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华为专利申请量为全球前三，构建了5G、光通信、微波、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终端等诸多领域领先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几十年来，华为从代理香港交换机起步到贴牌模仿再到自主创新和联合创新，从几个人的创业发展到全球超过20万人，营收规模超过千亿美元。在美国全球封锁打压之下重构企业供应链，最终屹立不倒,华为的创新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可参考的思路。

从践行“薇甘菊精神”到创新薇甘菊理论

华为创新能力起点源自其薇甘菊成长理论。薇甘菊，原产于南美洲和中美洲，最大特点是拥有强大的“扩张性”，生命力极强。

华为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包括一些利润低、市场规模小，或者未突破的区域。华为CEO任正非首次在一个区域小国的业务会上提出“薇甘菊精神”。他说：“你们知道薇甘菊吗？它是一种杂草，号称‘植物杀手’，它只需要很少的水、很少的养分，就能生长很快，抢占其他植物的资源，使自己生长的空间和范围很宽、很广，它迅速地生长，覆盖了所有的植物。我们做产品需要具备薇甘菊的能力。”任正非提出“薇甘菊精神”，是说尽管在当地小国发展很困难，但要像薇甘菊一样，有一条缝就要扎下去，活下去。

任正非的创业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任正非在43岁时凑了2万元，6人创立华为公司。最初的10年，每年亏损，股东都退股不干了，他只好赎回股份。谁想到这种无奈之举，成就了他的厚积薄发。市场是严酷的，2000年，华为的销售收入大幅下降，任正非的癌症第二次动手术，重度抑郁症又犯病了。在这种艰难环境下，他写出了《华为的冬天》。在2015年战略务虚会上任正非讲话,“我们在争夺高端市场的同时，千万不能把低端市场丢了。如果低端产品让别人占据了市场，就培育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将来高端市场也会受到影响。”他提出，华为要走优质优价的道路，不走低价格、低质量的路，那样会毁掉华为战略进攻的力量。低价对应基本需求，高端的功能和服务需要客户付出额外的价值，这也符合价值规律。他还提出：“在技术和服务模式上，要做到别人无法与我们竞争，就是大规模流水化。客户想要加功能，就买高端产品去。这就是薇甘菊理论，我们现在也具备这个条件。”

有人说，华为类似一株薇甘菊。最早它不过是一粒草籽，长成一株小苗，然后小苗上有几个节点，这些节点都是以“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迅速扩张。今天，华为仍不断追赶竞争对手，那些曾经的百年巨头和电信巨无霸们相继垮掉，摩托罗拉、北电、朗讯等业界领先企业先后倒下，而华为已成为电信制造行业的全球领导者，小草长成了参天大树。

从低微跟随到遥遥领先，华为产品与营销突围

华为起步是做香港交换机的代理商，当时众多国外品牌各种制式的交换机分割国内市场，行业领头羊如参天大树一样高不可攀。华为在深圳改革开放之先的自由创新风气和制度优势的有利环境下，如同一颗“薇甘菊”的种子，不断向国内外先进技术学习。华为引入IBM的IPD（集成产品研发），也曾经跟合益集团（Hay Group）学习最初的人力资源管理的体系方法，抱着“产业报国”“电信市场三分天下有华为”的信念和激情，将怀着产业报国心和使命的理工科大学生、研究生和科研机构下海的研究员组成了华为军团，在“狼性文化”“集体奋斗”精神的加持下，进入中国电子行业百强，2013年华为在电信设备供应商销售超过爱立信，终端业务进入全球前三，2018年问鼎全球第一。

华为的每条产品线都是从模仿到追随、并跑、超越，再到遥遥领先。华为从模仿到自主创新之路走得艰难，从来就是靠着不屈不挠、舍我其谁的勇气，以及逢敌敢亮剑的精神，华为电信运营商业务从低价低质的代名词，变成质优价平，最终达到质优价优。华为的终端业务从手机的白牌机、贴牌机，到华为手机等终端产品直逼苹果的体验和售价，赶超了三星。华为的企业业务屡败屡战，抓住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的机会窗口，凭借华为产业军团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任正非在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发言中说，我们中国民营企业要成为世界技术标准的制定者。我们要做最好的产品，把我们的市场产品做到极致。当华为走向海外开拓国外市场时，员工冒着得疟疾、飞机坠毁、身处战争被绑架的危险，只要有一点开拓机会、一点阳光雨露，就飞身扑上去，坚持数十年，从非洲市场到欧洲市场不断突破，其营销网络已经进行全球布局，华为的海外销售额占70%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化公司。2005年，华为的海外销售占比过半，真正打入欧美主流运营商，进入主流消费者群体。

2018年之前，任正非非常低调，接受媒体公开采访不超过三次，而在2019年，应对美国的极限施压，任正非密集接受了各类记者媒体的上百次采访。

华为从“薇甘菊”式的低调、坚持与勇气，聚焦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信息和通讯技术）行业主航道，用“乌龟精神”从北坡爬上喜马拉雅山的山顶，从技术到产品，从内部管理到外部市场拓展，不断突围直至领先，30多年来，可谓“一世磨一剑，霜刃染寒气，今日把示君，谁敢立潮头，唯有华为人”。

 薇甘菊成长理论内涵与外延

依据薇甘菊成长理论，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进化规律，以及华为的发展和管理实践，有以下五个内涵：

“薇甘菊精神”的低调、勇气、信念与霸气

华为在销售额只有同行领军外企的几十分之一的时候，就勇于提出在某些领域赶超先进企业的市场发展路线图。华为将产品体验做到极致，让华为的产品成为 ICT 行业高质量的代名词，让华为的干部和骨干具有“三分天下有我，功成不必在我，成功必然有我，舍我其谁”的霸气。在诸多诟病华为“军队文化”“血汗科技工厂”“加班无年假”的舆论环境下，尤其是在社会上其他企业都投入房地产、搞金融等高利润行业，盛行多元化扩张策略的大环境下，华为一直坚持其信念。

有信念才能坚守。“统帅必须用自己内心之火和精神之光，重新点燃全体部下的信念之火和希望之光！”企业处在发展之初和困难时期需要这种信念和勇气，团结管理层和员工与公司风雨同舟，抵御生存的寒气，在迅速发展时期更需要这种信念，抵御发展中的诱惑，始终向着企业的愿景和使命奔跑。

华为通往领先的道路并不平坦，在发展中曾数次遭遇国外遏制打压。任正非说，未来5年，是我们生死存亡的窗口期，无论什么样的压力压过来，只要我人还在，我们就有重振雄风的可能。然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没有敢为天下先的霸气，没有直面美西方打压中的豪迈与霸气，就不可能在技术上做到国际领先。

薇甘菊成长理论之生存策略：适应、蛰伏与学习

薇甘菊成长理论强调先生存，再发展。苦练内功，开源节流，提高运作效率，积累运营能力。适应规则，蛰伏中学习，学习中成长，从量变到质变的企业产品和技术竞争力进行突破。

华为发展的前5年（1987到1993年）是适应和蛰伏的阶段，直到1994年左右，C&C08万门交换机问世，才迎来了第一个快速发展期。华为在很多领域都不是第一个发现市场机会的企业，更不是该领域最有市场运作和技术能力的企业，但华为能够把握成长的代价，在行业周期和企业发展困境时，薇甘菊成长理论的生存策略就如同水一样，能放下尊严与不舍，为了企业的生存而暂时隐忍，收缩力量。

隐忍不代表消沉，而是集中资源、实施“针尖战略”，运用“压强原理”，千军万马集中力量，朝着一个城墙口长时间冲锋，才能有所突破。在战斗中培养能打胜仗的干部与员工队伍，更可能抓住未来，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能否抓住战略机会，一靠有战略洞察力和视野以及技术洞察力的干部队伍，二靠有活力的组织体系和员工，保持活力靠激励策略，开放和学习，三靠企业的价值观和核心文化。薇甘菊精神强调低调、勇气、信念与霸气,华为通过“农村包围城市”逐步蚕食，才攻入欧洲主流电信运营商；换过数任代表才突入封闭且高要求的日本市场；几十年亏损仍坚持投入一些小国；在国外市场本地化运营，历经十数年才略有成效，从长期外派中国员工换为本地员工，而大多数同期的企业往往早已在黎明前撤离。

薇甘菊成长理论之竞争策略：低端、批量产品作为基础竞争策略与竞争壁垒

薇甘菊在一平方米内有数十万粒种子，随风传播，繁殖力极强，类似于批量大规模销售的产品，批量就必然要求低价和高质量。低质量是企业的噩梦，将造成巨大的售后和维修成本，会吞噬企业的利润、竞争优势乃至品牌。保持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和做大规模是华为几十年长期坚守以至成功的法宝。

任正非说：“华为在通信领域不做资本性的交易，将长期保留通信网络的开发、销售和服务的体系。这个体系将来受社会进步、技术进步的影响，产品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像鸡肋一样。许多公司会选择逐步放弃，我们将坚持不动摇地持续开发。华为怎么才能把这些鸡肋做成美餐？……在这些低利产品中，要生存下来，唯有实现高质量、优质服务。就像薇甘菊一样，在低生存条件下蔓延生长。”

低端不等于低价，低端产品也要做到高质量，低端高质量的标准是标准化、简单化，生命周期内容易维修。对客户而言，高质量就是满足客户要求的产品，客户不需要一些类型的附加功能，由此产生的产品功能堆叠以及导致的产品成本增加、售价增加，对客户来说就是价值毁灭，就是不增值，当然也难以获得客户青睐。

低端产品产生规模效应，为企业带来销量，高端产品要能满足客户对附加功能的需求，高端产品才能产生品牌溢价，为企业带来利润，低端和高端产品共同做大企业的市场格局，形成竞争壁垒，锁定了各种不同需求的消费者，构建了企业的基础护城河。

华为荣耀手机就是这一策略极其成功的应用。

如果沿各个年度划一条华为人均产值的曲线，会发现，华为的各个产品线，各个销售区域，几乎都是一条初期缓慢上升但逐步加速的函数曲线，一开始往往难以打开市场局面，运作成本极高，人均产值相当低，在“幂函数”区间，投入没有产生规模效应，随着持续的市场突破和内部运营效率提升，人均产值逐步突破盈亏平衡点。随着企业持续变革和技术突破，品牌溢出的叠加效应，规模效应和学习效应凸显，人均产值进入“指数函数”增长的快车道，企业管理复杂度增加，人均产值进入新一轮的“幂函数”，通过技术持续突破和创新，内部组织变革和业务变革等等，华为进入新一轮的人均产值增长的“指数函数”期。华为之所以敢于做各种研发资源投入、各种高激励资源的发放，核心的底气除了品牌、技术等核心竞争力要素，重要的是华为有众多批量的低端、中端产品作为企业发展的压舱石。

薇甘菊成长理论之增长策略：抓住机会快速扩张与规模生长 

薇甘菊的繁殖周期极短，并有多种繁殖方式：可以根繁殖、蔓茎繁殖、有性繁殖、无性繁殖，成长速度极快，对植物来讲，这是生长的效率，而对企业来讲，这就是抓住战略机会点，快速扩张与成长。

华为每年都会根据市场分析企业的战略机会点，从战略到执行构建全套战略解码和执行体系。与此同时，华为自下而上从市场一线业务部门，延伸到职能部门，汇集市场机会点，这一上一下的握手机制，将战略、市场机会做实，并从这些机会中确定管理举措、重点任务、关键绩效指标、财务预算乃至对应的激励资源预算（粮食包）、运营资源（经营资产包等），成为企业各部门各层级干部员工经营管理和奋斗的目标和抓手。

大机会产生大增长，大增长吸引大人才。华为认为企业不成长就是落后，机会的窗口期不等人，任正非强调要抓住数字管道、云技术、人工智能、5G、大流量时代的成长机遇期，并从技术收购、干部任用、人才吸纳、组织变革、激励和绩效考核机制优化等各个角度调整作战运作体系，以激发人员和组织活力。打破人力资源管理的金字塔，推动以项目为中心的变革，从流程责任制、子公司董事会制度变革，从而能更快识别和更好地把握企业增长的机会点。

薇甘菊成长理论之成长策略：没有成功，只有持续成长 

华为一直强调：华为没有成功，只有成长。华为从不强调增长了多少，更强调成长了多少。华为更多专注于成长的机会点，企业增长多关注当年财务指标，即华为所谓的“打粮食”指标，更关注持续增长的指标，即华为所谓的“土壤肥力”指标。

华为是变革型组织，华为人感触最深的就是天天都在变化，隔三岔五就搞一次“运动”，既是组织面临外部压力挑战，同时追求增长速度的内生性需求，需要从组织体系到干部员工快速成长，企业内人员的成长速度往往低于企业成长速度，所以个人需要不断学习与成长，并且需要进行严格的淘汰。

任正非曾说：企业最关键的不是人才，而是对人才管理和使用的机制，华为的成功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成功（不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企业要迅速长成大树，要在组织、人才、文化价值观、激励与绩效这四大方面进行科学的管理能力建设，而很多企业往往只注重经营和指标上的增长，忘记了苦练内功，失去了对优秀创新人才有效管理和激发的能力。

华为对人力资源管理展开过三次大变革。第一次是1997年到2000年著名的《华为基本法》的讨论和制定，在探讨中规范和统一了华为人的思想理念，澄清和确立了华为未来发展的理念和思想，并内化到华为的文化价值观和企业制度中。第二次是2008年到2010年华为提炼出“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坚持长期艰苦奋斗”的价值观，确立了“华为的人力资源管理纲要1.0”，如薪酬绩效、组织和人员变革的任务和目标，华为构建了人才管理的金字塔体系，解决了价值创造、价值评价、价值分配的三大价值循环相应的科学机制、管理体系以及IT落地系统。第三次是在2018年开始的“华为人力资源管理纲要2.0”大讨论，确立了华为30年成功的经验、问题和未来改革的方向，确立了华为的“天、森林、土地”成长战略）。

从“一棵大树”到“一片森林”，华为建立了“共同价值守护与共同平台支撑下的分布式经营模式”，实现公司在多业务结构下的持续健康发展。

薇甘菊成长理论之领先与领导策略：联合创新与产业联盟，从霸道到王道

薇甘菊之所以能后来居上，靠的是巨量的种子和极易繁殖、生存和生长的能力，是“打群架”而不是“独狼”式单挑。华为的科技创新和发展之路也是这样，从技术自主创新到现在的协作创新、联合创新；从最早的竞争突围、野蛮生长到现在的构建产业联盟，与利益相关者甚至产业内外共同致力于把数字世界带给每个人，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任正非曾在2018年说：领先不是领导，领先是在技术上、商业模式上、质量及服务成本上，在中低端产品上硬件要达到德国、日本消费品那样永不维修的水平，软件版本要通过网络升级。在高端产品上，我们要加强服务来弥补。目前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当前要合力应对风险,生存是第一位的。

从自主创新到联合创新

华为初期技术、市场受限，必须通过技术自主创新来获取市场，华为通过自主创新解决了生存问题，与很多企业不一样的是，华为以开放式的心态向先进国家和企业学习技术管理能力、市场构筑能力。与领先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与高校进行人才培养和引进以及研发的合作。随着市场和技术地位的提升，华为在全球构筑基础研发、产品研发、产品设计等各种类型的能力中心，并与全球各个区域具有某些方面能力优势的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合作，甚至为了微波技术的突破，为一位意大利微波领域的领军科学家成立了独立的研究所，这是华为逐步深入联合创新阶段，此时由于美西方的技术优势，华为主要与中国本土之外的顶尖科研能力合作，进行联合创新。

2018年以来，美国逐步加剧了对华为的打压，随着国内科研能力的持续提升，华为更加重视中国本土的创新能力资源的获取。任正非与一些高校成立各种联合科研合作机制，加深了与本土供应链企业、领先合作伙伴、本土科研院校和机构的深度联合创新。

从单打独斗到产业联盟

独行快，众行远。最初的华为靠自身能力在国内单打独斗，在2014年，华为逐步转向与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紧密合作，赋能产业链各个企业，以质量优先评价合作伙伴，构建了柔性安全可持续的供应链能力；在销售渠道方面，与大运营商、终端各级代理商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通过华为营销、研发能力的赋能，帮助渠道商提升运营能力；在华为的EBG（企业业务事业部）成立了“兵团组织”，与各个行业应用场景深度融合，在产业中心城市设置研发中心或总部，如设置在太原的华为煤矿军团全球总部、华为广州研发总部等。从联手百行千业的角度推动与产业融合，让华为的ICT基础技术与解决方案能力和行业场景化的know how的能力结合，形成应用各个行业的解决方案，加速了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的竞争优势，共同携手深挖国内市场，走向全球市场。

从霸气竞争到王者之道

企业成为行业领先者，必然也是行业的贡献者。作为华为这样突入无人区的行业领袖，必然是行业的“灯塔”，联合行业的力量做大行业、做强产业，基于联盟和产业伙伴推动全行业进步，不仅要提供行业的公共产品，还要有能力引领和塑造整个行业。当企业将自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行业发展大势，成为行业的基础设施，就真正“除了胜利无路可走”，因为竞争对手变成了自身，不再有任何有形的竞争对手，自己与自己的“影子”作战，即与内部的组织惰怠、僵化作战，与行业发展趋势、技术发展趋势作战。

薇甘菊成长理论实践六步法引导企业从生存到增长，从增长到成长，从成长到领先，从领先到领导，从而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让企业长出创新能力与创新机制。

薇甘菊成长理论对企业构建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心怀理想，脚踏实地发展

唯有信念，可以致远。企业终究是靠优秀的人才和领袖引路，靠理想和使命凝聚优秀人才，靠基本的物质激励和基于人性的尊重与信任抓住人才，聚焦企业业务发展主航道，具备以创新构筑新质生产力的人才管理能力。

企业首要的是生存，活下去是很多企业这两年的切身感受。当年很多人都不理解华为为何长期提“华为的冬天”，以为是商业作秀、故弄玄虚，但看到一个个商业巨头倒下，人们才发现活下去才有发展的可能。道理谁都懂，但是抵不住“做大做强”的诱惑和企业家自我膨胀的心态。

活下去的基础在于脚踏实地利用一切机会，汲取外界的能量发展自身。华为几十年强调要求真务实，“做实”是华为的最核心要求。华为的“干部八条”“十六条军规”、克服管理者的18种惰怠行为,说到底就是要做老实人，做实管理。

平衡延续性创新和颠覆式创新

企业的技术和商业创新可以分为延续性创新和颠覆式创新。

任正非曾说：我们还是以关注未来五至十年的社会需求为主，多数人不要关注太远。我们大多数产品要重视延续性创新。企业要为客户创造价值，要为价值而创新，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延续性创新才能带来成本低、价格低、服务好、质量好的均衡，才能构筑企业薇甘菊的规模发展能力和市场格局，这对于新常态经济下的中国企业尤为重要。

延续性创新是基础，是基本盘，颠覆式创新也是在延续性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企业需要吸收延续性创新带来的人才、利润、成果等能量。

平衡自主创新和联合创新

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和企业热衷于提自主创新，好像产品不是全部自己设计制造的，就不是创新。任正非非常反对盲目提自主创新，如果自主创新是一种理念他是认同的，企业要构建自身的核心技术竞争力，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实践创新研发的方式，则非常反对，认为是小农思维，是封闭和落后的表现。他多处强调，在技术发展中要有开放的视角，“一杯咖啡吸收宇宙的力量”，“黄大年茶思屋”，“心声社区罗马广场”，是华为倡导的开放思维的典型实践。企业对于成熟的技术要善于使用，没有必要“重新发明轮胎”，对于国内外公司的能力要善于联合、合作创新，而关键的难以获得的技术以及核心技术能力才有自主创新的必要。

任正非曾说：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贡献给人类社会。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通过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华为说自己唯一的武器是团结，唯一的战术是开放，企业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才能引入新的思想、人才，才能构筑和整个生态链条的紧密联系。任正非说日本企业有封闭的缺点，而如今美国正变得越来越狭隘和封闭，而狭隘封闭最终只会走向衰落。

平衡战胜竞争对手和构建行业生态

企业竞争对手分析要从场景谈起，不要试图跟所有人为敌，竞争对手不是永恒的，不同时间、地点、对象都会随机而变。

任正非曾说：领先者，可以只顾自己；领导者，就要顾及他人。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想领导行业，但我们还做不了领导者。那我们就要实现战略领先，利他和合作共赢……我们未来的战略要拥抱世界、领导世界，但不要有滑铁卢。

从卑微到王道是企业构建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企业要转换自身的动能机制，构筑自身在产业链条上的上位优势，也要做好这种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正如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里所说，“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任正非一直提醒华为：聚焦企业发展的主航道，不要偏离企业发展的主航道，只能在有限的领域取得领先，聚焦核心领域，不能耗散了企业创新资源和管理的能量。

（编辑 季节）

马来西亚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之一，曾被称为“亚洲四小虎”。本文重点研究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其在国家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

马来西亚经济概况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主要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原住民族组成。2023年，马来西亚总人口超过3400万，其中华人占23.0%马来西亚劳动力人数约1627万人，普遍接受中等教育，劳动力素质较高。2021年，马来西亚人类发展指数在193个国家中排名62位，略高于周边国家泰国的66位，中国的79位，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10.6年，高于周边国家泰国的8.7年，菲律宾的9年和中国的7.6年，但低于新加坡的11.9年。

马来西亚早期受印度教和佛教文化影响。15世纪，马六甲王朝成为其历史上第一个有史可载的王朝。16世纪后，马来西亚先后沦为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并在二战期间被日本占领。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邦独立。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邦与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共同组成马来西亚。但随后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

马来西亚是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制的联邦国家，其政治体制是沿袭自英国的西敏寺制度。马来西亚独立后，1981年至2003年，在第四任总理马哈蒂尔执政期间，马来西亚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这得益于诸多原因。首先，马哈蒂尔采取“向东看”政策，主张学习日本韩国经验，打破关税壁垒，鼓励外资进入，专注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其次，马哈蒂尔积极推动区域贸易合作，使马来西亚成为1992年成立的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增强了马来西亚的国际地位。马哈蒂尔还积极推动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发展，修建了各主要城市的轨道交通。马哈蒂尔倡导民族独立，推动民族经济发展，倡导亚洲价值观。通过与三菱、丰田等日本公司在汽车领域开展合作，马来西亚成立了宝腾（Proton），并成为东南亚第一个拥有国产汽车的国家。

