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全球竞争格局与治理体系正在深刻重塑，我国应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这一历史性机遇，面对结构性困境，适时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全球治理的中国路径，通过坚持多边主义、推进标准共建、深化南南合作、强化数据生态安全与推动伦理共识，为构建开放、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重塑全球治理格局：“人工智能+”正当其时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与全球治理的深度融合成为关键议题。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已超越纯粹的技术范畴，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其跨域性、渗透性与战略性特征，决定了人工智能治理超越单一国家主权边界，成为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全球性治理议题。

全球治理的本质，是在没有世界政府的背景下，通过规则、机制与制度安排应对跨国挑战。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旨在为其研发、应用与扩散建立具有广泛包容性与有效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体系，确保其发展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然而，理想的愿景正遭遇严峻的现实。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仍处于初建阶段，呈现显著的“碎片化”“安全化”与“阵营化”特征。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与全球治理体系演进形成了历史性交汇。《意见》明确提出，重点在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全球合作等领域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中国处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方阵，既有利于国内产业升级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更为中国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必须清醒认识到，在引领未来主导权的全球竞争和迈向人工智能强国的进程中，我国面临严峻的外部压力，唯有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斗争，争取广泛国际合作，才能提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水平，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

多重博弈与结构挑战：产业发展面临困境

目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和复杂性，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抬头，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缺口扩大，传统治理机制难以及时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治理赤字”亟待弥补。此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还受到“规则—技术—联盟”的复杂性挑战，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战略因素。

第一，法律与行政的系统性封堵。2024年2月，拜登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发布行政命令，以保护美国人个人敏感数据免受关注国家为由，对中国、俄罗斯、朝鲜、古巴、委内瑞拉、伊朗六国发起数据跨境审查，将数据跨境流动问题高度“安全化”，借助政治话语将其上升为“生存威胁”，从而采取超越常规法律限制的非常措施。同日，美国司法部牵头发布了执行该行政命令的《拟议规则制定预先通知》（ANPRM），意图切断向中国传输敏感数据。这种“不设门槛”的审查机制，赋予了行政机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任何涉及数据的对美商业活动都可能被随时叫停，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合规不确定性与法律风险。

第二，联盟化与标准化的排他策略。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明确将“制定关键技术规则与中国竞争，促进美欧共同价值观以及合作”作为目标，其近景目标是“在6G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和太阳能供应链等先进技术方面加强合作，减少对华依赖”，远景目标则是“在下一代宽带网络技术方面取代中国的主导地位”。欧盟陆续推出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人工智能法案》（AI Act）、《数字市场法案》（DMA）等监管框架，以数据跨境传输合规倒逼，迫使中国企业陷入适应高成本规则或退出欧洲市场的“两难困境”。这些“规则壁垒”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市场保护主义。

第三，认知战与舆论战的相互配合。2021年4月，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牵头提出《第四修正案不出售法案》，禁止数据经纪人向美国情报、执法机关出售位置数据等个人数据。2023年6月，怀登牵头提出《保护美国人数据免受外国监视法案》，要求对特定类型、特定国家数据出口进行管制。2024年3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要求TikTok在美国出售或禁用。

一系列法案加剧了我国相关业务在美欧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投资难度。同时，法案放大了对我国智能产品的偏见，向公众传递一个简单化的逻辑错误叙事：中国技术=中国政府=安全威胁。这种叙事促使公众形成对中国错误认知，将技术合规问题扭曲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对抗。

强化构建“中国倡议”：人工智能时代机遇

  尽管面对西方国家系统性围堵，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中仍具备显著优势和历史性机遇。

第一，丰富的“人工智能+”治理实践。《意见》的出台，意味着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在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智能交通、智慧医疗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为我们提供了海量治理实践样本。这些基于超大市场规模和复杂社会需求的“压力测试”，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扎实的实证基础和方案来源。

第二，初步构建“中国倡议”话语体系。中国已相继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倡议秉持多边主义、强调发展导向、注重安全可控、倡导开放包容，为摆脱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提供了不同于西方零和思维的新范式、新理念，正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引发积极共鸣。

第三，深化南南合作的广阔发展空间。“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数字鸿沟、治理赤字和发展焦虑，不希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再次掉队，也不愿被动接受规则。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能力培养、可负担解决方案提供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通过“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金砖国家机制、中国—东盟数字伙伴关系等平台，中国能够与南方国家构建“发展共同体”，探索一条符合多数国家利益的治理道路，打破西方的规则垄断。

开放创新与深化合作：中国方案路径选择

2025年9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坚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理念，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饱含东方智慧的中国思路，引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一，推进标准共建与互认，提升制度性话语权。鼓励中国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更深入地参与ISO、IEC、ITU、IEEE等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技术委员会工作，积极贡献中国技术方案，推动基于共识的技术标准国际化。主动发起参与并主导新兴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伦理准则、数据安全标准、跨境流动认证等领域，推动建立与我国技术实力和治理理念相匹配的国际规则，逐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第二，坚持多边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技术霸权。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数字合作、金砖国家机制等多边框架，推动各方共商人工智能治理理念和实践。中国与各国通过多种方式合作，共同探讨解决AI全球治理难题的路径，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享成果。反对将技术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反对任何国家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推行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限制人工智能的负面影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事情要让发展中国家说了算”，倡导各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和代表权，确保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能够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第三，深化南南合作，构建数字时代的发展共同体。《意见》明确提出，要把人工智能作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打造平权、互信、多元、共赢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开放生态。中国要深化人工智能领域高水平开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可及，强化算力、数据、人才等领域国际合作，协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中国愿与世界分享人工智能发展经验，通过技术援助、人才培训、开源社区等务实举措，提升其他国家获取和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正如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的，中国将“一以贯之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中国将以务实行动诠释何谓“注重行动导向”，以自身变革推动世界共同变革。

人工智能的未来，不应是零和博弈的修罗场，而应是“合作共赢”的新边疆。《意见》不仅为中国的发展描绘了蓝图，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国际环境固然有严峻挑战，但也促使我们更加清醒、更加坚定。在人工智能重塑世界的今天，中国的选择必将深刻影响人类的未来。

（编辑  季节）

  基本实现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问题。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既有长期实践依据，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调整总目标，是有长期实践依据的。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依据

1.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战略。

1987年，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设想。党的十三大报告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做了分析：“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2.两阶段战略国情国力依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此部分分析了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情依据。

  第一，“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后列”的基本国情已根本改变。我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从1990年的3.7%上升至2024年的31.6%， 呈现出明显的追赶效应。

  第二，已改变我国“底子薄”的基本国情。1978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按现价美元计算）占世界总额的比重为3.5%，美国该比重是中国的7.1倍；2010年中国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2023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13.12万亿国际元）相当于美国（5.50万亿国际元）的2.39倍。我国国内资本实力日益强大，正在从“底子薄”向“底子厚”转变。这就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雄厚物质基础。

  第三，我国“八亿人口在农村”的基本国情已根本改变。农村人口从1995年高峰的85947万人降至2024年46478万人，同期我国城镇人口从35174万人上升至94350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95年的29.04%提高至2024年的67.0%，已经高于世界平均城镇化比重（57%）10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农村人口比重从1995年的70.96%降至2024年的33.00%。 我国用了20年时间实现了从以农村人口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城镇人口为主的社会。预计到2035年，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进一步降低至20%～22%，形成城乡“二八开”新格局，这更有助于国家直接向农村人口转移支付，也更有利于各种现代化因素向农村迅速扩散普及。

  第四，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我国人口文盲率2020年降至2.67%，基本消除文盲人口（指文盲率小于3%），同期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从620万人上升至2.18亿人，增长了3516倍，年均增速高达9.8%，创下世界纪录，高中（含中专）学历人口从6834万人上升至2.13亿人，年均增速为3.0%，2020年两者合计达到4.31亿人， 中国实现了向世界最大的现代教育之国、人力资本之国、人力资源之国的历史性转变与跨越，这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丰富、最具竞争力的人力资源、人才资源优势。

  第五，我国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十亿四千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五。” 到2021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人数达到48075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54797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达到136424万人。

  第六，中国将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与西方现代化国家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不是靠建立殖民地附属国（如英国、法国）、对外发动战争（如日本、美国）强大起来，而是靠改革开放、自力更生强大起来的；不是靠霸权， 而是靠对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赢得世界广泛认同的。2013年以来，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国际关注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截至2023年底，中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目前，陆海新通道物流网络覆盖我国18个省区市69个城市138个站点，通达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473个港口，这标志着中国通过国内经济一体化，以及与周边区域的一体化，进而促进经济全球一体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主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为经济全球化提供陆海新通道公共产品，倡导“互利共赢”，必然是“得道多助”。

  第七，我国已从世界最贫穷的大国之一发展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发展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进一步升级为世界最大的高收入国家（2025年）、并将发展为最大的中等发达国家（2035年）、最强大的现代化国家（2049年）。与此同时，中国将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农业增长、工业增长、国际贸易增长、科技创新的最大发动机和贡献者。

  第八，从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看，2021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正处在新的过渡阶段，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中等发达阶段（或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过渡时期，可以预期的是，经过国家“十四五”（即将完成）、“十五五”“十六五”规划，中国将如期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大目标。

  我国在经历了长达40多年的经济起飞之后，必然从高速增长（7.0%以上）转到中高速增长（5%左右）阶段，进而转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此，对2035年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这一发展趋势与关键指标作出中长期预测和趋势特点分析。

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预期目标。预计“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增长潜力为5.0%，“十六五”时期（2031—2035年）为4.5%，均处在中速增长阶段，并高于世界经济增速（2013—2023年为3.0%）。按照这一增速趋势，我国将用15年时间（2020—2035年）实现GDP翻一番（按2020年不变价计算），由2020年的103万亿元增长至2035年的225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增长2.18倍左右。这一GDP增速预期目标，基本符合我国进入高收入水平发展阶段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特点，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安全发展（即六大发展）。2024年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OECD人均GDP的41.5%，仍具有长期的追赶速度效应（见表1）。届时我国经济实力将大幅跃升，根本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目前，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了“中国－欧盟－美国”三大经济体并立的新局面。这是中国迈向2035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起点。

我国GDP总规模将从2024年的33.6万亿国际元增长至2035年的55.0万亿国际元以上，年均增速为4.7%左右，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从2024年的19.2%提高到2035年的23%左右，同期中国GDP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1/3， 中国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预期目标。预计“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增长潜力为5.0%，“十六五”时期（2031—2035年）为4.5%，均处在中速增长阶段，也均高于世界经济增速（2013—2023年为3.0%）。按照这个增长速度趋势，我国将用15年时间（指2020—2035年）实现GDP（2020年不变价计算）翻一番，由2020年的103万亿元增长至2035年的225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增长2.18倍左右。这一GDP增速预期目标，基本符合我国进入高收入水平发展阶段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特点，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安全发展（即六大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将大幅跃升，根本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了“中国－欧盟－美国”三大经济体并立的新局面。这是中国迈向2035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起点。我国GDP总规模将从2024年的36.9万亿国际元增长至2035年的55.04.3万亿国际元以上，年均增速为4.7%左右，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从2024年的19.2%提高到2035年的23%左右，同期中国GDP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1/3（见表1），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

表1  中国GDP、人均GDP、劳动生产率指标及国际比较（2020—2035年）

注：（1）本表是按购买力平价（PPP）2021年国际元价格计算得出的。

  （2）2020—2024年GDP数据来源自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其余系笔者预测数据。

  我国具有实现中高速或中速增长的综合要素来源。从经济增长来源看，我国具有诸多明显发展优势。

  第一，资本要素最为丰富，居世界首位，增长速度最快。首先，中国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3年达到42%，明显高于2024年美国的18%和OECD国家的21%； 其次，我国是世界上国内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3年达到41%，明显高于2024年美国的22%和OECD国家的23%； 最后，我国资本形成总额（按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居世界首位，2024年达到7.2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同年5.00万亿美元的1.45倍。 2010－2024年期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按2010美元价格计算）增长率高达5.6%，资本要素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资本基础，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比重的50%左右， 与国有资本共同发挥了极大增量作用。

  第二，我国劳动力资源始终居世界首位。2024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比重为20.9%。尽管我国劳动力数量达峰（2021年）后有所下降，人口红利有所减少，但是我国总人口就业率仍保持在50%以上。 2024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60%，明显高于OECD国家的53%和世界平均的49%，居世界前列。 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主导产业，2024年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56.7%，占总就业比重的48.8%，且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2023年中国女性预期寿命达到81岁，今后逐步实现男女就业人员退休年龄趋同，女性劳动参与率会更高。我国非农就业人口持续增长，农业就业人口持续下降，并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既有助于持续提高农业生产率，更有助于持续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及私人收入水平。从人力资本要素看，我国拥有世界超大规模的市场主体，2024年全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1.89亿户；我国创业主体占全国就业总数（73439万人）比重的25.7%，新生劳动者形成了先就业、后创业的发展模式，是我国解决全球性就业难题的重要途径。

  我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业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劳动技能人数比例明显上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信息，2024年我国技能劳动者已超过2亿人，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27%以上（超过美国劳动力总数1.74亿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的30%。

  我国还具有新生高素质劳动力优势，2024年全国高等院校本专科、研究生毕业生就超过1167.8万人，中等职业毕业生415.6万人，两者合计超过1583.4万人。各类人才规模迅速扩大，我国正从人口红利下降转向人才红利、人力资本水平持续上升，将长期有效支撑经济持续增长。

  第三，我国具有创新驱动发展优势。坚持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总体效率，决定着经济内涵型发展程度和潜在增长率的高低，本质上是技术、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 预计未来时期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将保持在1%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将从2024年的60%以上提高至2035年65%以上。

  第四，我国具有两类经济追赶优势。一是国际范围内的经济追赶。2010—2024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速为6.1%，预计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仍具有极大国际追赶空间， 成为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二是国内各地区的经济追赶。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甚大，仍具有极大国内追赶空间。此外， 北京、上海、江苏、福建、浙江、天津等地区均已提前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或高收入水平阶段，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可有效带动国内其他地区的人均GDP增长，从而到2035年全国大部分地区人均GDP进一步走向趋同。今后十几年，我国保持中高速增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可能的，甚至可能超过上述预期指标。

  第五，我国将加速发展第三产业。202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为26.1%，居世界第二位，相当于美国占世界比重的61.4%。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行业，此后这一比重持续提高，到2024年这一比重达到56.7%，但明显低于OECD国家平均比重（2023年为69.1%）。第三产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新兴服务业迅猛发展，到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分别为4.4%和3.5%，两者合计达到7.9%。2024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比重为48.8%，接近世界平均比重（2023年为50%），但仍低于OECD国家最末尾的土耳其（2023年为58%）。这表明，我国第三产业在创造就业方面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不仅可以大量吸收大中专以上毕业生等新生劳动力，而且可以大量吸收第一、第二产业的转移劳动力。

  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一直持续大幅度下降，从2010年—2024年已减少了11633万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从2012年以后持续大幅度下降，到2024年已减少了1951万人；第三产业在2012年—2024年增加了953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795万人，成为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的主渠道。为此，大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化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发展，特别是加快发展健康、养老、托育、文化、旅游、体育、物业等服务业；深化服务领域改革开放，扩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特别是发展出口导向的服务贸易。中专等专业技术教育更将主动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新需求、新趋势，更好地为我国现代服务业培养宏大的各类专业人才。

