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内容提要:完善金融立法、强化金融监管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要任务。要按照风险和收益匹配的原则,确定金融产品的功能、法律关系和行为准则,以实现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法律解释的灵活性。金融行为的监管,要以金融产品的法律属性与功能为基础;金融机构的监管包括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风险控制、风险处置、市场退出等行为的监管。重点讨论了对财富管理市场的整理和完善金融立法的问题。

 

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我国金融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同时,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重要的任务,我认为,完善金融立法,强化协调和金融监管,是完成上述三项任务的重要内容和抓手。

金融立法的思路和理念

有些人提出,我们的立法工作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有很多的滞后性。为了更好地完成立法工作,能够使我们的国家走向法制的轨道,我个人认为,立法上需要做两方面的改进,第一个就是更加强调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因为人大常委和各部门代表委员的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有限,可以在立法的过程当中,由人大常委会主导,同时邀请行政主管部门和业务专家、法律专家共同组成立法的小组、团体,这样既可以避免部门利益法制化,也有利于民主立法。实际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电子商务立法过程中就遵循了这一原则。第二个是我们应该加大法律修改的频度,不要每次都是对整部法律的修改。其实,其他国家经常对法律进行修改,凡是条件成熟了的条款就可以进行修改,这有利于法律及时跟进形势。在金融立法过程当中,除了及时修订相关法律之外,把一些基础的理念、基础的思想可以通过法律固定下来,让它有很大的包容性和扩展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简单讲几个关于金融立法与监管的想法。

首先,金融是一个具有强外部性的行业,因此必须监管。监管的基本原则是将金融活动的负外部性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以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从这个角度出发,尽管有金融相关的立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活动都一定要实行强监管。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证券法》在少数范围内是有一定豁免的。例如,面向合格投资人的一些证券活动可以豁免向证监会注册。我们国家的司法解释中,标的金额在20-30万元的民间借贷并没有纳入到金融活动当中,尽管上述行为已经建立了资金池,但是由于它的负外部性较小,所以并不纳入到强监管当中来。

其次,金融是人们财产权的应用,要按照风险收益匹配的原则确定金融产品的功能、法律关系和行为准则。如果能够在我们的基础性法律中对此得以确认,就可以实现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法律解释可扩张的灵活性。

金融的本质是什么?综合大家的一些看法,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信用货币的创造;二是价值跨期转移的契约;三是时间错配的风险管控。信用货币的创造就是货币政策。所有的金融活动,不管是投资、融资还是支付,它都是有一个价值的延迟转移,都要缔结一种契约,这一契约非常重要;因为是价值的跨期转移,所以它有时间错配的风险,而最核心的是管控风险。

金融机构的基本功能有四项,第一是金融机构(银行)创造信用货币的功能(债权关系),第二是证券机构作为融资中介的功能(债权或股权),第三是保险机构在大数法则下的经济补偿功能(互动关系),第四是资产管理机构的资产管理功能(信托关系)。

上述金融功能是由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来实施的,而它所运用的这些产品有不同的法律关系。主要有四类:

第一类是债权债务关系。它的本质就是承诺保本付息、还本付息、投资人要承担债务人风险。不管它有什么样的花衣服,只要具备了这些特征,就属于同一个种类的金融产品。由金融机构、金融中介机构发出的承诺是存款和贷款,而由非金融中介发出了这样承诺就是债券和固定收益产品。

第二类是权益关系。包括收益权和管理权相结合,投资人要承担投资风险,只要具备了收益权和管理权的结合而且要承担投资风险的,都属于这种法律关系。它表现形式是股票和各种权益凭证。

第三类是经济补偿关系。保险就是大数法则下的互动关系,投保人承担保险机构倒闭的风险。

第四类是信托关系。即以受托人名义为委托人管理财产、收取管理费用,委托人享受收益承担风险的法律关系。

再次,金融立法就是要明确行为的准则、监管的边界和市场准入与退出的条件和方法。相同的法律关系的产品要按照同一规则运行,并按照同一标准监管,这是行为监管。另外相对于机构而言,就是功能监管。有人从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一目的出发谈行为监管。而我认为,行为监管的基础是产品的法律属性与功能,机构和个人从事金融业务,或通过金融中介机构买卖、投资金融产品的时候,他所有的行为都应该遵守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应该基于该金融机构的功能和这一金融产品的法律关系。所有人在金融交易活动中,都要按照这样的规则来行事,这就是行为监管。

机构监管,是对一个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风险控制、风险处置、市场退出这一系列行为的监管。而功能监管并不完全局限于监管当局颁发牌照的机构,即使有牌照的机构,当它从事了另外一个功能和具有另外一种法律关系的金融产品时,它必须获得那个监管当局的许可,这是功能监管。基于这一原则,行为监管就应该做到,你有牌照的我要按照相应规则进行监管,没有牌照的人从事这一个金融行为,我更要监管。我们过去金融监管混乱,就是因为监管当局只管自己发了牌照的机构,而社会上还有很多没有经过许可就做金融业务的人,却没有人管。如果我们监管当局遵守行为监管的原则,即谁从事了我监管的这种牌照所指的行为,不管他获没获得有效牌照我都要去监管,获得牌照的要严格管,没有获得牌照的更要去监管,只有建立这样监管的理念,才能够让我们的监管具有全覆盖性。

从资管市场看金融立法的完善

资管市场是目前最重要的市场,但认识不统一。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这里我从资管的立场来谈立法的完善。

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混乱,最乱的是财富管理市场。财富管理应该说是大资管中最重要的市场,但是也是认识最不统一的市场。

我们现在资管规模有多大?我们是一个间接金融的国家,2016年全年人民币贷款余额大概106.6万亿,而资管银行表内、表外的理财产品,还有在做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再加上证券、基金管理公司的各项资管计划合起来大约有102.1万亿。从余额上来说,基本上是和我们的人民币贷款余额相当,除掉当中的重复计算,有人估计我们的资产管理的产品是60万亿到70万亿,可见规模之大。

我们国家的社会财富、个人财富的积累促进了中国财富市场的发展。2016年底,单位的定期存款大约是30.8万亿,按照瑞士信贷的测算,2016年中国的中产人数达1.09亿。在控制社会杠杆率和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的背景下,财富市场的发展作用更加重大。盘活存量、增加直接投资数量是新形势下融资的方向,由专业机构进行集合融资更有利于提高投融资的效率。

当前资管市场争议最大的,是对银行理财产品的看法。在102万亿的资产管理当中,银行基本上占到了三分之一,即30万亿元。集合投资计划的本质特征,一是按照份额供给资金,二是由第三方进行管理为委托人利益投资,三是投资人承担风险享受收益,四是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用,合伙型私募基金还可以按合同分享部分利润。这都是信托的管理特性,而且集合投资在世界各国均被认定为证券。

这些理财产品即集合投资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区分金融产品主要是看投资的风险承担和收益的分配。银行存款的特征是由银行承担风险,投资人及存款人享受固定收益,因而保本保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均已由监管当局定性为结构性存款,要缴纳存款准备金,占用资本金。银行发行不保本、不保收益的理财产品符合集合投资的所有特性,发行超过2000份以上的产品应该进行公募基金管理。现在银行发行的不保本的产品基本上有一个预期收益率。不保本又保预期收益是对市场规律的扭曲。银行理财产品近30万亿元,应该统一认识、新老划断、正本清源。

所谓不保本又保预期收益”是指,现在去买银行的理财产品,都会填写或签一个风险承诺书。但实际上是银行的理财产品它有亏损的时候,然而在老百姓心目中从来都不是自担风险的产品。当产品出现了亏损,银行为了自己的声誉,可以腾挪一下自己的利润,或者把好资产放到里面,保证了预期的收益。从投资者角度看,它作为一个信托产品,既然我承诺了承担本金的损失,也签订了风险承诺函,应该说除了管理费用之后的所有收益都应该归我投资者。但去银行买理财产品的,哪有一个产品最后的兑付高出了预期收益率的?因为银行认为,我对亏损的产品给了补贴,盈利就自然应该归银行所有。实际上即使宣称“不保本”的理财产品,也会因为利益的调剂而变成了刚性兑付。所以对理财市场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理念上的误导,不可能让理财产品回归资产管理的本性,也不可能让市场培育起风险自担的文化。

对产品法律关系认识的不统一,是不公平竞争的根源。不同资管产品的不公平竞争,也源于对产品性质的不同认识。银行也觉得很委屈,既然我们都是资管产品,我们不能够加入到资本市场,不能去投资股票和债券,必须绕道或通过通道投资。但是基金可以开户。证券公司的集合的资管下,基金可以开户,现在可能经过协调集合的信托也可以开户了,唯有银行不可以。我想银行如果能够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在经营一份财务上有真正独立的集合计划,这种开户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银行的资管计划当中,大家对另外一个问题抱怨比较多,即同样都是公募基金,但是公募基金投资非标的产品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是理财的计划却不受限制。银行理财之所以能够得到比公募基金更高的收益,主要是它投了一些非标的产品。非标的产品主要是银行自己的一些贷款产品。它的收益比较高。银行认为,如果我按照公募基金管理就不能来投非标产品,那是对客户极大的损失;而基金认为不能投非标产品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待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应该通过法律的修订,把这些最基础的金融功能和法律关系界定下来,还有实践中适应新的情况发展的做法也可以通过法律明确下来,这样对我们的资管市场的稳健发展是有好处的。

首先,是修改证券法。应该将集合投资计划明确列为证券,扩大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国家已经看到资管市场的乱象并想解决这问题,但我认为,如果不明确它的法律关系和它的金融产品的属性,仅制定统一的标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什么叫证券?从中国文字上看很好界定。,证就是证明,券就是一张纸。证券的定义代表着一定财产权益的可均分、可转让或可交易的凭证或投资合同。我认为按照这一定义去评估证券产品,包括美国证券法当中的那一系列的列举,基本上可以涵盖。不能分割的凭证比如房产证,它是一个凭证,但是它是不能够分割转让的,除非把它证券化,或者把所有的房产证的房租收益作为抵押发行证券(即我们的收益),因为权益是可以证券化的。权益的证券化就是房地产投资收益凭证(REITs)。如果我们不能够拓展证券的定义,我们现在很多权益的证券化都不可能得到合法的地位。中国那么多文交所、科交所、股交所,实质上就是相关权益的证券化。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问题上得到共识,就可以极大地增加我们财富的流动性、增加财富性的收入。

证券监管的核心是信息的真实全面披露,是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防止价格操纵和内幕的交易。监管的边界就是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面向特定对象或合格投资人,有200人的限制。当然这200人规模太小,随着我们金融秩序的稳健,以后可以逐渐扩大到500人、1000人,但是如果连200人的界限都控制不好的话,急于扩大人数实际上会带来一定的混乱。

其次,证券法里,有必要把基本的理念,就是把集合投资计划作为一个证券的调整范围明确下来。集合投资在世界各国均被认定为证券。这对于监管的统一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现在大家都承认基金是证券,为什么集合投资计划不能承认是证券?我认为应该承认。证券公募基金还是投资二级市场的,私募基金是一种证券,证券法也就可以调整了。

除了证券法这个基础性的法律以外,特殊的法律就是《证券投资基金法》。我建议将该法律名字改为《投资基金法》。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上,厉以宁教授牵头起草《投资基金法》,最后争论了五年没有确定下来,那一届财经委为了完成立法任务,在前面增加了“证券”变成了《证券基金法》,实际上把《证券投资条例》上升为了法律。当时的争论焦点是什么?主要是认为基金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投资基金法》怎么能够涵盖这么多的基金?实际上,金融监管的重点是资金的来源。对投资监管的限制也取决于资金的来源。

监管金融活动的时候,最核心的立法原则是明确资金的来源。谁“玩”自己的钱给他自由,“玩”大客户的钱让他们承担风险,“玩”小客户的钱必须重点监管,因为它涉及到公众的利益,会有搭便车的问题,因而必须有监管当局来监管。如果你通过基金的方式向社会大众募集了资金就是公募资金,投资方向通过法律给予一定的限制;如果是少数人的资金,则限制由合同约定。非公开募集的资金通过合同约定投向,不管是投资未上市的股权、债权,还是已上市的股权、债权,或者是另类投资如文物、红酒等其他投资方向,只要投资人相信资产管理人,愿意签订这样的合同,就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的立法不必去立什么股权基金法、什么证券基金法、什么另类投资基金法,只要你把这是公募还是私募确定下来,公募给予一定的约束、私募要严格合同要素。我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章有一个非公开募集内容,就是约定了合同的要素。

另外,要拓宽公募基金的渠道,银行理财产品适应了非合格投资人风险偏好较高的投资需求,就是它投资非标的产品,但是产品以5万元为起点,实践证明风险还是可控的。我们应该通过修订基金法,适当扩大公募基金的投资范围,即在一定的比例内投资非标产品。非标产品有一个会计核算的问题,因为标准上市的可以有市值评估,没有标准上市需要确定一下估值方法,银行现在是按照历史成本法来估值。在拓宽了投资的标的之后,可以适当提高投资人的门槛。

最后,就是要修改信托法,对营业信托列专章给予法律地位,并明确信托财产登记制度,保持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我们现在只有信托关系法,没有信托的经营法,而这种信托经营的机构的立法,分别在银监会和证监会,这样管理很乱。在大资管时代,为了统一市场,我们应该在信托法当中对于资产管理机构、对于信托经营给予法律的明确。

(编辑  季节)

<!--[if !supportFootnotes]-->

<!--[endif]-->

*吴晓灵,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较高的储蓄不断转化为投资,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1]。但是,中国高储蓄率状态不会一直维持下去。2010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已经开始下降。据IMF预测,在2022年之前,中国国民储蓄率将持续下降至接近40%的水平(图1)。金融危机后,中国快速增长的债务(主要是国内债务)与高储蓄的支持密不可分。中国储蓄率如若出现过快下降,会给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稳定带来深刻的影响。

1 中国国民储蓄率变化(1982-2022年)

数据来源:Wind

 

目前,中国主流经济学说主张中国转向基于消费和服务的增长[2]。如果说这个主张是正确的,那么在这一重要且复杂的转型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消费升级、内需扩大,还应重视国民储蓄率的变化。虽然当前我国储蓄率仍处在较高水平,但已经开始下降,因此,必须警惕储蓄率过快下滑对经济健康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中国储蓄率的主要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储蓄率总体呈现波动上行趋势,具体变化可以划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是缓慢上升期(1978-1994年)、调整回落期(1995-1999年)、快速上扬期(2000-2010年)、持续下降期(2011年至今)(图1)。其中,从2000年开始,储蓄率进入快速持续的上涨阶段,这种趋势得以维持并在2005年之后变得更为明显,到2010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达到峰值51.2%[3],随后逐渐回落。

从储蓄的部门构成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储蓄构成了中国国内储蓄的最主要来源,几乎占据了国内总储蓄的半壁江山。2010年以前,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一直缓慢提高,随后逐步下滑。在国民储蓄率的持续下降期,居民储蓄率对国民储蓄率变动的贡献率高达69%,成为拉动国民储蓄率下滑的主要力量。企业储蓄是三部门中变化最为显著的。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仅为11%左右,从2002年开始已经与居民储蓄基本相当。可以说,2008年之前,中国储蓄的增长主要归因于企业储蓄的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后,企业储蓄率迅速下滑,后又叠加居民储蓄率的下滑,两者共同拉低国民储蓄率。政府储蓄在三部门中始终占比较低,但在2000年至2008年间,政府储蓄占GDP比重也呈先快速上升随后保持平稳的态势(图2)。

2 中国各部门储蓄占GDP比重的变化(1992-2014年)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相关数据测算得出。

 

从国际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储蓄率普遍较高,而发达国家的国民储蓄率排名一般相对靠后(图3)。2015年,中国储蓄率仍处于全球前列,不仅高于主要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主要新兴发展中国家。比较中美韩三国的储蓄构成可知,不同于美韩两国以企业储蓄为主导,中国的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几乎平分秋色,但居民储蓄相对更高(图4)。

 

3 国民储蓄率的国际比较(2015年)

数据来源:Wind

4 国民储蓄构成的国际比较(2014年)

数据来源:Wind

 

影响中国储蓄率的因素及其变化趋势

中国储蓄率下滑的可能诱因与形成高储蓄率的原因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影响储蓄率的因素很多,包括收入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居民消费倾向、企业利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以及财政收支等,下面分部门依次讨论。

居民部门

改革开放以来,同国民储蓄率相似,居民储蓄率总体也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2010年,居民储蓄率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滑(图5)。虽然影响居民储蓄行为的因素众多,但居民储蓄的来源主要是可支配收入中未用于现期消费支出的部分,即居民通过节制或延缓现期消费而持有的可支配收入的余额[4]。因此,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可以由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相关因素中发掘。

5 居民储蓄率与国民储蓄率(1982-2014年)

资料来源:Wind

 

1.居民收入

根据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储蓄率由当期收入与预期的长期收入水平之差决定,当期收入超过永久收入,人们会把超出部分的收入储存起来,储蓄率因而提高,反之人们会减少储蓄以维持既定的消费水平。因此,居民收入的变化无疑是影响中国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而大部分增加的收入转化为了储蓄,导致居民储蓄率随之提高。近年来,虽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在不断增加,但增长放缓,居民储蓄率也随之出现下降(图6)。

6 居民储蓄率与居民收入增长情况(1990-2014年)

资料来源:Wind

 

2.居民消费支出

在消费支出层面,人口年龄结构、消费观念、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及金融发展等都是影响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

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通常是缓慢的,它对储蓄的趋势性影响是渐进的,但却是持久的。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理性人处于工作年龄阶段时储蓄倾向最强,而在老年期储蓄倾向则较低,因此,工作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有利于储蓄率提高,同时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

按照抚养比或工作年龄人口占比的变化,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前人口年龄结构的稳定期。其次,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少子化”现象以及60后和80后婴儿潮人口持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共同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至2010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且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最后,2010年后,伴随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抚养比开始回升,工作年龄人口占比则逐渐下降(图7)。

 

7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1960-2015年)

注:工作年龄人口指15-59岁的人口;抚养比为(14岁及以下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15-59岁人口

资料来源:Wind

 

根据人口红利分析框架,在高出生率以后的10-20年内,会出现储蓄率快速上升期,迎来储蓄潮,之后随着退休人口占比的增加,储蓄率会出现下降的趋势[5]。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以及婴儿潮一代带动的80年代出生高峰后,都出现了居民储蓄率的快速上升。伴随着9500后出生低谷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期,消费性人口将迅速增长而生产性人口增长放缓,老人赡养比提升,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必会引起居民储蓄率的下滑(图8)。人口老龄化本应是一个上百年的演进过程,但计划生育政策促使中国在几十年内就完成了。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数据,2015-2030年的15年内,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由9.7%增至17.1%(图9),而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高收入国家完成相似比例的变化平均历经47[6]。老年人口比重快速提高的同时,储蓄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占比则呈现显著下降[7]2015-2030年,我国25-49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由40.9%降至33.6%。因此,有较强储蓄能力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发生较大变化,而消费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显著上升,国民储蓄率有可能出现断崖式下滑。

8 出生率、居民储蓄率和老人赡养比(1962-2014年)

资料来源:Wind

9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2015年和2030年)

资料来源: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

 

消费观念。消费观念的变化也是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之一。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处于人口红利阶段,年轻的劳动人口较多,且绝大多数劳动人口经历过温饱都不能实现的贫困阶段,普遍对消费的要求不高,习惯将收入储蓄起来留待将来花费。而如今中国的人口中,每6位就有一位是90后。接下来随着00后加入消费大军,年轻一代成为中国消费的主力是一个必然发生的历史趋势。由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比老一代人更高,年轻人拥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多年轻人不仅是没有储蓄的“月光族”,还会负债消费。根据OMD产业报告,38%90后没有储蓄,36%过度消费,只有26%有适当的储蓄,大部分人自称“活在当下”。同时,123求职网针对39岁以下年轻上班族的调查显示,27.3%的年轻人正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更有13.4%的年轻人为“零存族”,即没有储蓄。2010年以来,居民消费性贷款,尤其是短期消费贷款,在居民贷款余额中的比例由不足8%显著增加到接近15%(图10)。因此,相比上一代人年轻时期,作为当前劳动大军主力的新一代年轻人,其较低的储蓄意愿会使居民储蓄率下降。

此外,电商平台等购物渠道的多样化进一步提升了年轻人的消费意愿,网贷平台、信用支付(京东白条、蚂蚁花呗)等新型支付手段的出现使消费更为便捷。2012年以来,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交易规模年均增速在200%以上。由于互联网的使用者以年轻人为主[8],便捷的消费方式更提高了年轻人的消费倾向,使得年轻人储蓄意愿进一步降低,进而加速居民储蓄率的下滑。

10 不同期限消费贷款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2010-2016年)

资料来源:Wind

 

社会保障体系。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对个人储蓄存在挤出效应[9],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国家,储蓄是养老保险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而且,中国人素来有“养儿防老”的传统,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加了人们出于养老目的的储蓄。目前,中国的“二孩”政策已经放开,并初步建立起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多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过8.7亿人,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超过13亿人,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2.16亿人、1.78亿人、1.82亿人。为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中国政府组织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力争到2020年各项保险法定人群基本覆盖,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的目标。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会减弱居民储蓄的预防性动机,从而降低居民储蓄率。这一点在农村居民储蓄率变化上表现最为明显。2010年后,农村居民储蓄率出现快速下滑(图11),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和完善是农村储蓄率下降的重要原因[10]

11 中国农村储蓄率[11]变化(1980-2015年)

资料来源:Wind

 

企业部门

目前,在中国国民储蓄中,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企业储蓄明显上升曾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储蓄变化的重要特征,而金融危机后,企业储蓄率呈现波动下滑的态势。企业储蓄的变化主要受企业利润(收入)变动的影响。2000年至2014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在GDP中占比与企业储蓄率均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图12)。企业利润不仅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也与行业的市场结构、要素成本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息息相关。

12 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占GDP比重与企业储蓄率(2000-2014年)

资料来源:Wind

 

要素成本。要素成本的变化是影响企业利润的关键。一直以来,由于要素部门市场化改革的相对滞后,中国的要素价格与国外相比普遍偏低。这种成本扭曲不仅反映在众所周知的廉价劳动力和利息、股利等资金成本上,还体现在相对隐性的能源、土地补贴政策和环境成本上。要素市场的高度扭曲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短期生产成本,增强了企业的短期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使企业获得了一定的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不断积累推动企业储蓄率上升。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国内要素条件正发生变化,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和环境等供给约束日趋增强。20022015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从12373元上升至62029元,年均增长13.23%。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渐回升[12](图13)。工业用地价格也不断攀升,2011年至2016年,全国重点监测城市工业地价水平由652/平方米增至1055/平方米[13]。要素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企业利润的压缩,企业储蓄率随之降低。

13 中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1992-2014年)

资料来源:Wind

 

行业市场结构。由于历史(原有体制和政策)、行业特点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石油、电力、通信、铁路、金融等行业主要由国有企业控制,进入门槛很高,竞争受到限制。考虑到行业所涉资源的稀缺性或特殊性,垄断性质固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因为缺乏公平准入和鼓励竞争的机制,这些因经济安全等原因而保持国有主导地位的行业得以独享高额利润,在利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促使企业再投资比例和储蓄率不断升高。随着我国国企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部分行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因行业结构高度集中而存在的超额利润将逐渐减少,企业储蓄率也将逐步降低。

金融市场发展。不发达的金融媒介与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强企业的储蓄倾向。相反,金融市场化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途径,将减少企业为再投资进行的储蓄。相关研究指出,企业从银行获得的信贷资金越多,其所受的融资约束就越宽松,越倾向于减少储蓄[14]。近年来,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使得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不断增多。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增加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机会,商业保理、融资租赁、网络借贷(P2P)、质押融资等业务的开展丰富了企业的融资方式。2010年以来,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和企业债券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逐渐上升(图14)。这样一来,企业通过储蓄和自筹资金进行投资的需求减少,企业储蓄的意愿减弱,从而带动企业储蓄率下降。

14 企业股票和债券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2010-2016年)

资料来源:Wind

 

政府部门

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低位徘徊后,于本世纪迅速上升,并逐渐保持平稳(图2)。影响政府储蓄变化的因素可以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财政收入。充足的财力是政府部门储蓄的有力支撑。过去十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始终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有些年份甚至能高于经济增速两倍以上。然而,自2014年开始,财政收入增速降至个位数,且在2016年,财政收入增速近十年来首次低于GDP增长速度(图15)。企业利润下降导致的税收收入减少是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财政收入的增速下滑显著减少了政府储蓄的资金来源。

政府支出。中国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将较大部分财政资源用于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同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但是,随着中国财政体制由“建设财政”不断向“公共财政”转型,投资性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将会下降。同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会促使政府加大对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就业与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力度。公共服务支出具有较强的刚性特征。政府非投资性支出的增长将进一步拉低政府储蓄率水平。

15 中国财政收入和GDP的增长速度(2005-2016年)

注:GDP增速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增速;财政收入增速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增速

资料来源:Wind

 

储蓄率下滑的国际经验

当前,中国储蓄率的下降虽然时间较短,但很可能是长期趋势的开始。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增长放缓和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变都是诱发储蓄率下滑的因素。

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储蓄率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以日本为例,在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日本的储蓄率非常高,但随着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其储蓄率迅速下滑,由1970年的40.4%降至2015年的27.0%(图16)。日本国民储蓄率的降低与其“失去的20年”基本是同步的。韩国和中国台湾也有相似经历。在20世纪8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两者的储蓄率也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特征。随着经济发展日渐成熟,韩国与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储蓄率也逐渐开始下滑,然后趋于平稳。20世纪80年代末至2015年,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储蓄率分别由峰值的41.7%40.3%下降至35.6%34.7%(图1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储蓄率的上升。近年来,受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影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储蓄率面临下行压力。

16 随发展阶段变化的国民储蓄率(1970-2015年)

数据来源:Wind

 