2022年11月大选后，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国家诚信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同国民阵线、东马主要政党组成联合政府上台执政。

1. 独立后的经济发展

   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成功实现了由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向多元制造业国家的转型。独立初期，其经济主要依赖农业和原材料出口，尤其是橡胶、锡、铁矿石和棕榈油。此外，在1956-1965年，马来西亚政府通过实施两个五年计划来增加对工业的投资，并修复在战争中被破坏的基础设施。

   自1970年以来，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三项长期政策为基础：1970年至1990年的新经济政策(NEP)，1990年至2000年的国家发展政策(NDP)和2001年至2010年的国家愿景政策(NVP)。19世纪70到90年代，马来西亚经济增长迅速，国家逐步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直到1999年后，马来西亚经济的增长仍呈现较大的波动，且经济增长率在2001年再次大幅下挫，表明其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对国际市场的波动越来越敏感。此外，制造业的出口产品缺乏技术含金量，附加值较低。

   2001年，政府推出了“马来西亚2020”计划，目标是在2020年将马来西亚建设成一个高收入国家。该计划包括提升科技和创新能力、增强基础设施和改善人力资源等方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的出口型工业再次受到冲击。政府在2010年推出了经济转型计划（ETP），这项计划着力发展服务业，投资建设公共基础产业，培育国内私人消费和投资的成长，旨在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干预加强国内需求对经济的主导作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2019年，马来西亚政府推出了“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目前，马来西亚正在进行一系列经济和体制改革，制定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NIMP 2030)和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以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促进国家财富实现可持续增长以及公平合理分配。

   （二）当前的经济结构与主要产业情况（三级标题）

   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较为多元。2024年，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按现价计算达到19467亿林吉特，同比增长约5.1%。马来西亚各行业产值及其增长率和GDP占比见表1。

   表 1 马来西亚各行业产值、增长率、GDP占比

与相邻东盟各国相比，2023年，在GDP总量上，马来西亚不及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位列东盟十国中的第四位，以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达到4011亿美元。在人均GDP方面，马来西亚则在新加坡、文莱后，位居东盟10国中的第三位，以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超过人均一万美元。总体来说，相较其邻国，马来西亚经济发展较好，在总量和人均方面均有优势（见表2）。

表2 2023年东盟十国GDP、人均GDP（以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仍然较大程度地依赖出口（71.08%），但其国内需求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马来西亚主要出口产品是电子和电器产品、石油、棕榈油等，出口主要面向新加坡、中国、美国等国。

目前服务业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产业部门，且增速较快，包括旅游业、信息和通信技术业（ICT）等。2022年，旅游业贡献了马来西亚14%的GDP，同比增长26.7%。 医疗旅游在马来西亚独具特色。

信息与通信技术业（包括电信服务、软件开发、数据服务、电子商务等）在“马来西亚数字经济政策”（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Blueprint）的支持下发展迅速，该行业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10.8%。

制造业是该国仅次于服务业的重要行业，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在其中占比较大。这两年内销型制造业增速较快，2023和2024年同比增速分别为4.6%和6.2%。其主要产业部门包括电子、石油、机械、钢铁、化工及汽车制造等行业。电子与电气制造业占制造业总出口的近一半，是马来西亚制造业中最重要的细分领域。英特尔、德州仪器、索尼等跨国公司在马来西亚均设有生产设施。

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就在槟城设立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区（FTZ），8家外国零部件生产公司（八武士）在槟城设立了制造基地，形成集群效应，从而吸引了更多电子与电器制造业公司进入。槟城靠近主要国际航路，可以和邻近国家的电子制造中心（如新加坡、泰国等）形成紧密的产业链合作。此后，马来西亚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区的数量和规模，并为外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进一步吸引外资。但马来西亚电子制造业仍集中于利用较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而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多为低附加值的组装制造。进入21世纪，马来西亚电子产业开始转型，建立了设计和开发 (D&D) 中心，实施了国家半导体战略（NSS）、国家工业4.0政策框架。马来西亚是全球重要的半导体制造基地，拥有成熟的半导体封装技术，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重要位置。受益于中美紧张关系带来的产业转移，马来西亚的半导体产业将继续增长。此外，马来西亚在LED产业实力雄厚，也是全球第三大光伏组件及产品制造商。

凭借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马来西亚在亚太地区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石油化工业也是马来西亚制造业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拥有超过100家公司生产门类广泛的化学品。马来西亚当前的石化生产主要依赖于强大的基础原料（如烯烃、聚合物和芳烃），但近期正积极开发更复杂、更专业的下游化学品，如药品、农用化学品、高性能材料等。 此外，马来西亚继续推进多个大型石油化工项目，以提升产能和巩固其在全球市场的地位。例如，柔佛州的“边加兰综合石油中心”（PIC）是由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主导的一个大型石化综合体，涉及炼油、石化等6大相关设施，将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综合石化园区之一。 马来西亚政府还积极参与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协定，为其石化产业带来更多机会。

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发展

（一）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

1963年独立后，马来西亚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是从接管的殖民地资产中整合，主要集中于公用事业、交通枢纽等基础建设领域，以及农业和农村相关的行业。 此外，马来西亚还将森林资源收归国有。

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实行新经济政策(NEP)，开始大规模成立国有企业，将其作为收入再分配和消除贫困的重要手段。马来西亚政府主要通过投资建立独资国有企业，以及与私人企业合资成为部分所有者、购买公司股票三种方式成立国有企业。 到1990年，马来西亚已有超过1000家国有企业，广泛分布在各行业，以国家石油公司、马来西亚土著银行、工业发展银行等为主要代表，在石油、天然气、银行、制造业等战略性行业尤为集中。这些企业均由马来族官员或马来族资本家进行管理。

这个时期是马来西亚工业化的重要阶段，国有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贡献了大量财政收入。例如，成立于1974年的国家石油公司推动了马来西亚石油基础设施和石化工业的发展，并为其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能源和资金，其化工产品应用于多种工业。目前，国家石油公司贡献了马来西亚每年政府收入的15%～25%（2022年为27.5%）。 此外，1983年创立了由马来西亚重工业社（HICOM）与日本三菱合资的宝腾集团（Proton），作为东南亚第一家本土汽车公司，通过学习日本汽车工业的先进技术，推动马来西亚汽车工业的发展，1993年宝腾的国内市场份额达到74%。1993年，马来西亚又与日本大发工业合作，成立了马来西亚第二国产车公司（Perodua），专注于小型汽车领域，并取得了更大的成功，2023年市场份额达到41.3%。

目前，马来西亚汽车市场仍主要被本土品牌占据，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的Perodua和排名第二的宝腾共销售481300辆汽车，在总销量中占60.2%。排在两大本土品牌之后就是日系汽车品牌：丰田、本田和三菱，但这三大品牌均出现了市场份额的萎缩。 宝腾的汽车销量已于2006年被Perodua超过，并于2017年被中国吉利集团收购实现私有化，但对于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全球私有化浪潮和国有企业亏损的状况导致马来西亚政府出现严重的财政压力。1985年，马来西亚进行了第一阶段的私有化改革，其经济计划署（EPU）签发了“私有化指南”，这一阶段私有化改革主要涉及公用事业、交通枢纽等基础建设领域，并通过产权出售、租赁、合同承包、BOT等主要形式进行。

1991年后，随着国家发展政策(NDP)的实施，马来西亚私有化改革进入第二阶段，集中在垄断性企业，如电力、石油、交通和电信等领域。这一阶段私有化的主要形式为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和股份化改革。此阶段的私有化并不顺利，尤其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已私有化的国有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导致一些在建的基础设施项目停建，政府不得不给这些困难企业注入资金。

在两个阶段的私有化改革之后，马来西亚国有企业仍然在国民经济中保留着重要作用，并在一些关键行业保持着政府的控制能力，如国民投资公司（Permodalan Nasional Berhad，PNB）和国家石油公司。

步入21世纪，马来西亚政府更加注重提升国有企业的治理和透明度，并继续发挥国有企业在战略性产业和关键领域的作用。马来西亚政府开展政府关联企业转型计划，并不断提出新的倡议。

（二）当前国有企业的状况及作用

当前，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包括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LIC）、政府关联公司（GLC），法定团体、基金会、特殊目的公司（SPV）、发展金融机构 (DFI)、州经济发展公司 (SEDC)等类型。其中政府关联投资公司和政府关联公司是主要的两类。政府通过政府关联投资公司或直接控股的方式，来控制政府关联公司，包括国有企业。如表3所示：

表 3 马来西亚主要国有企业类型及数量类型

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集中在仓储运输、公用事业、石油化工、金融服务、通信科技、农业等行业，具体占比如表4所示：

表 4 马来西亚国有企业主要行业占比行业

在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中，国家石油公司规模最大，在2023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位列139位，是该国唯一入榜的公司。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是根据马来西亚《1974年石油开发法》成立的，其在开采和开发马来西亚陆上和海上石油资源方面拥有完全的垄断权和特权，除了占据马来西亚石油开采行业全部的市场份额，该公司还积极进军国际市场，例如其通过在大西洋盆地进行的新投资，将其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份额提高到10%的计划。从2005年到2015年，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绩效表现，马来西亚政府针对5家政府关联投资公司和20家大型政府关联公司（G20）开展了政府关联公司转型计划。 在新的经济模式中，国有企业应发挥5大作用：（1）执行推进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各种转型、重组、增长计划；（2）国有企业加强国际化，迈入国际市场；（3）投资新型知识型服务型产业，推动马来西亚在经济价值链上迈向更高水平；（4）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带头与私营部门合作；（5）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集中于核心业务，不断剥离非核心和非竞争性资产，释放这些资源以供私营部门优化利用。

 以经济学视角分析马来西亚国企发展

根据经济学有关国有企业的阐释，国有企业是在存在重大市场失灵现象，且监管、税收/补贴、私营部门合同承包、政府组织直接供给等其他方式不适用或相较于国有企业供给损失更多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纠正市场失灵的方式。马来西亚众多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以市场失灵为前提；产生市场失灵有三个主要类型，分别为自然垄断，外部性和公共物品。

在公用事业和仓储运输行业占据80%以上的国有企业，如马来西亚电力公司和马来亚铁道公司，通过将价格设定在帕累托效率水平而非利润最大化水平，可以应对因自然垄断和规模效应产生的市场失灵。

外部性也是常见的重大市场失灵现象。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在传统石油和天然气业务的基础上，重视投资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技术， 提高空气质量，推动了绿色可持续发展，并为私营部门创造了新能源的市场机会，产生了正外部性。

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要肩负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公共物品的作用，这也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领域。譬如马来西亚石油公司控制着马来西亚的能源资源以保证能源安全；国家稻米公司负责稻米的收购、加工和分销，确保稻米供应稳定以保证粮食安全；马来亚银行提供稳定、安全的金融服务，以保证经济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类似，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也将提供就业岗位并保证充分的就业，而充分就业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它促进了社会凝聚力。

同时，马来西亚国有企业也存在着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因软预算约束和监管的缺乏导致了更高的代理成本，降低了技术效率。而无法准确衡量公共物品的价值导致的估计误差则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此外，马来西亚存在极多的裙带资本主义和腐败现象，这也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率和社会总福利的降低。2021年，根据《经济学人》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马来西亚裙带财富占 GDP 的比例位列世界第二位。 这使得资源配置更加倾向于关系和利益，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一些隐性优势，他们的市场竞争压力进一步减少，这将带来潜在的市场公平竞争失衡。当国有企业在某一行业占比较大时，私营企业在该行业的投资将会显著减少。

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还存在过于强调财务目标而丧失其调节市场失灵作用的问题。例如，许多由政府关联投资公司投资的“私立”医院仍以盈利为主并与公立医院争夺人才，导致公立医院品质下降。

马来西亚国企如何在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

作为政策工具，马来西亚国有企业促进投资，推动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2022年，马来西亚第10任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提出的“昌明大马”框架中，六家领先的政府关联投资公司共同承诺在未来五年内投入1200亿林吉特用于国内直接投资（DDI）。主要针对高增长高价值（HGHV）行业，例如能源转型部门、生物制药、先进制造业（尤其是半导体领域）等。 同时，在执行马来西亚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NIMP 2030）期间，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则专注于电子与电气领域，帮助占比较大的中小企业向资本密集型企业转变，以提高其附加值。

作为政策工具，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在减少碳排放，推动国家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马来西亚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中，马来西亚电力公司和国家石油公司等国有企业将实施一系列项目，如氢与氨混燃项目、混合水力浮动太阳能项目等。 由于马来西亚石油化工领域主要由国有企业控制，因此，将国有企业作为推动该转型计划的主要政策工具最为有效。这些项目可以扩大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应用，并帮助实现第十二个马来西亚计划中阐明的“到2050年温室气体零排放”的承诺。

作为政策工具，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就业环境。在马来西亚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实施过程中，创造了8万多个就业机会，远多于预测值。 在“昌明大马”框架中，政府关联投资公司和政府关联公司还将采取有效行动，改善其组织和生态系统（包括被投资公司）中员工的生活。在国企工作场所实现更公平的性别代表性来确保平等机会；有针对性地提供员工再培训和技能提升计划等。

总之，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在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就业等方面发挥作用，作为政策工具，是“昌明大马”框架、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第十二个马来西亚计划等国家战略推行的重要工具。

  马来西亚的国企发展及其作用对其他国家的启示与借鉴

与许多国家发展路径类似，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发展源自原殖民国家独立后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给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在经济发展初期，在国外和私人资本投资不足，政府监管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在促进投资、有效利用资源等方面集国家之力，具有独特优势。

然而，国有企业也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转型与发展历程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与一些缺乏监管能力、但在市场化、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氛围下直接将国有企业撤资以推行私有化的国家相比，马来西亚的两次私有化及其后的转型计划富有启示。马来西亚在进行部分私有化时，仍然对国有企业保有控制权，国有企业仍然控制着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和能源化工等领域，并通过转型计划提升其经济效率。在实施转型计划的10年间，20家政府关联企业的股东总回报率平均每年增长11.1%，其主要措施包括推动国有企业国际化，关注国有企业绩效与主要经济指标表现，业务重组与整合等。

一些对国有企业布局进行调整的国家借鉴了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转型经验，譬如面临监管能力不足，管理效率低下。一些未能顺利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借鉴马来西亚的转型计划，通过引入绩效管理体系、推动国有企业国际化等方式来提升其国有企业的表现。

此外，马来西亚国有企业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在解决市场失灵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值得其他国家借鉴。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新兴产业，如数字经济、绿色科技和先进制造业，帮助国家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中保持竞争力。马来西亚在石油化工等行业国有企业占主要地位，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推行，既可以保持与私营部门互动并促进创新，也可以降低合同成本，促进更高效直接的生产。同时，这些面向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的政策提供了关乎国家安全的公共物品，消除了正外部性，成为解决市场失灵的良好工具。

马来西亚的这些经验对其他国家进行产业多元化、发展新兴产业富有启示，尤其是单一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这些国家学习马来西亚的经验，通过国有企业投资新兴产业，减少了对单一资源的依赖，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编辑  季节）

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的立法与政策经历了封闭管制、危机转折、渐进开放等演进历程，至今已形成较为完整的FDI管理体制。

印度外商投资政策主要分为三类准入路径、三类主要进入限制，由商工部工业和内贸促进司（DPIIT）牵头管理，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简称RBI）、执法局等相关部委协同监管。值得一提的是，印度FDI管理体系中，“第3号新闻公告”（Press Note 3，以下简称PN3）作为针对邻国投资的特殊管理规定，实际上主要被用于限制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同时由于实施范围大、程度深、社会影响力高，PN3已在客观上反过来塑造印度外资管理体系。总体看，印度FDI管理体系具有管理限制较多、安全压倒发展、政策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研究印度的FDI管理体系可以启发我们应把握好不同政策目标之间、发展与安全之间、改革与开放之间、政策明确性和模糊性之间的四对辩证关系，更加科学合理地制定外资管理体系。

印度FDI管理体系历史沿革

（一）1991年前，政策模式以严格限制外资为主轴。这一时期，印度政府主要通过许可证制度和外汇管制严格限制外资，以保护其国内的幼稚工业，维护经济主权。尽管政府一度意识到需要引入外资缓解资本不足，但FDI政策仍以管制和排斥为主，实际吸引外资规模极为有限，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增长。

（二）1991年至2000年，政策模式转向有限度的自由化。由于印度在1991年发生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在国际压力和自身改革推动下，当年7月发布《新工业政策声明》，大幅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以期利用全球资本和技术补充国内资本不足，并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借此扩大出口和就业。

（三）20世纪末21世纪初，延续深化利用FDI进程。在此时期，印度逐步扩大开放领域并完善配套法规体系，如1999年通过新《外汇管理法》，将政策重心转向促进投资、规范管理并重，在确保“关键行业不失控”的前提下，每年适度放宽若干行业的外资限制，并辅之以产业指导政策。

（四）2014年莫迪政府执政以来，FDI开放度前所未有，并更加关注国家安全。一方面，这一时期莫迪政府的FDI政策更积极主动，大幅放宽国防工业、保险业、电力等诸多领域外资的持股上限，着手清理阻碍外资准入的制度障碍。另一方面，莫迪政府高度关注国家安全、关键行业自主可控等问题，在FDI政策中嵌入本土利益保护的考量。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20年出台的PN3，其目标是针对来自与印度接壤国家的投资而设置的专门安全审查机制。

总的来说，印度FDI政策经历了从排斥到欢迎、从无序到有章可循、从一刀切到细分对待的转变，折射出印度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外资态度的调整，也反映了实践中对政策效果的评估和纠偏。

印度现行FDI管理体制

（一）三种管理类型。一是禁止类，涉及国家安全、政治或社会敏感领域，明令禁止任何FDI进入，包括博彩、烟草制造、原子能等。二是自动审批类，此类行业外资可设负面清单直接投资，只需在投资完成后一定期限内向印度储备银行备案，目前绝大多数行业均已开放自动审批路径。三是政府批准类，某些敏感行业或超出特定持股比例的外资进入，需要通过外国投资便利门户（FIFP）在线提交申请，由商工部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司牵头会同相关主管部门审核。

（二）三类主要限制。一是股比限制。针对部分关系到国家安全或敏感民生的行业，印度设置外资持股上限。例如，国防制造领域外资持股上限为74%，更高持股比例须特别许可。近年来，多数行业逐步提高上限或取消限制，但保险、媒体、零售等领域开放速度较慢，仍保留较高上限。二是类型限制。针对特定国家限制和敏感投资领域，印度设置事先审查机制。例如，PN3规定，凡是来自与印度接壤国家的投资一律需政府审批。再如，对于电信、国防等敏感领域投资需经主管部委审批。三是特定行业限制。部分行业虽名义上对FDI开放，但存在特殊要求。例如，尽管房地产领域允许外资从事开发活动，但必须满足项目规模、锁定期的规定，否则将限制资金撤出。

（三）监管架构。一是隶属于印度商工部的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司，是负责FDI政策制定和协调的牵头部门，每年发布《综合FDI政策手册》汇总各行业准入规定；接收外资申请并将提案送至各行业主管部委审核；协调内政部对敏感领域投资进行安全审查。二是印度储备银行，负责FDI资金流的监测和管理，确保外资的进出符合金融法规和政策框架要求。三是财政部下属的执法局（Enforcement Directorate，简称ED），负责查处和追究违反外汇管理法（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Act,简称FEMA）的案件。四是其他部门和机构：内政部对来自特定国家的投资进行安全审查；各业务主管部委（例如通信部、能源部、财经部下的保险监管部门等）拥有对本行业投资提案的实质审批权；内阁经济事务委员会对超过500亿卢比的大型FDI项目进行审议批准等。

针对邻国对印度FDI的特殊监管政策——PN3

2020年初，印度高度关切“外国资本趁股价低迷抄底印度企业”现象，尤其是“来自特定国家的投资恐对印度战略产业产生不利影响”。受此影响，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司于2020年4月17日发布关于修订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第3号通知（PN3）。PN3提出，若有下列三种情形，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棕地投资，均需经过安全审查：一是邻国公民或企业直接投资；二是即使投资主体并非设立在邻国，但最终实益所有人为邻国公民；三是即使投资主体并非设在邻国，但其最终实益所有人为居住在邻国的居民。

PN3出台前，印度仅对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投资设有限制，而PN3规定任何来自与印度接壤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缅甸、阿富汗、巴基斯坦，不含中国台湾）的投资进入印度时，都必须事先获得政府批准，这标志着印度FDI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由于中国对印度投资远超其余六国，故PN3被认为是印度基于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考量，限制中国对印度投资的专门举措。

印度FDI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与中美欧相比，印度的FDI管理整体限制较多。目前，中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采用“全国+自贸区负面清单”方式管理外资准入，未列入清单的行业原则上完全开放，外资准入更加简明直接。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实行“普遍开放+个案审查”模式，只对敏感高科技、基础设施的涉军涉密投资进行评估和组织；欧盟没有统一的外资准入清单，但各国绝大部分行业均对外资开放，仅在必要时通过安全审查来干预个案。因此，从国际比较来看，当前印度FDI管理体系整体较为严格。

（二）对安全考虑大于发展考虑，阻碍中印合作共赢。PN3自实施至2024年4月，印度累计收到500余份中国投资申请，批准率不足四分之一，许多中国公司被迫调整对印度市场的战略。与此同时，中印贸易额却屡创新高，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长期超过1000亿美元，说明印度目前仍需进口大量中国制成品，而无法进行本地生产。理论上，本地生产是印度产业发展的更优解，相关产品不仅可以供应本国市场，还有希望对外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并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然而，PN3严重阻碍中印产业链深度对接，造成“商品流动频繁，但生产要素流动反而受限”。

（三）政策缺乏明确性，邻国FDI投资合规成本激增。一是PN3未明确定义“实益所有人”导致法规边界模糊，许多中资只占微量股权的投资机构也被迫卷入流程繁琐漫长的审批。二是审批周期长且缺乏透明度。PN3的审查没有公布明确标准，这赋予印度政府自由裁量权，偏袒能够增强印度制造能力、引进新技术的项目，而其他项目则长期悬而未决。这导致很多企业无法获知审批迟滞的具体原因，难以规划投资进度，导致许多企业错过商机。

政策启示

（一）把握好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印度的制造业基础薄弱，当前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阶段，吸引中国企业进入印度开展本土化生产是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捷径之一，但PN3却几乎切断了中资进入印度的途径。正是因为其外资管理政策与产业发展政策各自的政策目标产生背离，导致印度近年来制造业发展停滞不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参与度低位徘徊的情况。这表明，包括外资管理政策在内的政策制定应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把握好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协调关系，强化各类政策统筹协调，才能形成合力，并避免合成谬误。

（二）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PN3基于地缘政治考虑，限制中国对印度投资，虽然看似维护了部分关键产业的安全自主，却也导致无法利用中资、FDI净流入放缓等问题，并严重损害印度“开放经济”的国际形象。这表明，外资管理体制应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需认识到，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既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通过吸引优质外资进入，壮大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又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加强外资进入的风险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

（三）把握好改革和开放的辩证关系。以印度为例，1991年发布新工业政策声明拆除外资管制藩篱，建立制度化的准入框架，1999年通过新的《外汇管理法》，改革外汇、外资管理思路，特别是莫迪政府执政以来，进一步通过改革清理阻碍外资流入的种种制度性障碍，有效地以改革促进了开放。然而，由于改革并不彻底，特别是土地制度、劳工制度改革进程缓慢，印度营商环境仍然不佳，打击外资赴印度积极性，严重影响对外开放成效。这表明应把握好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改革能够为开放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开放又能倒逼、促进改革发展。

（四）把握好政策明确性和模糊性的辩证关系。印度FDI管理体系通过分类准入实现了形式上的明确性，但在具体执行中仍留有大量自由裁量的空间。这一方面为政府保留了灵活的操作空间，但另一方面却导致外国投资者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激增，导致合规成本过高从而打击市场信心。因此，外资管理政策应在刚性规则与弹性空间之间取得平衡，更好把握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留有一定政策余地的同时，要更好推进权威的政策解读释疑，压缩不确定性，有效稳定投资预期。

（编辑  杨利红）

中美两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产业结构的高度互补性和对外政策的开放性，是决定双边贸易从1979年的23.7亿美元一路增长至2024年6883亿美元的三大关键因素。如今，基于两国发展模式的动态变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健全的制造业中心，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日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美国以其高科技和金融创新、农业生产和能源开发的领先优势，为中国提供高新技术和设备、创新启示和初级资源。这一分工与交换模式不仅使两国的生产、生活深受其益，而且为全球供应链的扩张带来了强大的溢出效应。

有鉴于此，中美双方贸易政策的剧烈变化将会对各自产业链、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全球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当下，中美基于关税的对等报复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导致双边贸易几近瘫痪， 并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相关供应链的各个节点亦深陷无所适从的焦虑之中。本文将结合中美贸易中核心产品的相互依存性对关税战的影响展开分析。?

