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杨国梁 赵腾宇^*

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政策——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10%的“最低基准关税”，对中国、欧盟、越南等与之贸易逆差较大的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该政策的税率计算过程如同儿戏，名为“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实乃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逻辑的延续，试图通过关税杠杆，迫使国际资本回流美国、重塑全球产业链。

这一政策引发全球市场剧烈震荡，全球主要股指显著下挫，国际油价跌至低位，半导体、汽车等行业遭受冲击。欧盟、中国、加拿大等主要经济体迅速回应，将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东南亚部分国家因产业链转移成为美国“对等关税”政策的“重灾区”。全球贸易体系面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继续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三重必然逻辑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不可持续。特朗普政府以“对等关税”为幌子，实质推行“经济民族主义”，试图通过制造贸易摩擦达成三重目标：转移国内矛盾，争取“铁锈地带”选民支持；遏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展，维护技术霸权；特朗普在“美国最优”战略中，重构全球产业链，迫使美国海外投资制造业企业将生产环节回归美国。然而，这种“零和博弈”思维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稳定，无论是历史案例，还是相关研究机构的定量估算结果，都显示关税壁垒不仅无法解决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问题，而且将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中国产业链韧性已显著提升。特朗普政府妄图通过提高贸易壁垒、限制技术流动，遏制中国产业升级。但中国不断锻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韧性，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突围路径。一方面，中国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强力引擎”。例如，在半导体领域，寒武纪自主研发的AI芯片性能出色，广泛应用于自动驾驶、智能家居、智能医疗等领域。在新能源领域，宁德时代自主研发的各类电池技术成果斐然，有力推动了新能源技术在多行业落地应用，带动电池材料研发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充足的“源头活水”，推动中国持续取得基础研究新突破。例如，在量子计算领域，“本源悟空”量子计算机上线运行，搭载72位自主超导量子芯片和首个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在脑机接口领域，完成全球首例介入式脑机接口传感器血管内取出试验，为未来的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三是中国已进入制度型开放新阶段。近年来，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制度型开放新格局。首先，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牵引。目前全国已形成22个自贸试验区“雁阵”，在多个领域先行先试。例如，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北京、海南等四地开展增值电信业务对外开放试点等，为全国制度型开放提供宝贵经验。其次，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我国以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为契机，推动多领域规则相通相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实施三年，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了强劲动力。最后，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不断提升。法治化建设成效显著，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保障各类经营主体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修订《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将限制措施减至29条，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持续破除准入壁垒。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把握好三对关系

一是把握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改革越深入，对开放水平的要求就越高；开放水平越高，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就越大。要以改革保障制度型开放。通过深层次改革破除制约深化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监管体系，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要以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继续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等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进一步推动服务业有序开放，加大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度。

二是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对外开放不是无底线的妥协，要坚守安全底线。一方面，要提升监管能力。转变监管理念和管理方式，强化对金融、数据等敏感领域的动态监测和预警能力，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出口管制合规等制度，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另一方面，要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以高水平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积极参与新兴领域国际规则、技术标准的制定。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独特优势，先行开展压力测试，为全国其他地区积累经验。

三是把握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在国内，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内需潜力，打造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我国拥有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要进一步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在国际上，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加快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搭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以“硬联通”夯实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规则标准“软联通”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心联通”将发展成果转化为共建国家人民的获得感。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是过去一段时间内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蔓延的缩影。其出现，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关税壁垒阻挡开放潮流的举动终将失败。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中国应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战略定力，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编辑  宋斌斌）

文/李霄松  刘宝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秉持国际主义精神，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目前我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本特点是以人道关怀为先导、基础设施为核心、优惠贷款为主要工具，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强化发展合作的综合体系。近年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ESG标准的引入及多边融资机制的完善，标志着我国更加注重提升受援方的经济韧性和治理能力。然而，在跨文化沟通、跨部门协调以及透明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仍然是我国当前亟待应对的挑战。

我国对外援助的动态演进不仅反映了国家发展战略与全球角色的调整，也为我国通过加强南南合作，创新引领全球治理拓宽了战略务实的主渠道。

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演变

二战之后，全球南方国家的独立成为时代发展趋势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随着冷战时代的落幕，其重心转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来。与南南合作框架的演变密切契合，我国外援政策总体上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见表1），在理念、目标、政策和方法上与全球北方经济的传统捐助模式形成了鲜明反差。

表1 中国对外援助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77年）

初期阶段。我国对外援助围绕三个核心战略目标展开：（1）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2）与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开展互助合作并提供支持；（3）秉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念，援助亚非国家。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开始向朝鲜、越南、蒙古等社会主义邻国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帮助其实现政治与经济独立。从1956年起，我国将经济技术支持延展至其他亚非国家。1964年制定“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在发展中国家深入人心。1950至1978年，中国尽管自身经济实力有限且在发展中经历了种种曲折，但一直通过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技术援助等方式，先后向66个国家提供相应援助，其中非洲国家占45个；1971至1975年，我国援外总额达450亿元人民币，占年均财政支出的5.88%，1973年更高达6.9%（图1）。这一巨大投入在新中国成功恢复联合国席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毛主席高度评价说，中国是由“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凸显援外在外交工作中的战略意义。

图1 中国对外援助支出（1950-2021年）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援助研究（1950-2010）》（张郁慧，2012年），附录（第219-220页）；2000-2021年数据源自财政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进入20世纪70年代，我国在国际援助领域逐步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更多强调经济合作，改革开放后开始接受来自日本及西方国家的技术援助。

在此阶段，中国对外援助以双边为主，自20世纪70年代起，逐步涉足多边合作。1973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并开始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及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UNCDF）等多边机构提供援助，首次捐赠包括40万美元和380万元人民币，其中UNDP获资最多（见图2）。中国向联合国发展机构的多边援助逐年增加，截至1993年，累计捐赠达4809.5万美元和3041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扶持贫穷国家的生产生活。至今，联合国系统仍是中国进行多边援助的重要平台，标志着中国援外机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图2  1973-1993年中国对联合国发展机构的多边援助（美元/万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4/1995年，第816-817页

