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合天津峰会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传递出全球治理新思维与新理念。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全球治理，四大倡议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导航学”，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是扭转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文明赤字和治理赤字的“规则学”，凸显了大国情怀和国家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从整个世界的利益出发提出问题、办事情，坚持正义，秉持公道，先义后理，提高了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形成了多要素驱动与加速度向公正化、公平化、平衡化发展的局面。美国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指出：“在当今这个‘零国集团’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准备和能够制定全球规则”，“但中国是唯一拥有足够规模和政治凝聚力，能够在美国变得不可靠的情况下为对冲战略提供支撑的行为体”。

日本按下军国主义复辟“快捷键”

2025年恰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以及联合国成立80周年。80年前，二战凯歌高奏，国际秩序定鼎，中苏美英四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历史性文件，塑造了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等国际文件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及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可以说，《联合国宪章》是成员国必须遵守的总章程或者全球治理的总规矩。它对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国际政治待遇、军力的性质规模、占领地归属赔款等强制性立规矩做安排，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规定得明明白白。因此，战后的国际秩序成为全球治理的中流砥柱，对日本军国主义构成了严格的约束，守护了80年的总体和平。

然而，80年后或更早，日本再次出现类似二战前夜军部势力跋扈，把国家推向军国主义深渊的局面。日本自毁和平主义国家品格，战后恪守的“专守防卫”的日本不复存在，“穷兵黩武”的日本蠢蠢欲动。

日本曾在1967年和2022年分别为吉田茂和安倍晋三这两位前首相举行了国葬。两场国葬折射出战后日本的两条发展路线之变线或转轨。吉田茂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以对美结盟的外交依附策略以及轻武装、小军备的军事策略的路线。“吉田茂路线”引领日本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2012年12月至2020年，安倍二次执政期间，安倍政权在安全、外交、防卫、教育、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全面突破战后的体制束缚，构建起作为政治大国标配的“四梁八柱”，推动日本国家航向全面右转。2025年10月21日，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政治媾和，联合执政，更是按下了军国主义复辟的“快进键”。如果将这五届政权的强军黩武路线放在始于2012年的日本国家航向“右满舵”背景下作定性分析看：安倍政权起了突破宪法束缚、另起炉灶的“踹门”作用；菅义伟、岸田、石破茂这三届政府是以安倍路线为圭臬，对深化强军黩武路线起了“夯实”的作用；高市政权全面加快复活军国主义，起到了“冲刺”作用。自民党已经计划从2027年1月起，要新增设“防卫特别所得税”，将现有的所得税上调1%，可见日本扩军步伐之大。

10年前的2015年9月，我曾经针对安倍政权强行出笼《新安保法案》发文评论，“‘永不再战’的日本或不复存在”。从这十年五届日本政府强军黩武的步伐看，应该说“永不再战”的日本不是“或”不存在，而是“已”不存在；军国主义复活不是“会”而是“必”；长着政府动物和军事怪物的双头“灰犀牛”正朝中国快速奔来。在日本政界，由于公民党对于决策的“温和制衡”机制不再存在，自民党和维新会联盟得以“大干快上”。

回头看1990年，日本以海湾战争爆发为契机，实现了把军旗打向海外的目标。初尝甜头的自卫队为了拓展海外行动空间而不断地生事、肇事、搞事、挑事，所谓的周边有事、半岛有事、海湾有事、台湾有事即日美同盟有事等不一而足。正所谓愈加之“事”何患无辞。俄乌军事冲突更是被日本视之为找事、搞事的良机，拼命鼓吹“今日之乌克兰或是明天之东亚”，日本应视之为“自己的事”。不得不说，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自民党政权，生乱“生事”或者“搞事”的诡计层出不穷。此类言行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包藏祸心；插手南海，搅局东海，祸乱台海，兴风黄海，四海联动，困龙浅滩的遏华战略可窥一斑。右翼和鹰派“生事”“挑事”之目的就是要借高市还军国主义之魂。

为了配合“搞事”，日本对《联合国宪章》为防止法西斯势力复辟而创设的“集体自卫权”概念断章取义，为己所用。对《联合国宪章》为德意日轴心国量身打造的“敌国条款”（其中任何一国，若有发动侵略者的任何步骤，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可无需安理会授权，直接对其采取军事行动）装聋装哑、置若罔闻，从而致使这条特殊的法律机制成为无牙老虎。更有甚者，日本还以“戴罪”之身竞选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从安倍二次执政至今，日本更是破坏军火禁销的规矩，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针，允许向他国出口及美国授权在日生产的导弹等军火。由此可见，日本从未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日本也从未认认真真地洗心革面。

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与完善

战败国日本之所以能在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下漂白包装、蒙混过关，其主要原因就是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导致全球治理赤字累累。其原因在以下几点：一是联合国权威被强权政治架空，联合国创立的初心使命屡屡遭到蔑视以及践踏。二是国际规则基石被一块块抽走，破窗效应明显，有些制度规则形同虚设，牛栏关猫。三是美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大搞零和游戏、阵营划分，包揽国际事务，搞例外主义，退群成瘾，毁约多发，行“双标”“耍流氓”“带节奏”，以法治之名侵害他国的正当权益，甚至不惜以邻为壑，祸水东引，放虎归山。四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持俯视、藐视及斜视立场；将家规帮规强加于他国；推行贸易高关税、技术高围墙、防务高投资及美债高持有。

究其根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地履行”，“《联合国宪章》仍然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这场对日外交斗争启示我们，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与完善。这场外交斗争即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实战检验，现在对“集体自卫权”正本清源、对“敌国条款”走深走实恰逢其时。

（编辑 杨利红）

2025年12月4日，美国白宫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NSS），全面阐述了特朗普第二任政府的全球战略框架。

这是美国的一个全球战略调整。我认为，美国这一战略报告表现了美国战略态势改变的一个基本走向，就是美国的力量在下降，它的全球攻势在削弱。

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变

首先，我将此报告比作1946年国共内战的走向，类似当时国民党从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全面防守再到重点防守这样的过程。蒋介石几乎一年就要换一个目标，美国大概5年换一个目标。现在它正在重点进攻，下一步是否要转入全面防守。这个态势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表现出来，以前都没有这样明显。

    第二，美国霸权和实力下降的趋势和原因。这个报告表明它的霸权地位正逐步下降。首先是财力不足，高额的联邦债务不能长期支撑霸权侵犯，甚至连联邦政府运转都不能支撑，要扩大军费更是困难，由此它在全球战略中就很难全面遏制对手，“美国第一”的目标也更感力不从心。战略退缩，以退为进成为它的主要战略选择，这是报告最关键一点。

    第三就是它在和中国以及它的伙伴国家讨价还价。美国《外交事务》的文章说，美国进入了讨价还价的阶段。

    首先，这个报告是一个长期的报告还是一个短期的报告？特朗普在位的时间并不能保证这个报告一直得到执行，美国国内有很多因素影响特朗普的长期执政。所以，美国战略态势的改变是长期性的，但这个报告的执行有它的短期性。

    其次，这个报告表面上好像要对中国做一些退让，“战略竞争对手”这个词不用了，但是实质上要与中国继续进行战略竞争。

    第三，这个报告的一致性和两面性。一致性就是要把美国的力量和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而两面性，就是有很多重要内容在报告里没有写，还有一个更完整的内部版，明显表露出对中国更加强硬，设置了更多的障碍。

    实际上，美国国内因素并不能让报告得到顺利执行。MAGA和白左之间严重不和，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可能重新拿到国会（众议院）多数，还有财政金融危机将更加限制美国的能力。这些因素都明显存在，所以，这个报告准确地说，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的战略试探。

    这个报告对美国的战略调整可以归纳为五个特点：

    （1）全球域前沿部署的重心向西半球转移。印太战略重心从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转移，军事力量配置从海外向国内和边境转移，反毒品、反移民、压制州权。美军从来都是以海外任务为主，而现在要到国内部署军力了。以前以欧洲和中东为主，近年来以印太战略为主，现在要重点放到西半球去了。这一套整体调整就是美国全部前沿部署的明显变化。

    （2）经济竞争成为安全战略中心。军事力量一直是安全战略的中心，现在把经济力量的竞争变成安全战略的中心。而且是以中国为主要对手，虽然表面上不再提中国是全球战略竞争对手，但是经济战略竞争却始终以中国为主要对手。其中最主要的是巩固其科技创新优势，并补齐供应链短板、产业链短板和战略矿藏短板，这些短板在中美贸易战过程中充分暴露，也是贸易战打不下去的主要原因。以经济竞争为中心，补齐短板为主要任务，这将是美国与我国激烈对抗的领域。

    （3）调整盟国体系，降低欧洲盟友。报告充满了对欧洲的贬低甚至歧视，在价值观上站在对立面。将减少美国对北约承担的义务，提升同俄罗斯的战略磋商，这在处理乌克兰危机中已有明显表现；美国在乌克兰战场背离原来的目标，与欧盟、北约志不同道不合。这个变化是二战结束以来、北约和欧盟建立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个变化能有多久、多长、多大，有待继续观察。欧洲内部的民粹主义急剧上升，特朗普公开支持欧洲民粹派。如果德国和法国的民粹派执政，欧盟政策和北约结构将大幅改变。

    （4）对华的对抗基调降低，但是有两个方面要强化。对台湾控制的两个部分，一是控制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二是遏制中国统一的进程。不能太快，不能用武，这是两个基本点。把日本作为第一岛链的第一冲锋队，也是美国确定无疑的战略安排。2025年年初，美国国防部长在硫磺岛的演说，就说硫磺岛的美日两军是共同作战的英勇军队，完全颠倒了历史是非。不能因为报告中对中国的对抗基调降低，就认为中美没有战略对抗了。

    （5）另立全球治理体系。对G7已不当回事，另立C5，就是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组成核心国家，然后从C5里头又拉出G2，就是中美合治，这是美国全球治理的方向，但它未必能做到，关键是欧盟的态度。特朗普认为G7甚至整个欧洲都不值得一提。他已经充分意识到，“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经济走出去，而且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美国对“一带一路”要进行对冲，要控制全球南方的战略资源，非洲、拉丁美洲、中东，都是中国战略资源的主要来源。

对策与建议

    （1）要充分使用我们的传统战略策略，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调整你的，我调整我的。包括游击战的四句话“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们正在从战略防御走向战略相持，为今后的战略反攻做准备。

    （2）中美博弈的主战场在高科技和产业链上。我国在“十五五”规划和“十六五”规划中将同美国在主战场展开博弈，要在大范围内突破，力争2035年在高科技和产业链上取得主导权。

    （3）塑造以西太平洋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后撤就是我们的机会，你退我进。印度洋是我们的缺口，印度洋的能源和贸易航线和我们在那个地区的安全力量配置完全不相称。如果美国在印度洋切断我们的通道，我们将陷入被动。

    （4）美国要在西半球建立其完全控制的美洲堡垒，我们要在西半球确立战略支点。全面提升拉美和中国的贸易水平。2018年，拉丁美洲和中国的双边贸易是1000亿美元，到2024年已经是5000亿美元，如果按照这个趋势，2030年上万亿美元都是可能的。东盟现在是1万亿美元，欧盟是8000亿美元，美国是7000亿美元。中拉贸易额达到1万亿元，美国就不可能完全控制西半球。

    （5）欧洲和美国的裂痕加深，北约、欧盟内部出现裂痕，我们要把中欧经济联系进一步扩大。现在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已经到了极限，我们要给欧洲网开一面，让欧洲感觉到中国市场对它有利。同时，中俄战略协同要继续加强。

    （6）为统一做准备。渐进的和平统一美国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美国各种各样的和平统一说法已经出现，只是没有正式的官方文字。我们要做全面准备，既要做武统准备，也要做和统准备。

    （7）我们来不及准备或者准备不足的，就是金融摊牌。现在美国没有使用。如果美元体系失灵，或者SWIFT崩溃，美国就要跟我们摊牌。人民币升值过快，造成美国在全球价值系统里的位次变化，人民币如果升值10%，我们的GDP就已经跟美国差不多了。这个金融摊牌不是一些小的惩罚，需要把金融领域和安全领域绑在一起，做一个金融战略摊牌的预案。

   （编辑  季节）

习近平主席提出“我们必须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近年来，习近平主席连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四大倡议”，这是面对世界上最重要又都还没解决好的四大领域，提出的中国主张。

四大倡议的价值

“四大倡议”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呼吁，而且有理念、有目标、有路径，还有中国正在与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进行的实践作为支撑。此前，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很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他们的响应和参与都是自愿的、积极的。“四大倡议”是在更宏观、更全局、更长远的意义上提出来的，既面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四个主要领域，也是各个国家和地区都绕不开的四大难题。通过共同努力，使这个世界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既包括发展方向、国际关系、世界秩序，还包括在实践中，通过艰苦努力，最终走出西方统治规则下实质通行的强者为王、弱肉强食的陷阱和死局。

    在国际关系领域，过去似乎有个公认的“事实”，那就是：国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际上奉行丛林法则、零和游戏、赢者通吃，弱国“别无选择”。近代欧洲历经几百年互相残杀，才成立了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维也纳体系。但西方国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遵守这些规则， 到了20世纪更是自相残杀，甚至导致两场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了国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形成了联合国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本准则的联合国秩序，所以说联合国秩序是打出来的，是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才形成的。

即使有了联合国及相应的规则体系，但很多时候大国、强国、霸权国家，尤其是美国，能无视就无视，能不遵守就不遵守，特别是当《联合国宪章》和相关规则不符合他们自身狭隘利益的时候。当中美关系以正常交流为主时，美国有些人就说过：美国在国际关系、国际事务中，常常是能用单边就不走多边，能用军事（或者强力）手段就不依靠外交途径。

与之相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就一直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首届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时，新中国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周总理率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当时很多与会亚非国家对新中国不理解甚至抱敌视态度；而在万隆会议上我们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时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远非今天可比。但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大会上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国际事务、国际纠纷的基本准则，得到了与会各国的一致同意，并将此写进了《万隆会议宣言》。经过70年的建设，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在全球提出了这四大倡议，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今天的世界再也不能按照西方那一套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丛林法则去处理国际关系；全球的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再也不能由少数霸权国家随意操弄。

