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从大历史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历程,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创造了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恢宏的史诗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以史为鉴,我们要站在人类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启新的征程。

目前,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的大博弈,这场博弈的实质是制度之争,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新旧文明的较量。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一直主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弊病也越来越明显。现代生活方式、发展模式以及过度的竞争对资源和生态的毁灭,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这种国与国、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对抗、自私自利和只图短期利益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尤其是近些年美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大选、及各种灾害中的表现,证明曾经风靡全球的所谓“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美国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今时代,美国面临的危机揭示了旧资本主义西方文明的危机。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的发展正在开启新的航程,人类发展的客观需要呼唤新文化、新理论、新模式和新文明,这对中华民族是千年难遇的机遇,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新文明的崛起。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文明的集大成者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以及现代文明等所有先进文明的集大成者,拥有先进的理论、先进的组织、先进的人、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方法,并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先进制度。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超越传统,与时俱进,独树一帜,为人类发展探索了新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未来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汇集起一大批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他们以不屈不挠的奋斗牺牲精神探索着中国的革命道路,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道路,形成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走出了动员和组织农民、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中国革命新路。

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国情与社会的实际结合起来,在革命斗争中发展成为完整的革命与建党理论和方法——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凝聚人心;在革命斗争中动员并组织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在严酷的战争中教育、培养和提升人民群众的觉悟和能力;党组织和革命军队不断升级,不断壮大。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中国共产党扎根在人民之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革命战争的血与火淬炼出的严密又灵动的组织网络,一大批信仰坚定、舍生忘死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以及组织起来的有理想、有文化、有集体智慧的千千万万民众,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先进制度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了中国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让工人、农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建立了人民政权、人民军队,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崭新制度。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使共产党担负起领导、组织、动员、服务全体人民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积累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先进组织形式,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上下同心的超强组织体系和能力,迅速渗透到城市、农村、企业、社区;国家意志遍布社会最细微的神经末梢,全国一盘棋,万众一心,同心协力,如臂使指,彻底摒弃了历史上中央组织无法深入基层、一盘散沙的局面。

传承中国“家国天下”文化,新中国营造社会主义大家庭,城市保障就业,每个人以工作单位为集体依托。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单位,利用组织优势,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民生成本,使大家有归属感、安全感。集体是放大了的家,大规模的集体协作超越了传统小家庭能力,解决了传统农业社会一盘散沙、无法集中资源形成合力的弊端。毛泽东的组织群众是有效促成集体协作的方式,也是珍贵的社会资本。卫生领域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领域的扫盲运动、扶贫以及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都是大规模的社会协作的成果;而协作过程中普遍推广的人际互助模式,比西方通过契约确立的服务模式更为有效和适用,同时在群体意义上更好地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这种以少量的外部资本投入、通过集体协作以满足人本身发展需要的发展模式,与西方通过物质刺激个人需求的发展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的优势。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是全球唯一五千年文明一脉相承、革故鼎新的大国,也是唯一跌倒了又能独立自主地重新站起来、在一片废墟上浴火重生的大国。更重要的是,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守正创新,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理论联系实际、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群众路线等,从而形成了作为先进政党的独特的品格和气质。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有崇高政治理想、严明组织纪律和优秀分子的政党。特别是在这次全球抗疫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优势,它勇于担当,对大多数人利益高度负责,是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制度。

卓越的执政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卓越的执政能力,包括领导力、组织力、规划力、行动力和纠错力,能够把远大目标和近期要解决的问题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干中学、不断总结提高。无论是经济发展、医改、脱贫攻坚,还是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都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制度的强大能力。“中央定目标、原则和方案,地方探索”的中国式方法,形成了有效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前追后赶、左右监督,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同心协力,这样既能在中央领导下把握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又能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因地制宜探索改革的方法和路径,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形成了正向循环,越做越好,不断跃升。相较而言,西方疫情完全失控,其制度的僵化,导致了负向循环,越做越差。

中国传统文明与人类先进文明的融会贯通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也吸取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都是超越一般国家概念的天下观。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文明融会贯通,在百年的改天换地实践中使之不断丰富并发展,逐步建立了选贤任能的治理体系、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培育了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兼容并蓄的社会氛围、守望相助的中华大家庭,整个社会是既传统又现代,既独特又普遍,充满生机和活力。

现代信息技术、智能化社会更加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人类最先进的制度。此次抗疫彰显中国与西方发展已经不在同样的层次上。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快速进步的信息技术相融合,迎头赶上了新科技革命的时代步伐。目前中国在信息技术的应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已经处于智能化初级时代,是个人能够用一部手机搞定生活中多项需求的全球唯一国家。从个人消费到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网上各种产品和服务应有尽有,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幅提升,国内生活的便捷度让我们可以平视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等都不是中国原创,但为什么我们能在应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核心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信息化所需的综合集成和一体化提供了条件。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与新一代先进生产力的匹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的科技革命给人类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先进的生产力给先进的政党、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插上了翅膀。新的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势能充分发挥,新技术使中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跃升为智慧型社会主义。未来,我们将能够在大数据平台全方位地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形成整合力量、综合决策、组织实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和科学评估的正反馈智能体系;同时,在海量数据的支撑下,我们将不断提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成系统、综合、协调的全新智慧国家模式。

今天的中国和西方已经不在一个发展维度上。如果说西方还沉浸在冷战时期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虚幻二维空间,我们则已经集文明之大成,创造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和谐共存的三维空间。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源源不断地集成、超越和创新,领导中国人民构建出人类发展史上文明新形态,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是当今世界最先进和强大的新文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传统中华文明凤凰涅

我们走在人间正道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信息技术的集成融合,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与信息化先进生产力的匹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新模式,构建出人类发展史上新文明形态。

编辑 苏歌)



* 李玲,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型中坚持了正确方向

首先,我想从历史成就来评价一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邓小平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在非常危难的时刻,从70年前开始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它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人民的文化意识是密切相关的,是中国文明的延续。中国共产党非常伟大的一点就是维护和保持了中国的主权。在改革当中,尤其是在经济和民主改革方面,中国共产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给人民的生活带来福祉,同时保持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在世界上屹立不倒。与苏共的失败教训相比,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成功的。

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是一个真正先进的党派,是中国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引领者,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的独立性,而苏联却没有完成这一点。中国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曾经走过弯路,但是却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发展之路。所以我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伟大面前鞠躬,他们没有去模仿苏联的道路,在改革中走向国家解体,而是愈发富强和繁荣。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也没有摆脱苏联解体的阴影,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改革实际上是带有毁灭性的。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吸取了苏联的失败教训,没有重蹈覆辙,而是实现了伟大的复兴。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取得的最伟大的一个成就。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的兴盛可能也与此相关。

总的来说,就我们个人经验而言,一个大国的陨落有时是很容易的。中国没有走我们的老路,而是选择了适合国情的正确方向。我们看到了中国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俄合作可以奠定世界很多国际问题的基础

此前有的发言者谈到了反霸权的重要性,意大利的一个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强调说反霸权主义非常重要。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看到霸权主义愈演愈烈,尤其是当今美国以特朗普和拜登为首的新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其实就是霸权主义。

俄罗斯同样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西方或反资本主义,而是真正反霸权主义的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意见我是非常同意的。在这个前提下,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和霸权政治做斗争,是我们和全世界所有热爱独立和自由的国家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不战胜霸权主义,那么霸权主义最后就会统治整个世界,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悲剧。而中国的存在是霸权主义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互利共赢,愿意帮助第三世界的人民。

我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可以奠定今后世界上很多重要国际关系问题的基础。中俄合作也应该旨在努力实现主权、民主、自由、独立的社会发展,以及反对霸权主义。我们两国应该发展战略合作关系,坚决反对霸权。反对霸权主义应该是中俄两国合作的前提,也是我们两国外交领域应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俄罗斯和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有其自己的文明,而中国的文明、亚洲的文明和欧洲的文明同样是有分量的。中俄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文明体、经济体,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国家,并在国际社会起着重要作用。

我在上海旅游的时候,看到上海的繁荣简直就和纽约没有两样。这里没有对人民的歧视,没有贩毒者,没有任何落后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在本国文化基础和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国。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俄罗斯看看它的发展,那么就会发现俄罗斯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一世界,我们也应该共同行动,让我们国家的发展能够对得起这样的成功。

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现在是世界的三极。像欧洲的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应该相互制衡。如果说要发展真正公平的国际关系,应该允许世界的其他部分——或者来自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等,一起参与进来。我觉得这是今后世界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世界多极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也应该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当中得以体现。

我相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够真正地去应对这些历史的挑战,能够解决现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我们两国的关系。因为中俄两国是世界的未来,而西方的霸权主义已经落后了、腐朽了,我们应该让一切都回归到自己该有的位置。我们应该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摆脱霸权主义,要剔除那种“世界宪兵”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我们应该让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俄罗斯,以及伟大的伊斯兰世界、欧洲世界、非洲世界一起来实现这一愿景。

(编辑  季节)

 



¨ 2021624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中国政治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俄关系高等研究院共同主办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辉煌历程与历史贡献中俄专家视频研讨会。本文是作者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 亚历山大·杜金,俄罗斯政治学者,欧亚主义国际运动智库主席。

 

100多年来,我们党的伟大成就既有实践方面的,也有理论方面的。从党的七大开始,历次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建设中最主要问题首先是思想建设的问题。在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点,也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特点。

党的建设的根本特点

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说,思想理论上建党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党的宗旨。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00年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把它概括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什么说100年没有变呢?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当中有一句话,为什么要革命,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就是一个大党100年的宗旨没变,就是总书记概括的,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特点。

第二,是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和苏联共产党是一样的,运用党的指导思想武装党员和人民群众,要求党的组织必须用党的指导思想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研究党的指导思想,一切党的媒体必须系统宣传党的指导思想,同时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党的宣传部门应该将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袖的著作编为生动活泼的读物,这些工作我们党坚持了100年。从我们大学来看,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学了不少西方理论,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但是对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学习、研究系统化、理论化,这方面还有很多的空间。

第三,是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的分析研究。就是要“知彼知己”。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有宽阔的世界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研究中国国情、中国历史的发展特点,认真研究世界局势和世界历史。

第四,是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最特殊的一点就是走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有党的组织路线、政治路线,首先有党的思想路线。讲到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工作特点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工作要突破,不是说在干部中突破,不是在文件里突破,不是在概念上突破,关键是到群众中突破。在群众中突破就是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在广大群众中努力发现好的做法、好的典型并加以宣传,即通过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的人物、范例,让群众亲眼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说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的理论建设最特殊的一面,党的群众路线构成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传统。

这四点构成了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指导我们事业胜利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根本特点。

100年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是产生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理论和思想路线。其次,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很多同志都提到了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应该说这一段时间,我们有过失误,但也有伟大的成就。

1898年是中国洋务运动高峰期,中国工业在中国经济总量当中占到8%。到1958年,中国工业恢复到占中国经济总量的8%156个建设项目遍布国防、机械、电子、化学和能源工业等各个方面,初步搭建起了我国工业化的骨架。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主要是从1958年到1978年,到1978年中国工业占国民经济总量达到31%,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

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讲,离开了中华文明就不能讲中国特色。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毛泽东说是以农民为主的国家,马克思说是以小生产为主的国家。中国在长三角、珠三角、胶东、辽南这些地区,以家庭为单位的,融合手工业、商业为主体的,以小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些都与西方发展不同。一些俄罗斯的同志去过上海,说上海比纽约好。但到苏锡常地区看,融合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一千多年的传统,是全世界都没有的;到天津去看,可以发现天津街上有许多百年的老字号。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和商品经济的结合。这是中国的特点。

第四,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中国面临许多重要的问题,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解决好教育问题、养老问题、人民健康问题,怎么解决好日益严峻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怎么解决好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问题,怎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维护中国人民和全人类安全的问题。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把它叫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人说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三个跨越,一个就是革命斗争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今天叫做以人民为中心。这三个跨越就表现了我们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但是宗旨是一以贯之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重大问题

当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推进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我们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就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进一步提高党的威信。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使我们一方面认识到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深化,霸权主义的实力总体下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在霸权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是种族优越论、“美国第一”,这个价值观在美国并没有动摇,在中国也有一些人还相信这些。所以在当前,思想理论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要局面,价值观斗争是我们进行斗争的重要方面。

我们要知彼知己,特别要深入了解世界。必须清醒认识到,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深化,西方势力总体下降,而另一方面,这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宗教优越、种族优越、文化优越为基础的西方价值观。对于西方文化优越、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质疑和批判,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思,这种声音在发达国家还处于边缘。西方价值观相对稳定,西方之乱还是稳定中的动乱或动荡。发端于地中海的西方文明,本身并不是一个整体。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的内部分裂与争斗是常态,联合不是常态,西方文明内部的矛盾是不能化解的,认为西方文明是铁板一块,可以轻而易举联合起来围堵中国,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今天我们党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工作,一个最艰巨和最特殊的任务,是要加强党的群众路线。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群众是大多数,用党的思想理论去武装头脑,武装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不是用概念、用文章去阐释,而是用人民群众生动的实践阐释。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是靠调查研究吃饭的,调查研究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哪一个地方党组织的指导思想落实得好,我们就应该鼓励、了解他们是怎么做的,宣传他们,向他们学习。现在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把党的口号变成群众的口号,怎么把党提出的任务变成群众自己的任务,试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让群众接受党的任务,这样往往造成群众的不理解。思想理论工作是党的工作的生命线,思想理论工作是民心的工作。中国有一句话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推进宣传理论工作,绝不能采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去推进。

党的思想理论工作重点不是在机关和办公室,而在第一线。“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工作中遇到的阻力与问题,往往不是来自路线方针,而是来自具体的政策与策略,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必须把思想路线的原则性、严肃性与政策和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在第一线,政策来自第一线的调研,很多情况下,往往是由于我们政策执行方面缺乏灵活性而束缚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传播。

俄罗斯的同志可能了解我们在批评一种倾向,叫“低级红、高级黑”。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很多的。在我们党建党100年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实践、经验、伟大成就总结,使我们认识到应该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思想理论方面的自信,而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最核心就是我们党最特殊的地方,俄罗斯共产党和世界上其他的共产党受到挫折和我们党历史上受到挫折的原因,可能就是“脱离了群众”。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共产党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的一切理论纲领和政策无论怎样正确,如果没有最广大群众的直接参与、拥护、坚持都是无法实现的,不依靠人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我们就将一事无成,而且注定是费力不讨好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向人民群众虚心学习的观点,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推进我们党的各项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的特点。在庆祝我们党建党100年的时候,重温党的光荣传统,学习这个光荣传统,是我们每个党员应认真对待的一个任务。

(编辑  季节)



¨ 2021624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中国政治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俄关系高等研究院共同主办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辉煌历程与历史贡献中俄专家视频研讨会。本文是作者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苏共败亡、苏联解体30年。对两个大党的历史命运进行比较研究,是常言常新的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记录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的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

中国奇迹对世界的贡献

100年来,正是有了伟大英明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备的思想体系,探索出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构建了一套稳固、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一代又一代有使命感、事业心的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卓越超群的政治领导力。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世界性的奇迹,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GDP总量达到世界的17%。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达到近40%。中国以具有世界最大的市场能量和潜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火车头。

中国的成功没有照搬照抄西方自由市场模式和自由民主模式,是几百年来首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的东方大国的现代化,而且是不靠殖民性掠夺,不靠对外侵略、对外殖民的一个大国的现代化。

新中国70年取得的世界瞩目的成就,破除了西式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一统天下、无往不胜的一个神话,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中国孤岛论”,打破了“西方模式完胜论”、“西方中心论”、“西方价值普世论”等等;跨越了种种陷阱,包括中等收入等各种陷阱,动摇了美国例外论、美国特殊论、美国作为山巅之城的独秀论等等,破解了西方自由民主普世论、自由论、万能论等等。

   当今世界动荡的根源

我们都说,当今世界面临冷战结束后这30年来最危险、最复杂的政治局面,大国间的信任缺失,全球治理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30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大国自认为战胜了苏联,取得了完胜,但是在20198月召开的G7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西方霸权正受到深刻的质疑,他要求法国的政界要认清形势,反思和重新定位法国在世界的位置。

30年来,世界政治大棋局的反转引人深思。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世界之乱的根源在西方,在西式政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式政治民主的乱象是当今世界失序的根源。这30年来西方阵营所作所为非但没能造福世界,反而给全球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失序。

    西式民主异化和自由的变质

我们都讲当今西方之乱病在自身,根本不能推诿于中国和俄罗斯。30年来西方民主经历了异化变质、反噬自身的过程。2005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西方民主正在慢慢死去。这些年来看,西方民主变质、变坏,实际根源也是在西方制度自身。除了有制度基因先天缺陷,也是这些年西方政客胡作非为导致的。美国政治学教授埃里森指出,美国的问题在美国政治的衰败,而衰败的美国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危险和挑战。所以说,我们将来面对的美国衰败,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一个难题。美国的衰败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后果,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