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阶段与储蓄率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选取世界银行统计的不同经济体总储蓄率和人均GDP数据构建散点图,可以发现在相差20年的时间里,储蓄率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近似呈现“L”型变化(图17)。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储蓄率下降是一种长期趋势。

17 储蓄率与人均GDP散点图(1995年和2016年)

数据来源:Wind

 

综上可见,人口老龄化、年轻一代消费倾向增加、经济增长放缓、要素价格上升、社保体系完善等多重因素都会导致我国国民储蓄率的下滑。由于影响储蓄率下滑的多为结构性因素,因而我国储蓄率的下降也具有趋势性,无法回避。这一点在国际经验的验证中也得到了证明。但是,上述不同因素叠加的连锁效应很可能引发储蓄率的断崖式下跌,如不能提前预判、有效预防,会对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必须提高警惕。

 

储蓄率过快下滑的影响及建议

多年来,中国以高储蓄、高投资引领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对自身高消费、低积累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的同时,却长期鼓吹中国应减少投资和储蓄、以消费推动增长。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投资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之一,调结构、补短板都需要在动态的过程中进行,都需要大量投资,因此,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是十分必要的。

提早重视和防范储蓄率下滑的负面影响

虽然当前我国储蓄率仍处在较高水平,但已经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随着拥有较高储蓄倾向的60后、70后群体逐渐进入老年,其退休后的储蓄能力开始下降[15],故不再储蓄而进入花销阶段。同时,90后、00后年轻群体的消费习惯已经养成,未来即使进入储蓄能力较强的年龄段也很难改变其较低的储蓄倾向,这使得新一代年轻人的储蓄较上一代降低。因此,这种“一停一降”的影响有可能使国民储蓄率出现大幅下滑。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年平均增速维持在10%左右,而储蓄增速不断下降,由2013年的11.6%下降至2016年的7.7%,而且始终低于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图18)。因此,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误导和炒作,我们需要保持必要的警惕,坚持自身的判断和正确的道路,对于储蓄率出现大幅下滑的可能性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要提早重视和防范。

18 居民消费支出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速(2008-2016年)

数据来源:Wind

 

短期储蓄率的过快下滑不利于投资与发展

未来储蓄率如果过快下滑,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储蓄是投资的来源,储蓄率过快下降必将引起投资增速放缓。储蓄率的变化与投资增长、经济增长相互作用,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图19)。我国当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和升级作用十分关键。短期储蓄率的过快下滑会严重制约投资增长,不利于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需要密切关注。

储蓄率过快下滑将严重影响金融稳定

目前我国的高储蓄为高债务提供了缓冲,储蓄率的过快下滑容易引发债务风险。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整体债务快速增加,债务占GDP的比率在20072015年期间提高了约100个百分点,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重要政策目标。金融领域至今依旧保持稳定,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国内的高储蓄率支撑了较高的信贷增速。如果储蓄率快速下降,而同时债务或投资并没有出现相应的调整,则势必会带来融资成本的上升,增加债务偿还的负担。若中国增加外债融资,也会增加金融风险的外部脆弱性。因此,储蓄率过快下滑会对我国金融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19 中国的投资增速、储蓄增速和经济增长,1970-2015

数据来源:Wind

 

优化投资结构,着力提高国内投资效率

尽管我国储蓄率的下降不可避免,但还是需要尽早对储蓄率过快下滑的风险作出应对。一方面,不可因当前我国储蓄率仍处在较高水平而盲目乐观,鼓励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消费观念,以免造成储蓄率加速下降。

另一方面,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储蓄率大幅下滑,必须在当前储蓄率仍较高且相对稳定的时期,优化投资结构,着力提高国内投资效率。为此,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要落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编辑  王蕴)



*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

[1] 李杨,殷剑峰(2005)。

[2] IMF,《世界经济展望:需求不振,表现和应对之策》,20164月。

[3] 由于国民储蓄率选自国家统计局直接公布的数据,而分部门储蓄变化是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中数据计算得出,因此,二者在同一年份的数值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4] 米什金,李扬等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5] Bloom and Williamson1998);Higgin and Williamson1997)。

[6] 1968年,高收入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9.7%,而直到2015年,这一比例才达到17.2%

[7]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水平之间呈“倒U”型特征,即中青年人储蓄能力最强。据有关研究指出,我国人口年龄在35-45岁的群体储蓄能力最强。

[8] 分析机构ComScore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534岁年龄段的互联网用户占到中国总用户数的59%,其中1524岁年龄段的比例为27%2534岁年龄段的比例为32%

[9] Feldstein1974)。

[10] 陈在余、蒯旭光(2007)。

[11] 农村储蓄率=(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均纯收入。

[12] 虽然我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有所提升,但由前文分析可知,劳动者收入增速逐年下降,加之人口结构和消费观念变化使消费不断增长,导致居民用于储蓄的收入减少,居民储蓄率呈下降趋势。

[13] 2011-2016年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报告,国土资源部。

[14] 江静(2014)。

[15] 截至2016年底,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仅为2362元,因而能用来储蓄的收入很少。

 

 

201761922日,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传统基金会等机构邀请,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中心主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中心首席顾问于品海博士等一行六人赴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特区,与美国主要智库进行密集的对话与交流。访问团成员还有:美联储圣路易分行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资深访问教授文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项目联席主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创建人孙哲。

几天的交流中,中方学者明显感到议题的重大改变: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转变为中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秩序的话语权从美欧中改为中美欧。美国关注的议题不再是自由化和人权,而是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是否会挑战或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美中关系的走向是竞争还是合作。

中国与西方经济学对话

619日上午,访问团到访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John H. Coatsworth,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院长Merit E. Janow,副院长Terry Culver,美国前财政部长Jacob J. Lew,全球经济治理中心主任Jan Svejnar及多位教授座谈,商议未来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中国和西方经济学对话”事宜。

林毅夫教授表示:在缺乏西方主流理论所认为的诸多必要前提条件下,中国过去30多年平稳实现了经济转型并取得快速增长,而按西方主流理论进行转型的国家却遭遇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这表明,现有主流理论并未揭示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维持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国和西方经济学家应进行反思,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帮助仍占世界85%人口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由林毅夫教授创建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致力于立足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理论的自主创新,建设世界一流的学术研究基地和旗舰型智库机构。智库研究和咨询项目致力于将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模型和诊断工具应用到全球和国内的实践中。自2015年中心成立至今,已多次展开国内外的实地调研工作,形成了一整套特有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分析工具,取得了大量的一手数据资料,帮助包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贝宁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

中国在世界的新兴地位和美中关系

620-21日,访问团与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传统基金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多家美国主要智库展开为期两天的对话。出席对话活动的主要学者有:传统基金会总裁Edwin Feulner(富尔纳)博士、亚洲研究中心主任Walter Lohman、卡图研究所货币研究副总裁Jim Dorn 博士、马里兰大学教授 Phillip Swagel博士、中国军事研究专家 Dean Cheng (成斌) 博士、海军分析中心(CNA)副总裁兼中国研究部主任 David Finkelstein(冯德威)博士、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日本与亚洲研究的高级副总裁Michael Green博士、彼得森研究所的前所长C. Fred Bergsten、高级研究员 Nicholas LardyJeromin Zettelmeyer Sherman Robinson 外交委员会中国部高级研究员 Ely Ratner、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Bonnie Glaser、中国研究副所长Scott Kennedy (甘思德)博士、亚洲经济高级顾问 Matthew Goodman、中国研究高级顾问 Christopher Johnson,以及其他美国研究亚太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安全、军事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620日上午,传统基金会举行“中国在世界的新兴地位和美中关系”专题对话会。对话会分为两场:第一场主题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第二场主题为“十九大后的外交政策”。

在“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对话中,林毅夫教授对中国国内与国际经济政策进行了阐述。

国内方面,就中国双轨渐进改革问题,林毅夫教授指出,转型之前中国存在大量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渐进双轨的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维持了稳定、并取得了快速增长,但也保留了一系列的扭曲和干预,导致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随着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变化,对国有企业的保护补贴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种优势。上海自贸区进行外国投资负面清单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试点,取得经验后将向全国推广,以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国际方面,林毅夫教授详细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经济学根据。他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在国际社会扮演更多角色,承担更多责任。中国的角色不是向其他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是利用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优势”,提出自己对全球发展与合作的新思维、新想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发展机遇。

林毅夫教授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理念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连通性。中美要找到合作的契合点,奥巴马时期这种契合点体现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则是中美合作的契合点。双方应该就此展现合作,展现表率作用。

针对美国学者对中国“搭便车”的质疑,于品海博士认为:中美的确存在非常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很好地诠释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以及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的走向。在过去三四十年,人们一般是通过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路线来理解中国。近几年中国发展和转变的轨迹正明显地发生变化。于品海博士认为,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的决策过程或治理文化中,意识形态不再扮演重要角色。换位思考已经成为中国观察事物、表达看法的重要方式。双方完全可以建立一种平台,各抒己见,弥合彼此分歧,求同存异。

在“十九大后的外交政策”对话及随后的交流中,中美双方学者就包括产能过剩、国企效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观点交锋。

文一教授从新工业革命史出发,颠覆了新制度经济学中包括制度决定论和产权决定论在内的基本假设。他指出,英国“光荣革命”并非导致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而中国早已存在的产权制度也没有催生工业革命。是英国二、三百年重商主义产业政策下乡镇企业的繁荣,尤其是纺织业的繁荣,其前提包括英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航海法令,动用海军开辟海外市场和大西洋三角贸易,保证海外纺织品的倾销和纺织原料(棉花)的供应,同时消灭印度等地的竞争产业,才能实现英国纺织业的规模经济,引发工业革命。市场是昂贵的公共品,只有远见政府才能提供;分散的私人企业不可能投资市场的基础建设,因为周期长,代价高。迟至19世纪中叶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之际,英国的产权和法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是黑社会和民间的私法而非政府的法庭统治着社会和市场。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驱动力来自于中国政府的自下而上的一系列市场创造和产业扶持政策和强大能力,包括保障社会安定、建立社会信用,以及完善基础设施。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同样的全球化环境,中国的增长远比印度、东欧、拉美快得多。

陈平研究员在2012年的熊彼特经济学国际会议上,提出代谢(波浪式)增长论,来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外生(收敛式)和内生(发散式)增长论,说明技术、产业和资本都是小波式的新陈代谢,才有可能出现大国兴衰。陈平教授指出,亚当·斯密的基本贡献,不是“看不见的手”,因为国际贸易不会自动平衡,而是“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生态资源和环境涨落的三重限制。地理环境的资源限制导致中国和西方存在两种不同的分工模式——中国是节省资源,消耗劳力;西方是节省劳力,消耗资源。这种经济文化差异在两千几百年前就开始了。罗马时代每个家庭拥有的土地规模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上百倍。工业革命的基础是规模生产,这才会在十五世纪人少地多的西欧对外扩张殖民;西方工业革命只是延续了西欧规模农业的发展。发展至今,西方的分工模式面临重大挑战,规模经济引发生态危机、气候暖化,难以持续。科学革命和信息革命引发的非线性作用产生新的复杂经济,创新竞争从比规模、比成本、变成比创新、比多样。例如中国餐馆的菜肴种类比西餐多好几倍,中国的日用商品种类也比西方丰富得多,从而能创造大量中小企业,解决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问题。中国的双轨制也比东欧休克疗法更好地兼顾创新和稳定。中国的分区试验也比西方的议会制度更有效地解决技术换代过程中,废除旧规建立新规的社会转型。这就改变了经济学的思维范式,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普里戈金的“自组织”,我们提出的“经济复杂性”,都从方法论上看到人类社会的本质是“演化的多样性”,否定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趋同论”和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如果我们接受多元演化的世界观,就不难理解当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找到包容而非排他性的思路,解决中美与世界面临的问题。

贾庆国教授从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演变,以及近年来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经历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外交的发展走向。贾庆国教授指出: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先是从敌对到融入,后是从融入到开始在某些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其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崛起中的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贫穷落后、备受屈辱的中国,但也还不完全是一个富裕发达、备受尊敬的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的身份和利益在多方面具有双重性和矛盾性,这使得中国在界定国家利益和处理对外关系方面面临极大的挑战。近年来,中国开始经历从一个相对强势的地位处理多方关系的过程,这里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国在不断摸索和改进。

孙哲教授就中国发展的双重性和以及中美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评述。孙哲教授认为:中国的自我期许和世界的对中国扮演“有良心的大国”的期待之间还有很大差距。从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内政建设上一直以反腐及环境保护为重点;在外交方面确定了新兴大国关系、人文与公共外交、海洋权益等几个重点目标。现在,“一带一路”倡议显然成为中国外交发展的优先目标。十九大之后,中国内政和外交上的种种挑战仍然存在。例如,中国构建全球伙伴网络的困难,中国与几个邻国之间在边界问题上的潜在冲突、意识形态与人权方面的较量交锋以及中国现代国防力量壮大后引发的争论等等。

厘清疑虑,增进理解

本次访问之行的对话和交流活动中,不难感受到美国精英知识界对于“中国崛起”弥漫着的“美国焦虑”。中美双方智库针对尖锐话题进行正面碰撞,有助于双方厘清疑虑与误解,增进理解和互动。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作为国家首批高端智库之一,将继续在推动国际交流、促进思想碰撞中,推进世界对“中国经验”的理解与接受。

(编辑  碣石)



¨ 本文参考陈平教授华盛顿记行的观察与思考及多维网相关报道。

 

 

编者的话:

吐尔孙艾拜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伊始,为了凝聚青年学术骨干,支持青年学者成长,促进青年学者交流,扩大青年学者影响,组建了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吐尔孙即为促进会博士生,后转进为青年学会会员。数年来,中信基金会和本刊努力通过自己的平台、窗口和渠道,支持和推送青年学者们的学术成果和在社会实践中的事迹,吐尔孙正是其中之一。我们在本期中推出的是这个维吾尔族优秀青年学者想与大家分享的一些他的成长故事和切身感受。

 

我叫吐尔孙·艾拜,最近看到很多优秀的维吾尔族青年在网络、微信、博客上的发声文章,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故事和看法。

我出生在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银行职员,他去世的时候我和弟弟还在上小学,那之后生活的重担便全落在没有工作的母亲身上。初中毕业后为了尽快工作,我考入莎车师范学校,但是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希望就此落空。母亲不忍看到我的失落,便把我送到县高三复习班备考大学,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年。为了备考,早晨天还没有亮我就起床早读,晚上吃完饭就看书,有时半夜醒来发现趴在书上灯还亮着。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我参加高考被复旦大学录取,2009年又考上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工作。20149月,我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录取,攻读博士学位。2016年,我进入新疆团校工作,2017年,根据组织的安排,我来到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巴克墩村参加“访惠聚”驻村工作。

回眸走过的历程,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这是一场无数感动和感恩的旅途。作为一个从南疆走出来的博士生,一路走来要感激的人和事真是太多了。我能走到现在得益于母亲的坚持和执着,得益于学校和老师的关怀,得益于亲朋好友和热心人士的无私帮助,更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以及欣欣向荣的时代背景。

我为生活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感到幸运。

记得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我陪母亲去买菜,她为了几毛钱和商贩讨价还价,显得很可怜,当时我说了一句:只是几毛钱,你给他就是了。母亲看了我一眼,付完钱就走了,一路上一语不发,眼睛里含着泪水。现在每每想起那一幕,我都为自己的无知而悔恨。在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学校的老师得知我家境困难,主动为我联系勤工助学岗位、帮助协调解决助学金,并帮助我顺利完成了学业。在清华园,也有一些来自贫困国家的同学,他们得到的奖助学金用不完就寄回家里,足够一家人的生活开销。我想,比起他们,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的国家和时代,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通过勤奋耕耘实现梦想的时代,可以让我有机会追逐自己的梦想和人生价值。

我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团结友爱的国家感到幸福。

在内地求学的十年,是充满感动和感恩的十年。学校的老师不仅授予我专业知识,更是让我懂得做人做事的准则,涵养一种家国情怀。硕士生导师郭庆光教授为我推荐实习和工作岗位,手把手地指导我的毕业论文。博士生导师李彬教授如同父亲般照顾我,为我制定阅读书目名单、研究计划和博士论文提纲,使我的学业顺利又丰富。可敬可亲的史宗恺老师,始终关注我的成长,每当想起他那慈祥的面孔时,我心里无比温暖和感慨;临近毕业的时候,他对我说:你是新疆培养出来的孩子,新疆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少数民族高材生,应该回去报答故乡的养育之恩。他真诚的嘱托,让我不再犹豫,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在家乡工作的每一天,我都感觉是充实的,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更好的服务群众、锻炼成长、体现价值。

我为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感到自豪。

20116月,我在就读研究生期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我还记得我向培养老师说的话:“我亲眼目睹了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族群众在党的关怀下安居乐业,融洽相处,幸福生活,我的成长也离不开党的培养和关心,我希望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承担更多的责任,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回到家乡工作和驻村期间,我更坚定了这个信念。

在我的老家莎车县,小时候我走过的土路、逛过的巴扎、住过的土坯房、喝的涝坝水、点过的煤油灯,现在都变了样子。我工作的巴克墩村,笔直的柏油路、漂亮的抗震安居房、甘甜的自来水、水泥防渗渠、整齐的农田,还有幼儿园小朋友最喜欢的羊肉抓饭。看到这些,想起我小时候陪母亲买菜的场景,他们是幸福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群众做工作,是光荣和自豪的。

与这些幸福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疆维吾尔族群众身上的“暴徒”标签。当看到部分维吾尔族青年同胞被“三股势力”蛊惑、欺骗,走上实施暴恐的歧途,成为“三股势力”的“炮灰”,成为被各族人民群众愤恨唾弃的犯罪分子时,我心里无比痛苦和悲愤。作为一名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我想在这里与青年朋友们分享几句心语。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认清“三股势力”的罪恶本质和险恶用心。

20154月,我在共青团中央挂职时到喀什调研,一个女孩子对我说:因为被“三股势力”蒙蔽,她哥哥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危害并受到惩罚,我们非常想念他,惋惜他的愚昧无知,父母眼里从未断过泪水。参加“访惠聚”驻村工作期间我也亲眼见到,那些父母、妻儿为家属的罪行撕心裂肺、痛哭流泪,他们后悔为什么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亲人。

借此机会,我想和维吾尔族青年朋友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反思:我们从小听到的倡导和平、友善的伊斯兰教什么时候变成了倡导伤害无辜群众、破坏幸福家庭、将穆斯林群众推向痛苦深渊的伊斯兰教?那些打着“民族”“宗教”旗号,散布谣言和谬论、曲解历史、蛊惑人心、制造暴恐事件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自己不先去所谓的“天堂”?在全国同胞记忆中,维吾尔族勤劳、好客的印象什么时候被“暴徒”取代了?在全国同胞记忆中,维吾尔族的热情、好客,什么时候被“检查身份证”“拒之门外”代替了?五一夜市、人民公园什么时候被取消和安装一道道安检门代替了?维吾尔族兄弟姐妹们,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只要我们擦亮眼睛,认清“三股势力”的罪恶本质,配合党和政府铲除“三股势力”的生存土壤和空间,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些美好记忆的场景就能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现在,全国各族人民正走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道路上。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维吾尔族,我们也不能落后,我们青年人怎么样,这个民族就怎么样。近几年,我们身边优秀的维吾尔族青年尼格买提、努尔艾力、西尔艾力、古丽米娜等等,他们在全国各种平台上为维吾尔族青年代言,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深受全国人民的喜爱,他们在成功的背后,付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青年朋友们,父母养育我们、国家培养我们,是期待着我们有所出息,有所作为的。对父母的孝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更应该付诸实践,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学习,储备丰富的知识、练就生存本领,才能过上幸福生活,才能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人,赢得别人的尊重。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国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们有义务学好国语,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更多的求学就业经商机会,掌握现代前沿科技,通向世界,更好的传承和保护维吾尔族文化。驻村期间,每当我走在乡间小道上,都会有村民让我帮他们翻译填写材料或解释生产生活产品的用法、协调生意来往等等,村里的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时也往往会遇到语言的障碍。现在,他们学习汉语的意愿非常强烈,我们开办的双语夜校每期都座无虚席,部分村民甚至站着听课,因为他们后悔在上学的时候没有学好汉语,迫切地想把落下的功课补回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学好汉语?!

青年朋友们,我们要跟着共产党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未来。

睁开眼睛看看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这样的国家。几经强权、宗教极端和民族矛盾的折腾,已经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数以万计的人们流离失所,在痛苦和饥饿中挣扎,在死亡和恐惧的边缘徘徊。这正是“三股势力”企图引诱我们的方向,难道这就是我们希望追求的生活和未来吗?看看我们站立的红色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政局稳定,社会秩序井然,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过着温馨安康的日子。我们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繁荣昌盛的国度多么的幸运。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殷切关怀,我们可能仍过着朝不保夕、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更不用说接受好的教育、住在舒适的房子,享受好的医疗待遇。我们要认清谁是敌人、谁是真正的恩人,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抱有一颗感恩的心,时刻谨记党的关怀和恩情,沿着党指明的方向前进,追求属于我们的美好生活和光明未来。

青年朋友们,我相信,可爱的故乡依然凝聚着无数人深深的眷恋,维吾尔族儿女对这片土地依然爱得那么深沉。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新疆各族兄弟姐妹团结一心,一定能把我们的故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新疆,我的家!新疆,我爱你!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博士学术促进会研究员。

 

#esle

 

香港是一个联系中国内地和世界经济的重要平台。1984年,我到香港工作,先后在光大和中信从事经营管理,两家企业在香港都有一些重要业务。作为一个亲历者,我想介绍一下中资机构在香港的发展和它的历史作用,以及对未来的看法。

关于“中资机构”,香港有一个传统的定义,是指国有资本在公司拥有多数股份,是第一大股东,国有上市企业资本控股一般在35%(非上市企业的国有资本占100%),以香港为注册地的企业。简言之,设立在香港的国有企业。中央政府在香港设立的国有企业,通常有老四家和新两家之说。“老四家”是指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的华润、招商、中旅和中银香港,“新两家”是指在改革开放之后设立并快速成长的中信和光大。

随着中资力量日渐壮大,现在“中资机构”概念已经扩大,涵盖了中国内地资本在香港注册的独资企业、内地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内地资本在港收购控股的各类企业、内地与香港或全球资本参股经营的企业等等。截至2016年底,这些企业已经超过4200家。

1949年以来,中资机构在香港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六个阶段,即贸易窗口公司、红筹股崛起、内地企业H股上市、中资金融机构进驻香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快速发展、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可以说,这是中资在香港市场发展的六个里程碑。

 

境内外贸易的窗口公司

改革开放之前,境内实行计划经济,香港中资机构作为“窗口”企业,主要从事境内外贸易的代理和中转业务。比如:

——华润公司是内地在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总代理;

——香港中资银行以资金融通配合和支持内地对香港出口和转口贸易,吸收侨汇和开展当地存贷款业务;

——招商局承担境内轮船海运在港的全部代理与中转业务;

——港中旅则受国家委托办理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来往内地等业务的接待机构以及铁路货运总代理。

受到时代和政策的限制,计划经济时代内地在香港地区的“窗口”开得很小,而且是垄断和唯一的。

真正的“窗口”时代始于1978年,内地改革开放朝着“放权让利”的路径渐进推动。中国对外开放之后,初涉市场经济,当时极其缺少与国际打交道的企业经营人才,于是像荣毅仁那样的老一辈企业家出山,迈出了“窗口公司”发展历史的第一步。

改革初期的步伐是渐进式的。企业的开放,先是以中信香港公司为代表的窗口,然后伴随外贸体制放权,各部委、各省市在香港直接设立的贸易“窗口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冒起。那时的“窗口公司”主要行使三大功能:进出口贸易、招商引资、内外联络与接待。随后,中信集团、华润集团、光大集团等引领香港中资朝着集团化、多元化和国际化大举扩张。

这批早期的 “窗口公司”,为内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打通进出口贸易通道,引进境外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发挥了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但是经过外贸体制五次放权改革后,进出口贸易成为完全竞争性行业,当内地生产企业都拥有进出口经营权后,贸易“窗口”这种纯代理功能便显得多余,开始自我更新换代了。

九十年代以后,内地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在港的中资企业涌现了北上内地潮。以招商局、港中旅投资开发深圳蛇口工业区与华侨城为代表,引领了中国早期的市场导向的城区开发建设,产生了蛇口模式与华侨城模式,其经验迅速向全国扩散与移植。在1990年以浦东开发为代表的第二轮开放浪潮中,中信泰富、上海实业又一次引领了第二波香港中资企业北上潮,为内地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了支持和动力。

“窗口公司”早期的资金融通十分艰难。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香港回归问题逐渐明朗后,以各级内地政府为背景的“窗口公司”,逐渐在香港的外资银行获得了一种“窗口信用”,既不需要抵押担保,也不需要资信财务审查,仅凭政府背景或者政府出具的承诺函、安慰函,就可获得大量银行贷款。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特殊信用,它的存在前提是,即使贷款人破产,贷款人背后的政府将会保证外资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政府将确保贷款银行收回本息。

“窗口信用”的诞生,是香港中资扩张的前提和资金基础,资金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香港中资企业,并通过中资企业流向内地市场,这表明,香港中资企业从一开始就与国家经济的发展态势密不可分。

 

中资抬头,红筹崛起

随着中英联合声明(1984)的发布和香港前途的确定,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香港中资企业开始从事资本运营,开创了一个红筹时代。

红筹的最佳代表正是中信,它的子公司中信香港无疑是香港中资红筹中资本运营最早且最成功者。当内地资本市场尚未诞生,大多数香港中资企业还处在“提篮小卖”的贸易代理和商品经营时,中信香港于8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大规模兼并、收购,并实现中信泰富“买壳”上市,从商品经营、生产经营跨越到资本运营,并率先跻身香港蓝筹股,创造了“紫筹”这个响亮的标识。

