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即将过去的2020年,注定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为阻断疫情,各国采取防范措施,被迫暂停或封锁经济,引发一系列问题、矛盾甚至冲突,不但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亦极大地考验着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甚至对全球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安全格局深刻调整,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数字化浪潮给金融业带来巨大挑战

 

在抗击疫情中,迅速崛起的数字经济成为全球防疫的重要武器,不但帮助我们取得了武汉保卫战的伟大胜利,并在后期的疫情防控中展现了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疫情期间全面向生活、生产的各领域加速渗透,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又成为了抵御全球经济衰退、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引擎。万物互联、万物数字化的变革浪潮正推动人类社会从互联网时代向数字化时代升级。

全球金融业在疫情冲击和数字化浪潮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此次疫情加快了数字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加速了金融数字化转型。而数字经济的崛起也为金融业带来了新机遇。大量的新基建、新产业、新业态的投融资需求不断涌现。新的经济模式呼唤新的金融服务形式,其中,金融科技是新金融的典型代表,是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是驱动现代金融业升级换代的重要引擎。金融科技的开发和运用,将会是未来衡量传统金融机构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数据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也为金融业带来重大变革。“上云用数赋智”已成为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的“必选项”。借助于强大的网络和算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为金融业带来大量业务革新,使得金融服务更快、更广、更便捷、更精准。

疫情和数字化浪潮也给金融业带来巨大挑战。疫情造成的经济下滑冲击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各国大多通过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暂时稳住了金融市场,但其负作用将长期影响全球经济金融体系。而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重塑,使得依赖关键核心技术的数字金融科技系统的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在数字化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在数字化拓宽金融范围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危险性;在数字化创新金融模式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在数字化带来新业务的同时,也对金融业提出了新要求。

 

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加强风险防范

 

在当前全球复杂而多变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全球金融治理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在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的同时加强风险防范。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同时它也依赖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金融必须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当前,我国金融业要服务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大力支持科技创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将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资本是关系到当下和长远发展的重要命题,而信用是实现从财富到资本转化的关键要素,也是金融的基础。信用不牢金融不稳。不管是互联网金融还是数字金融,其本质都是金融,都要遵循金融的规律,要以合法合规、健康良好的信用为基础。当前金融治理要扎实做好国家、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守好每个环节的信用,金融体系就不会出大问题。要加快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好数字技术服务和监管数字金融。同时,要积极推动债务信用升级为股权信用,乃至尚未出现的国际股权信用来支持科技创新和跨国合作,特别是数字科技的创新与合作,这有利于维护各国金融系统的安全。

当前,我们要坚持金融创新与加强监管并重,坚持守牢底线,维护金融稳定。金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金融的新业态层出不穷,在提高效率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金融风险不断放大。要在鼓励金融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扩大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能力之间寻求平衡。要加强基础性、制度性建设,监管与金融机构要提升科技和数字经济的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要积极发展金融监管科技,利用创新技术升级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推进数据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孤岛,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防范风险方面的应用;这些需要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科技企业携手努力,密切配合。

病毒无国籍,疫情无国界。同样,在全球经济金融已深度融合的今天,金融风险的蝴蝶效应理论已得到了证实。这次疫情的发生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而纵观人类历史上数次大的疫情,尽早、尽责的隔离防治是阻断疫情的有效手段。国际社会应该携起手来,守望相助,共同应对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而不是“任其私心”,笃信“本国优先”,更不能轻启所谓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威胁手段。不管是全球疫情防控还是全球金融治理,尽责监管、积极合作、先进科技是全世界一致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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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陈元在世界金融论坛武汉峰会暨第三届世界金融论坛上的演讲,本刊略做编辑。

* 陈元,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原董事长。

 

最近几年,ofo,蛋壳公寓,e租宝……不管是做房产中介,还是共享单车,或是做纯投资的P2P,一旦涉及互联网金融模式,只要爆雷就会遇到很大问题。因为互联网延伸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我们随手拿起手机就能够接入互联网,并可能成为其用户,那么风险就会放大,一旦爆雷,破坏性就会很强,并且波及人数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这不得不让我们警惕,如果有一天,一家规模比上面几家公司还要大的涉及“互联网金融”的公司,用户规模是几千万人、几亿人,如果一旦爆雷了,那对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什么后果?这个破坏性和烈度简直难以想象。

 

老老实实搞制造业更好

 

制造业企业员工能超过一万就很大了,例如一家规模一万人的大型制造厂破产了、烂尾了,影响的是这家企业的员工,以及部分对这家企业依赖性高的供应商、渠道和客户,范围通常也就是几千人几万人,而且这一万名员工至少曾经拿到了工资。这些企业就算破产了还能留下土地、厂房、生产设备、技术专利、库存产品和原材料,更重要的是有一批技术人才,这些人到其他企业还可以继续创造财富。

最近在说半导体行业盲目投资,而武汉弘芯总是被拿出来当典型案例。跟蛋壳比起来,弘芯还没有量产,烂尾并没有影响到消费者。由于还在建设期,员工人数也很少,估计就几百人,这跟蛋壳公寓波及的人数一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弘芯的投资者当然在资金上有损失,但是这类制造业的投资绝大部分是投在土地、厂房和设备上。

我看了不同券商做的研究报告,一般认为晶圆制造厂的投资,70%-80%左右是在生产设备上面,虽然数据未必精确,但也能说明设备投资的量级。这种实物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拿去搞财务投资不是一个概念。

    假如华为这样的国内顶级制造业企业万一倒下了,华为的员工、部分供应商和渠道客户等规模几十万人,当然会受到影响,也是中国的重大损失,会损失大量税收。但是作为制造业企业,它至少还能留下一笔很丰厚的遗产,有大量经验丰富、掌握全球一流技术的研发工程师和技术人才,以及大批具备海外市场拓展经验的国际化管理和营销人才,他们脑子里面最有价值的知识还在,不仅可以想办法再就业,或许还能打造出不少华为系的创业公司,就跟目前在工业自动化和电源领域大批华为员工创办的企业一样。不仅如此,华为还能留下海量的技术专利和基础研究储备,国际水准的实验室和生产设备……当然了,还有遍布全国的办公基地。设想一下,如果一家用户规模同样是几亿人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倒下了,能给中国留下什么?制造业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上百年,政府监管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不像互联网金融还是个比较新的东西,政府监管体系还需要发展完善。

 

我们对制造业的投资太少了

 

我国对中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太少了,这些领域是我们要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发展的关键领域。台湾是世界级的半导体加工基地,台积电召开的2020年第三季财报法说会上,公司总裁魏哲家表示2020年公司资本支出将达170亿美元,折1173亿元人民币(按2020年平均汇率6.9)。这只是台积电一家,台湾还有联电、力晶、世界先进、稳懋等半导体晶圆制造厂的投资。

与此同时,202011月中国大陆的集成电路制造厂中芯国际发布第三季度财报,由于受美国出口管制的影响,对于2020年资本开支,中芯国际计划从67亿美元下行到59亿美元,只是台积电的三分之一。

国内互联网经常报道某地某个芯片制造项目又投资几百亿、几千亿元,这类新闻非常多,给人一种似乎我国对芯片项目投资金额非常大,已经碾压全球其他地区的印象。其实这些项目很多只是一个框架、意向,金额也是指未来多年的累计金额,真正落地的比例极低。

别的不说,国内芯片工厂到现在为止也就是中芯国际、华虹、华润微、士兰微、积塔半导体、粤芯半导体、长江存储、长鑫存储等不到10家企业真正有能力量产,芯片代工厂产能能够进入全球前十的仅有中芯国际和华虹两家。如果把IDM厂也算进来,那我们只有中芯国际一家在全球前十位。

2016年之后,中国大陆新成立并且开始量产的有长江存储、长鑫存储、积塔、粤芯4家企业,积塔预计今年年底开始量产,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国内半导体制造不是过剩,相反是极为稀缺。半导体是中国现在进口的第一大商品,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种类,比石油进口金额更高。按照当前的投资扩产和技术升级速度,到2030年以后,我们依然要大量进口芯片。

目前台湾竟然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大进口逆差来源,其背后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台湾的芯片制造能力极强,是全球芯片产能最高的地区。韩国也是我国一大进口来源,其中存储器为核心的半导体占了很高的比重。

 

集成电路大基金一期带来巨大回报

 

2014年我国成立了集成电路大基金一期,极大地带动了资本市场对国产半导体产业链核心企业的投入,促成了长江存储、长鑫存储,也极大地促进了产业链上各企业的大发展。这也带来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回报。

第一是财务上的收益。国家大基金一期于2014年启动,初始计划投入规模1200亿元,实际投入规模1387亿元,累计投资项目70余个,主要股东来自于国家出资。其中涉及A股市场投入方式有二级市场买入、参与定增、IPO前增资、协议转让等4种。

截至2019年年底,国家大基金共投资购买A20只,初始投入金额测算为308亿元左右。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在2018年对中兴、2019年对华为发动了芯片战争,导致国内半导体资本市场暴热。大基金手里持有的A股市值,以20205月底的价格测算,已经超过800亿元,浮盈接近500亿元,浮盈高达1.6倍。不仅如此,大基金在港股中芯国际与华宏半导体也有一倍以上的收益。以上只是A股和H股的收益,还不算大基金持有的未上市公司的股权的收益。

投资半导体制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高利润,甚至可以说是暴利。当初大基金大量投资国产半导体产业的时候,谁能想到美国政府后来会以芯片作为科技战武器呢?又怎么能想到中国芯片资本市场因此而大热呢?如果这笔钱当初用在了别的领域,还能获得如此惊人的获利回报吗?

第二个是战略上的收益。由于大基金的投资涉及芯片设计、制造、封测、设备、材料、EDA等所有环节,到2020年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尤其是在制造部分投入主要的金额(占比为67%),而制造部分恰好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目前最为薄弱的部分。

我认为,要想推动上游的国产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加快实现国产化,唯一的道路就是搭建大规模的国产半导体生产线,也就是必须为国产装备和材料开辟本土市场。不要指望日韩欧美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工厂来验证和使用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只有在个别领域推进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极少数厂家才可能有机会。

在华为受到制裁之后,目前国内各界对28nm节点所需要的主要半导体生产设备和材料反复进行分析,在2022-2023年完成28nm产线国产化不再是绝不可能的任务,国产28nm工艺节点光刻机有望在2021-2022年完成产线量产验证。这将夺回一定的科技战主动权,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华为,增加了华为生存的希望。

如果没有大基金累计投资的1387亿元人民币,及其带动的总计数千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大大加速了国产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那么今天中国半导体产业链的水平就会再倒退几年,在未来几年内搞出28nm国产化产业链将毫无希望,华为生存或者说保持技术领先的希望和概率将会大大降低,要知道华为可是规模达到8000多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制造巨无霸。这是大基金带动对国产半导体产业链高强度投资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战略收益。

 

投资到制造业补短板将会长远受益

 

以上两点回报,我相信都是2014年决定大基金上马的时候想不到的,应该说得到这个收益已经超出了预期。中国制造现在的短板还很多,和国外技术差距较大的领域也还有很多,但是投资到这些领域,才会有巨大的机会,并且有超出预期的收益。我个人认为,集成电路大基金是过去10年我国最为成功、最有意义的国家产业投资项目。

集成电路大基金只是一个例子。如果追溯历史,当瓦特造出蒸汽机,英国人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恐怕也没有想到搞制造业能够给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在后续的几百年带来如此惊人的红利,掌握着全球最先进和最庞大制造业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击败了全球所有的对手,他们的子孙在今天掌握了如此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自然资源,享受着极高的生产力,英语成为全球霸权语言。

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我们在制造业上相对西方和东亚先进地区都还存在不少短板,我们老老实实搞制造业,尤其是搞中高端制造业,会让中国在未来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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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海外滩金融峰会的一篇演讲,激发了国内外金融监管、学术、司法界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热议。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余额宝、花呗、P2P网贷等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金融产品不断涌现。互联网金融机构对传统金融业务进行了创新,衍生出众多新型交易形式,为发展个人融资、电子商务以及中小微企业增添了活力。

2004年,第三方支付作为最早一批中国互联网金融业务开始推广运行。同年12月,支付宝正式成立。2013年,京东金融开始独立运营。过去的十几年间,互联网金融经历了高速发展,从社交网络、“互联网+”发展到大数据金融。

应关注互联网金融监管问题

在带来诸多金融服务便利的同时,互联网金融使用多元复杂的产品结构也为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难度。随着金融综合化经营的深入,互联网金融在发展创新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同时跨市场金融创新业务大量涌现形成监管空白,增加了交叉性风险传递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压力不断增大。E租宝现象及出现的诸如此类问题,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关注。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以及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以法制手段和法律框架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同时,运用“穿透式”监管,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甄别业务性质,严防交叉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成为金融监管部门的共识。

“穿透式监管”内涵及在国内外的实施

金融业“穿透式监管”是近年我国金融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广泛关注的热点。官方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是在2016101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中,具体整治要求包括根据业务实质明确责任”“根据业务实质认定业务属性”“根据业务本质属性执行相应的监管规定”“透过表面判定业务本质属性、监管职责和应遵循的行为规则与监管要求

2016年,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对金融业“穿透式监管”的理念进行了阐述,即透过互联网金融产品表面形态看清业务实质,将资金来源、中间环节与最终投向穿透联接起来,这一监管理念的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实质重于形式,“戳破互联网金融面纱”。针对特定的业务种类进行功能监管,改变以往监管机构根据职能划分的横向监管。

“穿透式监管”理念的提出,能够有效应对当前金融创新型交易的监管空白,对互联网金融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近年来,在域外金融监管实践方面,美英等国家大多实行“统一监管与分权多头”的监管体制,并在市场准入、金融消费者保护、事中监管创新等方面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探索,在互联网金融监管实践中也在积极探索金融统一监管、立法与行业协会协同发挥作用。

2010年,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其金融监管改革完成,由此进入了金融监管的新时代[1]。该法案有三方面特点。一是设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由监管委员会全方位协调各个监管机构和部门的运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收集信息识别风险点。二是提高金融衍生品的透明度。要求将场外衍生品合约纳入中央统一清算,从而增强监管透明度。三是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

英国为加强金融交易监管也采取了一系列金融监管的改革措施,包括加强英格兰银行的中心地位,赋予英国央行一定的监管职能,并采取调整利率、贴现率等手段加强宏观管控。同时成立金融消费保护机构,向金融消费者提供投资咨询,向其传授金融投资知识,对投资风险进行解释和告知,加强投资者对风险的预期。

澳大利亚秉持双峰监管理念,将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相结合。在此模式下,多个监管部门的职能集中于一个监管机构中,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成本,这样,信息共享更加便捷,监管效率进一步提升。国外这些基于各国国情的不同监管模式,其背后均体现着“穿透式监管”的理念和精神。

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穿透式监管”的必要性

基于互联网金融的阶段和特点

“互联网金融”一词最早由谢平教授在2012年提出,在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主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推动了新的融资模式的产生。该模式和传统商业银行提供的间接融资模式以及资本市场进行的直接融资模式均有所不同,被称为“互联网直接融资市场”或“互联网金融模式”。

2012年以来,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催生下,互联网金融及其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迅速占据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巨量市场份额。20209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指出,截至2019年末,我国网络购物交易规模达10.63万亿元,同比增长16.5%;截至20206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49亿,同比增长17.2%,使用手机进行网络购物的用户增加至7.47亿,同比增长20.1%

互联网金融虽同属金融的范畴,但与传统金融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异,故风险的形成亦有自己的特点[2]。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和金融的有机结合,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形成的,基于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技术的功能化金融业态及其服务体系,包括基于网络平台的金融产品、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服务以及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等。

从业务类别看,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中将当时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业态分为六类,分别为互联网支付、众筹融资、P2P网络借贷、非P2P的网络小额贷款、金融机构创新型互联网平台以及基于互联网的基金销售。从互联网金融的形式以及金融的功能和目的出发,当前互联网金融主要有以下几种业态:一是第三方支付,包含移动(手机)支付、互联网支付等;二是网络投资,分为网上基金市场和P2P投资;三是网络融资,包括小微贷款(如“借呗”)、网购消费贷款(如“花呗”),P2P平台贷款、网络众筹等。

2015年,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代表的十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定义了互联网金融的种类,即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以分类指导监管的方式公布了七种互联网金融发展业态。在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的通知中,四种互联网金融类型得到了明确的政策支持:网络金融产品、网络借贷、互联网支付、股权众筹融资。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监管层对互联网金融并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和分类标准,这与我国互联网金融正处于不断推陈出新的高速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基于互联网金融的独特风险

相对于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有其独特的风险性。一方面是系统性风险,在极其敏感的互联网金融市场内,政策、价格、经济环境的微式波动,基于敏感迅捷的特点,就可能对互联网金融交易市场产生波浪滔天的影响,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相较于一般的金融产品,互联网金融产品本身极具复杂性,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常常在毫不知情中被侵犯、泄露,互联网金融产品经营者大多数时候也不会主动告知消费者产品存在的风险。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征信体系在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加大了消费者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风险性。

从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源来看,互联网金融的运行特征和规模性导致了金融风险泛化,冲击着投资者利益乃至国家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定和社会稳定。

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认为,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信用风险,P2P等平台的信用风险远大于银行;二是顺周期风险,投资者更容易在有利可图时疯狂投资,在亏损时迅速撤资,引发“羊群效应”,加剧市场波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18)指出,互联网金融具有网络安全风险,该风险可能发生在金融科技的各个环节和场合,特别是网络黑客已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的威胁。

从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实践来看,2015年以来,以P2P平台跑路、非法集资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事件频发。其中,中晋资产、E租宝、泛亚、上海申彤大大等案件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些互联网金融平台打着创新的幌子,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导致大量投资者损失惨重,甚至诱发了社会稳定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的不力与不足,值得深刻反思。一方面,互联网金融风险频发,与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中机制尚未健全、投资渠道狭窄、投资者金融教育欠缺等有较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当前互联网金融法律规范的不完善与监管存在空白地带及监管措施的不到位。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填补立法空白,强化监管合力,将是今后互联网金融领域努力的方向。

基于我国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监管现状

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经历了包容性监管(19992013年)、原则性监管等发展阶段。包容性监管“更加突出监管制度环境的营造和各监管机构之间进行的协调联动,以及制定的监管政策会产生何种社会效果等多重性、综合性评价”。李有星(2014)认为:“原则导向下的金融监管一方面关注既定的监管目标是否实现,另一方面确保前述目标是为了提升金融整体业务服务水平,以及增进消费者的福利。”在《互联网金融发展指导意见》中也指出,互联网金融应遵循“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基本原则。

在监管范式上,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以“功能性监管代替机构性监管”,以适应金融模式的大众创新。在监管策略上,姚海放(2018)认为,应辨明直接融资的信用中介定位问题,然后厘清出借人、平台、借款人之间的关系,制定符合商业逻辑和基本法理的管制规则。在监管技术上,如周仲飞(2018)提出的“数据驱动监管”,许多奇(2018)、唐士亚(2018)提出的“科技监管”策略等。“穿透式监管”在我国金融市场实践中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113日,蚂蚁集团暂停上市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之一,蚂蚁集团仅用16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线上消费信贷、小微经营信贷、线上理财服务和线上保险服务平台。目前蚂蚁集团的金融核心业务已经和商业银行的功能相近,其实际拥有的客户群体、管理的信贷规模、客户资产规模以及市场影响力都超过了很多传统的商业银行。因为其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模式颠覆了现有的金融监管规则和理念,使得蚂蚁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金融监管的原有框架。此次事件进一步暴露出互联网金融监管面对新的发展业态、新的金融产品缺乏及时跟踪研究,尚存监管空白,监管方法和监管工具也存在局限性。如何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实质有效的监管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基于此,近期监管层表示,将按照金融科技的金融属性,把所有的金融活动纳入到统一的监管范围,完善风险全覆盖的监管框架,增强监管的穿透性、统一性和权威性,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系统,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因此,答案似乎就锚定在穿透式监管上。事实上,为治理互联网金融乱象,我国从2016年开始,在监管实践中引入穿透式监管理念。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曾明确提出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的深层次思考就是穿透式监管。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为解决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监管提供了新思路。当然,通过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降低信息非对称成本,强化监管部门的协调统一职能、完善法律法规也是穿透式监管亟待解决的难点与瓶颈问题。总体而言,穿透式监管不仅不会扼杀金融科技创新,而且将不断引导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政策建议

互联网金融“穿透式监管”的核心功能在于“回归本源”“发现事实”。“穿透式监管”通过对主体、产品、嵌套层级的“穿透”,可以发掘背后的实质当事人、产品的实质属性、层层嵌套的金融产品交易结构。而深入落实穿透式监管,需要政府监管部门、司法部门、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多方共同协作努力,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基于此,还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

一是进一步明确监管目标。要以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为目标,基于这样的目标理念,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协调对象不仅为一行两会,还需要协调财政、发改、国资、税务等部门的政策,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共同实现监管目标。

二是找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源头。这是有针对性制定监管措施的前提。现有研究过多集中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类型上,如信用风险、顺周期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流动性风险等。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需要大数据、风控体系和信用体系三要素。从现有研究来看,一方面,除已经被克服的大数据风险外,学界对风控体系和信用体系的风险源到底为何,缺乏深度系统分析。另一方面,只有准确定位监管目的,才能切中要害地制定监管规则。

三是坚持行为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要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理念,采取横向监管和纵向监管相结合的方式方法,同时根据业务主体进行划分。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打破了原有的行业界限,导致分业监管难度大增。因此,坚持实质重于形式才能让监管部门看清业务本质,抓住业务的核心和根本,从而精准划分监管对象,集中监管力量。

四是明确穿透式监管边界,从立法角度强化监管。互联网金融创新增加了监管难度和监管成本,因此穿透式监管应在一定的合理界限范围内进行,要明确监管主体权责范围,做到不滥用监督权力。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整治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相关制度体系。同时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还需从具体的制度设计入手,脱离泛泛而谈的理念型论证,通过规范的法学理论分析,进行系统性的制度设计。

五是进一步完善合作监管机制。互联网金融因其商业模式创新、集结跨市场和跨行业等多种特性,其监管不仅仅是监管机构的责任,同时也是金融市场所有参与者的责任。因此,金融监管需要引入多方力量,形成合作监管、协同监管。

创新是永恒的,变是唯一不变的。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带来了风险,也对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各监管机构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下,不断完善和推进穿透式监管措施,我国互联网金融必将行稳致远,推动中国金融业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和人民,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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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艳艳,中信银行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管理博士研究生。

[1] 闫瑾. 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穿透式监管[J]. 广西质量监督导报, 2020, 000(001):176-178.