美国病和政治病毒

世界之乱的病源在美国。前不久德国一个作家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美国病人》,我觉得这个书名很形象,也很深刻。当前美国的一些政客,既丧失了一些基本的政治操守,也丧失了专业性。这些年美国政治、西方政治劣质化,表现在很多方面。尤其是美国政客想重拾民主、自由这些口号,重演过去冷战的一幕、复制“战胜苏联”的所谓经验,但他们是不会得逞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的政治力在衰退、退化。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唯选票化、政治低俗化、政治衰败、领导政治能力退化,西方政治陷入泥潭,美国的全球霸业应该说一去不复返了,即将终结。  

前些天一个法国的政治家说,这表明资本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霸权体系在动摇。对这方面问题,中俄两国学者要合作研究。我一直认为,俄罗斯的学者对西方、对美国的研究往往比我们更深刻,他们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比我们更丰富。所以说,中俄两国学者对当今资本主义体系的演变、帝国主义霸权秩序的演变,要联合起来加强研究。

  从“移动的精灵”到光辉旗帜

“移动的精灵”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精灵”一词,俄文、法文也是这么翻译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治乱兴衰历史经验证明,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力量决定了输赢。

中共十八大文件中说,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更不走照抄照搬全盘西化的死路和绝路,这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抉择。这些年来,西方社会研究中国奇迹和中国经验,主要是研究经济领域,而有意无意忽视背后的政治原因,特别有意忽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些西方社会和西方学者选择性失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最近这些年来,像美国的蓬佩奥这些极右翼的、甚至有法西斯色彩的政客们多次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制度是对世界(他所说的世界就是美国理解的世界)、给国际最大的威胁,这是完全荒谬和颠倒黑白的;中国共产党的成就不仅举世瞩目,也是得到世界和国际社会公认的。

2012年的一个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针对全球70多家跨国企业CEO的一项调查,当时有60%以上的跨国公司的CEO,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最值得信任的组织。而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的得票率一个是30%,一个是5%。中国共产党这些年以高度的组织性、政绩和高超的治理能力,在国际上包括西方的跨国公司的CEO中得到高度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他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也提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是有代表性的,反映了人们的心声。

    中国奇迹的政治密码

这里边有制度、有道路、有方向、有政策。我觉得“政治力”这个概念是很鲜明的。特别是全球新冠疫情对全世界各国政府、各个大执政党来说都是一次大考验。这是一种加时赛,这是一次突如其来的临时性的大检验。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交出了一份高分的答卷,表现出强大的政治力和制度合力,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   

习近平总书记说,面对当今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我们必须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这是从国家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提出的重要命题。

2008年,美国发表了“第十次全球综合国力排名”,美国那时候还把中国排在继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第四,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中国的综合国力当时不到美国一半,48%,经济才是第三,只相当于美国的25%,不到四分之一。但是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实力实际上已接近美国的70%,超过了前苏联的最顶峰时期和美国的比例。

其中还有一个数据,是说政治力、外交力、资源力、经济实力、教育实力。中国的政治力在2008年相当于美国的92%,这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如果现在要评价的话,中国的政治力要大大超过美国。我觉得美国的负能量的政治力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是负能量,是破坏性力量。

我们应该研究,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哪些要素。我们都说政治力、科技力、文化力、人才力、国防力,国家的政治力值得研究。起码应该有政治制度力、政党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等,对外关系,对外能力。

现在是个大政治的时代,考验着世界各国的大党和政治家的领导力,也考验领导的决策力。将来政治力的研究是很有前景的一个话题。我们现在也在总结,西方的政治、特别是美国政治代表什么?政治寡头化,政治个人化,老化、虚化,对抗化,其实是美国政治在浮华的表象下正在背离人民大众的利益,在背离实际。真实情况是有一个深暗政府,在愈发表现它的虚伪性、排他性和侵略性。美国政治在劣质化,美国政治能力也在衰退。

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也十分激烈。在当今世界各国都参加的全球奥林匹克大赛场上,有经济总量、社会发展、军事实力等领域的竞争,但是在这些背后的竞争,根本上还是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力的竞赛。在经济实力竞争的背后,正是政治力的较量。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有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组织力,有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力,有胸怀人民、放眼世界、具有胆识的政治领袖,中华民族必将迎来清和景明、国运宏昌、国泰民安的富强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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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624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中国政治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俄关系高等研究院共同主办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辉煌历程与历史贡献中俄专家视频研讨会。本文是作者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 张树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今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份,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历程中,经过28年理论探索和艰苦斗争,72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党只有用先进理论武装,只有服务于人民,只有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只有不断实现组织完善和队伍净化,才能够担负起时代使命,才能够造福于人民,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美丽、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今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中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前进。

借鉴俄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成长和发展与俄国有密切联系。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替代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历史选择,十月革命和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发生后,中国的革命先驱在探索民族解放斗争道路的努力和尝试,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从俄国开始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已经由张西曼先生翻译成中文并多次出版印刷。列宁关于党的建设和革命与战争的理论以及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对于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和革命实践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自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关注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的建设和活动的重要内容。莫斯科郊区五一村中共六大会址,反映了这段重要的史实。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建立了同盟关系,中苏结盟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和两个阵营之间的竞争、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援助,促进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工业基础的建设。对此,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常怀感激之情。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苏关系破裂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遗憾事件,中苏关系恶化给双方造成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损失,对双方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缓和符合两国利益,符合地区发展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中苏关系改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著名论断和原则,这个原则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20周年,也是条约到期之年。这个条约是中俄关系历史的结晶,是在吸取中俄近400年双边关系历史经验和面向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签署的。条约的签署意味着中俄找到了正确相处之道,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所体现的国家关系准则代表了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关系发展趋势。世界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面临大动荡、大调整、大改组,在这种形势下,中俄两国从各自发展利益、地区安全与稳定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出发,决定延期条约,在条约指引下共同应对百年变局。这是两国关系中的大事,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的特点是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全球化并行的西方自由主义泛滥持续半个世纪,这个进程导致全球财富大量增加,但并没有导致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南北差距缩小。全球科技进步硕果累累,但是环境问题日益尖锐,信息技术快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对信息技术滥用却导致假消息遮云蔽日,经常使人们陷入迷茫。发达国家尤其是资本集团的支持之力,是这一切的根源。但是他们却利用人们对现状不满而流露的民粹主义表现,忙于甩锅,转嫁危机。

常言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到十字路口,需要改变的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首先需要调整和进行自我约束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利益集团,需要更多的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注建立平等、公正的世界新秩序。

在这场大变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已经开始根据世界发展趋势进行调整,关注贫困问题、消除地区发展差距、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国际上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建设“一带一路”。虽然现在中国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但是我们坚信自己的道路,坚信一定能够在大变局中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俄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俄关系是在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友好相处,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典范。

俄罗斯以自己的民族传统和发展历史,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具有自身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只要中俄关系健康发展,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完善,中俄各自发展、振兴就有保障,地区局势就多一分稳定与安全,世界就多一分和平。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体现时代发展趋势和中俄双边利益,其精神并没有过时,将继续作为中俄双边关系的最重要法律文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指导中俄两国携手共同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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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624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中国政治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俄关系高等研究院共同主办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辉煌历程与历史贡献中俄专家视频研讨会。本文是作者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 王伟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1988年,我加入深圳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开始从事股份制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创建工作。

在我国资本市场创建初期,我们在制度设计、法规制定的过程中,虽然会考虑国情特殊性和改革的需求,但仍是一张白纸,因为缺乏经验,我们更多的是学习模仿西方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和经验。应该说,这种学习、借鉴过程是积极的、有意义的,也是必须的。通过这种学习,加快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过程。

在早期的资本市场建设过程中,我们有着比较高的制度自觉,对西方资本市场的动荡和金融危机也保持了较高的警惕。因此在市场发展的探索中,学习借鉴西方市场的经验做法是比较谨慎的。

随着市场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虽然我们的市场还远未成熟,但我们对资本市场有了自己的认识,也有了相当的自信。明白股份制改革和资本市场不仅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为实体经济筹集发展资金,为广大人民群众增加财富收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也理解了市场透明度的意义,理解了为什么要强调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以及如何保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市场发展方向感,思考如何循着确定的战略方向制定政策。我在深圳证监局局长的任上,开始考虑并要求部下不要愧对深圳资本市场这座“富矿”,让它充分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同时创造监管经验,创新政策制度。在监管工作实践中,我们积极探索,进行了一系列的监管创新和制度创新,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思考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与政策选择。

可以说,我们已经开始在市场实践中思考和探索资本市场的中国道路。

姗姗来迟的道路自觉

中国资本市场30年来成就巨大,为完善融资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市场各个主体与监管者也功不可没。但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融资能力有待提高,透明度、秩序性较差,风险隐患逐渐积累。究其原因,与我们迟迟未能走出简单模仿发展模式、缺乏道路自信与自觉有关。

中国资本市场经历30年的历程,理应结束初创阶段对西方市场的简单模仿,根据中国国情需要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但遗憾的是,模仿还在继续,甚至是不明就里、不辨菽麦、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地照抄照搬美国的资本市场。

我们早期初创阶段学习借鉴西方市场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初创的学习模仿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必然阶段。我们在这个阶段学习借鉴的都是资本市场最基本、最本原的东西,我们学习的都是资本市场作为融资中介为实体产业提供服务的规则和技术。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继续探索发展,更规范、更有效率、更好地为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忘记了为中国产业发展筹集资金、配置资源的初心,盲目地照抄照搬,希望在中国克隆一个美式资本市场;看不清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产业资本主义,已经演化为金融资本主义,金融也早已异化。如将其视为社会主义中国金融的榜样,就选错了样板。

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美国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保罗·沃尔克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金融发展最大、也是最不幸的变化,就是美国金融已经由原来的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里根上台之后全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放任金融自由化,金融不再以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中介服务为己任,而是转向金融交易市场,在自营交易中投机套利自我服务。致使金融市场虹吸了大部分资金,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不断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引发金融危机并危害全球经济。

美国金融精英还以风险管理为名,大搞所谓“金融创新”,创制了品种繁多、越来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为其投机套利服务。金融衍生品泛滥,专事投机套利的对冲基金活跃,加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增大了投资者的风险,而且金融大鳄们加剧全球巧取豪夺,四处为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金融的交易化,交易的衍生品化、杠杆化、投机化,不仅使美国经济危机四伏,而且像新冠病毒一样,在全球蔓延。

金融自由化和新冠病毒一样具有潜伏期,人们往往对其缺乏警惕,不了解金融自由化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中国资本市场概莫能外。这事关中国资本市场的道路与方向,事关金融能否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事关国家金融安全,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

缺了一堂2008年金融海啸反省课

2008年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不仅对美国经济、社会以及国运产生深刻影响,对全球经济的金融化倾向都是警示。而我国经济金融界对这场危机的认识,甚至与美国有识之士、政商精英的认识也相去甚远,更加谈不上吸取教训了!

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引发了美国政商两界对美国金融制度的反思与担忧,《多德-弗兰克法案》及其中的《沃尔克规则》反映了对这场危机的反思、对美国金融制度进行改革,以保护消费者、禁止银行自营交易、禁止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尽管这部法案是在与金融利益集团反复博弈、不断妥协中的产物,不可能使美国金融重回本原,但这毕竟说明美国已经认识到了放任金融发展的严重危害。只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新自由主义已使美国回天无力。

时任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将其所著回忆处理这场危机往事的书取名为《峭壁边缘》,书名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质。

有一部曾获奥斯卡纪录片奖的美国电影《监守自盗》,片中用事实揭示了2008年金融海啸的深层原因,影片揭露了多年来银行家、评级公司、经济学家和监管当局等各色人等的嘴脸及对危机的“贡献”,揭示了美国的金融异化使衍生品等金融创新制造风险的真相。

然而,我国一些金融精英对美国的金融反思却视而不见。原本应该对在我国已经初露端倪的金融自由化反省的中国金融界,非但没有反省,相反却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共识,即“美国走的太远了,中国还不够”。金融自由化和衍生品产生的风险不是“量”与“度”的问题,而是错误的市场发展方向的问题,是违反金融本原的问题。

2008年之后,中国资本市场金融自由化加速,积极推动资本账户开放,融资融券、股指期货、期权等纷纷上市交易。为了说明中国资本市场的金融衍生品风险可控,监管层和业界的说法是美国衍生品发生问题的原因是他们搞场外交易,我们搞的是场内(交易所)衍生品,透明度高,风险不大。曾几何时,场外衍生品交易已经在中国金融市场泛滥。更有甚者,在商品期货市场,我们又在开始推行所谓“国际化的期货期权,层层叠套,愈益复杂。

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资产证券化的次级贷款交易,即次贷危机。早在2005年,我国资产证券化已经起步,美国次贷危机后不得已停了下来。但是我们没有深刻认识资产证券化的危害,只看到其盘活资产、增加流动性的好处,更没有吸取危机教训,从国家安全高度去权衡利弊。2014年开始,资本市场中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等产品又不断涌现,说明我们还在盲目仿效美国,这将可能给我国金融、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我们应该清醒,在任何市场中,只要方向错了,就不要指望参与市场的“主体”能够理性克制。贪婪将驱使他们无孔不入,无所不能。也不要对监管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作为曾经的职业监管者深知:任何号称固若金汤的监管大坝都会被贪婪的洪水冲垮。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要深刻认识这场危机深层原因,“别人发病,我们要吃药”的原因。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求真务实

近十多年来,我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强调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之所以如此强调,一是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原,是金融赖以生存的理由,否则金融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金融自大,登峰造极,其结果必然是玉石俱焚。可是这个道理却并没有深入人心,做到人皆自觉。二是虽然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党中央也有明确要求,金融界对此也无异议。但是在金融市场的实践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仅仅只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或一句口号,说一套,做一套。所谓“金融创新”一律冠之以“为实体经济服务”,实际上却大多集中于交易创新,着眼于投机套利,而不是真正的融资服务创新。

因此,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问题上,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要研究金融政策的作用力方向,要注重国家服务实体经济战略与具体政策的吻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是要坚持产业服务模式,金融政策一定要把服务实体经济落到实处,防范金融复杂化倾向,大力培育一级市场融资功能,规范二级市场建设,限制融资融券等杠杆交易,限制出现金融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和高频交易等。

短短十几年,金融自由化造成的显性的和非显性的危害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金融化已成现实,金融在经济中的权重不恰当的占比越来越大。金融业利润和实体企业利润此消彼长,金融业缴纳的所得税总额已经超过整个工业部门的所得税贡献。

金融自由发展的危害十分严重:一是放任、沉迷交易套利,虹吸了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宝贵资金。二是金融暴利的示范效应弱化了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利润相对较低的实体经济投资,使全社会经济文化变得急功近利,不仅影响产业升级,更使中国产业持续发展有产业空心化之虞。三是金融从业者的高薪效应,将聚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学子纷纷投身于虚拟经济,将严重影响中国的实体产业质量和科学技术水平。

另一方面,对金融自由化的潜在风险应该高度警惕。

金融自由化有较长的潜伏期,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大,我们不可轻视。因为我们并无天然免疫力,要防患于未然。一是正确评估金融开放。吸引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和必要,但应该以吸引直接产业投资为主。对于金融投资,无论是外资在华设立金融机构,还是投资我国金融市场,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他们在母国的作为。如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已经异化,不再以为实体产业提供融资中介服务为宗旨,他们早就不再按传统金融服务规则收取较低的中介收入,而是热衷金融交易投机套利高收益,导致了自己国家产业空心化,金融、经济危机四伏。这样的西方金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难道他们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是为了给中国实体产业提供融资服务?毫无疑问,他们来中国是为投机套利而来,我们要高度警惕,防范他们带来的金融危机病毒。

二是对于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工具,我们不要抱有幻想。说衍生品是对冲风险、平抑市场波幅的风险管理工具,在理论推导上似乎也能成立。但我们应该通过美国金融发展史、当代金融市场实证分析,看看究竟有无金融投资者因使用衍生品对冲风险而躲过劫难?看看英国巴林银行、美国长期资本公司、雷曼兄弟公司、贝尔斯登公司等等热衷衍生品交易的下场,看看摩根大通银行这家在次贷危机中因“伦敦鲸”事件所遭受的重创。这些全球金融业巨无霸有丰富的金融经验和众多金融精英人才,都未躲过劫难。那些因衍生品翻船的金融投资者更是不胜枚举。一些企图通过衍生品交易规避经营风险的企业反而造成巨额亏损,如中信泰富因Accumulator(累计期权,是金融机构与投资者所订立的场外结构性产品合约)等衍生品交易造成百多亿的巨额亏损。香港国泰航空由于从2014年开始的4年期燃油对冲合约,巨亏241亿港元,几乎亏掉了自己10年的利润。2020年中国银行原油宝衍生品交易给自己和客户也造成了巨额亏损。事实胜于雄辩,衍生品实际就是金融机构投机套利的工具,非但不能对冲风险、管理风险,反而是在不断制造风险、制造危机。