中国人民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才摆脱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待遇。今天我们已经站起来、富起来。我们不能走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歪路，不但我们自己不能走，而且在国际上要大力倡导和平发展、安全、文明的理念，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治理秩序。这应是今天和今后全球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四大倡议的践行

四大倡议从提出到践行，直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按照倡议的目标、方向、路径去实践，在践行中当然不会一帆风顺，而是会充满斗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

联合国的体系和秩序，本质上不是谈出来的，而是经过斗争得到的。我们是为了世界的发展、安全、文明与治理，是为了世界和平。但在践行中一定会充满曲折、矛盾和斗争；风高浪急在所难免，惊涛骇浪也要有所准备。毛泽东主席在其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和《论持久战》中就深刻阐述过其中的道理。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不是纸面上写了人家就会自动遵守的。尤其是西方大国、强国，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奉行多年、过去通行且至今仍以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丛林法则。今天的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妥善处理好国际关系与国际事务的。世界的确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正因为如此，才更有必要提出这四大倡议，以有效回应全球层面的几大“赤字”。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之所以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因为多边主义的背后不仅有单边主义，还有一种假多边、单多边。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也自认为它是一超独霸，所以搞单边主义，以为历史已“终结”，世界成为美国的单极世界。单边、多边或双边，类似的还有单极、多极或两极；文化上还有一元或多元。这些带些学究气的概念，其实包含了很多重要的区别。

就拿“多元”来说。特朗普现在极力反对被西方“白左”搞得无比荒唐的“多元主义”，这种所谓“多元主义”可能导致价值无支撑、精神无依托的局面。而在文明互鉴这个理念之下，中国几千年治国理政的一个基础性的支撑，就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这一文化精神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中可以得到新的参考与理解，更可以在全球善治与文明互鉴中，在为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重构和国际规则重写中，提供一个中国的文明和思想层面的贡献和方案。

    再看单边和多边。以前很多人认为，美国是搞单边、单极、独霸，而欧洲“天然”是多边、多极或多元。“冷战”结束以后，欧洲特别是欧盟在跟我国交往、对话中提出过多边外交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更重视中英、中德、中法等双边关系，而他们欧盟才是搞多边。这恰恰反映出他们所说的“多边”是只能与一个机构（欧盟）交往才是“多边”，其实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单边。

为什么我国强调真正的多边主义？真正的多边并不是多国代表从形式上坐在一起开个会就是多边。如果大家一起来开会，而会议的程序、议题、规则却只是由大国或霸权国家或者极少数西方国家主导的，那仍然不是真正的多边。我们现在强调真正的多边就是针对这样一种事实上的“伪多边”“假多边”。在实践中，多边不等于每一次会议全体都到。比如我们跟欧洲合作中，有一个次区域的合作，叫作“中国—中东欧合作”（又称“16+1合作”）。欧洲当然不止16国，有些欧洲国家就对“16+1”提出质疑。其实我们跟西欧、北欧、南欧合作一直都不少，反而与中东欧，也就是我们以前称的“东欧”，合作少，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欧盟，甚至加入北约，但他们除了政治上站队之外，在经济方面仍有与中国合作的需求，比如在经贸、基础设施以及由此带动的人文交流等方面，这些国家与中国在经贸方面有很多的合作空间。如果中国不是真正实行多边主义，那就只能与欧盟（自称是代表了“多边”的这个“单边”）去合作了。    

多边主义的两个重要理念

多边主义有两个重要的理念支撑。

第一是平等原则。国与国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是中国挣脱百年屈辱站起来之后一直坚持的。当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真正的平等，在国际关系中是很难做到的。其实国际规则绝大多数是打出来的，而打出来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包括联合国秩序，既有霸权国家经常不遵守或者绕开，但它也有一个走向更加公正合理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真正的平等”有难度就放弃对它的追求。世界走到今天的确面对新的十字路口，是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还是蜕化到越来越不平等的世界秩序，选择就在各国人民。实现平等必然要经过长期的斗争，一点一点去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是争取来的。我们在四大倡议中提出，要提高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全球事务中的发言权，既是主张或倡议，也是实际争取国家之间实现真正平等的斗争步骤、斗争过程。

第二是互利原则。有些欧洲国家尽管加入了欧盟或北约，但是如果他们坐在会场上，却不能参与政治决策、参与设置议程、参与制定规则，那就不是真正的多边。互利是通过多边的合作，大家都能获益、获利，各自的诉求和关切都能得到不同程度地实现，或起码得到尊重与考虑，最终实现我们讲的共商共建共享。

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讲话中说，各国的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怎么办，一个地区的事情地区内的各国商量着办，而世界上的事就要由世界各国来商量着办。

第一是共商。首先是这件事要不要做、怎么做；其次是怎么做、如何做，即议题、议程的设置、规则的制定要大家共同商量；最后是结果，怎样做到互利互惠，而不是原来那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方式和零和游戏结果。

第二是共建。共商后相关方一起去做，是参与式、合作式。现在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与所在国和地区共同建设，而不是像有些人刻意攻击我们的那样，将我们在非洲的实践说成是新殖民主义。我们在当地是建学校还是建医院，是建桥梁还是建公路，是农业发展还是卫生事业，都是共商共建的。西方那种援助方式虽然雇了当地的人，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当地就业，但是从议题设置到程序，从规则到话语，当地人都不能参与，背后还是摆脱不了旧式的殖民主义方式。

第三是共享。我们一直讲在经贸活动中要互利共赢，过去在对美经贸关系中，我们把饮料市场开放给可口可乐、胶卷市场开放给柯达、运动鞋让耐克进来等等，都经过仔细地研究、调查、统计，还要对普通消费者访谈，看看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如果是有利的，我们就开放相关的行业与市场。今天我们强大多了、自信多了，开放的自主性也强多了，同时对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已开放、合作。我们在开放合作中的成果，建设的成果，共商共建的成果，都要互利共赢，成果共享。这个共享不可能每次都一定是半斤八两，对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我们还要先予后取、多予少取。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如果算上服务和技术类，我们并没有占大头，更没有走他们那种掠夺发展的殖民道路。所以，在共享过程中，也有一个在实践中如何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问题。

在新形势下不断完善新的国际秩序

    回顾历史，我们在建国初期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20世纪70年代初打开国际交往的大门，从改革开放一路走来，中国一贯坚持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四大倡议就更加明确，尽管我们在践行中也充满了坎坷和曲折，并不是平坦大道。

多边主义，共商共建共享，这背后有一整套新的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理念和体现这些理念的做法。而有些国家对此不理会、不相信，不讲平等和互利，更做不到真正的多边，他们还是信奉丛林规则那一套。“特朗普2.0”似乎更多看重的是经济上直接能够用钱去衡量的利益，尤其是2025年12月4日，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没有突出强调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但它背后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美国不能输，利益不能少，美国要优先。在这种战略思路下，我们现在去向他们讲共商共建共享，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实践路径方面，仍然应该重点和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当然也包括周边和其他地区的中等发达经济体加强合作，先做起来，一起努力走出丛林法则与零和游戏。我们强调联合国秩序是最重要的世界秩序框架，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对战后秩序的维护和完善，另一方面，经过80年的历史演进和时代发展，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在新形势下需要适应时代变化，不断完善，使之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也更加民主化，并且，与全球南方国家和其他一切愿意和平和发展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一起，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和真正的多边主义。

（编辑  季节）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质量发展专项等系列政策、持续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一系列领域取得了可喜进展，但部分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仍待解决。鉴于此，《中共中央有关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采取超常规措施，从全链条推动一系列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将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基本政策路径。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深入总结近年来在技术攻关整体战略布局上的经验教训，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使其更加适应战略布局的演进和实践的发展。

“歼灭战”模式的优劣势

总体而言，我国现行的科技攻关项目体系多采用“歼灭战”模式：行业企业在技术“弱点”环节感受到的是切肤之痛，所以组织协调和动员难度相对较小。围绕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中暴露出来的若干“卡脖子”环节，以特定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多为行业领军企业和一流院校科研机构）为抓手，投入巨大资源对这些技术“弱点”聚而歼之。“歼灭战”模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攻关任务相对清晰，因而容易定义，也相对容易检验；但其劣势也很明显：

（1）技术“弱点”多是在大国博弈中暴露出来的，并按照国家科技攻关任务体系的节奏去立项和实施技术攻关。这使其不可避免地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

（2）“卡脖子”环节多涉及上下游环节的能力短板，其中不乏长期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绝非朝夕之功。但相关企业不可能为此停止运行。这进一步加剧了“远水不解近渴”的问题。

（3）近年来，美国改变了对我国的技术围堵策略，从早期的“一刀切”（半导体先进制程）转变为逐个封锁、精准加码的“掐烟头”（对人工智能模型、参数、芯片梯次封锁）。我们的“歼灭战”会因此被动拉长战线，甚至首尾不能兼顾。

以立体战思维打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模式

针对这样的问题，有必要重新思考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整体战略。建议以立体战的思维方式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两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体系，与目前的“歼灭战”战线相配合，以三条战线打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立体化布局。

一方面，从时间维度上，建立健全创新型企业直接出题、科技系统直接答题的“遭遇战”体系。这是解决“歼灭战”模式时间滞后性的关键。

企业创新和产业发展是高度动态的过程。其间遭遇的很多技术难题也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暴露出来的，其具体形态往往与现有产业基础密切相关。例如在攻关高端彩超设备时，迈瑞等企业就遇到了西门子等外企从未遇到的新问题：由于芯片和其他硬件水平“先天不足”，他们必须用软件方式把超声信号充分放大，并为此开发有中国特色的算法。这类问题显然不是坐办公室的科技专家能事先计划或者预测的，而只能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被偶遇”。

但现行科技体制在很多方面限制了企业打赢这种“遭遇战”的可能性。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体制内科研机构对“科研项目”和“需求/问题导向”的想象力被严重束缚：日益看重“纵向项目”（财政支持的科学基金和攻关任务）而贬低“横向项目”（企业委托研发项目），这直接导致了各类科学基金的异化；日益倾向于以经费多少来衡量和筛选“横向项目”，却不关心合作项目对产业自主可控、开辟和占领“无人区”的意义。

对此，政策设计者有必要深入了解“需求 / 问题导向”的内涵、外延与表现形式，把科技系统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含义从“做纵向 / 大项目”“发顶刊 / 英文论文”中解放出来，引导更多科研人员树立正确的科研价值观，走出“躺平”和“内卷”，做到人尽其才，更多参与到自下而上的产学研合作中来。在实际工作中应重点考察院校和科研机构：（1）科技投入的多元化水平。推动其凭真本事、做有用事、挣市场钱，而不再一门心思吃“财政饭”；（2）人才评价的多元化水平。对解决“真问题”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原创性成果，要强化其指标性作用，为西方学术做“搬运工”式的研究和“以刊评文”“以‘帽’取人”的恶俗风气必须降温。

另一方面，从空间维度上，建立健全从产业链和工业体系层面自主命题、以非对称创新为目标的“系统战”体系。这是应对“掐烟头”策略的关键。

技术短板的被动暴露，显然不是发现和定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求的最佳方式。特别是在当前美国调整技术围堵策略，以“掐烟头”方式拉长我方战线、欲使我国疲于应对之际，我们更应从战略全局出发，寻找更主动高效的破局之道。

华为应对美国封锁的经验，为新时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国家整体战略提供了参考。面对美国在半导体先进制程领域的封锁，华为没有，也不可能坐等国产CPU补齐短板再上路。华为基于系统工程的思维方式：（1）在系统层面。以对等互联计算架构代替以CPU为中心的计算架构，降低CPU重要性；（2）在CPU层面。利用自身优势技术，优化芯片设计架构，并引入先进封装和3D堆叠，以弥补制程落后带来的性能损失。华为因此摆脱了“弱点”环节的束缚，转而在更大范围内取长补短、自主命题，这才有了达·芬奇架构、灵衢总线、超节点架构等在传统“盲区”和新兴领域的创新成果，夺回了竞争主动权。

华为的经历启示我们，应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重塑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绝不能将攻关任务视为单纯的科技工作，更不能延续跟随模仿的惯性思维：只见特定科技领域“国际前沿”的“树木”，不见现代工业产品复杂技术的“森林”，进而忽略在产品层面统筹多种技术创新、摆脱局部技术“卡脖子”的可能。

因此，新时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要建立更彻底的“系统战”思维：由相关产业部委牵头重点产业链，围绕链主企业核心产品（如华为的手机、大疆的无人机、海康威视的安防监控系统），深入理解行业趋势与市场痛点，全面梳理国内技术链和产业图谱，基于此优化产品系统构架，以系统需求定义部件性能，进而分环节精准设计“补短板”“绕短板”“做长板”“进盲区”等攻关策略，组织产学研各方“会战”。其最终目标是变被动暴露“弱点”为主动定义系统，直至在系统和“长板”环节实现非对称创新，筑牢产业竞争力根基。

（编辑  季节）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做了全面部署。政府债务作为政府投资资金、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既要有效管控风险，又要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要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目标对政府债务管理的需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在此基础上再奋斗五年，到二〇三五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同时，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主要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提出了要求，包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等。

从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上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都需要政府利用债务手段，筹集建设资金，增加投入，加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在科技创新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政府运用国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开展科技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国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投入，能够有效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国债、地方政府债券是我国债券市场的重要品种，其发行、流通对我国债券市场、资本市场有重要影响，是政府调节市场供给、需求的重要手段；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政府债务管理体制及其财政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加快改革和发展；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国政府债券已是境外合格投资者等国际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品种，需要进一步扩大自主开放；在农业农村建设方面，政府债券资金是重要的投资来源；在区域发展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债务资金项目建设，努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在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近年来我国增加了政府债券资金投入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开展体制改革；在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方面，需要通过控制债务风险，保障国家财政金融体系的安全，等等。

