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用中国大脑,装备中国制造”——这是华中数控的企业愿景和使命。数控技术是关系到我国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高新技术,是先进高端制造装备的“大脑”。华中数控是发端于高校的科技公司(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周济是创始人和学科带头人),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中、低各档次数控装置产品;自主研制的5轴联动高档数控系统已有数百台在汽车、能源、航空等领域成功应用。国家对数控系统产业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支持,华中数控也在为自主可控的目标积累实践经验。

 

机床是工业母机,数控系统是机床行业的芯片。我们华中科大(原华中理工)历任校长都是数控技术的“爱好者”。早在“八五”攻关时,周济校长就带领我们学生研发出了“华中一型”,为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成立了华中数控公司。近25年来,华中数控一直坚守在数控系统产业,屡败屡战,非常艰辛曲折。

    1999年,华中数控成为“国家队”,2011年,我们在创业版上市。在“04专项”中,我们牵头承担了十几个项目,参加了近百个项目。我们瞄准西门子最高水平的840D,发那科的0i,研发国产的高档数控系统。

    承担专项任务,让我们获得和很多高端用户合作练手的机会。比如我们承担了纳入考核的数控机床配送系统1500台左右,其中龙门、五轴加工中心是常配的。这1000多台机床,哪台哪个地方不好用,马上就会反映到工信部,当然,这样的压力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去年中兴事件以后,我们也主动使用国产芯片。目前数控系统中的CPUDSPFPGAIGBT,基本上都已实现国产化,不再担心国外断供。我们主要在Linux上做数控系统,不会受Windows系统的制约。

    我们所做的高档数控系统,如果从“可用、好用、耐用、巧用、市场占有率”这五维指标来评判,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系统的功能可以打到75分左右。从使用可靠性来看,经过对比测试评价,我们的产品跟国外可以排在一个数量级上。从跟踪新技术的适用性上,目前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互联网、智能化等技术,国外数控系统也并没有本质上的进步,这就给我们机会去追赶创新。在今年展览会上,我们展出了自己开发的新一代智能化的数控系统,把人工智能芯片集成到数控系统里,实现了部分智能化的功能。

    在系统性能方面,主要在加工的表面质量和加工效率上,我们和国外的差距比较大,但这跟电主轴、直线电机等功能部件的成套性有关。

    本国企业做的高档数控系统的市场占有率,“04专项”启动之前只有1%-2%,现在有所提高。市场占有率不高的原因,主要是技术成熟度不够,导致市场认同度不够。数控系统生产几台好用,不等于一批数控系统都好用;一两年好用,不等于十年八年都好用;在一个用户那里能用好,也不等于在1000个用户那里都能用好。

    其实,国外产品刚开始在中国使用时,技术成熟度也不够,是在国内客户使用中不断总结、不断指出问题,让它们有机会不断完善,最后被用户认可。这就形成了一个生态圈,现在一说高档数控就是指西门子,成为市场首选。

    我们的产品如果没做出来,外国就进行市场垄断;而我们的产品刚一做出来,外国企业就降价,让我国厂家没有收益。现在要打破这种生态圈很困难。技术的成熟需要有测试、验证的机会和过程,才能不断完善、形成产业化。如果因为本国企业产品技术不成熟,就没有机会测试验证、就无法产业化。我们希望能够从“备胎”转正。但仅凭一家企业不可能打破这个生态圈,需要国家对产业进行政策扶持,改变市场生态环境。

    04专项”课题只是设计了十几项指标。但用户不会管这些指标,他那里可能有几百上千个指标,哪一个没达到就通不过。有些单位承接专项任务,只是把它当“课题”来做,而没有真正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产品来做。凡是用心去做,能够跟用户深度结合、联合攻关、协同创新,大家共同解决问题,那么项目肯定能做得好。

目前我们机床行业太浮躁,都在追求GDP。我们的资源配置,不足以支撑大部分机床厂做高档机床、实现产业化。而且仅靠研发几个高档机床也不足以支撑一个企业的长远发展。我曾经到中航所属某家工厂参观,那里国产机床还不到10台。我询问厂家国产机床有没有用得好的?对方回答是昆机20多年前做的普通镗床,另一台是大连机床厂的产品,也是20年前做的。总之,把专项任务当产品做,持续地改进提升,是能做出好机床的。

                              (编辑  宋斌斌)



* 陈吉红,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成立于1994年,是一家专注于数控机床研发和制造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在北京、廊坊两地建成了精密数控机床产研基地,为3C提供装备的高速加工中心,雕刻中心,数控系统,高速精密电主轴,高精度直驱转台和软件等。精雕一贯重视科研体系的建设,坚持每年将8%以上的收入用于技术研发,打造了一支800余人的专业研发团队。

 

北京精雕成立于1994年,主营产品是高速加工中心,应用于三个领域:电子产品的结构件,工具模具和通用机器零件。2018年公司的销售额是29亿元,销量7000多台,三个领域的需求比上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今年上半年,市场销售同比下降20%-40%,形势非常严峻。

    需求下降,既有市场原因,也可能与产品结构不适合市场有关。市场调研表明,客户买了机床,但开动率不高,一个班次才35%-45%,一天24小时,只有不到20%在工作。这可能是我国制造业人均产值比美日德偏低的原因之一。机床开动率不高的情况,持续了多年。当产品订单旺盛时,用户企业增加人力、采用倒班制,提高机床使用效率。现在情况变了,一方面订单变成小批量、多品种。另一个原因,客户需要使我们提升机床的使用效率。

基于这个判断,精雕从两个方面入手,迎合市场需求。

首先,帮助客户把买到的设备用好,提高设备的开动率。公司组织了1000人的技术服务队伍,把这几年积累的生产管控技术传授给客户。比如在机测量技术,可降低工装夹具对加工精度的影响以及过程检测所耗费时间,这样生产的节拍明显变快,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说明制造业做生产经营的空间非常大。用户企业迫切需要的已不是买新设备,而是如何把现有的装备利用起来。我们要做的,是让买我们机床的用户提高设备利用率,让用户能赚到钱,把用户群的底子打厚。

其次,应对的策略。自动化生产必须把机床关机的时间缩短。客户买来机床后,组织生产的周期很长,投入很大,这是机械行业的传统模式。现在针对客户生产工艺,我们提供成套自动化装备,将人机协同好。做成套装备,企业的硬件和软件两方面都需要有一点功底。硬件方面,要准备给机床增加料仓和上料器,形成一个柔性单元,这样客户能够连续不停机生产。软件方面,要集成CAD/CAM软件、品质检测、过程检测,让整个过程更加透明化。这就是说了多年的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制造业企业特别需要“两化”融合的产品。

我们自己所有的装备也准备使用柔性单元替代。前不久,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系统,有一个产品,以前一班干6个件,人还累得够呛,现在一班干21个件,人还很轻松。新技术在提高机床使用效率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优势。我们企业准备抓住这个机会,给客户提供成套的工具装备。

在支持客户发展、企业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很多的问题,最大的困难还是和宣传有关。一个是环保问题,一谈到机械制造,就和污染挂上钩,哪天天气不好,就让企业停产。我们好不容易接的订单,哪个环节一断就乱套了。做钣金、做铸件自然会产生一些污染,但在不断改进过程中。宣传不能与发展的客观实际脱节。另一个与人才有关。一谈制造业就是脏乱差,是苦活累活,年轻人宁肯送快递也不愿意干机床操作。实际上,机械制造生产已经进入自动化了,并在向智能化发展。年轻人进入企业,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培养成技术人才。

现在机床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时期,是一个困难期,也是一个机遇期。我们要适应市场新的发展需求,一方面做好服务,另一方面要研发新形势下客户所需要的新装备。

                                 (编辑  宋斌斌)



* 张保全,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机床工业是装备制造业的基础部门,其中高技术机床产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保持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提升高端制造业技术能力,尤其重要。当前我国机床行业处于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与挑战,需要进行深入调研分析、做出正确判断,加速推动我国机床工业的转型升级。为此,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625日邀请多位业内专家,召开了“当前我国机床工业面临的形势与问题研讨会”,进行了深入讨论。

机床工具工业是提供加工设备的制造业,是装备制造业的基础与核心部门。现代数控机床则融合了传统工业技术与现代电子信息技术,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升级,产品性能在向高速、精密、复合方向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向网络化、智能化、环保性方向发展。

当前,德国、日本、瑞士、意大利等国在高端机床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其中日本发那科公司(FANUC)、德国西门子分别占数控系统50%25%的世界市场份额。数控机床产品可大体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加工复杂零件的高档精密数控机床为军工生产所必需,属于战略性产品,西方长期对我国实行严格控制或封锁。加快推动机床工业转型升级,尽快缩短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意义重大,任务紧迫。

我国机床工业曲折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工业化奠基时期,国家对机床工业高度重视。在前两个“五年计划”期内,我国已形成了以“十八罗汉”和“七院一所”骨干企业院所为代表的机床工业布局。1960-1970年代,为冲破国外技术封锁,国家协调各部委和全国力量,组织了数次机床技术攻关。比如“二五”时期,为解决国家建设急需,中央决定成立由国家计委、科委、一机部、二机部等领导组成的“精密机床规划(6人)领导小组”,由李富春副总理直接领导,在一机部二局(机床局)设立战役办公室,目标是用10年的时间(1960-1970年),经过自主研发,拿下一批高精度的精密机床、关键零部件及相关的检测仪器。在举国体制下,这一阶段的努力形成了一大批成果,其中上海机床厂(高精度外圆磨床,圆度精度0.5μ)和昆明机床厂(高精度坐标镗床)被评为功勋厂。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西方国家基本实现了机床数控技术的普及。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机床产品基本还停留在传统的手动操作技术水平。面对巨大的技术差距,我国大力引进西方技术,合资合作,力争尽快消化和普及数控技术。但因种种原因,效果不很理想。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原机械部所属企业全部下放地方。90年代初,我国大幅降低机床产品进口关税、放开进口限制,随后放宽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我国机床行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行业管理弱化,大量机床企业被市场竞争所淘汰。原“十八罗汉”或破产重组,或勉强维持。

    1999年,机械部属科研院所全部转制为企业。原有行业科研体系被打散,基础研究被边缘化,有些领域甚至消失,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和服务行业的功能被严重削弱,科技人员大量流失。很多重点企业的研发能力也不同程度地弱化。

    与此同时,大量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机床行业,民营企业逐渐占据主体地位。2008-2015年,国企在全行业产值中的比重从25%减至10%,民企占比从60%增至近80%[1] 2015年,739家规模以上金切机床企业中,国有(含集体)控股、私营、外资(含港澳台)企业分别为71533105家,资产占比为384910;主营业务收入为186911,实现利润为-129713[2]   

 

新世纪以来机床工业的走势

    世纪初产能急剧扩张

    2001-2011年,受经济高速增长、投资需求旺盛的刺激,我国机床行业进入大发展期。这10年间总产值增长了10倍,利润增长2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4.8%33.2%2011年,国内金属加工机床产值达283亿美元(其中金切机床198亿)。从2002年和2009年起,我国分别成为世界第一机床消费大国和制造大国,目前消费和产出总量分别约占全球的1/31/4

    在机床需求和产能急剧扩张的同时,数控技术也得到了普及。2013年以来,机床工业的产出数控化率和机床消费数控化率均超过70%2016年更是达到80%左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其中,国家对数控机床产品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1999-2008)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业内对市场前景普遍乐观。国内外资本大量投资机床行业,形成庞大产能。但机床工业是为制造业提供“工具”的,自身规模十分有限。各地方政府不考虑这一特性,出于GDP增长业绩的考虑,纷纷鼓动本地机床厂投资扩产,重、大型机床的盲目扩张尤为突出,很多重点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急剧增加,为后来全行业的萧条埋下了伏笔。

    结构性产能过剩 行业经济运行形势严峻

    2012年起,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逐年下降,2015年降至个位数。我国机床工业进入低迷期,延续至今。尤其是其中批量型的传统中低档机床,产能严重过剩,价格竞争加剧,原材料、人力成本又不断上升,企业税负沉重,多数企业身陷困境。企业亏损面居高不下。2016年,全行业亏损面达45%以上,大批中小企业相继退出市场,历史上曾经辉煌的一批企业相继破产退出。国有企业普遍资本金不足,企业负债率高,负担沉重。

    机床工业产值连年递减,市场萎缩。2018年,全行业产值比2011年下降17%,销售额下降21%

                       1  2011以来我国机床生产和销售情况(亿美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产值

283

274

247

244

221

229

245.2

234.6

净进口

132

137

101

108

86

46

87.4

94.1

销售

415

411

348

352

307

275

332.6

328.7

    数据来源: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2019年第一季度,行业整体情况仍未有好转。企业订单减少,市场预期悲观,行业运行质量下降,企业经营压力大,亏损面有所扩大。行业分化持续且有加剧态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1-4月,全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3%(其中金切机床-14.5%,成形机床1%);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联系的222家重点企业所获取的相应数据,分别是-18%-33.7%-2.4%。这222家企业新增订单额同比增长-36.5%,进口增长-25.4%。行业协会预计,2019年行业增长率可能出现全年下滑。

    根据最新统计,全行业共5537家企业(规模以上2257家,整机企业600多家),1-4月亏损面为19.4%;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所联系的222家企业,亏损面达42.3%(同比增加10.6个百分点),其中金切机床亏损面52.9%,成形机床亏损面20.8%。特别是金切领域,很多企业破产退出。

    有专家认为:一些老国有机床企业衰落,体制机制原因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很多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如政府要求企业搬迁,费用让企业自己贷款解决,财务费用动辄上亿,企业利润微薄,经不住这样的折腾。市场景气时,地方政府硬性要求企业扩大产能、为GDP增长做贡献,结果企业背负几十上百亿贷款,造成今天企业资不抵债的局面。地方政府在企业用人、投资方面干预过度,出了问题却找不到责任人。

    沈阳机床和大连机床两个龙头企业先后破产重组,令人痛心。沈机股份(上市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表显示:资产负债率高达200%,当期亏损额超过营业额。集中了优质资产的上市公司尚且如此糟糕,集团公司的情况更是难以想象。      

    与此同时,机床用户需求明显升级。市场对批量化通用型产品的需求下降,对小批量定制型产品的需求增长;对单机需求减少,对自动化成套设备的需求增长。为了适应市场变化,西方国家一些机床企业正在从传统的“产品专业化型”向“市场专业化型”过渡。产品专业化即专注于某类(车铣磨)机床产品的批量化生产;市场专业化指专注于某细分市场(如汽车动力总成、航空发动机、消费电子等),针对用户工艺特点、满足严苛性能要求而提供成套解决方案(如德国GROB公司占中国轿车发动机缸体/缸盖加工70%以上份额、济南二机床占国内轿车整车冲压设备80%市场份额)。面对国际市场转型,我国机床企业转型升级任务迫在眉睫。

    目前,我国机床工业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自身存在不少弱点和问题需要克服。同时,又赶上整体经济下行,投资需求锐减,加工设备需求进入存量时代。目前我国机床工业正处在最艰难的时期。

    行业结构:高端失守、中端争夺、低端内战

    在低端技术领域,经过多年努力,国产机床产品(包括系统和整机)已基本占领国内市场。由于这一部分门槛较低,部件容易买到,前些年大量中小企业进入。现在中低档、通用型、单机类的同质化机床产能严重过剩,陷入降价竞争,企业大批倒闭。

    中档机床市场是目前中外企业竞争的主要领域,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台湾和韩国企业。国产数控系统和进口系统的竞争也集中在这一领域。国产中档系统技术正趋向成熟,目前市场占有率不足50%,国产化趋势不断扩大,可能最终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广州数控是国内最大的中低档系统厂商。

    高档数控机床方面,国内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市场长期被欧日企业垄断,进口依赖度超过90%

    在高档数控系统领域,我国少数产品在精度方面可以和西门子、发那科相比,但产品的使用寿命、性能、稳定性还远不如它们,所配套高档机床的市场占有率不足10%

    高档机床的核心技术还聚集在功能部件、关键零部件、工具量仪上(伺服驱动单元、主轴单元、测量反馈元件、转台、换刀机构、滚动元件、轴承、液气润滑装置等)。它们的性能和质量,决定了整机的性能和质量。在这一领域,我国技术基础薄弱,其性能、功能、质量、可靠性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自我配套能力很低,国内市场占有率不足5%。如果从欧洲进口高档功能部件,当地法律规定必须加价16%-18%,有些重要产品根本不卖。这方面技术的落后,严重制约了我国机床工业的发展进步。

    高档机床整机的设计和装配技术尚未过关,在性能、加工质量稳定性和使用可靠性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业内专家曾经将沈阳机床和日本马扎克(MAZAK)的技术水平进行比较,认为两者存在40年的静态差距,况且日本企业正在向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升级。

    有资深专家呼吁:我们已有的高精密机床技术能力正在部分丧失。曾经的“行业明珠”上海、昆明两家机床厂,已做不出当年产品的精度,技术人才或老化,或流失,企业趋于衰落甚至面临退市,甚为可惜。