麻省理工经济学博士理查德·布克斯塔伯是美国著名金融人物,1984年就被邀参与华尔街开发金融产品和交易模型,他被认为是引发了20世纪晚期两次最重大的金融危机的主要肇事者。他在所著《金融的魔鬼》一书中指出:“我们试图改善金融市场的状态,却直接导致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风险,而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增加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种种危机。复杂性下边潜伏着大灾难。”

我们不能继续盲目崇拜美国金融,不管不顾地全盘照抄照搬了。否则,将会给我们造成颠覆性灾难。

我国资本市场要建立社会主义价值观 

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价值观是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为国家战略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

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体系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天经地义,他们可以采取任何方式谋利自我服务。不仅在二级市场大肆利用衍生工具和杠杆投机套利,洗劫小投资者和制造危机;在一级市场也可以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逐利标准选择上市企业,而不用考虑其是否有利实体经济,是否有利国民经济均衡持续发展,是否有利民生福利,是否有利环境生态,只要能够给他们带来超级利润。但是,在我国资本市场,我们要将有限的市场资源用于为实体经济服务。

这些年,我们资本市场一些乱象顽疾治理困难,不仅存在透明度差、退市梗阻等原因,而且与上市企业的选择缺乏价值观直接相关,使一些本不该进入资本市场的企业挤占了市场资源。因此,有必要把好资本市场的入口,在上市企业选择中旗帜鲜明地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价值观,摈弃市值导向,限制非实体经济企业占用有限的上市资源。

一是将有限的上市资源向制造业和制造服务业倾斜,新增IPO数量要以此类企业为主。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支持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形成一个良好的价值取向示范引导,吸引和鼓励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中国制造之中。

二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上市资源为实体经济服务,避免此消彼长、跑冒滴漏,应该限制金融企业上市融资并防止经济金融化,限制互联网平台企业、娱乐业、宗教名山胜地等企业包装上市融资。

三是禁止属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的教育、医疗服务行业上市融资。不能让资本无序扩张,染指人民群众的公共福利,以不当的市场化、资本化、利润化侵蚀社会公共产品,把社会福利当商业利润,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有中国价值观的资本市场才能政通人和、交易昌旺、资源配置效率效果双馨,胜任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融资服务、配置资源的重任。

19389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桥儿沟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出发,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即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需要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有机结合,不能照抄照搬,必须走出一条中国道路来。

对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道”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尚且要进行中国化,遑论今天作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器”之资本市场,为什么还要亦步亦趋地模仿美国,不能走出一条中国道路来?“资本市场的中国化”需要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编辑  季节)



* 张云东,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原局长。


                 

20212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全面完成了我国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艰巨任务。

脱贫攻坚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口,我国还存在相当数量的相对贫困人口,共同富裕目标还远未实现。我们建议,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消除全部贫困人口,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包括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建议。

 “共同富裕”和消除农村相对贫困人口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共同富裕是价值诉求,也是奋斗目标,是财富增长标准与财富分配原则的有机统一。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同等富裕,不意味着全部消除收入差距,但其本质应包含消除贫困。共同富裕既包括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也包括消除相对贫困人口。当消除了全部相对贫困人口,消除了城乡二元户籍结构,实现了全国城乡居民统一社保体系,就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共同富裕。

如何定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人们通常将收入水平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视为绝对贫困。1986年国家启动扶贫工作行动以来,对绝对贫困的货币标准做过多次调整。相对贫困,是指在市场经济中部分居民收入水平低于全国人均收入水平一定幅度,因而生活仍然存在一定困难。世界银行确定的相对贫困标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一些发达国家的标准高于世界银行标准,如日本该指标是50%,欧盟为60%[1] 我国的此项标准尚待确立。我们提出如下设想:

  首先,借鉴世界银行、日本、欧盟做法,采用“比例标准”,即依据可支配收入占该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确定贫困水平,而不必由政府逐年公布贫困的绝对值标准。

  第二,关于绝对贫困标准。2020年我国绝对贫困值是4000元,该值与当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2000元的比值为12.5%。这12.5%也正是2013-2020各年“绝对贫困标准/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据此,今后可以将“12.5%”确定为我国绝对贫困标准,这是一个便于计算和比较的科学标准。守住居民年收入不低于上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5%,就守住了防止返贫、促进共同富裕的底线。

  第三,关于相对贫困标准。参照主要经济体制定的不同“比例标准”并考虑我国国情,可将年收入低于上年全国人均收入50%、高于12.5%的区间,定义为相对贫困标准。需要指出,目前我国相对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今后消除相对贫困人口任务的工作重点也在农村。当按照这一标准消除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时,城镇相对贫困人口也必然随之全部消除,不必另行设立标准。

  本文定义的“相对贫困人口”,与学术界常用的“低收入人群”是不同的概念。前者基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而确定,后者通常按照统计学上的五等分分类方法划分。相对贫困人口可以按比例标准在一定条件下逐步消除,而低收入人群任何时候都存在。

我国贫困人口长期存在的基础性原因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先后有10多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但到本世纪初,仍然有近亿人口处于绝对贫困中。找出这不足10%的人口没有和90%以上的人口同步摆脱贫困的原因,可以为制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规划提供依据。

我国相当数量的农民居住在中西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2011年,国家根据地理连片性和资源条件类似性的原则,划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涉及全国23.79%的县(680个县,其中有440个国定贫困县)、17.67%的人口、40.81%的国土面积。[2] 2012年,国家确定592个国定贫困县(8757个乡镇)。占全国行政区划总面积的26%;户籍人口2479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8%

这些地区资源禀赋差、自然灾害频发、耕地有限。当地农民长期过度开发区域内土地以维持生活,以至土地日益贫瘠。本地新增人口因诸多原因很少迁移,导致当地人均土地数量不断减少、质量恶化,一些地方成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特别是,各地已有几亿农民外出就业增加收入,但这些贫困地区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多滞留在家乡,没有分享国家工业发展的红利,自己拥有的资源又不足以创造出摆脱贫困的财富。这些是我国近亿人口仍然陷入绝对贫困处境的基础性原因。

  完成消除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战略任务的经验

  在中央部署和全国人民参与的脱贫攻坚战中,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采取了许多超常规重大举措,胜利实现了奋斗目标,为今后全面消除贫困提供了宝贵的工作经验。

  第一,投入强大政治资源。2015年,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明确工作责任。按照中央部署,发达地区的各级党委政府、大中型国企和部分民营企业,承担了对口支援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任务。

第二,投入巨额财政金融资源。8年来,全国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6601亿元。东部9省市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和社会帮扶资金1005亿元,东部地区企业赴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1万多亿元。土地增减挂指标跨省域调剂和省域内流转资金4400多亿元,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7100多亿元,扶贫再贷款累计发放6688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发放9.2万亿元,[3] 实际上,还有很多未包括在统计中的其他财政金融资源。这充分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和党中央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决心。

  第三,设定“一个都不能少”的人均4000元刚性考核目标。这一考核标准简单明了,可核查可度量可比较,没有变通余地。它给广大干部群众以激励,也防止了各种可能发生的弄虚作假。

  第四,东部地区承担结对帮扶重要责任。中央把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确定为全党全国、而不仅是西部地区的工作任务。东部地区从政策、资金、产业、智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口帮扶工作。342个东部经济较发达县结对帮扶570个西部贫困县,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大扶贫格局。东部地区为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选派300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这是加强脱贫攻坚组织力量的非常之举。现实情况是,一些贫困地区农村党支部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和所掌握资源都无法胜任限期脱贫攻坚的任务;基层党政机关和干部中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问题也较普遍,所以向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派遣大量得力干部是脱贫攻坚战役中非常必要的措施。

第六,组织大规模易地脱贫搬迁。由于我国存在相当数量的“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域,从1983年到2015年已经易地搬迁680多万人。[4] 按照“十三五”易地脱贫搬迁工作方案,全国累计投入各类资金约6000亿元,建成集中安置区3.5万个、住房266万余套、建筑面积2.1亿平方米,配套建设(或改扩建)了大量中小学、幼儿园、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服务设施及文化活动场所;5年内又搬迁了960多万贫困人口,同步搬迁了500万非贫困人口,平均每年搬迁人口300多万。[5] 不到40年的时间,易地搬迁农村人口累计2000多万。

易地扶贫搬迁,一揽子解决了搬迁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就医就学等困难,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置换出部分不宜种植主粮的耕地种植经济作物。易地搬迁也促进了贫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进步和观念的改变。这是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彻底、最有效的脱贫途径之一。

  第七,几亿农民转为城镇户籍。我国城镇户籍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1980年的20%2015年的40%2020年达到45%。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农业,或经商或就业,数亿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近年来城乡二元结构管理破冰,国家有序开放农民入籍城镇,农民工子女开始与城镇居民子女分享公共服务资源。大量农村户籍转为非农户籍,是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必由之路。

   消除我国农村相对贫困人口面临的挑战

我国在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的同时也要看到,距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构成不合理难以致富

  2016-2019年,我国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485.5/年上升到11567/年,增加近30%,增速在各类群体中领先。但2019年他们的收入水平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8%

  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总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项。

  工资性收入偏少:(1)2019年工资性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居民同指标的24%(2)2016-2019年工资性收入比例均值为34.58%,低于全国居民56.19%的平均水平;(3)工资性收入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低于全国居民平均水平。

  经营净收入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低。2016-2019年,经营净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均值接近40%,超过工资性收入比重,但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2%,低于工资性收入40%的贡献率。

  转移净收入比重仍然较高。2016-2019年,转移净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均值高达1/4。对总收入增长贡献达36.79%2018年,转移净收入所占比重与一产净收入所占比重几乎相当。可见,原农村贫困地区对转移净收入的依赖度较高,来自种养殖业的收入偏低。

财产净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承包地地租是目前大部分农民财产净收入来源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收入仅能维持最低生活保障。2016-2019年,财产净收入比重均值仅为1.3%,而同期全国居民平均水平为8.25%

农民工就业形势难以提高收入水平

我国农村户籍人口的人均资产拥有量少。2019年,包括经营净资产和非经营净资产在内,全国农村户籍人口人均资产为3.84万元,只相当于全国人均资产93万元的4.13%[6] 贫困地区的水平更低。这是未来消除相对贫困的瓶颈。

  西部吸纳农民工就业资源更少,尤其是市场资源(这里是指有购买力的需求)。拥有市场资源就可以吸引技术、资金、劳动力等要素。西部地区远离中心城市,远离发达国家市场,导致要素资源汇聚效果差。2018年,我国法人单位的区域分布,东部比重为56%,西部地区只占18.6%[7] 西部吸纳工商就业比东部地区少很多。

农民工就业不稳定。通过工商就业获得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形式。我国多年来农民工数量保持增长,2019年为2.9亿,2020年则比上年下降了1.8%(外出农民工下降2.7%,本地农民工下降0.4%)。[8] 2020年有1900万外出农民工返乡留乡就业,对当地的就业形势造成巨大的压力。如江西赣州外出务工返乡创业就业人员累计约145万人,其中通过各种形式创业成功者达16.9万人,带动43.5万人就业(其中贫困劳动力2.3万人)。[9] 这说明,145万返乡人员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实现了创业和就业。而且,按照国际标准(我国也采用了这一标准),16岁以上、过去一周内至少有1小时的劳动报酬就不算失业。[10] 根据专家使用的信息,返乡创业项目吸收就业中,稳定就业只占1/4,灵活就业占3/4[11] 官方最新宣布的数据目前灵活就业人数为2亿。[12]

未来有1亿农民剩余劳动年龄人口需工商就业岗位

2019年我国人口是14亿人,其中农村户籍人口约7.8亿人,推算其中18-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约5亿人,[13] 其中包括2.9亿农民工和2亿左右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按照全国20亿亩一般农田计算,人均耕种10亩地。

一些地区的实践证明,我国已具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比我们现实中普遍应用的农业生产力要高很多,并可以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以河北省邢台市金沙河农业合作社为例,该社3万多亩耕地,每亩小麦、玉米两季产量之和可超过1000公斤,并实现多年稳产;近百名职业农民,每人可以耕种400-500亩,人均年收入12万元以上。据此,伴随我国农业规模化发展、先进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推广,我国20亿亩主粮田仅需要职业农民400-500万人。其他农业生产领域所需劳动力投入(按照农业农村部估算):设施农业每亩2人,露天种植蔬菜每亩10人,水果类经济作物每亩20人,以及林业、副业、养殖农忙时节短工、各类农业配套服务人员,最多只需要1亿左右的劳动力,而且可以保障他们达到我国目前的中等生活标准。

据此分析,结合2019年全国人口数据匡算,在我国近5亿农村户籍劳动年龄人口(18-60岁)中,减去2019年已实现非农就业的2.9亿人和未来1亿农业从业人员,未来将陆续释放出1亿左右相对剩余劳动年龄人口,需要实现工商就业。如果这部分群体滞留在农村,相当于土地超负荷承载;如果滞留在城市,将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任务更加艰巨

  二元户籍是城乡二元社会的重要表现之一。1950年全国有5.5亿人,其中城镇户籍11.18%1980-2020年,我国人口从9.8亿增至14.1亿,其间,城镇户籍人口从1.9亿增至6.36亿,农村户籍人口从7.9亿减至7.64亿,户籍城镇化率已达45.4%

    尽管我国城乡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变化,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14]  

    1950-198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增加了8.21个百分点,1980-2015年增加了20.5个百分点。2015-2020年,5年中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39.9%提高到45.4%,每年提高1.1个百分点。如果计划到2050年全面消除农村户籍,则未来30年每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提高1.8个百分点。消除二元户籍的任务仍然很艰难。

  首先,我国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民,不可能全部落户在本地城镇。异地落户城镇困难更大。目前农村户籍城镇化主要通过行政区划改变(占50%以上)、易地搬迁、就业购房落户三种形式。这部分落户城镇的农民仍保留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权益,不能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水平的医疗教育服务,只是形式上的城镇化。

  其次,我国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实现全国统筹,导致人口迁移和行政区划优化困难。城乡社保体系并轨还没有明确前景。在城乡社保体系并轨之前,土地相当于农民的最低水平社保,农村户籍是他们拥有和支配这种资源的资格。

  第三,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传统,越来越多的回乡老龄农民对原生态乡土的眷恋,是影响农村户籍城镇化进程不可低估的因素。

战略建议

    分两阶段实现消除相对贫困人口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率先致富,但还无法设定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直到2015-2020年,我们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可以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阶段。

  鉴于共同富裕目前尚未形成准确的定义和完整的内涵。建议实现共同富裕至少包括三个目标,即收入水平、户籍制度和社保体系。

  党中央制定了我国2020-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目标要求。据此我们建议,就实现共同富裕三个目标提出以下时间表:

  第一,根据上文确定的标准测算,2020年我国相对贫困人口为1亿。消除相对贫困人口的任务可分两阶段完成:2020-2035年,消除占全国人均收入12.5%-25%的相对贫困人口。2035-2050年,消除占全国人均收入25%-50%的相对贫困人口。

  根据国家发展规划,2020-2035年,全国人均收入将从3.2万元提高到6.4万元,每年递增4.7%。假定2035-2050年,人均收入从6.4万元提高到12.8万元,每年保持递增4.7%

  2035年之前,人均年收入/全国人均收入之比在12.5%-25%的人口(人均收入1.6万元以下),收入增长率保持在4.7%-9.7%区间,就可实现第一阶段目标。这部分人群中的劳动力主要滞留在农村,只要他们能实现稳定就业,这一增长速度可以实现。2035-2050年间,人均年收入/全国人均收入之比25%-50%的人口(人均收入6.4万元以下)收入增长率保持在4.7%-9.7%区间,就可实现第二阶段目标。

  第二,2020-2035年,人口户籍城镇化率从45%提高到70%2035-2050年,人口户籍城镇化率从70%提高到100%。实现相同户籍人口享有同等水平的教育、医疗等共同服务。按照目前人口向大中城市集聚的速度,每年提高1.8%的人口户籍城镇化率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2020-2035年,完成城镇户籍居民全国统筹社保制度;目前持有城镇户籍但保留原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权益的居民,将其所保留的这些权益国有化,以加入城镇居民的社保制度。与农民户籍城镇化的同时,完成上述社保制度的转换。我国城镇居民社保体系已实现省级统筹,全国统筹准备工作已经启动。2035年后的15年,与消除二元户籍同步实现消除二元社保,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2050年在收入水平、户籍制度和社保体系这三个领域实现上述目标,就可以说我国基本实现了共同富裕。

2050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三项目标的工作建议

  1、国家有关部委和中央国企在投资资金和项目安排上优先照顾中西部地区,优先安排相对贫困人口中的劳动力。

  2、加大中西部贫困人口易地搬迁规模,提高居住集中化水平,相应减少村、乡数量,城市近郊乡镇转化为街道社区。

  3、撤销少于10万人的县级建制(约有200多个县),改为行政区。在妥善安置人员的条件下,精简政府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