目前我国政府债务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政府债务总量增加较多。2024年我国国债余额为345723.62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475370.55亿元，其中全国地方政府债券余额473766.09亿元，包括一般债券余额165533.89亿元，专项债券余额308232.20亿元。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方面，到2023年年底，全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总额是14.3万亿元，经过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推动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到2024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总额减少到10.5万亿元。2025年政府债务发行额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期。2025年中央财政赤字48600亿元，比2024年增加15200亿元，通过发行国债弥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000亿元、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收入50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440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8000亿元，比2024年增加800亿元，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弥补。2025年11月，我国在限额内又增发5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从债务风险来看，2023年我国政府的负债率为67%，而同一时期G20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为118.2%，其中：日本249.7%、意大利134.6%、美国118.7%、法国109.9%、加拿大107.5%、英国100%、巴西84.7%、印度83%、德国62.7%。G7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为123.4%。因此，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1981年恢复国内债务发行，2015年正式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政府债券在筹集资金、支持国家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我国国债与地方政府债券还存在一些问题。从国债来看，其问题主要有：国债与地方债结构有待优化。从2004年政府债务余额的占比看，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占58%，中央政府的国债余额占42%；目前国债资金使用情况不够透明，国债资金绩效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国债品种设计（短期债券、期货）有待优化，以充分发挥其政策作用；国债收益率曲线有待进一步健全，以发挥其对金融市场的引导功能。

从地方政府债券来看，其存在的问题有：2015年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发行期限拉长。20年期、30年期债券发行量增加，并采用最后一年还本的方式；约80%的债券为商业银行购买，风险集中度高；90%左右的专项债券项目还款来源是土地收入；发行资料可能存在质量问题；项目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债务资金闲置浪费时有发生。另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缓慢，隐性债务治理难度大。

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的政策选择

根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方面，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工作：

1.加强政府债务总规模的逆周期调节，保持合理的债务水平，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根据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止跌企稳的趋势，预期经济在2026年见底，2027年后可能恢复到正常运行的轨道。对我国政府债务管理政策而言，2026年仍然要依靠政府债务来拉动经济的增长，引导社会有效需求和社会预期，保证经济社会正常的运行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在2027年经济社会运行进入常态化阶段后，要逐年降低政府债务的发行量，降低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逐步消化疫情及后期恢复时期所积累的巨额债务，进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具体把握的数量界限来看，在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情况下，在2027年以后，可以将我国政府的负债率控制在90%以内，并建立新的债务率和负债率警戒线指标。

2.优化政府债务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在国债与地方债结构的优化方面，进一步调整中央政府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务之间的比例，建立政府债务以中央政府债务为主，地方政府债务为辅的基本格局。逐步将国债余额在政府债券余额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70%左右。其次，优化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与专项债券结构。逐步压缩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大致将其发行比例控制在60%，严格防范和控制专项债券的风险。再次，优化专项债券内部结构。目前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范围需要根据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部分更贴近于市场化、适合企业投资的项目，退出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的范围；对于公益性程度高，项目实际现金流较低，收益难以覆盖其成本的项目，调整为由一般债券资金建设。

3.加强政府债务资金的绩效管理，从根本上防范风险，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首先，建立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绩效管理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制定专门的《国债资金支出绩效管理办法》《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建设项目绩效管理办法》。在绩效管理制度中，对国债资金、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支出的绩效管理目标、绩效管理原则、绩效管理方法、绩效管理程序、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评价报告制度，以及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其次，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制度。从2021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重点需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的改革：第一，重视专项债券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价。第二，加强专项债券项目的现场绩效监控。第三，加强专项债券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

4.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举债的权责利关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首先，进一步完善省级党委和政府对辖区内政府债务负总责制度。通过完善管理制度，省级党委和政府通过省级债务领导小组（债务应急领导小组），负责对辖区市县债务风险进行监测、预警和救助，保证全省债务风险处于安全线以内。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处于高风险区域的市县领导，省级党委和政府及时进行约谈、预警，督促市县政府有效管控债务增长速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到期债务本金偿还比例，努力降低债务率，防止债务违约。建立权责利相结合的债务管理体制，对于发生违规违纪举借地方政府债务、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力的市县领导，进行相应的处罚。其次，落实市县政府对所举借债务还本付息的责任。进一步完善省级政府对市县政府债务转贷协议的内容，要求市县政府在自己财力许可范围内申请和发行债务，并对所举借的债务承担直接的还本付息责任。债务还本付息的责任与市县党政领导的政绩考核、职务升迁直接挂钩。形成市县政府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再次，加快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和出清的步伐，坚决遏制隐性债务的增长。

（编辑 宋斌斌）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五五”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在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我们要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推进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深入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全面提升能源供给保障能力，推动能源消费绿色化低碳化，为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能源保障。

当前全球能源产业处于深度转型变革时期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绿色低碳、数智化、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统筹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既是各国的共同目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提升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是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2014年至2024年，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从13.6%增长至19.1%；同期，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达到20%。2024至2025年，全球电力消费年增长率约4%，高于GDP3.2%的增长率。据国际能源署等机构预测，2025年全球电力增量的75%为光伏与风电，2026年清洁能源发电量将满足全球所有新增电力需求。2050年全球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将达30%，中国达到60%以上，届时中国、美国与欧洲电力消费总量将分别达到18万亿千瓦时、5.5万亿千瓦时和10万亿千瓦时，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发展中实现能源转型与安全供给。据英国能源研究院报告，在化石能源体系下，煤炭、石油、天然气储量排名前五的国家合计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74.1%、61.1%和8.7%，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化石能源资源拥有国掌握了能源发展的绝对话语权。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未来能源消费将快速增长，但缺乏化石能源资源，面临能源供给“卡脖子”的风险。然而，受益于全球风光资源分布相对均衡，新能源将颠覆传统能源的“资源属性”，转变成“科技属性”，引领全球能源均衡发展。据初步统计，“一带一路”沿线38个国家近期规划新能源装机超过6.4亿千瓦，总投资超过6400亿美元。

我国在以“新三样”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占据绝对竞争优势。当前，我国已建成完备的风电、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拥有全球最大的全产业链集群和装备制造基地，可为全球贡献超80%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装备。过去10年，全球风电和光伏项目平均度电成本累计降幅分别超60%和80%，很大程度归功于中国。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288.8万辆和1286.6万辆，销量渗透率达40.9%，占全球销量的比重超70.5%；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装车量全球占比近60%，动力电池关键材料出货量全球占比超70%。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市场，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将为全球碳减排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能源体系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2024年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71.9%和41.8%，油气增储上产的空间十分有限。据测算，我国100米高度的风电技术可开发量约109.4亿千瓦，光伏技术可开发量达456.1亿千瓦，新能源资源禀赋近乎无限，潜在年发电量将达95.84万亿千瓦时，约为2024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的9.8倍，预计为2060年全国电力需求的6倍。因此，建设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减少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是确保我国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

新型能源体系是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能源行业规模大、链条长、覆盖面广、带动效应强，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对畅通国内外双循环起着重要支撑作用。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时期，能源消费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必须加快构建富有韧性、坚强可靠的能源产业链。通过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打造以清洁能源为主的全新能源底座，巩固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推动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以配电网建设为例，预计到2050年，全国配电网累计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对优化经济结构、增加财政收入、创造就业机会拉动作用显著。

新型能源体系是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纽带。中国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跑者和主要贡献国。十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年新增装机在全球的占比均超40%，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4.9个百分点，中国贡献约45.2%。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5.8亿千瓦，中国贡献约64%，中国能源转型投资达8180亿美元，居全球第一。目前，我国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合作，核电、水电、新能源等标志性项目接连投产，2024年出口风电光伏产品助他国减排二氧化碳超10亿吨。未来，我国将建设新型能源体系，集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优势，深化绿色能源国际合作，重点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经济社会转型整体方案，实现从输出产品到输出技术和方案并举转变，携手各国共建可持续能源的未来。

新型能源体系是构建国际金融新结算体系的重要抓手。新能源崛起削弱了石油的能源主体地位，“石油美元”日趋式微。未来，以“新能源+”生产的电力及派生产品，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宗贸易商品。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核心的绿色金融市场，有利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金融地位。2024年，中国碳市场覆盖排放量为52亿吨，占全国总排放量超40%，而同期欧盟碳市场覆盖排放量为16.8亿吨，占欧盟总排放量的43%。2024年中国碳市场交易额为181.14亿元人民币，而欧盟达到7700亿欧元（约合6.13万亿人民币）。未来，全球贸易体系需寻找新国际结算货币，我国可借助体量优势，结合数字人民币推广应用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超前部署人民币国际化锚定物，提升人民币国际话语权。

新型能源体系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路径建议

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完善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市场机制。一是推进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还原电力商品属性，完善电价体系，充分释放电力价格信号，为各类主体参与交易创造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二是进一步开放配售电业务的投资和创新，推动新型主体参与电力市场，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电力建设的投资活力，促进增量配电网、微电网、虚拟电厂、源网荷储一体化等业态的投资建设和持续健康发展。三是制定科学合理的输配电价和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机制，合理测算核定“过网费”，推动更多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市场。

大力培育能源绿色低碳消费新模式，牵引重构支撑能源结构转型。一是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配额落地，将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目标科学分解至各行政区域、行业、企业，促进终端用户参与配额指标完成。二是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配额的监测、评估和考核机制，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效性，对未完成配额任务采取相应处罚，提升配额制度的约束力。三是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在认证结果中定量化体现产品绿色价值，推动其在国内广泛采信，在国际贸易中结果互认。

加快培育能源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开展典型应用场景试点示范与推广。一是开展分布式智能电网示范建设，在大电网末端、新能源富集乡村、高比例新能源供电园区等区域，探索建设分布式智能电网项目，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实现与大电网融合发展。二是打造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区，依托绿电铝、绿氢、数据中心等高载能产业，开展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传递绿电价值，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与高载能产业转型。三是推广用户侧综合智慧能源示范项目，加强用户侧灵活性调节资源建设，引入可中断负荷、普及虚拟电厂，推动用户侧深度参与电力系统平衡。

推进全国统一碳市场规范建设，高标准建立完善碳计量、碳认证体系。一是分阶段、分步骤地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建材、化工、航空等重点用能行业，逐步引入碳配额有偿分配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作用，使全社会的降碳成本最小化。二是建立并完善碳计量、碳认证体系，加快制定涵盖不同行业、不同排放源的统一碳计量标准和方法，研发高精度、高可靠性的碳排放监测设备和计量技术，建立健全碳排放监测、计量、核算、核查、认证体系。三是加强电碳市场协同，科学设计绿电、绿证与碳排放指标互认和抵扣机制，搭建绿证核发、交易、核销的全生命周期的追踪、认证系统，有序衔接各类终端产品绿色低碳认证机制。

（编辑  宋斌斌）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并强调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化”即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被确定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应该坚持的“方向”，对于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三化”的内涵

推进“三化”联动，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三化”的内涵。

所谓智能化，是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动力，将数据、算力、算法等新型要素深度嵌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市场服务等全流程。通过全面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实现一切过程数据化、万物互联和智能决策。这不仅表现为生产线上“机器换人”或局部环节数字化，更在于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构建智能感知、智能决策、高效协同的智慧产业生态。

所谓绿色化，是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在生态维度强调环境友好、资源可持续；在经济维度构建低碳循环的生产体系，实现降碳、减污、增效；在社会维度倡导绿色生活方式，让人人成为绿色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所谓融合化，是对产业或行业区隔发展方式的突破与要素资源的跨界系统整合，形成从“物理叠加”转向“化学聚变”的产业新形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边界消融，由传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立转向“制造＋服务＋数字”的复合业态；二是技术创新穿透，数字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交叉渗透，催生新质生产力和新兴产业；三是资源配置的协同，不同领域不同行业通过数据链接和AI赋能，实现要素跨界优化配置，创造新的价值。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资源环境约束和产业升级需求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它们之间具有协同共生互促的关系。没有智能化，绿色化难以得到技术支撑，融合化无法解决互联互通和跨界资源配置的难题；没有绿色化，智能化和融合化都将会面临价值导向和能否可持续的问题；没有融合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就不能在根本上推动生产力的“新质”跃迁，也无法实现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升级。三者协同并进、相互依存，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即构建高质量、高效率、低碳、协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特征

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现代化产业体系一般具备以下四大特征：

一是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实体经济是经济大国的立身之本，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和脊梁。虽然发达国家都具有发达的服务业，但没有不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即便是美国，虽然近年大力推进制造业回流，显示出对经济空心化的忧虑，它仍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大国、强国。我国经济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还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这意味着必须避免产业“脱实向虚”和空心化倾向，持续保持制造业等实体产业在GDP中的合理比重，巩固我国产业体系门类齐全、配套完备的优势。历史表明，没有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就没有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建成现代化强国。

二是制造业为骨干。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就已成为经济中最核心、最关键，也是生产能力最强的产业部门。发达国家产业体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制造业现代化、高端化的过程。虽然从表面上看，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普遍高于70%，制造业似乎成为“夕阳部门”，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经历了多轮结构升级、与高端服务业深度融合，成为承载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领域。其定位、特征与发展逻辑，既反映了全球产业分工的演进，也体现了发达国家维护技术优势、经济安全和价值链主导权的战略选择。在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中更显示出我国强大制造业体系的“压舱石”的关键作用。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业、高端服务业，从国际产业分工角度来说，得到了居于制造业价值链顶端地位的强力支撑。美国如果没有构建起制造业价值链顶端的地位，金融业会如何发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取得的伟大进步，集中体现在制造业的不断进步和蓬勃发展，现代化强国的“强”必须建立在先进制造业基础上。

三是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尤其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又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双向互促，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加速转化。创新驱动贯穿于产业体系的各环节，是产业体系先进性和竞争力的根本源泉。

四是以开放合作为支撑。虽然近几年国际贸易纠纷和贸易壁垒有所抬头，但产业体系高度全球化的事实没有改变，资源全球配置、生产全球分工、市场全球互联的趋势不会扭转。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同时融入全球大循环，实现内外联通、协同发展。

以上四个方面相辅相成。实体经济是发展根基，先进制造业构成骨架，创新驱动注入不竭动力，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能够共同支撑起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三化”联动的内在逻辑