[2] 最高人民法院课题组:《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情况、立法规制与司法应对》,载《金融服务法评论》2015年(年刊)。

 

 

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税制转型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税制改革的演化历程可划分为税制改革的酝酿、兴起、深化和新征程四个阶段,税制改革经历了三种类型。1987年以前,我们的税制以产品税为主体,当时税率设计的原则,是要调节计划价格给不同行业和企业间带来的盈利水平的差距。如果计划价格定得比较高,税率就高一点,如果计划价格低,税率就低一点,使得行业间、企业间的盈利水平趋于均衡。

1987年开始实行税收承包制,政府和一个个企业签定纳税承包额。比如都是钢铁企业,甲企业核定包多少税,乙企业包多少税,和增量是什么关系,都在合同中写清楚。承包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保证财政收入,但这个办法不利于公平竞争,因为政府和企业一对一谈判,企业盈利水平就不取决于企业的实际水平,而是看跟政府谈判的能力和承包条件。承包条件好的,企业竞争力差也能盈利发奖金;如果承包条件不好,或因当地政府财政困难、给企业的包税条件差,那就很难获得利润。税收承包制实行了大约6年。

1994年,开始实行税制改革,全面推行增值税。增值税制度的设计,是为改善制造业的环境。

1984年开始,我们就在若干行业试点增值税,当时的流转税有增值税、产品税、营业税。通过总结经验和借鉴国外经验,我们认为,增值税对制造业发展是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第一,制造业分工越细,企业的产品税负担就越重;第二,实行增值税可以方便出口退税,有利于鼓励制造业出口。1994年,实行增值税和出口产品增值税退税之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形势非常好。1994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排在第十几位,经过1015年,我国制造业先后超过了德国、日本和美国,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当时增值税改革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美国2017年的税法改革

 

2017年底,美国通过了税制改革法案,2018年全面实施。美国这轮税改的核心思想是要鼓励企业的科技研发活动。他们原来就很重视鼓励科技研发,但特朗普主持的这次税制改革对科技的支持力度很大,值得关注和借鉴。其中主要措施有:

1)企业购买机器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成本,不用提折旧。这样企业当年就可以回收购买机器设备的投资,投资回报的时间就可提前。

2)鼓励企业研发的所得税政策。我国原来规定企业研发费用可100%列入成本,为鼓励企业研发改为按150%扣除,前不久又提高到175%。而发达国家已达到200%250%甚至300%扣除,等于政府承担了企业研发的部分费用。

3)鼓励企业利用无形资产赢利。美国规定,企业到海外投资,只要利润率超过10%的部分,一律视为企业的科技无形资产获得的收益,对这一部分利润实行减税,利润率越高减税份额越大。这样企业就愿意把已有的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投向市场。可见,他们鼓励企业科技创新政策的力度是很大的。

4)关于企业海外投资所得利润汇回的税收政策。原税法规定,这笔利润汇回本土要交35%的所得税。这样他们的跨国公司纷纷把海外赚的利润留在海外总部,国内应交税款挂在账上。这个问题多年没有解决,国会也没人敢提出企业海外利润必须交所得税的提案,因为谁也惹不起这些大公司。而2017年,特朗普的税改政策规定,跨国企业利润汇回后可以减税,最多可减60%(原定35%,现只收14%),这样跨国公司就愿意把海外利润汇回,既可以给股东分红,还增加了国内储蓄。到20188-9月,已有6000亿美元(税后)汇回美国,其中4000亿留在公司搞研发(相当于美国GDP2%),另外2000亿支持了美国股市的上涨。

美国税改的另一个重点是鼓励就业。特朗普将企业税负从35%降到25%,鼓励企业多雇员工。由于个人所得税交税的门槛提高,所以很多工资较低的职工不用交个人所得税,但职工都要交社保。这样,美国的失业率从奥巴马时期的7%降到3%左右(疫情之前),同时社保基金的收入远超过小企业因减税多得的利润。政府从企业那里减少了税收,但增加了社保收入。美国2017年税制改革时,我国不少人认为,如此改革,美国财政平衡不了,这是对美国财政税收体制了解得不够。

 

    新时期我国需要进行税制转型

 

第一是关于鼓励企业科技研发的税制调整。

我国现行税制还不能很好适应科技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比如对企业增值税的计算,企业购置设备和基本建设投资,不要说100%列入成本,购置设备的留底税款(当期征增值税留待下期抵扣的税款),到现在还解决不了。2016年推行营改增后,我在调研中听到反映,留底税款从1994年底到现在累计已达1万多亿元(数字可能有波动),这笔钱都是应该返还企业的。20182019两年采取措施,退了一点税,但是退的税还不如新增的扣税多。

这里的问题在于,越是高科技、重资产的企业,这部分留底税负越重。举例说,清华紫光在武汉投资建了个芯片企业,留底税款最高时达100亿元左右,从开工建设到建成试运行、再到正常生产,已经10年了,还不能对冲掉这笔税。所以这个税制对高科技、重资产企业非常不利,而我们现在要重点鼓励的恰恰是这类企业。

另外还有企业研发投入的加计扣除问题、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问题。很多人都对设备投资留底税款等问题提过意见,但现在财政也很困难,这么多年的留底税款都花掉了,要一年内就把这1万多亿退给企业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我们这次转型跟以往的区别在于,我们现在需要采取鼓励企业科技进步的减税政策,包括加快固定资产折旧、研发投入加计扣除、设备购置增值税留底税款返还等等。这些减税的性质,和简单降低税率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因为上述减税措施是今天减、明天还要收,只是推迟了财政收入的时间。

这个转型非常重要,但所需资金数量很大。如果不搞一个国债来解决这几个政策,仅靠一般预算,每年拿出一部分资源来解决的方式,可能几年也解决不了,这样我们的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的税负不但不能减轻,可能还要不断累积增加。不过,这次税制转型并不是要财政简单拿出一笔钱来还旧账,而是要发行一个特种国债,今天把应该退给企业的钱退掉,让企业过几年经营情况改善之后,该交税时再交。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税制改革转型中需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二是关于就业的问题。

未来几年,我国就业形势将十分严峻。一是外需减少,二是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提高科技含量,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机器人代替人工。我看到很多事例,比如有的面粉厂,七层楼高的生产线只用4个人。碧桂园房地产公司使用建筑机器人,搬运材料砌墙等工作全是机器干。技术装备的升级、外需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萎缩,都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农业方面,随着装备水平提高,一个职业农民能够经营几百亩土地,将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释放出来。总之,我们就业的问题将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

不过,越是高科技企业,单位资本就业率越低,越是小微企业,单位资本就业率越高,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小微企业。美国税制改革经验说明,如果把小微企业的税收放宽一些,增加了就业,其中一个效果是社保收入可以增加。社保收入增加,可以减轻政府的扶贫压力和低收入群体的社保压力。而社保的收入是我们现在财政缺口最大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税制转型方向,应该是在未来若干年内,一是为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减轻负担,需要发国债解决税收的时间问题;二是让小微企业的税收,从现在的增值税、所得税转化到征收就业增加后交纳的社保资金。如果完成这两个转型,对我们实现科技创新驱动战略,一定会有很大的支持作用。

    (编辑  高梁)



* 许善达,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协同应对

官产学协同,攻克工艺技术

达成合作意愿只是技术突破的第一步。虽然当美国进入二战时,合成橡胶的生产已有20多年历史,但美国自身并没有大规模生产合成橡胶的经验,相关技术还没有过关。与天然橡胶相比,合成橡胶更难制造、粘性更小;因此在制造轮胎时需要更多的粘合剂。为了生产可靠的通用橡胶,必须研发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在谈到业界最初对GR-S的试产时,一位亲历者回顾道,第一批实验样品很快就显示出,这种“古怪的”新型合成橡胶与业界熟悉的天然产品完全不同。拉伸强度约为天然产品的三分之一。固化速度要慢得多,而发热速度却增加很快。他说,“如果有选择的话,新的合成材料可能会被扔进垃圾桶。但这是战时紧急情况,别无选择,业界必须学会用它制造轮胎和其他产品”。

由于GR-S需要确定与天然橡胶不同的复合条件、促进剂、抗氧化剂以及炭黑的种类和剂量,政府携手产、学、研发起了一项“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American Synthetic Rubber Research Program),重点是改进GR-S现有生产流程,并解决现有和潜在技术难点。该项目的牵头人是贝尔实验室的资深化学家罗伯特·R.威廉斯 (Robert R. Williams, 1886-1965),参与者除各相关公司的研究人员外,还包括来自贝尔实验室、美国国家标准局、伊利诺伊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的学者。贝尔实验室的多位化学家解决了GR-S生产中的诸多关键技术问题;例如威廉·贝克博士 (William O. Baker, 1915-2005) 开发了一种利用橡胶溶液的折射率确定橡胶中的苯乙烯含量的技术,对提高GR-S质量作出的重大贡献。其他参与计划的学者也不遑多让,以至于固特里奇公司总裁约翰·科利尔(John Collyer, 1893-1979)禁不住将科学家和工程师比作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突击队和别动队”。在橡胶署长办公室的强有力领导下,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团队联合起来,各种知识与想法汇集在一起,所有数据与成果进入同一个信息库,大家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即这个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通力合作很快显现出巨大的威力,该计划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短时间内攻克诸多技术难关,在合成橡胶的开发和实际使用上取得快速进展,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计划开启短短16个月后,GR-S便开始批量生产。在该研究计划持续期内,100多种详尽的研究报告通过橡胶署长办公室分发到所有参与方,各公司共享了200多项专利的研究成果。一位于1941年投身合成橡胶行业的化学家相信,通过以这种大规模集成方式展开技术攻关,美国合成橡胶产业得以“将平常需要走10年的路,缩短至一年”。

政府直接投资扩大产能

在推进技术研发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大手笔向合成橡胶产业投入巨资。据估算,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合成橡胶工厂的建设投资高达7亿至7.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11亿至120亿美元),用于兴建51座工厂,占这些工厂建设费用的97%。此外美国政府对橡胶项目还有大量其他投资,总金额高达2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今天的320亿元左右。[1]

 

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可以说完全是一场豪赌。当时就有咨询公司评论说,“在这个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样,还没有成熟的经验、没有经过试运行,就将这么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到新的制造设施中去”。但大战当前,不赌行吗?

很明显,这51座工厂都是全资国有企业。为什么采用国有制?原因很简单,私营企业看不到大规模投资合成橡胶可以很快给自己带来盈利机会,而政府这时正要为前线供应武器装备,无从、也无需斤斤计较市场价值得失。此前,政府也曾于1940年试图推动合成橡胶工厂的建设,但几乎白白浪费了两年时间,只建起4家年产量很低的小厂。“橡胶调查委员会”在19429月建议政府“硬闯”(bull through)合成橡胶领域;随后由杜鲁门领衔的国会委员会严厉批评了此前的谨小慎微的做法,这才为美国合成橡胶的大跃进扫平了道路。[2]

 

51座工厂分头由四大轮胎厂商设计、建造;建成后,政府以每年1美元的价格将其租给这几个厂商经营,几乎是白送;看起来这仿佛是国有民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政府对这些工厂以及合成橡胶上下游企业实行严密监管,形成了一个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合成橡胶生产厂集群。其次,为了避免妨碍各个厂商之间的合作,联邦政府在合成橡胶领域暂时叫停了反垄断法,不再奢谈自由竞争。[3]

再次,这些工厂所生产的橡胶并不能随意拿到市场上销售,而是必须记在“橡胶储备公司”的账上,按“战时生产局”制订的分配方案,出售给工业用户。同时,它们所需的原材料也是政府机构计划分配的。用当时“战时生产局”负责人的话说,“在广大的生产领域,生产什么、谁来生产、出售给谁都是由政府决定。价格和工资由政府控制,政府引导劳动力在工厂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流动”。[4]

 

综合起来看,相关企业根本谈不上“民营”,而是国有官督商办。需要指出的是,在那段时间,美国上下对政府这么直接的干预合成橡胶产业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辩论。事后证明,政府出手的效果良好。以其中最大一间工厂的建设为例,在正常情况下,其建设周期需要10年;然而,在战时,由于各方面的齐心合力,它不到10个月就投产了! 美国的工业部门此前从未被要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承担如此巨大的任务,但他们知道,如果合成橡胶计划失败,美国的作战能力将被大大削弱。既然没有退路,面临再大的困难,也只能硬着头皮砥砺前行了。

前面提到,1940年,美国的合成橡胶生产能力只有4500吨;1941年,提高到8400吨;1942年,战争已经开打,4家新建的工厂原计划将产能提高到4万吨,但最终只完成了2.25万吨。转机出现在1943年。这一年,“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初见成效,15座工厂完工,GR-S开始量产;当年产量是前一年的十倍多,达到23万多吨,相当于同期全球天然橡胶园的产量。1944年是战争最吃紧的年份,对橡胶的需求升至顶峰。这一年,一个全新的合成橡胶产业已在美国形成,产量提升至76.3万吨,是1940年的一百多倍。[5]

 

这年,曾担任过“橡胶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哈佛大学校长、化学家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在给该委员会牵头人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 1870-1965)的信中激动地写道:在短短两年内,美国完成了“一项几乎是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即建立起一个通常需要20年才能发展起来的庞大合成橡胶产业。“回想两年前那些炎热的八月天,仿佛就在昨天;现在这一切几乎好得不像是真实的”。 到战争结束的1945年,建设美国本土合成橡胶工业的目标已超额完成,当年产量达94.5万吨,占全国橡胶消费量的87.6%,产能更高达110万吨。

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面临生死抉择的伟大崛起

谈到二战时期的科技进步,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原子弹的威力容易吸引眼球,但合成橡胶对美国赢得二战也许贡献更大。实际上,当时的不少知情人都认为,合成橡胶计划堪比“曼哈顿计划”。1947年,深度参与合成橡胶计划的劳伦斯·伍德(Lawrence A. Wood)在一本小册子中指出:“美国的战时合成橡胶计划与美国在原子弹上的项目非常接近”。在他看来,这两项计划至少有三个共同点:1)总费用分别都有20亿美元左右;2)都是按照提前制定的计划执行,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3)都是在政府的指导和控制下,大批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团队合作。直到1955年,被人称作“两洋海军之父”的美国资深众议员卡尔·文森(Carl Vinson,1883-1981)还在一次国会关于政府合成橡胶项目的听证会上情不自禁地说:“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说,二战期间建造起这些工厂是最伟大的战争成就,仅次于核武器的发展”。

的确,几乎从零开始,合成橡胶的飞速发展称得上是美国二战期间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从质上讲,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美国还不能生产可以用于制造轮胎的合成橡胶; 1942GR-S的产量只有区区3721吨,占当年合成橡胶产量的16.5%,质量也不太好。随着“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快速取得进展,1943GR-S的占比已接近八成,且质量持续改善。到战争结束时,GR-S的占比稳定在八成以上,其质量已可媲美天然橡胶(见图1)。

 

1  美国合成橡胶的构成与产量,1940-1945

数据来源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7; 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 “Government Rubber,” https://pslc.ws/macrog/exp/rubber/synth/asrrp.htm

 

从量上讲,珍珠港事件前,美国的合成橡胶产量远低于苏联与德国;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大合成橡胶生产国,产量比德国的最高产量(1943年)还要高出7倍。战后,美国占据全球合成橡胶生产霸主地位长达65年(图2),直到中国合成橡胶的产量、产能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超过美国,夺得世界第一合成橡胶生产大国的头牌。[6]

 

量的另一个指标也许更重要,从1944年起,美国生产的橡胶已经可以满足战争需求;到1945年,除满足战争需求外,橡胶产量已略有富余,可供民用。1940年底,罗斯福曾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将美国建成“民主的军火库”(Arsenal of Democracy)。恐怕直到一年后他才深切的感受到,没有足够的合成橡胶,尤其是丁苯橡胶,这个“军火库”根本无法建起来。直到美国上下一心、协同攻关,突破GR-S关键技术瓶颈以后,它那个“军火库”才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在二战期间,美国工业为前线总共生产了303,717 架军用飞机、88,430辆坦克,94,179艘战舰、260万辆军用卡车、60万辆军用吉普。研究表明,“二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盟军军备生产的优势”。

 

2  美国与全球合成橡胶产量及美国的占比,1939-1956(万吨)

数据来源Ray R. Gehani,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s in Synthetic Rubber and Tire Technology,”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Vol. 2, No. 4 (January 2007), p. 62

 

假如没有足够、适当的橡胶供给,哪里会有这些军火、装备?没有这些军火、装备,美国哪能具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岂有战争胜算?正是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时,全国上下众志成城、迎难而上,才使美国得以从零开始,在三年之内发展出全新的合成橡胶产业,支撑起庞大的军火库,全面碾压德意日轴心国。马丁·邓普西上将所说的“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就是一个绝佳的佐证。

世界上最不怕封锁的就是中国

今天中国面临的芯片危机十分严峻,但还没有达到生死攸关的地步。我们已经可以满足自己30%的芯片需要;利用现有的技术,我们已经有能力制作出28纳米乃至14纳米技术的芯片;也就是说,非高端芯片的自给率可以快速提高到70%,甚至100%。真正遭人卡脖子的是用于手机的7纳米、5纳米的先进制程芯片,以及此类芯片的制造设备与技术。顺便提一句,用于航空的橡胶轮胎也是我们的技术短板之一。[7]

 

以前,通过国际产业链,我们可以买到相关产品,就像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到天然橡胶一样。现在断供了,这是坏事,但坏事并不可怕。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许多人看到那个‘事’字上边有一个‘坏’字,就认为它只是坏。我们说还有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8] 对当年的美国而言,天然橡胶断供是极大的坏事,但如果不是经历这件坏事,它的合成橡胶产业不知何时才能发展起来。美国都可以将坏事变为好事,中国也一定能。

在坏事变好事、化危为机方面,中国有丰富的经验。《孙子兵法·九地》讲到有一种用兵原则叫作“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9] 于是我们有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成语。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类似成语还有济河焚舟、破釜沉舟、有进无退、背城借一、背水一战、壮士断腕、绝处逢生、向死而生……,它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披荆斩棘,奋勇向前。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更是不断化危为机的历程。长征途中,面对失利和困难,毛泽东豪迈地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日本打到中国,毛泽东引老子的话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指出“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10]

 

抗战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在七大上一口气列举了“十七条困难”,然后告诉大家“古人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11]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使出种种损招,企图把我们扼杀在摇篮中,毛泽东大无畏地宣布:“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12]  1959年,面对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拒绝援助我国核潜艇研制,毛泽东掷地有声地发出豪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13] 1960年,为了“制止战争”、“不受人家欺负”,毛泽东又指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4] 

 

从建国一直到70年代初,美国纠集其盟友及走狗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苏联也于1959 6 月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并于 1960 年撤回全部在华的 1390 名苏联专家。然而,即使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们也于196410月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于1967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于19704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于197012月下水了第一艘核潜艇。而且我们还在极其薄弱的经济技术基础上,仅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便建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包括重工业体系、 国防工业体系、高技术工业体系。正是有了这样的经验,1989年,当西方国家再次启动对中国的制裁时,邓小平才能底气十足地说:“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15]

 

与过去遭遇过的严重危机比,当前的芯片危机可谓小巫见大巫;与过往落后的历史条件比,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制度的固有优势依然安若磐石、稳如泰山。高端芯片的设计与制造确实充满挑战,但绝非遥不可及,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肯定也能做到。“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面对美国的“脱钩”、“断供”威胁,我们只能同仇敌忾,绝地反击,因为除了胜利,我们别无选择!

(编辑  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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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Long, “Dec. 1, 1942: Mandatory Gas Rationing, Lots of Whining,” https://www.wired.com/2009/11/1201world-war-2-gasoline-rationing/.

http://www.wvculture.org/goldenseal/spring12/rubber.html.

W.H. Lawrence, “Rubber Collection Extended 10 Days; Roosevelt Is Disappointed as Report Shows Yield of Only 218,998 Tons to Saturday,” New York Times, June 30, 1942, https://www.nytimes.com/1942/06/30/archives/rubber-collection-extended-10-days-roosevelt-is-disappointed-as.html. 

 

 



* 王绍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1] 价值换算依据以下网址https://www.in2013dollars.com/us/inflation/1942. 

[2] 19421月到19437月,美国国会专门为合成橡胶的发展举办了超过100次听证会。Paul Wendt, “The Control of Rubber in World War II,” pp. 210-212.

[3] Alan S 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 p. 179.

[4] Paul R. Samuelson, “The U.S. Government Synthetic Rubber Program 1941-1955.”

[5] Jerome G. Peppers Jr.,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Logistics 1935-1985 (Huntsville: Logistics Education Foundation Publishing, 1988), pp. 63-6519415月,美国政府规划的合成橡胶产量的最初目标是1万吨,7月提高到4万吨。珍珠港事件后,该目标于19421月提高十倍,达40万吨; 33日又将目标提高至60万吨; 421日再将目标提高至80万吨;最后,9橡胶调查委员会把目标设定为100万吨。Paul Wendt, “The Control of Rubber in World War II,” pp. 209-210.