  第六，我国将保持世界较高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2010－2024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年均增速达到6.4%，明显高于同期1.9%的世界平均劳动生产率，更高于美国同期的1.2%增速。这是中国能够成功实现对美国经济追赶的主要因素之一。预计2021—2035年，我国总就业人数将呈负增长，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保持在5.2%左右，高于GDP年均增速的5.0%左右。到2035年能够实现劳动生产率（按不变价计算）在2021年基础上翻一番以上。因为：

  一是我国劳动力人均物质资本存量持续增长，伴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新发展阶段，其在校生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从2024年的60.8%持续上升至2035年的75%以上，力争在80%以上（2023年OECD国家平均为78%），确保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持续增长。人力资本红利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有助于加速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持续大规模转移，特别是劳动力持续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结构效应，从而带动劳动力从低劳动报酬岗位向较高劳动报酬岗位转移，从非熟练技能向熟练技能、从非专业向专业化方向持续提升，这是我国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也是就业人员劳动报酬持续增长的主要来源。

  二是我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门类齐全的科技创新队伍，我国专业技术人才达到7840万人， 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达到774.5万人年， 2020—2024年全国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简称“STEM”）毕业生数累计高达近2000万名，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专业专职人才队伍及后备人才队伍，全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略高于经济增速。

  我国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可以预期：到2035年将如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GDP比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以及全员劳动生产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步增长的目标等量化指标（简称四个“翻一番”），这成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编辑  季节）

近年来，各类新兴技术不断升级迭代，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融合，发达国家也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去工业化”进程之后，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进程同步推进，全球工业布局、产业结构、产业分工、区域竞合等面临深度调整。面对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中国工业迈入由大变强的重要关口期，推进新型工业化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

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迎来新机遇

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和结构优化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技术、市场、政策、生态等方面的突破与转变，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带来了多重发展机遇。

全球科技格局面临重塑

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带来了一系列新技术的突破和成长，这些推进新兴产业的颠覆性技术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全新的，意味着世界各国均站在相近的起跑线上，为新兴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推动全球创新格局从单极向多极化趋势演变。当前，全球关键性技术变革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绿色能源、人形机器人、生物材料及医疗健康等领域。

目前，中国已在人工智能、5G技术及绿色能源等方面领跑全球。其中，人工智能领域实现了全产业链布局，DeepSeek的异军突起标志着中国在AI基础大模型领域的崛起；5G技术已实现了规模化应用，中国5G基站数量占全球总量的60%以上，“5G+工业互联网”全国建设项目超1.5万个，实现了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新能源技术主导全球市场，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企业在相关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展望未来，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方针指引下，我国科技创新将由跟跑、并跑迈向全面领跑阶段，有望在更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快速突破，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超大规模市场与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凸显

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超大规模市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庞大的内需市场成为我国应对外部挑战的重要底气。基于此，我国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建设高水平的市场体制，以国内大循环和统一大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秩序变化的不确定性。由于一系列扩大内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我国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尤其是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备受青睐，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产品的消费升级需求加速释放。同时，在中国规模庞大的互联网用户支撑下，多样化、多元化的落地场景加速了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智能化技术的应用，释放了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的消费潜力，成为拉动科技消费的关键因素。在“全方位扩大内需”的背景下，超大规模市场与丰富应用场景所引致的消费升级将有力推动产业升级，有助于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深度融合，有助于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将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升级

近年来，中国通过加强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技术合作，提升了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和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促进了制造业的市场拓展和持续增长。当前，随着美西方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坚持多边贸易体系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我国与多个国家的共同选择。

中国正积极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的基础上，2025年5月，中国和东盟十国全面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此次升级新增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内容，双方将通过自贸区3.0版建设，全面拓展中国与东盟之间新兴领域和新质生产力合作，促进双方产供链深度融合，推动构建中国—东盟超大市场。可以预计，为降低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我国政府将继续推行加强国际合作、多元化市场拓展等策略，推动区域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加速区域贸易协定的升级和完善。这不仅将为制造业带来更广阔的市场和技术机遇，也将进一步夯实中国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地位。

工业支持政策密集赋能

围绕新型工业化发展，我国政府从顶层设计、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绿色发展等多个维度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党的十六大以来，历次党代会均把“新型工业化”置于重要战略地位，不断丰富其内涵及外延，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明发展的方向。

根据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到 2035 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的目标，国家各有关部门抓紧部署落实。2023年首次召开以新型工业化为主题的全国性会议，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工业绿色发展等多方面对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了全面部署，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各重点领域提出了具体措施。在产业创新方面，印发《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和应用实施意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4年版）》《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在数实融合方面，近两年来相继发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贯通”行动计划（2024-2026 年）》；在绿色发展方面，出台《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等等。上述多维政策组合将为优化产业生态奠定基础，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良好氛围。

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新挑战

当前，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潮流和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追赶势头，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前后夹击的外部环境；再加上我国经济结构在转型升级发展中，尚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外部环境与产业竞争压力加大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挑战增加。大国博弈背景下的“逆全球化”态势以及新冠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趋势仍在持续，来自美欧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和“脱钩断链”风险上升，由此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和市场不确定性对我国工业化发展构成安全威胁；欧美市场需求减弱，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增势尚无法完全弥补传统产品出口减速的缺口。2025年以来，中美关税战再度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产业链的震荡。

二是全球制造业版图面临重构。为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西方发达国家持续推进“再工业化”战略，积极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强化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并试图通过技术封锁和贸易壁垒限制中国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印度、越南、巴西等国凭借低工资成本优势，吸引在华跨国公司及中国企业生产线外迁，全球工业布局呈现多极化发展态势。当前，印度、巴西等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东盟、印度、拉美等新兴市场国家在低端制造领域对中国构成竞争压力，这对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竞争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

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推进，全球范围内的技术主权之争和技术能力竞争日益激烈，呈现白热化态势。尤其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高端医疗设备、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新能源等重要领域，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纷纷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码研发投入，试图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不仅美西方国家垄断关键核心技术，而且通过限制投资贸易等手段，对非西方国家高科技进行全面打压与封锁。例如，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美国政府持续升级对AI芯片的出口管制措施，2025年5月更是宣布全球禁用华为的昇腾AI芯片，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我国尽管在一些新兴技术领域有所突破，但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存在薄弱环节，自主创新能力和效率有待提高。

从研发投入来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仅为6.91%，远低于发达国家15%～20%的水平；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为10%～30%，而一些发达国家为50%～70%。面对科技竞争赛道的“加速度”，我国科技创新尤其是前沿科技突破的难度显著增加。

产业结构面临深度调整

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逐步进入产业结构调整阵痛期。一方面，自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以来，我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虽然卓有成效，但仍面临市场竞争加剧、利润空间压缩、产能过剩等多重困境。加之技术进步速度缓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快、数字化转型不足等不利因素交织，传统产业优势明显减弱。我国亟待进一步加快传统企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另一方面，我国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尚处于培育、起步阶段。半导体芯片、软件、人工智能、高端医疗设备、飞机引擎、新型材料等一些正在成长中的新兴产业，与发达国家相关产业在技术研发、生产工艺、市场占有率、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总体上看，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着技术创新风险高、产业链配套不完善、市场培育难度大等难题，短期内难以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如何在稳定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已成为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

“双碳”政策持续加码

为确保“双碳”目标实现，近年来我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持续加码，目标越来越具象化、要求越来越有针对性，过去的“软约束”不断升级为“硬指标”。例如，碳排放双控制度全面落地，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八大高耗能行业被纳入全国碳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也从试点走向全国，服装、电子、光伏等10类重点产品需通过碳标识认证。从实践来看，当前我国能源消耗刚性增长，且仍面临煤基能源路径依赖。中国石化发布的《中国能源展望2060》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约为28.6亿吨标准煤，占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67%，其中，煤炭消费占比仍在50%以上。以新能源制造业（如锂电池、光伏组件）和绿色氢能产业链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能耗也在持续攀升，特别是数字产业数据中心耗电量不断上升，基站成为5G网络的“排碳大户”。“十五五”时期是碳达峰攻坚期。在资源环境约束加大的背景下，落实“双碳”目标要求企业加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趋势展望

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走新型工业化路子”战略决策以来的20多年，我国新型工业化的步伐持续走实走深。尤其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围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进一步拓展了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和外延，展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我国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现科技创新驱动工业新发展”。通过全面提升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带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形成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基于此，“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发展被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无缝对接，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这一核心动力的引领作用提供有力保障。

加快先进制造技术的融合应用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各类新兴技术迭代升级速度加快，数智技术、绿色技术、生物技术等先进技术与生产制造各环节的融合日益加深，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为制造业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发展模式等方面带来了颠覆性变革。加速先进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创新与应用落地，成为我国制造业迈向高端、重塑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为此，我国近年来围绕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绿色制造等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划举措，已初步形成完整的政策支持体系。例如，在智能制造方面，发布《“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场景化推进智能制造发展的路径探索，持续迭代发布《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着眼于数字化转型，2024年相继发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指南》等重要文件。自2024年出台《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以来，持续推进工业园区、产业集群等载体规模化的设备更新，并对重点领域通过提供投资补助等方式给予支持。这些政策的出台，凸显了我国对打造先进制造体系支撑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高度重视与迫切要求。

突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以及经济增长的持续低迷，让西方国家认识到，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才是一个国家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我国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际，深刻汲取西方国家“脱实向虚”的教训，为做强做大实体经济做出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决策部署。现代化的工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核心，推进新型工业化也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首要任务、重要任务和主攻方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则成为新型工业化的内在要求。对于建设怎样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既是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的目标、要求和任务，也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指明了发展方向。

深化绿色低碳理念的贯彻落实

伴随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能源消费总量持续攀升，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总量高企不下，污染源趋于多样化，环境容量不断被挤压。基于此，我国政府将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不断强化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致力于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并于2020年9月提出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双碳”）。具体到工业领域，其能源消费已占全社会能源总量的三分之二左右，碳排放量占比70%左右，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所在。经过近些年的努力，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取得积极进展，在此基础上，我国政府提出，要强化顶层谋划，实施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进一步完善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制度政策。2025年5月，李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是大势所趋，要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强化新型工业化绿色底色。会议审议通过《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为深度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

从长远来看，全球经济一体化、产业分工合作乃大势所趋。把握发展大势，以开放姿态主动参与竞合的国家和地区能够赢得先机。制造业是我国最早开放的领域之一，中国工业规模能够在数十年间跃居全球第一，主要得益于制造业的开放。正因如此，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上，我国不断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从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外商投资政策逐步放宽，负面清单限制条目持续减少，外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党的二十大以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更加积极主动扩大开放、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了系列部署。

2024年9月，我国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全面取消了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这表明，我国将持续深化全球合作，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撑新型工业化发展。

（编辑  宋斌斌）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现状

目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大体可分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项主要制度，并以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农村社会救助主要针对农村低保和困难人群，而农村社会优抚是指优待、抚恤和安置农村退伍军人，以及对农村从军家属给予物质精神方面的补助。农村社会福利制度有宽窄两种，“宽”类同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窄”主要是指面向全体农村居民、多类型的社区社会服务。

（一）农村社会保险制度

这是覆盖面最广、发展最快的农村社会保障基本制度。本世纪以来，国家以农村居民为保障对象，2003年推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10年推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又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将这两项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与城镇居民的相应制度进行整合，形成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政策规定，这两项社会保险制度的筹资主要由个人缴费、财政补贴构成，农村集体资金补助可作为补充。

在医疗保险领域，农村集体资金可对困难群体（如低保、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口）进行缴费资助，但非普惠性。例如河南省兰考县以农村集体经济的收益用于为特困群体代缴医保，覆盖全县1.2万名困难群众。

在养老保险领域，农村集体可为参保人提供缴费补助，例如浙江、江苏等地的村集体补助一般不超过当地最低缴费档次的20%～30%。农村集体资金参与农民医疗、养老两项社会保险具有区域性、补充性特征，政策支持以地方实践为主。

城乡居民的两项社会保险制度虽然统一了，但不同地区的筹资标准差异不小，城乡之间的差异更大。例如，由基础养老金加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金，中央政府确定和调整基础养老金全国最低标准，地方政府再增加补贴。城乡居民实际领取的基础养老金数额因此各地不同。2025年，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143元/月，而标准最高的上海市为1555元，是最低标准的10倍以上。省内各地也有差距，例如江苏昆山的基础养老金达690元，远高于省内228元的统一标准。

个人账户养老金由城乡居民个人逐年累积的保险缴费再加政府缴费补贴构成。长缴多得，多缴多得，多缴多补。不过，大多数农民尤其中西部近九成的农民都选择最低档，即每年缴费200元，这必然导致未来农村居民的养老金水平持续走低。农民养老金水平的差异，综合体现了各地经济、社会和人口因素的差异。

（二）职工保和居民保的差距

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养老金领取水平的差异并非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差距的主要体现，实际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居民保）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职工保）的制度差异才是重点。

职工保险是一种与就业和收入绑定的、能够水涨船高的“增长型”保险制度，资金筹集为社会统筹+个人缴费。社会统筹是强制性的，用人单位需依法承担缴费的大部分比例。基础养老金与社会平均工资挂钩，因此具有天然的成长性。而居民保是政府主导、财政补贴的“补贴型”制度。个人自愿缴费投保，政府用多投多补的方式进行引导；政府补贴是固定的，调整需要依赖财政能力，并未与经济增长或收入水平挂钩。居民保的多数参保者往往选择较低档缴费，保障水平自然受限，本质上属于“低门槛、低水平”普惠性福利制度。

由于两种养老保险制度在筹资来源、计发办法和调整机制存在根本性差异，职工保的养老金待遇远高于居民保。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20年，城镇职工月均养老金是城乡居民的约16.7倍，绝对值差2700多元。据估算，2024年城镇职工月均养老金为3340元，而城乡居民为220元，绝对值将扩大到3120元，相对倍数收窄为15.2倍。

（三）农民工参保状况与新二元结构

农民工参保作为观察社会保险城乡差距的窗口，尤其值得关注。

截至2024年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乡村常住人口4.6478亿人。但各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上报农业农村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9亿多人，其中一半在城市。他们当中的农民工近3亿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全国就业人口7.2亿，其中灵活就业人员2.4亿，占比33%。农民工尤其是大龄农民工，灵活就业比重较高。据人社部统计，2022年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量的31%，其中大部分是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约10%～15%是自愿参保（需个人全额缴费）的灵活就业农民工。

农民工为何不投职工保？按月缴纳相当于工资20%甚至更高水平的职工保险“门槛”太高；加上城保跨省转移接续程序复杂（2025年保险新规已经简化）不利于农民工流动；还有大龄农民工在退休前无法缴满15年的职工保险最低年限等原因，所以“低门槛”、缴费灵活、但待遇较低的居民保成为他们的现实选择。它反映了城市内部因就业和收入差异形成的新社会分化。

农民工及城市灵活就业者因与稳定就业的职工制度身份不同，参保能力存在群体性差距的现象，凸显了本地户籍职工与外来流动人口之间、中心城区与都市边缘区（如城中村）之间二元分割的系统性差异，被归入超越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新二元结构”。 它反映了城市内因就业和收入差异形成的新型社会分割，是正规经济部门与非正规经济部门并存的社会表象，更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保障体系的筹资与待遇发放。这种因就业和收入差异导致的参保分层，成为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城乡一体化的制度障碍。