“三化”联动的内在逻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

一是互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各自侧重不同维度，在产业转型中形成优势互补。智能化聚焦提升效率和生产力，实现生产方式变革；绿色化侧重降低资源环境代价，为发展设定生态约束；融合化致力于打通要素流动渠道，提升体系整体效能。三者对应“效率—生态—协同”三大命题。

二是互促。三化之间相互促进、耦合增效，产生1＋1＞2的联动效应。智能化为绿色化和融合化提供技术支撑，通过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实现碳排放监测和能效优化，提升绿色转型效率，同时构建起产业融合所需的信息互通、实时协同的数字基础设施。绿色化则为智能化和融合化指明方向约束，它要求智能技术朝着节能低碳方向演进，并促使融合发展遵循循环经济原则，确保产业发展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融合化为智能化和绿色化构建广阔场景，如AI＋应用渗透千行百业，既是智能化本身的进步，也为绿色技术提供了大规模、系统化落地的平台。

三是共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三者最终融合成一个有机体系，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核，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质变跃升的核心动力，体现了效率提升、可持续发展与创新形态的有机统一。如果割裂开来，任何单一维度的进步都难以持续。缺少绿色底线的智能化可能陷入高能耗陷阱，缺少融合牵引的智能化难以大范围赋能传统产业，缺少智能支撑的绿色化转型则可能缓慢而低效。

“三化”联动的内在逻辑，就是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协调发展，通过相互促进实现倍增效应，最终在共生融合中实现产业体系的系统跃升。

四、“三化”联动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机制

“三化”联动依靠以下四方面机制实现：

（一）以智能化构建“数字引擎”

通过人工智能实现技术迭代和流程优化，大幅提升生产经营质效。依靠人工智能、机器人实现决策优化和流程再造，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企业管理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实现精益管理。在供给侧，通过智能化提升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在需求侧，通过数字化连接生产与消费，实现按需生产和柔性制造，科学管理库存，优化配置产能。

通过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重构传统要素体系。数据作为生产资料通过人工智能进入生产环节，转化为质量、效率和效益的提升，创造价值。“数据驱动”的研发、设计、制造模式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实时优化配置，形成以数据、知识、技术等为核心的新型要素体系，推动生产函数从“资本＋劳动力”扩展为“资本＋劳动力＋数据＋知识”的新形态。“数字引擎”带动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将得到不断提升，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动能。

（二）以绿色化筑牢产业体系的“生态底盘”

绿色化可以通过建立碳排放和环境容量约束机制，以市场和政策“双轮”驱动产业转型。运用价格机制和产权交易机制，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一方面，通过碳配额、碳资产交易机制和碳价信号，引导企业主动减排。同时，推进用能权、排污权交易试点。另一方面，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围绕降碳、减污、节能、增绿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此外，实行差别化电价、水价等政策，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收取更高费用。通过这些市场化手段，外部环境成本可以逐步内部化，使企业的环境贡献获得真金白银回报，反之则付出更高成本。通过“政策约束＋市场激励”促使企业将绿色发展纳入经营目标，把绿色转型变成“我要干”的内生行动，而非“要我干”的被动应付。绿色发展机制引导产业进步过程中始终守住生态环保底线，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铸牢“生态底盘”。

（三）以融合化打通产业体系的“协同经脉”

融合化发展正如火如荼。制造业企业向服务领域拓展，延伸产业链至研发设计、营销服务、运维支持等环节，从卖产品向卖服务转变。不同产业之间通过技术和数据的媒介实现融合跨界渗透，催生全新业态与新产业。新兴技术领域相互融合，形成“技术＋技术”的复合产业，如新能源汽车产业融合了汽车制造和新能源、电池技术，生物医药融合了生物技术和大数据，智慧城市融合了建筑、交通与数字技术。不同技术、产业交叉叠加，诞生“新物种”，推动了产业分类由传统三大产业向更复杂的网络演化。如“数字农业”融合农业与物联网，实现精准种植；“互联网金融”融合金融与IT，创造全新金融服务模式。

数字技术和数据是融合化的重要力量，既似“溶剂”，又像“粘合剂”，还如“催化剂”，形成千行万业的互跨和重叠，甚至边界模糊消失的局面，跨行跨业嫁接创造新的场景，催化产生新需求、新供给。AI+应用场景正在造就新的增长点和就业空间。融合化通过跨产业渗透，打通了产业体系的“协同经脉”，从而整体抬升产业体系的创新性和灵活性。

（四）以“联动”激发“加持效应”

当智能技术、绿色技术与融合发展相结合时，通过相互交织、协同共生，产生“1＋1＋1＞3”的协同效应，这既是新质生产力的“质”之新所在，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底层逻辑。“智能化＋绿色化”可以创造技术乘法效应，数字技术为节能减排助力，大数据分析提升环境治理精准度；同时绿色需求也反过来刺激智能技术创新，如发展面向低功耗、高能效的AI芯片。另一方面，“智能化＋融合化”能够放大数字技术的渗透力，产业融合为智能化提供了海量应用场景和数据来源，AI得以在更多行业中训练迭代，不断自我强化；而智能化降低了跨行业协作的沟通成本，使融合更加顺畅。再者，“绿色化＋融合化”催生技术嬗变，跨产业协同有助于构建区域循环经济和工业共生网络，一个行业的废弃物可能成为另一个行业的原料，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多产业协同攻关能源替代和碳减排技术，加快绿色技术迭代。

综上，智能化使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显著提高，绿色化降低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成本，使增长更具持续性，融合化创造了更多增值服务和新业态。“三化”联动赋能的新质生产力将优化经济增长模式，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而非仅靠要素投入扩张，推动产业发展建立自我进化和持续创新的内在机制，能够在动态演进中不断实现更大规模、更高效率、更优质量、更好效率，构建起骨干强壮、血肉丰满、精气神十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十五五”时期，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阶段。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国民经济命脉所在，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支撑。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事关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如何理解“制造业合理比重”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绝不能简单理解为“比重不下降”或“比重越高越好”，更不能通过抑制服务业发展来维持制造业比重。

第一，合理比重不等于比重刚性不降，关键在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衡量制造业是否处于合理水平，不能只看其在GDP中的名义占比，更要看产业链供应链是否安全可控、韧性充足，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是否安全可靠。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某些西方国家在关税、投资、技术和规则等方面对我国实施遏制打压；面对挑战，我国保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尤为重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根本在于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攻关与产业化应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更要关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占比、在关键领域的市场份额以及技术与标准主导力。

第二，合理比重更应体现在“质”，而不是简单的“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制造业合理比重的核心，是结构优化与能级提升。一方面，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另一方面，要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和附加值。衡量制造业的合理比重，应更加关注高端制造业占比、高附加值环节占比、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低碳水平，而不仅是制造业整体在GDP中的比例。

第三，必须处理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现代产业体系竞争力的重要来源。通过发展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工业软件、品牌营销、金融保险、人力资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有效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既要守住制造业根基，又要做强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新支柱”，在更高水平上推动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的协同发展，而不是以抑制服务业的增长来保持制造业比重。

第四，合理比重离不开平稳有序的劳动力转移。劳动力从农业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是经济结构升级的客观过程。随着产业升级，低端制造岗位将会逐步减少，而高技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岗位比重将逐步提高。这一过程必须坚持“先立后破、平稳衔接”，避免出现制造业岗位骤减、劳动者无序转移，防止出现严重失业或大规模低质量就业，尤其要警惕出现“过早去工业化”和“服务业低端化”并存状况。稳住制造业的就业占比，是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基础。制造业工资水平一般高于低端服务业，且生产率提升较快，能够支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的繁荣，同样依托坚实的制造业基础。通过守住制造业根基、做强现代服务业，才能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增强经济安全韧性。

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挑战

第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深化，从关税壁垒扩展至科技、投资等全方位博弈，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和国际市场开拓形成严重制约。美国通过“小院高墙”政策，联合盟友对我国实施技术断供和市场封锁，重点针对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化、复杂化，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供应链重构的严重挑战，迫使企业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寻求艰难平衡，增加了经营成本和不确定性。

第二，产业外迁趋势日益明显，给我国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压力。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推行“再工业化”战略，通过政策补贴和贸易摩擦等措施吸引或逼迫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凭借较低的生产成本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我国制造业面临“双向挤压”，部分外资企业开始将生产线迁出中国，寻求“中国+1”或多元化布局策略。产业外迁不仅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还将削弱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和国际竞争力。

第三，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瓶颈。内需不足迫使众多制造企业过度依赖出口市场，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这种依赖加剧了企业经营风险。破解内需不足的困局，激活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成为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基础保障。

第四，“内卷式”竞争加剧了制造业发展困境。我国制造业企业数量众多，市场分散，同质化竞争严重。为争夺有限市场份额，企业往往采取低价竞争策略，导致产品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既阻碍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也使得整个行业陷入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恶性循环。尤其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品牌价值低、产品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尤为突出，制约了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步伐。

政策建议

一是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积极扩大内需，对冲外需可能的下滑。财政政策方面，要充分考虑化债和房地产的抵消效应，扩张程度要足以抵消房地产下行的收入缺口、化债占用的资源和城投债净偿还的收缩效应，建议财政赤字率不低于4%，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化债方式。货币政策方面，建议充分利用美联储降息的时间窗口，进一步降准降息。房地产政策方面，建议采取超常规、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拳，推动房地产市场尽快实现“止跌回稳”。提振消费方面，建议构建消费导向型的制度和政策体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真正破题，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二是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中国的“朋友圈”，大力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秉承合作共赢理念，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1）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妥善解决贸易争端，对不公正做法主动起诉，并积极应对被诉案件。（2）增强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的约束力，让双方在贸易往来中实现互利共赢。帮助新兴市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适合当地需求的产品，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同时也带动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3）建立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出口企业与国外供应商长期合作，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全球供应链协同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赢。

三是通过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引导核心环节和高附加值环节留在本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式，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1）做好传统产业梯度转移工作，减轻产业外迁的冲击。劳动密集型产业重点向中西部劳动力丰富、区位交通便利的地区转移，东部地区重点承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2）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既能将高附加值环节留在本土，又能加强外迁产业对中国核心环节的依赖性。（3）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控制传统产业外迁速度和规模。我国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不应被视为低端产能简单退出，也不应放任传统产业快速迁出，要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四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改善企业盈利能力。（1）提高技术标准，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能结构优化。（2）支持行业并购重组，畅通市场退出机制，提高行业集中度，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改善供求关系，防止“内卷式”竞争。（3）优化地方官员政绩考核、转变地方政府职能，防止各地在招商引资中进行政策的“逐底竞争”，避免低层次重复建设。

（编辑 季节）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农业强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调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树立大农业观，强调农业不仅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者，更是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文化传承和综合价值实现的重要载体。

“大农业观”的提出与农业的多功能性

大农业观为农业和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1992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摆脱贫困》中写道：“大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它区别于传统的、主要集中在耕地经营的、单一的、平面的小农业”。大农业是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是一种以农业为核心，跨越行业边界、多功能、开放式的大产业，这与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业有本质区别。大农业观的提出将带动传统农业认知的升级，农业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生产活动，还承载着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发展与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的功能与价值。大农业观聚焦于农业的多元价值与综合价值，强调农业在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功能。在大农业观和大食物观的指导下，农业发展应多维度综合考量，兼顾多功能价值和多产业链接，推动产业融合与城乡融合，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一）农业多功能价值再现的实践进路

多位一体、多元共进是大农业观的核心逻辑，要求我们着力拓展农业功能，通过挖掘农业的生态价值、休闲价值、文化价值，促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培育更多农业相关的消费新业态、新热点。同时农业应当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通过合理的农业活动，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和可持续农业，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大农业观下的农业发展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生态保护、资源循环利用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多元产业链重塑的战略布局

大农业观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农业的生产价值，挖掘出更多可供农业发展的产业空间。在上游环节，农业发展需要聚焦于“提质增效”，向生态化、智慧化转型，中游应着力突破农产品的加工与流通瓶颈，通过精深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搭建高效冷链物流网络与数字化流通平台，解决产销衔接不畅问题，下游环节则需深度对接市场需求，拓展农业的消费与服务属性。在大农业观的指导下，这种上中下游贯通的建设模式，能够让农业摆脱单一生产依赖，形成“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催生出农产品加工、物流配送、乡村旅游、农事体验等多元产业空间，真正释放大农业的综合价值。

大农业观视域下“三农”发展的新态势

大农业观既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也是“三农”发展路径的战略转变契机。多元化的产业链丰富了农业产业的内涵，多功能价值的挖掘不断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机遇，“三农”潜在的多元与多功能使得过去被忽视的农业农村资源被重新利用与激活，“三农”综合价值正实现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变，形成符合大农业观要求的五种“三农”发展实践样态。

（一）都市农业：城乡要素流通与融合发展

都市农业特指位于大城市及其辐射区域，依托城市资源与需求开展的多功能、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形态。都市农业既满足城市食品供给，又通过生态调节、休闲教育等多元功能提升城市宜居性。同时，作为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基础组成部分，都市农业是保障大城市食品安全与生态安全的战略基石，能增强城市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更是城乡要素流通的关键载体；通过资源跨界整合、生产组织与空间布局优化，推动城乡协同发展与乡村振兴。未来，随着科技进步与需求升级，都市农业将在保障民生福祉、推动城乡融合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战略作用。

（二）休闲农业：悠闲生活的田园交响曲

休闲农业以农业生产、乡村风貌、农家生活与文化为基础，是农业与旅游融合的新型农业形态，契合都市人群田园休闲需求，与都市农业存在功能交叉。依托乡土资源与乡村文化，休闲农业通过整合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深度联动旅游、教育等产业实现协同发展，闲置宅基地与农田为其提供发展空间，现代农业技术提升服务质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通过旅游接待实现增收。作为城乡融合的重要纽带，休闲农业不仅为企业创造投资空间，更推动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村公共设施改善，以突出的社会文化功能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

（三）数字农业：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度转型

数字农业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度转变和农业收益的增加。数字农业强调实现农业精细化管理，通过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农业生产进行全程监控和优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农产品生产者在数字经济时代掌握现代数字化生产技术和销售工具，成为“新农人”。这种模式在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同时，也对农产品销售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数商兴农通过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赋能农村商务发展，实现涉农商务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数字化和产业振兴。