[6] 周文荣,自主创新、快速崛起的世界第一合成橡胶大国,《中国石化》,201812期,http://www.sinopecnews.com.cn/news/content/2018-12/28/content_1729473.htm

[7]中科院院长:把美国卡脖子清单变成科研清单2020917日,https://tech.sina.com.cn/d/i/2020-09-17/doc-iivhuipp4859072.shtml

[8]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8页。

[9] 骈宇骞、王建宇、牟虹、郝小刚等译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9页。

[10]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8页。

[1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0页。

[12]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6页。

[13]  郭勇,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中国军转民》,2015年第1期,第56-58页。

[14] 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 —1962)” (连载二),《当代中国史研究》,第8 卷 第5 期(2001 9 月),第69页。

[15] 邓小平,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9页。

 

 

新冠疫情引发全球性国际关系危机

新冠疫情百年不遇,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不仅是一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而且是一场全球性国际关系危机。疫情引发的各种危机相互叠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刻,对国际秩序、世界格局、大国关系造成的冲击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远大于几次金融危机。

首先,国际秩序空前混乱失序。美国维护日渐衰落的全球霸权的挣扎,越来越近于非理性、极端性。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走向极端,利用疫情乱打横棍几近疯狂,严重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动摇以联合国为中心、以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美国推动的逆全球化与新冠疫情相互激荡,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出现广泛断裂危机,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大衰退、金融风险进入易爆期、国际经济秩序进入失序期。基辛格所言“新冠疫情将会永久改变世界秩序”不无道理。

其次,国际格局分化组合复杂多变。美国纠集西方一些国家疯狂围堵中国,企图打造“全球反华联盟”;中国联手俄罗斯等新兴力量,加紧构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美国“拉俄制华”加大力度,但是俄美结构性矛盾难以化解,俄美关系持续紧张。欧洲大国对美疑虑重重,与美距离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既同情中国又惧怕美国,陷入“选边站”的困境。美国政府到处树敌,世界健康力量加速集结,对美国霸权的抵制日益增强,快速崛起的中国成为全球反霸力量集结的核心,对抗美国霸权的力量体系有望形成。

再次,中美大博弈空前复杂激烈。中美大博弈贯穿于政治、安全、经济、科技、意识形态、治国模式、国际话语权等各个领域。美国锁定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不断放大和激化与中国的矛盾,全面遏制围堵的大动作接连不断。美国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能源战、产业脱钩战、舆论战、意识形态战同时开打,军事挑衅、军事威慑伴随其中。中美从既竞争又合作走向全面对抗的危险性急剧增大,“中美世纪大博弈”提前到来,世界多国在不同程度上被卷入。

最后,世界正在进入“准多极时代”。当今世界既不是霸权势力可以为所欲为、称王称霸的单极世界,也不是几大力量相互制衡、多边共治的多极世界,而是从单极霸权向多极制衡过渡的“准多极世界”。其主要特点是:旧的世界秩序加速坍塌,新的世界秩序远未形成,围绕新旧秩序的斗争具有剧烈性;美国霸权走向衰落,但是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仍然拥有在全球横行霸道的资本;世界多个力量中心尚未完全形成,其消长趋势及相互关系远未确定;世界多极化的走势日益强劲,多极世界隐约可见,但是远未成型。

“准多极时代”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

在“准多极世界”加速形成,世界格局大重组、世界秩序大混乱、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大背景下,我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同时也有望迎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首先,疫情暴发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而我国率先恢复了经济增长。

新冠疫情最早暴发于我国武汉,来势凶猛,加之人类对新病毒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又要防止因判断不确、措施不当而引发社会恐慌,不失时机地形成抗疫动员的决策实属不易。在习主席、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及医学科学界的积极努力下,中国很快就从被动走向了主动。

我们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民为本”的治理优势、“守望相助”的文化优势,在中央统一部署和高效运筹下,采取了令其他国家难以置信的果断措施,调集了全国的人力物力,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共战疫情,在较短时间里取得了遏制疫情蔓延的重大胜利。我国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复工复产,并且正在快速实现经济增长。我国驰援数十个国家抗击疫情,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表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许。

尽管我们取得了抗击疫情的初步胜利,但是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远未结束。尽管我们有着强大的自力更生能力以及供应链、销售链、资金链、技术链相对完整的优势,复工复产进展顺利增大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但是在疫情引发世界经济大萧条、大衰退的背景下,高度依赖世界资源、世界市场、世界资本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形势不容乐观:保增长任务艰巨复杂,经济发展可能失速;大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可能面临停工破产危机,其他企业也要程度不同地开启“过紧日子”模式;作为制造业和吸引外资大国,产业链、资金链、供应链、销售链局部断裂的危险增大;“一带一路”建设合作面临新的挑战,不少项目短期内难以正常运转。

其次,疫情对我国社会领域的影响同样十分巨大。

一方面,疫情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企业倒闭可能造成失业潮,城市待业人口激增,大批农民工无处安身,保护中小企业、安置待业人口、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空前艰巨。

另一方面,抗击疫情强化了全社会命运与共的意识,增强了全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提升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对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认同感。

最后,疫情引起我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疫情对我国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相关。

在中国抗疫最为艰难的阶段,美国不仅未表示任何同情,更谈不上任何援助,反而是幸灾乐祸、冷嘲热讽。尽管中国频频发出预警,美国政府却无动于衷,心思完全不放到抗疫准备上,而是要看中国的笑话。特朗普政府热衷于权力争斗而疏于对新冠疫情防范,终于导致美国疫情全面暴发,很快就成了全球疫情的“震中”,出现了超高死亡率,美国人民陷入空前灾难,特朗普政府沦为世界笑柄。

面对如此危险的形势,按照常理,美国政府应当改弦易辙,集中精力于与疫情作斗争。然而,特朗普政府及一帮反华政客却反其道而行之,置美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于不顾,把蛮劲集中于打压中国上,妄图甩锅、嫁祸于中国,并且借机发动“对华全面大围剿”“中美新冷战”。特朗普本人及蓬佩奥之流不顾身份、不留后路,直接冲到反华最前沿,不仅赤膊上阵、恶言恶语,诬陷抹黑、追责索赔,而且加紧集结国际反华力量、动员胁迫他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华恶浪,舆论抹黑战、法律追责战同时开打,经济制裁、产业脱钩迅速升级。特朗普政府不仅疯狂打击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而且将几十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推动与中国经济脱钩,甚至扬言要“与中国切断整个关系”。特朗普政府还蛮横无理地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扬言制裁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属。民主党尽管在国内政治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斗得你死我活,但是在反华问题上一点也不甘落后。可以说,特朗普政府、美国两党政客遏制围堵中国已经近于癫狂。形象地说,美国霸权病毒大发作,对华遏制围堵的乌云迅速聚集,电闪雷鸣接踵而至,大有压城欲摧之势。

那么,特朗普政府及一帮政客为何如此疯狂反华?在笔者看来,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出于维护严重动摇的执政地位的需要,借“甩锅”中国,推卸抗疫失职、损失惨重的政治责任,转移民众不满,拉抬选情,服务于即将到来的大选。

二是将抹黑诬陷孤立中国作为对华围堵的一场战略性战役,服务于对华“新冷战”,妄图制造第二次“庚子赔款”,让中国倾家荡产,打掉其维系全球霸权的最强大对手。

三是美国两党精英以反华为“政治正确”,对中国成功抗疫展现出的制度、治理、文化优势感到恐惧,妄图以舆论战、抹黑战、追责战遏制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

特朗普正在发动对华“新冷战”

国际评论普遍认为,特朗普及美国反华势力正在发动对华“新冷战”。说到“新冷战”,一些人不以为然。他们的主要论据是,现在不存在两大阵营,也谈不上意识形态对抗。笔者的看法是,这就是“新冷战”。依据主要有三:冷战相对于热战,既然不是热战,但是发生了全面对抗,那就是冷战;虽然不存在两大阵营,但是正在形成两大阵线;美国政客恶毒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国家治理,张口闭口大讲“中国专制独裁”“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意识形态对抗又是什么?这就是说,中美大博弈具备了冷战的基本特征。为了区别于美苏冷战,我们姑且称之为“新冷战”。

至于这场“新冷战”的前景,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中国艰难胜出,迎来中华崛起的新纪元;二是中国惨败,陷入万劫不覆的深渊;三是两败俱伤,美国霸权不再,中国崛起延后。至于何种前景可能性最大,一是取决于中国战略方略的确定,二是取决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发挥,三是取决于中国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构建。

这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仍是世界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不仅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远远超过中国,而且国内国际动员与胁迫能力依然十分强大。不要认为美国当局的霸权行径缺少民意支持。经过霸权主义的长期熏陶,美国多数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霸权思维,为美国政客疯狂反华提供了社会基础。国际上,或者出于意识形态偏见、现实利益考量,或者惧怕遭到美国打压、受到美国胁迫,跟随美国的国家仍然为数不少。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综合实力虽然大幅增强,但是短板依然很多,与美国的差距依然很大。相当多的国人对美国可能会容忍中国发展强大仍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应对美国对中国全面围堵的思想和力量准备仍然严重不足。美国几十年在我国培养亲美势力,在舆论界、经济界、教育界、国际关系学术界的影响不容小视,其所散布的“崇美论”“投降论”“自责论”可能成为我们对美博弈的重大掣肘因素。

与此同时更应当认识到,我们的战略优势也十分突出。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有全党全军全民的爱国热情,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举国体制”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有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强大物质基础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有抗疫成功、经济率先恢复赢得的先机,有美国霸凌主义行径激起的民族愤怒。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产业门类相对齐全、产业链相对完整。世界多国对与我经济合作产生依赖,经济发展、社会供给离不开中国。我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朋友与伙伴遍布全球。特别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及中国能够发挥引领作用的上合组织,有望在对美大博弈中为我提供战略纵深和战略支撑。国际社会对美国逆全球化、霸凌主义、“美国优先”等等倒行逆施的不满日益增大,完全有望为我所用。

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一方面,这是一场十分艰难险恶的大国博弈,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决战,我们可能要经历种种艰难困苦,要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另一方面,我们有英明的统帅、坚强的党,有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13亿各族人民,有强大的人民军队,有4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综合国力,对这场霸权势力强加给我们的大博弈应当充满必胜的信心。

从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中美间的“世纪大博弈”已经到来。这场大博弈是世界两大国之间的全面对抗,是霸权势力对中国的一场大围剿,必然你死我活、少有妥协余地,必然将在多条战线同时开打,空前激烈凶险。但是,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调动战略智慧、用好战略资源,全党全军全民齐心协力,完全有希望在这场大博弈中胜出。

可能有人认为,如果大选后特朗普下台,中美大博弈可能就会停息,“新冷战”不一定会发生;即使特朗普再次当选,由于不再有大选压力,或许有可能调整对华姿态。

美国大选结果确实可能对其对华姿态产生重要影响。的确,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没有了大选的压力,其对华策略可能会有所调整。民主党拜登上台也可能不似特朗普一伙那么疯狂。但是,以反华为“政治正确”已经成为两党的共识,美国精英层已经深陷“修斯底德陷阱”想象,霸权思维已经渗透进美国多数选民的骨子里,大选后的美国遏制中国发展强大的冲动不可能实质性减少。更何况以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已经写入美国几大国家级战略报告。美国铁了心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强大,这是美国精英层的霸权逻辑所决定的。美国对跻身世界老二的国家从来都不客气,历史教训不应忘记。因此有理由认为,不论大选结果如何,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不会实质性减少,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不会实质性改变,中美大博弈难以避免,仅仅是对抗的形式与烈度可能会有所不同。一句话,“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再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新冷战”会否发展成为大规模热战

笔者认为可能性很小。中美都是核大国,中国已经具备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核大国之间“相互确保摧毁”的规律仍在发挥遏止核大国战争的作用,美国政客虽然狂妄自大,但是对于中国的核还击能力不会茫然无知;中国国防建设近年取得重大进步,战略导弹、航母编队、战略核潜艇等新一代武器装备大批列装,海洋战场建设大幅增强了海上防御能力;美国发动的是侵略战争、非正义战争,而且会给许多国家带来灾难;在我国周边打仗,我拥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加之我是防御作战,可以以少胜多,美国是进攻作战、必须拥有三至五倍的兵力兵器优势,虽然可能两败俱伤,但是我们的胜算更大。因而有理由认为,中美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微乎其微,特别是在我做好充分迎战准备的情况下,中美军事大博弈大概率将是中低强度的。

同时需要认识到,尽管中美大博弈极小可能引发两大国全面战争,但是中美间发生军事摩擦、军事对抗甚至军事冲突的危险正在增大。南海、台海局势紧张度可能进一步升高,随时可能发生军事摩擦。如果我武力解放台湾,美国军事介入、中美军事冲突恐怕难以避免。非常情况下,不排除美国对我某些军事目标实施远距离高精度打击的危险。美国还会加大对“三股势力”民族分裂和恐怖活动的支持力度,在我周边生战生乱的动作也会增多,甚至存在发生中国被迫卷入的周边代理人战争的危险。

需要认识到,如果我军事力量不够强大、战略威慑能力欠缺、战争准备不够充分,不仅难以遏止美国在大博弈中军事冒险,反而可能诱使美国采取战争行动。因此,必须把加强军队建设、国防建设提高到大博弈准备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只有能战,方能止战。加强国防建设、增强遏止军事冲突乃至局部战争的能力,应当纳入我们的“底线思维”。

(编辑  季节)

 



* 王海运,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驻俄罗斯前国防武官。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它还在进行当中,哪些是变化的动力,哪些是变化的后果,现在来讲或许为时过早。它将持续多久,最终又将演变成怎样的新格局、新秩序,都充满了未知数和不确定性。”黄平说。

在黄平看来,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看清过去百年来的变化轨迹。百年之中,全球发展及权力中心曾先由西欧转移到北美,再逐渐显露出往东亚转移的迹象。随之而来的,则是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与诸多待解的老问题。他说:“过去的一百年见证了两场世界大战,见证了大萧条,见证了冷战,也见证了发展,却没有见过今天这样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

世界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时代,但即便如此,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尤其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越大,各个国家便越是进退与共的共同体。黄平认为,在生与死面前,在发展还是不发展、安全还是不安全面前,大家会发现,世界各国其实都在同一艘船上。面对惊涛骇浪,首先要保证航行的方向正确,同时要保证行稳致远。因此,面对日益严峻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需摒弃丛林法则,坚定维护和平与合作。不可否认,全球化在给世界带来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不均衡和不平等。“我们该如何与时俱进,让全球化更加公平?这也是百年未见大变局提出的新问题。”

“在时代的大潮里,中国既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塑造新秩序的主要力量之一。”黄平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需要形成全新的发展理念,以合作共赢代替零和博弈,开辟新的发展路径。

 

 我们国家于2018年做出“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的判断。从狭义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18年正好是100年。广义的讲,百年可以是一个复数,就是近代两百到三百年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最早在西欧发端的以工业革命引领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后来扩展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它还在进行当中,哪些是变局的动力,哪些是变局的后果,人们正在不断深入地认识,因为我们正身处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中。

透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争、萧条、革命、发展

这个百年大变局,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观察,一个是百年时间的角度,另一个是世界空间的角度。从时间上说,狭义的这一百年在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呢?小事数不清,地方性的事数不清,世界性的大事也很多。20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是动荡的世纪、战争的世纪、革命的世纪,当然也是发展的世纪。

时间维度

中国进入20世纪不久,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帝制。而欧洲这个最发达的地区,在前半个世纪发生了两次大战。当然1819世纪的欧洲也是战争不断,但都是局部战争。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次世界性大瘟疫。

一战结束不久,发生了三件大事。一个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大批企业倒闭,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另一件大事,在中国推翻满清王朝之后,世界上好几个老牌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德意志帝国都终结了。一战结束了帝国的时代,建立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第三件大事,作为一战的一个后果,在世界上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世界又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多的国家被卷入了战争。一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包括了亚洲战场,当时叫东方战场。我们从“九一八”算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拉开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整个世界在战争与革命的交织过程中走过了20世纪的前半段。

1945年二战结束后,世界上又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1945年成立了联合国,直到今天,联合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具有合法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方面最重要的成果。第二是产生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新中国,70余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几千年和整个亚洲的面貌。第三是过去西方帝国主义用侵略、占领、掠夺的方式控制的亚非殖民地纷纷走向了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今天联合国190多个国家中,一些是原来的列强即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是曾经的和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就是从殖民主义统治下争取独立而新建立的国家,今天被称作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

联合国秩序既是战争的产物,也是为了不再发生像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而建立的。但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后,世界很快又进入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这是又一件大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立时,冷战已经开始,我们国家受到帝国主义长期的封锁,不得不参与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等等。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才结束了冷战的格局。20世纪后半个世纪,没有像前半个世纪那么血腥,但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期间,地区战争、局部战争几乎没有断过,越南战争一度扩大到几乎整个印度支那地区;苏美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形成“核恐怖平衡”,两国所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全世界毁灭许多次。

还有一件大事,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国民收入,以及居民的健康指标、识字人口指标等都有明显的进步。19世纪时,世界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就是西欧几国加上美国。但是到20世纪末,除北美、日本和西欧、北欧主要国家之外,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或地区也实现了工业化,包括已经进行了2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东南部和沿海地区都发展起来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谋发展。

这是从时间上说20世纪的世界,至少有以上这么八件大事。

空间维度

从空间的维度看,19世纪末西欧经济最发达,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居主导地位。到1945年二战结束,权力的接力棒从英国交到了美国的手中。所以20世纪在空间意义上发生了一次世界强权的转移,即主导权的转移。

20世纪的中后期开始发生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苏联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长达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它能和美国进行角逐、较量。实际上20世纪已经不只是西方在支配世界,20世纪后半期整个冷战期间,以苏联为中心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它也是一个高度工业化、高度现代化的科技发达的国家集团。

第三个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之一的日本,在被美军占领后经济得到迅速恢复,成为冷战中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同盟。它作为战败国,按宪法规定不能有自己的正规武装力量,只能有自卫队,而且只能驻在本土。客观上,日本成为冷战中能够在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发展起来的西方式工业化强国,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它是西方世界中(虽然它并非身在西方,也不是文化宗教和族群意义上的西方)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加入了七国集团,成为西方世界中的非西方人的国家。写《邓小平时代》的美国学者傅高义,最早的成名著作是《日本第一》这本书。日本第一就是要超越美国。1985年广场协议之前,日本经济很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也很明显,日本的工业品和电子产品,甚至日本文化产品的影响,世界各地无处不在。家家户户用日本的家电,旅游者都挎着日本的相机,连欧洲那些最重要的文物,从法国的凯旋门到英国的大本钟,日本都想买下来。

日本这个现象到了八九十年代已经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单一现象。继日本之后,在东亚又出现了“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再后来还有“五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尼、菲律宾。

中国于70年代末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到了20世纪末,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体量、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的发展势头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连当时美国那些搞外交、战略、军事的学者都开始谈论“权力转移”(power shift)的问题,担心历史上世界主导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的事情再次重演。

2018年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二。2010年中国GDP刚超过日本时,曾有人担心我们能否持久,毕竟日本稳居亚洲经济第一、世界经济第二已经有40年了。但是从20102019年,我们的GDP总量已经与世界第三的日本远远地拉开了距离。2019年中国GDP总量是14.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16.34%,日本同期是5.08万亿美元,占世界5.79%。世界银行曾用人均购买力平价指数(PPP)进行排名,PPP是选取各国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50种商品,根据人们对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实际购买力去衡量,而不是用汇率去折算。这样算下来,世界银行甚至认为我们2017年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当然我们不认可这个算法,因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力和整个经济的综合实力是两个概念,用GDP测量更能说明问题。

但是,从空间的意义上说,进入20世纪的后期,我们观察发展中心的东移现象(不是什么权力东移),东亚就已经不只是一个日本加“四小龙”和“五小虎”现象了,而是整个东亚的兴起与发展,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的发展。

在大变局中,持续了近50年的冷战格局已成为历史,但1945年以来大国制定的国际秩序代表性怎么样?当然联合国还是最具合法性的,但是光凭联合国能不能解决今天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其中既包括传统的,也包括非传统的问题,既包括最重要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也包括气候变化和我们正在面临的各种传染病、恐怖主义,以及金融危机等问题。对此,联合国的应对似乎不够及时,这样才搞了G20组织,我国也参加了。至于流行性传染病,包括非典、埃博拉等各类全球性传染病,包括今天的新冠病毒,这类非传统的问题也危及所有国家、所有个人,威胁到他们的健康乃至于生命。在这些问题面前,原有秩序还灵不灵、够不够?

