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即将开启下一个金色十年，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作为我国重要的国土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的腹地，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新疆不仅是古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也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重要通道走廊的密集交汇地，新疆在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战略地位将会越来越重要。在新的发展格局中，新疆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将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要认准自身战略定位，继续以“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经济带”建设为抓手，聚焦重点国别、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要项目，不断提升向西开放的能力，致力于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打造成中国周边（中亚）命运共同体先行示范区。

高质量建设立体化互联互通交通网络体系

积极融入国家向西开放大战略。为充分挖掘开放的潜力，摆脱经济发展落后的现状，需要国家和自治区层面在政策与资金上进行重点扶持。如：对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重点区位平台的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巨大，需要中央政府给予一定比例的国家专项交通基础设施基金配套支持，以及自治区政府的相应政策，包括吸引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以重要开放平台、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全面提升新疆向西开放的承载力。

一是积极推动中欧班列新疆（乌鲁木齐）集结中心高质量建设，支持集结中心完善集疏运功能和设施，支持乌鲁木齐陆港区申建粮食、药品等进境指定监管场所、保税物流中心（B）型、国家级棉花交易中心，从而完善集结中心的对外开放功能，推广内外贸货物混编，提高货物运输效率。二是布局和建设一批重点支线机场，提升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三是结合国家边防需要，着力推进国际航线网络建设，优化与周边国家航路航线网络的衔接。建议加快实施乌鲁木齐国际机场改扩建工作，开辟、加密国际国内航线；用好现有航空口岸，培育和拓展国际航空市场。在对外航权谈判中，坚持平等互利，积极争取乌鲁木齐航空枢纽建设所需包括第五航权在内的国际航权。

持续推进公路、铁路、航空、信息、管网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打造多式联运新模式。

一是加强组织协调中欧班列枢纽综合能力提升工程建设。支持阿拉山口、霍尔果斯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实施兰新铁路精河－－阿拉山口段、精河--伊宁--霍尔果斯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助力喀什建设国际多式联运物流中心，推动物流集疏运提质增效，争取国家重大交通建设专项支持。二是稳步推进与周边互联互通的铁路项目合作，提升各类交通方式的衔接效率，大力支持境内外企业在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开展以铁路运输为纽带的海铁、公铁、空铁多式联运业务。三是鼓励将国际跨境货物运输业务与中欧班列进行对接，探索“铁-公-铁”、中欧卡航等多式联运新模式。

提高重大交通网络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助推核心区交通建设高质量发展。

推进新疆交通基础设施网与运输服务网、信息网、能源网融合发展。建议在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规划建设中欧班列智能场站系统，积极支持集结中心纳入国家“安智贸”试点，与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联动发展；吸引内地货物在集结中心集结编组，发展集拼集运，增强集结中心高效通关、便捷换装、服务全国的能力。同时，推动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交通设施、装备等深度融合，提升运营效率。应将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理念贯穿新疆交通基础设施寿命周期全过程，在重要交通网络、重大交通枢纽规划中统筹土地、口岸、锚地等资源，尽量减少对生态敏感区的占用。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大力推广节能环保材料、工艺工法的应用，积极推广废旧路面、沥青、疏浚土、建筑垃圾等各类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降低交通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

加强外向型产业体系培育，助力经济通道变身通道经济

立足新疆现有工业发展条件和产业集群的主体框架，致力于打造辐射中西亚的经贸合作新高地。建议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地区的产业合作，鼓励、支持新疆本土企业与周边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资源加工区、产业园区等。

积极推进新疆本土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内地陆港区、综保区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园区运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进一步提升新疆纺织服装、能源资源、农副水产、机械装备制造、手工艺品制造等传统重点产业补链、延链、强链的能力，加快形成产品出口优势；同时，合理规划产业的相关配套集群体系建设，积极承接东中部地区出口导向型、高附加值产业落地，依托边民互市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试点政策，夯实地区进口落地加工产业，力争将核心区建成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的开放型经济平台。

积极谋划支持新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深挖核心区未来发展潜力。  

新疆有条件依托亚欧大陆产业链合作的重要枢纽地位，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如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等产业，强化先进制造引领，推动优势产业延链、新兴产业建链，以先进制造促进商贸物流进一步发展，前瞻性布局超级工厂、零碳工厂、创意工厂等。建议继续加强“三基地一通道”建设，锚定新疆构建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支点，就周边国家的丰富矿产资源进行经贸合作，统筹煤炭、油气、石油、天然气化工、煤制清洁燃料、煤制化学品等领域，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多元产品交易的现代能源交易市场体系，促进新疆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培育国际能源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同时，超前布局新能源的前沿科技生产转化和产业应用场景，助力新疆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能源合作中心。

抢抓国家“东数西算”重大工程的东风，加速新疆主导产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通过智能生态建设和产业创新集聚，构建“从高端整机智能生产制造到信创基座高标准建设运维、再到数据服务高效管理运用，以及数字产业人才集聚”的全产业链生态，助力新疆成为“一带一路”西向数据交换中心、数据灾备中心，为新疆“智能化”引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做好规划，打好基础，以期充分释放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

打造智能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贸易提质增效

构建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布局合理的跨境电商服务体系。建议加大与中亚、欧洲等国家跨境电商平台合作力度，努力推动跨境电商标准互联互通，持续优化跨境电商供应链整合能力。以乌鲁木齐跨境电商综试区高质量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增加海外仓数量，发运跨境电商班列和包机。应同步加快跨境电商信息平台、境内外仓库、国际物流、跨境支付系统、公共监管服务平台及场站操作系统等建设，促进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以新疆自贸试验区重点改革试点任务为抓手，加强商贸物流领域制度创新实践。

建议制定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吸引国内外物流企业和投资者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发展。如乌鲁木齐片区，可考虑协调财税、海关部门，将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含综保区）纳入陆路启运港退税试点；协调国铁集团支持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与乌鲁木齐集装箱中心同等享受运价下浮政策，降低物流成本等。鼓励物流企业和商贸企业合作，开展共同配送、供应链金融等创新业务，提升物流服务水平。支持新疆有条件的市场集聚区申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等。

构建高效协同的物流组织工作联系机制，统筹优化物流资源配置。

建议结合对外经贸开展的实际情况，加强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石河子等城市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和培育工作，重点加强物流产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特别是铁路专线建设和专业仓储建设；支持大型物流企业整合生产型企业物流板块，推动专业仓储资源、生产性仓储资源和物流仓储资源重组；大力发展高效物流的新业态、新模式。支持阿克苏、奎屯、阿拉尔、图木舒克、北屯等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建设，推动多式联运和集拼集运业务发展，加强航空、铁路、公路物流园区建设，给予国家物流枢纽和专业物流园区以功能定位确认，优化出口转关申报方式，实现“铁公机”无缝衔接。

加强物流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提升核心区物流产业信息化、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水平。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关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大物流通道、枢纽体系，建立全疆铁路国际联运发运货物情况相应运行调度机制和货物发运协调机制，共同研究班列（或航班）铁路、公路或航线的培育、班列（或航班）发运平台、班列（或航线）物流组织、班列（或航线）政策完善、班列（或航线）通关服务等事项，形成更加高效有序、公开透明的物流组织服务体系。同时，加快物流领域对外开放步伐，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物流技术的国际通用标准。

推进科技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与核心区教育对外开放

全面深化科技创新国际合作。

积极与周边国家搭建具有核心技术竞争力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创新合作中心等平台。重视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转化落地，建议重点支持农业、环境、能源、信息技术、水资源等领域的科技创新转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共建技术转移中心、技术培训中心、数据共享平台等，争取将新疆打造成中国－中亚科技合作总部。

稳步推进教育对外开放。

继续推动新疆高校与周边及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办学，研究设立“丝绸之路职业教育学院”“中亚国际学校”等教育平台，大力建设来华留学示范基地、援外培训基地等；鼓励疆内高校学生与周边及沿线国家开展留学互访活动，对周边及沿线国家留学生设立专项奖学金、助学金，研究启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工程”等，并对在国际化办学方面表现优异的学校给予基金支持和表扬奖励。

完善金融服务保障，创新金融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

加强区域金融中心顶层设计规划。

建议依托新疆核心区建设规划，整合优化各类金融机构资源要素，进行统筹配置，致力于建立健全要素齐全、体系畅通、功能完备、机制健全、环境友好的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升资本配置能力和金融服务能力。研究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核心区标志性、示范性项目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研究支持国内外金融机构在疆设立分支机构或结算中心，大力发展地方金融机构，同时，加强与国际性金融组织、周边国家央行、金融机构的交流合作等。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核心区重大标志性项目的特殊支持。

金融机构可加大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园区发展、口岸建设、产业升级等方面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和专营机构，以及针对临空经济区、中长期制造业贷款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针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建议研究出台专门针对重点企业、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贷款风险补偿、贷款贴息、政府引导产业基金、政府性融资担保、股权融资等方面的自治区、地市、区县三级政策体系，争取发挥出金融机构在核心区建设中的最佳效能。

完善推进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合作的政策体系。

积极推进央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境内外金融信息互联互通平台建设，完善新疆联通内地和周边国家的跨境支付系统；推进与周边国家双边本币直接清算平盘业务，逐步拓展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功能；积极引导市场主体在与周边国家开展政府采购、投资合作、基础设施援建等项目中优先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外金融机构在新疆设立分支机构，提升本外币合作水平。

创新旅游业态与产品，加强文化交流互促

大力实施“旅游兴疆”战略，打造一批国际精品旅游品牌和线路。

立足新疆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定位，发展“全域旅游”和巩固旅游“井喷式”发展态势，加快补齐全链条全要素全季节供给短板，全力推进新疆旅游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有序增加民用航班，设立乌鲁木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签证中心，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友好国家在国际签证中心设立办事处，便利化通关手续办理流程；同时，争取旅游购物离疆免税政策，落实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政策等，建成并运营新疆游客集散中心，推动设立阿勒泰跨境旅游合作区、霍尔果斯边境旅游示范区；注重树立文化旅游精品路线，全力唱响“新疆是个好地方”。

积极融入国家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共建计划，传承丝路文明再现辉煌。

进一步加大新疆与内地省区文化交流，在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基础上，完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资金补助、税收补贴、出口奖励等政策体系。围绕新疆国际文化交流功能，持续优化文化交流的软硬件环境，以会展中心、文化中心、奥体中心等重大场馆和大南山世界级生态资源为依托，积极承接国际性的外事外交、会议会展、体育赛事、文化交流等重大活动，提升新疆城市运营能力。通过打造红光山国际都市区和面向国际文化交流的大南山国际会客区，建设向世界展示“一带一路”文化内涵的重要窗口。

定期进行全方位风险评估监测，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

优化核心区安全保障工作组织协同体系。

加强核心区安全防控体系，建立健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安全保障工作主体责任，定期更新安全体系责任清单。加强自治区、地（州、市）、县（市、区）三级党委国家安全领导机构统筹协调，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地方联合执法工作合力，确保安全管理通道实时畅通。加强安全文化建设，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

加强核心区安全保障工作国际合作。

加强新疆与国际组织和周边国家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遏制、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思想的网络传播。重视与周边国家开展重大传染病防治、防灾减灾救灾等资源共享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协）会、法律服务机构等共建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机制。

提升核心区安全保障工作科技智能水平。

继续加大对核心区重大安全技术、维稳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支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提升安全精准管理、边境管控以及违法犯罪打击能力，加强网络数据跨境安全管理，同步规划建设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健全完善省级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系统，实现与国家网络安全协调指挥平台的对接联动，实时报送网络安全资产与态势信息，夯实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安全发展环境。通过定期动态梳理核心区海外公民、机构、企业、项目基本情况，建立完善境外项目（机构）数据库，实时掌握境外项目风险情况，做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和对外投资风险评估，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和防控预案，指导涉外企业提升识别、管理、应对境外风险的能力。

（编辑  杨利红）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又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为现代化注入新动能；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前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四中全会重要论断，精准把握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的时代脉搏，清晰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支撑与动力源泉。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作用，并非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通过 “技术突破—要素重构—产业升级”的三重传导机制，实现从科技优势到生产力优势的转化，构建起完整的发展逻辑链条。

（一）通过技术突破，筑牢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底座

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前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目标，就是突破一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关键核心技术，为新质生产力打造坚实的技术底座。在数字领域，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够推动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在高端制造领域，航空发动机、高端芯片、精密仪器等核心技术的突破，能够打破国外垄断，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在绿色低碳领域，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技术的创新应用，能够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绿色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技术突破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单个产业的生产效率，更能通过技术扩散效应，带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技术升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科技自立自强，强调“自立”与“自强”的辩证统一。“自立”意味着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赖；“自强”则意味着在技术领域具备持续创新能力，能够紧跟甚至引领全球科技发展潮流。这种“自主可控+持续创新”的技术体系，能够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稳定、可持续的技术支撑，避免因外部技术封锁或技术迭代而陷入发展停滞，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通过要素重构，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

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过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重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推动技术与各类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实现生产要素的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在劳动力要素方面，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升。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倒逼劳动者从“体力型”“传统技能型”向“创新型”“复合型”转变。同时，科技自立自强带来的教育科技资源优化配置，能够培养更多具备创新思维和技术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在资本要素方面，科技自立自强引导资本向创新领域集聚。自主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前景，能够吸引各类资本参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形成 “技术创新—资本投入—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资本要素从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流动，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在数据要素方面，科技自立自强为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数字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应用，能够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安全利用，充分发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开辟新空间。?

（三）通过产业升级，拓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

产业是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要体现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从“低端锁定” 转向“高端攀升”，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拓宽空间。

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将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能够对生产流程进行重构，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例如，工业互联网的普及应用，能够实现生产设备的互联互通和智能调度，大幅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农业领域的智慧农业技术，能够实现精准灌溉、精准施肥，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技术突破的基础上，一批具有重大发展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点。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电池技术、电机技术、电控技术的自主创新，不仅改变了汽车产业的发展格局，更推动了能源结构的调整；生物医药产业的技术突破，能够为人类健康提供更多新型治疗手段，同时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此外，科技自立自强还能推动跨产业融合发展，催生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打破产业边界，形成新的产业生态，进一步拓展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撑体系

依据《建议》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发挥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引领作用，将理论逻辑落地为实践行动，需要构建相互支撑、协同发力的四大体系。

（一）强化战略突围，构筑创新策源体

《建议》明确提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核心在于突破原始创新瓶颈，掌握颠覆性技术话语权，为新质生产力筑牢技术底座。

一是完善“攻坚机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战略性关键重点领域，采取超常规措施进行全链条突破，部署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实现战略导向的体系化攻关。这方面已有经验可循。例如，“嫦娥六号”作为探月工程四期的核心任务，由国家航天局统筹协调，形成了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的协同创新体系。其中，航天科技集团负责探测器、运载火箭的总体研发，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承担月球样品分析、地形数据研究等科研任务，还有众多高校、民营企业参与到材料研发、测控技术等细分领域。其中，“鹊桥二号”中继星的研发与发射，就需要测控、通信、航天制造等多个领域力量协同，为月背与地球的信号传输搭建桥梁，这种协同正是新型举国体制中政府统筹、多元主体联动的典型体现。

二是优化“战略布局”，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高投入比重并给予长期稳定支持，为颠覆性创新孕育土壤。为落实《建议》“健全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要求，将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提升至15%以上，重点聚焦量子信息、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我国在量子计算领域持续投入十余年，2025年“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研制成功，我国首次在光量子路线上实现量子计算工程化应用条件，打破美国‌超导技术路线垄断，正是基础研究厚积薄发的典型成果的体现。

三是营造“创新生态”，强化原始创新导向，改革科技评价体系，优化项目评审与人才评价机制，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环境，催生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例如，江苏省推行的“基础研究人才长周期评价”机制，对科研人员实行5年一周期考核，不与短期指标挂钩，2024—2025年已催生8项“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成果，其中量子精密测量技术直接推动高端传感器产业突破，彰显了评价改革对原始创新的激励作用。

（二）深化融合赋能，构建产业应用体系

《建议》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核心任务是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实现新质生产力的价值转化。

一是加强“力量协同”，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企业、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形成定位清晰、优势互补、高效协同的攻关合力。《建议》明确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这方面，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实践颇具示范意义：比亚迪联合清华大学、宁德时代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克磷酸铁锂电池无热蔓延技术，使搭载该技术的车型续航突破1000公里，带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球比重在2025年升至72%，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标杆产业。这种“企业出题、高校解题、市场验题”的模式，已在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领域广泛推广。

二是搭建“转化加速”通道，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难题。我国在应用场景建设上具备显著优势，超大规模市场能为科技成果提供广阔测试与落地空间，多元产业体系可覆盖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服务的全领域场景，海量数据资源还能为技术迭代提供支撑。利用好这一优势，要推动政府、国企等主体发布“场景清单”，定向对接高校、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搭建跨区域场景试验平台，如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领域设立试点，让技术在真实场景中验证优化；完善场景配套政策，鼓励企业与科研团队共建场景联合体，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