1992年是中资红筹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邓小平南巡,中国进入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阶段。根据国家关于“积极发展、壮大实力”的方针,香港中资企业加快了发展步伐。1992年,香港中资集团旗下一些公司,包括招商局的海虹集团、中国海外发展、中旅国际投资和广东越秀投资等,相继在香港直接上市,掀起中资红筹股上市热潮。随后,一批批红筹企业和H股企业接连上市,到“九七”回归前,以中信泰富、光大等为代表的红筹公司不仅控股、参股了多家香港上市公司,还在航运、交通、零售消费等多个领域成为领军级机构。这一时期,中资在香港的发展,从过去单纯的数量扩张为主,转向素质提高为主,从单一化经营转向多元化发展,而且开始重视利用香港市场的功能进行资本运营,整体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掌握资本运营,是以红筹、紫筹为代表的中资企业所做出的历史性突破。从此以后,中国企业开始理解资本杠杆是实现低成本融资和超常规发展的快捷路径。但是,资本运营也存在着高风险。当香港资本市场不断以“中国概念”、“重组”概念、“染红”概念等推高股价,市盈率被炒至数百倍甚至上千倍,而没有基本业绩支撑时,红筹股泡沫就越吹越大,随着亚洲金融风暴与中资信贷危机的爆发,红筹股泡沫破灭,红筹股的市值及股价陷入持续的低迷。随后,一批有业绩,有技术含量的科技类、资源类和金融类的企业,如中国移动、中银香港、中海油、中国联通、中国联想等相继进入了香港蓝筹股,撑起了红筹的天空,一举改变了过去炒作题材、概念的历史,成为红筹复兴的基石。此后,中资机构对“资本运营”的神话进行了反思与纠偏。资本运营与生产经营犹同一部车子的两个轮子,互相补充,缺一不可。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有的企业在危机中彻底消失,存活下来的开始清理整顿重组。此时中资企业从基础功课做起,学习和实践国际同业的治理模式、风险控制体系,采用国际上管理会计以及平衡计分卡、KPI、标杆管理、ERP等现代管理工具等等。作为浴火重生的结果,一批财务相对健康的企业重整上路,香港中资告别“无知者无畏”的时代,向国际标杆看齐。一批中资红筹企业开始战略重心的调整和转移:把香港作为资本运营和融资的重心,而投资和扩张的重心将“北望神州”,开拓更广阔的内地市场。

 

H股上市,港股变身

在红筹基础上,一股新的中资力量从九十年代开始在香港诞生,经过10余年的发展,对香港乃至在全球资本市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股资本力量同样来自中国内地,不在香港注册而在香港上市。

进入21世纪,这些来香港上市的H股企业资本规模巨大,且多属于内地优质企业,与红筹股企业一起,推动香港跻身成为与纽约、伦敦并列的国际金融中心,“纽伦港”一度成为北美、欧洲和亚太三足鼎立的超级金融城。更重要的是,H股与红筹公司改变了香港资本市场的规模、结构和品种,直至今日在香港证券市场仍占有绝对比重。

所谓“H股”是指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内地注册成立,以国有企业为基础,并在香港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由以香港的英文名称——Hong Kong的第一个大写字母作为该类海外上市公司的简称,而H股企业的诞生绝非偶然。

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为“市场经济”正名,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定下基调。其中的主要突破口之一就是,如何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当时的情况是:

一方面,内地国企普遍陷入大规模亏损状态,一些经济效益、资产质量较好的国企却由于资金瓶颈和国有体制约束,无法实现新的突破,迫使国企改革寻找新的突破口。

另一方面,香港虽然已经迈入国际金融中心行列,但本地市场和上市资源有限。1992年,香港市场市值1200亿美元,在全球排第二十名,与东京的3000亿美元相差甚远,加之新加坡、台北、吉隆坡等城市的崛起,构成了与香港的竞争态势。

而“九七”临近,回归指日可待。如何应对亚洲区域国家和城市的挑战,香港金融决策层形成共识:香港在竞争上的优势来自中国内地。香港联交所199164日成立“中国研究小组”,研究中国公司在香港直接上市的可行性,探索联交所在内地扩大集资功能的潜在角色。1993715日,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HK0168)在香港成功上市,拉开了H股十余年发展的历史大幕。

H股上市的井喷时代以2003年为最高点,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带来的长达5年的萧条和非典肺炎的公共卫生危机后,中央政府以CEPA和 “自由行” 等系列政策强力推动香港经济复苏。与此同时,全球市场也恰好逐渐进入一个经济上行的新周期,在多种因素作用下, 2003年,中国人寿、中国财险、紫金矿业等10家内地企业登陆香港主板市场,并有8家登陆创业板市场;2004-2007年,又分别有一批H股企业在香港主板上市,以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这四大行为代表,掀起H股上市大潮,香港证券市场进入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时期,创造了新的历史。

H股指数从2003年起大幅飙升。2002年底,恒生中国企业指数(H股指数)1990点。到2003年底达到5020,上升了3000点。到2007年元月2日新年开市,国企指数即突破万点大关。2002年,H股集资额开始超越红筹股;2003年,H股成交量开始超越红筹股;2005年,H股市值开始超越红筹股。到200611月底,主板上市的H股总数已达89家,主板上市的红筹股企业数为85家,创业板上市的H股企业数达到45家,大大超过了创业板上市的红筹股企业数(5)

伴随着H股大规模进入香港,国际投资者对H股的投资信心大增。20034月,美国股神巴菲特完成对中石油的投资建仓,巴菲特投资4.88亿美元,高达23.38亿股。2006年在股市高峰期时,他分七次减持股份退出中石油,三年多时间净赚14.27亿美元,收益率达292%2005年,汇丰银行入股中国交通银行19%的股权,既是凭借交通银行的内地网络拓展业务,也是对H股的投资信心的体现。

在内地国有银行方面,20056月中国交通银成为首间在香港H股主板上市的内地银行,掀起内地银行在香港上市潮。200510月,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H股主板上市,并成为首家全流通H股,当年更创下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IPO及全球第六大IPO等多项记录。20066月,中国银行在香港H股主板上市,一个月后其A股在沪上市,成为首家“A+H”上市的国有银行。

同年9月,恒指服务公司决定将中国建设银行H股纳入成为恒指成份股,成为史上首家染蓝H股。200610月,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及内地同步上市,成为首家同时发行“A+H”的上市银行。

200810月底,面对呼啸而来的金融海啸,中国移动仍以1.36万亿港元市值,第一次超越有1.1万亿港元的汇丰金融帝国,跃上了香港市值“一哥”的巅峰。而在当时香港十大市值上市公司中,代表红筹的中国移动与代表H股的建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石油,占了近一半的席位,并全部进入《财富》“全球五百强”。

目前内地企业已成为香港资本市场的重要构成部分。截至2016年底,内地企业在港上市1002 (H241家、红筹股153家、非H民企608),占港交所上市公司总数的51%;合计市值156639亿港元,占港交所上市公司总市值的63%。由于一大批国企在香港上市,中资股的平均市值要明显高于本地股。

在香港主板市值20强排名中,1990年中资公司数量为零;1995年只有中信泰富1家;2000年有中移动、中信泰富、联想集团3家;20055家;2015年为12家。

2015年港股主板市值前十名中,中移动、建行、腾讯、工行、中海油、中行等中资占据6位;汇丰、友邦等传统外资机构占据两位;香港的长江、恒生等老牌蓝筹则在前十以外。

H股在短短十年迅速崛起,并将香港这座金融城推向IPO全球第一的位置,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香港要发展成全球最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证券市场,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基金,必须拓宽市场深度和壮大融资规模,改变过去较单一的证券投资品种结构,靠本地企业无法实现。“北望神州”成为香港资本市场进一步展的必然路径。

第二,内地A股市场2001年开始持续低迷,加之非流通股的股权分置改革导致的禁售新股,以及排队申请上市的程序,使一些大型企业对于在港融资的效率更为青睐。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对大型国企尤其是大型国有专业银行的重组,以及允许社保基金、外汇基金等投资海外,鼓励企业走出去等,都促使内地大型国有企业走香港H股上市之路。正是香港、内地与国际资金流向等多方面因素,促成了这次H股大潮。H股和红筹共同改变了香港资本市场的面貌:

首先是改变了香港证券市场产品结构、品种和规模。过去香港股市一直是以地产、金融类为主体,H股上市新増了石油、煤油、电讯、能源、港口、采煤、炼钢、机场、公路、制药等产业,也新增了一批超大型企业。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更有许多消费产业、交易产业和高科技等新经济代表加入。

其次,壮大了中资企业的整体规模,奠定了中资红筹企业股和H股在香港股市的总市值占50%以上的规模,中资企业在香港经济的繁荣稳定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H+红筹企业的崛起,推动着香港资本格局的变化和重新洗牌。香港作为“中国的国际筹资中心”这一地位越来越重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借助高速増长的内地经济也越来越巩固。在筹资的同时,也推动港交所从一个以本地上市公司为主的区域性资本市场,快速发展成全球领先的国际资本市场。港交所市值从1997年底香港回归时的3.2万亿港元增长至2016年底的24.8万亿港元。2016年底,香港证券交易所在全球各大证券交易所中排名第8,亚洲排名第4

 

中资金融机构进驻香港并形成规模

红筹企业崛起和H股上市大潮推动了香港资本市场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与之同时发生的是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发展壮大。

香港资本市场从融资额、市值、上市公司数量、成交量等多个数据指标来看都不愧为国际金融中心,但香港一直缺乏本地的大型金融机构。在香港市场占据主导的大型金融机构都是“外来户”,这是香港与纽约、伦敦等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显著区别。

一方面,香港是全球级银行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全球最大的100家银行,近70家在香港开展业务。截至2016年底,香港共有198家认可银行机构及60家代表办事处。另一方面,自1993年汇丰把总部迁回伦敦以后,没有一家国际大型金融机构的总部设在香港。恒生银行曾是优质本地银行,但现在是汇丰集团成员。剩下的香港本地银行多是家族控制的中小型机构。在投资银行方面,自百富勤倒闭后,再没有一家具备规模的本地投行。而摩根、花旗、高盛的总部在纽约,巴克莱、汇丰、渣打的总部在伦敦,东京有三菱东京日联、三井住友、野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有CIMB,星展、淡马锡等金融机构。

市场主导权长期落在外资的手里,使香港的金融市场波动比周边市场更大,金融体系稳定性差,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将有很多限制和不便。市场红火的时,金融机构都来赚钱。一旦危机来临,没有大型本地金融机构的支持,市场稳定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脉相承,需要有实力、扎根本地、领先全球的大型金融机构的支持。这不仅涉及市场稳定问题,还有市场话事权、定价权等金融主导权问题。在上市公司估值、并购对价中,如果没有本土金融机构的参与和主导,企业价值被低估甚至扭曲的例子并不少见。要改变这种状况,指望香港本地中小金融机构自我发展壮大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上市公司数目超过3000家,高峰期总市值达41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如果包括政府债和各项票据,中国债市规模在全球已名列第三,加上内地各类保险、基金、证券及期货公司,整个中国资本市场在不足30年内,已逐渐成为一个在法制、交易规则及监管系统等范畴与国际标准相符的资本市场。沪港通于201411月开通,人民币于201511月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201612月深港通开通。在这一强大时代背景下,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的长足发展,是壮大香港金融市场实力的最佳途径。

中资金融机构对中国经济、中国市场有更多的理解,它们的到来将为香港市场提供新的市场观点和投资力量。中资金融机构已与香港及国际金融机构一起构成了香港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CEPA协议也为香港金融业进军内地提供支持,开放准入内地市场的条件,放宽香港金融机构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进一步拓宽了香港金融机构在内地开展的业务种类。

 

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快速发展

香港回归以后,在一国两制体制之下,经过13年的发展,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和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有了快速发展。

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快速扩大

香港人民币业务自20042月起步,当年底人民币存款121亿元,香港合资格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32家。截至2016年底,香港人民币存款达5467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3031亿元。香港合资格开办人民币业务银行已增至144 (约占香港持牌银行9)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不断增长

2016年经香港银行处理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4.54万亿元,占内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总额的86.8%,香港已成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主要枢纽。

——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快速发展

2007年人行推动境内金融机构赴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以来,香港人民币债券规模持续扩大,品种不断增加,期限结构渐趋完备,发债机构日益多元化。2016年上半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1269亿元人民币。截至2016年上半年,香港未偿还债券余额2492亿元人民币。

——人民币金融产品日益丰富

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不断丰富,包括债务凭证、股本证券、货币基金、ETF基金、人民币保单、货币期货、人民币利率掉期等。2015年底,港交所上市的人民币产品已有189只。

——人民币定价机制不断健全

人民币利率方面,200612月香港财资市场公会推出人民币掉期伸引利率定价,为市场提供人民币浮息基准;20121月,汇丰、中银香港和渣打等香港三家发钞银行为人民币同业拆息提供报价,此后拆息报价银行增至13家。

人民币汇率方面,20126月香港财资市场公会推出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定盘价,15家活跃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银行为定盘价提供报价;20129月港交所推出全球首只交易所买卖的可交收美元兑人民币期货。

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独特优势

——香港具有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先发优势。人民币清算制度安排已运作多年,QFII等制度安排不断拓宽回流机制。香港金管局曾多次路演,旨在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与其他国家央行签署香港人民币业务发展合作备忘录等。

——香港作为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具备了良好的法律、信息、人才和金融市场交易基础。在推进中国公司海外投资融资的过程中,香港在金融市场监管、风险管理及信息流通方面都显示出较强的实力。

 

两地金融市场实现互联互通

两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鼓励境外企业使用人民币对内地直接投资。

2010年下半年起,人行先后批准合和公路 (737 HK)、卡特彼勒 (CAT US) 和麦当劳 (MCD US) 等境外企业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并投资内地项目,启动境外人民币利用(FDI)方式回流内地的试点。

20116月,人行发布《关于明确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外商投资人使用人民币的原则及范围,为境外企业使用人民币对内地直接投资人提供结算支持。同年10月,《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发布,境外企业利用人民币对内地直接投资常态化。

二是允许香港金融机构投资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

20108月,人行发布《关于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的通知》,允许包括港澳地区等相关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试点。2011年、2012年香港金管局先后两次获批300亿元人民币额度,投资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

三是开通QFIIRQFII,开辟港资进入内地资本市场的通道。

200211月,证监会、人行联合颁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开辟了境外资金进入内地证券市场的投资通道。截至2017125日,有60家香港金融机构获批QFII资格,累计额度189.3亿美元。

201112月,《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发布,允许境外人民币资金进入内地证券市场。截至2017125日,有79家香港金融机构获批RQFII资格,累计额度2700亿元人民币。

四是开通“沪港通”、“深港通”和基金互认,加快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沪港通”和“深港通”是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重大举措。沪港通于20141117日首先实施,为境内外投资者投资A股和港股提供了便利,有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深港通于2016125正式启动。深港通不设总额度限制,同时取消沪港通的额度上限,这意味A股对海外投资者接近全面开放,两地进一步迈向统一市场。此外,纳入两地中小市值股票,显示监管部门在市场开放上面更加自信。

在互联互通机制下,在海外投资中国公司,由于对公司缺乏了解和信息不透明,需要折价,但这些问题对内地投资者而言并不存在。

由于投资者结构的差异,预计短期内港股及AH折溢股价的状况难以改变。但从长期看,随着两地市场制度、投资者结构和流动性等方面磨合,两地将逐步走向统一市场。预期大型AH股的折溢价有望率先缩窄。

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的研究论证工作在2012年底开始启动。20155月,两地证监会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安排的监管合作备忘录》,允许符合资格的内地与香港基金通过简化程序在对方市场销售,初始投资额度为资金进出各3000亿元人民币,于201571正式实施。这是继沪港通之后,两地资本市场创新合作的又一重大举措。截至2016年,两地基金互认有48只基金获批。

2015710,上海黄金交易所与香港金银业贸易场开通黄金沪港通。在此机制下,上海黄金交易所引入香港金银业贸易场作为交易所类机构特殊会员,香港投资者可直接参与内地黄金交易。黄金沪港通创新了清算安排,香港金银业贸易场的会员及投资者均只需在中银香港开户,就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主板、国际板的交易。黄金沪港通实现了两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有利于提升内地黄金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编辑  季节)



¨ 本文是孔丹在《纪念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摘编。

 

 

内容提要:本文对20157月我国股市出现异常波动进行了全面分析,总结了我国资本市场在体制机制上存在漏洞。针对我国国情和股市异常波动现实状况,本文分析了此次异常波动的性质,分析了异常波动期间的各项应对措施,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2015  中国股市  异常波动  场外配资  股指期货

 

20157月,我国股市出现异常波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暴露出我国资本市场体制机制上存在漏洞,也暴露出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从新兴市场向成熟市场转轨我们还将面临诸多挑战。

 

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的原因

 

高杠杆场外配资是股市异常波动主要原因。场内配资,指的是证券公司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受到证监会的严格监管和风控约束;场外配资则是融资融券以外市场自发形成的,财富管理方面的金融创新涉及信托、银行、基金、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受到证监会的约束和监督极少。关于银行理财资金,根据银监会的规定,银行自营资金和信贷资金不能直接流入股市,理财资金也不得投资于境内二级市场公开交易的股票或与其相关的证券公司投资基金。

近年来,随着银行理财资金的不断充裕和金融创新工具的日渐丰富,银行通过发展表外业务,规避信贷监管的金融创新形式应运而生,逐渐催生并滋养了我国影子银行体系。银行理财产品为影子银行体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反过来银行通过与信托公司和融资企业的合作实现了理财产品的信用扩张。

2014年牛市迹象出现时,影子银行就从向实体经济放贷转而向股市放贷,各类伞形信托和配资平台在供需推动下迅速成长。在场外配资业务中,作为源头活水,银行理财资金成为“优先级”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通过各类结构化金融产品和创新工具等渠道分流,最终汇入股市大资金池并形成了风浪。

具体来看,银行理财资金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配资渠道入市:第一,通过结构化信托产品进入股市,其规模大约在1.18-1.33万亿元;第二,通过基金子公司或证券公司资管产品进入股市,其规模大约为5500-6000亿元;第三,通过两融收益权转让、股票质押回购、收益凭证等业务间接入市,其规模大约有1.3万亿元左右。

不仅如此,如果将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开发的带有杠杆性质的金融创新产品(不包括融资融券)算在内,则施加在股市中的场外杠杆形式就更加多样化了。在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前后存在的六种杠杆资金形式共同托起了“杠杆上的牛市”。这六道杠杆包括:结构化信托及配资运作模式、民间配资公司及互联网金融配资产品、基金子公司结构化资管产品、证券公司结构化资管产品、分级基金产品和证券公司其他创新型融资类业务。

市场异常波动前夕,场外配资体量较大,主要通过结构化信托和民间配资公司,贯穿线上网络和线下配资实现资金供应。而分级基金、证券公司创新性融资类业务等,虽然所涉及产品本身具有杠杆属性,对放大市场风险具有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但主要是因为没有完善的法规体系进行规范和统计监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被场外配资渠道所利用。综合分析,场外配资对股市异常波动的影响,主要在于其高风险的业务特性,与中小客户、中小股票形成了结构性错配,造成了股票市场的结构性波动。

股指期货市场联动放大波动风险

伴随着2015年“杠杆牛”的崛起,股指期货交易量得到了快速增长,在异常波动期间,仍然维持高位。除了正常的风险管理功能外,在此期间,股指期货交易被利用成为做空现货市场的工具,对于现货市场投资者信心和股价起到了一定的打压作用,引发市场情绪的恐慌,加速了市场的下跌。而期货市场T+0的设置以及机构在股指期货上的高频交易,在市场异常波动期间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下跌的作用。

有统计显示,股市异常波动前后,以IF1507为代表的主力合约套期保值仓位仅为40%左右,其余60%均以投机性仓位为主。因此股指期货市场实际上主要成为一个投机、套利的市场。2015612日至78日,上证指数连续下跌32%,在此期间,沪深3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IF1507日均成交量平均达到持仓量的14.3倍,最高为28.5倍;中证50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IC1507平均为10.3倍,最高为24.3倍;上证50股指期货主力合约IH1507分别为7.3倍和13.3倍。相对而言,海外成熟市场股指期货成交量一般不会超过持仓量的1倍,美国股指期货持仓量一般高出交易量30%-40%

近年来,不少机构在股指期货中采用计算机算法驱动的高频交易策略,这种策略可以基于市场信号,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买单和卖单,进行跨市场瞬时套利或单边投机交易。在我国,由于一只股票只能在一个交易场所进行,因此高频交易不是现货跨市场套利,而是在期货、现货市场之间套利。高频交易在我国属于新兴事物,尚没有相对严格的监管措施,在期、现货市场发展不匹配的情形下,几乎形成了低风险高收益的套利环境,其带来的盈利效应非常富于投机诱惑性,对期、现货市场带来的冲击远高于境外市场,巨大的“追涨杀跌”作用加剧了短时间内股指的大幅波动。

 

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的性质判断

 

无论是与历次国际金融危机比较,还是就此轮股市异常波动的自身内在特征看,2015年的股市波动不是一场金融危机,而是纯粹由资金推动上涨和资金平仓下跌带来的证券市场幅度较为剧烈的“异常波动”。

第一,此次股市异常波动与国际上历次金融危机的背景特点显著不同。

2015年,中国经济基本面并未全面恶化;相比2008年次贷危机,中国股市异常波动未产生大规模不良资产,金融机构没有交叉持有大量有毒资产,因而没必要对金融机构进行托救;相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体量足够大,资本账户尚未全面开放,没有发生大规模投机资本流动带来的压力。

第二,股指波动时间和程度与历次金融危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前,市场经历了近8年的牛市,道琼斯工业指数翻了5倍多;1987年经济危机前,牛市维持了5年,上涨2倍多;1990年台湾股灾前5年累计涨幅高达10倍多;亚洲金融危机前的香港股市上涨7年,涨幅达到6.6倍。而此轮上证综指由2024点涨至5166点,历时仅1年,涨幅为155%。我国此轮股市异常波动上涨持续时间较短、总体涨幅偏小。

第三,波动不具有金融危机的典型表现特征。

典型的金融危机,一般包括本币急速贬值、资本市场崩溃、众多金融机构陷入困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同程度损害等等。而我国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纯属技术性的资金推动的波动,证券市场波动风险没有显著外溢到银行、保险、外汇等其他金融市场,各类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银行、保险、基金、信托等总体上没有因流动性枯竭发生大的问题,没有对实体经济造成太大损害。

第四,我国经济基本面没有显著恶化。

历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多多少少都与实体经济出现问题有关。1929年美国股灾爆发前,其实体经济已经出现明显下滑迹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是如此,东南亚各国股市的繁荣,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低迷和国际热钱流入,与自身经济发展并不匹配。而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虽仍处于下行通道,但GDP实际增速为7%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宏观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底部企稳迹象,股市异常波动前宏观经济也没有出大的问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也没有显著恶化。

第五,股市波动主要围绕中小创股票展开,具有明显的投机特征。

此次股市波动,主要是中小创股票的涨跌幅、估值变化较大;以银行股为代表的大盘蓝筹股相对变化较小。从2014613日到2015612日,中小板指数上涨152%,创业板指上涨182%,而上证50指数和16只银行股只上涨了123%95%;在2015615日至78日股指集中下跌期间,中小板指、创业板指、沪深300、上证50、银行股分别下跌38%39%31%22%11%。此外,此前一年时间内,中小板、创业板股票平均市盈率分别由37倍、60倍猛增到93倍、151倍,异常波动发生后的三周时间内,又迅速降至51倍、83倍。相对而言,沪深300股票平均市盈率由8.3倍增至19倍,后降至14倍,银行股估值波动更小,由4.8倍增至8.1倍,后仅微降至7.8倍。

从交易量结构也能看到这一点。我国蓝筹股(银行股、非银金融股以及中石油、中石化等少数绩优股)在香港市场不到5倍市盈率,与全球市场相比,我国股市的投资机会是较好的。但是,中小板加创业板市值在整个市场占比为4%,而交易量则占27%;相反,蓝筹股在整个市场的市值占比为27%,交易量占比仅为4%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判断这场异常波动的基本性质。

首先,这是一场流动性的危机。全市场不到3000家上市公司,最严重的一天共有1717家公司跌停,1000多家公司停牌,市场处于“跌死”状态,流动性岌岌可危。市场上股票卖不出去,基金公司没有赎回的资金来源,面临崩盘风险。市场上许多对应股票的信托集合计划或者投资计划都涉及银行理财资金,如果继续下跌,资金继续斩仓,信托公司将无法归还银行的理财资金、面临崩盘。股票市场处于没有流动性状态,投资者开始从债券市场进行抛售,利率体系面临被冲垮风险。若任由流动性危机蔓延下去,整个金融体系都将受到冲击。

第二,这是一场杠杆性的危机。股市异常波动前,在“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股票市场几乎达到了“全民杠杆”的程度。尽管场内融资融券最高2.3万亿的规模,但由于管理有序,没有对市场产生太大冲击。相反,各类型场外杠杆占据了危机中杠杆的绝大部分。行情最危急时,跌停的1717家公司主要是中证500、创业板、中小板和上证的小票,这些小票对应着高杠杆资金和风险。股市大跌期间,1:81:5的杠杆已被全部“杀死”平仓,证金公司准备救市时,已经“杀”到1:31:2,逼近场内融资融券业务的平仓线,再由市场下跌下去,场内杠杆资金就将大面积被动斩仓,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这是一场散户化的危机。我国股市参与者中,个体投资者占70%的比例,各个年龄阶段的投资者都参与到了杠杆股市的追涨杀跌过程中。因此,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是直接面向所有投资者,挽救金融机构解决不了市场下滑和平仓、“爆仓”问题。出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以及整体市场健康的维护,只有直接入市才能止跌。

