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企业家精神，构成了中信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精神坐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本文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视角，探求荣毅仁企业家精神产生的时代渊源、思想脉络和实践基础，反映其在历史转折中的贡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方针到实践探索的关系；本文在对荣毅仁大量文稿、讲话和中信企业史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内容；分析论证这一精神对于中国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价值，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弘扬企业家精神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助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所具有的重要引领意义。

主题词：荣毅仁；中信公司；企业家精神

荣毅仁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创始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他将中信事业的发展同党、国家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的带领下，中信公司肩负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的历史使命，积极履行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责任，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不懈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成为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集团。荣毅仁在创办和发展中信公司中所体现的崇高思想和品格、作风，已成为中国当代企业家精神的典范，不仅对于中信事业的传承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及其特质

企业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主要来自于企业，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作为当代中国一位经历和地位都十分特殊的优秀企业家代表，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形成和发展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第一阶段（1937年至1956年），荣毅仁是荣氏家族企业的管理者，主要是继承和光大父辈守正创新办企业的优良传统。第二阶段（1979年至1993年），荣毅仁是负有国家重要使命的国有企业领导者，他成功地将中信公司建成一家综合性的跨国企业集团。在传统赓续的基础上，他与时俱进，继往开来，以更高的时代站位和更主动的历史自觉，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全新的企业家精神。这一精神体现了一位优秀企业家的使命担当，是他的信念和追求所在。

除旧布新的时代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改革开放是决定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一招。在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折中，荣毅仁创建了中信公司，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书写了一段恢弘壮阔的企业传奇。在除旧布新中探索和开辟改革开放的方式和路径，既是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也是时代赋予他在历史转折中的特殊使命。其优秀企业家精神，因此具有深刻的时代渊源和历史印记。

在当代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起于1978年年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在长期“左”的错误影响下，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外科技差距进一步拉大，人民的温饱都成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向何处去，是荣毅仁在国家走出低谷后的思考，也是当时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一重大转折，打开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战略通道，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也让荣毅仁看到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坚强决心。

1979年1月17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26天，邓小平与荣毅仁等5位工商界著名人士座谈，听取意见建议。他充分肯定荣毅仁提出的引进技术、管理，发展金融、贸易的意见，希望他围绕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干一番事业。邓小平对荣毅仁说：“你主持的单位，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来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①] 这极大地激发了荣毅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的热情，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建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建议，很快便得到批准。当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荣毅仁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却藩篱重重，现代化建设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国家急需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部分形成突破，通过试点摸索规律、全面铺开，通过窗口宣示政策、扩大共识，这是富于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转折关头，经济工作和企业管理经验丰富、具有广泛国际影响与威望的荣毅仁，被中央委以重任，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荣毅仁创办中信，因应了改革开放的要求，使中信与4个经济特区一样，成为中央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它的成立甚至比1980年深圳等特区的建立还早一年。如果说，经济特区的创办，是改革开放在面上的试验田；那么，荣毅仁创办中信，可以看作改革开放在点上的试验田。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 虽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在当时还有不少“禁区”，在有些领域和地方甚至举步维艰，充满曲折，中信公司的发展模式也曾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荣毅仁认定邓小平指明的方向，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率领中信人大胆实践，勇于克难攻坚，为中信成功地开辟出一条服务改革开放的创新发展之路。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明确指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③] 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正是在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与时俱进的思想脉络

荣毅仁历经中国现当代巨大的社会变革与转型，其企业家精神来自于这一历史进程中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精神等影响，具有深刻的思想认识根源。

荣氏家族企业曾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中规模最大的家族企业集团，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精神传承最成功的典型。作为荣氏家族的代表，荣毅仁从青年时代起就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辅佐父辈经营面粉、纺织、机器制造和金融等庞大的家族企业。他继承了荣氏家族的企业经营思想和爱国、诚信、创新、实干、勤俭的精神，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方式和管理制度结合起来，希望以民族工业的发展效力国家。全国解放前夕，在荣氏家族已相继迁往海外的情况下，荣毅仁作出留在国内的决定，为以后关系新中国国计民生的经济稳定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这既是他面对历史的正确抉择，也是荣氏家族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坚决拥护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满腔热忱地领导荣氏企业投入新中国建设事业。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感召，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启迪。经过自己的学习、观察、体验和思考，荣毅仁对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认识不断提升，对于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更从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深邃思想和崇高精神。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主动提出对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企业家，他在自我重塑中为企业选择了一条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道路，成为中国工商界的一面旗帜。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的信任，邓小平的重托，使年过花甲的荣毅仁实现了兴办企业报效国家的夙愿。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于荣毅仁的激励和影响极为深刻。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是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的根本指导思想。在《邓小平文选》中，《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等5篇重要文章，就是出自邓小平参加与中信公司有关的会议和会见活动的讲话，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荣毅仁说，这些讲话“阐述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国策、政治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和统一战线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几乎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缩影，使我受到深刻的启示和教育” [④]。中信成立5周年时，邓小平为中信亲笔写下“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题词。也正如荣毅仁所说，“这个题词既包含了小平同志对中信公司已取得成绩的嘉勉，而更重要的是对中信公司乃至全国企业界提出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奋斗目标，要求我们在经营观念、管理体制、业务开拓等方面不断探索，勇于实践，坚持改革开放，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更多贡献。”[⑤] 这些期勉和要求，体现在荣毅仁领导中信发展的过程中，成为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富于创造的实践基础

荣毅仁的企业家精神，是在其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形成的。荣毅仁亲手创办的中信公司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成长壮大，在诸多业务领域实现快速发展，为他构筑起一生事业的巅峰，更为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和弘扬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为服务经济体制改革，中信公司根据国家需要积极开拓业务。虽然创立之初就面临着突破传统观念和体制束缚等考验，但中信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通过在诸多业务领域的一系列艰辛探索，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在荣毅仁主导下，中信富于前瞻性地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信托公司、第一家融资租赁公司、第一家经济咨询公司、第一家房地产公司，建设了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组建了亚洲第一家区域性的商业卫星运营企业，首批成立了由国有企业创办的商业银行，创建了最早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由中信作为建设主体成片开发的宁波大榭岛，成为国内唯一实质由企业建设和管理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信打造的一批龙头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探索市场经济道路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为服务对外开放战略，中信公司努力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对外窗口的作用，国际化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国门初开，荣毅仁大胆借鉴国外知名企业经营发展行之有效的做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广泛开展中外经济技术合作。一是解放思想“引进来”。聚焦国民经济急需而又薄弱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与外国投资者合作成立了国内最早的一批合资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吸引外资，用于仪征化纤、云南磷肥、齐鲁石化、平朔煤矿等一批国家重要项目。二是勇于探路“走出去”。根据国家长期依赖进口物资的需要，率先在海外直接投资，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国投资了波特兰铝厂、塞尔加纸浆厂、西雅图林业和凤凰钢厂等一批资源性项目。积极布局港澳业务，将中信泰富打造为在港主要经营平台，陆续投资于基础设施、航空、商贸、电力、电讯、房地产等业务，成为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第一家红筹股公司；收购濒临倒闭的香港嘉华银行，成为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中国企业，创造了香港处理“问题银行”样板的“嘉华模式”。

从1979年至1993年，荣毅仁领导中信公司走过14年发展历程，中信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实现跨越式增长的同时，创造了中国企业发展的一系列经典案例，更成为孕育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一片热土，是这一精神不可或缺的实践条件和前提。荣毅仁大力倡导的32字“中信风格”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中信核心价值理念，正是来自这一实践过程，被中信人视为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和文化财富，引导中信事业行稳致远。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特质

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决定了这一精神的以下特质：

一是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特征。荣毅仁企业家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中国企业家的理想、意志、智慧、性格和传统，可以扩展为整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它又是企业家在现实奋斗中最活跃和强大的内生动力，是先进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趋势在精神上的反映，因而在企业发展中总是能够根据时代前进和历史任务的要求，焕发出不断延展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精神气象。

二是崇高的道德标识。荣毅仁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是因为它占据了道义高点，拥有高尚的道德力量，彰显了优秀企业家在企业改革发展的特定环境和特定考验面前的价值选择和道德实践。这一精神的高度道德自觉不仅在于做事，更在于做人，可以极大地激发起企业群体的思想情感和道德意愿，培育正确的行为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

三是贯通的思想内涵。荣毅仁企业家精神与当代中国先进的精神谱系具有相融相通的共性，包含了基本的思想内核，体现了诸多一以贯之的理念内容，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无论是党和国家积极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全社会普遍认同的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劳模精神，与荣毅仁企业家精神都有一些相同或相通的内容表述，同属于先进精神的基础内容，共同彰显了先进生产力所代表的思想品格。

四是厚重的实践属性。荣毅仁企业家精神把真理的力量、信念的力量转化为企业成长中人格的感召，是通过具体的经营管理实践来实现的，具有丰富的立体的呈现方式。从精神与实践的关系看，这些精神内涵的概括，并非概念的拼加，而是从中信事业发展中大量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具体事件或重大决策过程中抽象出来的。这一精神生动具体的表现，无一不是历史过程的真实存在，因而才有可能形成人们长久感知和领悟的精神长河。

    （编辑 尚鸣）

      香港的改革与开放

   发展是香港的第一要务。自2020年6月30日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之后，香港这几年完成了由乱到治的转变，新的执政团队正在推动香港由治及兴的发展，这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大背景下推动的，我概括这就是“港版的改革开放”。

     香港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枢纽

   香港是一个开放经济体，香港未来发展需要深度开拓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国际枢纽的功能，这其中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开放功能的拓展。香港在过去是四大中心，“十四五”规划中明确了香港八大中心的新定位。

    第二，开放疆域的扩展。过去香港的国际化的联系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一些联系，但联系并不深。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和深化对外开放，未来香港开放的疆域也必须不断扩大，要把开放重点融入发展中国家。

    第三，开放内涵的深化。香港必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才能够拓展自己的开放。

           破除利益固化藩篱  深化改革

深化改革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行政改革。特区政府要从过去的小政府大市场，转为一个有为政府和高度市场化有机结合的管理体制。例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后发表的首份施政报告（2022）中提出，将要成立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共同投资基金；政府设立系列KPI，推动行政绩效考核制改革。

    第二，市场改革。虽然香港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但是仍存在着一些地产财团的垄断行为，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行业保护。

    第三，社会改革。香港政府的执政理念要转为以人民为中心。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特别提出，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香港来说，现在的核心是解决土地房屋问题。特首施政报告中推出了很多实锤的问题，现在就看如何一步一步扩大土地供应，尽快推进解决房屋问题。

    社会改革层面中，受到更多关注的是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发展经济联系的桥头堡，同时也是深圳和香港深化合作的重要载体。其中涉及到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将过去的围港两岸的都会中心，拓展成双重的中心。在靠近深圳的北部都会区将新建一个都会中心，它跟过去发展模式最大的不同是产城一体化，而不是过去像天水围、屯门这样简单的“睡城”。这样把未来发展创新科技的产业放在北部都会区，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城市布局。同时，随着在北部都会区开拓更多的土地，解决香港住房保障和贫富差距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载体。香港自身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一部分。

第二，讲中国叙事的构筑与国际传播。讲好香港故事本身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在涉及香港问题上经常讲“维护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这两年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由治及兴”。这个话语变化的背后，固然反映了治港历史阶段的变化，其意涵也具有更为丰富的想象和阐述空间。

    香港之“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物，其内涵也必然要摆脱美西方学者在上世纪60-70年代塑造的现代化概念。不仅要突破其所设定的标准，而且要摆脱其内置的依附性话语逻辑；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使其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所以香港的“兴”需要一个新的阐述、新的构筑，也需要一个新的亮度。

    2021年，香港TVB推出了一部电视纪录片，叫作《无穷之路》，其第二集为《无价之宝》。这是TVB第一次触碰现实的中国内地题材，它用一种港式叙事方式，讲述中国扶贫故事，真实而感人，在内地和香港热播，叫好又叫座，成为去年两地纪录片市场深受关注的文艺事件。

    《无穷之路》的突破，不仅在于它善于讲故事，精于传播之道，更在于它摆脱了香港影视剧、纪录片当中惯常的对内地的那种歧视印象，开始以一种平视的视角来观察国家巨变，客观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这种成功地将国家叙事与影视市场有机结合的方式，有力地证明了港人参与国家叙事所展现的巨大传播力和社会感染力，从而呈现出香港参与国家叙事的巨大发展空间。

    多年来，香港一直处于中外意识形态交锋的突出地带。这个位置非常特殊，斗争也非常激烈。香港所处的转口港地位，使得它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流，也不仅仅是移民，还有价值观的交流与碰撞。可以说，在过去100多年，西方式现代化从香港向内地输入，而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将从香港向海外传播。

    香港发展的八大中心定位之一，就是要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个中心的建设不仅仅是要建设场馆及举办各种展览，更应该具有深层次的价值观的构筑。中国叙事的传播是香港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香港在中国式现代化中重要的价值和角色所在。

    第三，在《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海外乱港组织对香港本地进行隔岸遥控，煽动“软对抗”和城市恐怖主义。在去年的法官选举中就曾煽动投白票或者不投票，对香港稳定还在持续产生影响。

其次，香港海外乱港组织正在展开政治游说工作，参照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做法，正在形成一个所谓“城市、国家和国际三级游说”的机制。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打香港牌，抹黑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在固化海外香港人的“港独”认同。    

第三，前不久在曼彻斯特领事馆门口发生的冲突，其背后实际上是港独组织正在运用2017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推出的“锐实力”概念，即对海外的亲华力量和我们的驻外机构进行纳粹式的“清算”和威胁，威胁我国的海外利益。

    香港面临着地缘政治的风险，包括金融市场和城市安全的威胁。从2020年开始，香港持续受到美国的制裁，现任特首和政务司长等人都在美方的制裁名单里面。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机制方面，香港自身尚未完全形成一整套机制，还没有完成“23条立法”，也没有完成国家的反外国制裁法的本地立法，在制度和机制建设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央对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坚定支持，指出“巩固提升香港、澳门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航空、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地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未来5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①]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虽面临着新挑战，也迎来了对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新机遇期和关键期。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总体形势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取得的成就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有其特殊成因和区位优势，在自然演化的基础上，集中体现出国家资源配置政策中重点体现的主权意志。

香港回归25年来，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实现了从区域金融中心向国际金融中心的跨越，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大幅提升。