（四）康养农业：让农业养身又养心

康养农业作为一种立足本地农业资源将农业生产与照护服务相结合的新型产业，遵循的农业模式是农业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生活功能的有机融合，在充分运用农业多功能性的基础上实现其综合价值，融合了健康农产品、农业风光和生态体验，旨在通过提供健康食品和生活服务，促进人民健康生活，这一农业模式不仅满足了人们对健康生活的需求，还通过创新和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农业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五）创意农业：文化赋能的绿色新潮

创意农业是指有效地将科技和人文要素融入农业生产，进一步拓展农业功能、整合资源，把传统农业发展为融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具体来讲，创意农业通过农产品的创意、景观的创意、激活民俗文化、凝练主题文化等实现对农业的创意改造和创新建设，进而完成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改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创意农业对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措施将驱动创意农业发展模式不断演进和优化。

   大农业观带来“三农”综合价值的挖掘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突破传统农业单一功能的限制，将其视为一个综合系统，充分利用乡村各种资源，拓展农业的多元功能价值，不仅关注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的统一，向多功能的大农业转型。大农业观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农业多功能性和综合价值的理解，还强调了农业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强调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通过农业促进城乡资源的整合和再分配，用有效的政策支持和市场机制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投入，使农业农村能够真正盈利，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共同进步。

未来，农业发展必然以大农业观为指导，一方面持续推动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拓展多元价值；另一方面，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力，通过农业科技创新、生产方式变革，破解农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要进一步完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推动传统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吸引更多的技术、数据、人才等新型要素向农村下沉，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良性互动，让农业在实现人类福祉、维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进步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共同繁荣提供坚实保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基础支撑。

（编辑  尚鸣）

我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落实在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将创新放在产业发展的核心位置，突破了一批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数字化技术绿色化技术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阶段化持续推进，产品质量得到大幅提升，自主品牌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结构进一步优化完善，产业区域空间布局初步显现，一批创新领军企业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

制造业的骨干地位更加突出

制造业规模优势显著。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2024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4.87%，十年来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始终保持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从制造强国指数看，规模指数2023年为60.66，依然保持规模优势；从企业数量看，2024 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量为 47.69万家，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93.21%，相比2016年增加了37.43%，提高了1.61个百分点，制造业成为市场投资的主要方向。从资产经营来看，2024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总资产为133.23万亿元，营业收入为119.2万亿元，相比2016年分别增长了38.2%、14.7%，制造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营收保持稳步提升。从投资来看，2024年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52.53万亿元，2023年全国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4.4万亿元，占全社会设备投资的70%以上，实体经济是资本投资的主要拉动项，制造业是设备投资的主体。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2011年以来，已经连续15年稳居世界第一；2024年，制造业增加值33.6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近30%，相比2016年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从产品产量看，钢铁、水泥、电解铝、工业机器人、平板玻璃、化纤等占全球比重均超过50%，工业母机产业从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全球居首，光伏组件、风电设备占全球份额60%以上，手机、计算机产量占到全球份额90%以上，均稳居全球首位。从出口来看，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出口交货值15.4 万亿元，相比2016年增长了29.41%，制造业产品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由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型。2024年芯片出口量2981.1亿块，出口金额1594.99亿美元，相比2016年分别增长64.8%、160.23%，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大幅提升。

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持续优化。一是传统产业的优势地位依然保持，传统制造业规模保持稳定增长，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撑作用不断强化。以轻工业为例，2024年轻工业规模以上企业14万家，实现营业收入23.2万亿元，利润1.5万亿元，带动就业1792万人，相比2016年企业数量增长了25%。数字技术逐步渗透到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推动了传统产业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的跨越式发展，一批中小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竞争力。如某钢铁企业智能生产线使生产效率提升约 20%，生产成本降低10%。绿色制造成为传统产业摆脱高污染、高能耗的主要方式，企业通过运用绿色先进工艺、绿色设计开展技术改造，开展全生命周期资源利用，有效推动产业低碳转型，构筑绿色竞争新优势。目前，纺织行业排放量约占全国排放量2%，不到全球排放占比的20%。积极布局应用前沿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攻关迈入产业链高端，例如通过酵母发酵生产青蒿素，相当于节约 3 万亩耕地，大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二是新兴产业增长动能强劲。新兴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动力，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支柱地位已经形成，有力推动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2024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24.29万亿元，占GDP比重18.01%，比同期GDP增速高2.5个百分点，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动能。截至2023年9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总数超过200万家， 2024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在上市公司市场占比54.15%，成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2025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超过17%。从细分领域来看，2024年，我国新材料产值8.7万亿元，占全球新材料总产值约30%，稀土功能材料、超硬材料、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等技术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24年，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实现销售收入1.6万亿元，智能制造装备产量持续位于全球前列，推动经济新动能不断茁壮发展。三是未来产业布局态势显现。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持续开展技术创新，以技术突破为核心、场景应用为载体，催生多元创新生态的培育路径将加速工程化产业化步伐，助力形成若干万亿级新的产业增长点。

交通、物流、能源等支撑体系质效跃升。第一，我国已建成庞大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铁路、公路、航空、水运枢纽体系健全，包括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和国内首个货运专用机场，运输结构持续优化。2024年全国铁路货物运输周转量3.589万亿吨公里，相比2016年增长50.7%，全国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1335万标箱，相比2016年增长3.87倍，全国民航运输机场货邮吞吐量达 2005.8 万吨，相比2016年增长超过2倍。通过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物流智能化设施广泛应用，现代物流衔接效率提升，降本增效显著，有效支撑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全链条畅通；2024年社会物流总费用19万亿元，占 GDP 的14.1%，相比2016年下降0.8个百分点。第二，我国能源装备产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全产业链体系，能源安全高效支撑经济平稳运行，为制造业生产、数据中心算力输出、服务业数字化运营等全行业提供了基础动力。2024年，我国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约为33.5 亿千瓦，比2016年增长了103.5%。同时，能源结构实现根本性绿色转型，新能源新增占比不断提高，有力促进产业体系绿色化转型。第三，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从基础覆盖到高质量升级，基础传输网络、无线通信网络和算力设施实现规模和质量的双重发展，截至2024年，5G基站达到425万个，融入国民经济80个大类；工业互联网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2024年，8 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有序推进，算力总规模达 280EFLOPS，算力应用项目超 1.3 万个，建设 246个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强，2023年，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为1.59%，低于美、德3%以上的水平；科研成果转化率为39.60%，远低于美国50%的水平。二是利润效益增长与规模增长之间仍然不均衡，规模增长依然是产业发展的主要拉动力，有数据显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仅为美国的 0.37，美国、德国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3-4倍；我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的数量已超过美国，但平均利润率不足美国的60%，平均利润额不到美国的一半。三是新兴产业尚未形成支柱产业，传统产业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领域中万亿级产业仍然较少。四是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短板问题仍然存在，当前依然存在六大“卡脖子”难题：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工业母机、航空发动机、新材料、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及工业软件六大“卡脖子”难题依然严峻。五是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滞后，2024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约为28%，与美国的50%、欧盟的40%差距较大。六是物流降本增效仍有较大空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14.1%，与美国、日本7%—8%相比差距巨大。

新形势和新挑战

外部环境深刻复杂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不确定性与风险挑战日益攀升，深刻影响着各国的产业发展路径与国际合作走向。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外部环境的多重因素影响下，正在从追求发展效率的全球化分工模式向安全、自主的区域化合作模式转变。美国《未来工业发展规划》《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德国《工业战略2030》、法国《新工业法国计划》等战略的出台，表明了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制造业发展，纷纷开启制造业回流，多个跨国公司改变传统业务布局、形成多个区域集团，制造业竞争核心已从规模转向创新能力与产业链韧性。印度、越南、墨西哥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将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大力发展本国产业。同时，区域战争持续爆发，也使得资源供给从稳定向趋紧转变，锂、钴、稀土等支撑制造业升级与能源转型的战略性关键矿产流动受限，供需失衡的压力持续传导，既推高资源价格，也给依赖外部资源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带来持续的不确定性。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

从工业革命发展史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煤炭作为主要能源，推动蒸汽作为主要的工业驱动力，使得英国成为首个工业化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石油和煤炭作为主要能源，推动了电力的发展，电能带来了工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改变了国际工业格局；第三次工业革命，铀和硅资源的出现，促进了原子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发挥，补充了电能的绿色来源，同时由硅而发展的集成电路产业，推动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科技与产业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科技已经深入到产业的各个行业。

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两次跃升，进而开启和推动了人类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特别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逐层推进，大量数据被采集、存储、传输，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之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据具备了价值创造的属性，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推动力之一，同时能源技术也在发生深刻变革，核电、风电、水电、光伏等新能源与抽水蓄能、氢储能等储能技术快速发展，传统“发电—用电”逐渐向“发电—储能—用能”的新格局转变，有效促进了智能电网优化、生产用能安全和绿色能源发展。数据资源和新能源储能技术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注入决定性动能，正在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底层发展逻辑

我国制造业下一步发展重点目标和任务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要将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避免“脱实向虚”倾向导致制造业过快下滑；合理区间可设置在20%—25%之间，工业大省大市也应设置合理区间，参考值为30%—40%。

优化要素投入机制。强化要素资源保障，动态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配置，引导各类要素向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合理降低制造业税费，降低制造业成本负担，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鼓励制造业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方式降低利息费用支出，探索基于亩均产值、亩均利润的工业用地改革，保障产业用地空间，完善制造业人才激励机制，引导大专院校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健全数据要素治理制度，释放企业数据价值。

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科技和产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产业为科技提供丰富的场景，科技为产业带来质量和效益的提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也是改造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的战略需求，要以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保障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与安全，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

围绕产业发展需求部署科技创新。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仪器仪表、工业基础软件等核心瓶颈制约，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整合科技领域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集中解决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短板”产品和关键技术，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科技创新提供富饶的生长土壤，将超大规模市场蕴含的创新动能高效转化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胜势。瞄准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生物制造、新材料，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突破，变革科技创新组织模式，探索企业出题、高校联合的新模式，建立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机制，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打造未来产业，壮大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

优化高质量科技供给。布局基础性研究，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中试验证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企业创新平台定位和布局，推动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体系建设，重点支持链主企业建设高水平共性技术研发机构。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组建创新联合体凝练产业科技问题、解决产业科技问题，培养产业科技人才，支持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创新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推动新应用场景创新，加强智能产品、绿色产品研发和产品迭代升级。

着力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

支柱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顶梁柱”，是稳经济、增就业、提升国力的核心产业。当前我国支柱产业多集中在传统产业领域，新兴支柱产业多具备知识技术密集、效益好的特征，既能催生万亿级市场，破解传统产业增长瓶颈，又能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壮大。我国已经形成若干个处于世界领先和先进的产业，信息通信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家电、纺织、航天装备、节能汽车、钢铁、石化、建材等产业已经走在全球发展的前列。未来十年，要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集成电路、工业软件、绿色能源装备与系统、新材料、仪器仪表、智能网联汽车、航空航天装备、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农业装备、智能家具与现代纺织服装等11个重点产业形成规模化突破，建成新兴支柱产业。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矩阵式”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一方面，在产业链“纵向”的链式突破，以产业链为整体单位，围绕薄弱环节开展协同攻关、应用同步迭代、供需融合对接，另一方面，在共性产品和技术“横向”的能力提升，加大跨行业共性技术能力供给，扩大共性产品和技术外溢。围绕正向设计、生产制造、检测检验能力、质量控制、用户需求理解和人才梯队等开展产业链供应链能力建设。

以集群化构建强化新兴产业竞争优势。先进制造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集群化发展是新兴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的关键路径。一方面，持续做大做强80家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围绕集群聚集要素资源，支持每一个国家集群均有一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一家排名世界前三的龙头企业、一个国际知名品牌和至少一条具备自主可控能力的完整产业链。另一方面，建立产业链协同机制，培育 “链主” 企业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深化跨区域跨产业链协同机制，推动建立更广域的产业体系，形成更大的产业合作网络，实现分工互补。

以场景化应用拓展激活新兴产业市场空间。聚焦社会经济痛点，在工业、交通、能源、城市治理等领域打造标杆应用场景，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在实践应用中迭代优化产品与技术。创新场景运营机制，开展新场景试点示范，鼓励企业联合技术供应商、应用服务商和终端用户打造新的场景生态，提高技术的市场接受度。推动场景从单点示范向批量复制延伸，形成“场景需求—技术研发—产品制造—市场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推动新兴市场空间拓展，逐步扩大市场规模，成长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力量。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

生产性服务业涵盖科技服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融合的关键纽带。壮大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速产业融合创新，完善产业生态架构，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效手段。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广“制造+服务”模式，引导企业由单一产品供应向“产品+服务”综合解决方案转型。鼓励在重点行业开展共享制造、设备运维等专业化服务。

发展高端软件产业。推进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和行业应用软件研发，依托软件工程技术中心、产学研创新联盟等平台深化协同攻关，扩大首版次、首批次高端软件供给。推动软件与硬件、场景深度融合，推动软硬一体化产品建设，培育软件托管、定制化服务等新业态。

提升服务能力。壮大科技服务业，构建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完善工业设计体系，支持制造业企业提升工业设计能力。推进物流降本增效，探索产业园区货运无人机应用，打造区域低空物流先行区。

制造业质量品牌提质升级

质量品牌是企业的生命线，是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一环，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深入产业链供应链质量管控，以品牌赋能，最终以质量硬实力、品牌软实力掌握国际市场话语权。

建设制造业质量基础设施。完善制造业标准体系，提升国家标准，以标准引领带动产品质量升级，加强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建设，鼓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制定和实施先进标准，积极推动一批国家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培育检验检测、质量诊断、计量测试、品牌咨询等服务业态。支持国产高端精密检测仪器、在线检测仪器和计量装置的研发创新。