           大变局下农村社会保障的变化

（一）农村人口老龄化远超全国水平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年11月1日，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老龄化率1）为18.70%；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老龄化率2）13.50%，而农村地区老龄化率1为23.81%；老龄化率2为17.72%，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5.1和4.2个百分点。

农村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镇，这一现象可称为“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大量年轻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他们通常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这在客观上降低了城镇常住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比例，同时抬高了农村常住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比例。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2021—2023年的数据，全国老龄化率分别为18.9%，19.8%，20.2%（预估），农村老龄化率为23.8%，24.9%，25.7%（中国社科院预估），农村老龄化程度分别高于城市4.9、5.1、5.5个百分点。农村与城市的老龄化差距还在逐年扩大。

（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于全国

由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水平的54.6%（2022年），加上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水平很低，养老金主要依赖财政承担的基础养老金，致使2022年农民领取的月均养老金仅有204.7元，而同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33元（月均约1678元），2022年农民养老金替代率低至12%，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有报告提出，2025年全国养老金替代率为43.6%，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设定的55%的警戒线。

不仅资金匮乏，农村的养老服务，尤其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整体匮乏，供求缺口巨大。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测算，2014年年底，我国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接近4000万人。2025年一项综合了19项研究的系统评价表明，覆盖超58万人的农村地区患阿尔茨海默病（失智）的风险比城市平均高出24.7%。在教育水平平均低于8.1年的地区，农村居民患病风险高出43%。 不仅农村养老，农村医疗、社会救助及社区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及偏远地区问题更加突出。而农村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更加剧了收入水平低下对农村社会保障的威胁。

（三）农民工群体本地化、低端化、大龄化趋势明显

近年来，农民工就业特征明显变化。一是群体流动半径减小，本地化特征明显，返乡创业人数持续增加；二是农民工加速从制造业流向低端服务业， 新业态如外卖、网约车等快速增加；三是农民工群体年龄结构逐渐老化，中老年农民工比例增加趋势加大。50岁以上的大龄农民工比例从2012年的15.1%增加到2024年的31.6%，增幅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

2023年，我国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1.3岁，比上年提高0.8岁。其中，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6.6岁，显著高于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38.9岁）。另据抽样调查，2024年50岁以上农民工的平均年龄达57岁，比上年增加将近1%。大龄农民工随年龄增长就业困难越来越大，他们只能选择轻微劳动或返乡创就业。

表1 全国农民工就业统计      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年报  

 表2 农民工年龄构成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以上数据表明，自2019年以来，50岁以上的农民工增长速度很快，平均每年增长1.17个百分点，2024年已经占农民工总数的31.6%，快速向三分之一的比重靠近。

农民工就业形态的变化反映了新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要改变。以传统劳动关系为前提和基础的社会保险关系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

  （四）大龄农民工开始返乡创业，带动就业和社保

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科技结构的改变，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致使大龄农民工的就业难度逐年提高。党和国家举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乡村的吸引力也逐渐增强。一个推力一个拉力，让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人数持续增加。2022年年底， 全国返乡入乡创就业的总量累计达1220万人，预估2025年将超过1500万人。在返乡创就业人员中，至少70%是大龄农民工。

据粗略估计，返乡农民中，农村创业带头人达100 万人。他们基本上原来做过农民工，其中不少是小老板。他们把在城市学到的本领带回家乡创业，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和提升农民的社保参保率。经测算，一个返乡创业项目平均可吸纳当地6-7名农民工稳定就业， 增加当地10个人的灵活就业岗位，带动农户增收，支持这些有岗位的农民参加社保并提升社保缴费水平。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带动农村社保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农村社保的关键问题在于农村养老。目前，农村养老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包括家庭、村集体和社会养老机构等。曾经，村集体通过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担当了农村养老的资源提供者；后因大量乡镇企业“离村进城”，集体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带来了农民就近就地就业的困难，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村青壮年择业性迁徙。分田到户的农村改革，进一步弱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村集体、家庭和乡镇企业的养老功能同时缺位，让农村养老出现“组织真空”，这是农村养老问题日益突出的根本原因。

乡村振兴战略发布以来，城市社会资本下乡涉足农村养老领域，传统的乡村养老模式正在发生改变。但农村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趋势没有根本性扭转，乡村现代产业体系仍不健全。家庭、企业、村集体在农村养老中承担的责任仍无法明确。随着大龄返乡农民工队伍的壮大，急需相应的组织来承担农村养老责任。其中，强化村集体的经济功能和社会治理功能，正是乡村养老“组织重构”的一个发展方向。

据安徽六安裕安区调查，一些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在2021年被选上村支书，带领群众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成效斐然。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他们既大幅度增加了集体资产，又带动了农民增收，还将部分集体收益用于补贴农民缴纳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扩大村庄的养老服务，得到群众真心拥护，成为带动当地农村社保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编辑 碣石）

提振股市和提振消费的相互关系

   消费不足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据统计，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若按美元计算，约为6.85万亿美元。2024年美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8.54万亿美元，从消费占GDP的比重来看，2024年美国消费占GDP的比例达68%，2023年我国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6.6%。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美国消费规模为中国的1.25倍，但是我国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消费总额超过美国，达到美国的160%。所以，从GDP增长角度来看，我国的消费规模是否存在不足尚不好判断。换言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量足够的，但按价格计算的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还不够。未来我国的消费规模是涨量还是涨价？在经济增长中，这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股市对提振消费具有重要作用，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和信心效应等机制来实现。如果股市上涨，肯定可以带动个人消费。美联储的相关研究显示，美国家庭财富每增加1美元，消费支出增加约3至5美分。因此，提振股市能够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

第一，提振股市可以直接增加财富效应。股市上涨能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股市向好，居民消费信心上升，将增加个人消费，股市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非常明显。

第二，提振股市可以提升企业融资能力，间接增加企业投资和个人收入。股市上涨能够带动上市公司市值增加，能够有效地拉动投资，依靠资本溢价能够解决资产负债结构，改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市公司的市值增加了，就会激活企业的经济活动，增加贷款需求，扩大投资，进而扩大生产、研发和雇佣活动，增加员工收入，间接带动消费增长。

第三，提振股市可以促进国民财富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增加消费。从美国的情况看，长期慢牛的美股通过持续的市值增长，为国民财富积累提供了稳定载体，如21世纪10年代标普500年均回报率达14.8%，企业通过回购和分红进一步强化了消费市场活力。由于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美国GDP和消费规模原本不会有大幅增长。但从2008年到现在，美国能够维持现有的经济增速，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股市支撑，美国的股市增长给社会消费带来了4倍的增长。

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股市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采取的宏观经济措施。从美国、欧盟和日本央行的经验来看，注入流动性来解决股市问题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政策。从2008年开始，为了解决金融危机的债务问题，美联储实施了4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直接收购美国金融机构手中的CDS（信贷违约互换），资产负债表增加约8万亿美元。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也超额发行货币，总额达到了27万亿美元。日本从2012年开始通过央行购买ETF来刺激股市，最高峰时有57万亿日元进入股市，几乎买入了日本ETF的80%，相当于股票市值的接近6%。从2010年到2025年，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1577点上涨到46381点，涨幅达到300%；标普500指数从1257点上涨到6615点，涨幅为42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从2653点上涨到22349点，涨幅为742.44%；日经225指数从10229点上涨到45354.99点，涨幅达到343.39%。

提振股市的政策效果与未来展望

   近些年，中央不断强化提振股市、刺激经济的政策。自2023年以来，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或政治局会议都有提振股市的政策措施。202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各部门主要出台了提振股市的信号型政策，如央行降准、降息，财政部降税、印花税减半征收，证监会降低股票交易手续费、降低基金交易征税，对维护股市平稳运行起到了一定效果。

 202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稳住楼市股市”。9月24日出台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明确了提振股市的重要政策信号。“9·24”政策可归纳为“两降”和“两贷”，是央行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重要抓手和政策工具。“两降”即降利率和降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的常规政策，是支持性的调节宏观经济的手段。“两贷”的核心是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通过资产质押，从中央银行获取流动性，大幅提升机构的资金获取能力和股票增持能力。这一政策直接针对市场，影响范围相对而言较为广泛。互换便利首期操作规模为5000亿元，未来可视情况扩大规模，通过这项工具所获取的资金只能用于投资股票市场。创设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引导银行向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回购和增持股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首期额度为3000亿元，后期根据市场情况评估后可扩大规模，这项工具适用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不同所有制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有回购、增持的需要，其资金不足时，央行可以提供贷款支持。市场普遍看好“9·24”政策，其核心在于，此次政策是我国央行首次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从9月24日开始，股市一直上涨到国庆前夕，后续才出现回调。

   2024年，国务院发布了资本市场新“国九条”。与此同时，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精心制定并修订了一系列配套制度规则，构建起了“1＋N”政策体系。该体系从优化市场结构、加强风险管理、促进创新发展等多个方面发力，全方位助力经济结构转型，为投资者营造一个更加稳定、透明、公平的市场环境，有效提振了投资者信心。

2024年9月，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为中长期资金入市指明了方向。2024年11月，证监会出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明确要求上市公司以提高公司质量为基础，通过优化管理、创新技术等手段，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同时，鼓励上市公司回购增持，强化市值管理，以更好地回报投资者，增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任。2025年，我国资本市场制度性改革的系列政策措施包括：5月7日，证监会印发《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5月16日，证监会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2025年4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调保险资金的权益资产配置比例上限，这一政策调整为资本市场带来了更多的资金流入。此外，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也在积极加大对资本市场的长线布局，这些稳定的资金来源为市场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持，有助于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政府加征惩罚性关税，我国是全球唯一强力反制的国家。同时，中央推出“稳市场”一揽子组合拳：

  （1）央行对中央汇金公司提供充足的再贷款支持（类似2015年央行对证金公司提供无限量的流动性支持）。

  （2）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调了保险业资管权益资产的投资上限，只要提升10个百分点，就可释放3万-5万亿元的新增投资。

  （3）国资委强调支持央企及其控股上市公司主动作为，不断加大回购增持力度。全国社保主动增持国内股票，通过分散到基金使用，通过各种比例的指引，加大蓝筹投资。中央汇金公司继续实施支持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政策，通过购买ETF（交易所开放式指数基金），提振股市信心，起到“类平准基金”的作用。

  （4）央企国企一起行动起来。中国诚通回购增持再贷款资金1000亿元、中国国新增持金额800亿元、中国电科增持金额20亿元、招商局旗下7家上市公司回购增持、中国太保增持ETF和回购股票、新华保险加大权益类底仓资产配置。此外，中国人保、中国海油、中国石化、国家能源集团、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中国电子、中国华能、中国建筑、国机集团、中国中煤、中国能建、中航工业等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纷纷进行回购增持。

目前我国股市存在的问题是估值结构和交易结构严重错配。以沪深300为例，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沪深300总市值约为48万亿元，在A股总市值中占比为57%，交易量占比仅有27%，A股炒作中小股的特征明显，导致交易结构和估值结构严重错配。市盈率（PE）是A股市场最大的优势，核心资产的市盈率排在前60%的中国资产，其市盈率不到10倍。而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美国的市值排在前50%的股票，占到了交易量的97%。在全球资产定价当中，A股市场的优质蓝筹股被普遍低估。上证指数PE只有12.1倍，深证成指的PE只有19.38倍，沪深300是10倍，中证500是19.45倍，中证1000才是28.72倍，中证2000是48.73倍，科创板50是46.73倍，创业板的PE是23.58倍。和美国相比，除了科创板50和中证2000偏高一点以外，其他的市盈率要低得多。如果中国股市要维持“长牛”态势，需要改变错配的结构，A股市场的低估值是重要的基础或底气。

中央大力支持蓝筹股进行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的措施，政策效果明显。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2025年8月底，各类中长期资金合计持有A股流通市值约21.4万亿元，较“十三五”末增长32%。A股市场已开启了“慢牛”和“长牛”的格局，从今年8月份开始，上证指数脱离长期徘徊的3000点位，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3800点以上，股市带动了人气，带动了消费，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这轮股市牛市的根本特征是蓝筹股低估值回归+机构长期资金入市。我们不能重蹈过去股市暴涨暴跌的覆辙，不讲蓝筹股、不讲A股资产的估值优势。我认为，这轮股市启动的最大不同是，很多国有资产市场主体参与，股市“长牛”和“慢牛”是未来的基本趋势。蓝筹股和绩优股的上涨已经抬高了股市估值中枢，未来也将呈现周期性上行的趋势。A股市场蓝筹股市盈率已经从过去的10倍抬到15倍或20倍，未来还有很大上升空间。只要坚持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A股市场的长期“牛市”可期。

政策建议

一是真正认识A股市场“结构性低估值”和“结构性高估值”并存的特征。从监管的角度看，我们对这轮牛市的态度应该是，该涨的鼓励涨，投机性强的要加强监管。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科技股从未如此昂贵，标普500指数IT板块的预期市销率达8.8倍，超过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高峰时期，没有实际的现金流，存在较大的风险。目前我国A股市场科技50指数的平均市盈率约180倍、科创200指数的平均市盈率约310倍，成为全球最贵的科技股；而纳指的平均市盈率约40倍。因此，机构投资、长期投资、推动蓝筹股估值提升，应成为股市的基本趋势，对投机性和炒作性投资行为应加强监管。

二是在长期牛市过程中加快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核心是解决股票发行的供需平衡问题，发挥市场在资本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企业能否上市，股票能否发行成功由市场决定，逐步放开行政审核监管，加快注册制的真正实施，是改变估值结构的一项重要改革。首先，要健全注册程序与内涵，无论是交易所审核，还是证监会注册，都不对企业能否上市进行实质性判断。要健全以招股说明书作为法律文件的注册审核制度。注册制的核心在于信息披露，发行人是确保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第一责任人，中介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协助发行人制作招股说明书，对发行人信息披露资料承担核查验证和专业把关责任。监管部门进行注册审核的重点在于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的完备性审核，着重关注发行人是否依据《证券法》及上市规则进行了全面披露。其次，要健全询价机制，完善股票发行承销定价市场化改革。第三，要强化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法律处罚制度。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必须健全严厉的法治，必须围绕虚假信息披露、勤勉尽责诚信责任不到位和恶意炒作新股上市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完善相关的行政、民事和刑事处罚制度体系。要明确制定严厉的股票欺诈发行诉讼司法审判制度。

深化IPO制度市场化改革，不一定对股市形成下跌压力。去年末和今年初，香港市场加快IPO的发行，迅速激活了香港股市。前年，一些媒体上还在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废都”，现在大多数资产管理公司计划重新回到香港，而且确定美元资产中的20%一定要配置非美元资产，对冲美元贬值的预期，这是国际资本基本的流向。对冲美元贬值，只有购买中国资产，国际资本就需要回流香港。

三是推动公募基金权益类资产管理规模和占比逐步提高，应该继续成为公募基金监管的长期措施。截至2025年7月，我国公募基金股票型基金规模为4.92万亿元，约占公募基金资产净值（35.08万亿）元的14%。我国公募基金本质上不是权益类的管理基金，而是利息类和固定收益类的管理基金。据 Statista 数据，2023年美国国内股票基金和交易所基金（ETF）资产占到46%，权益类产品（包括主动和被动）占到60%。2023年，全球500家最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中，股票和固定收益资产总计占比77.3%；而我国公募基金管理资产结构恰好相反，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共计21.5万亿元，占比61.3%。长期来看，我国公募基金权益类资产应该有40%～50%的转换扩展空间，推动公募基金向机构投资者转型的政策应该继续坚持。