香港金融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是在全球自由经济体方面，香港已经连续25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2022年9月8日，加拿大著名智库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2年度报告》，香港在参加评选的165个经济体中继续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该报告选取的五个评估项目中，香港在贸易自由和监管项目排名第一，在政府规模和货币项目，列第13位，在法律制度和财产权项目列21位。二是在金融业方面。金融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2021年，香港金融业增加值超过6000亿港元，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3%，所占经济的比重较回归前翻倍，为香港本地提供了约27万个就业岗位；香港国际金融机构聚集，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7月，香港拥有认可的183家银行机构资产总额达26.96万亿港元。[②] 三是在金融市场方面。香港资本市场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腾飞，1998年至2021年，港交所首次公开募股(IPO)规模从不到10亿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428.7亿港元。此外，香港还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亚洲第三大债券市场以及亚洲最大的基金管理和私人财富管理中心。2021年，在香港安排的国际债券发行量达2070亿美元，占市场份额34%，位列亚洲首位，在港安排及发行的绿色可持续性债务融资达570亿美元，在港进行资产管理的持牌法人为1979家，私募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达1800亿美元，在亚洲仅次于中国内地。[③]

内地经济发展支持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回归25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举世瞩目成就的背后，是强大祖国的支持。

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壮大了香港资本市场。香港回归以后，大量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对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在企业通过香港资本市场获得发展资金的同时，也有力促进香港本地经济快速发展，巩固和提升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截至2022年4月，内地企业在港上市企业1370家，占港交所上市企业总数的53.3%，占港股总市值的77.7%。[④]

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回归后，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金融主管部门在香港开展了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市场，也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起到积极作用。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2022年5月人民币追踪报告（RMB Tracker）数据，香港的离岸人民币结算额占全球的74.36%，大幅领先于伦敦、新加坡等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此外，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和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2021年底，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9268亿元，占全球范围内的比例接近60%；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中占比超过8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注入新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新举措，湾区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7000多万常住人口，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整合了国内最有活力的市场、最完整的产业链条和最前沿的对外开放阵地，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开世界未有之先例。香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大局，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将香港金融优势和深圳产业创新互补融合，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注入新动力。

当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可以预见，在“由治及兴”新阶段，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面临诸多新挑战。当前，香港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前沿阵地”，金融制裁和动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成为美对华战略竞争的选项。同时，香港经济产业结构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⑤]

挑战1：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双重特征是把“双刃剑”

基于“一国两制”安排下的香港是一个具有双重特性的金融中心。

第一，作为国际金融枢纽，其金融市场的开放自由程度以及各项指标均居全球前列，市场流通量高，资金进出灵活，不设外汇管制，对外国机构参与本地的金融市场也基本不设准入限制。这种高度开放的机制一方面吸引了大量投资，另一方面因联系汇率机制，在信用紧缩下会面临外资银行激进撤资的金融风险。2022年，美联储开启了加息周期，加息的幅度和频率不断加强，香港正面临着巨大压力。相关数据分析指出，香港银行体系结余2022年底可能跌穿千亿大关。这种国际资金大进大出的极端情况，在非常时期会冲击香港金融稳定。第二，香港又是中国主权治下的一个城市，其经济活力和市场资源高度依赖国家经济体，但在金融运作规则、监管框架和法律制度上与内地相差较大。长期以来，这种双重性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香港凭借自己独特的优势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内地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同时积累的潜在风险因素也值得高度重视。

挑战2：香港短期经济存在风险

从长期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香港经济增长放缓明显。香港的经济结构缺乏对流动性收紧与外需收缩的抵御能力。香港经济周期相比其他高收入经济体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特征。

从短期看，香港短期经济风险不可忽视。一是经济下滑。香港2022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0.9%，同比下滑1.4%，低于0.2%的预期中值，显现出第五波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沉重打击。二是本地失业率高企。自2022年1月开始，香港受疫情影响，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大受影响，失业率从2021年四季度的4%进一步上升至5.1%的高位，6月虽回落至4.7%，但仍处于高位。三是连续三年人口净流出，金融业人才短缺。根据政府统计处最新的数字，2022年年中香港人口的临时数字为7291600人。与2021年年中人口7413100人比较，减少121500人，跌幅为1.6%，连续3年出现人口净流出。[⑥]以行业计算，金融在内的3个行业受挫。四是对外贸易呈现下滑。2022年第一季度，香港对外贸易下跌4.5%，与2021年四季度13.5%的强劲增长形成强烈对比。五是IPO大幅下滑。据普华永道预计，2022年上半年香港主板上市数量较去年同期减少53%。上市募资额方面，2022年上半年香港市场总融资额同期下降92%，预计总额为171亿港元。

挑战3：中资金融机构缺乏市场主导权

香港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堪称全球一流，是全球银行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但在香港占据主导的大型金融机构多为“外来户”。在回归前，汇丰将原来设在香港的总部迁到伦敦，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将总部设在香港。[⑦]近年来，中资银行、证券业、保险业在港快速崛起。截至2021年年底，中资银行资产占香港整体银行业已超过三分之一，中资保险公司占去年全港有效长期业务保费收入约五分之一。近几年，中资投行承销香港市场IPO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西方国家知名投行。[⑧] 但香港始终没有形成来自国家经济的大型金融机构，市场主导权尚不能实现完全“为我为主”。因此，香港金融市场波动性相对较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来临时，缺乏本地大型金融机构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如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当前，虽然面临内外挑战，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未来仍是“机遇大于挑战”。

在新阶段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中央对香港的重要战略定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要以坚持“一国两制”原则为基础，以维护香港金融安全为底线，以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为关键，推动香港从国际金融向全球金融中心迈进。

“一国两制”是基础和制度保障

 “一国两制”是香港成就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同时也为香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香港自回归以来一直分享内地的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维持安全法治的营商环境，占得发展先机。一直以来，香港安全、法治、自由、开放、金融营商环境得到全球金融业界人士的高度认可。

但在过去有一段时间，在贯彻“一国两制”中出现了“走样”“变形”的情况，甚至出现影响国家安全、危害香港繁荣稳定的严重局面，威胁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央依据宪法和基本法，果断出台了香港国安法，有效遏制香港的各种乱象，从国家层面为香港特区撑起维护安全发展的大伞，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因此，在香港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基础。在“一国”原则的基础上，保持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两制”独特地位和优势，是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制度保障。

维护香港金融安全是底线

在由治及兴新阶段，面对全球新的动荡变革期，要将维护香港金融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一是壮大中资金融企业在港的实力，使其真正成为能维护香港金融市场、金融安全的主导力量。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有根植国家经济、拥有强大实力的金融机构支持，这对市场话事权、定价权等至关重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在危机时刻，强大的中资金融机构将筑牢维护香港金融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底板。二是推动中资金融企业在香港科创中心、北部都会区建设上发挥重要作用。加大金融支持香港“再工业化”并发展实体经济，用金融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与香港创新科技发展结合，有力服务推动香港经济产业转型升级。三是中资金融企业应在破解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中切实发挥作用。切实落实习近平主席“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要求，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打破利益藩篱，协助特区政府解决香港土地问题、住房问题，深度参与公屋等建设，为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贡献中资金融力量。四是探索设立内地与香港金融大监管网络，堵住金融监管漏洞。推动在香港建立金融大监管机构，进一步完善内地和香港之间金融监管沟通机制，加强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⑨]

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是新动力

“十四五”规划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规划。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是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动力。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明确了香港“八大中心”定位，支持香港发展四大固有优势产业，关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涉及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等。此外，“十四五”规划还提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中心、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及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四个新兴中心”，为香港充分预留了特色鲜明的“香港角色”，为国家所需留下香港金融所长的“接口”。香港正在变被动对接为主动对接，以“十四五”规划为契机，加快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步伐。

主动服务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香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开放的制度环境和成熟的资本市场，处于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结合点与对接点，使其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佳纽带。

从内循环来看，香港要充分发挥“投资桥梁”的作用，引导国际投资者和跨国企业加大对内地新兴产业的投资，特别是加大投资内地的绿色金融资产。香港要发挥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先发优势，融合大湾区区域人才、产业和基础设施优势，通过金融和产业优势互补，将构建“科创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三位一体的良性循环，有望带动大湾区率先实现创新驱动，拉动中国产业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步伐。

从外循环看，在金融层面，要强化香港作为“熟悉内地，连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功能，对内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形成共建“一带一路”和RECP的金融枢纽，加快香港加入RCEP的步伐，担当融通中外的资金桥梁，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区域辐射地位，优先开展对RCEP区域为重点的东南亚人民币业务辐射；以香港为桥梁，拓展数字人民币运用场景，探索数字人民币在RCEP支付落地。[⑩]

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城市各有特点、各有优势。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在产业和金融方面要发挥优势互补、错位竞争，实现创新协同发展。要当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的龙头，强化香港与湾区内其他城市特别是深圳的合作。在产业和金融融合方面，要推动“强科技、弱金融”的深圳与“强金融、弱科技”的香港取长补短，融合发展。在双碳产业方面，“十四五”期间将建设绿色低碳湾区，大湾区作为国家绿色投资的先导，要充分发挥香港绿色金融优势，为绿色低碳湾区提供资金融通。在制造业方面，做好“香港研发、湾区制造”的机制融合创新大文章，香港在做好研发的同时，发挥好自身融资和金融科技优势，加快与湾区城市的互补发展，实现互利多赢，服务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便利创新要素跨境流动。

抓住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习近平主席要求香港不断增强发展动能，主动对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韩正副总理在香港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强调，希望香港做强专业服务，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律、航运、金融、咨询等专业服务，打造“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11]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了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全面开放机遇：第一，要打造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便利融资的资本市场。推动香港主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金融高质量发展，利用其在债券市场、企业IPO、风险投资等融资优势，提供集资和融资多元化的金融平台。其次，打造服务“一带一路”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共建“一带一路”需要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成为共建国家贸易和投资的结算货币。当前，全球主要金融中心都在争取成为人民币主要的离岸市场。中央政府通过在香港建立最大的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人民币结算中心，支持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和完善香港人民币回流机制。香港应主动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以强大升级版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支持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最后，打造成亚太地区绿色金融融资中心。“绿色丝绸之路”发展是实现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据相关机构预计，亚洲未来30年的气候投资需求约66万亿美元（约515万亿港元），香港可望成为绿色金融融资中心，国家大力支持香港作为区内的绿色及可持续金融中心，担当“绿色桥梁”的角色，通过在港设立“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基金，引领ESG（环境、社会、治理）投资，全方位支持在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绿色投资。

保持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是关键

保持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在金融方面主要应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是继续保持“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金融区位独特优势。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能”创新发展香港金融市场。香港金融应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并非让香港金融业内地化。要加强香港国际化程度高，与国际接轨的金融优势，推动金融创新力度，加大发展数字金融、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科创融资和风险投资，创新大宗商品市场建设，布局战略性商品交易，支持国际、国内交易商参与香港大宗商品市场交易、交收和结算，在市场博弈中争取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等。

二是继续发挥香港“金融人才”独特优势。人才的竞争力决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后劲，要优化环境，吸引更多专业人才留港从业，培育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及大局观的管治人才。

三是继续保持香港普通法体系的独特优势。从法律制度对经济影响看，普通法地区的资本市场相对大陆法地区更加活跃，市场更具深度，对小股东的保护更加有力，对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力也更大，这也是成就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原因之一。作为国家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香港普通法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和巩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地企业通过香港与海外资本市场便利对接和国际资本重视香港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要保护和支持香港作为普通法独一无二的接口的正常运作，维护香港普通法体系，切实强化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配套措施，发挥香港在司法上国内国际“超级联系人”作用。

（编辑  杨利红）

因实践创新之树，收获学术创新之果

中国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创新实验场，许多实践已经进入西方主流知识未知水域，很多时候，用西方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实践。关于经济计划的理论，主流西方学界的理论文献，主要是上世纪40-50年代学者们关于计划经济的辩论。然而，中国的五年规划已经远超原来计划经济意义上的国家计划。

例如，哈耶克反对计划经济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信息是分散的，中央计划部门不可能完全掌握。我认为，经济社会中很多关键信息不是分散的，而是集中的，是整体性知识而不是分散性知识，而国家规划恰恰是运用整体性知识的有效机制。同时，中国五年规划已经创造了目标治理体制，一旦制定了规划目标，中国就能通过目标匹配、政治引领、目标分解、规划评估、项目制定等一套整体机制，来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因为中国有一个重要的制度特征，一旦制定了国家规划目标,就全力推进规划实现，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中国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巨大机遇和丰厚土壤。基于本国实践推进理论创新，这是我们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从学术上完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的自我确证。同样，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也需要在学术上获得自我确证，需要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元命题。这个使命必须由中国学派来担当，不可能指望外国人。其关键在于从理论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转向理论结合实践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不是去“西天”取经，而是向实践取经，先进入实践的“现场”与“田野”，从感性认知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理论对话、理论假设、实证检验等过程，建立理论和实践的强连接，使得我们的理论真正来源于实践，反映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学术创新

推进中国学术话语创新，要善用中国独特理论资源，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二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人民立场、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唯物史观，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回答了为谁做学问、怎么做学问的根本问题，能够从根本上指导我们学术的研究。“实践进一步，理论长一寸”，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是基于“两个结合”，党的理论创新在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这对于我们推进学术创新更是具有直接指导意义。

我们曾经在对中国决策模式的研究中，对中国五年规划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梳理，我们将其概括为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分为五个环节：第一，屈群策。政策前期，需要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梳理消化、头脑风暴；第二，集众思。把收集起来的意见进行集中，然后撰写初稿；第三，广征询。就初步稿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第四，合议决。通过集体议决方式通过决策；第五，告四方。这是我们从五年规划编制过程中概括出来的学术概念。我们体会到，这一决策的底层逻辑，就是党的理论所概括的民主集中制，先民主后集中，集中起来、贯彻下去的这样一个过程。

实际上，这是同一个实践对象的两套语言表达。一个是从党的理论话语角度进行概括，一个是从学术话语体系概括。这两者不完全相同，但构成了相互支撑的关系。与此同时，从国家战略视角来看，国家提出的一些重大战略构想，同样需要学理支撑与学理阐述。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不能缺位，要使我们的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服务于国家战略。