中美贸易高度依存的核心产品类别

（一）农产品

在中美经贸全局中，大豆、高粱与棉花构成了三条高度依赖、替代性弱、价格敏感的农产品供应链（见表1）。美国农产品出口高度依赖我国市场，我国地方饲料、粮油、纺织产业对美国高蛋白大豆、长绒/高品质棉花依赖度极高。短期内，美国难以寻觅体量相当的买家，我国亦难以找到相当品质和数量的供给。

表1 中美农产品进出口及依赖度情况（2024年）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美国农业部

大豆：在大豆产业链中，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生产国担当上游供应，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占全球贸易量近60%，主导了下游饲料及食品加工和消费（豆粕和豆油）。没有中国的终端市场，美国大豆种植业难以维持现有规模；同样，没有美国高品质大豆，中国畜牧业也将面临饲料蛋白短缺的困境。针对大豆的贸易限制，将对中美两国相关产业链带来巨大冲击。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对美大豆加征25%的关税，导致芝加哥大豆期货均价较上年同期下跌约10%，美国大豆对华出口额从2017年的123亿美元大幅降至31亿美元；次年，美国高达2750万吨大豆因滞销需要政府收储或补贴，美国部分地区（例如北达科他州）大豆损失估计达2.8亿美元或更多；2019年，美国大豆播种面积比贸易战前的2017年减少了15.5%。

有研究估算，因大豆关税，中国每年额外增加约29亿美元进口成本，国内大豆压榨企业利润受到挤压，部分企业被迫减产甚至停产。由于成本高企，饲料企业被迫降低配方中豆粕比例，导致肉类等终端消费产品涨价。

高粱：即使在首轮贸易战中，美国高粱出口约90%依赖中国市场，中国饲料和酿酒产业对美国高粱高度依赖，构成中国高粱总消费的一半左右，双方形成了较为单一、集中和互补的供需格局。

棉花：美国棉花出口目的地相对多元，但中国依然是美国棉花的重要出口市场之一；美棉在中国总进口量中占比约35%~45%，尤其对美优质棉（纤维长度、色泽及细度上优势明显，主要供应部分高端纺织品牌）依赖度较高。棉花产业链横跨农业与制造业，两国在不同环节各有侧重，相互依存。美国在棉花上游种植环节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则在中下游加工制造环节占主导地位，具备集群和规模优势。

关税战将使美棉面临出口额大幅下降、市场份额与出口收入锐减、库存积压、农业生产（种植结构与面积）被迫调整等困境，进而影响相关农业机械、仓储和物流行业的收益；而中国将面对进口成本上升、供应链波动以及高端原料不足等问题，尤其对众多从事纺织行业的中小企业构成巨大冲击。

1. 能源与石化产品

   中美能源贸易结构存在显著不对称性，各类能源品种的依存度差异明显，形成了“部分高依赖、部分低关联”的复杂格局（见表2）。

   表2 中美能源与石化产品进出口及依赖度情况（2024年）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中国国家能源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美国能源局EIA

美石化产品（丙烷和丁烷为主，乙烷）对我国市场中度依赖，我国下游PDH（丙烯脱氢）和乙烷裂解产业对美石化原料高度依赖（国内需求占比：丙烷51%，乙烷约100%）。在液化石油气（LPG）领域，美国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供应国之一。自2019年起，中国PDH产能迅猛增长，从660万吨扩张至2024年的2260万吨，形成为数众多的化工园区和产业集群，而这些装置高度依赖美国丙烷和乙烷作为原料。

2024年，美国对华液化天然气（LNG）出口总量约为433万吨，占中国进口总量的5.5%，相当于中国天然气消费总量的1%～2%。这一占比虽不高，但美方提供的长期购气协议与快速装船能力，仍符合我国气源多元化的战略定位。不过，从整体进口结构看，中国天然气主要依赖澳大利亚、卡塔尔与俄罗斯，美国的市场份额相对有限；因此即便发生贸易中断，中国亦具备通过替代渠道填补缺口的能力。

在煤炭方面，中美贸易体量更小。根据美国能源局EIA的数据，美国2024年对华出口煤炭仅1126.2万吨，占美国煤炭出口总量的11.4%，在中国煤炭进口结构中仅占约2%。中国煤炭以自给为主，进口主要用于结构性调剂和补充高热值煤种，美国煤炭并不在核心采购序列。

美国是我国石化产品最大的单一出口国，我国对美国出口聚焦于塑料制品、有机化学品及精细化工品（如三氯蔗糖、维生素），占我国同类出口的12%。美国对我国出口可替代性较低（欧盟、印度市场需求有限），部分医药化学中间品难以替代；我国石化原料进口及产品出口同样难以找到相当的替代渠道。

（三）医疗器械与药品

中美双方在医疗器械贸易中均扮演重要角色且相互高度依赖，但彼此侧重点不同。美国高度依赖我国中低端设备、医用耗材、原料药、中间体和仿制药，我国高度依赖美高端设备、高值耗材、检验试剂、创新原研药（见表3）。中短期内，中美难以找到相当品质、体量的替代供给。

表3 中美医疗器械与药品进出口及依赖度情况（2024年）

数据来源：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

医疗器械：医疗器械产业链全球化程度高，美国对华出口在中国进口中约占24%左右，而中国对美出口则占中国整体出口的23%～24%，在各自国内市场中分别满足了不足10%和约5%～10%的需求。中美在供应链中各有侧重，双方在关键环节中形成互补关系，美国在研发、设计及高端零部件供应方面具有竞争优势，而中国则在中低端制造及大规模供应环节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在高端医疗影像设备所需的核心元器件（如高性能X光管、超声探头）、精密传感器及先进医疗电子产品依赖美国进口，高端产品如大型CT、MRI、先进起搏器和人工瓣膜等，仍以美资及欧美品牌为主。美国将低值医用耗材（手套、注射器、口罩、手术服）及中低端设备的部分生产外包，中国贡献超过10%。

医药产品：美国主导创新药研发、制剂工艺与高端药械集成，而中国在原料药（API）、中间体和仿制药上具备大规模生产优势。美国80%以上的关键原料药需要进口，17%直接从中国进口，即便中间环节在印度加工，最终仍脱离不了中国这一基础供应源（中国供应印度70%API）。短期内，欧美难以复制中国API完整产业集群与成本优势；而中国若失去美方高端制剂与新药供给，将造成临床治疗选择受限、癌症等重大疾病治疗方案断档的风险。

（四）数字技术与设备

中美在芯片、设备、计算机及外设、智能手机领域相互依赖，且呈现结构性差异（见表4）。

表4 中美数字技术与设备进出口及依赖度情况（2024年）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

半导体芯片与设备：中美半导体贸易依赖呈不对称态势，美国掌控芯片设计、EDA软件和核心设备等上游环节，中国是全球最大芯片市场与封测中心，但在7nm等先进工艺上高度依赖美国及其盟友技术。我国对美国（及其盟友）先进制程芯片、EDA软件、光刻设备高度依赖；美国企业对我国市场中度依赖，美国对我国成熟制程芯片存在一定依赖；中短期内，我国难以摆脱美国（及其盟友）在高端芯片、高端设备的供给；美国企业难以寻觅相当体量的市场。

计算机与智能手机：中国以完备制造体系和低成本承接约65%的全球PC组装产能。中美产业链高度嵌套：美国提供技术与市场，中国提供产能与产品，美国高度依赖我国出口供给，是我国计算机与外设产品的最大单一市场；中短期内，中美在供给和市场需求方面难以找到相当体量、品质的替代。

（五）机械设备与精密仪器

中美在该领域贸易呈明显不对称。美国对华出口主要为高端科研仪器和精密设备，规模较小，仅占其全球出口不到5%；中国主导对美出口中端机械、电器、通信设备及光学和医疗仪器，在其总进口中占比约30%，但高端产品输出极有限。美国凭借技术垄断掌控高端设备和核心技术环节；中国具备规模制造和成本优势，但高端仪器依赖进口严重，约七成精密分析仪器靠外购，尖端仪器完全仰赖美欧供应。

（六）纺织品与服装

美国高度依赖我国出口供给，美国是我国出口最大单一市场。2024年，我国对美国出口纺织品与服装509.6亿美元，占我国同类商品总出口额的16.9%，占美国总进口额的26%，远超越南、印度等竞争对手。

（七）稀土

我国稀土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34%，其次分别是蒙古（24%）、俄罗斯（14%）、美国（14%）、巴西（14%）、印度（5%），但我国控制全球70%产量，70%～80%出口量（稀土氧化物、金属等）（2024年约4.8万吨，全球总出口量约15万吨）， 若包含加工制品（如磁材），占比更高达90%以上。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具备全球85%以上的加工能力，依制稀土加工技术（如萃取、分离、提纯、冶金、电化及磁材制造领域）和规模化生产，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优势。

美国是我国稀土第二大来源地（25%），我国则是美国稀土第一大进口国（60%）和第二大出口国（30%）。美国高度依赖中国加工能力，我国对美出口以高端加工品为主（如钕铁硼磁体），附加值约为3.5倍。稀土供应是中美高技术制造业竞争中高度互嵌的关键环节，双方形成双向依赖。美国开采的稀土原矿几乎全部出口到中国冶炼，成为中国稀土原料供应的重要一环；中国则将提炼后的稀土材料和永磁体大量出口美国，支撑美国军工、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产业需求。中国拥有完整的稀土产业链，而美国几乎没有下游冶炼和磁材制造能力，高度依赖中方供给。

中美关税战的影响

中美贸易结构中的关键商品类别在双方经济、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任何贸易政策的变化都会对双方产业链、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全球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鉴于中美两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运行中的巨大影响力，美国发起的关税战必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制约全球经济复苏、拖累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引发全球地缘政治的震荡。

（一）全球增速放缓，贸易格局重塑

IMF等机构估计，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可能在长期内使全球经济产出减少高达7%，约合7.4万亿美元，相当于法德经济总量之和；若将科技脱钩考虑在内，一些国家的损失可能高达本国GDP的12%。自2019年以来各国新增的贸易限制措施激增，年均新增贸易壁垒数量接近3000项，是2019年前的三倍。尽管如此，目前尚未出现全球贸易总量绝对下降的“去全球化”迹象——全球货物贸易占GDP比重自金融危机后总体稳定在41%~48%区间?，但是，贸易碎片化的迹象日益明显：贸易和投资流动正日益沿地缘政治线进行重组。

根据IMF最新预测，2024—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约3.2%，与2023年持平，但中期增速预期仅3.1%；至2026年，全球经济将因当前的贸易摩擦下降约0.3%，跌落至几十年来最低水平。WTO预测，美国发起的对等关税，将使全球贸易萎缩1.5%；其总干事伊维拉警告称，必须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和贸易碎片化，否则贸易复苏势头将受阻?。当前区域冲突（如俄乌战争、中东局势）及相关制裁进一步推高了地缘风险，加剧供应链中断和成本上升。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观察，全球贸易格局重构正加速进行，中美贸易增速明显落后于各自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速，两国间贸易在全球所占比重下降，2017年至2023年，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已下降8个百分点，同期美国在中国出口中的份额也下降约4个百分点。同时，同盟内部贸易比同盟之间贸易更活跃：自俄乌冲突以来，政治上结盟的“东方”和“西方”集团内部贸易增速比集团间贸易高出约4%?。根据IMF的数据，2022年至2023年，“美欧阵营”与“中国阵营”之间的季度贸易增长率比2017—2021年均值低近5个百分点，而阵营内部贸易仅下降2个百分点?。跨境投资也出现类似分化：俄乌冲突后，不同阵营间的双边直接投资（FDI）流量下降幅度比阵营内部平均高出20%。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FDI略有下降，新兴市场走势分化：流入中国的FDI同比大降29%（较2022年峰值低40%），而印度的FDI显著增长13%?。全球贸易格局的重构在中短期内将进一步拖累国际贸易的联通、全球经济的增长。

（二）中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就业三重承压

中美关税战严重阻碍了原料、中间品与制成品的自由流动，对下游产业、物价、就业构成巨大压力，拖累两国整体经济增长。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WITA）预测，关税将导致美国失去14.2万全职工作岗位。标普预测，关税预计将使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2025年第四季度上升0.5至0.7个百分点。安永报告称，美国实际GDP将在2025和2026年下挫1.2%，分别降至0.5%和0.8%；家庭可支配收入整体下降1500亿美元，平均每家损失1145美元，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家庭则受害最重。美国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扬言称，中国可能因关税失去多达1000万个就业岗位。《投资者商报》预测，中国对美出口将下降21%。

2025年5月10日，中美将在日内瓦举行高层贸易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将讨论降低关税的可能性，特朗普表示可能将关税降至80%，甚至50%～60%。摩根大通预测，即使关税降至60%水平，美国GDP也将下降1%，中国实际GDP也将下挫约2%。中国会更加致力于内需拉动和高端制造自主可控，以降低外部冲击风险。两国经贸关系可能在相当时期内维持“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但彻底脱钩即无益也不现实。

中美货物贸易逆差从2018年的历史峰值4180亿美元缩窄至2024年的约2950亿美元。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美中贸易失衡，但并未实现特朗普政府最初预期的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美国国内生产有所提升但幅度很小。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的回顾分析显示，对华加征的301关税使相关行业自中国进口减少了13%，美国本土产出仅增加0.4%，而美国相关产品价格上涨了0.2%。以电子产业为例，关税令美国自华进口电脑设备减少5%，国内产出提高1.2%，但美国市场电脑价格也上涨0.8%。钢铝关税在保护上游产业的同时，推高了下游制造业成本，2021年美国产业链下游产出因此减少约35亿美元。总体而言，关税提高了美国部分商品的物价水平（对总体通胀的直接拉动约0.2个百分点），企业和消费者为此承担了更高成本。就业方面，受关税保护的钢铁、半导体等少数行业就业有所增加，而依赖进口原材料的制造业用工需求受到抑制。美国失业率在贸易战初期保持低位，但部分农民和港口运输从业者受到对华出口受挫的影响，需要政府补贴来渡过难关。

（三）经贸不确定性引发全球多边治理机制危机

中美贸易战不仅是经济现象，也深刻影响了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加速了全球经贸体系从一体化走向阵营分化。正如IMF第一副总裁戈皮纳特所指出的，全球经济联系正在出现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各国在选择贸易和投资伙伴时越来越考虑国家安全和政治阵营因素?。

美国以中国“非市场行为”和WTO规则缺陷为由，对华单边加税，并继续阻挠WTO上诉机构法官任命，令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中美经贸争端更多转向双边谈判和国内立法手段（如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加强对华投资审查等）。这种双边博弈削弱了WTO等多边机构的权威，推动国际经贸体系朝着碎片化的规则体系演变，各国更多通过区域协议或小范围联盟来制定规则（如美日欧科技联盟）。此外，贸易战与科技战交织，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对华高端芯片、半导体设备出口，并联合盟友对华实施技术封锁，中国则推进科技自立和出口管制反制措施。这些举措加剧了两国乃至两大阵营间的战略竞争。有分析指出，如果美中在高科技领域彻底脱钩，全球可能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套技术标准和供应链体系，演变成新的“经济铁幕”。

中美贸易战与关税战的效果复杂且整体不尽如人意。美国期待的贸易逆差缩小未达成，反而伤及自身消费者和部分企业利益。中国则在阵痛后迅速调整，贸易总量不降反升。全球产业链开始重构但未断裂，第三国从中分得一些“红利”，同时也承受了不确定性。展望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回到从前的高度融合状态，但完全脱钩也不现实。两国需要在竞争中寻求新的平衡，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在气候、公共卫生等领域维持必要合作。对于企业而言，风险分散、弹性供应链将成为新常态；对于政策制定者，如何减轻贸易战对本国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推动国内产业升级以适应新的全球贸易格局，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编辑  季节）

场景驱动的创新与高科技发展方向

熊彼特创新经济学关于创新的驱动力，是商业利润；即在追求商业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家将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全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原料渠道、开辟新市场或革新组织管理模式。还有“科学牵引型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被科学的发展来牵引的。代表者瓦尼克·布什。在他所撰写的《科学：无穷的前沿》报告中认为，是基础研究的进展，带动了技术创新。但哈佛大学教授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等，在《技术科学革命的起源：反思研究的本质和培育》一书中指出，布什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事实上，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互为动力，在发明与发现的循环中相互推进。

最新的关于创新驱动力的理论，是一种关于“场景驱动的创新”(Context-Driven Innovation)理论。即以场景为载体，以使命或战略为引领，驱动技术、市场等创新要素有机协同整合与多元化的应用。这种理论本质是需求牵引型创新理论，但将需求牵引又往前溯源了一步：即需求的来源是场景。也就是说，先有应用的场景，然后由场景推导出需求。以满足需求生成愿景即使命或战略，然后由愿景来驱动创新，形成新技术，推动新市场。

场景驱动型创新理论主要有三点：

一是基础研究的地位。基础研究是源头创新成果，非常重要。但在场景驱动创新理论看来，基础研究亦是基于对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产生的重大需求提出的科学问题所驱动的。基础研究是一种“奢侈品”，世界上只有少数已经在高科技领域步入无人区的发达国家才有真正的对基础研究的需求，因为必须靠着基础研究指导才能在无人区探路。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因未真正进入科技发展最前沿而无法提出真正的原始创新需求，而且既没有基础研究的迫切性，也没有丰富资源支撑。因此，首先应该把资源集中于应用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是真正的需求驱动，而应用基础研究是场景的驱动。

历史的规律也往往是，后发国家在起点较低、资源有限条件下，一开始只能专注于应用研究；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德国等国在实现了现代化后，有条件在从事应用研究的同时关注应用基础研究及部分基础研究。只有欧美等发达国家才在重点进行应用基础研究（即我们常说的“巴斯德象限”）的同时，在基础研究方面一度引领全世界。但目前，由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产生瓶颈，加之为赢得与中国的竞争，欧美等国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应用基础研究上。

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在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发展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并积累了较雄厚的基础。如果说此前我们主要是以直接需求驱动创新，集中于应用研究以解决国计民生中急需的科技问题，那么，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以及中国已成为世界科技大国，我们必须把重心放在应用基础研究上，由场景来驱动创新。与此同时，中国在部分高科技领域已进入世界前沿，步入“无人区”即真正有了原始创新的迫切需求，因此必须注意基础研究。当下，我们应该平衡好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坚定不移把应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放在中心位置，逐渐加大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的资源投入比重。

二是信息与智能化时代的创新路径。过去的创新路径，是沿着“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线性方式组织的，基础研究的成果走到最终应用需要有很多环节，特别是成果转化，一直是从研究到应用路径中的难题，被称为“死亡峡谷”。但在场景驱动型创新中，从基础研究开始，就直接是瞄准产业问题开展的，源头创新的成果形式已经不是知识形态，而是产品形态，是把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产品研究一整套创新链直接压缩在一个组织里，把产学研浓缩在一个产品形态上开展协同。这在人工智能领域表现得特别显著。统计显示，从2002年到2014年，学术界在开发最先进的AI系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2014年到2022年，32个重要的机器学习模型都诞生在产业界，学术界仅有3个，2023年的数据比例相似，就是这一原因的产物。