  第二阶段（1978–1994年）

改革开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促使国家援外方针从政治和安全议题转向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突出和平发展的主旋律。1983年，国务院提出对非洲经济合作“四项原则”——平等互利、注重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明确了援助应服务于中外双方的经济效益。在这一阶段，尽管受援国数量增加，中国援助总额和财政占比却显著下降（1980–1981年占财政支出仅0.6%），无偿援助逐步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成套设备、开发项目和进口信贷等更具经济回报的新的援外形式。

与此同时，我国开始广泛接纳多边援助。1979年，UNDP成为首个为中国提供多边援助的国际机构，初始援助金额为1500万美元，支持了27个项目，并在后十年持续成为中国最大的多边捐助方（见表2）。在此之后，中国接受世界银行（198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1年）和亚洲开发银行（1986年）等机构的援助与贷款，支持教育、技改和民生项目。直至2011年，中国仍是官方发展援助的净接受国。相应地，我国开始以多边协作为平台拓展自身对外援助的方式和资源。例如，1986年，由中方提供部分资金、物资与技术支持，与联合国机构合作，在37个国家实施111个技术援助项目。此阶段体现出中国对外援助正在向制度化、多元化与经济合作优先的方向发展，援助实践日益强调互利共赢、效率导向和信守国际规范。

表2 1979-1993年联合国机构对华技术援助（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4/1995年，第814页

  第三阶段（1995–2017年）

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与国家全球化战略的深度融合，主要体现于1995年提出的“大经贸战略”和2000年确立的“走出去”战略，旨在通过将对外援助与扩大贸易和对外投资相结合，可以更有效地整合全球资源与市场。对外援助政策在此阶段呈现制度化与经济导向并重的特点，通过官方发展援助与南南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互利共赢。虽然援助总额持续增长，但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例却在逐步下降，从1980年前的平均3%降至1995年前的0.5%，再至2010年的不到0.2%，反映出中国GDP增长带动财政支出扩大及援助政策的结构性转型。

在非洲，中国重点投资能源与矿产资源、基础设施及市场拓展，推动商业和工业标准的制定。中国对援助方式的调整也回应了非洲国家1993年在东京举办的非洲发展会议上提出的贸易和投资诉求，进一步深化了双边政府合作与经济伙伴关系。

第四阶段（2018年至今）

2018年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合署”）成立，我国援外体系从商务部主导转向由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协调，外交部在其中发挥更大主导作用。国合署的设立，旨在整合各部委、地方机构和驻外使馆资源，以更高层次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依据中央相关决定，对外援助被赋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落实全球发展战略的重要角色，实现从“经济外交”向“援助外交”的全面转型。这一阶段援外的目标不仅限于促进发展合作，更在于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全球影响力和“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援助成为推动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2019年以来，我国对外援助呈快速增长，年均规模达200亿元人民币，其中多边援助年均披露额为50亿元。主要因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世界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的资本缴纳达118亿元人民币。截至2020年，我国公共预算对多边援助支出达390亿元，涵盖捐赠与实缴资本。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平台。美国援助数据库AidData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的援助总额远超其他国家，显示出其作为发展资金通道的集中效应。自2020年起，我国开始调整对外援助与贷款策略，深入推进项目的透明化与问责机制，更加注重贷款偿还能力、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性。这一阶段出现诸多创新机制，包括社会责任联盟、非政府组织推动的企业责任倡议及援助评估体系建设，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关于债务陷阱、环境破坏及透明度不足的质疑。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第二阶段，其内涵逐渐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运营、管理和影响评估。据AidData统计，截至2021年，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援建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有57%已纳入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管理机制，表明合规性和责任性有所增强。

中国对外援助的经验与特点

“外交战略、商业利益与社会效益”构成我国对外援助的三大目标。我国援外政策的重心在不同历史阶段经历了显著转变，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与运营方式。该转变受多重因素的推动，包括国家外交战略、商业利益诉求以及不断演化的国内发展需求与地缘政治优先议题。

南南合作与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

与西方发展援助模式不同，中国将其对外援助明确定义为“南南合作”，强调发展中国家间的平等合作与共同发展。南南合作涵盖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等领域，其传统核心在于发展经济援助与技术合作。作为南南合作的重要主体，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经验和人道主义目标，尽管其政治取向和商业利益存在差异。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国家主权高度敏感，中国除要求受援国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外，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对援助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契合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然而，中国对外援助体系一直由政府间主导，受援国公众及私营部门参与有限；由于透明度和监督机制不足，受援方滥用援助资金和违约事件时有发生。

传统捐助国强调受援国的治理改革、人权保障和公民社会建设，而中国援外实践突出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互利并重视比较优势，以及促进贸易投资。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南南合作的转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对外援助从政治导向逐渐转向发展导向，目标兼顾中国经济增长与对外人道主义关怀。在人权政策上，中国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优先性，强调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

凭借政策性银行提供的无息或低息贷款，中国企业在国际工程项目中竞争优势明显，广泛涉足道路、电力、住宅等大型项目。该援助模式借鉴日本将援助、投资与贸易相结合的经验，同时，在东道国政府担保和贷款安排上展现更高的灵活性。

作为全球最大制造国和出口国，中国需确保原材料稳定供应，以维持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使得自然资源丰富、资本稀缺和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中国援助的重点对象。近年来，流向非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援助出现下降，部分原因在于新冠疫情冲击与中国援助重点正在从大型基建项目转向更具可持续性的合作模式。

新时代的对外援助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与经济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凸显了互利共赢与互联互通的目标。在数字与实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国承诺提供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与进出口银行设立的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以及丝路基金新增拨款800亿元人民币。新的合作重心包括推动电子商务、数字平台接入、贸易便利化与治理能力建设，强调“软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能力提升。