运用好传统优秀文化理论资源，向现代学术概念进行创造性转换

中国有自成体系的悠久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特征是简明扼要、直指根本，其中的文字、成语、口头禅等都蕴含着深刻智慧，更别说那些传世经典了。这为我们当代学术创新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营养。但是传统观念并不是现代学术概念，需要按照现代学术规范进行建构和创造性转换。例如，我们基于中国兵家的“天时地利人和”理念，提出一个“三圈理论”的概念，以此和哈佛提出的“价值、能力、支持”这一“三圈理论”进行对话。我们认为，天时地利人和要比哈佛的三圈理论更从根本上决定了战略成败；它的思想根基于传统观念，但在形式上采用了西方现代学术的建构和表达方式。然后，我们把这个工作进一步拓展，基于对中国兵家博大精深的战略思想的梳理，探索将它发展为“三圈九畴”：天时包括时势（战略趋势）、时局（战略格局）、时机（战略机变），地利包括地数（战略资源）、地力（战略能力）、地位（战略方位），人和包括人心（战略认同）、人谋（战略主动）、同人（战略同盟），探索将其发展为中国战略分析理论。

融通中外理论新概念，由俯首学之到立而论之

推进中国学术话语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自说自话，而是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是在一个开放世界中的东西之问、东西之学，只不过与西方理论的关系由仰视转为平视，由俯首学之到立而论之，由之前许多人将西方理论看作顶层理论并进行中国案例验证的做法，转变为提出中国理论，并与西方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

原创思想是话语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在开放的全球学术环境中进行的。如果我们从全球学术体系分工来看，可以看到它类似于全球产业链的分工，而且这一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分工格局，通过一整套的学术评价标准、教材、期刊等全球知识生产传播体系固化下来，非西方国家要想实现突破是很艰难的。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挑战，实际上与企业面临的问题差不多，一是“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就是原创理论，二是全球知识生产传播体系是西方国家主导的。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关键要从这两个方面突破。

原创思想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皇冠。我们要将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中国学派的发展放在更高的战略位置，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多转向原创性理论的创新。只有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才能摆脱自己表述空缺、而被别人表述的被动状态，才能摆脱伟大实践遭遇强势西方理论控制与贬抑的被动状况，才能使得中国的伟大实践与理论创新是趋同的，构建自主创新的理论体系。

当然，构建自主理论体系并不意味着告别普遍性，拥抱特殊性，而是要追求更高意义的普遍性，要把握住那些目前还是少数的、个别的，但是未来越来越会成为大量、普遍的事物的规律性。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不同于自然科学，而是谁领先，谁能够被别人接受和效仿，谁就有普遍性。中国很多实践已经处于人类最前沿，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需要用中国眼光、中国心智来重新思考人类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只有扎根中国传统，扎根中国实践，回应全人类的普遍关切，才能提出中国原创理论，为人类社会普遍性问题提出新解释与新表述，用中国道理解释人类发展。

从学术国际化到学术全球化

从国际化被动方角度而言，国际化就是积极与国际接轨，接受国际规则，获得国际认可。但是到了今天，我们的学术创新应该要有全球化的意识和能力，不但要主动融入全球化，还需要有输出全球化的能力。在原创理论上要有突破，同时要主动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生态体系。因此，应在以下方面进行突破。

第一，中国思想对外的传播，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学术理论。这几年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向国外输出更多有代表性的学术产品。

第二，可以推动设立中国主导的国际奖项。中国学者有国际认可的需求，海外学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学者，也有到中国来受到国际认可的需求，由此可以探索设立各种国际奖项。

第三，可以探索创办多语种期刊。人工智能可以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快速转译，虽然可能目前还不太精确，但是为创办多语种期刊创造了条件。这将是一种新型全球化下的学术模式，每个人都用本国语言写作，但是又可以实现国际对话。

第四，加强对全球学科评估与学术标准的能力建设。可以依托“一带一路”建设等，逐步推动建构新的学科评估与学术标准。

第五，加强由中国主导的国际学术共同体建设，包括全球学术论坛、国际学科组织等。

我们要遵循为中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立传的学术宗旨，以实践创新带动学术创新，阐述中国之道，回应世界之问。

（编辑 季节）

水泥是中国建材集团在基础建材领域的重要业务板块，其拥有约全国四分之一的水泥产能。作为中国建材集团的成员单位，中建材信云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云智联）以“智能+”赋能企业智慧化转型，立足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企业管理三大领域，着力打造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已在水泥、电力、煤炭、新能源等诸多行业建立了标杆案例。

水泥行业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水泥行业和多数工业行业一样，未来发展离不开智能工厂和智能制造。根据智能制造相关国家标准和《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智能制造的成熟度分为五个等级：规划级、规范级、集成级、优化级，引领级。

规划级是最初级，尚无任何线上系统；线下有一定的管理流程，对实施智能制造的基础和条件进行规划，可对核心业务作流程化管理。

规范级建立起部分基于单点业务域的线上系统，从自动化系统、管理信息化系统到生产信息化系统。这也就是人们熟悉的信息化阶段，此阶段实现了单一业务的数据共享。

第三阶段是网络化集成。上一阶段已经使用了数据，但数据的产生和使用还是在单一的业务域内闭环，无法实现跨业务域共享，网络化集成则要求数据做此共享，这个阶段可称为数字化或数字工厂。

第四阶段是智能化阶段，即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形成知识模型，实现对核心业务精准预测及优化，就是以数据为核心，以数据驱动业务优化、智能决策。到这一阶段，才真正能称之为智能工厂。

第五阶段是高级化阶段，是基于模型持续驱动业务优化和创新，实现产业链协同并衍生新的制造模式和商业模式。在这个阶段，数据不再限于一个工厂内的跨业务共享，而是向外延伸到行业，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和企业进行共享和流动，并可产生新的模式。

目前中国建材行业的水泥厂，大部分处于第二阶段，并存在第三阶段数据共享和跨业务系统共享的需求。

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我们希望水泥工厂能够从第二级达到第三级，变成数字工厂，并且开始解锁第四级的智能化场景。  

毫无疑问，数据是未来智能工厂的核心指标，同时，成熟度高的工厂还一定具备系统化特征，并且全局优化而非单点优化。智能工厂不是单纯追求先进设备，更重要的是建立通过先进设备来达到智能工厂成熟度标准的完整路径。

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建设的思路，主要包括两种方案：传统ISA-95架构和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   

ISA-95架构的解决方法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哪个系统需要数据，数据使用系统和产生系统进行点对点集成即可。这种传统数据集成方式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状架构，导致跨业务共享困难，其中任何一个系统或者系统中的数据发生迭代，都会沿着这个复杂网络进行传导，进而引发其它系统联动，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得后期升级迭代和维护的工作量及难度都非常大。

相比之下，使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实现智能化目标，进行业务协同、数据融合、数据驱动就显得更加合适。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精髓是“解耦”，即通过平台化设计，对数据的产生系统和使用系统进行解耦，统筹用户、报表、流程等基础能力，避免重复“造轮子”的问题，大家互相不再发生关系而是与平台发生关系，从而有利于业务的协同优化。

以中国建材集团水泥板块的工业互联网应用架构图为例，最底层是感知层，包括我们现有的信息化系统，其中有很多结构化的数据，以及大量传感器和测量设备；感知层之上是网络层和云，是工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层；云平台之上，是我们目前聚焦发力的一个层级——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平台即服务）层。平台PaaS层又细分了两层，一层是通用PaaS，一层是建材行业的PaaS：前者是技术平台，后者目前分为五个模块：CPS平台、业务平台、集成链接平台、数据平台和智能平台。

平台层向上支撑着不同的业务域，我们按照研发、生产、经营管理、用户服务和产业协同定义五大域，分别是研发设计数字化、生产运营数字化、经营管理数字化、用户服务和产业协同。

最上面一层是生态服务层，即大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行业责任的功能。从业务架构来看，我们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一种云边协同的架构，这种架构的搭建主要来源于业务，以业务和问题为导向。

第一块是SaaS的部署，一些工厂级的、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生产信息化系统或者管理信息化系统以前都是单独部署在工厂，未来在业务实现标准化的前提下，完全可以SaaS化。

第二块是提供数据的汇聚。在工厂侧，汇聚大量的OT（操作技术）数据，当然这些数据不一定全量汇聚到区域或者中心云，而是根据算法的训练、对标分析等需求进行汇聚。

第三块是提供算力，为未来的智能化建设服务。我们把最大的算力放在中心云平台，边缘侧平台是集成链接平台，轻量化部署，资源需求低，主要完成OT数据的建模、采集以及存储。

水泥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降低了水泥集团整体的数字化投入。原来这些投资都分散在单厂，产生了很多冗余，而云边架构能够降低整体的投资成本和运维成本。

第二，实现了业务的协同。区域平台通过建立统一数据接入标准、数据模型标准以及数据治理、分析、开发和服务标准，为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提供支撑。

第三，提升了管理水平。区域平台的统一建设及业务应用的集中部署，有利于拉齐所有区域公司、工厂的管理水平，沉淀最佳实践并快速复制。

第四，驱动业务应用创新。集成链接平台支持公有云、混合云、私有云环境下的第三方平台或系统的链接与集成。

福建三明南方水泥工业互联网创新案例

对中国建材集团的水泥板块进行梳理后，信云智联在福建三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明南方）进行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实验。在本届大会（2022年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上，福建三明南方水泥智能化工厂项目入选了“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应用典型案例”，该项目以信云智联工业互联网平台“云-边-端”设计为基础，用工厂建模、工业数据采集、三维数字化工厂等技术实现了工厂的数字孪生，全面打通水泥企业在生产和运营方面的全业务链和多维数据，使得水泥集团、区域、工厂“三位一体”智能化协同运作，显著提升了水泥厂的生产和管理效率。

在项目实施之前，三明南方已经建立了大量的生产管理应用系统，但是系统之间未打通，形成了一些数据孤岛，同时也出现了对数据融合、业务协同的需求。

实现三大功能

在三明南方，我们用工业互联网架构进行相关改造，希望达到数据融合、数据驱动和业务协同三个目标。通过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业务协同，即从业务交叉到集中处理的转变。

第一，数据融合。

工业互联网，要生成大量OT和IT数据，而两者的融合是工业互联网建设的一个难点，所以首先要实现OT和IT数据的融合。

目前很多水泥厂从产线到工序没有明确定义，设备编码规则不一致，不同设计院测点编码也不一样。通过工厂建模，不仅可以把工厂、产线、车间、工段、工序、设备、测点建立标准的结构化数据和统一分发，而且能够将之前分散的数据进行结构化、可视化，提高工厂运维能力。

通过数据治理实现数据资产化。我们通过数据主题的方式，把大量的数据通过数据治理汇聚成不同的数据主题，进而形成水泥行业的数据资产，为企业运营管理和经营决策发挥价值。对象主题主要解决数据映射关系，比如设备编码的统一。业务主题将各业务系统数据融合，形成新的业务场景数据主题，比如物流场景。指标主题按照不同维度统一指标口径规则，比如水泥产量。物联和模型主题通过IT和OT数据融合，建立算法模型。  

第二，数据驱动，也就是数据服务。

在既有数据的基础上实现一些数据服务（数据驱动）。数据驱动首先要实现数据可视，这意味着能够实现远程控制或者真实感知到实体工厂实时发生的事情。不同角色会看到不同的数据主题。   

数据驱动的另一个目标是数据分析，即通过业务数字化、标准化，实现辅助决策。我们已经有了大量的数据基础和标准的指标库，可以按照主题域对数据进行梳理。通过指标库，把各系统分散的数据融合起来，在一个视图上进行安全、生产、质量等多业务域的对标。同时，应对不同管理角色，展示指标的不同维度和粒度：比如生产指标，总经理查看计划与实绩达成率，比较同比和环比；生产部门主管了解各班组评比情况，分析、推广好的工作方法，规避错误；班组长查看自身近期学习曲线，总结成效及需要改进之处。

之前，在水泥生产计划、调度环节，要根据供需平衡、库存平衡来具体调度两个水泥磨的作业时间和产品换产，做到满足市场和成本最优的平衡，尽量使用谷电、避免峰电。但是各角色决策所需数据来源比较分散，表格、早会、查看各业务系统等形式不一，且不及时，以致生产调度所得到的数据可能延迟甚至残缺。现在，各管理角色可一屏感知所有相关数据，解决了原来数据分散、沟通费时的问题，并通过充分的数据分析进行决策。未来，还可在算法准确性验证达标后，实现销量最优、成本最优、库存平衡等智能建议。   

第三，业务协同。

现在高层级的管理人员将会面对不同的业务系统。原来的工作模式是一种“人找事”的方式，人要进到不同系统里完成不同的工作，最后呈现一个统一结果；现在通过业务平台的搭建，实现了从“人找事”变成“事找人”，人员每天要做什么事情都会呈现在统一的页面上，不用在系统间多次转换。

为智能工厂转型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三明南方工业互联网项目的实际效果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实现了全业务的数字化覆盖。即对生产、质量、设备、能源、物流、安全、环保等业务域全场景数字化覆盖。

第二，实现了统一数字化建模。通过制造数据的实时采集、优化分析和远程监控，形成数字化工厂建模。

第三，实现跨业务间的数据共享。通过系统集成和数据融合治理，实现了跨设备、系统的网络化集成和跨业务间数据共享，达到了智能工厂成熟度的第三级，即数字化工厂。

第四，实现了数据的可视及分析。通过三维模型进行数据可视、分析和远程管控，实现部分数字孪生；对生产调度、质量调度、对标等核心业务进行综合性数据分析并反哺、指导业务运行。

第五，为未来的智能工厂奠定了基础。通过数据挖掘对生产调度、质量调度等部分核心业务精准预测和优化，实现了部分业务的数据驱动，为全业务场景的智能化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水泥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实践过程中，建立工作机制以持续获取具备唯一性、可信度和准确度的关键数据源，并进一步形成完备的数据治理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此才能保证数字工厂的不断迭代和发展。

（编辑  宋斌斌）

近期，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评价，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化与产业研究所和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组成的课题组开展深入研究。目前，课题组关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的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内容：背景意义、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下一步的工作考虑。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的背景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年底举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其中特别强调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重点篇章对产业做了部署，并把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专题总结，其中重点提到，要“深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环节的数字化应用”，体现了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视。

    近年来，我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呈现加快发展的整体态势。首先，转型的基础不断被夯实，我国现在正在大力实施工业互联网的创意发展工程，尤其在工业互联网的平台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目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经超过了150家，平台服务的工业企业超过160万家。其次，转型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以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向制造业加速融合渗透，特别是钢铁、汽车、装备、电子、石化等工业行业领域，融合创新、交叉创新不断深化。“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全国已经超过2000多个。第三，转型的程度也在不断提升。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55.7%，数字化研发工具的普及率达到了77.1%。数字化新模式新业态也不断发展创新。

    但是我们发现，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企业究竟转到了什么程度，达到了什么水平？这些问题很难做出科学评价。课题组为此开展了深度的研究，希望能对企业、平台服务商、政府提供辅助和支撑。

