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突破，就是中国政治学要跨出借鉴与移植西方政治学的阶段。其实早就应当这样做，可能现在的条件更加成熟了。海峡两岸的中国政治学者完全有条件另辟蹊径，应该旗帜鲜明地跨出这一步。

为何要突破，为何要超越

我们过去追随的西方政治学基本上是美国的或美国化的政治学。美国政治学有严重的偏差与缺陷。它背离了理论与实践应有的联系，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很多美国政治学者的专业态度。

我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尤其是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其成果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实践意义，学者是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的。你是为谁做学问?你要把学问跟谁去分享？你希望如何改变这个世界或者这个时代?这都是学者必须面对的。我说要超越，是因为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已经忘了这些基本点。我们要回归经世济民的中心，要重新建立理论和实践的密切联系。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传承里，这样的一种关怀和思考是极其丰富的。于右任的书法大家都很熟悉，他书写的北宋大思想家、代表宋明理学集大成者张载（张横渠）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达了儒家学派对理想的追求和实践，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它是中国人精神上的坐标，表现出一个中国学者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怀、担当和使命感。这是可以指导我们去思考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非常重要的思想结晶。

目前，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难以预见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全球金融危机让主流经济学陷入巨大的困境，西方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危机让政治学者非常彷徨，他们无力直面并回应这个历史巨变时代的知识挑战。

1、西方主要社会科学理论架构难以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中国的发展经验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西方主流理论的一种基本设想，西方学者或者是刻意进行回避，或者是在这方面显得非常苍白。

2、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带动的世界秩序重组，没有思想准备。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兴起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机遇，无法正确地或者认真地对待中国的复兴，以及中国带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的机遇。其实在这方面的研究，连中国学者自己都未展开，更不可能期待美国学者、西方学者能够更前瞻地对中国兴起从事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

3、美国主流政治学陷入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美国主流社会学者无视科学哲学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死守已经被扬弃的科学哲学理论，一直将其作为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知识建构的指导原则，犹如问道于盲。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领域的共识是，逻辑实证论严重误解了科学活动的本质：首先，科学知识的主要探索对象不是仅限于经验世界，而是经验世界现象背后的产生机制；其次，科学知识活动的目的在于发挥真实世界的构成本质与基于必然性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发现经验性规律。

这种脱节困境的根源：首先是源于其固执的意识形态立场，其次是源于其所依赖的社会哲学理论，最后是源于其所凭借的局部而片面的历史经验。

相当多的美国学者存在固执的意识形态预设立场，产生多方面认识的偏差，主要体现在：（1）自由主义偏差：认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与选择；（2）历史终结偏差：认为西方展示的代议民主、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位一体，代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而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处于顽抗的过渡阶段；（3）西方中心偏见：认为西方创造了近代的人类进步，西方经验是界定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坐标。上述三个预设立场，严重阻碍了美国学者认识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

4、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拒绝面对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的来临。最近几年，我与很多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进行对话，在交流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在面对时代潮流时的一种抗拒心理。面对客观现实，这个世界已经一步一步地脱离西方秩序，正在进入一个后西方的世界秩序时代，他们却找出各种理由，不愿意承认世界秩序的变化，以他们的主观意识对新的世界秩序进行解构。

5、美国政治学存在严重的方法、理论、经验的基础缺陷。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哲学基础全面动摇，但是主流政治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自己建构的一种封闭的知识体系里面去抗拒科学知识的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在过去30年中，科学哲学理论已经产生巨大的变化，早已进入后逻辑实证的发展阶段。然而我们很多研究方法论的学者，还在教学中以逻辑实证论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理论。

6、美国主流政治学理论涵盖的经验范畴有严重的时空局限性。存在“当下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国家中心主义”五种主流国际理论的偏差与谬误。美国政治学者的很多理论，尤其是比较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所覆盖的经验的时空范围很窄。例如国际学，基本上就是在西伐利亚合约之后，以西方主权国家为构成单元的那些历史经验。

7、西方政治学者难以跨越意识形态的窠臼，美国政治学者无法超越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美国霸权，包括“霸权稳定论”、“安全的困境”、“金德尔伯格陷阱”。他们用所谓“自由制度论”与“民主和平论”，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他们推行的“典则理论”假设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价值与行为准则可以成为普遍性的规范，而基本上忽视非西方世界可以另起炉灶，可以根据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建立新的合作模式与体制。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与行为模式来理解非西方行动者。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中国领导人倡议的“义利之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他们又刻意忽视霸权的两面性。例如，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捍卫美元霸权，阻止SDR扮演超级货币功能，美国为了防范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为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又如，在美国财政部主导下，IMF对外债危机实行严格的纾困条件，优先维护国际债权人的权益，而不顾纾困方案对债务国的巨大社会与经济损害。并长期推销华盛顿共识，加剧全球化造成的两极化分配与排除边缘群体。

   美国的国内政治与意识形态让国际公共服务产品长期供给不足。例如，IMF的可融资额度严重不足，但美国长期反对增资，避免稀释其投票权与影响其否决权。又如，世界银行的资本规模长期冻结，远远不能满足开发中国家的需求，还试图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设。

    美国的霸权已经成为国际秩序不稳定之源，国际社会饱受美国强加于人的“公共之恶”（public bads）。美国主导金融全球化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在各国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并让华尔街有毒金融资产泛滥全球；美国以多种名目强推知识产权，维护美国跨国企业暴利与市场垄断、阻碍创新与知识共享，将药品专利凌驾生命价值之上；美国将相互依存作为战略武器，采用霸凌手段搞金融封锁、贸易战、长臂司法管辖，网络封锁打击竞争对手。

8、选择性地诠释西方崛起的历史经验。西方学者对他们自身的历史诠释是选择性的、甚至是有意漂白：对于他们国家历史中的剥削、残暴、阴暗的一面，基本上略过不表。很多西方学者对自己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取得的成就大书特书，但是对于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对外侵略、殖民主义、奴隶制度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他们却轻描淡写、遮遮掩掩。在解释西方兴起的历史文献中，他们往往是笔锋一转，不去正视这些野蛮的、血腥的、丑恶的因素在其原始积累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像流行于西方学术界新制度学派学者诺斯的历史叙事就是选择性的，采用简化和压缩历史以削足适履。他的分析让读者相信，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正确的制度演进路径，克服了交易费用过高的难题。在交易费用学派的理论框架中，是容不下英属东印度公司这种靠征服、占领、掠夺与独占的殖民商业帝国，也与《棉花帝国》这本经典之作呈现的历史证据格格不入。

历史的趋势正在走向转折

巨变时代正在来临。今天，二战后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一个全面松动的阶段。美国过去30年主导的全球化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反全球化的运动风起云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新世纪的巨变中已经被唾弃。“第三波民主化”在新世纪已经失去主动力，正在明显退潮，西方民主体制出现退化，陷入社会裂解与合法性基础的动摇危机中。欧盟面临解体的危机，脱欧的政治势力方兴未艾。西方中心世界加速没落的同时，非西方世界正在崛起，后西方世界秩序呼之欲出。

世界经济中心将转移到七个新兴经济体

在我们思考未来世界格局时，有一个基本的数据很重要。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2017年对世界经济结构的中长期作了一个预估，认为制定国际经济合作游戏规则的主角，即今后的世界经济中心，将会从G7（七大工业国家）国家转移到E7（七大新兴经济体）国家。E7国家包含了多数的金砖国家，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

如果用购买力等值分析，E7国家都是人口超过1亿或接近1亿的国家，也是持续高速度增长的国家。1995年，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以及购买力等值GDP计算只是G7国家的一半，但是到2015年，他们的经济规模和购买力已经与G7国家并驾齐驱了，E7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3.5%，而G7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到2040年，预计E7国家就将超过G7国家。可想而知，今天我们熟悉的国际秩序、国际组织、国际规则，所有这些都可能在未来发生巨大的变化。

G20杭州峰会跨越三个历史分水岭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秩序交替的过渡期。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非常鲜明的指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在三年前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用了所有的影响力，试图劝阻它的传统盟邦加入亚投行，这真是典型的美国霸权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个事件。到2018年底，全球有86个国家成为亚投行的正式会员。亚投行得到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响应，因为现有的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它们在美国主导下，其主导思想与政策已经与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求脱节。

中国不仅在引领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而且对全球议题、全球治理问题带来了很多新的倡议和改革的提议。这也表明，中国正在转型，正在从过去被动的回应西方的议程和适应角色，逐步转为具有更多话语权和更加主动的角色。

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峰会，这次峰会发表了具有前瞻性的领导人宣言，一举跨越三个历史分水岭。首先，第一次把G20峰会的关注从解决世界经济转型面对的挑战，转向关注中长期性结构转型议题，启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系统性改革。其次，全球治理议题主导权由西方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过渡。再次，中国跃升为全球经济治理议题的主要倡议者与形成共识的营造者。

中国开启了多元化竞争时代

从金砖五国厦门峰会开始，BRICS Plus的新模式开始运转，中国所带领的金砖五国希望把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也纳入这个很重要的对话平台和政策协作平台，他们将在这个平台上讨论如何对重大全球议题形成共识，并且推出他们认为急需的全球改革议程。

2017年在厦门召开的金砖峰会，成为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键协商平台。金砖国家主张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及更包容、均衡、公平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他们主张稳步推进这个长远目标，推动渐进改革与有序转型，不希望国际秩序出现混乱或崩解。

中国在金砖峰会采取明确立场维护现有全球多边体制，全力推进“联合国2030社会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目标。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良好、更宽松的外部环境做出了贡献，而这将涉及到全世界88%的人口，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中国在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时代，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第一，重新开启现代化的多元竞争时代。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道路，已经被很多国家认真研究和参考。世界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自由市场和自主性社会，被普遍认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新自由主义当道，华盛顿共识成为不可更改的教条。非西方国家精英不由自主向西方社会发展模式靠拢，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发展道路选项被高度窄化的困境。

最近十年产生了很大变化。意识形态领域逐渐打开，不再是只有一种选项。中国的经验最为突出，而中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从1840年以来，付出了几千万人生命的代价才争得独立自主的发展机会。当然这些经验是很难复制和模仿的。各国的发展模式只能是因地制宜、尊重国情、与时俱进。

第二，中国的兴起重塑了全球贸易格局。过去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被颠覆了，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平台，提供各种价廉物美的高科技产品与高端设备，在政治上削弱了美国式代议制迷信，在经济上打破了西方跨国公司的寡头垄断。而另一方面，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抬高了初级产品的价格。许多落后国家可以享受更有利的贸易交换条件，它们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而需要进口的工业产品与软件价格不断下跌。中国企业让几亿非洲百姓迅速跨入移动通讯时代。例如，深圳的“传音控股”在中国市场没有销售过一台手机，而在非洲市场占有率竟达到48%，它的入门机基本款只要10美元，让非洲的每一个人都买得起。中国的手机制造企业让广大的非洲人民快速跨入移动通讯时代、网络时代。如果没有中国的兴起，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第三，中国开启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完全超越了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300年来，第一次一个正在兴起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发展中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提供了各种协助，促进经济合作。中国推动经济合作的主体是政府搭建的政治协商平台，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与国有企业为推动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并带动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中国不以资本回报最大化为唯一标准，这种发展模式是西方国家所不曾采取的，甚至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所排斥的。

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发展中的瓶颈，其中最大的瓶颈就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它既没有外汇、更没有足够的融资条件来突破这个瓶颈。中国具备空前庞大的工程建设能力，可以同时帮助上百个国家克服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包括港口和深水码头、电厂、铁路、公路等设施的建设，这些都是中国可以发挥能力的领域。全世界没有一个超级大国有这种能量，更不要讲有这种意愿了。这些都是中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格局里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中国作为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尊重这些国家的国情，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这些国家削足适履，不强迫买卖武器，不输出颜色革命，这些都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的信心。

中国模式兴起打破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

我们要在理论上形成超越和突破，否则不足以解释或者应对新的发展趋势。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知识体系重新构建的切入点：

第一，西方主流科学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不会改变立场，接受社会主义民主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概念，这个理论构建工作中国学者责无旁贷。

第二，美国主流社会科学所奉行的理论早就被扬弃了。中国学者应充分掌握70年代“后实证主义”的哲学理论演进趋势，汲取科学史、知识社会学、科学实存论、批判实存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等重要科学哲学相关理论的精髓。

第三，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所凭借的历史经验有很大的局限性。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只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为核心的主权国家体系，对超过千年以上的伊斯兰教世界与东亚政治秩序，处于无知状态。对16世纪以前阿拉伯世界以及东亚世界的多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如何长时间共存的问题，并没有深入的研究。

我认为中国学者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无论从科学哲学理论的源头重建开始，或是大幅拓宽政治学的历史视野，或是重新构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可以使中国学者在政治学领域进行超越和突破。

我们要特别关注，中国模式的兴起打破了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产生了哪些影响？

（1）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使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不再代表普世价值，西方主导的发展机构不再垄断最佳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话语权。

（2）中国模式激发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帕雷托最优（Pareto  0ptimaliti）资源配置之间取得平衡。

（3）中国发展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以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

（4）中国的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既开辟了构建政治体制合法化的有效机制，又能兼顾治理能力与执政绩效。

中国模式的兴起重启了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竞争格局。中国发展经验强调尊重国情差异，在实践中探索最佳道路，启示了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与难题，需要与时俱进；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中国在实践中探索的基本思路给许多发展中国家追求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参鉴。

中国学者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标，通过实践来检验知识与理论的正确性。要有知识全面的素养。纵横古今，放眼世界，不要故步自封，不要重蹈覆辙，先从深刻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和继承的历史经验入手，全面开展与不同文明体系的社会交流对话，不忘初心。要重新建立以人文涵养为根底的学术传统，要有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批判性思考的训练；要有自主的人才培育机制，不做学术附庸。

                           （编辑  季节）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中华民族由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历史征程。

改革伊始百废待兴，改革路径需要探索，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项举措，在邓小平同志倡导和支持下，荣毅仁同志于1979年组织创办了中信，肩负起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的历史使命。可以说，中信的成立因应了时代的需要，中信的发展始终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紧密相连。4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在历届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关怀支持下，几代中信人胸怀使命、勇于担当，团结拼搏、锐意进取，推动中信集团不断做大做强，较好地履行了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责任，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发展进程中进行了不懈探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而独特的贡献。

一是实现国有资产大幅保值增值，切实履行了国有企业经济责任。中信成立初期，国家初始投入资金为2.4亿元。成立10年后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267亿元、27亿元，成立20年后分别为2682亿元、367亿元，成立30年后分别为21517亿元、1374亿元，每10年为一个台阶，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截至2018年年底，集团总资产68000亿元、净资产3348亿元、营业收入4674亿元、利润总额852亿元，分别较成立30周年时增长316%、144%、124%和141%。2009年中信首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2019年为第137位；2018年在中国品牌价值百强榜名列第18位，品牌价值918亿元，居综合性企业之首。40年来，中信累计为国家贡献税收4072亿元。从国际大厦到京城大厦再到今天的中信大厦，不断刷新的北京地标新高度，也是中信不断取得新成就的象征。

二是服务改革进程，根据国家需要与时俱进地完善业务结构、推动转型升级。成立初期，中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拾遗补缺”作用，通过“三个引进”支持国内建设，聚焦国民经济急需而又薄弱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与外国投资者合作成立了一批合资企业，打破了“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观念，率先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利用外资救活了“仪征化纤”项目，促进了对外开放；除大力开拓投资业务外，中信还前瞻性地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创建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建设了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组建了亚洲第一家区域性的商业卫星运营企业，首家成立由国有企业创办的商业银行，逐步开展证券、信托、基金等多领域金融业务，在诸多领域创新探索、引领发展。2000年以后，改革经营体制，成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积极拓展有发展前景的实业投资业务，整合重组房地产、境内外银行业务和工程承包业务。党的十八大以来，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节能环保、现代农业、机器人、汽车零部件制造、消费等领域，不断巩固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并举的综合经营格局。