四是研究长期牛市过程中居民财富股市配置的变化策略，这牵涉银行理财资金的管理问题。根据中金公司的研究，如果股市“慢牛”形成，金融周期调整确实导致家庭资产出现结构性变化。房价见顶后，房地产在资产配置中的占比可能系统性下降，而股票资产占比可能系统性上升。相关数据显示，房价见顶后第5年，安全资产占比上升5个百分点，房地产总体下降8个百分点，而股票资产上升3个百分点；房价见顶后的第6～10年，房地产占比总体下降10个百分点，股票资产占比上升5个百分点。目前我国有160多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个人投资者股票投资为25.3万亿元，占储蓄存款的比例只有15%。这种结构下将带来银行理财资金的流失。因此，银行理财子公司能不能投资股票ETF，尤其是指数成分股的ETF，这涉及对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监管与规范问题。一方面，要研究银行理财产品的定位，明确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是证券资管投资产品，属于公募基金产品。另一方面，要研究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机构定位，明确其公募基金管理机构性质，因为理财产品是对散户发售的。这两个定位问题解决了，银行理财产品的销售空间将进一步打开，只要是公开募集的证券，经过审核而且底层资产很清楚，风险是一一对称的，就打破了刚性兑付。同时，解决了交易所挂牌上市的问题，既然银行理财产品是公开发行的，证券监管部门将按照《基金法》和《证券法》的要求允许上市。

（编辑  宋斌斌）

全方位扩大内需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近两年国家通过加大超常规逆周期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及着力扩大内需的措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从长期眼光看，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是有效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25年9月17日召开了“改善收入分配、提振消费需求”研讨会，来自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提供了积极的意见建议。

宏观经济和国民收入分配

低工资竞争优势是双刃剑

苏宁（中信基金会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当总需求不足程度较高时，仅靠货币扩张政策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企业看不到前景不愿投资。这时国家就要扩大国债发行、增加赤字，促使金融政策配合。从近两年情况看，需增大财政货币政策力度。1997年、2008年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我们都是通过货币政策增加投资，使经济很快恢复。但2023年新冠疫情结束以来，经济增长未能如愿恢复，主要是：（1）美国对华贸易战，鼓动企业海外产业回流，破坏供应链体系；（2）我国房地产发展市场回缩，严重影响国内投资增速。

我国经济消费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劳动收入低、一次分配占比低（据统计，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56%，其中16%是政府消费，而世界主要国家劳动收入/GDP接近70%）。我国工资水平低、工人素质高，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并扩大出口，同时也抑制了国内市场需求。现在国际环境变化，出口增速减缓，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凸显。

当下可以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扩大总需求。发消费券、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措施在短期内能够见效，但效果有限。某个课题研究报告认为：当国债利率小于经济增速时，政府还债负担可以收敛，如果国债利率大于经济增速，还债压力就会发散。

所以，核心问题在一次分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实际收入水平是提振消费的最有效途径。经济复苏最终要靠民间投资和市场消费需求的增长，从长期看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社会消费不足的根源在分配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根据统计局公布数据：在一系列政策刺激下，今年1—8月社会零售额增速为4.6%，8月份仅为3.4%。若将时间段拉长看趋势：这一增速与2015—2020年社会零售额年均增速9.44%比较明显放缓，但高于2021—2025年3.64%的年均趋势线。

就消费品零售实物量而言，今年1—8月销售量并没减少，但销售商品的价格下降。这说明当经济下行时，居民收入减少、预期下降，人们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选择更便宜的东西。因此，提振社会消费，关键是要解决低收入者、返乡农民工和30岁以下年轻人的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提振社会消费，从根本上说是分配问题。

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认识

与会专家认为，“做蛋糕”要和“分蛋糕”联系起来考虑。虽然我国人均收入节节提高，但社会贫富悬殊等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一个热点，尤其对腐败问题反应强烈，处理不好将损害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以及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

改善社会分配、提振消费需求，需要对整个战略和具体政策进行全面的评估，找出可行且有效的措施，稳步推进。

贾康（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构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收入分配格局，首先要保护产权，处理好劳资关系和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制定最低工资制度，健全工会组织；引导非政府组织投入公益慈善事业。

改善社会分配不能回避再分配问题。既要稳步推进，也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避免情绪化极端化，致力于建立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要认识到，资本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关键在于引导资本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这取决于党的政策和掌握政策的尺度。

到会专家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在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上的有关研究动向：从主张“效率与公平不兼容”转向“效率与公平兼容”，由主张“机会公平”转向“条件公平”，经历了从传统的“不兼容”向“兼容”观念的转变，更加注重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同发展。公平的改善有助于提高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而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公平，说明两者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兼容共生的。政府有责任调节财富存量消除贫困，适当时机应开征累进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避免财富代际固化。

改善一次分配

深化国有企业工资分配机制改革。

常凤林（劳动社保研究院薪酬研究室副主任）：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根基。现全国共有36万户国企（中央12万户、地方24万户）、4500万职工，工资总额占全国同级劳动报酬的12%以上。当前国企薪酬分配存在以下问题：

（1）薪酬水平总体偏低。

  （2）企业内薪酬差距不合理。有些国有证券、基金公司负责人年薪过高，另一方面，工资上限管理又导致对一些优秀企业负责人激励不足。充分竞争行业与非充分竞争行业薪酬上限差异小，难以体现业绩差异。

  （3）薪酬管理机制僵化：工资总额按“增量预算”管理，以历史基数为基础，导致不合理差距持续放大。

   建议：（1）适度提高薪酬水平，强化工资－效益联动机制，高端制造、新能源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尤应提高薪资水平。

  （2）优化薪酬结构，缩小不合理差距。对优秀企业负责人设立专项奖励，扩大任期激励比例；严控高收入行业（如金融、基金）薪酬上限，将普通职工与负责人薪酬差距压缩至合理范围。

  （3）根据企业业绩、行业水平、岗位职责核定工资总额，避免不合理差距累积；将薪酬视作人力资本投资，通过绩效考核引导职工提升技能与效率。

  （4）对企业新增劳动报酬实行税前加计扣除，鼓励企业增加投入和创新，为技能人员报酬合理，建议开设技能交易所，对人工智能技能交易做对冲，有些收入预先支取，做资本方面的考量。       

   苏宁建议提升医疗人员和教师的工资时提出：全体医疗人员加上任课老师（从大学到幼儿园）有3500万人，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如果平均每人每月增加1000元工资，财政需要每年增支4200亿元，还是可以承受的。同时要改革体制，医疗教育单位不能为挣钱扰乱市场。

再分配是突出的短板

专家们认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要取得明显进展。我国应着手再分配制度改革，实际推进要稳健审慎，但不能等，要把握历史窗口期、稳步推进。目前房地产税可考虑推动立法，零税负继承与零税负赠予应该改变；参照美国经验，资本利得税如用于直接投资可予以减免。  

高培勇：目前我国三次分配制度体系中，最突出的短板是再分配。我国财富基尼系数比收入基尼系数高得多，体现再分配的税收政策也应针对这两个方面。合理的税法和税制，不只是组织财政收入的工具，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

讨论再分配问题应立足个人层面。现在我国20多万亿元税收的来源是：个人所得税不足10%，个人财产税为零征收，其余90%左右基本是企业交税：流转税（增值税）近70%，所得税20%。总之，个人层面的税收调节力度太小。现代税制强调扩大直接税比例，因为直接税比间接税更能体现公平原则。

完善企业税收政策的建议。

许善达（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联办财经研究院高级经济师，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先富带后富的主要途径应是鼓励先富人群增加投资、增加就业岗位。建议财税改革优先项为：（1）税后利润如用于符合产业政策的再投资，应给予退税鼓励（参照过去对外资企业投资退税办法），同时对高档消费实行累进税率。 （2）现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期抵扣）数额已积累巨额资金，留抵返还不到位，对需要大量购置设备的高科技企业和基建企业影响过大（如长江存储待退抵扣税款高达近百亿元），导致企业负债率上升、财务成本增加，需要考虑调整。

三次分配：鼓励社会慈善和服务业发展

   谢琼（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释放社会消费需求，在于提高群众对未来的确定感和安全感。比如年轻人的工作状态经常是“卷996”，无法实现生活和工作学习的平衡，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就会打折扣。

   第三次分配虽在经济价值上占比不高（我国公益慈善占GDP比重约0.2%～0.5%，美国约2%～3%），但社会价值显著。社会互助是公益慈善的重要部分。目前社会退休老人增多，通过组织社区互助，可以减轻民生焦虑（如小孩托育和课后托管、老年人助餐），节约生活成本，增进社会和谐，使年轻父母减少后顾之忧，从而提高消费信心。

   建议：（1）将社会组织纳入政策支持体系：当前有100多万社会组织（含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覆盖大量人群。建议在管理上平衡规范与支持，给予一定优惠政策。（2）引导企业将善意元素体现在经营各环节，不限于捐赠。如保障员工权益、实现工作生活平衡，企业经营体现ESG（社会责任和环境治理），通过有影响力的企业营造更有确定性的大环境等。（3）鼓励发展社区公益慈善和民生服务事业，发动社区的人办社区的事情。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专家们指出：关于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目前主要问题是：（1）以城乡划界，城市一套、农村一套；（2）以身份划界，体制内外的人待遇不同。要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均衡性，社保和转移支付逐步做到城乡接轨、不同所有制身份接轨。估算财政方面问题不大。

   贾康建议：（1）政府以低保、抚恤、救济等政策，为弱势群体的基本消费托底。提升低收入阶层、弱势群体社会成员的安全感。促进全社会的和谐稳定；（2）提升社会保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基本养老、基本住房、基本医疗的保障；（3）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中央指定可以取消户籍的地方要尽快取消，实在取消不了的地方做特殊处理，让群众感受到政府对拉平城乡、身份差距的努力；（4）贯彻高校对贫困家庭学生的助学金政策。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农村与农民工是最薄弱环节。

杨团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农禾之家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指出：我国于本世纪初实行新农合、新农保；到2019年实现城乡居民养老、医疗统一。目前农村社保的问题在于：（1）保障水平低。农村居民养老金约2200元/年（应高于2015年扶贫标准2300元）；新农合缴费档次低、报销比例与范围有限。（2）覆盖率不足。全国养老保险参保10.7亿人（职工5亿、城乡居民5.7亿），农村居民参保率低于城市；灵活就业群体（约3亿人，城乡各半）多未参保。（3）农民工呈老龄化趋势（50岁以上占比逐年上升1%，未来五年40-50岁将占60%），就业困难，返乡者增多（2022年为1200万人，今年为1500万人），社保衔接问题突出。

积极探索农村社会保障的新途径：（1）一些能人返乡创业，可带动县域就业增加，应注意为其提供创业支持与社保衔接；（2）农民工返乡创业可激发集体经济组织活力，并为农民代缴社保，成为社保的重要支撑；（3）部分地区乡村转为街道和社区，社区居委会与集体经济组织并存，为社保资金来源与集体责任落实提供了新空间。估算未来5～10年农村社保覆盖人口约6亿-7亿人（含已进城但仍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者）。

建议：（1）拓宽社保资金来源，在工资缴费之外增加资产性收益；（2）将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社保单位，将其收益按比例投入社保；对转为社区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引导其与城市经济合作，扩大社保资金池；（3）推进社会互助精细化：设计“个人全生命周期互助”机制（年轻时缴费、年老时领取，兼顾教育医疗养老），并结合保险、信托等金融工具提升保障效率；（4）加强城乡社工人才流动，传承优质公共服务经验。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

许善达建议，尽快实行居民养老金账户全国统筹管理，可在人社部设立中央直属养老金管理机构及信息系统，代替目前养老金分省统筹制。这样中央账户可在省区之间调剂资金，居民特别是农民工不论在哪里交养老保险金，都计入中央的个人账户，符合条件者在哪里领养老金都不受影响。众多改革任务中，养老金改革应该列为最优先位置。

   关于医疗保障。

   苏宁：考虑实行全民医疗保障。财政要酌情增加开支，可以分若干年做，也可以用国债的方法来支持。

   贾康：短期内我国供给能力还达不到医疗的全民免费。同时还要考虑设立合理约束机制。医疗大病统筹应总结经验，使大病者承担的部分继续缩小。医疗三六九等要逐渐淡化，尽量减少医疗待遇的层级差距，让老百姓感到一视同仁的精神，可以解除后顾之忧。

发展健康消费，提高预防水平。

梅永红（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改司原司长）：我国人均GDP已达1.3万美元，健康消费占比则远低于国际水平。我国不能走美国“高成本末端治疗”老路，应按“防大于治”理念，通过健康消费释放潜力。（1）扩大预防性健康服务覆盖：我国每年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致死人数约700万人（占总死亡人数70%），这些疾病均可通过早发现、早干预，降低死亡率。多年前河北筛查母婴唐氏综合症项目，费效比达1:17（节约医疗支出）。建议将预防性健康服务纳入医保或公共服务，降低居民健康风险与医疗支出。（2）推动健康产业创新，鼓励企业研发低成本、高效能的健康产品与服务（如家用体检设备、远程医疗平台），满足居民多样化健康需求。同时要规范健康产业发展，避免虚假宣传与高溢价。

   住房保障问题。

   贾康：中央已出台保障房供给的指导性文件，空置房可用政府资金助力收购，为辖区内针对性的托底方案提供房源，不必再去“补砖头”。

  刘陈杰（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我国居民房贷存量40万亿元，每年还本付息2万亿元，若房贷利率降低1个百分点（财政贴息），可每年为家庭节约4000亿元支出。

  许善达：建议地方财政动用部分国债收入，用于扩大共有产权房的产权比例（从25%～30%扩大到40%～50%），让无房年轻人可以用50%～60%的房价买到100%的房屋使用权，如此可以扩大装修、购置家电等开支，达到刺激消费、激活银行存款、扩大税源三方面好处。国债款投资基建工程或投资共有产权房，后者对消费的刺激更为直接。年轻人住房问题得到解决也有助于提高结婚率和生育率。

提振社会消费的建议

投资与消费的辩证关系。

专家们指出：提振消费，首先要以焕发经济活力、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作为大前提。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扩大总需求的重要方面。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施展空间，必须重视。

  刘陈杰：以有效投资带动充分就业。经测算，GDP增长1个百分点可带动240万就业；未来5年为保证1200万/年新增就业岗位，每年需增加3万亿元投资。需要继续通过发行国债扩大财政投入，加大基建（含算力等新型基建）投资力度，优先选择就业拉动强、消费带动大的项目，带动社会投资。通过财政补贴支持地方政府提升公共服务（如社区养老、文化设施），间接带动居民消费。

   提振社会消费几项具体建议。

   贾康：（1）进一步发展商业性消费信贷和保险机制，积极改进政策性的农贷、巨灾保险（以释放巨量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2）酌情使用消费券实施政企联合促销（上海不久前搞过），政府补贴促销，预计销售量提升可得增值税增量。各地区如运用这一办法要作定制化设计。（3）国家在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安排了3000亿元资金用于“以旧换新”补贴，作为阶段性的措施可继续运用。（4）研究对低收入家庭发放非现金配给券，可到政府指定的商店换取食品和生活用品，但必须警惕“黄牛市场”的出现。