    在企业方面，很多制造企业自身不知道怎样转型，进而导致了它们产生“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倾向。通过开展评价诊断服务，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企业摸清数字化发展的现有水平，发现企业在转型中的短板，为企业下一步的转型指明方向。

    对于解决方案服务商来说，依托海量的评价诊断数据，可以帮助它们看到各个行业和企业整体的数字化水平达到什么程度，以及目标市场数字化转型的短板，进一步帮助平台服务商明确市场定位和场景定位，找准应用市场。

    第三是可以助力地方政府精准施策。不少地方政府对当地行业的整体情况不是很清楚，我们希望通过构建这样的一个评价体系，进一步帮助地方政府明确各个行业以及区域内的发展路径，助力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的评价指标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转”：第一个是转技术，第二个是转业务，第三个是转管理。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转”，可以构建一个设备互联、软件定义、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安全保障的新型生产服务体系，从而探索新的模式。比如数字化管理、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模式创新。实际上，“三个转”的过程也对整个新型生产服务体系和模式创新进行了概括。

在“转技术”方面，实际上就是构建技术支撑体系，包括设备互联、软件定义、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和安全保障。“转业务”对应新的模式，如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和服务化延伸。“转管理”就是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管理我们又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包括战略、组织、人才、流程和文化。

我们构建了一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的参考架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在新一代数字科技支撑和引领下，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的过程，是以技术为基础、业务为核心、管理为保障进行的一场颠覆性变革。因此，我们在开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评价诊断，是按照技术、业务、管理三大维度展开的。

首先，技术是基础。在整个评价体系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引导制造企业打造“一硬一软一数据一平台一安全”的体系，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其次，业务是核心。引导企业抓住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这样一些业务转型的“牛鼻子”，打造融合发展的新模式。第三，管理是保障。要引导企业加快在战略、组织、流程、人才、文化等方面的数字化和转型，推动组织模式变革和管理思维创新。

基于上述逻辑，我们按照技术、业务、管理三大维度展开，制定了包含3项一级指标、15项二级指标、33项三级指标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为科学衡量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供理论工具。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的评价方法

    为了提升指数的普适性，充分展示不同领域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综合水平和优势短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综合指数按照“点—线—面”的路径，围绕企业、行业、地区三大维度形成了分类指数。

    首先，我们建立了从点到线到面的整体综合指数体系。在点上主要体现企业层面，在线上体现行业层面，在面上体现区域层面。

    在点上主要体现两类典型企业，一类是龙头企业，我们希望帮助它们明确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我们需要明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些痛点问题。在企业评价的基础上，形成行业的指数。

目前，我们围绕工经联关注的十大重点行业，进行行业指数评选，并进一步提炼区域指数。从不同的指数类型来看，我们构建了十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特色指数的指数体系，主要包括从硬件设备数字化水平，软件集成业务水平一直到数字化管理水平的体系。

整体来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就绪度指数，一个是成熟度指数。就绪度指数对应的是技术层面的评价，成熟度指数主要是业务和管理层面的评价。在技术层面，我们主要构建了设备智能水平指数、软件应用水平指数、数据治理水平指数和平台赋能水平指数。在成熟度方面，主要体现企业业务和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水平，用平台化设计普及率、智能化制造普及率、网络化协同普及率、个性化定制普及率、服务化延伸普及率、数字化管理普及率等来体现。

    为此，我们搭建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这个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线上提供企业情报的问卷，企业通过填报问卷可以反映企业基本的情况。在填报完成以后，企业还可以获取一个评估报告，可以帮助企业围绕数字化转型领域摸清自身家底，找到发展差距，明确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另外，面向平台的管理者，包括政府以及行业协会，我们的公共服务平台还有一个管理版，可以按照行业、区域和企业等不同分类，对行业、区域、企业的不同层面进行画像的描绘，为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定制发展策略提供数据支撑。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下一步工作考虑

    评价体系的下一步工作，我们将按照“四个一”来持续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估和指数的编制，包括“一个特色的指数体系、一个解决方案资源池、一个产业大脑、一系列供需对接活动”。

    “一个特色的指数体系”就是目前正在联合工经联开展的企业调查问卷的填报。面向国有企业、中小企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等需求，不断丰富指数内涵，发布特色指数体系，满足不同主体对指数的需求。在问卷填报以后，基于我们的评价方法会形成企业行业和区域层面具体的指数池。

第二个就是我们根据行业的发展需求，引进和培育一批面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解决方案服务商，在平台之上构建面向不同行业和企业需求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解决方案资源池。

第三个是建设一个产业大脑。面向地方政府和行业的管理部门，构建全产业链产业大脑，动态展示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情况，支撑管理决策，实现“产业监测一张图、企业服务一池汇、辅助决策一盘棋”。

另外，围绕指数的评估和推广工作，我们依托自身和工经联现有的一些资源，通过召开现场会、深入行等活动，持续加强评估指标体系和平台的宣贯和推广，面向块状经济、特定行业开展优质解决方案的精准对接。

（编辑  杨利红）

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非常丰富。如果我们要提炼一个最浓缩的主题，应该就是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当下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依报告中所指出新的“两步走”的时间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现代化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二十大报告清晰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就是反映共同价值的共性,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这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个性。报告清晰地勾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第一是人口规模巨大、任务艰巨而复杂；第二是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第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解放生产力、厚植物质基础的同时发展先进文化，在传承文明中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第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第五是和平发展，要在合作共赢取向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平崛起。

我认为,可以列出八个关键词来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就是“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高质量”“人民民主”“精神丰富”“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种本质的要求，是实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坚持的五大原则也很好地勾画了“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还有“发扬斗争精神”这样非常清晰的要领。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实质相关的系统论、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我认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还需要在社会层面注意避免片面化和落入误区。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它以全面解读二十大报告为大标题，随后一言以蔽之的结论作为小标题，把中国式现代化简单概括为“不是资本推动下的现代化”。文章的核心内容完全否定资本推动发展的正面作用，但是全文没有一个字来回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应该以什么来推动的问题。文章把资本推动这一概念与资本主导、资本为中心和西方的现代化划等号，从而彻底加以排斥。

作为研究者，我认为这是一种存在明显错误的认识误区，并且违背了中央的精神。这样的认识很有可能在中国舆论场上产生误导，引出不良效应。我还见到另外若干类似的言论，包括有一定身份的学者，在权威媒体上的一些类似说法。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来探讨、分析和澄清这些观念。

以科学理性看待资本

我们应当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看待有关资本的问题。

首先，要针对现实生活中对资本概念的不当的贬义化、妖魔化，加以澄清。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资本只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供给侧要素中的一种。不论是国有资本还是非国有资本，它们必然要发挥要素供给的动力功能、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这方面也在与时俱进，进一步从基础理论层面研讨这种动力机制。那么这些资本要素也必然要参与按要素分配的流程。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其实早已经为资本正名。上世纪80年代，国营企业就改称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中有什么呢？直观地看当然是国有资产，就是钱和物。那么运用这些资产，理所当然是要做好、做大、做强企业。而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到国企改革主线上，“管资产”的表述已经改为“管资本”。既然这是国有资本运营，当然要发挥资本的推动作用，否则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

再有，在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体系的改革中，对相应的预算管理形式，一开始就称之为要有“国有资本预算”。如今，怎么能把“资本”这个概念归之于贬义词，并对其推动作用一概加以排斥和否定呢？

的确，在国有资本之外，还有民间资本、国外资本，但在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当中，这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对它们应当基于资本中性逻辑来看待，才能够对接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的竞争中性概念。也就是说，需要承认它们作为生产要素具有推动发展的作用和参与分配的必然性。

对于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高科技含量等等概念的区别化的分析考察，它们的内涵和逻辑则是很清晰的。但这些是技术性的概念，完全不宜去贴主义的标签。显然我们不能说，凡是资本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而劳动密集型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我认为实质性的要点在于，以资本的本性而言，不论是国资、民资、外资，它都要参与发展，都必然要以保值增值取向的扩张参与和推动经济生活。

如何对待资本功能作用的两重性

资本在经济活动中，关键是如何处理它的功能作用的两重可能性。在经济运行中，既可能无序扩张和发展，也可能有序扩张和发展。同时，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需要得到基于合理政策和合理制度安排的引导和调整。中央已经对此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方针，在扩张发展方面，要设置红绿灯，分配方面要优化一、二、三次分配形成的分配体系。

所以，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绝不是排斥和否定资本的推动作用，而是要全面依法治国，在现代国家治理的轨道上，以动态优化的良法为准绳，形成开红灯或者开绿灯的合理调控标准，以促使资本要素的功能作用在健康有序的扩张发展中得到发挥。

总之，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作为其内涵的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发展，都客观要求以多种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来支持，都不可能对其排斥否定，而是应该充分注重使资本要素在包容式发展中实现它的健康推动作用。这种作用的充分发挥有非常明显的意义，认清这一点，不论对于当下刻不容缓地稳住国民经济大盘、改善市场预期、争取经济运行恢复进入合理区间，还是对于长远的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它的现实意义都是极为明显的。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

共同富裕最早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毛主席在“一五”时期，就提到要通过合作化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让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首先要纠正认识的误区

    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国农村在实现全面合作化之后，推行了人民公社制度，此后20多年，人民公社是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形式。现在经常讲的旧的集体经济组织,就是指人民公社时代。今天我们提倡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从包产到户起步，经历了几十年的变迁。当时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提出要先富帮后富和“两个飞跃”。但几十年来，我国广大乡村的集体经济逐渐衰落，甚至搞没了。今天有人一提搞集体经济，就说人民公社如何不好，如何刮共产风，如何吃食堂大锅饭，把人吃穷了，给生产带来损失等，把人民公社建立初期的问题普遍化。这里反映了一种把集体经济妖魔化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在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这就导致今天再讨论组织集体经济的时候，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乡村人民的共同富裕。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文件明确了中国的农村一定要走集体经济的道路，从农村集体产权的清产核资开始，每村都建立集体经济合作社。根据这个文件的要求，到现在全国49万个村都建立了集体经济合作社。

   几年来我走了很多乡村，了解了很多情况。我发现，如果谈人民为主体，到了农村就一定要以村集体为主体，这才能实现人民为主体。

    村集体的建设，一定要有集体经济做支撑。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人民公社初期确有严重冒进，但集体化的方向是没有错的，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是可以在实践中改进的。我们今天也在汲取人民公社时代的教训,从这个角度讲，村集体的发展，实在是实现人民为主体、实现以农村的农民为主体的关键。

    不过，从2017年以来，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实际情况并不乐观。我们可以把当今国内农村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城郊村，基本上是居委会化了。第二类是“景点村”。第三类属于“大帮哄”，占全国农村的70%。我们应该关注占大多数的这部分农村，到底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促进农民共富。

    我们经常讨论农村的“主体”问题。现在村庄里的主体有多种，不光有村集体，还有村集体由谁代表的问题（比如党支部），有村集体经济的合作社，一些地方农村还有企业、大户、家庭农场，还有返乡青年和各种经济组织。所以，今天农村的主体比过去丰富多了。

    这么多主体，他们都在努力。确实有一些村庄，因为某个大户（或者说所谓乡贤）使全村富起来了；也确实有相当一些村庄和地方政府结合，在村里搞了产业园；还有乡村振兴中的扶贫举措，全国各个方面都来帮扶贫困村、贫困县，建了一大批这种产业园，而很多产业园建完以后，也就没有人管了。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其原因在于，这些项目都不是以村集体作为主体，也没有真正发挥村集体的作用。我们发现，很多搞得好的那些主体，实际上或是个体或是某个企业做得好，最后只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他们没有带动全村的整体致富；现存的大量合作社，其经营绩效是较差或很差的。

要明确村集体经济的主体性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的党和政府向全国各地农村投入了巨额资金，建了大量公共设施。原来乡间道路是村里自己出钱修的，政府只管村和村之间道路建设，但现在农村公共设施投资政府全管，包括厕所革命、人居环境等等，农村外观确实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外观变了，但农村是不是真的有内生动力，是不是可持续呢？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大。

    在这个过程中，农禾之家的研究者们提出，最关键的问题是村集体的主体性。现在的问题是，全国49万个村集体的70%基本上没什么主体性，实际上只是保障型的村集体。

    如果要形成一种激励型的、能够带领农民共同富裕的村集体，就必须让这个村集体具有自己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首先是要有使命感，我们要带全体农民致富；然后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有维权的意识，有创造的意识，有民主的意识。

    村集体这个主体具体是指什么组织？过去的理解就是村委会。但我们注意到，2019年中央发了一个文件，规定村党支部书记要兼村委会主任、兼集体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这种“三合一”的制度，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就是把三个不同的主体——基层党支部、村委会行政基层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为一体了。

    这里可以举成都附近战旗村的例子。战旗村从1965年至今近60年，八任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干，目标始终如一，就是为村民共同富裕。他们不是没跌过跤，但很快就认识到集体经济最重要，要把它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后来总结战旗村的经验，它是真正有主体性的，它的主体性就是有权、有能、有为、有位。我们觉得以这样一种方式往前走是可以的。

有人可能有疑问：这样做是不是不符合政经分开的原则？我们对各地农村现有的新型集体合作组织进行深入考察后认为，这些经过实践证明的案例说明，这种类型的基层集体经济组织是可行并有效的。正确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

    再比如说，2020年颁发的《民法典》第96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为特别法人。”其中，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是由《村民委员会法》规定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人是由《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有待于正在起草尚未通过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做出规定。这让每个村都有依据不同法律规定的三个特别法人并存，而且都有经济内涵。村委会依据《村民委员会法》和《土地承包法》对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拥有发包和管理的权力。特别是中央在2019年发文，要求“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那么，在基层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这三个特别法人的关系到底怎么处理？如何在统合的基础上分工，在分工的基础上统合？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由农业农村部组织起草，在全国人大挂号很长时间尚未颁布。《村委会法》的主管机构民政部今年已将修正案提请全国人大通过，两法显然需要协调。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法人原本被视为一般法人，几个人提请就可注册，按惯例应归属私法人，尽管实践中确实有的成为综合性合作社，公共性较强，不过，情况复杂、鱼龙混杂，这类社不应入列特别法人，其中做得好的，可能进入集体经济合作组织体系，但是如何处理组织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认真研究。