国际竞争压力加大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率先大幅降低机床产品进口关税,放开进口限制。欧美日机床企业依仗技术优势,多年来占据着我国高档机床及配附件进口市场。

    20年,德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的100多家厂商在大陆投资设厂和销售点,对国内企业形成包围之势。韩国和中国台湾通用机床与国内主流机型竞争,产品涵盖几乎所有品种。欧日机床企业在国内市场深耕多年,广泛建立人脉关系,国内大型国企的高档机床订单,基本被外企拿走。近10年来,全球经济萧条,外资企业加紧渗透和深耕中国市场。本国机床企业多在中低端技术领域微利经营,处境困难。

    国内高档机床用户也习惯于购买外国产品,一般不考虑购置同类型本国机床。理由是工件成本昂贵,企业要保证正常运行和效益,也不愿意承担质量责任。但是,如果用户不给设备制造企业产品使用、验证、改进、定型的机会,我国机床工业的技术升级就永无希望。

    在大连,原有的行业骨干——大连机床(转制民营)破产,当地机床企业只有大连光洋(民营)在坚持。而马扎克、因代克斯(INDEX)、格劳博(GROB)、THK等外企(均为独资)扎堆在大连高新区建厂,厂区位置、规模均优于大连光洋,还享受政策优惠。大连机床的很多优秀人才都被这些外企挖走,委以技术、管理和营销环节的重任,工资也成倍增加。行业专家感叹:“人才没有了,大连厂要恢复很困难。”

    据业内专家介绍,上海、南京、无锡原来都有很好的机床制造行业基础,但现在这些工厂或垮台,或勉强维持。济南二机床的汽车整车冲压设备已占国内市场的80%,在美国击败德国舒勒拿下了一批订单,于是舒勒等德国企业到太仓建厂,兼并当地金方圆、扬锻等一批企业,扬言要和济二较量。一位民营企业老总慨叹:“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就是因为我们太开放了。”也有专家认为,我们至今尚未掌握国内外资机床企业的完整信息,实际情况可能比已经知道的还严重。

本土企业逆势而上,升级艰难

尽管行业处境困难,仍有一批企业迎难而上,脱颖而出。此次到会参加研讨的优秀企业代表有:大连光洋、广州数控、北京精雕、浙江日发(民营)、济南二机床、秦川、宁江、华中数控(国企)。其中一些企业的高档产品已取得可喜进展。在它们身上,体现了自主创新和振兴产业的爱国情怀。

    有学者总结,这些优秀企业具有如下共同点:长期专注技术研发,紧密配合用户需求,产品质量过硬;在细分领域深耕,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适时转型升级;所服务领域的成长性好,比如汽车、消费电子、航空航天、能源等。

    与此同时,企业代表们也反映了目前遇到的诸多现实困难:企业税负重、效益低、研发缺经费;企业效益低导致员工薪酬低,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人才难稳定;企业力量微薄,无力搞基础研究和共性应用技术研究。

    尽管如此,很多骨干企业为行业和自身的长远发展,长期坚持研发,但令人困惑的是,稳不住国内大用户,承担国家战略攻关任务没有机会量产,得不到回报,只是起了“敲门砖”的作用。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吉红说:“企业既要保住不亏损,还要稳住技术队伍,数控系统是给国家‘堵枪眼’。我们产品没做出来时人家封锁,产品刚一做出来,国外企业的同类产品就降价,我们最后就是白干了。”

    武重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科技管理部部长李升说:“我们2003年开始跟华中数控等几家单位联合研究7年,研发七轴五联动机床。那台床子刚做出来,国外就放开卖,我们只做了一台就没市场了。如果不是国企的担当,我们肯定不会做这种事。前年听说这种设备(国外)又不卖给我们了。”

    “我们几十年坚持做基础试验和基础研究、前瞻性技术,坚持改进产品质量。我们产品的定位精度做到2微米,重复定位达1微米,跟瑞士迪克斯水平差不多,不过动态精度差距还比较大。我们的小模数齿轮机床市场占有率达60-70%,小自动车床、非标机床、卧式加工中心等,也在参与制订相应的国家标准。现在企业苦于缺资金,竭尽全力搞研发,利润都谈不上,只是求生存。”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华介绍说,“基础性、战略性技术研发,仅靠企业自身投资不可能搞成。产业生态环境差,一是人才待遇相比其他行业差距太大,二是体制机制问题。”

为什么产业和科技支持政策的效果不理想

    十几年来,国家出台了多份振兴装备工业的文件。但由于种种原因,已有政策或者未能有效落实,或被其他政策抵消。

    2009年启动的“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简称“04专项”),对机床行业的支持力度是空前的。“04专项”由工信部主持,组织协调全行业科技攻关,聚合了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的科研力量,共安排了数百项课题,至今大部分已完成。专项的实施,显著促进了高档数控机床以及各组成部分的技术研发步伐,解决了一批技术短板问题;许多产品类型实现从无到有,部分科研成果获得应用验证的机会。参与“04专项”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有很大提高,为进一步参与高端领域的市场竞争积蓄了能量。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才能有效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有效推动产业升级?“04专项”是一个重要尝试。不过,“04专项”对推动全行业在高端技术领域进步的效果,仍不如预期。到会专家们反映有以下问题:

    第一,缺少系统的顶层设计,现有行业组织虚化,缺少权威性机构对全过程的有力领导。

    第二,缺少行业级引领型的科研机构。行业技术研发体系弱化、碎片化。不少重点企业被授予科研机构名义(中心、基地、实验室等),但真正形成研发能力的企业并不多;广大中小企业研发能力薄弱;企业创新平台所承担的“04专项”研发成果无法在行业共享;国内机床科研力量分散,政出多门,缺乏统筹,重复投资。“产学研用结合”的效果不明显。

    第三,“04专项”以关键技术和产品为重点,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安排少,且长期无人负责。

    第四,科研项目周期安排偏短,不符合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一些单位把专项任务作为一般“课题”来对待。很多情况下,新研发的产品没有和用户需求密切配合、验证改进的机会。例如,某种加工发动机叶片的机床,用户提出200多个问题,软件搞了8个版本,多次试错才能成功,否则新产品不可能定型。

思考和建议

    首先,关于机床工业的政策思想。人们常常把装备制造业中的高技术部分,混同于一般“传统”制造业或“过剩产能”,把其中的国有骨干企业列入可以放手的“完全竞争”一类,而忽视高技术装备工业的战略意义。就机床工业来说,我们需要明确它在装备制造业和整个工业中的重要地位。

    机床工业是装备制造业的核心和基础。加快机床工业技术升级、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对推进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提质,改变“大而不强”的状态,具有决定意义。解决高档机床“卡脖子”环节,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更是加强国防建设所急需。

    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受到西方的防范、限制和围堵。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将高档数控机床及其关键配附件视为战略物资,对我国实行限制或禁运。“巴统”解散后,西方国家于1996年又签署《瓦森纳协定》,对向中国出售的高端设备、数控系统、功能部件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我国一些重要企业都被列入美欧日的“禁售黑名单”。当前我国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西方对我国的限制和封锁必然日趋严厉。我们要下决心,坚持自主创新,奋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必须坚持开放政策,开放引进交流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升级。但是开放的前提应该是“以我为主”,要纠正只引进、不注重吸收消化的倾向,避免造成长期被动依赖引进技术的情况。

    其次,一般地说,后进国家要推进产业升级,“技术差距”和“市场信任”是绕不过去的两大障碍。新进入高技术市场的本国企业,面对长期占据技术、市场两大优势的西方企业,竞争不可能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在WTO有关幼稚工业保护的框架内),对本国企业的成长应给予扶持和政策优惠,这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国家对机床工业(以及装备制造业)的政策,首先应区分其中的一般竞争部分和战略性高技术部分。

    机床产业品种型号繁杂,企业小且分散,又面向广大市场,和单一产品牵头的科研项目(如航天)情况不同。尽管大量的中低档技术问题可以在供需双方互动中解决,但由于机床行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偏小且收益有限,行业级的协调管理和共性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不可缺少。而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领域,少数进入这一领域的企业面临跨国企业的强势竞争,尚未站稳脚跟,国家应该给予关注和支持。

    总之,要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处理好市场竞争和国家政策支持的关系,开放和自主创新的关系。积极探索形成新的举国体制路径。进行全产业链指导,加强产业组织,加强科技创新,加强市场支持。

    针对上述问题,专家提出了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行业组织的功能,如行业监督、协调,技术服务(标准、检测),规划和引导推进高端产品的有序发展。

    第二,构建机床行业创新体系。要构建以企业为重点、企业和专业研发机构并行的研发体系,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推进产学研用结合。科研规划要瞄准“高端”和“基础”两方面的薄弱点。在企业自身能力达不到的科技领域,国家应出手支持:一是抓高端产品,二是抓行业基础研究和应用共性技术的研发,从基础研究、基础零部件到总体设计,形成一个整体布局。

    第三,中低档放开,聚焦高端领域,有重点地扶持重点企业。要把从事高端产品开发的优秀企业及其产品,介绍给用户群体,让用户在购买国产机床时也有选择的余地。

    第四,促进产业生态优化,重视高档数控系统、功能部件/零部件和工具量仪的发展,鼓励“专精特”型企业的发展。

    第五,落实首台/套采购政策,鼓励供需双方密切合作。多位专家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发展高技术产品,国家在市场环节的支持至关重要。好产品是市场培育出来的,建议加大市场方面的支持力度。多年来,我国市场培育了众多西方机床企业,现在应该依托这一市场培育本国机床产业实现升级。比如,某国企用户购置大连光洋的高档五轴机床样机后,双方密切合作,在使用中发现和解决了百余项问题,使新产品成功实现量产。很多研发的新产品在“最后一公里”夭折,就是因为没有机会得到用户的使用验证。

    某企业代表说:“我们做的数控系统,如果拿去考核都及格,但市场占有率就是不行,原因是稳定性可靠性差。几台产品好用不等于一批产品都好用;一年两年好用不等于十年八年都好用。实际上国外产品刚开始在中国使用时,技术成熟度也不够,是用户在使用中不断指出问题,让产品不断完善,最后被用户认可。……政府采购首台首套政策,往往眼盯着整机,数控系统(配套系统)得不到支持,因为太小。有的政府采购招标书,指明要用西门子、发那科的,功能部件也指定用外国货,这是违反招标法的。”

    “俄罗斯政府2016年出台719号文:政府招标采购机床,必须认证是本地生产的(要求2016年本地化率达30%2020年达到80%),人家也要加入WTO。美国也有《购买美国货法》。尤其在当前环境下,政府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国产数控系统。”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敏佳表示,“我们每年进口几十亿美金的机床,相当于几百亿人民币,如果拿一半给国内制造业,不至于有这么多企业陷入困境。现在光靠市场无形之手很困难。社会主义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要在机床行业得到体现。”  

    武重机床的李升建议“04专项”应当给机床制造企业一个应用和“练手”的机会。他说,“04专项”凡是做得好的,都是企业跟用户深度结合、联合攻关、协同创新,大家共同解决问题。如北一牵头,联合武重、齐重、齐二和清华、华中科大、哈工大等四五家高校,一起做重型机床的共性基础研究,互相交流,效果很好。

    第六,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对此问题,企业已经反映多年。国家将增值税从16%减到13%,但在机床企业效果并不显著,原因是供大于需,买方乘势压价。另外,很多企业因融资成本过高,严重挤压企业利润,导致企业研发经费不足。1998-2008年,国家对数控机床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对数控技术的普及功不可没,目前这一政策是否可行还值得讨论。有专家建议,机床行业可参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发改委、工信部《关于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2018.03.28)所涉的政策,对高精尖、智能型数控机床企业,实行相应鼓励措施。

    第七,金融支持。有专家建议,可考虑设立机床产业发展基金,面向企业、面向产业链,针对新产品新技术研发,进行持续的支持。

    第八,实事求是地进行国企体制改革。专家指出,混合所有制改制的经验教训应该认真研究。不要为混而混或搞“拉郎配”,怎么有利于机床发展,就怎么改革。一事一议,一企一议。宁江机床一度由五粮液控股,永华机械由房地产商投资设立,只要把机床搞好就行。现存国有重点机床企业,一定要把体制机制理顺,发挥好行业骨干作用。机床是资金密集、知识密集、(技能)人才密集型行业,企业需要多年的团队、技术、人才积累,新兴民营企业光靠挖人,短期内也不可能取代老企业。

有专家认为,企业补充资本金,可以是国有资本参股、社会资金控股,或者几个国有资本股东相对参股,作为一致行动人。一些属于高精尖机床业的民企,也可对国有机床厂进行股权投资。但对于国家重型装备因利用率低出现企业亏损的,国家应该给予补贴政策。

                               (编辑  碣石)



[1] 本刊编辑部:《精准施策、奋发自强,加快推进机床行业转型升级》,经济导刊2018.05期。

[2]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年鉴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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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鬼的故事

路风

2019-08-22 13:17:13


 

最近很多人问我关于中国产业链的问题,说近期关于鬼的故事太多,所以我就讲一些“不怕鬼”的故事。

在新中国的工业发展中,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基础工业。从广义上说,基础工业包括能源工业、材料工业、交通工业基础设施;其中能源工业涵盖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材料工业包括钢铁、有色金属以及石油化工等。此外,消费品工业主要包括耐用消费品、围绕健康的工业、围绕居住的工业等,其中汽车属于耐用消费品工业。

与上述这些传统工业相比,信息通信工业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包括基础器件端、系统端和消费品端,对传统工业是强有力的支撑和加强。

    中国工业体系的规模之大,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规模大,门类齐全,拥有联合国几乎所有的工业分类。从工业体系的层次看,我们仍然存在若干短板。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围绕着大飞机及其系统,另一个就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集成电路和基础软件。不过,放在整个工业体系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工业短板也是局部的。

“核恐怖”下的世界半导体产业

集成电路是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近些年每年进口额达到3000亿美元。尽管数字很惊人,但是放在整个产业规模中看,这个进口规模还是可以接受的。2014年我国石油和化工产值为1.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美国以1.7万亿美元排名第一。

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一般性的产业链,所有的产业链都非常具体,每个工业和每个工业之间都有不同的特点。不要抽象地谈论产业链,以为美国可以在贸易战背景下切断中国的产业链,这就是所谓的“鬼”的故事。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世界半导体市场销售规模为1422亿美元,2018年达到4689.5亿美元;在此期间,中国的半导体产品消费量占世界销量的比例从7%增加到34%。另一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企业在中国半导体市场的份额达到49.5%,其他企业占50.5%

从全球市场供给来看,美国半导体企业的市场份额最高,达到46%,中国大陆只有5%2018年,美国供应了全球46%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美国自己消费了22%。相比之下,中国自己供应了5%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但却消费了34%

半导体产品作为一种上游产品投入,上述产业格局体现了中美下游产业此消彼长的关系:美国很多下游工业开始走下坡路,而中国的下游工业逐渐发展起来,但是上游产业仍是短板,这就形成半导体产业特有的“核恐怖”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你可以去打,但是我疼你也疼,我要死了你也别想活。如果中国的芯片市场没有了,美国的半导体芯片卖给谁?它必然要倒闭一批半导体公司。比如,高通公司2/3的芯片产品卖给中国大陆,在美国本土产品销售份额只占它的5%

对于半导体产业来说,关键是你自己应该如何发展。比如半导体显示器,京东方的供应链也非常依靠国外,但同时京东方还实施本地采购,联合康宁等企业共同建厂,这就是提前布局,防患于未然。

    目前中国政府应该做的是,不能让中国企业单枪匹马面对美国政府的打压,必须对包括参与制裁企业在内的美国方面进行反制;同时有效支持中国企业的成长。比如美国正在举全国之力制裁或遏制华为,华为能不能挺得住?这很难说,可能挺得住,也可能挺不住。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同时出手,那真没什么可怕的,在整个产业格局下,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一家轮胎企业的逆袭

我在这里讲一个传统工业产业链的故事。在中国的轮胎工业发展过程中,青岛一家橡胶企业先从软控设备做起,依托国家橡胶中心和青岛科技大学,如今其产品供应全球前十大企业,包括米其林、普利司通、固特异,以及马牌、住友橡胶、倍耐力、韩泰、中策等国际知名橡胶企业都在使用它的软控设备。经过多年发展,目前这家企业的主要业务涵盖软控设备制造、轮胎制造和材料制造三大领域。

纵观世界轮胎市场的大格局,世界75强中有33家中国企业,前十名包括中策(第10位),玲珑(第17位),恒丰(第18位),赛轮(第19位),三角(第22位)等。在中国轮胎市场,外资在华设厂超过30个,主导OEM(代工)。中国的轮胎产品主要分为两类,其中原装轮胎(汽车出厂时原配的轮胎)一般都是汽车制造企业和轮胎供应企业签订长期合同,品牌效应非常强。因为中国的汽车工业竞争力不强,目前这块市场已经被跨国公司所主导。