我国正将可持续发展、创新、反腐败和多边协作纳入“一带一路”倡议新阶段，以及援助项目的评估标准。具体举措包括贸易流程的便利化与标准化、外国官员培训、人员交流和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秘书处，意在构建更具韧性、可持续、互利共赢的全球南方发展伙伴关系。

对外援助融资方式的变化

截至2018年，累计援外金额达人民币6158.3亿元，主要采取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及优惠贷款三种类型（见表3）。1978年以前，中国援助聚焦地缘政治盟友，提供军事援助、成套项目、现金及物资支持等，以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为主。1978年后，凭借在基础建设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方面的经验，我国开始通过大量的优惠贷款，在全球南方国家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与生产设施（见表4）。这一模式不仅服务于中国产能出口与资源进口，也促进了受援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现了从“受援国受益”向“互利共赢”的战略转型。

表3 中国双边对外援助的融资方式

资料来源：国新办，《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2021）》；《对外援助各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1992年）》；《对外援助管理办法（2021年）》

表4 截至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资金明细（单位：十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2021年）》和《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年和2014年）》

我国对外援助的主要融资渠道是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商业贷款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放的优惠贷款。后者实行“双优惠贷款机制”：（1）包含赠款性质的援助资金；（2）为中国企业提供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信贷。2000至2017年，我国用于发展目标的优惠进口信贷累计达1880.8亿美元。尽管交通类项目在对非援助中一度占据主导，但随着对其财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此类融资近年来有所减少。2010至2012年间，进出口银行对经济基础设施的支持占其贷款总额的44.8%，社会基础设施占27.6%。2009年，这一比例上升至61%。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后，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激增，并以提升区域互联互通为主要目标。

2013至2018年，优惠贷款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48.52%，成为主要融资工具。尽管外界对优惠贷款的“发展诚意”及债务可持续性存在争议，但根据已有研究，中国优惠贷款一般条款包括2%–3%利率、5年宽限期、15–20年偿还期（含5–7年经谈判延期）及赠款成分不低于25%。相较于世界银行对最贫困国家提供的1.54%利率、10年宽限期和40年期限的援助贷款，中国的融资条件仍属温和，并兼顾发展目标与商业利益。

自1995年起，我国推行债务减免和“债转援”政策，主要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无息或不良贷款。2013至2018年期间，我国共豁免了98笔到期无息贷款，金额达41.84亿元人民币。然而，因优惠贷款融合了发展与商业目的，中国与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在援助定义与衡量标准上存在分歧。中国将商业外溢效应嵌入其援助战略中，为维护贷款回报率，其参与DAC主导的多边债务减免机制的动机较弱，而倾向于以个案谈判方式处理债务问题。

与传统捐助方不同，中国援助多以项目为核心，由大型国有企业执行，社会与私营部门作用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治理结构单一、透明度不足的问题。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如欧盟）倾向于将援助与私营部门能力相结合，并积极吸纳公民社会与地方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以加强透明度与问责制，辅以基于绩效的管理机制、持续监测与独立评估。

基础设施项目新举措

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援助一直是我国对外援助的核心。2013至2018年，中国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423个成套项目，涵盖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为应对传统BOT和EPC+F模式在项目设计、运营与可持续性方面的不足，自2015年起，我国推广“投资、建设和运营一体化模式”（IICO），更加强调企业由承包商转变为责任投资者，推动技术转移与本地化能力建设。该模式通过企业自有资本进行股权投资，减少对贷款的依赖，缓解东道国债务压力，并强化与当地政府及利益相关方的协作。以内罗毕高速公路为例，IICO不仅改善了ESG风险管理，还促进了项目本地化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化解“债务陷阱”和“白象工程”等问题。

重视能力建设

截至2018年，我国已通过对外援助建设3028个成套项目，涵盖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其中，2009年2025个，2010–2012年580个，2013–2018年423个。自1982年起，因援建项目采用中国标准与设备，运营维护要求高，我国开始加强对受援国的技术支持与管理合作，以应对地方政府能力不足、项目移交后难以持续的问题。中国派遣专家团队现场协助管理，强化本地能力建设。坦赞铁路、卢旺达水泥厂、多哥糖厂与瓜达尔港等案例表明，双边技术合作对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能力建设的另一核心是人力资源开发，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邀请朝鲜、越南、古巴等国人员来华接受农业、水电等领域培训。1981年后，中方与UNDP合作，扩展多边技术培训。1998年前，培训侧重技术技能，之后则拓展至治理、管理及高等教育领域，包括为发展中国家官员提供管理培训和全额奖学金留学机会。截至2018年，累计培训发展中国家学员约50万人（2009年12万，2010–2012年约4.9万，2013–2018年超过20万）。尽管数量庞大，由于缺乏系统评估机制和长期跟踪，部分短期项目沦为形式主义，管理培训流于参观性质，学位项目奖学金优厚而学术标准宽松，培训成效亟待优化。

可持续性意识不断增强

近年来，为规范对外援助项目质量，相关监管机构及行业协会正加快建立援助评估体系，强化项目治理与能力建设。国合署于2022年发布《对外援助项目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手册与指南》，构建三级标准框架，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可交付成果、本地化程度和长期效应进行系统评估，反映出中国对外援助监督机制从强调规模向制度化治理的演进。

同时，联合国驻华发展机构与行业协会日益关注中国企业的海外行为，积极推动负责任商业实践。越来越多中国跨国公司响应号召，主动披露可持续发展与人权政策。例如，天齐锂业与隆基绿能作为关键矿产与清洁能源领域的代表性企业，近期分别更新并发布相关政策。这些举措尽管尚处起步阶段，却在中国企业长期忽视的领域中迈出了制度化的关键一步，标志着中国企业海外治理行为的重要转变。