    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全国49万个村都设立了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但是他们不是普通法人，而是属于农业农村部赋码登记的。这些情况下，就导致这些合作社的经营遇到很大的问题。如果去查文件或查报刊披露的每年统计数字，会查到集体经济增长5万的有多少，10万的有多少，20万的有多少。但是，这些村集体的5万、10万、20万收入，主要是靠政府给钱，这笔钱或给到村集体经济的账户，或直接给到某企业、跟这个企业签个合同，实际上这里根本就没有集体经济的运作。这样的一些数据年复一年的统计，但实际上，这些村集体经济组织只是一个“壳”。

而我们看到，战旗村走了这么多年，在没有政府要求村集体清产核资的时候，它早在2001年就开始清产核资。它的集体经济，一方面是持有集体所有的土地资产，一方面是用村土地的资源和外边合作，搞非农产业的发展。它按照国家规定以土地所有者方式来进行登记注册，以土地合作社的名义带了一串合作社；同时另成立一个投资公司，底下带一串各种各样的相互关联的公司，这两个系统都是集体经济合作社的下属机构。也就是说，用已有的经验和政府的政策要求挂钩，合法合理，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只要自己真正是为村庄经济的发展和村民共同富裕，是可以和国家接轨的，而且他们是一直奔着共富的目标去的。

   总的来看，现在集体经济的主体性是个根本性问题。如果集体经济缺乏一些必要的条件，就很难具有主体性，它就只是一个客体。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以更多关注。基层集体组织的主体性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多少万个农村的村庄、村集体，怎么来培育构建主体性，这是未来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的共同富裕也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深刻地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战略问题，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哪些联系？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独立自主，但不会关起门来搞

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未完成进行时。

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反复强调现代化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并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现代化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更丰富的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新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促进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相统一。中国式现代化融合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认识，这些内容已经逐步超越了西方经验，更超越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讲是被西方国家“倒逼”出来的。新中国初建时“一穷二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艰辛探索，正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仅用几十年时间就完成了基本工业化的历程，创造了发展和稳定两大奇迹。因此，独立自主是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人民进行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扬中华儿女在长期奋斗中逐步形成的吃苦精神与斗争品格，凝聚起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独立自主，但不会关起门来搞现代化。中华民族向来强调“立己达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的，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高质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是在中国和世界的友好互动中产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对自己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的贡献，中国希望与世界一起合作来实现，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基于对过去经验的总结，而且对未来的路径和目标也绘制出了系统而宏伟的蓝图。中国式现代化永远是一个进行时，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是对人类现代化路径的重要探索。

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自信自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

由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现代化被贴上西方的标签。然而，在实践进程中，鲜有后发国家复制成功的案例。很长时间以来，很多人把现代化误解为西方化，认为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全盘“照搬”西方发展模式。然而，西方现代化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和残酷性，其成功的背后实际是侵略扩张、殖民掠夺，是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的。

国际学术界也曾掀起过对于西方现代化批判的思潮，很多西方学者，例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都对西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认为其具有破坏性和不人道的一面，并导致了很多传统文化的消失。可以说，西方现代化经验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标准，而发展中国家直接复制这样的“模板”，宛如把婴儿扔到大海里游泳。而中国经验是结合自己的国情，建立经济特区、开发区、经济园区，自信自觉地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有何全球意义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独立自主探索的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必然是中国式的，它不可能重复其他任何国家的模式。这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又是全人类的选择。最重要的特征是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资本无序扩张，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实现物质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现代化。纵观人类现代化发展史，现代化人口分布在发达国家且总规模不超过10亿。中国现有14亿多人口，若中国如期整体性迈入现代化，这将创造人类现代化的奇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人口数量也将超过发达国家，极大地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超越西方化道路的现代化。中国自古强调“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超越了西方通过发动战争、掠夺扩张，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所实现的现代化。同时，绿色理念也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体现，“双碳”约束在西方现代化历史上是没有的。比如，美国仅仅3亿多人口，却消费了世界上1/4的原油，这种现代化是以攫取全球资源为代价的。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是断然不可能去模仿这种不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给文明古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启发。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来实现强盛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沦为他人的附庸。每个国家都能够成为特色，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西方人说自己“入乡随俗”（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但对他人或他国，却行的是“照我说的做，不要学我做”（do as I say, not as I do）。结果，有着宗主国崇拜的前殖民地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纷纷陷入发展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却鲜有国家能够真正实现现代化。日本、韩国等极少数亚洲国家虽然实现了现代化，但却成为美国的附庸，被米尔斯海默讥讽为“半主权国家”。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发达国家也有很多启发。目前，发达国家普遍面临中产阶级缩水、贫富差距悬殊、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是未完成进行时，并不是成为现代化国家就不发展了，发展是所有国家的共同任务。现在，很多发达国家也在借鉴中国的模式，比如在产业政策、缩小贫富差距等多方面汲取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寻找新的合作机遇。

从人类文明史、全球化角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向世界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哪些西方现代化所遵循的逻辑？作为一条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线性进化的逻辑。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史和现代化历史，线性进化逻辑渗透于其理论思维中，认为其他国家应当追随西方发展道路，更应遵循西方规范。中国倡导借鉴一切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并非只是借鉴学习西方先进成果或先进文明。新时代，中国强调“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借鉴人类文明中的优秀成果，又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国情下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超越，打破了西方国家话语霸权和线性进化论的桎梏，打破了人们对于西方模式的盲目崇拜和路径依赖。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超越了“传统-现代”二元对立逻辑。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不同，中国坚守“和为贵”的观念，尊重文明多样性，主张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继承传统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中华文明将不断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不走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老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传统的经济现代化，而且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也绝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这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再造了现代化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连续不断，就是笃信“苟日新，日日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现代化来到中国，不仅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集大成，且赋予五千年文明的厚度与温度，不是一个“现代－落后”的二元对立叙事，而是启示各种文明，无论是多么强大、多么先进或多么古老，都要不断适应日益变化了的环境；现代化不应造成环境负外部性与人的异化、传统的破坏，而是所有人的全面现代化、全人类的共同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现代化。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也表达了类似看法，认为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希望。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各国现代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句话，什么样的现代化，谁的现代化，为了谁的现代化，依靠谁的现代化，怎么实现现代化……现代化再造中国，中国也再造现代化，赋予现代化以文明的底蕴与意义。

当然，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共性特征。我们学习吸取了西方现代化经验，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但也用“马先生和孔夫子”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种替换，而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因此，我们不输入别国模式，也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再变成全球中国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符合全人类理想、维护全人类根本利益。因此，我们必须从人类文明史和中华文明史的高度，从全球化的全局，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挑战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从现代化的起点——文明古国如何既实现现代化又传承发扬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并联”而非“串联”的弯道超车；现代化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推进共同富裕，弘扬现代化的公平正义，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再造文明而非被现代化再造。

（编辑 杨利红）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归于人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这是对人民民主作为新型民主形态的发展与意义的集中论述。

坚持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立场。马克思指出：“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①“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复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②在实践上，人民民主开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尤其是苏联时期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但由于苏联长期以来不正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社会的精英政治、经济、文化等意识过强，以至于后来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高高在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人民民主形同虚设，最后不得不在苏联的失败中潸然泪下而终结。然而，人民民主在苏联的失败，无法也不能等同于人民民主本身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内部的封建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推入灾难的深渊。求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逻辑是“民众的大联合”。信仰人民，依靠人民，组织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不二的政治选择。这也是中国致力于人民民主实践的历史和理论的最深厚基础。

相当长时期以来，民主都被人们作为对于公共领域治理的理想追求。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基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化理论和产生这个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状况，民主主要被限制于政治的领域，并以所谓人人都是国家主权的平等参与者为理论根据。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的平等仅仅被限制在政治领域里，而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却是严重的不平等，这种所谓政治平等的说辞无异于一种对大众的欺骗和维护强势阶级实现政治垄断的虚假意识形态。所以，民主如果仅是被体现于政治上的民主，实际上就是社会强势集团或阶级以政治民主为名行政治垄断之实的政治欺骗。因此，民主的发展必须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羁绊，向真正体现人民立场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向人民民主的方向发展。因而，民主不应被限制于政治领域，应该成为支配社会公共生活全部领域的基本原则，必须全面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以及生态等领域中。换言之，它应该涉及公共生活的全领域。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民民主应该是社会公共生活全领域的民主。实现这样的民主，唯有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尤其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下才是可能的。

经济民主的合法性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所赋予，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民主要求，也由于社会主义消除了这些领域主要以私营为主的状况，才具有法理上的合法性。甚至可以说，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具有一种内生互构的关系。所谓“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必须充分体现人民民主”等说法，正是这种关系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本身就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民主，可以被看作是“一体两面”的同一性概念。综合上述，可以说：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都是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种崭新要求和主张。两者之间并非仅存在着表现形式上的不同，更有着实质上的根本区别。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实践开始于根据地建设时期，并不断探索、丰富、完善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认识和理解这种民主，需要深入理解以下几个方面：

（1）何谓“人民”。人民民主，主体是人民。何谓“人民”？周恩来同志曾经有过一个专门说明。他说：“有一个定义需要说明，就是‘人民’与‘国民’是有区别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派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造以前，他们不属于人民的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他们遵守国民义务。”①这段说明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思想，一是认为，人民是由诸多复杂的阶级、阶层和个人构成的，这意味着它是一个“非同质性”的概念；二是认为，“人民”与“国民”是有明确区别的。基本根据在于：国民的资格一般随着人的出生而获得。“人民”的资格则主要根据政治认同的状况。只有那些对于国家和代表国家的政权持有正向的、积极的认同立场的国民，才具备成为人民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就是一个表征国民政治认同的政治性范畴。这个区分的最直接意义在于确保人民政权在革命和后革命时期，得以有效防范敌对人群的消极政治行为。其逻辑与孙中山先生的“民权”思想一脉相承：“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但是，“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②

（2）如何“民主”。民主的本来意义来自于人民是国家主权平等参与者的政治预设，所谓一切权力归于人民，就是它的集中表达。依据这一精神，毛泽东在著名的“窑洞对”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强调民主不仅仅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还应该让“人人起来负责”。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借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机会，阐述了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水准的、深刻和光辉的民主思想。他说，教科书“讲到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① 他还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②在人民民主中，人民是主体，不是客体。“人人起来负责”，必须落实于人民实际地参与各种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这个社会公共事务，不仅包括政治事务，更包括公共性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与生态等事务。因此，人民民主并非那种每隔几年，让选民在不同政治集团中选择政治统治者的游戏，而是要体现“人人起来负责”，参与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以及生态等公共事务全领域的实际管理。从这一意义上看，相对于那种把民主局限于几年一次让选民参与选择政治统治者的游戏，人民民主不仅是对于精英史观的否定，也是对于民主内涵的革命性突破。甚至可以说，相对应于“全过程人民民主”，我们还需要提出“公共事务全领域民主”的概念。

（3）人民民主的基本功能是实现人民之间的协同与合力。人民民主只能产生于人民政权的体制下。没有人民政权，就没有人民民主。人民实际上是由各民主阶级和民主分子所组成的，它是一个“非同质性”的存在。实现“非同质性”的人民，共同拥有在人民政权之下，参与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而创造出人民平等地享有美好生活的公共空间，是人民民主实现的基本内容。所以，人民民主是一种不同于彼此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进行竞争、博弈，以寻求彼此相互代替的所谓“政党政治”的新的政治文明形态。这种新的政治文明形态，需要通过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在克服压迫和统治人民的反动势力与集团的前提下，建立起人民的政权。随着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这种新的政治文明形态就必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新的社会生活主题，以利于不断在“非同质性”的人民中，创造彼此之间协同、合力的机制，从而及时地消除人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人民之间的大联合、大团结，推动新中国持续走向民族复兴之路。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的关系。”①这种关系的正确处理，不是人民内部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竞争、博弈，更不是寻求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替”，而是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下，努力消除不同阶级、阶层的“小圈子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等主张，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①这里的逻辑，全然不同于西方通行的竞争性、博弈性民主的逻辑。可以说，人民民主是一种实现人民内部不同阶级与阶层协同、合力的新型民主。

（4）协商是人民民主实现的内在形式。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②，“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③周恩来也指出：“到开会的时候才把少数人了解的东西或者临时提出的意见拿出来让大家来讨论决定，这是旧民主主义议会中议事的办法。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④他还说：“我们所要反对的是旧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因为它不是事前协商，只是便于剥削阶级政党间互相争夺，互相妥协，共同分赃的制度。……我们却是长期合作，不是彼此互相交替。”⑤以寻求“彼此相互交替”为目的的政治，一切都是博弈的手段和方式。所以，协商民主从根本上看，不可能属于以寻求执政权的“彼此相互交替”为根本目的的政党政治的基本政治方式。它只能属于以寻求人民中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相互协同，形成合力为目的的人民民主的内在政治形式。发展和完善协商民主，既是人民民主的体现，也是发展和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

（5）人民民主必须平衡好“公意”与“众意”的关系。在政治思想史上，区分“公意”与“众意”是卢梭的贡献。卢梭认为，“众意与公意之间往往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公意只考虑公共的利益，而众意考虑的则是个人的私利”①；“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不在于它所得的票数，而在于其间有使人们结合起来的公共的利益”②。卢梭的公意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得到积极回应的。马克思指出：“当只有最英勇的献身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这种献身精神的时候，当牺牲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必将提上议事日程、利己主义必将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时候。”③

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自觉地以民族、国家的救亡与复兴为旗帜，并反复以“人民的公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去宣示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基本依据。新中国不断建构起来的人民民主的制度与理论，必须也只能以“人民的公意”作为它的基本前提。但如果罔顾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在不同时期对于各自利益的特殊关注，或者失去对于不同阶级与阶层利益的合理平衡，“公意”就有可能成为罔顾人民实际利益诉求的幌子而导致政治危机。所以，推进人民民主的发展，永远都必须认真地平衡好社会“公意”与“众意”之间的关系。当然，人民的“公意”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的体现。失去这一关注与追求，政治就会陷入机会主义而危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协同全国不同阶级与阶层的关系，就会因为失去共同利益基础而成为不可能。因此，人民的“公意”永远是推进人民民主的根本基础。如果由此而失却对于不同阶级、阶层人民的利益照顾与平衡，政治也不可能得到持续的健康发展。所谓“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就是要求我们在坚持人民的“公意”这一根本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原则的同时，认真地平衡地实现“众意”的要求。从这一意义上看，任何把人民民主与平衡好“公意”和“众意”关系对立起来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准确地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确保人民民主顺利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政治思维和应有实践路径。