第四,这是一场投机性的危机。与全球市场相比,我国股市的投资机会都是相对较好的,但是有一个惊人的数据显示,中小板加创业板市值不足7万亿,占中国股票市场的市值比例为4%,而交易量的比重占到总市值的27%。相反,蓝筹股,即银行股、非银金融股以及中石油、中石化等少数绩优股在整个市场的市值占比为27%,交易量占比仅为4%,显示中国股市投机性过重。

在危机情况下, 稳定市场情绪是关键问题。程序化交易的“威力”呈现在股市异常波动时期,对市场情绪的冲击像洪水一样汹涌。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异常波动期间,每天上午10点半和下午2点半的平仓追保最后期限,如果客户没有按时交付保证金,平仓盘像决堤一样汹涌。救市需要防止股指再下跌,此时可行的方法唯有资金入市、全力托市。救市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巨额抛单,其中一只股票一单就抛出了80亿卖单。如果没有流动性支持,证金公司很难应付市场上的巨量卖盘,即便如此,它们仍要想方设法尽最大可能稳住股票价格,同时也是尽最大力量恢复市场信心,缓解情绪危机。

因此,在当时情况下,需要有相当数量的资金直接入市,以维护金融稳定、恢复市场信心、保护投资者利益。从市场效果来看,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市场下跌趋势,取得了良好效果。

 

采取综合举措救市是唯一选择

 

除证金公司直接入市外,证监会和有关部委密切配合,陆续出台了系列举措,特别是针对限制股市期、现套利投机、限制高频交易市场冲击以及降杠杆等方面的措施,这些举措同证金公司入市一道形成合力,保障了最终救市行动取得成功。

一是限制股市期、现套利投机方面的举措。异常波动发生初期,中金所即封锁了部分投机性较强的期货交易账户,随后连续多次提高期货交易手续费。8月下旬大盘“二次探底”,中金所开始限制股指期货开仓数量。同时,连续多次提高股指期货各品种、各合约非套期保值持仓的交易保证金标准,由之前合约价值的10%一直提高到40%。此后将T+0变为T+1,限制了融券交易投机。

二是限制高频交易冲击市场。异常波动发生后,监管层开始对程序化交易、高频交易摸底调查,中金所采用“窗口指导”的方式限制高频交易,认定单个合约每日报撤单行为超过400次、每日自成交行为超过5次的就是异常交易行为,增加了申报收费,并进一步加强异常交易行为监管,等等。这些措施实施后,股指期货交易量总体下降了95%

三是场外配资和场内融资降杠杆。首先是清理场外配资。8月底监管层发文要求券商彻底清除违法违规的配资账户,而后对部分违规券商开出巨额罚单。至911日,完成清理资金账户占全部涉嫌场外配资账户的60.85%。其次,场内融资业务也采取了降杠杆措施,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进行修订,限制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规模不超过净资本4倍。11月份沪深证券交易所将融资交易保证金比例由50%提高至100%。由此场内融资由2.27万亿元降到了0.95万亿元,融资余额占总市值的比例也由高点时期的3.5%降至2.0%,接近国际市场平均水平。

四是积极实施引导资金入市、限制减持、降低交易成本等措施。证监会及相关会管单位积极协调各机构资金入市,为稳定市场提供充分流动性。沪深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于7月初决定大幅下调A股交易经手费和交易过户费,降幅达30%78日,证监会发出通知,限制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人员减持公司股份。监管层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及对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的限制,进一步稳定投资者情绪、鼓励投资者交易。与此同时,证监会还加强稽查执法力量,对涉嫌市场操纵的行为进行专项核查,严厉打击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

五是各部委密切配合,出台救市措施。62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办法规定养老金入市比例最高可达30%,金额或超万亿。78日,国资委表态,央企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不得减持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财政部也承诺不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并将择机增持。紧接次日,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带队到证监会,会同证监会排查近期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此外,央行于627日、826日两次降准降息,更表态向证金公司提供无限流动性支持。7月,保监会也颁布系列救市措施,放宽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例,及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与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债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业务的期限要求。随即,银监会也发布四大措施,包括允许已到期股票质押贷款重新确定期限、支持调整平仓线、鼓励向证金公司提供同业融资、支持对回购提供质押融资等。至此,国家各部委及监管层齐心彰显救市决心,各项救市举措在减缓股市下跌、平稳投资者情绪、增强市场信心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股市也于8月底企稳,并逐步震荡回升。

 

政策建议

 

统一规范带有创新性质的证券发行和交易监管

我国实行分业监管体系,银行、证券和保险分属不同监管部门。在本次股市异常波动中,各监管部门对于定位模糊的金融机构及其交易行为的监管明显存在缺失和错配。如伞型信托带有典型公募性质,从业务属性来说产品具有公开证券的特点,但其直接监管单位是银监会。

我国在金融监管实践中,应当结合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严格统一规范以创新名义出现的各种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的监管,一是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立法方式,扩大“证券”的定义和内涵外延,明确只要是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或超过200人的金融投资产品,全部纳入“证券”范畴之下,为统一监管和规范监管奠定前提基础。二是区分公募和私募产品监管,凡是属于公募的产品,都要接受统一严格的公司登记、产品注册、信息披露等制度;私募机构也要登记,并定期报送监管信息,但在产品注册和信息披露要求上可以豁免或相对宽松。

统一监管基于股票市场投资的融资类业务

股市异常波动期间,场外配资对接中小客户、中小股票,成为股指异常波动的重要原因。究其原因,一是监管部门和监管规范不统一,证监会有专门融资融券的管理规则,自上而下,从标的到风控都有严格规范;但银行和信托监管对于参与股票市场可能产生配资的产品和交易没有规则约束,现行法规对这些产品可以投资的标的证券品种也没有范围约束。二是缺乏集中统一的监测监控机制和严格的风控,使得除融资融券业务以外的其他具有配资性质业务的客户交易、持仓、平仓、还款等情况都无法准确掌握,难以及时采取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

基于此轮股市异常波动的教训和国际经验,我国也有必要对基于股票市场投资者的各类融资、配资业务进行严格统一的规范和监管。首先,要做到制度严格、统计到位、风控指标明确;无论哪种融资或配资方式,应该都在规模控制、标的范围、客户适当性管理、保证金要求、统计监测监控等方面有所要求,且相对一致。其次,在监管部门统筹方面,要有统一的监管理念和行为部署,避免“政出多门”或者出现监管“无人区”。

循序渐进发展股指期货市场

在此轮股市异常波动期间,股指期货作为一个相对分割的市场,以股指期货合约为标的的交易投机性比较强,对现货市场产生了溢出效应。当前的一个共识是,股指期货市场不应关停,还应继续规范发展下去。但是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有必要强调“循序渐进”的重要性。

第一,必须限制股指期货的投机性,放开股市异常波动期间所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应当循序渐进,是否恢复到波动前水平值得商榷。比如股指期货交易手续费的确定应当尽量保证基差没有大的波动,避免出现较大投机性交易。第二,股指期货应当主要发挥套期保值功能,对客户门槛和交易准入的管理应当采取一定措施,避免投机性客户大量进入。第三,要探索股票期货和现货在同一交易场所交易,消除股指期货和股票现货跨市场套利问题,加强股票现货账户和股票期货账户的同步监管,减少股指期货的投机性开仓和平仓,使股指期货交易持仓比趋于合理。第四,要形成一套监控投机性交易的风控指标和风险预警提示机制,原则上投机交易仓单与套期保值仓单比不能超过50%,防范投机风险。第五,要把高频和程序化交易的门槛、交易商的注册、交易主机托管和系统接入、信息披露和集中统计监测纳入到监管范围,保障市场交易公平有序,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规范互联网金融技术系统接入证券市场的管理

此轮股市异常波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以Homes为代表的技术系统游离于监管之外,尽管它以单一账户接入证券公司系统,但它可以在这一账户下开立多个虚拟账户,分别对应多个投资者并独立进行清算,这就打破了我国穿透式账户和一级清算体系。在homes系统内名义账户下的证券持有人,已演变为类似境外的名义持有人。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斩仓权控制在配资公司手中,投资人无权控制仓位。比如对于1:10的杠杆配资,十万资金配到百万,同时支付13%-15%的配资利息,则下跌5%就必须平仓。这样一个风险极高的交易系统竟然接入证券公司,并且没有处于监管之下,很值得我们的深思。

因此,一定要严格规范此类金融技术系统接口管理,严禁任何具有虚拟账户、自行清算以及配资类技术系统接入证券公司系统;同时也应严禁外部任何形式的程序化交易系统或软件直接接入券商系统,这既可以防范程序化交易下单对市场的冲击,也可以保证市场上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散户投资者报单速度的公平一致性。

建立股市对外开放背景下的外资入境账户监管体系

加入WTO以来,由于在具体监管上缺乏严格的管控,不少外资以境内居民的身份变相进入了我国资本市场,通过合资公司实际参与了境内证券和期货交易,而且缺乏统计监控。此次股市异常波动也暴露了这方面问题,“司度”和“伊士顿”两家“贸易公司”顺利在期货市场开户,虽然交易量不大,但盈利规模惊人。

建议对外资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开放问题研究一体化的对策。可以借鉴日本、韩国市场对国际资本开放的经验,把外资作为非居民金融账户单独统计监测管理。目前外资在我国境内投资账户有QFII账户、沪港通账户、自贸区账户,看起来各类账户分开管理,实际上分散,不利于统一管理和统计监测外资在境内的投资活动,也不利于监测国际资本流动。另外,必须严格禁止外资以境内居民身份在境内证券期货市场开立账户,同时充分评估境外金融机构作为会员进入证券期货交易所可能引发的问题。

由于我国实行股票一级账户制度,开放给外资投资银行,实际上就是允许外资直接进入资本市场,相应的流程控制和统计监控必须事先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务必对流入外资实行账户体系和行为监管的统一管理,对外资实行全口径统计、全口径监测、全口径管理,保证内部金融体系的良好、有序发展,确保面临外部冲击时能够持续、稳定运行。制度完善后,对外资开放进入证券市场的规模、速度、程度应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而定。

加强新兴市场转轨期股市基础性制度改革、执法监管和投资者教育

我国正处于新兴市场转轨时期,股市的现行交易制度尚不成熟,投资者结构以散户为主,交易行为相对不理性,整个市场具有非理性、投机性、盲目性的特点,大量交易行为不是以价值投资为基础的。在这种背景下,要尤其做好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

一是要加强市场供给。股市大涨大落,与资金面宽松、二级市场高溢价、股票供应量总体不足等有关,需要加大市场供给,平衡供需,从根本上去除“炒作”病灶。二是要从严监管、依法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市场行为。我国上市公司出现作假后,除行政处罚外,刑事追责往往缺位。可以借鉴成熟证券市场的相关处罚规定,如直接退市、公司和相关责任人支付巨额赔偿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等。三是要加强投资者教育,强化投资者的相关证券知识学习,提高投资者的股市风险意识,同时增强法律保护能力,远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编辑  迟晨光)



¨ 本文摘编自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报告《2015年中国股市异常波动研究》。

* 聂庆平,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善用中国的外汇储备

张明

2017-08-30 15:26:16

 

 20146月至20171月,中国外汇储备由39932亿美元下降至29982亿美元,缩水了25%。外汇储备快速下降的直接原因,是为了防止人民币汇率快速贬值,央行对外汇市场进行了持续单边干预所致。从理论上而言,即使一国存在持续的贸易逆差,如果央行不干预外汇市场,外汇储备不会持续缩水。

 是否应继续放松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以增强汇率形成机制弹性,这是当前争论的焦点之一。笔者所在正方的主要论据有二:第一,在市场已经形成贬值预期的前提下,抑制汇率贬值速度必然意味着外汇储备的损耗。而在汇率达到合理均衡水平之前,外汇储备就可能跌至某个重要关口之下,随即渐进的汇率贬值就可能转变为外汇储备缩水与汇率加速贬值的恶性循环;第二,中国的外汇储备是我们以很大代价多年积累起来的国民储蓄,我们应该善用这笔储蓄,而不应该用来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

 目前有关争论主要集中在上述第二个问题,也即外汇储备的性质及其用途之上。为深化当前的讨论,笔者在本文中提出关于外汇储备的六个观点。

 

    观点之一:外汇储备是中国政府能够自由决定其用途的资产。

    反方认为,中国央行是通过在外汇市场上用人民币从出口商或中外企业手中购买形成的外汇资产。央行积累外汇储备的过程也是发放基础货币的过程,而基础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因此,外汇储备不是中国政府可以自由动用的资产,而是居民与非居民暂时存在央行那里的资产,未来,居民与非居民可能会从央行手中购回美元,而央行则必须以此来偿还负债(人民币)。

 这种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市场主体当年向中国央行出售外汇储备的交易,是一次性交易而非回购交易。如果是回购交易,那么央行将会承诺在未来以特定的价格将美元出售给当年交易的市场主体。而如果不是回购交易而是一次性交易,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央行可以拒绝交易、或者通过提高美元价格的方式来进行交易。换言之,当年央行在买入美元的过程中,已经用人民币支付了市场化对价,因此央行就获得了购入外汇资产的自由使用权。央行并没有义务承诺在未来以固定的价格,将固定数额的美元出售给特定的市场主体。

 

    观点之二:除了维持汇率稳定,外汇储备有更多更重要的用途。

    反方认为,中国央行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就是干预外汇市场以避免人民币过快升值的结果,那么当前通过动用外汇储备来干预市场以避免人民币过快贬值,这是顺利成章的。

    然而,外汇储备有着多种用途,例如向市场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熨平汇率波动(而非在汇率持续高估的前提下稳定汇率)、提供自我保险以强化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信心、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以备不时之需等。此外,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内储蓄尚不能完全转化为国内投资的前提下,中国居民与企业通过央行存放在(parking)外国金融产品(尤其是美国国债)之上的一种国民储蓄。这种储蓄应当用于更加重要的战略用途,例如进口中国未来发展需要的资源、技术、人力资本,或者由本国企业用于真实的海外投资与并购,或者用来拓展中国的全球利益(例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

 当然,央行通过外汇市场干预出售的外汇储备将会流入居民、企业与非居民手中,他们也会用于进口、购买海外资产、偿还海外债务等用途。然而,在汇率水平基本合理均衡前提下的外汇使用,与在本币汇率持续高估前提下的外汇使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情,对国民福利的影响也大相径庭。

 

    观点之三,如果仅用于传统用途,3万亿外汇储备的确足够使用。但如果在本币汇率持续高估的前提下干预外汇市场,尤其是在资本管制缺位的背景下,那么3万亿外汇储备未必够用。

    反方认为,目前3万亿外汇储备足够用于支付进口、偿还外债以及干预外汇市场,没有必要积累过度的外汇储备。

 的确,当前3万亿外汇储备如果仅仅用来支付进口与偿还外债,的确足够。但是,如果单边贬值预期没有转变,那么消耗外汇储备来干预市场就可能是个无底洞。例如,在IMF用来衡量外汇储备是否充足的最新评估体系中,对于没有资本账户管制,且试图维持本币汇率兑美元稳定的国家而言,充足的外汇储备规模应该同时满足:第一,短期债务的30%;第二,其他债务的20%;第三,M210%;第四,出口的10%。根据法兴银行在20159月初做出的估算,按照上述IMF的标准,则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不能低于2.75万亿美元。这距离3万亿的外汇储备存量已经不远了。

 

    观点之四:当前消耗的外汇储备损耗只有一部分是藏汇于民,而且这种形式的藏汇于民还可能导致国民福利的下降。

    反方认为,当前央行在市场上卖掉的美元,转变为本国居民与企业手中的外汇资产,这是藏汇于民的做法,值得鼓励。

 这种观点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第一,它简单假设央行卖掉的美元都转变为本国居民与企业的外汇资产,而忽视了其中一部分美元其实卖给了境外套汇、套利者。当年,在人民币汇率开始升值时非居民套汇、套利者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现在,趁人民币开始贬值而还未充分贬值之际,套汇、套利者卖出人民币买回美元。动用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稳定的政策,使套汇、套利者得以实现套汇、套利交易平仓,使他们得以赚取不菲的利润,实现“胜利大逃亡”;第二,当前有能力大量购买外汇并投资于海外的群体主要是中国的富裕阶层。外汇储备损耗完全转化为居民美元存款实际上是把汇率风险转嫁给公众。如果央行最终没有能够稳定住汇率,人民币最终对美元以更大幅度贬值的话,当前这种干预市场的做法将会加剧中国的贫富差距;第三,在存在严重本币贬值压力的情况下,动用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稳定意味着廉价出售美元,如此这般的“藏汇于民”是方便和鼓励资本外逃;第四,尽管并无确凿数据,由于贬值过程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做空者大概也赚走了一些钱;第五,反方应该拿出切实的证据来,证明流失的外汇储备究竟是如何藏汇于民的,例如以何种形式藏在哪些主体的手中?第六,2014年第三季度至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国际收支表的错误与遗漏项出现了4500亿美元的净流出,这算不上“藏汇于民”吧?

 

    观点之五:估值效应不是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

    有观点认为,当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升值、以及外币资产市场价值变动所致。

 汇率变动与资产价值变动造成的估值损失的确可能导致外汇储备下降,但这并不是当前中国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例如,20146月底至20169月底,中国央行公布的外汇储备规模下降了8268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内,季度国际收支表中外汇储备缩水累计额达到6712亿美元。由于后者的数据是流量,本身已经剔除了估值效应,那么不难看出,在这一时期内,估值效应只能解释储备缩水的19%

 

    观点之六,当年反对过度积累外汇储备,现在反对大量、单向、持续使用外汇储备,并无逻辑不一致之处。

    当年我反对为了防止本币过快升值而干预外汇市场、积累外汇储备的做法。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本不应该是一个资本输出国。此外,中国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也大量引入外资,由此形成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意味着不菲的福利损失。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形成了一种极其不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即在坐拥大量海外净资产的同时,投资收益却持续为负。在当年积累外汇储备时,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次福利损失。而如果现在我们把外汇储备用于长期、持续的单向干预,这意味着第二次福利损失。

    汇率作为一种重要价格,如果其定价出现大的偏差,就必然会造成跨国或跨期的资源错配。因此,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呼吁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增强汇率机制弹性。如果我国早就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那么当年我们就不会积累起那么多外汇储备、现在也不会消耗那么多外汇储备。

 

                                            (编辑 季节)



* 张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内容提要:中国政治学正处在理论创新的关键期。中国政治学研究要善于把中国经验理论化,从中国实践中来,又高于中国实践,既提炼实践问题又提炼理论问题,既把中国的事情说透又要把外国的事情说透,把反思批判与描述解释结合起来,把规划研究与经验研究贯通起来。以国际视野总结中国经验并使之具有普遍意义,从后知后觉的尾随者转变成先行者、引领者;从仅仅描述、解释中国的问题上升为更积极地创造和创新。让全世界都能够得益于中国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政治学处在理论创新的关键时期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我们可以把政治学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关于中国的,另一部分是关于外国的。关于中国,我们现在需要弄明白、说清楚自己的体制,一步一步地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机制都梳理清晰,建立一套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理论框架。无论是从结构还是进程的角度,去描述、去研究它真正的性质、它的运作、它的制度、思想的来龙去脉,充分运用已有的很多材料。同时要把外国的事也说透。现在有太多迷思需要破除。

 我建议,可以出一套《中国学派》丛书,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看历史、看人类方方面面的问题,不仅是当下,而且是过去,包括未来。西方人擅长把自己很狭隘的一点经验理论化,他们有这个自信;中国人比较谦虚谨慎,还缺乏这种自信,往往把自己的缺点写得很充分,反而把制度优势给掩盖了。

 我们要调整心态,要有理论自信,用自信的心态去看待中国,看待世界。政治学无非是要把这两部分做起来。涓涓溪流能够汇成一个大的潮流。关键在于创造,中国人要提高自己的创造能力,我们有些时候不知道如何表述自己。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这种“心态的变化”很重要,把西方的细节给出一个中国的看法,把中国的细节给出一个比较普适的看法,加入世界政治理论的竞争,可以考虑先把已有的东西编写出来。

    玛雅(政治学博士,凤凰出版中心主笔):我们应该改变提问的方式,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基于中国的发展成就来谈的,所以就很充实。但是,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就相对薄弱一些。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治学现在处在一个理论创新的关键时期,的确要有历史感和宏大的世界眼光。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当下中国的学术话语、教育话语都深受西方的影响。

    我认为目前有几个迫切需要研究的政治学问题:一是对西式民主的祛魅,二是建立中国自己的全面的、包容的政治发展观,包含民主、自由、效能、廉洁、秩序、稳定等要素。这需要心态的变化,立场的变化,视野的变化,以及概念的变化。三是如何通过从严治党,提升中国在全世界的政治竞争力和政治发展能力,这关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我们现在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分离比较严重。定量研究成为一个强大的潮流,而规范研究之间交流很少、相互批评很少。我们需要考虑如何用重大的政治议题把两类研究和两方面研究人员结合起来,提出能够贯通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的解释。

    我认为有两方面重要问题。一是比较基础性的,天下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传统国家理论,二是比较应用性的,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类重大问题上,需要更好的交流机制,让经验研究和政治理论研究可以更好地合作。

 

要以国际眼光总结中国的政治实践

 

    王绍光:美国政治科学学会此任会长曼斯布里奇的专长是政治理论、民主理论。他写过一篇文章《反对问责》,这就是重大理论问题。我们现在也把问责引进来了,现在很多做法是问责的做法,这个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西方做得就不好,到我们这边来更会出现问题。现在提到问责,好像理所当然就是对的东西,不一定。这些理论问题仅仅放在中国看,看不清楚;要放在全球理论的历史角度看,才可能看得清楚一点。

    潘维:最近王岐山在两会发言中讲了一条: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在做党政分开,分了几十年之后发现真的不能分开,分开这个制度就垮了。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理论化,没有理论。这首先得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才可能有一个中国的理论。这不是刻意造出来的,是自己把事做完以后才有的一套解释。

    王绍光:中国的问题非常多,我们现在可以考虑上升一个高度,放在全球来讲。中国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整个体制还可以。最近出版了一本书《第四次革命》,其开篇就介绍浦东干部学院,提到中国的干部们不再以西方的治理方式为膜拜的对象。又如,最近有一个民主理论的研究流派主张“从认识论角度看民主”。其中有位耶鲁大学教授写了一本书,讲了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有一座铁路桥,桥下比较黑,经常有犯罪发生,怎么解决?专家建议派警车,但警车在的时候没人抢劫,警车一走就出事。想了很多办法,有人建议说装个灯就好了,但工程师说铁路桥底下不能装灯;另一个人熟悉联邦的新能源补贴政策,建议可以装新能源的灯,这就不需要装电线了。最后,装了一个新能源灯,抢劫就减少了。这就叫集体智慧。我们要鼓励这种集体智慧,因为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缺陷的。这就是中国常说的“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这么朴素的真理现在已经上升到现代认知理论。这就是各种视野、路径互补的好处。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的政治实践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但中国的政治学缺乏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需要把具体的、细节的东西讲清楚。就此而言,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对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理解和影响都不同。中国的理论创造应该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要发展中国学派,还是要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经验的概括出发,进行理论深化,这方面尤其要重视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

    王绍光:美国人无法理解欧洲的政党体系,因为美国政党根本就不是政党,而是“三无”政党:没有纲领,没有党员,没有严密的党组织。所以美国政党是特殊的。其实欧洲政党也是特殊的,中国政党更是特殊的。如果把它们都混在一起称为政党,就说不清楚了。“名不正则言不顺”,关键词不清楚就说不清楚。我们的党就是像马一样,白马非马,美国不是马,西欧也不是马,中国也不是马,都不是马,那马是什么东西?