  刘陈杰：应针对年轻人特点，创新消费刺激政策。比如年轻人关注“悦己性消费”（演唱会、盲盒、平价茶饮），如各地因地制宜打造消费场景（如苏超足球赛）激活需求。应加大生育补贴力度，缓解年轻夫妇顾虑。

   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可以扩大总需求。

   聂庆平（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从股市和消费的关系看，如果股市上涨，肯定可以带动个人消费。根据美联储的研究，美国家庭财富每增加1美元，消费支出增加约5美分，也就是5%左右。股市上升产生财富效应的提升，对企业消费和企业投资也有帮助。         

   完善消费环境，提振消费需求。

   李克穆（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目前，线上购物方式成为消费市场的发展趋势，在为消费者购物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形成对线下购物的替代效应。目前大中城市的大商场和店铺人气日渐低下。北京一些大商场近年相继关闭。

  线下购物与营造商业氛围、保持城市繁荣密切相关。提振消费需求应注重营造必要的商业氛围。为平衡线上线下的竞争，英国拟对在线销售征收新税，并提出进一步规范线上购物的措施，旨在保护线下经营。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考虑和举措。

  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应促使线上和线下购物互补发展。在目前情况下，建议有关部门对实体商场经营可给予适度政策扶持，如定期税收减免、租金优惠；加强商业圈建设，全方位提升经营设施水准，鼓励实体店改进经营管理，充分发挥顾客现场体验的优势，尽量满足消费者与销售人员当面互动的需求。

   前瞻布局人工智能时代，重构分配与消费逻辑。

刘陈杰：预计未来5～10年，AI技术将在多行业应用、带来大规模AI投资需求，并广泛替代普通就业岗位（金融、律师、医生等），收入分配差距或进一步扩大。需提前研究：AI的所有权归属：若AI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如何通过制度设计让其收益惠及全民，而非集中于资本阶层；分配激励机制：若劳动对GDP贡献越来越少，如何重构“按需分配”的社会伦理与组织架构；消费形态演变：若AI技术推动人均寿命延长、劳动成为“享受”，消费需求将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需提前布局相关产业与政策。

（编辑  碣石）

开创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新布局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资源分布不均衡，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原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东部沿海率先发展布局的基础上，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引领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一带一路”倡议和各区域经济功能定位。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开创了对外开放新格局。这一倡议对国内各大区域功能作了具体安排：

（1）西北地区：发挥新疆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

（2）西南地区：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

（3）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利用沿海各大经济区优势，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支持福建沿海地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4）内陆地区：依托内地各大城市群推动区域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原处于对外开放末梢的内地可以获得更多的开放和发展机会。

推动城市群建设。这是新时代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19个国家级城市群，即：京津冀（北京、天津、石家庄），长三角（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合肥），珠三角（广州、深圳、佛山、珠海），山东半岛（济南、青岛），海峡西岸（福州、厦门），哈长，沈大，中原（郑州），长江中游（武汉、南昌、长沙），成渝，关中平原（西安），北部湾（南宁、海口），晋中（太原），呼包鄂榆，黔中（贵阳），滇中（昆明），兰州-西宁，宁夏沿黄（银川），天山北坡（乌鲁木齐）。由此形成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重要增长极。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京津冀地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8%，面积21.6万平方千米，生产总值约占全国GDP的11%（2013）。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但内部发展差距较大，京津两市周边农村贫困人口达273万。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座谈会，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为国家战略，国务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2015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北京市是国家政治、文化、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天津市作为先进制造业基地与国际航运核心区，河北省作为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

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针对搬迁企业优化税收服务、简化迁移手续，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基金，建立跨区域科技资源服务平台等。

20多所北京市属高校、医院向京郊转移，疏解一般制造业企业累计近3000家，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设立分支机构已超8600家。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累计约1000个。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目标顺利完成。

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复《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此后相关规划和支持政策出台，市政基础设施、生态工程、公共服务配套等120多个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很多知名企业、金融机构落户雄安新区。

交通一体化。2019—2022年，京雄城际、京张高铁、京滨城际、京唐城际铁路均实现通车。公路交通方面，环首都“一小时交通圈”逐步扩大，京津冀核心区1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

加快推进周边地区协同发展。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北三县协同发展深入推进；张家口作为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加快建设，首都生态屏障功能更加突出；天津滨海新区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天津港通关效能提升和成本节约效果显著。京张高铁、京沈高铁建成通车，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成投运，京津冀机场群和港口群协同联动建设深入推进。

结对扶贫。2019年北京市引导206家企业到河北结对地区投资164.8亿元并撬动15.4亿元社会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产业，33万人受益；在北京市内100多家商超设置1000多个扶贫产品专柜。组织各大批发市场设置扶贫馆和展示厅。

长江经济带发展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覆盖11省市，面积占全国的21％，2020年该地区人口占全国43%，经济潜力巨大。2016—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主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绘就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蓝图。

按中央精神，长江经济带应成为：（1）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2）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促进中上游有序承接产业转移；（3）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4）建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

10年来，沿江省市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能力提升，一大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关改搬转，长江流域水质显著好转。“十年禁渔”使生物多样性退化趋势得到遏制。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2015年的42.3%提高到2019年的46.5%，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均超过50%。综合运输大通道加速形成，长江干支线高等级航道里程达上万公里，14个港口铁水联运项目全部开工建设，沿江高铁规划建设有序推进。

体制机制不断完善。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建立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管理体系，加快完善生态补偿、多元化投入、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等机制，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是中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人口约占全国的17%，地区生产总值约占GDP的1/4。2019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聚焦“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三大使命，取得了丰硕成果。

高质量发展样板区建设结硕果。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基本形成，对全国经济影响力带动力不断增强。数字经济新优势正在为加快动力转换提供重要牵引，要素顺畅流动推动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提升。

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出两批八大类73项一体化制度创新成果。虹桥国际开放枢纽、G60科创走廊、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宁马宁滁等一批跨界区域率先突破。政策协同、要素市场、多层次多领域合作等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探索完善。

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推进。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五自由一便利”制度型开放体系基本建立，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统领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长三角地区高速公路、跨江跨海大桥、高铁等交通重大基础设施，已形成较高密度的网络布局。2018年“打通省际断头路合作”项目基本完成，省界主线收费站2019年全部撤销。跨省城际轨道建设加快进行。港航一体化发展方案确立“6大行动13项主要任务”。上海洋山港四期建成全球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集装箱码头，宁波舟山港成为吞吐量超11亿吨的世界第一大港。电力一体化建设，在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示范区开展10千伏跨省配电网互联互通，进展顺利。

长三角交通便利，快递效率全国领先，重点企业快递48小时准时率超过96%。优质便捷高效的快递业吸引了大量电商企业将发货地选择在此，吸引更多企业就地生产。

在长三角一体化推动下，上海成为产品展销地和出口地，着力打造总部经济全球枢纽；江浙成为现代制造业基地和商贸（含国际贸易）基地。区域间分工逐步形成，货源辐射和通达能力更具优势。

工业生产基地和供应链遍布整个长三角，区内各城市间联系紧密。如吉利汽车总部设在杭州，发动机由上海华普和宁波吉利动力提供，操控和制动系统在苏州无锡，变速箱在宁波，内饰车灯由温州和镇江供应。

知识溢出、数字赋能、品牌输出、共享员工等逐渐成为跨区域产业协同的新方式。2021年浙大约200项专利以转让、合作等方式与国内各机构或企业共享，长三角地区承接了其中3/4。

建立“G60科创走廊”等一批跨区域合作平台，成为长三角建设世界级科创中心的重要平台。沿江九城市协同制定“支持G60科创走廊，头部企业引领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合作”实施意见，引导鼓励头部企业与相关中小企业跨区域抱团发展。如：沿江九城为大飞机装机设备领域输送大量潜在/合格供应商、在大飞机特殊工艺材料领域实现“从0到1、从1到N”的突破，16家企业41种产品完成供应对接。九城市为中芯国际搭建80余家产业链合作企业储备库；为腾讯成立400余家企业库并开展与各地要素对接，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腾讯合伙人”。

九城市常态化轮值举办G60人才峰会，出台互认互通人才18条政策。组建了G60专家咨询委员会，聚集国家级人才1000余人，院士专家工作站547个，博士后流动站771个；打造“G60科创云”要素对接平台并开设“九城纳贤”云招聘专区，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176所高校与九城市10万余个中高端用工需求无缝对接。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包含广东九城市和香港、澳门，地理位置优越；面积5.6万平方千米，近7000万人口，人才资金高度集聚。这里也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019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将该地区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和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中央及广东省政府出台多项支持政策：给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高端/紧缺人才予以补贴以平衡内外个税差异，广东省出台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等等。

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大湾区搭建起“两廊”（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两点”（深港河套创新极点、粤澳横琴创新极点）框架，集中谋划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研平台。

产业创新方面，芯片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初步成效，5G、超高清视频、集成电路等产业项目陆续投产。香港科大、佛山顺德区政府等共建智能制造科创平台，投资800亿元打造机器人研发高地。

设施联通建设：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开通运行，深中通道建设有序推进。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正式通车。香港机场、深圳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珠海机场、澳门机场改扩建前期工作加快推进。

机制联通水平提升。人员往来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货物流动方面，内地与香港“跨境一锁”在大湾区内地全面实施，口岸清关手续进一步简化。专业资格认可方面，大湾区内地已在建筑工程、医疗、教育、律师、会计、旅游等8个重点领域实现对港澳职业资格的认可或作出便利安排。

金融等服务业开放：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业务落地实施，跨境理财通试点加快推进，大湾区保险服务中心加快筹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蓬勃发展

成渝地区是西部地区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区域。2020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做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部署，提出把该地建成西部的重要增长极，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这一战略规划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将成渝经济圈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列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2021年推动实施川渝合作共建重大项目67个、总投资1.57万亿元，涉及基础设施、现代产业、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和公共服务等领域。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明确黄河流域的战略定位：大江大河治理的重要标杆、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验区、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承载区。

围绕《纲要》，黄河沿岸各省市制定了各自的区域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保护传承弘扬、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能源转型发展、工业转型升级、科技、对内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等专项规划，出台了相关配套措施。随着规划和政策实施，水资源节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黄河流域开启了发展新篇章。

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新探索

深化区域合作机制

区域间的合作涉及不同行政主体的协调。在中央引导下，各区域间合作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长三角地区，区域间的合作走在前列。如张江长三角科技城，位置跨上海枫泾镇（42平方千米）和浙江平湖市（45平方千米），规划初就得到两地政府大力支持。张江高新区管委会、上海金山区和浙江平湖三方政府共建张江科技城领导小组、张江自主创新示范区管委会授权成立上海张江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园区开发运营。因平湖园区地价较低，引进了多项高新科技型企业和研究设计单位。

长江中游各城市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市场一体、旅游合作、跨省电子评标、住房公积金异地互认互贷、看病就医异地医保即时结算、工伤保险异地互认、通关一体化等多个合作事项方面取得了新突破。2019年，武汉市联合长沙、合肥、南昌市共办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协调会和会商会，签署了推进长江大保护、国家级新区、交通、信用体系、科技、检验检测等12方面的合作事项。

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建立对口合作关系。2016年国务院出台文件，部署组织辽吉黑三省与江苏、浙江、广东，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与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建立对口合作机制，将东部地区发展经验与东北地区需求相结合，破解体制机制难题，助力振兴东北。至2017年底，200家江苏企业与辽宁省12个重点石化产业园及华晨集团开展对口合作，总投资逾百亿元（如沙钢参与东北特钢等三公司破产重组工作）；吉浙两省签约合作项目73个，涵盖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医药健康、绿色农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广东与黑龙江签署对口合作项目近200个，包括粮食、农业、医药、文化等领域。

优化区域互助机制

在中央或省级政府指导协调下，通过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加快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东部对口帮扶贵州工作。2013年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上海、广州、杭州、苏州，共八个城市“一对一”帮扶贵州八市（州）。同年经上海对口帮扶办公室协调，联合利华（中国）与遵义市政府签订关于桂花、生态茶叶的开发合作协议，两地合作共建10万亩经雨林联盟认证茶园，让遵义茶迈向世界。上海市商务委与贵州茅台酒厂实施战略合作，健全标准规范、以“茅台”为酒类追溯体系建设示范试点，推进覆盖全国、先进适用的酒类追溯体系建设。

广州市围绕“黔货出山、粤客游黔、粤资投黔”的扶贫协作模式，将自身市场资金技术和贵州的旅游、生态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把毕节、黔南建成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农副产品供应地、生态旅游目的地、承接产业转移的集聚地。广州在当地投资建设种养殖基地和加工厂，与当地农户签订种养殖协议，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广州将毕节的苗绣、蜡染和黔南的刺梨、鸡蛋、茶叶等非遗产品、农特产品等打造为地标性产品，发展线下线上交易，设立黔货展销窗口。2018年—2019年4月，广州市场帮助毕节、黔南累计销售绿色农特产品16.43万吨、12.25亿元。毕节、黔南成为珠三角绿色农特产品的供应地。

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前方指挥部，谋划建设克州江苏产业园：在阿图什市划拨两块土地供偏远的阿合奇县、乌恰县建设“飞地工业园区”，为无锡、常州支援两县发展助力。至2021年已完成园区管委会、平台运营公司组建及先导区规划编制，实施产业引导项目，共建生态型、文化型园区工业；已引进企业4家，投资7.1亿元。

新疆和田地区是北京重点帮扶对象。过去和田优质水果走不出去，2019年在新发地市场举办“民营企业南疆行”招商推介会，助力发展和田核桃、大枣、石榴、杏等种植和加工。2018年以来，北京市利用百店专柜、新发地、新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京东善融等电商平台，累计销售和田地区和兵团14师特色农副产品7.75万吨、17.42亿元，带动4万名贫困人口增收。2019年北京银行承销发行产业扶贫债券，规模1亿元。

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合作：

京津冀医疗资源协同发展。雄安宣武医院由北京市主导建设，建成后将成为拥有600床位的三甲医院。2016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与天津市海河医院、河北省胸科医院共建“京津冀结核病协作中心”，实现结核病防治医疗资源共享，解决跟踪患者和异地就诊问题。2017年京津冀异地就医即时报销试点启动，在河北燕郊居住的北京市参保人员当地就医可持北京医保卡直接结算。至2018年4月京津冀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直接结算定点医院达1115家。教育协作方面，北京六个区与津冀八个市县开展深度校际交流合作，采取学校联盟、结对帮扶、开办分校等方式开展跨区域合作，提升学校管理水平。

长三角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合作也有较大进展。苏州、普陀、嘉兴、芜湖共建“长三角一体化四地教育联盟”，以示范区为中心，加快构建教育一体化发展机制。“长三角城市群医院协同发展战略联盟”成员覆盖区内26城市137家医院，先后成立20个专科联盟，专科建设涉及228家县级医院，并与腾讯公司合作探索“互联网+医联体”新型工作模式。加入该联盟的各地医院与上海医院交流合作，逐步形成一二三级医院分工协作的医联体运行模式，推动区内医疗资源的最优配置。