以上论述表明，在把民主理解为人民的权力，或者一切权力归于人民的逻辑下，诞生出西方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竞争、博弈性民主，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就其意义而言，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几乎就是全社会屈从于一个人的统治，而且这个人行使统治权的合法性根据就在于他或她的出生。马克思曾经调侃过这种政治：马生下来就是马，国王生下来就是国王，两者的根据均无异于出生。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于政治文明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打断封建专制主义的这种政治进程。然而，任何竞争、博弈即使有着形式上的平等规则，实际上都只能是社会强势阶级与集团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在社会不同阶级和等级的人们处于财富上、文化上和精神上都极不平等的条件下，尤其在社会存在着庞大的贫困、弱势人群的条件下，任何所谓政治上的竞争、博弈，实质上都只能是社会强势阶级的不同政治集团对于公共权力的垄断，而且还必然带来全社会持续不断的对抗和撕裂。

人民民主的意义在于力图克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性缺憾和种种羁绊，努力探索全面实现人民主权的途径，扭转“民主即是内耗与撕裂”的糟糕局面。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尽管有过曲折与蹉跎，但它使中国结束了政治即是政客之间争斗的黑暗历史，以及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状况，重塑起中国人民的主体地位，牢固地形成了引领民族复兴的主心骨，汇集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新中国的“人民民主”正朝气蓬勃地走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大道上。新中国全面践行与建设的“人民民主”，之所以成为人类民主进程中的崭新形态，不仅在于它践行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以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的竞争、博弈为特质的旧式民主，还在于它以其实践开创出中国日益风清气爽的政治局面，创造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欣欣向荣的局面。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人民民主作为一种崭新的民主形态，对其进行的探索、丰富、完善和建设永远在路上。在这里，我们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等方面，拥有足够的自信和足够的清醒，都是十分必要的。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中国，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不仅指明了我国数字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且是我们构建中国自主数字经济理论的根本遵循。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引擎和核心功能

数字经济时代，海量数据的网络效应大幅提升对市场需求的预测能力；数字平台可以在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创新发展；数字技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乘数效应正在日益凸显。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期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取得新突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占GDP比重达到39.8%。其中，我国数字产业化平稳发展，规模达到8.4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9%，占GDP比重为7.3%；产业数字化持续发力，规模达到37.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2%，占GDP比重为32.5%。数字政府加速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稳步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引擎和核心动能。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特征：第一，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在细分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稳居全球第二，电子商务平台得益于庞大市场和消费潜力驱动，在全球具有竞争优势。第二，数据、算力、算法三大核心要素日益成熟。在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之下，我国政府和数字平台已经累积了海量数据资源，5G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基本实现全面铺设，数据智能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作用凸显。第三，数字经济红利正在从消费端转向供给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正在逐步转向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攻关，通过供给端创新平台和工业互联网普及、数据治理与数据要素流动、产业链数据共享打通来实现产业链升级、确保产业链安全。第四，数字贸易规则从跟随“美式”“欧式”模板转向制定“中式”模板。从CPTPP、DEPA的数字贸易协定深层次条款可以看出，我国正在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重塑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

新时代呼唤新理论，指导实践加快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为总结和归纳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构建立足中国实践发展的数字经济学知识体系，指明了战略要求和努力方向。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变革，不断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构与创新，中国经济学理论也是在解决本国经济实践问题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数字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必须根植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演进的典型事实，遵循从“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上升到“中国之理”的理论建构路径，牢牢立足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践，从中国场景中挖掘、归纳、提炼出适合中国国情与发展要求的数字经济理论逻辑，用“中国方法”探讨“中国问题”，为全面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添砖加瓦。

构建立足中国实践发展的数字经济理论，全面展示数字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数字经济实践经验的开创性发展，这是经济理论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这个理论体系应当包括总论、基本原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等。其中，总论和基本原理应搭建数字经济学的完整理论框架，全面梳理数字产品、数据要素、数字市场均衡和数字市场结构的理论属性和理论框架；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则应详细归纳和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经济治理进程中的普适性经济学规律，对进一步改造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构建立足中国实践发展的数字经济理论

构建立足中国的数字经济理论有四个特点：

第一，坚持理论创新。创新是建构立足实践的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关键。理论创新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指导，以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为基础，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数字市场超边际均衡理论和数字市场结构理论。数字经济学以数字产品、数据要素和数字市场为研究对象，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思想。数字产品具有免费商品、零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递增的特征，数字市场则体现为算法替代价格、正反馈和锁定特性。数字市场具有U型需求曲线、右下方倾斜的供给曲线，最终将实现路径依赖下的超边际多态均衡。数字市场遵循S型演化路径，网络效应往往带来负价格加成，导致赢者通吃的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数字市场失灵源于算法操纵和隐私泄露带来的交易阻碍效应，监管措施应当包括促进数据开放共享，构建跨部门治理框架和打造竞争性数字市场。

第二，反映实践规律。应当采用详实的数据、丰富的案例来全面展示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现状，应当将数字化治理纳入中国现代化治理体系中。具体包括梳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内涵与中国实践特征，国际数字贸易的内涵、我国发展现状与贸易规制路径探索，农业数字化的基本内涵、核心技术、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工业数字化中的核心关键技术以及其在我国经济中的应用场景，服务业数字化的数字化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企业组织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典型特征，网络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应对举措，完善数字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具体实施路径等，帮助读者在丰富的中国实践场景下理解和思考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学规律，提升研究教学工作者采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学问题的综合能力。

第三，强化问题导向。提出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也是理论创新的价值所在。理论构建应与教学相结合，通过学习目标、重点难点、分析案例和要点思考来搭建数字经济相关理论知识的多维学习情境，突出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思考。数字经济学理论问题遍布于微观、中观和宏观等不同维度，既包括数字经济发展与变革改造现代经济学体系的理论问题，也包括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等变革企业组织管理和经营模式的管理学理论问题。具体而言包括：数字经济学的科学问题属性，数据要素对颠覆式创新的影响，数字市场的顶层设计与交易机制设计，数字市场的平台博弈与监管设计，数字经济中的竞争与合作问题，算法干扰与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创新，免费产品与数字市场定价，平台化与低交易成本，数字化创新与组织变革等。通过理论体系构建——实践创新探索——科学问题思考，引导读者从记忆、理解和掌握数字经济学理论内容进一步思考前沿理论问题，培养与提升分析、应用和创新等高阶能力。

第四，创新学习模式。作为数字经济理论体系构建的出版物是必不可少的，出版物是学习的工具，但应当从传统纸质媒体扩展到数字媒体，遵循“数字教育”理念，以纸质媒体为抓手，以线上慕课（MOOC,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为载体，以线下课堂为依托，以海量数字教育资源为支撑，致力于构建包括出版系统、金课系统和数字教育环境在内的完整、有效的数字学习生态。应当鼓励有关出版物拓展在线慕课学习，借助在线教育平台的网络效应，进一步拓展知识体系的影响力；通过二维码扫码进行案例、前沿文献、相关视频等数字教育资源的延伸学习；并设置多个平行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方式，在线下帮助受教者基于数字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大数据技能实验操作，进行研究和创新等高阶能力培养。构建完整的数字教育生态与实验技能、实践拓展深度结合，建立培养数字经济复合式创新型人才的完整体系。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特定细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目前数字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搭建还相对滞后于实践发展，数字经济学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创新迫在眉睫。在理论反映并指导实践、实践促进理论创新的互促互进中，势必加快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由并跑到领跑的进程，为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高水平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编辑  碣石）

2022年10月23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京举办“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座谈会，来自不同领域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等议题发言。孔丹理事长主持座谈会，他指出，中国当前国运昌隆，人民在领袖的率领下，通过巨大主观努力奋斗，走向百年复兴，体现了客观历史规律。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及其政治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指导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认为，党的二十大的重要意义堪比1945年党的七大。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进程，党的七大则首次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社会主义属性，高扬马列主义政党本色。这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党的二十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可以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以及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领导力量、组织力量和依靠力量，它通过不断自我更新、自我革命，成为世界上最坚强的领导力量。中国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因为实现了“两个结合”，即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认为，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概念，代表着世界人民开始拒绝西方支配非西方国家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从古至今，任何社会的特征都不具备普世性，但西方至今力图将其文明伪装成唯一的普世价值和文明标准，并把世界划分为己类阵营和异类阵营。这实际是西方在道路选择、政治制度、知识生产、启蒙教育、精神文明上对非西方国家的思想专政。在百年大变局中，我国面临的最残酷斗争之一，就是与西方长期以来用来支配和奴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新闻界和教育界需要通过做好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内外宣传，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开展斗争。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东西方融汇冲突的产物。我们从西方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扎根3000年中华民族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它可以为人类现代化的文明力量和理论研究、科学研究提供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可为人类现代化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经济高质量发展

矢志不渝实现中长期目标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认为，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就提出，建国后要在若干年内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87年，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策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997年，江泽民提出“两个一百年”目标任务。到2021年年底，中国经济体量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三。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与中国有明确的历史使命和清晰的中长期目标不同，西方政党和政客的视野不会超过如何赢得下次选举，西方政客对国家长远发展漫不经心，无法在重大战略问题上达到共识，更没有能力实现任何长期目标。

以扩大内需和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武力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国作为后发社会主义大国，一直实行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是要实现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的发展。十八大以后，我们从过去粗放型、外延型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从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但实现高质量发展仍任重道远。我们发展要靠两条：一要有效扩大内需，二要实行科技创新发展，这些都需要高质量的发展。

以数字化技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董事长孙会峰认为，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同时专门提到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我们可以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提出了产业自给率的量化目标，但对整个产业链短板还没有底图、底库和底数，导致很难决策。下一步，一要构建产业链图谱，把不同产业及其产品、技术放在这个参照系去衡量，搞清楚我们的短板、长项和博弈的手段。二要构建关系图谱，梳理产业链、技术链、供应链、资金链、人才链等关系，使我们能够获取更强大的国际资源，在未来博弈中站到更好的位置。三要利用它进行产业决策的治理，这需要做一些定量的或预见性的分析，以数字技术来支持决策治理。四要利用人工智能、数据建模的方法支撑我们获取产业情报或创新产业治理的新模式，包括支撑智库做前瞻研究、对策研究或预先研究。

正确看待资本的作用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认为，二十大报告的主题是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要科学理性地看待资本，避免把资本推动与“资本主导、资本为中心、西方现代化”划等号，进而排斥资本。首先要澄清对资本概念的不当贬义化。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资本是推动经济发展诸要素之一，并参与按要素分配的流程。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早已为资本正名，国有资本运营也就是要发挥它的推动作用。民间资本、外国资本也是在法治化营商环境中运行。应基于资本中性逻辑科学看待资本的作用，关键是如何正确处理它的功能作用的两重性。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排斥和否定资本的推动作用，而应在全面依法治国、现代国家治理轨道上，以动态优化的良法为准绳，形成开红灯或开绿灯的合理调控标准，以促使资本要素的功能作用在经济发展中得到充分发挥。

实现共同富裕需强化村集体的主体性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认为，二十大报告明确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列入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所谓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建立在这个宗旨上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本质特征。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让乡村百姓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用什么方式做？研究团队通过走访乡村发现，在农村一定要以村集体为主体，才能够实现以人民为主体。这个村集体为主体，村集体的建设一定要有集体经济做支撑。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实现科技强国

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卢周来认为，从十八大报告到二十大报告，“科技”这个词频次从16次增加到43次，说明科学技术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有三方面感受。第一，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体制。首先是我党对领导科技工作历史经验的总结。新中国建国以来的重大技术突破和创新，都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运用举国体制整合优势资源。尤其在市场经济利益多元情况下，更加要强调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当前美国把中国视为全球唯一竞争对手，科技竞争是其最重要竞争领域。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应对美国竞争才有可能获胜。第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摸清底细，在此基础上分类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该在形成分工的基础上合作。基础研究通常以高水平大学为主，应用基础研究以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为主，应用研究以各类科技企业为主。目前因分工模糊，同质化比较严重现象要着力解决。要用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思路，打破这种界限，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融合。第三，拥有自信才能科技创新。当年中国研制“两弹一星”过程中，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搞出了原子弹。华为手机重新出山的案例表明，中国芯片产业同样可以“换道超车”。过去一年，全球成长最快20家芯片企业中，中国内地占19家。中国科技要想自立自强，必须以自信心为基础。

  新型举国体制重在制度创新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华大基因董事梅永红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表现得尤为突出：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高速铁路，关键就在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科技结构过度扁平化，财政预算过度短期化以及研发与应用脱节，这种体制优势也在不少领域出现异化和弱化。所谓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是指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等的研发活动，未能通过稳定的结构和组织形态，实现合理的分工与衔接。竞争性项目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剧了机构间的分割，甚至表现为彼此间的恶性竞争。如果说过去的计划体制还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实现相关力量的组合与配置，那么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大集中、大合作的机制和动力已明显缺失。所谓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是指目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经费中，财政稳定支持的基本上是人头费，而科研活动经费大多是通过竞争性项目获得，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研发活动的短期化。许多项目结题之日就是研发工作结束之时，很难形成代际传承，很难打造起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高端平台、知识积累、学术氛围。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着力打破目前产学研用彼此脱节的痼疾，从体制、结构和政策等方面推进既符合大科学规律，又充分满足国家目标导向的体系重构。为此建议：在关键和前沿领域抓紧组建不少于100个国家实验室，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第一，充分体现国家目标，稳定支持、开放共享、长远布局。第二，实行大科学范式，技术科学主导，基础科学、工程技术融合。第三，独立建制，主要委托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负责运营。第四，打破课题组负责人制，既强调专业分工，更注重协同合作。第五，定期评估，内部外部结合，定性定量结合，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第六，鼓励产业界参与，与应用场景有机衔接。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推动中国法治现代化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认为，二十大报告首次单独对法治进行论述，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坚强决心，也使我们有可能立足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创新法治建设的中国理论，突破西方的法治话语霸权。近代以来，西方因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较早建立现代法治。西方法治部分满足了人类法治发展的共同需求（如强调制约和对抗、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等），但美西方凭借先发优势，在全球构建起西方法治的话语霸权，将西方法治等同于现代法治。实际上，西方法治并不是法治发展的唯一道路。中国法治现代化实践，为我们法治建设的中国理论提供了肥沃土壤和现实可能。我们提出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一体建设。随着中国从工业革命向信息革命转变，我们的治理机制、法律机制也会有很大变化，法治的中国理论有了更大创新的可能。