近年来，美国科技“七巨头”（苹果、微软、英伟达、亚马逊、谷歌、Meta、特斯拉）的成长及其所带动的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就是得益于这一创新路径。先进算法、先进芯片以及各种硬件终端及操作系统，都不是高校、实验室或国家研究机构单独研发出来的，而是直接围绕企业最终产品进行协同创新的产物，其中，应用场景是最重要驱动因素。中国华为公司的成功也是因此，即一切围绕形成自主产业体系，缺什么补什么。但相较而言，目前中国高科技领域创新链各环节比较分散以至于成果转化少转化慢现象大量存在。

三是路径依赖。现代高科技发展的驱动在于场景，什么样的场景以及场景的丰富与多样性，最终影响到高科技发展与应用。

尽管美国源头创新非常活跃，但其制造业比例较低，金融等虚拟经济及服务型经济产业比重大。相应地，美国AI主要应用于虚拟经济和IT基础工具，AI技术也是“脱实向虚”，2007年以来硅谷不断炒作虚拟现实（VR）、元宇宙、区块链等，是这个趋势的反映。而中国尽管原始创新相对较薄弱，但因中国实体经济比重高，应用场景远较美国丰富且多样化。所以中国利用AI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前景非常广阔，并有条件形成进一步推动AI算法与物理机理融合的巨大动力。

人工智能技术前沿重要方向之一，为具身智能，即有身体并支持与物理世界进行交互的智能体，如机器人、无人车等。这也是场景驱动创新最具象最易出成果的领域。中国是世界机器人生产与应用大国，亦是无人车与无人机生产与应用大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连续两年超过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人形机器人产值近200亿。得益于中国应用场景的丰富性完全碾压美国，这将为我国具身智能以及AI后续发展提供最为强大的动力。而相比较之下，迄今为止，除英伟达之外，美国高科技企业AI投资大规模亏损，通用大模型应用范围十分有限，波士顿动力被迫出售，都是与应用场景有限相关。

创新生态理论与激励机制的重要性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最初单个企业创新，发展到后来的对作为总体的企业及企业家创新的关注，至多关注了市场类型，是“要素创新”理论。尼尔森等人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了体系创新，尤其是创新链路的畅通以及创新政策；OECD关于创新测试的报告首次提出，创新是一系列互补性资产共同组成的结果，这些资产不仅包括研发，也包括软件、人力资本和新的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上，学术界提出创新生态系统概念。这一理论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相互连接组织构成的网络，这些网络围绕着核心企业或平台构建，由各类创新主体(包括创新组织、创新物种)与外部环境通过知识、技术、文化等构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实现价值创造和共享。这一理论还指出，创新往往在“良好的生态系统”中最为成功，其中最重要的是正确的投?组合与优秀的??资源。而这二者又需要与正确的激励措施相结合。

创新生态理论给发展高科技的启示主要有三条：

第一，创新已不仅仅是依赖于单主体创新，也不仅仅依赖于一个国家政策制度，而是依赖于创新主体所处的环境。这一环境构成了创新主体生长与活动的外在约束，如同树木生长的生态。决定了创新主体创新的活跃程度、资源获得的便利性，特别是创意与创新可获得实现与回报的程度，由此决定了创新绩效。正如《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所揭示的那样，创新生态远比创新本身重要。“只有在良好的创新生态圈中，才能产生多样性、信任、规则、驱动力这样导向成功的雨林法则，才能催生利他、开放、资源快速流动，政府、私营部门与研究机构（高校）才能进行良性分工，不同背景的创业者、科学家、投资家也才能建立有效连接，并快速建立信任和产生交易。”因此，创建“热带雨林”意味着尽可能提高创新的可能性。

第二，创新生态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两个：一是投资。高科技领域投资风险程度很高，所以风险投资在创新生态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两个环节对风险投资的依赖最为迫切。首先是初创公司的成长，依赖于风险投资；再次是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需要风险投资来铺设道路。而风险投资除了私人资本之外，国家作为高科技的风险承担者，以一定的政府基金为引导，引导社会投资流向高科技初创公司，为支撑高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进行背书，都是至关重要的。二是人力资源。高科技领域，有新创意与新创造的杰出人才非常重要。一个优秀人才可以带动一个团队，可以引领一个方向，可以开辟一个全新领域。所以，我们说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此话不虚。

目前，在人才方面，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于中国。美国保尔森基金会2003年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拥有全球60%的顶级AI研究机构，是全球最精英(前2%)AI人才的首选就业目的地，57%的最精英的AI人才首选在美国就业。数据还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顶级AI人才输出国，在中国接受本科教育的顶级（前20%）AI人才占全球47%，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77%选择了留在美国工作。表明美国对人才的吸引力高于中国。但中美两国人才差距有可能缩小。根据报告，2022年中国培养的全球顶级AI研究人员比例升至47%，较2019年的29%有了大幅提升。其中最精英的（前2%）AI人才现在有26%出自中国，美国是28%，两者非常接近。与此同时，由于美国限制中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留学生，加之美国出台针对科技界的“中国法案”，2022年有28%的顶级AI人才选择愿意在中国工作，而2019年仅有11%。

在投资方面，2023年，亚马逊、Meta、谷歌、微软在资本支出和研发费用上的总投入分别达到了1357亿美元和1967亿美元，同比增长47%和14%，而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的资本支出和研发投入总和为929亿元人民币和1450亿元人民币，同比变化为-17%和3%。从科技公司市值看，截至2025年4月，美国“七巨头”总市值达17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3万亿元），占标普500指数总市值的1/3。中国“七姐妹”（腾讯、阿里、小米、中芯国际、比亚迪、京东、美团）总市值约1.45万亿美元，仅为美国七巨头的1/11量级‌。对于以估值为基础的各类风险投资来说，中国科技公司市值近年来的萎缩，不是一个好的迹象。但2025年年初，随着杭州“六小龙（深度求索、游戏科学、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和群核科技）”的强力崛起，中国高科技公司估值正快速上升；相反，美国高科技公司估值从最高处跌落。显示此前美国高科技领域泡沫化明显，而中国高科技公司前景正走向乐观。

第三，正确的激励政策是根本。正确的投资组合与优秀的人才，都需要有正确的激励政策。最重要的是激励相容政策，即让所有的付出能够匹配相应的回报；这样才能够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到高科技领域，能够激励人才全身心投入创新创造活动中。硅谷之所以能够吸引全世界高达30%的风险投资和高达60%的最优秀AI领域人才，产生一大批诸如马斯克、黄仁勋、苏姿丰等移民创新领袖，就是依赖于这里每一笔风险投资及每一个创新创业活动，都能产生即时或长远的效果，让投资者与人才产生价值感与归宿感。

中国要建设成为世界科技高地与科创中心，资金密度和精英科技人才密度的发挥程度是关键。而要长期吸引资本，激发人才，生态至关重要。生态好，资本和人才就会汇聚过来，创新就会自发涌现并长盛不衰。

创新经济学新发展及中美比较对我国高科技发展的几点启示

以创新经济学新发展为框架进行比较，中美在高科技竞争中目前拥有各自的优势。

就美国而言：拥有先发优势；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搞“有组织科研”具有经验；在源头创新上领先；在算力与数据基础设施方面暂时领先；在创新生态营造上领先于中国。

就中国而言：拥有赶超经验；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上正积极探索；应用场景丰富而在应用创新与产业化上有可能领先于美国；在传统基建上已大幅领先于美国。

当然，中美目前最大的差距仍可能在创新生态上。中国必须更加注重创新生态构建，以吸引足够的人才与资本投入。

创新经济学的发展，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有自己的强大竞争力。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我的极限竞争，是挑战也是机遇,倒逼中国更坚定走独立自主的科技发展之路。二是中国必须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在制定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在推动军民一体化科技协同发展、在汇集资源避免“内卷式”竞争、在推动建立上下游贯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在构建和投资于统一的强大高科技基础设施以及维护高科技领域安全与风险防范等方面，发挥好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双重积极性。三是坚持场景驱动的创新不动摇。我国的优势在实体经济，制造业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特点是场景多、数据量大；要坚持创新链与产业链相结合融合，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以创新链强固产业链。四是坚持营造有利于投资者与创新人才汇聚的良好创新生态。要特别注重维护有利于耐心资本投资及成长的大环境，注重发挥好政府基金引导作用；形成在以信任为前提下激发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活力的机制，最大限度保障科研人员自主权，最大限度保证科研人员不被非科研活动所干扰，健全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尊重创新的科研领域治理价值导向。

结语

2024年2月6日的《纽约时报》曾发表美国著名保守主义作家罗斯·杜萨特（Ross Douthat）的一篇题为《只有美国才能拯救未来》的文章。预言两代人之后的世界，美国仍是真正的创新活力源泉，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将兴起“新浮士德文明”“一个从休斯敦到旧金山狭窄地带的城市蔓延开来的新美国”。这实际上是说美国借助其人工智能领域先发优势，在“人工智能造神”的优势下，自身将被打造为“人造上帝”，使得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在技术上进而在精神上全方位臣服于美国，而美国也借此继续塑造和定义世界的未来。

但不到一年，DeepSeek的横空问世，让美国人震惊不已。在高科技博弈这个“上甘岭”，中国有“谜一样的东方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不信邪，不怕鬼，不畏强敌，向死而生；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完全有信心，中国一定能够建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科技强国！

（编辑 尚鸣）

近期，特朗普实施“对等关税”引发全球资产价格剧震，4月7日，A股亦出现明显调整。随后，中央汇金公司果断入市托底，大举增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央行宣布必要时提供再贷款支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调保险机构权益资产配置比例上限，社保基金主动增持国内股票，央企和民企积极增持回购，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有力地推动了A股止跌企稳。在稳市救市的过程中，中央汇金公司发挥了“类平准基金”职能。“平准基金”的概念再度被市场关注。

然而，中央汇金作为“类平准基金”，仍然与一般意义上的股市平准基金在职能上有较大区别。股市平准基金的唯一职能就是托底救市，而中央汇金还有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等其他职能；股市平准基金往往有一套成机制的制度安排，如明确的资金来源、透明的退出机制等，而中央汇金灵活性更高；且股市平准基金往往规模更大。因此我国需要研究设立真正意义上的“股市平准基金”，这对于及时矫治市场失灵，防止风险跨市场传染波及实体经济，很有必要。在此，我们分析了境外平准基金的方式经验，分析了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主要制度构想。

平准基金的概念界定和境外实践

平准基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平准基金既包括“救市场”的股市平准基金，也包括“救机构”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平准”一词源于《史记·平準书》，是中国古代政府调节市场物价的政策措施，通过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物资的方式实现，与当今的“逆周期调节”的内涵一致。境外语境下，平准基金即稳定基金（Stabilization Fund），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范畴，既包括救助金融机构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如美国财政部设立的有序清算基金（Orderly Liquidation Fund，简称OLF），主要目的是确保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破产清算的有效执行；也涵盖干预市场的股市平准基金、外汇平准基金。市场热议的平准基金是狭义的股市平准基金，即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以法定方式建立的救市基金，主要通过在股市暴跌时买进，托底止跌，恢复市场信心，以达到稳定市场的目的。

从理论和国际运行经验出发，金融市场在出现系统性风险时都有必要进行干预，且制度规则越清晰、越完善，越能避免寻租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事实上，股市平准基金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突发性市场危机。例如2003年韩国遭遇“信用卡危机”波及股市，韩国证券监管机构设立总值4000亿韩元的投资基金进行救市。随后韩国股市企稳，并开启长达4年的牛市，韩国综合指数从2003年4月的500点左右上涨至2007年高点2085.45点。

总之，股市平准基金作为一种逆周期调节手段，应被合理看待，关键在于吸取境外经验，做好制度设计。

平准基金的境外实践

美国：平准基金发源地，倾向通过注资银行，为市场提供流动性

美国在1930年大萧条时期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分别成立了外汇平准基金和救市基金。

1934年成立外汇平准基金。1933年4月19日，美国放弃金本位，美元大幅贬值，1盎司黄金的价格从金本位时期的20.67美元升至1934年1月的35美元，意味美元贬值了40.94%。为了维护汇率稳定，1934年，美国政府依据《黄金储备法》设立外汇平准基金，财政部划转20亿美元作为账户资本，随后美元汇率快速企稳。20世纪70年代，各国纷纷转向浮动汇率制度，外汇平准基金的职能也从稳定汇率逐步转为国际贷款及特殊时期经济救助。2020年3月，美国国会批准外汇平准基金向运输业提供贷款和贷款担保460亿美元，向美联储提供资金4540亿美元用于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成立救市基金。2008年9月，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倒闭，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濒临破产，期间道琼斯指数单日跌幅一度超过500点，全球市场剧烈波动。为避免恐慌情绪蔓延，美联储动用其在1929年之后获得的特别授权，提供850亿美元贷款来支持AIG免于倒闭。之后，美联储联合十大银行成立700亿美元救市基金，为存在破产风险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保障。2008年10月，美国财政部实施2500亿美元资产购买计划，用于购买银行优先股。

日本：平准基金多次救市，并逐步演变为央行直接购买股票

日本股市平准基金最早可追溯至二战期间，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期间多次入市托底。发展至今，日本股市平准基金已逐渐演变成一种常态化调控手段，且采取央行直接下场购买股票的方式。

1.二战及战后经济恢复期（1941-1951年）。为了防止战争对股市造成重大冲击，日本政府于1941年设立“日本协同证券公司”来维持股价稳定；二战结束后，1950年，日本政府促使银行及寿险公司适度购入股票，以避免股市剧烈波动对经济恢复产生不良影响，并于1951年成立证券投资信托基金进行平准操作 。

2.证券基金倒闭引发的股灾期（1964-1965年）。1963年7月，受到美国境内筹资加税政策冲击，叠加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等因素，日本大量投资信托基金解约，大和、野村等证券公司出现倒闭危机。受此影响，日经指数重挫，从年内高点1600点上方跌至1200点附近，跌幅约26%。日本政府于1964年1月成立“日本共同证券基金”，由14家银行与4家证券公司出资约1900亿日元救市。1965年，日本证券行业自发成立“证券保有组合基金”，追加约3200亿日元进行救市。

3.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期（1995-2005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破裂，股市持续下跌，1995年又逢阪神大地震，经济“雪上加霜”，日经225指数半年内跌去30%。同年6月，日本政府成立“股市安定基金”，规模约2万亿日元，以阻止股市进一步下挫。

4.国际金融危机及新冠疫情冲击期（2010年至今）。2010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日本央行开始直接下场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进行救市。新冠疫情期间，央行ETF购买量增长至历史高位，2020年年度购买量近7万亿日元。

韩国：交易所等监管机构主导并出资设立，历次危机均有平准基金入场

韩国历史上多次设立平准基金救市，主要分为四个时期。

1.韩国股市泡沫破裂期（1989-1990年）。韩国综合指数从1989年4月3日的1015.75点高位，跌至1990年4月30日的688.66点，跌幅32.2%。为稳定国内市场，韩国政府于1990年5月成立股市稳定基金，由金融机构出资4万亿韩元托市，同年9月又成立“保证股价基金”，再度投入约2.6万亿韩元。

2.韩国信用卡危机期（2002-2004年）。此期间在韩国金融史上被称为“信用卡大乱期”。由于前期信用卡滥发，以及监管、征信体系不健全等因素，2002年下半年开始，信用卡积累的风险开始爆发，韩国居民负债累累、无力偿还，金融公司坏账快速增加。至2003年底，韩国信用不良者数量超过300万人，占当时经济活动人口的18%。信用卡危机不仅重挫韩国经济，也波及股市，韩国综合指数从2002年4月接近940的高点下跌45%至2003年4月的500点附近。在此背景下，韩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设立总值4000亿韩元的投资基金，以稳定股市。

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综合指数跌幅近50%，韩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于2008年10月重新筹资设立了总值5150亿元的股市稳定基金，在2008年11月-2009年3月期间按月入市，注入流动性。

中国香港：1998年阻击境外空头、维护汇市股市，成为平准基金运用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1997年8月，以量子基金、老虎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资本大举做空港股、港币。其手法是事先沽空恒指期货，然后在外汇远期沽空港币，联系汇率制度下港币远期汇率下跌将引起利率抬升，导致股指下挫，从而使沽空恒指的国际炒家获利。恒指从1997年10月的15000高点，暴跌至1998年8月13日的6660.41点，创5年新低 。1998年8月14日，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金融管理局首次动用外汇基金入市，通过获多利、和升、中银等经纪大举买入汇丰控股、香港电讯、长江实业等大盘蓝筹股以推高恒指，当日恒指涨8%。此后半个月，国际炒家和港府反复拉锯，在最关键的期货结算日8月28日，港府顶住抛压，将恒指稳定在7800点水平，致使国际炒家平仓离场，打赢了金融保卫战。

从境外经验看平准基金制度设计要点

平准基金能否顺利推出、产生效果，需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平准基金应该交给谁管理？由谁出钱？什么情况下才能调动入市？以及如何最大程度防止可能产生的寻租问题及市场扭曲问题？

组织体系：谁来管理

一，平准基金由政府主导，其管理主体（主管机构）为政府部门。平准基金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理应由政府管理。例如，美国此类基金由财政部主管，2010年后日本平准基金由央行主导，我国台湾地区“安定基金”由“行政院”主管、我国香港地区的平准基金则由金融管理局主管。

二，为确保平准基金操作的时效性、科学性，其运行主体需要具有专业化、市场化特质，往往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来负责。其人员构成除了政府官员外，还需要有资深的经济与金融专家等，为平准基金的日常运行和操作决策提供理论支持，确保平准基金重大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具备丰富证券投资经验的从业人员，进行日常资金管理以及按照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指令进行具体的股票买卖，确保平准基金入市操作的专业性 。

资金规模和资金来源：谁出钱

1.平准基金需具有合适的规模，国外一般约为总市值的2%～6%。平准基金规模过小，无法起到提振信心、托底止跌的效果；规模过大，则会加大资金运行成本及退出难度。

日本平准基金规模约占入市时股市总市值的1%～6%，简单算术平均值为3.0%。例如，1964年成立的“日本共同证券基金”，规模1900亿日元，约占当时日本股市市值的2.6%；1995年成立的“股市安定基金”，规模约2万亿日元，市值规模0.6%。2010年后，日本央行下场购买ETF，最初计划购买金额较小，保有余额上限为4500亿日元。2013年日本央行取消保有余额上限，改为设置新增额上限，并不断提高。到2020年，每年买入上限已提高至12万亿日元。2024年9月末，日本央行持有ETF规模37.2万亿元，日股市值950.2万亿日元，占比3.9%（最高时占比达5.7%）。韩国方面，平准基金规模约占市值的0.1%～5%，简单算术平均值2.1%。例如，1990年5月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市值规模5.0%。1998年，中国香港共投入1181亿港元，购买33只恒生指数股，约占当时总市值的6.2% 。

2.平准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统筹安排，或由政府协调金融机构出资，或由政府直接出资。

一是源自金融机构。典型的例子是韩国，其平准基金的出资机构或是银行、券商等大型金融机构，或是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例如，1990年的股市平准基金由627家机构出资成立，其中证券公司出资2万亿韩元，银行出资0.5万亿韩元，保险出资0.5万亿韩元。再如，2003年、2008年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都是由韩交所、韩国证券业协会、韩国证券保管中心出资的，其中韩交所出资50%。

二是源自央行或财政部。例如，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财政部及大型银行共同出资超4000亿美元入市。再如，疫情期间日本央行“大手笔”买入ETF。我国台湾地区的“安定基金”比较特别，基金规模上限为5000亿新台币，其中2000亿由当局以所持有的官股向金融机构融资获得，3000亿来源于当局的劳工保险基金、劳工退休基金等（可供证券投资而尚未投资的部分）。我国台湾地区之所以选择利用公共基金而放弃财政拨款的形式，主要是为了绕开相对繁杂的预算程序，给予“安定基金”资金筹措上的灵活性和便捷性。

介入时点：什么情况下才能调动入市

对于平准基金的介入时点，一般只有定性的规定，没有量化的标准。平准基金入场干预的时点至关重要，入场过早，会阻碍市场自我调节机制，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且可能出现较大亏损；入场过晚，可能会错过救市黄金窗口，危害已然发生并扩大。

既然介入时点如此重要，那要不要设立一套明确的量化标准规定平准基金的入场条件？例如，半年内跌幅超过50%，或者连续两周跌幅超20%等。事实上，从境外实践看，各主要经济体普遍还是以定性标准为主，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如规定因海内外重大事件、国际资金大幅移动，显著影响民众信心，导致资本市场有失序风险时，平准基金可以进行托底救市。一方面，设置量化标准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投资者明确预期到市场只要达到一定跌幅，政府必然出来“买单”，因此会进行更加激进的投机行为，拉高市场风险偏好导致风险积压。另一方面，量化标准很难适应时刻变化的经济环境，若标准过于宽松，则入场过早，若标准过于严苛，则入场过晚。

买入标的和操作：如何防止寻租和利益输送

平准基金的买入标的主要是权重股或跟踪指数的ETF。一方面，购买非指数成分股，容易引起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问题。例如，我国台湾地区2008年救市时，“安定基金”购入兆赫、友讯、东联等非指数成分股，购入金额亦与市值不成比例，引发市场质疑。另一方面，权重股拉抬股指的效果更好，更容易扭转悲观预期，起到托底止跌的作用。2010年以来，日本央行长期干预，大举购买跟踪东证指数和日经225指数的ETF，叠加安倍政府较有力的经济举措，日本股市从2013年起开启十年长牛行情，日经指数从不足10000点水平涨至2024年初40000点以上，累计涨幅超300%。

平准基金的操作应做到事前保密，事后公开。从境外案例看，平准基金操作过程中，往往仅在事前公布基金规模，起到引导预期的作用，而具体标的和进场日期都是保密的。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执行秘书与工作人员、接受委托的专业机构从业人员，对操作计划应保密。若违反该规定，将被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1000万新台币罚金。而在操作完成后，为保证透明度，应将平准基金的操作绩效、过程及选股标的予以披露。例如我国台湾地区要求，“安定基金”应于完成任务后三个月内将运用资金额度以及相关评估报告送“立法院”。

退出机制：如何防止市场扭曲

除了日本，大部分经济体平准基金都会安排退出机制，在市场企稳上涨时缓慢退出，以减少市场扭曲。平准基金长期、大规模连续性干预市场，会削弱市场价格发现功能，造成市场扭曲，因此退出机制至关重要。

