带来新业务的同时，也对金融业提出了新要求。

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加强风险防范

在当前全球复杂而多变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全球金融治理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在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的同时加强风险防范。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同时它也依赖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金融必须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当前，我国金融业要服务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大力支持科技创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将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资本是关系到当下和长远发展的重要命题，而信用是实现从财富到资本转化的关键要素，也是金融的基础。信用不牢金融不稳。不管是互联网金融还是数字金融，其本质都是金融，都要遵循金融的规律，要以合法合规、健康良好的信用为基础。当前金融治理要扎实做好国家、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守好每个环节的信用，金融体系就不会出大问题。要加快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好数字技术服务和监管数字金融。同时，要积极推动债务信用升级为股权信用，乃至尚未出现的国际股权信用来支持科技创新和跨国合作，特别是数字科技的创新与合作，这有利于维护各国金融系统的安全。

当前，我们要坚持金融创新与加强监管并重，坚持守牢底线，维护金融稳定。金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金融的新业态层出不穷，在提高效率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金融风险不断放大。要在鼓励金融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扩大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能力之间寻求平衡。要加强基础性、制度性建设，监管与金融机构要提升科技和数字经济的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要积极发展金融监管科技，利用创新技术升级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推进数据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孤岛，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防范风险方面的应用；这些需要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科技企业携手努力，密切配合。

病毒无国籍，疫情无国界。同样，在全球经济金融已深度融合的今天，金融风险的蝴蝶效应理论已得到了证实。这次疫情的发生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而纵观人类历史上数次大的疫情，尽早、尽责的隔离防治是阻断疫情的有效手段。国际社会应该携起手来，守望相助，共同应对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而不是“任其私心”，笃信“本国优先”，更不能轻启所谓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威胁手段。不管是全球疫情防控还是全球金融治理，尽责监管、积极合作、先进科技是全世界一致努力的方向。

（编辑  季节）

最近几年，ofo，蛋壳公寓，e租宝……不管是做房产中介，还是共享单车，或是做纯投资的P2P，一旦涉及互联网金融模式，只要爆雷就会遇到很大问题。因为互联网延伸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我们随手拿起手机就能够接入互联网，并可能成为其用户，那么风险就会放大，一旦爆雷，破坏性就会很强，并且波及人数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这不得不让我们警惕，如果有一天，一家规模比上面几家公司还要大的涉及“互联网金融”的公司，用户规模是几千万人、几亿人，如果一旦爆雷了，那对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什么后果？这个破坏性和烈度简直难以想象。

老老实实搞制造业更好

制造业企业员工能超过一万就很大了，例如一家规模一万人的大型制造厂破产了、烂尾了，影响的是这家企业的员工，以及部分对这家企业依赖性高的供应商、渠道和客户，范围通常也就是几千人几万人，而且这一万名员工至少曾经拿到了工资。这些企业就算破产了还能留下土地、厂房、生产设备、技术专利、库存产品和原材料，更重要的是有一批技术人才，这些人到其他企业还可以继续创造财富。

最近在说半导体行业盲目投资，而武汉弘芯总是被拿出来当典型案例。跟蛋壳比起来，弘芯还没有量产，烂尾并没有影响到消费者。由于还在建设期，员工人数也很少，估计就几百人，这跟蛋壳公寓波及的人数一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弘芯的投资者当然在资金上有损失，但是这类制造业的投资绝大部分是投在土地、厂房和设备上。

我看了不同券商做的研究报告，一般认为晶圆制造厂的投资，70%-80%左右是在生产设备上面，虽然数据未必精确，但也能说明设备投资的量级。这种实物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拿去搞财务投资不是一个概念。

    假如华为这样的国内顶级制造业企业万一倒下了，华为的员工、部分供应商和渠道客户等规模几十万人，当然会受到影响，也是中国的重大损失，会损失大量税收。但是作为制造业企业，它至少还能留下一笔很丰厚的遗产，有大量经验丰富、掌握全球一流技术的研发工程师和技术人才，以及大批具备海外市场拓展经验的国际化管理和营销人才，他们脑子里面最有价值的知识还在，不仅可以想办法再就业，或许还能打造出不少华为系的创业公司，就跟目前在工业自动化和电源领域大批华为员工创办的企业一样。不仅如此，华为还能留下海量的技术专利和基础研究储备，国际水准的实验室和生产设备……当然了，还有遍布全国的办公基地。设想一下，如果一家用户规模同样是几亿人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倒下了，能给中国留下什么？制造业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上百年，政府监管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不像互联网金融还是个比较新的东西，政府监管体系还需要发展完善。