  4、未来30年,为消除相对贫困人口,每年需要净增300多万工商就业岗位,鉴于西部地区实际情况,建议在中西部安排就业岗位之外的数量由东部承担。

  5、鼓励民营资本投资增加工商就业岗位。目前全社会总投资额为61万亿元,其中私营和个体经济占1/3,据统计目前新增就业岗位主要是由民营和个体经济提供。据测算,净增1亿农民就业岗位需要约60万亿元,未来30年每年需要增加2万亿元投资,约占目前民营企业年投资额的10%

  6、将支付给贫困人口的财政转移收入资金,调整为补充农民社会保障。今后国家对农民收入的统计,应只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

  7、在全国推行“税收与税源一致性”改革,将中西部税源产生的税收(包括中央金融机构)留在中西部,在此原则上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税制。

  8、鼓励工商资本下乡,支持二产主导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提高农业生产力,在分配上向农民倾斜。同时解放出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事工商就业。

  9、在保留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权益的条件下,鼓励农民落户城镇,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水平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10、尽快实施城镇居民社保体系的全国统筹,并将划转给社保基金的国有资本权益纳入社保收支体系,置换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社保收支缺口的补贴。然后,尽快实施城乡一体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农民首先落户城镇,在将原承包地宅基地权益国有化的条件下,加入城乡一体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

以上构想实现,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实现了不仅“国强”而且“民富”的中国梦,在此基础上可以将“民富国强”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的标志,2050年之后我国将力争迈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

                        (编辑  苏歌)



[1] 马天月,《国际上常用的贫困标准有几类?》,中国国际知识发展中心,2020715日。

[2] 王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城镇化选择》,《社会科学报》,20130823日。

[3]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1225

[4] 沈东方,《5960多万人“挪穷窝”这项任务难在哪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5] 《确保易地搬迁移民安居乐业》,人民日报时评,2020428日;《九百六十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全部乔迁新居(权威发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人民日报,2020124日。

[6]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资产负债表》,人民日报 《全国农村集体家底,摸清了》、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计算。

[7]  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七号)数据。

[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430日。

[9]  郑少忠,朱磊:《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百万人返乡创业就业,赣州:红土地又写新传奇》20201110日,人民日报头版。

[10] 国家统计局网站,2018418日。

[11] 根据高云才、常钦的《农民钱袋子更鼓了》数据推算,人民日报,202158日要闻2版。

[12]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负责人宋鑫:“目前个人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就业规模达到2亿人”,国务院新闻办政策例行吹风会,2021520日。

[13]  2019年城乡人口抽查数据,18-60岁人口比重为63.38%,由于农村家庭生育水平长期高于城市,可认定这一比例适用于农村户籍人口。

[14]  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2013119-12日。


  

    编者按:

本文作者通过总结国家专委在组织实施“两弹一艇一星”项目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指出:举国体制是用于完成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任务体制;中国为超越既有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的局限性,设立向国家最高决策层负责、有能力动员协调各方面力量的特殊机构是必要的;美国在组织重大国防科研项目中也同样实行类似体制。从而论证了举国体制既可以克服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又可以弥补市场经济机制缺陷,是中国和美国都可以运用的利器。作者的这些见解,是对举国体制理论和实践的深入探索,值得我们思考。

建国初期,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迅速奠定了现代工业的基础,取得了以“两弹一艇一星”为代表的重大科技成果,体现了举国体制1.0版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在市场化多元化条件下,我们实现了载人航天、北斗组网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可以说是举国体制的2.0版。

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央要求: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我们体会,新型举国体制之“新”,既有需要达成的任务本身之新,也有改革开放多年实践形成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体制之新。既要发挥好国家权威机构决策、指挥、协调的作用,也要通过合理的机制,充分调动科研机构、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力量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科研人员的劳动,不断完善体制和政策,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也可以视为举国体制的3.0版。所以,总结我们自己实施举国体制的历史经验,并借鉴他国的经验,是很必要的,应该引起应有的重视。

                                        ——孔丹*

 

导言 

  中国崛起的趋势与外部遏制压力之间的矛盾加剧,标志着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挑战极大、任务极艰巨的阶段,但同时也是一个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非常有希望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中国“取得重大突破,实现重大发展”,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关键使命。为此,党中央提出了实施“新型举国体制”的设想。在这里,“完成重大任务”是目标,采取“新型举国体制”是手段。

但是,“新型举国体制”这个概念迄今尚未被讨论清楚,也引起一些误解和争议。许多人把它简单地说成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对其持负面态度者怀疑这是重回计划体制;也有人把计划体制等同于“旧的举国体制”,因而集中揣测“新型”的含义。实际上,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未来打算实行的),澄清“举国体制”的内涵是理解“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因此,本文的首要目的是讨论“举国体制”的涵义,并以回顾中国和美国曾经采取类似体制的历史经验作为证据。

  本文的立场是,举国体制是一种任务体制,它无关社会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无关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只是与完成重大任务的需要有关。在新中国历史上,以“举国体制”完成重大任务的典型例子莫过于“两弹一艇一星”。为什么当时能在比今天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取得这些重大突破?通常提到的原因包括领导人的意志、科技人员的献身精神等,但如果回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就会发现:那些因素只是必要条件,而成功开发“两弹一艇一星”的首要条件是存在一个专门领导重大任务的特殊机构——中央专委。中央专委独立于现有的体制,得到党中央的授权并由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它在完成重大任务过程中有权调动组织任何部门,并对任务的结果负责。

历史证明,中央专委不是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相反,它是为了克服计划经济体制在完成重大任务方面存在的弊端而设立的。

从技术上讲,“两弹一艇一星”的研制是大型复杂系统,包含众多的亚系统和技术的开发,分属不同的工业体系;从管理上讲,计划经济体制是按照不同的工业实行部门分工的,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决策偏好,执行重大项目或工程经常遇到的问题,是部门分割导致了事实上的决策“分散”,使完成这些项目所必需的系统集成受阻。中央专委的成立就是为了克服这种弊端:在技术上,专委成为系统集成的领导者;在组织上,专委成为跨部门的决策和协调机构;在政治上,专委成为党中央在领导重大任务方面的责任主体。因此,中央专委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举国体制的体现。

  为完成重大任务而设立特殊机构的举国体制,不仅出现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同样也出现在市场经济的美国,而且多次扭转了美国的“命运”。在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为了把庞大的民用工业迅速转向军工生产,通过紧急立法设立了一个只对总统负责的战时生产局,它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完成了美国工业的战争动员。为了在有限时间内研制出原子弹,美国设立了直接向总统领导的“最高政策小组”负责的曼哈顿工程区,并由陆军工程兵团按照工程原则负责执行。1957年,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面对落后于冷战对手的“危机”,美国成立DARPA(国防先进研究计划署),再次采取以任务为导向的研发模式来重夺技术优势。

  中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都说明,举国体制是一种任务体制,不能将这个概念泛化为一般性的社会运行体制。重大任务是对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而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都不会自发地识别、提出并完成重大任务;重大任务的提出和执行只能通过政治过程,取决于政治领导层的远见、战略意志和实现国家远大目的决心。要完成重大任务,必须超越现有的运行体制的局限性,无论是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这就需要设立由国家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并对任务结果直接负责的特殊机构。无论是否存在公开的动员或任何有意识的其他安排,以特殊机构领导完成重大任务的方式就是举国体制。

    今天,无论从任务的特点还是从完成任务的方式来讲,中国需要完成的重大任务都比以往更加复杂。无论客观条件发生了怎样变化,“取得重大突破,实现重大发展”的历史任务,都要求我们继续启用以举国体制来完成重大任务的机制。

 

中央专委的活动历程

“两弹一艇一星”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领导这些项目获得成功的充分条件是存在一个专门领导重大任务的特殊机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专委)。这个机构由党中央授权,直接执行项目并对结果负责。级别如此之高的机构直接抓项目,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它是成功的决定性力量。

  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核工业,首先用于军事目的。根据中国与苏联在19568月、195710月、19589月签订的几个协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核工业项目和技术实验室,并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87)。但随着两国关系出现裂痕,苏联于19606月宣布暂停向中国运送原子弹模型和相关技术资料,同时撤退所有的专家。

    突然的“断供”使核工业建设陷入困境,对国防尖端武器的开发工作迫切需要集中统筹协调。19611月,聂荣臻在《关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科学技术工作安排的汇报提纲》中提出:“要发奋图强,集中力量,把各方面的力量统统组织起来,通力合作来完成国家任务……国家科委、国防科委、科学院、教育部和其他有关部门,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扭在一起,共同商量,统一安排。”

  19611月,党中央决定对面临困难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引发了原子弹项目是继续干还是“下马”的争论。19611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决定》,国防工办由罗瑞卿任主任,作为国务院的一个口(国防工业口),在党内向中央书记处和军委负责,职责是管理国防工业系统内的“二机部、三机部和国防科委所属范围的工作”。

为了判断我国是否能够继续研制原子弹,中央派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牵头调查原子能工业的状况。张爱萍每到一个单位只问四个问题:一、你们原定的计划是什么?二、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按计划还差多少?三、完成原定进度的困难是什么?要讲得具体。四、如果我给你解决了困难,你多长时间能完成?

19611114日,张爱萍向中央提交报告,认为原子弹的科研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当前的困难更多属于工程性的问题,可以通过组织协作解决。虽然原子弹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涵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报告的结论是:由中央和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在1964年进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张爱萍,1994)。

  19626月,毛泽东在听取东南沿海形势的汇报时明确表态,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但是,对全国各个经济部门进行集中动员协调的工作已经超过了国防工办的权限范围。同年1019,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汇报,指出“导弹和原子弹都需要中央有个专门的机构来抓,做组织工作、协作工作,下命令的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1030,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上报《关于建议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罗瑞卿,2006)。113,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621117,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为周恩来,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七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君毅、高扬七位部长级干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7)。1214,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指出:“委员会是一个行政权力机构,主要任务是:组织有关方面大力协调,密切配合;督促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根据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动。委员会的决定,由有关方面坚决保证,贯彻执行。”(宋炳寰,2018)在中央专委第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对专委委员们说:“你们都是从高级岗位上调来的首长,现在要动手动脚,是首长也是‘脚长’,权力最小也最大。你们个人没有任何权,但问题一经专委决定,你们检查执行,权力又最大。”(奚启新,2011

  根据上述资料,可以简要归纳中央专委的组织性质:中央专委是党中央在“两弹”上的“全权代表”。它独立于现有部门体制之外,根据任务的需要而设立。一方面,它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授权,有做出战略决策的权力;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专委承担对项目成败负责的重任,必须以任务成败为一切工作的检验标准,以组织和协调各方面力量为核心职责,在全国范围动员一切力量完成国家需要的重大任务。

  在中央专委的协调下,26个部委,20个省、市、自治区,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聂力,2006)。原先在二机部和国防工业系统内无法解决的事情,中央专委直接联系相关部门和地方解决。例如,分离高浓度铀必须用到一种气体分离膜(“甲种分离膜”),科研攻关遇到很多困难。专委调集了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沈阳金属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和冶金部的有关单位进行集中攻关,下“死命令”要求上海市必须完成任务,最终在1964年研制出符合技术要求的元件(聂力,2006)。后来钱学森回忆说:“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那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何立波,2012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试爆成功后,19652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十次会议,提出增加七机部、四机部、五机部等部门的有关人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7)。32,中共中央下发决定,将导弹纳入中央专委的工作范围,相应增加余秋里、王诤、邱创成、方强、王秉璋、袁宝华、吕东(替换王鹤寿)参加中央专委,并正式改称“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宋炳寰,2018)。

    自此,围绕核武器、核潜艇、导弹、人造卫星和核电站等一系列尖端科技工程项目的研制、试验的许多重大决策,几乎都是中央专委或是经由请示党中央做出的。

  周恩来逝世后,中央专委逐渐停止了活动。1979年最后一次公开报道中央专委的活动情况。20世纪80年代末,中央为了加快武器装备发展而成立的“国务院、中央军委专门委员会”,由总理李鹏担任主任(怀国模,2014)。这一机构仅限于国防工业系统,在1993年“降格”为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实际职能由国防科工委承担。

   

中央专委领导重大任务的具体过程 

  为什么中央专委能够对重大任务的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分析了中央专委领导中国核潜艇工程的案例。

  核潜艇工程起步时领导体制的缺陷 

  核潜艇工程几乎与原子弹工程同时期上马。中国第一座核反应堆(苏联援助的重水试验堆)刚一运转,聂荣瑧元帅就于1958618召集了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座谈会;27日,他向中央提出中国自行设计和试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两天之内,报告得到毛泽东的批准(聂力,2006)。此后,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核潜艇的技术援助,毛泽东遂下决心“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核潜艇工程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核潜艇工程上马之初,采取领导小组协调、各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方式。领导小组由海军副司令罗舜初任组长,包括主要协作部门的负责人。分工情况是:海军负责全艇布局的总体设计,一机部分工负责船体、主辅机、电机、仪表以及工艺设计和制造,二机部(核工业部)负责核动力反应堆的研制,国防部五院负责导弹的研发。

    核潜艇工程上马时,只是在艇身制造和核反应堆方面有了一点基础,技术积累远远不足。核潜艇是一个技术极端复杂的系统,主要由艇身系统、核动力系统和作战系统(鱼雷或导弹)等组成,各相关工业部门基本上还没有掌握各自负责的子系统技术,只能先各自推进系统的研发,然后再考虑核潜艇的系统集成工作。

  但是,核潜艇工程从开始进入设计阶段就陷入“摇摆”状态,问题出在组织体制上:领导小组是一个协调机构,缺乏对核潜艇工程进行全盘计划、指挥的权限,项目的进展深受各协作部门内部决策的影响。例如,核动力反应堆是核潜艇的“心脏”,但从19581962年,核动力研制团队的组织关系一直处于频繁调整状态。

  核潜艇工程上马后,19592月,原子能所十二室正式成立核动力研究设计组,年底形成了200人的团队。从1959年底开始,研究设计组按照核潜艇的实际要求进行了“设计练兵”,19606月完成了《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并上报。该设计方案“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什么重大的反复,这证明它在总体上是可行的。这就为以后的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87)。

    196012月,二机部决定:(1)将大多数技术骨干(60多人)调离原子能所,合并到二机部设计院;(2)在原子能所保留少数研制人员,后来成立一个新的独立设计组。

  在中央调整经济的方针下,核潜艇工程于19627月下马。同时,中央要求保留动力堆的研究设计机构,保留少数必要的研究项目(周均伦,1999)。但实际上,二机部在此之前就酝酿解散潜艇核动力的研发团队,以便将其全部集中到生产堆工程。19625月,团队负责人直接向海军政委苏振华反映情况。几天后,二机部接到国防科委正式通知,将潜艇核动力设计人员和建制划归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孟戈非,2002),以保存这支技术团队。由此,核动力研发队伍分散到二机部(47-1室)和七院两个不同的部门。

可以看到,当时核潜艇动力堆的研究设计工作一直受到部门体制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面对一个复杂的联合开发项目,各分工部门很难自发地付出超过本部门权限范围的努力,协同合作;对份内的任务,也可能因各种原因而“暂时搁置”。因此,核动力堆研发出现的混乱源于部门体制在决策上的分散,这是计划经济体制无法自动解决的问题。

   中央专委如何领导重大任务

   中央专委接手核潜艇工程后,19638月决定将分处于二机部和七院的核动力队伍合并,在七院正式成立舰船动力研究所(715所)(杨新英,2016),由七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以七院为主,任务是开展潜艇核动力装置总体方案的论证和设计。

  此后,潜艇核动力的工程设计加快了进度。19645月,七院召开09-1反应堆动力装置主方案和主参数的论证会。10月,主方案确定,开始了对核动力装置的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即系统设计和详细设计)。

    1964年下半年,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发生了“部院合并”的变化,715所的隶属关系转回二机部,更名为北京15所(孟戈非,2002)。不过,这次组织关系调整没有影响技术队伍的稳定。

  1964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经济全面好转的情况下,核潜艇工程再次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指示,国防尖端技术“要有、要快、要超”(刘华清,2004)。19653月,中央专委决定批准核潜艇工程(09工程)重新上马,指派二机部负责在1965年下半年提出核动力堆的具体规划并报中央专委;工程的具体运行事宜由聂荣臻直接领导,并成立一个新的09工程联合办公室,由时任六机部副部长刘华清负责,直接向聂荣臻报告(刘华清,2004)。

    1965年8月25,中央专委会议决定,同意二机部党组关于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建在四川省夹江县境内,1970年建成陆上模式堆的计划。

    核潜艇重新上马后,首要事项是论证潜艇的总体方案,首先要明确,要一艘什么样的核潜艇,然后根据目标选择技术。中央专委在19658月的会议上明确了研制核潜艇的原则:(1)认真执行大力协同的方针;(2)立足于国内,从现实出发,分两步走,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再搞导弹核潜艇;(3)第一艘核潜艇既是试验艇,又要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上力求配套,可以作为战斗艇交付使用。