三是打造龙头企业，巩固竞争优势，一批子公司居于行业领先地位。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中信按照“做行业领导者或者与行业领导者合作”的理念，注重打造行业龙头企业作为中信的主要力量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信银行成立于1987年，依靠中信自身力量完成改制重组，2007年实现A+H股同步上市，近年来屡获英国《银行家》杂志“中国最佳银行”等殊荣，是国内领先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信证券成立于1995年，2005年成功兼并华夏证券并化解其经营风险，2003年和2011年分别实现A股和H股上市，目前综合实力居亚洲证券公司第一。2002年更名重组的中信信托，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信托公司。1993年进入中信泰富的中信特钢，通过并购湖北新冶钢、大冶特钢和青岛特钢，2019年实现整体上市，成为全球最大的特钢生产企业，年产能超过1300万吨。中信重工1993年进入中信，2012年在A股上市，昔日的洛阳矿山机械厂今天已跻身我国装备制造业高端之列。2009年整合国际工程承包业务成立的中信建设，卓有成效地开拓国内市场和亚、非、拉市场，承建了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等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项目。1988年兴建的中信戴卡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铝车轮和铝制底盘零部件供应商，铝轮毂全球市场份额近30%。中信出版的经管类图书占国内市场份额第一，全国图书零售市场占有率第二。1992年至2012年，中信作为开发建设主体成片开发的宁波大榭岛，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一个实质由企业管理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是服务开放战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化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20世纪80、90年代，中信发挥对外窗口作用，根据当时国家短缺、长期依赖进口物资的需要，率先在海外投资资源能源领域，先后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新西兰等国家投资了波特兰铝厂、加拿大纸浆厂、美国钢厂等一批项目。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力发展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在亚非拉的伊朗、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承建了地铁、高速公路、社会住房以及一大批工业和农业等项目；同时继续深耕海外资源能源领域，先后在澳大利亚、印尼、哈萨克斯坦、秘鲁、刚果（金）等国家投资了磁铁矿、石油、有色金属等项目，持续为国家资源能源供应贡献力量。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信依托海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的丰富经验，发挥品牌和人才优势，重点聚焦在沿线亚、欧、非洲国家开展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社会住房、装备制造、资源能源、信息通讯等业务，累计提供金融资金支持超过200亿美元，国际工程总承包已签约并开工项目31个，在施项目合同金额49亿美元。中信戴卡摩洛哥工厂是中摩现代工业产能合作的第一个项目，中信银行收购了哈萨克斯坦阿尔金银行，中信欧洲公司承接了华信在捷克的资产和项目。缅甸皎漂深水港及工业园项目合同金额100亿美元，对我国西南地区面向印度洋方向开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对外合作过程中，中信与项目所在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信成立以来，多次成功举办国际性经济研讨会，宣传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在1989年特殊背景下举行的研讨会，邀请和接待外国政要来华交流，以独特方式促进了中外沟通，对打破西方国家制裁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是在港澳投资布局，积极促进港澳顺利回归和“一国两制”的实施。中信成立后不久，即于1987年在香港设立中信香港集团，并于1990年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泰富发展，1991年重组后，中信泰富成为中信在港主要经营平台，陆续在香港投资了银行、贸易、航空、基础设施、电力、电讯、房地产等业务。1986年，中信收购濒临倒闭的香港嘉华银行，创造了香港处理“问题银行”样板的“嘉华模式”。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信泰富发生澳元期货合约危机，中信采取一揽子市场化、专业化解决方案，帮助中信泰富恢复正常运营，维护了香港金融稳定。2011年，中信集团完成整体改制并成立中信股份，2014年，中信集团将中信股份成功注入中信泰富，实现在香港联交所整体上市，不仅支援了国家财政、改善了自身经营结构，而且完善了自身的资本金补充机制。2013年中信国际电讯收购澳门电讯，并加大投资，将其发展为澳门最具实力的全业务主导电讯运营商和澳门智慧城市建设的主导运营商。多年来，中信以实际行动为促进港澳经济发展、稳定民心信心、确保港澳顺利回归和保持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六是创新商业模式，推进业务协同，打响了中信综合服务品牌。在服务改革开放过程中，中信逐步发展成为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并举、我国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之一。综合经营是中信的鲜明特征，也是独特的竞争优势。近年来，中信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经营理念，与客户共生共享、共创新可能，通过开展内外部业务协同提供综合服务，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金融子公司联合开发和销售交叉产品；实业子公司以项目为先导开展联合投资，深度参与和支持区域发展；中信建设打造“联合舰队”模式，与国内企业“抱团出海”，在境外建成了一大批工程承包项目；中信戴卡开创“国民共进”模式，联合和带动一批民营企业发展；中信农业科技通过隆平高科打造“产业平台+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使中国种业企业首次进入全球前十行列。面对风起云涌的信息化浪潮，2016年集团启动“互联网+转型”战略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平台，通过联结内外资源、客户、服务等，推动传统企业向数字化企业转型，进一步释放综合性企业的协同效应。中信银行与百度合作成立的百信银行是国内第一家法人直销银行，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打造“百信模式”；中信重工等子公司也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应用项目。

七是投入大量资源，积极回馈社会，切实履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20世纪90年代起，中信先后承接洛矿、541总厂等当时遇到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和改制剥离企业，通过持续投入资金、改善管理和引入市场机制等措施，已成功推动其走上良性发展轨道。中信积极主动承担对口支援西藏申扎、定点帮扶云南元阳和屏边以及重庆黔江等少数民族贫困县任务；按照党中央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等部署要求，三十年来累计投入扶贫援藏资金6.67亿元，通过开展产业和消费扶贫、小康示范村建设等，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较早参与美丽中国建设，成功打造了河北黄羊滩治沙造林等绿化工程；第一时间参与抗击地震等各类重大自然灾害行动，大力支持教育、体育和文化事业发展。此外，中信在实施境外项目过程中也注重履行社会责任、促进民心相通，在当地树立了中国企业负责任的社会形象。

同志们，40年栉风沐雨，40年春华秋实。今天的中信已发展成为“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综合性企业集团”。中信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中信的成就是我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真实写照。中信取得的所有成就，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归功于历届领导班子和几代中信员工的顽强拼搏，归功于股东、投资者和客户的信任与支持。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荣毅仁、魏鸣一、王军和孔丹同志，他们是中信不同历史时期的领路人，为中信各个阶段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我们要特别感谢广大中信员工，40年的奋斗历程融合了几代中信人的智慧、心血与汗水，他们用勤劳勇敢、创新卓越、诚信奉献，凝聚成推动中信前进的磅礴力量，成就了今天的中信事业。我们要向这些前辈以及所有中信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40年发展历程中，中信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一是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成立初期，中央专门为中信制定了“党组六条”，确保中央的决策意图在中信得到贯彻。历届党委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信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作为自己的“根”和“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新形势下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持续探索具有国企特色的党建之路，以政治建设引领中信始终行进在正确方向和轨道上。二是坚持服务国家需要。中信始终以服务改革开放事业为己任，根据国家需要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优化业务格局，积极履行国企责任。三是坚持开拓创新。创新是中信的基因，中信始终敢为人先、锐意进取，在业务、技术、商业模式和管理方面主动创新的同时，始终保持自身的生机和活力，为综合性企业改革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四是坚持走市场化道路。荣毅仁同志亲自制定的中信第一个章程就明确了公司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中信多年来始终按照市场规律参与竞争、运用市场资源推动自身发展；同时采用市场化激励机制，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专业技术能力的优秀人才。五是坚持打造优秀品牌和企业文化。荣毅仁同志亲自倡导的“32字中信风格”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12字核心价值理念”，是中信40年形成的最宝贵无形资产和文化财富，激励着一代代中信人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重义守约的义利观，扎根中信、弘扬品牌、服务社会、奉献国家，推动中信事业行稳致远。

党的十九大明确规划分两步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长征目标和路线图，中华民族正昂首行进在强起来的新征程上。中信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国家战略、助力民族复兴，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认真弘扬中信优秀企业文化，把自身命运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紧密相连，以打造百年基业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积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全力推动各项业务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无愧于新时代的辉煌业绩，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中信集团应有的新贡献。

                                （编辑  季节）

特朗普为什么选择去年跟中国搞贸易摩擦或者打贸易战，背景是什么？我们分析,就是因为中美经济走势现在存在明显的背离，美国经济早已复苏，而我们的经济还在探底过程中。开战要选择时机，特朗普认为这个时机对他最有利。

如何使经济真正触底

今年以来，我们国家货币政策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是银行贷款规模增长很快，1月份新增贷款3.13万亿元，而2009年1月份是1.67万亿元。这是个什么概念？2009年政府投资4万亿元，再加上银行贷款9.7万亿元，也就13万亿多，可是我们今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就达到13万亿多。从总体来讲，我们现在融资规模是不差的，而融资存在结构性问题，资金不是进实体经济，不是进企业。我们上半年金融方面的政策就是鼓励银行给企业贷款，特别是中小企业贷款。这方面已见到了一定的成效。

另外就是给企业减税降费，今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力度这么大，上半年还没有止住经济的下滑势头？去年全年平均增速是6.6%，今年上半年平均是6.3%。这么大力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感觉有点强刺激经济了，但是经济还在下滑。

我们不仅要给企业输血，还要增加企业造血机能

    根据上半年的数据，如果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继续坚持，贷款规模、社会融资规模继续增长，下半年也可能使经济缓慢下滑触底。但在目前来看，经济触底不触底还不是最重要的，现在最重要的是，除了继续实行现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大力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之外，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考虑怎么增强企业造血的机能，怎么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这可能更重要。这方面有改善了，企业才能真正缓过劲来，经济才能真正触底。

    很多人都在担心，贸易战一打，会对中国出口造成很大冲击，从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但是到目前为止的情况看，这方面的影响并不算太大。2018年用美元计价的出口，只有3月份和12月份出现了负增长，而其他10个月都是正增长，并且大部分都是10%以上的增长。特别是2月份同比增速达到了43%，所以去年我们总体出口增长速度还是不慢的。去年很多专家预测下半年出口会出现断崖式下跌，但是这一情况并没有出现。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在浙江、江苏调研，询问了一些出口企业的老板和当地干部，他们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年初听说特朗普要跟咱们打贸易战，他们就派了大量人员跑到海外去，抓到了很多订单，去年这一年是加班加点赶订单的，所以影响不大。有些市政府官员说，他们的出口反而没受到影响，因为企业一年半以前就都开始准备。

    今年的情况有点变化。去年12月份出口增速是-4.4%，但今1月份又拉回来了，是正增长，但2月份又是-20.7%。很多人吓一跳，说中国出口是不是断崖式下跌了？但我们分析不是这样。去年2月份出口同比增长43%以上，基数太大。由于今年1月份反弹挺强，2月份稍一回落，就把这个负数放大了。当时我们预测，3月份数字肯定还得拉回来，果真3月份强烈反弹，拉到14%以上。但是到6月份是-1.3%，又出现了负增长。所以，我们认为今年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可能比去年要大一些，但总体来讲还不算太大。

美国将全方位给中国施压

    中美博弈不会局限于贸易战。美国是从经济、科技、金融、军事、政治、体制多方面开战，全方位对中国施压。美国的派别不同，需求不同。鸽派虽然同意打贸易战，但是可能认为经过谈判中国作了很大让步，他们倾向于满足。而鹰派不仅要跟中国打贸易战，而且更希望借此从根本上推翻中国的政治制度。去年下半年特朗普在美国一个小城市公开讲，中国是继战胜苏联之后最大的一个敌人。

    现在涉及到金融，如果美国要与中国打金融战，我们还是能把控的。金融战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一个方面就是它要求我们全面开放市场，包括开放金融市场。中国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允许外资控股51%，现在已经有几家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和基金允许外资控股51%了，可是我们要想在美国办金融机构很难。去年马云想收购美国一个支付公司，价格都谈好了，可是美国的有关部门审批时说“妨碍美国安全”，一句话就给你否了。所以中国在美国开办金融机构和美国在中国想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完全是不对等的。

    另外，即使中国在美国开办了金融机构，要想取得它的存贷款业务许可也很困难，美国控制得很严格，一般不放开批准业务范围。最近摩根士丹利把中国的几家银行评级给大幅下调，这对我们也有一定影响。

    另外就是资本市场，我们现在有QFII、有深港通、有沪港通，有一些外资进来。股市中，北上资金虽然量不大，但它变成了一个风向标，这是值得关注的。什么时候它流入量一增加，过几天股市就开始上涨；什么时候流出量一大，股市就大跌。所以现在有时候股民炒股票，把它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如果这种影响太大了，有可能会对中国股市造成一定的冲击。我们现在还能把控，问题还不算太大。

    我们要警惕，一些境外流入的资金有可能是假外资，就是国内跑到香港的资金又从香港作为外资进来。现在更担心的是国内金融风险爆发。资本市场最近不断地爆雷，进入7月份以来，一周就抓了四个上市公司董事长，有的爆雷200亿、300亿，有一家公司爆了400亿的雷，48个公募基金全摊上，变成了连环雷。这个情况会不会导致金融风险，值得高度关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不断爆雷的情况，如果被外资利用，就有可能把这个风险放大。

    我们一直比较关注商业银行的中小银行。现在包商被托管，锦州银行好像也要处理。很多中小银行可能经营比较困难，不良贷款率可能比较高。在经济下滑过程中，企业必然很困难，企业创利能力会降低甚至亏损，企业的还款能力很差。银行不贷款就没有业务可做，如果你缺资金就只能从大银行借资再放贷，这样很容易陷进去。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从1993年到1999年连续下滑7年，当时微型的金融机构几乎全军覆没，农村信用社很多垮台，这个经验教训要吸取。我觉得对中小型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小银行，它的风险防范应该引起注意。

我们如何利用金融和财政政策手段给企业创造好的条件，把经济搞上去，这才是最关键的。我们现有的政策，包括金融、财政政策如果继续实施，最关键的就是政策能够真正穿透、真正落实，这样企业在今年年底到明年肯定会有一定起色，这样经济就可能触底。经济是周期性发展的，不可能永远下滑，下滑的时间长了，启动的时间就不会太远。关键是政策运用到位，能够落实，能够穿透。

                                 （编辑  季节）

北京时间8月6日，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表明中美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去年我在讨论中美贸易战时曾指出，“贸易战”转变成“金融战”尚需时日。而美国当前这种行为正是极限施压手段的体现，美国意图通过制造高压，迫使中国在经贸谈判中做出最大的让步。当然，我们也应当抱着冷静的态度来看待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

汇率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汇率问题是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之一。汇率政策对人民币发行量、通货膨胀乃至经济增长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对于货币市场而言，汇率问题是更基础的重要问题。可以说，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到我国与全球货币体系的关系，尤其是我国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货币体系的关系。因此，汇率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跟国家、企业乃至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货币比价关系，是一个可量化的关键指标。

 汇率以其特殊的地位，使得它始终处于全球贸易链和金融链的顶端，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实际上就是想通过实行霸权威慑，搞乱我国的金融市场，破坏我国的经济秩序，在中美贸易谈判的博弈过程当中，起到“制造混乱，打击对手”的作用。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是将“贸易战”升级为“金融战”的重要行动，可以看作是一个阶段性的新标志。虽然发动“金融战”可能早就在美国的布局当中，但具体行动的出台显然具有标志性意义。

 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将汇率问题提出来之后，还将采取何种方法和手段？如果汇率问题持续下去，它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有多大？我认为，如果美国想要将汇率问题扩大化、深入化，还有诸多方面的制约，也会产生很多问题，不仅将影响中国，同样对美国自身也会有影响。通过汇率问题对中国金融市场和经济实施打击，将可能付出很高的代价，而且将影响整个金融体系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经济关系涉及的所有角落都会受其影响。以日本为例，《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被迫升值，影响到日本整个经济的重新布局。大量的资本投入到房地产市场并产生了泡沫，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而与此同时，日本一些产业资本到国外寻找新的投资空间，促进了日本的海外投资和国际化程度，使得日本的经济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可见，汇率问题产生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负面影响包括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但正面影响是倒逼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寻找新的投资立足点。因此，围绕汇率问题的博弈，其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我国要借鉴他国的历史经验，认真思考如何对汇率问题做出适当的回应，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金融战”更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应防患于未然

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是“贸易战”升级的重要标志，更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从货币的角度来看，这将直逼两国货币之间的比值关系，进一步放大人民币的短板和美元的优势，挑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因此，汇率问题只是“货币战”的一个开端，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与美元相比，人民币的短板还是非常明显的。当前，人民币还是一个以国内经济为主体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尚处在起步阶段。虽然，人民币取得了加入SDR的重要成果，但在世界范围内，投资、结算等使用人民币的占比还是比较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试图避免与美元发生正面冲突，就人民币当前的能力而言，与美元正面较量将不利于当前所处的地位。

虽然我国在国内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在“二战”以后长期处于独霸世界的地位，美元自然也成为具有“霸权地位”的货币。我们不应该以美国的长项来打击自己相对的短板。要避免“金融战”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特别要注意汇率问题对我国的负面影响。从美国的意图上看，无非是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以此打压中国的出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以后，短期内确实改善了国内企业出口的环境，但这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在其他投资、金融同业合作往来关系上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面对这些潜在的问题，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充分的准备。

美国通过汇率来打压中国的金融市场、遏制中国经济，肯定是希望获取更多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在中美关系上想要脱钩。但在汇率市场和货币市场上，中美脱钩并不容易。中国当前存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持有一万多亿美元的债券。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会使得美国金融市场受到中国的牵制，美国对此一向非常警惕。可见在金融市场上，美国也并非毫无战略弱点。然而，我们掌握的这一点，仅仅对美国具有局部影响，还不构成全局意义上阻遏美国打击的战略高度，但它依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两国在金融市场或外汇市场脱钩，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但美国既然要想在这方面对我国实行打压，我国要做好足够的准备，使得美国的想法不能迅速、完全地实现。

 以汇率开启“金融战”，其深度和广度、影响面要比过去的“贸易战”扩大了很多。这其中，中美利益相互交织，单方面想要完全脱钩，避免负面影响是很难的事情。我们要做好两国金融领域继续向着不利于我国方向发展的准备，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问题发展一旦超出我们的预计，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一定要极力避免“金融战”扩大化对我国造成更大的伤害。