一是退出时点一般选在市场企稳或上涨时，以求尽量回收救市期间的投入资金。

二是退出方式主要是直接减持或发行指数基金。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就是在股市上行期逐步售出股票。我国香港地区则采取发行指数基金的方式退出，1999年11月，香港成立盈富基金，接受投资者现金认购，然后再从外汇基金中买回一篮子股票，从而将官股平稳转交回投资者手中。2022年，该基金完成最后一批待沽基金单位认购，历时4年，回报率超83%。

三是退出节奏较慢，时间较长，一般在5年以上。美国方面，救市基金存续期约4年。2008年美联储、财政部及大型银行联合救市，2012年3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已完成出售其所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日本方面，早期设立的共同证券基金存续期约7年（时间跨度1964-1971年），证券保有组合基金存续期约4年（时间跨度1965-1969年）。韩国方面，1990年金融机构筹集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至1996年解散，历时6年；2003年韩交所等成立的投资基金，在2006到2007年间卖出，历时约4年。

实施效果：短期有效，长期仍取决于基本面

短期来看，平准基金通过恰当的入场时机和足够的买入力度，能有效地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恢复投资者信心，从而促使股市企稳回升。例如，1995年日本股灾时期，日本股市安定基金入市后，市场很快得到企稳。

长期来看，上市公司股价由盈利能力决定，最终仍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的成色。平准基金更多用于应对非经济冲击引发的市场下跌，当市场因经济疲软而震荡时，平准基金往往只能短期抬升股指，无法扭转下跌趋势。这时更需要的是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助力实体经济企稳，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方能实现长牛慢牛。以韩国为例，1990年5月设立股市稳定基金后，股市短暂反弹，但6-8月继续下跌24%。主要原因是当时韩国处在滞胀期，央行为控制通胀不断加息，制约了救市效果。2003年再度推出平准基金时，其效果明显好于1990年。主要原因是韩国政府在设立股市稳定基金的同时，还实施了一系列扩张性政策，包括扩大财政支出和降息等，促使经济增速筑底回升，助力了股市的逆转向上。

关于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构想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已进入制度改革深水区，注册制走深走实的过程可能仍有“荆棘”，客观规律决定上市公司质量提升、投资者结构转变、市场生态重构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市场波动在所难免。而股市平准基金作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工具，可以和金融保障稳定基金形成共振，共同护航金融体系，为改革腾挪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市场交投较活跃的情况下，更应提前筹谋。为此，我们根据境外平准基金的实践经验，提出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构想。

先解决立法层面问题，赋予平准基金干预市场的法定权力

《金融稳定法》为股市平准基金出台打开了“口子”，或可进一步设立专门条款对平准基金进行原则性规定。2024年6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金融稳定法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其中，第一章第二条规定“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是保障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基本功能和服务的连续性……”。股市非理性暴跌属于市场风险范畴，这为利用平准基金干预市场提供了法律正当性依据。

授权国务院单独出台条例，明确制度细则，需处理好股市平准基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其他上位法的协调关系。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其中包括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根据这一规定，平准基金入场救市客观上可能有操纵市场的嫌疑。反观境外，美国《1934年证券法》第三十六条（a）规定了一般豁免权，即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并与保护投资者利益相一致的行为可以不被认定为操纵市场。因此平准基金要顺利推出，需要对《证券法》中操纵市场行为作出一定的例外规定。

明确投资决策体系、资金规模等，减少寻租、利益输送等问题

第一，组织体系方面，可由证监会进行统一监管，同时设立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运营，人员组成须包括证监会、财政部和央行任命的专员，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委派的专家，特聘的资深经济学家以及经验丰富的专业投资人员。

第二，资金规模方面，我国A股合计市值81.7万亿元（截至2025年4月9日收盘），根据境外经验，平准基金市值规模约在2%～6%，则适合我国的资金规模在1.6万亿元至5万亿元之间。

第三，资金来源方面，一是向大型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交易所等运行金融基础设施的机构借贷筹集，央行在此过程中提供再贷款等流动性支持；二是发行特别国债；三是其他财政资金，如计提一定比例证券交易印花税，或计提一定比例国有股转让过程中的溢价，这需要做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各税收法律法规的协调。

至于能否以财政资金作为平准基金的来源，一方面是可能存在财政资金使用不公平的问题，即股市参与者只是部分群体而财政资金源自社会，另一方面可能存在资金亏损的问题。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有主有次，而政策要服务于主要矛盾，要采取一系列制度设计尽可能规避和减少可能的副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周期性、结构性和外部性的冲击，恢复基础仍不牢固，居民和企业信心和预期不振，资本市场长期处于大起大落的状态。有必要提振资本市场价格、稳定房地产价格，修复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而提振居民和企业信心和预期；同时，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能够有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稳定也越来越重要。这不仅关乎2.2亿股民、7亿基民的财富，更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平准基金在当下具有一定“公共服务”的属性，救市能够产生较大的正外部性，财政资金也是一个可选的资金来源项，但以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为首选，以更大力度凝聚共识，减少阻力和程序。

第四，投资标的方面，应以沪深300等主要宽基指数以及相关ETF为主。

第五，操作披露方面，一是平准基金入场操作前对外公布明确规模，以起到稳定信心的作用，但对买入标的、具体进场时间严格保密。二是完成任务后（如操作后三个月），应将平准基金的操作绩效、过程及选股标的予以披露。

第六，退出及考核方面，一是设立明确的退出机制。二是允许平准基金救市期间出现亏损。一方面，平准基金不同于社保、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其入市目的不在于保值增值，而是出于稳定市场的考虑，是以公共效益为先。提高对“亏损”的容忍度，可以减轻平准基金救市期间的“顾虑”，使得出手更果断，效果更明显。另一方面，平准基金一般在股市企稳上涨时期退出，境外经验显示，即使平准基金救市期间有“浮亏”，退出时基本能收回成本，并取得不错的收益。

（编辑 尚鸣）

中信集团积极探索助力“全球南方”发展

中信集团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境外业务涉及金融、资源能源、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电讯、农业等多个领域，在助力“全球南方”发展上开展了诸多探索与实践。

金融服务方面，发挥金融全牌照优势，在进出口贸易、国际结算、外汇交易和跨境投融资等领域构筑了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以资金融通助力中资企业在“全球南方”市场快速发展。中信银行是我国最早一批开展跨境金融业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已形成外汇业务全账户、全场景、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图谱及跨境金融一站式服务平台；旗下阿尔金银行是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收购的首家银行，已成为在哈中资企业代发工资首选合作行。中信证券在“一带一路”区域是拥有最多当地分支机构的中资投资银行。

产业合作方面，依托从资源开发、贸易、航运到金属冶炼、装备制造的完整产业链，以及在农业育种、海外工程建设等领域的领先优势，为“全球南方”国家资源开发、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中信金属在巴西、秘鲁、刚果（金）等地投资了多个全球规模领先的矿业项目，为国内长期供应铌、铜、锌等金属原材料；其中收购秘鲁邦巴斯铜矿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境外矿业收购项目。中信重工、中信戴卡以绿色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助力非洲、南美、东南亚多个国家产业升级；中信戴卡摩洛哥工厂是非洲首座“灯塔工厂”，填补了当地工业发展史的多项空白。中信农业在南美、东南亚建立了育种基地和业务网络，玉米种子销售遍布巴西主要玉米种植区，杂交水稻种子在巴基斯坦、菲律宾市场占有率第一。中信建设、中信环境在“一带一路”区域成功实施百余个项目，打造了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安哥拉社会住房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

中信集团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几点经验

在对外投资经营过程中，中信集团积累了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三点经验体会：

一是坚持“互利共赢”，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中信集团在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单纯追求单方利益，而是基于目的地国家自身产业需求，在优势互补基础上照顾彼此关切，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这是项目能够顺利推进的主要驱动力。

二是聚焦差异化需求，持续创新业务模式。产融并举的综合优势和国际化、多元化的业务格局，使中信能够聚合多种资源，满足客户差异化需求。比如中信银行针对企业在部分“南方国家”设立机构面临的外资银行授信额度小、价格高等问题，设计了基于自贸区FT账户的跨境直贷业务方案，成功为客户办理了多笔跨境贷款。中信建设针对部分项目融资难的问题，以出口卖方信贷直接向业主提供延期付款服务、在合同中增加“风险担保金”协助业主贷款等创新融资模式，有效填补了资金缺口，保障了项目实施。

三是秉承正确的义利观，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南方”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对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要求迫切。中信集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义利观，真心实意帮助所在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传播文化。中信农业在冈比亚、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等地开展农业援助项目，十余年来累计培训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为世界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两会”期间王毅外长讲述的冈比亚农民专门把所种大米送到湖南，向袁隆平先生表达敬意的故事，就是中信农业旗下隆平高科的援非故事。中信出版与20余个“南方国家”开展合作，实现版权输出签约1000余种，推出《各国大使眼中的“一带一路”》《论中国经济》等中国好书，并引进巴西、哥伦比亚等多国作家作品，推动“全球南方”文化走向世界。

支持“全球南方”发展为中资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市场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深刻阐述“全球南方”发展大势，为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事业注入重要信心和动力。伴随着“一带一路”迈入第二个蓬勃十年，中国支持“全球南方”发展进一步升级，为中资企业在“全球南方”国家更好地落地扎根、深耕细作带来了广阔机遇。

一是进一步把握区域合作发展机遇。“全球南方”国家产业互补性强，在综合金融、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领域有着广阔合作空间。中信集团把国际化发展定为发展战略，依托在中亚、中东、北非等区域的深厚业务基础，进一步明确了立足港澳、深耕“一带一路”、聚焦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布局规划，同时统筹内外部优质资源，打造了助力客户全球展业的“要出国、找中信”“来中国、找中信”综合服务品牌。中信集团愿携手各方伙伴，在共赢发展中为“全球南方”繁荣振兴贡献力量。

二是进一步增强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步伐加快，全球经济主体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融资的内生需求不断增强，“南方国家”探索本币结算的趋势日益明显。中信集团将充分发挥金融全牌照和深耕香港多年优势，紧跟中资企业国际业务投融资、交易结算等需求，升级跨境综合金融解决方案，积极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跨境金融工具，助力国际贸易便利化；加快打造国际一流投行，增强“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业务竞争优势，挖掘东南亚、中东等区域市场客户需求，以更优质、更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全球南方”高质量发展。

三是进一步打造互利共赢新增长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深刻重塑着全球产业格局和经济版图。中信集团将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在传统领域合作基础上，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现代农业、绿色低碳等领域，深化创新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韧性发展，持续拓宽“全球南方”互利共赢空间。

四是进一步提升文化传播“软实力”。发挥中信出版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与新华社一起用世界人民听得懂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全球南方”故事，以文化相知拉紧民心相亲的纽带。

“融金聚智，点亮南方”不仅是一个美好的主题，更是我们共同肩负的使命。中信集团愿为促进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现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贡献力量，携手绘就“全球南方”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画卷。

（编辑  杨林）

2024 年，城镇就业净增人数降至313万人，高校毕业生人数却超过千万；同时，青年失业率自2024 年底再度上升，截至今年2月份，16-24岁（不含在校生）群体的失业率已超16%。失业保险支出也自2023年四季度起持续上升，2 月累计同比达29%。稳就业已是眼下政策重点发力的方向之一。基于就业与失业数据拆解，长期挑战与短期冲击，本文分析当前稳就业的症结所在并提出若干建议。

就业压力攀升的症结所在

拆分失业人群结构，初中学历群体占比较高，大学本科、研究生等占比持续提升。从失业人员学历分布情况看，2017-2022年，初中学历群体占失业人员比例较高，维持在35%左右。本科生与研究生群体占失业人员比例自2020年起持续提升，2022年分别达15.5%、2.2%，较2019年分别提升5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与之相比，就业人员学历分布较为稳定，2020年以来本科生和研究生占比未有明显抬升。失业与就业人群变化不同步，或指向高学历失业群体占比提升并非总体劳动力学历提升导致。

本科以下学历群体或与农民工群体重合度较高，两者近年均从制造业、建筑业流出，更多从事第三产业服务业。农民工群体及个体就业群体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较高，2019年数据显示，农民工群体约2.0亿人，个体经营户约1.8亿人，二者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达62%。2023年，约85%的农民工为高中及以下学历，或与本科以下学历群体重合度较高。从初中学历人群失业前职位及农民工从事行业变化来看，二者近年均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初中学历失业群体，多从生产设备操作人员的制造业转向商业服务业，农民工群体多从建筑业、制造业转向批发零售、居民服务业。

本科、研究生失业群体占比持续提升或主要源于结构性失业。2019年以来，本科和研究生失业原因为“从未工作过”的比例明显提升，2022年分别达47.5%、69.7%，而总失业人群“从未工作过”比例稳定在20%以下；“被公司解聘或公司倒闭”的摩擦性失业在本科、研究生中占比较少，明显低于总体水平的10%。高学历群体的结构性失业，或源于传统技能服务业招聘需求收缩。猎聘数据显示，2021-2023年，房地产、互联网、教培的行业招聘需求占比分别下降3.9%、2.6%、1.8%；而2023年数据显示，教育、互联网、金融等吸纳的本科毕业生较多；教育吸纳本科生比例超过13%。

除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挑战外，贸易摩擦将是后续稳就业不容忽视的风险点。回顾2018年贸易摩擦对就业影响，由于印刷、家具制造、文教体娱、木材加工等行业营收对美依赖度较高，这些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8年平均用工人数增速较2017年大幅下降，降幅超5个百分点。当前，计算机通信、电气机械制造等行业就业需要重点关注。2023年计算机与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等行业，营收对美依赖度高于15%，且就业人数较多，平均用工人数占比分别达 11.9%、7.9%、5.6%。稳固就业大盘，需要对重点行业给予针对性支持。

哪些领域可能吸纳更多就业

长期就业数据显示，新需求和新技术催生新就业岗位，在社会服务与生活服务领域尤为明显。1990-2020年就业数据表明，社会服务、生活服务业人员以及专业技能人员就业占比持续提升，2020年这两类人员就业占比相较于1990年，分别提升28.5、5.1个百分点，这一趋势映射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对服务型、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进一步对比 1990 年与 2020 年职业统计数据，新职业中就业贡献最大的职业大类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其相关新就业人员占比达60% 。

近五年就业分布数据也显示，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吸纳就业人员的重点领域。2023 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较2018年提升2.8个百分点，达33.8%。2023年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四个行业净流入超500万人，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3098万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819万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617万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580万人），就业人员占比较2018年分别提升1.3、1.2、0.4、0.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亦重点吸纳农民工和个体经营户。2023年，53.8%的农民工于第三产业就业，从事批发零售和居民服务业占比均超10%；83%的个体经营户从事于第三产业，以从事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为主，占比分别为 45.8%、14.2%。

随着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职业主播等灵活就业职业容纳了更多全职和兼职就业群体。与传统就业相比，灵活就业人数近年加速攀升。2024 年，职业主播（含在机构账号中开播的职业主播以及在个人账号中开播的职业主播）规模达到 3880 万，同比增长 157%；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 748 万本，同比增长约 14%；美团骑手 2023 年人数达 745 万人，同比增长约 19%。灵活就业规模快速增长，或缘于相关岗位招聘对学历要求更少、对累积经验时长要求更低。

上市公司员工数据或能一定程度代表本科、研究生等高学历人群就业情况。从分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员工数来看，2019-2023年，电子设备、电器机械等新技术行业企业持续扩招，黑色矿采、油气开采、保险等传统行业企业持续收缩。具体地，2019-2023年，电气机械、非金属矿采选、林业等单位公司员工数量持续增长，平均员工数增速较高，平均增速分别达9%、8%、8%；油气开采、保险、铁路运输行业单位公司员工数量持续减少，2019-2023年平均增速达-5%、-3%、-2%。

当前稳就业的若干建议

由于高学历人群多为结构性失业，稳高学历群体就业，应着重缓解人才供给端与职位需求不匹配问题。近年出现的新职业多为新消费与新技术结合诞生。而高校及社会相关专业培训的更新相对滞后，难以快速契合新岗位需求。这使得近年高学历失业人群结构性失业占比提升。缓解高学历群体结构性失业需加大校内、校外职业培训政策支持。近日，广州宣布支持高校毕业生进行带薪就业见习，政府按照每人每月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且不高于用人单位实际支付的工作补贴金额给予补贴。这一政策重在加大对毕业生校外职业培训支持，弥补学校教育与职场需求的差距。

基于低学历、农民工群体持续流向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强服务消费供需支持力度或可缓解其就业压力。2018年分行业就业数据已显示，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居民服务等行业每单位增加值对应较多就业人数。且2018年以来，低学历、农民工群体等持续从制造业、建筑业流向批发零售等服务业。结合当前服务消费尚未恢复至2019年趋势线且服务投资增速较低。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强服务消费供需支持力度或可缓解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压力。此外，强化对灵活就业的政策扶持，如提供税收优惠、简化行政手续；完善失业保障制度，提高保障金发放效率、拓宽保障覆盖范围，可助力失业群体平稳过渡，加速实现再就业。

个体经营户作为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代表，需要更多提振市场需求、降低经营成本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最新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小微经营者面临经营压力主要源于市场需求疲软、经营成本较高。从政策支持角度看，2024年三季度税收支持政策覆盖率高达21%，稳岗稳就业政策支持覆盖率仅6.2%。同时，2024年三季度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小微经营者对成本减免、金融支持的政策需求较高，分别达47.4%、40.6%。而从需求端看，当前个体经营户超八成为服务业，近五成为批发零售业，指向关于服务业投资与需求的政策支持，既有助于扩内需稳投资，亦有助于稳定就业。

（编辑  尚鸣）

对我国农业生产力现状的评估

首先，我国农业科技和工业体系为农业发展提供的先进生产力远高于当前实际应用水平，但仍低于发达国家农业已经实际应用的生产力水平。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土地承包制下的“小农户”生产方式，主要适应畜力和人力以犁、锄头、镰刀为工具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农业提供了先进的机械、肥料等生产要素，农业科技进步为农业提供了良种和新型种植技术，这两项进步大大提升了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这种先进生产力水平的应用，要求土地规模化为前提条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农业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产生了土地规模化的供给；国家鼓励土地流转的政策为农业规模化种植提供了制度环境。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我国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总面积的30%左右，其中平均流转面积100-200亩的种植大户占流转总面积的一半左右，这部分土地开始应用先进的农业生产力。近几年，大规模农业集团、合作社和供销社托管模式的发展,扩大了我国先进农业生产力的应用面积。但是，其他三分之二左右的耕地，仍然由农户维系着小农生产方式，当然，这些农户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先进农业生产力的若干要素。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从2017年的52.5%、95%、67.2%提升到2022年的62.4%、96%、73%。尽管如此，“小农户”生产规模和传统种植方式，已经容纳不下我国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最近农业农村部制定了鼓励规模化种植的政策，而家庭农场只要达到30亩规模即可获得政府补贴。实际上，即使是30亩规模的家庭农场,也不可能充分容纳我国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

我国不仅在逐步扩大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应用面积，农业科技进步和工业体系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创新农业技术，形成潜在的更先进的农业生产力。2023年12月16日召开的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论坛暨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展示了我国农业在基因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能源技术等为代表的我国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成果。其中，以玉米新型精准分子鉴定技术等十项重大新技术和机器人、无人机等十项新装备，更是代表了我国潜在的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力。将这些潜在的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力不断付诸应用，形成现实的农业生产力，是我国农业发展特别是主粮安全的根本保障，也是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动力。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与农业发达国家在已经应用之中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差很大。

美国耕地面积为23.66亿亩，粮食总产量达5亿多吨。家庭农场220万个，农业就业人员242.2万人，农场平均面积1.1万亩，人均980亩，人均产值9.2万美元。美国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可满足155人需求，90%的粮食可供出口。我国耕地面积为20.24亿亩，粮食总产量为6亿多吨，单产高于美国。但是农业就业人员为1.94亿，人均耕地10.5亩，人均产值6640美元。我国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只能满足6个人的需求，是美国生产效率的4%。由于我国人口比美国多几倍，每年需要进口上亿吨粮食。

现实证明，我国实际应用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远低于我国已经拥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而我国已经拥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实际应用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这是对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基本判断，不可轻视。

我国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为何得不到充分应用

当前，已经拥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已经远远高于历史水平，而应用的程度很低。我们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农业规模化水平如此之低，使得先进农业生产力不能充分应用？

研究此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前提条件，即：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是人口政策导致有限的耕地面积所生产的农产品和十多亿人口对农产品需求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产品产量的增长至今不能满足增长过快的众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鼓励人口增长为农业增加劳动力。产量增加的数量在当时合作化体制下十分有限，政府只能一方面削减农民消费数量，一方面依靠行政票证管理制度抑制城镇居民需求，使全国人民维持在半饥饿状态来消除供需缺口。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解放农业生产力和强农惠农政策，通过全面推行承包制、提高国家粮食收购价格等措施，扩大粮食进口，减轻农民负担。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20世纪80年代中期粮食供应短缺问题基本解决，总量实现了低水平的供需平衡，废除了票证制度。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优质耕地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和工业生产对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我国农产品特别是主粮供应短缺问题逐年显现，农产品产量的增长仍然不能满足十多亿人口的收入增长形成的对农产品的需求。政府用工业体系创造的外汇进口农产品增加供给来消除供需缺口。专家测算，进口农产品的土地当量有8亿—10亿亩之多。目前我国进入第四阶段，推动农业规模化释放已经拥有的和潜在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将国内农产品生产量提高40%左右，以实现国内农产品高水平供需总量基本平衡。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农业生产关系方面。

1. 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中的主要特点是农产品生产成本中地租成本过高

   我国的地租具有和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农业发达国家农产品生产过剩，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不高，地租主要表现为生产者购买土地所支付的资本利息，其中不包含土地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分。这是生产者所支付的土地私有制地租形式。我国只有在初级社时期存在股份形式的地租，在互助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时期地租转化为生产者利润，不存在地租形式。实行承包制时期，承包户“留够集体的”就是土地所有者向生产者索取的地租。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生产者给土地所有者缴纳的地租随同国家农业税一起豁免，村集体“三提五统”形式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地租不再存在。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两亿多农村过剩劳动力从事工商业，农村土地出现了流转趋势。土地流转并不改变所有权，而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其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则出现了地租。由于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承包权归农民所有，而且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但承包权可以流转，在我国，由于农村劳动力不能全部获得工商就业收入，又没有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收入，这种流转产生的地租性质就转化为承包户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