从双边到多边

21世纪以来，我国显著加强了对国际发展合作多边机制的参与，包括积极参与多边对话与合作，开展包括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及粮农组织（FAO）在内的三方合作项目。然而，中国在与西方传统捐助方（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合作时保持审慎态度，现有合作主要限于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试点项目。尽管与西方双边机构或企业的合作有所增加，但由于技术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合作仍处于低位。目前，中国正尝试推动其工业与技术标准与国际接轨，但多方协调的复杂性导致进程缓慢。

我国在多边融资方面的实践也取得显著进展。在与多边机构的合作并积累经验的基础上，2015年，我国主导设立了三大多边融资平台：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亚投行通过规范治理结构推动透明度和可持续发展，截至2024年初，已吸纳109个成员国，批准254个项目，累计提供融资达507亿美元，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第二大多边开发银行。金砖银行截至2022年底批准了96个项目，总融资额达328亿美元，主要投向交通基础设施与抗疫援助。南南合作基金则更多用于支持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的中国援外项目。

相比之下，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在治理与透明度方面优于其他政策性银行，这令全球发展领域寄望于其成功经验能推动中国援助体系的持续改革。

治理机制挑战

自2018年国合署成立以来，被寄予整合中国对外援助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与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合规的厚望。然而，其运作模式仍面临诸多挑战。机构能力不足成为主要瓶颈，表现在跨部门协作缺失、信息不畅、预算执行效率低下、中央与地方项目协调存在困难，以及缺乏系统性的对外援助立法。此外，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目标分歧严重：决策层强调战略外交，金融机构关注贷款偿还率，承包企业追求利润获取，缺乏协同机制，严重制约了援助效率与效果。

结论

我国对外援助具有高度动态性，其目标、规划与治理模式始终随着国内发展战略、国际格局变化以及受援国需求不断演进。从初期以政治团结和国际承认为主，到改革开放后强调经济互利，再到当前强调软实力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我国逐步构建起以“南南合作”为基础、融合双边与多边机制、兼顾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援助体系。这一体系体现了制度适应性和政策灵活性，既服务于国家战略转型，也回应全球发展议程，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能力建设、环境治理与数字基础设施合作的新趋势。国合署的设立、ESG风险管理机制的引入、多边金融平台的拓展，标志着我国对外援助正由项目模式转向“命运共同体”引领下的长期伙伴关系。

未来，我国对外援助应推动制度化改革，通过加强立法基础、拓展社会参与、提高透明度、健全问责机制来提升治理质量。

（编辑 季节）

文/张燕生^*

美国为什么要实施对等关税？对等关税有何影响？中国应如何应对？对此谈点个人意见。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陷入困境

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一波三折，陷入困境，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实际上还是老问题，即特里芬困境。美国发表了“米兰报告”、“美国优先的贸易新政”、“对等贸易和关税”等文件。

1944年二战即将胜利之际，在美国召开了一个会议，后来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的核心问题是讨论国际社会如何经营和平，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如何经营好发展，真正帮助摆脱旧殖民体系的新兴国家获得经济发展；如何经营好国际货币体系，完善全球治理架构。

当时，国际社会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换来和平发展，使世界各国可以坐在一起讨论未来全球治理，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基本共识。当时在这次会议上有两套方案，一个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英国方案，还有一个是美国财政部怀特提出的美国方案。这两套方案都设计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他们的分歧是，美国方案的宗旨是维护美国的货币霸权、金融霸权、科技霸权和军事霸权，因此设计了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汇兑货币体系。这个方案的缺陷是无法回避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两难选择，即特里芬困境。英国推出了凯恩斯方案，他的方案不是从维护英国霸权角度出发的，但因为当时英国霸权已经被打垮了，所以凯恩斯方案需要得到国际社会认同，必须从国际共同利益角度出发设计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才有可能被接受。国际社会最终选择了美国方案。

现在，特朗普要颠覆1945年构建的全球治理体系。1945年美国之所以能有大包大揽全球治理的国际责任的底气，是美国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高达56%。今天特朗普之所以要卸包袱，是因为美国GDP占全球比重仅为1945年的一半，它不再能够继续承担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治理责任。从这个角度分析，特朗普的关税战很大程度上是将1945年承担的部分国际责任，如安全、货币、金融和贸易等各方面的国际责任推卸掉。

特朗普想要使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如何才能再次伟大？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较量。在20世纪初期，威尔逊任总统，为了制衡当时的英国和法国霸权，他倡导成立了国际联盟。然而，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议案被国会所否决。此后的三任美国总统都是奉行孤立主义，而非国际主义的宗旨，美国能避过两次世界大战，除地理位置等原因外，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特朗普想把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完全推卸，让美国综合国力养精蓄锐，再次伟大。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全球经济政治失衡越来越严重，而美国这个老大不愿负责任，世界又没有全球政府主导，全球治理、世界秩序和国际经济格局将失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何种战略将直接关系到中华复兴。

面对当前国际形势，人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能否建立一个不是美国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美国的新冷战思维使其逐步退出多边合作机制，它也极力推卸责任，留下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缺口对主权国家来说是一个陷阱，谁接手，谁就会陷进去。它既能拖垮美国，也能拖垮任何一个国家。管理80亿人口，今后是100亿。从这个角度来看，要反思贸易战背后的深层次矛盾。

为什么现在要谈论凯恩斯方案？凯恩斯方案有一个最好的地方，即国际货币不能是主权货币，管理国际货币的机构不能是主权货币当局。如果是主权货币，那么你是为了本国利益管理货币还是为了世界利益管理货币就会成为矛盾。人民币国际化如果仅仅考虑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作为主权货币，也将面临同样的困境。因此，未来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管理一定是超主权的。现在，没有世界组织去承担公共产品供给的治理，美国又推卸责任，要避免无序和无规则发展，就要重构全球治理、世界秩序和国际经济格局，就要思考推进构建没有美国的非霸权的多边合作体系和机制，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特朗普对等关税的影响