但是青岛这家企业的软控设备做得特别好,做成了“卖工厂”的形式,就是它能够卖出一个“橡胶轮胎厂”,并且吸引了大量民营企业进入该领域,中国一举成为世界轮胎第一生产大国(目前我国仍然没有占据世界轮胎领域的高端市场,包括出口和国内更新使用的轮胎市场)。有意思的是,中国轮胎行业的发展甚至摧毁了世界的轮胎翻新工业。发达国家原本存在一个旧轮胎翻新的市场,后来发现中国的新胎比翻新胎还要便宜,最后这个翻新胎行业就垮掉了。

在做软控设备的基础上,这家橡胶企业又做了一个轮胎厂,后者虽然没有什么品牌,但是质量很好,在越南设有工厂,也为两家行业巨头做代工,其产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已经占到10%

    后来,这家企业又开始涉足新材料领域,近期这种新材料已可以实现产业化,规模也将不断扩大。据介绍,目前米其林、普利司通、固特异三巨头都在做C级轮胎,利用这种新材料做出来的轮胎就是B级甚至A级。现在这种新材料已经引起整个业界的关注。

    这个例子就是中国大多数工业产业链的真实缩影。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业产业链紧密交织的背景下,中国工业的发展并不像有些人谈的那么悲观。   

后贸易战时代要改变思维

有人说,没有美国的芯片,中国连一台手机也造不出来,这种说法有些极端。我对它的回应就是,美国今天举全国之力也造不出一台有市场竞争力的手机,这就是今天的世界产业格局。可以说,当今世界产业链是分不开的,只有掌握技术的能力可以分开,在技术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在我看来,离工业体系越近越不怕美国。中美贸易战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未来我们要改变思维,曾经那个熟悉的传统时代、传统的发展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后贸易战的时代。

(编辑  宋斌斌)

  



* 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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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税收对实体行业的支持,有两个角度很重要,一是宏观税负水平,二是税制的竞争力。这两个问题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原则问题,更是国家的战略问题。

辩证看待宏观税负水平

中国的宏观税负应该设定在什么水平?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宏观税负应该不断地提高,理由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宏观税负不断提高就可以让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国家近些年的宏观税负水平不高也不低,应该维持目前的比重,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就是例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偏高了,应该适当降低。

这个争论持续很多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用了一个“稳定宏观税负”的表述,很多人据此认为,我们的宏观税负水平是比较合适的。坦率地说,这说明决策层认为“宏观税负”问题需要时间来考虑,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税收调整政策,而是一个战略问题。2016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降低宏观税负,中国财税政策开始重大战略调整。

很多人分析宏观税负高低时,总是和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指标比较,并以此判定我国宏观税负是否需要调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因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快慢、政府开支的多少等等,差别很大。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开支和其他国家有很多差别。比如,我们现在社保的负担较重,面对降率、降费压力,要加强国防建设等等,政府没有钱怎么办?每个国家的支出需求不可能完全一样。

所以,宏观税负更多的趋于政治判断。宏观税负的高低不在于指标的大小,而在于我们对当前国家发展阶段的政治判断。要随着国家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际战略的发展,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什么样的宏观税负水平才是适当的。

重视税制的竞争力

我们都知道,税收的基本功能,一是为政府提供收入,二是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包括地区间、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包括老百姓收入的差距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税收的竞争力功能越来越凸显。全球化最大的变化是经济体从封闭走向开放。过去,资源只在封闭经济体里流动,政府动用多少资源,如何创造、分配财富,是封闭经济体内部的事情。全球化后,税制设计虽然仍是一个经济体的主权问题,但资金、财富、人员的流动,政府不能完全控制。一个经济体要维持一定的发展,创造财富非常重要,在经济萎缩的情况下,没有新增财富,税收调节收入功能的发挥就受到很大的局限。所以,在全球化情况下,经济体的税制竞争力功能越来越重要。如果税制有竞争力,就可以吸引投资、财富、人才,这样就培育了税源,进而有新的财富进行分配。

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爆发尖锐的贸易战、投资战,美国和前苏联也曾长期争霸。1987年里根政府开始减税,促进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突破、发展,美国经济持续向好,直至1998年克林顿政府首次出现财政盈余。美国信息技术的发展,远远把前苏联和日本甩在身后。美国的领先不是某个产品、某项技术的领先,而是整个科技生态的领先。现在,其他国家可以在某一项技术上与美国的某个企业竞争,但在整个生态上,目前任何一个经济体还难以和美国比拼。

特朗普上台后宣布大规模减税,一开始很多人认为他不可能成功。但实践证明,特朗普的减税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海外的几千亿美元资金回流到美国,对美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高科技产业的投入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2016年我国政府就考虑减税问题,要降低宏观税负,并逐步推出营改增、降低个人所得税以及降低社保负担等举措。最近,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了增值税的留抵税款制度,将来还要放宽条件等等。政府减税的目的就是提高税制的国际竞争力,让中国的经济保持适速增长,在中美贸易战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编辑  三友)



* 许善达,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企业改革当中存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的概念,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等,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需要澄清和规范一些概念

我们在很多场合讨论国有企业问题时,存在一些概念上的混淆。比如说国资、国企,通常是把两个概念相提并论。但是国有资本管理改革的对象是价值管理,而国有企业改革的对象是企业组织,两者属于不同的层次。我们说国资改革,“国资”究竟是指国有资产还是国有资本?显然两者也是有区别的。再如,我们经常说国企改革,“国企”是指国有全资企业还是国有控股企业,亦或国有参股企业?

由于我们经常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概念化,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问题的理解和对工作内容的明晰,这是我们必须要加以强调和澄清的。实际上,伴随着40年改革开放,作为经济范畴的国有企业的寓意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需要随着改革去解读新变化的一些范畴的内涵,对一些概念赋予新的理念,以避免在原有的概念里面“打圈圈”。

公有制的三种形态

公有制经济的配置,应该处理好公有制与市场之间、公有制与基础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为了协调好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这应该作为我们改革实践的红线和底线,然后是如何选择合适的存在方式,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我们是否需要对混合所有制进行定性,怎样定性,这需要在基础理论上进行创新。

作为基本经济范畴的国有企业,实际上经过了几个大的阶段性变化。1984年之前,我们的国有企业称为国营企业,当时是全民所有制,这实际上是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第一次出现的公有制形态。1984年之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当时提出了国家所有企业自主经营的问题,使得“国有”成为普遍采用的一个说法。我把这个时候的国有经济称为中国现实生活中公有制的第二种形态。上述公有制的两种形态之间是有区别的。

1992年,我国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以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公司法》为依据注册,强调“多元出资”登记注册,明确“出资人”和“企业法人财产权”独立,以多个公有制主体联合出资。公司制改革的目的要明确两个范畴:一是市场经济当中企业是独立法人,另一个要明确作为公司制企业的出资人,这些改革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在此背景下,我国出现了多个公有制主体联合出资的公司制企业。当时还没有提出混合经济的概念,我把非公有制和公有制之间混合且公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称之为公有制的第三种形态。

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学解释

2013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目标,明确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好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融合的具体探索。

经济学基础理论对“混合所有制”的解释是:公有制(所有权)出现“出资”和“用资”两个行为的分离,因而导致“出资者”和“用资者”两个主体相互分离。在这样的背景下,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混合”这一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前面提到的多元公有制主体出资还不是混合所有制,只有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共同出资、联合作业,建构起一个新的公司制组织对象,这样的企业才叫混合所有制企业。

    由于出资与用资分离,因此在出资主体层次上,出现了原始的终极意义的所有制主体;在用资主体层次上,接受出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主要涉及具体配置和实现的问题。由此可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与坚持公有制可以并行不悖,两者并不矛盾,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在具体实践中,如何为混合所有制定性?混合经济形式使原先彼此游离异化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所有制从组织并存转变为具体微观企业组织的融合,从外部并转存到内部融合。混合所有制不是独立的终极所有制形式,单体企业的混合所有制不需要定性,决定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公有制是由“终极所有制”的规模数量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终极所有权意义的公有制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公有制资本如何善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扮演最终控制人的角色,从而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本共同运营。

上市公司的财务体系有一个概念,叫做最终控制人。第一大股东通常认为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财务责任的主要责任人,由此提出了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的问题,从而带动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强调出资用资的分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产权理论的演进。

科学处理公有制资本的配置和运营

发展混合所有制与市场经济发育相关,因此产生了如何处理好公有制资本的配置和运营的问题。

公有资本天然带有“公共”的基本属性。公有资本如何配置运营,必须服从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的需要,联系市场经济的发育水平和产业领域特点,配置公有资本的数量和规模。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明确,要结合产业领域特点,在不同领域选择不同的资本占有比重,这实际上是政府对于“市场结构”规制职能的要求,由此形成了对公有资本配置加以“分类”的具体原则,这正是国有资产管理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具体表现。

在具体实践中,要联系市场发育深度和政府监管,为保障国有资本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分层次、有重点地配置国有资本。国有资本配置在上游领域,国有资本配置在战略性领域,国有资本配置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更多地要实施控制。对下游可充分竞争的领域可以适当退出,从而更好地发挥公有资本在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目标中的关键作用。

此外,“出资投放”所对应的“退出回收”构成“出资者”完整的所有权权利,运用好这一权利,就成为“政府理财”的重要工作内容。

在今天的企业改革实践中,出资者的退出仍然比较困难。最近珠海格力电器要退出,大家说这么赚钱为什么要退出?这涉及到在政府层面上对资本配置的管理办法,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一是出资者与用资者是什么关系,到底是我们习惯说的父子关系还是市场关系?二是出资者能否灵活退出,是否需要有退出的权利,什么情况下才能使用退出的权利。三是作为用资主体的企业法人,有没有自己的资产。理论上说,企业没有自己的法人主体,也没有自己的资产,资产都是出资人的,出资人只不过在出资分离的情况下允许法人财产有永续生命,如果出资人决定清算,那么法人就不存在了。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分类的指导原则下,我们对竞争类企业主要以利润为第一考核指标,对非竞争类或者公益类企业则以社会服务绩效为第一考核指标,利润作为第二考核指标。但实际上,一些企业的主营业务和连带业务可能分布在不同领域,而企业需要同时承担市场职责和社会职责。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历史存续时间很长,历史负担较重,再加上领导人的任职流动,尤其是伴随着市场的发育,企业分类的边界就会发生变化。从一定程度上说,企业类别的边界是市场分水岭的表现,因此企业改革与市场深化必须相互促进。

 “分层”助推国企改革深化

在澄清一些理论问题的基础上,我认为深化国企改革的具体思路应该主要强调三个分层:

    第一,投资权利延伸的层次性。按照拥有终极权利的出资人和接受出资主体两者分离的关系,所有者的产权权益会随着对外投资的延展不断派生,应当在所有权的派生层次上明晰出资用资的产权关系,而不是跨链条、跨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有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进一步优化。

  第二,联系出资人制度,强调最终控制人、终极所有人,从而界定公有资本的最终出资人的主体身份。强化明晰公有制产权主体身份和权责、落实权责执行主体,促进推动政府体制改革(政资、政企关系);同时建设新型政府资产账户体系,全社会应分成中央、省市、地市、县和乡镇五个层次的公有资本终极所有人产权主体,从而形成与层级相关的多层级终极所有人主体,带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使传统抽象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得以具体化表现。

第三,联系国家发展阶段目标,运用国有资本力量,结合全社会产业链和技术链环节的层次特点,确定国有资本配置重点;同时伴随着市场化推进,有序开放市场、开放竞争范围,加快建设公平的市场法制环境。  

 (编辑 宋斌斌)



* 张晖明,复旦大学上海物流研究院副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20146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重大能源战略思想。中国能源需求的压力巨大,能源供给的制约较多,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与此同时,伴随着世界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中国作为能源大国和负责任大国,也肩负着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地区能源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能源认知革命:能源的本质属性是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资本

 

能源革命的基础,首先是认知革命,是正确认识和理解能源的本质属性。各种能源形态都有一个蕴含着潜在价值的“内核”即资本,这是一种对于能源形态本质属性的认知革命。

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四次重大能源转型或能源革命,每一次都是对能源的资本属性进行揭示,并将其价值凝结和积累的革命性进步。第一次,人类学会了钻木取火,可以称为“植物能源时代”。第二次,西方工业革命中催生的蒸汽机需要大量的煤提供动力,可以称为“煤炭时代”;随着技术的进步,使用更加方便的石油和天然气被发现并固定下来,可以称为“石油时代”。第三次,人类将蕴藏在原子核深处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为人类所利用,人类进入了“核能时代”。第四次,目前面临能源革命浪潮,各种新型能源形态的价值潜能被发现并固定下来,可以称为多元化的“新能源时代”。

在每次能源转型革命中,各类能源形态的价值潜能即资本属性被挖掘出来。能源资本是由能源资产转化而来的,这种转化需要四个因素。

一是货币资本。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就是一个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用货币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包括各种能源形态)中,已经凝结了上一个生产循环中所创造的货币资本的价值。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后,投入到其它经济活动之中,其价值凝结在生产过程所形成的商品中了,由此完成了一个被马克思称为“产业资本”的循环。正是由于这种循环,货币资本才成为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要素之一,它也就成为携带着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基因”了。

二是人力资本。人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发动者、参与者与直接的价值创造者。在经济活动中,人力所蕴含着的资本要素在发挥作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是技术平台。能源资产要想转化为资本,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平台。技术平台涉及不同形态的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各种技术手段,因此它也是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基因”的“孵化器”。

四是市场环境。商品交换和经济运行必须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不同的市场环境,影响或决定着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异质性。能源资产只有在市场环境中,才具备了转化为资本的必要时间和空间。

人们经常把能源资源与其它自然资源视为同样的生产资料。实际上,能源资源与以矿产资源为代表的其它自然资源的本质区别,就是能源资源具有资本的属性,也就是说,当能源资源通过资产这种社会形态转化为资本后,可以持续创造价值;而矿产资源大多数只是某种生产资料,在这种商品中也许需要这种生产资料,而在另一种商品中也许就不需要了,因而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具有使用价值的独特性。能源资源在任何商品的生产过程中都是需要消耗的,因而具有使用价值的普适性。这种普适性与作为商品价值表征的货币类似,可以购买任何商品。因此,使用价值的普适性是区别能源资源与其它矿产资源(或生产资料)的内禀特征。

资本是人类在创造财富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的恰当运用,结合人类的新的劳动,又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形成新的财富。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各种能源形态在这个价值创造的过程中,犹如“细胞分裂”一般,从劳动和资本中分离出来,成为在某种正规所有权制度下的资产,然后再通过前述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平台和市场环境这四种要素而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资本形态——能源资本,这四种要素便是构成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遗传基因”。

 

能源消费革命:消除由于能源资本过度消耗而形成的“迭加蝴蝶效应”

 

能源消费的本质是资本的消耗。所谓不合理,就是消耗了能源资本而没有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产生正向干涉效应。

能源资本DNA结构的每一种“基因”,既有作为资本的创造价值、驱动经济增长的“遗传”功能,也有阻碍资本发挥其价值创造能力的“变异”功能。这两种功能的载体分别是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指各种能源形态所含有的能量值及其价值潜能,主要以能源资本投入数量的多少来表征,反映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强度。能源资本的约束因子,指把各种能源形态的能量值及其价值潜能释放出来的水平和效率,决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好坏,主要以能源资本使用效率的高低来表征,反映技术进步的水平。

能源资本的双因子类似于生物学中DNA的双螺旋结构,通过某种机制形成能源资本的内部稳定性,就是一个因子发挥作用,是以另一个因子发挥作用为条件。比如,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供给充足时,能够有力推动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对经济增长具有驱动作用;反之,对经济增长就具有约束作用。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的能源消费,就是尽可能协调能源资本的双因子执行功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少地消耗能源资本,并使生态环境受到较少的破坏。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逐渐增长并不断积累,使得地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迭加蝴蝶效应”。

过去很多人认为,污染是进步的代价。但从长远来看,污染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可能更大。如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意识地制约能源资本驱动因子的职能,加强约束因子的职能,“迭加蝴蝶效应”就会受到制约甚至消除,这种现象为“逆蝴蝶效应”。

不同的能源形态,对环境的影响不同;相同能源形态的不同使用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不同;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不同,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同。为了消除或缓解能源资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必须对构成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基因”的性状进行改造,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遗传”特性。这种改造的具体化,就是实现能源形态的转型,其实质就是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通过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恰当投入,开发出某种新的能源形态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通过这种“基因”改造,有效地促进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协调执行职能,达到既促进经济增长,又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也就是更好地发挥双因子的正向干涉效应,从而有效消除生态环境的迭加蝴蝶效应,努力促进逆蝴蝶效应的形成。

 

能源供给革命:夯实能源资产转化为能源资本的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蕴含着两项重要内容:一方面,要不断扩大各种能源形态的供给渠道和总量,为能源资源和能源资产转化为能源资本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为绿色发展提供新的能源形态和能源利用方式。