   由于总体上土地稀缺，而地租又具有最低水平社会保障的性质，因此地租作为市场定价的农业生产成本之一，不仅包括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的价格，还包括承包户的社会保障成分。从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金沙河合作社的统计数字看，地租成本已经占到总成本的45.14%。金沙河合作社规模化已经超过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总体上生产效率是不低于美国农场的平均水平。统计数据说明，进口玉米价格只有0.6元/斤，金沙河合作社在1.0元/斤的价格水平上可以与配额外65%税率的进口玉米竞争。可以设想，如果金沙河合作社不必支付如此高的地租，即使价格下降42.66%，还可以保持同样的利润水平。一般农业生产者除非政府大幅度提高收购价，否则经营必然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2024年的许多小麦、玉米生产者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样的高地租导致的高土地成本，成为许多生产者难以接受土地流转实行规模化种植的主要原因。这些数据表明，包括农民社保在内的高地租，是我国提升土地规模化水平的主要障碍之一。

2. 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中货币资本与土地的分配关系

   无论土地用何种方式经营，经营者除拥有土地经营权外，必须拥有一定的货币资本。当前，即使是小农生产方式也不可能实现全部生产要素都为自我循环。比如，种子不能自行留种而需要购买商品种子，农家肥不够需购买化肥，等等。因此货币资本是农产品生产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农业生产规模化水平越高，就需要越多的货币资本。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资本和土地资本之间的分配关系已成为市场化配置的难题。

   对于种植大户而言，一般均以地租作为土地资本的分配形式，经营风险由货币资本承担。在以村集体土地组织的合作社中，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固定金额的地租形式，另一种是采用土地“折价入股”的股份分红形式。在实际生活中，“土地折价”很难确定每一户和每一块土地的价格。不同土地的差异，包括承包制施行后每个农户对其承包地的投入差别也很大。不同地块的“折价”就影响到农户之间的收益分配。更重要的是基准地价与货币资本的关系。基准地价定得低，收益分配就向货币资本倾斜，反之则向土地资本倾斜。因此在以股份形式分配土地和资本收益的合作社中，如何市场化为土地定价入股就关系到农户与货币资本提供者之间的分配。总体来说，分散的农户属于市场化谈判的弱势群体，难以获得足够的市场化价格，决策者需要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农产品存在供需缺口，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在地租和股份两种土地分配形式中，绝大多数农户愿意选择地租形式，而且均要求在每季播种前即由经营者支付货币形式的地租。这无疑会增加货币资本的需求量和融资成本，加大经营者的风险。由于投入农业风险高，我国规模化农业经营者的货币资本投入总量不足，这也是与发达国家经营者竞争力不足的原因之一。从金沙河合作社的数据可以判断，目前对于70%仍然是小农方式耕种的土地，有意向接受流转的农业经营者的地租报价，达不到承包户的地租报价；而按照承包户的地租报价，前者又承受不了如此高的地租成本。在我国农产品价格由政府控制，实际土地流转关系的形成，是土地承包户的诉求和经营者对政府控制的价格预期契合的结果。统计数据表明，地租和农产品价格密切相关，经营者对政府控制的价格预期越高，就可以接受土地承包户更高的地租诉求。近期，政府增加了对农业包括对30亩规模以上家庭农场奖励的财政补贴，其实质就是降低土地流转的地租成本，目的是扩大土地规模化经营规模以应用先进农业生产力替代小农生产方式的落后生产力。

3. 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中货币资本与劳动力的分配关系。

   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经营者都需要购买一定量的“服务”来完成生产经营全过程。这些服务大都已包括机械、肥料、农药等物资和操作这些机械的劳动力，因此劳动力的费用不必单独计算，只体现在服务供应商的支出中，在经营者支出中没有“劳动力工资”的款项。但是在某种经营方式中，这些机械、肥料、农药等均由经营者自行购买，需要雇佣劳动力完成这些生产环节的作业，这就产生了劳动力的市场价格。

   在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中，不同的地块、不同的生产环节、不同的工作条件需要劳动力付出的体力和智力相差很大，如何确定不同体力和智力的劳动力成本很难市场化认定。这和土地资本的价格难以进行市场化认定有相似之处。人民公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评工记分的工分制具有平均主义的性质，而且规模越大，劳动力投入越多，平均主义的负面影响越严重。对于一个规模较大的农业经营者来说，对全部生产环节的所有作业劳动力均核定市场价格，与土地“折价入股”一样都是不可行的。实行工分制对规模较大的农业经营者来说必然导致人民公社工分制平均主义的恶果。劳动力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在地租已经市场化定价的前提下，必然导致总生产效率特别是货币资本效率的下降。因此，在劳动力分配关系中如何消除平均主义，是农业规模化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1962年，从县、乡级公社核算逐步倒退到大队（行政村）、生产队（自然村）核算，1980年又倒退到农户核算，实质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规模化服从消除平均主义目标的过程。当前生产力水平已经提高到可以在几万亩的规模上经营了，如何消除万亩计规模经营中的平均主义，是我国农业应用先进农业生产力的制度性挑战。近年来，许多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商开发了一种为农业经营者提供的托管服务。这种托管服务既可以服务于土地流转形成的大规模经营，也可以服务于土地不流转的小规模经营。这种托管模式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服务中各种物资和劳动力的费用统一核算，减轻了交易成本。这种托管模式的效果正在探索之中。

4. 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农村基层组织功能

   近十多年来，中央明确鼓励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化发展。目前情况是，除70%土地没有流转以外，在30%流转的土地中种植大户占比约为一半，国有农场、合作社合计占一半左右。如果扣除国有农场的面积，合作社在流转土地中所占比例更有限，其中由村基层组织领办的合作社和若干村合作社组建的联社就更少了。

   种植大户的经营面积都在100～200亩水平，村基层组织组建的合作社经营面积都以千亩计。千亩规模的合作社所应用的生产力显然可以高于种植大户的一二百亩，为什么种植大户经营的土地流转面积远大于村基层组织组建的合作社？或者说，为什么绝大多数村基层组织没有组建合作社？为什么农户对加入村基层组织组建合作社积极性不高？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改革中，在明确农户承包权长期不变，农民对加入还是不加入村基层组织组建的合作社有相当的决定权。这就和承包制实行前的合作化进程中农民的权力不同。农民拥有加入还是不加入的决定权，为什么绝大多数村基层组织没有组建成功合作社呢？除了部分村基层组织领导人没有积极性或缺乏经营能力以外，更深刻的原因是农民对村基层组织领导人组建合作社存在不信任感。一方面，农民对加入这种合作社能否获得预期中的收益存在疑虑：村基层组织领导人是否按市场化原则给各类生产要素定价？是否能够保证农民投入合作社的土地和劳动力在合作社收益分配中获得应有的份额？另一方面，农民对一部分村基层组织领导人的道德信任度不高，这与某些基层组织领导人利用权力侵犯农民权益事件频发有关。中央为了杜绝这些问题发生，派遣百万工作队员和几十万驻村党支部领导人才保证了脱贫攻坚目标的完成。去年中纪委通报检查政府对农村发展的投入及各项补贴项目，有10.4万多村支书被立案查处；今年发布《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明确六项“禁止”，并对违反者追究责任，第一季度又有1.9万村支书被查处。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贿选”村基层组织领导的现象。可以说，在众多小集体中，具有收益分配权力的领导侵占其他成员权益的现象不是小概率事件。在目前尚没有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情况下，农民对一部分村基层组织领导人组建合作社存在不信任感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个基层行政组织结构的重要发展动向即“村改居”，也与农村基层组织在农业规模化发展中的功能有内在的联系。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无论农民是否变更城镇户口，在许多归属城镇的村撤销行政村及村委会，改为社区及居民委员会。按照现行制度，村的土地属于该村村民集体所有。如果村民“同意”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从事经营活动并与村民分享经营所得权益；如果村民“没有同意”或“不同意”成立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就由承包农户经营并获取所得收益。改为社区以后，无论是若干村合并成立的一个社区，还是一个村改为一个社区，社区都不是原来行政村的土地所有者。社区不能以土地所有者的名义从土地所有权中获得任何权益。这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凡是“村改居”又没有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户只能直接与接受土地流转的经营者签订土地流转协议，而社区的居委会不能以土地所有者身份组建合作社。这就意味着，“村改居”又没有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区，农业规模化只能是种植大户或工商资本组建的合作社形式。

   无论从农民对农村基层组织组建合作社的不信任感的角度看，还是从城镇化发展推行“村改居”的角度看，或是从工商资本从事农业规模化投资与承包户签署长期流转协议的角度看，农业规模化发展中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更多的转化方向都是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

   5.在现行农业生产力和农业生产关系的形势下，政府必须控制农产品价格上涨

   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供需缺口的产品价格应该上涨，可以减少需求并刺激供给。由于农产品价格关系到全体居民的基本生活，政府必须干预农产品价格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从我国情况来看，供需缺口如此之大，更不能完全通过农产品价格上涨实现供需平衡。农产品特别是主粮和肉禽蛋奶的价格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和劳动力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其他生产要素的限制，即使完全听任农产品价格上涨，对消除供需缺口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但必然发生的通货膨胀将严重损害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不能忍受的。美国等一些农业发达国家的政府采用多种政策，并投入政府资源鼓励农业发展，一方面控制国内通货膨胀，一方面作为外交资源，扩大对其他农产品供需缺口大的国家出口。我国不可能恢复计划经济价格，只能也不得不进口发达国家低价农产品以控制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虽然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农产品生产者的损害。当前，我国财政为了减轻国内农产品生产者所受到的低价进口农产品的损害，也给农业提供了相当数额的补贴，但是，这远远不能对冲进口低价农产品给农产品生产者带来的损失。近年来，国家在不同年份进口不同数量、不同品种的低价农产品，以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对不同农产品生产者的收益和损失进行平衡。

   总之，不仅小农生产方式严重束缚了我们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即使是种植大户和几百亩到千亩规模合作社的生产关系，也远不能释放出我们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因此，尽快推进我国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实现规模化发展，用我国已经拥有但尚未全面应用的先进的农业生产力替代落后的农业生产力，是保障我国国内国民经济发展和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挑战的必由之路。

   （编辑 碣石）

基于策略层面或政策角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需要处理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关系。

分类指导和一体联动的关系

分类指导和一体联动，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两种有效手段。要坚持分类指导，提高区域政策针对性有效性，消除地区发展瓶颈制约，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同时，要促进一体联动，实现资源要素取长补短、优化配置，克服不良竞争，实现错位、协调发展。

分类指导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最重要的思路与原则。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差异显著，推进区域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合理分工基础上的有序发展，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分类指导在空间指向上必须突出重点，从各区域板块的实际出发制定相对独立的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从实践看，这些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的制定不是彼此孤立和相互隔绝的，而是根据国家战略方向，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制定的，是国家整体意志在局部的体现和落实，是推进“全国一盘棋”战略的有效途径、重要载体和具体步骤。也就是说，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与宏观政策是相互衔接、互为补充的，不存在所谓“碎片化”问题。不仅如此，它还有效解决了在实施一盘棋战略中容易出现的“一刀切”问题。

近年来，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历史性转变，一大批区域增长极陆续涌现，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创造力，在实践上证明了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的科学性。未来应继续把分类指导作为制定区域政策的核心要求和基本出发点，在把握国家战略方向的基础上，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设定不同发展目标，提出不同任务要求，采取不同政策措施。

一体联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有效手段，能够克服各自地域和条件的局限，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和配置资源要素，实现资源要素的取长补短、优化配置，并有效拓展发展的空间；能够促进各个地区实现合理分工，避免造成资源重复配置和市场恶性竞争，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做强比较优势，提高整体竞争力和综合发展能力；还能够将先进地区的思想理念、管理方式、先进技术、优秀人才以及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等，通过适当形式传输到同一区域里相对落后的地区，提升这些地区追赶的速度和质量。对于发展较好的地区来说，一体联动可以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不仅可以借力外部资源、技术，对接先进体制、规则，还能够把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转变为紧密的合作伙伴，从而加快自身发展。

实践中处理好分类指导和一体联动的关系，要在两方面下功夫：一是实施好一些重大的一体联动协同发展战略；二是推动各个地方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开放合作。近年来，各地基于优势互补各种形式的合作由浅入深逐渐拓展，取得明显成效和丰富经验。应认真总结和运用已有的好经验及做法，继续探索深化各种形式的合作，从资源要素有序流动、产业体系协作共兴、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制度创新衔接推广等方面入手，促进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联动，并以此为基础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各地区要全面放下思想包袱、转换思维模式，做到真心实意“联”、积极主动“融”和丝丝入扣“合”。

单个区域战略实施和各战略互动融合的关系

制定实施区域重大战略的目的，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和提升对区域发展的引领带动能力，每一项区域重大战略的制定都是依据特定区域的自然环境、当前基础、主要矛盾和国家全局对该区域的需求等因素制定的。因此，单个区域的基本目标、战略定位、主要任务和基本政策安排都各不相同，这种不同是“因区制宜”的必然选择，也是体现战略实施目标的必然要求。但如果囿于实施单个战略，而不注重区域重大战略间的互动融合，就会造成战略分割和政策极差，进而带来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甚至加剧地区分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动实施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2014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重点在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打破行政区划分割壁垒，推动要素有序流动和资源合理配置，探索经济和人口密集地区优化发展的路径及模式。2016年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明确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2018年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旨在让香港和澳门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持引领作用。2018年还提出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重点围绕高质量发展和一体化，加强不同层级地区、行业和领域间全方位协同互动，积累推广区域一体化和同城化发展的先进经验。2019年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旨在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黄河安澜，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高质量发展，将黄河打造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2020年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旨在推动都市圈城市群协同联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区域重大战略充分考虑了我国国土空间类型多样、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别巨大的客观实际，明确了不同区域的差异化战略目标和发展导向，战略指导性和问题针对性强，战略实施体系和保障机制健全，对于促进不同战略区域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支撑作用。

但是，有着明确区域指向的单个区域战略，也为各区域战略间的相互隔断提供了潜在条件。如果对其简单封闭实施有可能造成各自为战或各司其政的问题。前者会使一些地区囿于圈中陷入自我循环境地，并在相互独立运作中使战略差别演变成为“战略分割”；后一种情况则阻碍了相关政策在地区间的融通和灵活运用，形成了地区间的“政策极差”。“战略分割”将导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直接受到限制，一些基于先行先试所形成的经验与做法得不到及时扩展，而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要素开放也面临障碍等后果；而“政策极差”必然带来地区发展环境的差异、所得红利的悬殊，造成各地区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和发展权利的不平等。也就是说，两者都可能给区域发展带来新的不平衡，也可能带来不合理的地区分化。促进各区域重大战略间的融合互动、融通补充，形成战略合力，有利于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均衡的有机统一，不仅能够更充分地激发每一个重大战略的潜能，助力各相关地区发展进程，而且有利于解决各自为战形成的诸多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提升。

推进区域重大战略互动融合，要把握好三个关键。一是在总体上要确立战略间的开放性和贯通性，在区分一般原则和特殊规定、总体要求和定向指导、普遍赋予和特别授权的前提下，所有区域重大战略所体现的思路和要求都应向其他地区开放，包括向尚无区域重大战略覆盖的地区开放，允许甚至鼓励各个地区对体现市场经济本质要求与经济发展规律的制度、规则等自主吸收借鉴和移植复制。二是应最大限度保障战略间政策利好的平衡性，避免通过战略规划及其实施方案赋予经济发达地区直接的政策优惠或明确的财政金融等支持，同时应把对发达地区赋予的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权利主要集中于风险很大、成本较高、前景不明的事项上，切忌泛化。一旦探索成功，就应该允许全国各地区自主运用或自由复制，以此最大限度地控制由政策极差形成的“马太效应”。三是推动并实现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互动融合，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推动和长效机制保障。当前不少区域已经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区域合作机制，这种机制同样可用于推动区域之间各重大战略的联动，不需要另起炉灶、从头做起。考虑到区域战略对一个地区的特别重要性，合作交流机构应该以实施这些战略为抓手，统领整个区域的合作交流工作。在吃透各区域重大战略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建设目标、定位、任务、举措等各方面进行精心梳理，形成操作清单，以适当的机制促进各战略在地区间的融合互动，让所有的地区都能享有区域重大战略所带来的利好。

维护市场竞争公平性和强化对特殊地区支持的关系

追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恪守公平公正原则，并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同时要继续强化对特殊地区的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市场经济也必须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保障市场的公平、公正和有序运行是毋庸置疑的，但据此质疑甚至否定区域战略中对一些特殊地区的支持，却是不正确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目前国家对一些区域实施的支持性优惠政策，妨碍了市场公平竞争，破坏了统一市场规则，应予以废止。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从过去的实践看，在区域战略层面实施支持性优惠政策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实行的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比如对西部地区实行15%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所采取的相关优惠政策等。对这些地区加以支持，既是改变其贫困落后面貌的需要，又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

从一个方面来说，这些地方基础差、底子薄、发展相对滞后，单靠自身努力很难改变其生产生活状况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态，必须依靠国家政策支持，加快缩小其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争取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恰恰是为了体现平等公正的原则。市场公平性的核心内容是机会均等、发展权利均等。长期以来，为了支持工业的发展、支持城市的发展、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农村、中西部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农产品的低价销售、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廉价供应等。大部分农村、中西部地区仍然是欠发达地区，对这些地区的发展给予积极的、适当的支持，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补偿。也就是说，在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区域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政府对农村、中西部地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远逊于城市、东部地区。因此，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特别是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持，其实是一种必要的“还账”，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公正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且，在已经存在较大地区差距的情况下，仅靠市场机制是难以实现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必要的政策支持等手段来加快解决地区差距过大的问题。这种做法不仅不违背市场的公正性，而恰恰是追求公正性和保证发展权利均等化的体现。

实践表明，正是通过强有力的区域政策，扭转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东高西低的状况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要强调的是，包括欠发达地区在内的特殊类型地区等需求潜力巨大，蕴藏的发展潜力也巨大，以适度的优惠政策激发这种需求、激活这种潜力，进而发挥这些地区的后发优势，对于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实现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另一种情况是对一些发展改革实验区和示范区实行的某些优惠政策。比如对横琴的粤港澳合作示范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实行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这些实验区和示范区是探索发展改革，特别是优化区域协调发展路径与方式的实验平台。在政策设计上，既考虑了实验主题的需要，也考虑了周边环境、国际通行做法和改革探索的要求。这类实验区和示范区一部分设立在条件较好的经济发达地区，但这与对发达地区全面实行优惠政策完全不同。这种优惠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先行先试政策，其目的在于改革创新、积累经验、摸索道路、提供示范。

因此，在制定实施区域发展战略过程中，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始终注重维护市场的公平性，保证各地区和全体劳动者能够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获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必须坚持分类指导，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给予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并基于试验示范的要求给予相关试验平台以特殊的政策安排。

制定实施跨区域发展战略和着力缩小区域政策空间单元的关系

由国家主导制定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和手段。近年来，国家主导制定区域规划的重点放到跨省区、跨大区域层面，加强对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发展的统筹协调，推动沿大江大河沿边沿海和沿重要交通干线的经济带建设。

1. 从事权看，编制跨省区、跨大区域的区域发展规划，是地方政府包括省级政府难以推动的，应由国家承担。但我国地域辽阔、区情复杂、行政层级众多、区域板块大小交错，国家很难包办所有层级和区块的区域规划制定。

2. 第二，从现实基础看，这些年国家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各种类型的区域规划，不仅基本覆盖了各个省区和重点地区，而且为进一步细化区域规划的制定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示范。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要战略的推出，国家重点组织跨省区、跨大区域层面区域规划制定的特点和成效都已得到明显体现。

   我国各个地区自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差异显著，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细化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单元。从理论上说，区域板块越细分，区域规划的指导性、针对性就越强，也越能精准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解决其所面临的瓶颈制约。所以必须进一步细化区域规划的空间板块，进一步缩小区域政策单元。从这个意义上讲，仍然要根据各自具体情况组织编制各省域内的区域规划。一般逻辑是，国家重点组织编制跨省区、跨大区域的区域规划，省级政府重点组织编制跨地市行政区的区域规划，以此类推，一直细化到最必要的空间板块的规划编制，形成多级联动、各负其责、一体贯通的区域规划研究制定工作局面。必须指出的是，一些关乎改革发展大局的重要功能区和试验区的规划及方案，尽管地处省级行政区内，但仍需国家组织制定或指导制定，是属于国家的事权和职责。一是这些功能区和试验区承担着重大的改革发展使命，关乎全局，涉及长远；二是这些功能区和试验区的许多突破性的先行先试政策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研究并赋权；三是这些功能区和试验区的探索极具创新性，也极具风险性，需要国家统筹协调和指导推动。

   统筹区域空间布局和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的关系

   各地区的水土环境、地质状况、资源禀赋等差别很大，应当把握各自的区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国家也应基于各地的具体情况，统筹进行区域空间布局，特别是产业布局。这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需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从静态看，地方的发展格局和国家的空间布局是一致的，或者说地方意志和国家意志是统一的。但从动态看，一些地区的发展需求难免会与国家统筹区域空间布局的要求产生矛盾，在变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日趋激烈的竞争状态下，原有的地区比较优势可能会转换成比较劣势，从而产生适应外部条件构筑新的比较优势的需求。例如，粮食问题关乎民族生存和国家安全，为确保粮食安全，国家统筹布局，以区域资源禀赋为基础划定了一批粮食主产区。但粮食附加值低，主产区光靠种粮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了加快实现现代化，粮食主产区必然要求“退农进工”，转向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附加值较高的产业。这种想法或做法，从局部看无可非议，但从全局看，国家粮食安全将得不到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也将面临威胁。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既维护国家统一空间布局，又使各地的发展水平不至于形成过大差距。对此，有必要采取合理方式对因承担全局职责而付出代价的地方进行补偿，也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支持这些地区加快发展。一方面，各相关地区应在不影响国家统一空间布局前提下，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和有效利用外部条件，努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比如，粮食主产区要探索在不牺牲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前提下，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子。另一方面，国家要推动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对那些按照国家统一空间布局发展附加值相对较低产业的地区，给予合理的补偿和必要的支持。