三是真正确立“企业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任务；落实《建议》“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要求，通过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科技型中小企业提至200%）、实施首台（套）装备保险补偿等政策，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三）科教人才协同，强化要素供给

《建议》将“一体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作为战略举措，目的在于构建教育培养、科技攻关、人才集聚的良性循环，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根本支撑。

一是建立“协同机制”。通过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打破部门壁垒，形成一体化推进的强大合力。可考虑打破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部门壁垒，建立三部门联动议事机制。在地方实践层面，浙江省推行的“人才政策一码通”已升级2.0版本，整合学位授予、科研项目申报、人才公寓保障等12类服务，实现“人才需求精准匹配、政策服务自动兑现”，2025年已引育战略科学家78 名、卓越工程师3200余名，为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领域提供了人才保障。

二是改革“育人模式”。《建议》要求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需求协同育人。为此，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与学科设置，强化“双一流”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共同培养功能。哈尔滨工业大学对接“十五五” 高端装备发展需求，增设“智能机器人工程”专业，核心课程涵盖机器视觉、自主导航等前沿技术，2025届毕业生就业率达99%，其中85%进入航天科技、三一重工等重点企业，缓解了高科技研究与技能复合型人才短缺压力。

三是建强“人才方阵”。建强“人才方阵”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支撑，更是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锚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等关键群体，构建分层分类培育体系。针对战略科学家，依托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揭榜挂帅”，选拔具备全局视野的顶尖人才；聚焦科技领军人才，支持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克“卡脖子”技术；培育卓越工程师，深化产教融合，推动高校与企业共建实践基地；打造大国工匠，完善技能等级评价制度，搭建技能竞赛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落实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配套政策，让各类人才安心干事，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筑牢人才根基。

四是扩大“全球引智”。落实《建议》“实行更加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等制度，在开放中汇聚天下英才。上海临港新片区推出“国际人才创新创业便利化 15条”，为芯片、人工智能领域外籍专家提供“工作许可+居留许可” 一站式办理、税收优惠等服务，全年引进外籍高层次人才4500余人，其中20人入选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国际创新资源。

（四）拥抱范式革命，打造数字赋能体系

《建议》将“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作为重要部署，提出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数字化、智能化塑造新质生产力典型形态。

一是筑牢“基础制度”，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释放数据核心价值。要以《建议》要求为指引，加快完善数据确权、定价、交易等基础规则，明确数据产权归属与收益分配机制，为数据流通筑牢制度根基。同时，推进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打破区域、行业数据壁垒，依托贵州、上海等试点交易中心，建立统一数据交易平台与标准体系，提升数据流通效率。此外，需平衡数据安全与开放利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要求，加强重要数据保护，推动工业、金融等领域高价值数据有序流通，让数据要素充分融入生产、分配、流通各环节，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二是强化“核心驱动”，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基础理论与核心技术突破。这是顺应科技革命浪潮、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之举。需要聚焦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快基础理论创新与核心技术攻关，突破大模型算法优化、多模态交互等关键瓶颈，抢占技术制高点。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升级“天河四号”等超算基础设施，完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推动高价值数据有序流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打造智能化应用场景，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为 “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智动能。

三是完善“治理规范”，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准则与应用规范，在鼓励创新的同时防范风险，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确保技术向善、发展可持续。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保障

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顶层设计与制度环境的坚实保障。《建议》从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明确了制度保障的核心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是新型举国体制的现代化建构。核心是在关键领域体现国家意志，同时充分激发市场活力。要将国家战略目标的组织力、动员力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有机结合，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的现代化攻关模式。二是创新治理体系的全局性优化。要系统推进科技领域的规划管理、资源配置、评价激励、法治保障等改革。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树立以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加强科技法治、伦理与诚信建设，营造公平、公正、透明、可预期的创新环境。在规划管理与资源配置上，需打破部门壁垒，建立跨部委、跨区域创新资源统筹协调机制。例如，针对人工智能领域，整合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专项”、工信部 “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工程” 等政策资源，避免重复投入，同时引导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密集区域，共建人工智能算力枢纽与数据共享平台，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在评价激励改革上，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三评” 改革，彻底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项目”导向，树立以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在法治保障上，加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完善科技伦理审查制度，针对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出台伦理治理指南，明确创新边界，同时建立科技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营造公平、公正、透明、可预期的创新环境。

三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践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是封闭排外，而是要在立足自身的基础上，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引进来”方面，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的高端人才、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优化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同时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在“走出去”方面，要在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合作中提升自身能力，如牵头或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等项目，在全球科技治理中争取话语权，同时支持国内企业、高校在海外建立联合实验室，推动5G、新能源等优势技术标准“走出去”，在开放合作中实现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四是完善“环境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弘扬科学家精神与创新文化，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上，强化全链条保护，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我国已建立跨部门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密集区域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同时完善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机制，建设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专利技术向企业转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在弘扬科学家精神与创新文化上，通过媒体宣传、进校园进企业等活动，讲好钱学森、屠呦呦等科学家的创新故事。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允许在探索性研究中出现失败，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勇气。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一批专业化科技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成果转化、融资对接等服务，全方位助力创新生态优化。

（编辑 宋斌斌）

“人工智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快速向重点行业全面铺开。2024年国家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在技术、产业、民生、治理等领域作出整体部署，带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制造、医疗、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示范性场景。

“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暴露出算力和数据资源分布不均、产业智能化改造成本高、标准和治理体系滞后等结构性短板。相关研究指出，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在获取高性能算力与专业人才方面仍面临较大障碍，产业智能化改造普遍存在设备改造成本高、数据孤岛和标准不完善等问题，人工智能风险治理和伦理监管仍处在框架搭建阶段。

综合研判，“人工智能＋”将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产业体系重构、公共服务优化等方面形成持续放大效应，同时也在安全等方面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我国需要围绕底层能力、行业场景和治理体系三个层面系统发力，推动“人工智能＋”从分散试点走向深度嵌入和安全可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总体进展与应用格局

“人工智能＋”已从政策倡议演进为覆盖技术、产业、民生和治理的国家行动体系。202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部分明确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标志“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围绕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和国际合作等领域，提出“塑造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的总体目标，明确通过“人工智能＋”涌现“新基础设施、新技术体系、新产业生态、新就业岗位”等一揽子目标任务。与此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在基础共性、技术产品、行业应用和治理规范等方面构建了标准蓝图，“人工智能＋”的政策框架和标准框架正在逐步成形。

“人工智能＋”行动带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和普及率实现双重跃升。据中国信通院数据，2024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已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工信部指导编制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4年7月，面向公众提供服务并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超过190个，同年6月相关产品用户规模已达2.3亿人，占全国人口约16.4％，其普及率显著提升。国际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用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一项覆盖金融、医疗、制造等行业的全球调查显示，83％的中国受访企业决策者已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54％。

“人工智能＋”在制造、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正由试点示范迈向体系化应用阶段。在工业领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2025年版）》，围绕工厂建设、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和供应链协同等8个环节凝练出40个典型场景，提出通过部署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网和行业垂直大模型等手段，推动工厂实现数字孪生建模、生产过程智能优化和供应链全链路协同，“人工智能＋”制造正在从局部工艺优化走向系统解决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随后在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新型工业化揭榜挂帅任务中，将“人工智能＋制造”和智能装备列为重点方向，要求遴选一批“技术创新强、应用落地快”的关键技术产品，加快人工智能与工业深度融合。

在医疗领域，多份智慧医院和互联网医疗研究报告表明，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逐步融入临床诊断、医院管理和医保控费环节，人工智能辅助影像识别、病理分析和智能随访逐步普及，互联网医院和远程诊疗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诊疗效率和患者体验明显改善。

在教育领域，教育部提出要打造国家智慧教育平台2.0智能版，引入智能交互、知识图谱和多模态数据分析，聚焦学生学习、教师教学、教育治理和科学研究四个方面，在线教育平台逐步叠加智能推荐、学习分析和自适应测评等功能，“人工智能＋”教育从资源汇聚走向智能供给。

地方层面围绕“人工智能＋”加快布局特色产业集群和应用示范高地。多地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纷纷规划产业集聚区和应用标杆场景。例如，辽宁提出到2027年培育300家以上人工智能规模以上企业、5家以上行业龙头企业和8个人工智能融合发展产业集群，打造100个以上可复制推广的标杆应用场景、并发布200个以上融合示范案例，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力争达到1000亿元。天津提出到2027年将形成3至4个特色产业聚集区，人工智能基础核心企业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安徽则规划“人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文化旅游”等区域应用集群，推动合肥都市圈打造人工智能核心产业高地。多地路线图将与国家层面“人工智能＋”意见形成呼应，产业布局、场景建设和制度创新将呈现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推进格局。

“人工智能＋”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演进趋势

“人工智能＋”总体进展明显，但算力、数据和人才等要素供给仍存在结构性失衡。据信通院数据，截至2025年9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总数已达5300余家，覆盖从基础层、框架层、模型层到应用层的较完整体系，技术和产业基础较为坚实。但在要素供给层面，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行业数据和复合型人才仍呈明显的集中分布，新一代智算中心和数据中心更多聚集于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在获取高性能算力和优质数据资源方面仍面临成本高、门槛高的问题，因此建议在“追求算力效率、模型效率的极致优化”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设计大幅降低智能技术应用成本，实现更高性价比的普惠供给，避免“人工智能＋”放大地区和企业之间的“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

产业智能化改造在成本、数据和标准方面的瓶颈对“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构成掣肘。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推动“人工智能＋”改造面临的现实困难主要集中在设备改造成本高、专业人才短缺、数据孤岛突出，以及标准体系尚不完善等方面，大量企业虽然认识到智能化改造的重要性，但在“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如何评估收益”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不确定性。从数据要素看，行业数据长期分散在企业内部业务系统中，跨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的数据共享机制尚不健全，高质量标注数据和专业行业知识库供给不足，制约了行业大模型和垂直算法的训练效果。标准方面，尽管国家层面已发布人工智能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但在行业应用层面，围绕数据格式、接口协议、模型评测、安全治理等细分标准仍处于加快完善阶段，企业在系统集成、跨系统互联互通时仍面临较高的协调成本。

“人工智能＋”的行业应用深度不足与中小企业应用能力偏弱相互叠加成现实短板。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显示，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办公协同、内容生成、客服问答等通用场景中应用较快，在复杂生产流程优化、供应链协同决策和高风险行业专业决策等“深水区”场景中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融合总体呈现“广覆盖、浅嵌入”的特征。调研显示，大型企业往往通过自建平台和自主可控技术体系，将人工智能嵌入核心业务流程，而中小企业更依赖外部标准化工具，倾向于选用轻量化第三方人工智能产品以降低成本与试错风险，在场景选择和系统改造深度方面相对保守。一方面，“人工智能＋”在头部企业内部的效果较为显著，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群体仍以局部工具性应用为主，尚未形成对行业整体效率的规模化重塑，“人工智能＋”在“长尾企业”和“长尾场景”的渗透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人工智能＋”在安全、伦理和治理方面的制度供给仍需前瞻布局和统筹推进。人工智能在加速赋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同时，也在算法歧视、隐私泄露、虚假内容泛滥、系统性风险等方面带来新的挑战。《求是》网刊文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构建更加安全、公平、可持续的智能社会治理格局。

信通院发布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报告，在总结国内外实践基础上提出“系统治理—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的治理框架，强调需要打通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形成全链条、穿透式风险管理能力。在财富500强企业中，提及人工智能作为重大风险因素的公司比例已从2022年的9％上升至2024年的56％，反映出算法的可靠性、数据的合规性、监管不确定性和成本失控等问题正在成为全球企业管理的重要议题。在我国“人工智能＋”快速推进背景下，若风险治理、监管机制和司法保障体系配套不到位，可能出现应用扩张过快与治理能力不足之间的张力，影响社会信任和长期的发展空间。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快健全“人工智能＋”统筹推进机制，强化顶层设计与任务落地闭环衔接。一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围绕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尽快细化跨部门协同工作方案，将“人工智能＋”与数字中国建设、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重大战略统筹谋划，形成时间表和路线图；二是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库和“重大场景清单”，通过揭榜挂帅、以赛代评等机制按年度滚动更新，推动政策资源、财政资金和金融工具向标志性项目和具备可复制推广价值的场景集中；三是建议依托现有部际协调机制，建立“人工智能＋”重大事项评估与动态调整制度，对政策实施成效、区域推进差异和潜在风险进行跟踪评估，形成“规划—实施—评估—修正”的闭环管理。

聚焦重点行业和薄弱环节实施“人工智能＋”攻坚，提升应用深度和普惠性。一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联合地方政府，在制造、医疗、教育和交通物流等关键行业设立“人工智能＋”工程包，在智能制造典型场景、智慧医院、智慧课堂和供应链智能调度等环节组织一批跨地区、跨企业的联合攻关项目，推动从示范工厂、示范医院向行业整体升级延伸；二是建议围绕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的现实需求，推动开源大模型、行业算法组件和场景化解决方案打包下沉，通过“模型即服务”和“即插即用”的工业软件形态显著降低应用门槛和综合成本；三是建议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建设若干“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和行业数据空间，为企业提供算力租赁、模型托管、数据治理和安全评测等综合服务，把地方“人工智能＋”应用标杆场景与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智慧教育平台、智慧医疗平台紧密衔接，形成分层递进、上下联动的应用体系。

同步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和保障体系，夯实安全、标准与人才基础。一是建议在现有人工智能综合标准化体系基础上，加快制定面向重点行业的细化标准，重点围绕数据采集与脱敏、模型安全评测、行业知识图谱构建和人机协同流程等方面，形成一批可执行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推动在揭榜挂帅项目和政府采购中优先采用；二是建议有关主管部门牵头在金融、医疗、政务等高敏感领域布局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试点，运用“沙箱监管”“算法备案、评估与审计”等工具，探索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识别、评估和处置机制，同时加强与司法、监管机关协同，完善证据规则和责任认定；三是建议系统推进复合型人才培养，通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协同发力，布局“人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人工智能＋教育”等特色专业方向，并鼓励龙头企业与高校、职业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和联合实验室，为“人工智能＋”长期健康发展提供稳定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编辑  季节）

中国出口的超预期韧性

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不均、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尤其是美国对华加征高额关税的多重压力下，中国出口同比依然维持较高增长，展现出超市场预期的强大韧性。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总额达2.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1%，为近三年来同期最高水平。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同比增速的拉动达1.5个百分点，创近十年同期次高，仅次于疫情恢复后的2021年。

中国出口增速虽低于越南，但显著高于韩国、日本等其他主要出口型经济体。2025年前三季度，韩国和日本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3%和2.5%，明显低于中国；越南虽以16%的高增速领先，但由于出口基数较小，对全球贸易总量影响有限。综合来看，预计2025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将继续提升，继续巩固其在全球出口竞争格局中的相对优势。

针对中国出口超预期的表现，此前有观点将其归因于上半年的“抢出口”“抢转口”效应，即企业为规避美国关税政策而提前发货，造成阶段性出口冲高，但这种解释缺乏充分支撑。一方面，若出口高增长主要由“抢出口”驱动，增长应集中在上半年，但4月以来美国进口同比增速明显回落，6月更是由正转负，而中国出口在三季度仍维持较快增长。另一方面，出口高增长的动能并非来自美国市场，也并未主要集中在以东盟为代表的转口贸易中枢，而是体现在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等多个市场的同步扩张。由此可见，中国出口的韧性不应被视为阶段性波动现象，而是由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重塑所驱动的。

中国出口韧性的来源：市场多元化发展与商品结构升级

（一）从出口市场看：非美市场出口高增，对冲对美出口下滑

尽管中国对美出口持续下滑，对总体出口形成一定拖累，但对多数非美市场的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从而对整体出口提供了有力支撑。2025年前三季度，在主要出口市场中，中国仅对美国、俄罗斯、韩国的出口同比录得负增长。其中，对美出口受贸易摩擦冲击，同比下降16.9%，拖累整体出口2.4个百分点；对俄出口同比下降11.3%，主要受俄国内经济疲软及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对韩出口同比下降0.3%，与韩国自身经济动力不足有关。与此同时，对非洲、东盟、印度、英国、欧盟、拉美和加拿大等主要市场出口同比均实现显著增长，增速分别为28.3%、14.7%、12.9%、8.7%、8.2%、6.9%和5.1%，合计拉动总体出口增长约6.3个百分点。

欧洲需求复苏与新兴市场加速推进工业化为中国出口创造了有利的市场条件。欧盟经济逐步走出低谷，进口需求随之回升。2025年1—8月，欧盟进口（以欧元计价）累计同比增长4%，扭转了过去两年的负增长态势；其中，欧盟自中国进口同比增长9.4%。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相关设备与零部件的进口需求。截至2025年9月，新兴市场制造业PMI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7个主要成员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和车辆等运输设备同比分别增长28.3%和42.7%，成为支撑对东盟出口高增的核心动力；2025年1—8月，中国对非洲出口的船舶、车辆设备、机械器具同比分别增长80.1%、55.4%和32.1%，均高于对其整体出口增速。