外汇在经济中的战略定位需要调整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外汇储备是全国人民通过进出口贸易，辛辛苦苦、一分一厘地积攒下来的一笔巨大财富，是全社会的财富；外汇储备也直接影响到人民币的发行和物价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前，这一战略地位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外汇市场已然成为美国“贸易战”乃至“金融战”的一个打击目标。过去，中美在货币市场上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和相互融合，虽然也曾经提出过汇率操纵的问题，但美国从未真正在汇率市场上充分开展全力打压。从一个相对合作比较平稳的时期到现在这样一个打压时期，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显然已有所改变。汇率问题可能会成为两国地缘政治、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汇率市场可能变成给中国进一步施压的工具。此刻，我们就要考虑外汇从国民财富变为金融战场、成为“金融战”焦点以后的战略定位问题。

 长期以来，外汇对我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财富。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没有巨额的顺差和外汇储备，我国就难以取得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没有外汇做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以大量初级产品资源和高端芯片产品为代表的进口贸易就无法实现。可以说，正是有了大量外汇储备的积累，中国得以在长时间内利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有利环境，保持中国经济能够在低通胀的情况下稳定快速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建设成绩。如果说原先我们将外汇当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那么现在美国开始想要将这块基石撬动、挖开，我们必须对于外汇市场的重新定位有着清醒认识。外汇，虽然是我国经济中最为重要的核心财富，但美国可能将在外汇市场上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经济实施打压和遏制，以达到“削弱对手、巩固霸权地位”的目标，那么外汇安全问题将是首当其冲。

几十年来，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以美元计价，外汇市场在技术层面也是掌握在美国手中，这一局面会对我国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解决外汇的战略地位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要加强人民币本币的发展和建设。建国70年以来，人民币在国内已经长期稳定运行，还将继续运行下去。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国际地位还有待于大大加强。我们要将外汇储备的战略定位从原来的“高度可靠的核心财富”向着“金融战的新焦点、新战场”进行转换。如何保护好、有效配置我国外汇储备资源，免受“金融战”的冲击，也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要重新考虑外汇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不能简单地仅从好的方面考虑，也要从可能的坏的方面考虑，即美国可能通过在汇率市场上大做文章、削弱我国长期积累的金融财富。我国当前储备了大量的美元财富，如果未来出现了风险事件，如何规避外汇风险，需要我国高度关注并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短期内要尽量避免汇率冲突对我国经济、贸易的损害

应对美国试图发起的“金融战”，当前的对策就是要尽量避免两国在外汇市场出现更多的冲突，减少汇率变动对经济和贸易的不利冲击。

首先，应当加强汇率的弹性，使它具有韧性，充分应对美国的打压。实行浮动汇率和必要的资本管制，两手都要用。美国将我国汇率市场的正常贬值认定为是人为操纵，这显然是不对的。但我们今后也要使汇率管理制度更加贴近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些管理行为是做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看的。现在，我们既要保持对外形象的一贯性和统一性，也要维护我们政策的合理性，能够在国际上得到普遍的道义支持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与此同时，也要预防美国在“汇率操纵”上大做文章，对我们采取更多的制裁，特别是在金融方面采取一些惩罚和制裁措施。因此，两种手段都要使用，并保证在各种措施之上，我国能占据道德高地，这样在面对美国的指责时，有更加充分的理由进行反驳，并争取到世界上更多的支持。例如，在“汇率操纵”问题上，IMF就不赞成美国的说法。由此可见，我们还是可以充分地利用各种条件来改善我们的处境。

 其次，对于“汇率操纵指责”要有长期的应对准备。过去，美国指责中国“汇率操纵”的声音只是偶然出现，但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实际上长期悬在中国头上。例如，美国总是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观察国，在它需要的时候就手起剑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将其视为一次又一次的短期事件。尽管从历史经验来看，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都是美国特定时期内的特殊行为，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有所调整和改变。但这次事件发生在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之际，将可能成为一个中长期的问题。我们应当尽量争取将这一次的“汇率操纵”指责变成一个短期的问题。但也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一旦美国将其作为中长期问题对我国施压，我国要有明确的应战措施。

 第三，要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定价能力。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但相比于SDR中其他货币，人民币还不具备足够的国际化水平，人民币的国际定价能力应当继续增强并不断提高。我们要不断增强人民币的渗透力和扩张力，这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努力。多采取一些创新型手段，勇于试探、勇于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不断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

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应对美国的“金融战”的打压和遏制，我们应该从根本上减少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显著问题就是对美元的过高依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出口经济过度依赖，后来这个问题逐渐得到改善。但长期积累的外汇储备和中美经贸合作的广泛开展，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度过高，这也成为美国利用汇率市场对我国经济实施打击的一个抓手，从长期发展来看，我们必须要逐渐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减少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要扩大对其他储备货币的使用，但这种策略的应用范围十分有限。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无论贸易结算还是储备投资，其他货币的使用都远远不如美元这么广泛。尽管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间，但效果必然是有限的。最根本的措施在于，我们要逐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市场中的使用。在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这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高度关联，大宗商品的定价多采用“期货价格+升贴水”的方式，而期货市场正是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境外机构和中资驻外的机构分支机构发放、存放人民币资金，更重要的是要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打通人民币的循环渠道，例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以及大宗农产品等等，在这些市场更多地使用人民币结算。说到底，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他们的本币国际化程度更低，所以抓住机遇，更大程度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极大地改善我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从而使人民币对美元的依赖度大为减少。因此，增强人民币在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结算当中的作用和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我国目前还是将购买美国国债作为财富的主要载体，对此应尽快考虑一些可行的全新方案，使得我们在该领域里不至于过多依赖美元，当然这个操作的难度会更高一点。因为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去研究、去考虑，将一些可能的方案作为预案。

 总而言之，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实质上是美国意图开启“金融战”，此举无疑对我国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我们的后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积极应对美国单边主义行为，除了在短期内减少经济损失之外，更应该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尽管后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必须立刻有所行动，以使我国今后在国际上占据更为主动的地位，这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搭建自己的供应链，并为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编辑  季节）

共产党的理想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怎么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关系共产党的命运和人类前途的大事。

中国有九千万党员，近十四亿人，只有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深入人心，才能产生巨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诞辰，建国七十周年，改革四十年。共产党的理想与目标，一定是与民众的感受息息相关，一定是与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定是指导实践、展示未来的行动纲领。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党的执政新理念，为全中国人民所拥护、向往、追求，并且具有世界意义，能为世界起借鉴和示范作用。

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而诞生的。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是这个社会是公共的、集体的、大家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本质特征，如果社会主义是一部分人利益至上、既得利益至上，必然会失去民心。

传统社会主义把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践证明，这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和手段。改革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带来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提供了物质基础。至于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要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不适合非公经济投资或非公经济没有能力投资的领域，应该由国家投资或实行国有控股，其他领域可以放开。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个极端，一种视非公经济为敌，主张全部公有化。一种视公有经济为敌，主张全部私有化。

所有制的本质，最终体现在经济收益归谁所有。如果名为公有、但收益的主要部分为少部分人占有，这就是借公有为名、行私有之实。私有制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通过税收再分配给全体民众，也能体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华为成为中国的骄傲，它的技术与产品为美国所惧。2018年华为交纳税收710亿元。中国有10个、100个华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更强大。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应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平分配，在社会领域健全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法治，在文化领域倡导道德文明，在生态领域实施环境保护。

如何综合衡量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义要体现出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主张和社会模式。价值目标一定是所有社会成员幸福，而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在实际的社会过程中，由于个体因素等原因，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有不少人认为幸福是不能度量的。幸福有体现主观感受的幸福感，但是可以设计问卷向民众测评，有客观指标的幸福度可以设计指标统计，加权成为幸福指数。2011年，笔者为汕头设计了“汕头市居民幸福感调查问卷”，从生活状况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治理满意度、生态环境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婚恋家庭满意度、自我状态满意度、汕头未来满意度等八个方面，一共提了114个问题，在全市随机抽取2100户居民样本入户调查。设计了“幸福汕头客观指标评价体系”，一级指标8个：扩大居民消费、改善居住环境、健全社会保障、维护公共安全、完善社会治理、彰显公平正义、提升文化内涵、关爱民众健康，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76个。主客观指标以6：4比例加权成为汕头幸福指数。这两套指标都与居民的切身利益相关。相比之下，多年来我们片面强调以GDP总量和人均GDP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会造成环境破坏、忽视民生、贫富悬殊，其弊端已为大家公认。

总之，社会主义就是要体现民众普遍幸福的主义，要求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应以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何谓中国特色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按人均财富，中国注定赶不上美国，中国人永远不可能仿照美国人那样的生活方式，因为这需要6个地球的资源去支撑。中国不能走高消费、高负债、高福利的欧美之路，不能奉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

当今中国，出现了以财富最大化为价值追求、以对物的占有与消费为成功标志的社会潮流，在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的诱导或驱使下，人人恨不得一夜富起来。于是，靠山吃山、有权吃权。无山、无权的，就不择手段，抢劫、诈骗、贩毒、造假……，追求物质，欲壑难填；以钱为准，心态不平。

我们不是主张人不该追求财富。然而，对国家、对家庭、对个人来说，物质、财富、金钱不是唯一的追求、唯一的尺度、唯一的标准。单一的金钱价值标准，不可能为不同社会角色、不同文化修养、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智力特质的人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

中国特色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幸福之路，我们的基本国策应该强调：

   第一、注重公平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财富向少数人集聚；

   第二、健全公共服务，实行全民福利，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资源的侵占；

第三、实行民主法治，建立公共财政，约束政府的自利倾向；

   第四、推行集约经济，倡导节俭生活，改变浪费资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五、倡导情感关爱，改善人际关系，遏制损害他人获利的行为；

 第六、创建幸福文化，普及幸福知识，走出以金钱为目的的认知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具有六大特征：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

什么是新时代

新时代意味着核心理念和价值目标的转变。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提出了新理念与新目标。

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幸福”最早出现在《东方红》的歌词中。但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党的初心和使命写入党代表的报告，还是第一次。

我们党一贯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为人民谋幸福的含义则在于，幸福是不能代表的，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幸福是个体的感受，既要重视人民整体的利益，也要尊重每个个体的权益。所以，为人民谋幸福，要求我们提升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一切工作都要以提高人民幸福感和幸福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谋幸福”并不矛盾。“为人民谋幸福”是“为人民服务”的延伸，使“为人民服务”方向更明确，目标更具体。

习总书记考察深圳时进一步提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1]

过去40年以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发展和改革开放，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都要以人民幸福作为检验的标准。这可以说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与革命。但目前，这一新的理念在认知上没有引起重视，在工作中没有跟进的措施。

所谓新时代，就是从发展为目标转向幸福为目标。这不是不重视发展，发展是人民幸福的基础和条件。但发展毕竟停留在物的层面，幸福在广度上将覆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领域，深度上将深入到人的物质、情感、精神层面。任务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

全面理解邓小平理论

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邓小平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从方法论上，一定要抓住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使其他问题迎刃而解。

邓小平是怎么启动改革的？当时面临的任务，是要扭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从政治挂帅转向以发展经济为主。他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要把经济搞上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又提出“实现四化是最大的政治”。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的支点。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断，在当时国贫民穷的情况下，取得了全党和全民的共识，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从这个支点出发，他提出经济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实现了改革开放40 年的高速发展。

邓小平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将中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先发展起来，二是再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今天我国显然已处于“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不少的阶段。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十分明显，“发展第一”的方针是解决先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就要采取其他手段、方法、方案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把人民幸福作为奋斗目标、检验标准、执政理念，能够以此为纲，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这就有了抓手、有了重点，也有了路径和方法。

制定民生长远规划

目前，提高民众幸福感最迫切、最直接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我国制定了十三个五年计划和规划，过去以工农业总产值，后来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目标，重点是发展，有量化的指标，以产业政策和项目建设作保障。其中也有民生问题，大都是定性的承诺，没有或者很少量化的指标，资金更没有保障。所以，政府采取一年办几件实事的做法去实施，导致民生问题打补钉、碎片化。民生问题需要系统化、制度化、目标化地解决，需要专门制定长远规划。

保障发展的成果落到改善民生上，这就能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率，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不仅如此，民生改善了，社会分化缓和了，社会就稳定了；民生改善了，不满情绪缓解了，就能巩固执政基础；民生改善了，有利于提升道德水平；民生改善了，为破坏生态环境减少经济动因。所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改革要紧紧围绕民生这条主线推进。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提出发展第一，是因为不发展经济，无法改善人民生活。但是后来在实践中，人们把发展作为唯一的目标、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指标，产生了重发展、轻民生的倾向。我们在认识上要摆正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的关系。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保障民生，发展经济是为保障民生提供物质基础。为人民谋幸福，保障和改善民生无疑应放在第一位，这不是不要发展，而是明确了发展的目的。

保障和改善民生应以公平、共享为核心理念。现在，从中央到各级政府都开始重视民生，我们到处可看到，政府的报告中民生投入增加了多少，民生占比提高了多少，民生实事办了多少。但民生建设是否实现了公平共享，是否惠及全民？

      分配制度改革应提到议事日程

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不必然等于社会主义。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优胜劣汰、两极分化。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在发展经济基础上要搞好分配，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政府应该运用看得见的手，通过财政分配，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公共福利制度，并且向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倾斜。

目前，财政分配某种程度出现逆向调节的倾向，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城乡之间、户籍与非户籍之间、高学历与低学历之间，总之条件越好的越多保障，越需要保障的越少保障。

第一、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外来务工人员、非户籍居民，获得的社会保障少，它带来的后果是居民消费率仅为39%，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导致拉动经济的动力不足；

第二、贫富悬殊，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政府与民众的冲突与不同群体的冲突频发，部分人质疑改革，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第三、社会不公，带来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第四、损害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需要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提供物基础，更需要公平、合理的分配，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健全的社会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分配。

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3万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5万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7.2万亿元，国有企业上交利润0.28万亿，中央国债余额15万亿，地方债20万亿以上（不包括地方隐性债务）共计68.28万亿，占2018年GDP总值90万亿元的75.8%。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这实在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头等大事。

第一、财政信息完整、透明、公开

财政的钱计划怎么花，最后花在哪里，要让社会公众知道，让人民代表看懂，这是接受监督的基本前提。我国预算支出按功能分成10多“类”，每一个“类”又划分若干“款”。在编制到“款”的情况下，资金用途的具体去向不明确，也就无从监督与审议。建议改为“按经济分类的预算公布到款，按功能预算分类公布到款与项；其中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等机关运行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应当公布到项级科目。”

第二、控制政府运行支出

强化预算约束的重要目的，是控制和降低我国政府的运行成本，从而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对“机构运行支出”制定刚性支出标准。为此有必要把政府支出分为“机构运行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两大类。

对“机构运行支出”，按各级党政机关（不包括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部门）公务人员占常住人口的千分比制定合理的“财政供养人口标准”，以界定各地政府规模。用几年时间，把目前各地编制内外的财政供养人口压缩到标准以内。

按“财政供养人口”设立人均行政经费支出（包括人员工资和一般行政管理费用、职务消费、离退休费用）的刚性分项标准。

鉴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大，由中央提出制定支出标准的指导性意见，由各省市制定标准试行。

第三、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地区差别逐步缩小的原则下，分几档制定地方各项“公共服务支出”标准，例如中小学教育经费标准按辖区常住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制定；医疗卫生经费标准按辖区常住人口数制定；社保费用标准按辖区应保人数制定；农林水利投资和补贴主要按各地务农人口数和农业生产条件制定。标准确定后，每年根据预期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增长率进行调整。各项公共服务支出标准合计，形成一个地区总的“公共服务支出”标准。

制定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财政支出基准，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民族和历史因素等差异，分类制定调节系数，形成各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标准。应制定时间表，逐步缩小不同地区差别，逐步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服务的占有，缩小政府公务员、企业人员、城乡居民等各类人群之间的差别。

第四、强化人大监管功能的制度安排

改变过去人大对财政监管 “实质虚置”的状况，对人大审议制度进行相应改革。一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预算草案与预算调整进行初步审查时应召开专家座谈会、听证会、质询会等方式；二是将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归属于各级人大，新增财政供养人员由编制部门召开听证会等方式，进行初步审查；三是将各级审计部门归属于各级人大，负责对决算草案进行审计。四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决算进行初步审查时，政府部门应接受质询。

   以上审查会议应适当允许公众代表参加。

社会体系再造、价值理念重塑

要让中国人民幸福起来，走幸福中国之路，这是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也涉及政府、社会、民众等所有层面。

政府层面，改变评价目标和评价主体，由反映民众幸福的幸福感与幸福度合成的幸福指数代替GDP，用以考核政府的政绩，每年由政府提出整改措施，民众参与，人大审议。从民众幸福入手，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与建设。创建幸福城市，将从根本上改善政府行为，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公共决策的改进、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社会层面，创建幸福社区，居民幸福成为社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建幸福企业，员工满意、顾客满意、股东满意成为企业治理准则。

民众层面，改善家庭行为与个人行为，推进幸福家庭、幸福人生的建设。政府与社会为民众幸福创造环境，民众幸福不幸福，最终取决于自身。

幸福中国的核心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价值目标的改变，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财富最大化转为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

一是金钱与幸福的关系。

现在盛行以金钱为标准的价值观、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以获得为尺度的幸福观。

从全社会来说，对于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兴趣的人来说，用金钱来衡量是不合理的。逼迫公务员、医生、教师、文人抛弃或背离自己的职责追求金钱，是不道德的。舆论导向、社会氛围对财富的过分炫耀，使人们以为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以至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择手段，既造成对他人和社会的伤害，也使自己走上不归路。