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

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建立更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完善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补偿机制、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利益补偿机制等要求。生态补偿机制，按“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原则，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在绿色发展中推动区域经济协调。

至2019年，安徽、浙江、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河北、天津、云南、贵州、四川、北京、湖南、重庆、江苏15省区市，参与开展10个跨省区市流域生态补偿试点。

积极推进皖浙新安江流域、闽粤汀江-韩江流域、桂粤九洲江流域、赣粤东江流域、津冀引滦入津、云贵川赤水河等跨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为统筹推进全流域协同共治打下坚实基础。

新安江上游属安徽省，下游是浙江省饮用水源地和长三角备用水源地。2012年启动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首轮试点期限为2012—2014年，签订《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协议》，以政府补偿为主。第二轮试点期限为2015—2017年，再次签订《生态补偿协议》，适当提高了补偿金额度。2017年，设置新安江绿色发展基金，逐步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根据生态环境部评估报告（2012～2017），试点实施以来，新安江上游水质为优，并带动下游水质与上游水质变化趋势保持一致。2018年10月继续签订第三轮生态补偿协议。

2016年4月国办发文，在江西-广东东江开展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同年两省政府达成《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明确了生态补偿方案有关细节。截至2018年8月，东江流域开展生态环保和治理工程项目79个，总投资18.88亿元（财政资金15亿，其中中央财政9亿、江西省2亿、广东省2亿）。大力实施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东江源治理成效初显，出江西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标准，达标率100%。

赤水河是全国首例3省共建机制的流域，为多省间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2018年，云贵川三省签署《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议决三地以1∶5∶4的比例出资2亿元，建立流域环保补偿基金。这一行动带动当地企业加大生态环保投入。2018—2020年，赤水河流域各个断面的水质均达到了补偿协议的标准，水质稳定在Ⅱ类水平。由于流域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当地企业收入稳步增长，有力助推了脱贫攻坚，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共赢。

为落实京冀2018年建立的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2018—2020年北京累计支持张家口、承德两市资金9.5亿元，用于开展上游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护相关工作。

2019年1月，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建立上下游“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机制，使得保护自然资源、提供良好的生态产品得到合理补偿，推动区域之间的协调、绿色发展。

（编辑  碣石）

“消费扶贫”指社会各界和机构在政府组织下通过购买脱贫地区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群众增收，实现稳定扶贫。“消费帮扶”是消费扶贫政策的有效延续和提升，通过市场化途径，将脱贫地区的产品服务与城市消费需求精准对接，形成“以销代帮”的可持续模式。这对带动农村低收入人群增收，促进地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要求继续实施消费帮扶，此后中央数次发文都提到拓展消费帮扶形式、深化东西部协作，构建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帮扶产业体系。

作为消费主力省份，广东持续推动消费帮扶机制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深度转型，通过系统优化帮扶产业结构、重点培育区域特色品牌、健全冷链物流体系与电商销售网络，不断提升市场化运作效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广东创新运用动态补贴机制、契约化治理模式、数据支撑监管手段，着力构建行政托底与市场驱动双轮协同新格局。

消费帮扶的“政策依赖”与转型挑战

（一）政策与市场功能：政府与市场调节的作用

消费帮扶中，政府主导的产品销售模式强化了行政依赖，凸显了行政刚性与市场柔性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一是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行政定价取代市场竞争，形成交易成本壁垒，导致生产者缺乏提质创新的动力；二是价格干预造成产业链两端失调，生产端因政策庇护陷入技术路径锁定，消费端真实需求信号被行政信号遮蔽，二者相互强化，削弱了整个供应链对市场变化的响应与抗风险能力；三是行政手段对价格体系的深度干预，固化了“政府介入—市场弱化”的负向循环。因此，需推动政府角色从“直接主导”转向“引导服务”，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内生机制，逐步构建政府与市场协同共生的长效帮扶机制。

（二）组织性依赖：产业链短板与要素错配

农村消费帮扶产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集中表现为传统生产体系升级滞后与消费需求结构性升级的错位。一是加大生产端的结构矛盾与政策依赖。小农分散化经营往往规模小、成本高，质量标准不统一，产品竞争力弱。行政主导卡的“阵风式”帮扶难以持久，且区域分配不均，使经营主体陷入“补贴依赖—低效生产—政策强化”循环。二是流通环节的制度梗阻与市场分割。地方保护增加交易成本，阻碍要素流动、制统一市场，流通低效引发产消割裂，导致“市场分割—成本攀升—规模萎缩”循环；三是消费端的信号失灵与配置扭曲。市场反馈失灵，消费需求数据难破行政壁垒。农产品供给与消费升级存在脱节，同质化竞争与结构性过剩并存，这种生产、流通、消费的多环节脱钩，限制了帮扶工作的持续性发展。

（三）技术性依赖：外部技术系统与地区产业生态脱节

消费帮扶中体现出技术性依赖路径锁定特征，受路径依赖自我强化、内生创新能力制度性缺失影响，现代技术难实现在地化知识转化与功能整合，导致产业链技术断层，从而影响帮扶的实际效能。如何在帮扶中将工业化技术范式与传统农业发展相融合是核心，例如智能分选设备利用率低、冷链物流效能差、数据平台孤岛等问题，反映出外部技术与在地生产要素的系统性排斥，陷入技术输入—应用失效循环。从技术适配角度看，标准化工业技术与小农经济存在结构性错位。一方面，机械化与数字化难以适应土地细碎化和人力资本异质性的现实，导致改造成本高昂而收益有限，形成投入产出倒挂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技术转移缺乏在地经验嵌入和适应性创新，致使设备投资沉没、技术吸收能力弱化，产生“技术悬浮”状态。这种双重困境既延缓了产业转型，又加剧了农业系统的脆弱性，表现为技术适配不足、要素嵌合松散，陷入低效循环。

消费帮扶的路径依赖破解与治理重构

（一）从行政主导到多元协同

消费帮扶治理体系的重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政府与市场协同，实现行政力量与市场机制的有效耦合，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互促进治理格局。一是治理模式转换。推动从行政主导到规则治理，政府需从直接管控转向制度供给、有效引导。构建认证体系与市场规则并行的双轨机制，既提供了制度创新保障市场运行，又保留了价格形成的弹性空间，从而弱化行政刚性干预，推动农产品价值通过市场机制自主发现，达到“质量认证—价值提升”的良性循环；二是创新市场培育。强化从政策驱动到能力建设，构建渐进式调节机制助力帮扶产品融入市场体系，依托区域协作逐步降低政策依赖，倒逼地方产业培育市场竞争力。同时，完善质量追溯系统，强化产品特质识别，推动地理标志产品实现从政策溢价到品质溢价的转变；三是强化制度协同弹性。从刚性管控到动态平衡，借助智能匹配系统构建保障机制与市场流通的弹性衔接，守住产业安全底线，形成市场拓展激励机制。这种制度创新推动帮扶模式实现质的跃升，行政力量夯实发展基础，市场机制释放创新活力，进而重构政府与市场的正向互动。

（二）从单向输血到生态共建

消费帮扶的制度创新关键是推动帮扶行动从单向输送转向双向协作，构建可持续的市场化体系，突破行政主导局限，形成规则与价值融合的新型治理网络。

一是以契约化重塑治理体系。制度创新聚焦平衡行政干预与市场机制，通过建立标准化产品认证体系与市场准入规则，明确各主体权责，不断推动市场释放更强活力。政策层面引入动态调节机制，逐步减少行政直接参与，激励生产主体提升市场适应能力。例如，广州市推动贵州省毕节市农产品通过“菜篮子”基地认证，依托品质追溯体系实现从政策溢价到市场溢价的转型，重塑价值生成路径；

二是构建制度化协作网络。实现主体间关系从道德约束到契约约束的转变，区域协作机制依托需求与能力的精准对接，形成标准化协作体系。如，广东省惠州市粤港澳大湾区农产品基地与贵州省黔西南州共建展销中心，以契约明确质量管控、物流时效与收益分配规则，借助“一站式”政务服务实现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

三是以共享化促进价值循环。创新利益共享机制是破解发展可持续性难题的关键，通过构建渠道溢价反哺生产端的分配模式，将市场增值收益转化为产能提升资金，形成“增值—反哺—升级”的良性循环路径。

（三）政策依赖到能力跃迁

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应推动技术应用深度融入产业生态，从而实现治理从“技术主导”向“生态协同”的转型。

一是构建与当地能力匹配的技术应用机制。针对数字鸿沟痛点，创新采用“纸质溯源码+智能语音”混合模式，将数字认证转化为实体化操作界面。冷链物流领域推行“能力准入”机制，把区域冷链标准化改造设为电商帮扶前置条件，确保技术投入与产业承载力动态平衡，同步建立技术复杂度与主体能力相适配的梯度体系；

二是打造技术赋能的产业生态体系。推行“数字导师”驻点制度，将智能系统转化为生产知识传播媒介；智能溯源设备集成病虫害防治知识库，让技术平台成为生产赋能工具。推进冷链“共享式改造”，构建县域中心与镇村级站点联动的温控网络，使基础设施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核心要素；

三是形成共生共荣的数字化发展格局。依托“技术—产业—主体”协同共生系统，将通用数字技术解构为标准化、可移植的技术模块，并结合区域产业特色与主体认知水平，重构适配本地化需求的应用界面与实施路径，推动技术赋能精准落地、产业生态协同演进与发展成果多元共享。广东实践表明，前置能力培育可夯实技术扎根基础，通过功能叠加延伸价值链，形成多方共促的良性循环，实现从数字赋能到数字增能的质变。

消费帮扶的效能提升与模式革新

（一）应急兜底与长效退出机制的平衡

广东探索构建“动态调节—风险对冲—市场衔接”三位一体治理体系，旨在突破传统帮扶政策的刚性干预局限，形成行政力量与市场机制协同共进的治理范式，有效破解“短期有效、长期依赖”的困境。

一是建立应急兜底的双轨制运行机制。广东探索构建行政保障与市场培育并行的双轨体系，同步建立农产品质量分级认证制度。以广东省清远市英德茶叶产业为例，通过阶梯式下调政策采购比例、同步培育市场主体对接能力，实现应急救助功能向市场培育功能的平稳过渡；

二是建立风险防控的市场化保障机制。通过创新开发特色农产品保险产品，并推广“订单农业+价格托底”相结合的风险管理模式，有效稳定农户收益预期。例如，广东省茂名市通过渐进式调整保费补贴机制，引导风险分担主体从政府单一承担逐步转向政府、保险机构、经营主体等多元共担，显著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三是建立长效动态调节机制。依托数字化监测平台实现帮扶政策的精准调适。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通过建立市场响应机制，将传统行政指令式采购转化为需求导向型供应链管理，助力特色产业构建可持续市场供给体系。这一治理体系通过制度替代、工具替代、机制替代的三重创新，既守住底线保障功能，又激发市场内生动力，构建具备自我调节能力的治理闭环，有利于探索帮扶协作新路径。

（二）从资源输送到价值共创的协作

广东在区域协作中创新构建“需求对接—要素整合—价值共生”三维协同体系，突破传统单向帮扶局限，推动区域协作从资源输血向能力赋能转型，形成可持续的发展生态。

一是深化供需精准匹配机制创新。广东统筹整合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市场需求数据与协作地区特色产品供给信息，通过布局建设产地冷链集配中心等关键基础设施，构建“市场反馈—品质升级—溢价回收”的良性闭环机制，推动帮扶模式从“兜底采购”的单向补给，向“产业链协同共建”的双向赋能深度转型；

二是推进要素整合的平台化协同运作。依托东西部协作枢纽节点设立区域品牌运营中心，牵头编制产品质量安全团体标准。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工程为重要载体，借助全链条溯源管理平台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流程可追溯，有效推动技术、数据等现代生产要素与传统农业产业链深度渗透融合；

三是价值共享网络构建。通过区域公共品牌培育、跨区域产业联盟组建等路径，建立应急托底与能力培育并重的共享机制。技术共享实验室等载体构建跨行政边界的赋能网络，目前已认定生产基地近2500个，覆盖130多个协作城市。

四是立体化协作体系完善。纵向建立多级联动机制整合行政与科研资源，横向构建跨省协同网络。通过产销对接活动等新载体，有效破除供需信息壁垒，提升区域协作效能，形成具有示范意义的消费帮扶治理新模式。如，2024年广东通过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采购结对地区农副产品金额突破‌420亿元，打造“出山入湾”产销通道。

（三）政策扶持与内生能力的协同

广东创新构建“政策赋能—数字驱动—能力跃升”产业振兴体系，突破传统帮扶路径依赖，实现从“外部输血”向“内生造血”的模式转型。其核心在于重构产业培育逻辑，建立“标准引领—品牌增值”双向驱动机制，将政策支持转化为产业链核心控制力。

一是以产业链培育助推帮扶模式创新‌。江门市以陈皮产业为示范，通过标准化工艺体系重塑产业价值链。制定涵盖种植、加工、品控的全流程标准，推动初级农产品向高附加值消费品升级。重点开发陈皮月饼、即食饮品等精深加工产品，实现单品产值显著提升。政策层面从短期补贴转向长效能力建设，通过技术培训、品牌孵化等系统性工程，形成标准引领-产品创新-价值提升的可持续循环机制；

二是以数字化智能化推动全面转型。通过实施“冷链基建准入”倒逼机制，将电商帮扶资源与区域冷链覆盖率挂钩，推动产地冷链中心建设，有效补齐流通短板。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全链条，如潮州市为凤凰单丛茶构建全链溯源认证体系，将品质信息转化为可交易信用资产，推动产业帮扶从政策输血转向数据造血。数字基建与产业标准协同推进，逐步形成覆盖生产、认证与追溯的数字化治理网络；

三是以多维度融合推动创新协同。建立动态调节机制，平衡救济性帮扶与市场化退出；以技术协同替代资源直接输送，构建产学研创新共同体；将政策资源转化为标准制定、品牌运营等核心能力。立体化创新形成“政策激活市场—市场反哺能力—能力替代政策”的演进闭环，破解帮扶强化依赖的治理悖论。通过标准体系替代行政干预确立质量话语权，依托数字基建重构产业生态，培育内生动力，形成“标准牵引—数字赋能—品牌增值”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靶向驱动的梯度脱嵌构建新策略

1. 构建分类治理与动态调整机制

   为破解传统帮扶政策同质化发展模式，需着力构建“动态评估—精准调控—迭代更新”的弹性治理体系，推动政策工具向精准适配与动态优化转型。

   一是以要素与需求适配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城乡产业要素禀赋与市场需求双重评估矩阵，推行光谱式政策分级管理。针对效益低下的产业，建立资源熔断机制，通过负面清单强制清退；对具备创新潜力与区域适配性的新兴业态，引入“沙盒监管”模式，设定弹性准入标准与观察期，划定试错边界、容缺容错，在释放创新活力的同时精准管控风险，实现资源定向投放与产业良性迭代；

   二是构建协调机制驱动政策精准迭代。设计阶梯式、分阶段的政策调控工具箱：短期运用消费补贴、物流赋能等脉冲式工具快速激活市场；中期着力建设“政—产—学—研”协同平台，推动技术嫁接、人才培育与能力共建，强化产业内生动力；长期则建立企业健康度与自生能力评估体系，明确政策退出条件与触发机制，建立“培育—成长—退出”的全周期政策闭环，保障项目可持续性与效益延续性；