我们对制造业的投资太少了

我国对中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太少了，这些领域是我们要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发展的关键领域。台湾是世界级的半导体加工基地，台积电召开的2020年第三季财报法说会上，公司总裁魏哲家表示2020年公司资本支出将达170亿美元，折1173亿元人民币（按2020年平均汇率6.9）。这只是台积电一家，台湾还有联电、力晶、世界先进、稳懋等半导体晶圆制造厂的投资。

与此同时，2020年11月中国大陆的集成电路制造厂中芯国际发布第三季度财报，由于受美国出口管制的影响，对于2020年资本开支，中芯国际计划从67亿美元下行到59亿美元，只是台积电的三分之一。

国内互联网经常报道某地某个芯片制造项目又投资几百亿、几千亿元，这类新闻非常多，给人一种似乎我国对芯片项目投资金额非常大，已经碾压全球其他地区的印象。其实这些项目很多只是一个框架、意向，金额也是指未来多年的累计金额，真正落地的比例极低。

别的不说，国内芯片工厂到现在为止也就是中芯国际、华虹、华润微、士兰微、积塔半导体、粤芯半导体、长江存储、长鑫存储等不到10家企业真正有能力量产，芯片代工厂产能能够进入全球前十的仅有中芯国际和华虹两家。如果把IDM厂也算进来，那我们只有中芯国际一家在全球前十位。

在2016年之后，中国大陆新成立并且开始量产的有长江存储、长鑫存储、积塔、粤芯4家企业，积塔预计今年年底开始量产，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国内半导体制造不是过剩，相反是极为稀缺。半导体是中国现在进口的第一大商品，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种类，比石油进口金额更高。按照当前的投资扩产和技术升级速度，到2030年以后，我们依然要大量进口芯片。

目前台湾竟然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大进口逆差来源，其背后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台湾的芯片制造能力极强，是全球芯片产能最高的地区。韩国也是我国一大进口来源，其中存储器为核心的半导体占了很高的比重。

集成电路大基金一期带来巨大回报

2014年我国成立了集成电路大基金一期，极大地带动了资本市场对国产半导体产业链核心企业的投入，促成了长江存储、长鑫存储，也极大地促进了产业链上各企业的大发展。这也带来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回报。

第一是财务上的收益。国家大基金一期于2014年启动，初始计划投入规模1200亿元，实际投入规模1387亿元，累计投资项目70余个，主要股东来自于国家出资。其中涉及A股市场投入方式有二级市场买入、参与定增、IPO前增资、协议转让等4种。

截至2019年年底，国家大基金共投资购买A股20只，初始投入金额测算为308亿元左右。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在2018年对中兴、2019年对华为发动了芯片战争，导致国内半导体资本市场暴热。大基金手里持有的A股市值，以2020年5月底的价格测算，已经超过800亿元，浮盈接近500亿元，浮盈高达1.6倍。不仅如此，大基金在港股中芯国际与华宏半导体也有一倍以上的收益。以上只是A股和H股的收益，还不算大基金持有的未上市公司的股权的收益。

投资半导体制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高利润，甚至可以说是暴利。当初大基金大量投资国产半导体产业的时候，谁能想到美国政府后来会以芯片作为科技战武器呢？又怎么能想到中国芯片资本市场因此而大热呢？如果这笔钱当初用在了别的领域，还能获得如此惊人的获利回报吗？

第二个是战略上的收益。由于大基金的投资涉及芯片设计、制造、封测、设备、材料、EDA等所有环节，到2020年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尤其是在制造部分投入主要的金额（占比为67%），而制造部分恰好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目前最为薄弱的部分。

我认为，要想推动上游的国产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加快实现国产化，唯一的道路就是搭建大规模的国产半导体生产线，也就是必须为国产装备和材料开辟本土市场。不要指望日韩欧美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工厂来验证和使用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只有在个别领域推进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极少数厂家才可能有机会。