中国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推动主要贸易伙伴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显著上升。对于欧盟等发达市场，2025年1—8月，欧盟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升至21.9%，较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对于新兴市场，2025年1—8月，印度、巴西、马来西亚和南非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比重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1.4个百分点、2.1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

得益于新兴市场的崛起，中国对美依赖度持续下降，这使得对美出口下滑对整体出口的拖累效应明显减弱。美国仍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但中国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已较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时期显著下降。2018—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从19.2%降至14.7%，2025年前三季度进一步降至11.4%。随着中国出口重心从传统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市场加速转移，对美出口下滑对中国整体出口的拖累程度较上一轮贸易摩擦时期明显减弱。

（二）从商品看：消费品出口承压、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支撑整体出口

分析出口结构变化时，通常依据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用途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环节位置，将出口商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三大类。中间品是生产其他产品所需的零部件、原材料和半成品，体现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配套与供给能力；资本品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设备、机械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消费品则是面向终端市场的最终产品，更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结构中，中间品和资本品比重上升、消费品比重下降，被普遍视为“结构升级”的体现，这反映出口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环节向高附加值、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环节转移。

由于部分跨境电商的包裹在混装或简化申报时使用未分类商品编码出口，且这些包裹主要是服装、家居、小家电及电子配件等终端消费品，因此将此类未分类商品（主要来自跨境电商包裹）归入消费品类别。

出口的商品结构显著升级。2017—2024年，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41.7%升至45.4%，提高3.7个百分点；资本品出口占比从21.2%降至20%，回落1.2个百分点；消费品出口占比从37.2%降至34.6%，回落2.6个百分点。2025年前三季度，中间品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至47.4%，消费品占比降至32.5%。

中间品和资本品已成为拉动整体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品出口承压。2025年前三季度，中间品出口同比增长10.2%，显著高于2024年全年的5.1%，拉动整体出口4.7个百分点；资本品出口同比增长6.9%，虽低于上年的11.1%，仍拉动整体出口1.4个百分点。相较之下，消费品出口同比仅增长0.2%，拉动整体出口约0.1个百分点，主要受跨境电商商品出口高增支撑，剔除跨境电商商品后，消费品出口同比下降2.4%，拖累整体出口0.8个百分点。

消费品出口承压，主要源于低端制造环节向东盟、印度等低成本经济体转移以及持续的贸易摩擦。一方面，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抬升出口成本，消费品由于可替代性强、需求弹性高，受冲击较大。2025年前三季度，家具、玩具、鞋靴出口同比分别下降4.8%、8.3%和9.0%。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东盟、印度等低成本经济体转移，中国在部分低端消费品领域的产能与市场份额被取代。消费电子产业链尤为典型，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手机出口同比下降9.8%。2025年1—7月，美国自中国进口智能手机占自全球进口比重降至41.1%，较上年同期下降34个百分点；印度则首次成为美国最大手机进口来源国，占比升至45.4%。尽管面临上述压力，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需求持续增长，2025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同比增长4.9%，中国消费品出口仍凭借成本和品质优势保持相当韧性。

“出海”企业依赖从中国进口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原材料，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部分中低端产业因成本上升及贸易摩擦等因素向成本更低的经济体转移。同时，为开拓海外市场，中国企业选择在当地投资建厂。然而，由于中国在关键零部件、机械设备及原材料领域具备技术与规模优势，即使低端环节转移，海外企业仍高度依赖中国的产业链上游，从而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增长。2017—2024年，中国对东盟和拉美出口中间品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1.6%和11.8%，占对其出口的比重分别提升至54.6%和45.9%。东盟凭借与中国产业链的高度互补，成为制造环节外溢的主要承接地。2024年，中国对东盟中间品出口占全球比重接近20%，居全球首位。

与此同时，国内产业链加快向中高端升级。2017—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由12.7%升至16.3%。2025年前三季度，高技术产品出口持续增长，汽车、船舶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0.8%、21.4%和23.3%，高附加值资本品和中间品成为出口主力，显著增强了外贸稳定性与竞争力。

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关系面临重塑

中国出口结构的转型，正在深刻地重塑其与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

对处于高端环节的美欧发达经济体，中国在高技术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正对其传统优势产业形成冲击。

对处于中端环节的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产业链的外溢效应强化了区域分工合作，但随着这些经济体本地制造能力提升以及地缘政治摩擦加剧，它们将寻求从承接加工向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以期在区域供应链中扮演更主动角色。

对仍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向其输出的中低端装备与基础工业产能有效契合当地的工业化需求。

（一）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承压，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仍有空间

中国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关系，正由过去的互补为主，逐步转向“互补与竞争并存”的新格局，贸易摩擦和产业竞争对双边贸易形成持续压力。在中国出口以中低附加值商品为主的阶段，中国商品与欧美消费市场形成高度互补关系，美国和欧盟长期稳居中国出口前两大市场，对两国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一度达到40%。随着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机械设备、关键零部件等高技术领域竞争力提升，美欧为保护本地产业利益，对华采取产业保护措施，出现政策性贸易摩擦。2024年，中国对美欧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降至29.1%。

尽管美欧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干预正常贸易活动，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全球分工的大势。2017—2024年，中国对美欧出口的中间品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6和5.4个百分点，资本品和消费品比重相对回落。

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速和占比，难以回到过去的高位水平，但高附加值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仍有空间。一方面，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持续增强，高附加值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出口有望逆势增长，并进一步提升中国关键零部件在发达经济体供应链中的渗透率；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因可替代性强、价格敏感，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更易受到外部冲击。若美国强行推动与中国“脱钩断链”，中国对美出口可能继续承压。

（二）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对其出口持续增长

对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受益于中国产业链的外溢效应与本地消费能力的增强，自华进口快速增长，东盟已取代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2017—2024年，除2023年外，中国对东盟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5年出口同比增速超10%；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从1.6%升至2.5%。从商品结构看，中国对东盟出口的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占中国同类商品全球出口的比重均显著提高，分别上升4.1、3.7和3.4个百分点。

随着这些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能力提升和本地产业链逐步完善，其生产的部分消费品正逐步替代中国原有的市场份额。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例，中国针织服装出口占全球针织服装出口的比重从2013年峰值的42.0%下降11.2个百分点至2024年的30.8%，同期孟加拉国和越南的份额分别上升6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

然而，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中，经济体对中国相关产业链上游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需求持续增加。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实验室（UIBE GVC）数据，中国是越南纺织服装业出口中最大的国外增加值（FVA）来源国，2015—2021年，中国在越南纺织服装业FVA中的占比从22.0%快速提升至42.8%；2021年越南纺织服装业的出口总额中，约有25%的增加值归属于产业链上游的中国。

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正寻求由加工组装环节向更高端制造领域延伸，未来对中国高附加值商品和关键中间品的进口需求有望进一步提升，支撑中国对其出口的持续增长。一方面，美国推行“转运税”政策，将削弱东盟、墨西哥作为传统转口贸易枢纽的避税功能。由于“转运行为”的界定较为模糊，即使仅在东盟、墨西哥进行简单组装或贴牌加工的商品，也可能被视为转运贸易而被征税。这一政策将迫使企业在“撤离”或“加大投资”之间做出选择，或推动部分企业加快在东盟、墨西哥布局中上游产业链。另一方面，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出于产业升级与制造业本地化的考量，出台税收优惠和产业激励政策，吸引高附加值制造业投资，推动本国制造业由简单加工环节向研发、设计和整机制造等更高层次延伸。

（三）非洲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出口增长与产业延伸的新支点

以非洲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增长市场，对非洲出口的商品结构正在由以消费品为主转向以资本品和中间品为主。过去中国对非洲出口以纺织、家电、日用品等消费品为主，当前则以挖掘机、油船、运输船、货车、牵引挂车等工业机械设备出口为主，主要得益于中国早期在非洲的投资布局。通过产能合作、工业园区共建及基建项目援助，中国深度参与非洲工业化进程，并在制造业初期阶段展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2017—2024年，非洲整体进口占全球比重基本维持在3%左右，但其自中国进口的比重却显著提升，占非洲总进口的比重上升6个百分点至21.6%。

从全球对比看，非洲正处于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初步成型为特征的“进口建设期”。一般而言，产业链建设遵循“直接投资建厂—带动资本品进口—形成中间品稳定流动”的路径。东盟和拉美的资本品进口高峰期出现在2010年前后，近年来，随着本地产业配套能力提升，资本品进口增速持续放缓，反映其已逐步进入“本地化生产阶段”，对外部装备依赖度下降。相比之下，非洲资本品进口需求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2021—2024年，中国对非洲出口资本品的年均增速达18.4%。

展望未来，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潜力有望持续释放。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工业化进程加快，当地产业将从基础设施建设阶段逐步过渡到产业体系初步完善阶段，对机械设备、电力装备、交通运输工具等资本品的需求仍将持续扩张，对零部件、电子元件、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等中间品的进口需求也将随之上升。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当地人民的消费能力将不断增强，家电、手机、日用品等消费品需求也将快速增长。

展望与建议

（一）展望未来，中国出口将进入一个高质量的稳健增长阶段

尽管中国对美出口面临下行压力，但通过对欧盟等发达市场的深耕，以及产业链适度转移带动中间品和资本品对新兴市场的出口扩张，中国出口的稳定性和韧性将不断增强。因此，若仅以中美贸易关系来判断中国出口前景，可能产生误判：片面聚焦短期波动会高估风险，中国忽视了由结构优化、新兴市场崛起和企业出海所构筑的长期韧性。

历史经验表明，德国和日本也曾经历相似的出口增长阶段转换：在20世纪70—80年代，两国出口均呈现高速增长；随后，因面临贸易摩擦加剧、低成本优势减弱与部分低端产业外迁等挑战，出口增速出现明显回落；面对压力，两国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革新，逐步将出口驱动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后，两国出口增速中枢逐步趋稳，维持在3%—4%区间。对于中国，得益于制造业体系更为完整、升级潜力更大，且高附加值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仍有显著增长空间；叠加出口市场日趋多元，形成了“发达经济体基本盘稳固、新兴经济体快速扩张”的韧性格局，预计中国未来出口增速中枢将略高于德国和日本，维持在4%—5%左右。

但中国出口的风险亦不容忽视。一方面，随着全球新一轮产业链转移深入，东盟、墨西哥等发展中经济体将逐步形成本地化生产能力，对中国中间品的进口需求可能出现边际回落，从而对中国出口形成压力。然而，全球产业链重构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简单、快速的“去中国化”进程并不现实。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工程师红利，以及高效协同的配套产业链集聚效应，中国仍将是全球制造业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枢纽。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并加快向中高端升级，与发达经济体在机械装备、造船、电子信息等领域的产业重叠度上升，将形成一定竞争压力，或加剧贸易摩擦风险。

（二）政策建议

1.加快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形成中国产业链向上向新升级的良好态势，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应对经济结构转换带来的就业压力。一是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攻关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充分发挥新型举国攻关体制，在政府统筹引导下，集中攻克一批“卡脖子”难题。鼓励民营企业发挥创新主体的作用，激发民企的创新活力。二是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不能认为是低端产能简单退出，也不能放任将传统产业过快迁出。通过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适用范围与规模，对工业企业节能环保、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供税收减免，并降低税收优惠政策的申领门槛，支持传统制造业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评定，实现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其三，大力发展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应对经济结构转换带来的就业压力。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必然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必须将稳就业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充分利用现代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缓解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就业压力。同时通过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提高劳动力适应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岗位的能力，实现就业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

2.通过系列改革形成强大的内需市场，逐步从出口导向和外需依赖转向内外需平衡的格局，形成强大的内循环和相互促进的内外循环。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人均消费支出金额和消费率均远低于美国，全方位扩大内需尤其是补齐消费短板显得更加紧迫。一是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真正破题，主要通过国企上缴财政并转移支付给居民、鼓励企业提高工资、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方式实现，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尽快加大国资上缴财政比例并专项用于社保体系建设，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至低保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三是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继续提高育儿补贴发放标准，将免费学前教育从学前一年逐步拓展到三年。四是加快推进大中城市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家庭整体进城”将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五是继续推进文旅、医疗、养老、教育等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在放宽准入的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促进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化、高质量的服务。六是优化休息休假制度，为服务消费增长创造时间条件。

3.推动企业稳步、有序、有条件出海。产业布局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应理性看待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产业转移现象，对关键核心技术等相关产业，明确划定留在国内的范围清单，维护经济安全和就业相对稳定。对具备技术和品牌优势的企业，应支持其通过投资建厂、并购合作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对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则应引导其通过海外仓、跨境电商和本地服务网络拓展市场，而非简单产能外迁。通过建立完善的出海风险评估与政策协调机制，防止过快的产能转移造成国内产业链空心化或出口波动，确保“走出去”与“稳出口”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4.完善企业出海服务体系。通过强化金融支持、信息服务等方式，为中国出口企业和“出海”企业提供全方位保障，为其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保驾护航。创新海外投资金融支持模式，提供更加多元的融资渠道；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开辟员工护照办理便捷通道；及时跟踪海外国家的相关市场准入、环境保护、数据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法规，编发国别贸易指南；加强外交保护和领事服务，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安全保障。

5.深化双边与多边经贸合作。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及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推动互利共赢的贸易关系，在扩大合作中减少摩擦、在共同发展中化解分歧。中国在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同时，应兼顾合作伙伴的产业承受能力，避免因产业竞争或市场冲击引发新的贸易摩擦。应积极参与新兴市场的发展进程，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配套合作和本地化生产，开发契合当地需求的产品与服务，促进其工业化与消费升级，实现中国产业“走出去”与当地经济发展繁荣的良性互动。

（编辑  尚鸣）

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续）

我国水运基础设施总体规模保持世界第一，2024年底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09万个，万吨及以上泊位2659个，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8万公里，其中，高等级航道超1.6万公里。由此，我国已经形成沿海运输通道、长江干线、西江航运干线、京杭运河—淮河等水运主要通道。我国是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的国家，已与100多个国家的主要地区和港口建立了海运航线联系，已成为世界班轮指数最大的国家。2020年，全球前十大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港口为上海港、新加坡港、宁波舟山港、深圳港、青岛港、广州港、釜山港、天津港、杰贝阿里港、巴生港，中国有6个。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海洋运输强国。

我国输油（气）管道里程从2012年的9.85万公里提高至2024年16.00万公里，天然气生产量从2012年的1106亿立方米提高到2464亿立方米。

我国成功构建了世界级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交通强国。我国旨在加快发展世界最大的绿色低碳交通体系，促进交通运输行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各类要素的流动，极大地推动和有力支撑了中国式交通现代化的发展，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坚持交通先行，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航海通达全球，综合交通网突破600万公里。我们坚持创新引领，高铁、大飞机等装备制造实现重大突破，新能源汽车占全球总量一半以上，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超大型交通工程建成投运。”习近平指出，“交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加快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

我国交通运输现代化大发展，重塑了中国经济地理，加速了国内经济与市场一体化，与此同时，也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中国货柜码头吞吐量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18.2%上升至2022年的32.0%，相当于世界第二位美国占世界比重（7.4%）的4.3倍，已接近OECD国家总和占世界比重的32.5%，这就大大加速中国与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创造了世界最大现代化综合性交通运输体系。

建成世界最大的现代化电力公司——国家电网。2005年我国有了第一条750千伏的特高压输电线路，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40年。2010年以来，国家电网规模实现大幅增长，到目前国家电网已经建设了29项特高压工程，包括15个特高压交流工程和14个特高压直流工程，总线路长度已达了4.6万公里，在世界上率先建立“大一统”超大规模电网。2024年，国家电网经营的全社会用电量达到9.85万亿千瓦时、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33.5亿千瓦，其中新能源发电装机首次超越火电，达到14.5亿千瓦。截至2024年底，国家电网经营11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131万公里；在运行及在建31项特高压输电工程线路长度达到4.1万公里，截至2023年底特高压累计输送电量超过3万亿千瓦时，均居世界首位；清洁能源发电量1.8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31.2%；已建成10条联通俄罗斯、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的跨国输电线路，累计实现电量交易超过310亿千瓦时。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能源研究所（Energy Institute ）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4》（Energy Institute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提供信息，中国发电量于2007年超过了欧盟，2011年又超过了美国，2021年，占世界比重从2012年的21.9%上升至2023年31.6%，相当于美国发电量占世界比重（15.0%）的2.1倍； 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2024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1.31倍。 这更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以及在当代世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我们定量评价了2000—2024年中国科技实力的跨越式发展，中国从科技追赶型行列进入科技创新型行列，从世界科技第二方阵进入第一方阵，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党的全面领导政治优势、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科技创新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在中国最大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实践就是：科技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创新已经成为第一动力，人才已经成为第一资源。