二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现代人崇尚自我，首先考虑满足自己的需要。上什么学校，选择什么职业，到哪个单位就业，以什么为兴趣，这都是出于自我的需要。但是以自我为中心，要求他人都要以你的需要为上，不顾忌他人的利益与感受，这样的自我是不会幸福的。

爱集体、爱家乡、爱祖国、爱人类。随着爱的扩大，造福社会和世界，生命价值提升，幸福感提高。

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道德的凝练，是完整的人性追求。

三是获取与付出的关系。

现代人重于获取，升官、致富发财、出名、票子、车子、房子拿到手，才感到幸福。但社会中每个个体都以获取为前提，必然带来矛盾与冲突。其实一个人能获得会感受幸福，能付出也能幸福，而且是更大的幸福。

因为付出，代表你有能力，说明你有财富，或者有智慧，或者有才华。一个乞丐把跌倒的人扶起来，说明他有体力、有爱心。

因为付出，代表你被需要，一个被他人需要的人，就有存在感。一个不被需要的人是废物。

因为付出，代表你有价值。一个人的价值，最终是由社会来衡量的，你能造福他人、社会、国家、人类，就会受到爱戴、表彰、荣誉，这就是伟人。一个普通人能给家人、同事、朋友、顾客带来幸福，也会受到肯定、信任、喜爱，因感受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而幸福。

四是幸福与道德的关系。

经济水平提高，道德水平下降，成为困扰社会的问题。于是，呼吁人们要讲道德。幸福与道德同在，离开道德越远一定越不幸福。

他人是否讲道德，不应成为我们每个人讲道德的前提。一个讲道德的人，一定受人尊敬和信任。人际关系好，社会信誉高，是一个人幸福的来源和前提。在信任成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道德是商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个人讲道德，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你自己的幸福。反之，一个不讲道德的人肯定不幸福。

中国梦就是创建幸福中国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阐述了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这里提出了三个目标，一是国家富强，主要以国力来体现，集中表现为财力、综合国力、军力。二是民族振兴，主要以治理来体现，集中表现为法纪、道德。三是人民幸福，主要以民众的感受来体现，集中表现为幸福指数。

这三个目标中，国家富强为人民幸福创造物质条件与安全保障，民族振兴为人民幸福提供社会环境与民族自信，人民幸福则是终极目标与衡量标准。习近平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中国梦的正确解读就是幸福中国，幸福中国就是幸福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就是全面小康。把幸福中国作为中国梦，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这就从理论与实践上与忽视民众个体幸福的传统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从而把公共利益至上与民众普遍幸福结合起来，真正为人类创造美好的理想的新社会主义。

今天重新回顾社会主义倡导者的话，可以坚定幸福社会主义的信念与建设幸福中国的决心。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说：“我们的一切行动，应以快乐和幸福为最终目的。”圣西门更为直截了当地说：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以实现普遍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社会制度”。

青年马克思曾充满激情地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指出： “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人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

上述种种表明，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们所倡导的就是幸福社会主义，今天中国就要坚定不移地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创建幸福中国。占世界人口5%，却消耗世界资源的30%的美国并不能代表世界的未来。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中国实现幸福之路，对国际社会来说具有世界意义。幸福中国也将为港澳台的各阶层所接受。

（编辑  季节）

中美贸易摩擦让大家真正发现，基础领域是谁也绕不过去的坎儿。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史来看，只有基础产业不断变强，才会有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

德国制造业的经验表明，“隐形冠军”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制造强国的基石。培育隐形冠军是我国打造制造强国的关键任务。

工业基础是制造强国绕不过去的坎

以往很多人喜欢讲“弯道超车”，以及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联网+等等；但美国发动这次贸易战让大家真正发现，基础工业对一个制造业大国成功迈向强国的重要性。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制造业仍然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战场。

目前，中国制造业位于全球第三方阵的格局始终没有发生绝对的变化。2015年，中国的制造强国综合指数是105.18，日本是107.13，我们寄希望于在2016年中日交叉进入第二方阵。但是恰恰在那一年，日本汇率的影响直接导致日本经济的重振，实现了整个日本的崛起。中国制造业一直在努力，我国从2012年开始推进工业强基工程，2015年正式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但迄今为止，我国基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依然不高。2012年这一比例是11.54%，2017年只有6.91%；而德国2012年是18.77%，2017年是24.65%。

虽然我们与日本的差距在缩小，但日本和德国的差距却在拉大，德国在工业领域的一些实践经验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中国能够维持在第三方阵第一名的核心原因并不是我们做得多强、多好，而是我们的规模指数非常大。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工业基础仍较薄弱。以汽车产业为例，在2018年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中，中国只有6家，其中最大的企业潍柴为125亿欧元，而德国博世达到467亿欧元，潍柴只有它的四分之一。对于汽车产业来说，没有零部件企业绝对不可能有整个汽车产业的发展。

中国制造业缘何大而不强

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史证明，只有基础产业变强，才会有整个产业的发展，中国制造业规模巨大，但却难以摆脱“大而不强”的困境。

我们经过梳理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结构性优势已经逐步建立。《中国制造2025》规划提出了十大重点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等，其中目前能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只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通信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和电力装备三个领域（见表1）。

表1 《中国制造2025》规划十大重点发展领域

日本著名商业周刊杂志《东洋经济》曾经发表了一份名为《中日50领域的企业实力彻底对决》的报告，认为中国在某一些领域已经超过日本，但大多数领域我们跟日本保持持平或者落后于日本。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究其原因，工业基础企业仍是“阿喀琉斯之踵”。

首先，我国在基础领域的全球差距不断拉大。在制造强国指数上，中国结构优化指数已连续两年下降，与美国、德国、日本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见图1）。2013-2017年，我国基础产业（主要包括：基础零部件、数控机床、仪器仪表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11.54%跌至6.92%，与美、日、德的差距拉大，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的制约性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最大瓶颈。

其次，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体系无法适应新时代。2017年每百万从业人员中的研发人员数，中国仅为1789人，而美国、日本、德国都接近2万人。德国人说我们的专利数已经超过德国，但实际上每亿元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我们只有6项，美国有15项，日本是10项，德国是5.75项。我们创新产出效率低。从基础研究来看，2017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的比重为5.54%，占GDP的0.12%；而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约为15%-20%。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误区。虽然我们设立了很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但是设在企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或工程技术中心，其性质实则为企业的技术中心，并没有为整个行业服务，导致整个技术创新体系的基础创新几近塌方。

第三，从事基础制造业的人才奇缺。近些年来，经济、金融、管理等专业已普遍成为高中毕业生的首选；大类培养的模式导致学生专业能力缺乏；互联网企业挖人现象导致一批企业的高技能人才流失，这是当前一些集成电路企业面临的较大问题；高校、企业的对接“鸿沟”不断扩大。

全面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基础产业能力，需要多管齐下：

第一，凝聚共识。到底实体经济重不重要？制造业是不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我们的产业基础搞不搞？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共识。

第二，系统梳理和认识中国制造业的短板。我们到底有多少被“卡脖子”的地方，有说4000多项的，也有说700多项的，迄今为止尚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些方面需要我们做调研和详细的梳理。

第三，因事施策。解决基础问题不像别的问题那么容易，需要针对每一件事做一个策略，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解决。要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所有基础问题都是根源于创新和技术水平问题。

第四，人才和教育是根本。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实施千人计划，从美国挖回优秀人才。十年以后怎么办？现在高校高质量生源很少报与制造业相关的学科，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十年之后制造业可能真的将无人可用。

隐形冠军的涵义和主要特征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提出要发展基础产业。德国著名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教授率先提出了“隐形冠军”的概念。

隐形冠军是指在制造业的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领域的隐形世界冠军企业。其中，“隐形”是指这些企业的主要产品“隐形”于终端产品内部，不易被人发现，也不易引起消费者关注。“冠军”表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某一细分市场中，所占据的市场地位和技术领先程度。隐形冠军是世界级的“专精特”“小巨人”，而非一般意义的“专精特”“小巨人”企业。

从特征来看，隐形冠军的主要业务在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和工业互联网基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包括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产品在某一个细分市场居于领导甚至统治地位，市场占有率居世界前三名或国内第一名，并且全球市场占有率不低于15%；产品技术水平为国际先进水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代表细分行业的发展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强，专利（特别是国际发明专利）数量和研发经费投入均不低于同行业国际领先公司的水平；经营业绩好且稳定提升，年营业额不低于5亿元（某些细分行业可放低）。

隐形冠军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

我们曾经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几乎所有基础类制造企业，发现中国的隐形冠军企业大概有200-300家，与德国1307家隐形冠军企业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德国能够率先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其强大的装备制造业至关重要。中国历年来巨额设备投资所采购的大量基础零部件和关键设备很多是从德国进口，就充分说明了德国制造业的实力。

以汽车产业为例。从节能汽车到新能源汽车，再到现在的智联网汽车，这个产业看似红红火火，但是国内制造的车辆却“缺心少魂”，零部件主要依赖外资企业或者国外进口，从制动系统到发动机、从电控系统到尾气处理装置，都被德国博世、日本电装、德国大陆等企业垄断；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元器件也尽数被国外垄断。

隐形冠军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制造强国的基石。纵观世界各制造强国，他们都是既拥有若干叱咤风云的跨国公司，也拥有一大批在细分行业里深耕细作多年的隐形冠军，无一例外。正是这些隐形冠军，为制造强国的产品品质提供了保障，也正是制造强国的“强”之所在。因此，对我国而言，促进“专精特”“小巨人”企业成长壮大，培育一大批隐形冠军，是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隐形冠军企业代表了先进技术。随着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细分市场的技术先进与否直接决定了一个重大工程和重大装备的成败。我国一些地区培育隐形冠军的工作与科技创新、建立创新体系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作完全协调一致。如上海市“专精特”“小巨人”企业所在的行业与上海科创中心的“核心产业”高度匹配，吻合度达到70%以上。在苏南“专精特”“小巨人”企业216家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共有201家，占总数的93%。

隐形冠军代表行业高质量供给。产品质量是隐形冠军企业的生命，企业必须以高质量才能保持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能够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第一或者第二。企业在产品、服务质量、技术创新、材料等方面拥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成为行业内及目标客户心目中冠军地位的主要条件。

链式创新推动培育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的成长模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模式一、按照全产业链，集中推进高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模式。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坚持“三全”定位（全高端化定位、全产业化模式、全系列化产品），打造“碳纤维-织物-预浸料-树脂-设计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成为行业内国内唯一拥有自原丝、碳纤维、上浆剂、织物、树脂、预浸料到复合材料制品的全产业链企业。

模式二、对标世界最先进技术，研发颠覆性技术和产品模式。

例如，上海和伍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建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焊接材料研发中心、石墨烯研发中心、石墨烯增强电接触材料研发中心，成功开发出单层石墨烯、纳米银离子石墨烯、石墨烯增强银基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产品。同时，在全球电接触行业首次制备出高导电性、高延伸性、长寿命的银/碳系列铆钉产品，并建立年产量50吨石墨烯增强银基电接触材料示范线，填补了国际空白。

模式三、以高质量产品赢得用户信任，准确切入市场模式。

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于油缸的高质量、高市场占有率，首先选择的突破口是为非主导产品6吨级“小挖”配套的280公斤压力多路阀，经市场认可后，又突破了350公斤压力多路阀的关键技术，从而打开了向业内公认的20吨级中型挖掘机升级的大门，实现了为三一重工、徐工、柳工等龙头企业供货，并成功打入卡特彼勒、日立建机、神钢建机等欧美日系企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模式四、走产学研合作创新之路，向高端领域进军模式。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宁波大学、宁波工程学院、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等院校，合作研发新型传感器，建设国际一流的物联网公司。该公司建厂初期是一家做称重传感器的8人小公司，如今已是拥有2000多名员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年销售额逾9亿元。

模式五、零部件与整车（整机）企业联合创新模式。

上海万泰公司通过与上汽通用公司协同研发汽车发动机关键零部件，不断提升公司的工艺技术水平，逐步形成与整车同步开发的能力，缩小了我国自主品牌汽车零部件产品与外资企业产品之间在一致性和可靠性方面的差距。

为此我们提出：通过链式创新，推动培育隐形冠军。链式创新主要包括全产业链创新和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创新两个部分。

其中，全产业链创新主要通过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协同创新，解决下游不信任上游、上游找不到应用场合的矛盾，以及国产化应用难等问题；创新要素集中投入；以重点产品为龙头，集中该产品的上中下游关联企业，形成“链式推进”的解决方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与此同时，政府的作用应该围绕重点产品构建攻关联合体，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支持具有综合集成能力的第三方牵引重点产品技术进步，做好政府服务。

在全生命周期创新中，企业要推进重点产品的持续创新能力建设，解决产品技术能力滞后、竞争力薄弱的问题，应对颠覆性技术涌现；以产业需求和技术变革为牵引，及时融入传感器技术，将人工智能与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深度融合，实现数据创造模型、模型自我学习；以生产制造为主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应用（消费者）、试验验证，协同开展创新。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要按照“研发、工程化、产业化”分工合作支持创新，关注资金链、政策链的协同。科技部（教育部）统筹负责国家科研计划，专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工信部统筹负责工程化计划，专注小试、中试和试验验证平台建设；国家发改委负责产业化计划，专注产能建设和产业布局。

（编辑  宋斌斌）

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不断接续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十大变化趋势。

第一，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从2014至2018年连续5年，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而且，消费品的大众化、排浪式消费，正转向追求高品质、差异化、多样化的选择性消费。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增速比上年放缓1.2个百分点，但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过去美国把中国经济定义为出口导向型经济，这个判断对美国政界、政策研究部门影响极深，相当一部分人至今仍这么认为。但事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国内市场消费。 

第二，服务消费在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近年来，中国服务消费一直保持较快增长。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十分活跃。2017年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是49.2%，比2012年提高了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2018年前三季度，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达到52.6%,消费升级更明显,这同时也解释了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的原因。

随着商品消费比重的下降，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欧美国家服务消费占比则保持平稳或小幅上升，按照中国过去5年的增长速度，服务消费占比赶上德国只需两年，赶上日本要8年，赶上美国要18年。

第三，生产中生产消费（生产过程的投入品）趋向升级。

2018年，中国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1.6%，与GDP之比为2.18%，比上年提高0.03个百分点。当然，只观察R&D的比值并不全面，在大数据时代，各行各业都在采用数据及分析作为其生产经营规划重要的参考依据，数据已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被消费。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了集体学习，提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首次明确数据是一种生产要素。

   第四，数字经济成为新兴产业。

以数据为关键投入要素的数字经济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据就是未来的石油。根据《世界互联网报告2017》，全球22%的GDP与数字经济紧密相关。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高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中国GDP比重为30.3%；美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为11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占美国GDP比重为59.1%。

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加快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年10月，数字经济被写入十九大报告。

中国目前在电子商务、电子服务和金融科技领域位居世界第一。

数字经济不仅是一个概念的变化，它依托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这样一种形态，生产、消费、流通基本上都在网络虚拟空间进行。传统的GDP的统计方式已经难以覆盖所有的经济活动。比方说，传统的统计方法是按照支出法计算投资流向，作为固定资本形成。但现在的网络空间是平台企业，无形的APP也成了生产工具，怎样体现？所以GDP增减0.1或0.2个百分点的意义已经不大。它对统计学和现有的经济学都形成了挑战。

第五，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正在改变经济结构。

《中国制造2025》指明了中国工业经济结构变革的方向。201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在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制造业智能化、重大技术装备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产业化专项行动。

制造业新动能在逐步增强。以中国高铁、大飞机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薪技术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Wind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8%、8.3%和8.8%，成长性均快于规模以上工业产出。新动能推动经济结构优化，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14.4%，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6.1%，高于全部制造业同比9.5%。

智能制造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2017年7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8年11月，工信部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方案》提出，到2020年，我国在关键技术、计算能力、通信能力、车辆智能化平台相关标准等领域都将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国内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在基础技术产业中，一些创新企业纷纷涌现。

“智能+”首次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3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这意味着中国推动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赋能升级的步伐大大加快。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成为2019年重要发展方向，也将成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

人工智能运用广阔。除了安防、金融、医疗等热门领域外，人工智能在港口码头、卫星遥感、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中应用也很有前景。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商用前景的落地领域之一。不少科技企业也争相布局新一代智能终端平台。一汽、上汽、北汽、长安、东风在内的中国传统汽车企业都在智能化、自动驾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高技术产业正在吸引高投入。2018年上半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资额达435亿美元，其中中国的投资规模高达317亿美元，占全球70%以上。根据清科资本的投研数据监测，2018年，全年人工智能行业融资额超过450亿元，相比2017年的260亿元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第六，部分公共品供给成为新兴服务产业。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变成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发展不充分主要就是在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所谓公共产品，大体是两类，第一类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水电气热等），第二类是科教文卫体险（保险），这些产品短缺或供给不足、质量不优，所以满足不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部分公共品的供给，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才能解决供给不足、不优的问题。要给予消费者选择空间，公共品的定价要有灵活性，这才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领域，形成新产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品既具有福利性，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应当恰当分类、区别对待、具体施策，差别定价，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缓解政府投入资金的不足。例如：教育、医疗应实行福利性由政府保障兜底，商品性由政府指导定价和规范市场。公共交通应实行分时、分日、分季节差别定价，体现不同时段的福利性和商品性。这些特殊产业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带有普惠性特征，但它需要解决投资回报和企业发展的商业利益问题。