   三是完善制度代谢与动态治理机制。引入政策效力衰减预警模型，搭建跨部门联合诊断与效果评估机制，定期扫描并预判政策叠加、冲突及绩效衰减问题。推动政策适应性调整，依托实时监测数据与反馈信息，动态优化政策工具组合与实施方式，确保制度供给与乡村产业演化需求同频，形成“监测—预警—调控—迭代”的治理闭环。

   （二）推动要素优化与产业升级

   为破解要素市场分割导致的产业低端锁定，构建以“基础要素整合—核心能力培育—衍生价值创造”的三阶升级路径，推动区域产业协作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型。

   一是强化要素整合，构建协同增值产业体系。建立“生产标准化—品质认证—服务增值”全链条政策支持体系。重点扶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对构建专用性资产、实现全产业链整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税收减免与专项补贴；通过文旅融合、体验经济延伸价值链，打造产品与服务协同增值机制，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与市场竞争能级；

   二是完善创新支持，培育绿色高端发展动能。聚焦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龙头企业开展纵向一体化经营，推动育种研发、精深加工与质量追溯系统建设。对建立闭环质量管控体系的企业，叠加设备购置补贴与技术转化支持；鼓励传统农业向健康食品、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构建“种植—加工—健康消费”完整价值链，促进乡村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

   三是创新空间组织，优化集群化产业布局。借鉴“东莞孵化+韶关产业化”帮扶模式，推广跨区域“产业飞地”合作机制，对生产基地内迁企业给予用地指标倾斜与基础设施配套；加快建设区域物流枢纽、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将电商平台纳入数字乡村重点工程，破解农产品上行瓶颈。通过“技术扩散—要素流动”良性循环，创新“生产基地+精深加工+电商销售”集群化模式，推动产业从资源依赖转向创新驱动。

   （三）实现创新扩散与市场均衡

   针对技术转移中的市场摩擦，应着力构建适应性创新扩散路径。这一路径强调技术方案需适应本地市场条件，通过分阶段、小步快跑的渐进方式渗透市场，实现技术体系与市场结构的深度耦合，形成技术适配与市场均衡协同演进的良性机制。

   一是推行梯度适配以降低综合成本。通过构建分层技术适配体系，有效破解技术采纳壁垒。实施“补贴降购置成本—模块化降操作成本—规模化降维护成本”的三重策略，系统性降低标准化生产技术的推广成本。在冷链基建领域，创新准入机制，引入信用积分体系与激励政策相匹配，有效防范“搭便车”行为，助力要素市场一体化进程；

   二是依托网络效应破除信息壁垒。借助技术手段重构市场信号传递体系，例如引入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介入，强化质量信号可信度，逆转“柠檬市场”困境，提升优质农产品市场溢价。同时，通过生产流程的优化与精细化管控，推动工艺标准化，实现要素投入由粗放向精准调控转型，降低人工操作误差，提升单位产出效率；

   三是协同演化驱动机制‌。制度弹性化、要素流动与适应性创新形成协同闭环。制度变迁倒逼标准化生产，要素重组催生新业态，技术扩散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利润率显著提升‌。技术扩散需与制度创新、要素重组有机衔接，构建激励相容的制度环境，释放要素配置效率，并依托边际收益递增创新实现动态均衡，推动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协同进化生态。

   （编辑  尚鸣）

2025年7月17日，美国众议院以308票对 122 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三项加密货币立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反 CBDC 法案》。该法案明确禁止美联储未经国会授权发行面向市场或金融机构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这一决定不仅是对美联储货币发行权的重大限制，更标志着美元体系可能迈入 “双美元时代”—— 美联储美元与稳定币美元并行发展且开启制度性竞争的新时代。

《反 CBDC 法案》的立法出台意义深远，1776 年美国反抗宗主国大英帝国的专制统治并获得国家独立之后，先是开创了北美银行（1781～1783），失败后又相继开创了第一合众国银行（1791～1811）、第二合众国银行（1816～1833）、萨福克银行（1818～1858）、国民银行（1864～1913）和美联储（1913～至今），履行央行功能。六次央行体制探索之后，《反 CBDC 法案》与此前通过的《天才法案》一起，堪比对英式央行体制和美联储央行体制的一次最新革命。从货币史角度看，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业界讨论的稳定币绑定美元与美债的实质在于延续美国金融霸权，还在于构成了美国挣脱美联储私营化权力垄断美元枷锁的关键战役，已经开启了美元货币体系变革的新征程。

美联储私营化权力垄断美元的历史溯源

要理解这一变革的深刻意义，必须回溯美联储的百年垄断史。

独立战争获胜后，美国在中央银行体制的探索上从未止步。自1774年大陆议会表决通过发行以“美元”（Dollar）为标识的北美殖民地联邦货币起，美国便沿着欧洲已获成功的“中央银行体制”探索自身的美元中央银行体系。从北美银行以降、经第一合众国银行、第二合众国银行、萨福克银行、国民银行的五次央行探索，均以失败而告终。因此，美国自杰克逊主义者的硬通货良币运动后的 1836 年，便进入了长达77年的自由银行时代。

1907年的银行业危机成为重要转折点：危机中暴露的系统性风险，让美国公众逐渐意识到，自由放任型银行体制潜藏着重大不稳定根源，支持成立中央银行对州立银行和金融市场进行适度监管的呼声日益高涨。国会随之重新考虑创建央行体制的必要性。其中，共和党参议员尼尔森?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组织委员会调查危机成因及其教训后提案主张，美国应效仿欧洲国家成立统领银行业的中央银行，这意味着美国需告别已持续了77年的州立分权制的银行业自由化旧时代。

然而，被称为“奥尔德里奇提案”的中央银行方案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危机中，早已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同盟实施深度布局的金融巨头摩根大通创始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Pierpont Morgan）及其盟友，挺身而出实施了有效干预，使危机得以平息。这一事件表明，准私人化的央行式机制是能够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的。正因此，最初的提案以摩根大通等私人银行为基础并完全效仿英格兰银行的私营模式来组成美国的央行体制。但这一提案随即遭到了强烈反对。后经新当选的民主党总统威尔逊建议改造，最终形成了“联邦储备局（政府机构）+12家私营储备银行”混合体制。这种独特的制度设计，仍为日后美联储私营化权力垄断体制的终结埋下了伏笔。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联储承担的 “储备机制”的必要性名存实亡了。央行体制的“储备机制”已经荡然无存，意味着美联储的立命之本也悄然消失了。这就表明，私有制继续介入央行体制的必要性轰然倒塌、不复存在了。为此，私有制主政的美联储一边掩盖日益凸显的“阿喀琉斯之踵”，一边谋划新的立命之本。在追求美联储私有利益最大化和长久化的过程中，美国经济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仅出现贸易逆差、财政逆差、国债逆差的“三逆差”局面，还伴随经济“空心化”病症的凸显。

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实质上是1971年实物锚代币体系解体后，美联储私营集团探索新型央行体制的代价与结果。在保罗?沃尔克（1979年8月6日—1987年8月11日）执掌美联储前，其两位前任主席所推行的美元代币通胀政策，给美联储本应追求稳定美元币值的使命带来了市场信心的严重流失和巨大挑战。沃尔克遂大力整治通货膨胀，但离开传统代币载体物后，如何调控币值稳定成为美联储无力破解的难题。沃尔克的继任者格林斯潘找到了破解之道：诱导境外美元回流，完成美元国内循环、境外循环及境内外一体化循环的动态均衡。金融衍生品的诞生与扩张，便是格林斯潘努力稳定美元币值体系的重要举措。

在格林斯潘治理时期，美联储不仅掌控“美元危机”，更掌控了远超传统银行体系的金融衍生品新世界。2008年，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QE）政策拯救美国金融体系后，其权力架构不仅未被削弱，反而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该法案将 QE 工具合法化，使美联储获得了“大而不能倒”的特别监管权力与地位，形成对美元体系的多重垄断，其私营化权力垄断达到顶峰。

《反CBDC法案》的深层动因

2025年7月17日通过的《反CBDC法案》，表面上是对数字货币发展的限制，实则暗含三重战略意图：

首先，打破美联储的私营化权力垄断。古人云，物极必反。美联储的垄断与扩张使其与美国国家利益渐行渐远。

一是尽管美元无锚定物，但享有从各国收取“铸币税”的特权，依靠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信用，尤其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后盾，但收益却被美联储的十几个私人股东拿去了大部分，这不仅造成美元霸权与美国债务越来越不可延续，而且造成内部利益分化。特朗普代表的是制造业集团利益和被金融资本压榨的那部分阶层利益，同时也希望通过改革延续美国在世界的金融霸权地位，这决定了他必须打破美联储对发币权的垄断。

二是美元利益对美国本土的依赖减弱，转而更依赖全球化，而美联储的私营权力垄断与主权垄断脱节，让美国作为主权国家陷入深层困境。不彻底摆脱这一垄断，美国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将始终面临被绑架与掣肘的风险。毕竟，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美元服务美国经济和美元服务海外经济的规模对比已经从大转小，已经不再主要服务美国国家的主权经济了。即美联储维系美元利益最大化的定位与战略，与美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利益选择既有交集也有分歧：交集大于分歧时双方共荣，分歧大于交集时双方内斗不可避免。这促使美国政府另辟蹊径，将主权货币从独家垄断体制转型为非垄断型新体制。

而法案的核心用意在于防范美联储借数字货币创新来继续扩大自己的私营势力。稳定币的兴起已经可以将美联储的私营势力阻隔于稳定币领域之外，为限制美联储通过 CBDC 迂回延续数字时代的私营化权力垄断，国会明确划出了红线：数字货币领域必须保持开放竞争，不容许美联储一家独大。

其次，重构美元发行机制。随着1971年8月15日布雷顿森林协定解体，美联储美元作为法定货币的根基仅剩其中的美债锚支撑。假以时日或当稳定币运营机构将稳定币与美债实施一比一挂钩时，此类稳定币在原理上与美联储美元将无本质差别，美元将呈现美联储美元与稳定币美元“本质相同、应用领域不同”的共生状态。一旦稳定币的价值基础完全锚定或100%锚定美债后，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元发行逻辑与架构——此时稳定币实质上成为与美联储美元无差别的“美债稳定币”，二者法理完全一致。由此可见，从美元资产化稳定币到美债稳定币仅剩一步之遥。而一旦如此，该种稳定币即在原理上和事实上同时成了“稳定币美元”。随之而来的便是双美元时代的到来以及二者之间必将引发的深度较量和激烈竞争。

最后，当然有巩固美国金融霸权的考虑。当前美债规模已突破36万亿美元，传统美元体系难以为继。通过鼓励稳定币经营者持有美债，可创造新的美债需求，为美国金融霸权延续生命力，同时确保美国在与中国的大国竞争中保持货币优势。

总之，《反CBDC法案》的高票通过，标志着美元由美联储独家垄断的时代即将结束，而稳定币美元与美联储美元并行的双美元时代可能将由此正式开启。

双美元时代的制度博弈

随着“双美元时代”的到来，原有货币体系的平衡被打破，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元监管体系的重构。现行监管框架建立在美联储集权垄断基础之上，无法适应双美元竞争新格局。未来改革可能包括：设立新的联邦监管机构，统筹稳定币美元与美联储美元的监管，建立二者间的兑换与清算机制等。

其次是货币效率的革命。美元资产化稳定币（包括稳定币美元）代表着更高效率的货币形态：在交易效率上，区块链技术可实现毫秒级跨境结算；在发行效率上，依托智能合约可实现自动化发行；在监管效率上，可编程货币支持精准政策调控。这些效率优势协同生效后，必将产生强大的“挤出效应”，逐步蚕食美联储美元的传统份额与垄断地位。

就全球货币体系而言，随着美国对美元的重组，世界各国不得不随之调整。中国香港等地已迅速推出了本土法律框架下的稳定币方案，欧盟、日本也在加紧布局。

这场由美元重构引发的货币大革命，可能朝着三种方向演变：一是双美元无优劣之分，共同支撑美元霸权；二是双美元形成良劣之分，最终良币战胜劣币；三是双美元形成良劣之分，最终劣币战胜良币。

无论出现哪种情形，人类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双美元时代”能否凭借货币效率优势为人类社会的更大繁荣带来新的增量发展。若不能，“双美元时代”注定将昙花一现，终将被更先进的货币原理与兼容性超越。

尽管“双美元时代”来势汹汹，但其背后的货币学原理仍未突破西方经济学与货币学的固有局限。若不能就货币起源原理、实物货币原理和复合货币原理给出系统性的理论建构，美国在这场货币大革命中的努力与博弈或将前功尽弃。尤其在零和繁荣与共赢繁荣的关键议题上，若美国政治无力引领共赢繁荣，无论美元资产化稳定币或稳定币美元多么先进，最终也无法阻挡人类增长型经济的前进步伐与浪潮。

货币是非中性的，且从来如此。这是西方经济学自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经新古典分析范式到现代主流经济学始终无法兼容的核心命题。但双美元的制度博弈，却直接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

全球经济形态的范式转移

稳定币的兴起不仅关乎货币本身，更关乎市场经济生态的整体重塑，包括一般均衡机制与稀缺资源最优配置机制的重构。其中，以“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RWA）”为代表的经济形态崛起，正彻底颠覆传统线下经济与以互联网、移动互联为载体的线上经济。通过传统资产代币化，稳定币正打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价值流通、信任构建与交易效率壁垒，包括但不限于金融产品、艺术品、房地产、大宗商品、银行业、保险业等几乎所有实体经济领域的产品均可上链交易。

随着第一代区块链技术融入智能合约，链化技术体系加速升级，不仅涌现出树图技术等区块链的迭代新技术，更催生了Web3等网络架构新业态，使跨链交易从可能走向成熟。一旦传统交易或实体化交易通过链化重构转化为链上交易，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将彻底步入后市场时代。

这是因为，现当代经济是由货币驱动的增长型经济，与货币自身的效率属性密切相关，由特定货币（实物锚代币和银行净头寸货币）所决定。而市场是辅助货币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扩张机制，即市场的扩张使货币效率更高。但随着稳定币带来的货币本身效率与技术的改进，增长型经济完全可以超越西方市场机制实现更大更有效的增长。无论如何，平台经济与链化经济的存在已经向世界证明：由无数市场主体自愿参与的价格齐次型（价格对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是一致的）市场体制正在失灵、失效。西方价格齐次型市场并非人类增长型经济的唯一路径与场景。若链化经济全面发展，经济学中的西方市场功能将逐渐弱化，面临失灵风险。人类正在迎来西方市场经济的后时代。

毋庸置疑，中心化平台经济或将被去中心的链化经济融合并兼容性超越。期盼中心化平台经济与去中心的链化经济融合形成新型协作关系已无可能。即便平台经济运营者（如亚马逊）发行自己的稳定币，由于钱包技术属性已形成代际壁垒导致向下兼容困难，两者并行运行已无可能；若平台经济将钱包工具一律升级为链化钱包，其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已在实质上消失。

平台经济注定消失的核心根源，在于货币原理与货币效率将发挥非中性化的颠覆作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局限性在于假定货币中性，正因如此，从古典分析范式到新古典分析范式，乃至科斯领衔的新制度经济学，均只能在这一假定基础上方可展开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凯恩斯主义虽承认短期货币非中性化，但在长期上仍回归中性框架。