在华为受到制裁之后，目前国内各界对28nm节点所需要的主要半导体生产设备和材料反复进行分析，在2022-2023年完成28nm产线国产化不再是绝不可能的任务，国产28nm工艺节点光刻机有望在2021-2022年完成产线量产验证。这将夺回一定的科技战主动权，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华为，增加了华为生存的希望。

如果没有大基金累计投资的1387亿元人民币，及其带动的总计数千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大大加速了国产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那么今天中国半导体产业链的水平就会再倒退几年，在未来几年内搞出28nm国产化产业链将毫无希望，华为生存或者说保持技术领先的希望和概率将会大大降低，要知道华为可是规模达到8000多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制造巨无霸。这是大基金带动对国产半导体产业链高强度投资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战略收益。

投资到制造业补短板将会长远受益

以上两点回报，我相信都是2014年决定大基金上马的时候想不到的，应该说得到这个收益已经超出了预期。中国制造现在的短板还很多，和国外技术差距较大的领域也还有很多，但是投资到这些领域，才会有巨大的机会，并且有超出预期的收益。我个人认为，集成电路大基金是过去10年我国最为成功、最有意义的国家产业投资项目。

集成电路大基金只是一个例子。如果追溯历史，当瓦特造出蒸汽机，英国人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恐怕也没有想到搞制造业能够给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在后续的几百年带来如此惊人的红利，掌握着全球最先进和最庞大制造业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击败了全球所有的对手，他们的子孙在今天掌握了如此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自然资源，享受着极高的生产力，英语成为全球霸权语言。

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我们在制造业上相对西方和东亚先进地区都还存在不少短板，我们老老实实搞制造业，尤其是搞中高端制造业，会让中国在未来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

（编辑  季节）

2020年上海外滩金融峰会的一篇演讲，激发了国内外金融监管、学术、司法界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热议。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余额宝、花呗、P2P网贷等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金融产品不断涌现。互联网金融机构对传统金融业务进行了创新，衍生出众多新型交易形式，为发展个人融资、电子商务以及中小微企业增添了活力。

2004年，第三方支付作为最早一批中国互联网金融业务开始推广运行。同年12月，支付宝正式成立。2013年，京东金融开始独立运营。过去的十几年间，互联网金融经历了高速发展，从社交网络、“互联网＋”发展到大数据金融。

应关注互联网金融监管问题

在带来诸多金融服务便利的同时，互联网金融使用多元复杂的产品结构也为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难度。随着金融综合化经营的深入，互联网金融在发展创新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同时跨市场金融创新业务大量涌现形成监管空白，增加了交叉性风险传递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压力不断增大。E租宝现象及出现的诸如此类问题，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关注。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以及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以法制手段和法律框架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同时，运用“穿透式”监管，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甄别业务性质，严防交叉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成为金融监管部门的共识。

“穿透式监管”内涵及在国内外的实施

金融业“穿透式监管”是近年我国金融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广泛关注的热点。官方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是在2016年10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中，具体整治要求包括“根据业务实质明确责任”“根据业务实质认定业务属性”“根据业务本质属性执行相应的监管规定”“透过表面判定业务本质属性、监管职责和应遵循的行为规则与监管要求”。

2016年，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对金融业“穿透式监管”的理念进行了阐述，即透过互联网金融产品表面形态看清业务实质，将资金来源、中间环节与最终投向穿透联接起来，这一监管理念的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 “实质重于形式”，“戳破互联网金融面纱”。针对特定的业务种类进行功能监管，改变以往监管机构根据职能划分的横向监管。

“穿透式监管”理念的提出，能够有效应对当前金融创新型交易的监管空白，对互联网金融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近年来，在域外金融监管实践方面，美英等国家大多实行“统一监管与分权多头”的监管体制，并在市场准入、金融消费者保护、事中监管创新等方面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探索，在互联网金融监管实践中也在积极探索金融统一监管、立法与行业协会协同发挥作用。

2010年，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其金融监管改革完成，由此进入了金融监管的新时代[1]。该法案有三方面特点。一是设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由监管委员会全方位协调各个监管机构和部门的运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收集信息识别风险点。二是提高金融衍生品的透明度。要求将场外衍生品合约纳入中央统一清算，从而增强监管透明度。三是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