此外，健康产业是融医疗、康复、养老、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新兴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健康产业是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 2017年，美国健康产业在GDP中占比达到17%，中国正在步入老年化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阶层的比重不断上升，健康需求日益增长。需要把医疗、康复等具有公共服务特征的供给与休闲、旅游等竞争性服务供给结合起来，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创造供给。

第七，湾区经济和城市群的崛起。

中国经济将在粤港澳湾区、上海与长三角湾区、京津与渤海湾区集聚，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区。截止2016年，粤港澳湾区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在世界四大湾区首位，GDP总量达到1.38万亿美元，超越旧金山湾区且仅次于纽约湾区。

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区域经济集聚的标志。经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批复了《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紧扣雄安新区战略定位，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塑造新区风貌特色，打造宜居宜业环境、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之城、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之城、创建数字智能之城。

中国的新型智能城市建设引发国际关注。《日本经济新闻》2018年5月20日刊登题为《中国将诞生自动驾驶“新都市”》称，建设新型城市“雄安新区”是中国作为“千年大计”提出的宏大计划，将建设使用新一代尖端技术的智能城市。

第八，新型城乡、区域关系形成。

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对立，物理化学经济与生物经济的对立，曾是传统的城乡交换以及城乡关系的基本内容。而现在和未来，这些都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大城市和经济核心区以智能服务（科技研发设计等）、数据信息、数字经济与公共品生产为主。中小城市以工业经济、劳动服务经济为主；乡村以生物经济和生态经济为主，形成新的三者交换关系。城市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为城市间的分工协作提供了更大便利，城市间的“通勤”现象日益频繁，意味着服务劳动可贸易性增强，服务贸易进一步拓展。

   第九，乡村振兴出现新的契机。

1.农业必须成为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乡村振兴我们说了很多年，真正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农业问题，也就是农业应该向哪个方向变。要实行农业经营专业化，培育现代化新型农民队伍。新型农民积极参与合作、信贷和互助组织建设，这些农民应该是现代化高效率的商品农业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

2.要支持农业科研推广，建设稳定的科技支撑体系。科研支撑和人才培养是现代农业的基础，是解决资源要素瓶颈约束的重要途径。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科技不同，农业科研及推广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大，需要开展定点对比试验，需要长期不断积累。过去我们曾经把农业作为城镇失业的蓄水池来看待，这个观念要改变，否则农业就搞不好。种地应该是最有本事、最有知识、最有技术的人去种，这个产业才有前途。

3.土地整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德国的经验表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土地利用的结构、布局、功能都会发生急剧变化，仅靠土地市场难以适应这种急剧变化，需要政府以法律、规划、建设项目等方式介入。应赋予中国农村土地整治更完整的功能，将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平台，推动土地整治与农业规模经营、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观和环境保护等相结合。

4.创造中小城镇“新节点”。要创造“在乡村生活、在城镇就业”的人口迁移模式，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1996年中国迈过30%的城镇化率关口，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未出现。今后应在基础设施投资、医疗和教育资源布局、土地指标分配等方面为县城和小城镇发展创造条件，把小城市和镇这个节点做活。

第五，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生态经济。“村庄更新”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实施以“厕所革命”为标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宜居生活品质，创新发展推动乡村“再振兴”。通过实施村庄更新项目，应使大部分乡村形成了特色风貌和生态宜人的生活环境，并推动生态经济发展。

第十，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联系更紧密。

中美贸易战不可能割裂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联系。2018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额是4.6万亿美元，全球是39万亿美元。同时，我们对外投资存量全球第二。

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进展。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新增投资额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升至12.7%；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增非金融类投资达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对外投资的比重进一步升至12.8%。

金融合作持续强化。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71家一级机构。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开展联合融资合作。人民币已经在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41个沿线国家和地区。

深化民心相通。中国已与6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确定了300多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在沿线国家建设了17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85个。

健全“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信息平台建设，降低企业对外投资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合理引导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方向，推动优势产能向这些国家转移，完善企业在“一带一路”的重点行业及重点区域的战略布局，提高对“一带一路”投资的质量，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盲目性。

深化经贸规则合作。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虽然尚未达成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但已与欧洲众多国家单独签署了相关的双边投资协定，而且中国与欧盟已经进行了18轮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并进入新的阶段，中欧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将加快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

（编辑  三友）

分析判断经济形势要侧重于“势”

在分析判断“形势”时，很多人讲“形”的多，讲“势”时缺乏基于深刻分析的判断。实际上，“势”是我们力量聚集的方向，也是分析下一步形势发展的方向。《孙子兵法》讲的是“善战者，只求于势”，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如果能察到势，还能驾驭这个势，就能获得胜利。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判断形势。

第一，既要看数字，更要看内涵。现在很多分析中国经济形势的文章，往往引用很多数据，大家也更关注数据。实际上，现在应该更关心数据背后的内涵和实质。

2018年，中国GDP同比增长了6.6%，和以前比有所回落。金融危机以前，中国经济动辄都在10%左右的增长。而最近几年经济增速在6%到7%之间，特别是201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只有6.4%，比2018年同期下降了0.2个百分点。尽管这个数字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之内，但大家好像都觉得增长率还是有点低。这个数据所反映的内涵是，我们目前处在一个更高基础、更高体量上的增长，特别是更高质量的增长。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形势，就会比较客观一些。2018年中国GDP总量是13.6万亿美元，新增量为1.36万亿美元，增量约等于2017年澳大利亚全国的经济总量。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提出高质量发展之后，整个经济的内涵在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具有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含金量。

第二，要看局部，也要看整体。我们现在讲中国特色，一定不要忘了中国是个大国的基本国情，这决定了中国所走的道路不可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现在研究发展房地产模式时，一些思路和观点往往是套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情况，比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瑞典等。中国和它们的情况并不一样，国力也不一样，不能不考虑国情的差异。现在中国有些省份实际上已经和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体量差不多了。比如， 2018年广东省GDP总量为9.73万亿元，已经超过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广东一省的GDP拿到世界上都可以排到第13位。中国是个典型的大国经济，地区情况不一样，行业情况也不一样，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局部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大盘总体是稳的。比如我们讲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如果这些地区稳定住了，那么中国经济也基本就稳住了。

    第三，看现状，更要看趋势。目前中国经济的趋势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增长阶段的转变，这是一个重大判断，就是要以中国的经济符合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这把尺子来进行判断，而不是只看一个简单的数字。只要方向是明确的，趋势上就是有希望的。以深圳为例，2008年深圳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但是它加快转型，创新驱动增强。2018年深圳的GDP增长了7.6%，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中增速最快，经济总量突破2.4万亿元，首次超过香港。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超过了9100亿元，每平方公里税收产出达到4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突破了9100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和先进高技术制造业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占比，分别达到72.1%和67.3%。与此同时，有些地方的数字看着很风光，指标也很先进，但如果不重视高质量发展，肯定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出现矛盾和问题。

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具体分析

第一，总体经济形势是稳定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再看2019年一季度的数据，就会发现这个增长还是比较不错的。GDP同比增速6.4%，符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增长6%-6.5%的目标。后两年只要保持在6.2%左右，就可以完成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的战略目标。2019年一季度的调查失业率为5.2%；4月份有所好转，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低于5.5%的预期目标。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8%，4月份这个数字达到2.5%。一季度外汇储备余额保持在3.1万亿美元。总的来看，目前的经济形势还是稳的。

第二，稳的态势在承压，变的因素在增多。

我认为，现在的经济形势更准确的描述，应当是“稳的态势在承压，变的因素在增多”。那么应对的对策，就要更加周全。

今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1]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3月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思危方能居安”。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的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因素，但更多的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必须保持定力、增加耐力，勇于攻坚克难”。[2]

国际上看，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对世界形势做出的重大判定。这既有变，又有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决策，要研究变了什么，机遇在哪里。

首先，中美关系出现了大的变化。特朗普在上台后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的转变，实际上是从2018年的一系列变化而来的。1918年，美国提出了威尔逊主义，除在1929年前后的大萧条时期有一段时间没有采用之外，美国对外战略实际上都是一贯的。明确讲是三个理念：美国责任、自由主义、多边主义。在这些理念的主导下，二战之后形成了现在的联合国，也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现在美国发生变化了，从“美国责任”变成了“美国优先”，从自由主义转向进攻型的保护主义，从多边主义转向单边主义。实际上，美国这种对外战略的转向也是百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它是国内政治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的产物，绝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这种变革不仅是美国自身的变革，这是和中国的崛起相叠加，形成了这种全球治理理念的不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8年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是84.74万亿美元，总人口接近75亿（74.96亿），全球人均GDP是11305美元。其中美国的GDP是20.49万亿美元，占到全球总量的24.2%，中国已经达到了13.41万亿美元，也就是占全球的15.8%。中美两国已经占到了全球GDP总量的40%。还有欧盟占到18.75%，三者之和基本占到了全球总量的60%。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本身的经济体量，而在于中国的经济体量还要往上走。

    世界上这几百年的变化，欧洲的荷兰、西班牙，这是百万级人口的国家；再后来是英、法，是千万级人口的国家；再后来是美国和日本，它们是上亿人口以上的级别。而中国恰恰是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国家，它的崛起显然和过去这些国家的分量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自然会引起美国的警惕，开始提出“美国优先”的理念。

有些学者说中国的GDP总量差得不远了，但人均还差得很远。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9608美元，这才是我们增长的潜力所在。中国经济要达到全球人均GDP11305美元的水平，需要我们挖掘多大的潜力来发展经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思路一定要清晰。

    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基辛格博士说中美关系“再不会回到从前”，不要认为这只是一句简单的话，这是他的一个战略判断。当然中美之间的博弈不仅限于经贸领域，在政治、军事、外交、科技、人文领域的摩擦必然成为常态化的。中国关键是把自己这篇文章作好，“以内稳来预备外变”。

    美国进攻型的保护主义不可小觑。比如，现在它对我国科技的遏制是轮番登场。美国宣称核心技术是阻止中国崛起的最优堡垒，去年已经把44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控制清单，制裁了中兴、晋华，还在全球范围内打压华为，包括推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等立法改革。美国出台了《国防授权法案》、《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出口管制改革法案》，而且从三位一体的法律制度列举了飞机、计算机、半导体、生物等27个行业的投资前审查要求（CIFIUS）。这是从去年就开始的，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段时期。

又比如说，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大家知道5G技术实际上是发展物联网的基础，我们从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再到智能化，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代表技术。比如机械化是蒸汽机，自动化应该是数字控制，信息化是计算机和网络，而到了智能化的时代，代表技术很可能就是5G。整个5G技术将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科技，进而改变我们的社会。3G的速率等于4条跑道，4G是40条跑道，5G则相当于400条跑道，时延从300毫秒缩减到1毫秒。这样的速度可以让无人驾驶、远程手术等一系列先进技术都能够更好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谁占据了5G，谁就占据了信息技术的高峰。看到华为的发展，美国马上联手其他国家启动“五眼联盟”。目前，华为持有36%的5G技术专利，包括高通和英特尔公司在内的美国公司，只有14%的专利。中国的5G基站现在已经有35万个，是美国的2.3倍。而且中国5G技术的价格又远远低于美国，所以特朗普表示“要打一场5G的战争”。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首先全球经济发展减速，其次，国际规则面临着重构。第三是地缘风险有增无减。

    第二个问题，美方的遏制和打压成为我国最大的外部风险。中美之间不可能再回到那种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先于竞争的关系。今后中美在经贸方面边打边谈、打打停停，可能会是家常便饭。对此一定要有预判。   

第三个问题，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受到外部的限制。这种限制可能会影响到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我们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西，也不能唯网，网上有些东西并不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实际上，我们还需要客观冷静地来分析中国当前在科技方面存在的问题。

    比如，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接近2万亿元，与GDP之比为2.18%。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位了，但实际上 “十三五”规划的目标是要达到2.2%，目前并没有达到目标。况且，这2万亿元里真正用于基础研究的只有5.74%，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17%。华为2018年科研经费为1013亿元，占销售收入的14.1%。阿里巴巴达摩研究院研发经费也达到1000亿元。但是，大部分企业真正投入研发的是少而又少，不但少，还遇到很多部门之间的掣肘。在很多方面，我们人为地把这些可以利用的高效力量，变成了低效力量。

又比如说，计算机行业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软件，在这方面我们下的工夫很不够。我们一年毕业800多万大学生，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是824万。软件工程师现在缺口32万，而每年高校只能毕业3万人。美国在AI产业里的人才达到85万人，而我们只有5万人。而且调查发现，现在的科研经费下发之后分散得很厉害。很多企业都没有利润可以拿出来搞科研。

我在一家汽车企业调研时厂长说，企业的汽车产品可以跟国外比较，但就是匹配性差一点，其中就有一个关键零部件做不了，要用德国公司的产品，这说明我们很多企业在关键的节点上还没有实现突破。

    第四个问题，内需放缓的势头不容忽视。2019年一季度汽车销售同比下降11.3%，4月份又下降了14.2%，石油及其制成品同比回落了2个百分点，而4月份又比上个月下降7个百分点。受需求影响，手机、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分别下降了14.7%，11%和8.7%。

第五个问题，投资也在回落。我们要注意这种变的趋势可能带来的影响。2019年一季度的数据好些，4月份不是太好。

    第六个问题，企业面临经营比较困难的问题。实际上，企业面临的困难无非是这几条：原材料成本的上升，资金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市场需求的下降。在我们调研走访的企业中，很多企业说尽管现在减税了，但是企业感觉不出来，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企业占比又比上年同期多了1.4个百分点。

第七个问题，就业的情况不容小视。2019年年初的调查失业率，1~2月份是5.3%，1~3月份是5.2%，4月份是5.0%。我们是从去年开始才有调查失业率这个项目的。2018年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4.9%。不要小看这0.1个点，对中国这样一个13.95亿的人口来说，这0.1就是一个大问题。

短期应当关注的对策问题

短期要有短期的政策，长期要有长期的政策。短期内，首先要关注农业问题，它是我们内稳的一个最关键的基础。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如果按18亿亩算，加上复种指数，大约是22亿亩播种面积。

现在来看，不但是粮食，中国的副食大量要用粮食和饲料维持。猪肉、牛肉和鸡肉都要靠饲料维持，而这些饲料很大一部分是从黄豆来的，用豆粕养猪、养鸡。中国每年需要的黄豆是1万多亿吨，国内黄豆的播种面积是1.17亿亩，产量约为1500万吨，居世界第四位。有报道称，目前国内意向种植增加了16.8%，估算增加了2000万亩，增加产量约为250万吨。但这和我们以往从美国进口的3286万吨相比，是远远不够的。

粮食问题一定要引起我们重视，关键在于地不能减少。万物土中生，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无土栽培的时候。如果不保护好耕地，农业就不稳，对中国的经济将产生重大影响。粮食问题还牵扯到棉花、蔬菜、烟叶，又牵扯到油菜籽。2019年我国茶叶产量261万吨，大多都是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包括扶贫措施。除了出口的39万吨，剩下的茶叶存量在国内就出现市场饱和。像这种情况，国家就要加以指导。

    第二个需要关注的是就业问题。我国每年就业都在1300万上下。但是，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就是1650-1700万。一定要把目前的就业难点人群安排好。对外出口量下来后，原先在出口加工企业的就业者就会失业，对他们一定要作为重点人群来关心。

    另外一个是毕业的大学生。现在每年有七八百万的大学生毕业，就业压力非常大。特别是很多农村的孩子，就业是大问题。这些农村家庭为孩子念书贷了款，到就业的时候却没有工作，怎么办？中央提出“六稳”，第一就是稳就业。我们能不能对企业的用工提供优惠政策？现在很多工厂用机器人代替人工。我们一定要开辟新的路径去解决就业问题。

    第三，需要对遭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出口企业给予充分的关注。2019年4月份，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下降了2.7%。其中对美国、日本、欧洲、东盟、金砖国家的出口，分别下降16.8%、25.9%、17.3%、24.1%、16.3%。对以往进出口重点地区出现下降的这种趋势值得注意，我们需要对出口制定一些实际的政策。比如贷款的利息对出口企业是不是要适当降低？要有针对性的政策，而不是大水漫灌。

第四，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比如利用外资。我们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计划推出《外商投资法》，现在可考虑以政府条例的东西先出来政策，以稳住外资。多少年来，我们在利用外资方面一直是发展中国家里最高的，排名世界第二。2018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310亿美元，但这几年的增长非常缓慢。稳定外资不仅是稳定资金的问题，实际上还会和抗击金融风险联系在一起。当前来看，是不是可以针对美国贸易出现的问题，先从农业、就业、出口、外资等重点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创新一定要成为坚定不移的目标

在创新的问题上，企业不能着急，要有耐心，国家也要有耐心。不要一说创新，就期待在几天之内全都实现创新。一定要有长期的打算，包括暂时还要忍耐一段时间。比如韩国的三星，为了搞芯片付出多大的努力，当时美国、日本都在打压它，而现在它终于把芯片搞出来了。

在能源安全方面，我们也应该加强科技创新。怎么样利用好中国丰富的能源，如何真正地推动能源安全往前走一步。中国原油需求量2018年70%是靠进口，能源安全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在农业、能源、科技方面都要有忧患意识。