现代文明的能源利用趋势,是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由“低密度”向“高密度”转变,由“黑色”向“绿色”转变。这种转变是能源形态和能源利用方式及效率的转变,各种能源形态所蕴含着的资本属性并没有发生变化。

能源转型,主要针对的是能源消费量的转化、能源形态的转变以及能源资本的转移。能源消费得太多了,就需要减下来,这是转化;“精英能源”不够了,就需要新能源,这是转变;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本质属性,促进了能源在更大区域的流动和配置,这是转移。能源转型的过程,是对庞大的社会工业体系、生产方式、经济结构重塑的过程,关系到许多行业的生死存亡和对人民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颠覆。这对所有国家都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于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不在经济上有所牺牲,就很难在环境约束和成本约束中达成平衡。

历史的经验表明,能源系统作为现代社会最复杂、资本集中并且体量庞大的基础设施,具有强大的内在惯性。能源转型不是单纯地用一种能源形态替代另一种能源形态,而是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综合转型,意味着能源资本供应体系的重塑,也就是对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基因”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基因改造工程”。

能源转型的一般含义,就是由新能源代替旧能源。什么是新能源?需要从两个维度来认识:一是某种能源形态利用的先后次序,二是某种能源形态利用的技术手段的新旧程度。以煤炭为例,它是典型的老能源,但燃煤未必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只有不清洁地燃煤才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如果采用先进的清洁化利用技术,比如,采用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的高效燃烧发电技术用煤来发电,然后用电来采暖,就比燃烧散煤采暖和陈旧的燃煤发电的方式清洁得多。再比如,如果用煤来制油和制氢,而且同时用被弃的风电和太阳能作为这种工业化生产的能源,那么就可以大幅降低现代煤化工的二氧化碳排放。另外,煤炭中的有效成分被提取之后,剩余的煤渣可以制成有机肥料,既可以改良土壤品质,又可以种植各类植物,为人类进入更高水平的种植能源时代创造条件。这是一种利用煤循环分解原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和路径。

从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存在着三个不同:第一个不同是有限的可用性与永久的可用性,越用越少的能源形态总要被理论上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能源形态所替代;第二个不同是有排放物与零排放物,落后的能源利用技术总要被先进的技术所替代;第三个不同是它们的体系差异,也就是打通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体系转换通道。自然界并不存在“终极能源”,总是需要多种能源形态的组合。

能源转型是一场革命,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低碳取代高碳(油气取代煤炭);第二步,无碳取代有碳(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从现在国际上的一些实践来看,这是可以做到的。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都要减少能源的消费,逐步加大非化石能源的供应比例,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提高能源的转化效率,这是能源供给革命的本质要求和目标。

 

能源技术革命:促进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乘数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其核心是实现绿色和低碳,这是一种全新的人类生态文明观。科学技术之所以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占据第一的位置,就是因为它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创新而持续创造价值。

人类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后,出现了各类新能源形态,极大地丰富了可以转化为资本的能源资产的种类和数量。每一阶段都伴随着重大的技术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源资源转化为能源资产的技术创新;二是能源资产转化为能源资本的技术创新;三是能源资本利用的技术创新。每次重大技术创新都离不开能源资本的驱动,这种驱动的效果表现出一种“乘数效应”。也就是少量的能量就会雪崩式地产生巨大的能量。能源资本的投入可以使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产生“乘数效应”,而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又促进了能源形态的转型和能源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也产生了一种“乘数效应”,因此,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乘数效应”。

随着能源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也促进了各种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深度融合。技术领域的真正颠覆,来自于边际的革命,影响能源的很多技术并非出自能源行业自身,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将会对其它领域的技术创新带来某种“乘数效应”,而其它领域的技术创新,也会对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带来某种“乘数效应”。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搭车乘数效应”。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搭车乘数效应”表现出两个特征。

一是老能源支持了新技术。太阳能是最古老的能源,它是未来世界最理想的能源之一,其资源量远远超过地球上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在内的所有化石能源总量,太阳能发电被视为可再生能源行业最有前景的发展方向。

二是新技术驯服了老能源。技术创新的突破,并不是停留在简单的转型层面,而是将形成新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煤炭是古老的能源,但把煤炭转化为各种机动车都要使用的油类,则是最新的技术。煤制油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经过许多技术创新和突破,最终形成了一个有序发展的产业。

人类社会中的各个技术领域都与能源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一项技术的突破,都离不开能源资本的投入;反过来说,只要任何一项技术创新取得突破,都会对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智能化技术正在掀起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以5G为代表的移动通信技术正在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紧密结合,开启一个万物互联的全新时代。5G技术将支持能源领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并支持双向能源分配和新的商业模式,以提高生产、交付、使用和协调有限的能源资源的效率。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电网通信、智能电网等领域将成为5G在能源行业的重点应用场景。能源互联网技术将实现以能源为本质、信息为支撑的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正在越来越成为能源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的一种新渠道和新方式,有望成为实现世界经济脱碳、提高电力使用效率乃至促进全球范围扶贫事业的关键技术创新。

 

能源体制革命:构建有利于能源资本创造和流通的市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通过体制革命“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能源的资本属性,决定了能源是一种商品,也就是把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使其价值凝结在商品之中。这就需要通过能源体制革命创造出一种有利于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市场环境。

将资源转化为资产,再将资产转化为资本,核心的问题是要挖掘资源的价值潜能,资产只不过是为资源的价值潜能找到一个“主人”。能源资源一旦被投入人类的生产活动,其所有权属性就变得重要了。资源一旦纳入所有权的范畴,便具备了转化为资产的社会条件。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需要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确立一种规范的所有权制度,通过恰当的形式来表述资产的特性,使人们将资产重新组合,使之变得更有价值,创造出资本。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以低价值的投入获得高价值的产出。

理解所有权问题的重要性,必须放在全球性的工业革命浪潮的大背景下,资本进行全球配置,市场决定价格也有诸多制约的因素,市场环境既包括市场竞争,也包括政策调控。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发现和确定合理的能源价格,其最终的市场效益应当是:有利于能源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有利于新能源的广泛利用,有利于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最佳利益平衡。偏废任何一个因素,都不是真正的市场,更不是“好”的市场。这种市场力量和功能的发挥,必须在正规所有权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实现的可能。

 

能源国际合作:确保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形态供应和能源资本流通

 

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这是对能源供应安全的最大挑战,在某些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会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自然法则告诉我们,一个孤立的系统只有向外系统开放,吸取更多的外界能量,才能维持自身的正常运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就是要求中国能源领域通过向外系统开放而吸收新的能量,从而取得新的发展和进步。

大国和强国的标志很多,但无一例外都是能源大国和能源强国,这种大和强包括供应和消费两个方面。中国是第一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待:积极的一面,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不断从外系统吸收能量,以保持最低的熵增加;消极的一面,一旦能源安全成为问题,国家的总体安全失去了物质基础和动力来源。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中国必须加强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主要解决三个重大问题:一是解决中国能源供应的充足问题;二是解决中国能源技术的进步问题;三是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来源问题。

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升高,意味着中国油气消费逐渐以依靠国内资源为主转向以依靠国外资源为主。目前全球油气资源丰富,但油气分布的不均衡性十分突出,少数国家或地区占据绝对垄断地位。随着各国把油气确定为本国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全球油气资源争夺愈演愈烈。从某种角度看,能源领域的技术差距更能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技术应用不仅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诸如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能源效率及人均能源消费水平提升等问题。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需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结合自主创新而取得能源技术和其它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为中国能源供应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如今,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与西方传统能源安全观较为不同的“新能源安全观”,既包含了更多供应含义的安全,又包含了更多社会含义的安全,对内强调能源效率和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对外主张全球能源安全的共营共治共享。在“新能源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在合作途径、内容、机制、合作对象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强调“引进来”,也鼓励“走出去”。201310月,中国政府首次把核电“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推动将核电“走出去”作为中国与潜在核电输入国双边政治、经济交往的重要议题。中国当初引进西方的核电技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再创新,从“跟跑者”到“并跑者”,再到某些领域或项目的“领跑者”,这都是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策的结果。实践证明,只有继续改革开放,大力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的“新能源安全观”才能得到具体的落实。

当代世界处于一个“大能源时代”,能源权力被重新构建,不再以“油权”为唯一核心,还包含“能源供应权”、“能源需求权”、“能源技术权”、“能源金融权”以及相应的“能源碳权”等。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原油进口国,巨大的消费力和消费市场使之拥有了对能源价格的影响力,也在重新塑造其对外能源关系。中国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能源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影响力增大,也就是增强了能源安全性。

从能源供应、能源技术开发、能源价格确定和国际能源资源分配等几个维度来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程度越深,能源资本的创造与供应的安全性就越高,杠杆效应也就越明显。通过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一定能够确保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形态供应的充足和能源资本流通的顺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便有了坚实的能量和动力基础。

(编辑  季节)



[*] 谭建生,中国广核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殷雄,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其发展必然曲折反复。近期,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些不利的动向,发达国家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对未来自由贸易规则的竞争不断加剧,而政治矛盾激化将在未来一个时期显著制约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向

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总体低迷

近年来,国际贸易持续低增长,贸易增速出现低于经济增速的转折性变化。国际贸易快速增长、特别是快于GDP的增长态势,曾经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指标。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两者相互促进推动世界发展的固定关系。2009-2017年世界贸易平均增速仅1.24%,较高峰时期(2000-2008年)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并且2009-2017年国际贸易增长明显慢于GDP增长,这表明贸易全球化遇到了较大障碍。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放缓,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以跨国公司为主体推动资本跨国流动,是促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另一重要力量。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带动了技术和知识等要素的全球扩散,有助于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FDIGDP比重持续下滑,2017年约为2.35%,较危机前2007年峰值水平低1.92个百分点。

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困境

多边贸易规则的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虽然2013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各成员国通过了《巴厘一揽子协定》,但在主要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歧仍无法协调。发达国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试图以区域贸易协定取代WTO的倾向。

近期WTO本身面临生存危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WTO争端解决机制濒临瘫痪。争端解决机制是世贸组织三大功能之一,上诉机构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常设终裁机构。自20178月起,美国持续阻挠WTO启动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成员候选人甄选程序。目前上诉机构仅3名成员在任。若当前仍不启动甄选程序,则至2019年年底,上述机构将仅余1名成员在任,上诉机构和争端解决机制将陷入瘫痪。

主要经济体对WTO如何改革存在立场分歧。美国本届政府改革WTO的方针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美国要求本国贸易政策的自由高于其在WTO履行的义务,主张美国必须拥有自由的政策空间来处理贸易问题,政策空间包括关税等手段。美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WTO享有的差别待遇极为不满,要求取消大批发展中国家在WTO享受的差别待遇。美对WTO改革的重点之一是针对中国,企图通过改变规则来平衡中美贸易,遏制、减缓中国科技进步,按照美国中心原则来构建中美经贸产业关系,按照美国意志来改变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

欧盟提出了以“规则现代化和公平竞争”为基本方针的WTO 现代化方案。在世贸组织的谈判功能上,欧盟主张以灵活的多边主义来推动谈判和规则的进展。欧盟主张对发展中国家推进“毕业”程序;主张在未来协定中,除最不发达国家以外,不应根据某一单一标准给予某一类国家在履行规则义务方面的集体豁免,而必须依据特定成员的具体要求和相关证据,并且该成员必须明确豁免义务的范围和期限。

中国支持对WTO进行必要的改革。中国的WTO改革方案包括三个基本原则和五点主张。三个基本原则是:(1WTO的改革应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非歧视和开放的核心价值。(2WTO改革应该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3WTO改革应该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中国对WTO改革有五点主张:(1)应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主渠道地位。(2)应该优先处理危及WTO生存的关键问题。(3)应解决规则的公平问题,并且回应时代的需要。(4)应保证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5WTO织改革应该尊重成员各自的发展模式。[①]

双边和有限多边贸易安排迅速推进

双边和有限多边的贸易安排则迅速推进。近期有三个重要的贸易安排获得较大进展,分别是美墨加协定(USMCA),欧日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以及美国退群之后由日本和澳大利亚牵头推动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1、美墨加协定

2018930日达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新协议要求贸易区内75%的汽车零部件由三方生产,40%-45%的零部件由时薪不低于16美元的工人生产。新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凸显出所谓贸易高标准。新协定还在国有企业、货币操作等方面树立新规则。美加墨协定包含毒丸条款,即限制缔约方与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该条款主要针对中国。

2、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2018717日,欧盟和日本签署了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重点涉及欧洲的农产品和日本的汽车。欧盟方面最终将取消日本产品99%的关税;日本方面最终将取消欧盟产品94%的关税。欧日自贸协定也是所谓高标准自贸协定。除传统的议题外,欧日自贸协定还包括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监管合作等所谓21世纪高标准自贸协定通常包含的内容,未来也将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形成示范性影响。

3、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201838日,日本、加拿大等11国在智利签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CPTPP覆盖全球4.98亿人口,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该协定具有广覆盖、高标准的特点,突破了一般自由贸易协定范畴,对与贸易投资相关的诸多软环境因素,如竞争政策、监管一致性、行政透明度等进行了规范。在关税减让、服务贸易、劳工、环境、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协议标准,超过一般自贸协定的水平。CPTPP对国家主权范围内的行政和经济政策进行了渗透。

近期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严重干扰

近期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造成显著的干扰。霸权主义是政治干扰的主要思想意识根源,美国是策动对他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施加政治干预的主要国家,中国则是美国“经济围堵”的重点对象。

伴随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美对华政策总体采取防范与遏制。特朗普执政后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一方面通过极端的单边主义政策破坏中美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将政治干预的重心转向对中国对外科技交流合作和全球化战略进行围堵,采取多种措施限制中美科技交流。针对中国与第三方的科技合作,美国也动用其政治资源加以围堵,突出表现为针对华为的打压。美国对中国全球化战略的政治围堵,重点指向“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对中国与第三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方面的合作设置政治障碍。比如公开质疑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计划,在亚洲散布“警惕中国投资”、“小心来自中国的债务陷阱”的言论。

美国的政治干预不局限于针对中国,任何有可能威胁美国目标和利益的行动,都可能招致美国的政治反对。比如针对德俄之间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对德施加政治压力;退出伊核协议;通过二级制裁干涉欧洲与伊朗经济合作。

美国对经济全球化的逆潮流干扰,乃至对一般的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反对,比如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它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焦虑及其战略诉求,即:以“安全威胁”为名打压他国技术进步、力图保持其技术优势,打压他国发展模式对其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的威胁,维护其世界秩序领导权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因素仍在发挥作用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因素仍然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是市场机制日益展现出全球性的影响。市场机制在全球扩张,决定了各方面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是国际分工体系形成的体制基础,是全球经济融合的制度性推动力量。二是技术进步推动经济活动“无国界”发展。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进一步降低了跨国沟通和信息搜寻等成本,“无国界”开展经济活动的便利性越来越突出。三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将进一步推动全球化需求的发展。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中,涌现出规模庞大的新中产消费者。他们更易于接受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支撑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四是价值链全球分布的生产模式不可逆转。全球价值分工已经成为国际生产模式的核心。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对世界各经济体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在价值链贸易模式下,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大增。

对贸易规则主导权的争夺加剧

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推进陷入停滞,各个经济体积极寻求自由贸易安排的局部突破,以寻求对未来贸易规则的主导权。主导政治力量缺位是争夺贸易规则主导权的直接原因之一。以双边规则为基础的双边和区域经济融合则发展迅速,本质上是主要经济体为维护自身利益的竞争性自保行为。但是,不同自由贸易安排的水平和侧重也有所不同。不同自由贸易安排之间存在明显的壁垒。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墨加协定就是两个双边安排的典型情况。

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发展水平相当条件下的对等自由贸易安排。欧日EPA的利益契合点之一是确切的经济收益。预估EPA安排下欧盟对日出口将增长48%,日本对欧出口将增长33%[②] 利益契合点之二是彼此提供搭建自由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一方面彼此确保对方市场的开放,避免各自在与第三方的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也为彼此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获取竞争优势创造条件。利益契合点之三是试图共同主导未来高水平自由贸易安排的规则。EPA使欧盟和日本率先树立了新规则标杆,有助于欧日在规则制定上对美协调立场,迫使美国在更大程度上对欧、日规范妥协。

美墨加协定是美国强势主导下以美国利益为导向的贸易安排。美墨加协定的特点,一是封闭区域市场,典型表现在协定的汽车原产地规则和劳工标准上,以及美限制加、墨与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贸协定条款。特点之二是广泛干预他国行政权、限制政策自主空间。该协定对广泛的贸易相关议题设置了规则,限制东道国对经济行为的行政监管、调控,使外国投资方和贸易商便于直接挑战东道国的行政权威,其实质是以美国监管规则施加于整个区域。特点之三是美国以谈判优势强推美国规则。这是美国未来推进自贸谈判的长期策略。

欧日EPA和美墨加协定是今后一段时间,各国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时的两个典型情境。两者力求以市场优势推行其规则、遏制贸易竞争以保护既得利益,区别在于具体规则的设置。