英国为加强金融交易监管也采取了一系列金融监管的改革措施，包括加强英格兰银行的中心地位，赋予英国央行一定的监管职能，并采取调整利率、贴现率等手段加强宏观管控。同时成立金融消费保护机构，向金融消费者提供投资咨询，向其传授金融投资知识，对投资风险进行解释和告知，加强投资者对风险的预期。

澳大利亚秉持双峰监管理念，将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相结合。在此模式下，多个监管部门的职能集中于一个监管机构中，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成本，这样，信息共享更加便捷，监管效率进一步提升。国外这些基于各国国情的不同监管模式，其背后均体现着“穿透式监管”的理念和精神。

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穿透式监管”的必要性

基于互联网金融的阶段和特点

“互联网金融”一词最早由谢平教授在2012年提出，在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主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推动了新的融资模式的产生。该模式和传统商业银行提供的间接融资模式以及资本市场进行的直接融资模式均有所不同，被称为“互联网直接融资市场”或“互联网金融模式”。

自2012年以来，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催生下，互联网金融及其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迅速占据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巨量市场份额。2020年9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指出，截至2019年末，我国网络购物交易规模达10.63万亿元，同比增长16.5%；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49亿，同比增长17.2%，使用手机进行网络购物的用户增加至7.47亿，同比增长20.1%。

互联网金融虽同属金融的范畴，但与传统金融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异，故风险的形成亦有自己的特点[2]。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和金融的有机结合，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形成的，基于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技术的功能化金融业态及其服务体系，包括基于网络平台的金融产品、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服务以及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等。

从业务类别看，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中将当时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业态分为六类，分别为互联网支付、众筹融资、P2P网络借贷、非P2P的网络小额贷款、金融机构创新型互联网平台以及基于互联网的基金销售。从互联网金融的形式以及金融的功能和目的出发，当前互联网金融主要有以下几种业态：一是第三方支付，包含移动（手机）支付、互联网支付等；二是网络投资，分为网上基金市场和P2P投资；三是网络融资，包括小微贷款（如“借呗”）、网购消费贷款（如“花呗”），P2P平台贷款、网络众筹等。

2015年，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代表的十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定义了互联网金融的种类，即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以分类指导监管的方式公布了七种互联网金融发展业态。在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的通知中，四种互联网金融类型得到了明确的政策支持：网络金融产品、网络借贷、互联网支付、股权众筹融资。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监管层对互联网金融并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和分类标准，这与我国互联网金融正处于不断推陈出新的高速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基于互联网金融的独特风险

相对于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有其独特的风险性。一方面是系统性风险，在极其敏感的互联网金融市场内，政策、价格、经济环境的微式波动，基于敏感迅捷的特点，就可能对互联网金融交易市场产生波浪滔天的影响，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相较于一般的金融产品，互联网金融产品本身极具复杂性，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常常在毫不知情中被侵犯、泄露，互联网金融产品经营者大多数时候也不会主动告知消费者产品存在的风险。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征信体系在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加大了消费者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风险性。

从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源来看，互联网金融的运行特征和规模性导致了金融风险泛化，冲击着投资者利益乃至国家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定和社会稳定。

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认为，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信用风险，P2P等平台的信用风险远大于银行；二是顺周期风险，投资者更容易在有利可图时疯狂投资，在亏损时迅速撤资，引发“羊群效应”，加剧市场波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18）指出，互联网金融具有网络安全风险，该风险可能发生在金融科技的各个环节和场合，特别是网络黑客已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的威胁。

从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实践来看，2015年以来，以P2P平台跑路、非法集资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事件频发。其中，中晋资产、E租宝、泛亚、上海申彤大大等案件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些互联网金融平台打着创新的幌子，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导致大量投资者损失惨重，甚至诱发了社会稳定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的不力与不足，值得深刻反思。一方面，互联网金融风险频发，与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中机制尚未健全、投资渠道狭窄、投资者金融教育欠缺等有较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当前互联网金融法律规范的不完善与监管存在空白地带及监管措施的不到位。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填补立法空白，强化监管合力，将是今后互联网金融领域努力的方向。

基于我国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监管现状

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经历了包容性监管（1999－2013年）、原则性监管等发展阶段。包容性监管“更加突出监管制度环境的营造和各监管机构之间进行的协调联动，以及制定的监管政策会产生何种社会效果等多重性、综合性评价”。李有星（2014）认为：“原则导向下的金融监管一方面关注既定的监管目标是否实现，另一方面确保前述目标是为了提升金融整体业务服务水平，以及增进消费者的福利。”在《互联网金融发展指导意见》中也指出，互联网金融应遵循“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基本原则。