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意味着它的回旋余地也会很大。39个工业大类，525个小类，我们国家都是齐全的。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产业不行了，另外的产业还可以顶上来。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也一定要注意那些还没有强大起来的国外市场，否则强大的国内市场也建不起来的。我们不能够再封闭自己，必须走出去才能发展科技，增加出口，利用外资，使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一个良好的自我循环。

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全球第一”，都是改革开放多少年来中国人民用汗水和资源换来的。但是，现在我们仍有很大一部分的关键东西要依靠国外的进口和合作。这一点就需要我们真正的励精图治，也需要万众一心。我们还要做好过点“紧日子”的准备，以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编辑 杨利红）

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很重要的就是时刻不忘自己的党员身份，时刻不忘入党时庄严许下的誓言。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回首过去，1965年7月1日，在建党44周年之际，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我18岁，是北京市第一批中学生党员。在入党大会上的发言，我特别讲了共产党员必须“奋发有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勇于担当”。我的理解是：共产党员必须听党的话，时刻听从党召唤。听党的话，不是“肩膀软”，遇事把责任留给党、留给组织，而是“肩膀硬”，把责任主动担在自己肩上，为了党的事业，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危难时刻能够牺牲自己、保全组织，不惜以身家性命去维护党的事业。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我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仰。此后几十年来，我一直坚守这个信仰，并在实践的磨砺中，更加深切体验到革命者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到：“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对此我有很深的感悟。文化大革命时，我的家庭与我们的党和国家一起，承受了巨大的灾难，这是我个人的际遇，但这并没有动摇我的信仰。

1969年2月，我到陕西省延安专区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落户。大批外地人进入陕北，近代历史上有过两次，第一次是中央红军，第二次便是北京知青。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到陕北，在这片黄土地上演绎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奇迹。数万名知青到延安，在这里经受了艰苦的人生磨砺，承受了严酷的风霜雨雪，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我们的父辈来自人民，为人民打江山，为穷苦人翻身得解放艰苦奋斗几十年。我们到人民中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刻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我们的初心和使命既来自父辈从事革命斗争和建立新中国的理想信仰的传承，也来自我们与劳动人民的紧密接触，这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独特历练，给我们带来精神财富，使我们亲身感受到人民渴求脱贫致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

脚蹬土布鞋，身穿土布衣，头扎白羊肚手巾，腰插旱烟袋，这不是表演，是我们数年陕北农民生活的写照。陕北的土地不仅仅是我劳作过的土地，而且是我灵魂的故乡，那里的老乡不仅仅是陪伴过我的乡亲，而且是我精神的手足，对我的影响深入骨髓。从此，我真正认识了人民，走出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打下了我坚守初心的基础。我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总书记心里时刻装着人民。到陕北插队的经历使他深刻理解了“人民”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回顾与陕北农民在一起的日子，我常想，总书记在陕北的根扎得有多深，他执政为民的初心就有多坚定，率领我们党进行的脱贫攻坚战就能取得多大的胜利。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先后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公司——光大和中信工作。在几十年的奋斗中，我们不仅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还会遇到很多艰难曲折甚至危机。我在这两个央企工作时，经历过多次危机的考验。我在实践中体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体现在我们对实际工作责任的担当上，体现在遇到艰难险阻时绝不退缩、勇往直前的行动上，体现在一以贯之的努力上，体现在永不止步的奋斗中。

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才能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在改革中既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这就要善于驾驭市场。中国共产党骑在市场经济的马上，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党会不会背离初心，会不会变质，已成为极大的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的伟大实践，说明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回顾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我感到个人的奋斗只有融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个人的成功才有真正的社会价值。我们的先贤先辈们孜孜以求、艰难探索，打下了好的基础。我们每一代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要不辱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所作为。

编者按：进入21世纪，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深刻调整。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代表时首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重要论断。2018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这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于世界大势的深刻分析做出的一个重大判断。

 2019年3月23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召开学术研讨会，就如何理解这一重大判断的内涵开展深入的研讨。本刊摘编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世界多极化发展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文-王湘穗*

溯源“百年未见之大变局”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念，学界有过一些讨论，有的说一百年，也有说几百年。晚清时，中国面对欧洲列强的扩张，李鸿章曾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现“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当时中国面对列强虎视眈眈，李鸿章心怀亡国之忧，提出了“对外和戎，对内变法”的主张。

今天我们所说的“大变局”，其含义和那时不同。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

新兴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不可逆转。这是对当今世界形势非常重要的判断。

百年大事如潮：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介入欧洲事务，第一个世界性国际政治组织国联成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战后，德国崛起发动二战，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崛起，英国霸权终结；二战后成立了联合国；1944年7月，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美式全球化体系成形；1949年新中国成立，民族独立潮起云涌，20世纪50、60年代，亚非各国人民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兴起；苏美开始持续长达近半世纪的冷战对立；通行了数百年的金本位制崩溃和信用货币制度的推行；发达国家出现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产业转移，以及1989年后苏东集团解体，美国独霸世界，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应该说这些事情都是风起云涌，足以震撼世界的大事件。

那么，什么是20世纪的主轴？在我看来，就是美国从兴起到衰落的百年轮回周期，眼见他“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这是贯穿世界百年的主轴。因为20世纪是美国主导的世纪。然而，与英国霸权衰落不同，美国霸权的衰落主要不是受到西方世界其他国家的取代或者内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冲击，而是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促使国际格局进一步均衡化，导致世界的多极化。可以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就是世界东西南北的力量和财富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北方富国正在沉沦，中国代表的东方世界和南方穷国快速发展，双方力量出现了日趋均衡的局面。

在我看来，习总书记讲的“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种此消彼涨的大势。中国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印照了西方世界和美国全球化体系的没落。概括地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就是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正在走向终结，而中国或者东方、南方的新兴国家正在崛起，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大势。

    世界多极化后的“三分天下”

大变局的未来趋势又将如何？我认为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将继续，很可能由此导致500年之大变局。即以资本主义扩张为代表的世界潮流将日渐式微，从1500年算起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可能解体。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和很多文件中都提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其中一个百年目标是到2049年建国100 周年的时候，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进而实现“中国梦”。这实际上是世界第一大政党，对于未来政局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近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关于2020-2035 年十大趋势的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将维持2.6% 的低速增长，其中发达国家1.7%，发展中国家4.9%，双速增长的结果，就是到2035 年全球经济将出现多极化。2035年，发展中国家将占全球经济的60%，经济规模与投资超过发达国家，世界经济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届时世界前几大经济体的排序将是：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

罗马俱乐部报告《2052：未来40年的中国与世界》中预测：到2052年，全球GDP将达到14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约46.8万亿美元，占比为32.2%；美国约13.5万亿美元，占比9.3%；美国以外的其他经合组织国家（OECD）合计33.3万亿美元，占比23%；新兴经济体（BRISE，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和其他10个较大经济体，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越南等）约33.2万亿美元，占比为23%；世界其他地区（ROW，共计150个国家和地区）约18万亿美元，占比12.4%。也就是说，到时候中国、OECD加美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各占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一左右。

普华永道对2050年世界前10位经济体进行了预测，其排名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西、俄罗斯、墨西哥、日本、德国、英国。其中，中国经济总规模约为58万亿美元，约占20%，印度和美国分别为44万亿美元和34.1万亿美元。高盛也预测这10个国家在2050年将位列世界前10名，不过位次有所不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比则更高，约占到50%。

上述这些分析预测表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继续快速发展，发展模式呈现多样化；世界实现多极化，出现“三分天下”的局面；进而出现500年未见之大变局。即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再是代表当今世界的唯一体系、甚至不再是主流的经济体系，而像中国这样走其他发展道路的文明，可能会在这个世界中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国的应对之策

第一，办好自己的事。中央反复讲“四个自信”， 1949年建立新中国，解决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独立的问题，改革开放40年解决了中国发展起来的问题。我们对于中国道路一定要有自信，同时还要实干，不能懈怠、不能未富先衰。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该补课的补课，该创新的创新，该坚持的也要坚持。

第二，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中美关系如何处理，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美国日渐衰落，中国正在崛起，美国一定会打压中国。中国对此要有思想准备。从策略计，中国要疏离美国，惹不起躲得起，可以顺势脱钩。包道格①认为中美不容易脱钩、脱不了钩，许多中国人也是这么判断。尽管现在脱钩，对于中美双方都是难以承受之痛，但从长期看，中美两大经济体迟早要脱钩。以前中美是在一条船上，是一个体系中的垂直分工关系。在这个经济基础上，中美关系可以维持总体稳定，这就是40年里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斗而不破的秘密。现在中美关系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一条船变成两条船、甚至是两个船队了。所以，班农（我称之为“班农-特朗普主义”）主张，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驱逐出去，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准备。近期有些分析报告指出，随着贸易战、科技战的爆发，世界将出现两个并行的科研体系。当然，我们要尽量避免正面对抗，要顺势而为，让美国下台阶，要渐行渐远。

第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泛亚共同体。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世界可以分为五个泛区，包括泛欧区、泛俄区、泛亚区、泛美区和泛非区。中国是泛亚区的核心国家，如果加上泛俄区和泛非区，就形成了亚欧非世界岛的大合作区。从这个角度看，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这是中国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四，绝不称霸。未来美、欧、亚天下三分，中国居其一而足，绝不称霸。三居其一，这应是中国的基本态度，应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

（编辑  宋斌斌）  

抓住战略机遇，应对“大变局”挑战

文/姚枝仲*

新时代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国内是基本矛盾的变化，国际上是美国霸权的衰弱和中国的崛起。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重要的是看未来的30年，因为这是中国崛起、中华民族复兴最关键的时期。

未来30年很关键

如果发展相对顺利，未来30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到2021年左右，中国就可能成为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届时我们的身份定位就有了很大的问题——十九大报告定位，我们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变，这在国际社会上可能面临很大的压力，美国、欧洲、日本一直想借WTO打压中国，想把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去掉。这是一个马上要发生的大问题。

到2030年，中国的GDP可能超过美国。虽然中国的综合实力还不如美国，但这必定会引发国际格局的振荡，起码中美两国经济上的非对称性没那么大了。现在美国跟我们打贸易战，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比较大，因为经济体量比美国小，对外依存度比较高。如果中国的GDP超过美国之后，经济上这种力量的差异性会小很多，会更加平衡。

到2035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可能超过美国，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性意义。美国认为，它到2050年还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核心因素是美国是世界知识创造中心，它的科技领先地位还能延续到2050年。如果中国也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知识创造中心，将对美国提出很大的挑战。当然，届时科学技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难以预料，但从投入角度来看，我们知识产出能力和水平都会达到一个非常大的量级。

到2050年，中国的军事实力可能跟美国逐步接近。

30年很快，中国跟美国各方面的实力将会接近，我们能看到这一趋势，美国人同样能看到。美国人对中国实力的增长和挑战反应很强烈，要在战略上打压中国，而且正在付诸行动。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提出了“规锁”概念，就是美国用规则锁定中国的发展水平，他们确实正在做一些相关的规则修订。总之，美国就是不想让中国顺利地发展下去，所以这期间可能会发生一些比较激烈的冲突。

即便面临种种挑战，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还是有一个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中美间不一定发生阻碍中国复兴趋势的严重冲突，我们还有可能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空间。

从政治方面讲，目前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遇到种种问题，正处于一个低谷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显示了自己的生命力，从政治制度上打压中国很难产生效果。

从经济上讲，中国的GDP已达13.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对中国有比较大的依赖性，这种经济格局必将影响这些国家内部的选举：西方国家从战略上需要打压中国，但打压必将影响自身利益，一旦选民反对意愿高涨，其政党的生存能力就会下降。

从军事上讲，中美间发生直接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极小，但不排除发生局部冲突的可能。

从外交上讲，美国和欧洲、日本有矛盾，目前还难以形成对中国合围的态势。

所以综合起来看，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确实还有发展的机遇。有些人认为，只要中国实力上了一个台阶就会更加安全，对此还是要持谨慎态度，因为随着我们的应对能力提高，发生冲突的领域可能会更多。现在美国人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而后随着我们在一些高科技领域的能力成长，发生利益冲突的领域可能增加，并不是越往后会越稳定。只是当前各种形势的发展让我们还存在一些战略稳定空间。这个时期如何应对很关键，也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战略机遇期内生化，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让外部环境更加稳定，延长我们的战略机遇期。

如何应对挑战

从应对角度来看，有三个方面比较关键。

提升战略能力。战略能力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增强自身综合国力，包括国防实力。我认为，我们在经济上和美国的关联度紧密一些不是坏事，这样它要打压中国，对它自己的损害也就越大。

第二，提供利益的能力，就是我们在自己发展的同时，真心帮助一些国家共同发展；我们在国际上要有更多的朋友，打掉美国对我们合围的企图。这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强项。

第三，自身的综合防御能力。我们在高科技领域仍有很多短板，被美国“卡脖子”。解决这个问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关键。中国现在创新体系发展势头很好，随着各层级的研发投入越来越大，将会大大提升我们在科技和经济各方面的抗风险能力。我们的金融体系也存在短板，要高度重视金融安全，提防金融战的风险。我们急需发展独立的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战略能力。

显示战略意志。战略意志很关键，我们现在和美国之所以能谈，是因为前期有坚韧的斗争，让美国不能小觑我们。一旦丧失战略意志，就会一步步被逼入墙角，任由对手摆布；奋起抗争，显示敢于“亮剑”的勇气，反而能让对手知难而退。

拓展战略空间。中国是亚洲大国，有很大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我国在亚洲已经处于经济中心地位，东北亚、东南亚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有很强依赖性，它们的经济格局、经济结构跟中国密切相关。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加强贸易和基础设施投资等，进一步密切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包括推动区域贸易协定等等。“一带一路”倡议是我们很好的一步棋，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和中亚、中东、欧洲和非洲的经济文化交流，帮助相关地区经济发展，带动各方面的进步。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响应。

（编辑  三友）

一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文_王晓泉*

大变局之起点：鸦片战争

2012年11月十八大结束后，新一届政治局成员就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同志在展览中提到了“中国梦”这个重要概念。他指出，经过鸦片战争17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鸦片战争是中国和西方的力量对比发生第一次深刻变化的转折点。鸦片战争之前，虽然中国和西方之间已有多年贸易往来，但彼此还是相对独立的。中国属于东亚封贡体系，经济总量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从鸦片战争起，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国门，中国进入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就真正把中国囊括进他们所主导的世界市场。

大变局之推动力：经济全球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全球化。当时爆发鸦片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中国封闭的制度，不适应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市场并不向西方全面开放。1792年英使马戛尔尼到中国商谈通商，但是清政府不屑一顾，结果半世纪后被英国炮舰轰开了国门。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口岸，加入世界市场。1872年，李鸿章谈到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第一个折子叫《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大意是：各国都要来跟我通商，我们从未遇到这种压力，我虽然距西方万里之遥，但不得不跟他们接洽办理，这种情况是三千年来未有的。经济全球化是躲不掉的；如果继续闭关自守就要挨揍。但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命运。

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现了一种新的因素，即结束了西方“宗主国”和“殖民地国”之间的统治关系，而通过“平等”经贸合作方式，追求对落后国经济政治的实际控制。相比旧殖民主义，当时这种方式应该说有其进步的一面，美国因此赢得了整个20世纪。

当时世界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主角是苏联和美国，世界市场处于割裂状态；美国主导的西方为争霸的需要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其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快于苏联阵营。而苏联阵营没能在竞争中取胜最终走向解体。苏联解体后，西方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达到一种新的高度，其覆盖地域空前加强。与此同时，西方资本的贪婪本性逐渐显露，之前的改良措施慢慢后退。西方世界矛盾加剧、危机四伏，世界动荡不安。而且美国从全球化中牟利的方式已经阻碍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逐渐适应了这套规则体系，迅速崛起。面对这一局面，美国的新孤立主义抬头，甚至要再次割裂世界市场。这种逆势而为的政策，必定引起更大范围的反弹，美国的衰落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即将到来，而“一带一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它的前奏，因为它覆盖的地域不仅仅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且将影响整个世界。如果这种新型全球化超越了美国既有的全球化模式，它一定代表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这是百年未有的一个亮点，也是“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大变局之实质：权力的转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就是世界权力的转移。权力的转移不是从美国转向中国，而是世界多极化，形成以中国、俄罗斯或其他欧洲国家为首的力量中心，其结果必然是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权力转移。

第一，软实力的转移，包括政治价值观、对外政策和文化。

政治价值观。现在美国所谓的价值观外交越来越难以为继，它所推崇的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影响力在苏联解体初期达到顶峰，几乎所有国家都仿效它的“民主”制度，但很多国家后来出现内耗加剧、颜色革命、“可控民主”等等问题。美国还大搞双重标准，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所谓民主价值观只不过是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

对外政策。近30年来，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阿富汗反恐战争；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不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中导条约等等，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已经声名扫地，接近破产。

文化影响力。美国的文化根基并不深厚，它的文化影响力得益于其超级大国的实力。它强调人的权利、自由和自由贸易，但这些理念和政策很多只是当年对苏争霸时的改良主义工具，苏联解体后开始逐渐收回。相比之下，中国关于世界经济共赢发展、和谐发展等理念，以及我们所倡导的和而不同、尊重文明的多样性，远远比美国文化来得深厚。随着中国的实力增强，这些文化底蕴将更有吸引力。尤其是，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国“共舞”的人会越来越多，中国的朋友圈会越来越大，中国的软实力也将随之提升。