政治矛盾成为妨碍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矛盾

主权边界是政治干预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政治经济过程,必然伴随保护或打破既得利益和争取新利益的斗争,这种斗争需要政治解决。同时,在全球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相互独立、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以及国家集团之间存在根本对立的矛盾,或者部分国家依据局部的利益有意塑造某种政治矛盾,以至于必须以斗争的形式加以解决的情况下,经济合作和经济全球化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

经济全球化未来面临三个方面的政治矛盾:一是经济全球化带来资本与劳动矛盾的加深转变成国内政治矛盾;二是经济全球化带来利益链条的全球重组引起的国际间政治矛盾;三是传统的政治矛盾。

经济全球化会加深资本与劳动矛盾,并转变为国内政治矛盾,表现为反全球化运动和民粹主义,对外表现为保护主义政策。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另一方面矛盾是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对当前发达国家主导且居于优势地位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价值链重组,必然出现保护与打破既得利益和争取新利益的斗争。这种斗争不是经济手段所能解决的。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后起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集中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

自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来,国际政治重回大国对抗的老路,政治矛盾再度激化,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是近一时期国际政治矛盾激化的根源。制造政治矛盾是美国牟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惯用手段,经济对抗则是美国开展政治对抗的固定组成部分。传统政治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将加大。

经济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之争

在整体上,全面推进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最主要矛盾,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上的根本分歧。

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发展自己,共享人类发展成果。发展中国家一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富集,但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普遍低下,经济结构单一,要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保障其发展权,需要对发展模式的自由选择和更大的自主政策空间,在多边规则中,要求履行相对较少的义务,但又平等地获得他国开放的条件,要求以有保证的规则来纠正全球利益倾向发达国家的、不平衡的分配格局。

发达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根本目的是开拓市场和投资场所,保护利润。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资本、市场和先发优势,在全球化体系中获得畸高的利益,并力求维持其份额,通过主导超主权规则的制定和运转以保障其贸易和投资利益。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根本矛盾,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推进需要某种形式的政治解决方案。

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分工和收益分配固化

发达国家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并未明显改善,全球分工体系趋于固化。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中心、众多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的发展格局。从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变化看,微笑曲线比40年前变得更加陡峭了,这意味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更趋固化。

经济全球化并未显著缩小高收入国家与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发展不平衡问题仍很突出。1980-2016年,仅有东亚和太平洋区域的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而欧洲和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四个区域的中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人均GDP水平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甚至还有扩大。

自由贸易理论和华盛顿共识,不能解决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分工固化和收益分配不均衡问题。发展中国家要想突破既有的国际分工体系、进入价值链高端、改善自身分配地位,就必须寻求更加务实的发展模式。

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面临严峻挑战

以资本的全球扩张为主导,不断做大全球化“蛋糕”,构成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这一动力机制是由三个支柱共同支撑并发挥作用的:一是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核心的贸易自由化,二是以市场开放为重点的资本全球化,三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全球经济治理。

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进入周期下行阶段,全球化动力机制严重削弱。一是世界经济增长传统动力弱化,对数量扩张型粗放式全球化发展模式形成挑战。二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发生质的变化,西方主导型全球化推进方式受到挑战,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崛起,针对全球化收益分配再平衡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必然提出改革呼吁。三是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治理理念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格局。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简介,课题项目编号:QA180701

* 王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卢岩,南开大学讲师。

[] 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见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h/diaocd/201811/20181102811064.shtml

[]沈铭辉:《浅析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18年第9期。

 

 

2018年一季度开始,由于特朗普政府片面追求美国优先,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大打贸易战,打破了国际市场按规则开展竞争与合作的传统格局,国际市场大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石油天然气产业发展遇到一系列新问题,我国未来能源安全面临着许多新挑战。

世界油气市场的新变化

全球油气供需总量基本平衡,供需格局已经改变。

2018年,全球生产原油44.5亿吨,比2017年的43.9亿吨增产1.2%;生产天然气3.97万亿立方米,比2017年的3.67万亿立方米增产7.9%。全年原油增加库存2500万吨,天然气富余近200亿立方米。全球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常规石油剩余可采储量近2350亿吨,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193.5万亿立方米,按目前消费水平,至少还可以开采40-50年。加上新发现的常规和非常规资源,全球石油、天然气可供使用100年以上。

全球油气市场,已经形成以美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为主力的供应主体,欧佩克(OPEC)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以中国、美国、印度为主力的消费主体进一步增强。消费增量50%以上在中国,供应增量50%在美国,中美之间在世界油气市场形成最重要的供需关系,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也已成为全球油气市场关注的焦点。

美国能源独立已见成效,进而图谋世界能源霸主地位。

美国凭借页岩油革命成功,油气产量近10年来迅速攀升,2018年原油平均日产1095万桶(折算年产5.45亿吨),比2008年平均日产500万桶,翻了一番还多。按照美方公布的数字,实际生产能力每日可以达到1700万桶。2005年美国页岩气产量232亿立方米,2018年达到3600亿立方米,全美天然气产量已超过7000亿立方米。美国从单一的能源消费国,一跃又成为全球第一大油气生产国。美国已制定了一个能源输出计划,企图利用美国的技术优势,制造低油价,拖垮传统的石油输出国,达到美国优先的目的。美国还拉拢沙特,挤压俄罗斯,制裁伊朗,搞垮委内瑞拉,瓦解OPEC,希望以此获得更多的市场,并 恢复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地位,重新成为世界能源霸主。

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清洁、低碳、绿色、高效、安全发展的理念形成基本共识。

由于特朗普高调宣称要退出巴黎协定,彻底推翻了美国前奥巴马政府制定的清洁能源计划,鼓励使用化石能源,全球碳排放2018年略有回升。但从全球的大趋势看,煤炭的消费总量仍然呈下降趋势,美国借助页岩油、页岩气的发展,加速用天然气替代煤,并开始用气替代油,大力推进新能源技术研发。美国能源发展的战略目标是2050年之后,一次能源消费,新能源不低于40%

世界其他地区能源转型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的速度都很快,欧洲已开始用新能源替代石油和天然气;亚洲各国在加快石油、天然气替代煤的步伐;非洲还处在煤、油、气并举的时代,近几年天然气产业发展的速度也很快。世界能源市场虽然发生了一些波动,但从总体趋势看,世界能源转型,正在推动新一轮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人类正在朝着清洁能源的大目标快速前进。

普遍重视技术创新,提高综合竞争能力。

    导致世界油气市场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力,是新技术推动能源供应和能源消费两个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未来油气产业的发展,已经从资源主导资本主导技术主导转型。能源革命的本质就是技术革命,市场竞争首先是技术竞争。世界油气产业向深海、深层、新层系、新领域进军。整个能源领域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迅速发展,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层出不穷,勘探效率越来越高,开发成本越来越低,产品质量越来越好,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速度越来越快。

地缘关系复杂,风险因素增多,国际油价将会长期波动。

国际油气市场传统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是供应、价格、运输问题,现实市场的风险因素,除三大传统因素之外,美国因素上升到十分引人注目的地位。第一,面对美国成为油气生产供应大国,传统产油国——欧佩克国家加上部分非欧佩克国家,要限产保价保市场;而美国则要实行增产降价夺市场。为了打破减产联盟,美国使用各种手段,企图各个击破,将市场的主动权(即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国际油气市场处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所有的产油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如伊朗出口涨价,俄罗斯增加出口关税,319美国白宫能源报告明确说,美国油气出口已成定局,油价上涨对美国有利)。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地缘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国际油价时高时低,剧烈波动,这种情况有可能成为常态。中国油气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要特别重视远期风险评估。

上游连年资本投入不足,未来供应安全缺乏保障。

国际市场油气需求呈上升趋势,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增速有所放缓,国际油价低位运行,影响上游产能建设投资的积极性,2014年以来,从年投资7800亿美元,锐减到4500亿美元。由于消费疲软,目前市场供应略大于需求。一旦经济形势好转,产能建设滞后,就有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中国如何应对能源安全

    面对国际油气市场格局的新变化,结合讨论制定十四五规划,提出以下六点建议:

加强战略研究,调整产业结构,确保能源安全。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能源战略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能源安全虽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经济的基本面,但可以产生重大影响。作为经济大国,一旦能源安全受到威胁,国家发展的经济基础就会受到严重挑战。

我国是一个富煤、少油、缺气的国家,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安全可靠的能源发展战略。当前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一是我国的能源结构,煤、油、气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各占多少比例,如何协调发展。要重点研究煤和气,从当前形势看,盲目去煤不可能,盲目发展气更要慎重,全面实行气改煤根本做不到。我国不具备“敞开口子”用气的条件;二是如何减排,用什么方法降低碳排放,减少环境污染?三是节能潜力很大。开源节流,提高能效,是我国能源安全最可靠的保障。

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提高资源保障能力。习近平主席2018年对加大国内勘探开发过批示,各方面都在积极落实。我国油气资源丰富,由于地质条件复杂,资源禀赋较差,勘探开发技术难度大、成本高,但还有较大发展空间。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年产原油仅12万吨。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毛泽东主席指示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加之在苏联的帮助下,找到了大油田,甩掉了贫油的帽子,直到现在年产还能维持在2亿吨左右,成为世界第五大(现降到第七)产油国,这都是前辈们为我们打下的基础。现在,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石油工业还有潜力,看来要改革加创新才行。改革就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吸引更多的投资主体投资油气勘探开发,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创新就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只要突破技术瓶颈,我国石油产量还可以上一个台阶,年产量达到2.5亿吨还是有可能的。

我国现在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0.7%,天然气为43.5%,国际市场风云突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过高的对外依存度总是一个让人放心不下的问题。有人说:世界上油气供应过剩,只要有钱就能买得到。这种看法,不利于我国能源安全建设,也不符合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实际情况。

推进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建设海外油气供应基地。全球能源市场格局发生了新变化,更加突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带一路有关地区石油可采资源量占世界总资源量的63.57%,待发现资源量为21.34%。亚洲地区产销两旺,美国实现能源独立以后,对亚洲(主要是西亚)的能源依赖程度大大降低;欧洲能源转型进展较快,对化石能源的需求逐渐减少,美欧联手抵制俄罗斯,俄罗斯的油气出口必然掉头向东亚寻求市场。澳大利亚的西澳地带是唯一能够给中国供气的亚太地区,美、欧甚至东南亚都不需要油气,所以,不管澳大利亚如何跟美国结盟,从市场结构上看,其油气只能卖给中国。中国能源企业要抓住这些机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油气资源开发投资,参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动亚、欧、非三地能源市场融合,打造新型的能源地缘政治关系,建立多元、多点、多渠道的油气供应基地,建设我国能源安全的海外屏障。

务实推进中美能源合作,缓解中美关系,优化海外投资环境。美国推行单边主义的政策,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向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同时,我们要努力提高国际化的水平,向外扩大开放。单边主义的逆流,无法逆转全球化的大趋势。要增强自信心,相信有机会扩大中美能源贸易,只要价格合理,可以增加美国油气进口量。这样做既能缓解中美贸易摩擦,也有助于优化海外投资环境,提升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水平。

加强政策指导,大力开发新能源。发展新能源,是保障未来能源安全的根本出路。我国新能源发展已有相当规模,风能、光能装机容量已是世界第一,但由于政策不落实,弃风、弃光、弃水现象十分严重。要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加速分布式能源基地建设,加大政策扶持的力度,推动新能源发展。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好油气管网,配套建设好电网、路网,改革能源管理体制,探索建设智能化能源供应和能源消费体系。美国能源独立之所以能够成功,源于其历届政府坚定不移地实行能源独立政策。这一点我们要学习美国。

发展期货市场,扩大国际贸易。石油天然气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宗商品,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国,我们的定价话语全是很低。要通过发展期货市场,发现价格指数,规范定价机制。要在完善油气管网、储气调峰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逐步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油气市场体系。

(编辑  三友)

 



* 曾兴球,中国投资协会能源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本文是作者2019526日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稿

 

对今年经济形势的分析,可以先看全国油、电、煤、运基础供应的情况。今年14月份,我国原油产量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9%,成品油、天然气销量分别增长了4.2%4.1%,电网售电量同比增长2.7%,航空运输和水运的总周转量分别增长6.3%15.1%。我国经济活动的各方面还是基本向好的。

再看中央企业经营情况。今年14月,中央企业的营业收入累计同比增长6.3%。其中有17家企业收入增幅超过20%44家企业增幅超过10%。同期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净利润同比增长13%。中央工业企业的运行明显企稳。14月,工业企业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13%,工业企业的净利润额占中央企业净利润的增量比重达到57.2%。从目前的数据看,13月整体情况较好,4月有所回落。

国资和国企改革进展概况

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对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做了明确指示。201610月,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深化改革、优化调整、创新发展,国有企业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国有资产规模实力稳步提升,国有资本布局结构逐步完善,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十八大以后,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工作方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形成“1+N”政策体系,十项改革试点以及后续的双百行动,区域性改革和综合实点。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与“1+N”政策体系

所谓“1+N”政策体系的“1”,指的是2015年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N”指的是现已出台的30多个配套文件。

配套文件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四梁八柱”,就是支撑总体框架的重要政策,这些文件虽然有的是以部委名义发出的,但很多都是经过中央讨论的。还有一种就是推动工作、指导部署的文件。

现在,顶层设计“1+N”已经完成了,关键是落实。在中央深改委的领导下,我们正在逐项检查这些文件的落实情况,并总结经验。

统筹推进“十项改革试点”

在进行顶层设计的同时,国资委统筹推进了“十项改革试点”。目前试点工作处在不同的阶段,有一些试点项目已经结束,例如央企重组兼并试点、国有企业信息公开试点等。有些试点已取得重要成果,例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试点、剥离企业办社会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试点、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等。还有些涉及到企业机制层面的试点项目我们还在进一步推进,例如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企业薪酬分配和差异化改革试点、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试点、推行职业经理人试点等,下一步还要统筹推进。在中央企业集团公司下属的二级公司及以下层面,这些工作推进的力度也很大。

目前,试点已经在25家央企集团、60户央企子企业和部分地方国企梯次展开。“十项改革试点”实际上是进行十项改革,或者是其中某一项,或者是整体的试点。

开展国企改革“双百行动”

2017年开始推动双百行动。企业的改革方案纳入这个行动之后,可以直接报到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而不需要自下而上的审批程序,体现了我们对基层直接产生的改革方案的支持。目前参与“双百行动”的企业有444户。国务院领导指出,抓“双百企业”也是动态的。企业积极推进改革的,就可以纳入“双百企业”。

双百企业要有五突破、一加强的格局。这些企业要在稳妥推进股权多样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率先突破,要在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率先突破,在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方面率先突破,在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率先突破,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方面率先突破。“一加强”是指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

为了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综合联动,我们还推进了上海、深圳、沈阳的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通过这个方式,我们系统地去总结一个地方、一个地区的改革经验,在面上进一步扩散。这些工作目前都在积极推动过程当中。

总的看,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实现了全面推进,全面突破,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取得了新的历史成就。一是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二是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制基本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正在形成。三是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布局进一步优化。四是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

体制层面:完善国资监管体系

国企改革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的层面:体制、机制、结构。体制问题是解决国家和企业关系的问题,机制层面是解决国有企业内部的运营机制、解决企业活力的问题,结构层面是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推动国有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第一,实行清单管理。把出资人的权力、职责用权力职责清单界定出来,清单以内的事项也要减少审批,或事前备案。除此之外,我们每年要做一个放权授权的清单。

第二,强化章程约束。大家都说章程是企业的宪法,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特别关注或明了企业的章程。所以我们要求“一企一策”制定公司章程,规范出资人代表机构、股东会、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权责。企业要严格依照公司章程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强化章程约束,充分发挥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基础作用。

第三,更好地发挥董事会的作用。出资人代表机构主要通过董事会来体现出资人的意志。要依据股权关系向国家出资企业委派董事或提名董事人选。我们也在配合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来进行这项改革。

第四,创新监管方式。作为监管单位,要按照企业功能分类,进行分类管理和分类授权放权。向企业放权的同时,不能不监管,不能管不住。

改组和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主要职能是推动产业积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主要职能是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实现保值增值。

目前一共是21户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现在地方约有100户左右的投资、运营公司。下发“两类公司”的意见和授权经营体制的文件,将更进一步地推动投资、运营公司的改革。

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做了以下工作:(1)根据国家战略的要求,根据国务院和国资委提出的要求,投资、运营公司要重新明确它的战略定位。(2)投资、运营公司进一步调整自身的产业格局。(3)重新确定公司的管控模式,即实行“小总部、大产业”,总部更侧重于战略管控和财务管控。(4)投资、运营公司对下面的参股控股企业要采用市场化的机制,只要符合条件,就要实行混合所有制、争取上市。(5)资本优化,按照重新定位的战略和产业格局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没有必要保留的资产必须退出,把资金投向国家战略急需的产业和领域。(6)加强党建保障。