    潘维:理论可能是个百花齐放的过程。美国人说自己是自由主义,欧洲人说自己是社会民主制,我说中国是社稷民本制。

    王绍光:描述需要用语言,需要用关键词,你可以用别人的语言来描述,但那个描述可能是用别人的话。第三世界的学者往往会用别人的语言来描述,老是词不达意。我们需要在描述的过程中,不断确定,不断突破,把以前学到的东西去掉,再创造出新的内容,准确地把自己的理念表达出来。

    把现有的比较好的研究文献目录梳理出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对中央层面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政法委、国务院常委会、全国人大及其委员会,以及地方层面各种党政结构过程的研究。

    朱旭峰(清华大学教授):我也谈一下我对“中国学派”的理解。首先需要明确中国故事到底是讲给谁听的?是给外国人听还是给中国老百姓听?这涉及两套语言体系。中国政治学发展很快,但是中国政治学不是中国人的政治学,而是研究中国的、全世界的政治学。其次,这也是中国影响力变大的结果,中国故事就是世界的故事。

    我最近几年主要做了几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专家参与和智库,二是地方政府的创新和地方试点,三是不同政策中的人类发展指数研究。为什么不同的体制会出现同样的东西?比如发展不平衡,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了扶贫、能源、环境、健康、教育、创新、和平等人类生活的17个方面,希望不同国家往这个方向发展。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的“十三五”规划中早就有了。我们需要有一种他们听得懂、愿意听的话语体系,让联合国反过来听听我们中国如何制定“十二五”、“十三五”规划,让他们去学我们中国人。

    李振(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我们需要关注三个故事的讲法。一是讲中国故事,就是中国政治的研究;二是讲外国故事,就是比较政治的研究;三是看外国人怎么讲中国故事。不同的外国人讲法也不一样,同一些人在不同的时期也发生过思想上或者说是观点上的变化,把这种变化梳理出来,找到变化的原因,就弄清楚了外国人怎么讲中国故事。讲中国故事关键在于怎么提炼理论问题,怎么概括中国式的话语。比如讲中国的干部交流问题,如何定义干部,如何界定交流的功能,都需要剖析其基本因果机制,需要自己的关键词和概念。

    汪卫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像干部交流这样的问题,需要生动的词汇,让中国人能听得懂的学术话语来概括,其实我们有很多很生动的概括,只是没有完成理论化。

 

话语体系建构要能正确地解读中国的现实

 

    田改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建构话语体系的功能首先是要和世界进行沟通,让别人了解你,你也能够了解别人,第二是解释现实,第三是指导实践。如果只谈跟西方沟通,就可能脱离了指导实践的功能。就此而言,我有个感受,中国其实不缺少话语体系,但是仍然没有发掘出来。从毛泽东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一直在谈中国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发生深刻变化,那么在社会关系上有没有深刻的变化呢?我们一直在谈,但总是回避一些重要概念和话语,比如阶级、剥削等等。比如今天谈中国面临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既然有伟大斗争肯定是有重大的矛盾,没有重大矛盾、没有重大冲突哪儿来的斗争啊?重大矛盾是哪些?有没有包括社会关系?如何理解改革及其思路?如何真正了解老百姓的需求?要正视这些问题,而不是把自己的话语体系搞得越来越细碎、越来越零乱。话语体系要能够正确地解读中国的现实,才能有说服力,才能真正确立自信。这都需要我们解放思想,理顺理论体系,逻辑一致,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我们的改革事业。

    潘维:这很重要的。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为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如果我们的实践中间有问题,理论与实践不统一,话语系统和实践不统一,我们就要想办法改进,最主要的是解决中国的事情,指导中国的实践。

    鄢一龙: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协调马克思主义、西方还有传统的话语之间的关系,谁主谁从,需要系统地阐述。

    李效东(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话语权现在正在发生转变。民间话语很活跃,学术话语显得比较滞后,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创造,从实践问题出发,提出重大的理论问题。就此而言,治理也许更重要,现代化理论也许更值得反思,这对于提高我们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和理论创新是很重要的。

    田改伟:共产党自身有一个话语体系,对此要充分理解和领会。十八大报告每一句话背后都隐含着重大的判断,老的话语意味着党对某个问题的认识始终没变,是在传承。需要研究新的话语体系。而如何处理学术话语和党的话语之间的联系,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何建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我过去两年跟一批生物学家、信息学家在一起探讨跨学科的研究和教育项目,探讨如何发挥技术的作用,如何培养跨学科人才。比如,如何在药品开发中让病人也参与进来,让知识产权可以大家共享,降低药品价格,扩大药品的可及性。再如,我尝试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自己去发现问题。我认真地看他们的报告,让学生建立开放式的协作数据库平台,效果很好。过去科学发明是科学家的专利,现在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网络的普及,在一些科研项目中,让普通人参与有助于提高效率、另辟蹊径,把分散的、地方性的、个人体验性的知识更广泛地纳入我们的视野。

    关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最近我和一些学者在做国企的党建调查。我们有8000多万党员,但真正能够认证到的党员究竟有多少是个问题。比如,一个基层党支部有100多个党员,但组织关系在这里的也许只有一半。再比如,如何处理劳动一线、管理一线上主人翁意识的流失问题,都是正待研究的。

 

中国的进步,到了需要认真思考基本理论的时候

 

    朱琳琳(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我主要研究统战理论。比如中国参政党的价值与制度,功能与作用。我最近比较关注民主问题,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价值理念,民主的内涵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如果有,它的价值观是什么?

    鄢一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民主价值观就是人民作主,具体表现为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

    潘维:共产党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我们搞市场经济是为了增加国民财富,但是指导我们分配财富的价值观不是市场的价值,而是社会主义价值,所以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产党为什么在中国起领导作用?那是因为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要共产党干什么?

    丁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中国共产党的成就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政治上“大一统”,第二条是文化上认祖归宗,第三条是立德、立功、立言,这是了不得的精神力量。这些说法也许比现代那些说辞更有说服力。而虚拟经济彻底破坏了传统伦理社会的基本东西,破坏了从上到下所有的生态链条。这正反两个方面,对于我们思考如何用复兴问题取代现代化问题很有帮助。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目前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一是如何从善于办大事转向到善于办小事,处理那些构成了某种社会共识的大规模社会问题。二是如何理解平民主义在现代政治中的普遍性,如何识别多数人真正的需求。

    潘维:我们正在进行宏大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这个事业的核心力量,到现在近70年了。在新的时期,我们的事业需要一种扎扎实实的、可持续的、创新的指导理论。可以大致分解成八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社会主义。如果说我们要的是成熟的市场和成熟的法治,或者说用成熟的法治来保障成熟的市场,现有的样本都是没有共产党领导的,甚至是反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凭什么领导中国?凭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它肯定不是斯大林建设的那种社会主义,那么在今天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局势下,我们如何解释和定义社会主义,这已经变得非常重要。

    第二个方面是党的建设。我们党有8000多万党员,其中不到1000万人在党政系统内。党和政府是什么关系?在党的建设中,除了思想、信仰的问题,党员的情怀和光荣感又是什么作用?他们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他们的使命是什么?这关系到我们党的性质。

    第三个方面是社会建设。没有社会就没有社会秩序,也没有社会公德,所以我们的社会要组织起来。那么谁在组织?如果我们把组织工作也外包出去,包给企业或包给NGO,那8000多万党员、党的义工是干什么的呢?这就需要把党的建设和社会建设连在一起。

  第四个方面是民主。我们今天流行很多民主理论,中国式的民主是什么意思?比如,当前中国流行的佛教跟印度的佛教有关系吗?好像没什么关系。如果一味地解说西方的“真经”是什么,就可能脱离实际。为了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今天西方传授、传输过来的民主理论需要本土化。

 第五个方面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如何建立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组织形式和内容、目标,都可能跟过去不一样了。

 第六个方面是宗教。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怎么处理宗教问题?12亿中国人基本不信教,如何与世界其他信教的60亿人打交道?

  第七个方面是民族。民族、民族国家是西方发明的概念,它与中国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的国家建设中,对这方面问题如何理解、如何处理?

    最后一个方面,中国共产领导的中国人民与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是什么关系?我们过去是用“三个世界”的概念,把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今天我们说“人类共同体”,基于这样的理论,中华民族与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需要分别研究清楚,才好形成一个整体。我们是从中国的实践归纳出理论,这种理论要能够反过来指导实践。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国,我们讲的中国故事,提炼出来的理论,本身就必然是世界的。美国的治理很成功,它3亿人总结出来的理论就成了所谓普世理论。我们感觉到,中国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使得我们有必要开始认真地审视我们的理论基础。

 

政治学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总体而言,我们需要深入讨论:政治学研究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政治学研究需要做什么?具体做什么?

    首先,政治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宏观上理论的不自信和文化的不自信,以及指导行动的观念和背后的心态的不自信。具体表现为,政治学理论的供给不足,难以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也难以把西方的事情说清楚。所以,既缺乏自主的、自信的政治话语体系,也缺乏有说服力的语言、关键词表述等等,导致既不能有效回应外国人理解中国的需要,也不能有效回应中国人对于中国政治理论的需要。简单来说,中国目前存在一种比较严重的政治理论匮乏,缺乏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验、中国的实践的政治理论,存在观念与行动上的不统一,名与实的分离,理论和实践的矛盾。

    其次,需要做什么。我们认为,首先需要整体上既把中国的事情说透,又要把外国的事情说透,把反思批判与描述解释结合起来,把规划研究与经验研究贯通起来,把中国的细节普遍化,善于并且自信地把自己的经验理论化。从后知后觉的尾随者,变成先知先觉的先行者、引领者。具体来说,我们需要研究中国政治的运作,中国政道的来龙去脉,中国共产党究竟与欧洲美国的政党制度存在什么样的差异,我们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在什么地方,以及我们全面的政治发展观,这关系到中国道路的方向和目标,关系到能否为未来的中国和人类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引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视角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也需要跨学科的协作。

    再次,需要解释中国的理论体系。需要一种前后一致、内外和谐,并且能够用对中国人有益的话语和理论体系来解释中国的整个理论体系。比如对于中国政府的无限责任这样一种提法,对于中国的党政权力分工而非分开这样一种提法,重视新理论上的深化,这关系到政治或者是政党的价值观及其话语体系的重构。因此,中国的政治研究,需要实事求是地从中国问题中来,又高于中国的实践和经验,既提炼实践问题,又提炼理论问题。中国的政治学研究需要说中国话,中国的学术需要说中国话,重新发展治国理政的政治逻辑,重新反思发展、复兴和现代化的理论预设。

总之,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仅仅描述、解释中国的问题,转变、上升为一个更积极的创造、创新,在全球意义上解决好中国的事情,给中国人提供思想上的导航系统。让全世界都能够得益于中国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做出贡献。

                                                        (编辑  苏歌)



¨ 本文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研究院第二届年会政治学组讨论的综述。欧树军整理。

 

 

2014年,中国外汇储备在达到将近4万亿美元见顶后开始下降,现已下降至3万亿美元左右,缩水达25%。中国的外汇储备和汇率政策牵动着成千上万人的心。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教授针对上述核心问题进行了专题演讲分析。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特点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由2014年的近4万亿美元大幅下降。这样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流失,在世界经济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我们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对此都相当淡定。淡定的理由包括:1.外汇储备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维持汇率稳定,通过使用外汇储备稳定汇率是中国应该付出的代价;2.中国外汇储备过多,本来就应该用掉;3.中国外汇储备中有很大部分是热钱,现在热钱流出有利于中国金融稳定;4.外汇储备的减少只不过是“藏汇于民”,是资源跨国配置的改善而不是国民财富的损失。

 

国际收支结构演变的一般路径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大国博弈的大背景下,如何形成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合理的海外资产与负债结构,对中国能否在未来几十年继续维持经济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了解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或国际投资头寸-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NIIP)的特点、形成原因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为回答当前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例如,如何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如何看待近两年外汇储备的急剧减少、如何合理使用外汇储备、为什么我们应该尽可能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等)提供一个自恰(consistent)的理论框架。因而,在具体讨论当前有关外汇储备的使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等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引入一个作为分析框架的、有关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收支结构之间关系的简单模型。

 

 


 

               图1  国际收支变化六阶段

 

1.  年轻债务国:S0,NA<0,ΔNA<0

2.  成熟债务国:S0,IN<0,X-M0;NA<0,ΔNA<0

3.  债务偿还国:S>I;X-M>0,IN<0,X-M>IN,CA=X-M+IN>0;KA<0;NA<0,ΔNA>0

4.  年轻债权国:S>I;X-M>0,IN>0,CA=X-M+IN>0;KA<0;NA>0,ΔNA>0

5.  成熟债权国:S>I;X-M<0,IN>0,CA=X-M+IN>0;KA<0;NA>0,ΔNA>0

6.  债权减损国:S0,CA=X-M+IN<0;KA>0;NA<0,ΔNA<0

Geoffrey Crowther,1957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在经济学文献中存在不少这方面的理论和模型。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克劳瑟分析(G.Crowther,1957)[1],伴随其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可以分为六个阶段:第一是年轻的债务国;第二是成熟债务国;第三是债务偿还国;第四是年轻债权国;第五是成熟债权国;第六是债权处置(debt disposition)国。

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处于起飞阶段时,一定是比较贫困的。这个国家一方面希望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另一方面又面临储蓄不足问题,因而其国内经济结构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储蓄小于投资。与此相应,这个国家的贸易一定是逆差;由于引入了外资而本身又无海外投资,它的投资收入(investment income)也一定是逆差。贸易和投资的逆差形成这个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既然是经常项目逆差国,这个国家一定是资本项目顺差国。朝鲜大概是没有经常项目逆差的,因为没有人肯借钱给它。它想有经常项目(贸易项目)逆差也达不到。一个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资本的不断输入,国家国际投资头寸表(NIIP)上的净负债也在不断增加。这就是一个年轻债务国的国际收支结构的基本特点。

1[2]可以直观、形象地说明这六个阶段,图中的数字都是对GDP的一个比例。我们用最上面这水平条线来代表这个国家的投资率。为简化分析,假定这个国家的投资率是给定的,为GDP30%。在初始阶段,它的储蓄率低于投资率。以后储蓄率逐渐提升,到达某一阶段时,储蓄率将会等于投资率。而此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它的储蓄率将高于投资率。但当该国进入老龄化阶段之后,储蓄率又开始下降,并最终低于它的投资率。这是国内的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动态关系。

与国内的投资和储蓄之间关系相应的是它的国际收支状况。图1中蓝色波浪线同水平线之差表示的是经常项目差额。这个差额同上面表示国民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是一致的。这里的经常项目主要由两部分构成:贸易项目和投资收入项目。这两条红色虚线与水平线之差,分别代表了贸易项目和投资收入项目差额。在第一阶段,该国处于贸易逆差区。但随着经济增长,贸易逆差越来越小。与此同时,投资收入项目也是逆差,但逆差是不断增加的。在这个阶段,贸易项目和投资收入项目两者均为逆差,但是变动方向不一致。两种相加形成的经常项目逆差是逐渐减少的。在其他阶段的贸易项目、投资收入项目和经常项目差额的变动过程不再一一赘述。在这里没有讨论误差与遗漏以及外汇储备变动,因而资本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3]并未直接出现在图中。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与一般国家的差异

一般国家国际收支结构银行的路径同克劳瑟模型是一致的。以泰国为例,数十年来,直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它的经常项目一直是逆差。与此相应,在同一时期,它一直保持着资本项目顺差,外国资金不断流入泰国,为其经常项目逆差融资。1997年-1998年,由于金融危机,泰国不得不实现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储蓄、减少投资,由贸易顺差转变成贸易逆差。与此同时,由于国际资本突然停止流入,资本外流和外逃十分严重,资本项目顺差变成资本项目逆差。由于“双逆差”,泰国外汇储备损失殆尽。金融危机之后不久,泰国国际收支结构又恢复到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泰国的情况同东亚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大体相同。

 日本的情况对当今的中国更具有参考价值。日本可以说已经经历了克劳瑟六阶段中的前五个阶段。早期日本同泰国这样的国家是一样的:有经常项目逆差,大量外资流入为贸易逆差融资。2005年到2011年,日本国际收支结构进入第四阶段,成为年轻债权国。这个时期日本的投资收入达到11.4万亿日元,与此同时,它的贸易顺差为10.4万亿日元;贸易和投资收入为顺差,经常项目也就是顺差。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日本的投资收入顺差已经大于贸易顺差。长期的海外投资终于修成正果,从海外净资产中获取的投资收入已经超过它的贸易顺差。

 2011年之后,日本进入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更值得我们关注。日本是一个出口竞争力很强的国家。我们一提到日本贸易,就说它是贸易顺差国。其实日本在2011年之后的大部分年份都是贸易逆差,但是它的投资收入顺差大于它的贸易逆差,因而依然是经常项目顺差国(资本项目逆差国)。换言之,尽管日本通过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已经下降,但是它过去经年累积的海外投资的收入完全可以满足它的进口需求,而且还有剩余。这种状况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说的“食利”。这种“食利”能力的形成,是其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演变的结果。这种“食利”能力对于防止老龄化社会国民收入水平显著下降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从一开始就有CA>0。因而从

   一开始就是净资本输出国是净债

   权国

•  

    IN<0

       净资产并未随经常项目顺差的

   积累而增长

•   同标准模式完全不同,中国不

    处在上述六个阶段中的任何一

    个阶段。

 

                           2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同一般国家不同

 

一个国家到底是资本输入国还是输出国,只需要看一个指标:这个国家有没有经常项目顺差。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第一个特点:从1990年开始(1993年除外),中国一直都是经常项目顺差。换句话说,当人均收入只有400美元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第二个特点:尽管中国开始起飞时就成为债权国,几十年来中国积累了近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在最近十多年以来,中国的投资收入基本是负的。我们把钱借给了别的国家,不但不能从它们那里收到利息,反而要向它们付利息。第三个特点: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在最近这几年并没有随着经常项目顺差的积累增长,反而减少了。好比我天天到银行存钱,几年后突然发现我在银行的存款根本没有增加。可见,中国的情况与标准的模式完全不同,中国难以归入国际收支结构变化标准模式中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存在的问题

 


            

        图3 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长期双顺差——外汇储备的积累

 

 

 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性的存在说明:尽管中国的开放政策取得巨大成功,但中国资源的跨境、跨时配置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这些不合理之处应该尽快消除,否则中国经济将伴随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而丧失动力。

 

 国际收支结构不合理的五方面问题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穷国把钱借给富国。R.登布什指出,对于一个贫穷国家而言,不是把资本的流入(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用于国内投资与提高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而是将其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中国所出售的股权(=FDI流入)被转化为美元债券。当然,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长期以来的外汇短缺和西方国家的不信任,中国确实有必要积累一定的外汇储备。但是,中国在“创汇经济”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

 第二,高“息”借来的钱,低“息”借出去。J.威廉姆森认为,“引资国家应该把引入的资本转化为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换言之,引入外国资金的目的是在缺乏外汇的情况下,利用外国资金购买外国机器设备和管理技术。而中国作为第三大引资国家(FDI),从总量上看,引入的外资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了。

 第三,穷国在把钱低“息”借给富国的同时,高“息”向富国借钱。“双顺差”在上述两个特点的基础上,中国形成了其国际收支结构的特点:维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4]。双顺差的含有可以简单理解为,我们通过贸易顺差所获得的外汇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同时,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取得股权和债券资金,以购买进口商品和劳务。更直白地说,中国是一方面以高成本从美国等国家“借入钱”(引入FDI和借外债等),另一方面,再把借来的钱以很低的收益借回给人家(买美国国债)。为什么不能将出口挣来的外汇购买资本品、技术和管理能力呢?在某些情况下,资本品、技术和管理能力是买不到的,必须通过合资和独资的形式引入。但在更多情况下,出现双顺差是政策扭曲和制度扭曲的结果。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长期维持双顺差(新加坡可能是仅有的例外),而像中国这样在长达20年期间维持双顺差的情况则是绝无仅有。

 第四,跌入“美元陷阱”。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克鲁格曼曾说过:“美国从金融危机开始欠下的大约5万亿美元的债务,以及之前累积欠的更多债务,不必很快还清,甚至根本还不清。”他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其中一个答案是,想办法减少债务的实际价值。是的,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债务人过去过剩借款的奖励,但是经济不是道德剧。”[5]克鲁格曼还嘲笑中国一不小心掉入了“美元陷阱”。我记得他还说:没人强迫你买美国国库券啊!而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并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

 凯恩斯有一句名言:假如你欠银行4万英镑,你将受银行支配。一旦你欠银行400万英镑,银行就将受你的支配。中国作为美国的最大债主,难道我们不担心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资产有朝一日会化为流水吗?

第五,名义上的债权国成为实际上的债务国。豪斯曼指出,尽管美国是世界上的最大债务国,但投资收入历年都是顺差。换言之,债务人不但不向债权人付息,而且要从债权人那里收取利息了。因而,美国是实际的债权国。

中国的情况恰好是美国的镜像反映。通过20余年的“双顺差”,中国累积了以美国国债为主的近5万亿美元的对外资产和近3万亿美元的对外债务。换言之,中国积累了近2万亿美元的净对外债权。如果利息率为3%,中国在2011年应该有投资收入近600亿美元,但中国的实际利息支出是270亿美元。这种情况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转变(见图4)。

 

 

 

4 中国的净资产和中国的投资收入

 

 

黑色曲线是中国的净资产,蓝色曲线是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红色曲线是中国的投资收入。图4显示,尽管我们年年都在输出资本,并将其转化为海外资产,但是红线基本上都是在零线以下,即投资收入几乎年年都是逆差。2013年第四季度逆差曾达到600亿美元。

为什么我们拥有净资产,却无法得到正的收益?这同我们的投资和引资结构有关。FDI在中国的回报率非常高(这本身不一定是坏事)。2008年,美国大型企业研究会调查了美国在华跨国公司的投资回报率。结果是:平均回报率为33%。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对在华的2万多家企业(包括欧洲国家和日本)做了调查。这些企业的平均回报率是22%。而当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收益率仅为2%3%,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还出现过负值。非居民在华资产(即中国海外负债)收益率同中国海外资产收益率相差近十倍。尽管我们是净资产国,我们的投资收入却为逆差,这就再自然不过了。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既然中国国内投资回报率(FDI回报率)大大高于中国投资于美国国库券的收益,资源应该向国内投资方向转移。然而,这种转移并未发生。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说明中国存在严重的市场扭曲和政策扭曲。

第六,不但收不到“利息”,“本金”都下落不明了。最近,我们注意到自2011年以来,尽管中国积累了近1.8万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但我们的海外净资产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按照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NIIP),给定时期累积的经常项目顺差应该等于同期海外净资产的增加。这就像我们年年到银行存钱,原来只知道得不到利息,反而要向银行付利息。现在却发现本金都没有了。我们的钱到哪里去了?至今并没有有关方面给我们做出任何解释。

上述六个方面的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深忧虑。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正处于克劳瑟国际收支演进的第六阶段(债权处置国),日本处于第五阶段(成熟债权国)。中国似乎处于第四阶段(年轻债权国),但又不是。因为处于此阶段的国家应该保持投资收入顺差,而中国却一直是逆差!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演进的一系列特点说明,中国资源的跨境、跨时配置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

 

造成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畸形的原因

造成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畸形原因非常多,这里集中讲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的汇率缺乏灵活性;第二,2010年之后,我们的资本项目开放过急过快。2003年以来就出现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消除这种压力有两条基本路径:让人民币升值,或通过某种政策组合增加消费和投资(本来已经很高了)来吸收储蓄。人民币的迅速升值(或完全放弃对汇率的干预),意味着人民币资产价格的上升。随着人民币资产美元价格的上升,市场预期(继续升值还是不再升值)将发生分化,热钱将停止流入。与此同时,经常项目顺差也会减少。这样,外汇储备将会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上,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也将得到改善。然而,由于许多政府部门的强烈反对,人民币迟迟不能同美元脱钩、迟迟不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实现人民币的升值。在高回报率和升值预期驱使下,从2005年起,大量的资金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资产泡沫兴起。在人民币缓慢升值的十年间,有大量旨在套利、套汇的钱流入。为了抑制人民币的升值,中央银行则大量买入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中国短期海外负债迅速增加;另一方面是中国以外汇储备为主的海外负债更为迅速的增加。面对这种局面,如果人民币迅速升值,甚至一次性升值,并继而实现汇率浮动,热钱流入就会得到有效抑制。相反,缓慢升值的政策则使升值预期长期化,热钱就会在毫无风险的情况下,从容流入。事实上,热钱流入中国已经持续了近十年。

抑制热钱流入的另一个办法是加强资本管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没有放弃资本管制。由于资本管制,热钱跨境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同时我们还采取措施抑制房地产和金融泡沫,使风险得到相应的控制。但热钱流入问题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2010年以后,在汇率制度改革尚未取得进展之前,中国开始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服务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许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实施是以资本项目自由化为前提条件的。在存在强烈预期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为热钱流入中国打开了大门。热钱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流入、流出中国的金融市场。2012年以后,政府推出进一步加速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可兑换政策,遏制热钱跨境流动的最后屏障几乎被打破。

 

 

热钱流出导致国民财富损失

 

2010年起,金融市场流行一句话,“世纪的盛宴,即套汇套利交易的投机资本在中国享受了一场盛宴,世界上还没有碰到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套利、套汇交易的第一步是把美元换成人民币资产。尽管人民币资产升值了,“套息交易”参加者为了实现“套息交易”获得的利润,还必须把手中的人民币资产卖掉,换成美元汇出中国大陆。

2014年,由于内部和外部原因,资本项目逆差超过经常项目顺差,出现了国际收支逆差。导致国际收支逆差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项目中直接投资以外的资本外流。资本项目(严格说是“金融与投资项目”)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项: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资本项目之所以为负,主要是因为“其他投资项目”。“其他投资项目”又可以细分为:其他股权、货币与存款、贷款、保险与养老金、贸易信贷和其他应付款。2014年以来,“其他投资”项目逆差是造成资本项目逆差的基本原因。在2016年,直接投资的逆差成为我们资本项目逆差的重要原因。

货币与存款项目下资本的外流有两种主要方式。一个就是中国的居民增持美元存款,增持美元资产意味着资本的流出。另一个是原来香港居民减持人民币存款。本来他们持有大量的人民币存款(央行发行的借据),现在他们不愿意继续持有人民币存款了。当他们抛售人民币存款、而央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买回这些人民币时,资本就流出了中国。贷款项目下的资本流出也是如此。过去有相当多的企业赌人民币升值,由于海外的融资成本比较低,企业相继借了大量的美元债,这就意味着资本的流入。现在发现人民币要贬值,这些企业又提前加速偿还它们的美元债务,企业偿还美元贷款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就表现为资本的流出。贸易信贷项目下的情况也类似。

在资本流出导致国际收支逆差时,如果央行通过干预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就会给中国国民财富造成损失。从理论上说,这种损失是可以计算的。例如,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7:1时,非居民预期人民币升值,用100美元购买700元人民币。与此相应,央行外储资产和负债分别增加到100美元和700元人民币。两年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到6:1,这时非居民预期人民币贬值,开始平仓。他们用700元人民币购买116.67美元后撤离中国大陆。此时,央行外汇储备资产和负债分别减少116.67美元和700元人民币负债。外资这“一进一出,在负债不变的情况下,央行的外汇储备就减少了16.67美元。从中国海外资产-负债表上看,中国的海外负债减少了100美元(原本流入的热钱),但海外资产却减少了116.7美元,热钱流入再流出的结果,使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减少了16.7美元。这16.7美元就是中国国民福利的净损失。

 