贸易战是工具，其目的是以美国为主导，重塑世界秩序。如欧洲、日本和韩国都要接受美国的安全保护，还必须付费。如果贸易伙伴国想要得到贸易投资机会，就要扩大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减少对美贸易逆差。过去美元汇率由金融和资本项目决定，推动美元升值，将制造业转移出去，使其制造业空心化，受益的是华尔街和大科技公司，受损的是美国人民。特朗普主张要回到基于商品和服务贸易的经常账户决定机制，让美元贬值以提升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特朗普认为，美元贬值了，世界各国都需要承担各自责任。美国拥有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你们为何搭便车不付钱？开放的逻辑、市场的逻辑、金融的逻辑要让位于美国再次伟大的逻辑。

全球化悖论。逆全球化是2008年以来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所共同推动的。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有能力逆全球化的往往曾是全球化的旗手。1870年至1913年，从推动自由贸易转向保护贸易的是英国。原因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时期，发生了当时的后发国家美国和德国的崛起，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和法国的衰落。1820年，美国经济规模有多大？按照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数据，1820年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8，比1853年黑船事件前的日本还要小。日本在1820年占世界的比重为2.99%。当时英国之所以要逆全球化，是因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和技术竞争中，英国已无法与美国和德国竞争。

美国此时推动逆全球化的原因之一，是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吃亏、中国等贸易伙伴搭便车占便宜。如1990年至2021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上升了71%，日本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下降了31%，德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下降了11%。为什么美国从1990年推动了IT革命和超级全球化，最后全球化红利却被中国人拿走了？美国认为一定是全球化失控和中国不公平竞争所致。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美方有报告说，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全球经济发展失衡，而中国要承担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主要责任。从1990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持续增加，同时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也持续上升，谁应当承担全球失衡的主要责任？事实上，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主要源于IT泡沫和金融楼市泡沫，以此带动全球非理性繁荣。

全球国际贸易体系存在三个重要缺陷：一是缺少全球贸易失衡和再平衡调节机制；二是缺少全球贸易损益补偿机制；三是缺少贸易失衡引发大国冲突的协调机制。作为保护贸易的一种形式，对等关税实质是美国试图放弃自由贸易转向保护贸易来回应上述三个问题。事实上，美国并不在乎贸易逆差，在乎的是美国经济和产业的空心化。

从2008年开始，奥巴马推动再工业化战略，拜登接手继续推动再工业化战略。现在特朗普以对等关税为工具，试图迫使主要贸易伙伴扩大对美商品和服务进口，扩大对美投资，扩大美资回流美国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和产业空心化问题。特朗普崇拜的前任之一是里根，而里根使美国再次伟大所用政策是减税。因此，特朗普要用加征关税所获收入来补贴国内减税。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美国就有可能实现再工业化战略。有人说，在小国建厂没地，在美国建厂没工，在中国建厂不合规，怎么办？美国劳动力成本是我们的8倍，他们要用自动化和智能化来解决普通劳工短缺问题，这可能做到吗？

特朗普的政策导致了世界贸易秩序的混乱和全球供应链网络的混乱。从民主党人提出新华盛顿共识，清算198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到共和党人提出米兰报告《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清算1990年以来的超级全球化，其核心是刀刃向内，试图用这些方式解决美国国内矛盾和问题。从2010年以来，全球新产业政策大幅上升，保护主义措施大幅上升，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举措大幅上升。人们不禁要问，未来国际环境是否会出现比1914年至1945年和1973年至1991年更坏的场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中国能够做什么？那就是保持战略定力、历史耐心、底线思维，做好自己的事情。

“天塌不下来”。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教授近来评估对等关税影响时提出了这个重要判断。他认为，中国采取了有效的对冲刺激政策，对等关税的不利影响是可以控制的。我认为，对等关税对全球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外贸大国所受到的影响也是全面深入的。不仅仅体现在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上，而且体现在技术和产业脱钩上。中国面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巨大冲击和严峻挑战，同样要刀刃向内，借外部冲击助推我国经济贸易转型升级，这是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最优策略。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十五年历程中，讨论最多的是开放对中国经济贸易增长的利弊影响。中国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国通过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推动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开放条件下提升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怎么办

首先，中国如何赢得在与美国技术能力中的竞争，这将是考验中国战略定力、历史耐心、底线思维的最重要的竞技场。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原始创新等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差距，但在应用研究、产业化、工程化等方面的综合能力非常强。我们应扬长避短，我们不是先去与美国比他最强的方面，而是和美国比中国最强的方面，逐步缩小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等领域的差距，加快推动创新制度、创新环境和创新生态改革，逐步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全方位国际合作并举，中国就有信心和能力赢得这场技术能力竞争。

从历史上看，美国科技发展把握住几次重大机遇。第一个机遇，把握19世纪中后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机会，在1894年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强国；第二个机遇，把握1894年到1945年世界百年变局，赢得了全球霸权地位；第三次机遇，冷战时期赢得了美苏技术能力竞争。今天面对中美技术能力竞争，美国智库建议成立若干国家工业研发机构，国家工业开发银行将研发税收抵免提高三倍，为新机械资本设备制定为期7年、25%投资税收抵免等。他们建议学习中国台湾工研院和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的经验。由此可见，中美技术能力竞争将是一场全新的马拉松比赛，不仅比的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智慧，而且比的是超长技术周期的耐力和韧性。

其次，扩大内需战略是事关战略全局的大战略。这不仅是宏观经济学所讲的总量供求平衡概念，更是涉及战略全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大战略，即把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格局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坚实基础上。值得汲取的是日本在1985年至整个90年代扩大内需战略的经验教训。1987年发表的日本前川报告，建议其经济增长率确定为4%，内需增长率为4.5%，出口增长率为负值，但日本从外循环主导转向内循环主导的转型失败了。