第二，经济主导力。如果未来30年我们能够走得比较稳，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必然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必然增长。

第三，军事控制力。美国今天还是世界头号军事大国，但实际上它的军事实力增长正在放缓。同时，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理念非常相近，两国合作的军力加在一起足以遏制美国在中俄周边开展军事冒险活动。美国自身的盟友体系也在消解，欧洲的独立防务倾向不断加强。在东北亚，日本和韩国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也在加强。上世纪90年代，美国所占据的绝对军事控制力已经不复存在。世界的权力正在发生分解转化，霸权的权力正在消解，新兴的世界中心的权力正在形成中，世界多极化的步伐不断加快。

三大动因：科技、陆权和人权

从根本上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因主要包括三条。

第一，科技飞跃。它对整个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地缘安全都带来了新的变化，科技飞跃主要表现在交通技术、通信技术发展等方面。

第二，陆权的崛起。陆权的崛起实质上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战略格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中俄开展全面战略协作，我们来自陆上的压力减轻，这是百年未有的好形势。中国向东面朝大海，现在可以充分发挥陆海权兼备的优势。“一带一路”所说的“路”和“带”，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而“带”还是我们的短板。要补齐短板，奋起双翼。

第三，民权问题。一方面，资本无国界，任何国家的经济都要融入国际资本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需要逐渐打破这套垄断秩序；另一方面，各国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制度模式，这其中会产生很多类似于中国的制度模式，选择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形态和走向伴随着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国的崛起，将代表一种世界范围内更加合理的发展格局和利益分配的方向。因为中国不是一国之崛起，而是带动多国之崛起；不是一国的现代化，而是推动多国的现代化。

（编辑  宋斌斌）

百年中国与全球化：转折与风险

文/程亚文*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百年前，清王朝瓦解，中国陷入近代以来空前的外侵内乱，那时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时期。普遍认为这一轮全球化起自19世纪中期，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渐被纳入英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百年中不断遭受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上世纪70年代末，在新一轮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调整国家政策、实行改革开放，主动加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并以成功者的形象展现于世。近些年，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通过G20等国际舞台参与全球治理，被认为是在开拓一种“新型全球化”。

从上一轮经济全球化中的被动方和失败者，到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的成功者和弄潮儿，这种反转是如何发生的？

新中国为什么能在经济全球化中取得成功

当代中国与百年前清朝崩溃时期的中国的显著不同，突出表现在国家能力上。当代中国在各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国家能力，而从晚清至20世纪中期，中国无论对内对外，都处于严重的国家失能状态。首先是不能抵御外来的军事压力。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战败和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以及外国在华租界、在华驻军权和治外法权等等，百年的中国已丧失护卫自身安全的基本能力。其次是中央权威瓦解，对各地方、阶层、族群的号召力和管控能力逐渐弱化，对地方事务不能有效约束，国家分崩离析。再次，无论是晚清的“洋务运动”，还是民国的“黄金十年”，中国都是全球化的被动跟随者，是被西方资本牵着鼻子走，根本谈不上如何利用全球化的利益、规避全球化风险。

百年前的中国乱局，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政治后果。经济实力弱小的中国，在开放市场和西方资本的冲击下，国内不同地域被卷入全球化的程度不同，区域间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形态明显分化，各地方利益出现严重疏离，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内外夹击下，不再具备对国内各层级、各地域协调和管控的能力。

当代的中国，是在拥有健全的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加入经济全球化体系的。在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互动中，始终保有高度的能动性，“融入”的同时又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合理调节，安排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方式，兴利除弊。

国家能力首先体现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拥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在有效规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同时，有能力协调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利益分配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意志，推进国家建设。这与晚清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其次是体现在产业政策和国防建设的政策选择。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所选择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政策，不仅为此后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基础技术与制造能力，也为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提供了起码的物质和技术前提。正因如此，外部力量再不能轻易干预中国的经济、政治进程、损害国家安全。这就保证我们加入全球化之后仍有能力独立制定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政策。

当代中国的国家能力还体现在，1949年以来，我国通过引进技术和依靠内部积累，在改革开放之前即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成为加入全球化之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强有力基础，也使我们有能力消化来自外界的各类经济要素，而不是被动跟随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这一段时期，全民基础教育的普及，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发展，又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储备了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丰富的智力资源，从而为中国有效地消化吸收外来技术和经验并推陈出新、转化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方和引领者，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中国取得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动力的提供者之时，外部世界对中国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些年中国的成功，不过是“沾了全球化的光”，是美国“帮助”的结果。当然，中国由“落后者”到“先进者”的转变离不开外部帮助的因素。但问题是：同样处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为何在上一波中国是一个失败者，而这一轮却成了弄潮儿？显然，全球化作为外部因素，不会自动让卷入的国家“沾光”。一个国家内部的因素，才是决定其能否有效利用全球化的积极因素、促进国家进步的根本。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一新兴政治力量推动20世纪中国的兴起，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对国家能力的苦心培育，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中国仍可能是失败者。是仓促被动卷入经济全球化并被其役使，还是主动选择加入经济全球化并将其驾驭，会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经济全球化两次相遇的一个重要启示。

不仅中国如此。上一轮全球化潮流中，德国、日本、美国都是当时的“新兴经济体”，类似今天中国的地位，它们加入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也曾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压力，其他许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落败。

例如19世纪的美国。当时美国南方是英国棉纺工业的重要原料基地，深度融入进英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而北方正在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这样就导致国内不同地区之间深刻的分歧与矛盾。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强化了中央政府权力，全国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通过对国内市场实行保护政策，培育了起强大的工业体系。

日本也是这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对外引进新技术，通过关税保护培育国内市场，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渐建立起较完备的国内经济体系，迅速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其工业产值远远超过中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在历史上的一些成功经验，与今天我国的发展是可以作对比的。

警惕全球化中的风险

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无论处于全球化边缘区的落后者，还是处于中心区的列强，都曾先后陷入政治混乱或帝国解体。此一时的成功者，如果不能很好地防患于未然，在彼时又跌落成失败者，这并非不可想象之事。

鸦片战争后，清朝被动地卷入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其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最初是南、北，后来是西、南），形成地域间巨大的利益分化，其结果是政治意识撕裂，国家分崩离析。地方的分裂持续到清朝崩溃和之后的民国初期。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外部势力干预造成的内部撕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崩溃，也都与当时英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强烈影响密切相关。从历史来看，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推动者，从全球体系中攫取到最大的利益，是“帝国”和“霸凌者”，是全球非正义的输出者。这种非正义性也为主导者自身埋下隐患。当英国所推动的全球化达到高峰时，其霸权体系自己也崩溃了。导致当年英帝国瓦解的因素，同样也在困扰当前美国霸权体系。

中国特别需要总结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因为今天中国已处于经济全球化动力者之一的位置。中国需要防范和规避三种风险：一是中国所推动的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等在内的国际机制，这些需要中国付出很大投入，如操作不当，这些成本可能因为在海外遇到难以预测的风险，导致得不偿失。第二种，中国的国际倡议必须顾及有关国家内部的结构和利益关系，避免陷入所在国纷争。第三，中国推动的国际倡议将强化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资金、人员往来，这也会涉及国内某些地区的利益关系和信仰结构。为此我们不能把“一带一路”倡议单纯作为经济事务，而要综合考虑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掌握好分寸。

卡尔·波兰尼的《巨变》分析了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上半期，欧洲经济社会的变化如何造成欧洲文明的衰败。我们今天也到了这样一个节点，需要准确地总结20世纪中下叶以来，世界在各个方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方面的变化又将如何影响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编辑  三友）

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变局”

文/田文林*

当前，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如果说晚清时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中国主要是一场危机和挑战，那么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的“百年未有之变局”更多是一种机遇。两种说法含义迥然不同，从侧面折射出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凤凰涅槃的攀登之路，也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发展历史的“U形曲线”在理论上的折射。

晚清时，中国仍处停留在传统生产方式，但面对的世界则是西方列强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坚船利炮。当时湘军将领胡林翼看到西洋轮船在长江逆流而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当即变色不语，并中途呕血，几乎坠于马下。这个情景生动说明了清朝官员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面前的惊恐与无奈。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巨大差距不是短期所能弥补的。西方国家正是依靠这种悬殊的“火力差距”，常能以数千人兵力击溃上万清军，迫使大清帝国屈膝求和。不仅如此，原来只是地域性文明的西方文明，日渐被确立为全球适用的“新文明”。这样，中国不仅面临军事和经济领域落后带来的挑战，通行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也面临推倒重来的危险。因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说法并不为过。

面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以及西方文明前所未有的挑战，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痛苦的自我蜕变的过程。很多发展中国家（如中东国家）始终没有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因而未能度过劫难，最终在西方冲击下日渐衰落。相比之下，中国通过上百年的艰辛探索，幸运地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借此实现凤凰涅槃，在短短70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迎来蓬勃向上的“百年未有之变局”

从经济力量对比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南升北降”趋势明显。过去几百年来，世界经济权力的“接力棒”始终在西方世界（尤其是英语国家）内部传递。早期的西班牙和荷兰，后来是英国，再后来是美国。然而，到2012年，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首次超过西方国家，中国更是接连超过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从晚清以来处于国力持续衰落的轨迹，GDP由世界第一跌落，现在又开始从谷底上升并进入快车道，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国力超过美国是大概率事件。这是物质层面的一个反转。

从经济制度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具竞争力。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对传统的农耕和游牧经济，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那个时候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处于半边缘的地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工业革命后，“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然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先天性缺陷，并将注定走向灭亡。该制度的寿命之所以一直延续至今，主要是通过教育、技术创新等方式寻得新的经济增长点，即大卫·哈维所说的“时间空间修复”，从而使经济在“创造性破坏”中不断获得重生。时至今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国，其经济日趋金融化，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基础日趋薄弱，像乔布斯那样的创新型企业家越来越少；相比之下，中国近年来申请专利数量快速上升，在高技术领域的追赶速度日益加快。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靠技术创新来延续寿命的办法越来越困难。

西方国家的“空间修复”能力也日渐枯竭。所谓“空间修复”就是通过经济全球化，使大资本流向全球的价值洼地，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尤其苏联解体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使西方国家获得巨大“冷战红利”，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然而时至今日，全球化已经涤荡了世界上每个角落，西方国家几乎找不到新的扩张空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难以克服的结果。金融资本过度膨胀是造成危机的主因，但美国解决危机的办法却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解救这些金融机构，为其打造“黄金降落伞”，从而使原有痼疾更加深重。现在特朗普企图重回19世纪美国的政策，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实现“再工业化”。然而，在金融资本过度膨胀背景下，特朗普注定回天无力，其政策必将昙花一现。相比之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在经济赶超的背后，是中国已经找到了适合自身的、更具竞争力的发展道路。

此前，西方的代议民主制被视为“万能灵药”，受到各国追捧。尤其在上世纪90代苏联解体后，这一政体及其意识形态更是风靡全球。然而事实表明，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因实行了西式民主而实现繁荣强大。最新的案例就是2011年中东剧变后，“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在此背景下，西方制度的吸引力大幅下降。20世纪90年代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时的那种乐观主义，日渐被悲观失望情绪所取代。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都觉得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病入膏肓。相比之下，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可以“一届接着一届干”，这与美国历任总统相互否定的“一届毁着一届干”的弊端形成鲜明对比。

沉着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后的风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包括机遇，也包括危机与挑战。“行百里半九十”，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也前所未有。从权力变迁看，世界历史上老二赶超老大，不成功案例远多于成功案例；从经济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能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少之又少。新一届中央领导居安思危，特别关注未来可能遭遇的重大风险，关注所谓的“灰犀牛”与“黑天鹅”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防止“棒杀”，也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压带来的挑战。美国习惯了充当世界老大，不会允许中国轻易赶超，因此想方设法阻碍中国崛起。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目的就是遏制中国经济赶超步伐。尤其是2019年5月以来，美国无端对华为、大疆、海康威视等中国高科技公司进行制裁。白宫前战略顾问班农公开称，把华为公司从西方市场赶出去，比中美之间达成协议重要十倍。这表明，美国为了防止中国抢占科技制高点，已经图穷匕见，全面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更是将中美矛盾提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方面要敢于斗争。中国并不愿与美国撕破脸，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接连挑衅中国的政策底线，迫使中国退无可退，只能奋起反击。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本质上就是欺软怕硬，只有打不败的朋友才能成为朋友。当前中美贸易谈判表明，单方面的妥协退让，不会带来和平安宁，反而会使美国得寸进尺，更加贪得无厌。只有敢于斗争，才会捍卫国家利益，使美国的霸权行径有所收敛。另一方面要敢于胜利。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路披荆斩棘，屡屡以弱胜强，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种经验对于当前应对美国的经济战同样适用。当前美国看似强大，实则存在诸多结构性弱点，如选举政治导致的政策短期化、金融化导致的经济空心化和泡沫化等。中国看似弱势，但拥有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制度优势、完整工业体系的产业优势，以及14亿人口构成的市场优势。长远看，时间显然在中国一边。另外，从历史趋势看，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当年拿破仑纵横欧洲，但其对英国实施的“大陆封锁政策”，试图通过人为手段阻断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经济联系，但这一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并加快了拿破仑帝国的瓦解。当前，在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度空前提高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妄言要将中国踢出现行国际分工体系，这不啻是螳螂挡车。因此，中国应对美国的经济战，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敢于胜利。

进一步看，中国要想赢得胜利，必须采取正确的战略与策略。从战略层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坚定的战略意志。这是因为，中美力量对比转化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由此决定了中美战略博弈注定是一场持久战。中国必须卧薪尝胆，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才可能赢得最终胜利。从策略层面看，中国又要保持东方智慧，避免与美国“硬碰硬”。中国式智慧则类似于下围棋和打太极，其做法不是贴身紧逼，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将谋势、保持主动性放在首位。同时在设定战略目标时，注意实力与目标相互匹配，避免因力不胜负使自身受到损耗。

最后要说的是，中国要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化危为机，还要坚持独立自主精神，凡事学会“留一手”，以免受制于人。在这个问题上，华为公司的做法可圈可点：该公司许多芯片由美国制造商提供，但为防止美国关键时刻“卡脖子”，自己进行芯片研发，做好“备胎计划”，由此使其在美国断绝芯片供应后仍能正常运营。唯有自主，才有天助。中华民族要想逆势崛起，更是须臾离不开独立自主精神。

（编辑  三友）

近日，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访问俄罗斯，就中美贸易战、中俄战略合作等热点话题，分别接受了《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专访。

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的优势

“如果没有中美贸易战，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还很肤浅，现在我们认识不一样了。中美贸易战从开始到现在，它只是一个形式，甚至可能是一个借口，本质上是美国企图迟滞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要求，从贸易、经济、产业、科技、金融，到人才、资源等各个方面，他们要迟滞中国的发展。”在接受《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总经理德米特里·基谢廖夫采访时，孔丹理事长说。

孔丹认为，中国应对美国这种打压方式有两个基本点，这是中国最有力的可靠保障：第一是中国特色的体制，这种制度性优势是中国最根本的依托。美国的主要目的不是消除贸易逆差，是想消除中国的制度优势。如果美国触碰到中国生命、生存、发展的底线，相信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不可能会放弃底线，是完全可以应对的。第二个是中国国内有巨大的消费、投资市场，全世界没有这样大的市场，这使中国有巨大的回旋余地。所以，美国的封杀最后将会使中国的生命力更强。“我们得感谢特朗普做我们中国人民的好老师。”孔丹说。

“特朗普说中国的股市他说了就算，他一打压我们的股市就要崩溃。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该调整的工作做好，寻求把高速度的发展转成高质量的发展，坚持下来，我们的百年民族复兴目标一定能够达到。美国想在这方面阻止我们前进是完全不可能的。”孔丹坚定地表示，美国只可能暂时迟滞中国的发展速度，但如果它想泯灭中国，那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是痴心妄想！

中俄两国可构建命运共同体

“美国始终想要把中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这种企图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自己形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地区有命运共同体，国家间也可以形成命运共同体。我个人看来，中俄之间在发展和安全方面都可以形成命运共同体。”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孔丹理事长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可以构建命运共同体，包括在经济发展和安全方面。

孔丹指出，美国有一股势力，在针对俄罗斯制裁的同时，也忌惮中国的发展。“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封锁，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希望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后获得复兴。从这方面来说，我们都受到了美国的打压，尽管中俄两国经济发展状态和面临具体问题不一样，但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性的。反对霸权主义、希望通过全球化互相配合发展，这种愿望在中俄之间具备条件和基础。”中俄两国互相支持和帮助，可共同抵制制裁和封锁。“我相信，我们相互作为供给方和需求方，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有14亿人口，有强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俄罗斯人口虽然没有中国多，但也是相对来说发达的市场。两国市场互补，供给需求互补，这本身就可能形成对制裁和封锁的抵制能力。”