提高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成为世界最大的研发投资国。研发经费投入（研发经费支出）总量和增速以及其占GDP的比重是反映一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0.88%提高至2024年的2.68%（其中北京市连续6年在6.0%以上），已高于OECD国家排在第12位冰岛的2.60%（2020年数据），但仍低于美国的3.59%；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从2000年的896亿元上升至2024年的36130亿元，名义年均增速为16.7%，按2021年国际元计算的年均增长率为13.2%，是世界研发经费支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对GDP增长弹性系数高达1.630。《纲要》提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实际”。实际上中国研发投入从2020年的24426亿元增至2024年的36130亿元，年均增速为10.3%，与同期名义GDP年均增速的7.0%的增长弹性系数为1.471。预计到2030年，我国研发强度将从2024年的2.68%提高至3.0%左右；到2035年力争达到3.3%以上。

从研发投入的构成看，2023年，企业等市场主体研发资金投入占全国研发投入的78.3%，政府资金投入占比仅为 17.1%。技术市场成交额从2020年的28252亿元上升至2024年61476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9.6%。这充分体现出技术创新市场驱动型特征，即企业和其他机构的研发成果（发明专利）通过市场交易向实际应用转化的良性循环。

我国政府长期支持基础研究，同时积极鼓励社会特别是企业投资基础研究。预计基础研究投资占研发总经费比重将从2024年的6.91%提高至2030年达到10%左右。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与工程指标》数据库的统计，从2012年至2020年，中国科技论文发表数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一直居世界第二位。到2022年中国占世界比重达26.9%，相当于美国占世界比重（13.7%）的1.96倍，相当于OECD总数占世界比重（48.2%）的55.9%。 2013—2023年，我国各学科被引国际论文数据量达5.8万篇，占世界份额的30.8%，仅次于美国的7.7万篇，居世界第2位。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4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2024年9月20日发布）显示，中国热点论文数量达2071篇，占全球总量48.4%，连续保持世界首位；国际论文篇均被引用次数首次超越世界平均水平；材料科学、工程技术等7个学科领域论文被引次数排名世界第一。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科学研究中心之一，并建成若干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3年第35位上升至2024年第11位，已经进入世界前列。2023年我国创新投入居世界第25位，创新产出居世界第8位，2023年，我国在全球前5强科技集群中占据3个席位，百强集群数量达24个，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这标志着中国科技创新指数已提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指38个OECD国家）的前列。中国创新产出位次明显高于创新投入，显示了在中国任何一项创新，如公共科技知识、科技专利等都会产生巨国（高于OECD国家总人口）规模效益，并形成了由北方（OECD）国家、中国、南方国家（除中国之外）所构成的“世界三元科技创新格局”。这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征之一，体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目标要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持创新在我国全局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我国创新体系更加完备，长期稳定支持并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业，这有助于我国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创新中心和研发基地。我国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发，如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科技前沿领域攻关项目为7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3项。中国科学院等国家级科技团队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我国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特别是在重大基础研究和重点领域方面。目前，我国高校建立了60%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聚集了60%以上的全国高层次人才，承担了80%以上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合作、共同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特别是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培养更多的基础研究人才。我国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的规模不断扩大，2024年全国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了409.5万人，仅2020—2024年累计毕业生达到373.4万人，均居世界首位。充分发挥研究型、应用型等各类高校所长，加强培养规模宏大、创新力与竞争力强的研究型（学术型）、应用型（专业学位）高层次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为此我国将适时制定到2035年第二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26—2035年），为建成世界人才强国提供战略目标及路线图。

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我们要在主要战略新兴科技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攻克制约国防科技的主要瓶颈问题；在重大领域实施强国战略，将我国建成世界航天强国、信息强国、网络强国、知识产权强国等。

建成世界最大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我国商标注册量、专利拥有量、国际专利申请量已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在成为我国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提高到25%左右。其中，专利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之一。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从2020年12.13万亿元上升至2023年的16.8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11.97%提高至13.0%，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3%；预计到2035年，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5%以上，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国家“十四五”规划中，衡量专利水平已开始采用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的指标。此指标拥有量从2020年的6.3件上升到2024年的14件，提前达到2025年12件的预期目标，高价值专利总数从2020年的88.9万件上升至2024年的197.8万件，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预期目标，全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已经突破400万件。我国已连续四年成为《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大国，2024年，中国PCT申请量为70160件，占世界总数（27.39万件）比重的25.6%，相当于美国（54087件）的1.30倍、相当于日本（48397件）的1.45倍。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4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提供的信息，2023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占世界比重的47.2%，商标申请量占世界的47.2%，工业设计申请量占世界比重的54.2%。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技术创新中心，不断提供原创性的中国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也成为推动世界科技进步最重要的贡献国。

  建成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量质齐升，高速传输网络加速构建。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4G、5G网络，5G网络建设和应用正加速推进。截至2024年底，我国5G基站数达425.1万个，占移动电话基站数比重达33.6%，5G移动电话用户数达10.14亿户，达到全球平均水平2.3倍。2024年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7288万公里；宽带用户普及率明显提高，千兆用户占比已超三成。移动物联网终端应用快速增长。截至2024年底，我国移动物联网（蜂窝）终端用户数达26.56亿户，同比增长13.9%，本年净增3.24亿户；占移动终端连接数比重达到59.7%。5G应用已融入80个国民经济大类，应用案例累计达13.8万个，千兆光网应用案例近4万个。工业互联网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重点行业加快融合步伐，“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1.7万个。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我国数字经济正在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7.8%上升至2023年的9.9%，已经成为我国重要支柱产业和基础性产业。

  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普及率达到45%；全国网上零售额从2020年的11.76万亿元上升至2024年的15.52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6.7%，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重从2020年的30.1%上升至2024年的32.1%，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从2020年的37.21万亿元上升到2024年的46.41万亿元，年均增速达5.5%。

  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的能力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明显增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稳步提升。2035年，数字经济将迈向繁荣成熟期，力争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产业体系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以数字经济引导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将推动我国数字企业、数字社会、数字学校、数字政府、数字家庭、数字消费者获得长足健康发展，建成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之国。

建成世界最大的国内技术市场。技术市场交易额迅速增长是我国成为创新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2020—2024年，我国技术市场交易额从2.82万亿元增长至3.68万亿元，增长30.5%，年均增速为13.2%，高于同期研发经费年均增速（10.2%）；技术市场交易额相当于GDP比重由2.8%提高至5.1%，后者已高于2024年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2.68%），由于技术市场产出增速超过了研发投入增速，我国形成了研发投入与技术市场产出增长的良性互动，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研发产业体系和技术市场体系。根据《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到2035年的目标是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知识产权制度系统完备，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创业蓬勃发展，全社会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中国将从世界最大的国内技术市场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国际技术市场。

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目前，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经济增长模式将逐步从要素驱动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

科技创新将对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发挥根本性、长期性、全局性的支撑作用。为此需要：一是重提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目标，以其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之一，以建成世界创新型国家为核心战略目标，充分发挥科技现代化对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支撑作用，以科技现代化引领经济现代化。二是明确提出10年（2026—2035年）科技目标及量化指标，到2030年基本实现科技现代化，到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三是着手制定第二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与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到2030年和2035年总体目标、具体指标和总体部署、重大创新工程和重点项目，使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创新成为发展第一动力、科技成为国家第一实力，推动中国实现从世界科技大国向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转变，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一方阵。

建设全球最大规模现代化城市

  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全国城镇总人口从2012年的7.22亿人上升至2024年的9.43亿人，增加了2.21亿人，相当于同期世界城镇人口增加总数8.54亿人的25.9%，成为驱动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最大发动机。我国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2%提高至2024年的67.0%，高于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58%）9个百分点，提前达到《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2025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65%以上的预期目标。我国加快推进“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6.2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0.65%，承载了约三分之二的总人口，产出了90%以上的GDP总量和国内外贸易总量，并通过现代化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全面辐射，带动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随着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能力与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逐渐增强，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到2024年底，我国城镇住房总套数约为3.9亿套，按全国城镇9.44亿人口计算，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4.3平方米，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截至2023年年末，全国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房6400万套。截至2022年末，全国建成建制镇、乡、村庄供水普及率分别为90.8%、84.7%、86.0%。行政村通光纤、通4G比例超过99%，村村通宽带全面实现，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5.5%。力争在“十五五”期间上述服务设施均达到全覆盖，这标志着美丽乡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农村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正在开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超大规模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20—2024年期间，全国城镇总人口增加了413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总人口将达到10亿人左右，提前进入中等发达水平行列。

加快建设世界贸易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我国正在全面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大规模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大幅度增强对外贸易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使自身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实施全面开放进口促进战略，加快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增长转变为进口导向增长，尽早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口国，也是世界贸易强国的重大标志，与此同时积极提升国内居民消费福利和市场主体生产福利。我国能够为世界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巨大的“中国市场”，实现货物进口与出口基本平衡（进出口差额与GDP之比小于1.0%），有助于减少巨额的外汇储备（2024年高达3.2万亿美元）机会成本，大幅度增加进口总额，更好地利用世界资源；大幅度提高对外服务出口能力，实现服务进口与出口基本平衡；大幅度增强对外投资实力和竞争力，为世界提供“中国投资”，实现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基本平衡；加快贸易投资服务自由化进程，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有效减少美元外汇储备；大力支持南方国家整体崛起，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截至2022年，我国在共建国家的承包工程年均完成营业额达1300亿美元，建设了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系列标志性项目；中欧班列成为贯通亚欧大陆的国际运输大动脉，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17个城市，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提供了保障；我国联通了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建设开放型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构建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共同体；继续加强与国际机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有效地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充分发挥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发动机、宏观经济稳定器以及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国作用。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了“十五五”规划建议，高度评价“十四五”期间国家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明确提出“十五五”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并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首要维护政治安全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六项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其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核心，这既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又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国家发展，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的基础。

一是必须坚持党对国家发展和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坚持把制度安全、政权安全放在核心位置，才能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等领域重大风险，筑牢国家发展的牢固政治防线，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穿始终。从全局看，政治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生命线”，为实施“十五五”规划提供了根本性保障。政治安全是国家发展方向的“定盘星”，只有确保国家政权稳固、制度体系健全、意识形态安全，“十五五”时期的科技自立自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发展格局构建等战略部署，才能始终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推进。政治安全是风险防控的“压舱石”，唯有筑牢政治安全屏障，才能有效抵御外部的遏制打压、防范内部风险隐患，为产供链安全、金融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提供根本保障。政治安全更是凝聚合力的 “黏合剂”，通过维护国家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汇聚起推进“十五五”各项任务的强大合力，确保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协同推进。

二是只有坚定不移地把维护政治安全置于首位，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坚实根基。一方面，要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确保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政治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顺利推进，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三是深化政治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围绕“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战略，构建健全国家级政治安全风险分析平台，完善政治风险研判机制，定期开展政治安全形势分析评估，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风险会商制度，提高风险研判的科学性和精准性，确保政治安全风险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奠定坚实政治基础。

深刻把握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深入领会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正如新华社评论指出的，发展与安全如同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贯穿“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全过程。“十五五”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承启期，既要巩固“十四五”发展成果，又要破解深层次矛盾、应对不确定风险。实践证明，脱离安全的发展如同无源之水，没有发展的安全则是空中楼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十四五”时期，我国之所以能顶住疫情冲击、抵御外部压力，实现经济科技实力与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根本在于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护航发展大局，以国家发展成果强化安全保障。“十五五”期间，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扩散引发的复杂环境，唯有牢牢把握二者辩证统一关系，才能在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中行稳致远。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对比“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目标最突出的变化，一是强调科技自立自强，二是突出建设国家安全屏障。从发展与安全角度理解，科技自立自强与国家安全屏障建设密切相关，关乎未来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必须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战略重点，聚焦半导体、信息、生物、材料等关键领域，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提升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能力。同时，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强化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确保在复杂环境下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把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靠的基础之上。

在当前和未来更加动荡的国际环境下，随着中美博弈的持续激化演进和逆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蔓延，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可能接踵而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内外风险将持续上升，“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难度更大、挑战更多。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关注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既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又要以高水平安全确保高质量发展。

以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抓手推进“十五五”规划建议落实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从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角度思考，需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等，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在重点领域，如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加大投入和建设力度，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一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提高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自觉性。持续完善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细化法律条文和立法研究工作，明确各部门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职责与权限，确保国家安全工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国家安全构筑起坚实的法律屏障，严厉打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二是深入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制定科学合理、具有前瞻性的国家安全战略。立足国内国际形势，深入分析“十五五”期间可能面临的各类安全威胁，明确国家安全在不同阶段的目标与重点任务。将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使国家安全工作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为国家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三是进一步提升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国家安全部门强调：在确保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绝对领导下，强化一切向战、一切为战的实战体系，加强一体化指挥平台、专业化保障支柱、体系化实战团队，提升国家安全工作打赢能力。同时，全面加强涉及国家安全重大战略问题研究，提升为党中央服务、为实战服务的能力水平；全面加强涉外国家安全工作，特别是不断强化中国海外利益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全面加强科技赋能增效，锻造克敌制胜的尖兵利器，增强运用科技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能力。同时，为确保顺利推进国家现代化发展，必须抓紧出台一系列配套的安全政策措施，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从而使专业部门与社会各界联系更加紧密，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落到实处。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十五五”规划建议的重要亮点，提出“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这是我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的重要原则。

在目前风云诡谲的国际环境中，坚决维护党的全面领导，辩证处理发展与安全关系，加强和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对确保我国“十五五”期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乃至“十六五”期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据统计，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3.14万亿美元，连续8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比重提升至7.2%。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设立超过5.2万家境外企业，其中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立的境外企业就有1.9万家。可以预见，到“十五五”结束时，我国境外投资规模将进一步拓展，在经济上“再造一个中国”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有鉴于此，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既是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各项任务，实现“双循环”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保护中国日益拓展的海外利益的重要依托，更是确保未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突出任务。

（编辑  杨利红）

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向世界传递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中国要走出一条大国新路，并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

首先我们要正确判断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置身世界大国发展历程中，我们做出两个基本的战略判断：一是中国的发展水平已经处于世界第二个阶梯，正向世界最高阶梯迈进；我国人均GDP已经迈进中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一个更有意义的标志性指标是我国的人口预期寿命达到79岁，超过了美国。二是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虽然按汇率法计算的中国GDP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5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现在是美国的1.3倍；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30%左右，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历史上，先行的世界大国达到这个发展阶段之后，要么开始实行对外扩张，要么将产业向海外转移而国内经济发展结构出现金融虚拟化和产业空心化。我们当然不能走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我们要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大国新路，2026年开始实行“十五五”规划将这条大国新路描绘了超级蓝图，提出了五大超级战略组合。

超级产业体系

前不久一个美国的网友到中国旅游10多天，回去后发了一个帖子，说她漫步在成都的街头，非常感慨普通中国人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本应是普通美国人所拥有的；假如美国持续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就不会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出现产业空心化今天这种状态。历史上的美国曾经是中国这样的“工业克苏鲁”，二战后，美国工业产值巅峰时期占到全球比重的40%以上。

几年前我到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简称中车株机）调研。我向企业领导提出一个问题：与西门子这些世界性企业相比，他们的竞争优势在哪里？他们回答是：在核心技术上他们已经赶上了西门子，同时他们还有一个西门子没有的优势。西门子制造机车需要全球产业链的配套，而中车株机可以在喝一杯咖啡的时间里，把所需零部件在国内采购配齐。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强大的生产制造体系，是我们的强国之本；我们的科技产业创新、城市建设、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乃至金融强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建立在实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美国金融服务业在产业经济中比重很高，对应的却是在结构调整中将制造业空心化，发展虚拟金融。所以，“十五五”规划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十二个战略部署的第一位。

我们的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30%，未来可能进一步提高。我们如何部署超级生产体系？有个网友很形象地将它概括为“八四六七工程”，部署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条线上的“棋子”。其中的“八”是八个传统产业。我们的传统产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80%，要通过改造提升继续维持优势。今年3月我去神东煤矿调研，这个位于内蒙古与陕西交界的煤炭基地，历经几代人持续奋斗。如今传统的煤炭产业已经完全不是“傻大黑粗”的刻板形象，而成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我们下到这个亚洲最大的地下矿井去看，除了检修和少数掘进面还有一些工人在现场，井下已全部实现了自动化作业。中央控制室对全矿区生产进行智能化控制。整个设备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而且绝大多数实现了国产化。为解决煤炭开采形成的土层塌陷问题，他们将塌陷区改造成生态公园。煤炭的输送、转运都是全封闭、自动化作业，煤炭燃烧后形成的排放物，也都是想办法吃干榨净。

“四”是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这四个新兴产业，即将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实现集群化发展，形成新的产业优势。

“六”是指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可控核聚变等六种未来产业，这是我们下的先手棋，也许要到“十六五”才会真正有所收获，未来继续引领发展。