再次，要把中国式现代化这篇大文章做好。一是全球视野，人口、经济和开放规模巨大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然涉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作为大国应该从全球视野，而不仅仅是自身发展角度考虑如何应对对等关税的策略选择；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必然涉及从先富带后富到共同富裕的公平与效率兼容的制度改革设计；三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这就必然涉及中国下一步的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方向和重点；四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协调，这就必然涉及新形势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世界百年变局和中美竞争条件下，坚持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需要更大的战略定力。有外国学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条理念都是好的，但是他们更关心如何落地。因此，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第四，要高度关注贸易战对就业和中低收入人群的冲击和损害。国际贸易不仅扩大市场机制在全球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增进全球经济福利并取得显著的贸易利益，还会帮助中低收入人群获得参与全球化和工业革命的机会，带来增收和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综合利益。2008年以来，国际贸易的积极作用在下降。2008年之前的20年，全球贸易增长率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1.5-2倍，2008年以来已下降为1倍左右。贸易战将可能进一步逆转这个趋势。未来10年预计这个倍数会继续下降。美国发起对等关税的一个显著影响是进一步破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全球贸易的联系和供应链网络，最直接冲击的是数千万与国际贸易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就业和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应对策略是加快从外向型经济模式转向构建新发展格局，逐步增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同时减少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另一个应对策略是推动中国经济和周边经济之间的一体化程度，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还有一个应对策略是进一步推动国内经济松绑、放开、搞活，践行就业优先战略，改善各类所有制经济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

美国对等关税是否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这里有关税，也有非关税壁垒，还包括其他价格手段、数量限制手段、港口费和合规成本等政策工具。如果中国输美商品受阻，这些商品就可能会转向欧洲、日韩、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市场，由此可能产生关税壁垒从美国转移到其他市场的连带负面影响。这意味着，上述市场若不像美国那样对中国商品竖起高关税壁垒，就需要我国外交、商务、贸促会等部门尽快与它们沟通做工作，双方能否达成一致，即我不对你倾销，你不对我实施保护性措施的协议。另外，一方面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治理国内竞争性内卷；另一方面，国内要构建对外投资贸易和生产的协调机制，推动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包容的合作机制。

此外，如果输美产品出口受阻，最终将转向内销。有效的方法是将高品质输美产品进入中国下沉市场，让中低收入人群可以消费这些高品质产品，来促进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升级，而不要冲击国内现有供应链。这对各级政府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总而言之，应对美国的对等关税冲击和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将坏事变成好事，将冲击和挑战转为倒逼改革的决心和行动。中国在面对外部冲击和挑战面前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50%，如果中美脱钩或落入对抗陷阱，世界是不可能太平的。为了世界的未来，中美要管控分歧和对抗，最终走向合作。为了世界的未来，我们要寻求建立没有霸权的多边合作体系。

（编辑  尚鸣）

文/赵刚^*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具有关键节点的，现在看来关税战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特朗普正在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特别是二战以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金融秩序、贸易秩序，全世界正陷入多领域失序的不确定风险中。对于中国来讲，这正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要重视美国制造业回归趋势

美国最近抓住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它要求制造业回归，并非回归传统的制造业模式及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建立在人工智能基础上，跟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有根本的不同。尽管现在国际上有各种舆论认为由于美国的劳动力问题，很难让制造业重返美国，这是传统理念。现在智能化自动化工厂正在全世界各地兴起，美国依靠它的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化制造这样的优势，很有可能快速建立起现代的制造业和未来的高端制造业，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和关注，围绕着制造业开展的各类制造服务业也会在根本上进行颠覆。

人工智能作为美国现在最关注最重要的命题，同时作为对中国打压最强烈的一个领域，很可能在这一轮的新科技革命当中，美国希望再次占据领先地位，我们应真正知己知彼，全面深入判断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单纯地认为制造业发展是劳动力问题。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问题，可能会贻误发展时机，犯下重大的战略错误。

贸易战背后是科技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经贸体系、世界秩序的大变革已经来临了，我们和美国的博弈，贸易战也好，关税战也好，实际上背后都是科技战。而美国之所以对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是因为美国对我国一直进行出口管制。美国一直不允许对我们放开中高端的、我们需要的技术和高端设备出口。我们现在在一些领域确实还需要人家的高科技，需要人家的高端产品。我们减少一些低端的商品进口之后，他反而放开贸易平衡了。在贸易结构中，服务贸易是美国的强项，服务贸易方面美国处于巨大的顺差，其中知识产权比例更大，我们现在每年知识产权的逆差350多亿美元，其中美国占了1/3数额。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4次重大机遇把中美科技差距缩小。第一次是中美建交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里根政府时期也进行大规模的开放，可以说那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程度、最大范围对中国的科技开放。当然，我们在那个阶段引进了美国的一些军工技术和民用的技术，我们也抓紧建立了自己的一些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科技管理体系。第二次是苏联解体，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大量引进了前苏联、中亚一些国家的技术，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机遇。第三次就是21世纪初，我国加入WTO之后，同美国克林顿政府进行较广泛合作，被人们誉为黄金10年。这时我国通过改革开放也建立良好的基础，我们抓住融入全球化的机遇，全方位地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第四次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们抓住了这次机遇，加快在全球深化投资贸易格局的步伐，我们的企业大规模地“走出去”并“引进来”。

在抓住重大的机遇中，我们实现了科技的飞跃。现在我国的科技发展已经具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两点不足。在美国发起的关税战中，我们将通过努力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把握科技发展方向，加强系统集成的能力

第一，我们把握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相对薄弱。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大模型也好，都是别的国家先搞出来了，我们才一拥而上。这表明我们把握方向的能力，或者说系统集成的能力还比较薄弱。我们已经具备各类技术，有了多层次的科技人才，怎么把这些人才、这些技术融合起来，这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

第二，底层技术、基座技术、根基技术、颠覆性的技术、突破性的技术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加强的弱项。美国企图以关税战限制我们发展，反而让我们更加坚定，集中精力搞科研创新，科研企业和部门需要踏踏实实地搞技术，不要再陷入低价竞争、不要再搞偷工减料倾销产品、打价格战那一套低质量发展模式。只要产品好价格就会高。价格高才能有资金投入进行研发，国内也可以提高消费水平。因此，我们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提高产品的质量，就要加大自主研发力度，踏踏实实搞科研技术，就像当年我们搞“两弹一星”，那时候为什么能搞好？钱学森领导的我国科研机构天天加班加点，自己琢磨试错，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一万次；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屠呦呦的青蒿素，这些都是在那个年代我们研究出来的。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逼迫我们能沉下心来钻研技术，加强底层的基础研究能力，这反而对我们是一个机遇。