不能把外汇储备减少统称为“藏汇于民”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外汇储备减少是“藏汇于民”。这个说法非常具有误导性。如果中国外汇储备的减少等于中国海外民间(非政府)资产的增加或者是中国海外负债减少的量之和,这从恒等式上讲可以说是“藏汇于民”,但是必须要看因果关系。如果外汇储备下降是居民随收入提高而增加外币资产配置的结果,外汇储备的下降确实可称为是“藏汇于民”,或者是想改善中国的资源配置而采取的主动行动。过去我们建立主权基金,把钱拿给银行注资或者是采取某些方式使大家能够更好地使用美元,提高投资收益率,这自然是“藏汇于民”。居民为了旅游、为子女海外留学换汇,也可算是“藏汇于民”。而现实情况更多的则是海外投资者套利平仓,做空或者是获利平盘,或者中国居民和企业资本外逃,而央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动用大量外汇储备,在客观上则是为这些平仓者、平盘者和外逃者提供了相对廉价的美元(人民币计价的美元)。在人民币出现贬值趋势下,套利、套汇的投资者和出于种种目的希望转移资产的人,趁人民币还未进一步下跌而迅速把人民币资产转换成美元资产汇出。换成美元、离开中国的那部分资产中的相当部分,已经同中国没有关系。尽管这些资产持有者中有许多人仍然持有中国护照,但他们的资产不会记录在中国海外投资头寸表上,他们的这些美元资产完全谈不上是“藏汇于民”。这样的外汇储备下降,不能笼而统之地称之为“藏汇于民”。改变修辞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

 从学理上,在干预外汇市场抑制人民币贬值的过程中,外汇储备的减少是否意味着“藏汇于民”,似乎可以有三个衡量尺度:第一,中国的海外净资产是否减少了;第二,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是否恶化了(将导致未来投资收入的减少);第三,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是否恶化了。以这三条尺度衡量,至少外汇储备减少中的相当大部分不能称为“藏汇于民”。例如,如果外汇储备的减少并未导致中国非官方海外资产的相应增加和(或)中国海外负债的相应减少,外汇储备的减少就不能说成是“藏汇于民”。我们知道外汇储备减少了8000亿美元以上,如果是藏汇于民,这8000-10000亿美元的减少必须转化为非官方储备资产的增加或中国海外负债的减少。我们大致知道,近两年来中国居民的美元存款增加多少(这是非官方储备资产的增加),非居民人民币存款减少了多少(这是中国海外负债的减少)。我们也大致知道中国企业偿还了多少美元贷款(这是中国海外负债的减少),增加了多少海外投资。但是,从正式渠道获得的统计数字远远不足以说明:在最近两年中,中国所消耗的外汇储备已经转化为中国海外非官方储备资产的增加和海外负债的减少。不可否认,居民换汇的急剧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值动机。这种动机本身无可非议。但必须看到,央行提供外汇满足了这种动机,这意味着央行承担了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风险。

 可以说,“藏汇于民”的说法不仅有悖公众的直觉(“套息”者的胜利大逃亡、企业出于不安的资产转移),而且也得不到理论和统计数字的支持。例如,如果外汇储备资产的减少真是“藏汇于民”了,中国在最近几年经常项目顺差的累积应该等于同期中国海外净资产的增加。但统计资料却不能说明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

 

1国际投资头寸表与经常账户变化(单位:亿美元)

20111季度至20163季度

经常项目顺差累计额

12800

误差与遗漏项目累计额

6200

 

 

国际投资净头寸变化

-124

17595下降至17470

储备资产变化

1484

31156上升至32640

 

私人部门海外资产变化

20000

12283上升至32272

私人部门海外负债变化

21597

25844上升至47442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说明:按定义,给定时期内累积的经常项目变动应等于该时期净资产(国际投资净头寸)变化。

 

以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累计额计算的中国资本净输出额,从2011年一季度到2016年三季度约为1.28万亿美元。理论上讲,中国海外净资产的增加量也应大致如此。但这几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不但没增加,反而减少了124亿美元。[6]钱到哪儿去了?这是难以用技术性因素解释的。

 

我们应该担心什么

日本自2011年以来连续出现贸易逆差,但是日本的巨额投资收入顺差,使日本保持了经常项目顺差。由于“年轻”时在海外的投资,日本积累起来大量海外净资产,在“年老”时可以享受“年轻”时所带来的投资收入,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并未因为贸易逆差的出现而下降。中国被归入年轻债权国范畴,虽然中国20多年来一直在大量输出资本,早就积累近2万亿美元的净海外资产,但中国却一直保持投资收入逆差。更糟糕的是,尽管中国依然在大量输出资本(经常项目顺差),但这些输出的资本并未形成相应的海外净资产。以后,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在未来10年、20年、30年后,中国能否像日本一样,在“年老”时享受“年轻”时所带来的投资收入?随着国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储蓄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中国的贸易顺差将转化为贸易逆差。如果我们不能够实现海外资产的保值、增值,不能从我们的海外净投资中获取相应利益,我们收入水平就会下降,生活水平就会下降。那时候,我们出口换来的外汇就不能用于购买商品、购买知识技术以改进我们的生活。只能被动偿还债务和利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性就将丧失。

 

 

人民币汇率弹性亟待加强

 

我们已经指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是造成中国畸形国际收支结构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不能让汇率自由浮动,就只能进一步加强资本管制。2016年以来,央行大大强化了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资本管制会产生一系列副作用,对正常的贸易、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作为一种价格信号,汇率变动对资本流动具有自动稳定器作用,增加汇率弹性可以分担资本管制的压力。我们的汇率越是灵活,能够对市场做出反应,我们对于资本管制的要求可能就越低。

 

汇率浮动是改善国际收支结构的重要手段

综观过去十几年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是造成中国畸形国际收支结构的重要原因。

当存在升值压力的时候,让人民币升值可以遏制热钱流入,促进贸易结构的改善。当存在贬值压力时,让人民币贬值可以推动出口,抑制热钱的流出。汇率和价格是一样的,可以起到市场信号作用,帮助实现资源自由配置。让汇率在合理的水平双向波动,有助于资源的跨境、跨时分配。如果汇率浮动过大,央行应该干预。当汇率出现长期贬值趋势或者长期升值趋势,干预无效往往会造成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的严重扭曲。

我们主张让人民币汇率浮动还有一个理由:在目前内需不足、且人民币处于贬值压力的情况下,贬值对经济增长有益无害,至少对我国经济增长没有坏处。

中国的汇率制度,按照IMF的说法,是“类爬行安排”。事实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9个成员国中,仅有17个国家实行这样的制度安排。其中没有一个是发达国家,或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其他所有国家都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浮动并不完全排除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但这种干预应限于熨平汇率波动,而不是持续、单向进行的干预。

 

克服“贬值恐惧症”

为什么我们要花费巨大的代价来保持汇率稳定?听到最多的理由是:一旦不干预,贬值会失去控制。其实,从抗跌性因素分析,中国是最不应当担心汇率浮动的国家。中国有经常项目顺差,有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世界上最高的外汇储备。当汇率真的出现失控的可能性时,我们还有资本管制作为最后手段。

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便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的贬值又会如何?对于贬值可能造成的问题,罗格夫特别强调四点:一是银行货币错配,如果贬值,对银行打击很大。但中国银行的资金来源中,外币的比重很低,不存在这个问题。二是企业如果有大量的外债,会陷入债务危机。中国企业债务极高,但是外汇债务仅占百分之几。我们应该担心企业的债务问题,但不用过于担心人民币贬值对债务的影响。第三是主权债问题,中国的主权债数量有限。第四是通货膨胀,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还不算严重。

上述四个问题,在中国基本不存在或不严重。因而,第一,人民币不可能大幅度的贬值:第二,即便大幅度贬值,对中国的冲击也有限:第三,即便它大幅度贬值并威胁到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我们还有资本管制这个最后手段。

 

善用外汇储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对于外汇储备的损耗变得无所谓了。外汇储备本来就是要用的,甚至认为,减少外汇储备不正是我们所求之不得的吗?

外汇储备基本有以下几个功能;1.提供必要的流动性;2.熨平汇率波动;3.以备不时之需;4.抵御国际投机资本攻击;5.“泊车储蓄。显然外汇储备具有不同用途。因此,外汇储备应该根据实际需要,合理使用。

对中国来讲,外汇储备的一个特别突出的功能就是充当国民储蓄的载体。澳大利亚著名的经济学家M.科登把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库券称为中国的“泊车储蓄”。长期以来的高储蓄和重商主义倾向的结合,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持有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确实过多;我们也主张把相当部分外汇储备用掉,但关键是如何用。外汇储备的使用必须有助于资源合理配置,必须增进中国的国民福利。过去中国政府所做的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在减少外汇储备,例如设立主权基金、向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在人民币升值期间,我们曾经建议财政部发售国债或者金融债筹集资金,再用这笔钱向央行买外汇储备,最后通过财政部预算的渠道使用这笔外汇资金。如何合理使用已有外汇储备是一个复杂问题。但在这方面国际上已有不少经验可资借鉴。

理论上讲,在人民币处于升值阶段,如果中央银行不干预,外汇储备不会增加。反之,在人民币处于贬值阶段,如果中央银行不干预,外汇储备不会减少。如果我们一方面希望尽量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另一方面又希望减少外汇储备,我们就只能绕开外汇市场,设计直接使用外汇储备的途径。

总之,外汇储备的使用应该是改善、而不是恶化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通过动用外汇储备,单边、持续地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人民币汇率,是一种不明智的政策。

 

 

结束语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业已取得巨大成功。然而,为了获得这种成功,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代价将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存在不少严重的不合理之处,而“汇率变动恐惧症”是造成这种不合理之处的重要原因。

经过两年的震荡,中国资本外流的趋势已明显缓和,人民币贬值压力也随之减轻。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贬值压力还可能重新回升。无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趋势如何,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人民币汇率,从缺乏弹性到自由浮动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希望有关方面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尽快实现已经拖延的太久的中国汇率体制改革。

(编辑   季节)



<本文是根据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余永定的演讲《中国的汇率政策与海外资产》综述,季节执笔整理。

[1] Geoffrey Crowther: Balances and Imbalances of Payments, 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957 - 70页。还可以参考:A.P. Thirlwall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Palgrave Macmillan. First edition 1972. Ninth edition 2011.

 

[2] 余永定:《见证失衡》,三联出版社,2010年。

[3] 这里依然延续资本项目的传统定义。

[4] 根据IMF后来的定义,我们习惯上所称的资本项目改称为资本和金融项目,并包括了官方储备资产。我们文章中的资本项目不包括官方储备资产。

[5] 转引自徐以升:《克鲁格曼的自私药方》,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6] 肖立晟:《外储下降并非简单藏汇于民”》,财新网,201733日。

#esle

今年两会期间,众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国家发展改革方针积极建言。在此选编部分提案和发言稿,希望引起社会关注。——编者

 

尽早谋划第三轮土地承包,加大土地集体所有权支持力度¨

汪晖*

避免农地集体所有权“虚化”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全国各地农村土地分包到户后,集体成员内部土地资源分配不合理问题越来越突出;再加上土地细碎化与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集约化客观要求的矛盾突出问题,充分说明:过分强调农户的土地承包权长期不变,必然导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虚化”。因此,强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重新布局土地承包制度改革试点十分必要。

一、我国实行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体现,为“三农”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证。我国《宪法》规定,现行土地制度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既考虑到发挥集体优越性,又考虑到发挥农民家庭积极性。但其下位法的《土地承包法》片面强调农户承包权与处置权的唯一性,抑制了集体统一经营层优越性的发挥。在当前适应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集约化客观要求,深化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坚持和强化土地集体所有制,大力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引领亿万农民共同富裕, 己成为当务之急。

二、在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由于大力推行增 (减)人不增 (减)地,过分强调固化现有土地承包关系,延长土地承包期和长期不变预期,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不仅导致集体成员内部土地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导致农村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化程度下降。又因国内外市场因素造成农地经营效益差,掩盖了农地分包到户的矛盾和问题。然而,在开展土地使用权确权颁证过程中,农民普遍认为: 土地确权颁证后即永远不变,第三轮土地承包必将继续延长二轮承包期,我的土地我做主,集体所有权己经“虚化”。如果三轮延续二轮承包,二轮土地承包中的失地农民将永久丧失土地,农地与社区成员权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将集中爆发。这次内蒙古商都县近万名返乡农民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就是最典型案例。据新华网报道,商都县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土地确权没有改变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起止年限。如果是这样,此轮土地确权有效期只有10年,这与该政策的诉求是矛盾的。

三、在土地分包到户之初就已存在土地转包问题, 随着经济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土地转包不断扩面增量。同时,在解决土地细碎化弊端过程中,客观上要求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地位。但由于现行《土地承包法》与农业部开展的土地使用权确权颁证,片面强调农户承包权与处置权, 导致土地集体所有权被“虚化”,对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而言,显然是弊大于利。

四、我国为期30年的二轮土地承包从19981999年开始,再有10年左右就要到期了。土地分包到户几十年的实践证明: 农户的土地承包权,越来越显现出收益分配权特征。在这个时候开展土地确权颁证,不仅县级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干部积极性不高,甚至抵触严重,而且耗费高额的土地确权成本。如果为了固化或延长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这显然是不适宜的,得不偿失的,也是脱离实际的。

五、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特定村社的人们共同拥有本区域内的土地;共同决定本区域土地资源配置的生产和收益分配方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以来,土地收益分配权越来越重要。人民公社时期,全国农村在确保农户土地收益分配权方面就已有成熟与成功经验。在新形势下,只要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和统筹权,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充分发挥农村土地所有者集体的组织优势,充分尊重和相信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就一定能创造出新的符合各地实际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探索集体所有制新格局

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农村改革历程,今天再将“虚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甚至实行土地私有化,将危及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实现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的大政方针,要认真反思二轮土地承包的经验教训,尽早谋划第三轮土地承包政策,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尽快开展强化集体组织发包权和统筹权试点,探索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得以有效、合理配置,适应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客观需要,切实解决土地抛荒问题的办法。今天的农村已经涌现出一批多方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成功案例,亟需国家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上予以总结和支持,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新格局。

 

 

 

 

  坚持文化自信、促进中国智库的创新与发展

张树华*

党中央十分重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智库建设提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20165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特别指出,当下各地积极性很高,出现了一股“智库建设热潮”。但是热潮背后的几种倾向值得注意:

一是热衷于搭台子、挂牌子、拉场子,忽视智库自身建设和内功。可谓是“库多智少”;

二是重形式、轻内涵,重智库表面形式,轻智库实践;有人还建议设立专门 “智库学”,为智库而智库,一些智库研究脱离实际,闭门造车;

三是单纯追求所谓社会影响力和媒体影响力,忽视为民立言、为政府献策之根本;热衷智库排行榜,追逐虚名;

四是“言必称希腊”,必称美国为榜样;盲目追求国际化,以所谓市场化、独立性为标准和方向,忽视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和自身优势。

在当下兴起的 “智库建设热潮”中,智库领导者和工作者要保持头脑冷静,苦练内功,站稳立场,坚持中国特色,按照“专业性、科学性和人民性”的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努力构建供给高质量成果的中国特色智库体系。

1)树立文化自信和政治自信,中国智库建设坚持走自己的路。一些人以为智库是西方舶来品。前些年,伴随着智库热的兴起,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智库运营模式几乎成了一些人心中的模板。但美国智库发展的黄金期已经过去,目前处于分化、整合的平台期,日子并不好过。中国的智库建设要关注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立足国情,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2)智库建设要坚持继承性、民族性和自主性,分类发展,形成结构分明、各具特色的智库体系。不同智库应明确不同定位,发挥各自特点和优势,努力构建一个梯次鲜明、布局合理、专业性强、发展有序、分工明确、各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库体系。优先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的特色鲜明、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群。

3)中国智库、特别是高端智库建设的目标应秉承“科学性、客观性、人民性”原则。不要盲目跟随西方国家智库的“独立性、非党派、非营利、市场化”等旗号。中国智库应力争成为决策机构“信得过、用得上、靠得住”的参谋和助手。

4)智库建设应坚持质量为先、注重内涵。要力戒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倾向,纠正热衷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智库研究要以对策应用研究为主,要以内容为先、质量为上。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

5)智库研究要“顶天立地”,研究要有前瞻性和战略性要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把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如果耽于闭门造车,满足于象牙之塔,就失去了本身的存在意义。

6)智库研究应坚持问题导向,多生产储备性、针对性对策建议。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智库的应用对策研究,无论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应当有别于书斋式的学术研究。智库开展应用对策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针对真问题,找准切入点。

7)建立科学的、适合智库绩效和人才评价的标准。智库不同于一般教学、基础性科学研究,也不同于咨询公司和点子公司。对于一般性高校和科研机构来讲,建设智库应分清主业和辅业。

8)要完善智库人才培养和评价机制。智库是介于政府部门、大学、科研院所、基金会、咨询公司之间的机构,有一套适合自身特点的管理和评价体系。智库人才应包括有政府工作经历,或有科研和教学经验,有写作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多方位人才。建议大力发展MPAMPP教育,畅通决策部门、实际工作、智库之间的人才“旋转门”。

9)服务决策是本、智库排名是末。对待流行的智库排行榜,要保持定力和审慎。中国智库要提升自身在国家和人民心中的分量,提高社会影响力,归根到底是切实提高研究水平,提升服务战略与决策的能力。建议建立中国标准的、统一的智库分类评价体系。

10)中国高端智库应树立超前意识和问题导向,发挥团队优势,重视集体性成果。站在时代前沿,善于跟踪趋势,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做出诊断和研判,力争拿出全球性、战略性、综合性的成果。应集中力量、联合公关,多做一些战略性、预测性的综合性研究。

11)中国智库要直面全球问题,拓宽国际视野,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而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做贡献。建议重新开通学术类信息交流的中外文闸口,扩大中外智库的交流和对话,以利于增进相互了解、减少误判,消除负面干扰和舆论抹黑。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智库对话和舆论斗争,弘扬我国和平、发展、共赢等价值理念。

 

用改革的办法来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

杨凯生*

自中央提出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年多来,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降成本、补短板这五个方面,去产能的措施和成效,比去杠杆更清晰、更显著。而这五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只要有一方面拖了后腿,就会影响其它几项目标的实现。

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是高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至2016年底,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只是略有下降,去杠杆成效不够显著。全国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强调“要在控制总杠杆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我们需要进一步从根本上找到降低并稳定国有企业负债率的办法。

由此看来,在降低杠杆率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要注重通过改革来探索去杠杆的有效办法。201610月,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中提到的降低杠杆率途径共有7条,但不少人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其中的债转股或核销债务等方面。在当前不少企业债务高企、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对一些尚有市场前景的企业实施包括债转股在内的一些债务重组措施是必要的。但这毕竟只是治标之计,应急之策。

  我国企业杠杆率过高是有历史原因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资金和所需定额内流动资金都是来自财政拨款,只有一部分季节性、临时性的补充性超定额流动资金才由银行贷款解决。这种财政拨付资金的做法具有定期或不定期增加企业所有者权益(资本金)的作用。由于国家基本统包了企业的资金需要,企业使用国拨资金的责任不尽落实、不够具体,必然会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率。

  为了增加企业的经营责任,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上世纪80年代,我国推行国有企业“拨改贷”改革措施:将企业的基建所需资金和挖潜、革新、改造资金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企业的流动资金由财政管理,财政、银行分别供应改为由银行统一管理。应该说,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由于相应的配套政策不够完备,这也使一大批国有企业经常性的资本金补充来源渠道变得狭窄(尽管先后曾规定企业应当建立自有流动资金补充制度,规定有关项目建设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自筹资金银行才能贷款等等,但在实践中,往往让步于发展的需要,落实得不理想)。银行贷款成了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扩大所需资金的最主要来源。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所需的资金越来越多,它的杠杆率(负债率)必然越来越高,财务负担必然越来越重。由于大量银行贷款沉淀在企业中充作资本金使用、难以盘活,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动性越来越弱,银行的信贷风险也就不断增加和积聚。

  我们必须看到,企业杠杆率过高问题的本质是企业资本金不足,企业所有者(出资人)缺乏对企业的资本注入责任,缺乏把企业杠杆率稳定在一个合理水平上的有效机制。

  现在强调管理国有企业要以管资本为主,但管资本不仅仅是如何提高资本回报、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以管资本为主”还应该包括一个重要的内容,即国企出资人、国企监管人有责任维护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稳定。去年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有关文件中,有几个重要的精神:一是强调要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出资人的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二是明确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重点包括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三是要建立企业负债约束机制等等。如果不能认真落实这些要求,各种临时性的去杠杆措施只能收到一时的成效。

建议国有资本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出资部门,对所管理的企业分行业、分规模确定负债率标准。这个标准不仅仅是对企业经营管理层的约束要求,也是对企业所有者(出资人)的约束——企业所有者应该在企业经营发展的过程中随时关注它的资产负债率的变化,一旦临近或超逾负债率标准,那就有责任、有义务以适当形式向其注入资本。这应该成为财政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计划的重要内容。

目前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明显不足。2016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和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中,用于补充国企资本金的分别只有886亿和399亿,分别是上一年度的92.2%77.6%2017年这一指标又分别是2016年的83%80.9%,逐年递减。这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企杠杆率过高、负债率过高的问题。

当然,要不断增加资本性投入来降低国企负债率,这将有一个国家财力是否力所能及的问题。因此,降低国企杠杆率就必须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资本布局结构的调整优化结合起来,有限的国有资本只应进入国家应该持有、必须管理的企业。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让那些国家不必掌握的企业拖累和影响那些应该做大、做强的企业的发展。这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倒逼和促进。要真正使国有企业杠杆率降下来,就需要对国有资本管理,进行一场深入扎实的改革。

 

 

公立医院姓“公”是医改要害¨

钟南山

李克强总理在谈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明确提出:“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建立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增强基层服务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就医。”这句话点出了医改的要害。关键在于:其一是突出三级医院的“公立”性;其二是三级医院要“全部参与”及“发挥引领”,体现了中央将公立医院的广大医务人员作为医改主力军的鲜明态度。

习主席在2016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明确提出“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享共建”的卫生工作方针。要实现这个方针,需要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全部参与及发挥引领,就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而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关键是让他们获得合理的、阳光的待遇。这里的关键是公立医院真正姓“公”。其主要标志是:他们的薪酬应该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主要由政府承担,有基本稳定的收入,而非主要靠医院创收提供。

尽管医改已进行了8年多,从数字上看,2015年政府的财政补助占公立医院收入的8.97%2016年略有提高,在医务人员的收入方面,政府提供的只占不到20%。其他80%都是靠医院自己消化。

“以基层为重点”,就是要真正建立分级医疗制度,让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在基层解决。这几年,我国对基层医疗的投资不可谓不多,特别是改善基层卫生医疗环境,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待遇等方面,但是据统计资料,2005-2016年,去医院看病的患者比例从33.8%上升到41%;去基层医疗机构的,从63.3%下降到55.5%;住院的比例从71.1%上升到77.3%;去基层住院的比例从23.3%下降到18.2%。病人不仅没有向下分流,反而更向上集中,造成大医院越来越拥挤。

分析其原因,基层医生要受病人欢迎,核心要有过硬的本领,这些业务技能培养要靠广大公立医院医生的“传、帮、带”。而大医院和许多基层医院联合建立的“医联体”,实际上是为大医院本身服务,在病人资源上起到虹吸作用,并没有认真地对基层医生进行培养提高。什么原因?“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常见病、多发病在基层都解决了,大医院靠什么生存?医改要求,大医院的医生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自觉地、发自内心地提高基层医生的业务水平,必须首先解决这些医生靠创收生存的桎梏。

改革创新的主力军是公立医院的广大医务人员。举个例子,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进行麻醉及手术的创新,开展麻醉无管化,微切口创新技术,除了基本胸腔镜器械及手术费用与传统方法一样以外(肺叶切除手术3530元),新的技术使麻醉、复苏、耗材及住院日费用由传统的18219元下降至6839元(节约63%),大大减轻患者及家属的医疗负担,生活质量有了极大地提高。但是,医院的收入却因此减少了,医生的收入也随之减少,创新动力从哪里来?

“预防为主”,大医院的职责不应该只是医疗。在目前的医疗模式下,大医院的工作也应该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早诊早治,但在当前的体制下,医院希望病人越多越好,病越重越有经济效益,出现过度用药和过度医疗。这几年,“药瓶中的浪费”比“舌尖上的浪费”所产生的危害还要严重得多。全国住院量从2005年的7000多万猛增到2015年的2.1亿。2016年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医药行业销售收入增长9.7%,利润增长13.9%,医药板块市盈率为35倍,远高于A股市场的平均水平。广州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首次在国际上对无症状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进行早期干预治疗,发现不仅患者肺功能有明显的改善,其每年的急性发作率只有0.08//年,比中晚期的患者大为减少(1.41//年),医疗费用也从平均20100//年减少至1140//年,这个研究成果是经过我们9年多的努力得来的,在世界属于首次,将改变对这个重大疾病的治疗战略。但是,从医院的创收角度来说,那就极大地减少了医院潜在的收入,还直接影响了医务人员的收入,这些研究项目的动力又从哪里来?