“七”是支撑这个庞大的产业体系的七类新基础设施。

如果说“一五”时期的“156项工程”是为我们工业打基础的历史性工程，那么“十五五”的“八四六七工程”将是推动中国成为工业强国的历史性工程。

超级科技创新体系

很多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进入内卷化陷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产业和技术不能升级。中国发展到今天，如果要避免进入内卷化陷阱，我们的科技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一定要持续提高。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科学技术革命的机遇，依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兴产业的成长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十五五”时期将要构建的超级科技创新体系，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一体”就是通过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原先我们的科技发展更多是“跟跑”，现在我们不仅要做好1-100的工作，更要做好0-1的工作，大力发展原始创新能力，特别要占据数智革命的制高点。

“两翼”之一是将科技创新体系和强大的产业创新体系融合在一起。中国拥有26个科技创新集群，是世界拥有科技创新百强集群最多的国家，而香港－深圳－广州集群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科技创新集群。在这里，依托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可以迅速形成新创意样品的设计并实现量产、投入市场，之后快速实现技术迭代。生产制造能力对技术创新能力形成支撑作用，技术创新同时也促进了产业升级。

“两翼”之二，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任上海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要拆“四堵墙”，即学校与社会间的墙、教学与科研间的墙、学科与学科间的墙、教与学间的墙。今天仍面临着的一个任务，如何拆除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墙，推动三者一体化发展，相互促进。

通过“一体两翼”的构建，我们的科学技术大鹏将展翅高飞，形成引领、领跑的优势，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全面性跃升。

超常增长战略

经常跑步的人知道，一时跑得很快的人不能以高速度坚持很久，跑得最久的往往是以中等速度、稳定的步伐，善于控制并调整步伐和节奏的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百年的马拉松赛，中国的快速增长已经持续了70多年，它将怎样持续增长？就是要通过调整步幅、节奏和姿势突破长跑的极点状态，进入一个更顺畅自如的阶段。“十五五”时期要推进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的速度，而且是进入一个中等速度而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中国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这在全球范围内是没有发生过的超常增长奇迹。

中国如何实现这个超级增长奇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点在哪里？“十五五”规划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核心是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要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一是向新产业拓展，发展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将新增10万亿的市场空间，发展新兴产业则会催生数个万亿级的市场空间，绿色低碳产业也会有10万亿元以上的新增市场空间，未来产业的兴起将再造若干高技术产业。二是进一步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向低空经济、航空航天、海洋经济、地下经济拓展。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经济能够实现超常增长。

新型超稳定社会

什么是超稳定社会呢？这里也先说两个故事。一是去年末和今年初，中美网友之间发生“小红书对账”的趣事。美国网友突然发现中国不像媒体宣传的那样穷，实际上中国人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中国网友对美国这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美好生活”的“滤镜”也被打破，原来美国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富裕，很多学生欠着大量的贷款，很多普通人的日子过得不如中国。

二是最近美利坚共产党（ACP）执行主席在中国访问时发表感想，说过去的一个苏联笑话：冷战时期有一个苏联代表团到美国访问，看到美国商店里货物琳琅满目，他们说如果苏联人民知道美国人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会起来暴动。今天他访问中国也有类似感受：如果今天美国人民知道中国已经建立起怎样的一个现代化社会，他们会对美国政府感到愤怒。

“小红书对账”是海外网红对中国人真实生活状态的传播，这其实就是21世纪的“厨房辩论”。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管你怎样自吹“高大上”，归根结底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对普通人提供的保护。

我们正在构建一个新型超稳定社会，本质上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是让普通人过上更好生活的社会。“十五五”规划建议非常重视人的发展，强调“两个推动”之一就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提出了“坚持人民至上”，不断推动“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这个新型的超稳定社会，我们要推进共同富裕，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我们中等收入群体要实现倍增，在未来十几年要从4亿多人增加到8亿人。

这个橄榄形建筑物有五大支柱：第一是生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第二是就业，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第三是健康，建设健康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第四是教育，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第五是养老，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这个建筑物的天花板是一个现代的高效能的社会治理体系，地面就是一个普惠性、公益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我们要建设一个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过上高品质生活、既充满活力又有秩序的新型超稳定社会，我们不但要续写我们的经济增长奇迹，还要续写我们的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的奇迹。

新型的超级全球化

1912年，19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受到很大的震撼，感叹世界这么大，从那时起，他下决心要为中国受苦的人、为世界受苦的人服务。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中国为本、天下为怀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为世界谋大同。

今年8月我去西藏日喀则调研。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我们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创造了一个内陆开放型高地。他们的国际陆地港一片火热，今年上半年进出口增长近50%。现在很多义乌商品卖到尼泊尔、印度，途经日喀则陆上通道所需运输时间比走海上通道节省20多天。不仅是小商品，新能源车等高档产品出口也在快速增长。

实现新型的超级全球化，中国需要拥有更强大的引领全球化和塑造全球化的能力，我们要从“跟跑”变为“领跑”，而引领的方向就是实现一个更为均衡的全球化，改变当前全球化不均衡状态。人类工业革命至今已几百年，但只有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十几亿人享受到现代化的福利，还有六十几亿人没有发展起来。如果这六十几亿人追求发展的动力充分发挥起来，能够带动一个巨大的全球化动能。

与美国宣称的“本国优先”理念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是一艘大船，世界上八十亿人都能坐上来，我们在国内实现共同富裕，在世界上也要追求共同繁荣，通过这艘大船到达一个共同繁荣的新世界。

中国有个成语叫否极泰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根源是一些国家穷奢极欲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怎么走出这个状态？《易经》说要“同人”，只有天下“大同”，才能“大有”。

中国是一个具有现实感，也具有未来感的国家。我们能够描绘出未来的宏伟蓝图，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我们有充分的自信，将我们的蓝图落笔成真，让我们的梦想变成未来的现实，不断推动我们的国家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编辑  宋斌斌）

中国崛起并非自然生长的，是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也是规划指导实施的结果。

中国特别重视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如何匹配？规划如何落实？这是世界性难题。国家发展规划并非中国独有，但一以贯之，且基本上都能实现，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实属罕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特别重视规划。规划的制定实施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也体现了我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中国的规划种类繁多，主要的规划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如“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如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重大专项规划如新型城镇化规划、乡村振兴规划等。

“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十大逻辑

笔者担任过北京市、天津市“十五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通过参与讨论两市的“十五五”规划，可以概括出其中十大逻辑，这些逻辑折射了战略规划的中国哲学。

第一个逻辑：一以贯之。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步步为营，绝不三心二意。“十五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高浪急”“惊涛骇浪”，但重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

第二个逻辑：实事求是。好的规划能够起到鼓舞斗志、增强信心和凝聚力量的作用，规划不能“假大空”，制定时必须上连天线，下接地气。要与国际环境、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大势、国家战略目标与政策导向紧密结合，体现要求、对接机遇，切不可与之背向而行；与此同时，应坚持从具体实际出发，着眼于反映诉求，激发潜力，克服短板，突出优势。不可人云亦云、照搬照套，更不可凭空想象、闭门造车。

第三个逻辑：知行合一。规划制定注重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口号深入人心，并以生态法典予以固定下来，是对人类民法典的巨大贡献。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第四个逻辑：因地制宜。中国模式是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的结合。数字化、电动汽车发展快，一个重要原因是系统兼顾，既全国一盘棋，制订2030 -2060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又因地制宜减排，不搞“一刀切”。发展思路落地和奋斗目标的实现，最终依赖于一些实实在在的抓手。一个规划，需要高屋建瓴，需要大气宏阔，更需要具体实在，留足发展空间，否则就是空中楼阁。有价值的规划必须有丰富的政策工具和操作平台，它们是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等的体现或延展。例如，中国国家“十三五”规划所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有165项、“十四五”规划有102项，细化的项目就更多。同时规划要充分赋予操作者从实际出发处置具体经济活动的权利、结合时代需求和战略使命先行探索的权利。规划应提供约束，但不能捆住操作者或实施者的手脚。

第五个逻辑：统筹协调。站在战略高度，秉持全局视野，坚持系统思维，周全把握与审视每一个维度、领域和层面，做到统筹兼顾，基于时代经济科技发展大势和自身资源产业比较优势，突出重点，廓清主线与主攻方向，避免平均用力、四面出击。只有这样，规划才能为一个地区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之路提供行动指南。比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跨国互联的能源互联网。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轮驱动。统筹生产－生活各环节的绿色生态转型。统筹把握、重点部署。

第六个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根本动力。中国绿色转型是逼出来的。2010年4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称，“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这也提示中国人民要迈向美好生活，不能走美国式发展道路，只能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丁仲礼院士说，不是拯救地球，是拯救人类。这是真正的人本主义思想，而不是人文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领导下，“减碳不达标，小心乌纱帽”形成各级政府的硬约束。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好诠释。

第七个逻辑：辩证的思维。规划动态调适，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规划相衔接。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核心是环保产业的发展，使得环境保护不再仅仅是花钱，而是兼顾收益，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党的四中全会《公报》特别指出，“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

第八个逻辑：从后天看明天。从中共中央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可以看到，“十五五”规划着眼于2060 碳中和、2050（49）建国百年、2035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碳达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2030“十六五”目标， 以伟大复兴牵引“十五五”战略规划。“远处着眼，近处着手”：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力、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第九个逻辑：并联式发展。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绿色数字化，数字绿色化。人工智能的底座是电力，中国新能源发展兼顾数字绿色双转型。“十五五”规划建议还特别重视融合发展。“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

第十个逻辑：立己达人。从愚公移山到一定要治理好黄河，从绿色中国到绿色世界，中国积极对国家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贡献；从中国式现代化到世界共同现代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华文明永续发展到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彰显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

（编辑  季节）

1953年到2025年，我国先后编制实施了14个五年计划和规划，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个奇迹。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力、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意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科学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规划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 “70多年来，我们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这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密码。”持之以恒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重要秘诀。

众所周知，1928年苏联就开始制定实施国家五年计划，有力推动了苏联重工业和经济现代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并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了重要物质技术基础。苏联计划的极大成功，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标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开始制定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二战以后，制定国家计划或战略规划也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施政手段。因此近代以来，从世界范围看，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规划或计划，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或规划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或规划不仅存在性质上的重大差别，而且在实践效果上也存在重大差异。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实施的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或战略，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指令性计划，而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和独特的优势。同时，我们党在长期领导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了科学运用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和一整套系统性规范化工作规程，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利器。

中国的国家发展中长期规划具有独特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国家发展中长期规划具有独特的优势。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在充分调研掌握全局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规划，从而确保了它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是具有计划性的社会大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虽然前后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种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始终坚持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用计划或规划来组织和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的整体优势，从而有效保障了党和国家制定的阶段性目标的接续实现，稳定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从“一五”到“十五五”，并不是直线式的发展路径，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发生深刻变化，逐步从指令性计划过渡到指导性计划，最后成功转型为国家规划，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新制度；另一方面，我们党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总结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不断深化认识国家计划和规划制定和实施的规律性，不断创新和完善计划与规划制定和实施的法律保障和组织保障，从而使实施国家发展规划的实践效果不断得到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高度重视规划体系和实施机制的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年印发的《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对理顺规划关系、统一规划体系、完善规划管理作出了重要安排，明确国家发展规划居于规划体系最上位，是其他各级各类规划的总遵循，国家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均须依据国家发展规划编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强调“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强化规划衔接落实机制”。2025年4月、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两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推动国家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在法治化轨道上进行，为建立“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的规划体系提供法律支撑。坚持运用国家计划和规划来组织引导社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正是我们党始终不渝坚持并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体现。
    党领导制定实施的国家发展中长期规划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我国发展中长期规划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制定和实施的，从而确保了它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中国共产党是最具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成立之时，就明确地制定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牢固确立了为人民谋解放和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全人类谋大同的初心使命和崇高理想。在领导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长期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锻造形成了超级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感召力和亲和力。在领导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规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把远大理想转化为一个又一个中长期发展计划和规划所要达到的阶段性目标；把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使规划的核心内容既体现党的意志又顺应民心；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相结合，既注重抓“牛鼻子”，又注重“十个手指弹钢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规划的过程中，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性和高超领导能力，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这一点做了最为生动和有说服力的诠释。
    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实施的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具有独特的经济制度优势。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和目标实现提供了牢固的经济制度基础。1953年我国开始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国经济条件非常差。毛泽东在1954年6月14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通过制定实施4个五年计划（即“一五”到“四五”，其间1963—1965年是三年调整期），我国已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1976—2005年，我国连续制定实施了6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体制机制环境，从2006年起，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正式更名为“五年规划”。这不仅是名称的变化，而且是我国国家战略的重大升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同样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创新。实践充分证明，制定和实施国家五年规划，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胜法宝。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也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国家战略或计划，但由于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支撑，其效果就很难与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功相提并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同心协力共同努力下，“十五五”规划预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能够取得决定性进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得到更充分彰显。

（编辑  季节）

我们通过对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县域内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调研发现，赞皇县在脱贫攻坚完成后，继续推进教育兴县工作：一方面，顺应人口在县域内流动和城镇化的趋势，逐步夯实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基础，大力改善普惠幼教资源配置，不断满足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需求；另一方面，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打破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瓶颈，通过提升劳动力文化和技能水平，实现劳动力价值提升，改善收入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一、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优化工作观测指标体系

（一）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优化指标体系构成

在赞皇县县域内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方面，我们设立了以下观测指标：

1.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小学生在村、乡镇、县小学就读人数分别所占的比例（%），初中生在乡镇中学、县中学就读人数分别所占的比例（%）；

2.义务教育师资配备。义务教育在编教师中大专及以上毕业生所占比例（%）；

3.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的便利性。小学走读半径（公里）、初中就读半径（公里）。

（二）赞皇县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优化指标体系

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突出问题之一。义务教育是群众最为关注和期盼解决的基本公共服务。教育在提高劳动者能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影响就业的重要方面。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教育扶贫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1.2016～2024年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变化的指标。

2016—2024年，赞皇县小学生在村小学就读人数所占的比例逐年减少，从2016年的23.8%减少到2024年的9.5%；在乡镇小学就读人数所占的比例也逐年减少，从2016年的33.8%减少到2024年的18.9%；而在县小学就读人数所占的比例则逐年增加，从2016年的42.4%增加到2024年的71.5%。

全县初中生在乡镇中学就读人数所占的比例逐年减少，从2016年的16.1%减少到2024年的3.1%；而在县中学就读人数所占的比例则逐年增加，从2016年的83.9%增加到2024年的96.9%。

2.2016～2024年九年义务教育师资配备水平变化的指标。

从2016年到2024年，赞皇县义务教育在编教师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所占比例持续增加，从2016年的89.8%增加到2024年的99.48%。

3.2016～2024年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便利性的指标。

全县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优化提高了就读质量。县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尽量按照人口在县域内流动和城镇化的趋势做出相应调整；同时，为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学质量，师资队伍人才建设不断加强。

从2016年到2024年，赞皇县小学走读半径持续保持为2公里内；初中就读半径因就读相对集中，以方便学生就读为原则。

全县义务教育就读便利性指标有待进一步优化。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小学走读半径持续保持在2公里内，这一指标虽然达到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基本标准，但是对于小学低年级特别是山区小学低年级孩子来说，还存在校车配备、往来通勤安全性等一系列问题。

表1 赞皇县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优化指标体系

数据来源：赞皇县教育局

二、优化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探索

“十三五”期间，全县总投资5700万元用于新改扩建学校75所，总投资5.1亿元开展教育园区项目一期工程建设，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走在河北省前列。“十四五”开局后，赞皇县委、县政府把教育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当时县教育工作面临着两大主要任务：一是义务教育资源需要适应县域内人口流动趋势实现布局均衡；二是提升县域内劳动力就业能力，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演进的现状。全县采取了优化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为高等教育输送人才与开展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扩大就业并举的措施。

（一）义务教育和幼教供给扩容提质

“十四五”期间，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全县共投资18492万元用于基础教育工程建设项目，新增建筑面积54773平方米，新建第三中学、第四中学等5所学校，新增学位9660个；招录事业编、特岗教师和安置公费师范生共计690人，教师队伍持续优化。全县教育事业实现了由规模化向内涵式转变的跨越式发展，并向优质均衡发展迈进。

1. 持续优化硬件设施和学区布局。

2011—2021年10年间，全县累计筹措1.58亿元（见表2）转移2.2万名山区学生（见表3）。2021年，赞皇县通过石家庄市教育扶贫工程改扩建15所学校；并在脱贫攻坚完成后持续做好自2011年以来开展的转移安置山区学生工作，接续转移安置山区学生4000余人下山就读。2022年，提升全县第三中学和教育新学区小学办学条件。2023年，先后改建中小学幼儿园43所，改善赞皇县第一中学等学校办学条件，2023年新增市级普惠性幼儿园6所。2024年，新增市级普惠性幼儿园1所，全县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0%；新建特殊教育指导（资源）中心1所，新建特殊教育资源教室2个。截至2024年，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共有学校52所，其中小学45所、初中7所，在校生38893人（其中包括小学23540人，初中15353人）。