加大四个方面工作

第一，要加大对外开放引进人才力度。我们要为特别海外人才开通绿色通道，利用现在美国削减科研经费的契机，我们要快速引进国外的科技人才。现在我们的规定比较死板、人才绿卡发放太少。按照我们现有的规定，比如60岁以上、70岁以上就不给发了，而这个年纪的人才中有大量专家学者都是水平很高的，吸引他们可以立即发挥重大作用。因此，我们需按实际情况放宽尺度，可以大幅度地开放人才绿卡、开放居住权。

第二，我们要开放市场和应用场景。我们现在的市场和应用场景大部分没有吸纳民营企业进入，民营企业应被平等对待。例如投标，建楼修路，民企也可以做到效率高、投入低。除了向民企开放之外，我们还要向外企开放。外企在中国注册，在法律上就应把它视作中国的企业；外国人只要在中国工作生活，就应把他作为中国人看待，鼓励他们雇中国人、买中国货。

第三，广泛开展科技外交。我们要同“全球南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以及欧洲各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建立密切的联系。同时，和这些国家共同成立国际组织、建立国际论坛、制定国际规则。

第四，要大力投资于人才培养。我们要重视和构建各级各类人才培养机制。首先，要推动各类人才的就业，政府和市场要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方式解决。最近几年，我们也在利用全球创新中心、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把世界500强公司亚太区的首席科学家和一些技术人员引到中国来，在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政府尽快投入风险投资。我们应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功能，大力推动高校扩招，增加教职岗位、学生数量，着力培养更多人才。其次，发挥政府和企业的优势，大力扩大科研院所研发岗位数量，企业大力建设研发中心。我们从中能够大量地吸纳科技人才，增加我们的技术储备、人才储备。

（编辑  季节）

文/迟福林^*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颁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近期印发《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工作作出系统部署。作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海南自贸港建设已经进入全面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5月5日，海南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加紧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有关工作。适应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充分利用海南地缘优势，以更高水平打造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重要开放门户，是中央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是国家的重大战略，是海南的历史责任。

核心政策：以打造国家重要开放门户为战略目标

实现打造国家重要开放门户这一战略目标，核心政策是什么？

第一，从打造“重要开放门户”的战略高度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核心政策。“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的核心。要在“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基础上，实现资金、人员、货物、信息的自由流通。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先行区，担负着先行先试的重大任务。自由贸易试验区要为全国高水平开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例如《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提出“以贸易、投资、资金流动、交通运输、人员往来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重点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而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具有独特作用，其核心政策是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
    第二，从“零关税”到建立“境内关外”单独关税区。“境内关外”单独关税区，是指其货物进出的监管、关税及其他税费的征免，均按当地政府颁布的海关法规执行。境外货物进入这些地区，通常不视为进口，无需缴纳进口关税和其他进口环节税费，只有当货物从这些地区进入关内时，才按照进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报关手续，并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从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探索来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7年10月，中央十几个部委领导会集海口，研究在海南建省试办全国最大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提出把海南推向国际市场，在海南岛的周围设关，把海南从全国统一的关税区体制中划出来，建立“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第二关税区。
    第二阶段，1988年8月底，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提出，海南特区更“特”的标志是实现人员、资金、物资进出的“三个自由”，实现这“三个自由”的根本出路在于设立第二关税区。
    第三阶段，从1989年底到1991年底，海南提出了海南经济特区发展的三种方案。第三种方案即建立特别关税区。
    第四阶段，从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至1993年初，海南从上至下形成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的研究和讨论热潮。1993年8月8日，海南省委、省政府再次向中央呈送《关于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的请示》（琼发〔1992〕21号）。
    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定位为“境内关外”单独关税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建立海南“境内关外”单独关税区，将向世界展示中国开放的决心和改革的勇气，既能保证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又能提高针对性，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海南将拥有经济事项的自主权，提高效率，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可以大大增强国内外投资者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预期。
    建立“境内关外”单独关税区的行动建议如下：一是建议将海南单独关税区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二是分步推进：第一步，实施高水平的“零关税”政策，使“零关税”商品覆盖范围达到99%以上，实现除限制与禁止目录外的商品进出自由便利；第二步，明确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与我国相对独立的关税体制、税收体制、金融体制等；第三步，明确海南单独关税区地位，明确海南拥有经贸方面的自主权。三是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之路。　

重大任务：如何成为单边开放的新前沿

海南作为国家重要开放门户，如何成为单边开放的新前沿？以自主开放、单边开放的务实举措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突破，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对贸易战的“关键一招”，既有重大的战略性，也有相当大的迫切性。作为国家重要开放门户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要努力成为我国单边开放的新前沿。
    第一，海南自由贸易港有条件成为我国单边开放的新前沿。以货物领域的单边开放打造东盟商品进入中国大市场的“大通道”。在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基础上，支持国内企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及东盟相关地区建立采购中心、加工中心、保税仓储中心等。率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实行RCEP原产地完全累积规则。适时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免税的比例由30%下调至20%，由此增强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节点作用。
    以投资领域的单边开放打造内地企业投资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的“大平台”。建议改变对外直接投资由相关部门联合审批的做法，实行备案制。创新实施EF账户，放宽EF账户准入门槛，进一步提升企业对外投资资金进出便利度。
    以服务贸易领域的单边开放拓展区域自由贸易空间。率先取消对日韩、东盟等服务业投资限制，率先全面实施《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以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为重点深化研发和技术交流合作等。
    第二，尽快宣布实施一批单边开放措施。扩大实施免签政策范围。在59个国家入境免签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免签范围。同时，建议将免签入境最长停留时间由30天延长至90天以上。加快教育领域的单边开放。进一步扩大教育市场开放，形成境外高校独立办学的配套体系，并赋予其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支持和允许境外高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范围内自主选择办校地址。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制定实施技术移民政策。
    在洋浦设立“扩大进口中转仓储中心”，并开展人民币结算业务。例如，对以人民币结算的货物，给予关税减免或通关便利化优惠。
    第三，以蓝色经济的单边开放推动实现“合作引领治理”新格局。建设以油气资源储藏、加工、交易为主题的洋浦自由工业港区。打造面向东盟的海产品进口、中转基地。全面放开面向东盟的海洋旅游。