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意义重大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王郡里将我国抗疫斗争的成就总结为六点。第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人民战争的胜利，遏制了超级性的国家灾难，避免了巨大数量的人民生命损失。第二，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强化了国家的战略组织能力，包括紧急动员、高效调集、整体行动、全民教育总体响应。这是一次国家兴衰进退的大考验，具有强烈的战略性警示意义。第三，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促进了社会主义体制优势与数字化技术基础的加速融合，一定程度实现了社会智能化管理。这是社会组织形态的跨越性进步。第四，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思维取向和世界观发生了积极的转变，这是我们的国运基础。第五，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震撼了美国的霸权主义。第六，抗疫人民战争的胜利启示我们，办好自己的事是根本。当然在抗疫中暴露了许多问题，给党和各级政府及时纠正误差以更大空间，我们应进行自我革命，争取新的胜利。

中国式现代化要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坚持守正创新意义重大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认为，二十大报告“守正创新”的提法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守正，就是坚守初心和宗旨，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走改旗易帜的路子。所谓创新，就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加强历史主动，与时俱进地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已达新境界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邱海平认为，二十大报告提出若干新内容、新命题、新观点：首次提出经历了三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命题；首次从十个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概括；首次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守正创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本质要求、重要原则；首次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战略单列出来；首次将文化自信自强问题单列论述；首次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新命题；首次提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首次提出“五个必由之路”。总体看，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思想达到了全新的境界。

    舆论环境正持续好转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王维佳非常赞同二十大报告提到的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的判断。这些年来，相关领域的管理能力、队伍建设、机制建设等越来越受重视。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这10年，社交媒体、数字化传播高速发展，但中国的舆论环境出现大批网络爱国青年，新闻传播内容和新闻舆论宣传导向也在发生变化。这几年，媒体融合的趋势是与政务信息服务相互结合，等于用财政手段创造了一个党和政府在基层治理的新抓手。大的平台企业、传播类平台企业也有与政务结合的趋势，基本被纳入国家战略发展、战略需求领域中来。在教育领域也加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力度。在新工科建设中，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单独组建学院。在文科领域，近年新成立了很多一级学科(如区域国别研究、国家安全学)。这些新的一级学科与国家需求密切相关。

香港可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桥头堡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正思香港顾问公司CEO陈少波认为，讲好香港故事本身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在涉及香港问题上经常讲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这两年比较普遍讲的是“由治及兴”。这个话语变化后面具有更为丰富的想象和阐述空间。香港之“兴”应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物，其内涵必然摆脱美西方学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塑造的现代化概念、标准和内置的依附性话语逻辑。所以香港的“兴”也需要有新的阐述。2021年香港TVB推出一个电视纪录片《无穷之路》，用一种差异化视角和港式叙事讲述中国扶贫故事，真实而感人，播出后叫好又叫座，证明了港人参与国家叙事所展现的巨大传播力和社会感染力。香港一直处于中外意识形态交锋的突出地带，斗争非常激烈。香港的转口港地位，转口的不仅是货物和移民，还有价值观。过去100多年，西方式现代化从香港向内地输入，未来则是中国式现代化从香港向海外传播。这是香港在中国式现代化里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妥善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出现新动向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黄仁伟认为，二十大报告在涉及和平与发展问题时，把和平与发展看成过程和目标，而不是延续对世界的时代判断。过去我们认为没有世界大战就是和平；现在看，没有世界大战也不等于世界是和平的，包括局部战争和非军事战争。关于发展问题，过去主要强调南北矛盾，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矛盾；现在不仅指南北矛盾，发达国家本身也出现大量发展问题。西方要打压中国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又出现了和平问题，所以目前和平、发展、安全问题是高度交织的。

百年大变局亟需重视国家安全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认为，二十大报告增加有关“国家安全”篇幅，与百年大变局的时代背景直接相关。百年大变局最主要特征就是国际权力格局“南升北降”，由此导致时代主要矛盾和斗争方式均发生根本性变化。历史上，霸权更替都是以持续多年的战争解决。当前世界同样出现动荡与冲突加剧的趋势：经济领域，从此前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转向逆全球化和相互脱钩；地缘政治领域，遏制与反遏制、孤立与反孤立的矛盾日趋升温；在政治制度领域，政权颠覆与反政权颠覆斗争激烈；在价值观领域，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博弈激烈。总体看，冲突与动荡已成为当前主要矛盾。新形势下，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必要从改革开放后“发展优先”转向“发展与安全并重”，把安全放在更高的位置。安全领域不出问题则已，一出问题就是大事。中国只有把安全问题处理好，民族复兴才有可能。

人民战争是战胜强敌的法宝

王郡里认为，二十大报告“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表述，是一个具有灵魂意义的阐述，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军事化和战略化。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和核心。二战后，世界上存在三个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体系：第一个是美国和北约的体系，第二个是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大规模战争和大纵深战略战术理论，第三个体系就是中国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我们一切战略战术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新时代的人民战争主要有四点：一是国家目标与人民意志的一致性；二是国家体制的优势与人民力量聚焦的一致性；三是发挥军民融合基础上的人民智慧；四是将战略斗争的胜局转化为对民心的凝聚，作用于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稳定。建国以来我军在历次作战中屡克强敌，无往不胜，基础就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中国军队的军魂，也是党魂和国魂的重要组成部分，万万丢不得。

  外交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指出，二十大报告提出“三个务必”表述，在此重点谈一下对“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体会。第一，从时代背景看，中国正面临百年变局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将强未强，新兴国家将兴未兴，美国和西方衰而未落，旧世界体系正在瓦解，新秩序尚未成型，各个领域竞争剧烈，全球进入大争之世。这一时代背景有助于我们认识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第二，从认识论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矛盾普遍存在，并贯穿于事物发展全过程。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斗争是解决矛盾和推动事物发展的主要方式。共产党信奉的是不回避矛盾和斗争的斗争哲学。我国正遭受美西方全面打压，委曲求全、鸵鸟政策、绥靖政策甚至当投降派，最后就是死路一条，唯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第三，从方法论角度看，斗争要讲辩证法，不能一味争勇斗狠。敢于斗争是基础和前提，善于斗争是关键，并影响斗争过程、决定斗争结果。所以在斗争实践中要讲策略、讲方法，不断提高斗争本领、斗争艺术。

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院研究员于佳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应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发展格局。首先，在理论构建方面，“一带一路”在实践过程中取得重大成果，也遇到很多问题挑战。基于上述成就的理论提炼，能够更好助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第二，系统观念方面，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因此我们一定程度上不能单从生产成本角度考虑，而应注意确保粮食、资源、能源安全，也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大合作空间。第三是区域协调。我们可以考虑把西部大开发和周边国家的发展协调布局，促进产能合作和产业升级。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双碳”目标为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等碳金融业务创造了广阔空间。本文通过探索我国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的具体实践，分析“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的市场空间，提示银行把握低碳领域的业务机会，提前做好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业务风险研判。

关键词：绿色金融；碳排放权；跨境融资；转型金融

当前，“碳中和”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共同议题，国际碳中和行动的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成为世界首个设定碳中和期限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碳达峰、碳中和列入新一年重点任务之一。2021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加快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应运而生

满足绿色投融资需求

实现“双碳”目标包括两种方式，即在需求侧节能减排，在供给侧推广清洁能源、改进生产工艺、发展碳捕捉等。根据预测，实现碳中和，至2060年需要139万亿元的投资，其中到2030年就需要22万亿投资。在此过程中，金融将发挥重要作用，助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低碳领域。因此，发展绿色金融是我国银行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

银行考核日益严格

为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国家相关部门、监管机构及企业层面纷纷出台支持文件。2019年银保监会印发《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大力支持发展绿色金融，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纳入授信全流程；2020年财政部印发《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增设“绿色信贷占比”考核指标，评级结果作为商业银行负责人综合考核评价和确定商业银行工资总额的主要依据；2021年人民银行提出股份制银行绿色信贷“两个不低于”①的要求。

金融创新产品应运而生

“双碳”目标的提出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注入了动力，也为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等碳金融业务的推广创造了空间，随着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以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赋予了碳排放权市场价值和流动性，有利于以更精准的碳定价和更活跃的碳交易服务于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发展。

在绿色金融背景下，企业拥有碳排放权可以用于质押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解决“走出去”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1年，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936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折合1451.9亿美元，同比增长9.2%）。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6349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以广东省为例，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169.67亿美元，同比增长7.28%；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56.23亿美元。对于“走出去”企业，因为境外银行对其了解不足，为其提供融资支持动力不足。随着碳金融产品的创新，境内银行可以凭借对“走出去”企业母公司的了解，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贷款”，以境内关联担保、保证金担保等方式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国内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破冰”落地

碳排放权质押融资成为碳金融的重心

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发力，创新案例纷纷落地。2011年10月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正式拉开了我国碳市场建设的序幕。各金融机构纷纷创新碳金融相关的产品，碳排放权质押融资逐渐成为近年来银行碳金融业务布局的重心。

表1 目前我国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发放情况（部分）（单位：万元）

2.碳资产金融属性逐渐得到认可。银行参与度较高，伴随着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和壮大，碳资产的金融属性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拓宽了商业银行贷款质押物的范围。一方面，除了中国建设银行等国有银行、兴业银行等股份制银行以外，政策性银行和城商行等也开始涉足碳排放权质押贷款领域；另一方面，各银行的地区分行也都广泛开展碳排放权质押贷款试点工作，如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杭州分行等，相继为本地区的企业发放了碳排放权质押贷款。

3.贷款对象集中于减排重点行业，贷款利率优惠目前落地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贷款对象集中于电力、造纸、能源等行业，不仅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而且有利于引导高碳企业实现低碳绿色转型。此外，人行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金融机构为碳减排重点领域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项目提供优惠利率。从目前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案例来看，普遍享受较优惠利率，从而使得高碳企业拥有更强的申请意愿。

4.贷款模式逐渐多元化，企业选择具有多样性。以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发放的全国首笔碳配额质押贷款为起点，出现了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简称CCER）质押贷款、“碳配额/项目未来收益质押+固定资产抵押”组合质押贷款等模式。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与广州大学城华电新能源公司推出国内首笔“碳排放权抵押线上融资+首个碳交易法人账户透支产品”，成为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模式的又一创新。多样化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模式给了企业更多的选择权，银行可以根据企业的不同特点来制定不同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方案。

5.创新案例多点开花，制度逐渐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后，多笔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在全国各地迅速破冰落地。目前，上海、浙江、湖北、天津、重庆、江苏、山东、广东、河南、四川、江西、福建等大部分省市均已完成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发放。同时，广州、上海、绍兴等地更是针对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出台了相关操作指引文件，进一步助推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在全国范围推广。

未来发展机遇可期

截至2022年6月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配额1.94亿吨，累计成交额84.64亿元；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配额5.44亿吨，累计成交额133.17亿元。其中，广碳所累积成交配额2.07亿吨，占全国总量27.7%；总成交金额达51亿元，占全国总量23%，成交量和成交金额均居全国首位。根据人民银行最新统计，自全国碳市场开市至2021年10月末，全国已完成碳排放权质押贷款166笔，贷款总额累计22亿元。其中，广碳所已落地23笔，贷款总额累计0.76亿元。

伴随着全国范围内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具体实践，各银行对于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操作流程，在大框架、大方向上已达成共识。但从目前银行开展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情况看，一是碳排放权质押作为碳金融产品创新大多还都处于示范性质，形成规模化交易的还不多；二是大多只对境内企业贷款，支持境外平台跨境融资尚未有案例。

尽管目前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实践仍存不足之处，但未来业务机遇蓄势待发。据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研究，预计到2025-2035年，全国每年碳排放配额现货成交量将达4.5亿-8.25亿吨，碳价预计将上升至100元/吨，每年碳排放配额现货成交额达450亿-825亿元，碳期货成交额达2250亿-8250亿元；预计到2035-2060年，全国每年碳排放配额现货成交量达12亿-21亿吨，碳价预计将上升至200元/吨，每年碳排放配额现货成交额达2400亿-4200亿元，碳期货成交额达48000亿-126000亿元。

碳排放权质押跨境贷款模式探索

通过借鉴现有的实践案例以及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的相关政策，可以通过碳排放权质押，以境内企业贷款+跨境放款、境内企业涉外信用证+FTN福费廷、境内企业担保（关联担保/融资性保函+FTN授信）三种模式进行创新探索。

境内企业贷款+跨境放款

“境外放款”是指除金融机构以外的境内企业（“放款人”），在核准额度内，以合同约定的金额、利率和期限，为其在境外合法设立的全资附属企业或参股企业（“借款人”）提供直接放款的资金融通方式。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进一步扩大了境外放款资金来源，允许境内主体以国内外汇贷款对外放款。根据相关法规，境内企业可以碳排放权质押获得境内银行的外汇贷款，再通过境外放款为境外关联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为境外公司发放境外贷款需事先经过外汇管理局备案，借款用途需符合相关管理规定，如变更借款利率、期限等均需到外管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

境内企业涉外信用证+FTN福费廷

境内企业通过碳排放权质押向境内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在与境外企业具有真实进口贸易背景的情况下，向境外企业开出进口信用证，以境外企业作为受益人。境外受益人可在境内银行进行FTN或NRA账户的福费廷融资。融资所获资金为境外企业自有资金，境外企业可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使用。该产品可有效利用境内企业在境内银行的授信额度，满足自身及境外公司的资金周转，同时有效降低融资成本，节省财务费用。

境内企业担保（关联担保/融资性保函+FTN授信）

FTN账户融资，是指境内具有FTN业务资格的银行，直接以境外客户为贷款申请人，在申请人境内关联公司提供担保，直接向境外客户发放本、外币贷款。该模式下，境内企业可以碳排放权进行直接质押，对境外公司进行关联担保，也可以通过开立融资性保函的方式为境外关联公司进行担保。具体的交易结构和流程如下：

1.境内关联公司或集团作为担保人为境外公司提供担保或开立保函；

2.银行根据境外公司评级、经营情况等为境外公司核准授信额度，并在授信额度内向境外平台公司发放本、外币贷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贷款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22〕27号文）的相关规定，境内银行发放的境外贷款，原则上应用于境外企业经营范围内的相关支出，不得用于证券投资和偿还内保外贷项下境外债务，不得用于虚构贸易背景交易或其他形式的投机套利性交易，不得通过向境内融出资金、股权投资等方式将资金调回境内使用。如境外贷款用于境外投资，应符合国内相关主管部门有关境外投资的规定。境内银行应加强对境外贷款业务债务人主体资格、资金用途、预计的还款资金来源及相关交易背景的真实合规性审核，对是否符合境内外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尽职调查，严格审查境外企业资信，并监督境外企业按照其申明的用途使用贷款资金。