   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言，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已刻不容缓。从现实基础出发，要着力在两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建立健全稀缺资源、重要农产品的价格形成和补偿机制，有效平衡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利益关系。价格决定应以市场为基础，综合考虑国际国内水平、地区发展需要和社会承受能力。补偿机制可以是纵向财政专项转移的方式，也可以是横向对接的区域补贴方式，还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二是探索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毗邻地区和重点流域上下游地区建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制度体系。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推动建立跨地区投资、产业转移等重大事项的利益分享机制，促进区域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等方面的良性互动。

   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和构建长效机制的关系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其实就是处理和化解一个又一个矛盾与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力度，创新实施区域重大战略，进一步完善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政策体系，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要看到，当前区域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少矛盾与问题，包括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基本公共服务地区、人群均等化程度不高，部分地区发展陷入“泥淖”境地，一些脱贫地区巩固拓展已有成果的基础不牢等。有些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及社会和谐稳定，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化解或停缓。

   需要明白的是，有些区域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顽症”，有些看似新生的问题实际上是老旧问题的变异形态，或有着深层的体制根基。因此，单靠一些应激性举措是难以有效消除或治理的，需要用制度和机制建设的方法来预防及化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从根本上说依赖于构建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着力构建长效机制。通过持续稳定化解区域发展出现的突出矛盾，遏制区域差距的拉大。这些年，立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从不同层面对构建长效机制作了一些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实践证明，相关体制机制较为健全的地方，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就解决得比较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就能持续增强。但长效机制建设难度较大，从实践看，这方面的工作仍比较薄弱。区域间一些基本利益关系还没有理顺，区域间利益协调机制还不健全，区域发展的法治建设还比较滞后，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的实施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实质性的区域一体化进展缓慢。

   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必须立足于解决当前紧迫问题和推动形成协调发展长期态势有机结合，强化体制机制建设，着力构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坚实制度基础。应认真总结近些年制度建设方面的有益经验和成熟做法，积极加以完善推广。继续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特别应加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立法探索，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区域发展法律法规体系。通过不断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各项举措，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编辑  尚鸣）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近几年经济增速放缓，对全社会就业形势造成很大影响。2024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就促进就业提质扩容作了明确政策提示。

    2025年3月29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促进高质量发展带动充分就业”闭门座谈会，邀请各方面专家探讨我国当前经济就业形势和政策思路。中信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主持会议。以下是会议综述。

当前我国经济与就业形势

    朱之鑫（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在高质量发展中带动充分就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就业是民生之本、消费之基、稳定之础，就业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就业，要扩大内需，首先群众要有收入，收入来自就业，而增加就业岗位必须发展经济。如何跳出这个闭环，其中每个环节都需要深入研究。

    去年和前年，我国统计失业率都在5.1%左右，但群众一般感觉不止此数。今年我们必须稳住经济增速，否则就业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当前经济形势的研判

徐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地所研究员）：（1）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总体稳中向好，但目前经济还处于恢复性增长时期，复苏动力不足。

    从需求看：社会投资动力不足，影响民营企业扩产招工。1-2月，房地产投资比去年同期下降15.6%（降幅收窄）。目前投资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推动、国企担任投资主力的投资模式，地方政府要调动积极性，改变居民消费意愿不足现状。外贸和外资一直是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因素，但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出口遭受美国关税政策的巨大影响，外资撤离现象也很突出。

    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缓慢乏力，新兴产业发展强劲，但出现重复投资严重、产能过剩状况。“十二五”以来，各地政府制定发展规划，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普遍倾向选择后者（有多个省市要上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大数据中心及配套等）。一些地方政府考虑：传统产业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升级难度大，而搞新产业往往是规划找投资项目，当年GDP就可体现。如果本地新上的产业缺乏基础，或周期较长，原有产业又被冷落，将导致传统产业空心化，而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周期越来越短，过度竞争将造成大量洗牌。一个好的发展概念必须具有科学的发展方式，要规避传统方式中曾产生的过剩和结构扭曲。

    在我国第三产业结构中，生活性服务业偏多，生产性服务业偏少。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要依托制造业深度转型、产业链精细分工，这一领域恰恰能够培育质量和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目前要深化这些领域形成清晰稳健的新型商业模式，形成深厚的微观基础。

    （2）随着新技术运用，商业模式出现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商业模式是自带润滑剂，容易实现生产—消费的闭环，而现在存在较严重的“赢者通吃”现象。比如对DeepSeek的宣传程度让所有的金融机构只投它，而冷淡了其他很多好企业；把资源集中在一个企业身上，往往和预期相反。

    “十五五”规划要求，GDP年均增速为4.5%～5%，每年新增城镇就业1200万人。预计“十五五”时期经济形势仍然严峻，最大的风险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就业方面的主要隐患是：(1)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缩水（AI技术的应用）；(2)乡村可能面临群体性返贫问题。

目前我国就业的基本形势

专家介绍，从统计数据看，去年和前年中国的失业率都是5.1%。2023年，全国就业人数共7.4亿人，其中第一产业为22.8%，第二产业为29.1%（制造业18%，建筑业11%），第三产业为48.1%。城镇就业4.7亿人。全部就业人口的90%是体制外就业，其中不到一半在企业工作，其余是个人创业、灵活就业和打零工群体。

    7.4亿劳动者中，大专以上学历占27%，初中文化水平占60%，每人每年劳动时间超过2000小时（西方国家1400-1500小时，日本1600小时），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之勤奋是一流的。

陈云（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室主任）：按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计算，这两年，我国农民工失业率偏高，主要是受建筑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按此失业比例，目前尚不会对总体社会稳定造成冲击，但在一些点上的风险比较大。

当前下岗失业的重点领域和主要因素

    专家认为，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有：

    （1）经济增长乏力、企业用工谨慎，劳动市场供需失衡。

    （2）城乡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经济形势影响劳动岗位变动（农民工跨区就业、失业回乡）。

    （3）就业岗位和劳动力供给的矛盾——结构性失业：新技术加快应用，劳动者技能提升滞后，导致岗位空缺或失业；AI（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导致越来越多的白领岗位被取代，尤其DeepSeek的出现加强了这一趋势；大学教育与劳动市场需求不匹配；年轻人就业期望值高（愿去金融计算机等白领岗位、躲避脏累远岗位），“有活没人干”；信息平台支持的灵活性就业岗位趋于饱和；人口数量减少、教育程度提高、老龄人口增加，对就业产生重要影响。  

    专家们认为，根据目前就业形势，以下人群需要重点关注：

    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城镇化曾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推动了经济社会进步。现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大量农民工回乡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可能出现群体性返贫。

    每年有1000多万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有限、竞争激烈。2024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历史低位。

    灵活就业的三大蓄水池（外卖、快递、网约车）已趋饱和。网约车空车率达45%，美团745万骑手中硕士研究生比例增高；他们工作岗位不稳定，社会保障无着落，就业质量差。

    以上三大重点人群就业问题，与经济增长乏力有关，也反映了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就业质量越来越低。

    （4）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岗熟练工人减少。陈云的研究团队预测：未来10年，劳动者年龄结构将是“两头高中间低”，大龄老龄职工数量将快速增长，超过60岁者将新增1000万人；年轻人口小幅增长（因计划生育政策调整），25-59岁年龄段人口每年将减少600万-700万，今后5年熟练劳动者共计将减少3000万人，熟练工人减少是目前工业企业招工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将为AI和自动化技术在工业的广泛应用创造机会。

“卷”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

    专家认为，AI技术将导致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缩水。

    AI和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城市中产人群缩水

    陈云：根据我们的监测和分析，生产智能化对就业的影响在两三年内还可控。当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的影响是“喷灌式”的，经过一段技术积累后突然达到临界点，一旦喷发，影响迅速扩大。比如新的AI大模型技术公布后几天内注册用户就上亿，影响到各个领域，它给就业带来的风险需要高度注意。

    朱之鑫：随着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失业面将从原来劳动密集型（包括码农）产业向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延伸，出现无灯化、无人化工厂。随着AI的普及，过去几年的设计工作现在只需要几个小时，设计人员岗位将会有结构性调整。

    卢周来（国家创新研究院教授）我们团队研究成果“AI对就业的可能性影响及对策建议”主要内容：

    （1）根据所构建的模型，评估AI技术替代就业岗位趋势的几个特点是：

    分阶段替代：先替代低技能重复性岗位，然后替代中技能规则性岗位（2030年前替代25%～40%），当AI工具渗透率超过50%以后，高技能岗位可能被替代。

    AI替代呈“中间高两头低”特点，最低技能的岗位和最高技能的岗位替代率较低，中等技能替代率最高，呈倒U型曲线。

    创造性破坏：AI除替代外还可创造新的岗位，比如近几年AI训练师、算法工程师、数据标记等新职业的年均增长率达31%；企业可以通过AI的应用实现岗位技能的重构。总之，AI技术将导致中低岗位加速替代，高端研发岗位需求激增，人机协作型岗位将持续性涌现。

    2025年，AI可能使城镇就业重点冲击领域：制造业中低技能和部分白领岗位、文化和设计、服务业中客服和物流配送岗位、采矿建筑等高危行业。

    未来5～10年，AI可能导致在标准化生产领域的中年以上劳动者如程序员、制造业的技工岗位收缩转化。

    （2）重点行业就业影响趋势：预计2030年，制造业失业率会上升，同时产生部分补偿性岗位。服务业将新增1.2万AI训练岗，交通运输业和建筑行业较高。因新岗位的创造迟于旧岗位消失、可能出现阶段性失业高峰。东北地区老岗位替代风险高于长三角。

    （3）AI替代就业岗位所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一是员工技能滞后。78%的企业反映现员工AI技能达标率不到40%，高校培育周期与技术替代速度相差2～3年；二是区域失衡。北上广深有65%的AI岗位，中西部人才流失达58%；三是伦理与法律风险。如AI招工必导致算法歧视（涉及性别年龄）、数据泄密。中小企业转型困难导致就业结构的扭曲等。

    农民工返乡趋势：警惕农村出现大规模返贫

    杨团（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多年来，广大农民增收脱贫主要是靠进城打工。国家通过鼓励农民外出务工，以及组织东西部劳务协作、以工代赈、设置公益性岗位和就业帮扶车间等措施，推进农村脱贫事业。

    当前AI技术普遍应用，将导致城市吸纳就业能力趋于停滞或下降，经济增长和就业走势渐行渐远、将形成剪刀差。再加上加工贸易和建筑业出问题，过去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路径惯性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意味着农民工就业的难度陡增。

    据2024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农民工就业总数2.99亿人，其中大龄或超龄的农民工人数逐年增加，在2023年的农民工中，40岁以上的占比为55.4%，预计2025年达到60%、相当于1.8亿人，加上家属估计有4亿人。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总数约9亿人，其中在城市生活的4.5亿（即保留农村土地权益）。大龄老龄农民工及其家属这4亿人中有1.2亿在乡镇居住，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稳定的就业岗位，虽保留有集体土地权益可保基本生活，但生计窘迫。

农民工就近（省内）就业比例上升，老龄化农民工返乡的比例在增加。总体看，大龄超龄农民工大部分最终会回乡，但他们的收入和消费层次属于社会底层。在AI技术日益兴起的前景下，他们可能成为失业群体或零工群体（隐性失业、半失业），未来可能会引发规模性的贫困。

赵人伟（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资深专家）：根据2021年数据计算：全国城乡人口按收入层次划分，农村的脆弱群体加低收入群体达90%以上，潜在中等收入者是9%。

    解决数亿人口脱贫的问题，最需要的政策是要兜底，即保证贫困人口的最低收入。

中国式现代化要把充分就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 

    中国式现代化是14亿人口的现代化，中国人口等于美欧日人口的总和。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和区域间的不平衡状况必然持续很长时间，不可避免存在相当部分的低收入人群。我国追求工业高端化的努力必然遭遇西方的强力竞争打压，这将是一个长期拉锯的过程，所以我们不可能像西方那样较平顺地实现90%的城镇化和充分就业。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要有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长期指导思想，以及兼顾当前和长远的经济社会政策。

    朱之鑫：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很重要的一步，是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大量农民工进城搞加工贸易，对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现在这一发展模式遇到很大矛盾，这是转型过程中没法避免的。我们不能听任农村再次出现一大批人返贫的情况出现。

    第二，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大量内地人员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东北振兴和西部开发工作艰巨。现在沿海经济发生问题，肯定对就业带来影响。劳动力的不平衡，农村和城市的不平衡，就业的不平衡，将是下一段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第三，经济下行和AI技术的替代效应叠加，导致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缩水和收入降低，这个问题更麻烦，因为中等收入群体期望值较高。

    这样的格局，需要调整我们的发展思路。

    （1）我们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城市化经验，不能让大城市出现贫民窟，也不能重回城市压榨农村的二元结构。

    （2）城市中等收入人群缩水、乡村规模化返贫。如果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就要在经济“总体稳定”的大判断下，正视眼前的挑战，对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要有客观的估计。

    （3）要把充分就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看作高质量发展的有机构成和内在需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现代化，不能允许增长和就业之间产生剪刀差，甚至是“无就业的增长”。而且，就业是积累人力资本的最重要通道，高品质的工作岗位可以积累劳动者能力并获得相应收入。

综合政策建议

保持经济增速，贯彻就业优先战略

    （1）贯彻落实经济工作总方针，努力克服美国新一轮贸易战带来的困难，增强宏观调控力度，力争今年实现5%的增长目标。

    （2）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评估要纳入就业的内容，将单位GDP增量是否能容纳更多就业作为一项重要考核标准。

    （3）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或给予税费减免，对部分趋于退出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给以适当保护，延续其生存期，尽量避免失业增加。

    （4）在目前民营企业普遍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应更好发挥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作用，以时间换空间。建议“两重”建设多支持能够带动就业的项目，发挥好带动性、突破性、保障性作用。

    （5）农业是我国的弱势产业，要稳住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建议择机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   

（6）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养老等基础社保覆盖城乡全体人口并适当提高标准；建立失业救济保险基金；针对失业半失业人口增加的可能，需要研究建立保障贫困人口最低收入的基本制度。建议短期内（3～5年）兜底资金可从超长期特别国债支付。要早谋划、下决心。

高度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长远看，教育结构要调整，学校教育要重视提高劳动者技能。一是加强教育和技能培训，包括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的普及；二是为劳动者建立终身学习体系、适应新技术和职业变化；三是针对AI失业者提供职业指导、技能再培训和创业支持（如日本德国培训制造业工人成为AI设备维护师和智能制造系统设计师）。

何勤（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劳动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提出，教育内容的改革包括两个方向：(1)横向贯通：贯穿劳动者成长过程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注重创新能力培养、AI工具的操作，提升动态适应技术发展更新的能力。(2)纵向深化（专业性）：注重数字素养、领域专长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劳动就业保护：适当约束AI替代人力岗位的趋势

    （1）通过政策限制AI的过度替代，如医疗教育等领域。

    （2）AI科技进展的评估应包括就业替代方面：如科技可能损害就业岗位时须按暂停键、待评估，不能仅以不触及科技伦理为底线。积极参与AI技术国际合作和国际标准的制定。

    （3）就业配额制度，设定劳动者岗位（工时）最低比例。如欧盟通过法规强制要求高风险场景须保留20%的人工干预岗位；日本规定AI优先应用领域限于危险和脏乱差岗位，给人留出更多岗位、增加人们交往合作的机会。

    （4）长期看，要考虑缩短劳动时间。

    （5）借鉴其他国家经验，考虑征收机器人税。例如：英国对企业因机器人节省的人力成本征收30%机器人税、用于技能转型基金；日本规定，企业采用机器人每替代一个岗位须缴纳2.4万日元、促使27%的企业选择不解雇人员而采用人机协作模式；韩国规定企业每解雇1名员工需缴纳年薪的200%作为再培训基金；德国对企业每台工业机器人征收“自动化设备附加税”用于失业工人再教育。这些政策出台不久，尚待完善。

（6）在AI应用的同时，培育人机协作模式、培育新岗位新职业、保持人的独特能力，探讨AI的应用从就业替代转化为人机生态共建。

（7）发展灵活就业减少AI替代的冲击（如远程办公、混合办公），支持零工经济平台、增加灵活就业机会，并完善员工社会保障（平台公司为骑手交社保），认可和鼓励新兴职业如AI训练师、数据标注员等。

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

杨团提出：乡村振兴要有新的理念，要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让农民自主互助，共同解决困难和增加收入，让返乡的大龄农民工有工作。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指出：发展农村社区集体经济，有些地方会成为现实，有些地方做不到，因为缺乏相应的自然条件和人才条件。真正的挑战是能否形成多种产业。为什么中西部地区很多农民工回到县城生活困难，因为当地缺乏产业支持。或者考虑本村人一起维持养老，靠国家保障兜底？总之要探索和试点，注意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条件。国家必须考虑均等化的兜底办法，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维护社会稳定。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作用

    徐策：发展经济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效透明的营商环境，稳定可预期的政策体系，守信公平纪律严明的政府。当前的具体工作应有所侧重。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方面，当前有效市场是主要矛盾；总供给和总需求方面，需要供需双方发力，“十五五”时期，总需求是主要矛盾；统筹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方面，目前旧动能的更新改造是主要短板，这是我国工业的基本盘；优化增量和盘活存量方面，盘活存量是主要矛盾；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方面，做大总量是主要矛盾。

孔丹：市场经济是基础，目前现实情况下推动投资、带动市场活力的，还要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我们需要明智有为的政府和健康有序的市场，而不能是有些地区政府和市场自发无序。建立和完善覆盖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交流和平衡发展，推进教育改革、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制定法规，要求企业在AI和自动化应用中实现人机共生，减少就业岗位的损害等，都需要政策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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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近10年，我国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国际环境看：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转入深度调整期，经济全球化受阻，而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2018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0%，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例接近40%。麦肯锡预测，2025年，新兴市场将消费全球近2/3的制成品，2030年将占全球消费总量的50%以上，其中中国占15%。

·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明显变动。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工业国，2022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正在改变国际力量对比。

·以数字AI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重塑世界经济版图，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美国的霸权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正带动逆全球化潮流抬头，全球经济治理遭遇挑战。

从国内情况看：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2013-2020年GDP年均增长7%）。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动能新亮点不断涌现；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在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国内传统产业接近饱和、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化的情况下，必须推动经济向创新驱动和质量效率型发展转型。

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综合国力与美国尚存在明显差距，科技创新能力仍需增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处于关键时期，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增长与能源资源约束、环境承载力的矛盾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各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       

新时代发展总体布局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确定了党和国家在新时代治国理政方略；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正是有这一思想的指引，新时代十年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0年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在经济各领域得到了贯彻。

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取得重要进展。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政府权责清单制度。

预算制度改革。加大预算公开力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推进税收制度改革，“营改增”全面推开。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稳步推进。

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重大步伐，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在规范中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金融风险处置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重要进展。

农业农村改革继续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启动了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等三项试点。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快构建。　

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重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逐步完善，公司制改革基本完成。2020-2022年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企业内进一步推进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改革，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实现整体性优化，中央和省属数百家国有企业实施了重组，中央企业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领域营业收入占比超70%。国有大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步伐加快。国企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央企业2022年研发投入经费超1 万亿元，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3%。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

鼓励和规范民营经济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聚焦工程建筑、公用事业、政府采购、民生领域深入开展反垄断执法。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延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扩大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份额等政策，加强服务供给。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科技成果赋智、质量标准品牌赋值专项行动，大力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动中小企业集聚化、专业化发展。积极开展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工作。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一体推进产权平等保护与优化法治环境、推进民企合规与防治内部腐败，提升依托商会化解涉企纠纷的能力；一体推进支持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和保护创新权益。

防范金融系统风险

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提出了“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市场/机构/产品），强化监管，市场导向” 的金融工作原则。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构建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实施逆周期调节。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初步建立。

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形成。金融服务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2020年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5.26万亿元，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11万亿元。绿色信贷市场保持快速增长。2020年末，全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5.3万亿元，全年共支持3228万户经营主体。

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截至2020年底，中国已经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覆盖了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的广大区域。

2013-2020年，中国分别与冰岛、瑞士、韩国、澳大利亚等多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东盟、智利、新加坡分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与巴基斯坦签署第二阶段自由贸易协定。

自2018年美国发动对华经贸摩擦以来，国际逆全球化暗流汹涌，贸易战、科技战此起彼伏。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坚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

稳住外贸发展势头。中国从政策、主体、市场等多方面入手，靠前发力、精准发力。2023年进出口规模达41.76万亿元，比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30%以上。外贸结构优化，“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出口首次突破1 万亿元，增长近30%；有进出口实绩的经营主体达到64.5万家。跨境电商异军突起，进出口达到2.38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5.6%，比全国进出口增速高出一倍，跨境电商主体超过10万家。

稳住外商投资势头。全面推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推动一般制造业领域全面开放，实现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全面清零。202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632.5亿美元，其中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37.4%、创历史新高，制造业引资占比达27.9%。

“一带一路”建设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时分别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央统揽外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5年中国权威部门发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与各国加强合作。同时提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合作框架，为各国参与合作提供了清晰的导向。

截至2020年11月，中国已与138 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17-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从73745 亿元增至93696 亿元，年均增长8.3%，快于同期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速。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等领域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份额也都呈上升态势。

十年经济发展的新成就

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

十年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2012-2022年，我国GDP从51.9万亿元增加到120.5万亿元，人均GDP由39771元增加到85336元（超过1.2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2015-2022年粮食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基础设施日益完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发电装机容量、互联网基础设施规模均居世界第一。 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4万亿元规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

高技术产业、农业、社会领域等重点领域投资持续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量145.6万辆，比上年增长17.3%；集成电路产量2614.7亿块，比上年增长29.6%。

网络建设迅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数字经济成为国民经济最有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和4G网络，网民规模达到9.8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0.4%。网上零售额达到11.76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76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4.9%。

互联网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加速突破和应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 无人仓储已落地运营，无人驾驶汽车开始上路行驶，工业互联网平台不断涌现。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肆虐、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情况下，我国数字经济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联动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战略加快落实。