推进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

   推进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能转变。一是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一个转变”,对国资委的机构职能进行适当调整,更好地适应职能的转变。“两个清单”是指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三个归位”是指在基层改革中,逐步将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延伸到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到一级企业;配合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归位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职能转变的四个重点,就是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

职能转变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容错纠错机制。在哪些情况下需要对企业进行容错纠错?(1)以促进企业改革发展稳定或者是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为目标的。(2)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限制或者禁止的。(3)决策是符合程序、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4)没有为个人、他人或者小集体谋取私利等违规违法行为的。(5)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在某种意义上,国资委在追责过程当中也同样遵循了这几条原则。

机制层面: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

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建立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经营机制。

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

首先,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制改革在2018年就基本完成了。我们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很多企业进行公司制改制以后,应按《公司法》操作,国家是以投资额为限,对企业负有限责任。

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对不同类别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上是非常明确的。对于商业一类企业,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者各类非国有资本,从而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并着力推进整体上市,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商业二类企业,政策上希望国有资本要保持控股地位。工业类企业也可以采取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的方式,也可以积极推进股权多元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从目前企业数量来看,实现混改的户数已经占到中央企业总数的70%,其中商业一类企业超过73.6%。如果分层级看,三级、四级企业,以及四级以下的企业,基本上都实行了混合所有制,没有独资企业。2018年全年,新增的混改企业户数有2880户,其中央企1003户,地方企业1877户。这几年,央企对外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超过了6000户。现在混改是双向的,有央企改制、民营资本进来的,也有央企直接参股民营企业的。

    从所有者权益看,2018年年末,央企的资产总额达到58.2万亿元,所有者权益19.9万亿元。其中,少数股东权益达到7.2万亿元,占36%。这36%的少数股东也有国企之间相互参股的,但大部分是民营资本、社会资本。

2013年到2018年,中央企业通过产权市场吸引社会资本超过2600亿元,通过证券市场吸引的资本超过1万亿元,其中多数是社会资本。

    从实现形式上看,目前上市公司是混改的重要载体,中央控股的境内上市公司现在已经达到403户,央企资产总额的65%、营业收入的61%以及利润总额的88%,都来自上市公司。

    混改是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共享的一个重要平台。从利润角度看,2018年全国国资监管系统企业利润总额是3.4万亿元,净利润2.4万亿元。2.4万亿元净利润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部分是1.3万亿元,少数股东权益是1.1万亿元。看一个中央企业的效益,不仅要看利润总额,还要讲净利润和归属利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少数股东权益也体现了国有企业混改以后发展成果的共享。

混改已经成为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重要推动力,通过混改,有效推动了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混改已经成为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优化的重要渠道。比如说国企退出,可以通过混改,然后逐步将股权退出;混改已经成为国有资本功能放大的重要途径。因为吸收各类资本,不仅带动了各类资本的发展,也能够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

推动规范董事会建设

要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规范的董事会。只有外部董事占多数,才能进一步实行经理层的任期制、契约化、市场化,才能把决策层和经营层有效地分离开来。中央企业的母公司中,已有83家建立了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规范董事会,央企所属的15000户二级、三级公司有76%建立了董事会,各省级国资委出资的一级企业已有90%建立了董事会,进展比较好。

要切实落实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保障经理层经营的自主权。需要专门提出,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

加大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

加大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要进一步推动真正由董事会选择经理人、聘用经理人、考核经理人,对经理人进行奖惩。这种机制和党内干部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要经过党组织推荐、董事会选择、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这方面工作,在二级以下的层面做得更多一些,在集团公司层面正在积极推动试点。很多企业——尤其是在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企业,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

强化激励约束机制

企业内部薪酬分配,要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定。要形成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讲效率又讲公平,既符合企业一般规律、又体现国企特点的分配机制。要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机制。

结构层面:结构调整、优化布局

推动布局结构调整,我们做了四个一批——巩固加强一批、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在当下中美贸易战的博弈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创新发展一批还很不够,这方面工作还需要积极推动。

大家很关注重组工作,包括以钢铁、煤炭行业为重点,压减产能;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单位;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多措并举降杠杆减负债。中央企业目前的负债率在2018年年末达到65.7%。我们到2020年要能够下降两个百分点,当然实现这个目标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要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今年还要推动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一定要实现社会化管理,预计这几年将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推进。

(编辑  杨利红)



* 彭华岗,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本文根据彭华岗在20195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党的十九大进一步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2018年步伐加快,层级提升,领域拓宽,取得了积极进展。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类型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态势良好。

 

2018年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

 

竞争领域国企混改全面铺开。

推进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全国大多数国有企业已在资本层面实现混合,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69%,多集中于竞争类产业及二、三级子公司;各省级国资委监管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45.9%,多集中于二至四级子企业。其中北京、上海等地,混合所有制企业已占到国有企业总数的70%以上,部分国有企业集团层面的混改也在推进中。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项目之外,一些地方国资委和国有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入具有战略协同性的非公资本,优化股权结构,提高治理能力。如山东向国内外推出93家省属国企混改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天津先后推出232家混改项目,涉及房地产、制造、金融、服务等领域;山西发布账面净值超过340亿元的108个混改项目,涉及制造、电力、能源等领域;辽宁推出48家国企混改项目,涉及钢铁、汽车、煤炭、能源等领域;浙江推出40家国企混改项目,涉及交通、能源、环保等领域;广州发布20家混改项目,涉及科技创新、商业、金融等领域;河南省公布省属国企拟实施混改项目表,涉及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郑州煤炭工业集团等11家大型省属国企的21个项目。

重点领域混改试点取得实质性进展。

自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资委2016年启动重点领域混改试点以来,已陆续推出三批共50家中央企业子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开展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其中,2016年推出9家,2017年推出10家,2018年推出31家混改试点企业,包括10家央企集团下属子企业和21家地方国企,实现了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七大重要领域全覆盖,并延伸到国有经济较为集中的一些重要行业。中航工业、中国黄金、中粮集团所属试点企业分别完成引入战略投资者、股份制改制、重组上市工作;国家电网首次在特高压直流工程等核心业务领域推行混改,引入保险、大型产业基金以及送受端地方政府所属投资平台等社会资本参股,以合资组建项目公司方式投资运营新建特高压直流工程。

资本市场是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平台。

2018年,各级国资委和国有企业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积极转换国有资本形态,运用各种金融工具,推进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推动企业整体上市或核心资产上市,提高资产证券化率。从中央企业看,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中央企业运营的主体,65%的资产、61%的营业收入、88%的利润来源都在上市公司;利用股票市场、产权市场引入社会资本约1750亿元。中国三峡集团新能源公司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权益资本117.5亿元;中国铁塔在H股挂牌上市,募集资金69亿美元;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通过资本市场实现深度军民融合,将内蒙一机超过80%的优质资源通过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方式,实现该企业军工资产整体上市,放大了国有资本功能,更好服务于国防建设。

地方国资委普遍将上市作为混改的重要形式,推动更多有条件的企业改制上市、新三板挂牌,推动有条件的集团整体上市。上海市整体(或核心资产)上市的市管企业占竞争类企业总量的2/3北京市推动主业资产集中度较高的一级企业改制上市,资产证券化率近40%。北汽集团旗下北汽福田、北汽股份、北汽新能源、华夏出行等多家公司通过重组、设立、增发、上市等方式,实质性推进了各自的混改进程。特别是北汽新能源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借“壳”上市,成为国内A股市场的“新能源整车第一股”。青岛市国资委系统上市公司已达10家,绝大多数竞争类企业均有一家主要子公司实现公开上市。

员工持股试点取得积极成效。

员工持股试点正在深入推进,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选取了192家员工持股试点企业,在促进转换机制、吸引人才、激发活力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在中央企业层面,所选取的中国宝武集团、中国节能集团已实行员工持股,国机集团所属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中远海运所属泛亚航运等10家试点子企业首期员工入股全部出资到位。与此同时,中央企业控股的81家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所属科技型企业的30个股权和分红激励方案完成兑现,有效调动了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地方国资委层面,31个省市共选取了182家试点企业,其中25家已初步完成员工出资入股。

 

2018年混改的主要特点及经验

 

2018年,我国国有企业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灵活运用改制上市、股权转让、增资扩股、合资新设、市场化重组以及基金投资等多种方式,分类、分层、多模式、多路径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依据分类分层,推动国有资本合理进退。

按照企业功能分类和层级现状,明确国有资本战略投向,有针对性地推进国企混改。一是在竞争性领域上大胆突破。国务院国资委针对商业一类、商业二类企业的不同情况,合理确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度和途径,积极推进充分竞争行业的国企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按照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优化的要求,实现合理进退。上海市明确,除国家政策明确必须保持国有独资的领域,其余企业将实现股权多元化;竞争类企业混改主要采取资产重组、股份制改造、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等方式。二是在企业层级上大胆突破。有的地方在积极推进国企子公司混改的同时,积极探索在集团公司层面的混改。天津市将混改层级由二级及以下企业,提升到一级集团层面。重庆市国资委监管的37家市属国有重点企业中,8家企业实现集团层面混合所有制。云南省在国企集团层面,围绕产业协同、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完善提升,招大引强遴选战略投资者。

推进股权多元化,构建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

国有企业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产业投资者、开展员工持股等方式,进一步优化企业股权结构,形成均衡合理的股比架构,积极吸收非国有股东和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为公司治理有效制衡、经营决策科学高效创造条件。中国联通混改后13名董事会成员中,有8人为非独立董事,其中5位非独立董事来自战略投资者(中国人寿、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西安市政采取“国企改制+增资扩股+员工持股”的混改模式,引入3家战略投资者,同步引入员工持股;6名董事会成员中,1人来自员工持股平台,2人来自战略投资者。

灵活运用股权激励,持续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随着混改和员工持股试点改革的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更加注重以建立激励约束长效机制为目标,探索以岗定股、骨干持股、动态调整,确保激励力度与岗位和业绩紧密挂钩。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作为中央企业首批员工持股改革试点,以设立两级持股平台的方式实现间接持股,不仅便于员工股份流动,又可通过持股平台统一融资,加大了员工与企业的“绑定”力度;同时,通过每年动态调整转让价格、股份强制退出、股份转让限制等方面制度安排,确保员工股份与岗位和个人业绩紧密挂钩,实现员工持股“能高能低,能进能出”,形成可操作性的股权内部流转和退出机制,避免持股固化僵化。诚通集团通过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在混改企业中,支持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持股,其所属重资产的中国物流管理层持股达9.01%,轻资产的中国诚通国际贸易公司中,管理层及骨干员工持股达30%,充分激发管理层增强执行力、提高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浙江省细化员工持股试点方案,开展首批员工持股试点,允许改制企业、拟上市企业在市场公开择优引入战略投资者时,同股同价同步引入经营团队和骨干人员入股。

推动双向混改,促进各类资本融合发展。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配套政策和市场平台逐步完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股权投资基金等非公资本以投资入股、收购股权、参与国企上市重组等方式,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混改。国有企业围绕聚焦主业、探索社会资本合作方式,积极引入非公资本或投资入股非国有企业。“双向混改”有力推动了国有资本和其他各类所有制资本融合发展

2013年以来,民营资本以各种方式参与央企混改,投资金额1.1万亿元;省级国企引入非公资本超过5000亿元。国有企业积极投资入股非国有企业,其中省级国企投资参股非国有企业金额超过6000亿元。

2018年,国家电网对所属国网新源公司实施股权多元化改造,在吉林、江西等6省与地方资本合资建设抽水蓄能电站,注册成立股份制配售电公司18家,在综合能源服务、能源电商等领域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建材所属混改企业北新建材重组了我国第二大石膏板企业山东万佳,双方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山东万佳持有合资公司30%的股权、其实际控制人(自然人)在合资公司担任董事和总经理,以充分激发民营企业家精神、提升企业活力。浙江省建立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发布平台,以省产权交易所为依托,统筹全省混改项目资源,建立权威信息发布渠道,积极推动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增量合作,推出了40个混改项目,涉及交通、能源、环保、化工、机械、建筑、金融等多个领域,预计引入400亿元以上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改革和经济建设。

 

2019年国企混改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我国国企混改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地区之间、企业之间、集团总部和基层企业之间改革进展不平衡,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仍有不足。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将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将推动国资监管方式改革,促进国企经营机制转换,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提升国有资本功能及其竞争力,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整体经济结构优化。

首先,混改深度和广度将进一步扩大。特别推动国有资本出资的国企,纳入改革“双百行动”范围的国企,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点国企主业处于竞争领域的国企,加快改步伐。同时,在一些地方持续开展企业集团层面混改试点工作。随着各地混改项目深入推进,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混改模式。

其次,重点领域混改将持续发力。2019年,国家发改委将加大重点领域混改力度,在前三批50家试点的基础上,推出第四批100家以上混改试点,进一步扩大试点产业领域覆盖。改革的配套政策将更具实操性,确保改革力度更大,效果更明显,影响更深远。

第三,混改企业公司治理模式加速形成。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两种不同所有制资本之间的有效制度衔接、组织架构及企业文化的深度融合,有一定的难度。要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内部约束和激励,保护各类所有制产权的合法权益,科学进行资产定价。在企业授权、放权上取得看得见的进展,在探索有别于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模式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有望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融合和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变革的有机统一,进一步推动企业在法人治理、选人用人、激励约束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相应完善市场化薪酬机制和灵活的工资总额管理制度。探索构建党组织、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国企治理机制。

第四,混改渠道更加畅通、更趋多元。2019年,各地将加快建立完善非公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双向介入机制,积极搭建混合所有制项目发布或合作平台,开放更多产业领域,鼓励非公资本参与国企资产重组、改制上市,支持国有资本依据产业链、价值链优势互补的原则积极入股非国有企业。随着混改项目的进一步增多,各地将加大对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民营资本合理、有序退出的程序和规则的研究探索,消除非公资本的顾虑,进一步强化改革共识,凝聚改革力量。

第五,国家特殊股管理有望迈出实质性步伐。国家特殊股管理是深入推进国企混改的一项重要举措,要求放活国有资本的同时保留国有出资人对企业的话语权、收益权和控制权。2019年将推动国有资本由传统控股权向控制权的转变,以激活企业经营机制,改善国有资产质量,增强企业的科学决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奠定坚实基础。

(编辑  宋斌斌)



* 贾尽裴,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共中央确立的“两个一百年”目标之一,是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坚持大扶贫格局,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点,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真正实现脱贫。

近年来,中央企业(简称“央企”)发挥自身优势,在扶贫资金筹措、扶贫产业确立等方面走出了富有特色的脱贫攻坚之路。

 

央企参与脱贫攻坚意义重大

 

央企作为国家的经济支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肩负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责任与使命。部分中央企业1986年起就参与定点扶贫工作(企业前身或所属单位)。进入21世纪,中央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央企在援助帮扶贫困地区发展方面的贡献越来越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央企积极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央企把政治责任放在首位,义不容辞为脱贫攻坚做出积极贡献。

2013年至今,我国累计实现8239万贫困人口脱贫,但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截至2018年底,全国还有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1.7%[①] 在“三区三州”仍有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这些地方生存环境恶劣,致贫原因复杂,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贫困发生率普遍在20%左右,这些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距离我们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根据多方研究,深度贫困地区具有某些共性特点:一是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二是社会发育滞后,社会文明程度低;三是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于一体;四是经济发展落后;五是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六是因病致贫,长期不能脱贫;七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等、靠、要”思想形成积习,难以改变。

作为国之重器,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扶贫重任扛在肩头,在扶贫过程中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扶贫路径,为其他扶贫帮困主体的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应该大力宣传,弘扬正气,发挥正能量。

据国资委发布的数据,“十二五”以来,中央企业在定点扶贫工作中累计投入资金47.4亿元,开展各类定点扶贫项目2872个,举办各类培训班959期,培训干部人才62207人次,援建学校786所,援建医院(卫生所)948所。在援疆、援藏、援青工作中投入无偿援助资金31.23亿元。目前98家央企共结对帮扶遍及21个省(区、市)246个贫困县,约占全国502个国家级贫困县总数的42%。由国资委牵头并设立的预期总规模上千亿元的“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首期募集资金122.03亿元,截至20184月,已有104家央企参与出资,募集资金153.86亿元[②]

 

 

结合企业优势,精准对接探索扶贫模式

 

央企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脱贫攻坚工作。据国资委网站专栏介绍,各大央企结合各自产业行业优势,根据帮扶地区、帮扶对象的具体情况,分类施策,因地制宜,精准对接,确保脱贫成效,探索形成多种扶贫模式。

党建扶贫

“群众要致富,关键靠支部”。央企在贯彻党建、引领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把党建与支持扶贫结合起来,力推党建扶贫。央企定点驻村工作队探索从抓实党建、配强班子入手,把党建扶贫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抓好抓实。具体做法包括:央企(及所属企业)负责扶贫部门的党支部与定点帮扶村党支部共同制定规划,开展支部共建活动;与村支部共同健全完善“三会一课”、发展党员、支部换届等方面制度,理顺村党组织的建设;建立党员档案、摸清流动党员情况、做好党员发展和积极分子培养工作。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发挥脱贫攻坚战的堡垒作用;树立扶贫模范先锋,激发群众脱贫动力;推行党建扶贫督查检查,治理庸、懒、滑、拖。以党建为统领,形成工作合力,推动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开展。