绿色金融未来发展的建议

伴随碳中和目标和节能减排工作的稳步推进，未来30年，中国绿色低碳领域的预计投资规模在百亿元以上，这将为绿色金融发展带来巨大机遇。银行应密切关注低碳领域的业务机会，并做好气候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业务风险研判。

加强产品创新，调整资源配置

一是注重产品创新，围绕碳排放交易、碳减排项目以及各类衍生交易等，积极开展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等产品创新。二是加大对绿色低碳产业的支持力度，关注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领域的业务机会，优化调整信贷资源，通过发展碳信贷，以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碳债券、碳资金、碳资产托管等方式，为开展碳减排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探索转型金融②，配套授信政策

    一是挖掘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中的机遇。在“双碳”目标驱动下，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等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过程中产生巨大融资需求，应紧抓机遇，择优支持有竞争力、有潜力的客群。二是配套相关授信政策。如何从传统行业中选择优质客户并配套相应支持政策至关重要，应伴随气候政策、国家政策等变化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授信政策、审批授权等方面的配套支持政策。

加强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一是加强与碳排放权交易所、碳资产管理企业在碳咨询、碳资产开发、碳交易、碳金融与绿色金融、碳普惠平台、双碳减排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提升绿色生态圈的工作效率。二是加强与证券、保险等机构合作，探索为企业提供碳基金、碳债券、碳保险等创新金融产品，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三是构建互联互通的激励机制。对于跨境融资涉及境内外联动、银行境内分行间联动的，采用协同业务收益双计、影子考核等方式，激励境内分行与境外机构联动，激励拥有自由贸易（FT）业务牌照的分行与其他境内分行对“走出去”企业的联动服务。

强化政策研究，有效管理风险

一是强化碳风险分析，提升碳政策的认识，全方位梳理风险管理政策、授信政策以及对分支机构的约束政策，充分考虑碳关税以及因政策影响在部分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二是做好碳资产配置方面的风险分析，特别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集中度风险、市场风险，应从政策调整、技术变迁、产业盛衰、碳排放强度、能源效率、投资者偏好、消费者偏好等多维度，分析资产配置风险及环境和气候风险敞口情况，严格把控煤电、煤化工、煤采掘等重大项目风险。三是在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方面，充分考虑绿色低碳转型趋势，密切关注监管机构可能在绿色项目支持、绿色贷款规模等方面的政策考核要求，提前做好项目储备，满足监管要求。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制度型开放是我国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互动，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制度型开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投资贸易；统一市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向制度层面纵深推进，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向规则为主的制度型开放迈进。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外要求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对内要求建设强大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制度型开放突破了传统开放理念的设限，引领开放走向内外一体、变革创新的新阶段，是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国内和国际大循环之间形成正反馈机制的重要结合点。本文创新搭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成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逻辑分析框架，进而针对性地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成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相关建议。

制度型开放的内涵及特征

制度型开放的内涵

制度型开放是将对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构建符合经济全球化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作为两大战略目标，在具有较强外溢效应的相关体制机制领域，主动对标对表国际惯例和高标准通行规则，构建一系列全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的制度框架和管理体系，有效促进我国与世界经济有序融合的开放发展策略。从本质上看，制度型开放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衔接和融合，其核心是开放领域通过制度创新，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甚至引领制定国际规则，提升我国规则体系的正向外溢效应，为实现国际国内要素资源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提供制度保障。从实现路径上看，制度型开放主要解决一直以来“重政策设计、轻制度规则体系设计”的问题，深化我国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互利共赢”的国际协调机制创新，打造无壁垒的全球自由贸易通行规则。

制度型开放的特征

一是将开放层次由“边境开放”向“边境后开放”延伸。制度型开放是适应国际国内发展形势需要提出来的，与过去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不同（表1），制度型开放的政策制度更加强调境内规则体系的适应性、兼容性的创新，提升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运筹转化水平，形成“开放即改革、改革即开放”的催化效应。

表1  制度型开放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区别和联系

二是开放领域由“单向突破”向“全面开放”跃升。与以往流动型开放部分领域、部分环节“单点”着力、“单向”开放不同，制度型开放强调以制度集成创新保障国际国内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全面开放，通过全方位系统性的制度设计，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更加系统、更加定型。比如，在引进外商投资方面，不仅制定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单向方面的政策体系，更加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外籍人才居住生活便利化、创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等方面进行全局性、系统性、集成性政策设计。

三是开放制度设计由“标准化”向“定制化”转变。与以往流动型开放构建全国统一的监管措施、通关时限等“标准化”流程不同，各地方、各领域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点和侧重点不同，都需要结合当地和细分领域实际，因地制宜推动制度创新举措。比如，与制造业开放重点不同（其主要关注项目招引落地等方面的政策供给），服务业开放政策需要充分考虑服务业“轻资产”“易搬迁”等特征，更加关注企业业务诉求，注重“给市场”“给机会”。

西部内陆城市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点领域

西部内陆城市由于地理区位条件、政策获取滞后等限制，与沿海沿边城市推动制度型开放侧重点有所不同。针对内陆城市与非沿海和非沿边不同的先天区位条件不足。一方面，要更加注重依托空港和陆港开展制度创新，聚焦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制度创新，加快探索陆上贸易规则，提升新型贸易方式和陆上贸易规则国际影响力，形成后发赶超优势。另一方面，推动从“依靠自身资源条件‘单打独斗’推动制度型开放”转变为“借势借力区域发展战略‘抱团’推动制度型开放”，注重利用国家开放发展战略，深化对内制度型开放，在区域层面更侧重协同共建统一大市场，联手提升国际话语权，“抱团”弥补区位缺陷。针对内陆城市政策获取的滞后问题，注重加强系统集成设计，对标世界银行国际营商环境评估标准体系，强化要素配套保障，推动由“提供优惠的政策环境”向“打造开放便捷、服务高效的营商环境和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规则环境”转变，建立更加符合国际规范和灵活高效的开放管理体制，以增强西部内陆城市对世界高端资源要素的吸附力、整合力和配置力。

新发展格局下成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思考

当前，我国正加速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相较于“两头在外”的传统开放路径，更加强调国际循环对国内循环升级的促进作用。对外要求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内注重构建强大的内需体系，建设强大国内统一大市场，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制度型开放突破了传统开放理念的设限，引领开放走向内外一体、变革创新的新阶段。成都是“一带一路”向西向南的开放前沿城市，具有对接南亚、东南亚等国家地区的发展优势，同时又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极核城市，具有广阔的腹地市场，在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层面，需要深化制度型开放提升与国际规则的融合对接能力，促进两个循环相互交融。在服务国内大循环层面，需要通过制度型开放提升内部要素优化配置水平、促进国内大市场建设，进而打破内外循环联通互促的制度性障碍。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层面：以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全市域投资贸易制度体系与国际接轨

当前，以WTO为代表的传统经贸规则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的新规则正在加速形成，世界进入了以经济分工重组、规则体系重构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成都应当抢抓以RCEP为主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机遇，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窗口作用，以自贸试验区为重点，通过系统性的“边境”制度体系和“边境后”制度体系的协同发力，促进要素、资源、商品跨境循环，实现国际双向投资、国际贸易更加便利化。待相关成果具备条件后再在成都全域推广实施，形成“以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全市域”的投资贸易制度创新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路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聚焦服务精准扩大有效投资、产品及服务高质量供给、高端要素精准供给，从外商投资、投资促进、对外投资角度探索构建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的双向投资制度体系；聚焦服务国际贸易发展质效提升、内畅外联现代流通网络构建，吸聚高能级流通主体、高端要素，从口岸通关便利化、陆上贸易规则、贸易方式创新等角度探索逐步消除产品服务及资源要素跨境流动障碍。

在国内大循环层面：以成渝地区先行先试带动西部辐射全国形成统一大市场

畅通国内大循环，主要依托强大国内市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成都应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战略牵引，以协同共建区域大市场为重点，在行业管理标准、统一市场体系等领域逐步消除制约区域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障碍，在制度型开放发展中进行引领、在辐射区域中协作共赢，探索形成一整套经验，辐射带动成渝地区乃至西部地区市场规则统一，更好服务国家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具体实施过程中，通过制度型开放打破行业垄断、市场分割、行政区划边界限制，破除商品及资源要素流动制度性障碍，形成从点到面的突破，引领成渝地区乃至西部地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

成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相关建议

深化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改革，链接国内国际的贸易畅通能力

1.推动新型贸易方式制度创新。深化服务贸易制度创新，依托成都自贸试验区，积极争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权限，借力重庆获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红利，主动建立健全与重庆在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合作机制，探索在成都自贸试验区内试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深化数字贸易制度创新，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城市开展数字贸易合作，放宽数字贸易重点领域市场准入，探索在成都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允许外商投资音像制品制作业务，在自贸区天府新区片区设立数字贸易保税区，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机制，支持企业运用知识产权进行海外股权投资。深化市场采购贸易制度创新，探索跨境电商制度创新，围绕跨境电商需求推动扩大经认证经营者（AEO）互认范围，支持在成都自贸试验区制定跨境保税线下业务监管办法和操作规程，推动跨境商品“存、展、销”一站式监管运营，探索建立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跨境电商全球质量溯源系统。

2.加快探索陆上贸易规则。创新陆上贸易运输规则，高水平建设成都“一带一路”国际多式联运综合试验区，联动重庆创新多式联运规则标准，建立多式联运数据交易服务标准化体系。探索陆上贸易金融规则创新，推动跨境铁路及铁海、铁空、铁公联运“一单到底”，深化以铁路运单、铁路多式联运单证物权化集成创新试点，探索建立具备物权性质的多式联运运输单证市场化推广机制，创新运用多式联运运单、提单及国际信用证等各种结算和贸易融资业务。探索陆上贸易纠纷解决机制，深入开展铁路运单物权化问题、铁路提单交易问题等涉“一带一路”、陆上自由贸易法律问题研究，推动形成陆上贸易法律问题裁判规则。

3.优化提升口岸通关监管效能。创新“提时效”改革举措，探索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中添加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预约申报功能，推广应用预裁定制度，试点“智能审图”检疫算法新技术；积极争取第五航权，探索机场国际货站、中航国际货站和机场安检功能前置至国际快件中心。加强“减单证”改革举措，在国际铁路港探索基于区块链的集装箱电子放货平台应用，实现全程电子放行。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深入推进无纸化方式申报，简化进出口环节随附单证。健全口岸通关合作机制，争取与日韩等RCEP成员国的相关许可证件的联网核查。探索建立中欧班列沿线铁路部门、海关等信息系统电子数据库的交换与共享机制。推动成都、重庆海关AEO高级认证企业便利化措施互认。

完善双向投资适配政策体系，打造国际高能级主体引力场和走出去竞争优势

1.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准营。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借鉴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全国率先出台负面清单做法，争取在数字贸易、文化创意、生物医药等领域进一步探索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提高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成都重点产业全产业链的精准匹配度。积极对接RCEP规则，放宽对东盟、日韩、澳新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准入范围，深化汽车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等制造业领域开放，加快推动科研和技术服务、电信、健康及社会服务﹑金融服务等重点领域实现更大力度的开放。探索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创新完善投资自由制度，争取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领域审批权限下放，强化以过程监管为重点的投资便利制度。

2.完善投资促进政策体系。构建高效的外商投资招引工作机制，推动在全市设立外商投资促进服务咨询点，推进面向欧洲、日韩、东盟、“一带一路”沿线等重点国家（地区）的招商工作；健全招商重点领域与主导产业精准对接机制，结合成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等在国内已初具规模优势的产业领域，着力引育链主企业，补齐成都重点产业链缺失环节，增强成都乃至成渝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完善投资全生命周期保障制度。强化外商投资实际控制人管理，建立健全外资企业联系员制度，尤其是要加强与外资链主企业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完善外商投资金融服务体系。稳步推进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建设试点，探索建立跨国公司资金池本外币一体化管理，争取设立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争取QDIE（合格境内投资企业）、银行不良资产跨境转让等业务试点。

3.建立健全对外投资制度。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改革，支持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合作，推动企业走出去管理重心移向“事中事后”，形成“事前合规备案事后规范报送统计数据合规建设、投资障碍、安全事件、问题困难、人员信息”全链条“走出去”管理体系。健全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探索制定动态化的敏感行业、敏感国家和地区动态调整机制，探索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平台。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制度创新，鼓励地方政府引入社会资本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基金和境外合作基金，加快“成都标准”国际化推广，推动认证认可结果与主要贸易投资合作国家（地区）双向互认。

协同共建区域统一市场规则，带动成渝地区乃至西部统一市场建设

1.引领建设区域行业管理标准体系。完善宽领域、深层次、一体化的行业管理标准体系。加快构建覆盖各个领域的标准体系，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相关城市建立标准化协调和合作机制，聚焦重点产品和服务消费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商品服务标准和行业规范。围绕重点领域加快推动行业管理标准探索创新和形成引领性标准，在产业变革关键领域，积极布局技术创新研发中心，以先进标准引领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研发实现突破。建立多元共治的行业管理标准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探索实施头部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等。引导成立行业标准联盟，鼓励各区域平台企业、行业组织等联合研究制定新型行业标准体系。

2.带动建立跨区域统一市场体系。促进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制度衔接统一，探索成渝地区建立统一的“负面清单”市场准入规则，同步推动企业登记和许可在政策条件等方面的统一，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非市场化规定和行为。二是构建以信用一体化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快实现成渝地区企业信用信息联通，逐步形成统一的区域信用政策法规制度、标准体系和评级体系，完善反垄断执法体制机制，建全跨行业、跨区域监管部门协调配合机制，逐步消除选择执法等不良现象。三是构建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制度。共同申请国家支持成渝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探索实施统一的建设用地指标“人地挂钩”调配方式，联合争创全国能源价格属地改革试验示范区，探索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互认制度、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互认制度。

3. 协同推进商事制度集成化改革。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对标国际国内最高标准和最佳实践，最大限度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和环节，推动电子营业执照跨领域、跨行业、跨平台互通互认，逐步实现成渝地区电子营业执照“一次验证、全网通用”；深入推进高新区自贸试验区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试点，加快深圳、江苏等地商事登记确认制试点经验的复制推广，加强登记文件互认，降低企业跨区域制度型交易成本。加强制度集成创新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深化“异地同标”便利化市场准入机制，推动成渝地区市场主体准入同标准、无差异、无障碍，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同步推动行政审批、企业投融资、市场监管、机构调整等方面配套改革，创新构建跨省跨区域“企业从注册到注销全链条、集成化、系统化改革”的准入准营服务制度。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