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大变局之始。美国在苏东解体以后有一段时间是“一超独霸”,但是很快人们发现,由西方七国集团来主导世界局势,显然已经不可能了。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非西方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最典型的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金砖五国”,以及韩国、印尼、阿根廷、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就是2007-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以后,西方七国集团的领导力已经不能主导世界局势,对当前很多重大问题无能为力。所以,世界上那些大事,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在和平的保证下获得发展,在发展基础上求和平,需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才有可能。

在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就明确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和平就是要解决东西方冲突,发展是要解决南北差距。我们看世界上有那么多事,突发的事、意外的事或有些人捣乱的事,包括今天有些美国人要拿中国来做文章突破红线的事,但整个时代要解决的最大的事情,一是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第二就是新的非传统的、但我们又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如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疾病与健康问题。传统的国际关系没有把它们列为重大议题,现在却成了威胁我们的高风险事件,处理不好就可能成为大危机。

全球化:“丛林法则”还是共商共享

2008年,发生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没有过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危机。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要害的金融中心华尔街,发生了金融崩盘,其直接导火索是因两房“次贷危机”导致一些重要金融机构面临支付危机甚至倒闭,由此引发了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其深层原因则是因经济高度虚拟化导致的金融泡沫化。它影响的深刻,比此前的几次金融危机更甚。比如拉美80年代的主权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但它们与2007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还不可等量齐观。

第二就是“9·11”事件,那是美国建国以来从没有遇到过的,用非传统、非国家的形式,以极端的恐怖主义方式来挑战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并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把纽约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炸毁。

2007-2008年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几乎所有国家,10年之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持续蔓延的新冠病毒疫情,都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性挑战。所以可以说,我们是处在高度的不确定、高风险之中,这也使我们形成新的安全观。

金融风暴至少把一个原来很学术的用语变成大众化的词汇,就是“不确定性”。当然与它相关的其他词汇还有风险、危机,乃至于“陷阱”、“黑天鹅”等等。前两年一个最流行的话是现在“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这显示我们进入了一个高风险、高度不确定的时代。

但恰恰是这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挑战和风险,也可能带来新的机会。因为越是重大的、共同的挑战,人类越会意识到大家是在同一条船上,必须面对共同的利益、安全和健康保障问题。如果回到你死我活的丛林时代或冷战时代,反而不现实,哪怕听上去很“现实主义”。

所以,从联合国机制到地区、国家间关系机制,特别是今日的欧盟,战争不再是他们的首选,和平成了首选。过去的100年是充满了斗争和战争的不平凡的世纪,但在新的世纪,全世界面临的新挑战更多、风险更大、不确定性更强。旧有秩序不灵了,原有格局不够了。

第二个现象,就是所谓“权力中心”从西欧到了北美,然后发展的中心移到东亚。现在中国的发展又成为非西方国家高速发展的最重要的案例,甚至很多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奇迹”。1991年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地的新一轮发展就开始了,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各个国家和地区已经不只是求生存,而且也求发展,其中当然包括贸易、投资,商品流、资金流,还有技术和信息的普及与分享,当然还有服务。我们随时能看到各国人员的大流动,从教育、科技界人士到文化人士、旅游群体,还有大量的企业家、劳动者,都在大规模、高频率,甚至是跨国跨地区流动。进入21世纪这一轮全球化,不是突然才出现的。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看,探讨背后的深层次的结构和制度原因,这似乎是又一次权力转移。

现在的全球化是不均衡的、不够公平的,那怎么改变它?这是新的百年未有大变局中的应有之义、需解之题。

百年大变局正在重塑世界秩序,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不确定性

所谓大变局,就不仅仅是变化。变化天天都在发生,问题也永远存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那么大的不确定性,这次疫情这么大的风险,都是实实在在的挑战,挑战每个国家、每个社会、每个社区以及每一个人,行为上不改变、不调整、不适应、不配合,那么已经过去的危机可能又会再来。一方面是如此之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非西方的发展,如此之快和如此之大的影响,这是百年来没有过的。

从生产体系的结构上讲,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制造业就会外溢,其背后是资本外溢和输出,这是资本不断追求高利润的本性所使然。如果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或投资建厂的成本更低,而利润更高、回报更快、限制更少,资本就必然要过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中心的转移,在欧洲也发生过好几次。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到荷兰,从荷兰到英国,都是因为资本和制造业的转移。而随着制造业和资本的外移,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是失业、犯罪等社会病症的蔓延。当然也留下了金融业的发达如银行、股票、债券,以及各种服务业。金融资本成了资本的主要形态,虚拟经济、泡沫经济是对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的解释。今天美国不断指责中国,把中国当成替罪羊,实际上它的问题恰恰是结构性变化所导致,是根本的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

贸易不平衡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是结构性的矛盾。资本输出导致生产基地的转移,导致本地的失业增多,税收减少,政府预算和财政赤字增加,基础设施陈旧和破败,还有相关的社会病,等等。所以,问题不在于谁有没有“偷”它的工作,更不在于是否尊重知识产权,是否对国企不当补贴,是否“强制”技术转让,是否“遵守规则”,到现在,甚至连新冠病毒也成了中国故意传播给美国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也成了“罪过”了,恨不得再来一场“新冷战”。

再一个问题是,全球化造成的不仅是商品和资本流动,技术、服务、信息等要素也在大规模地流动。但核心的问题是,一个金融帝国如果没有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支撑,没有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它的霸权地位怎么维持呢?仅靠美元霸权印钞,进口优质低价的商品,是不能持久的。关键是自己的经济体系是否独立和完整,制造业或实体产业是否是支撑其金融等的基础,以及它的科技是不是继续处于最前沿,还能否继续支配垄断高科技技术,包括以专利的形式、知识产权的形式去垄断,也包括军事等是否继续处于最前沿、最高端。

这个全球化,从狭义角度看就是商品、服务、资本、信息、技术,以及(部分)人员的跨越国家和地区的流动和配置。它确实也带来人们的不适应,不仅带来机会,也带来过程和分配方面的新的不平等。

在人类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遇到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挑战,甚至带来新的危机的时候,是回到冷战、回到丛林时代,回到零和游戏呢?还是更加需要合作和交流,通过交流找到合作的机会,实现成果的共享?我们不能倒退回冷战格局,互相为敌、互相孤立、互相对峙、互相仇视。

今天和百年前那个时代不一样了。中国早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谁要想把中国排斥在外,再把它孤立出去、另外自己再搞一套,是做不到的。中国希望走互利合作共赢的道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经验、智慧、能力,使我们不会掉进冷战的陷阱,自我孤立起来或被人孤立起来。我们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乃至于相当多的发达国家,一直是本着互利合作、共赢共享来发展关系的。就算有些人一心一意要与我们“脱钩”,想与我们打新“冷战”,这既不现实,对这些国家乃至对整个世界都没有好处,甚至是灾难。如果世界真的再次陷入冷战,对所有的人都是灾难。当然,我们自己要应对好各种风险和危机,做好必要的准备。要坚持原则底线,做好各种预案,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求得发展,在发展中让我们更安全。

过去一百年那个西方秩序、那个安全框架和基本经济结构正在改变。西方主导的秩序或霸权秩序也越来越不灵了,而新的秩序正在百年未有大变局过程中型构与博弈之中。这个过程还有多少曲折,博弈过程中还有多少风险、挑战、危机,还有多少新的不确定性,因此还要经历多长时间,也还是不确定的。

总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征程“行百里半九十”,最后的冲刺和攀登,还有什么风险与危机,还有什么沟沟坎坎,还有什么新的不确定性,都要求我们必须保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同时我们也要千里之行始于脚下,实事求是、稳中求进,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解决问题,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就能“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明确提出在新时代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不同,但两国不冲突、不对抗是底线,不仅是确保中美两国能够在和平和安全环境下获得发展与和平共处,也能确保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至于进入当年那样的冷战状态,或被迫选边站队,或者被孤立隔绝。

第二就是互相尊重,因为两国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支撑这套制度的价值意识形态不同,我们本着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相互尊重,承认差别但互相尊重。没有互相尊重,无法真正和平共处。

第三,合作共赢,就是能合作的领域,经济也好,贸易也好,科技也好,乃至于非传统安全,气候变化、疾病等等,都可以通过合作求得共赢。

至于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愿景,要花多长时间达到,这不是我们一方能决定的,我们还是要尽最大努力确保一个基本安定的国际环境,不至于打乱我们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步骤,实现民族复兴与祖国统一,为世界和平做出我们的贡献。要保证我们的主权、安全和独立、保证我们的发展利益,也保证支撑我们这些核心利益的基本制度、基本理念。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是绝不会退让的。

 

(编辑 季节)



¨ 2020731日,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黄平做客第六十七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剖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文根据讲座内容整理编辑。


中美贸易战的美国理论

2004年,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谈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交换,这是最经典的李嘉图国际贸易模型。李嘉图证明了,两个国家、两个产品分工交换,以往贸易理论认为能够使两个国家的福利都得到增加。萨缪尔森在这篇文章里非常严格地用数学模型证明,可能会出现一个国家的利益得到了拓展,另外一个国家却因为参与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使得它的利益永久性地受到损害。

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大,它阐述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全球化也许对发达国家来说并不有利。它等于是颠覆了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现在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我们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看看能不能挑出他的毛病,但是萨缪尔森毕竟是经济学大家,他的论证逻辑非常严密,他从两种商品、两个国家最后扩展到3个国家、N个国家,N种商品,都给出了证明。

简单地说,例如中国和美国原来没有贸易,中国在A产品和B产品上和美国劳动生产率不一样,然后通过分工和交换,两个国家的福利都提高了。而中国在这个交换过程中,由于技术进步得到提升,比较优势中原来比较弱的领域,生产效率跟美国相比没有差距了。美国本来从国际贸易能获得好处,这时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逐渐消失了;中国的社会福利提高,技术也提高了。所以他认为,这就是美国受到永久性的损害。我谈萨缪尔森的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要说明今天的国际贸易中,美国发动贸易战、中美博弈是有理论基础的。

奥巴马时期就开始注意萨缪尔森的理论,特朗普这几年基本上是在践行这个理论,但是他把大国关系引进来了。最典型的就是今年5月份,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对华战略方针,其中明确提出,他们打压中国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他们愿意支付这个代价。我觉得这个非常清楚,本来特朗普讲的就是“我们赢你们输”,是“零和博弈”,现在他进一步说“负和博弈”,即双输都可以。这是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他真正做好双输博弈准备。这和全球化理论的发展是有关的。

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中美贸易下降的速度很快。波士顿咨询公司7月份做了一个模拟并公布了模拟结果。它认为,未来两年中美贸易要下降15%以上。从贸易接着谈到脱钩,现在对于脱钩的各种各样的研究都有,麦肯锡全球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专门谈中美脱钩问题。它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未来5年,全球企业生产的产品将有四分之一转移到其他国家,受影响的贸易商品总值是2.9万亿-4.6万亿美元之间,这个数字是很大的。

中美脱钩的内在基础

脱钩的主观原因是政府要求国家提高自给率,这一点我们都看到了。这是美国政府的要求,但还有一些分析值得我们关注,就是脱钩本身有内在的基础。

第一,贸易纠纷。打贸易战,气候灾害,网络攻击,这些事情在过去几年经常出现,很有可能造成价值链的断裂,这本身就是企业面临的问题,企业必然要考虑这种风险。麦肯锡对企业进行了几十年研究后发现,任何一个企业平均3.7年就会遇到一次持续一个月以上的供应链风险。所以现在企业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降低了劳动力对企业的重要性,技术进步使得工资的差异作用越来越小。

第三,消费者对快速配送的需求迅速上涨。我买了东西希望马上寄过来,如果这个商品还在美国或在日本,这太远了。所以市场的变化,使得打造更短的多元化、本地化供应链的需求上升。当然这次疫情也加速了企业对产业链的重新全面评估。

我们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一方面来自政策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有内在的驱动。当然各种相反的结论也都有,比如标普咨询公司发布的最新报告说,美国要跟中国脱钩,脱得了吗?成本太高了,不可想象。我们可以列举很多的例子,讲脱钩的成本,中国这么大市场,全面脱钩不可能。

我们前两年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中西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在经贸领域主要的意向是“规锁”,这就是美国拟采用新的一套国际规则,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并不想跟你全脱钩,你生产帽子、鞋或玩具,那些东西无所谓。他们担心的是中国做高端产品。所以中美贸易战刚一开始就一定是在高科技领域,而其他的一般产品它是不太在意的,这也是和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规锁”政策连到一起的。

宏观经济学解释不了疫情现象

关于金融,今天国际上争论最激烈的是什么问题?所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这次疫情后,全球经济到底将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恶性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这个争议非常激烈,现在还没有结论。伦敦政经学院一位研究货币问题的著名学者查尔斯最近的一篇文章说,不管疫情之后市场走势是通缩还是通胀,有一点是确定的,各国经济学教科书恐怕需要重写了,因为今天的宏观经济学根本解释不了这次疫情产生的很多现象,它对整个宏观经济学的影响将是持久性的。

现在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将会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因为这次疫情时期,为了各种救助项目,各国已经投入了20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因为纾困导致债务增加,全球的债务与GDP之比今年将上涨19个百分点。

第二是家庭的财富上升。本来,经济状况不好,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应该大幅度下降。为避免下降而采取措施,股市后来又开始涨,现在还在波动,但总体来讲,家庭财富在不断上升。这些都将导致通胀,特别是一些低收入的家庭,将得到政府的补贴。

再一个因素是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欧洲、日本都是负利率,美国也是低利率政策,现在联邦基金利率是0-0.25,我们估计美国很可能要进入负利率。美国现在的僵尸企业达到15%-20%,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最后是供应链的冲击。这次疫情期间,很多产业供应链受阻或者断裂,使得一些产品价格迅速上升。以上是支持未来将产生恶性通货膨胀的论据。

认为将会发生通缩的理由是:第一,虽然货币供应量增加很快,比如7月份,美国的M1M2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几,这是美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但另一方面是流通速度下来了。金融机构的准备金3万多亿全放到央行那里,商业银行的企业存款达16万亿美元,贷出去的很少,存款增长很快。钱都淤堵在那里,流通速度放慢了。

第二个理由,就是家庭恐惧,消费恐惧,支出下降。从2009年到2019年,美国10年间的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低于10%,而今年46月的储蓄率为25%,这可以看出居民的恐惧心在上升。

第三是劳动力市场。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尽管有所下降,但仍在8%以上,说明它的要素没有充分利用。只有生产要素被充分利用了,才可能出现通货膨胀。

2009年金融危机时,各国也在纾困,当时也讨论说将会发生恶性通胀,后来也没有发生,所以这方面争议是非常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份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是-4.9%,明年是-5.4%。这对我们未来一年、两年甚至五年的影响都很大。用总书记的话讲,国际经济形势是波涛汹涌的。

(编辑  季节)



* 张宇燕,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本文根据作者在20209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五次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最近一年来,几乎每天都会传来有关中美经济脱钩的坏消息,华为首当其冲。美国现在已经摆出架势,要对华为发起“绝杀”,意图禁止全球几乎所有制造商向华为出售一切采用美国技术生产的芯片。不仅华为依赖进口芯片,整个中国高科技产业也依赖进口芯片。2019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仅为30%左右,当年芯片进口金额为3040亿美元,远超排名第二的原油进口额。与芯片生产相关的高端半导体设备具有极高的门槛和壁垒,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为外国所垄断。在脱钩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中国芯片自给率能不能迅速提高,在2025年达到70%左右?中国的高端芯片能不能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对此,很多人不敢乐观。而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却很冷静,他嘱咐华为战略预备队学员:“‘要让打胜仗的思想成为一种信仰;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这是美军马丁·邓普西上将的话。你看,我们高举美国将领的话,向美国学习的精神并没有因为美国打击我们而改变。[1]

其实,脱钩、断供在近代历史上并不少见。本文回顾一个小小的历史片段,即美国在二战期间曾经遭遇过的致命橡胶危机。看看美国的例子,也许有助于我们提振信心,探索前路。

有人可能认为,芯片是现代工业最精密最高端的部分,与随处可见的橡胶似乎没有可比之处。殊不知,今天中国人对芯片的关切程度还不一定比得上二战初期美国人对橡胶的关切程度。昔日被称作“黑色黄金”的橡胶具有不可或缺性,这反倒是今天的芯片无法比拟的。事实上,今天人们之所以认为橡胶唾手可得,恰恰是因为它曾经的稀缺,催生了现代世界不可须臾离开的合成橡胶产业。

最大短板

橡胶原本只有天然橡胶。早在20世纪初,当汽车工业刚刚诞生时,人们已预感到,天然橡胶将无法满足未来社会的需求。1909年,一位德国有机化学家领导的研究团队获得世界上第一个合成橡胶的专利。次年,德国橡胶巨头“大陆集团”(Continental AG)开始生产合成橡胶汽车轮胎。一战期间,英国的海上封锁迫使德国厂商转向,生产了大约2500吨甲基橡胶。十月革命后,屡遭外敌封锁的苏联也付出极大努力,发展合成橡胶产业,于1927年完成第一项合成橡胶实验,于1932年开始批量生产合成橡胶产品,是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成就之一。

一战与二战初期的主战场在欧洲,与美国远隔一个大西洋,战争的紧迫性没有那么强。整个30年代,美国主要还是使用天然橡胶,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橡胶进口国,吞下全球一半天然橡胶产量。不过,美国几家相关公司也开始研发合成橡胶,出现五种不同的技术路线。但这时,它们是各怀鬼胎,都希望压倒竞争对手,没有任何合作意愿。特别是与德国化工巨头法本公司(I.G. Farben AG)分享大量合成橡胶专利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即后来的美孚),它不断制造要与本土竞争对手分享技术的假象,以阻止其他公司展开合成橡胶方面的独立研究。后来,杜鲁门牵头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标准石油公司的所作所为 “确实阻碍了美国合成橡胶的发展”。

反倒是身处欧洲大陆的苏联与德国更有紧迫感。早在1936年,希特勒就开始催促本国企业大力发展合成橡胶,他说:“……合成橡胶的大规模生产也必须以同样的紧迫感来组织和实现。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找什么工艺没有完全确定之类的借口了。我们是否要再等下去,这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否则,就会失去时间,危险时刻的突如其来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苏、德两国在30年代下半叶大力发展合成橡胶产业,掌握着该产业的核心技术。到1940年,苏联的合成橡胶年产量已达9.7万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德国紧随其后,是世界上第二大合成橡胶生产国;以至于开战后,它们双方战车使用的都是合成橡胶制作的轮胎。

在直接投入二战之前,美国生产的几乎每一种战略物资的份额都比其他国家高,唯独合成橡胶是例外,成为最大短板。美国在这方面的研发与生产远远落后于德国与苏联。1940年,美国的合成橡胶生产能力只有区区4500吨(占国内消费总量的0.4%),而苏联和德国两国合成橡胶的年产量共有12万吨左右,是美国的几十倍。事后,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赖特·派特曼 (Wright Patman, 1893-1976)遗憾地说:“100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获得橡胶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使用了大约35000种橡胶产品,但我们犯了一个近乎致命的错误,认为橡胶唾手可得。我们几乎完全没有从战略角度看待橡胶,没有意识到它在这方面有多么重要。”

的确,橡胶当时是现代战争中最强大的武器之一。橡胶是制造飞机、军舰、坦克、汽车、各种军械和器械所必需的材料。二战中为美国及其盟军屡建奇功的谢尔曼坦克,每辆需要大概半吨橡胶;每架重型轰炸机大概需要一吨橡胶;每艘战舰需要两万多个橡胶零部件,重量共约16万磅。此外,二战爆发的时候美国有3000万辆乘用车、公共汽车和卡车,它们都需要轮胎;每个工厂、每个家庭、每个办公室、每个军事设施里的每一寸电线都需要橡胶的包裹。没有足够的橡胶,根本就无法应战,更谈不上取得战争胜利了。

 

 

1  美国橡胶供给来源(1939-1945年)

数据来源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7.

 

1940年,战争已在亚洲进行多年,欧洲方面,德国从入侵波兰开始,攻城略地、势如破竹。面对全球供应链可能完全断裂的局面,罗斯福在这一年6月终于宣布橡胶为“战略与关键物资”,并成立了国有企业“橡胶储备公司”(Rubber Reserve Company,简称RRC),抓紧大量囤积来自海外的天然橡胶(与今日华为囤积芯片相似)。如图1所示,1940年与1941年,美国的天然橡胶进口大幅增加:1940年猛增64%,从不到50万吨跃升至约82万吨;1941年再增16%,致使1941年的进口量几乎比1939年高出一倍,达95万吨,备足了大约一年的民用需求。为预防更糟糕情况的出现,美国政府于19415月签订合约,计划兴建4座合成橡胶生产厂,让4家轮胎制造商运作,年产量定为1万吨;7月,又将产出目标提高到4万吨,是1939年的10倍,希望足以应付可能到来的橡胶短缺。

陡然断供

1941127日爆发的珍珠港事件,对美国来说还是打了个措手不及。事件之前,美国98%的进口天然橡胶来自于远东(图2),主要是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与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而这两个地方已分别于1941128日、19421月落入日军控制之下;215日,驻新加坡英军向日军投降。这样,珍珠港事件六周之后,日本人已掌握了世界上90%以上的天然橡胶供应,美国几乎完全断供, 比华为芯片的断供还要来得突然、猛烈。

 

2  美国天然橡胶的进口来源,1940

数据来源:Stephen L. Harp, A World History of Rubber: Empire, Industry, and the Everyda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5), p. 103.

 

珍珠港事件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几天之后,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对美国宣战,迫使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被动迎战。因为这一切是突如其来,应对起来十分棘手,橡胶成为整个美国经济中“最脆弱”、“最致命”的部分,比芯片对当代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有过之无不及。美国政府很清楚,若不能迅速获得大量新的橡胶供给,这个仗根本没有办法打。为了确认当时的情况到底有多么严重,19428月罗斯福总统成立了由哈佛大学校长、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等专家组成的“橡胶调查委员会”(Rubber Survey Committee)。该委员会1942910日发布的报告开宗明义第一段话就警告说:“在所有关键性与战略性物资中,橡胶是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盟国事业的成功构成最大威胁的物资。钢铁、铜、铝、合金或航空汽油的生产可能足以使我们如愿以偿地、迅速而有效地进行战争,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仍能保证这些物品有足够的供应,以强有力地支援我们武装部队的大规模运作。然而,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确保大量新的橡胶供应,我们的战争努力和我们的国内经济都会崩溃。因此,橡胶短缺是我们面临的最关键问题。”[2] 很明显,橡胶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可以说是生死攸关。

美国应对橡胶危机的第一招是寻找天然橡胶的替代进口源。1942年初,世界上唯一还没有被日本控制(但受到日军的威胁)的天然橡胶重要产地是英属锡兰(今斯里兰卡),但它的产能只是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零头;其余在非洲、南美的天然橡胶产地产能更低, 加在一起也只够美国两个星期的消费量。更何况,其他很多国家(如英国、苏联)也希望从这些地方进口。显而易见,即使能从这些地方进口一些天然橡胶,也无异于杯水车薪,是一条不太靠得住的出路。事实上,从19421月到19459月这三年半时间里,美国总共从全球搜罗来31.5万吨天然橡胶,不足半年的战争需求。

第二条出路是废旧橡胶回收。1942512日,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向全国民众发出呼吁:翻箱倒柜把一切废旧橡胶找出来。15日,罗斯福总统又录制了一段战争宣传纪录片,在全国所有电影院放映电影前播出,其主题也是回收废旧橡胶。罗斯福号召所有的美国人在6月的后两个星期,将一切用不着的橡胶制品收集起来,以每磅一美分的价格,卖给担任回收任务的全美40多万个加油站和汽车修理铺。[3] 罗斯福还带头将其宠物狗法拉(Fala)玩耍的橡胶骨头捐了出来,用于再生橡胶生产。然而,尽管采取了当时最先进的动员手段,到6月底,这次回收活动总共收到了不足22万吨废旧橡胶,让罗斯福大失所望。延长10天后,回收总量提升至45.4万吨, 这几乎已把美国的犄角旮旯彻底掏空了,但距离罗斯福设定的100万吨目标还相距甚远。据称,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回收活动”, 但它是一锤子买卖,无以为继。

第三条出路是减少橡胶的使用。为了节省汽车轮胎,也为了转产军品,1942210日,全美最后一条民用汽车生产线关闭。在19425月的广播讲话与纪录片中,罗斯福同时发出号召,“减少汽车的使用,通过慢速行驶和少开车来节省轮胎”。要达到这个目的,不可能完全依靠民众的自觉。当月,17个州通过法案,开始发行票证配给汽油;没有票证,有钱也买不到汽油。不过,汽油配给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节约汽油,而是为了防止美国人过多使用汽车,浪费轮胎,浪费橡胶。汽油供应减少,可以迫使民众少开车,从而可以少磨轮胎,少费橡胶! 同样为了节约橡胶,19429月底,联邦政府通过法令,将高速公路的行驶速度降到每小时35英里,因为相关部门研究发现,时速35英里的轮胎寿命是时速65英里的轮胎寿命的四倍。194212月,罗斯福总统又下令把汽油配给的做法推广到全国所有48州。这三项节约轮胎的措施一直实行到19458月日本投降之后。

上述三种开源节流的招数肯定有助于缓解橡胶短缺,但它们开的“源”太小,节的“流”不多,仅靠这三招不可能弥补天然橡胶断供造成的巨大空挡,更难以应付与日俱增的本国与盟国的战争需求。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最重要的只能是第四招,即快速发展合成橡胶工业,它被提升至最高优先事项。[4] 19425月,美国“陆军和海军军需委员会”主席警告:除非在库存耗尽前,“合成橡胶可以大量供应,否则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能叫停整个战争”。 被战争与断供逼得无路可退时,以前想办却无法办到的事反倒出现了转机。在这其中,政府扮演了关键角色。