表2  2011—2021年赞皇县教育扶贫转移安置山区学生资金及结构

数据来源：赞皇县教育局。注：表中“其他”包括河北省农工委捐款、河北银行捐款等

表3  2011—2021年赞皇县教育扶贫转移安置山区学生人数和学校

数据来源：赞皇县教育局

2020年以来，全县在园幼儿数量逐年下降（见表4）。幼儿园在园幼儿主要对应3-6岁儿童。2020年入园的幼儿多为2016—2017年出生。2024年入园的幼儿多为2020—2021年出生。我国自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2017年全年县出生人口数量出现反弹，其后逐年下降，至2024年小幅回升（见表5）。因此，适龄入园儿童基数大幅减少。分析其主要原因是：

（1）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影响。农村年轻人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空心化加剧，农村幼儿园萎缩。赞皇县城镇幼儿园虽集中，但受经济、地理位置等条件制约，部分年轻人毕业后不回县城，选择在发达地区生活，导致县城年轻人少、结婚率低、出生人口下降。

（2）观念转变与代际差异。晚婚晚育常态化。90后、00后更倾向于优先个人发展，平均初婚年龄推迟，直接压缩生育窗口。“丁克”“单身”兴起。社会对非传统家庭模式的包容性增强，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国家推出三孩政策（2021年）、延长产假、发放补贴等政策未能扭转生育意愿低迷趋势。

表4  2016—2024年赞皇县在园幼儿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赞皇县教育局

表5  2010—2024年赞皇县出生人口数量一览表

资料来源：《赞皇县统计年鉴》和赞皇县统计局

2.拓宽引才渠道，优化扩充义务教育教师队伍。

增加专任教师，改善教师队伍结构。脱贫攻坚后，全县通过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特岗教师招聘、公费师范生等补充教育人才，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在编教师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所占比例从2020年的96.6%提高到2024年的99.48%。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县管校聘”工作。全县25所中心小学、县直学校的校长教师于2022年全部完成竞聘上岗。切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保证教师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收入水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本着“走出去，请进来”原则，通过国家级培训、省级培训、市级培训等实现教职工全员培训。通过教师校长交流轮岗、三区支教、银铃讲学计划等开展交流，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工作能力和专业水平。培育一批高素质本地人才，并发挥本地优秀人才的骨干作用。启动县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工程，加强教育人才梯队建设。优化培训方式，分层分类培养专业人才。通过申报、考察、专家推荐等方式确定了高级班30人，精英班60人，种子班100人的培养计划。通过1～3年的培训培养，打造县内尖端教育领军人才，以这部分高素质人员辐射全县所有教师，带动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

通过以上工作，教师配置不断趋于合理，在基本缓解县内大额班问题的同时，提升了教学质量、提高了升学率。赞皇县每年中考考入石家庄市重点高中的人数逐年递增。全县高考升学质量提升，不仅升入本专科的人数从2019年的956人连年增加到2024年的1789人，而且高考重点上线人数已实现“破百”。

按照我国设立的义务教育不同阶段的师生比标准，目前赞皇县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师生比仍待达标，这反映出赞皇县义务教育阶段存在保障基础教育发展需要和素质教育全面实施的资源配置压力。县义务教育初中阶段师生比不达标的原因包括：2024年适逢初中段学生数量对应阶段性人口高峰（见表5），学生数量增长的同时初中段教师自然减员（退休、辞职、调出、死亡）较多，致使初中教师配置数量不足。

3.多措并举，确保义务教育普及率。

加强组织管理。成立县教育系统防贫监测工作领导小组，确保每一位义务教育阶段儿童义务教育有保障。对困难群体全面开展教育帮扶。扎实开展控辍保学。继续落实县级义务教育控辍保学“七长”责任制，对易发生厌学的学生，教师上门帮助，确保全县适龄儿童少年除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外不失学辍学。持续做好送教上门工作，选派责任教师为需要送教上门的残疾儿童和青少年定期实施送教上门，确保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资助落实到位。全面落实“学前教育资助”“两免一补”“三免一助”等各项资助政策，所有资金均按时发放到位。按政策做好营养餐改善工作。全县91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地方试点（不含县政府驻地赞皇镇辖区学校），受益学生14688人。

（二）积极开展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以技能提升更好促进就业

1.投资建设与战略联合并举，打造高质量职业教育培训平台。

投资建设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并获批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与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实施“3+2”联合办学、与泰国正大管理学院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向教育现代化、国际化迈出坚实步伐。

2020—2023年，县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在校生数量不断增加，在河北省45个贫困县中的排位不断提升。2020年为722人、排在第40位，2023年达到2324人、排位升至第26位。同时，在校生增幅2021年达到约88%，在河北省45个脱贫县中位列第二，2022年增幅有所回落，2023年增幅回升，在河北省45个脱贫县中位列第四。

2.结合县域特色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助力扩大就业。

为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服务于民的功能，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县职业教育培训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性职业技能培训，一类是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在具体实践中，赞皇县突出培训导向。对农民工、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创业青年、涉农企业工作人员、农业专业大户、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和就业困难人员等开展职业技术培训。依托县劳动技校和县职教中心开展市场导向性职业技能培训。推进“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扩大培训受益面。通过四年的努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教育局累计完成职业多种技能培训15575人次。具体包括：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入实施重点群体专项职业培训计划，2021—2023年累计完成职业培训8356人次。

（2）教育局通过实施人社局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培训项目和教育局实训基地培训项目，2021—2023年累计完成职业技能培训6421人次。

（3）2024年，县教育局和人社局联合在职教中心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总人数为798人次。

从培训技能的结构看，全县的职业技能培训以第三产业技能为主、其次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相对较少。从培训技能的具体职业定位看，全县的第三产业职业技能培训主要聚焦烹饪与面点、美容师、家政服务、直播电商、乡村旅游等方面；全县的第一产业职业技能培训主要围绕果蔬林木栽培与管理，并聚焦酸枣树、苹果栽种、果蔬花卉生产技术、果树管理、林木种苗等县特色资源相关领域。全县的第二产业职业技能培训主要聚焦电、焊、机修、服装加工等。

全县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重点聚焦有一定就业市场容量、适合本县劳动力就业的内容，以助力县域内剩余劳动力开拓新就业领域、扩大就业面并实现增收，这是全县探索适应市场输出劳动力、改善收入结构的有效经验。

此外，赞皇县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还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持续落实“雨露计划”政策。在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中，对享受“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学生的学籍信息进行完善，做到准确无误。建立健全“雨露计划”在读学生名单，开展针对性就业帮扶。

通过技能培训全力保障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就业。全县易地扶贫搬迁涉及1个村——赞皇镇冯家庄村，该村2019年搬迁至县城改为社区管理。搬迁后，县结合就业岗位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实现了有劳动意愿的194人全部就业（脱贫劳动力86人全部实现稳定就业，其中10人外出务工，76人在本县务工），大多数劳动力每年就业收入在2万元左右，确保了各户收入持续稳定且有保障。

通过技能培训打造出“赞皇枣农”省级劳务品牌。有组织地向外输出嫁接工，指导建立专业嫁接团队，打造出“赞皇枣农”劳务品牌并成功申报河北省省级劳务品牌，进一步延伸培养出“赞皇嫁接工”，进而发展为专业园林绿化工，积极打造“赞皇新农人绿化工”劳务品牌。

培育高技能“带头人”。把“土专家”“田秀才”培育成为发家致富“领路人”、乡村振兴“带头人”。开辟焊接技能人才培养新领域，扩大工业建筑领域就业。

拓宽农村大龄半劳力妇女就业渠道，实现家门口就业。妇女手工技术结合“扶贫微工厂”“巾帼基地”“种植基地”，发展妇女“指尖经济”成为增收的又一渠道。

三、现行发展中问题和政策建议

（一）多位一体开展科教兴县、科教兴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现代化建设

1.破除城乡教育二元结构，以县城为中心优化义务教育资源配置，顺应人口流动趋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赞皇县委、县政府把教育作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点工作。通过设施设备、教师队伍软件硬件双着力，顺应人口流动和城镇化趋势布局教育资源，优化县域内义务教育和幼教资源配置。通过“十三五”“十四五”的接续努力，全县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100%。同时，通过转移安置山区孩子走出大山求学，拉动山区2101户居民下山创业，推进共同富裕。

2.构建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就业增收。

“十四五”期间，赞皇县积极开展联合办学，投入建设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通过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提高县域内劳动力就业能力，逐步促使体力劳动者向职业技能型转化，打破县域内劳动力就业瓶颈。同时，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提高工资性收入、改善收入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就业渠道的同时助力县域内产业结构升级。

（二）县教育工作面临投入能力有限等困难和挑战

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1.赞皇县仍有500多名山区小学生走读。

小学走读半径在2公里以内是多数地区采取的标准。通过县教育局调研了解，并对各山区学校实地摸排汇总，目前赞皇县这部分学生人数大约有500人，占义务教育学生总数的1.2%。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进一步推进县域内城镇化进程。

2.初中教师师生比需要提高。

目前县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师生比高于教育部规定的标准。初中阶段是义务教育面临升学和分流的关键时期，该县已经制定调整计划。鉴于县小学阶段在校学生大量减少，2025年小学教师出现富余。今后将通过逐年选拔、调整具有初高中教资的高学历小学教师到初中任教，保证小学、初中、高中师生比均达到教育部标准。

3.缺乏与优质教育资源的深度互动。

县域内义务教育缺乏与发达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的深度互动，公共教育资源差距较大。通过省市名校与县域学校的校际合作或集团化辐射，可将省、市优质教育资源延伸到该县，如设立分校、教学点、挂牌 “联盟校”“帮扶校”或组建省市名校教育集团等，实行一体化管理，进一步破除公共教育资源二元结构。这项工作涵盖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多个层面，涉及财政资金、社会资金的筹措乃至社会资源的帮扶，需要上级有关部门和社会的支持。

4.需进一步加大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实践证明，职业技能培训在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能力、拓展就业渠道和实现增收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五年过渡期后，如何筹措资金接续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该县面临的新问题。这项工作也需要上级有关部门和社会的支持。

5.应扩大义务教育向学前教育延伸。

在低出生率背景下，赞皇县出现了在园幼儿数量逐年下降的态势，随之而来的是小学、初中也将出现相应的变化。因此，扩大义务教育覆盖面，将义务教育政策向学前教育延伸，进一步提高教育公共服务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基础作用已经十分迫切。这也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着力点。目前我国义务教育范围是小学6年加初中3年，义务教育延伸到学前教育后，需要处理好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关系，需要更多的经费支持，更需要上级有关部门和社会的支持。

（编辑  宋斌斌）

中企出海外部环境风险常态化

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确定性已不复存在，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地缘政治重构，二是安全风险加剧，三是贸易壁垒强化，四是全球供应链风险上升。这几类风险或将长期存在。以往我们秉持 “危邦不入”的理念，认为世界整体友好，仅部分地区存在风险，企业可自主选择进入或规避相关国家及地区，而未来这类风险将具有普遍性。因此，我们需转变对海外经营环境的认知，必须将风险防控作为业务开展的前提进行系统规划。从这一视角出发，现有风险管控体系必须适配新形势发展。

首先，仅强调合规已显不足。合规是遵守既定法律与规范的管理行为，但当前法律与规则的基础正发生变化，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变动可能是更为根本的影响因素。其次，企业以往由经营部负责市场风险、法律部负责合规风险，但如今各类风险呈现联动效应，且易从单一市场向全球扩散。缺乏协同、条块分割的风险管理体系，难以有效应对复杂风险。

风险管理的核心原则是事前预见与预测，若等到风险发生后再被动应对，尤其是贸易制裁、地缘政治这类风险，事后补救与事中控制往往收效甚微，必须前置预防与规避环节。这就要求企业建立一体化风险监测评估体系，打通产业、贸易、地缘政治、安全等多领域信息通道，构建统一的风险监控框架，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实时预警，方能有效应对风险。

中国海外利益面对美西方的全球规则与“制信息权”优势

中国企业 “走出去”，面对的是由美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美欧拥有规则与信息优势。我们进入的国际市场，其舆论导向、法律体系、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均基于美西方主导制定的规则。这一世界贸易体系以 15 世纪西欧全球化为起点，历经 “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经过百余年演进逐步完善，形成了一整套规则系统。这样的体系并非单一民族国家能够轻易替代，要打破或重构该体系面临诸多挑战。

近年来，美西方对我国部分科技企业及头部企业的打压，呈现出鲜明特征：以情报信息为引领，以非国家行为体为先锋，背后辅以舆论战、群体性事件、法律战，未来还可能出现金融打压等手段。这些打压行为均以精准情报为基础，将各领域规则与手段武器化，通过快速情报收集、分析，实现精准打击。而我国当前应对海外风险的流程偏长，零散化、碎片化的应对举措往往陷入被动。

“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政府安全治理能力有限

如果说美欧对我国利益的打压是 “运用规则的打压”，那么“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政府则常存在低效、腐败、内斗等问题。即便是相对清廉的政府，也存在党派之争与利益集团博弈。这些国家官僚体系的腐败与低效、索贿行为盛行，严重制约了我国海外投资项目的推进。我国国家治理模式属于“政府主导型”，各项工作多由政府牵头推进实施，但“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政府的安全治理能力相对有限。这就决定了我国在“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安全保护上，首先需统筹协同治理，在充分掌握相关情况的基础上，谋定而后动；同时在实践操作中，应更多运用市场化、社会化安全机构与民间力量，构建以政府为后盾、商业安全机构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安保模式，方能有效防范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应从战略高度看待 “制信息权” 问题

首先，针对海外风险需以情报信息为先导，坚持主动预防为主，建立融合地缘政治、产业信息、安全等多维度的一体化态势感知体系。

其次，从战略高度重视专业咨询机构的作用，推动其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 提供专业系统支持，将信息与谋略赋能融入中国企业出海的全过程。

第三，以“市场化”“社会化”为基本指导思想建设海外信息网络。“情报” 是较为敏感的术语，中国企业在海外信息体系的建设与运用中需注重 “脱敏化”，通过开源大数据、专家网络等合法合规方式开展信息工作，将大量非敏感内容与手段区分开来，借助专业咨询机构及企业自建信息化系统，有效解决海外信息归集问题。

（编辑 尚鸣）

    中美与东盟供应链产业链紧密关联

在中美经贸博弈中，东盟不但成为美国重要的供应链节点，而且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枢纽功能。

东盟是美国在亚洲重要的供应链节点

东盟是中美贸易关系转型、全球供应链重塑的获益者，美国在“去中国化”过程中，通过“友岸外包”等方式，使东盟成为美国在亚洲重要的供应链节点。从2019至2023年，美国对东盟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占东盟吸收全部FDI总额的比重，由27.3% 增长至37.04%。美国对东盟的进口依存度和东盟对美国的出口依存度明显上升，分别从2010年的5.7%、9.5%上升到2024年的10.15％、15.3％。美国已经成为东盟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外资来源国。

在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美国将供应链重塑作为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重点。2024年，越南对美国出口产品中28%左右均为电子元器件，而马来西亚出口产品中这一比重甚至超过60%。由此可以看出，东盟国家作为美国电子元器件主要供应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与东盟的供应链深度嵌入

中国与东盟的供应链关系日益紧密，双方已连续5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17到2024年，东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显著增长，约为90％，2024年双方制造业贸易占比超过90%。目前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中的中间品总额占比超过60%，产业链嵌入非常明显。中国正在通过贸易投资等方式，深入参与东盟业已形成的世界级制造业集群。特别是一些中国头部制造企业，正在通过“技术输出+产能共建”模式与相关东盟国家开展深度产业合作。例如，比亚迪、长城等汽车企业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投资建厂，2024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35万辆；越南胡志明市周边纺织园区集聚了大量中国纺织服装企业，为Zara、H&M提供了30%的成衣产能。

东盟是中美供应链互动的重要枢纽

美国逐步实施与中国脱钩战略，东盟国家因地缘经济优势从美国对中国的供应链转移中受益，由此中国与东盟在美国市场的进口份额中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情形。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商品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17年的最高峰21.59%下降到2024年的9.5%。与此同时，美国从东盟进口的商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17 年的7.24% 上升到2024 年的10.15%。以越南为例，美国进口的97类HS2编码商品中，有84类商品的中国份额下降，有74类商品的越南份额上升，其中，从中国进口份额降幅最大的前20类商品和从越南进口份额升幅最大的前20类商品中，有12类是重叠的，而且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半导体领域，东盟输美的国防设备产品中，有70%的电子元件仍来自中国，部分涉及导弹制导系统传感器、军用通信设备等核心部件。即使在民用领域，中国也占据美国从东盟进口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份额的48%左右。

美国对东盟国家关税政策的供应链意图

 尽管美国已在全球普遍实施“对等关税”策略，包括近日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莱索托也征收高达50%关税等，但对于亚洲地区，美国的目标极为明确和具有针对性，即试图搅乱亚洲业已形成的产业链供应链结构，重点是切断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将东盟国家供应链体系纳入其战略布局。