为了提高医务人员薪酬,最近经国务院同意,人社部、财政部、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关于开展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决定,试点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的要求,提高医务人员薪酬”,尽管强调“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但这个指导意见仍然没有跳出一个框框:奖金还是来自创收。医院收入离不开市场导向,还是要从病人腰包中掏过来。

我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1.强化医改中的供给侧改革,增加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直接投入,特别是对医院发展和医生薪酬的直接投入。也可以通过“三医联动”,把医保费用和卫生投入整合起来,让公立医院真正姓“公”。政府要为公立医院兜底,尽到保障责任。这些年政府对医疗的投入不少,但投入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据有关专家统计,2015年政府卫生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7.1%,而世界上高收入国家为13.3%,中高收入国家为11.5%,低收入国家也达到了10%。对于需方,政府投的医保费用今年由420元增加至450元,但由于医院市场化的体制未变,即使医保的投入比现在再增加几倍,也会被医院吸过去,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据北京大学医学院全科医学高级顾问郑家强教授的研究,全国过度检查和治疗的开支接近约6.7千亿元/年,占2015GDP1%。加大对供给侧的投入,可极大减少需求侧的过度检查及医疗负担(这是医院自负盈亏导向的恶果)。假如这1%,在体制转变后能够用于提高卫生人员待遇——40%分配给职业医师,40%分配给其他技术人员,上述人员每年增加的收入分别是:11.28万元、5.14万元。医务人员的收入得到保障,公立医院真正姓“公”,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为了逐利而过度医疗的温床。按这样的计算方法,政府在对卫生的总体投入上不但不会明显增加,反而使医保的浪费大幅度地减少。这就是加强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机制转化问题。

2.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条件,进行公立医院试点。例如2016年深圳市在罗湖区成立了三医联动的“医共体”,成立了罗湖医院集团,包括五所医院和23家社区中心,由“保疾病”转变为“保健康”,采取“总额管理、节余奖励”的模式。医生的人力成本由政府财政投入(29.87%)、医保统筹基金购买服务(30.53%)和非医保业务收入(39.60%)组成。对整个社区的工作重点是防治结合、早诊早治,如果病人越少,特别是重症病人越少,年终结余越多,医务人员都有奖励。这种“三医联动”的模式十分可取。医务人员从政府部门获得了相当于目前三倍的财政补助,并且通过他们的努力,预防疾病、早诊早治做得越好,年终奖励越多,这样不仅进一步体现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而且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医护人员、病人及社会群体的共同努力,统一在保健康、少发病、早诊断、早治疗的共同目标上。

一句话,三级公立医院姓“公”,政府对三家医院尽到主体的保障作用,我国的医改才能走上光明大道,破解这个大难题。

 

(编辑  碣石)


¨ 该提案是乡村基层干部和三农研究学者共同讨论的集体结晶。

* 汪晖,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

*张树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

* 杨凯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

¨ 本文根据钟南山在2017年两会上的发言编辑整理。

3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在北京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可以认为,这是对近年来我国流行的“党政分开”、“小政府”、“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错误倾向的正式回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简政放权、破除旧的计划体制,极大地激发了经济活力。但同时逐步助长了另一种倾向,导致新的认识误区,即认为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少,经济增长越快;只要持续减少政府的经济职能,就能够不断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增长。

“小政府”观念不成立

“政府越小越好、管得越少越好”的理念,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这是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一种话语迷信,是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出现的。营造这种话语,在其国内是要突破政府对资本特权的限制、有利于垄断资本获得更大的超额利润;在国际上则是将其作为对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输出的工具,使发展中国家放弃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以便巩固和加强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抛开其意识形态因素,在理论或是实践上,“小政府”的观念都不成立。

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其现代化初期就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英美等早期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其发展初期实施了严格的国内贸易保护,并且通过政府开辟海外航道、圈地运动等,为工业化准备条件。德国、日本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就是以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

相反,目前广大陷入贫困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受制于政府能力不足。在现代化的初期,政府起着维持安全和秩序、构建国内统一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实施产业政策等办法,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却没有能力履行这些基本职责,以至于现代化久久不能启动。

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之后,政府职能并不是削弱了。从国际视角看,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明显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史学家Marc Law Sukkoo Kim2011, p.113)也写到:“尽管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政府管制仍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一切都在管制之下:无论是美国人吃什么食物、开什么车、怎么看医生,还是决定从哪里借钱,又贷款给谁的金融体系。”

那种把一切政府监管虚无化、认为市场自身能够做到优胜劣汰、实现最优境界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市场上广泛地存在信息不对称,“买家没有卖家精”。政府进行监管、制定标准、进行认证、披露信息等职能是一种公共产品,有助于市场主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对技能人员授予职业资格证书,就是将其执业能力的信息向社会披露,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办法。如果没有这种认证,企业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可能每家企业都要付出时间和成本进行考察,这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政府同时具有“掠夺之手”和“保护之手”两个角色,如何发挥其功能,关键是看政府代表谁。一方面,政府可能同利益集团勾结起来对社会进行攫取;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合法权力遏制利益集团,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服务,并对外维护国家利益。在现实中,有些人希望捆住政府“掠夺之手”,这种主张有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大众;另一些人则希望捆住政府“保护之手”,让政府不要遏制利益集团、不要调节收入分配、不要搞社会福利,因为这些做法对有产者不利。可见,同样嘴上念叨“限制政府权力”,心里的算盘可能完全相反。

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行其道。以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为代表的政客,通过政权的力量强制推动市场化、私有化,结果使财富迅速向寡头集中。信奉“看不见的手”的人却用“看得见的手”强制推行市场化,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实际上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开道。

中国道路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组织者、领导者,在中国现代化模式中起着核心作用。旧中国无法启动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一个能够凝聚全国人民意志、形成共同目标的政权。无论是清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没能建立一个能够启动现代化的国家政权。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启动现代化,关键的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一个代表人民长远利益、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的国家政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府职能问题上,既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完全包办代替,也没有陷入新自由主义“小政府”的陷阱,而是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不断强化国家能力。中国共产党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中国的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不仅是简单的“守夜人”、“裁判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代表人民来治理和驾驭市场和资本,政府的经济职能不仅局限在制定规则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而是在举办公有制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有为的政府不能放松监管

积极有为的政府,使中国避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两类陷阱:一个问题是政府软弱涣散,缺乏必要的国家能力;另一个问题是政府为强势利益集团所俘获,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剥夺大众。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出于“减少监管”,政府一放手,市场就有了活力;只要经济出现问题都是因为政府管得过多。这种解读并不正确。这种流行观点是从改革开放之初经验的简单解读:政府因放开城乡多种经营的限制,加速了经济增长。如何解读这一历史事实?事实上,当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仅仅归结于“去监管”。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此前多年建设的积累,已经具备了诸多发展城乡多种经营的条件,放松部分审批监管仅仅是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今天,尽管行政审批仍然有些阻碍发展的成分,但是同样有一些领域存在着监管不足和政府缺位。比如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环境保护、民营医院等等,审批不是过于严格,而是监管错位及缺位,该管的没有管到位。产能过剩、金融泡沫等问题的出现,也并不是“大政府”所导致的,而是一些政府的行为助长了市场的盲目性,本质仍然是市场失灵,只有靠政府正确地履行职责才能解决。

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如果不受制约,就会在资本利益的裹挟下,冲破维系人类社会现有的一切关系和文化、道德约束,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失去其自然和社会属性。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成为商品,只能接受资本的盘剥,将会造成尖锐的社会分化和对立。土地变成商品,会造成恶性兼并和大量流民、生态破坏;资源环境变为商品,会导致环境透支;自由放任的市场无法解决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的公平提供,从而也需要政府承担责任,确保人民自身的全面发展。可见,有为的政府才能构建有机的社会,有机的社会才能诞生有效的市场。

如果盲目地迷信“去监管化”,不加分析地缩小政府职能,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还可能增加新的风险,增加无效供给。比如,在涉及环境、安全、规划的行业简单地放松监管,就会导致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对社会造成危害(负外部性),对金融机构的设置放松监管,就可能导致欺诈投机等金融风险的增加。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刺激经济,放松了对私营医院的审批,结果导致以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大量资金进入医疗领域,给后续的监管带来更大的难度,也给患者增加了痛苦。这些都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果放弃了这些职责,一个国家不可能有长期、健康、持久的发展,而且将产生巨大的风险及副作用。

从思想方法上说,对绝对市场化的迷信、对私有制的迷信、对小政府的迷信,归根到底是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把改革开放初期成功的经验表面化、片面化、绝对化。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避免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教条主义化,做到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使改革适应新的实际。

 

(编辑  季节)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经3年多了,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面临诸多问题。为正确阐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GDP占全球的份额从2001年的4.16%增加到2011年的10.43%,而同期美国的份额则从32.40%下降到21.72%。这一此消彼长的局面,对既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带来了现实的冲击,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需要全新的框架进行界定。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希望运用一种全新的框架来解释现实世界,并为未来世界发展描绘一幅美好的愿景。正如他在2015年11月18日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所做演讲时说的那样,中国是亚太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发展起步于亚太,得益于亚太,也将继续立足亚太、造福亚太。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将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

以地缘政治为视角,剖析“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有助于诠释“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心要旨。

中西两种民族国家模式

地缘政治观来源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不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民族国家拥有迥异的地缘政治观。由于人文环境、地理环境的不同,中国和西方国家基于各自的成长轨迹与特质,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国家模式。

尚武的西方模式

列宁在论述资本主义国家性质时曾经指出:“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的形式统一起来。”[1] 但是这种国家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形式,它有许多强制性的内容,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性,而非经济性使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罗马始终只不过是一座城市,它与占领地之间的联系几乎仅仅是政治上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自然也就可能为政治事件所破坏。” [2]恩格斯指出:在欧洲“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的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3] 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919年在其名著《陆权论》中分析欧洲史时就曾说过:在西欧,英法“两国在18世纪发生的几次大战,主要都是为了防止法兰西的专制政权独霸欧洲大陆。……至于其他战争,都是争夺殖民地和进行贸易竞争的战争”。“东欧整体形势的关键,在于日耳曼人要求统治斯拉夫人;……正好位于西欧外界的维也纳和柏林,都处在中世纪早期属于斯拉夫人的地盘之内;这两个地方,代表着日耳曼人走出本土、向东征服的第一步。”[4]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就是一部战争和侵略史。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1500年以来的)400多年里,西方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方民族也扩张、征服、殖民,或者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他文明。”[5] 纵观欧美经济社会发展史,“‘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武力,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及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倾向于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6]

从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西方的民族国家进程无疑带有明显暴力特征,其工业化进程也是对殖民地征服以及欠发达民族被迫屈服的过程。即便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还能隐约见到这一历史踪影。这可能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频频遭遇挑战的一个主要原因。

经济居先、文化一体的中国模式

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恰恰与西方相反,我们并不崇尚使用武力,而是注重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当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统一的元朝和清朝后,国家没有分裂,中华民族凝聚力也没有被削弱,中华民族的族群范围也大大地扩充。

中国的民族国家模式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而非血统民族,它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而非排他性,这一过程推崇融合,摒弃战争。曾经有美国学者这样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国家的文明。”[7] 台湾也有学者认为:“按区别民族,不外种类与文化两大标准,中国古籍中涉及民族之处,多着眼于文化之殊别……孔子论夷夏,则已废弃种类之标准而就文化以为区别……孔子以文化判夷夏,其意在用夏变夷。夷夏既因文化之升降而不定界,则均已失其种族之意义而成为文化名词。”[8]钱穆先生也曾指出:“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9] 这种以文化分华夷的传统由来已久,在《诗经·北山》中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如果没有超越血统的文化作为族类认同的标准,相信没有一个帝王敢于这样说。到了近代,这种文化认同就更发挥到了极致,作为并非炎黄子孙的清代皇帝康熙居然说:“卜世周垂历,开基汉启疆。”对此,历史学家傅斯年进行过精辟的总结:“现代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这一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10]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国家模式与西方截然不同,我们的行为方式在许多地方甚至是与西方人反其道而行之的,我们的民族进程和国家进程是同步的,甚至是文化引领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是非暴力,是一种中华文化的浸染,待到成熟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体的了,并不需要武力解决。这种非暴力的民族国家观体现在地缘政治方面,就是经济居先文化一体的发展方式。这在西方主导的地缘政治领域,中国的地缘政治观就难免被误读。

东西不同的地缘政治观

基于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与路径的差异,中国和西方有着迥异的文化传统,由此表现为不同的地缘政治观。

西方地缘政治观

源于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西方人普遍持有强权与平衡的地缘政治观,认为世界上只能有一超多强的格局,否则人类将不会太平。

陆权论提出者麦金德认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中心地带’;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11]为了人类的稳定,应该对世界进行国际共管。“国际共管最有效的办法,似乎是委任某一强国,让它作为整个人类的托管国;……可以让美利坚合众国和大英帝国作为全世界的托管国,来维护海上和平,维护连接海洋盆地的各个海峡的和平。”[12]

海权论者马汉和边缘地带论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认为,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海权国家,为了避免被欧亚大陆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面予以包围,美国应极力保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否则将引发灾难性的后果。马汉危言耸听地提醒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边缘地带理论则认为:“谁控制了欧洲和亚洲的‘边缘地带’?这是一个对美国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些地区落入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单个强国或数个强国的联合体手中,所导致的对美国的战略包围将使我们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斯皮克曼认为:在争夺边缘地带控制权的过程中,“各国的价值观不同,而这种价值观都是各国自认为不可退让的,在各国试图实践自己的价值观时难免会产生冲突。……每个国家都会觉得,它们一定要保护自己视若珍宝的价值观,必要时可以为此动用武力。”[13]

无论是陆权论、海权论还是边缘地带论都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场所,每个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惜动武,可以损害他国的权益。

中国地缘政治观

中国自古就具有天下一统的思想基础,认为整个世界都处在一个统一的治理体系之中,中国就是这一体系的核心。虽然体系之中也分内圈和外圈,但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是向心的。由于中国首创了用文化统一国家的方式,因此中国的国家进程克服了血统和宗教的束缚,规模比任何国家都大,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长达1600年的时间里为世界起到了带头与示范作用。

费孝通先生在总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模式时指出:“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分分合合,纷争不断,但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14]这种理论的渊源就是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认为天下的民族都会统一于中国的文化之下。天下大同的局面是由文化粘结的,“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15],“民族的认同本质上就是文化的认同。”[16]由中华民族构成的“统一的政治体系、统一的文化体系、以国家为统治的统一的集体行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概念。”[17]“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犹如一个不断向外扩大的同心圆,首先是中华各民族内部的民族认同,然后才逐渐扩展为中华各民族的相互认同,最后达到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18]

可以看出,中国的地缘政治观强调的是非暴力、和平和共享。中国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文化来联系周边国家以获得认同,最终实现和平的共同发展。面对全新的全球化复杂局面时,习近平主席继承性地诠释了中国的地缘政治观,他在2015年10月21日中英工商峰会致辞中曾经说到,“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和沿线各国共同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的“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一带一路”是多元的,涵盖各个合作领域,合作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一带一路”是共赢的,各国共同参与,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共同发展原则。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制约因素

面对中西不同的民族国家发展模式和迥异的地缘政治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注定会被西方国家所误读,这需要给以重视,并锲而不舍地付出努力。

地缘政治误读

西方秉持一超多强的地缘政治理念,中国则是坚持文化认同经济一体的天下体制地缘政治观。前者为了维持既有的地区与全球平衡不惜动用武力,后者坚持运用经济的推动力实现自身地缘政治规模与范围效益最大化。持有迥异地缘政治观的两个全球大国,如果不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就很容易诱发对对方地缘政治动机的误读,严重者甚至能够引发地缘政治灾难。

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实施将促进中国的西进战略,起到战略腾挪的作用,扩大战略空间,减少与美国的直接地缘竞争。”[19]这种理解是从中国式地缘政治观得出的再平常不过的结论,但却很容易被国外学者误读。外国学者的理解是:“中国通过建设公路、铁路、港口和能源通道,能够加深与周边国家的贸易经济联系,以此抵消美国的影响力,并且将印度洋沿岸国家纳入中国的影响力范围之内。”[20] 这类误读比比皆是,比如中国为充分利用现有工业产能与俄罗斯、蒙古合作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认为中国在挑衅他们的核心利益。这些国家一直将麦金德的陆权理论奉为金科玉律,认为谁控制了前苏联疆界范围的“世界岛”中心,谁就等于控制了世界,而中俄蒙结盟无疑是在挑战他们占主导的既有世界格局,因此必须对此不遗余力地加以打压。这种基于不同地缘政治观产生的误读,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阻滞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

安全模式转轨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实力与国际地位就开始大幅滑落,一度沦落为 “东亚病夫”,其独立国家的地位都岌岌可危,还何谈国家安全。而今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时期,但衰落时期留给我们的国家安全环境却成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不摆脱则无从谈发展。作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我们非常依赖远洋运输,但却面临着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马六甲困局”。据美国国防部统计,在中国2011年石油进口份额中,有85%途径马六甲海峡,而中俄和中国—中亚石油管道的输入量只分别占6%和4%。[21] 为此,“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提升开放水平,提高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份额,保证海上运输安全,加强政治互信。”[22] 这样一种基于自身安全考量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却遇到了诸多误解和阻力,一些国家出于自身既得利益,对中国的倡议大加反对,甚至设置重重障碍。

宗教观对立

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它们都有过政教合一的历史,其宗教教义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还曾经是一种国家政治的理论基础。今天除中国以外的许多国家,还有很强的宗教干预政治的传统。但在中国,宗教从来没有进入政治舞台,它一直是一种意识形态,可以影响人的思想,但不会左右政治行为,这是与国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到目前为止,西方人的思维还有很明显的宗教烙印。比如亨廷顿就说过:从1944年二战胜利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45年里,‘铁幕’是欧洲的主要分裂线。……现在,它是一条一方面把西方基督教民族分离于穆斯林,另一方面把它分离于东正教的界线。”[23]曾经作为政教合一理论基础的宗教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宗教从未尝试过统治世俗社会,它只是思想层面的理论积淀,并不会对现实的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在千百年来的宗教发展进程中,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统一全国的国教,这可能就是中国经济能够创造奇迹的一个原因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具有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浓厚的宗教氛围。”[24] 面对众多宗教观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国家,共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周边经济走廊,我们确实面临不小的挑战,应该引起足够重视来完成好这项工作。

民族文化差异

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是一个文化立国的国家,国内各民族是以文化为纽带的,并没有任何带有强制的性质,这与西方依靠武力形成民族国家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当我们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经济更好地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让周边各国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时,基于西方地缘政治观的解读则是: “一带一路倡议”终极的目标是要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国家结盟,形成对美国的包围,最终统治整个世界。殊不知,自人类有文明史记载以来,中国就从未因领土问题而发起战争,中国的战争大多是为了维护文化的统一性而进行的。

而今,“一带一路”倡议必将涉及我们与相关国家在民族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也将会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诠释

既然“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那么就应该由我们基于自身的民族国家发展史,运用我们秉持的独特地缘政治观,对其进行权威诠释向世界说明,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

推广互利共赢的地缘政治观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就曾说过,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方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建设,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又进一步指出,要总结经验、坚定信心、扎实推进,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聚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致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步一步把“一带一路”建设推向前进,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这就是中国秉持的与旧有的西方地缘政治观完全不同、而与“一带一路”建设相适应的新型地缘政治观。我们强调包容、互惠、共赢,不与任何国家结盟打压另外一些国家,强调双赢,不奉行零和博弈式的单赢地缘政治理念,推行双赢乃至多赢的地缘政治观,推动世界走向大同。

传播以发展为前提的全球安全观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开业仪式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分别指出,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洲国家。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及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上述阐述准确反映了中国一直奉行的安全观的核心内涵:我们强调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实现人类的共同和平;反对任何国家以何种形式组成小的利益集团,而将另外一些国家排斥在外;不主张以本国安全为借口,实质损害别国的安全;人类社会只有实现了共同发展,才会实现真正安全。

提倡包容互谅的宗教观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也有助于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体现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同宗教信仰应当相互尊重,相互包容,避免用自身的宗教价值观衡量其他文明。我们要充分尊重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曾经有过政教合一历史的基督教,要尊重中国无神论的价值观;曾经有过长期政教合一历史的伊斯兰世界也应理解和尊重既没有出现过统一的国教、也无政教合一历史的中国,不应用宗教的世界观作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提条件。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要防范境外宗教思想对我国的潜在消极影响。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要坚决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

从民族文化求同存异到世界大同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我们要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近睦远交,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2015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出席亚洲政党丝绸之路专题会议外方主要代表时指出,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也有助于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沿线国家人民的伟大事业。

这要求,“一带一路”建设尊重不同的文化,坚信所有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要用自身的文化特征来要求别人,这样才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在各国为建设“一带一路”进行密切交往以后,不同文化就会相互交融,最后形成世界大同的文化体系,从而进一步推动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人类才有可能走向美好的未来。

 

(编辑  迟晨光)



* 本文得到中央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一带一路’与周边经济走廊研究”的资助。

李曦辉,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产业经济学会会长。

[1]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页。

[3]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86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2页。

[4]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陆权论》(中译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90页。

6.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新湖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6] Jeoffrey 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p.4.

[7] Lucian W. Pye,China: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69(Fall 1990),p58.

[8]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湾炼精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7677页。

[9]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5页。

[10] 中央研究院:《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年),第1093页。

[11]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陆权论》(中译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108页。

[12]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陆权论》(中译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页。

[13]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边缘地带论》(中译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4] 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04年,第35页。

[15] 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2页。

[16] 牟钟鉴:“关于民族主义的反思”,《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7]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269页。

[18]李克建:“儒家民族观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影响及现代启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9] 凌胜利:“‘一带一路’战略与周边地缘重塑”,《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1期。

[20] Zorawar Daulet Singh,India Perceptions of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dea,p.136.

[21] 参见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i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6,2013,p.80.

[22] 刘海泉:“‘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挑战与中国的选择”,《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2期。

[23]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新湖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24]余潇枫、张泰琦:“‘和合主义’构建‘国家间认同’的价值范式——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元性复杂性,要求我们特别重视民心相通的问题。历史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也是人类文化交流之路...

2016年11月19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丝路规划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一带一路文化互鉴与民心相通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经贸大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学者专家和企业代表,就践行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中国与沿线国家、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的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民心决定成败,文化左右民心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元性复杂性,要求我们特别重视民心相通的问题。中国面向中亚、欧洲、南亚、西亚、阿拉伯半岛、东南亚一直到非洲,有多条发展通道,建设“一带一路”的经济共同体,必然要面对在政治经济体制、法律方面,以及在习俗、语言、宗教、文化伦理等方面有很多差异的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我们的发展理念、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以及企业和当地政府、社区居民的交往已经形成一套办法。但是这些方法能不能够被“一带一路”所在国的政府和民众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外交机构、企业各级执行者能否充分认识到上述这些重大差异。只有认识到这些差异,在相互交往中充分尊重当地社会的规则和文化传统,才能实现和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良性互动,互相尊重,不断加深相互了解,拉近感情。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效果,不仅决定着我们的投资贸易和承接项目的成败,也关系一带一路整体战略的成败。

对外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王玲说,从历史上看,“一带一路”不仅是丝绸之路,商贸之路,同时也是人类文化交流之路,后者甚至更为重要。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包含了“五通”,其中关键是民心通,而民心通的关键在文化。文化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影响、制约和左右着人的行为。在实行“一带一路”发展中,所有人的活动都和文化有关系,我们在进行贸易交流的时候,一定首先要考虑文化问题。 “一带一路”战略以经济合作为基础,企业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也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因此,文化上的互鉴包容乃至深入到民间的交流尤为必要,不可或缺。要将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放在“一带一路”建设极重要的位置上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一带一路的具体内容概括为“五通”,其中一条就是民心相通,它与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并列,是中央的战略考虑。以往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在上述几个方面,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的。比如搞规划,你不能坐在家里图上作业,而需要双边规划。如果对方政府有这方面对等的规划就可以做,否则单边规划,一厢情愿的事情就行不通。我们已经搞设施连通十多年,在阿尔及利亚修高速公路,在安哥拉、委内瑞拉搞社会住房项目,到哈萨克斯坦投资石油等等。在“民心相通”这方面,应该说认识上还有短板,在执行力度上还有距离。实际上各国在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时候,不仅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同时也希望带动社会发展。比如哈萨克斯坦,总统就对我们说,希望中方不仅做能源领域的投资,也要做非资源性领域的投资,希望中方起到有利于他们国家发展的作用。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不是只有经济一个方面,而是有综合、长远的考虑,包括文化教育、社会发展、民心相通,这是百年大计。

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认为,我们讲的“一带一路”,实质上是讲一个不同于西方全球化的全球化模式,这一点西方人也看得很明白。福山说过,“一带一路”如果成功了,就意味着中国模式输出成功了。这是他的担心,他担心西方全球化会被“一带一路”替代。

“一带一路”不同于西方全球化最重要的是互联互通,就是鼓励和召唤当地人的参与,鼓励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也参与到这个共同事业中来。这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困难。困难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单方面可以主导的,而是需要寻找一个协调机制来创造和扩展共同的空间。在传统的单一性框架下,恐怕没办法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现在世界许多地方的身份政治、认同政治,都是把多样性的共同价值向单一性方向引导。我们的“一带一路”不能搞成以中国为中心,而要保持多样性的共同价值理念。一方面我们要讲述自己的“一带一路”故事,另一个方面应该鼓励不同地区的人,让所有参与者,从他们自己的实际出发,来提出他们的“一带一路”叙述。

上海社科院东亚研究所所长钟焰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引导一个新型全球化的过程,这跟过去的传统全球化有三个不同:一是互利共赢的全球化,而不是赢者通吃。六大经济走廊连接的两端,是欧美的发达市场和中国蓬勃兴起的市场,中间连接的大部分是待开发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是以“一带一路”带动这些国家发展。二是开放的全球化。不仅是沿线的几十个国家,只要愿意加入“一带一路”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平台,包括丝路基金、亚投行等,包括将来其它的一些区域性的合作组织,都可以加入进来。三是以经济为主导,可持续性更强。不像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除了经济以外,还有非常大的地缘战略的考量,包括军事的考量,所以成本巨大。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也为中华文明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了载体。中华文化中的仁爱民本思想和习总书记所讲的正确的义利观,可以成为“一带一路”的助推力。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说,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背后需要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创新。比如区域研究的范式,第一代的研究主要是欧洲中心论,以西方为中心;第二代区域研究主要是服务于冷战及冷战时代的政治;第三代主要研究全球化时代。如今,旧有的范式理论已经不能解释今天的世界了。从难民危机、金融不确定性到英国脱欧,重大的风险危机成了一种常态。以往的社会科学包括区域研究,都是从18世纪延续下来的追求确定性的框架,现在主要是要研究不确定性、复杂性。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适应变化的世界。一带一路的推进,需要有区域研究的基础。我们不能还是从西方视角进行非洲研究或亚洲研究,要有主体意识,要有我们自己的叙述。而且这不应该只是中国的,而是包括一带一路所在地区所有国家共同认可的叙述,这种叙述会存在差异性,文明互鉴和共享要允许差异。