教育扶贫

各央企在扶贫工作中坚持“扶贫+扶志+扶智”三结合原则,通过教育引导,文化提升,进步立志,旨在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央企开展教育扶贫的主要措施包括捐资建设学校校舍及配套设施,捐赠学习材料和用具,设立奖学金、奖教金,建设农家书屋,开展技能培训等。通过教育扶贫,帮助贫困地区人民提升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引导树立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志向,努力达成“教育一人、成才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目标。

产业扶贫

产业扶贫是建立扶贫长效机制的重要方式。各央企结合当地实际和特色、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等因素,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因人施策。有的发展特色农林牧渔产业,比如羊肚菌、黑山羊、黑猪肉、牛羊肉、木耳、枸杞、葡萄、柑橘、苹果、核桃、中草药;有的推出特色旅游,比如中国旅游集团推进马边县、雷波县旅游扶贫“五个一”工程,以旅游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取得良好脱贫成效。电力扶贫方面,南方电网、国家电网、中国华电等电力集团均参与了定点光伏扶贫工程。仅国家电网在定点扶贫的湖北、青海五县区就投资了7.03亿元,建成7.7万千瓦光伏扶贫电站,年扶贫收益6000余万元,实现1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

为贫困地区援建水路、电路、公路、网络、公厕等基础设施,是我国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如中国石化承担在甘肃东乡县布楞沟流域的整体连片扶贫开发任务,投入资金4967万元,实施一批居民饮水工程项目,改变了布楞沟流域没水的历史;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在四川美姑县建设安全饮用水工程,帮助当地解决了2500名村民的饮水问题。中交集团在云南援建怒江渡口大桥,总造价约1.04亿元,在新疆定点扶贫县英吉沙县投资6300万元建设旅游区公路。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不断加强贫困地区电网建设,750千伏电网向新疆南部延伸,大电网覆盖面扩大到西藏62个县,青海、甘肃、四川藏区骨干网架不断完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把“信息公路”修进贫困地区,让贫困地区群众用得上、用得起信息网络服务。中国电信仅2017年就在新疆、西藏、青海及川滇甘三省藏区投资48.2亿元用于网络建设、优化和升级,这些地区大部分网络覆盖与信息化水平与东、中部基本一致。这些投资有效解决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

医疗扶贫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脱贫攻坚中的重要制约因素。精准扶贫,就要精准“对症”和精准“下药”。一些企业通过为贫困地区援建医院或卫生所、购买医疗设备、培训医务人员、开展医疗救助等方式,开展医疗扶贫工作。一些特色的扶贫项目,如中信湘雅爱心助孕扶贫项目,既实现了扶贫脱贫目标,又为人民健康和幸福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

基金和信托扶贫

通过基金运作和信托项目进行扶贫,可以建立扶贫的长效机制,避免“撒胡椒面”式的有投无获的传统单向“输血”方式。目前影响最大的项目就是国资委牵头、央企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基金主要用于投资贫困地区的特色种养业、旅游业、加工业、矿产资源开发等产业,以及贫困地区产业园区建设、新型城镇化发展等,优先支持吸纳就业人数多、带动力强、脱贫效果好的项目,重点支持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的省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经过二期募资,截至20184月底,104家央企参与出资,募资规模达154亿元,累计完成投资项目45个,自投金额92亿元,吸引社会资本超过1000亿元。[] 基金投资范围覆盖全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中在“三区三州”已投资14.4亿元,预计可带动1.2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此外,国家开发投资集团出资8亿元,参与设立国内第一只市场化运作的产业扶贫基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国家能源投资集团还设立了绿色生态保护扶贫基金;中国建筑集团与甘肃省共同设立丝路交通发展基金;中信集团设立“一带一路”产业基金等。国投集团与银监会、中国信托业协会尝试“慈善信托+合作社+农户”的创新合作机制,联合设立“国投泰康信托2018甘肃临洮产业扶贫慈善信托”。这些基金和信托的设立和运作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很好的资金支持。

科技扶贫

发展是第一要务、科技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央企在扶贫工作中,重视强化科技投入,带动产业发展。比如,中粮集团依托旗下“我买网”平台销售了3万斤西藏拉孜县藜麦等特色产品,实现了当地农贸产业资源与网络用户的对接,推动了农民增收。中国电信的益农平台“农技宝”已覆盖26个省份、1804个县,“益农服务”信息进村入户平台已覆盖556个县、861万户农户,累计交易额超过100亿元。

 

央企开展脱贫攻坚存在的若干问题

 

如上可以看出,各央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探索精准扶贫模式,全力以赴为脱贫攻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央企参与脱贫攻坚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央企参与脱贫攻坚需要科学规划

目前,关于央企参与脱贫攻坚工作还主要停留在经验总结层面。央企既是一个企业主体,具有经济法人属性,也是一个社会治理的主体,因此需要探讨,如何有效开展脱贫攻坚?尤其是那些出现亏损的央企,如何履行脱贫攻坚的政治责任?如何做好前期规划?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了央企工作的内容:一是引导央企、民营企业分别设立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吸引企业到贫困地区从事资源开发、产业园区建设、新型城镇化发展等;二是推进央企定点帮扶贫困革命老区县“百县万村”活动。现实中,央企为脱贫攻坚工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时候甚至不考虑成本。2018年,数家央企在年初就为脱贫攻坚做出上千万甚至数亿元的支出预算,后期又研究增加预算,有的不止增加一次。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合理规划、可行性分析研究并考虑形成规章制度,推动党的领导和现代企业规范治理两个“一以贯之”协调发展。

央企对“责任”的理解和认识还不够全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议央企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下,考虑问题、开展工作。央企除了承担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政治责任,有必要更加重视文化责任和生态责任,特别要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彻到脱贫攻坚具体工作中。

央企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面临困难

一是企业对于捐献扶贫资金额度,或者出资产业扶贫基金额度,无章可循,难以准确把握。不同的央企定点帮扶的地区不同,贫困人口不同,环境条件千差万别,实现帮扶对象脱贫所要投入的资金、人员等各不相同,难以量化,难以比照核算和考核。二是央企开展脱贫攻坚的宣传工作不到位,一方面,多数企业仅从“社会责任”角度来认识和宣传,还没有提升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高度;另一方面,对宣贫攻坚的关注度和宣传力度还不够明显。三是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扶贫投入统计体系,缺乏央企参与脱贫攻坚的详实准确的统计数据。四是对于扶贫长期效果往往心里没底,在巩固扶贫成效、建立脱贫的长效机制方面,仍需努力。受短期考核指标的影响,一些地方重在完成阶段性目标、缺乏长远规划的现象依然存在。

 

几点建议

 

第一,提高政治站位,健全帮扶组织和机制。

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很多央企成立了企业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加大协调和推进工作力度。通过广泛学习宣传,深刻理解和认识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意义,建立健全开展脱贫攻坚的规章制度,选对人、扶对人、花对钱、脱好贫,切实发挥好央企在参与脱贫攻坚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建议尽可能采用基金扶贫方式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从以往“撒胡椒面”式的无偿捐赠向形成国有产权的模式转变,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实现更好的综合扶贫成效。

第二,以抓党建扶贫为引领,激发贫困主体内生动力。

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严格执行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把手负责制。切实加强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央企党员人数比例高,党组织健全,开展党建扶贫是央企的重大优势。要切实解决贫困地区党组织建设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全面从严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大力推动以党建促进脱贫工作落实落细,营造良好的村风民风,密切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第三,以抓急重险难为突破,构建产业扶贫长效机制。

在解决好贫困地区群众短期在穿衣、饮食、住房、出行、就医、上学等方面的急重险难问题,以及加强水路、电路、公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同时,更要着力构建以产业扶贫为依托的长效脱贫致富机制,深入调查研究,在找准致贫原因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探索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发挥群众的自身能动性,用奋斗脱贫致富奔小康。

第四,健全完善央企参与脱贫攻坚的制度设计。

做好制度设计,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让央企及各所属企业管理层积极主动参与脱贫攻坚,并能有章可循、依法合规地开展相关工作;让参与脱贫攻坚具体工作的员工有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积极努力的脱贫工作最终获得成就感和荣誉感;让困难群众有获得感和幸福感,提高贫困人口的思想认识,凝聚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共识,脱真贫、真脱贫。

第五,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真正塑造央企和民众一家亲的和谐氛围。

央企散布在各个地区的所属单位,在当地或多或少会与贫困群众发生社会联系,企业与群众关系的好坏可能直接影响到企业业绩,因此密切企民关系成为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扶贫工作中,更要进一步和贫困群众融为一体,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用情感的力量激发贫困群众的活力和积极性,带动贫困群众积极向上、开拓创新,最终不仅有助于实现央企的脱贫攻坚使命,而且可以支持央企在当地的发展,密切企业和群众的关系。

                                (编辑  宋斌斌)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研究”(项目号:18BSH052)和国家行政学院重点科研项目“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重点难点问题研究”(项目号:18ZBZD004)的部分成果,立项者:袁金辉。

* 乔彦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经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 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人,[EB/OL].[2019-02-15].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15_1649231.html.

[] 基金概况[EB/OL].[2018-12-20].http://www.yangqifupin.com.cn/gtcy/jjgk/jjjs/A090201index_1.htm.

[] 基金概况[EB/OL].[2018-12-20].http://www.yangqifupin.com.cn/gtcy/jjgk/jjjs/A090201index_1.htm.

[] 袁金辉,乔彦斌. 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J],行政论坛,20186):19-25.

 

 

能源行业通常是逆周期投资的重点领域。在国内外多次应对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实践中,能源行业都表现出比其它行业更强的“恢复能力”,对拉动经济复苏、增加就业岗位、稳定金融市场起到压舱石作用。

2018年以来,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明确提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资、稳外贸、稳预期的“六稳”要求,能源、交通、环保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纷纷被纳入各地“稳投资”的重点之中。然而,由于逆周期的投资环境较为复杂,必须充分考虑能源行业转型发展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际需要,统筹规划、稳妥推进,避免出现新一轮的“大干快上”增投资、扩产能、铺摊子现象。

发挥能源基础产业功效,着力培育“六稳”引擎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能源消费的稳定性、持续性强,能源项目建设周期长、吸纳就业人数多、产业放大效应明显,不仅适合逆周期投资,而且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以美国为例,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速严重下滑、失业率大幅度上升,2010年的GDP负增长2.5%、失业率升到9.9%。此后,美国掀起了页岩油气革命,油气开采业投资大幅度增加,一度占到社会总投资的10%,并吸引大量风险投资进入,油气产业增速比同期GDP增速高出2-3倍,新贡献至少200多万个就业岗位。此后几年中,美国的失业率持续下降,2018年降到4%以下,这其中,页岩油气革命功不可没。有资料显示,目前美国能源领域(包括节能)就业人数达650万人,占到全美就业人数的4.5%

无独有偶,高度依赖金融业的英国经济同样遭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陷入深度衰退,2009年的GDP负增长4.9%2012年缓慢复苏到0.3%,同期失业率升到4.8-5.0%2014年,英国政府启动“北海大陆架油气经济复苏计划”,主要动因是为了稳定油气产量、保障能源安全、带动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特别是稳定45万人的就业机会。在随后的两年里,英国经济呈现全面复苏势头,GDP增长达到2.0%-3.0%,失业率下降到3.0%以下,其中油气行业的贡献不容忽视。以蓬勃发展的全球新能源产业为例,2017年该产业提供了50多万个新就业机会,比上年增长5.3%,总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成为全球经济艰难复苏进程中的靓丽风景线。

近年来,我国能源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已达到3.2万亿元/年的规模,占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例约为5%根据不完全统计资料推算,全国传统能源行业的从业人数约800万人,新能源领域就业人数约400万人,总计占第二产业就业总人数的6%左右。在全国四分之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能源(包括新能源)行业仍然是本地区GDP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在这种情况下,把能源行业作为重点投资领域,统筹考虑能源项目的关联产业带动、社会效益放大效应,不仅可以对现阶段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发挥支撑作用,而且有利于实现能源建设周期与经济发展周期相匹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利用逆周期投资推进能源转型,优化能源结构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但是,我国总体上还是能源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仅为OECD国家平均值的50%,还不到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与亚洲的日本、韩国相比,只分别达到他们的60%40%。我国部分边远落后农村地区,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能源贫困人群,主要依赖传统生物质能。毫无疑问,我国能源发展依然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难以有效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二三十年里,我国的能源消费强度和弹性系数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能源消费需求总量仍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据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的最新预测,到2035年,我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将达到56亿吨标煤,比2017年的实际消费量增长约24%。之后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峰值平台期,并延续到2050年左右。特别是随着未来经济转型、结构调整、消费升级,电力消费需求将大幅度增加,预计2050年的电力消费需求量将比目前增长一倍,电力在终端用能中的占比也将从目前的20%左右提高到近40%,而且这种终端电力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需要提前规划建设,保持一定的能力储备。

我国能源行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结构不合理,即多煤、少油、缺气。其中,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60%以上,天然气占比不到8%,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29%24%。按照大力推进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战略思想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的要求,从现在起到2030年,将是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10年,必须努力把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提高到20%以上,天然气的消费占比提高到15%以上,煤炭消费占比降低到45%以下,这是能源领域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为此,充分利用逆周期投资的时机,把促进能源转型发展与做好“六稳”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不失为一种现实、可靠的选择。

能源投资结构,应紧紧围绕“减煤、稳油、增气、大力发展新能源”的思路,一是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把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与提高先进产能、延长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投资、就业、创效的有序转型;二是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稳定原油产量2亿吨、大幅度提高天然气产量。

相对于传统化石能源,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还受制于技术和成本,但未来发展空间巨大。需要深化能源体制改革,建立更加开放的多能互补转型发展机制,使传统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与新能源之间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比如,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波动性等特点,而天然气发电启停迅速,运行灵活,便于调峰。通过建设天然气与新能源互补的联合发电机组,充分发挥不同能源的优势,可以有效提升发电机组总输出水平和电网运行可靠性。

把国内油气储备与勘探开发投资摆到同等重要位置

近几十年来,石油和天然气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油气市场总体上供应宽松,且呈现多元化趋势,为像中国这样的油气消费和进口大国提供了比较有利的发展条件。正因为此,一直存在着是依靠国际市场买油气,还是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增强能源自给能力的争论。特别是在国际油价处于中低水平时期,我们比较热衷于依靠“走出去”、扩大进口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油气消费需要。据统计,自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不到15年的时间,对外依存度就突破了50%2018年已达到70%。同样,2006年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仅为1.7%2018年已上升到45%,未来有可能继续攀升,给国家能源安全带来较大的压力。

与我国的情况相反,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提出“能源独立”目标以来,历经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2010年以来,在页岩油气革命的推动下,本土油气产量大幅度上升,分别增长1倍和40%。同期,原油和天然气年进口量分别减少16%20%、出口量增加近50倍和50%2011年成为成品油的净出口国后,2017年美国又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到2018年底,原油虽然依然属于净进口,但是如果算上原油与成品油,则已经成为石油净出口国。今年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发表2019年度国情咨文时宣称:“美国已是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气的第一大生产国。65年来首次,我们成为了能源净出口国”。应当说,美国在掠夺全球资源的同时,也在持之以恒地加大对本土油气的勘探开发和技术创新,不仅使其基本实现了能源独立或自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能源版图,使美国在国际油气市场上拥有了更强的话语权。

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之后,原油产量连续30多年持续增长,并在2010年跨过2亿吨的大关,2015年达到2.15亿吨的峰值。但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原油产量的增速已呈现逐步放缓态势,“十一五”期间的年均增幅为2.49%,“十二五”期间降到1.32%,进入“十三五”后,则开始由正转负。2016年,国内原油产量首次跌破2亿吨,2016-2018年的产量分别为1.991.911.89亿吨,分别递减7.4%4.1%1.3%

2018年以来,中央明确提出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增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的要求,国内主要石油公司开始大幅度增加勘探开发投资,并很快取得了多项重大发现和可喜成果,产量下降幅度明显收窄,各方面对恢复并保持国内原油产量2亿吨具有信心。应当说,国内油气资源是有潜力的,目前的“瓶颈”主要还是缺乏先进的技术和装备,需要把立足国内勘探开发与扩大油气行业对外开放、引进国际先进技术装备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投资,扩大新区风险勘探,加强老区挖潜增产,突破非常规、深层深水领域资源开发等,可以有效提升油气生产供应和安全保障能力。

当今世界,能源安全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的事,供应安全与需求安全相互依赖、相互制衡,资源国、进口国、石油公司相互协同,形成了紧密的安全链条,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全局。纵观世界各国,所谓的能源自主或独立都是相对的,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市场或其它国家而实现能源自主或独立。同样,增强我国能源(特别是油气)自主保障能力,也不可能脱离国际市场。