经济社会领域进步显著

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实现，尤其是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2022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5.2%，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目标顺利实现。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快于城镇居民。2013-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8311元增加到36883元，年均增长7.5%，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

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2亿人。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民生福祉与经济增长的平衡互进：2018年可持续经济发展评估报告》，在过去10年民生福祉发展中，中国排名上升25位，在受调查的152个国家中进步最快。

十年经济发展新特点和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

从2013年开始，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已进入传统工业化后期，经济结构向高级形态迈进，受资源环境的制约，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是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所致。

全面深化改革是十年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从提升对市场与政府关系认识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改革始终是经济发展的开路先锋，为稳增长、防风险、补短板、增效率保驾护航。

持续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新的环境和条件对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发展方式必须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

创新是引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新机遇，我国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新材料、生物科技等为代表的新技术蓄势待发，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并催生许多新的产业领域，推动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0年的第14位，是跻身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前30位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有17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数量仅次于美国。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国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和艰巨任务。总体上看，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中高端产业结构还有很长的路。国民经济内循环不畅是当前的突出矛盾，科技创新尤其是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的任务艰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仍很繁重，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实现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这十年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未来的发展增强了自信，积累了重要经验。其中主要的历史经验是：

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这是中国经济成功应对各种挑战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经验。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是加强与改善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保障。

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做到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序，就能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个“奇迹”。

改革是发展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中央提出：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实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

以人民为中心。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财富巨量增加的同时，坚持人民至上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动员整个社会力量攻坚克难，消灭了几千年的绝对贫困，扎实稳步地向共同富裕目标前进，为解决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全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全面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推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协调发展。中国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不能简单以GDP增长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当前我们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发展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我国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到呼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建立自贸区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到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都是要营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为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创造条件。

这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

新时代这十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台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几十年内解决了西方国家用几百年、至今未能完全消除的绝对贫困问题，走在全球减贫事业前列，并为全世界消除贫困提供了经验。这一壮举必将载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9年共有 69个国家和地区28亿人口的人均GDP超过1 万美元（包括中国的14亿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得世界上人均GDP超1万美元的人口数量翻了近一番。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探索，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未来之中国，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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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发展版图中，大宗商品作为核心驱动力，始终引领着各国产业的发展；大宗商品的流通与价格波动，不仅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推动力，更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关键所在。然而，大宗商品市场具有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在充满变数的市场中，企业如何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有效管控风险，是一道亟待解答的课题。

大宗商品贸易的利润与风险的平衡之道

大宗商品市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要求企业不仅要深入剖析历史数据，更要密切关注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宏观经济指标的趋势，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潜在影响，还要通过整合有关信息、准确把握价格变动趋势、在商品交易中紧盯差价和机会，实现财富增值。在全球化背景下，某些地区可能在特定大宗商品上形成垄断性市场地位，企业必须积极寻求多元化的供应来源，降低单一供应源带来的风险；同时，应与供应链上游厂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确保供应链的可靠性和韧性，降低供应中断风险，并通过长期合作获得更优惠的采购条件。

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例如，国内某产煤大省的经济发展与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紧密相关，呈现明显的与GDP增速同涨同落态势。近年来，随着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企业融资需求逐步攀升，尤其是大宗供应链贸易，已成为地方国企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越来越多的地方国企积极布局，反映了供应链贸易在地方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价值。

随着国企的积极参与，供应链贸易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企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丰富的资源优势，推动了行业的迅速扩张，提升了行业的整体水平。地方国企供应链贸易如何汇集更多供应链资源与要素、支撑区域供应链向纵深发展、提升地方国企供应链贸易业务能级、撬动汇聚更多上下游资源，已成为地方国企需要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

大宗供应链服务行业的五个发展阶段

总体来看，大宗供应链服务行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信息服务。因为信息不对称给企业发展带来很多问题，也给信息服务发展带来机会，比如阿里创业时，马云初期也是做企业黄页的，国联股份创业初期从事会展、培训等行业信息服务。

第二个阶段是交易服务。该阶段需要一些拼单采购、分销执行，主要是解决一些经济采购规模的问题。盈利模式主要是自营贸易，赚取时间、地区、汇率、贸易价差。

第三阶段是金融服务。这是现在很多国有企业从事的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托盘业务，依靠自身的国有身份从银行拿到低成本的资金，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的问题，但这里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会占用自己的授信额度，如果企业纯粹提供资金服务，则不被国家鼓励。这与国家强调降两金、降杠杆、降负债的方向是相悖的。国资委强调严禁融资性贸易，仅为了提供资金服务现在也为各个省市所限制，国家亦不鼓励。如果企业单纯依靠金融服务，在整个市场融资成本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金融服务的息差空间将会越来越小，由此很多头部企业都在向供应链综合服务的方向发展。

第四阶段是提供第三方端到端的供应链服务。主要服务宗旨是借助数字化解决四流不协同、不匹配的问题，降本增效。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在单一生产、贸易、物流等环节降本增效的空间非常有限，这就要求大中型国有企业要在自身的上下游供应链各环节中挖潜，而不是仅靠单一环节的降本增效。

第五阶段是产业投资+运营服务。前四个阶段的一些供应链服务，都是一些流动性的债项融资服务，而第五个阶段是股权+债权的服务，就是通过产业投资加第四方的产业链运营，对传统的产业进行数字化赋能，通过供应链来整合产业链并再造价值链，即通过股权投资垂直一体化，在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核心环节企业中参股，统筹供给与需求，降低闲置产能及安全库存，把整条链条上下游的交易成本、产能闲置成本、库存成本、资金占用、摩擦成本降到最低。未来借助股权投资、供应链整合及流通渠道优势，以供应链服务的渠道品牌代替产品品牌并获取溢价是这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中国大宗供应链市场转型迫在眉睫

（一）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行业集中度逐年提升

我国是世界重要的大宗商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根据世界钢协发布的《2023年世界钢铁统计数据》，2022年我国钢材消费量世界第一，占全球成品钢材消费量的51.70%。煤炭消费量位居世界首位。国内大宗商品需求庞大，受“去产能”等多种因素影响，主要大宗商品供需缺口持续存在。

中国大宗产品供应链市场规模大但行业集中度低。根据厦门象屿公告，2022年我国大宗供应链服务市场规模为55万亿元左右，整体市场稳中有进。海外大宗供应链市场集中度远高于国内市场，例如2021年日本五大商社贸易体量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31%。近几年，我国大宗供应链服务市场形成了以四家地方国企为主，大量中小型大宗供应链服务企业为辅的竞争格局。中国大宗供应链CR4（物产中大、厦门象屿、建发股份、厦门国贸）市占率快速提升，2022年市占率达到4.18%。

（二）行业转型升级，海外龙头利润率表现出色

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行业由传统贸易向产业链服务和产业链运营升级。在商业模式方面，海外大宗供应链巨头一体化整合及产业链介入程度高，如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贸易商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DM）已建立了“农场--储存--加工--运输--销售”的产业链运营模式；金属和矿物巨头嘉能可、托克集团则以“上游矿权资源控制”及“产业链+国际物流资源整合”作为发展主线。2021-2022年，海外龙头企业的利润率水平普遍在2%以上，显著优于国内供应链龙头企业。

在“金融危机”“钢贸仓暴雷”等事件中，中国大宗供应链行业传统贸易模式爆发系统性风险，头部供应链企业开始由传统“单点服务”向“综合服务”再向“全产业链服务”转型，并在部分领域实践“产业链运营”模式，利润率水平具有显著的边际改善空间。海外大宗商品贸易龙头企业利润率显著优于国内供应链龙头企业。海外大宗供应链巨头以跨国集团和全球资源布局为主要运营形式，而国内大宗供应链企业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正加速国际化布局和进出口业务拓展。

（三）政策红利释放，行业重要性愈加凸显

国家出台政策积极推动供应链管理服务业转型升级，大宗供应链服务受益。“供应链”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十三五”规划中，规划提出加快供应链体系与金融、互联网行业形成协同效应；“十四五”规划对于供应链管理的规划更加明确，我国供应链管理要补齐国内供应体系短板，在供给方面加强整体效率，以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对加快国内大循环、大市场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2022年4月，国家出台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要通过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赋能产业集群的典型案例

国内大宗商品产业集群智慧金融生态持续创新，已形成多元发展格局，“政府主导、国企运营”模式成为新的创新点，即通过打造区域的产业集群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对当地的港口、码头、铁路专线、工厂厂库等进行数字化改造以及园区运营，将采购、仓储、贸易、物流、生产等相关数据归集起来，形成数据资产，再推给金融机构，银行直接对工厂厂库放款。对企业来说，这种模式的资金成本只有传统融资方式成本的一半左右；对政府来说，能实现税收归集，可助力当地企业存活，也有助于促进就业和税收。

（一）县域产业集群：冠县项目案例

冠州陆港供应链有限公司是山东冠县国企。冠县一年有1600万吨钢铁产量，大概有180家相关企业，年采购量大概在500亿元，以前主要通过头部供应链公司代采，货物放公共仓，综合资金成本、仓储装卸等相关费用，综合成本较高。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该公司创新推出“政府主导、国企运营”模式，打造全国首个县区级数字化产业集群供应链的金融服务平台“冠之链”。由地方国企服务地方产业集群，降低融资成本，畅通融资通道，归集产业数据，打造符合冠县产业发展方向的供应链金融生态体系，实现政银企多方互利共赢。

（二）市域产业集群：广珠物流案例

广珠物流为珠海交通控股集团旗下企业，集建材采销、仓储理货、加工管理、物流配送为一体，以“商贸+物流”双轮驱动为核心。广珠物流项目主要围绕商贸管理、仓储管理、财务中心进行信息化建设；结合多种物联网技术应用，实现供应链环节商贸、仓储业务的精细化管理、集团化管控，综合信息化服务支撑等。广珠物流服务了周边先进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而且有力带动了周边区域企业创造税收过亿元。

（三）市级产业集群：济宁能源融汇物产

融汇数易平台遵循“一平台、微应用、多场景”原则，通过数据集成、平台管理、用户界面进行业务赋能，布局“六横四纵”。六横：客商中心、合同中心、订单中心、价格中心、资管中心、货管中心；四纵：CTRM系统、港口管理系统、多式联运、煤矿运销系统。该平台助力大宗商品交易从线下转移到“云端”，并提供贸易“一单制”服务，极大提高了供应链透明度和运营效率。

（四）省级产业集群：山东黄金案例

山东黄金贸易集团以“聚焦主业、嵌入产业、工贸融合、合作共赢”为经营理念，稳步提升海外矿产品、金属市场份额，推动原料供应、金属销售、终端延伸三大业务领域协同，打造了“一平台多场景微应用”和“主数据、客商中心、合同中心、移动中心、共享中心和消息中心”等中台系统，有效解决了矿产品在湿吨、干吨计量，多种计价元素、多种定价规则以及多品位区间综合计价管理方面的难题；实现贸易集团业务转型升级的“专业化布局、集中式管控、共享式协同和一站式服务”运营目标。

（五）央企产业集群：五矿发展

五矿发展以贸易线上化为目标，打造交易平台，集成采购、销售、仓储、物流、结算、发票、支付等核心功能，实现与上下游的生态链接和客户的综合服务。项目以数字化方式链接上下游企业，以五矿钢铁核心业务为基础整合仓、运服务，搭建统一对外的商城门户，支撑五矿钢铁核心业务场景，逐步形成五矿发展统一标准、统一入口的对外服务平台，全面提升交易效率和服务体验。

国企开展大宗商品供应链业务的三个关键点

关键点一：大宗商品周期性强，任何企业都需要尊重市场，顺势而为

开展供应链业务，企业的营收增速与整个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是同频的，尤其是钢铁类价格周期性强的品类，当然也有例外（如农产品）。我们虽然无法避免行业的周期性影响，但可以实现逆周期稳增长，顺周期高弹性。首先，需要具备专业强大的风控能力；其次，选择服务对象和行业的时候要相对分散；再有，大宗供应链涉及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要具备体系化的产业供应链运营能力。最后，科学、敏捷、柔性化的供应链执行能力需要一个模型，市场瞬息万变，受不确定因素影响比较大，需要通过一些数字化的决策工具开展动态的风控。

关键点二：大宗商品头部企业借助强大的风控、融资能力，实现逆周期扩张

头部大宗供应链企业，往往是在逆周期时实现规模化的扩张。因为经济低迷时中小企业风控能力较弱，而国有企业和头部企业有持续的融资能力，从而具备抄底一些低估值资产的机会。

关键点三：大宗供应链服务企业要向两端“高壁垒”性业务发展

首先看营收指标。2024年，传统的头部大宗供应链企业的营收呈现负增长，但产业互联网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因为在市场销售情况不好的时候，大家都希望通过互联网平台扩展自己的销售渠道。

再看净利润指标。2023年大宗供应链企业的平均净利润下滑了23.44%。但是借助产业互联网从事大宗供应链的企业净利润大幅增长，平均增幅为39.73%。

最后看负债率指标。2024年，大部分头部企业的负债率都有所增长。在营收增长幅度有限，净利润大幅下滑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此，大宗供应链服务企业要向“高壁垒”的业务发展，要么借助投资向上游重资产的方向发展，要么借助数字技术向下游渗透到终端长尾的实体客户，如果夹在产业链中间，将无法摆脱行业周期性的影响。

多措并举提升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的竞争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成为国企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国企需要采取一系列策略，以提升其在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中的竞争力。

（一）数字化转型：打造一体化供应链物流

在大宗商品供应链中，物流环节至关重要。传统的物流模式因多级分销、多次仓储和多程物流等问题，导致产业链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因此，数字化转型成为实现一体化供应链物流的关键。

1.构建智慧仓储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企业可以实现多组织的高效协同，以一体化的方式提供端到端的协同服务。例如，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无锡物流中心通过“五化”建设（即单证数字化、流程可视化、园区物联化、服务集成化、业务平台化），打造了“中储云链”平台。该平台以实体仓储网络为基础，以仓库数字化应用场景为手段，推进智慧仓储平台建设，进一步打造“中国放心库”。2022年，该物流中心的年吞吐量达到657万吨，创历史新高，每天有500辆大卡车进出，数字化赋能效果显著。

2.全链条数字化与风控体系。为了进一步提升供应链效率，企业需要将数字化贯穿于产业链的仓储、物流、交易等各个环节，并构建数字化风控体系和监管体系。数字化不仅可以提高供应链效率，还能确保货物安全和货权清晰。例如，物润船联通过构建“数字商贸+数字货运”生态圈，采取“贸易线上交易+供应链服务+数字货运”新模式，实现了对要素的精准控制，全过程管理透明化，从而大幅提高了“流通生态”的效率，最终形成了开放、合作、共赢的生态圈。

3.推动供应链协同一体化。随着行业的不断迭代升级，单一服务于交易环节的产业电商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企业需要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供应链协同一体化，搭建产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从传统贸易物流向端到端服务的升级。这有助于整合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四流合一”。例如，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了全球化的大宗商品供应链网络布局。易煤网采用交易透明化+类做市商制度，创新了平台交易机制，已成为集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于一体的煤炭供应链生态圈。

（二）服务模式拓展：从贸易商向综合服务商转变

传统的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多为贸易商，盈利模式主要依靠买卖价差。然而，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这种单一的盈利模式已难以满足企业的持续发展需求，需要向综合服务商转变，提供物流、融资、信息咨询等增值服务。

1.提供多元化增值服务。国企应基于对产业链的深入介入和增值服务的需求，进行相关的资产布局，从而实现对货权的把控和严控信用风险。通过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企业可以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例如，海外的嘉能可和ADM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提供增值服务，如目的地营销、装卸、种植园的供应链服务以及结构化供应链金融等，实现了对产业链的深入掌控。

2.全环节一体化服务。围绕大宗商品的原料采购、库存管理、剪切加工到产成品分销、物流交付等全环节，企业应提供包括价格管理、产业金融、信息咨询在内的一体化服务。这种全程服务有助于系统性地降低制造企业的各环节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和资金效率。例如，某大宗商品供应链公司的大宗商品工程物资配送业务，以大型施工建设企业或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业主为服务对象，为其工程项目配送物资，并提供从采购计划管理、资源组织、运输配送、应收款垫资、结算服务到价格管理等工程物资供应链管理组合服务。通过赚取流通增值服务费、应收款垫资价差、基差管理收益等，该企业实现了盈利模式的多元化。

（三）产业链布局优化：增强掌控力与竞争力

基于中游贸易环节，企业应向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延伸，以增强对产业链的掌控能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1.向上下游延伸。通过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企业可以实现对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和提供定制化服务。例如，ADM从农产品产业链中游贸易延伸至下游精加工业务，提供增值服务如目的地营销、装卸、种植园的供应链服务以及结构化供应链金融等。这种延伸不仅增强了企业对产业链的掌控能力，还提高了企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2.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与协同。为了进一步提高整个行业的配置效率，企业需要与上下游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在上游，企业可以与供应商签订长期采购协议，或直接参与海外资源的投资和开发，以保障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在下游，企业可以与客户紧密合作，了解其需求并提供定制化的服务。例如，瑞茂通与国内主要产煤区的大型煤矿以及国际上的海外采购源建立广泛联系，下游与国内六大电力集团均有合作。通过整合各方资源，瑞茂通提高了整个行业的配置效率。

（四）强化风险管理能力：构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

大宗商品供应链面临多种风险，如上下游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物流货损风险、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因此，国企需要构建完善的风险识别与评估体系，并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

1.风险识别与评估体系构建。依照产业风控和金融风控的要求，企业要对产业链条上各环节的风险进行把控。在产业风控上，应严控信用准入，控制外部交易风险，并选择信誉良好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针对不同业务模式，如预付业务模式、仓押业务模式、应收业务等，企业应分别提出针对性的风险把控方式。例如，数链科技通过线上监控预警和线下监管驻厂的方式，对业务链条上各环节的风险进行把控，确保了业务的稳健运行。

2.风险应对措施制定。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企业需要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在应对价格波动风险方面，可以采用期现结合的业务模式，拥有专业的期货团队，通过套期保值等操作来规避风险。在信用风险方面，应加强对交易对手的信用管理，如设置信用额度、进行信用评级等。此外，企业还可以采用包括二次定价、公式结价、保证金、货权处置以及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等风险控制手段来应对各种风险。

（编辑  宋斌斌）

近年来，国内区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善，人才资源丰富，在工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居民收入的提高，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在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地方园区的转型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的政策意义。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增速放缓、注重质量的新常态，这就要求各地园区进行创新和变革。新的技术革命与产业转型正在兴起，比如苏州工业园区的大数据物流，通过精确的资源配置，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合肥高科技园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家电制造的自动化，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常州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园依托新能源技术，吸引众多企业聚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国家提倡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武汉的东湖科技开发区就是长三角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转移基地，对地方的工业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深圳高新区在南山建立了孵化器，对创业企业实行减税、补贴等优惠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创业热情。推动地方科技园区立足于区域经济的大框架下，密切关注政策导向，在产业规划和创新机制上进行全方位的创新，推动区域内资源的合理流动，从而达到自身的持续发展和区域间的协同增效。

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是一定地域内的生产要素与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条件相结合所形成的复合体。德国韦伯提出的产业区位理论认为，在运输、劳动力和聚集经济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生产成本是最小的，增长极理论强调的是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某一特定区域内的优势产业和创新企业将在一定程度上聚集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增长极，并通过辐射效应对周围的区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先后建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等经济特区和国家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作用，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

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非常重要。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东部地区由于政策、区位等方面的优势，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自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经过多年的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也加快步伐，通过建设交通枢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促进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显著的成绩。2023年上半年，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幅达到8.5%，比全国同期增幅高出1.5%。

区域园区的作用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各地的园区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主要有高科技园区、工业园区和农业园区三种类型。例如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聚集了一批著名的高科技企业，2023年，园区内企业营业收入已达8.3万亿元。工业园区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例如苏州工业园区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信息等行业按照经营方式，园区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园区、企业主导型园区、政府与企业合作型园区。政府主导型园区以政府为主导，以政策为导向；企业主导型园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导，以政府与企业相结合的方式来优化资源配置。

地方工业园区

地方工业园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特点是产业集中。以浙江大唐袜业工业园为例，该园区已形成完整的袜子产业链，袜子年产量超过250亿双，占据国内70%的市场份额，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当地的园区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关键。到2023年底，重庆西永微电子工业园有15万名员工，其中60%以上是当地员工，并在各个领域提供就业机会。创新驱动是地方大学园区的一个重要职能。合肥高科技园区积极与大学合作，构建科技创新平台，促进前沿科技的研发。

地方工业园与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地方产业园区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十分明显。园区内的企业对本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有直接的贡献。到2023年，天津滨海新区GDP将达到876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天津市GDP的30.5%。园区内的众多企业以自身的发展带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形成一条产业链。工业园区的开发带来了直接投资效益。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已有30余个国家和地区前来投资，利用外资总额达160亿美元以上，不仅对园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吸引外资作用，而且还能带动相关产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园区发展也促进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为适应园区的发展，当地政府在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以改善园区的投资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口向园区和周边地区聚集，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

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园区的空间布局和调整。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初期，地方政府为加快经济的发展，往往会在交通便利和资源优势较好的地区建立开发区，吸引企业来此投资建厂。但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对工业园区的功能与产业布局提出更高的要求，园区的规划与建设应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对高科技产业的需求不断增大，当地政府就会通过建立高科技园区将资源集中在高科技产业上。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对园区的空间布局和调整影响较大。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将推动各地区对园区进行合理的布局，促进产业有序地跨地区转移。例如河北省在北京和天津毗邻地区建立了京津冀产业园区，积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实现了京津冀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

地方园区转型路径

资源配置的优化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地方经济园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产业竞争力。从资源配置来看，目前许多园区都存在着资源分散、利用效率不高的现象。各地一批传统的工业园区，有不低于20%～30%的土地资源处于闲置状态，水、电等配套能源使用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浪费。为此，国家颁布《关于推进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通过对园区土地资源和能源资源的整合，让资源集中、高效利用，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通过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整合、调配园区企业闲置的厂房设备等资源，使园区用地利用率提高35%以上，年节约成本5亿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