协同应对

战时状态的政府集中管理

前面提到,美国政府在1940628已组建了“橡胶储备公司”。成立之初,该公司最重要的使命是进口、囤积与分配天然橡胶,服务于国防需要。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它马上被赋予了全面推进合成橡胶产业发展的任务,包括控制相关原材料的生产,协调相关公司、大学与科研机构展开合成橡胶的研发与生产,以及合成橡胶制品的生产。当时,除“橡胶储备公司”外,还有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负责组建新的合成橡胶生产工厂,这些机构免不了相互扯皮、掣肘,拖慢了建设进度。为此,“橡胶调查委员会”于19429月建议,“对与橡胶计划有关的政府机构进行全面重组和合并”, 将所有涉及橡胶供给与使用的相关职权(包括技术研发与橡胶的购买、销售、征用、储存和制造等等)集中到一个新设立的机构——“橡胶署长办公室”(Office of Rubber Director),直属于权力巨大、机构庞大的“战时生产局”(War Production Board)。 

“橡胶储备公司”与“橡胶署长办公室”这两个政府机构的作用是沟通产、学、研,协调人、财、物,争取用最短的时间,从无到有,发展出一个足以支撑战争与民用需求的合成橡胶产业来。几十年后,当一位美国学者回顾合成橡胶发展史时,他不无感叹地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甚至是我们孙辈的有生之年,都再也不会看到当时合成橡胶项目展现出来的万众一心。政府、私营企业和学术界全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分享专利与协议,为了美国的整体利益而运营这些设施。”

专利共享

为了生产适合广泛军用的合成橡胶,美国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专利问题。战前,杜邦公司已经发明氯丁橡胶,标准石油公司已经开发了丁基橡胶,但这两种合成橡胶都不能用于生产轮胎。适合生产轮胎的是丁苯橡胶,由德国法本公司发明,曾于1937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获奖。幸运的是,通过战前与法本公司广泛的技术合作与共享,标准石油公司获得了生产丁苯橡胶的专利与技术知识。但直到1941年,该公司不仅自身没有投资生产丁苯橡胶,还以提起诉讼为威胁,阻止轮胎企业固特里奇(Goodrich)和固特异(Goodyear)使用这项技术。

珍珠港事件4天后,1211日,德国对美国宣战;同日,美国对德国宣战。交战双方公司之间的商业协定不再作数。在这个背景下,官办的“橡胶储备公司”趁势而入,于1219日协调标准石油公司与美国四大轮胎生产巨头固特里奇、固特异、凡士通(Firestone)以及美国橡胶公司(U.S Rubber)签署了一份专利和信息共享协议。次年,美国政府发起对标准石油公司与敌国法本公司合作关系的司法调查;为了避免政府进一步施压,标准石油公司不得不于326日同意,在整个战争期间免费与所有参与协议的公司共享合成橡胶方面的专利。同时,各公司代表和美国政府达成共识,所有类型的合成橡胶都采用新代号“GR”,意为“政府橡胶”(Government Rubber):丁苯橡胶(Buna-S)被称作“GR-S, 丁基橡胶被称作“GR-I”等等,共五大类;产品以丁苯橡胶为主,其他种类的合成橡胶为辅,并确定将使用“共同配方”。最终,美国在二战期间生产的合成橡胶中86%为丁苯橡胶。可以说,没有用于轮胎生产的丁苯橡胶,机械化的二战根本无从进行。

直到这时,即政府迫使标准石油公司确保解封专利之后,大规模合成橡胶生产才真正成为可能。按照1941年与1942年的这两次协议,除相互交流生产技术相关信息外,对于此前已经存在的专利,只需交付一小笔费用就可以使用;而此后发明的新专利,将由所有签署方共享,直至1948年。这两项协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美国公司同意分享他们的商业秘密”。

(编辑  碣石)

 



* 王绍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1]任正非最新发声: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202097日,https://tech.sina.cn/it/2020-09-07/detail-iivhvpwy5282799.d.html

[2] United States Senate, 77th Congress, Technological Mobilization: Hearings befor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Military Affairs, Volume II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2), p. 554.

[3] 纪录片“‘’Scrap Rubber Needed‘says FDR,’” 1942615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fn9Z90MPeQ; Paul Holroyd, Brief History & Introduction of Rubber, May 18, 2015, https://www.rubberlinings.co.uk/single-post/2015/05/18/BRIEF-HISTORY-INTRODUCTION-OF-RUBBER.

[4] 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5. 当时,合成橡胶不仅对美国至关重要,对纳粹德国与苏联也不遑多让。为此,美国曾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合成橡胶制造基地进行轰炸,德国也曾在19411943年间对苏联的合成橡胶生产基地发动过毁灭性攻击 William G. Clarence-Smith, “The Battle for Rubber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Coope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Jonathan Curry-Machado, eds., Global Histories, Imperial Commodities, Local Interaction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3), pp. 208-209.



 

金融形势有惊无险,经济严重衰退

2019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状况频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20198月美国国债收益率倒挂。根据经验,出现这种情况往往预示着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更大的事情是今年3月美国股市暴跌,道琼斯股指20191212日到达最高点,到320日,道琼斯股指跌了35.1%,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又一次金融危机的前兆。但股市暴跌没有伴随重要金融机构的连锁式破产的情况,所以不能认为出现了金融危机。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今年全世界的经济和金融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5月份,美国一些大牌经济学家预测将出现通货膨胀,有人发表文章鼓吹持有比特币就可以防范通胀。其实2018年高盛就有过这种说法,不断有人说狼来了,但是直到现在狼还是没有来,美国国债收益率倒挂没有出现金融危机,股市暴跌后迅速回升还创了新高;通货膨胀依然无影无踪,基本上还是通缩的形式。

目前世界经济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新冠肺炎导致的经济衰退。2020年第二季度主要国家GDP同比增速的情况如下:

    

1  2020年第二季度主要国家GDP同比增速

 

可见,经济衰退情况是空前的。世界上所有重要经济体中,唯独中国取得了3.2%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各国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世界上多次出现国际金融危机的征兆,随后是疫情的冲击。然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美联储的政策都是印钞票,以不变应万变。美联储的几个主要招式有:

1.隔夜基准利率降至0

2.无限量化宽松(QE5,美联储资产负债表77天内从4.24万亿增至7.04万亿);

3.直接购买(A1/P1)商业票据;

4. 5.4万亿美元的3个月定期回购交易,每天1万亿美元的隔夜回购;

5.设立一级和二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购买投资级/非投资级公司债券和ETF(高收益债至BB一级),以外汇稳定基金分步出资500亿美元,其中250亿美元用作资本金投资级可10倍杠杆(高收益7倍)=7500亿美元购买力; CARES Act向外汇稳定基金注资4540亿美元,用于辅助美联储扩张信贷工具;

6.全面贷款支持工具:6000亿美元的中小企业贷款计划;

7.向各州和市政府提供500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

8.9个国家地区的美元掉期(亚洲,韩,新加坡);

9.对所有国家地区FIMA定期回购计划。

为了对付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国采取了极为扩张的财政政策,动用了相当大的财力。德国的财政政策向来比较保守稳健,但为了解决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德国所花费的财政支出占GDP比例已接近25%。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告诉我,他在德国开的工厂已完全停工,但他给职工的工资一分钱不能少发,企业负担30%,政府补助60%。总之就是不让职工因疫情受到损失。

2  一些国家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

 

 在世界主要大国里,中国用于对付新冠疫情的财政开支几乎是最少的。中国人基本是靠动用储蓄过日子。我问过一些农民工、理发员等,都是如此。

由于各国极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债务的上升不可避免。美国的国债近百年来一直在上升,到2020年已进入急剧上升时期。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从今年10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预计将达到或超过美国GDP100%。如果再加上养老金等部门,债务总额对GDP的比例将达130%。这将使美国成为日本、意大利和希腊等少数债务负担超过其经济规模的国家之一。

3  1900-2020年美国联邦国债增长图

 

世界主要国家政府都大举借债,但多数是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而不是发放国债、让金融机构和居民买债的筹资方式。

中国国内对这个问题有争论,很多学者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不合法,会造成通货膨胀。但实际情况是,美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程度已超过了25%,日本超过43%左右,新西兰明文规定,财政赤字货币化不能超过GDP50%

财政赤字货币化会引起通货膨胀。但问题是引发通胀的时间点是今年、明年或5年之内?谁也说不清楚。美国2008年引入QE、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到今天也没见通货膨胀。1996年日本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超过了3%,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超过92%,政府为避免出现资产泡沫或恶性通胀,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他们叫财政重建),从1997-1998年开始收消费税,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国债余额对GDP的比例急剧上升,现在已经达到250%。但20年过去了,当时预期可能出现的财政崩溃并没有发生,相反,日本的主要问题还是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最终可能卷土重来,但由于不知道通胀什么时候发生,所以决策者一般只是先考虑短期内要做什么。目前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刺激增长、解决眼前失业问题,这比预期1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更重要些。

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有扩张性货币政策支持。20203月以来,美国M2急剧增长,M2的增速也急剧提高。根据美国著名金融对冲基金专家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预计,今年年底M2将比去年同期增长20%-40%。上一次M2以如此速度增长还是在二战的时候。尽管很多人警告会发生通胀,但货币当局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

总之,西方国家并未因为担心通胀而退出QE和负利率政策,而是进一步加大了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强度。   

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和金融战的形式

我们之所以关注美国,因为我们是他们的重要债主。目前美元是在贬值,但还不要轻易判断美元进入了贬值周期,因为还有很多未知的因素。美国经济好,美元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美国经济坏,美元也可能升值或贬值。日本央行负责人曾对我说,他在日本管外汇管多年,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不要预测汇率的发展方向,预测不准的。

美国目前的政策对我们的影响,短期看主要是美元流动性,有时流动性紧些,有时流动性松些。长期看,美元资产的价值已被稀释,确实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危险,除非它能及时退出QE。理论上,为遏止通胀可以提高利息率、收紧货币,但紧缩政策又会造成经济衰退。

作为持有大量美元债权的中国,减持美元资产,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基本方向。

以上是不考虑中美金融冲突因素的情况。美国对中国发动金融战:一是金融制裁,就是根据美国的法律(例如美国制裁伊朗引用的法律),把具体机构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其中一种是SDN名单,中国有150多家实体受到这种制裁。还有一种情况是没有被列入SDN名单,但它发现中国和受到制裁的人有关,也要制裁,如昆仑银行、丹东银行都碰到这种情况。二是金融勒索,就是美国认定中国有罪,但私下协商解决,敲诈一笔钱;它对我国农行、工行、中行都搞过勒索。金融脱钩有各种方法,比方设法切断美元流动性,等等。 三是把中国的金融机构(大规模或小规模)踢出SWIFT报文体系和CHIPS清算体系。四是扣押中国的金融资产。五是对中国发动汇率战,特别是攻击中国汇率操纵、诱导人民币贬值。以上五种情况是大家已经讨论的比较可能性。

汇率政策和美元资产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汇紧张,所以当时国家鼓励多出口、多储存外汇。但当我们的外汇储备达到几千亿美元、超过必要规模的时候,还在走这条路就有问题了。

我们对外贸易多年顺差,同时资本项目也是顺差。在双顺差情况下,如果汇率仍然不能浮动,央行就必须买进美元,这将导致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国家再拿巨额外汇买美国国债。凯恩斯早就说过:如果你欠银行1000英镑,你就会受银行的支配,如果你欠银行100万英镑,银行就会受你的支配。美国政府欠我们1万亿美元,谁受谁支配?这很清楚。

2005年,美国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是曼昆,他的办公室主任菲利浦(马里兰大学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说:“有人认为中国向美国倾销,应该征27%关税。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征税,就意味着中国的产品以低于市场价格27%卖给我们,他们把赚到的外汇又拿来买美国的金融资产,使美国资本市场维持低利率,这样我们得到廉价的商品和资本市场繁荣这两个好处,为什么我们要跟中国过不去?中国的特点是,你越让他干什么,他就越不干什么,所以我们不断压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就不升值了。这样我们的好日子就可以永远过下去。”这就是美国精英当时的思维。

今天中国已持有大量的美元国债,很多事情就比较难办了。201312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说:“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美国完全可以扣押中国的一部分金融资产。这样做的经济的后果对于全球都是灾难性的,但是可以肯定,对于中国比对美国要糟得多”。

我们是否要抛售美债?当然抛售美债不可能悄悄地做,因为我们持有的美债主要由美国的道富、梅隆两大托管银行托管,资金走向很清楚。如果抛售,美国可以以扰乱市场秩序为名,对中国进行惩罚和制裁;即使我们把美债换成现金,也只能存入美国的银行,而美国只需禁止他们的金融机构同中国机构发生往来,中国货币当局就无法运作在美国的储备资产(比如用所持国债作为抵押借款)。在目前情况下,罗奇的建议是对的,就是以静制动,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不要做得不偿失的事情。

现在美国的国债已经是22万亿美元,中国在其中持有1万多亿美元,虽然是第一国外持有者,但跟美国国债的总量相比,不足以对它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所以不要在这上冒更多的险。

 4  1996-2018年美国国债持有者的结构

 

后悔药是吃不得的。现在只能亡羊补牢,抓紧作些补救工作。主要应该做的是:

第一,停止增加使用美元资产干预汇率,只要汇率能够浮动,就不用始终把重点放在增加外汇储备上,关键是保持贸易平衡。

第二,减少美元存量不意味着必须卖美债,我们可以找各种方法,如在一定时间维持适度贸易逆差(更多进口能源、农产品),或发熊猫债等把这笔钱花掉。

第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可以搞自己的CIPS,但如果想用它替代SWIFTCHIPS,短期内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要忘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跨国资本要想做空一国货币,首先要握有该国的货币,索罗斯在泰国之所以能做空,是因为他能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找到泰币,然后再去卖空泰币。而索罗斯在香港难以找到足够港币,他们做空就比较难。什么事情都有好坏两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需要特别小心谨慎,否则会惹祸上身。

第四,进一步推进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全面开始金融服务业是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而且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可以刺激中国金融企业提高竞争力,而且也很难设想,外资金融企业进入会对中国金融服务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但我们需要注意把开放金融服务业和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区分开来。

最近又有声音主张加速资本项目兑换自由化,主张通过开放来对冲美国对我们的金融战。这种意愿是好的,但要具体说明开放怎样就能对冲美国的金融战?中国资本项目下的大部分子项目早已开放,我们现在还要开放哪些项目?开放的路线图是什么?开放这些项目的成本和收益是什么?对中国的金融安全会有什么影响?真理是具体的,切忌空谈。我们必须掌握好度,正确的东西再多走一步就可能变成谬误。

切实贯彻“双循环”,是保证金融安全的根本途径

2020730日,中央政治局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实行好、贯彻好这个政策,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加强我们的金融安全。

实际上,中国经济格局一直是“双循环”。只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比较强调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出口加工;此后随着外汇储备增加,来料加工变成进料加工,以后又进一步上升为一般的加工贸易。与此同时,我们经济的主要部分依然是国内生产、国内销售。所以两个循环一直是同时存在的,就经济活动在GDP中的比重而言,国内循环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外循环是国内循环的补充。但国际循环通过各种外溢效应,为整个经济增长注入了难以衡量的活力。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当我们经济规模很小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GDP在全球排17位),可以假设我们的出口和进口对国际市场价格没有什么影响。但我国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2009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2018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3.6万亿美元,占世界GDP16%,是日本GDP2.7倍。当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对外部的影响就很可观了,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而且会冲击人家的国内市场,贸易摩擦就会不断上升。

所以我们的国际大循环出现的问题,恰恰是这个策略的成功造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也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理解。在成功的时候多想想它会有什么问题,就可能及时调整了。

所以,即便没有中美贸易战,调整也是不可避免的。不是否定过去,而是要掌握好度。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进程就可能停滞。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调整:

第一,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我国贸易总额/GDP最高时2007年是60%多,现在是30%多;出口占GDP比例原来是30%,现在是17%左右。贸易顺差占GDP比例最多时11%,现在1%左右。某些地方需要进一步调整,当然不是闭关锁国。

第二,加速对国际贸易失衡的纠正,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我们每年对美国有2000-3000亿的贸易顺差,如果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安全有好处,就可以多买。但中国贸易现在基本平衡,如果减少对美顺差,对其他国家就是贸易逆差。其中需要一些大的调整。在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同时,我们可能不得不减少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这样,中国的对外依存度自然就降下来了。

第三,在高科技行业和产品要实行进口替代。华为的经历说明了“备胎”的重要性。

第四,引进外资政策、外贸政策、汇率政策做相应的调整。汇率尽早实现自由浮动。外贸退税政策的着力点,应是让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不因为税的问题低于美国企业。如果把退税作为一般贸易鼓励政策就是错误的,需要调整。

第五,调整中国的海外资产结构,提高海外资产的安全性和盈利性。现在中国大约有5万亿海外资产、3万亿海外负债、2万亿净资产。但10多年来,我们的投资收益年年为负,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资产结构中主要是美国国库券,收益率极低(接近0);而我们的债务主要是投资,加上资本外逃、谎报瞒报等等。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就越来越依靠已有资本的收益。日本在2015年就是贸易逆差国,但它的海外投资经营项目是顺差,其收益足以弥补它的外贸逆差。中国已迈进老龄化的门口,现在钱借出去还给人家付利息,到时候怎么办?

第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依法严厉打击一切侵权行为。侵犯知识产权就是抑制企业的创新能力,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不但要保护外国人的知识产权,对中国企业也坚决不能做这事。

第七,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有人提出“缠抱政策”,我就尽可能“拖着”不走,这是对的。但也要强调本地化、区域化,在关键的环节增加自主可控力,让更多的产业链和终端留在或靠近本国市场。不但中国这么做,其他国家也在这么做。

第八,改善内地投资环境,鼓励企业向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当然这比较困难,比如边疆民族政策问题等。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要都跑到越南去投资。因为归根结底这还是国家利益的问题。

第九,用财政手段,通过二次分配减少阶层、行业、地区的收入差距。财政方面,该收的税要收,该公布的财产就要公布。所有国家都在这么做,中国也应该这么做。

第十,对外援助和投资要量力而行,尽量避免陷入海外债务陷阱。去年我到非洲某国访问,他们的外债占GDP70%还满不在乎,因为是欠中国的钱。这就是他们的心态。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有一句话,“不要借钱,也不要跟人借钱,否则你会失去朋友,失去金钱,人财两空”。我们该做买卖就做买卖,其他因素少考虑一点。

第十一,构建内循环格局要深化改革,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制改革的新形式,比如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等。要找到一个平衡,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要让国家能够发挥矫正市场失误、市场失败的作用,我们必须要有许多个类似《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发展规划,现在的问题是规划执行得好不好的问题,而不是应该不应该做发展规划的问题。

(编辑  高梁)



*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本文根据作者20209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五次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跨境贸易与投资人民币结算暨人民币国际化启动已逾十年。目前,人民币国际结算、国际储备、国际定价地位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成就有目共睹。与此同时,在履行国际货币职能的各个方面,人民币与主导货币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本次危机以来,美国货币财政政策有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操作,中长期影响难以判断;展望后疫情时期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究竟对人民币国际化有利还是相反,目前也难有结论。

 

人民币国际化取得初步进展

 

——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略有提升。目前全球有70多家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根据IMF数据,截至2019年末,已分配外汇储备份额占全部93.65%,其中,美元占分配外汇储备份额的60.89%,欧元占20.54%,日元占5.7%,英镑占4.62%。全球人民币储备规模为2176.73亿美元,占已分配外汇储备总额的1.96%,相比2019年三季度小幅回落0.02个百分点。居于美元、欧元、日元及英镑之后,居第5位,这是IMF2016年开始公布人民币储备资产以来的最高水平。

——全球支付金额占比低位徘徊。2019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19.7万亿元,同比增长24.3%。其中,收款10万亿元,同比增长25%,付款9.7万亿元,同比增长23.6%,收付比为1∶0.97,净流入约3000亿元。2018年净流入1544亿元。人民币连续8年成为我国第二大对外支付结算货币。

根据SWIFT数据,10年前,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排名第35名,金额比重不足0.3%。截至20204月末,人民币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占全球所有货币支付金额比重为1.66%,较2019年同期1.88%有不小回落,排名次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及加元。离岸市场72%的收付发生在香港地区,这一状况已持续多年。

——人民币定价艰难破冰。履行国际价值尺度职能是货币国际化的终极标志。多年来,人民币在此方面重点着力,但除了境内市场具有绝对定价权的小众商品外,原油、黄金等的人民币报价,国际影响甚微。从上海原油期货交易所等的实际运行情况看,相关市场运行报价的基本原理,是参照国际市场美元价格乘以汇率给出人民币报价。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毕竟一价定律要求一种商品只能有一个价格。

除非存在壁垒和交易费用,否则国际套利会迅速将不同市场之间价差抹平。

 

国际化面临的直接制约因素

 

人民币国际化牵扯到政治经济、金融市场运行惯性、其他主导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我国国内金融改革、金融开放等诸多方面因素。本文在此仅从市场角度谈国际化迟滞的直接制约因素。

多年前,笔者将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框架总结为:“管制前置、政府主导、离岸平台、升值驱动”16个字。这一策略一度推进较快。但随着国内外金融形势的变化,人民币汇率预期反转,监管对人民币流出流入的态度必然有所变化;香港等离岸平台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有相应政策调整,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必然受到影响。

——升值预期消失使得套利基础不复存在。过去十多年来,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具体组织实施。这样做的好处是,起步较为容易,便于主管部门推动。不足之处:一是以跨境结算为主,未能将人民币的国际流通转换为中方对国际企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二是大量资金沉积在离岸金融中心,境外投资途径缺乏,助长了投机;三是部分人民币热衷回流套利,外汇管理压力长期存在。

金融机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利可图。但过去十多年,跨境套利是收益的主要来源。所谓跨境套利,是指内地企业设法从香港借入人民币,将其输送回内地市场,从而赚取不菲的利差。在人民币升值情况下,先借入美元,再转为人民币,还可以赚取利差和升值双重收益。

2015“811”汇改前,人民币存在长期升值预期,香港离岸市场迅速发展,套利业务空间很大。而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预期由持续升值转为贬值、继而转为相对平稳,境内外利差不断变动,与此同时,国内金融领域去杠杆政策持续推进,此类跨境套利活动已不可避免地大幅萎缩。通常用来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几项指标,必然增长放缓甚至下降。