    孔丹说，普京总统提出“一带一路”对接欧亚经济联盟的构想，非常有必要。俄罗斯在“一带一路”发展道路上是一个枢纽，既有亚洲部分，也有欧洲部分。在互联互通方面，俄罗斯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区，无论铁路、运输和物流方面有很多合作机会。“俄罗斯领土广阔，资源丰富，市场发展潜力很大， 对于中国来说，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制造业和俄罗斯制造业结合，如果合作成功，甚至可以在第三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孔丹最后强调，中俄两国在经贸方面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期望的高度，两国合作总量和项目规模上不够充分，这恰恰也是发展的潜力。中俄合作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中俄两国高层的理解信任超出一般国家关系，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有基础有条件继续推进。我相信中俄贸易会越来越好。我们各个企业通过合资合作和贸易发展事业会有越来越大的活力，国家之间的互惠安排也会越来越周详。

（编辑  三友）

中信集团是在邓小平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创办的，早期担负着为中国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使命。历经40年发展，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业务涵盖60多个领域，在全球60多个国家设立了100多家机构开展业务，与属地国发展战略规划对接，与当地伙伴真诚合作，关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在哈萨克斯坦。2007年中信和哈方投资沥青厂，解决了哈萨克斯坦国道路沥青全部依赖进口的问题。2010年，中信集团旗下中信资本与哈方共同组建了2亿美元的“中信卡森纳基金”，投资到中亚地区基础设施、物流等领域。2014年以来，中信积极和“光明之路”计划对接，目前完成了两个新能源电站，正在修复总里程1100多公里的公路；中信集团联合旗下中信资本成立了4亿美元的“丝绸之路基金”，目前已完成近1.4亿美元投资；2018年，中信银行牵头投资哈方人民银行旗下的阿尔金银行，持有60%股权。中信集团旗下中信农业、中信环境、中信哈萨克斯坦等子公司还在当地农业种植、环保、医疗等领域进行投资。

在缅甸。中信有多家子公司先后在缅甸开展业务，2007年承建了当时中缅经贸合作的重点项目。近年来，中信积极和缅甸“2011－2030年国家发展计划”和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建设规划[①]对接。中信建设已完成两个电力项目，中信重工建成了一个大型水泥厂，中信海直在当地开展海上石油飞行服务。2015年，缅甸遭受40年不遇的洪灾，中信集团立即组织中信建设和中信海直参与救灾，中信建设捐赠30万美元救灾物资，中信海直派出直升飞机进行救灾抢险。

目前，中信联合体正在推进缅甸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及工业园项目，预计总投资达100亿美元，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项目一期[②]投资总额为13亿美元。在这个项目推进初期，中信捐款150万美元落实乡村公益计划，帮助当地百姓创新生产模式、改善生活。

在白俄罗斯。中信与白方各期五年规划和《2030年前白俄罗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国家战略》对接。中信曾同时建设三个大型水泥厂，期间在他方土建环节拖后工期的情况下，为保证项目按期达标达产，中信建设主动承担额外成本风险，接手土建施工，使得白方按期实现水泥出口，取得大量外汇收入。

中信建设参与投资白俄罗斯吉利汽车厂，针对白方自筹资金到位困难的情况，中信以股东借款的方式帮助项目启动。中信建设还与白方合资组建工业设计公司，为该项目免费提供设计转换服务。在该项目建设早期，中信开始了工人培训，2016年就为白方培训14000多人次，并克服严寒气候等多重困难，使汽车厂按期保质投产，实现了白俄罗斯的轿车生产梦。

中信积极支持中白工业园建设，旗下中信建设与中信重工及白方合资设立公司，制造消防机器人，出口到欧亚和欧洲市场。

中信还在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加蓬、摩洛哥、巴西、秘鲁、英国、德国、捷克、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印尼等国开展投资。中信在走出去时，与属地国战略规划对接，利用协同优势开展多领域合作，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与属地国实现合作共赢的情况。

本次峰会的核心是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未来中信仍将秉承“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必要时做到舍利取义”的义利观，在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探索新模式、找出新方法、积累新经验，为属地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贡献新的力量。

链接：

1.关于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

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北起中国云南，经中缅边境南下至曼德勒，然后再分别向东西延伸到仰光新城和皎漂经济特区。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和第一大城市、原首都仰光是缅甸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皎漂位于缅甸西南部的若开邦，是缅甸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皎漂港是中缅油气管道的起点。中缅“人字型”经济走廊建成，将把缅甸最贫穷的地区和最发达的地区连接起来，改善基础设施状况，实质性推动缅甸的经济发展。

2.缅甸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项目一期

媒体公布预计投资总额13亿美元，目前正在进行合同谈判。

3.安哥拉

中信建设在安哥拉首都实施的凯兰巴·凯亚西一期项目（简称“K.K项目”）和分布在安哥拉4个省的项目，共计建设51000套社会住房和与之配套的公共工程、市政工程设施，合同总额近100亿美元，在项目交付后，中信组织团队，免费领带和培训当地人员参与社区的运营管理。项目为安哥拉解决了战后国家重建的问题，2009年之后，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安方无法支付工程款，中信与安方肝胆相照，持续进行项目建设，赢得安方的认可和信任，在K.K项目一期基础上，后期又接续实施了近60亿美元的项目。

在安哥拉，中信还实施了众多社会回报项目，中信（安哥拉）百年职校是由中信建设全额出资、全公益性质的职业培训学校，于2014年2月创立。创办初期，中信建设投入106万美元用于校区建设及物资采购，以后每年约投入80万美元用于职校日常运营，百年职校把“希望工程”的理念带到了非洲，帮助安哥拉战后失学的贫困青年免费培训技能，学校开设机械操作、工程施工、计算机、电工、企业管理、阅读、写作、演讲与口才、中文、历史、商务礼仪、道德与法律等多项课程。截至2018年3月，职校300余名毕业生毕业后全部实现就业，分别走向机械操作、工程施工、行政管理等工作岗位。中信建设还出资150万美元进行捐建，与合作伙伴共同创办安哥拉内图大学孔子学院，成为全球首座中资企业赞助成立的孔子学院。

“一带一路”建设在世界和平与发展大潮中不断深化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国际国内条件不断变化的新时期，做到“五个并重”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和优化“一带一路”建设进程。

一是物质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并重。在“一带一路”建设初期，对物质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更多关注是十分必要的。到目前阶段，我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一起推动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已经凸显出来。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是降低合作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其措施主要涉及各参与国之间经贸和法律等领域的政策与制度协调。我国建立的“一带一路”商事仲裁法庭，是在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随着一些物质层面的合作不断受到制度层面的掣肘，“一带一路”倡议的机制化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是实体经济发展和货币经济发展并重。“一带一路”倡议在贸易投资等实体经济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目前已进入大力推动融资机制进一步优化、货币合作进一步深化的阶段，需要着重解决参与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财务可持续性问题、货币汇兑问题与汇率风险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关键步骤与计价和结算货币相关。在这方面，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力度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货币合作的重要政策选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在许多参与国家受到认可，已充分显示出人民币的吸引力。

三是全面建设与精准发力并重。“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目标是全球包容发展，其建设涵盖的领域和国家众多，各国情况或条件各异，需要投入的资金巨大，必须以长远眼光推进实施。在顾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需求的同时，具体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一定要根据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区别轻重缓急，设立优先顺序，挑选出一些地区（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投资领域和大型项目，实施精准发力，把每一项业绩做实做成做优，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建设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更有效地树立起“一带一路”倡议的良好国际形象。

四是对外投资与市场开放并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益于鼓励中资企业加大对“一带一路”参与国投资的政策。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大幅拓展，“一带一路”各参与国的获得感大多也直接来自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成效。除了对外投资，对广大“一带一路”参与国开放我国国内市场，让它们的产品与服务更加方便地进入中国，同样会明显提升这些国家民众的获得感。加大向“一带一路”参与国开放我国国内市场的力度，还将极大地提高我国与其他参与国经济的一体化水平，加速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开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

五是建设实践和理论创新并重。“一带一路”建设既是实践也是理论，其核心理念在于推动人类共同发展。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经济学作为热门曾广受关注，但后期出现衰落迹象。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二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明显加大，而发展经济学对此无能为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发展理念和现实推进，为建立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新发展经济学提供了经验和土壤。根植于实践的理论创新，也将为在国际上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创造良好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话语的力量决定于理论的建构。

（编辑  宋斌斌）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当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因而必须下大力气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病因与危害

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在一些领域、一些地区、党政上下层级均有存在，花样增多，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像繁殖蔓延的海藻浒苔一样，恶化执政环境，毒害政治生态。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干部和群众对这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做法已经熟视无睹、见怪不怪。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侵害党风、文风，损害党的战斗力，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同时也降低行政效率，降低政治体制的生机与活力。这是继贪污腐败之后又一种严重的政治病患，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危害极大，应高度重视，找出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破解和整治。

破除和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首先应找出根源和病因。如果说腐败像一种恶性政治肿瘤，需要刮骨疗伤，动大手术和下猛药才见效果。那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则像是一种政治慢性病，严重侵蚀着党的生机与活力。若长此以往、听之任之，会导致整个社会精神涣散，改革空转。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社会生态变化的并发症和后遗症。腐败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政治生态变异的两面。民间比喻说，用力推开了反腐败的门，转过来的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门。个别的腐败案件就像排污，毒性大，但短时间内社会影响面较小。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则像是雾霾，看上去短时间内危害小，但影响面却大得多，容易造成政令不畅，政策失灵，从而引发广大群众对制度和体制的质疑和不信任。

与腐败这类肿瘤病症相比，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一种具有继发性、周期性和传染性的慢性病，需要耐心诊疗、综合施策。只要找对病因，找准病灶，也是可以治愈的。

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建议

第一，审时度势、在猛药祛病后更要重视扶正固源。政因时而变，我们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主题、施政方向和力度。

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种顽疾，只要找准病根，是完全能够治愈的。首先要扶正固元，在改革和发展实践中相信和依靠绝大多数干部群众。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党的执政基础。

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和挑战，应采取包容和团结的方针，最大程度地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解各类消极因素。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绝佳机遇。一要不对抗、不折腾，不激化矛盾，维护好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二要循序渐进，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三要保持定力，积蓄内力，集中精力，凝心聚力。

第二，好钢用在刀刃上，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借机增容扩员，收揽权力，导致新一轮的机构膨胀。要警惕一些部门或地方政府大包大揽，包办代替，力戒新出现的权力全能主义现象。鼓励领导干部谋大事、看长远、抓关键，而不是事无巨细，一竿子插到底，重拾行政命令和运动式管理的老套路。前不久媒体曝光的某副市长身兼40多个领导小组职务的现象，值得深思。应警惕机构设置叠床架屋和又一轮机构膨胀，应多给各地和基层干部群众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空间和时间。

第三，改变工作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防止空喊政治口号的形式主义，防止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用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思维代替命令主义、唯我独尊和简单粗暴。批评下级应就事论事，不能吹毛求疵，上纲上线。动辄问责、过度追责，都会挫伤干部的积极性；要鼓励失责的干部放下包袱，轻装前进。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干出来的。要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努力形成你追我赶，敢为人先的干事风气。

第四，用好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力量。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开门见山，指出行政监察的目的是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各级行政监察的职责就是保证政令畅通，监督政风、行风。在具体实践中，一些地方还设立了行政投诉中心，专门受理群众举报的乱收费、不作为、乱摊派等行为。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后，纪委和监委合署办公，实现机构、职能、人员的深度融合，聚焦“主业”，形成合力。但群众反映，政风、行风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至今投诉无门。从近年来一些其他国家的政治斗争和反腐经验来看，敲山震虎，杀鸡儆猴是一种很有效的手段，但对于“合规主义、程序主义”等西式行政低效却缺少整治良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风、政风、行风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主要应通过群众监督给以纠正；如果动用强力部门整治成本极高，甚至事与愿违。

第五，从上做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文风上的重要表现就是八股文、假大空和空话套话盛行，基层干部群众对此极为反感。广大干部群众反映，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入心入耳，具有思想穿透力，蕴含着思想的内核。但是一些宣教文章，却是云里雾里，穿长靴戴高帽，空话套话一大堆，听后看后不知所云，群众戏称它像是“假和尚念经”。人们听腻了“辉煌体、伟大腔”，希望多一些亲民话、新鲜话，多讲真话、实话。只要下定决心，从讲话发文做起，在全国吹起一股清新务实的文风，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必将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六，树立正反两面的典型案例。建议各级领导亲力亲为，在调研视察过程中，发现并鼓励具有创新力、创造性和活力的正面典型。通过全媒体报导，起到一举多得的政治效果。同时，择机曝光一些“波将金村”式的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反面典型。

第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以“求真务实、正风增效”为主题的整风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开展党员干部教育实践活动，正面教育和鼓励广大干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扎实肯干，带动和激发全社会创新有为、奋进争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八，激发人民的创造精神，拥抱新时代的到来。在举国上下同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积极营造“齐心合力、团结向上”，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的政治氛围。国庆70周年是国家的节日，人民的节日，要培育天下同庆、欢乐祥和的浓重节庆气氛，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创造精神，投身和拥抱新时代的到来。

（编辑  宋斌斌）

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2018年我国完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基础上，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新的一年我国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了新谋划、新部署。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

我国经济长期趋势如何，是我国是否具备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充分认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基础。2018年我国面临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首先是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中美经贸摩擦带来不利预期；其次是经济转型阵痛凸显，出现各类矛盾，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第三是面对难点问题增多的复杂局面，要实现多重目标、完成多项任务、处理多种关系，政策选择和工作难度加大。尽管如此，我国经济仍然在高基数上达到总体平衡，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2019年，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不乐观。世界经济增速放缓，2019年1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下调全球经济展望，把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降为3.5%。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

尽管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同时加大，但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这主要表现在：我国经济拥有足够的韧性。2018年，在大幅度压减工业产能和严格环保督查的背景下，工业增加值突破30万亿元，在国内结构性去杠杆以及融资环境收紧的情况下，企业经济效益继续提高。2018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6351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利润18583亿元，比上年增长12.6%；同时，受服务业需求持续扩张以及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加了11.4%，营业利润比上年增长6.5%，保持了快速增长。

我国经济还具有巨大的潜力。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6.2%。特别是4亿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快速升级，对优质商品和服务的进口需求稳步扩大。在中国扶贫攻坚力度加大、教育与技能培训普及，尤其是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将扩大，同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服务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未来几年中国商品零售规模有望突破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零售市场。

我国经济不断迸发创新活力。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比上年增长11.6%。2018年日均新设企业超过1.8万户，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投入商业化运营，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实现示范应用。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轨道交通装备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位居全球前列，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2018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7%，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3.9%；1—11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6.1%，比全部制造业投资增速高出6.6个百分点。2018年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8.4%，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

在经济运行层面，我们面临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的双重风险。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在宏观调控上，推出调结构、防风险的政策措施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防止紧缩效应叠加放大，决不能让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为此，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加大需求调控力度。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2019年，国家赤字率拟按2.8%安排,比去年预算提高0.2个百分点；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是，这些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措施，绝不意味着“大水漫灌”，更不意味着宏观政策导向的根本转变。2019年乃至更长远的时期，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取向都将遵循“五个”坚持：

一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具体就是五统筹、六稳定：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观，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中提出更高的目标，出台更有效的举措，继续创造更生动活泼的实践。

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既体现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上，也体现在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上，还包括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四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2019年的任务就是要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同时要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坚持结构性去杠杆，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处理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五是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这就要求继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一方面要使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创新、强身健体，不断增强发展活力和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下大气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升级。在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中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探索新路，并赋予微观主体更大活力。

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10项工作任务，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其中关键一环是要促进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

新旧动能转换要立足现实，立足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基本途径是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其基本规律大致包含以下三点：一是价值链条上的横向升级。由制造区段向上游延伸，向研发、设计、创意、标准环节推进，例如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由制造区段向下游延伸，向品牌、渠道、物流、服务环节推进，例如家用电器产业。二是价值网络上的纵向升级。使从事制造区段的企业由模块供应商转变为系统集成商，并进一步升级为规则设计商，例如高端船舶、重大技术装备产业。三是价值整合上的创新。包括制造业的知识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

新旧动能转换需要超前布局新兴产业。深化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发展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产业。以数据为关键投入要素的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据就是未来的“石油”。根据《世界互联网报告2017》，全球22%的GDP与数字经济紧密相关。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7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加快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年10月，数字经济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同时，智能制造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自动驾驶是智能制造具有商用前景的领域之一。包括一汽、上汽、北汽、长安、东风在内的国内传统汽车企业都在智能化、自动驾驶方面进行了大量研发投入。

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改革攻坚。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更多集中于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上。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不优是当前发展不充分的主要表现，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加以解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品既具有不同程度的福利性，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应恰当分类、区别对待、具体施策、差别定价，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缓解政府投入的不足。这些特殊产业带有普惠性特征，引入市场机制后不以盈利性为唯一目的，但需要解决投资回报和企业发展的商业利益问题。

新旧动能转换需要解决知识经验短缺和资本积聚不足的问题。当前，不少中小企业感到忧虑和困惑，并把背后的原因归结为形势不好。他们在前40年依靠旧动能在发展中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在新形势下，要依靠新动能发展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产业，这些超出了传统知识和经验。新事物既可以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又需要有一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大企业参与。因此，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激发全社会对新知识的学习热情，加大新技能的普及力度，同时需要探索社会资金积聚的新模式，为更多投资者开辟通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途径。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