在监管范式上，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以“功能性监管代替机构性监管”，以适应金融模式的大众创新。在监管策略上，姚海放（2018）认为，应辨明直接融资的信用中介定位问题，然后厘清出借人、平台、借款人之间的关系，制定符合商业逻辑和基本法理的管制规则。在监管技术上，如周仲飞（2018）提出的“数据驱动监管”，许多奇（2018）、唐士亚（2018）提出的“科技监管”策略等。“穿透式监管”在我国金融市场实践中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11月3日，蚂蚁集团暂停上市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之一，蚂蚁集团仅用16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线上消费信贷、小微经营信贷、线上理财服务和线上保险服务平台。目前蚂蚁集团的金融核心业务已经和商业银行的功能相近，其实际拥有的客户群体、管理的信贷规模、客户资产规模以及市场影响力都超过了很多传统的商业银行。因为其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模式颠覆了现有的金融监管规则和理念，使得蚂蚁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金融监管的原有框架。此次事件进一步暴露出互联网金融监管面对新的发展业态、新的金融产品缺乏及时跟踪研究，尚存监管空白，监管方法和监管工具也存在局限性。如何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实质有效的监管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基于此，近期监管层表示，将按照金融科技的金融属性，把所有的金融活动纳入到统一的监管范围，完善风险全覆盖的监管框架，增强监管的穿透性、统一性和权威性，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系统，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因此，答案似乎就锚定在穿透式监管上。事实上，为治理互联网金融乱象，我国从2016年开始，在监管实践中引入穿透式监管理念。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曾明确提出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的深层次思考就是穿透式监管。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为解决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监管提供了新思路。当然，通过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降低信息非对称成本，强化监管部门的协调统一职能、完善法律法规也是穿透式监管亟待解决的难点与瓶颈问题。总体而言，穿透式监管不仅不会扼杀金融科技创新，而且将不断引导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政策建议

互联网金融“穿透式监管”的核心功能在于“回归本源”“发现事实”。“穿透式监管”通过对主体、产品、嵌套层级的“穿透”，可以发掘背后的实质当事人、产品的实质属性、层层嵌套的金融产品交易结构。而深入落实穿透式监管，需要政府监管部门、司法部门、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多方共同协作努力，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基于此，还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

一是进一步明确监管目标。要以“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为目标，基于这样的目标理念，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协调对象不仅为“一行两会”，还需要协调财政、发改、国资、税务等部门的政策，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共同实现监管目标。

二是找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源头。这是有针对性制定监管措施的前提。现有研究过多集中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类型上，如信用风险、顺周期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流动性风险等。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需要大数据、风控体系和信用体系三要素。从现有研究来看，一方面，除已经被克服的大数据风险外，学界对风控体系和信用体系的风险源到底为何，缺乏深度系统分析。另一方面，只有准确定位监管目的，才能切中要害地制定监管规则。

三是坚持行为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要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理念，采取横向监管和纵向监管相结合的方式方法，同时根据业务主体进行划分。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打破了原有的行业界限，导致分业监管难度大增。因此，坚持实质重于形式才能让监管部门看清业务本质，抓住业务的核心和根本，从而精准划分监管对象，集中监管力量。

四是明确穿透式监管边界，从立法角度强化监管。互联网金融创新增加了监管难度和监管成本，因此穿透式监管应在一定的合理界限范围内进行，要明确监管主体权责范围，做到不滥用监督权力。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整治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相关制度体系。同时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还需从具体的制度设计入手，脱离泛泛而谈的理念型论证，通过规范的法学理论分析，进行系统性的制度设计。

五是进一步完善合作监管机制。互联网金融因其商业模式创新、集结跨市场和跨行业等多种特性，其监管不仅仅是监管机构的责任，同时也是金融市场所有参与者的责任。因此，金融监管需要引入多方力量，形成合作监管、协同监管。

创新是永恒的，变是唯一不变的。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带来了风险，也对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各监管机构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下，不断完善和推进穿透式监管措施，我国互联网金融必将行稳致远，推动中国金融业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和人民，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