——香港离岸市场发展面临新局面。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之间的跨境套利活动,一度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中扮演重要角色。当市场上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时,更多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会发生在境内进口端,人民币流出加速,香港等离岸中心人民币存款规模上升,体现为国际化进程加快。而当市场上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时,更多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会发生在境内出口端,人民币流出减速,香港等境外人民币存款规模下降,体现为国际化进程放缓。2014年之前,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迅速扩大,至201412月,达万亿水平,而此后,随着贬值预期出现,市场规模迅速萎缩至6000亿元左右。

——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必不可少。不仅如此,多年来,依托离岸人民币,香港发展了多种人民币金融市场,其中,对内地影响最大的是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包括即期、远期、远期非交割(NDF)、期货等,品种比内地还要丰富。由于香港与内地面临的监管环境、干预政策完全不同,两地汇率存在明显价差。人民币在市场化条件下,出现了类似计划经济时的“复汇率”情况。

一价定律在汇率领域的基本要求,是一个货币只能有一个汇率,这个汇率定价权只能是在境内,两地汇差过大必然招致当局干预。贬值预期下,维护离岸市场汇率稳定的典型手法是抛出外币,回收人民币流动性(近年来更多采取的措施是直接发行央票回收离岸流动性)。这一做法会体现为人民币在香港短期利率出现异常上升(做空人民币持有成本上升)。

内地回收海外人民币流动性的操作与国际化需要引导本币流出的要求是相背的,从指标上讲,这是逆国际化过程。

 

美联储货币政策空前扩张

 

——中美两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变化差异很大。疫情以来,美联储除了开启降息政策外,还开启了资产购买计划。截至610日,美联储总资产规模达到7.22万亿美元,相比疫情大规模爆发前226日的4.21万亿美元,增加了约3万亿美元,增长约72%。其中,持有证券增加了2.14万亿美元。

疫情以来,人民银行并未进行大规模资产购买,资产规模变化不大,甚至由于降准导致准备金存款减少等原因而小幅缩表。截至20204月末,央行总资产36.03万亿元,相比20201月末的37.35万亿元减少1.31万亿元,缩减约3.5%

——美联储推动央行间国际合作有新的动作。315日,美联储与欧洲、日本、英国、加拿大等主要银行合作提供美元流动性,且对利率、期限做出新的安排。319日,美联储同时与丹麦、挪威、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墨西哥央行和新加坡金管局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以上安排,人民银行均不在其中。4月,美联储向各央行提供美债回购窗口。截至610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中央银行流动性互换”规模已迅速攀升至约4445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最高为5831亿美元)。

——人民币货币互换实际使用规模有限。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0多个经济体与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框架总规模超过3万亿人民币。但人民币在资金成本较高、境外接受程度有限、使用条件及模式局限等原因下,目前我国仅对十几家境外央行动用过货币互换协议下资金,如韩国、蒙古、俄罗斯、巴基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阿根廷等。具体执行规模非常有限。

——美元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对称缩表。美联储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操作将带来何种中长期影响很难预测。从短期看,新货币理论在此次疫情应对中发挥了重大逆周期调节作用,否则全社会信用链条断裂的后果不堪设想。迄今为止,经济理论都是增长理论,而“经济萎缩”、“经济休克”等经济衰减理论没有被系统阐述过。试想:正常运行时,巨大的财政和货币供应仅能支撑个位数的经济增长;动辄两位数经济萎缩,需要的财政及货币投放对冲是什么样的等量级。这就如同一个人在失血的同时输血续命,所需输入量是取决于损失量,并不取决于正常情况下人体需要的血液量。

赤字和货币供给被用于填补当期产出缺口,就未必导致下一步商品和资产价格飞涨,未必会导致美元和美债崩溃。理论上,流动性能放,也能收。此次疫情冲击之后,美联储若能大体对称地回收流动性;巨大财政货币资源购买的资产,若能够和上次金融危机之后一样,随后获得可观回报,最终相关资产顺利回归市场,则美元的末日不会到来。再进而言之,经受住了此轮流动性空前投放冲击的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其地位会获得市场新的增量加持。

如果不能够实现对称的流动性回收及杠杆率控制——从过往历程看,这是大概率事件——则财政金融基本原理演绎的各种场景会如约而至。这是本文在疫情之下急于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命题的出发点。

 

人民币国际化要有新的抓手

 

笔者认为,中美金融脱钩的场景难以推演。当前,中美在各方面需要和平竞赛。而竞赛是在同一场地,而不是在两个平行市场中展开。

美国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主要着眼国内,似没有考虑其国际影响。“美元是他的货币,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而不是他们要考虑“经济长期低迷、产业逐步脱钩、缩表不对称”场景下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后疫情时期,人民币国际化这一长期命题必须提到议事日程。

——通过维持利差推动国际化不可取。在发达经济体普遍负利率背景下,全球资金普遍希望人民币计价资产能为其提供正收益。人民币进一步发挥国际储备、国际投资功能,面临新的契机。这一点与此前升值预期在推动国际化中所发挥的作用类似。若下一步仰赖利差推进国际化,也将产生类似结果:一旦升值结束(正利差消失),则国际化迟滞。回顾各主要货币国际化历程,正利差也未必是长期可持续的必要条件。人民币利率政策主要着眼于国内经济基本面。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为了货币国际化,以向外提供收益率的方式,“赔本赚吆喝”去推动本币国际化。从根本上讲,疫情冲击之下的中国经济没有必要与外部世界之间维持如此之高的正利差。

因此,相关领域的政策重点,应是尽快完善国内债券市场功能。如建立做市商制度,增加短期限国债发行量,完善利率结构曲线,增进债券市场流动性等。此外,还需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监管框架,逐渐解决国内企业和机构到国际市场发行和交易人民币债券的政策障碍。产品创新也必不可少,包括发展人民币资产支持债券、熊猫债、木兰债等产品。

——推动本币跨境贸易结算要有新做法。此次抗疫中,我国相关物资供给并没有达到天量水平,也没有考虑让人民币支付在其中发挥特殊作用。鉴于疫情可能出现的长期化趋势,在抗疫物资国际贸易领域,不妨有新的做法。如,扩大中央银行间货币互换,向外提供人民币流动性;优先满足对方国家用人民币支付的抗疫物资需求,同时按较市场汇率优惠的价格结算等。

——境外存量不良债权可做人民币转换。笔者不赞同“一带一路”以美元融资,因为这一做法增加了沿线国家对外负债中的美元头寸,加强了相关货币与美元的挂钩关系,强化了美元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地位。估计我国目前对B&R经济体各类债权规模在2500亿美元以上。疫情以来,一些国家除了向我国提出抗疫相关需求外,已经提出了债务展期乃至减免要求。近日,外交部宣布同意有关国家年内停止还本付息。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债务展期之后怎么办。

未来如果出现不利局面,应考虑在债务重组过程中,优先将美元债权转换为人民币计价。人民币计价转换应置于债务打折之前。因为远期汇率不确定,具有灵活性;通过汇率方式降低债务国压力,总好过直接打折。海外美元存量债务的人民币转换,或许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当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重新考虑新技术在国际化中的应用场景。技术能提供无限的可能性。目前确定的我国数字货币完全是以人民币为价值基础,其功能主要是在境内现有丰富的移动支付手段之外,提供新的移动支付手段。感觉受到压力的首先是微信、支付宝。人民币数字货币的国际使用场景没有被广泛讨论。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主权信用货币时代,人民币难以与发达经济体货币竞争;在技术水平类似的情形下,我们不能期望“数字化的人民币”能够在与“数字化的全球主要货币”竞争中胜出。

笔者曾建议,DCEP有必要在其锚的设定上,采取更加开放、更加大胆、更富想象力的方案。如,仿照此前Libra锚定一篮子储备资产的特点,以及SDR的定值方法,确定DCEP的价值锚。如,以50%人民币和50%美元为权重,以当期汇率(如1USD=7CNY)折算,确定货币篮,即:1DCEP=1CNY=0.5CNY+1/14USD

DCEP中的美元来自官方外汇储备。美元储备的规模为DCEP的发行确定了上限(大体测算,我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储备略超过1.5万亿美元)。即便将全部的M0兑换为DCEP,也仅约消耗三分之二的美元储备(145378.5亿个DCEP,锚定72689.25亿人民币和10384.18亿美元)。如此,DCEP100%的兑付保障,有充足的信用基础。

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可以考虑“不全是人民币”,而是权重各半的“人民币+美元复合币。这将使得人民银行成为美联储之外,第二个提供美元支付手段的中央银行。美国要脱钩,我们不脱钩,人民币能够借船出海。

                                  (编辑   季节)



* 张岸元,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009年,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刚面世时,全球金融市场几乎是静默无声的。10年后的20196月,由全球社交网络巨头Facebook主导的数字货币Libra登场,则给全球的金融圈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这是因为,Libra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不受华尔街控制、不受中央银行控制,可以覆盖数十亿人的全球性货币和财务基础设施。

 

几种类型的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可以区分为法定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和超主权数字货币。具有法定地位、具有国家主权背书、具有发行责任主体的数字货币构成了法定数字货币,或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最近,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开始小范围试点,这是全球第一个进行试点的法定数字货币。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将采用双层运营投放体系和央行中心管理模式,保持现行的货币市场运行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采用账户松耦合加数字钱包的方式,可以替代流通中的现金,可以脱离银行账户实现端对端的价值转移,可以实现“可控匿名支付”。

虚拟货币是公有区块链社区的价值标记和激励工具。有些虚拟货币可以与法定货币交易,形成交易价格,也就具备了金融工具属性。虚拟货币的技术性缺陷来自“去中心化”的公有区块链架构。在这种架构下,全网验证需要超大规格的数据同步,各个节点的运行能力需要达标和均衡。因此,无论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至今仍然尚未解决交易效率和规模化问题。虚拟货币的经济性缺陷在于,缺乏足够的实体资产支撑和信用背书,价值不稳定,投机性太重。

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必须具备如下品质:具有公众信任机构的信用背书;具有商业价值的客户规模;具有高效可靠的金融交易和支付平台;具有可审计的金融资产支撑;具有行政许可的市场准入。

近几年,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陆续进入金融市场,包括高盛的数字货币SETLcoin,摩根大通的数字货币JPM Coin,瑞士联合银行主导的13家跨国银行计划于2020年推出基于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多功能结算币等。这些金融机构推出的数字货币,主要用于范围有限的金融交易。

 

Libra具有颠覆性潜力

 

Facebook准备推出的数字货币Libra,一开始宣称的目标十分高调:不受华尔街控制,不受中央银行控制,覆盖全球各个角落。这也许足以吸引大众眼球,但也足以引起金融监管的担忧和权势资本的恐慌。这就使Libra一开始就备受监管压力。

那么,Libra到底具有哪些颠覆性的潜力?Libra白皮书1.03个重点。

一是行业巨霸联合创始,覆盖巨大客户群体。

LibraFacebook牵头,现有联合创始机构21家,包括线上支付、电信运营商、线上旅游、线上打车、电商平台、流媒体音乐平台、线上奢侈品平台等,可以为Libra提供足够的信用背书,拥有覆盖全球的超过20亿的客户群体。

二是应用数字技术,构建独立的金融基础设施。

Libra应用联盟区块链的分布式对等架构,应用隐私计算技术保护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应用Calibra数字钱包,提供可以覆盖全球各个角落的点对点、端对端的交易和转账平台,不再需要银行,不再需要第三方支付机构。

三是以硬资产做支撑,维护独立数字货币的价值。

Libra协会成员的投资和用户购买Libra的法定货币,都将成为储备金,用来支撑Libra的价值。Libra用储备金进行低风险低回报的投资,与低波动率实体资产捆绑,以保持价值稳定。

Libra选择在瑞士注册,但能否得到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许可,关键在美国。面对金融监管机构、中央银行以及政客的担忧和质疑,Facebook将会如何寻求冲破重重障碍的可行路径?这10个月来,Facebook双管齐下,似乎取得了一些进展。

其一,将Libra提升为国家的经济金融战略。在法规之外,还有什么足以打动美国政客和政府?那就应当是国家的经济金融战略。20191023日,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长达6小时的听证会上,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一再强调,Libra并不是试图创建全新的主权货币,只是要建立一个全球支付系统,而且在储备金中美元占最大比例;这将扩大美国的金融领导地位,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民主价值观;如果美国不进行创新,全球的金融领导地位将没有保证;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已超过美国,部分支付基础设施也将领先于美国,因此美国必须建立更加现代化的支付基础设施。

其二,严格遵循美国的金融监管法规。Libra要达到西方国家的市场准入门槛,必须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主要是技术平台的效率和可靠性,商业运行模式的可行性和透明度,金融合规管控的实现路径和可信度。

201910月,笔者曾经提出:如果美国试图保持金融霸权地位并夺取数字货币全球主导权,有可能对Libra给予附加限制性条件的行政核准。例如,要求Libra锚定的法定货币篮子中增加美元比重以符合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要求Libra遵循关于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逃税的法律规范。

2020416日,Facebook发布了Libra白皮书2.0,在满足美国政界要求、适应金融监管规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前进了一大步。

第一,强化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Libra网络将新增一类数字货币:锚定单一法定货币的数字货币,如≈USD/美元、≈EUR/欧元、≈GBP/英镑等。与此同时,发行全球性数字货币≈LBR,按照固定权重构成货币篮子,类似于IMF的特别提款权SDR

Libra协会认为,对于在Libra网络上没有单一数字货币的国家,≈LBR是中立而且稳定的替代方案,可以作为支付和结算工具。

Libra数字货币体系中,实质性的依托是美元。Libra或将成为美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继续推进美元货币霸权的工具。

第二,强化金融合规标准。20196月,Libra白皮书1.0宣称应用有中心的联盟区块链架构,但说明将在5年后采用去中心化架构。20204月,白皮书2.0则表示,将保持中心化的技术架构。

Libra协会承诺,将制定金融合规和全网风险管理的综合框架,建立反洗钱、反恐、遵守制裁和防范非法活动的严格标准,打击各类金融犯罪。

Libra协会承诺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制度,负责对协会会员和指定经销商进行全方位的尽职调查,调查涵盖合规信息证明、经济能力证明,并且验证程序节点技术能力。对于破坏Libra网络完整性和安全性的会员,将予以剔除或驱逐。

Libra协会承诺充当金融情报机构FIU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的角色,执行金融情报监测功能,全天候监视Libra网络的活动,当检测到可疑活动时,依法向主管部门提交信息和报告。

如果说,FacebookLibra,在20196月还只是一张有点惊世骇俗的发展草稿,那么,现在就应该是一套可供施工建设的工程蓝图。从现有进展看,Libra有可能获得批准。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Libra可能成为超主权数字货币。超主权数字货币极有可能颠覆与重构全球货币体系及传统金融模式,即超越国家主权,僭越中央银行,跨越商业银行。

一是可能冲击主权货币地位。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地位本质上取决于公众的信任,法定只是加强了公众信任。贝壳成为原始货币并非出于法定,而是由于公众认可的等价属性。弱小国家如果遭遇重大经济困难,主权货币就有可能失去国民的信任,就有可能被超主权数字货币所取代。发达经济体的主权货币一般不会退出货币舞台,但可能成为超主权数字货币的锚定对象,货币地位有可能主次更替。

二是可能重塑货币霸权地位。超主权数字货币的霸权地位,将由覆盖范围、用户规模和实体资产规模来决定,全球有可能出现几个势均力敌的超主权数字货币系统。全球流通的超主权数字货币也许不再有明确的国别标签,最为重要的是公众认可的全球性商业信用和全球性数字信任。

三是可能形成跨越商业银行的金融体系。Libra一旦形成覆盖全球各个角落的金融基础设施,就可以从支付清算入手,逐步进入储蓄、融资、投资、保险、资产交易等领域,渗透平民大众的经济生活,在进化成为超主权数字货币的同时,全面争夺金融业的市场。

四是可能影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带一路”国家大多数经济实力偏弱,货币体系容易受到超主权数字货币的冲击。这些国家的货币市场,一旦被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占领,就可能排斥数字化人民币的进入。这将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积极应对挑战,抓住发展机遇

 

上述这些挑战将集中表现在未来的货币、金融领域,但植根于现实的全球性金融格局和技术格局。很多人津津乐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业取得举世瞩目的进步,近10年来我国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保持清醒和警惕。这是因为,美国仍然把握全球性金融体系的主导权,美元仍然占据全球性货币霸权的地位,而且,美国等西方国家拥有数字技术的控制权和主导权。

例如,在数字技术领域,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和数字化市场大国,但却是软件弱国。从已经普及的电脑、手机,到正在深度研发的人工智能、区块链,其操作系统、源代码和算法程序的知识产权,几乎都是美国和日本控制的。在区块链的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底层技术上,我国目前缺乏自主产权。我国的区块链应用项目大多采用开源区块链底层平台,进行适应性调整开发。

对国外操作系统和开源程序的广泛应用,势必导致技术依赖风险。201911月,美国和日本达成数据协定,将禁止国家强迫企业公开数据信息;协定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原则上禁止国家强迫企业公开“源代码”和“算法”。612日,被美国商务部列入管制名的哈工大、哈工程等高校的师生发现,学校购买的来自美国的正版软件MATLAB——理工科研必备数学软件,已经被取消激活。

我们应该积极应对挑战,紧紧抓住未来发展的机遇。

第一,数字货币将成为金融业数字化变革的基本工具。我国应该立足于数字金融健康发展,加快数字金融制度建设,抓紧制定区块链金融监管、数字资产市场监管、数字货币监管、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等数字金融制度。统筹规划、逐步建立数字信任机制。

第二,数字货币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有必要抓紧研究发行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可行路径和实施方案。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实现路径,完善底层技术架构和应用场景设计。

第三,数字金融势必进一步强化金融的全球化。在数字金融全球制度建设中,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并努力争取话语权。应该加强国际监管协调,促进达成监管共识,建立数字金融国际监管统一标准。

第四,数字技术是全球数字经济平等竞争的基石。即使是大国,经济上的闭环运行一般只会降低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经济运行的总体成本,并影响国民消费的品质。但如果在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一旦遭遇大面积封锁,就可能造成经济失速、全球化进程受阻。因此,在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等硬件制造领域,在操作系统、核心数字技术等软件开发领域,我国只有补齐短板,才有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

                                  (编辑  季节)



* 李礼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银行原行长。

影响TFP拉动GDP增长的若干因素

TFPGDP增长的拉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拉动的具体过程和影响机制却是复杂而难以量化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因素,体制、机制和偶然性因素都会造成对TFP影响GDP增长机制的干扰,这也是造成政策选择困难,尤其是中短期政策选择困难的重要原因。而从中长期看,在全球化加速和经济结构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快速变迁的同时,由于TFP增速以及对GDP增长的贡献,都是从统计数据反推的结果,而无论是数据本身,还是对反推之逻辑基础认识的多样性,都可能会造成长期中对TFP影响机制的认识差别、错位。

 

信息技术(ICT)的影响与局限:以美国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ICT)及信息产业,被认为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从常识出发,ICT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特别是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有“增值化”贡献的。那么ICT的投入是不是必然形成TFP的增长,以及GDP增速的提高呢?

在冷战结束以前的40多年中,美国的ICT投资增速一直远远高于总投资增速,当然也高于非ICT投资的增速。但是从统计出发,这种增速并没有直接反映在TFP的增长上。在ICT投资增速最高的1966年,29.6%的增速,带来TFP的增速1.8%;到了1967年,23.7%ICT增速,带来TFP的增速却是0

1 美国战后TFP增速与ICT投资增速的波动(单位 %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1979-1990年间,1979年和1980年的ICT投资增速均为25.5%,但TFP增速为-0.2%-1.3%。在TFP增速最低谷的1982年,-1.8%TFP增速伴随的是19.3%ICT投资增速。这三个年份的GDP增长趋势是由衰退转向萧条(1979年为3.3%1980年为01982年为-1.7%)。尽管1984年的GDP增长和ICT投资增长都达到了80年代的高峰,但是随后的下坡路,表明了这种现象不可持续。

1991年以后的统计中,1999年是一个拐点,当年美国的ICT投资增速为30.5%,相当于当年总投资规模增速7.4%4.2倍。此后,美国的ICT投资增速从相对于总投资规模增速的高峰逐渐回落了7年。到2007-2018年,美国ICT投资的增速尽管下降到了10.3%-12.9%的区间,但是仍然远远高于总投资增速3倍以上,最高为5.4倍(2009年)。这期间,美国的TFP增速为正的只有3年,为02年,为负的却高达7年。这种情况,难以用ICT相对于TFP增速的滞后性来解释。

冷战后美国TFP增速与ICT投资增速的波动(单位:%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不管这些ICT投资增速高速增长的情况持续了多久,在绝大多数年份中,ICT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并不明显。

这种现象在日本也是一样的。日本ICT投资增速在经历198541.6%的投资增速高峰后,逐渐放缓;至1997年再度回升达到24.6%的峰值之后,尽管增速降到了20%以下(2015年降到了5.7%),但是依然维持着相当于总投资增速3-4倍左右的态势。然而,在1997-2018年的22年中,有11年的TFP增速为负值,1年为0,包括ICT投资增速最高的1997年(当年TFP增速仅为-0.7%)。

3   1997-2018年日本TFP增速与ICT投资增速的波动(单位:%

数据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这种情况在其他发达经济体中也是类似的。而从统计数据上分析,以美国和日本以及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无疑是信息技术最先进,信息产业最发达,信息化程度最高,对信息投资最大的国家。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ICTICT产业价值的很大部分,往往是依附于其他产业中,因此在统计上有错漏。

二是对ICT的投资并不完全用于ICT本身的发展,这点可以从某些ICT行业巨头的业务在财务报表中的情况窥见端倪。大量ICT巨头往往凭借充裕的现金会成为“投资中心”,它们与资本市场的融合度越来越高,经常大规模投资于包括金融业和新兴产业在内的其他行业,而这点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经常没有确切体现。

三是ICT行业存在大量的过度投资和低效、重复投资,泡沫化严重。这种原本可以归于市场失灵的现象。在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伴随着美欧日资本市场上货币泛滥,表现得愈发明显。特别是美国的ICT行业巨头甚至周期性成为避险和投机资本的重要选择。

四是生产效率和技术层面的问题。ICT与基础科学研究的状况有关,一方面逐渐面临“天花板”:即在基础科学储备基本耗尽后,由于商业化应用进展愈发缓慢,以往那种“革命性”成果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随着“ICT洼地”被逐渐填平,以及ICT产能过剩,呈现愈发“红海化”的市场本身,使得ICT投资所能带来的对经济发展水平贡献的边际递减效应愈发凸显。