搅动东盟就是搅动亚洲供应链网络

东盟是亚洲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区域，美国搅动东盟供应链的意图是搅动亚洲供应链网络。亚洲地区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世界各地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劳动力的主要供应地，也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最紧密和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24年亚洲经济规模在全球占比达49%，制造业领域增加值占全球53%。东盟是亚洲吸收外资增长最快的地区，在电子制造、纺织服装加工、汽车制造等领域，越南、印尼、泰国等已逐步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中心。美国对东盟国家实施高额关税政策，可大幅提升相关国家对美出口成本、压缩甚至挤干其利润，逼迫美国企业将部分制造业迁回本土，并能够对亚洲地区供应链产生显著的转移效应。耐克公司已宣布将其在越南30%的鞋类订单转移至墨西哥，而在泰国的丰田、本田汽车公司也计划加速转移到墨西哥建厂。

搅动东盟加快“去中国化”

东盟是美国重组亚太供应链的关键一环，美国将东盟定位为亚太供应链转移的“中国替代者”、对东盟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可逼迫在东盟的中国企业离开当地。

特朗普1.0时期以来，中国加快利用区域供应链网络对冲中美博弈风险，企业相继选择“中国原料+东盟组装”模式，成功破解美国关税打击的困局。从2010年到2024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流量涨幅近4倍。中国已在电子、汽车、机械等领域与东盟国家形成紧密的产业链关联。近期，美国通过高关税强迫东盟国家在中美两国间“选边站队”， 旨在促使东盟国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与合作，进而割裂中国周边产业链布局，实现其供应链“去中国化”意图。据国际供应链咨询机构数据，2025年二季度，东盟国家对中国中间产品进口询价量环比骤降18%，其“去中国化”进程正在加速。

搅动东盟迫使其纳入美国供应链体系

东盟国家对出口市场存在高度依赖性，美国市场占东盟市场份额总体超过12%。美国利用其特性，通过关税施压，逼迫东盟与其联合遏制中国。而越南、泰国等主要出口国家对美国依赖度更高。2024年，越南出口美国商品约占其全球出口市场30%，对美贸易顺差达到其GDP的30%，泰国出口美国商品占其全球出口市场的18%，而柬埔寨服装业80%的产能要依赖美国市场。据东盟内部测算，若美国全面反制，东盟区域经济增长率将下降1.2%，通胀率则飙升至5.8%，将对东盟经济形成巨大压力。《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报道，如美国关税政策持续，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GDP增长率预计将从2025年的3%降至2026年的1.5%，远低于2024年预计的GDP增速4.5%。近期，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等对美贸易顺差显著的国家，先后与美国接触并讨论妥协对策。从对外公布的信息来看，美国正在将其关税政策与地区安全等议题捆绑，试图通过构建“贸易－安全”等联动机制，迫使部分国家转向美式规则，强化其在东盟地区的话语权。

中国应对美国在东盟供应链搅动的建议

尽管中美日前经吉隆坡经贸磋商达成了新的关税共识，并自2025年11月10日起相继取消或暂缓此前的针对性的高关税措施，这一变化看似也将缓和美国对东盟关税力度，但不可忽视的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外交大势短期不会改变，特朗普政府经济外交的强势，以及东盟在中美间坚持“不选边站队”、奉行其对大国的平衡战略，决定了美国对东盟的关税手段还会继续推行，而东盟在寻找中美间动态平衡点时，难免以牺牲中方利益来换取美国合作，对中国周边供应链布局的稳定性形成持续威胁。基于以上国际背景，在应对美国干扰东盟供应链网络时，中国要统筹考虑、系统规划，既要加快提升区域供应链的集聚能力、强化产业链韧性，也要努力推动构建区域内高效循环的供给和消费能力，在国际经贸博弈中保持定力，加强实力。

深化细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避免关键产业链供应链被“武器化”

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美国在东盟地区“去中国化”核心领域，未来美国在东盟很可能采取分领域各个击破的策略，将产业链供应链“武器化”，实现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围堵。中国需要进一步精准把握和识别东盟成员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优势和特征，针对不同国家制定精准的合作策略，提升区域产业链把控能力。例如，在半导体领域，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各具优势。针对新加坡的技术和科研优势，加强与其前沿科技和初步产业化合作，通过技术关联产业和技术合作模式发展成紧密合作伙伴。针对马来西亚在封装测试和被动元器件生产方面的优势，在加强与其中间产品供需合作的同时，适时在当地投资建厂生产，减缓供应链被贸易政策变化掣肘的风险。针对越南自主技术和自我投资建设能力均明显不足的特点，通过产业链体系本地化发展，争取获得越南的国民待遇，规避系统性贸易管制。

强化以我为主的供应链网络，避免出现中美平行的供应链体系

在中美之间持续战略博弈和东盟“中美对冲”策略的双重作用下，东盟地区未来极有可能形成分别服务于中美市场的两大平行产供链体系，中国与东盟国家“断链”和“脱钩”风险将大大上升。我们可以借助RCEP更为广泛的合作空间，通过积极与RCEP其他成员国开展合作，深化“中国—东盟”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力度和广度、降低东盟在中国周边产业链布局中的显示度。目前，我国正在对RCEP协定的有效性进行探索落实，推动广泛应用RCEP原产地规则、贸易便利化措施等，促进东盟国家充分惠享RCEP合作机制。以“中国—东盟”在数字经济、绿色产业方面的合作成效为示范，为RCEP探索完善相关领域技术标准规则，并通过RCEP平台将其内化于成员国的法规政策，促使“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机制在RCEP框架下发挥作用，使“中国—东盟”的产业链供应链规则有效促进双边合作，并使双方的产业链体系加强“中国—东盟”合作空间，又能为双方有效利用。

加快构建数字、绿色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构筑新“链”抢占未来经济舞台

中国—东盟自贸区已实质性完成3.0版协定谈判，并聚焦于制度型开放，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议题首次纳入其中，凸显了中国与东盟对新兴产业合作及其供应链共建机制的重视。针对以上三个新议题，建议加快开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绿色产业投资合作，并通过供应链协同互补，筑牢风险抵御能力，为条款生效落地提供扎实的路径和实践经验探索。系统性构建覆盖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与规则标准“软联通”的全链条合作机制，提升数字经济合作的发展能力。发挥中国在绿色能源方面产业化优势，积极引领并不断完善绿色经济合作体系，推动双方在可持续能源、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碳市场等领域深化政策协同与产业对接。探索共建跨境智能电网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等，为构建国际多边绿色治理体系提供中国—东盟实践范本。

提升区域经济自主循环及消费能力，塑造区域内供应链产业链独立自主功能

东盟对美国出口市场依赖度较高，只有加快提升区域内的经济自主循环和消费能力，才能持续塑造地区供应链产业链的独立自主体系，形成“区域制造－区域销售”的韧性和“区域制造－全球销售”的新格局。建议针对半导体、关键矿产、新能源汽车等主要产业领域，设立产能合作基金，共建合作项目的原材料本地化采购体系，构建区域内供应链自主循环的良性发展机制。探索建立中国—东盟关键矿产储备机制，对冲美国“友岸外包”战略的排他性风险。探索建立联合贸易救济机制，形成规则博弈的集体行动能力。同时，探索共建消费大市场，持续深化贸易便利化，推动数字清关和跨境支付互联，降低流通成本。扩大数字消费新场景，共建跨境电商示范区，推广直播电商、海外仓等新模式，不断挖掘跨境消费潜力、提升消费效率。探索设立消费市场共建基金，定期举办跨境消费季活动，推动区域内消费互动不断升级拓展。

提升与东盟成员国发展（援助）合作水平，巩固周边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良好氛围

东盟的各个国家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尽管新加坡已经是新兴发达经济体，而柬埔寨、缅甸、老挝至今仍然在联合国确定的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列。提升这些国家的发展能力，可以有效促进区域内的稳定和谐发展。建议与这些国家在合作中，加大技术援助和职业教育力度，拓展现有“鲁班工坊”等国际职业培训项目覆盖范围，培训当地技术工人，提升其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并协助相关国家进一步完善产业配套能力。通过协助相关国家传统制造业实现数字化升级、支持中小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发展低碳技术和循环经济等，促进提升绿色供应链构建能力等。

（编辑 季节）

当前，全球安全局势复杂演变，美西方对我国抹黑打压手段层出不穷，我国海外利益延伸至全球各地，且不断拓展深化，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愈发凸显。李嘉诚旗下的长和与贝莱德的港口经营权交易以及美国试图对我造船业和海运业进行的遏制，揭示了大国博弈全面升级背景下，我国面临更加复杂多样的战略挑战，也暴露出我国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海外利益法治体系的短板与不足。要以良法善治保护好我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在海外合法权益，更好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

健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海外利益法治体系刻不容缓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早已不限于本国疆域，海外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延伸和组成部分。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封锁、遏制和打压举措，是全球化逆流下大国博弈的生动注脚。在中美激烈竞争背景下，企业与国家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必须以法治方式更好维护包括海外中国企业利益在内的重大国家利益。

一是加快筑牢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海外利益制度防线的战略需要。

1.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必须着眼于全球。中美博弈早已在全球展开。当前国际安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大国博弈与地缘对抗激烈复杂，我国海外利益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挑战。截至2024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高达3.14万亿美元，连续八年排名全球前三。国家利益向海外不断拓展，法治作为国家利益保护的重要基石，其重要性和作用愈发凸显，这就要求法治建设同步跟进，做到国家利益在哪里，法治保障就要跟进到哪里。

2. 我国关键产业面临更大威胁。芯片等先进制造业，航运业和造船业等，都是西方霸权国家对我打压的重点领域。中国2024年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全球的55.7%、74.1%和63.1%，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32倍。以造船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是国家核心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关键战场。近一年多来，美国酝酿了一系列针对性打击中国造船业和海运业的行政举措与国会立法。近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暂停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及相关关税措施一年，中方也回应暂停相应反制措施。此举虽然标志着持续一年多的中美造船业贸易摩擦暂时进入“休战期”，但这一局部的缓和并未改变全球供应链正在加速重构的宏观态势，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

3. 美国意图重新控制全球海域咽喉要道，配合其遍布全球的近800个军事基地，封锁中国和全球的商贸交流命脉。

4. 美国仍会对中国海外关键矿产、新能源汽车出口、高端芯片供应等战略领域进一步全方位“追杀”。美国频繁滥用长臂管辖，通过抹黑造谣、贸易管制、金融制裁、技术封锁等手段，恶意限制中国企业发展。完善海外利益保障机制早已不再是简单防范“局部危机”的临时性措施，必须成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的制度化安排。

   二是铸牢维护中资企业海外利益护盾的迫切需要。

1. 中资企业是国家利益的重要载体。包括港澳资在内的中资企业，不仅是进行全球投资与合作的商业主体，更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实现国家意志和战略目标的全球性投射。这些企业的海外利益需要得到国家法治体系的强有力保护，减少和避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遭受不合理的法律风险和政治压力。

2. 中资企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先锋力量。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既发展了中国，又造福了世界。2024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为509.9亿美元，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产品制造等多个领域，涉及的海外利益巨大，维护海外利益安全刻不容缓。

3. 中资企业海外利益保护问题频出。中资企业出海经营面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社会环境，许多投资项目所在国存在政局不稳、战乱频仍、法治体系不健全、执法司法不公、营商环境恶化等问题，都可能导致企业海外利益严重受损。

4. 战略性中资企业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随着全球技术竞争的加剧，西方国家不断遏制打压如华为、中兴、字节跳动等具有战略价值的高科技企业，特别是先进科技产业和大型数字信息平台。尤其是美国常以国家安全、知识产权、数据安全等为借口，动辄滥用制裁措施，严重损害我国企业利益。

   三是布局中美全球博弈先手棋的战略必然。

1. 法治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话语和共同愿景，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营商环境，需要向世界展示更好的法治中国形象。

2. 发达国家已有相对完善的保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海外利益的法治体系。在国家安全审查方面，美国已构建多层次、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基于宪法，国会能够对包括并购交易在内的企业经营行为进行立法干预、监督听证及推动实施安全审查等，例如，2006年曾阻止阿联酋迪拜港口公司在收购英国铁行集团的交易中控制美国港口；依据《贸易法》《关税法》等法律法规，美国得以在半导体、新能源、海事、物流等多个领域对华展开“301调查”，而在对进口贸易中“不公平行为”进行的“337调查”中，近半数都是直接针对中国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FIRRMA）严控对关键基础设施、AI等关键技术、敏感个人数据等领域的外国投资；《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IEEPA）则直接授权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后管控商业的权力，以应对国外的异常状况或特殊威胁。此外，欧盟自2023年起实施的《关于外国补贴扭曲欧盟内部市场的条例》也将审查范围延伸至投资并购行为发生的第三国。在反垄断监管方面，各国纷纷强化反垄断法律责任，以约束跨国公司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利用资本、技术等优势以及相关国家法律监管空白等实施垄断，以达到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方面，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针对关键物资的稳定供给、特定社会基础服务的安全运营等规定具体措施，以保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受外部风险的威胁。在维护企业海外利益方面，日本通过《出口组合法》组建协会，促进中小企业“抱团取暖”，保障和支持其在东道国的投资经营活动。

3. 当前国际规则处于深度调整期，面对美西方滥施域外管辖，我国要拥有与大国地位及其全球利益相称的法律工具，以反制对我国企业的制裁和歧视，塑造有利的国际秩序。

4. 提升我国综合性海外竞争能力的必然要求。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投射了融合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与文化等多维力量的综合国力，具有强大的全球威慑力和号召力。相比之下，我国的海外竞争能力和利益保护效能仍待提高。

   海外利益保护的法治体系短板亟待补足

   港口交易暴露了我国在涉外法、香港法体系的构建及国际法塑造方面，对国家核心利益与海外利益保护的不足。

   一是国内法和香港法相关领域尚不完善。

1. 立法理念和视野不够开阔。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我国当之无愧成为利益与全球交织的“全球性国家”。但现行法治体系仍主要聚焦于国内事务，全球性视野不足，与国家全球化发展的步伐尚未完全匹配。例如，当前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关注市场份额变化，未重视海外交易的地缘政治因素，而触发域外管辖也需以形成对中国海运通道的议价权垄断等后果为前提。

2. 海外利益保护的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当前我国海外利益保障的法治化进程相对滞后，尚未建立专门系统的法律体系，现有保障机制更多体现为短期政策性文件与行政指令的组合，法律约束力相对有限。相关规章制度较为分散，未能建立一套全面系统的海外利益保护制度体系，已有的相关立法规定较为模糊。例如，202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家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中国公民和组织在海外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这仅仅是重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三十三条，对于海外利益的界定、责任部门和保障措施等缺乏进一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五十九条对“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未进行具体解释，导致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存在模糊。目前，在海外投资保护、驻外安全保障等关键领域存在一定的立法空白。

3. 缺乏专门针对海外战略支点（如港口、军事基地等）保护的法律制度。在面对外部势力对我国海外关键节点的威胁时，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授权。而美国则已在《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中要求申报所有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的间接控制权。

4. 非战争军事行动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完善。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行动权限、资源配置、跨部门指挥协调、跨层级联动、突发事件应对等方面制度规定尚不健全，难以高效保障海外利益安全。与此同时，我国市场化海外安保力量起步较晚，政府支持和综合配套措施尚显不足，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相比，在海外安保的数量和质量上仍存在较大差距，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保护需求。

5. 香港作为“自由港”，在立法层面对国家安全与海外利益风险的关注相对较少。香港富商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香港经济立法拥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忽视了对国家利益的关注。

   二是法治实施力度不够。

1. 国内法域外适用能力有限，涉及海外利益保护的相关强制性执法手段仍在探索之中。

2. 海外利益保障机制的系统性协调性不足。海外利益保护涉及安全、外交、商务、国资、发改等诸多部门，但相关职责划分仍不够清晰明确，信息共享与协同机制仍有不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之间协同合作也有待加强。

3. 执法司法的国际合作机制不完善。海外利益保障对外部协调能力要求较高，依赖于双边或多边政府层面的制度性合作。当前在跨境取证调查、采取强制措施、资产追回、跨域危机处理、国际法律交叉适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制度和能力障碍。

4. 情报能力不足，预警能力有限。国家层面缺乏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尚未构建针对具体国别、行业的海外投资经营风险预警、防控与保护机制。面对突发情况缺乏快速有效的决策和行动机制，主要依靠外交等相对单一的处置手段，难以及时防控和制止侵害行为并形成强有力震慑。

5. 海外公民和企业权益受损时的救济渠道与手段有限。跨境救济往往因涉及国家主权和司法管辖权等诸多复杂因素而面临障碍，导致海外权益受损的公民和企业往往难以获得及时、公正的法律救济。当前海外利益保护过于依赖政府力量，对行业协会、企业出海联盟等社会力量重视不够。

6. 出海企业的法治素养与市场专业服务存在不足。许多企业对国际风险的认知和应对能力不足，而且现有出海法律服务质量仍有待提升。部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经营过程中缺乏专业法律服务支持，致使在遭遇跨国纠纷或法律挑战时，难以及时有效维护自身权益。

   三是塑造国际法治能力不强。

1. 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不足。近年来，我国已逐步加强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但在国际规则体系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仍相对有限，常处于被动参与的状态。