中伊文明需要双向理解、平等相待

多年研究中巴走廊的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谈到,从学术界、政策部门、媒体到普通的人民群众,在与穆斯林国家和人民沟通中存在许多认识误区。一提到穆斯林,就容易联想到极端分子、恐怖主义,但对于伊斯兰文明曾经的辉煌却不了解,并不知道伊斯兰教法价值观中也包含诚实、礼貌、体贴、善良、和平、真实、纯洁、耐心、纪律、风纪、透明、谦虚等等正面部分。反之,由于西方长期将中国描述为无神论国家,伊斯兰学者对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同样也不了解。中国和伊斯兰文明之间,需要加强双向了解、认识和彼此理解,才能开展持久的合作。

中亚地区靠近中国的9个国家,据初步估算,未来将有5~6亿穆斯林中产者,这个数字超过欧洲。然而,我们对这个地区的学术研究和大众读物太少。随着中国人在伊斯兰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中国人必须精准地掌握伊斯兰国家和人民的真实想法。除了语言障碍之外,还存在大众传媒障碍。一方面,西方从官方到民间,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从宏观布局到突发事件阐释,形成了一整套话语霸权。另一方面,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大众传媒,受西方国家通过资金、广告、教育培训和文化交流的渗透,自由世俗派控制下的媒体几乎完全服从于美国。这种局面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非常不利。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方金英提出,在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往中要注意相互对话,交流格局应当是平等透明的,要符合所在国的文化,要具有可互动、可融合、可共生的特点。不仅在经济领域互利互惠,在文化上也应平等相待。

方金英指出,如同佛教是外来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是外来的,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完成得很好,与本土文化传统和谐相处。世界的伊斯兰教是无国界视野的,而中国的穆斯林在明朝闭关锁国后与外国失去联系,所以有了本土化倾向。到民国时期特别是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穆斯林表现了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国家归属感。中国内地的穆斯林汉化程度很高。正如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结合的产物,中华文明也可以使中国的穆斯林在世俗的现代化的国家里和平生活。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刘仰同样认为,中国境内的穆斯林地区可以给全世界十几亿穆斯林树立一个榜样,树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榜样,核心就是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中国境内的穆斯林聚居区可以实现民族和谐,可以实现长期繁荣发展。他结合对新疆西藏的考察指出,目前我国的西部研究,很多还停留在少数民族的节日、服装、唱歌跳舞上,在历史、社会文化上研究不深入,谬误不少,在中国的伊斯兰教还没有形成中国榜样的宗教文化高地,国外的宗教影响日增。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程亚文教授认为,从全世界看,围绕民族问题、国家利益问题以及种族等问题,整个世界都在趋于保守化,充满不确定性。旧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已经崩溃,而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还有待建构。围绕“一带一路”,与各国建构共同的话语体系,才能做到文化交流互鉴。

亟待解决的薄弱环节

在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和企业家对“民心相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指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薄弱环节。

一是人才匮乏。首先是语言交流人才的匮乏。马戎教授指出,沿线有六十多个国家,使用多种语言,但不管是外交部门还是企业、务工人员,能够熟练掌握当地语言的人才很少。翻译大多数是使用英语、法语等过去殖民者的语言,和当地的精英可以沟通,但基层百姓未必都懂。平时在民间遇到问题,无法及时顺畅地进行沟通,这是很多企业、项目在外经营中受到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能用当地母语沟通,不仅容易拉近感情,也容易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其次是缺乏了解当地历史、制度、社会民情和劳动伦理的专业人才。在外企业不了解伊斯兰国家的国情,不了解基层的民情和民众的感受,只考虑怎么降低成本,怎么获得最大效益,按照我们传统的办事程序,跟政府把合同一签,以为就没事了,但后来的实施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挫折。

人才匮乏的原因,主要是教育资源不足。例如印地语是印度两种官方语言之一,是最为通行的一种语言,覆盖的总人数仅次于汉语,是世界第二大语言。但现在只有少数学校开设印地语专业,全国每年招收学生不到100人,印度每年设立20个到印度学习印地语的奖学金名额,却只有7、8个人去。又如中亚国家、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等29个国家,使用语言方言近千种,其中官方语言和国语大概60余种,只有很少大学开设这些语言专业,招生规模也很小,其中18种语言根本没有开设专业。

二是对沿线国家的研究不足。马戎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对外研究注重对少数发达国家和大国,却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研究机构少,资料旧,专业研究人员少,缺少相关学科的专业训练;研究成果少,缺乏专业深度,很少到各国进行系统的实地调查。研究专题零散不系统,缺乏对相关各国的人口、经济、社会、政府行政体制、社会结构、新闻传播、政党民间组织、外交政策、语言政策、宗教、历史、文化、习俗等方面系统的专题研究。

三是我国对外机构和企业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不能适应“一带一路”发展的客观需要。对外机构、驻外企业和派驻员工需要和当地社会民众之间建立经常性的日常交往和良性互动,否则尽管双方都有友好交往的愿望,但因缺乏经常性的沟通容易导致误解,甚至造成工作的失误和损失。

四是在在体制和政策上对民心相通工作不够重视。和一些西方国家比,我们“走出去”的实施力度不够,而且束手束脚。一些政策、规划,目标往往和实际能力、支持条件相脱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过于偏重经济建设,轻视文化领域的相关工作。

五是现有文化传播方式不适应“一带一路”的新需求。汪晖指出,目前孔子学院已经分布得很广了,也花了不少钱,按说这个机构应该能够利用合作者的资源,团结当地的学者,并与国内的学术界建立联系形成网络,但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太少,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很难找到很好的合作学者。

对加强“民心相通”工作的政策建议

学者们普遍认为,“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战略,而是建立区域共同体的系统工程,因而必须把促进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坚持国家主导、企业为重、各界参与、持之以恒,才能获得成效。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要把“民心相通”当做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来构建,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来推进此项工作。要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门机构,制定专项规划,拨付专项资金,培养专门人才,夯实工作的基础。

第二,加强对外交人员、海外企业人员的培训。建议根据形势的需要和现有队伍存在的问题,应对驻外人员加强培训,要能够在所在国发挥好作用,及时了解各界动态,能够对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情做出预测;要系统和全面研究和了解派驻国的历史与现状的各个方面,成为所在国相关专题的专家。

第三,要加强语言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加强对小语种专业人员的培养。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钥匙是语言。课程设置应该改革,可以复合式地学习沿线几个国家的语言,比如学一些英语,也学一点泰语,一点缅甸语,如果与沿线国家联合起来编写融合各国文化的教材效果会更好。文化走出去要有载体,中国设计的一些教育装备很受东南亚国家欢迎,教育装备出去的时候,文化教材、教法一块就出去了。

第四,建议国家大力支持对中亚、南亚、东南亚、非洲、中东以及拉丁美洲各国的研究。要补上目前对这些国家进行研究的短板。要全盘考虑我国高校和研究院所的整体布局和队伍建设,鼓励研究人员前往相关国家开展实地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信息,不断积累对各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的认识,补充基础资料,打好研究基础,为我国重大的外交决策和在相关国家实施的重大项目提供更好的服务。除了发展我们自己的研究队伍,还可以聘用国外的学者,或多举办些多边双边的共同活动。

第五,发挥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着力培养青年人才。欧美国家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在第三世界非常活跃,日本的很多志愿者也渗透世界各地。而我国的民间社团很少走出国门。我们推动“一带一路”,既要有经济力量的推动,也要有理念的推动。我们需要有建构、传播共同价值理念的自觉,也需要更多更具代表性的发声源来传播我们的理念。

第六,设立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的“文化精英培养系列工程”。对沿线国家的青年提供来华留学便利,设置专门课程,定期举办丝绸之路各种文明的论坛和对话会,鼓励中外学者对话,将研究成果出版传播。鼓励和资助中国学者、学生去“一带一路”国家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活动。

第七,建构一带一路国家自己的话语体系,创立有影响力的舆论平台。中国在反恐问题和区域发展等问题上,要发展自己的叙述,而不是简单挪用欧美的叙述,使得我们能够和亚非拉国家建立不同的对话关系。可以利用现有的学术机构和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与当地合作编写关于在地的教材,逐渐脱离旧的殖民主义话语、冷战话语的知识架构。可以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拓展在当地的中国研究机构。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国际关系的五项原则,这就是用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影响了整个国际制度的建设。我们要学会用现在的语言体系来积极开展我们文化价值的传播。

第八,要发挥企业传播中国文化的骨干作用。“走出去”的企业要做好中国的形象品牌的塑造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覆盖了全球75%以上的国家,在非洲达到85%以上。我们在非洲50多个国家有将2500多企业在投资,这些企业与当地社会的接触非常广泛,所在国的人民也是通过我们的企业来了解中国的文化。从这个角度讲,企业是“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的主体。所以要告诉我们的企业如何更好地与媒体打交道,与各地各种的社会力量打交道。

第九,建议设立“丝路文化交流发展基金会”。专门为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的基础性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学者们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看起来是软指标,实际上是宏谋远略,是能否建成“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我们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而要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编辑 碣石)

 

 

 



¨ 本研讨会综述由王湘穗执笔整理。

#esle

当今世界给人的感觉是纷繁复杂、乱象丛生。巴西总统受弹劾下台并引发政坛动荡,土耳其军事政变流产,印尼突现市民暴动,伊斯兰国...

  当今世界给人的感觉是纷繁复杂、乱象丛生。巴西总统受弹劾下台并引发政坛动荡,土耳其军事政变流产,印尼突现市民暴动,伊斯兰国在中东持续肆虐,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欧洲难民危机,法国和比利时遭到恐怖主义袭击,英国公投脱欧,美国总统大选剑拔弩张诡异非凡,美俄之间死灰复燃的冷战似乎将随着特朗普当选而出现转机,中美在亚太的角力因南海仲裁案而愈发扑朔迷离,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对美政策突然转向,世界经济萎靡不振,反全球化呼声分贝日升,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内的所见所闻。在这些貌似相关性不大的事件或现象背后,则隐藏着一些相互关联的且带有某种共性的原因或机理。

宗教问题与现实政策制定

    在因技术进步而享受到物质福利显著改进的世界,人们看重科学和理性是自然而然的,以致部分人愈发笃信这样一个假定,即认为随着科技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或满足感会越来越强,很多社会问题以及国际关系难题亦将随之逐步解决。与此同时,在宗教感下降或长期生活在非宗教环境中的一些人,对宗教信仰在个人或族群中的意义与影响严重低估,甚至认为宗教情怀浓重的人,其行为是非理性的或是“疯狂的”。然而,这种基于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在现实面前遇到了严峻挑战,建立在它之上的社会经济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正在迅速下降。那种试图用基于理性主义的中短期政策去解决存在了千年的宗教问题的努力,尤其是在掺杂了一己私利情况下,其收效微抑或适得其反,可以被视为是当今世界诸多乱象背后原因之一。

理解世界变化的重要维度

    人口变迁是我们理解世界变化的一个重要维度。美欧等发达国家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强化,其中日本人口数量已开始下降。预计30年后,65岁以上老人占比将达到39%。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影响因素是消费不足、思想趋于保守、劳动力短缺和劳工成本上升,财政压力增加等。另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内部族群及信教人口结构的变化,正向质变接近。欧洲现有5000多万穆斯林,荷兰和比利时新生婴儿的一半出生于穆斯林家庭。依照目前的人口增长速率,2050年前后,法国和德国都将成为穆斯林人口过半的国家,美国的穆斯林人口也将超过5000万。上述数字构成了欧洲难民危机和特朗普移民政策的大背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甚高,同时教育、营养、医疗和就业机会又不能满足新增人口需要,导致了大量就业技能欠缺的青年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业已成为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收入分配和财富不平的加剧,是我们观察和理解当今世界变局的另一个切入点。人类经历了二战后快速经济增长时期,特别是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普遍繁荣,但基尼系数却达到了0.71的历史高度,凸显出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发达国家内部近几十年来收入差距也明显加大。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占成年人总数为50%,远低于1971年的61%;而其同期收入占比更是从62%降至43%。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全球分工与贸易收益远未普惠于大众,已是不争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内中的低端位置不断固化,发达国家内部利益受到全球化冲击的群体没有得到相应补偿,因收入差距和战乱引起的人口从穷国向富国的流动,大体上可以解释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明显升级。包容性增长近来成为一个关键词的原因亦在于此。

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使经济长期低迷

    如果能够不断地做大蛋糕,见到别人状况改善后相信自身状况随之改善的“隧道效应”便会起作用。然而当今世界的一大难题在于做大蛋糕的根基受到侵蚀,亦即劳动生产率增长极其缓慢,进而导致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4%降到如今的1%,发展中国家同样从2000年的4%以上降至今天的1.5%。生产率增速放缓的原因除了重大科技创新鲜见之外,还在于导致阻碍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各国内部市场集中和垄断、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级、教育水准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劳动力市场日益僵化以及预期利润降低引发的投资不振。在20169月初召开的G20杭州首脑峰会上,各国代表把注意力从短期政策转向倚重促进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的中长期政策,主要目的就在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引导全球经济走上正轨。然而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此目标的最终实现远非一日之功。

    人们通常认为,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因为它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增进福利水平,改善生存环境。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科技创新给人类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破坏性,至少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是巨大的。在近几十年的各种技术进步中,对人类生活和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当推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促进了各种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传播,便利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和集体行动的形成。尤显重要的是,个人、阶层、群体乃至国家的权利意识随之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人们的利益所在也变得更加清晰,诉求的实现变得更加迫切。甚嚣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交织融合,极端宗教主义势力的猖獗蔓延,在相当程度上都和受到信息技术进步大力推动的权利意识觉醒与利益诉求强化密切相关。全球网络化也让世界开始暴露于网络战争的威胁之下。

全球治理存在严重缺失

    西方标榜并推行自我定义的自由、民主、人权,有其深刻的历史、宗教和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应该讲,在某些历史阶段,其国家利益在此基础上确实得以维护与增进。尽管那时候的党派竞争激烈,但整个精英层对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理念或行为准则尚有共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变得日趋极端且僵化,并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群体。于是,在选举政治的不断强化下,西方(尤其是美国)精英层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的裂痕开始加深,这包括:个人权利与国家职责孰重孰轻,自由竞争与政府干预孰强孰弱,国内发展与国际责任孰先孰后,以及如何处理与中国等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与欧洲国家右翼势力的迅猛崛起、不同利益诉求者之间的不妥协、民众对国家权力机构的高度不信任、国际社会对工业化大国难以兑现承诺的失望与不满,凡此种种,向世人展示的恰似一幅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一步步迈向死胡同的画面。

    主要大国力量对比持续变化,是使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呈现出动荡局面的基本变量。在最近的5年间,中国的GDP从与日本旗鼓相当到高出两倍多,并达到美国的60%。即便按照包括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在内的“包容财富”来计算,尽管差距仍旧巨大,但中国追赶美国的速度是惊人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的综合实力已进入顶峰平台期,缓坡下行也成为基本态势。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工业化国家普遍面临的财政困难。财政状况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本国民众福利,关系到政治家的政策选择空间,还直接影响一国或国家集团的对外政策实施。美国在中东等地的战略收缩,俄罗斯敢于在叙利亚与美国争锋叫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中美之间来回摇摆,其背后都有美国的财政压力的影子。奥巴马政府奉行的重返亚太政策,至少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已经在财政上玩不起目前的游戏了。

    在一个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的时代,全球问题层出不穷,然而全球治理却存在不足或缺失。表现为国际规则或全球秩序的全球治理,其“公共”程度或“中性”程度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各国均以最大化自身利益为对外政策目标、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如影相伴的搭便车激励或集体行动难题等,基本上可以回答全球治理赤字和全球治理非中性问题。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平台,G20发挥了极为独特的作用,然而它所取得的成果与全球问题的妥善解决仍距离尚远。各国为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全球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从2008年开始,每次G20峰会都向世界表露出坚定且明确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决心。但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却是2015年全球新增贸易限制措施达到创纪录的736项,排在前10位的国家占总数81%且均为G20成员,而最大受限国是中国。

    关于世界未来发展趋势,有人说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确定。这句话有部分道理。20171月将宣誓就职的特朗普总统能否弥合大选所宣泄出来的种族、宗教、治国理念上的对立,能否化解国际社会对美国新政府的疑虑并弱化负面的政策溢出效应,已经成为当下世界最大的不确定性。2017年德国和法国以及韩国的大选是否会有美国大选式的戏剧性、对立性和诡异性,实属未知,其中涉及的问题和可能引发的后果,有可能堪比美国。即便“伊斯兰国”作为一个实体组织很可能在多方合力打击下受到重创,但其精神或信念则不会随之败落,没有人能清楚知道它或其他组织谋划的恐怖主义袭击会在世界的哪一座城市实施。世界史无前例的高债务水平,二战后无出其右的持续低缓复苏,主要经济体前所未有的狭小政策空间,使得无人敢于断言2016年全球或某个地区不会爆发金融危机或出现经济衰退。

应对变化的世界需要理论创新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有些东西还是确定的或确定性程度较高的。除了上面谈及的各种观察外,还有如下四点更具一般性的趋势。

    首先,我们无法排除爆发地区或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但主要大国之间的爆发全面冲突是不可想象的,它们之间在承认分歧的同时相互尊重、共谋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宿命。

    其次,以世界各国间相互依存度提升为标识的全球化进程将继续,不过全球化之路已经过了宽阔平坦、满眼鲜花绿树的路段,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掣肘。

    第三,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演化将继续,工业化国家的相对实力下降,新兴国家力量则上升,其影响会以不同的方式在各种国际和全球事务上反映出来。

    最后,发展中国家以工业化国家为榜样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将继续前行,并将长期面临巨大的生态与环境压力,践行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看来是唯一可行且有效的现代化路径。

    描述和理解世界需要理论和分析工具。在一个加速变化的世界里,既有的理论分析至少在某些领域已经难以肩负起解释世界的重担。在本次美国大选面前,流行的政治学与大众传播学理论显得苍白单薄;在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袭击和全球治理赤字面前,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显得力不从心。人们在追求GDP增长率的时候,“突然”发现所付出的环境和生态成本已经高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以至于不得不考虑用包含生态环境之福利影响在内的衡量指标来替代GDP

    变化的世界要求我们更新旧有理论、创造全新理论。需要用新的X光机,帮助我们观察日趋复杂、形态多样、变化万千之世界,精准确定问题所在并对症下药,从而实现我们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增进全人类福祉。在此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乱象或难题的出现,既是对现有理论的挑战,也是理论创新的绝佳时机。

 

    (编辑  季节)



*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esle

“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是当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国内社会严重分裂的突出表现z...

继英国公投之后,特朗普以一名“局外人”身份赢得大选,出任美国总统,大出世人预料,全球震惊,众说纷纭。

正确审视“特朗普现象”

  美国大选和英国公投两者性质虽然有别,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在不同程度上都折射出美英这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存在的社会严重分裂现象,即广大普通民众与精英的尖锐对立。广大普通民众对现行体制、社会现实极度地不满,对极力维护现行体制的精英阶层内心充满愤怒。按照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纳什的说法,大选已使“双方之间关系达到意识形态上的‘内战’状态”。

  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两者由于在社会上所处经济地位不同,本就有着不平等的遭遇,而美国政府近年来一直推动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思想的“全球化”,更使他们之间的“不平等”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据美联储公布的数据,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43%的美国财富,最顶峰的0.1%的人拥有美国财富的22%,与占美国90%的中下层民众财富总和相当。

  对于如此悬殊的贫富差距,两位美国知名人士有如下的描述: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指出,金融危机后,“美国已经分裂为两个:一个是超级富人的美国,他们在经济复苏中赚到了高额的奖金;另一个是大量中产阶级、中小企业主的美国,他们仍在艰难地挣扎”。

  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上个世纪90年代撰写《历史终结论》一文而出名)指出:“在两代人的时间里,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形成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等级如今重新成为美国政治的中心”,“美国民主、共和两大政党都没能善待衰落的群体,成了美国制度的代表性问题”。

  几年前,美国曾发生反映基层民众对现实不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被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予以取缔。这次美国大选,包括一部分中产阶级在内的更为广泛的普通民众,通过支持被精英阶层嗤之以鼻的商人特朗普竞选并将其送入白宫,使精英们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发泄心中多年的积怨。

“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不是什么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争,也不是什么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较量。确切地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是当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

正确认识当今的“全球化”

  “全球化”现象由来已久,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当今的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化。它从一开始,在不同层面都是不平等的。它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有利于大的跨国公司,不利于中小企业;有利于发达国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有利于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而不利于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其他发达国家。全球化把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平等”扩展到了全球。其结果是,这些年来世界上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全球基尼系数突破了极限,已超过了0.7

  当今的全球化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利弊兼有的双刃剑,只是利弊程度不同而已。既使推动全球化最为积极、获得利益最多的美国,也遇到了它始料未及的恶果:即随着众多企业为追逐最大利润转移到国外从而导致国内实体经济萎缩,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人口居高不下。这是引发美国社会利益分配不公而造成如今严重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实再次验证了丘吉尔的一句名言:“资本主义之恶在于幸福之不均”。

  如今的“全球化”不是什么圭皋,必须有所改变,甚至英美领导人也不得不认同这一点。奥巴马在20161116日发表告别欧洲的演讲中指出:“当前全球化进程存在问题,引发不公正感。不少选民觉得被快速推进的全球化进程抛在身后,产生沮丧和愤怒”,“世界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必须纠正……。现实给人们的教训之一是,不同国家面临相同的挑战,那就是必须着手应对社会不平等”。同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伦敦金融城发表讲话时指出,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在一年内改变了世界”,“政府必须关注人民对全球化给就业和社会带来影响的担忧”,“英国拥护自由贸易,但同时应当管理全球化力量,以便它为所有人服务”。她还特别强调,英国决不能“思想僵化,拒绝变革,故步自封”,而要“适应当前时代,思维要与时俱进,抓住机遇”。

  任何形式的一体化(无论是地区一体化还是全球一体化),本身就存在着各成员国既可享有将本国资源配置的范围扩大到国外之利,同时又必然会有自身主权运作受到一定制约之弊。正如基辛格日前对日本记者指出的,国家关系只能建立在符合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多边协议同样也只能建立在符合有关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欧盟是当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主权国家联合体,可是它却面临“生存危机”,恢复民族国家的呼声日甚,根由在于一些国家感到自身主权受损过多,得不偿失。

时下,有人把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欧洲反一体化、反移民政党的崛起,统统斥之为“民粹主义”、“反自由贸易”、“逆全球化”,等等,这是不妥当的,是对客观现实的误读。其实,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进程遇到这些问题是必然的。任何事务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变化,“物极必反”。

正确研判执政后的特朗普

  大选期间,美国精英层对特朗普的“丑化”、“妖魔化”,以及他们固有的“理性思维”,使得他们难以准确判断特朗普的大政方针。因此,对于来自美国的各种信息,定要冷静、客观地加以研判,以避免重犯误判美国大选的教训。

美国今后政策走向应关注的问题

  在研判美国今后内外政策走向时,应关注以下几点:

  一、美国迄今仍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唯一超级大国,这是它维系其在世界上“领导”地位的物质基础。只要这一基础未变,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会坚持以维系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为核心内涵的全球战略,并据此制定内外政策,包括特朗普在内,任何领导人概莫能外。正如基辛格日前指出的,在今日的美国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孤立主义”,这种观念只是“在一些不懂外交政策的人们中间流传的浪漫幻想而已”。

  二、美国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无论谁出任美国总统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或更准确地说华尔街的利益。特朗普也会如是。如今美国社会的分裂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作为总统特朗普也无法加以解决,为暂时缓解一下民众的愤怒,最多只能做一些弥补而已。

  三、尽管共和党一些大佬(同样属于精英阶层)看不上特朗普,但特朗普依旧是共和党推举出的人选赢得了大选,而且使共和党在美国政治中占据百年来少见的一党控制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中心的有利局面。特朗普的施政方针必然会体现共和党一贯保守立场,否则寸步难行。

  特朗普似想仿效里根。“让美国重新伟大”、“以实力求和平”等竞选口号,都是当年里根竞选时提出的。但是两人所处环境不同,里根处在美国国势上升时期,因推行新自由主义而获得好评,而特朗普则处在美国国势下降时期,面对因过度推行新自由主义而造成经济停滞、社会分裂的乱局。特朗普很难再享里根总统昔日的荣光。

四、美国政治体制是民主、共和两党交替执政,两党在对外政策上无实质差异,分歧主要在内政。但历来新政府上台都会采取“反前届政府之道而行之”的做法。因此,不能以奥巴马执政8年的所作所为判断特朗普施政的准绳,更不应仅根据其竞选总统时的言论来预判其政策,还从未有总统会全按其竞选言论行事的。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将采取的政策调整

  从目前信息判断,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在美国全球战略不变的前提下,将会有所调整:

  一、为集中精力解决国内乱局,将采取“先国内后国外”,“先经济后地缘政治”的安排。

  二、本着“美国利益第一”原则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与此同时,对推进全球化以及由此伴生的所谓“全球治理”,多边谈判和多边协议的“积极性”会明显减退。宣布施政百日计划的首日即废除已签署但尚未获国会批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是明证。

  三、即使不会放弃“对外干涉主义”,但面对手伸得过长、顾此失彼、国内财力紧张、民众厌倦情绪高涨的困境,可能适当放缓推进,减少干预。

  四、在不放弃已构筑的军事同盟国的前提下,由于财力困难,将改变对所有盟国的安全大包大揽的做法,要求盟国承担更多责任。对于一些盟国利用与美同盟“夹带私货”(例如,欧洲一些国家要求美国在并不涉及其核心利益、又非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问题上出钱出力;日本借助日美同盟之名将其拖入它与中国争夺的钓鱼岛主权的漩涡,以及在“日美安保条约”的掩盖下进行扩充军备,向外扩张势力等),美国对此类事宜将会更加审慎。

  上述判断是否准确,有待特朗普上台施政后的实践来证明。但特朗普调整政策首当其冲的不是中国,而是其欧洲和日本等盟国。当前,我们完全可以静观其变。“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编辑  迟晨光)



* 丁原洪,外交部资深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