最后一个影响实际上是深层次的。在很多领域,人们正逐渐认识到,在基础性的信息化问题解决后,很多进一步的创新与其所耗费的资源,对产业结构提升、经济效益提高的影响有限,或者并没有创造新的财富,因而往往是低效甚至是无效投资。特别是在基础科学领域突破可能带来的产业结构发生革命性变革前,ICT对经济效率,特别是对TFP的提升可能是有一定限度的。对ICT的过度关注、ICT自身的发展相对于期望值的落差、过度投资和低效应用,往往意味着泡沫化,结果可能是产业空心化和经济泡沫化。这点在欧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认识。

 

TFP影响因素的一般归纳

从上述分析出发,可以归纳影响TFP的一些因素:

    第一,产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可能会影响TFPGDP增长的贡献。因为不同产业的经济效率不同,技术以及社会组织对经济效率的提高,即不同行业的TFP存在不均衡性。通常服务类行业的TFP提升是非常缓慢的;而且附加值越低的行业,其TFP增速通常也越慢,提升空间也越有限。也就是说,伴随着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在GDP占比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引发的GDP增长动能转换,以及由此产生的低效部门对高效部门的拉低和对销,极有可能会使TFP增长对GDP增长的拉动,在统计上变得不够明显,甚至失真。

第二,人口结构的变迁,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变化,有可能会使TFPGDP增长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一方面工资刚性上升,特别是潜在劳动力数量的减小,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服务行业聚集大量的劳动力,将会拉低整体TFP增速。另一方面,理论上在TFP提升最快的实体经济部门,劳动力价格上升的长期影响,并不一定是通过技术投资和优化流程来实现效率的提高,或者是用机器替代劳动者以提高效率;而往往是造成产业向外转移,结果将进一步抑制TFPGDP增长的贡献。

同时,与单纯的投资相比,劳动者在质量上提升对于GDP增长的实际价值既难以统计,往往还会由于产业结构的变迁而受到抑制,这就从基础上造成了TFP统计数据的失真。

第三,从对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历史数据研究出发,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的经济体,其TFP增速对经济的潜在拉动,在区间上的差别可能是较大的。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国家而言,TFP增长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长空间可能会大于发达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其经济水平和技术应用水平相对较低,投资和市场改进,特别是教育对劳动者素质以及资本效率的提升,在从根本上拉动TFP增长的同时,又将“掩盖”内生于从这些统计数据反推而来的TFP数据的真实水平。

第四,外部环境、突发事件、经济周期、社会动荡等宏观因素,都可能既从统计上影响TFP,也会从实体方面对TFP的增长或恢复产生长远影响。

 

从政策着眼,为TFP优化增长环境

 

TFP对稳增长、调结构的贡献,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存在。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实体经济是一国的立国之本、财富之源。重视TFPGDP增长的贡献,就必须想方设法以提升TFP增速为导向,来提升先进制造业以及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之成为既是技术密集型又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整个实体经济的效率。为此,有必要从金融、税收财政、科研和宏观经济政策、国防政策等着眼,为TFP优化中长期增长环境。

 

调整首台套设备支持办法

加大对先进设备生产和市场需求开拓的支持力度,将对首台套设备的支持措施拓展到二套、三套设备等后续生产。

我们对关键领域自主研发的支持,基本集中于首套设备,对后续二套、三套设备的支持却不甚重视。这已不适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需要。因为技术的进步离不开反复地摸索和经验积累。先进设备的研发和市场占有,是一国实体经济活力的基础。发达国家为了垄断市场,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别国的先进产能和研发能力。这类产品的市场需求有限,同类产品,多买国外一套,我们的企业就少卖出一套,企业离盈亏平衡点和规模效应就远一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销售额问题,而是关系到实体经济研发能力,这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发达国家的政策是我们在没有某种设备时,他们就高价出售、赚高额利润。一旦我们可以生产某种设备后,他们就开始降价倾销。结果使我们自主研发首套设备的企业迅速丧失国内市场,甚至陷入经营危机。这是抑制、削弱我们研发能力的手段。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保护自主研发先进设备的市场占有率,助其尽快形成规模效应,使研发企业能够收回成本,获得必要回报,在良性循环中实现赶超。同时要学习其他国家保护本国先进设备研发和生产的做法,用尊重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的方式,完善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环节的税收及减、免政策的动态调整机制。

 

实施加速折旧等降税政策

财税政策对于改善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对改善制造业企业中的高科技企业生存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如当期抵扣和加速折旧这类以“既有投资”拉动“新发投资”的财税政策,就效费比而言,比补贴或转移支付更为有效。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加速折旧对于刺激实体经济投资,鼓励供给能力的提升具有直接的作用,同时也符合市场经济原则。

首先,用好加速折旧等方式,通过符合市场经济的财税政策进一步扭转投资“脱实向虚”的局面,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加速折旧是有定向性的,没有特定固定资产投资就谈不上加速折旧,因此非实体经济部门很难享受这一政策,这就从源头保证了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支持。

加速折旧可直接提升投资回报,对进入实体经济的投资有鼓励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缩短投资的收回年限,使得企业针对变化日益加快的市场需求和产品进步趋势,能够更为迅速地通过投资等发展新的项目,以保持产业在整体上跟随先进技术发展的潮流。

加速折旧具有长链性,实体经济中下游部门投资周期的缩短,能有效地带动上游的整个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研发部门投资积极性,从而使得实体经济部门能够通过对市场需求更为敏捷的反应,为基础层面的投资提供持续的推动力。

可以预见,一旦实施这样的政策,既可以避免与其他国家陷入“反补贴战”、“减税战”;又可以鼓励先进技术和资本流入或留在中国境内。

其次,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在企业所得税中的抵扣力度,特别是要将当期抵扣政策落实到位,进一步减轻企业扩大研发投资的财务成本。

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资金,不仅有风险,而且还有财务成本;企业所得税的抵扣范围、方式对其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要想减轻企业的负担,确立鼓励技术进步的政策导向,可以从进一步调整研发投入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着手。一是,可考虑在财税〔201854号文的基础上,将新购进的用于研发的设备、器具等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金额由500万元适度提升。二是,在财税〔201864号文的基础上,将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计入境外研发费用的比例从80%再适度调高;同时将“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的要求去除,使国际国内一视同仁,鼓励在研发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再次,在财税〔201899号文的基础上,将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税前加计扣除比例从75%适度调高;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税前摊销比例从175%适度提升。第四,在财税〔201877号文的基础上,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年应纳税额上限,从100万元适度提高。第五,在财税〔201851号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区分,对当年认定具备高科技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将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准予在计算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比例,由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的8%适度提升。第六,优化抵扣程序,如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简化事项备案制手续;进一步简化由于对方成为非正常户无法补开发票的,企业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进行税前扣除的程序等。对于上述措施,关键是要切实落实当期扣除的规定,而不是先征后返,真正减轻企业研发开支的财务成本和税收优惠奉行成本,将国家的导向传递到位。

当然,要真正发挥财政支持的杠杆作用,就要下决心缩小各级政府的规模,大幅度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浪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共产品质效,真正建立起依法施政的公共财政体制,以财政的可持续保证激励的可持续。

 

鼓励企业担当创新责任

在创新研发方面,给予企业更大的鼓励支持,对于国有企业研发风险和失败导致的考核问题,依据实际情况予以更大的容忍度。

现代高科技的研发和市场转化,不仅投资巨大,而且风险和不确定性也较多。企业是中国发展的基础,是决定国家综合国力的科技和产业竞争力的主力军。因此,鼓励、激励他们用好自身的资源推动产业结构进步,使之成为保证TFP增长的稳定器,意义重大。

这一方面需要推动其合理规划中长期的发展路线,将自身增长统一到集约化的效率提升中去;另一方面也要对国有企业开展的带有长期性的研发,给予更为宽松的考核环境。尤其是对于研发中的超支、失败,在尊重科技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的大原则,在合理的范围内予以化解,并将其作为鼓励决策者和带头人干事创业、敢于担当的措施加以确立,进一步解除国有企业引领科技进步的后顾之忧。

 

创新科技工作者激励机制

保护知识产权,将科技成果资产化,创新收益分享制度作为激发科技工作者创新和推动转化的动力。

保障TFP有效增长的关键在于人,只有不断激发人的创造性,并将其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为TFP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国每年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数量在全球居于前列,国家每年对于科技研发的投入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制约科研工作者创新积极性和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问题仍然不少,经济激励和市场选择需要更好地结合起来。应当鼓励国有企业引入科技成果创造者、专利权权利人作为资本投资者和利润分配参与者,以利润分享-风险共担的方式,通过风险投资、成果入股等形式,参与到企业生产经营和利润分配中去。可以考虑在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式上,对于创新科技的提供者的利润所得份额,在一定期限内予以适当的扣除安排;在会计处理上,对于资产化的知识产权可考虑设定一定的折旧方式。对一些面临激烈科技、人才竞争的国有企业,在引入创新股权方面可以先行试点,大胆尝试积累经验。

要加大对于那些对行业、乃至对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有战略性价值的科技成果的专利保护和保密保护的力度,对于窃取、侵犯成果的行为,应当动用国家机器加大打击力度和追偿力度。对于资本化的科技成果在转让、继承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安排。

放宽对科技成果创造者的权利归属认定。美国在国防采购中就明确规定,由国防订货和采购支持的项目研发中取得的成果,其专利权归研发企业或研发者所有;如果研发失败,风险由政府承担。有这样的制度安排,美国才能出现一批掌握大量尖端科技、横跨军民两界的实业巨头,如波音、洛马、通用动力、普惠等;这些企业也正是凭借这样的制度安排,才能维持一支耗资巨大的、高水平的科研人才队伍,并开展包括基础领域在内的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的科研活动。这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

对于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性智慧成果,应当适当淡化机构、职务创造,而相对突出个体创造者的权利,特别是自然人的权利人身份的认定。在权利的分配方面,也可以考虑引入机构和自然人共同所有的“混合所有制”式的权利归属,共同参与科技成果的收益分配。对于以国有资金支持的研发成果,如果目前因为体制原因不能引入个人享有因职务行为获得的知识产权收益共享机制,对于那些对行业发展和就业具有重大意义的代表人物和关键科研人员,应当考虑在现有的科技成果奖之外,由国家和政府根据科技创新的应用情况,特别是商业应用和社会效益情况,在较大范围给予必要的物质奖励。对于确因国家安全等因素无法转化或认定为科技资产而无法参与生产利润分配的智慧成果创造者、权利人,要从国家层面给予与其成果重要性相适应的奖励或补偿,以保护其积极性。

对于潜在的科技成果的所有者、权利人给予必要的转化辅导和法律支持,由政府负担主要费用的法律服务和相关辅导,增强其转化意识,降低转化门槛,更为有效地维护潜在智产阶层的合法权利,从源头上降低其维权成本;同时尝试构建与智产阶层相关的仲裁体系。

对科技工作者、技术人员,特别是关键项目的研发人员,在工资和奖金的个人所得税方面给予更大扣除或优惠,激发创新热情。

 

重视国防需求引领

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加大对先进军事装备的研发和采购投入,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以重大专项的军民融合,带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进入二十世纪后,国防装备研发,一直对发达国家保持经济军事优势地位具有重大影响。二战后,特别是冷战期间,来自国防领域的需求、军备竞赛的压力,使得西方国家高度关注科技开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战争的危险和紧张的国际形势,迫使发达国家倾举国之力投入尖端科技研发,一批军工巨头掌握了大批先进技术,形成了庞大的高层次科研队伍,并凭借这些“黑科技”完成了科技的“原始积累”,获得了市场优势和超额利润。另一方面,这种超常规的科技发展与产业融合,使得西方国家在冷战后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攫取到了全球秩序的高点和话语权。

应当看到,国防建设需求对尖端科技的带动作用,往往是一般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无法企及的。以美国为例,奠定波音公司优势地位的划时代产品波音-707,直接来源于美国对苏联战略轰炸和全球部署空中加油的需求。曼哈顿工程、导弹竞赛-阿波罗登月计划等一批军方主导的项目,带动了1950-1970年代美国企业的现代化投资热潮。为了实施核报复和核威慑建立的APAR网,更是催生了冷战后的互联网时代新经济浪潮。

当今世界,充满各种形式的冲突,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在国防建设方面的迫切性愈发强烈。以国防开支为引领,做强一批攻克掌握高新技术的先进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是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支撑。从当前的内外部形势和财政经济状况出发,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已到了比较迫切的时候。

除了“国家队”以外,使更多的民营企业加入到国防需求的供给中,发挥出整个市场的优势,是完全必要的。在美国,无论是近年来兴起的Space-X、还是传统的主要军火巨头和高科技龙头企业,都是私营公司,它们的发展都离不开国防订货的扶持。要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争取主动,我们就应当对现有国防采购程序和办法做出必要安排,引入更多的合格市场主体,发挥好竞争的作用。

 

关注ICTAI等过热引发的问题

更为系统、谨慎地评估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科学、有序地规划传统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

理论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提高包括商业在内的经济活动的效率。然而,如果由于监管盲区造成网购、共享等新兴业态在资本的推动下野蛮生长,则可能会对传统产业结构产生过快过猛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较为有序的竞争使得资源得以有效利用。然而,近些年来,一些网购平台凭借低价产品和“冲量”战略快速发展,导致传统商业模式,实体店及大型商场在不对等的环境中不断凋敝、举步维艰,在网络销售冲击下节节败退,这些现象的背后还是一个对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的规制和监管问题。

电商并没有创造新的附加价值,只是重新分配了价值,而且以没有铺面(从而没有租金、房地产税)、没有店员(人力成本低)作为优势,吸纳的快递从业者的素质并不高,总体上对GDP的贡献反而会小。

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平均劳动素质不高的经济体,旅游业、餐饮业、商业主要靠几个网络平台、几家快递公司,而小商店、小饭店、小企业甚至大企业离开这些网络平台就举步维艰;几十亿个银行账号、十几亿消费者、几亿个家庭的信息就掌握在几个支付平台中,也是相当危险的,至少与国家的总体安全观是不适应的。

网络技术投资也未必就一定会带动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首先,网络技术的过度投入正在一些领域形成垄断和寡头,这将从根本上破坏经济的活力;其次,网络技术的龙头企业在使社会公众和社会活动、社会交往对其依赖不断加深的同时,也增加了维护社会正常发展的成本;再次,“质量好不如直播好”的网络销售模式往往靠低价进行竞争,这对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利;最后,所谓的“定制化”的作坊生产和点对点的快递传输模式也未必就能做到节约资源和减少能耗。因此,必须注意新生行业、新技术的负面影响,不可只强调其积极的一面。

网络技术的投资热潮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是有挤压效应的,客观上有脱实向虚的问题。因此,要对大型商场、实体店等传统商业业态的健康发展和有序改造给予必要的关注。电商的优势应该是其便捷性,用低价与实体店竞争似不妥,有倾销的嫌疑。如何鼓励电商与实体店以增加就业为目标进行合作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毕竟扩大就业是我们实现小康、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由之路。

人工智能手段的普遍应用,既可以增强政府对社会的掌控,也同时为各种“黑客”、以假充真等更高级别的犯罪创造了条件。任何一件事物都不可能只有积极的一面;不注意其消极一面的影响,否则一定会出大问题。

 

由于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潜在GDP增长空间。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初步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家,我们绝不能被国外的理论和实践所束缚,也不能被自己的发展经验和实践所束缚,而要以不断创新的思想面对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制度有其优势。认识这种优势所包含的潜在GDP增速,并将其转化为现实增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维持7%左右,甚至更高的GDP可持续增速是完全可能的。抓紧TFP这根标杆,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用好潜在发展速度空间,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从而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编辑  苏歌)

 



* 李若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这次疫情是二战以来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不仅带来新的冲突,而且加剧了本已存在的矛盾,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疫情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正在深刻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后疫情时代,在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美国新孤立主义加剧的背景下,中俄加强经济领域战略协作至关重要。为进一步加深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与科技合作,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于723日联合主办了一场主题为后疫情时代中俄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的线上研讨会。围绕加快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俄经济协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如何实现中俄科技教育协作长期化制度化等话题,专家们提出了真知灼见,共同助力疫后中俄战略关系行稳致远、历久弥坚。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俄战略协作中心主任孔丹指出,当今世界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主导的世界旧秩序正在坍塌,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形成,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这个历史命题。深化中俄战略协作,并使其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多极化新秩序,是中俄精英应当承担的共同责任和历史使命。中信基金会中俄战略协作中心正就开展两国科技、金融以及区域合作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考虑提出建立中俄联合资产管理公司的设想。

谈及未来中俄加强战略合作的潜力,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马斯洛夫直言,关注中俄合作机会,不应该只局限于对付短期形势的变化,而应从大格局入手把握机遇,同时做到“规划先行”,提前着手建立相关的平台资源、联合院校、联合实验室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表示,在疫后全球产业链、经济圈重组过程中,中俄可以通过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构建空间足够、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产业完整、科技先进、公平合作、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中俄战略协作中心高级顾问、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建议,后疫情时代,中俄应联合有关国家积极推动WTO改革;同时加强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并在人类发展理念的创新上有所贡献。而中俄合作将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通过产业链的互补和重组,构建规模足够大、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中国对俄投资潜力巨大

战争、灾难等重大历史事件往往催化世界格局的转变。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破坏不亚于世界大战,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十分深远。在后疫情时代,中俄在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孔丹认为,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新兴世界大国,对涉及当今和未来世界的诸多问题已经有广泛的共识,这是我们深化战略协作的坚实基础。中俄幅员辽阔、经济体量巨大,两国之间的务实合作具有世界性意义,必然对相关国际产业链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加强中俄关系,深化中俄战略协作,并使其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这是中俄精英应当承担的共同责任和历史使命。

从经济安全角度看,中俄两国都面临来自美国等国的安全压力:俄罗斯遭遇西方经济制裁多年,美国极力与中国经济脱钩和破坏一带一路建设。中俄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加强合作:

一是改变经贸结算受制于美元支付系统(SWIFT)的被动局面,加大本币结算规模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使用;二是增加中俄两国对世界大宗商品定价的影响力,避免某些掌握定价权的国家或利益集团为获取暴利而制造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暴跌;三是加强科技合作,打破西方封锁,将西方国家可能断供高科技产品的风险降到最低;四是加强信息安全、粮食安全、生物安全、能源安全、运输通道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打击外部势力破坏经济秩序、制造经济危机的图谋。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中俄作为世界新兴大国,都面临艰巨的发展任务。两国经济体量大、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应尽快形成覆盖中央和地方、各个领域和整个产业链的全面务实合作新格局。建议重点开展以下合作:

一是联手抢占科技、金融等经济制高点。科技和金融实力是赢得国际分工体系高端地位的关键。今年是2020-2021中俄科技创新年的开局之年,借此契机,两国可以推动科技研发机构的合作再上新台阶。中俄都是有一定科技实力的大国,俄罗斯有很多科技应用成果被束之高阁,中国可利用自身制造业配套体系、市场规模庞大以及对外投资能力强等优势,支持俄罗斯科技成果转化,使科技研发与产品的市场实现形成良性循环。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始终位居全球第二名或第三名,但对俄投资潜力还远未被充分挖掘。投资风险控制是制约中国对俄投资的瓶颈性问题,中俄战略协作中心正在研究通过设立中俄联合资产管理公司等方式,使俄方优质抵押物成为撬动中俄投融资合作的杠杆,以机制创新促进两国之间的大型项目合作。

二是两国应坚定地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反对动辄经济制裁。按照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联手搭建区域经济秩序,维护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加强多边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

三是完善以市场经济+政府引导为特征的开放型合作模式。中俄经济合作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两国政府对大项目合作的引导作用,形成大规划、大企业、大项目的良性互动,并带动双方中小企业合作。两国经济合作应当本着开放、透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逻辑,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新高技术手段,实现互利共赢。

 

中俄战略合作应按下快进键

目前中国已经基本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俄罗斯的防疫情况也在持续好转。但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很多国家还在深受疫情之困,而且不排除会有第二轮疫情暴发。

在俄罗斯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看来,虽然疫情让全世界暂时停摆,但是我们现在不仅要按下启动键,还要尽快按下快进键。

“任何危机都是对中俄双边关系稳定性的考验,但中俄两国关系已经有很大的冗余度。”安德烈·杰尼索夫表示,今年两国领导已经四次通话,并且互致信函;今年下半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参加上合组织和金砖组织在俄罗斯的峰会以及中俄政府首脑第25次定期会晤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俄彼此支持,实施人道主义帮助,在疫情高峰期间,中国几乎成为俄罗斯一些医疗防护用品的唯一供应国。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中俄间经济交往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推动力之一。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3.2%;虽然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量有所下降(中方估计下降5.6%),但总体情况比较稳定。随着疫情进一步得到控制,中俄双边贸易也会逐渐恢复,到2024年,中俄双边贸易额预计达到2000亿美元,这是两国领导人共同提出的目标任务。

中国和俄罗斯都在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去年卢布在中俄贸易中结算的比例达到9%,人民币占到7%,欧元占到46%,而美元是39%。可以预见,深化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之间的交流,以及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前景非常广阔。

中俄未来金融合作潜力巨大。去年12月,亚投行批准了俄罗斯的一笔5亿美元贷款用以发展交通基础设施。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给予俄罗斯27亿美元贷款,同时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也在绿色能源方面提供信贷合作。俄罗斯正准备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

不仅如此,双方在欧亚地区的投资合作还有很大潜力,目前俄罗斯和其他欧亚经济联盟的国家还没有成为中国投资的重点方向。未来这种状况应该逐渐得到改变,要更好地吸引中国的开发机构、大的民营企业和地方企业来参与这些项目。

众所周知,俄罗斯今年担任了金砖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其目标是加强多方面合作,提升各国人民的福祉,共同应对现在迫切的国际挑战。俄方主张,成员国之间要保持团结、应对挑战;国家间尽管有一些分歧,但大家都认识到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中俄联系在这个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安德烈·杰尼索夫强调,俄罗斯支持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内所采取的举措。这个倡议已经超越了经贸协作与基础设施的框架,它不仅加强了人文交流与数字领域的合作,还提升了各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合作。同时,俄方建议进一步推进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加快欧亚一体化进程。

谈及中俄两国在上合组织的合作潜力,安德烈·杰尼索夫表示,新冠病毒的蔓延不仅是对各个国家,也是对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稳定性的考验。在疫情面前,中俄两国应协调行动,扩大卫生领域合作,对疫情的威胁做出迅速反应,共同克服疫情对社会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