2. 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依然不高。高层次涉外法治人才数量不多、能力不强、经验不足等问题仍然突出，制约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和海外利益保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关键岗位的中国籍国际职员比例偏低，中国籍法官和专家在国际司法、仲裁等国际法核心机构中占比远低于美欧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3. 我国在国际仲裁领域的影响力有限。尽管中国企业在海外拓展中面临大量的跨国纠纷，但企业选择我国仲裁机构进行争议解决的积极性仍然较低，中国仲裁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4. 战略空间法律规则建设前瞻性不足。当前我国关于港口、航道等全球性基础设施，以及网络、外空、深海、极地等新型战略空间的法律制度建设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相关发展规划与规则布局尚显不足。

   不断完善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海外利益法治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涉外法治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加强顶层设计，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要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和自身实际，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建强保护海外利益的法治安全链，加快形成海外利益保护新格局。

   一是加快完善我国核心利益和海外利益保护的法律框架。

1. 建立更加完备的维护海外利益和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制定《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法》《海外利益保护法》等，填补我国海外利益保护统领性立法的缺失。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证和调查法》，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制功能，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涉及包括海外利益在内的国家安全利益与可持续发展事项进行必要干预的权限，并对全球所有符合条件的经营者行使听证与调查权等。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应重视对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商业交易进行合理且必要约束。

2. 加快完善对外投资、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海外安保服务等领域的立法。加快建立健全专门性的海外投资利益保护法律体系，尽快出台《境外投资管理法》，完善境外投资管控制度体系，强化安全评估审查，建立覆盖市场准入至退出全过程的境外投资系统化审查制度，更好维护我国作为投资母国的合法权益。修订《保安管理服务条例》，鼓励并规范安保企业，尤其是私营安保企业在境外的发展，努力为企业出海提供以人为本的高水平安保服务。进一步完善出海企业的权益保障机制，鼓励中小企业建立跨行业出口协会、共享物流、海外资源与风险信息等。

3. 完善反垄断领域制度规定和关键基础设施保护。进一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适当提高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个人责任罚款金额，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增设剥离资产等法律责任，以防止相关海外交易实施后，对我国境内市场造成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负面影响。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法律的制定完善工作，明确重要基础设施战略价值，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性与自主性。

4. 完善海外非战争军事行动法律。明确海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任务、范围、指挥体制、行动程序等内容，为保护海外战略支点等行动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

5. 完善细化国内反制裁法律制度，创新金融制裁举措。不断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以网格化方式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提升对列入我国制裁清单的相关实体实施制裁措施的及时性、有效性和震慑力。探索与实体清单制度相衔接的金融制裁举措，加快制定针对美国的金融反制裁清单，增强我国反制裁体系的整体效能。

6. 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变革。我国要积极从国际规则的旁观者和跟随者，转向规则的塑造者和引领者，坚持和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充分发挥国际调解院解决国际争端的作用，增强企业通过国际调解院维护海外利益的能力。提升我国在国际经贸投资、人工智能治理、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度。推动完善国际航道及其他全球关键基础设施的国际制度规约，加强网络、外空、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研究与开发立法。

   二是进一步强化海外利益保护执法机制。

1. 加强海外资产保护的执法力量。组建专门执法队伍，强化对海外投资项目的日常监管和风险排查，及时处理涉及我国海外利益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在国家层面可以设立海外利益保护的专职机构。进一步明晰海外利益保护所涉及的相关部门职责边界，避免多头管理，加强部门间协同合作。建立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企业和公民个人的协同网络，形成立体式全方位的海外利益联动保护格局。

2. 强化海外利益风险预警防控体系建设。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建立及时、高效、智能、精准的海外风险动态监测预警平台，重点监测所在国政治稳定性、公共安全风险、社会舆情、廉洁风险等，提高国别长期研判的精准度。加强相关领域情报收集与利用能力，整合海外信息源，尽快打造出海信息整合共享平台，动态更新不同国家市场供需状况、政策法规和准入标准等信息。建立全面的国别、地区、行业风险评级机制，搭建涵盖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库和海外风险案例库。建立海外风险联防联控机制，不断增强应急响应与危机处置能力，建立健全针对绑架、恐袭等突发事件的协同机制，提高医疗转运与现场支援等能力。

3. 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拓展和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其他国家在政治安全、经济贸易、知识产权、跨境金融、人民币结算体系、数据跨境流动、反垄断、绿色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加快建立跨国执法常态化合作机制。

4. 强化海外企业、人员政治引领和安全培训，增强对国家与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强化对企业安全责任的制度化约束，加强境外廉洁合规建设。将风险评估报告、驻地安保预案及员工教育培训等纳为境外投资的前置审批要件，并对重点企业实行全流程动态跟踪与定期评估，确保其安全责任真正落到实处。

5. 建立涉华制裁信息系统化整理发布平台。对于域外国家制裁信息以及我国的反制裁清单，应通过统一的网站或专门机构进行集中整理和发布。

   三是建立健全海外利益保护司法救济机制。

1. 坚定支持企业司法维权。企业及相关机构是域外国家对华法律战的重点对象，但又相对脆弱。在实践中，若缺乏国家有力支持，企业或相关机构在面临制裁时，往往会选择忍气吞声，而非诉诸法律程序，或者在司法程序正式启动之前即选择认罚和解。这种做法容易导致所在国行政机关不断扩张执法权限，进而引发更多法律争端。国家应支持企业善用域外国家法院的司法审查制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可在国内设立专门的海外利益保护法庭，集中管辖涉及海外投资、贸易、知识产权等纠纷案件。

3. 积极与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其他国家签订司法协助协定，拓展司法协助范围，提高司法协助效率。

4. 加强区块链智能合约、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跨境贸易司法解纷平台的创新应用，推动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纠纷化解规则。

5. 推进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为海外利益保护提供有力支撑。

   四是构建多方参与、协同联动的立体化海外利益保障网络。

1. 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保护企业海外投资利益。加快构建涵盖政治、经济、法律、军事与舆论等全方位立体化的海外利益保障体系。

2. 打造政企协同的海外安全与发展机制。我国投资主管部门、商务部门、外交部门以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有必要联合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各行业协会等，与出海企业共同协作，壮大海外利益保护力量。引导企业构建海外投资经营商业伦理准则，明确将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带来的安全风险纳入ESG评估框架，推动企业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经营决策深度结合。

3. 充分发挥多元主体作用。引入规范化和专业化的民间安保公司、保险机构、风险咨询公司和法律服务机构等力量，构建市场化的海外利益保障体系，建立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海外安全互助机制，弥补政府能力边界，形成多元协同的保护格局，筑牢海外利益防护网。

4. 善用海外华人华侨力量。与海外华人商会等加强联系，及时获取当地信息，鼓励其传播中国文化与发展理念，提升国家形象和亲和力。

5. 提升企业法治意识与合规能力。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必须牢固底线思维，坚持稳中求进，加强合规体系建设，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社会习惯，深耕本土化与社区化的关系，做好项目风险管理，在权益受损时，善用法律工具维护自身权益。企业要动态优化境外投资布局，坚持危地不往，乱地不去。企业要尽可能“抱团出海”，避免在海外市场进行“内卷式”竞争和恶性竞争。

6.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立海外舆论引导机制，打破西方媒体的话语垄断和恶意抹黑，及时披露事实真相，掌握舆论与信息主动权，积极塑造良好的国家与企业形象，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营造有利于我国的外部舆论环境。

7. 构建海外利益风险防控数字信息平台，打造相关领域高水平智库，培养一批相关领域高水平专家，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编辑 季节）

近年来，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海外利益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其中，既有因中国“强大、富裕”而引发的针对性风险，也有因国际格局“阵营化”导致的地缘政治风险增加。本文主要以中资企业在非洲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为例，就我国应如何调整和升级海外利益保护策略，提出相关建议。

中资企业在非洲国家遭遇恐怖袭击越来越频繁

我国境外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特别在非洲地区，几乎是“遍地开花”，投资覆盖50多个国家，其中矿产资源开发、工程项目建设等，是项目布局的重点领域。

中非经贸合作的历史经历四个阶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对非援助为主，像援建的坦赞铁路等；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拓展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三是从2000年到2012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呈现跳跃式发展；四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对非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承建了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为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2024年，中非贸易额达295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6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截至2023年底，中国对非投资存量达421.2亿美元，近3300家中国企业在非洲5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中资企业在非洲建设的一批经贸园区，有效带动了各领域制造业对非投资，形成产业集群，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

但是，近年来非洲部分国家政局动荡，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受到了影响，安全风险形势严峻。在马里、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尼日尔等国家，甚至轮番上演绑架、烧厂、驱赶中企高管事件，而且这种现象是“猎杀”而非“割韭菜”。“割韭菜”指的是一次性收割，割完后仍有生长空间，但“猎杀”则意味着企业遭遇彻底摧毁，损失不可逆，由此可能会推倒多米诺骨牌，导致“破窗效应”。

非洲国家恐怖袭击呈现的新特点

分析近年来非洲国家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背后普遍隐藏着政治博弈。比如，马里政府军和极端组织“死磕”，后者专挑中资企业下手——摧毁象征性的经济建设项目，顺手敲打政府，顺便抢一把中国人的钱，可谓“三箭齐发”。在埃塞俄比亚，2021-2023年间，绑架、炸厂、烧设备等恶性事件，几乎年年发生，反政府武装想借机上新闻头条、引起社会关注。在刚果（金）东部矿产资源丰富地区，活跃着多个反政府武装组织，频繁针对矿业设施发动袭击，以获取资金或破坏政府经济来源。2021年11月，巴永矿场遭到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士兵伤亡，并导致绑架中国公民的事件发生。这些国家共同点是：政局不稳，政府说了不算，军阀、宗教极端分子、武装组织轮番上阵，谁控制枪杆子谁就能和外企谈条件。而且，掠夺中资企业，不只是抢钱，更是把中国当成谈判筹码。

据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反映，近年来，部分非洲国家的反政府武装、恐怖分子的威胁范围已开始从政府军哨所、营地等传统目标延伸至外国承包商营地及人员，特别是中资项目及人员，针对性显著增强，中资项目及人员面临的安全风险已从潜在隐患演变为现实威胁，而且恐怖袭击呈现以下新特点：

一是恐怖组织跨境联动形成威胁网络。马里境内的“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已从马里北部向南部及边境区域扩张，2025年以来连续对马里卡伊大区水泥厂、布古尼地区矿场等中资项目发动绑架袭击。而活跃于马里－尼日尔边境的“大撒哈拉伊斯兰国”，3月刚在三国交界地区制造清真寺袭击致44名平民死亡。9月2日的袭击事件中，武装分子被指可能来自马里、利比亚或乍得，显现出从马里境内向尼日尔境内扩散迹象，形成覆盖马里南部至尼日尔中北部的威胁弧带。

二是中资项目成为核心袭击目标。近期多起袭击案例清晰表明，中资企业已成为重点袭击目标，并采用绑架勒索加设施破坏的复合战术实施攻击：例如7月对马里水泥厂的袭击中，武装分子不仅绑架中国公民，更焚毁施工设备；9月2日的尼日尔袭击，武装分子同样将公路项目营地选为目标，其作案特征与此前马里中资矿场、公路项目遇袭情况高度一致。由于中资项目普遍分布范围广、安保防控压力大，易成为突破口；绑架中资人员易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便于其索要高额赎金，而破坏基础设施则能直接削弱当地政府的治理效能。

三是袭击战术呈现标准化扩散趋势。近期袭击事件多采用多点协同突袭、车辆集群冲击等战术套路。比如，9月2日，尼日尔的袭击分成两组进行配合，外围组负责牵制巡逻力量，主攻组则利用周边荒地隐蔽接近营地，这与马里7月多地军营遇袭时的战术逻辑如出一辙。更需警惕的是，袭击者已掌握避实击虚的作战规律，即刻意避开重兵布防区域，专攻防御薄弱环节，说明恐怖组织情报侦察与目标研判能力显著提升。

四是地区安全治理严重碎片化。比如，马里军政府实际有效控制区域不足国土面积的一半，北部与中部地区长期存在的权力真空，已成为恐怖组织滋生蔓延的温床。这种安全治理困境正持续向邻国传导，在9月2日尼日尔遇袭营地周边140公里范围内，不仅发现不明武装分子活动踪迹，而且直接关联6个中资项目营地的安全，足以印证尼日尔南部至马里边境的安全洼地效应已初步形成。

特别是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先后经历军政府更迭后，西方军事力量陆续撤离，加之区域内跨境联防机制尚未健全、协同处置能力缺失，导致对跨境恐怖活动的遏制力大幅削弱。在此背景下，中资项目面临的安全风险已从过往的单点偶发事件，逐渐向区域性、扩散性风险升级，安全防控压力显著增大。

对策建议

针对部分非洲国家政治和安全风险的新挑战，中资企业的安保工作应加快从传统的“被动响应”转向“主动管理”，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投资。通过国家支持、企业主责和个人尽责的三位一体模式，构建起一道坚实的海外安全盾牌，才能确保我国海外利益和每一位员工的生命安全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一）增强“主动安保管理”能力。传统的安全保护多侧重于事中应急和事后处置。新形势下，必须将安全前置，融入项目全生命周期。要加强安全前置评估，在项目投资决策前，不仅要进行商业和法律尽职调查，更要进行高级别的政治安全风险、社区风险、舆情风险尽职调查。评估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对华民意、部落或地方势力关系、恐怖主义活动等；要加强“利益共同体”建设，将安全保护与本地化发展深度融合，让项目成果更多惠及当地民众（如雇佣本地员工、培训本地技能、修建本地基础设施、支持公益项目等），从源头上减少“仇富”和排外情绪，构筑“民心防护墙”；要强化“大安全”观，安全不仅是武装保卫，还包括法律安全（熟悉并利用当地法律等）、舆论安全（引导当地媒体正面报道等）、供应链安全等。

（二）增强“体系化安保”能力。增强情报与预警体系建设，建立跨部门、多来源的情报信息共享网络，提前预警可能针对中方项目和人员的抗议、示威或攻击行为；增强安防能力体系建设，统筹人防、技防、物防，制定翔实、多场景的应急预案（如恐袭、绑架、骚乱、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并定期进行实战化演练。与东道国政府、军方、警方建立常态化的应急联动机制，确保在危机时能快速获得支持。建立区域化协作机制，相邻的中资项目可形成互助联盟，共享安保资源，紧急时相互支援；深入研究东道国法律法规，特别是劳工、环保、税务等领域，严格依法合规经营，不给他人提供法律攻击的借口。善用国际法和当地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准备好应对各种法律诉讼和纠纷。

（三）突出以人为本的安保管理。企业是保护员工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建立“预防为主、应急为辅、全员参与”的安全管理体系。全方位强化出行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审批制度，升级护卫标准，包括车辆、护卫、武器、防弹衣、头盔配备，必要时无人机伴飞侦察。加强武装安保力量和巡逻升级，提升防御响应效率，包括争取当地政府和军队的增兵支援，提升巡逻频率和范围，加强警戒士兵轮岗制，加强出入口管控，加固外围沙墙，增设防弹墙等设施。对外派员工（包括中方和本地员工）进行强制性的行前和常态化安全培训，提升应急逃生和自救互救技能。为员工购买包含意外伤害、医疗救援、绑架与勒索在内的综合性海外安全保险。

（四）增强应急响应与处置能力。建立畅通的应急指挥体系和专业的应急响应小组，确保24小时通信畅通，信息上报渠道明确。一旦发生安全事件，立即启动相应预案，能第一时间联系中国使领馆，迅速协调驻在国政府、军警、当地部落长老等一切力量，主导或协助开展营救行动。在专业指导下开展行动，避免企业自行其是、盲目应对。统一信息发布口径，妥善处理与媒体、家属的关系，防止不实信息扩散造成二次伤害。与重点投资地区的国家加强执法安全合作，推动建立双边或多边安保合作机制，必要时开展联合反恐、反绑架演练，震慑犯罪分子。

（五）建立国家、企业、个人联动机制。在国家层面，做好外交护航，强化外交保护，为东道国安全部门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加强远海护航、海外基地（如补给点等）的建设，为极端情况下（如大规模撤侨等）的武力保护提供可能性；在企业层面，要坚持企业是安全风险的第一责任人，将安全成本纳入项目预算，加大安全投入，建立专业的安全管理团队；在个人层面，要加强学习，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保持低调，避免炫富，积极融入当地社区，从个体层面减少成为目标的可能。从依靠双边关系的“点对点”保护，升级为“立体化、多维度、全流程”的综合安全保障体系，形成“国家指导、企业主责、个人配合、本地融入”的强大合力。

保护海外员工生命安全是一项极其专业、高度敏感且投入不菲的工作。它不能被简单地视为项目的“成本项”，而应被理解为关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形象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投资”。对在高风险地区投资的企业，国家应提供一定的政策性保险支持或税收优惠，降低企业因强化安保投入而产生的成本压力。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