    尽管负责牵头的聂荣臻元帅没有技术背景,但他能够从战略的角度判断问题。他在把握方向和目标的前提下,让科学家和工程师对特定的技术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各抒己见,再由他拍板选定一个最有可能实现核潜艇总体目标的技术方案。一旦确定,各方面必须统一开展行动。

  许多具体的决策细节充分展现了中央专委的决策原则:选择技术的标准不是先进或落后,而是以达到目标为根本依据。例如:

    1)关于艇身构型方案的讨论,当时提出“常规艇型加核动力”与“水滴线型加核动力”两种方案。“常规”论认为国家技术和工业基础薄弱,应当先仿照较为成熟的苏联潜艇的构型,按照“普通线型核动力→常规水滴型→核动力水滴型”的路线渐进发展;而“水滴”论认为,核潜艇和常规潜艇两者性质不同,不应该在常规潜艇的结构上加装核动力,“水滴”型并不是技术上的冒进,而是已经有调查研究和一定的实验基础,可以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做出一个成熟的核潜艇型号。聂荣臻专门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在充分询问情况和商量探讨后做出结论:“总体不要用常规潜艇的艇型,要重新设计,不然搞得两不像……应该是‘好马配好鞍’,搞‘核动力水滴线型’!”(聂力,2006

    2)关于建立陆上模式堆的讨论,反对者认为反应堆可以先上艇后再试验,这样可以节省经费、缩短试验周期。支持陆上堆的观点则认为,在没有搞过艇上模式堆的情况下,直接上艇风险过大,在艇上调整反应堆也极为不便,建造陆上堆的目的就是保证核潜艇能够直接建造成功。最终,聂荣臻认为,核动力潜艇应该一次建造成功并且能安全运行,因而必须建立陆上模式堆进行充分实验(彭子强,2005)。

  敲定技术方案后,中央专委开始采取措施,推动工程的具体执行。第一,设立明确的工作任务和完成期限,将各部分研制任务在全国范围内的科研机构、院校及企业进行了分配与协作。其中,二机部负责核动力装置的设计与建造,1970年要建成陆上模式堆;七院负责鱼雷核潜艇的总体研究设计。第二,进行跨系统、跨部门的统筹协调,指令有关军区派部队帮助施工,满足核潜艇研制所需的经费和物资器材;同时启动对导弹核潜艇研制工作的部署(董学斌、贾俊明,2009)。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核潜艇工程造成冲击。陆上模式堆是一个集29000多台件设备、仪器、仪表、管道、阀门于一身的复杂装置,由全国26个省市1200多个工厂、研究所和院校参与研制生产。“文革”中,许多工厂和研究所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专家被批斗,协调09工程的系统面临瘫痪威胁。为此聂荣臻建议,并经毛泽东批准,国防科委于19673月将涉及国防的各个科研院所进行军事接管。当这些调整仍然无法阻止政治运动对核潜艇工程的冲击时,身陷政治漩涡的聂荣臻决定,在北京召开核潜艇工程协调会议,通知特别注明:凡是接到通知的厂长、书记,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阻挡。但协调会依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态势,参会的领导干部回到各自单位就再次受到冲击。

    面对全国各地的告急情况,聂荣臻冒着极大的政治压力,在1967830签发了一份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特别公函”,明确指示“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尖端国防工程。任何单位、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冲击车间,更不能以任何借口停产停工”(聂力,2006)。这份文件具有极高的效力,使全国各有关单位纷纷恢复了生产科研秩序。40多年后还有老人记得,当时就是因为这份“特别公函”,所以909基地的一个电报,就能把正在运往其他地方用户的设备中途调到夹江。

  中央专委的领导,使核潜艇工程能够在艰难局势下继续前进。1968年,聂荣臻因“二月逆流”受牵连,此后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出面组织。1970715,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听取现场领导关于陆上模式堆的汇报,批准启堆试验,并决定派清华大学、二机部二院专家和有关部门领导赶赴现场,跟班工作。陆上模式堆于716开始试车,830日达到满功率,验证了中国第一座核潜艇动力堆的成功。

19701226日,艇上安装核动力装置工作完成,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经过试航和调整,197481,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入列,命名为“长征一号”。此后,以“长征一号”为基础,1978年中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动工,19814月下水,19889月成功发射潜射弹道导弹。这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海基核威慑力量的国家。核潜艇工程的成功证明了中央专委在完成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任务上的关键作用。

                        (编辑 季节



此文转载自《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本文在作者授权下转载时进行摘编,并增加编者按。

* 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何鹏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信集团原董事长。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已100年。我们面临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变革的时代。要制定正确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必须正确认识和了解近现代中国,由此必须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正确认识和了解近现代中国,只有深刻了解我们的过去,才能正确认识现在,才能把握未来的方向,这个未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而且是中国人民的未来。

 首先要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代背景。中共诞生的前十年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但政权落入北洋军阀手中。从此中央权力瓦解,国家分崩离析,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止。帝国主义侵略一步步逼近,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受到统治者残酷镇压,只能在地下从事秘密工作。党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大革命高潮时的5万人,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党再次转入地下,发动工农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党在各省交界的偏僻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在十年内战期间,鼎盛时根据地曾达到15个。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性,决定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斗争特点:秘密、分散、复杂、多面。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中国共产党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共产党能在全国取得胜利,除了军事斗争、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外,还有城市工作、统战工作、舆论工作,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动员了社会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丰富、全面的,也是世界各国政党史中最丰富、全面的。[1] 要认真、全面地总结这些经验,党史研究者需要具有各个方面的知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

1、在白色恐怖时期,陈为人用生命保护“中央文库”文件,保存了党的历史

 1928年,周恩来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时,十分重视并直接领导了中央档案的收藏和保管工作。他委托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指出:档案“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时,在云南路447号熊瑾玎、朱端绶开设的福兴字号的楼上开会,由邓小平负责记录,直到1929年夏他离开上海去广西为止。记录详尽、完整,保存在浙江中路112号,由张纪恩、张越霞负责的中央、中央军委联络点。精心保存党的文件,也就保存了党的历史。建党初期,党史工作就是保存档案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件逐渐增多。1932年下半年,中央成立文库,设专人保管,后人叫“中央文库”。1933年之前,中央的档案是完整的。1933年党中央迁到江西后,1934年长征出发时挑错了担子,将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的档案留在了中央苏区,仅将毛泽东、朱德的档案挑出来了。在国民党严重围剿下,为了保守党的秘密,项英将留在苏区的中央档案全部烧毁。[2] 此后研究1933年到193410月这段历史,因缺乏中央会议记录而无法深入。

 在“中央文库”负责时间最长的是陈为人。他参加过五四运动,1920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冬和刘少奇一起赴俄国学习,1921年年底回国参加共产党,1932年下半年起,他负责“中央文库”。1934年下半年,上海党组织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他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保守机密,不能外出找工作,备尝艰辛,保证了文库的安全。1937年,他将文库安全完整地交给组织。自己因贫病相交病逝,年仅38岁。

 中央文库一直保存到1949年。解放后,由华东局移交中央,[3] 现存于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记录等重要档案一直保存完整,从未落入敌手。先辈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党的机密文件,为后人研究党的历史创造了条件。

2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第一次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瞿秋白在会上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周恩来做组织问题、军事问题报告。蔡和森做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刘伯承等多位同志发言,大家讨论、研究、总结中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会后邓中夏留在苏联,写出《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年),1930年在苏联出版。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研究自己的历史。前人的工作为我们后人提供了大量的史料。经过讨论、研究、总结中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大为提高。1944年中共中央认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4]  

3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杨尚昆发起征稿《二万五千里》

 1936年春天,为了记录下史无前例的长征,红军政治部决定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日记,由几个人负责编写。但因红军渡河东征,此事一直延宕到8月,后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采取大规模的集体创作。斯诺的到来推动了这件事。

 19368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写信,发起征稿。信中写道:“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相同内容的电报。

    中央领导、军委领导同志带头写作,如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徐特立等。做政治工作的陆定一、肖华、王首道、熊伯涛身体力行。在保安的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的36名学员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谭政、耿飚、周士第、陈士榘、莫文骅、彭加伦、舒同、贾拓夫、童小鹏等同志都响应号召,开始写作。

 193610月底收到征稿200多件,50万字。取文字丰富、通顺的稿件编撰。取书名为《二万五千里》。

19372月,编者经过精选,选出近40万字。按一日、一事、一文,基本按行军时间、路线顺序排列。编者本着史学工作者的职责,为了存真,来稿中除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加以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这是关于长征最早、最可靠的回忆。书后附有:红军歌曲,重要战役的英雄姓名录,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行军和休息的时间统计表、所经过之民族区域表。这些统计均依据命令、报告、各种日记、报纸汇集面成。那时,长征日记比比皆是,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多得多。有人利用这批资料改写后在上海发表(赵文华:《从江西到陕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193712月大众出版社发行)。誊清稿本原件一直保存在鲁迅家中,20069月上海鲁迅纪念馆影印出版。

 《二万五千里》编好后,手稿存放在总政治部,直到194211月终于有机会付印。书名改为《红军长征记》,一字未改,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当时陕北受到经济封锁,印书用的是粗糙的草纸,不易阅读和保存,数量很少。1954年《党史资料》(内部发行)将该书稿分三期重新刊印(题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共96篇。1954年,在纪念长征20周年时才得以公开出版,采用《红军长征记》中文章仅48篇。

 19367月,斯诺和斯诺夫人海伦相继到陕北采访多位共产党领导人、红军指战员,随后撰写、出版的《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首次向世界公布红军、苏区的真相,引起轰动。

4、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公开走上政治舞台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地下走向公开,和外界交往甚多。各个根据地的领导人写了大量文章,介绍宣传党的政策,介绍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情况和解放区的情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方面领导人向中央的报告,也保存下大量的历史资料。

 国内外记者纷纷到延安和各解放区采访,写了众多报道,如:史沬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向本国政府提交了很多关于共产党、解放区的报告和报道,如:美国使馆人员谢维斯,罗斯福总统的卫队长卡尔逊。卡尔逊受罗斯福委托,于1937年和1938年两次深入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旅行、调查,回国后撰写出版了《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双星》两本书。

5、延安整风第二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毛泽东思想,达到党内思想空前的统一。

 为了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清算错误路线,1941-1943年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继党的六大之后,党内又一次掀起了研究党史的高潮。

 当时整风分两个层次,高级干部是整理、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分清是非,清算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广大干部而言,是学习22个文件,检查个人思想(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清查个人历史。

 当时高级干部仅有几百人(七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90人)。许多高级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的两个支部参加整风,主要是学习文件,总结他们在十年内战中所领导的各个根据地、各方面工作的经验教训。这些高级干部和当时分散在各个根据地的高、中层领导人(分局、县团级)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为后人留下大量第一手资料,现存中央组织部的干部档案内。

    为供党内高级干部学习、讨论,194210月,中央书记处利用中央文库,编辑出版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136万字)、《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材料》(282万字)和《两条路线斗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扩大)经过一年的讨论,1945420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完整、全面总结了建党以来到19377月之前的历史经验教训,主持这一工作的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这个总结使党内思想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为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整风运动中提出并开始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宣传。19437月,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1945年七大党章明确:“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1940年代起,介绍、研究毛泽东生平、毛泽东思想,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毛泽东著作出版也是最多、最全的。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6

1建国初期:党史研究和宣传从高层、秘密逐渐向社会公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即成立中共党史资料室,由中宣部副部长、德高望重的徐特立同志兼主任,历史学界著名前辈黎澍为副主任。中宣部发文,要各地将所保存、收集的革命书籍、报刊、文章、传单、日记、书信等上交中宣部。党史资料室根据这些资料汇编成册,出版《党史资料》,每年4本,当时只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各部正副部长和党委党组机关,只印800册。1953年发行范围扩大到地委部长级干部,也不过印二、三千册。这套书从1951年底到1954年共出版了24辑,320万字。

 2、《毛泽东选集》(14卷)的出版极大推动了党史研究

    194912月毛泽东访苏。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将自己写的文章、起草的文件报告编辑成集出版。1950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毛泽东亲自主持,成员有陈伯达、胡乔木等。19507月,斯大林派哲学家尤金到中国帮助此项工作。因为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全力指挥志愿军入朝作战,直到三次战役后才顾上选集一事。195110月出版选集第一卷,毛泽东出于慎重,第一版没有收入《实践论》。11月在尤金建议下,苏联首先发表了《实践论》,反响很好。《人民日报》于1229日、30日发表全文和《真理报》的评论,后《实践论》收入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毛泽东选集》是总结中共成立以来28年历史的重要资料,对《选集》的宣传、注解、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党史的研究和普及。《选集》第二、三卷分别于19521953年出版。

196010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与此同时,国内各报刊发表了大量关于解放战争的回忆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内部出版)也刊登了多位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抢救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印证了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指挥全国作战的英明伟大。这些文章在粉碎“四人帮”后结集公开出版。

 3、党内出版发行文件汇编,公开出版党史研究专著

 为配合《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19515月,中央办公厅在党内出版《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供党内高级干部参考。为满足党史教学的需要,1957年以活页形式印行《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近百万字,但印量很少。

 《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为了满足干部、群众学习党史的需要,分别出版了党史专著和资料汇编。19516月,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发行了单行本,此书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权威书籍。

 1956年出版缪楚黄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此书利用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全书13万字,内容大为丰富。共印了150万册,译成5种少数民族文字、6种外文,广为流传。

 1959年,中国科学院学部近、现代史组和通史组组长、历史学家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开始出版,到1962年出齐四卷本,大大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历史。

 为了满足党史讲授者和研究者的要求,195310月起,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宣部收集到的各方面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史资料丛书》。首先出版邓中夏烈士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年),还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以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19443月首次出版)《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194410月首次出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等。

1958年之后,出版了大量老同志的回忆录,党的奋斗历史深入人心。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110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到1961年出版了16册。这些回忆录多是记录具体的战役战斗,表现党和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教育了新中国一代青少年。2000年后,解放军出版社将当时未编入《星火燎原》的文章结集10本出版。

因为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很多文件不可能写明会议的地点,许多基本史实不甚清楚。如八七会议是在九江还是在武汉召开,长期模糊不清。一直到1979年,会议的参加者李维汉专程到武汉找到八七会议的旧址,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如遵义会议召开的日期,一直根据一份文件所标明日期说是193418日。后经多方考证,才认定遵义会议是115-17日召开。

4、“文革”期间党史研究百花凋零,造成思想混乱。

“文革”期间,许多干部被批判、打倒,他们撰写的回忆录或者有关他们内容的文字材料也遭封杀、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党史只讲与毛泽东有关的历史。林彪、“四人帮”还借口“为政治服务”篡改历史,如有人提议将建军节日期由81日改为秋收起义发动的99日,因毛泽东的制止才没有得逞。

 “文革”时期许多干部受审查,其中很多干部实事求是写的检查或证明材料,保留了大量历史材料。后人根据这些材料整理出书。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1981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文革”中以批判为由,公布了大量干部档案,这些档案有歪曲篡改之处,但也有许多难得一见的党史资料。

从粉碎“四人帮”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1、中央建立党史领导小组,恢复党史研究机构

 197610月,中央决定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成立了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华国锋任主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乔木出任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19771月到1978年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回忆周恩来的文章,这些文章冲破禁区,推动解放思想,推动了党史研究。19794月,中央决定编辑《周恩来选集》,上卷于198012月出版。

197733日,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各省、各地相应地恢复了党校,均成立了党史教研室。重点军事院校的军史研究和党史研究也得到充实。1978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李新、黎澍、廖盖隆分别负责编撰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传。机构设在中央党校,从全国各地调干部及高等院校的教师参加工作。

 19801月,中共中央党史委员会成立。19822月,中央成立党史工作小组,由胡耀邦、薄一波、杨尚昆负责,体现了党中央对党史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相应地,19807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乔木,第二任主任是胡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党史研究室。同时成立了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下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和各地的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合作出版党史资料丛书。收集、公布了各地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文件,这些专题研究成果出版,有力地匡正史实,推动党史研究。

21979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领导研究“三次路线斗争”

 1977年,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工作。他提出:要研究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文革中“三次路线斗争”问题(即反对刘少奇、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的斗争)。

 当年12月,党史研究小组起草了“三次路线斗争”研究方案。胡耀邦听取小组第一次汇报后说:“不要泡在文件堆里,以文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要以实践作为检验正确与否的标准。”他的指示给党史研究人员以强烈的思想震动和启迪。

 1978年春,《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初稿发给校内学员讨论。[5] 文件提出: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

 当时党校云集大批高级干部。19784月,800多名学员进行了10天大讨论,党校的热烈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人。在这种气氛下,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于510日首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讨论启发人们敞开思想,重新认识党内斗争,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准备。