由于石油天然气的战略性、金融属性强,其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频繁且幅度大,这已成为影响我国油气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一方面,我国需要继续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是通过加强“一带一路”油气投资合作,稳定我国80%原油和90%天然气的进口来源;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加大国家油气储备能力建设投资,进一步增强应对国际油气市场供应和价格风险的能力。

按照国际能源署设定的一国石油储备90天的安全标准线计算,我国需要建立约1.5亿吨的战略储备。早在2001年,国家就明确提出要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并规划从2003年起,用15年时间,分三期完成油库等硬件设施建设,到2018年可存油6600万~6800万吨。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数据,到2017年,我国建成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利用这些储备库及部分社会企业库容,储备原油3773万吨,显然差距还比较大。天然气储备能力建设则刚刚起步,更是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天然气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应把对油气储运设施的投资摆到与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同等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国家实施油气管网分离之后,必须妥善解决好储备设施建设投资来源及产供储销责任体系问题,切实提升国家油气战略安全保障供应能力。

加大节能和提高能效投资,推进节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煤炭、石油、天然气及其它新能源被称之为常规的“四大能源”,而节能和提高能效则是“第五大能源”,而且是最便捷、最经济、最干净的能源。自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纷纷把节能和提高能效作为能源政策的重要内容,围绕节能与能效技术推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像美国,就把实施节能和提高能效措施、增强本土油气开发和供应、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追求国家能源独立和保障能源安全的三大核心战略。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能源管理机构出台了一系列节能举措,特别是对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技术研发、成果推广方面的投入成就可观,仅由联邦政府主导的节能活动,每年就能节省数百亿没有的能源费用。在2017年美国能源部门约300亿美元的预算中,归类于民口约170亿美元,其中21亿美元(约占民口预算的12%)专门用于能源效率和新能源方面的研究。

我国一直十分重视节能和提高能效工作。据统计,1978-2017年,我国能源消费强度(单位GDP能耗)总体下降了近80%,累计实现节能量近30亿吨标煤,成为世界第一节能大国,节能服务产业规模与创新技术研发均位居世界首位。2010-2018年,我国节能服务产业企业数量增加近70%,达到6400家;总产值增长了4.5倍以上,达到4700亿元;从业人数增长2.5倍以上,达到73万人。尽管如此,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目前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美国的2.3倍、日本和德国的3倍,能源浪费现象依然严重,能源利用效率仍然偏低,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潜力巨大、效益可观。

节能和提高能效涉及到工业、建筑、交通、基础设施等众多领域,从节能改造到综合能源服务,容易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及政策的影响。特别是中小节能服务企业对经济周期和市场波动十分敏感,承受能力有限,应该成为能源行业逆周期投资扶持的重点领域。

首先,要督促用能单位增加对节能和提高能效方面的投入,制定各类用能产品和设备的合理能耗指标,强制改变用能行为,减少能源浪费;其次,要加大对节能和提高效率领域的技术研发投入,支持设立更多的研发基金,资助高校、科研院所等对有潜力的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开展立项研究,并形成技术研发、转化与应用推广的全链条支持保障措施。

其次,要鼓励和扶持中小节能服务企业加强自身的技术装备改造和升级换代,加快推进从依靠企业数量增长向依靠企业高质量发展转变,进一步提升节能服务产业的一体化、标准化、市场化、国际化水平。

由于节能和提高能效所体现的是正外部性,迫切需要建立完善财税补贴或税收抵扣等激励政策。

                                (编辑  季节)



* 吕建中,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1 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




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简称NIS)最早是由英国创新经济学家弗里曼(Chris Freeman)于1987年提出的,当时是为了研究日本的经济奇迹提出这个概念。国家创新体系概念自诞生以来,对世界创新理论的研究、创新政策的制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概念的影响下,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思路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对创新体系理论及其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中产生的作用进行一个系统的研究和回顾,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创新驱动发展的机制和政策的制订。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历程梗概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沿袭前苏联的科技体制,这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较为僵化的组织体系,造成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现象。

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是和经济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征程。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起点。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2006年,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意见》,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上是学界关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通常的阶段划分法。

以上世纪90 年代后期为分水岭,科技体制改革前后阶段的特征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这个差异的一方面原因,是由于经济体制转变,有必要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技体制。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活力不断增强,强调企业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成为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立足点。适应这一变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科技界引入了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概念,并运用这个理论指导科技体制的改革。

——从改革任务来看,早期的改革是试图突破计划经济中形成的科技体制,90 年代后期改革任务扩延至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从改革特点来看,从面向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重点突破或单项推进,深化至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更关注创新体系的整体推进;

——从改革重点来看,早期改革更多侧重于微观运行机制,而后期改革主要是在宏观管理体制和机制上有所变革;

——从政策工具来看,早期更多关注政策指导,后期则希望建立起基本的制度和规则。

11998年为分水岭,对改革前后两个阶段的重点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前后20年的时代背景的差异,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对象以及改革的措施也有诸多不同。

1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前后阶段重点内容对比

 

1978-1998

1998-2018

时代

背景

国际形势缓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向市场转型;

科技体制僵化,与经济两张皮

加入WTO,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

经济高速增长,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创新系统效率不高,无法成为发展动力

改革

目标

“面向”、“依靠”、“攀高峰”,科技与经济相结合

建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自主创新、创新型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主要

对象

科研院所、高校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

改革

措施

各类科技计划、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释放科研机构活力,科教兴国战略,实施211工程、985工程

知识创新工程、科研机构改革、产学研合作、发展高科技产业,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双一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竞争、成果转化激励、评价机制、税收激励等

主要

文件

《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1993

《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5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6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2006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8

《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2015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6

 

《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2006-2020)》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2015年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首次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放到了突出地位。

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提出

上世纪80年代在科技体制改革初期,一些学者意识到,和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究的重大进展相比,科技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是比较滞后的。当时科技界对科技体制改革也有理性的思考,但这些思考往往停留在思考层面或者原则性的概念,比如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等。对我国科技体制的功能、特点和主要问题,如何更好地提升各有关主体的效率、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等问题,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也无法对科技体制改革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

然而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科技体制改革所遇到的很多实际问题,触及到深层理论问题。认真研究改革的理论,成为中国学者当时面临的迫切任务。直到引入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概念以后,上述的理论研究工作才焕然一新,科技体制改革的思路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提出,与学者们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关注是密不可分的。罗伯特·索洛(1956)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后来,保罗·罗默和他的老师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出现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像熊彼特、尼尔森、弗里曼等,他们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分析范式。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过经济高速增长,对美国经济霸权地位形成挑战。所以当时出现技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思潮。一些学者认为,虽然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是国家必须以一定的政策措施推动,实现技术的突破。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英国学者弗里曼首次提出“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他认为创新体系的理论基础来自两方面,一是李斯特的国家体系理论,二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伦德瓦尔于1992年进一步提出创新体系内的构成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形成各种联系。这一理论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创新系统理论的贡献,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创新系统理论把创新和经济发展的绩效紧密联系起来。第二、强调了创新是一个系统的概念。第三、强调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对创新的重要性。第四、强调知识在行为主体之间流动的重要性。第五、强调了国家专有因素的重要性,强调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的因素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第六、强调创新体系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以促进创新主体做长期的投资;但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创新体系也应该随之变化。

国家创新理论自产生以来,经合组织(OECD)做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的报告,对世界各国的创新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意义

1995年国家对科技体制改革十周年进行评估,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向中国官方建议,重视并采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此后,国家科委设立了“市场经济下中国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项目,很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这是理论研究阶段。

国家创新系统首次写进政策文件,是中国科学院的《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报告,江泽民同志做了批示。创新体系理论开始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后,2006年、2015年、2016年中央关于科技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文件,都强调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创新体系,对中国科技创新发展有如下启示意义:

第一,明确各个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和关于建立高效协同的“创新体系”思想。强调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合作,但是产学研各个主体的作用是不同的。各创新主体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并且要求产学研各环节应密切协调合作。企业在技术开发中起主导作用,科研机构是完成国家战略任务的主力,大学在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方面要发挥主要作用。相关部门和各创新主体密切配合,协同创新,有效整合创新资源,从更广泛的视角思考国家的发展问题。

第二,政府要提升创新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创新体系的变革。政府应该更好地发挥在创新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建立有利于创新主体发挥作用的现代国家创新体系框架。同时,构建开放的创新体系,注重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创新交流。当前世界处于新一轮技术革命,这对我们传统的创新体系形成很大挑战。传统的创新体系和政策着眼于追赶型,现在我们要对突破性、颠覆性的创新给予相当的重视,组织和制度也要及时更新,以适应新的形势。

第三,加强创新发展理论研究,重视创新研究和发展研究的结合。理论工作者应该深入改革实践,发展理论,指导改革。理论研究要保持开放性。科技创新理论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之间,过去的对话和交流比较少。为更好地贯彻创新驱动战略,科技界应该和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开展对话。创新研究需要和发展研究紧密结合,深刻理解创新发展的机制和规律,深入开展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研究。

世界上各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都产生了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的发展现实其实也对所谓主流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我们应该基于自己的实践,提出中国本土的发展理论。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是作者20181223日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集的“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与自主创新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 眭纪刚,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笕川村位于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西乡,高铁和高速公路在此处交叉而过。目前全村总人口5235人。2010年村集体收入72.22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8210元,经济发展较快、群众比较富裕,是乡风比较文明的新型农村,也是一个环境整洁、村两委班子团结坚强的省级“全面小康示范村”。

1992年起至今,我已连续担任了七届村支部书记,为村里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自己的努力,受到了村民们的拥护与爱戴,也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给我很多荣誉。自1992年以来,我已连续十多年被评为县级优秀党员,2004年被省委评为“为民好书记”,连续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县人大常委会委员、丽水市人大代表,2007至今被选为浙江省十一、十二、十三届人大代表。经过多年的履职,无论是担任村干部还是各级人大代表,自己的体会确实不少,可以说是酸、甜、苦、辣样样俱全。

 

依托地利之便发展农村市场

 

1994年之前,村里的成年人60%外出打工,我们村里的土地基本没有人种,收农业税都没地方找人。1994年,村集体利用本村的地理环境优势,推广发展香菇产业,制订各项优惠措施,吸引了大量菇农来村租田种菇,很快形成了年产千万袋香菇的生产规模。1995年,村集体筹划建设笕川香菇市场很快发展成为浙中南地区最大的鲜香菇交易中心。考虑到香菇市场将可能带动很多其他经营活动,所以我们坚持这个市场由村集体所有、村集体管理,拒绝私人承包,从而让村民和集体都能有收益。经过十多年的运行与改扩建,目前市场已拥有固定资产890万元,常年经营户1000多户,年鲜菇交易量2.5万余吨,交易额达到1亿元以上。香菇市场的成功培育,带动了周边村庄菇农3000余户,众多的村民从事剪香菇柄、烘香菇、代收香菇等与香菇市场有关的业务,从而很好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同时增加了村集体年收入50多万元,增加村民年人均纯收入400元左右。2009年,笕川村被中国食用菌协会评为“小蘑菇新农村建设百强村”。

2012年,我们增加农作物品种,又发展了茭白产业,并成立了茭白集散中心,建成5500立方米的大型冷库,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超过10万元。

2015年,全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开始发展电商等产业,吸引了一些年轻人留在农村发展,也鼓励外出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一个村庄如果没有年轻人就没有活力、也没有希望。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村集体投入800万元,对主街道进行外立面改造,统一店招,经过投资建设,形成了笕川电商一条街。随着小型电商公司入住和本村在外经商的青年返乡,逐渐扩大规模,2016年电商一条街销售额达到5000万元,2017年超过8000万元,2018年估计可达到1.2亿元。目前这条街租房不够用了,电商开始向临近的洋山工业区延伸发展。据统计,丽水市的淘宝网购每天大约发件8万多件,笕川村就占了1万多件,网购商品主要是文具类,虽然均价不过几十元钱,但是数量巨大,吸引了很多快递公司进来竞争。其他地方1公斤以内的快递费一般要4元钱,但笕川村为2.6元,显示出集约效应。发展电商产业,不仅成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回来做项目,而且解决了500多人的就业问题。

 

推动土地流转,发展观光旅游业

 

村庄环境综合治理后,怎样长期保持是关健。为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村两委人员不断探索考察,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征得村民同意,最终确定发展乡村旅游,建设田园花海。我们利用两个月时间,以每亩800元的价格流转了500多亩土地,成立了“笕川花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首期投资资金500多万元,形成了“花海加小火车”的运行模式。我们村500多户,人均只有35土地,全体村干部在两个月里没日没夜向村民做工作,才把土地流转过来。20165月,笕川花海开园营业,一个月时间门票收入400多万元。为了更好地发展花海旅游,村集体将花海整体打包估值,村集体占股53%,村民入股47%,进行了二期规划投资。2016年门票总收入600多万元,2017年门票收入750万元。201810月,花海经营权承包给私人管理,村集体接下来将集中精力促进笕川花海和笕川古村落开发利用融合发展。

笕川村古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属于浙江省第四批历史文化古村落保护范畴。目前全村已经投资1000多万元,用于房屋初步修缮,接下去将以出租模式面向社会招商开发。目前笕川村是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经济村,省级首批3A景区村,中国淘宝村,被国家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最美休闲乡村。可以说,现在的笕川村是名副其实的宜业、宜居、宜游、发展休闲农业的旅游村。

 

    集体经济为全体村民带来福利

 

2018年笕川村村集体实现经营性收入150万元,投资性收入200多万元,总计超过350万元。村集体可以为村民办公益性事业。目前笕川村的公共服务设施比较健全,村里的文化礼堂、农家书屋被评为浙江省五星级文化礼堂和农家书屋,全天候开放。村里每年支出10多万元用于农村文化建设、安排文化活动。我们的便民服务中心是省级示范点,笕川小学在缙云县的教学质量排名前十名,卫生室、老年照料中心、小学、幼儿园都是市级示范点。几十年来,村里对教育一直很重视。我们这一代要抓好教育,让下一代人赶上城里人,建设高标准的现代化小学是必不可少的。笕川村超过省二类办校标准的现代化农村小学于2007年初建成,该校村集体投入将近200多万元,彻底改变了原校园的破旧面貌,很好地解决了本村及周边乡村适龄儿童的就学问题。

 

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几点思考

 

第一,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非常重要。如果一个村没有集体经济,就没有能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村集体没有产业,就没有能力带动老百姓增收、解决就业,也就没有希望。笕川村现在开发了多种产业,香菇市场有200人就业,电商500多人就业,花海200多人就业,附近村庄的人都到这里打工。大家收入高了,老百姓幸福指数也会提高。

第二,村庄治理同样重要。村民和谐也要有产业基础,大家都有事情做,就没时间去生事生非。从2015年到现在,笕川村总共处理的矛盾纠纷只有12件,而且基本都是村民房屋拆建协议的事情。出现矛盾纠纷首先要有人管,如果村里不管矛盾就可能激化。20185月,省政法委书记到我村里视察,称赞我村是实践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典范。村庄的治理要有组织、有机制,创造社区和谐也是我们发展村集体经济的一个基础。

第三,按照目前的土地政策和农村现状,发展集体经济难度较大。比如我们村搞花海需要流转500多亩土地,是得益于县里的支持。现行土地政策规定,搞经营性项目不得动用农业用地。投资风险很大。但是建设现代农业、设施农业都是需要用地的,因此希望在具体实践中给予支持。

现在大部分农村没有集体经济,真正有集体产业、有经济收入的是少部分。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要用三年时间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我跟一些村干部说,靠人家是一时,靠自己是一世,老靠政府不行。不过承包地确权之后,把土地流转回集体很难。如何破解这个难题,需要我们进行积极探索,各级党委政府也要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

第四,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村集体经济,要发挥党组织的先锋堡垒作用。发展集体经济主要靠村干部,关键在带头人,有个好书记能带好一个班子、带好一支队伍。1992年我刚接手笕川村时,村里没资源、没资产、没收入,还负债。当村干部很麻烦,土地分到户,群众不好组织。但最后我还是下决心担起这个担子。我当了这么多年村干部,为村里也做了不少贡献,所以大部分村民还是给你面子。村干部只要尽力做好工作,处事公平公正公开,大家就会信任你。如果书记没思想、没作为、没奉献,村民怎么能听你服你。最关键的是,要多发掘农村人才、乡贤,动员他们回到家乡,为自己村里做一些工作,助推乡村发展。

第五,地方农业振兴,科技兴农,要靠农技人员去指导。现在真正懂农业、懂农技的干部少之又少。现在生态农业需要技术指导,请师傅很难,价格也很高。所以政府要想办法多培养人才,要正视这个问题。乡村要振兴,关键还要靠基层组织,政府要在政策扶持下调动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开展各项乡村建设工作,以适应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

(编辑  宋斌斌)



* 施颂勤,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新建镇笕川村党支部书记。

陈平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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