创建国际知名制造业品牌。深入开展制造业品牌创建行动，创新品牌培育方式，激活行业、区域、集群品牌协同发展动能，依托龙头企业技术优势与标准引领力打造行业标杆品牌，整合区域产业资源、严控产品品质，集聚特色区域名片，壮大集群品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协同发力，形成品牌矩阵效应。（编辑  季节）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改善和保障民生，大力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创造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全体人民的小康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这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是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很大变化，但还有为数不少的困难群众。截至2012年年底，按现行扶贫标准，尚有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10.2%。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前往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河北阜平县入村进户考察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调研，强调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要求：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同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脱贫攻坚总体要求：实行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实行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五个一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政府也相继出台多个政策文件。

党和政府动员了规模空前的人力、物力、财力，采取了许多新举措。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安排，形成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

至2017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降至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3.1%，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

打赢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九大将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题。

当时还有3000万左右待脱贫人口，其中因病、因残致贫比例居高不下。特别是西藏、四川藏区、南疆四地州、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等“三区三州”，基础薄弱、致贫原因复杂、贫困发生率高。

2018年6月，中央和国务院发文部署“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要求集中力量、强化到村到户到人，精准帮扶举措，加快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短板，加强支撑保障，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夯实精准扶贫基础性工作，加强和改善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同志50多次深入基层调研扶贫工作，足迹遍布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先后在陕西、贵州、宁夏、山西、四川等地主持召开7次脱贫攻坚座谈会。2020年3月，习近平在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提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和举措，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

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参加驻村帮扶，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大扶贫格局，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广大党员深入一线，上下同心、精准务实、攻坚克难，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数百万扶贫干部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35年坚守太行山的“新愚公”李保国、用实干兑现“水过不去、拿命来铺”誓言的黄大发等同志，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作出了关键性贡献。无论是雪域高原、戈壁沙漠，还是悬崖绝壁、大石山区，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每一个角落，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

阜平县顾家台村新貌（2019年8月）。阜平县位于太行山深处，人称“九山半水半分田”。聂荣臻同志说“阜平不富，死不瞑目”。如今阜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脱贫地区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发展步伐显著加快，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通信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28个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族脱贫，所有深度贫困地区的最后堡垒被全部攻克。我国解决了消除绝对贫困这一国际性难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是提高居民收入的前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健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

2015年4月，国务院发文，提出积极推进创业带动就业、统筹推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就业创业服务、加强职业培训等政策措施。

政府加快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实施“互联网+公共服务”，整合人力资源市场，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试点。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工作。2016年，国家划拨1000亿元“去产能稳就业”专项资金，做好过剩产能职工安置工作。通过劳务协作试点、技能脱贫、创建就业扶贫车间等多种形式，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断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防止、纠正就业歧视，注重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就业结构优化。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和返乡创业趋势明显。

2019年，全国就业人员75447万人，其中城镇就业45249万人，比2012年增加7962万人。尽管受到疫情冲击，2020、2021年城镇新增就业分别达到1186万、1269万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保持就业总量平稳增长，这一成绩极为难得。

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有序

改革开放以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本确立，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框架初步形成。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平均每10年翻一番，家庭财产稳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问题，城乡、区域间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差距较大，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

实现共同富裕，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同时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勤劳守法致富，“增低扩中调高”，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2012—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10元增长到35128元。2021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50，比2012年下降0.38。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稳步提高，行业、地区、群体工资差距逐步缩小，中国已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

创造人民高品质美好生活

随着人民收入不断增加，消费水平持续提高。2012—2019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从33.0%降至28.2%。其中城镇居民从32.0%降至27.6%，农村居民从35.9%降至30.0%。

2021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达10645元，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44.2％。居民食品消费质量全面改善，耐用品消费不断升级换代。2020年，城乡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数量分别为44.9辆和26.4辆；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达39.9平方米和49.6平方米。

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大桥巍峨，中国已建成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深刻影响了城市格局、人口布局和经济版图，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圈和工作圈。

互联网快速普及，人工智能加快应用，移动通信从4G演进到5G，实现网络、产业、应用全球领先。我国网民数量、网络零售交易额居全球第一。宽带网络“村村通”，快递物流“路路畅”，农村电商激活大市场。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移动支付、共享出行、工业互联、智慧城市等数字经济加快推进，正在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投入规模空前。2012年至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当年GDP比例连续保持在4％以上，2012—2019年，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由2.12万亿元增至4万亿元，其中用于义务教育的支出达一半以上。

国家财政经费持续支持地方优化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区域间差距。2011年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2014年“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程项目启动，惠及全国2600多个县近22万所义务教育学校。2717个县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布局。

建立覆盖全学段（学前－研究生）学生资助政策体系，2013—2017年累计资助学生达4.25亿人次。各级政府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择校热”“入园难”问题，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80％以上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学。

努力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基础教育巩固发展，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大为加强。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7.18年提高到2020年的10.75年。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学习体系加快构建。

中国已建立起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让人们拥有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城市地区，拉大了城乡、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

党的十八大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中。2012、2017年，国务院先后发文，分门别类地规定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目标、各项制度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2018年，国务院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基础标准、分担方式、转移支付方式等做出明确规定与规范。

国家将进一步建立健全人口监测预测体系，积极拓展公共服务数字化应用场景，推进城乡间、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衡。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加快普及。2021年年末，全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数量分别达3217个、3671个，基本实现“县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全部免费开放。

2021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版）》发布，涵盖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及优军服务保障、文化服务保障，共9个方面、22大类、80个服务项目，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使区域内大致按统一标准提供服务和保障。大病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养老托育服务等重大制度安排逐步建立健全。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14年2月，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实施。2015年10月起，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与企业同样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结合的基本制度模式，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建立，更好发挥养老保险互助共济作用。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多数城市社区初步形成助餐、助医、助洁等为主体的“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越来越多的农村社区建起村级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

医疗保障制度更加健全。2015年印发《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大病保险支付比例达50％以上。2016年国务院发文，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大力推进全民参保计划，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积极发展养老、托幼、助残等福利事业。人民群众不分城乡、地域、性别、职业，在面对年老、疾病、失业、工伤、残疾、贫困等风险时都有了相应制度保障。我国已基本建成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制度在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的、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2021年年末，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3亿人、2.3亿人、2.8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生育保险依法覆盖所有用工单位及职工。

住房保障方面，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房8000多万套，帮助2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住房条件。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达39.9平方米和49.6平方米。

残疾人权益保障更加有力，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不断完善。

中国正向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目标迈进。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016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2016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发文，确定“健康中国2030规划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坚持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推进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转变；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药品集采制度化，改进医保付费办法、降低看病用药负担；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建设分级诊疗制度，优化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

201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77.3岁，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28.4％，为21世纪以来最低水平。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持续增长，城乡和地区差异缩小，城乡居民健身水平持续提升  

创造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社会矛盾多发，国家安全面临许多新的问题。2014年4月，习近平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央对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稳定的各领域风险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逐步构建国家安全体系主体框架，建立了工作协调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2020年4月，中央成立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重要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首次被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推广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各地将网格化管理与协商民主建设相结合，开展基层协商；立足自身人文特色，完善乡规民约等行为准则，大力开展乡风、家风建设，传承向上、向善美德。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在全社会倡导和深入实施诚信建设。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打造全方位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完善信访制度，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2020年，全国法院受理的诉讼案件总数、民事诉讼案件数在持续增长15年后首次实现“双下降”，全国信访总量明显下降。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公安机关不断提高打击犯罪能力，重点打击涉黄涉赌、涉食品药品、拐卖妇女儿童、环境污染、经济犯罪等群众深恶痛绝的犯罪行为，破获了一大批犯罪案件。针对新型网络犯罪，各部门多措并举，坚决遏制电信诈骗、套路贷等新型网络犯罪上升势头。

扫黑除恶。2018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发文要求：针对涉黑涉恶新动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结合起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对黑恶势力“保护伞”一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至2020年年底，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涉恶犯罪集团11675个，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8.97万起、立案处理11.59万人，黑恶犯罪得到了根本遏制。

全国刑事立案总量已实现5年连降，8类主要刑事案件和查处治安案件数量实现6年连降。我国每10万人中命案数为0.56。刑事案件数为339，持枪、爆炸案件连续多年下降，是命案发生率、刑事发生率、抢爆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安全生产。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规定“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按照意见要求，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制定修订，监管执法持续完善加强，安全生产预防及应急专项资金设立运行。2020年，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重特大事故数量从本世纪初最高峰时的14万人、140起/年下降至2.71万人、16起/年。

建设平安中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党领导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2020年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的满意度达98.4%。平安中国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编辑  苏歌）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部董事治理机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实施，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占多数已成为常态，且职权与责任显著加重。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相关优秀央国企特色治理实践案例，从制度、机制、能力、技术等维度协同发力，探讨提出一套聚焦央企上市公司、侧重实践的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优化方案，以强化外部董事“外部性”与“专业性”特质，推动外部董事履职从“形式合规”向“实质有效”的根本性转变，为央企上市公司增强“治理软实力”、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构建完善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的重要意义

随着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持续完善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纵深推进，我国正在持续优化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推动公司治理现代化，赋能央企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对于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创造社会价值意义重大，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更关乎资本市场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进程。

（一）夯实经济治理根基的关键举措

董事会治理是企业健康高效运营的前提。央企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以外部董事占多数的公司董事会结构对企业重大决策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产生毋庸置疑的核心影响力。建立健全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不仅能够确保具有外部视野和专业能力的外部董事深度参与企业战略制定与风险评估，在重大投资、并购重组等涉及国有资本运营的关键决策中有效发挥“守门员”作用，防止“内部人控制”和国有资产流失，同时更是确保企业微观决策与国家宏观战略同频共振的关键。

（二）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核心抓手

央企上市公司是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器”与“风向标”，其治理好坏直接影响资本市场的公信力与供需关系。从信息对称角度看，维护外部董事的知情权与监督权，确保其独立、专业履职，不仅有助于显著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与风险管控水平，制衡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而且能够增强股票等投资品的透明度，让市场“看得清、有信心”，从而引导资本脱虚向实，推动产业与资本实现有效融合。

（三）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求

央企上市公司身兼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通常被作为行业发展的先驱，其决策涉及的资金规模、技术难度和社会影响都高于一般企业。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不确定性环境，加快健全履职保障机制，引入多元专业视角，保障董事会科学决策、防范决策盲区，而且有利于持续提升企业的运营活力与价值创造能力。

当前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目前，外部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优化治理结构，抑制代理风险；二是通过引入外部专业视角，丰富决策维度的多元化，提升战略决策质量；三是通过“外部”视角审查与监督，确保风险管控的深度与实效。

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多从一般企业的制度设计（静态基础）、运行机制（动态实施）和评价体系（反馈优化）三个维度展开，强调“制度为骨、机制为血、评价为神经”的三维协同，但总体上存在明显局限：一是忽视央企上市公司在治理目标、政治责任与国家战略传导方面的特殊性；二是缺乏对保障体系各要素间协同效应的系统研究；三是未能充分响应新《公司法》取消监事会、相关职权由审计委员会承接等重大制度变革对外部董事（尤其是独立董事）履职带来的新挑战。

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不断完善央企外部董事选聘、履职、考核及激励机制。尽管央企上市公司已实施董事会及外部董事制度的应建尽建，外部董事来源渠道有限多元化，信息化保障水平有所提升，履职服务形式不断创新，但部分公司仍然存在保障举措单一，或制度建设流于形式等深层次问题，具体表现为：

选拔机制。主要依赖大股东推荐，背景趋同，胜任能力的系统性评估不足。

决策参与。在实践中重表决轻过程，决策前沟通与决策后反馈流于形式，风控机制不健全。

信息与技术保障。主要依赖管理层单向提供，存在滞后与选择性供给，同时数字化赋能不足，行权救济路径不畅。

激励与容错。薪酬激励偏低且结构单一，评价指标重“过程”轻“结果”，董责险覆盖率不高，导致履职决策顾虑多、动力不足。

机构支持。董事会工作机构人员配备不强、职责定位不清、服务专业性不够。

央企上市公司的特别要求与保障需求要进一步落实。相较于一般企业的外部董事履职保障管理，央企上市公司的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因兼具政治性、系统性和专业性而更加复杂，在董事会构成（外部董事占多数）、选聘与委派（强调出资人意志与战略匹配）、履职导向（要求“政治三力”与维护国资权益）、保障支持（需更系统化）以及监督评价（出资人主导）等方面均提出了特别要求。因此，央企上市公司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必须超越一般的“条件保障”，深度融合“政治赋能”与“系统支持”，实现“程序合规”与“治理效能”并重，“责任明确”与“风险隔离”兼顾。

优化央企上市公司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的建议

构建立体化、特色化的上市公司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是激发外部董事真正成为“战略专家、监督行家、治理管家”的关键，也是推动央企上市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新范式的坚实基础。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体系建设需要从选拔、培训、履职到评价全流程持续发力。

当前，央企上市公司外部董事制度正处于从 “有形”到 “有效”转变的关键时期，为更好地发挥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央企上市公司可以因地制宜地从以下方面系统推进。

（一）构建“选育用留”全链条机制，提升队伍适配性

1.建立科学精准的选拔标准与渠道。

一是构建胜任力模型。参考优秀实践，从“通用能力素质”（如沟通合作、勤勉尽责、综合研判、战略洞察）和“专业能力素质”（如财务分析、风险评估、投资管理、审计监督）方面构建矩阵化评估模型，为外部董事候选人的准入贴上“能力标签”。

二是实施多维测评。利用职业性格测评（如MBTI）等工具，对候选人的执业风格进行把脉，优化董事会团队结构，在选人用人阶段尽量避免团队决策倾向过于偏激。

三是拓展选聘渠道。在参考大股东意见的同时，结合市场化方式选聘，充分利用行业协会、上市公司协会等第三方推荐渠道扩大选聘范围，提高来源及专业的多元化程度。

2.打造系统化、实战化的培养体系。

一是开发模块化课程。设计涵盖宏观经济、行业趋势、公司治理政策类理论模块，国内外同行业及本企业典型案例的分析模块，以及模拟董事会重大决策场景的沙盘仿真模块。

二是搭建交流平台。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流平台，如举办专题沙龙、重大信息通报、组织外部董事进行专题调研、组织高层面对面活动等内外部交流。