 

中俄合作重塑疫后世界经济地理

王湘穗认为,此次新冠疫情是人类百年来遇到的最大公共卫生危机,疫情严重冲击全球化进程,改变世界力量格局和未来走势。在后疫情时代,中俄两国亟需加强全面战略合作,特别是要强化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以应对时代的新挑战。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新特征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将要和正在发生以下重大变化:

一是美国长期主导的全球化体系正在趋向瓦解。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美国建立了由其主导、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关贸总协定(WTO)、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基础上的全球性产业分工、自由贸易、跨国投资的经济体系。如今,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认为,是现有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了金融危机并给美国带来巨大损失,开始毁约退群,挑起贸易战,破坏国际现有秩序。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美国已经退出12个国际组织。在疫情中,美国更是认为现有产业链危及美国安全,积极推动与中国的断链脱钩,滥用美元霸权,导致全球政治、经济、金融秩序陷入混乱,美式全球体系濒临瓦解。

二是全球产业链面临重组。美国政客推行产业分工泛安全化、贸易意识形态化、金融工具武器化为特点的一系列操作,导致全球产业链受到剧烈冲击,原有全球分工的长链变成短链,开始向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的方向发展。

三是欧亚大陆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重心。在美式全球体系瓦解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必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与俄罗斯有可能形成有15亿人口的紧密、全面合作的经济共同体核心(其中有5亿中等收入人口,与欧盟相当、超过北美),加上欧亚联盟国家和东盟将会形成一个23亿人口的经济合作圈;再加上东北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人口合计接近40亿人,超过世界人口的50%、接近经济总量的50%。如果进而与欧盟、非盟国家合作,作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将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火车头、世界经济的新重心、全球稳定与安全的决定性力量。

构建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从资本全球扩张早期的殖民地时代以来,世界被海权国家控制,世界经济命脉在海上,跨大西洋国家联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美英保持对世界经济、全球政治权力的垄断,中国、俄罗斯等欧亚大陆国家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

在疫后全球产业链、经济圈重组过程中,中俄可以通过经济领域的战略协作,对决定经济地理的距离、密度、阻隔的三要素产生积极改变,通过现代新技术改变距离、通过区域规划调整密度、通过制度化、机制化的合作打破阻隔,构建起有足够空间、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产业完整、科技先进、公平合作、有全球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加强中俄经济战略合作的建议

第一,加强在基础建设特别是新基建领域的合作。未来5-10年,中国将大量投资新基建,建设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基础设施,仅5G的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人民币,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600万座,投资规模也将达到万亿元。再如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 1万亿元。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约2-3万亿元。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达到万亿级。此外还有与新基建结合的传统基建,如铁路、电力、管道、光纤等,中俄应该加强合作,在5G商用、数据中心(冷源、能源)等领域,形成紧密联系的新产业链。

第二,加强货币与金融领域的合作。货币金融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金融集中体现了当代国家的利益。上次冷战的起点,是凯南电报对苏联决定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体系)的分析——货币体系是区分我们与你们的关键。中俄目前都面临美国金融霸权的制裁,美国借乌克兰问题、北溪2号项目等制裁俄罗斯,借香港国安法以及新疆问题制裁中国。中俄应该加强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打破美国金融制裁。中俄还应谋划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欧亚大陆的经济发展提供投融资保障。最近,前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部长亚历山大·加卢什卡发表文章,指出多国央行滥发货币是在制造更大的问题,建议创新货币投放机制。中俄应在建立新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上加强合作。

第三,加强航空航天领域合作。航空航天产业可以拉动制造业向高端方向发展。目前全球航空市场由波音和空客形成寡头垄断。中俄有航空航天工业基础,国土辽阔。中俄可以合作形成自己的空中客车公司,推动形成欧亚大陆经济圈的产业核心。现在两国在CR-929和格洛纳兹-北斗项目上有合作,需要进一步深化,向全产业链延伸,通过产业互联网,利用数字技术,把两国空天产业的各要素、各环节全部实行组合,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使空天产业成为两国高端产业合作的支柱。

第四,加强基础科研和科技创新合作。俄罗斯的一位数学天才曾帮助华为解决了重大难题。俄罗斯在基础研究方面实力雄厚,人才素养好。中俄可以合作建设基础研究院、联合实验室,互派研究人员,共享成果。

第五,加强军民融合领域的合作。军事力量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美国长期保持全球最高的军费开支。美国有1万多枚核弹头还嫌不够,加紧升级和扩产。中国的应对战略和策略是推进军民融合,把军事需求与民用产能结合起来,把军民间的壁垒打通,实现军民技术双向流动、相互促进。在这方面中俄也可以加强合作,争取以更低的安全成本、更好的制度化设计,保障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针对有媒体提出的“中国速度”和“俄罗斯速度”的比较问题,王湘穗认为,近年来中国科研投资和发展速度比较快,而俄罗斯的科研基础更为深厚、扎实。希望未来两国的合作模式是“中国速度”加上“俄罗斯的基础”。俄罗斯科技界有不少世界领先的独创成果,值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好好学习。

 

一带一路倡议助推欧亚一体化

今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将经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打击。据预测,俄罗斯经济今年将下降6%,明年可能增长4%,经济完全恢复可能要到2022年。在此背景下,今年上半年,俄中双边贸易额下降了近10%,但这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

俄罗斯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首席经济学家维诺库罗夫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可行性非常高的倡议,现在相关投资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性质的,也包括欧亚这片广袤地区的很多国家,它对加强欧亚地区一体化非常重要。

维诺库罗夫表示,欧亚一体化具有迫切性和现实性。欧亚大陆不仅需要一体化,而且对其中一系列负面因素要给以打击,比如跨国毒品贸易、病毒细菌的蔓延等等,进而避免导致更多的经济社会问题。

为此,他提出了四项具体措施:

第一,把一带一路看作一个长期的战略性倡议。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完全达成共识是很难的,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看到效果。我们应该往前看,要有长远的目光。

第二,要高度重视债务和财务的稳定性。按照一带一路倡议,要关注那些贷款接受国的债务状况和财务稳定,国际金融开发机构在其中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亚投行、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等等。俄方针对各国情况开发了一套监测债务和预算状况的模型。由于疫情,目前这些国家的债务迅速增长,未来4-5年内,债务稳定性问题应该成为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第三,目前,经过前苏联地区的跨欧亚集装箱专列(中国的中欧班列),每年可以达到惊人的40-70万标准集装箱。据了解,中国对这些集装箱班列提供了补贴,希望中方在未来1-2年内不要取消这些补贴,帮助中欧班列度过这两年的困难时期。同时俄方也在考虑用自己的补贴扶持班列运行。

第四,建议加强与邻国尤其是中亚国家的合作,消弭当地的一些负面因素。比如,一些国家由于货币流动性减少,可能会发生系统性危机,从而威胁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中俄应共同遏制并降低这些负面因素,这是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

 

联合重塑新的疫后体制

新冠病毒的袭击,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给人类社会的治理与发展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

近些年,中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顺利,战略合作不断深入。俄罗斯已成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李若谷认为,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中俄更需要谋划好疫情后如何进一步发展现存的战略合作关系。

第一,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和肆虐,暴露了人类社会在应对这种突发事件时缺乏应有的应急机制和统一的应对策略,各自为政,导致疫情不能及时得到控制。建议中俄认真研究今后再次遇到这类情况时如何做好协调、联合应对,同时与愿意参与这一研究的其他国家如欧盟、日本、韩国、东盟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合作。

第二,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全球化的发展及公平、开放、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障碍。我们要用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政策来改革它,而不是回到各自为政、闭关锁国的状态。中俄应该在疫后联合有关国家,积极推动WTO改革,使之成为更加公平、透明、自由和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

第三,人类社会正处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前夜,中俄应该加强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争取在一些关键领域实现突破,例如人工智能、芯片的研发和制造,以及生命科学、医药、环境治理等等。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将给人类发展带来广阔的前景,也有助于阻止那些反对全球化、反对合作的势力。

第四,人类的发展理念需要创新,中俄两国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贡献。目前人类社会围绕经济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和自由权利最大化的发展趋势,已经使地球这个空间和资源都十分有限的星球越来越不安全,包括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对人类本身产生了伤害。应该深入研究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以及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秀思想,同时结合西方发展理念中的优秀元素,开发人类发展的新理念。

第五,这个世界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或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传统的人们所组成,发展有先后,发展程度也有所不同,但要共同发展、共同分享人类发展的成果。这次疫情暴露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巨大差异。中俄应该在疫后联合其他各方,帮助那些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恢复发展动力。

第六,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命脉。中俄两国应该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联合欧盟、东盟、日本、韩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能支撑全球化发展需求的货币及支付体系,为全球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不受个别国家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从而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公平、透明、公开、自由、开放的环境。

 

中俄应勇敢捍卫共同的利益

马斯洛夫认为,世界正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尽管这些贸易和全球化合作的理念是按照美国的方式建立的,但一些旧的全球化因素已不再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正在破坏自己创造的全球化模式,目的就是不让中俄和其他国家继续享受这一模式给贸易、科技、信息等领域带来的好处。因此,我们要有自己的一套全球开发与发展的模式,使其更具可持续性和开放性。“如今中俄两国都受到美国的制裁,但是我们都没有被打倒,我们要开出自己的药方,即在被隔离、被孤立、被制裁之下,我们该怎样生存和发展下去。”

关于如何推进中俄两国在科技和信息领域方面的深度合作,马斯洛夫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加强科技金融方面的合作,中俄要提出全新的货币体系治理模式,如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数字货币、加密货币和银行间的结算合作,这一体系的稳定运作需要很强的金融科技解决方案。

第二,需要有新的人才联合培养体制。现在中俄两国间有莫斯科大学与北理工合作的深圳分校项目、圣彼得堡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的新建大学项目,但这些新的大学还没有建立联合实验室、联合研发、联合学术期刊等重要平台,而这些恰是推动深层次科技合作和研发成果转化的必要条件。建议两国在这些方面加大合作力度,包括联合制定工业4.0标准、科技和教育标准,形成研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平台和产学研合作空间。

第三,加强面向企业的信息服务。去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俄中两国各有关行业的企业都认为,影响两国企业合作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相互不了解、相关信息太少,亟需建立一个开放的企业数据信息库和平台。两国政府要鼓励和引导科研教育机构建立和运行这样的数据库。

第四,在美国和西方的全面制裁下,中俄有必要共同提出一个系统的愿景,包括科技、教育、社会经济和地缘战略等方面,明确表述两国的共同愿景,勇敢地捍卫我们在全球的共同利益。

关于美国加强制裁是否会催化中俄之间更多的合作机会,马斯洛夫提醒说,关注中俄合作机会,不应该只局限于对付短期形势的变化,比如应对美国制裁的短期应急考虑,这会让两国合作缺乏系统性和总体性。应从大格局入手把握机遇,比如,如何发展中俄之间的非大宗产品贸易,如何建立高技术农业生产合资企业,如何布局两国在高科技方面的合作项目等;同时要做到“规划先行”,提前着手建立相关的平台资源、联合院校、联合实验室等。

(编辑  宋斌斌)



* 王晓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



 

本文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发达国家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速空间范围是较大的。与潜在GDP增长速度关系因素和机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在目前的内外部环境中,潜在GDP增速的空间理论上可能在7%-10%,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跨越人均1万美元大关。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面对当前波谲云诡的外部环境,保持必要的GDP增长速度,事关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表示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下产出多少的能力,它是影响GDP增长诸因素中更为深远和更为深层次的因素。对处于发展阶段、模式和结构转型的经济体来说,较为传统的人力和资本等要素投入对经济的拉动出现下滑时,TFP的变化就将对经济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数量的投入,以及投资规模的扩大,那么考虑到资源要素的有限性和市场、社会、环境与管理的承载力与有限性,即使是那些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曾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当其增速放缓、停滞乃至呈现“局部短期衰退-局部短期萧条-整体长期衰退-整体长期萧条”的恶性循环,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那种“解不出的死循环”,也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向高质量、可持续GDP增长方式的转型,研究TFPGDP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具体而言,首先是一定的TFP增长能够支持多高的潜在GDP增长速度?其次是如何保持较高的TFP增长势头?

认识TFP所对应的潜在GDP增速能力,与提高TFP增速本身,对于宏观经济决策都是重要的。

TFP增速对潜在GDP增速的支撑问题

毋庸置疑,TFPGDP增长的贡献程度,是影响GDP增长的关键。但对这个贡献度的测算,特别是对TFP本身的测算,依然是极其复杂的未决难题,远没有达到像对GDP或者投资规模、就业数量测算那样精准。而残值法为代表的各种测算方法,总体上还是由果及因、对其他统计数据的回溯。其缺陷在于难以解释:为什么在中短期经济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情况下,TFP增速和GDP增速对应关系的大起大落。这种情况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从中短期看,TFP的增速可以对应的GDP增速区间是相当大的。

TFPGDP增长的弹性问题:日本战后的经验

例如,作为一个有较为完备工业基础、人口过亿的国家,日本1972年的GDP增速是8.2%,当年TFP增速是2.0%1973年的GDP增速是7.7%,结果当年的TFP增速却骤降到0.3%,这种变化居然是在劳动量投入增速和投资增速双双提升下出现的。

在日本战后GDP高速增长的历史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1951-1954年,日本的GDP增速从12.5%一路下滑至5.7%,降幅为6.5个百分点;但是TFP增速则从1951年的7.6%降到了-0.5%,降幅达8.1个百分点。1955年的TFP增速是0.9%,然而当年的GDP增速却上升到了8.6%1956-1957年,日本的TFP增速再度由正转负,分别为-0.8%-1.1%,但是GDP增速依然维持在7.5%7.3%1958年,日本的TFP增速回升到了0.5%GDP增速居然大幅下降到了5.8%1959年的TFP增速上升到了2.8%,当年GDP增速达到了9.1%1951-1959年间,日本GDP增速在7%-9%这个区间对应的TFP增速低至-1.1%1957年,GDP增速7.3%),高至2.8%1959年,GDP增速9.1%)。

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初步恢复,日本经济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快速增长,10年中有7年的GDP增速超过了10%,其TFP的增速区间是3.4%-5%1962年和1963年的GDP增速为8.9%8.5%TFP增速对应为2.8%2.7%。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基本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70年代,日本GDP增速开始大幅度放缓,TFP增速为负的年份多达7年。其间,TFP增速最低为-5.8%1974年,GDP增速为-1.2%);最高为1978年的-0.5%(当年GDP增速为5.7%)。1972年和1973年,日本的GDP增速为8.4%8%,当年的TFP增速为2%0.3%

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一直属于高收入国家,其GDP最高达到美国的71.1%1995年),但是其TFP增速却只有1988年和1996年两个年份为正,分别为0.9%(当年GDP增速为7.5%)和0.5%(当年GDP增速为3.9%)。

进入新世纪后,尽管日本依然处于高收入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其TFP增速正负互现多数为负,在-3.7%3.1%之间震荡,但是其GDP增速却再也未能重现1960-1970年的高速增长态势。在1989年、1990年,其GDP增速达到5.5%(当年TFP增速分别为-0.9%-1.2%)之后,一路下滑;GDP增速在2009年降到了-5.0%的历史最低点(当年TFP增速为-3.6%)。即使2010年的TFP增速高达3.2%,当年的GDP增速也仅有4.6%;且第二年就双双滑落至-0.8%0.2%

纵观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2018年的GDP增长和TFP增速,不难发现,二者对应的波动极大。特别是在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960-1970年间,其TFP平均增速既不稳定,峰值也并不太高。按照不同的统计方法,在1960-1965年和1966-1970年两个区间,其TFP平均增速为1.478%1.946%[1] 同阶段,其GDP增长的速度最低为5.8%,最高为13.1%,除1年外,都维持在8%以上。

这表明,就日本而言,其TFP增速对应的潜在GDP增速空间是很大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TFP增速对应的GDP增速的潜在空间在大趋势上是缩小的,这一时期,一方面与经济进入滞涨阶段相一致,另一方面也与其实体经济走向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相伴随。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滞涨时期”以前,按照残值法,在TFP增速为2%-4%这个区间中,其GDP增速高到11.1%1967年,当年TFP增速为3.4%),低至7.4%1953年,当年TFP增速为2.4%),总体来看却是相当稳定的。在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TFP增速仅有2010年高于2%,为3.2%;当年GDP增速为4.6%,这与图5显示的日本本土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后,TFP增速对应的GDP增速拉动空间变小的大趋势是吻合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的TFP:以韩国为例(三级标题)韩国是较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兴发达国家,作为一个规模较大、产业结构偏向重化工业、五千多万人口的经济体,其在1966-1990年的平均TFP增速并不高,仅为1.7%。这个数据甚至远低于产业结构类似的同期我国台湾地区的2.6%,也低于经济规模更小的香港地区同期2.3%的平均增速。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韩国在同期较快速的GDP增长,1965-1990年间,韩国年人均GDP平均增速为7.4%,高于同期我国台湾地区6.3%和我国香港地区5.8%的平均水平。20世纪80年代是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韩国的TFP增速正、负值大体上随着经济周期交替出现。在GDP增速超过10%4年中,有2年的TFP增速低于3%,即1987年和1988年。尽管这两年的TFP增速仅有1.5%2.8%,但是GDP增速却高达10.9%10.7%。值得关注的是,1983年、1986年和1987年的GDP增速均为10.9%,但TFP增速却分别为6.8%5.2%1.5%;其中TFP增速高位的年份(1983年)其增速是低位年份(1987年)的4.5倍,但对应的GDP增速却是一样的。在TFP增速为负值的4年中,除了1980年由于全国性的政治原因主导了GDP的负增长以外,其余三年也都达到了6%以上的GDP增速。

进入稳定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除了1998TFP增速暴跌到-3.6%1999TFP增速骤然回调到6.3%这样的两个正负值极端数据外,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1990-1996年的7年中,韩国的TFP增速都没达到1.5%,但是其GDP增速却相当高。在TFP增速为1.0%-1.5%4年中,GDP增速均为8.8%以上,有3年超过了9%。即使是在TFP增速为-0.81992年,韩国的GDP增长也达到了6%

也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与较低TFP增速(大大低于我国同期TFP增速)相伴随的高速GDP增长,最终夯实了韩国的发达经济体地位。

但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却是,进入新世纪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韩国,其TFP增速甚至略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但是其GDP增速却进入了低速通道。在TFP增速超过2%3年中,GDP增速最高也仅为7.2%2002年,当年TFP增速为2.9%)。在TFP增速最高的2010年(3.1%),GDP增速为6.3%;在TFP增速最低的2012年(-0.6%),GDP增速为2.3%

如果仅从数据角度出发,即使考虑了西方经济学对于发达经济体GDP增长随着边际效应逐渐放缓等因素的影响,也可以发现,在产业结构逐渐向高附加型价值和创新推动主导下的转变,呈现去重工业化的韩国,其较为稳定的TFP增速也并没有伴随出现较高的GDP增长速度。即使这样,其GDP增长速度和TFP增速相关于GDP增长的潜力空间,明显高于和好于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的邻国日本。

冷战中及互联网时代的TFP:美国的情况

美国是体量最大和平均经济水平最为均衡的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较为均衡的1951-1979年,其GDP增长速度较高。但是其TFP增速并不高。在30年中,高于2.5%的仅有4年;低于1%的有11年,其中3年为负值。在GDP增长高达7.3%7.2%19511959年,TFP增速分别为2.8%3.7%。在被认为GDP增长最好的1962-1966年间,TFP增速除1962年达到了2.8%以外,其余均在2.5%以下。

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布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国TFP增速较低,有6年低于1%GDP增速在1984年达到了滞涨之后创纪录的7%,但是当年TFP增速为2.2%。这样高速的GDP增长年份,此后再没有重现。苏联解体后,美国经济实力空前强大,并经历了互联网大泡沫的克林顿执政时期,在TFP水平最高的1996-1999年间(0.7%-1.2%),美国的GDP增速为4.7%-5.1%。这一时期,TFP增速所对应的GDP增速空间较之以往明显增大。

对这种现象的解释,除了统计因素外,美国作为亿级人口的经济体,伴随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变化,是一个可能的重要方面。

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老牌发达国家TFP

在传统发达国家中,战后的联邦德国(西德),在20世纪50年代TFP的平均增速超过4%,高于美国,在西方世界处于高水平;其GDP增长平均速度达7%以上。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可能还在于战后重建的恢复性增长。重建基本完成后,在工业体系趋于稳定的20世纪60年代,其TFP平均增速回落到了平均3%左右,GDP增速也下滑到了5%左右。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德国基本完成了两德统一后的经济体系融合、经济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态势,其科技研发无论是政府重视程度还是企业研发投入上,都处于欧洲前列,并长期保持稳定。但是在2000-2016年的17年中,其TFP平均增速却总体上处于极低水平:2000-2007年为0.36%2008-2016年为-0.15%。在TFP平均增速出现负值的同时,德国的经济质量依然被认为是西欧四大经济体(英、德、法、意)中最好的。

对不同规模发达经济体TFP的几点结论和一个推论

通过对上述具有比较完备国民经济部门的五千万级(韩国、德国)和亿级人口发达经济体(日本、美国)的比较,不难发现,不管是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还是完成跨越之后,单位TFP所对应的GDP增长区间,或者说潜在增长空间都是较大的。从统计上看,至少对于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大型新兴经济体而言,即使TFP增速较低,维持较高的GDP增长速度也是可能的。日本和韩国是这方面的代表,在2%左右的TFP平均增速附近,这两个国家都实现了较长时期的7%-10%的经济平均增长。

这似乎表明,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国,单位TFP增速,往往能够带来更为快速的GDP增长。具体而言,从日、韩、美、德的经验出发,1个百分点的TFP增速带动3-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速度是可能的;对于具备较为完备的国民经济和制度体系、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大国而言,在较长时期维持2%-3%左右的TFP增速以形成7-10%左右的潜在GDP增长是可能的。

1990年以来,中国TFP增速总体较高。特别是在2008年以来,绝大多数年份的TFP增速基本稳定在2%-4%的区间。然而,与处在类似阶段的日、韩等国相比,我国GDP增速相对于TFP的增速却并不高。这表明,中国TFP增长相对于GDP增长的拉动潜能,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换言之,如果TFP增速能继续维持在2%-4%的空间,那么中国的潜在GDP增速则应能够维持在7%-10%的空间,甚至有可能取得更高的GDP可持续增长速度。

(编辑  苏歌)



* 李若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

[1] 资料来源:袁志刚、余宇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第72页,上海,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