3、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党史研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1979年下半年,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81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有4千高级干部参加讨论。同时,1980年特别法庭审理“两案”,公布了林彪、“四人帮”大量罪证,进一步批判其倒行逆施。否定“文革”逐渐在党内形成共识,形成研究党史的又一个高潮。党内民主气氛浓厚,人们思想活跃,畅所欲言,很多研究影响到亿万群众。80年代是社会思想活跃和开放的年代。

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

40年来,党史研究在不断进步。尤其是注重实事求是,加强调查、考证,作风更严谨,研究视角更开阔,内容更丰富。

    1980年,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创办《党史研究》杂志。其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史研究室相继创办了30种左右党史刊物以及有关近现代历史和人物的综合类刊物,全国大约有上百种,极大推动了党史研究和收集工作。

    中共中央、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大专院校、中央和各地党校等,都致力于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学术研究空前活跃,优秀著作层出不穷。著名的有: 由胡乔木倡议,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1996年出齐),胡绳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七十年》(1991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第二卷(19491978)(分别于19912011年出版),等等。

    出版了中共各位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资料、文件汇编,传记、年谱系列,公布了大量档案和原始资料。如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以及各重要历史事件的档案资料汇编(如皖南事变、上海三次武装起义、黄埔军校史料)等。

人民大学胡华领导全国高校教师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录了631位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的历史资料。这些党史教师们走遍全国各地,不畏千辛万苦,抢救了一大批历史资料。

革命回忆录如雨后春笋,好作品层出不穷。突出者如李维汉。李维汉是毛泽东的同学、新民学会成员,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1979年回北京后全力投身党史工作,和罗章龙、易礼容一起,和众多党史工作者座谈,撰写《回忆与思考》,力求写出历史本来面貌,总结历史经验。又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49-1966),他重新看过档案,经专业人员帮助整理,公布了大量重要的史实,推动了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研究。

1991年之后,中共党史研究室组织学者翻译了俄远东研究所等部门编辑的系列档案文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3年)》,并合并国内历年发表的其他重要中央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新时期,党史研究成为新的热点

2021220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通过学习党史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发扬革命精神,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总结历史经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

在新的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曾经流行一时的崇尚西方的理论产生怀疑。他们迫切要了解中国兴盛的原因,要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

随着党的100周年纪念活动的展开,随着中国实力的强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会迎来新的高潮,会有更多更好的研究党史的书籍出版。

(编辑  苏歌)



* 李海文,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1] 1977年原江苏省委第二书记陈光谈话。

[2] 李海文、刘春秀采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质忠。

[3]李海文、曹仲彬访问刘瑞龙。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9页。

[5] 《金春明自选文集》第244页。



 

导读

1993312日,王震同志逝世,45日,他的骨灰撒在天山之巅和他魂牵梦绕的石河子垦区。这位一生心系边疆的老将军,最终长眠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

 

19809月至19818月,王震同志受中央委托,4次赴新疆考察。当时我任《解放军报》记者,每次都随行采访。从1983年始至1993年王震去世,我又有幸被调到他身边担任他的秘书。在他身边工作,时时、事事深受教益。

1953年,王震调离新疆,但他始终没有忘怀曾经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这块土地,直到他去世前,曾先后14次回新疆视察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8次扶杖往临新疆考察。在他北京的住所,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经常是他的座上客;新疆有关部门在北京举办有关活动,他总是在极其繁忙的公务中挤时间参加;在有关会议上,遇到新疆的同志,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西北边塞的情况。

王震还经常戴着老花镜,亲自动笔,字斟句酌,多次就新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建议。新疆的各族干部群众说:“王老是身在北京,心在新疆。在晚年,他对新疆的工作更是弹精竭虑操尽了心!”

王震去世后,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怀念王震的悼文中说:“他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在有关新疆稳定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丰富了我们党做好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工作的经验。”

促进民族团结 稳定新疆大局

由于境内外民族分裂分子的挑动,1980年下半年,新疆的民族关系一度出现紧张态势,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受到影响,工农业生产明显下降。对此,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十分忧虑。王震同志这时已进入古稀之年,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对新疆局势的发展倍加关注。

1980923日,中央召开了新疆工作座谈会。

会议决定,派王震同志到新疆,代表中央慰问新疆各族干部、各族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此时王震刚做膀胱癌手术才四个月,身体十分虚弱。但在接受中央任务后的第四天,他便登机出发。

927日,王震到达新疆,立即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工作汇报,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和部队同志进行座谈,听取他们对新疆形势的看法和建议。此后王震出席了自治区第三次文代会和自治区四届政协第十次常委(扩大)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不顾疲劳,先后到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视察。王震同志在新疆各地的视察中,反复强调:

1.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新疆居住的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等13个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其他兄弟民族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都以勤劳、勇敢、智慧和团结著称。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在新疆传播马列主义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陈云、李先念同志也在新疆工作过。新疆的各少数民族很早就受到中国共产党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受到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影响。

2.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荣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形成了亲密团结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各民族之间虽然也发生过争斗,但都是为时短暂的,和睦友好相处的历史是悠久的。解放30年来,各民族的团结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犹如天山上的雪莲,在风雪中傲然盛开。

“文化大革命”中,少数坏人反汉、排汉,汉族干部受到冲击,许多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冒着危险把汉族干部群众保护起来。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各族人民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党、国家和各兄弟省、市、自治区大力支援的结果。

3.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面对保卫边疆和“四化”建设的重任,一定要深刻认识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局、生命线和根本共同利益所在,人人要争当团结的模范。要时刻警惕境内外敌对分子妄图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罪恶阴谋。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

4.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坚持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宗教观的教育,坚持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的科技人才,大力发展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坚持打击扰乱社会治安的打砸抢分子、流氓犯罪分子。但要注意,不要一有人闹事,就说是少数民族闹事。各民族绝大多数群众都是很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管是什么人,是哪一个民族的,犯了罪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5.驻守新疆的解放军部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为保卫、建设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要进一步加强军队的内部团结,加强军政团结,加强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在学习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提高军事、政治素质的同时,积极协助地方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的利益。

6.农垦职工要继续做好屯垦戍边工作。屯垦戍边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不可动摇。西藏海拔高,生活费用较高,到西藏工作的内地同志年龄大了,不适应西藏生活,可以内调。新疆不存在这一问题。汉族同志,特别是老同志,要特别注意保持和发扬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扎根边疆。农垦要在搞好民族团结和与地方团结上起模范带头作用,与地方农牧企业相互支援、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在开发、建设、保卫边疆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新疆视察慰问的17天中,王震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脚上的末梢神经炎发作常常让他痛得彻夜难以入睡,但他仍咬牙坚持。他先后与几百人座谈,会见了近万人。在这次视察中,王震身体力行,带头做民族团结的模范。

1980927日,在自治区欢迎便宴后,有少数民族同志邀请王震跳舞,尽管他刚动手术不久,双脚又患严重的末梢神经炎,但依然十分高兴地接受邀请,潇洒地跳了一段新疆舞,赢得在场的各族干部群众齐声喝彩。他的言传身教,使新疆各族军民深受教育和鼓舞。回京后,王震向中央递交了《赴新疆慰问的汇报提纲》,他说:“我请求党中央、中央军委让我以现在的职务、身份,在新疆帮助工作……这是出于对新疆山山水水的情谊,出于爱国者、革命者和共产主义战士的赤诚之心。”19801226日至198115日,中央召开了新疆问题座谈会。会议决定成立以王震为团长的中央赴新疆巡视团,到新疆帮助工作。

此时,喀什、阿克苏、巴音郭楞垦区的几千名支边青年聚集阿克苏,强烈要求回沪安家落户已达月余。1981年年初,位于新疆南部的叶城县又发生动乱事件,少数人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殴打干部,扬言要建立“伊斯兰共和国”。

198118日,王震又一次率团到达新疆。在新疆的十余天里,他不顾慢性支气管炎的发作,走遍冰天雪地的天山南北。他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加强民族团结,要维护安定团结。

19815月上旬,新疆伽师县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叛乱分子公开扬言要用枪杆子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根据王震的请求和中央决定,1981516日至24日,王震率中央巡视团又一次来到新疆指导工作。

1981810日至19日,王震和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任重,陪同邓小平到新疆休假。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震第四次到新疆。就在临出发的当天上午,他在解放军总医院作了膀胱镜检查,往膀胱里注射了治疗癌症的药物。那时,他的心率最快时每分钟曾达160多次,医生让他最少要休息半个月,但王震深知这次到新疆的重要性,下午便出发了。他陪同邓小平来到乌鲁木齐、石河子、吐鲁番等地,途中,还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新疆的有关情况和自己的一些看法。

19811019日下午,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同志同新疆自治区党委和乌鲁木齐军区领导进行了谈话,又一次讨论了新疆的问题,宣布了中央关于调王恩茂任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决定。至此,新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逐渐恢复并发展。

力促恢复兵团 加强屯垦戍边

1980年前后,新疆局势接连出现问题,恢复、发展和壮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便成为萦绕王震心头的一件大事。

王震是新疆现代屯垦事业的开创者,又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缔造者。自1954年成立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于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保卫祖国边疆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到1965年,新疆兵团累计拓荒一千多万亩,当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达6.6亿元,占全自治区的1/3。在此期间,国家共投资7亿元,兵团自己累计投资14亿元,上交国家税金8亿元。

在“文化大革命”中,建设兵团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1975年兵团体制被撤销。这不仅给国家和自治区增加了负担,而且严重削弱了边防力量,对此,王震十分痛心。粉碎“四人帮”后,王震即考虑向中央建议适时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局势出现问题之后,他的这个想法进一步明确了。

王震率中央慰问团在疆活动期间,每到一地,除了强调各族人民的团结、边防的巩固、“四化”建设外,他几乎都要强调农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980105日,王震在阿克苏接见当年跟随他进疆开发塔里木,仍留在原农一师工作的老红军、老八路和老标兵时说:“我们的农垦方针是正确的。希望老同志保持和发扬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安心边疆工作……在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中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次讲话不仅是对老同志的安慰和鼓励,而且是为尽快恢复被撤销的兵团体制作了一次舆论上的准备。

19811月,王震同志第二次巡视新疆工作时,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数千名局以上干部大会上,他联系新疆的历史和现实,严肃地说:“解散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完全错误的……生产建设兵团搞了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还有交通运输业,这些办得完全对……”130日,王震正式向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递交了报告。报告中说:“新疆农垦现有二百多万人,屯垦在全疆各地。主力屯垦于准葛尔(天山北)、塔里木(天山南)两大盆地,建设起七十多个边境团级农场,担负生产和边防警备。应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农工商联合经营,归中央农垦部和自治区双重领导。”

邓小平198171日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8月,邓小平应王震之邀来到新疆。他一下火车,便对前来迎接的自治区领导说:“我们明后天就到石河子垦区去看看。”813日,邓小平在王震的陪同下视察了著名的军垦新城石河子。望着眼前阡陌相连的绿洲,郁郁葱葱的林带和丰收在望的棉田,邓小平欣喜不已、感叹不已。回到北京不久,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强调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实有必要。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

王震约国家农委党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紧锣密鼓地给中央起草《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报告总结了30年来新疆农垦事业的经验教训,认为:生产建设兵团这种体制,有利于新疆的安定团结,适合新疆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

1981123日,中央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六年之久的新疆兵团得以重生。

王震对恢复后的兵团更是倍加关心、倍加爱护。198261日,王震代表党中央参加“庆祝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会”。会上,王震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

他在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肩负着历史的重担,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你们寄托着殷切的希望。兵团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职工,一定会顺利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

原兵团政委郭刚回忆说:“我来兵团工作后的六七年间,曾先后12次见到王震同志,深深感受到他为兵团事业的发展壮大倾注的全部心血,深刻地感受到他始终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思考和决策问题的远见卓识。”

王震关心兵团的体制改革和各项改革事业。兵团刚恢复之初,他便指出:兵团各级不要搞那么庞大的机关,平时主要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生产部队,是一个经济实体,实际上是一个大的企业公司,要讲求经济效益,同时又是担负维护祖国统一、巩固祖国边防的工作队和战斗队。兵团是大农业,既要发挥全民所有制大农业的优势,又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把农场建设成现代化、机械化的国营农场。生产责任制和专业承包是对的,一定要搞好,但要有统有分,要大农场套小农场。新疆地多,职工盖房子,房前房后可以划给职工几亩地,搞好庭院经济,家庭可以养鸡、鸭、鹅,养猪、羊、牛。

198910月,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赴新疆考察后,转送王震一个报告:兵团恢复后,各项建设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遇到不少问题:兵团粮、棉、油等大众产品和糖、布、纱等生产是按照国家体制进行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按平价交给国家,而农产品价格偏低,所需生产资料大部分为议价购进,不少团场和企业出现亏损;兵团有丰富的水土资源,有强大的职工队伍和机械化等优势,但兵团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没有直接列入国家或国家有关部门的计划,致使这些优势远远没有得到发挥。

王震认真阅读了报告,又专门听取了新疆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汇报,向中央提出了要求解决问题的报告。此后不久,国务院召集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水利部等七个部门专门开会研究,同意对兵团的计划和经济管理体制作必要的调整。

王震关心兵团和自治区的关系

王震同志多次对兵团领导讲:“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是上级,你们是下级。你们要尊重服从领导,有事要多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请示汇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决定,你们要坚决贯彻执行。兵团干部职工要虚心向地方各族人民学习,同时有责任帮助各兄弟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发展,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要尊重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搞好与各少数民族的团结。”

王震多次嘱咐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说:“兵团是巩固边防、繁荣边疆十分重要的力量,要大力支持兵团的发展。”

1991817日,王震最后一次来到石河子垦区视察。在兵团农八师一四三团的棉田里,王震特意把陪同视察的自治区政府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和兵团领导金云辉、郭刚拉到自己身边,语重心长地嘱咐:“地方和兵团要不分你我,要互相支持,加强团结。”当三位领导都表示,地方和兵团历来团结得很好,并要进一步加强团结时,王震满意地笑了。

(编辑  季节)

 



*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近年来,美国通过美元体系的优势地位和对SWIFT系统的实际控制权,对伊朗、俄罗斯等国实施金融制裁,同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主权国家进行金融制裁威胁。为了应对这一越来越紧迫和严峻的金融安全挑战,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建立新的地域性跨境结算系统,以降低对SWIFT及美元的依赖程度。如俄罗斯、塞尔维亚、阿曼、阿根廷、尼日利亚等国家,欲借助非美西跨境支付系统,建立辐射本地区的国际结算网络,接入周边国家的商业银行,支持以本币及人民币、欧元等多币种作结算货币,最终实现本地区跨境支付的自主可控。

中国公司在海外建立跨境结算的新进展

中国的时代愿景结算技术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北京的全内资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国际商业结算控股公司”的运营主体,相当于香港上市公司的母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愿景”)长期专注于跨境结算技术/系统研发,现已参与了多国建立新型跨界结算系统的实际工作,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和实质性进展。

1.与俄罗斯工业天然气银行合作建设的跨境结算系统已通过系统测试。俄罗斯工业天然气银行(简称“俄气银行”)是俄罗斯第三大国有银行,是俄罗斯天然气贸易及融资的主要银行。为了应付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俄最高当局决定在俄罗斯建设面向欧亚地区、不依赖SWIFT的跨境结算系统。系统建成后,俄罗斯将利用其影响力吸纳大欧亚地区广泛的商业银行成为其参与者,目标是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支持卢布及人民币、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与SWIFT平行的第二大国际收支汇路,实现本地区跨境结算自主可控。

俄罗斯总统普京批示,指派俄气银行实施该项目。该行已与中国时代愿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由中国时代愿景公司提供系统所需技术;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负责系统运营。目前该系统已经通过测试,系统在技术和安全上完全满足俄方需求。俄方有信心快速吸纳欧亚国家的银行加入系统。同时,俄方提出诉求,希望中国的商业银行能积极加入成为参与者,以实现中俄之间巨大贸易体量的非美元结算。

2.为塞尔维亚提供结算系统进入协议阶段。中国时代愿景公司与塞尔维亚财政部进行了一年多的共同建设中东欧跨境结算系统项目交流。今年4月,时代愿景公司负责人受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接见,总统明确表示支持时代愿景在塞尔维亚兴建中东欧跨境结算系统。他认为,这不仅有助于塞尔维亚产业升级,也能为提升中国-中东欧贸易水准及结算安全提供先进的金融基础设施。塞尔维亚中央银行董事会也表示,将在该项目牌照、周边国家银行接入等方面提供最大的便利。

3.获得尼日利亚央行颁发的清算机构牌照,目前进入系统部署阶段。20205月,时代愿景公司与尼日利亚中央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时代愿景为尼日利亚提供新一代国际结算系统及数字货币系统,支持尼日利亚成为非洲跨境结算中心及数字经济中心。根据协议安排,双方已成立合资公司(中方控股),并获得了尼央行颁发的清算机构牌照,目前进入系统部署阶段。系统建成后,尼日利亚央行将通过其影响力接入非洲大部分主要商业银行,这些银行的跨境支付将不再依赖SWIFT,也不需要绕道美国,在非洲大陆内就可以完成。结算币种不限,不再局限于美元,这将大幅降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缩短到账周期。