三是推动课题研究。根据外部董事的专业背景，科学策划并支持其牵头或参与公司治理、产业链研究、成本工程、市值管理等专项课题，充分发挥其“外脑”智慧，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二）建立决策全流程标准化与风控机制

1.推行决策全流程标准化管理。

一是编制《外部董事履职指南》。汇编制度，规范履职情境，提供“履职工具箱”，给予实操指导。

二是落实“2+2+1”工作机制。决策前，建立“牵头人沟通机制”（董事会秘书就重大议案背景进行预先沟通）和“工作例会机制”（定期通报重大事项）。决策中，规范“参会机制”（明确表决流程）和“调研机制”（规定年度调研次数与报告质量要求）。决策后，完善“事项报告机制”，要求外部董事就重大决策执行情况向股东报告。

2.嵌入关键事项赋权与暂缓表决机制。

一是明确一票否决权。针对关联交易、重大资产处置、会计政策自主调整等敏感事项，可在章程或董事会议事规则中赋予外部董事（或审计委员会）一票否决权。

二是设立暂缓表决程序。规定若半数以上董事或两名及以上独立董事认为议案信息不充分、论证不明确，可提议暂缓表决，要求管理层补充材料。

3.加强独立董事“政治三力”赋能。

依托集团、国资委或党校资源，组织独立董事参加政策专题学习。在审议重大战略议题前，提供相关的国家战略与行业政策背景报告，确保决策的政治方向正确。

（三）创新信息保障、建立有效沟通路径

1.建设“全景式”信息支撑体系。

一是制定信息清单。根据监管和企业实际制定《外部董事履职信息保障清单》，明确信息提供范围、频率、责任人，并指定“联络专员”一对一保障。

二是打通信息系统权限。开展涉密信息分级授权管理，在符合保密规定的基础上，组织外部董事参加保密培训及认证，设置专门阅文室或开放涉密信息系统权限，使其可以直接查阅相关发展规划、经营数据、项目进度等履职所需资料。

三是实施分类推送。按照外部董事权责与关注侧重点，差异化推送监管指令、集团战略、行业动向、企业运营等信息（见表1）。

四是拓宽外部信息渠道。为外部董事订阅权威行业报告，支持其参加行业会议和行业调研，保持市场敏锐性。

表1 外部董事履职保障信息分类标准

注：严格履行涉密审批，非涉密董事不推送涉密信息。

2.强化双向沟通与反馈机制。

一是建立内外部董事联动机制。打破“内外”壁垒，在资源保障上平等对待内外部董事。鼓励外部董事与职工董事、内部董事召开座谈会或开展联合调研；组织管理层定期向外部董事汇报经营及授权管理情况，提升外部董事信息获取的丰盈度，推动“内外脑”协同，强化董事会决策合力。

二是落实意见建议反馈。对外部董事提出的意见建议，组织专题会议研究，责任到人要求限期书面反馈采纳情况，并纳入相关绩效考核。

三是畅通行权保障“双通道”。向上报告通道：涉及国家安全、重大风险的可直报集团党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经反馈未整改，或履职被严重限制时，关联董事报集团，独立董事可同时向监管机构和集团报告；可提请股东会解聘不称职内部董事。向下质询通道：对明显失当的经理层决策，可发起“特别质询程序”并建议暂缓执行，必要时可提请董事会解聘相关高管。

3.聚焦压实“三单管理”。

一是权限清单。制定《外部董事决策事项权责清单》，明确其在党委前置研究、董事会决策、经理层授权管理中的角色与责权定位。

二是调研清单。梳理调研、检查需求，鼓励外部董事“自主命题”式调研，参照“四不两直”实行无陪同或最小化陪同，保障结果或问题的客观性，辅助形成报董事会报告。

三是整改清单。对外部董事的合理化建议或问题批示，建立跟踪台账，纳入专项督办管理，推动管理闭环。

4.创新数智化赋能体系。

一是建设数字化履职平台。开展议案审批、文件传阅、调研安排线上管理，重点记录质疑、弃权、否定意见及原因，推动履职全过程的电子化与自动化管理。

二是探索人机协同决策。在投资决策环节为外部董事引入AI工具自动评测分析IRR（内部收益率）、模拟环境影响，推动外部董事将精力聚焦于AI难以量化的社会价值、伦理校准及风险防控，当外部董事否决AI结果时，需在系统内录入具体决策缘由，形成人机协同与有效制衡。

（四）优化“价值化”考核激励与容错管理

1.完善立体化评价体系。

一是构建“过程－行为－结果”三维指标体系。将出席率、议案审议数量等过程指标，与所提战略建议质量、风险预警价值、决策独立判断等结果性贡献相结合。

二是推行任期制与契约化考评。将业务考核内容纳入外部董事的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突出对实质性贡献的考核，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其与津贴发放、职位调整强关联。

2.创新激励与约束措施。

一是保障并优化薪酬待遇。落实津贴保障，探索与公司治理成效、长期业绩挂钩的中长期激励机制。

二是建立荣誉激励机制。对贡献突出的外部董事授予荣誉，并推荐至更高平台。

三是强化约束追责。对失职失责行为，特别是造成重大投资损失的，建立津贴追索与扣减机制；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者予以撤换。

3.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

一是购买董责险。为外部董事购买董事责任险，尤其是兼任审计委员会委员者，可适当提高保额，以此消除外部董事正当履职的后顾之忧。

二是明确容错边界。细化在创新业务和战略投资决策中的容错免责管理，对于符合程序、勤勉尽责或不可抗力等非人为故意失误导致的问题，依法依规减轻或免除相关责任。

（五）强化董事会工作机构专业化建设

一是明确服务职责。清晰界定董事会工作机构在议案起草审核、会议组织、调研策划、资料归档等方面的服务内容与服务标准。

二是配强专业人员。选拔具备财务、法律、战略等专业背景的人才充实机构，并加强定期培训与考核，将服务质效纳入个人绩效。

三是推行专员对接制度。建立“首问负责制”，为每名或至多两名外部董事配备一名董事会办公室资深员工作为固定对接人，实现全流程、专人化的精准服务。

四是营造“有温度”的履职氛围。精心设计会议议程、创新会议方式、定制特色会议用品、印刷履职纪念册等，增强外部董事履职的仪式感。

（编辑  宋斌斌）

2024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多次强调，支持企业开启增长“第二曲线”，要求国企从要素大量投入的“汗水型增长”向科技创新驱动的“智慧型增长”转变。“十五五”即将实施，国企如何开启增长“第二曲线”，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重要力量，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中提供有力支撑，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国企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的深刻背景

穿越经济周期、保持基业长青的需要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在2024年11月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推动中央企业穿越经济周期，支持企业开启增长的“第二曲线”。也就是说，企业开启增长“第二曲线”首先是穿越经济周期，实现基业长青的需要。

首次提出“第二曲线”理论的查尔斯•汉迪在1997年出版的《第二曲线：跨越“S型曲线”的二次增长》一文中提出，任何组织、技术或产业的发展都遵循“S型曲线”规律，即经历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后，最终会因市场饱和、技术停滞或竞争加剧而进入衰退期；产业（企业）要想实现持续增长，保持长期的生命力，就必须在“第一曲线”传统业务到达顶峰前，开始另外一条新的曲线，即“第二曲线”。

当前，我国经济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呈现“温和复苏、结构优化”特征。2025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2%，但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8%。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下降7.6%，采矿业利润大幅下降30.3%，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低迷，地方政府债务化解仍处于关键期。国企急需开启增长“第二曲线”以保持一定的增长，为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穿越经济周期，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国企的“定海神针”“稳定器”“压舱石”作用。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要

我国正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质生产力。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的部署，正是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的要求，从依赖传统规模的“第一曲线”转向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技术突破为核心的“第二曲线”。

奥地利管理学家弗雷德蒙德·马利克在2015年出版的《转变：应对复杂新世界的思维方式》一书中提出“马利克曲线”，对“第二曲线”理论进行深化。他指出，新旧两条曲线交叠的转换区域，是企业管理最复杂、风险最高的“黑箱”，旧业务的惯性思维、资源配置模式和考核体系会与新业务的探索性、高风险特征产生剧烈冲突。成功跨越转换区，要求企业必须进行非连续性创新。国企在规模报酬效应逐步趋弱、传统增长曲线日趋平缓之时，必须坚定不移开启增长的“第二曲线”，把增长的基础、动力和条件更多集聚到创新驱动引领发展上来，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领域积极布局，形成新质生产力。

推进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需要

经过三年改革行动和三年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国有企业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能力和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方面都有显著成效，但自身的短板弱项仍然存在，包括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没完全建立，监管和考核制度与突出科技创新的要求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市场化经营机制还不健全，等等。

根据“第二曲线”理论，在寻找“第二曲线”的路上，成功的管理者必须向死而生，另辟蹊径，一次次跃过那些由成功铺设的“陷阱”，开辟一条与当前完全不同的新道路，为组织和企业找到实现跨越式增长的“第二曲线”。“第二曲线”实质是企业自身突破成长天花板、追求持续经营而进入新的产业或领域，它不是被动响应，而是主动求生。国企通过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统筹推进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建立更加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特征的管理体系，健全更加合理有效的尽职免责机制，弘扬敢于打破常规、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持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成世界一流企业。

国企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的主要路径

延伸主业链条

国企的核心优势在于产业链深度和规模优势。“第二曲线”的第一选择，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沿着主业链条进行延伸。如能源类企业可从传统发电延伸至储能、氢能、智慧电网，形成从能源生产到消费侧管理的全链条布局；通信类企业可由网络基础设施向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数据安全拓展，实现“管道型”向“平台型”的跃升，等等。例如，国家电网成功地从一家传统的基础设施运营商，转型为全球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先锋和平台型生态企业。大力发展充电桩业务，成立“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公司”，建成全球覆盖最广的充电网络之一，切入电动汽车生态圈，从“用电”侧寻找新增长点。为企业、园区提供节能改造、冷热电联供、储能、碳管理等一揽子解决方案，从“卖电”转向“卖服务”；发展特高压输电、大电网安全控制、柔性直流等技术，将这些技术优势转化为对外输出的工程服务和标准制定能力。其新业务不仅提升了电网本身的效率和韧性，更开辟了千亿级的新市场。通过“如何更智能、更高效地利用能源”全力开辟“第二曲线”——能源互联网。     

切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二曲线”应与国家新兴产业规划紧密结合。如新能源与新材料，包括光伏、储能、氢能、稀土、半导体材料；数字经济方面，包括人工智能、算力网络、区块链应用；绿色低碳方面，包括碳捕集利用、绿色建筑、循环经济等。通过跨界融合放大优势，如能源+金融，发展碳交易、绿色金融服务；通信+数据，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数字身份认证；交通+服务，构建智慧物流、智能出行生态等。

如中国宝武集团提出“一基五元”战略（以钢铁制造业为基础，新材料、智慧服务、资源环境、产业园区、产业金融协同发展），跳出“钢”的束缚，发展多元“第二曲线”。中国宝武集团正在进军新材料领域，不仅生产普通钢材，还大力发展高性能金属材料、碳纤维、轻量化材料等，满足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的需求；发展绿色低碳技术，积极布局氢冶金、碳捕集利用等前沿技术，将环保压力转化为技术优势；发展“智慧制造”，将自身庞大的生产基地作为试验场，打造“黑灯工厂”、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将这些经过验证的智能化改造经验和标准，打包成解决方案向行业内外的制造企业输出，如旗下的宝信软件已成为工业软件领域的领军企业。

打造服务生态平台

国企传统上偏重“卖产品”，但“第二曲线”更应走向“卖服务”“卖方案”。如设备制造企业可从交付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运行维护，再到打造数字化运维平台；基础设施可从建设施工，到城市运营服务，再到智慧园区和智慧城市生态等。如先正达集团打造MAP模式（Modern Agriculture Platform），在全国建设数百个MAP技术服务中心，为农户提供“种、肥、药、机、技”一站式服务，通过数字化工具，指导农民科学种植、对接农产品销售，提升了产业链价值，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卖服务+卖产品”的转变，也为公司带来了稳定的服务收入和更高的客户黏性，成功跳出了传统化工行业的红海竞争。

国企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的保障措施

机制保障

国企在推进增长“第二曲线”时面临一些机制问题，如国资监管部门已经为国企确定了主责主业，而“第二曲线”常常游走在“核心”与“边缘”之间，既有探索创新的要求，又要警惕“偏离主业”。再如“第二曲线”需要市场化、快速试错、容错迭代，但国企内部惯性的组织逻辑是“稳”，干部考核以短期财务和安全指标为主，人才引进依旧行政化，新业务团队缺乏独立性。

因此，需要加快构建适应“第二曲线”的一整套机制，在战略上把其从“附属地位”转向“未来主业”，在组织上从“刚性管控”转向“双轨运行”。在战略规划中，把“第二曲线”作为支柱业务培育对象。建立双组织模式，“第一曲线”组织守稳，“第二曲线”组织独立孵化，避免被传统机制拖累。实施双考核体系，主业以盈利和稳定为主，新业务以成长性和闭环验证为主。在人才机制方面，引进市场化人才，采用股权、期权和专项激励，形成差异化机制。在国企主责主业管理制度中增加开辟“第二曲线”的产业要求。在国企经营绩效考核制度中，突出科技创新的要求，对处于产业早期阶段企业拉长考核周期和落实容错纠错规定的要求。

从国企自身角度看，也要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如优化投资决策制度，推进中长期激励，培育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等，加快形成开启增长“第二曲线”的动力机制。

资源保障

开启增长“第二曲线”是在“第一曲线”传统业务到达顶峰前就须落实。因此，必然存在与“第一曲线”切分资源的问题。

在国企实践中，当主业较弱时，企业忙于维持基本盈利，无力抽调资源探索新业务。例如，一些传统煤电企业虽然意识到清洁能源的重要性，但受制于债务压力和现金流紧张，新能源布局始终停留在“零散项目”层面，推进缓慢。当主业极强时，企业反而安于现状，把第二曲线当作“可有可无的试验田”。如三大电信运营商在流量红利高峰期，都尝试过OTT业务和互联网金融，但因战略聚焦不足，最终无一跑出真正的规模化新曲线。因此，要对接现有政策，积极保障推进“第二曲线”的各方面资源。