当货币本身与货币原理存在显著效率差异时，其决定和推动的增长型经济将成为函数应变量。换言之，经济增长由货币属性及效率集合所决定：有怎样的货币属性及效率集合，就有怎样的经济增长。特定货币效率集合才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理。仅当货币效率集合呈现中性状态时，资源配置才交由供需型价格机制来决定。一言以蔽之，货币是决定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面对稳定币新浪潮，我们有必要从货币学原理的大局观重新审视这场货币大革命的本质。

巨变时代的战略与抉择

站在人类历史巨变的转折点上，美国别无退路，即选择以货币大革命的魄力，放弃运行112年的美联储私营化权力垄断体制，推行阵痛最小的“美元非垄断型新体制”——双美元体制。这场货币变革对美国而言是一场超级冒险：自由市场体制将随之终结，其法律体系的优越性也未必能实现边际收益递增。更关键的是，美国发起的此次货币变革，还只是货币革命的前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革命，因其基础制度如国家监管制度还未构筑好。而在沙滩上构建的美好图景很可能只是一座海市蜃楼。真正的货币革命仍在蛰伏、蓄势待发，等待着成为“螳螂捕蝉”背后的“黄雀”。

对中国而言，这场由美国主导的稳定币合法化变革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要警惕美国金融霸权的自我革新，另一方面需重新审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低效路径。在货币效率决定经济增长的时代，唯有与时俱进者才能赢得未来。

无论如何，借助稳定币诞生的机理，我们已能窥见一个超级庞大的新未来正在向人类逼近。若不重视以区块链技术为底层逻辑和基础设施的新型社会组织原理，这一战略误判不仅不可逆，还可能成为中美较量的一次关键失利。

相反，若积极主动迎接货币效率革命的历史必然，中国的机遇便会瞬间呈现。美国已将人类共同努力249年的全球自由贸易转向全球关税贸易体制，这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背叛，是典型的零和繁荣捍卫者，其国家软实力已大幅削弱。若中国继续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赢理念，中美较量便可升级为美国主导的“零和繁荣”与中国主导的“共赢繁荣”之争，这一战略机遇已被美国清晰地呈现在了世界面前。

由此可见，在稳定币大革命背后，美国的诸多“阿喀琉斯之踵” 已暴露无遗，其建构的“全球关税贸易之零和繁荣新体制”正为中国创造无数战略新机遇，但中国面临的困境与危机并非一目了然、轻易可解。

毋庸置疑，此次货币大革命的本质是货币效率的革命。传统货币体制已逼近效率极限，无法继续推动经济有效增长，不从货币变革入手已经难以统筹全局。认知并接受这一立论，本身就需要一场知识体系的革命——对西方经济学的彻底重构。

挑战已然迫在眉睫。世界需要认识到，不仅美联储美元潜藏着巨大困境，事实上所有国家的央行货币体制都潜藏着照搬英式央行体制时所遗传的部分准备金同质困境。换言之，人类整体货币体制面临同步转型的历史必然，无法凭借政治决心与意志规避。

货币及货币效率原理是经济增长最基础的底层驱动力和变革，可实现全球同构，因此国家间的关键竞争在于应用层面的制度竞争。以RWA（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为代表的经济业态转化器正成为各国追逐的焦点。若不能抢占这一高地，无论树图技术或Web3技术多么先进，都将沦为过渡性工具；反之，只有高效占领RWA经济规则的制高点，中国才能借机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让我们在迎接双美元新时代的浪潮中，运筹帷幄，力争决胜千里之外。

（编辑  宋斌斌）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基础性支撑和先导性引擎，长期以来保持着资本市场的核心投资地位。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股权投资规模增速收窄，投融资事件金额在全行业的占比有所回落，上市企业市值增长低于全行业水平，同时在首发上市节奏收紧的背景下，并购重组交易活跃。建议进一步完善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健全优质初创型企业孵化机制，拓展多元化资金退出渠道，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集成电路、光学光电子、电子元器件等电子信息产业重点领域创新发展，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保障。

电子信息产业投融资情况分析

（一）电子信息产业主导格局稳固但增速收窄，PE/VC投资规模行业占比回落

投中研究院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发生私募股权及风险投资（PE/VC）事件5074起，同比增长27.77%；对应投资规模5748亿元，同比增长18%。其中，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基础性支撑和先导性引擎，始终保持着资本市场的核心投资地位。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生PE/VC事件数量达1569起，对应投资规模1444.48亿元，事件数量和投资规模在全行业中的占比达30.92%和25.13%。然而，较2024年，总体来看同期呈现“双降”特征：一方面，投资规模增速收窄，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PE/VC投资规模较上年同期的1385.33亿元仅增长4.27%，大幅低于全行业18%的增速平均水平。另一方面，行业投资规模占全行业的比重有所回落，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生PE/VC事件对应投资规模占全行业总投资规模的25.13%，低于上年同期的28.44%。

（二）行业收购并购交易活跃，半导体领域仍为投资热点

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统计，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共发生披露金额的股权投资事件290起，同比增长11.54%，对应投资规模665.32亿元，同比下降4.35%。整体来看呈现“量增价减”态势，并展现出四大结构性特征：一是大额交易规模收缩，2025年上半年亿元级以上项目数量占比由上年同期的53.46%下降至48.62%，投资规模占比由上年同期的97.38%下降至95.17%。二是收购并购交易活跃，2025年上半年，发生收购并购交易17起，对应交易规模206.95亿元，较上年同期的21.56亿元实现多倍数级大幅增长。三是半导体仍为行业投资重要支柱领域，2025年上半年半导体领域完成投融资事件181起，对应交易规模417.09亿元，事件数量和金额在电子信息产业中的占比均超六成。四是投融资事件区域集聚度持续提升，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省市成为电子信息产业投融资事件的主要集聚地，2025年上半年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四地合计完成投融资事件数量在全国占比达69.31%，较上年同期的66.92%进一步增长。

（三）企业上市节奏与市值增长趋缓，创业板、科创板为上市首选板块

当前证券市场新股发行节奏趋缓，2025年上半年电子信息产业新增A股上市企业仅9家，较上年同期减少3家，募资金额70.77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3.11%。创业板与科创板仍为我国电子信息企业上市首选板块，2025年上半年分别新增电子信息上市企业5家和3家。同时受强周期属性与技术管制双重制约，电子信息行业市值增长低于全行业水平，Wind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主要宽基指数呈现普涨格局，沪深300、上证综指、中证500分别累计上涨22.42%、23.52%和25.94%，截至6月30日A股总市值较年初增长6.13%，而电子信息行业上市企业市值增幅为5.1%，低于全行业水平。

发展趋势研判

（一）募资市场触底回暖，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活水”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监管政策趋严的背景下，我国股权投资市场呈现“总量企稳、结构分化”态势。在募资方面，2025年上半年我国新成立基金1966支，同比减少18%，募集规模10665亿元，同比减少32%。虽延续下行态势，但降幅较上年同期显著收窄。特别是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AIC基金等“压舱石”资金正式入市，有望大幅提振市场信心。预计未来伴随着国资、引导基金、险资等同步发力，一方面，市场回暖趋势将逐渐显现，另一方面，受政策引导带动，资金将向半导体、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符合国家战略的重点领域加速流动。

（二）美元基金在华投资没落，国产化进程加速推进

面对美国政府持续加码对华投资限制，我国电子信息领域美元融资活动急剧收缩。Wind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领域共发生2起美元融资事件，与去年同期数量持平；融资总额为2000万美元，仅为上年同期的32.26%。预计未来受中美博弈、国内产业政策引导等因素影响，美元基金将被进一步边缘化，部分曾经依赖美元基金融资的电子信息领域的初创型企业或将面临一定资金缺口，需加速转向人民币基金或政府引导基金进行填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已明确将重点投向晶圆制造与设备环节，有望加速带动国内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进程提速，此外，当前产业链中国产化率相对较低的环节，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

（三）制度包容性持续提升，进一步畅通资金退出渠道

随着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供给持续增加、不断优化，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包容性、适应性显著提升，为前沿科技领域企业提供了更加畅通的上市通道。Wind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A股IPO企业数量为51家，较上年同期的42家增长21.43%，募资总额达370.67亿元，较上年同期的301.88亿元增长22.79%。电子信息产业因技术密集与资本密集的双重属性，具有研发投入大、成果转化应用周期长、商业化风险高的特点。未来随着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重启以及创业板第三套上市标准的正式启用，身处产业链核心位置和关键环节、从事前沿领域研发创新的未盈利企业有望选择更加多元化的上市路径，实现估值方式从“利润折现”向“技术路径+转化效率”的转型。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尚待完善

电子信息产业具备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特别是很多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企业，存在经营暂时浮亏、缺乏担保与抵押的情况。在股权融资方面，当前机构的投资偏好主要集中于少数具有一定市场规模和盈利能力的成熟项目，对技术研发和产能扩张所需资金大、投资回报周期长的项目持谨慎观望态度。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统计，2025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披露金额的股权投资事件中早期项目占比为60.34%，较上年同期的63.46%有所下降。在债权融资方面，受贷款准入标准、信贷审查审批机制、商业银行考核激励机制、风险容忍度政策等因素制约，部分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定限制。

（二）企业创新价值变现机制需健全

以半导体领域等为代表的产业链上游企业，其创新价值主要受技术更新情况、市场需求变化等因素影响。然而，部分金融机构由于专业技术人员及资深行业研究人员的缺乏，对电子信息细分领域的技术辨识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相对较弱。调研显示，当前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资金提供主体主要为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参与度仍然较低，无法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提供有效的风险保障，导致优质企业创新价值难以高效变现的情况依然突出。

（三）多元化资金退出渠道亟待拓展

随着我国创投市场逐步由快速发展期进入高质量发展期，资本退出压力逐渐显现。投中研究院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PE/VC机构IPO退出账面回报率为3.83，较上年同期的6.07显著下降。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A股IPO节奏放缓，机构的退出周期持续拉长，导致资金回流承压，当前国内多家创投机构密集向被投企业发起诉讼，其中绝大部分都与被投企业触发回购条款或对赌协议有关，反映出技术转化周期与资本回报周期的深层冲突。总体来看，并购重组市场与区域性股权市场的活跃度仍需被进一步激发。

金融发展建议

（一）完善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强化产融供需常态化对接机制，通过举办投融资路演活动、搭建政银担企联动平台、探索建立上市培育库等方式，引导更多金融资源精准支持电子信息产业薄弱环节发展。积极通过财政投入、科技捐赠、知识产权期权投资、创业投资、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产业基金、上市融资与再融资、兼并收购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专项举措，为电子信息产业优质企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加强银行、保险、证券、基金、融资担保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之间的信息共享与业务合作，通过“股贷债保”联动等服务模式创新为电子信息产业优质企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

（二）推进以金融为资源纽带的产业生态建设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联合龙头企业设立产业创新基金，定向孵化硬科技项目，为初创企业提供技术验证、订单导入等配套支持，并通过“分阶段注资+里程碑考核”机制降低早期投资风险。创新生态反哺机制，积极有序引导获政府注资的产业龙头企业定向投资上下游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构建“以大带小”的协同发展格局。畅通技术整合通道，设立硬科技并购重组快速审批窗口，简化横向并购反垄断审查流程，通过系统性打通“政策供给-资本循环-技术整合”全链条，加速中小企业技术资源融入产业生态。

（三）拓展多元化资金退出渠道

加快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建设，试点私募股权基金份额转让平台与S基金联动机制，支持国有资本以“优先股回购”方式承接私募股权基金份额。强化重点企业孵化机制，通过建立上市培育企业库、开展并购重组需求对接、提供差异化融资辅导等工作，系统性打通“加速上市-多元退出-风险缓释”闭环。鼓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保险资金、企业年金、慈善基金等长期资金在现行政策范围内加大对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力度，对符合国家战略的领域延长投资考核周期，纾解行业当前存在的“缺长钱”问题。

（编辑 卢周来）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通过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促进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价值，严格落实脱贫人口各项衔接帮扶政策防止返贫等，在增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探索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多项措施。

调研发现，赞皇县财政资源有限，加之居民收入绝对值水平较低，未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资源利用价值进一步提升，加快推进共同富裕，需要更为广泛的市场资源和政府政策支持。

赞皇县居民收入优化工作观测指标体系

赞皇县居民收入优化工作观测指标体系构成

在赞皇县加快推进共同富裕、探索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工作进展观测指标体系中，关于县域内居民收入，我们设立了以下指标：

1. 居民收入水平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

2. 居民收入结构指标：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以上指标按照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类考察。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石家庄市脱贫县、浙江省和全国对比，反映推进共同富裕的进展。城乡居民对比反映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进展。

   赞皇县居民收入优化工作观测指标体系分析

   1.赞皇县居民可支配收入及结构情况

   我们梳理了2016年至2024年赞皇县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情况和收入结构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分析。

   表1 赞皇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数据来源：赞皇县统计局

如表1所示，2016年至2024年间，赞皇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实现了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速为6.6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速为10.7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均实现快速增长。赞皇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分别增长了15088元和8214元。

与此同时，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差距扩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差距由17573元扩大至24447元。在这9年间，赞皇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从4.07缩小到2.75，缩小了1.32，平均每年缩小0.15。

表2  赞皇县城镇居民四项结构收入      单位：元

数据来源：赞皇县统计局

表3  赞皇县城镇居民四项结构收入占比

如表2、3所示，在赞皇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净收入和经营净收入以2022年为分界线，前者在前七年持续增长，后两年出现了下降；后者在前七年持续下降，后两年呈现增长。

表4  赞皇县农村居民四项结构收入     单位：元

数据来源：赞皇县统计局

表5  赞皇县农村居民四项结构收入占比

9年间，赞皇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上升（表4、表5）。前7年，工资净收入和经营净收入不断增加，工资净收入占比逐年下降，经营净收入占比小幅波动；在后2年，工资净收入出现减少趋势，经营净收入呈现上升趋势，两者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趋势与之一致。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占比变化不大。

综上所述，赞皇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额均实现了增长。

2.赞皇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比较分析

表6  赞皇县和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数据来源：赞皇县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

表7  赞皇县和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增速

将2016—2024年赞皇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以及增速和全国同期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见表6、7）。

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年，赞皇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的69%；到2024年赞皇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的71%。赞皇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6.63%，超过了6.32%的全国水平。在增速高于全国的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差距由10314元扩大到15798元。

   （2）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2016年，赞皇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的46%；到2024年赞皇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全国的60.3%。2016年至2024年间，赞皇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速为10.73%；同一时期全国水平为8.1%，增速快于全国，同时绝对值差距由6634元扩大至9176元。

   （3）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2016至2024年间，赞皇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缩小了1.32，同期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了0.38，赞皇县远远好于全国水平。同期，赞皇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的缩小程度为全国水平的3.5倍，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差距明显缩小。

3.赞皇县与河北省其他脱贫县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分析

根据河北省45个脱贫县2016—2024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情况，可以看出，在脱贫攻坚工作启动时，赞皇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729元，位列最后一名，且是河北省唯一一个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6000元的脱贫县。到2024年，已上升2名到河北省脱贫县的43名。

4.赞皇县与石家庄市其他脱贫县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分析

表8  石家庄市脱贫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