4.在阿曼成立跨境支付系统合资公司。在阿曼苏丹的支持下,时代愿景公司与其指定机构在阿曼成立合资公司,双方股份5050,建设辐射中东海湾区域的跨境结算系统,并希望籍此系统连接中国及时代愿景在其他区域的网络,为中东对外往来贸易提供不限币种的跨境支付服务。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合同谈判阶段。

5.正在乌兹别克斯坦申请相关金融牌照。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指定机构与时代愿景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采用时代愿景技术,建设连通中亚五国到中国及其他时代愿景可覆盖区域的跨境支付系统,乌兹别克斯坦还将授予合资公司数字银行牌照,借鉴中国经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保障跨境结算自主可控的新目标

除上述这些地区外,时代愿景公司还与阿根廷央行、泰国中央银行展开了实质性的交流,项目正在推进中。时代愿景公司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中发现,许多国家担心在中美竞争中被迫“选边站”,尤其担心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被美西抓住把柄,受到金融制裁,因而普遍存在金融通道方面的“避险”需求。他们希望通过与中国公司合作、合资的方式,共建相对独立于美国的跨境结算系统,通过共同结算行关系来实现跨区域互通,逐步从区域化连成全球网格化、体系化,形成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第二汇路,最大程度规避西方国家的过度反应和金融制裁。根据对这些地区银行的摸底调研,时代愿景公司认为,其跨境结算系统有望用3-5年的时间,接入5000家银行,达到SWIFT一半的规模,从而建立由我国主导,能够保证国际结算自主可控的新一代环球结算网络,成为跨境结算领域的北斗系统。

构建新一代环球结算网络存在的挑战和问题

从目前实践的情况看,要达成这一目标,还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银行对参与建设第二汇路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态度不够积极。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贸易占比很高,因此迫切希望本区域结算系统建成后,中国商业银行能作为参与者加入,实现与我国的跨境互联互通,可以为该地区与中国的贸易提供结算便利;而中国的银行对此态度并不积极。

二是部分国家建设资金存在缺口。建立新的跨境结算系统需要有一定的投入,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得到中国国开行、进出口银行或欧亚基金、丝路基金等政策性银行、基金的融资支持。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建议:

1.协调中国商业银行积极参与以中国企业主导的跨境结算系统。协调商业银行为时代愿景公司的海外拓展提供必要支持和配合,使之作为参与者加入中国企业海外建设的结算网络。

2.将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国际结算系统,纳入发改委等部委重点项目清单,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能够对中国公司海外网络部署提供专项资金予以扶持。

3.在条件成熟时,支持中国公司将以上欧亚、中东欧、中东、非洲等跨区域结算金融数据交互中心建在国内,人行给予中国公司研发的结算系统与SWIFT同等的支付清算系统地位,并鼓励国内银行集中接入,通过桥接的方式实现与海外各地区结算系统的互联互通。这样做有利于打破美西对全球金融业务的垄断,规避其利用SWIFT系统对我及友好国家进行金融制裁的风险,同时可掌控国际贸易大量新生的金融数据资产。

(编辑  宋斌斌)



* 罗峰,国际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简称CBDCs)是当今热门话题,全球众多国家中央银行正在努力开展数字货币的研发。比如,巴哈马中央银行最近推出了“Sand Dollar,中国人民银行早前进行了“数字人民币”的大规模试点,美联储也正与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机构合作,对数字货币进行广泛研究。

目前,国际清算银行正在通过全球多个城市设立的创新中心,推动该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有关工作,开展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经济学研究,支持各国中央银行通过国际清算银行这个平台进行对话合作。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和学术界也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发展展开热烈讨论,一些根本性问题被广泛提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今天的货币有什么不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对用户、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和国际货币体系到底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这个宏大的想法付诸实践等等。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其他支付方式的差异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是一种在技术上非常先进的中央银行货币,设计得当,可以为数字经济提供一种安全、中性和最终的解决方式。表面上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类似于其他支付工具,但实际上,中央数字货币、零售快速支付系统和全天候批发支付系统共同构成了一个崭新的支付体系。由于中央银行货币的独特性,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商业银行货币、加密货币以及稳定币相比,均具有显著不同。

首先,作为一种数字支付工具,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以国家记账单位计价,是中央银行的直接负债,它提供了新的数字形式的中央银行货币——一种安全、中性和最终的结算媒介,可以快速消除交易中的所有债权。而当前的支付系统包含两个层次的公私合作关系:一是中央银行拥有现金和商业银行储备,二是商业银行向私人部门提供货币,用户可以通过银行转账、支票、信用卡和借记卡以及自动柜员机(ATM)从商业银行获取这些资金。

中央银行货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最终性。提供最终结算手段,消除支付过程中的残余风险;二是流动性。形成日内结算流动性,为支付系统运转提供动力;三是特殊时期作为最后贷款人。这三个特征确保了货币体系的安全、可靠和运行效率。中央银行货币还有一个重要特征——中立性,作为一个非商业机构,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信用中心。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支付系统的现有元素进行比较发现,银行准备金可以看作是商业银行专用的一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形式,用于支付系统中的银行间结算。商业银行使用中央银行货币作为最终结算资产,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其次,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为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既可以直接供商业银行用于批发用途,也可以供社会大众用于零售场景。无论哪种情况,它们都可以通过中央账户提供,或者通过类似现金的电子代币提供,这取决于用户是否持有电子代币。

由于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已经数字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如今,各国中央银行都在探索基于代币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作为金融机构直接获取和支付的新方式,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开展的Helvetia项目表明,将代币化资产和中央银行货币整合在一起是可行的。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现金形式——数字现金,作为实物现金的补充,为普通公众提供获取资金的新手段。以一个购物者购买价值100美元的商品为例:在现有的支付体系下,由于技术和操作上的原因,即使立即清算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银行之间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结算通常也不是即时的。在延期结算的零售快速支付系统中,收款人承担信用风险,只有当所有转账净额在中央银行账簿上结算后,所有债权才被清偿,信用或流动性风险将消失。

第三,相同交易在基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支付系统中更加简单,货币支付只涉及将中央银行的债权从一个用户直接转移到另一个用户,不存在信用风险。货币并不体现在中介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而是直接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由安全、中立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进行实时结算。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在运营设置、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无缝支付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以中央银行货币直接结算的方式是相同的,这是基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支付系统的典型特征。从用户的角度看,零售快速支付系统(RFPS)与基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支付体系非常相似(见表1),关键区别在于后者是由提供独特中央银行货币功能的中央银行直接负债。

1 RFPSCBDCs的对比

 

RFPS

CBDCs

安全性(信誉和流动性作为结算资产)

有存款保险的商业银行负债,潜在的非银支付服务提供商

中央银行直接负债

终端用户的最终性

实时性;收款人可立即使用资金

实时性

大规模水平下的最终性

部分使用延期结算,其余使用实时结算(RTGS

不存在此问题

普遍的可访问性

需要身份认证(基于账户)或非银钱包(基于代币)

需要身份认证(基于账户)或通用(基于代币)

用户与商家成本

通常较低;可被监管

通常较低;可被中央银行设定

用户匿名性与保密性

被系统设计、银行与数据保护法所保护

被系统设计、银行与数据保护法所保护

新的数字化功能

-

可能实现可编程性与功能化

跨境使用

可与其他快速支付系统联动

依据不同mCBDCs设计选项可能具有优势

资料来源:BIS

在某些情况下,作为中央银行直接负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非常重要。用户在选择使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或商业银行资金时,主要考虑商业银行在整体服务方面的增值,以及用户对商业银行特有的安全感。在极端情况下,商业银行仍然有可能发生挤兑风险,比如金融危机时,银行间市场冻结,最终需要由中央银行通过充当最后贷款人来解决。

因此,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需要在减少银行挤兑风险敞口、加强竞争以及提高用户的支付清算体验方面取得平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加密货币和稳定币并没有获得中央银行支付基础设施的背书支持,这正是它们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主要区别。

用户视角下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实践

首先,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使用体验和当前的数字支付非常类似。银行或支付服务提供商对用户进行合规审查,确保符合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的要求后,为客户开设一个账户或钱包,并及时处理支付欺诈案件。资金可以通过近乎不可见的后端安排,从银行账户、信用卡或其他支付服务转移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钱包”。同时,用户也能够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转换为任何其他形式的货币,例如银行账户中的资金、数字钱包或现金。

其次,可以使用各种支付设备交易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可以使用预付费设备、具有离线功能的信用卡、智能手机钱包以及其他科技应用集成式设备。为此,实现CBDCs的完全可兑换需要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大量努力和合作,这也是各国中央银行正在研究各种中央数字货币设计方案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旨在解决支付方面的各种问题。长期以来,支付存在两大痛点:信用卡和跨境支付的高额费用、缺乏普及的数字支付工具。最近,大型科技公司和其他支付交易提供商在使用交易数据时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广泛使用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创建更高效的支付系统,并提高公众的福利。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的应有之义

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营面临巨大的挑战,其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经营部门也发挥着关键作用。由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紧密相连,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建立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要建立一种新的动态平衡,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首先,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应遵循无伤害原则。中央银行供应的新型货币应继续对公共政策起到支持作用,不应干涉或损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以及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能力。需要明确的是,遵循无伤害原则不是为了保护现有金融机构的既得利益,而是为了创建一个更高效的金融体系,确保中央银行高质量完成货币供给、维护金融稳定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使命。

其次,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的长远目标是建立新的基础设施。随着更多非银行机构进入支付市场,激烈的竞争将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推动金融创新。私人提供商在受到严格监管的情况下收取小额交易费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在明确的规则下分担交易成本。虽然新参与者大量涌入有可能扰乱市场,但这是市场经济中一种必然产生的过程。

第三,支付领域已经出现数字化颠覆的趋势。大型科技公司的支付服务正在快速增长,不仅带来了包括金融包容性在内的许多好处,而且在一些市场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创造出“有围墙的花园”。然而,这些“有围墙的花园”不利于形成闭环的数据保护体系,有可能破坏竞争给金融服务业带来的好处,对大型科技公司支持的稳定币来说,上述风险尤其明显。

第四,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体系不应将商业银行排除在外。只要商业银行继续在储户和投资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挤兑风险就有可能发生。为防止在压力时期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数字挤兑,各国中央银行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流入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资金,这些限制的具体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五,是否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支付利息非常关键。这是影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最终规模的重要因素。由于现金并不支付利息,在大多数经济体中,流通中的现金价值与即期存款相比很小。因此,与整个金融体系相比,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规模相对较小,并且主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而不是价值储存手段。尽管如此,由于向用户提供普遍访问、低成本、注重数据隐私和安全性的货币,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将对其他支付方式施加竞争压力。

第六,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影响的研究。各国中央银行并不需要出于货币政策需求而发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但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将改变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执行,改变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影响其储备、货币基础和交易性货币需求。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互联互通应加强国际合作

首先,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可以提高跨境支付效率。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无需像全球稳定币设想的那样创建一个新的全球账户单位,尤其是多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mCBDCs)安排,有望改善跨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联系,通过改善兼容性、互联或整合国家支付系统,增强各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之间的可操作性。国际金融体系的未来取决于一种主权货币与另一种主权货币之间无缝兑换的便捷程度.多年来,各国中央银行一直在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多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协议可以从源头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如各国支付系统开放时间的差异、不同的通信标准以及汇率或费用方面的不透明等等。

国际清算银行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能的技术路径:1.增强支付清算系统的兼容性;2.不同的支付清算系统通过共享的技术接口相互连接;3.支付清算集成到统一的单个系统中。

这三种技术路径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对全球46家中央银行的调查表明,每种模型都有中央银行在考虑应用,尽管应用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互联互通正因其独特优势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国际清算银行所属创新中心正在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泰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央银行合作开展mCBDCs“桥梁”项目,测试新的跨境支付清算技术,并研究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将带来哪些改变。

其次,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有可能带来货币替代风险。全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应用将使得用户更容易接触、使用除本币以外的外国数字货币,这可能带来“数字货币的美元化”趋势。实际上,各国中央银行都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风险。

迄今为止,大多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设计方案都基于账户,即与一个明确的身份识别挂钩,这使得交易尤其是大型交易能够追踪到个人或实体。这种以账户为基础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将保留跨境使用的控制权,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限制非居民的进入降低流动性风险以及货币替代风险;而基于令牌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通常应用于金额较小的交易,并具有明确的限制和保障;此外,强有力的法定货币条款也将促进在国内支付中使用本国货币,防止货币替代风险。关键点在于,各国中央银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本币稳定。

第三,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具有先发优势,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竞争者或地缘政治工具的说法言过其实。各国中央银行受本国委托运作,只有在适合本国国情的情况下才会决定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一种货币获得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受到一系列因素的作用,包括使用该货币的金融市场的深度、效率和开放性,国际社会对其长期价值的信任,以及对其所依存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基础设施的信心等。因此,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其具有数字性质而成为一种全球储备货币。

第四,国际合作是当前存在问题的关键。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应用推广应是全球合作的成果,而不是竞争的结果。目前,包括中国、欧盟、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在内的G20协调机制将持续改善跨境支付效率,同时,国际清算银行也正通过全球设立的创新中心,推动各国合作项目付诸实践。与此同时,全球协调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设计工作和多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安排,将为私人发行的稳定币或未考虑到社会目标的加密货币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替代方案。各国中央银行在与本国社会密切磋商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公开对话,以利于更好地促进形成国际合作成果。

未来展望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关键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中央银行货币的独特特征,即安全、中立和最终性。但它不一定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最佳选择,各国中央银行都将依据本国的独特环境和目标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可以提高效率并促进支付领域的创新竞争,但它不应该颠覆当今的双层金融体系。金融机构等部门仍将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设计、使用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通过跨境合作,各国中央银行可以继续相互学习,并且抓住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为跨境支付带来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是一项全球性的互利共赢的合作成果,国际清算银行将为支持这项建立在集体利益上的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编辑 宋斌斌)



本文为作者在2021331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举办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研讨会上的演讲,原文见国际清算银行网站www.bis.org

* Agustín Carstens,国际清算银行总裁。徐泽,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蔡子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张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Helvetia项目是国际清算银行瑞士创新中心、瑞士国家银行(SNB)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运营商SIX之间的一项实验,成功地展示了将代币化资产和中央银行货币整合在一起的可行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作为一位社会学者,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很是幸运。


(一)


我是一名80后,出生在闽西革命老区(也是欠发达地区),年少时有过吃不饱、穿不暖的经历。而最近十多年来,又主要从事田野调查工作,专攻社会观察和基层治理研究,在全国近20个省市开展过田野工作,很清楚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跨过了一个时代,从贫穷社会进入到了相对丰裕社会。我这些年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社会的巨变,绕不开时代。如果有时代巨变的视野,个人经历其实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


80后刚好是时代巨变的亲历者,见证了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2021年春节期间,在和家人清理老物件的时候,无意间发现,我家在1997年是贫困户,享受政府1000元无息贷款的帮扶。仔细询问母亲,得知父亲当年用这笔钱买了种猪,发展了生产;再加上哥哥姐姐们陆续从学校毕业,家庭负担也少了一些,生活开始有了起色。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中,对上世纪90年代所孕育的社会意象,至今回想起来还是恍如昨日。从学术的角度看,诸多的社会问题,如工人下岗、农民负担重、基层腐败等都比较突出。以至于“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辛苦”成了全社会关注的话题。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废除了农业税,开启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发展的新时期,农村的面貌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变。


(二)


作为一名社会学者,习惯于从结构、制度、文化等视角里去理解个人遭遇。我常想,国家1997年给我家的扶贫贷款,是否是我们家家庭命运的转折呢?也许是的,但不尽然。国家给的这1000元贷款,其中500元用来还了家里欠村集体的提留和修路款,这是结构的力量,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农村的教育、医疗和公路、水利等基本公共服务和设施,都需要基层自筹。而当时农村的贫困现象也不是少数地区面临的问题。因此,治理贫困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开发式扶贫和整村推进,让农村地区发展起来,让所有的农民都能普惠性地享受农村发展的红利。先解决大多数人的生活问题,然后才能实行针对一家一户的“精准帮扶”,针对贫困户的有限帮扶也许可以解燃眉之急,却很难拔出穷根。


1997年的确是我们家命运的转折。那一年,我考上了重点中学,成了全家的希望。而在前一年,大姐去了厦门打工。只是那时工资低,还被老板骗了,第一年没有钱寄回家。到了1997年,大姐和二姐都去务工了,且有钱寄回来,我高中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是两个姐姐供的。1998年,大哥也去珠三角务工了,家里条件确实有了很大改善。我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都是哥哥资助的。那几年过年期间,家里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今年要还多少债,再过多长时间就可以不欠债啦。一家人为了摆脱贫困,团结奋斗,那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今天,中国农村家庭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的家庭生计模式。在这一模式之下,年轻人在城市务工,老年人在农村务农,他们为着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合力奋斗。如今,这种家庭生计模式,已经全面改造了中国社会的细胞。在写这篇文章之时,我刚刚完成了一篇论文,用“一家两制”来概括中国农民生活方式的变迁。


(三)


中国农民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是如此紧密!