一是国家的产业政策。确定“第二曲线”赛道既要考虑企业自身业务和资源，也要考虑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要在国家、省、市的产业政策中寻找合适的赛道。

二是国家的金融政策。“第二曲线”业务的发展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要善于借用国家的金融政策降低风险。如通过资本市场、产业基金等方式，为企业新业务提供资金支持或通过并购重组快速获取新技术、市场或资源。可设立专项预算，如设立创新发展基金，避免新业务被主业预算挤压。

三是国家的人才政策。落实市场化机制，推行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机制，激发活力。落实容错机制，鼓励创新和冒险。

策略保障

“第一曲线”转向“第二曲线”，并非“第一曲线”的简单延伸，而是通过非连续性创新实现路径切换。然而，这种路径转换具有高风险性和高回报性特征，初期投入大且回报不确定。如部分氢能公交车项目在补贴退坡后迅速停滞，因为没有市场化的付费客户；某些数字化平台虽然投入巨大，但缺乏自我造血机制，只能依赖内部订单，最终失去竞争力。国企的财务考核周期以年度为主，而创新往往需要三到五年才能见效。短期压力与长期培育之间错位，使得一些真正具备潜力的项目半途夭折。

因此，能否顺利迈上“第二曲线”，需要有科学的推进策略，统筹好“五个关系”。

一是资源投入转换的动态平衡关系。避免“代谢失衡”，过早转到“第二曲线”可能引发产业断层，过度保护传统产能也可能阻碍创新萌芽。

二是经营各环节的有序推进关系。推动“第二曲线”的核心不是数量多少，而是能否跑通商业闭环。先是小步快跑，用“小预算”快速验证客户、产品、现金流的闭环；再滚动试错，每6个月设验证节点，每12个月做去留的决策，避免长期空烧；最后要闭环优先，只有形成正向现金流的业务，才有资格进入规模化扩张。

三是单体企业与产业链协同的关系。“第二曲线”的成功不是单个企业孤军突战的成果，而是产业生态位重构的涌现现象。企业开启“第二曲线”布局后常常会陷入“先行者困境”之中，如电动车厂商需要自建充电网络等，但整体变革又依赖多主体行动的一致和协同，如电网、地产商、电池企业等同时行动和协调。

四是企业生命周期与经济长波周期的结构性耦合关系。企业转型会受到经济长波周期的影响，比如“第一曲线”的衰退往往对应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下降期。国企决策受限于财务报表周期（如季度/年度），而产业技术成熟需10—15年，经济结构转型甚至具有跨越代际的特征。

五是组织基因突变与传统基因依赖的关系。当企业开启跨越式非连续性的升级时，必须通过“组织基因突变”手段改变原有的管理架构（如OKR取代KPI）、人才结构、文化基因等，并进行根本性重组。老企业转型最难的是改变“基因”，比如，诺基亚质量过硬却输给苹果，原因就是过于依赖其传统功能业务，且在操作系统和应用生态上滞后；柯达虽然发明了数码相机却不敢放弃胶卷，本质是组织僵化。因此，要想突破这个矛盾，必须建立“可进化韧性”，也就是企业既非追求绝对稳定，也不盲目追逐颠覆，而是构建模块化、反脆弱、具备学习能力的嵌套式结构。

（编辑 杨利红）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是独具中国特色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因兼具产业属性和金融属性，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立场决定了“代表谁、为谁服务”的问题，是财务公司经营观、价值观的体现。通过认真研究金融监管政策，并结合运营实践，笔者认为，要真正发挥好财务公司的功能定位，切实以金融牌照为企业集团创造价值，财务公司必须站稳三个立场，即：所属集团、成员单位、独立法人。

财务公司行业发展情况

1987年我国第一家财务公司成立以来，经过近40年的发展，财务公司行业机构数量稳健增长，资产规模和质量持续壮大优化。截至2024年末，全国共有财务公司237家，表内外资产总额13.16万亿元，全年实现营业净收入1296.13亿元，净利润806.14亿元。财务公司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质效不断提高。

服务实体成效显著。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财务公司行业积极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发挥贴近产业实体的显著优势，聚焦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持续发力。截至2024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8568.02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企业贷款占比36.57%，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占比33.94%。绿色贷款余额5056.64亿元，清洁能源产业占比77.29%。

助力集团司库取得积极进展。2022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 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中央企业要依托财务公司、资金中心等平台建设司库体系。根据中国财协2023年统计，81%的财务公司在企业集团司库建设中作为实施平台，17%的财务公司与企业集团司库管理中心合一运行。财务公司在企业集团司库体系建设、司库功能发挥、司库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数智化转型加速推进。近年来，财务公司行业积极融入智能化浪潮，在深化业务场景系统应用，夯实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与数据安全管理，在探索新技术应用建设等领域取得积极成效，行业数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2024年，财务公司行业信息科技投资总额达到28.92亿元，较2020年增长9.78亿元。截至2024年末，财务公司行业信息的科技人员已达1166人，较2020年末增加147人。

中国电建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核准的持牌金融机构和国资央企金融平台，坚守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立足集团、站位全局、聚焦主业，突出服务导向、坚持功能性第一位原则，强化价值发挥和风险防范，成立十年来，累计为集团综合创效过百亿元，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集团高质量发展。

新时期财务公司功能定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时期金融工作决策部署，2022年，中国银保监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修订发布《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管理办法》），这是时隔16年后再次修订。2024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促进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规范健康发展 提升监管质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两项制度对新时期财务公司的功能定位进行了优化重塑。

一是财务公司要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发挥必要且有益的补充作用。新时期金融业务应更加注重功能性，通过做好“五篇大文章”，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政治使命。财务公司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提高站位，将自己功能定位的发挥置身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集团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中，强化重点领域金融服务，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二是进一步突出财务公司的内部服务属性。新《管理办法》对财务公司经营范围有所收窄，进一步引导和鼓励财务公司发展专注集团内部市场、回归服务产业本源的业务，严格限制集团外融资业务和非核心功能业务。新时期财务公司的功能定位将更加明确，突出内涵式、本源化发展。财务公司要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以及所处集团的产业特点和需求，采取有别于商业银行的发展路径，通过加强集团资金集中管理，提高其使用效率，进而降低集团整体财务费用。

三是坚持辅助企业集团管理属性。《指导意见》强调财务公司辅助企业集团管理的属性，就是要通过主动加强资金集中管理、完善资金支付结算服务功能、强化资金和票据监控、在集团投融资管理和资本运作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来实现。《指导意见》更加突出了财务公司“助力集团司库体系建设”的功能，与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要求一脉相承、同频共振。

站稳三个立场发挥功能定位

（一）站稳所属集团立场（三级标题）

新《管理办法》在对财务公司的定义中，即明确体现加强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企业集团资金使用效率的主旨。集团的货币资金就是财务公司经营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且金融监管部门通过颁发《金融许可证》的方式赋予财务公司在集团范围内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业务资格。因此，站稳所属集团立场是财务公司的法定属性。在此基础上，财务公司工作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聚焦国家战略履职尽责。担实集团“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职责，以服务集团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目标，聚焦集团主业赛道，整合有效金融资源，疏通难点堵点，为集团实体产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和有力的金融支撑，紧跟国家战略导向，围绕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三个作用的发挥以及国务院国资委提出的“五个价值”的创造，强化战略性金融服务，主动对接集团承担的国家重点工程以及集团内专精特新企业、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产业等重点领域，丰富产品谱系，调整产品供给结构，提供个性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着力承担并强化集团资金归集与结算中心、内部信贷中心、票据中心、外汇中心和境外财资中心。

二是主动加强集团资金集中管理。资金归集是财务公司存在的基础，也是发展的最主要目的。在财务公司成立之前，企业集团内成员单位之间不能直接进行资金借贷，而成立财务公司后，财务公司运用金融手段进行统一调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集团整体运营成本支出。这是财务公司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逻辑。财务公司应作为企业集团资金归集的唯一载体，并将资金集中度纳入集团对成员单位的考核评价，主动拓宽财银直连、财企直连，推动跨账户、跨主体、跨地域集中，持续拓展资金归集范围和深度。同时，将财务公司作为集团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的平台，有效联通和运行境内外资金池；加强票据集中，建设集团统一的票据池。

三是谋求为集团综合创效。财务公司应坚持服务第一、兼顾效益的原则，不做企业集团的营利中心，其价值获取不应局限于资金归集与调剂的短期收益，不以其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集团应建立对财务公司的科学经营考评机制，考虑财务公司对服务集团战略、助力产业升级的长期价值贡献，以及对集团所在产业链和所承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贡献，在集团层面算大账、总账，推动财务公司从单纯的“集团资金管家”向“产融协同赋能者”不断升级。财务公司要立足辅助集团管理属性，在集团层面谋划如何为“一利五率”管控指标的实现以及穿透式监管提供助力。同时财务公司应坚守不能在同业市场上过度融资的底线，防止异化为集团对外融资的平台。

（二）站稳成员单位立场

财务公司是承担特殊功能使命的企业，某种意义上更像集团的一个特设机构，但也和集团财务资金管理部门有所区别。所以，财务公司要在站稳集团立场的同时，站稳成员单位立场，在“管理者自居”和“独立金融服务商”两者之间找准平衡，在为成员单位提供服务时重点把握三个方面。

一是差异化发展适配成员单位需求。财务公司是为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而生，所以任何时候都应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财务公司的金融业务与商业银行的对公服务有高度相似性，若只提供普适性产品，则与商业银行无异，且在价格、服务等方面不具备竞争力。所以财务公司应避免向商业银行盲目模仿和直接竞争，而是根据市场细分和集团特色，朝着差异化、特色化方向发展，深入挖掘和利用集团内部的资源优势，打造具有集团特色的金融服务产品，为各成员单位量身制定“一企一策”金融服务方案，适配其经营发展需求。财务公司应注重在绿色金融、数字金融、财务顾问等领域，结合企业集团主业特点，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将金融服务前置，走向产业项目前期，融入项目投资建设团队，深入产业全生命链条，主动担当“集团产融结合顾问”，助力项目获取和落地实施。

二是实施普惠服务降低财务成本。财务公司的普惠服务体现在客户服务的感知上，通过资金资源在集团内部循环，尽可能让成员单位获得低成本金融支持；同时利用资金集中规模效用和牌照优势，在同业市场为成员单位创效。这是财务公司普惠金融的特色所在。财务公司需在监管规范框架下，结合市场化因素、风险管理需要和所在集团战略需求，建立科学、动态优化的业务定价收费机制，为成员单位提供超值性价比金融资源，投入实体产业。按照集团资金集中管理整体战略，将金融业务定价与成员单位资金集中度关联，在此基础上，按照监管规定，对金融业务费率能免则免，不能免则打折，存款利率取监管高限，贷款利率取监管低限。通过产融协同，为成员单位提供低成本的综合金融服务，在普惠服务方面体现相较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能力。

三是高效运行赢得成员单位认可。服务的第一性原理是效率。金融服务效率重点体现于对市场环境变化的敏捷反应、对客户需求的即时响应、对内部管理程序的高效流转。财务公司应对标商业银行的市场化专业服务，以效率赢得集团成员单位的认可，一方面要融入当前大数据、智能化潮流，从“人治”向“智治”转型，通过一系列数智技术的应用、数智理念的接受，实现管理信息孤岛向智能协同转变、职能运作向端到端流程转变、经验决策向数据驱动决策转变；另一方面要主动发挥金融引领作用，在集团内部与产业业态、其他金融业态、数据和科技业态紧密结合，打造协同生态模式；其次是主动发挥资信优势，以低成本撬动商业银行金融资源，实现财银优势互补，支持成员单位重大项目融资落地。

（三）站稳独立法人立场

财务公司的运营质量与集团母公司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一旦集团整体陷入经营困境，财务公司将面临巨大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因缺乏商业银行的风险分散能力，财务公司与所处集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新《管理办法》将财务公司的出资人、股东行为纳入监管，维护财务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经营管理自主权是防范财务公司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

一是加强股东股权管理。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露，2023年全年共计有11家财务公司申请解散或破产，其中受母公司经营危机牵连的达7家。集团公司要从集团整体利益出发，作出相应制度性安排，主动避免干预财务公司金融业务的自主决策权，鼓励支持其在遵循法律法规、符合集团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市场变化和监管规则自主决策业务开展、资源配置等事项。财务公司应在章程中载明集团母公司的权责义务，明确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应维护财务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经营管理自主权，不得干预财务公司董事会、经理层依公司章程享有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不得越过董事会、经理层直接插手财务公司经营管理。

二是持续优化完善公司治理。国有财务公司要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通过“三重一大”制度的建立，明晰党委、董事会、经理层的职责边界，实现各治理主体的有效运转和无缝衔接，形成坚守定位、良性发展的内生机制。按照国资监管和金融监管要求建立健全董事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且董事会构成中外部董事要占大多数。将董事会定位为财务公司经营决策的主体，落实董事会中长期发展决策权、经理层成员选聘权、经理层成员业绩考核权、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权、职工工资分配管理权及重大财务事项管理权。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严格遵守与企业集团内上市公司业务往来的监管规定。

三是筑牢合规风控基础。财务公司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资本能力，强化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集团外业务风险和信息科技风险防控，制定科学合理、符合集团资本实际的风险偏好。以集团战略部署和工作要求为出发点，做好中长期业务经营发展规划，防范和杜绝由于冲规模、赚快钱的短期行为带来的风险隐患。坚守“产业金融”本色，不开展与企业集团主业不相关的业务。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主动将一切经营决策、一切金融业务纳入金融监管框架之下，优化事前、事中、事后风险闭环管理机制，确保各项业务操作符合监管要求，风险可控。充分挖掘新型信息技术在风险管理中的各类应用场景，建立智能风控管理体系，实现风险信息的收集、统计、分析、监测、报告的全流程数字化。

总之，财务公司行业应牢记“依托集团、服务成员企业”的初心使命，站稳集团、成员单位、独立法人三个立场，结合监管政策和企业集团产业实际，强化核心功能，创新产品服务，努力在集团实施资金集约管理、助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