我曾祖父是一个精明的手工业者,在民国所谓的经济“黄金十年”时期,他和他的兄弟曾经拥有小型铸造厂、造纸厂和百货店,也曾雄心勃勃地买田买地造大屋。但在旧社会,因为没有稳定的发展环境,家族生意竟然因为曾祖父被盗匪绑票而一落千丈。以至于到解放时,爷爷家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贫农了。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建设了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后节衣缩食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此后的中华民族复兴奠定基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一巨大的历史推动力,我们家要摆脱贫困,千千万万个像我们家一样的普通群众要告别贫困,恐怕不是很容易。


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的大礼堂还放电影。每年的年末,村委会都会组织一场免费观看的电影,电影放映之前,村干部会讲话,介绍村委会的一年工作情况,也算是一个村民大会。记得有一次,村支部书记在大会上说,我们村已经实现了小康!他的说法应该有依据。


我老家是一个山村,全村人口才1000多人,而山林面积有4万亩,且植被极好。那几年,农村市场经济比较活跃,管理也比较混乱,村集体和村民都在砍伐树林。在当时的条件看,群众都觉得日子好过了,至少不存在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了。但好景不长,没几年山林资源就被消耗殆尽,村民只能外出务工寻找活计。总之,因为没有可持续的收入,好不容易进入小康的村民,很快就面临再度陷入贫困的窘境。


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村民迁出山村,在城镇购房定居,也有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务工经商。我的兄弟姊妹和绝大多数乡亲,早就摆脱了贫困。极少数贫困户,也在这几年的脱贫攻坚中陆续摆脱了贫困。老家的村庄也变成了美丽乡村,我年少时居住的老屋也在家人和政府的努力下修葺一新。


可见,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小康生活理想,其实是在整个国家发展基础之上的。过去一些年,我们党和国家投入大量的资源开展精准脱贫工作。某种程度上,这些工作其实是建立在建党100年来我们党形成的政治制度优势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得脱贫攻坚具有天然合法性,具有广泛社会共识。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为凝聚全社会力量开展脱贫工作,集中力量办好脱贫攻坚这件大事,提供了强大制度支撑。


最重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对脱贫工作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已经让脱贫问题从普遍性的问题变成了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人群的特别问题,这为精准扶贫奠定了历史和经验的基础。这几年,我自己也在追踪研究中国的反贫困治理经验,阐述了脱贫攻坚的制度优势,也发现了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有几篇报告产生了积极的政策影响。


(四)


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党的奋斗百年路,和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普通家庭的命运是如此紧密。去年11月父亲去世。他生于1948年,差不多和新中国是同龄人。他在去世前,多次跟我们兄弟姊妹说,他前半辈子受过不少苦,没曾想,后半辈子能这么幸福。我想,他的人生,又何尝不是新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呢?


父亲那一辈人,年轻时为了社会主义事业战天斗地,修水库、开公路、整农田,多少都留下了一些身体伤痛。他也时有怨言。但中年时候,碰上了改革开放,为了摆脱贫困实现小康,也是挥洒汗水。进入新时代以后,他早早“退休”在家。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而且是过日子并不算特别成功的农民(否则我们家也不会是贫困户),却也能在晚年无憾人生。这当然受益于这个美好的时代。


今年是我从事田野调查工作的第16个年头,在乡村田间地头和城市街头巷尾,见识了社会各层次人等。某种意义上,社会学很容易成为问题导向,关心社会各种失序的现象。比如,我参与式观察过乡村干部、城管、警察、纪检、信访等基层工作者,对微腐败、黑社会、恶俗文化、赌博等基层失序现象也有过田野观察,还对上访者、“钉子户”、小贩等边缘人群有过研究,关心暴力、规则、反社会等问题。


处于巨变中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多,却总能平稳过渡。某种意义上,中国实践已经打破了一些理论成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我想,这根本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得益于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不懈奋斗。


(编辑  季节)




* 吕德文,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会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大学生,名叫然衣拉,21岁,现在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三年级。我的家轮台县阳霞镇位于天山脚下八岁时,我就开始帮家里放羊,所以我称自己是天山脚下的牧羊女。美丽的天山常给我带来无限的想,如古诗云:“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那里四季的美景真如风景画一样,令人回味无穷!

制造问题的是少数人

我家所在的阳霞是一个不到14000人的小镇,生活着2380户农民,这里一直以来以粮棉种植为主,以小白杏为副业支柱,乡亲们朴实善良,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大家过得很充实,分享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硕果。是,2014921日,一伙暴徒在这里制造的一起暴恐事件造成了10名群众、警察的死亡,40名恐怖分子被击毙或自爆身亡。暴恐事件的背后是一个个受“圣战殉教进天堂”蛊惑的生命,是一个个受到残害的家庭。

家乡群众拍摄的一段视频,记录了警方在阳霞市场和街道上围剿暴恐分子的行动。事后,轮台县阳霞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说:“我们民警朝他们射击以后,暴徒抱着要和我们同归于尽的想法,我们冲过来,挥刀向我们民警砍,朝我们扔爆炸物,像疯了一样。

  说实话,近年来家乡很多人都不敢说自己来自于这个小镇,这些懦弱者中也有我,怕被孤立。有时,我身边的同学会无意中说到对这个地区的歧视性话语,让我感到不知所措,我认为,我记忆中的故乡给人们的印象不应该是这样。

我的爷爷是哈吉,曾去过麦加朝圣,他从没有要求过我学习经文,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并不算少,听得最多的就是希望世界和平,也希望我能够每天快乐。从小,我就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热爱和平、反对暴力的种子。家乡曾经发生的暴恐事件,令我觉得心痛,但我相信,制造问题的人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很善良的!

天山牧羊女

  小时候,我父亲建造的那座小羊棚,有40多只羊。父亲常说,它们是从山上牧场带下来的。有些羊身体虚弱,有些羊年纪稍大,还有些羊刚出生或者失去了母亲,没有办法适应山上恶劣的气候,父亲就将它们带回来,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建了座小羊棚,专门照顾它们。从此,放羊的事就交给了我,每天带它们到附近的草地上吃草喝水。

我的父亲话不多,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勤奋踏实。他总是说,天道酬勤,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让我们时时刻刻提醒和约束自己,不要懒惰,要脚踏实地的做事情。

记得在我们上小学时,父母就让我们三个孩子念汉语班,在当地称之为“民考汉”。当时家里的亲戚们多数是非常反对的,认为这是宗教信仰不坚定,具有背叛性,所以我们从小到大会看到村里人异样的眼神,也会遭受亲戚的冷眼。记得母亲有一次哭着说,她的朋友们说她被洗脑了,是在做错误的事情,会送三个孩子下地狱。父亲听后很生气地对她说:“哭什么,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时间会证明一切!现在不让孩子们学习汉语,他们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想要看到更大的世界,就要会和大家做语言交流,不能永远做井底之蛙。你现在受点委屈不要紧,光别这么短浅,要看得长远。”我们三个孩子当时心里也是苦涩的,没想到父母为了让我们正常地读书,在家乡要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

我的母亲身上有着一股很强的韧劲儿。我清楚地记得为了供我们读书,她不得不借钱。债主上门要钱的时候,态度十分恶劣,可她还是很有礼貌地承诺尽快还钱。为了给我们交学费,她把自己的金戒指、金项链全部卖掉了,我记得她最喜欢戴这些饰品了。我们家开小饭店的时候,她每天凌晨起来做准备,晚上打烊之后收拾好才去睡觉,基本上只有三个小时的睡眠,她坚持了很多年。她的拼劲儿和不服输的精神品质也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变得愈发坚强。

后来我念了小学,考上了新疆库尔勒的内初班,13岁那年,我开始了离开家乡的求学之路。16岁,我考上了内高班,去广东肇庆中学继续接受教育。我爱肇庆这个美丽的城市,在那里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感受到了不同的风俗人情。学校开展了一些研学旅行,带我们去深圳、桂林、湛江等地参观,增长了我的见识,让我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在这里,我参加了学校广播站、电视台和舞蹈社的活动,做了主持人,既丰富了我的校园生活,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自信。

那些年,我虽然也遇到过许多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但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我都逐渐克服了。三年前,我顺利地进入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就读于新闻传播学院,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老师们很照顾我,在这里的学习生涯对我而言是飞跃式的成长,让我有了国际视野,能够全面客观地去思考问题,也使我变得更加乐观、积极!

我哥哥毕业于新疆农业大学,现在在政府机关工作;姐姐毕业于新疆财经大学,现在是一名警察。我希望自己能够向他们学习,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幸的是,我们的父亲在三年前因为癌症去世了,为了给他看病,不仅花光了家里原本不多的积蓄,还借了不少债,我们的生活更加拮据。虽然现在的经济情况还是没有完全好转,但我们有信心,能够一起克服困难,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记得在我16岁那年的暑假,父亲提出带我自驾游,我们从轮台出发,驶向那拉提。一个夜晚,我们来到了天山无人区,父亲便把车停在一座大山的山脚下。这座山非常高,很是壮观,父亲不断地发出赞叹,连声夸耀大自然的魅力。而我心里却很是慌张,生怕这座山会倒下来,父亲笑了一声回答道,怎么会呢,山结实着呢!父亲在他的地铺旁给我打了个地铺,让我睡下。于是,苍穹下,一座山,一辆车,一对父女,有了美丽的画面。我躺着看这座高山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敬畏,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渺小。那天的情景,至今让我刻骨铭心。

聊聊我知道的“教培中心”的故事

2021年寒假,我回了趟新疆,现在讲讲自己走亲访友的经历,希望大家能客观地看待新疆“教培中心”这个事情

   首先,我能感受到亲戚们和村里人都十分羡慕我父母当时的决定,认为他们坚持让我们完成学业是明智的,为自己当年的狭隘和无知感到后悔。他们态度的转变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不过他们终于认识到让儿童和青少年接受现代教育并用功读书是正确的事情了。

这次回乡,我见到了二婶和小叔,他们曾参加教培中心的课程并顺利毕业回家。我们是邻居,当年是父亲将他们接过来,帮助弟弟们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在我童年最初的记忆中,婶是一个慈祥的人,他们家有三个小孩,那时候她的儿子不到三岁,眼睛大又圆,我很喜欢他,她的女儿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一起玩。但不知从何时起,她们家变得很奇怪,门经常是锁着的,她的女儿辍了学,也不再和我玩,婶的穿着也与以往越来越不一样了,永远裹着一身黑色衣衫包着头。有一次,婶和她的小儿子来我们家,我看到许久不见的小弟弟,就跑过去搂着亲了亲他的小胖脸,没想到,婶冲过来一把将我推开,不断地用衣衫给小儿子擦脸并辱骂我说我是个异教徒,有什么资格亲他的小儿子,还说我很脏……他们走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泪流满面,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要接受这样的谩骂和羞辱,心里充满了委屈。

今年寒假回到家里,我坐在炕上戴着耳机听音乐,突然有人推门而入,我仔细一看,是许久未见的婶,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知说什么好。婶和蔼地说“敲了好几下门没有反应,我就自己进来了。听说你从学校回乡度假,就过来看看你,给你带了点好吃的。”“我现在觉得当年你的父母真是特别聪明,不管处境多么艰难,坚持让你们念到大学,读书太重要了,能够改变人的命运。”

我问她:为什么这样说?”

婶说:“我也是去了教培中心才明白的这些道理,读书会让人变聪明,能分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个时候真不该让女儿辍学的,时间不可重来,有些错误是不可逆的。”送她出门后望着她的背影,不由地感到我童年记忆中那个和蔼可亲的婶又回来了。

    小叔和我们家的关系一直很好,吃喝是不分的,他刚开始并没有宗教极端的行为,也是慢慢地才有了一些较大的改变,甚至还会带动身边的人去信教。许多年前,有一次我在洗衣服,家里突然停水了,我想到小叔家的院里有一口井可以打水,就抱着盆去洗衣服。突然一个很凶的声音朝我吼,原来是小叔,他指着我骂道“你这个异教徒,别在这留下你的脏水,滚回家洗去。”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真的特别难过,这还是我认识的小叔吗?异教徒这个词听起来是很刺耳的,不是谁都能忍受这样的辱骂。在当时,这份伤心让我窒息。那种失望和痛苦他人是很难想象的。

这次去看望奶奶时,小叔也在家,他的孩子已经四年级了,和他一起住在奶奶家。之前,他老是让儿子学经文念经文,以此为荣。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我和小叔的对话中明显能够感受到他对教子有方的新诠释,可以从他焦虑的眼神中体会到对儿子读书的关心和着急,他不停地问我,怎么样才能让儿子愿意主动学习。

小叔说:“早知道寒假你在家,就把儿子送到你那里,让你多教他一些汉语,我真的想让他好好学习,他老是玩游戏,我很担忧他的成绩。”

我说“没关系,小叔,他很聪明,会好好学习的。”

小叔说“学习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想让他能够认真对待。”

告别了奶奶家和小叔,我心里很是欣慰,觉得他们终于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了,更明白了知识改变命运这个道理,婶和小叔让我对教培中心有了更客观的理解。

之前我在学校旁边的新疆餐厅兼职打工时,认识了餐厅里的维吾尔族老乡们,他们是从教培中心直接过来和餐厅签了正规的劳务合同,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教培中心还要求他们每个月往家里打一些钱,让他们学会感恩父母和孝顺。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在教培中心里面认识、恋爱并在大家的祝福下举办了婚礼,双方家里人也是知晓并同意的。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个姐姐说,她在“教培中心”过得很开心,老师们对他们很照顾,帮助他们提高成绩,顺利毕业,并申请到了这么好的工作。另一个姐姐曾在“教培中心”担任班长,和老师同学们关系非常好,他们经常会举办活动,载歌载舞,特别幸福。

我愿意为中国发声

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现在,我的母亲年纪稍大,身体状况不算好,但我能感受到她骨子里的那股劲儿。父亲走后,她努力地撑起这个家。有朝一日,我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母亲的依靠。

寒暑假,我在村委会帮忙,做过几次回乡宣讲。我记得,有次宣讲结束后,村委会主任对参加会议的学生的讲话,令人感动,内容如下:

“我知道你们的父母去教培中心参加学习了,但你们不用担心,每个月你们都有生活费,有一对一照顾,不要消极,必须用功读书,不要被这些影响,要考出去念大学,你们的父母和你们一样正在接受教育,很快就回家,你们不是一个人,我们会一直在你们身后保护你们的,有任何问题要讲出来!”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教培中心”还在不停地被西方媒体拿出来指责和批评,说句良心的话,如果真的是侵犯人权,政府怎么会用心照顾这些暂别父母的孩子?我有一个朋友小时候为了专心学经文而辍学,她的父亲从教培中心毕业后,一回家就将孩子重新送去高三考大学,即使她离过一次婚,比同龄人大两岁。

我是维吾尔族姑娘,我爱我国家——中国,爱我的家乡,我的老师同学大部分是汉族,我很爱他们,他们也很爱我。如果你肯放下偏见,客观地去了解中国,会被这个国家所感动,新疆人民根本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完全就是胡说八道!大家过得很幸福,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偏爱和关照是众所周知的,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媒体纯属恶意揣测,新疆人民真的很爱自己的国家。

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和了解历史。小时候,我被说成异教徒、被辱骂,这使我变得怯懦、崩溃、自我怀疑,感觉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腐烂了,直到我离开新疆去求学,打开另一个世界。

我喜欢这边的朋友,喜欢同学们开放的思想和富有远见的思考。每次回到家乡,我会有强烈的感,要是村里的小孩都能把书念下去新疆会发展越来越好,新疆人民的幸福感会大大提升,中国会变得更强大。对我来说,我接受的教育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

中国正在解决教育方面的问题,也能看到成效卓著,教培中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想继续把书念下去,把新闻学好,讲好中国故事,为提升国际话语权出一份绵薄之力。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外国媒体的报道很多是违背事实的。中国的崛起,让西方势力坐立不安,新疆目前取得的进步不可否认,最明显的就是政府和人民对教育的重视,这让我觉得真的了不起!很多人对“中国模式”有误解,但我们用事实和成绩说话。中国会保卫新疆,不会任由别人牵着鼻子走,中国在奔跑,国人要自信。作为一名维吾尔族大学生,面对很多质疑和虚假新闻,我愿意把自己的回乡所见所闻和真实的个人经历讲述出来,我愿意为中国发声!

(编辑  季节)

 



* 然衣拉·阿不力肯木,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科三年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