特殊角色：海南自由贸易港反制美国单边霸凌的作用

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我国反制单边霸凌中的作用何在？作为当今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要成为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总部基地，要成为国内国际市场的联结点，要成为我国制度型开放新高地。封关运作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有条件在我国反制美国霸凌行为、坚定推进在高水平开放中扮演特殊角色。
    第一，打造“两个总部基地”。一个“总部基地”是国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以东盟为主）投资合作的“总部基地”。另一个“总部基地”是境外企业（以东盟为主）面向中国大市场的“总部基地”。
    海南有条件成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总部基地”。一是逐步成为企业对外投资的新平台。2024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对外直接投资额全国排名第七；2023年，8.5%的内地企业对东盟的投资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实现。二是“总部基地”建设需要加大力度。2023年底，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各类总部企业100家左右，与上海的1000家、香港的1500家、新加坡的4200家相比，有较大差距。
    支持企业建设“总部基地”的相关政策。一是实行企业对外投资备案制，取消相关部门的某些审批。二是适应对外投资主要涉及批发零售、信息传输、中间品制造等领域，取消对外投资所得免征所得税政策仅限于“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前置条件。三是赋予在海南自贸港注册为总部的企业，自动具有EF账户，便利企业资金进出与贸易投资结算，监管机构重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四是适应企业降低成本、规避风险需求，建立面向中东等地区的离岸仓等。
    第二，加快推进服务贸易开放进程。

一是服务贸易已成为链接国内国际市场的重点、焦点。服务型消费市场的联结点。充分利用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服务于扩大内需的战略需求，在医疗健康、免税购物、文化娱乐、教育培训等服务型消费市场的内外联结中发挥重要作用。特色产业的联结点。重点围绕热带农业、数字经济、蓝色经济、绿色经济等产业发展，打造以东盟为重点的产业联结点。人员往来联结点。放开国际合作交流的相关限制，打造国内与国际人文交流特区。
    二是“三大消费回流”是重大任务。做大“留学海南”市场。截至2024年末，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师生规模5000余人，不到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的1%。到2030年，若有10%的海外求学在海南实现、人均花费为20万元，则将带来160亿元左右的消费规模。建设全球最大免税消费市场。2024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渗透率为17.3%，低于韩国济州岛2019年水平（47%）。初步估算，若到2030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渗透率达到40%、人均离岛免税购物达到1万元，免税店销售额将达到2400亿元人民币，有望成为世界上规模第一的免税市场。做大中高端医疗市场。2022年，我国海外就医规模约为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5%。若按此增速测算，2030年我国海外就医规模将突破250万人次。若到2030年，有50%的海外就医在海南实现（约120万人次）、人均医疗花费30万元，则将带来3600亿元左右的消费规模。
    三是推动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制定实施10项左右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争取到2030年，将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缩减至10项左右，将基本达到CPTPP中服务贸易最高开放水平（新西兰、澳大利亚）。扩大数据跨境流动“负面清单”。在现有“深海、航天、种业、旅游、免税商品零售”五大行业基础上，尽快向服务业全行业拓展。探索适应服务贸易发展的金融政策创新。
    第三，加快打造制度型开放的新高地。
    一是加快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的行动目标。按照2030年全面对标的目标要求形成时间表与路线图，增强内外企业预期。对标香港、新加坡形成高度开放的市场准入规则体系，逐步实现负面清单外市场准入“无审批”。
    二是实现制度型开放的创新突破。允许外资企业在商事领域自主选择法律适用。在劳工等敏感领域开展实质性探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截至2023年底，各国签订的357份区域性自贸协定中，有关劳工条款的自贸协定占31.7%，其中，南南国家之间签订此类协定的比例已达到1/4左右。
    三是以制度型开放促进制度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以行政体制改革打造专业高效的政务环境。以监管体制改革为重点打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以立法与司法体制改革形成加快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的法治环境。

（编辑 季节）

文/赵忠秀^*

当前，基于美国最新关税措施的实施，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愈演愈烈，关税战和贸易战不断升级，严重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经贸秩序，对全球贸易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了严重扰动，导致国际经贸秩序碎片化加剧。

在此背景下，全球贸易增长动能明显不足，贸易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全球经济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包括贸易流动扭曲、供应链梗阻、全球产业链碎片化等重大挑战。加征关税将加剧贸易紧张局势，同时，关税冲击压缩了贸易额，严重削弱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的信心，推高了市场波动率，对全球经济发展前景造成不利影响。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关税冲击的经验和能力，可以有效将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肩负着维护全球贸易稳定以及承担起稳定全球经济的重大责任，完全能够以更加主动的战略姿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分裂与贸易体系受损的风险。

关税博弈冲击：扰乱全球经贸格局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关税为主要手段，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削弱了全球及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更对多边经贸秩序造成冲击。

第一，关税战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扰乱了全球商品流动，加剧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扭曲，严重损害了要素配置效率。高额关税和政策不确定性使得原有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重构风险，跨国企业纷纷重新评估供应链布点，或将生产线“友岸外包”或“近岸外包”，使全球价值链呈现短链化和区域化倾向，关键零部件及原料供应可能出现延迟或短缺，导致全球价值链整合出现倒退。未来，如果中美贸易脱钩进一步加深，同时伴随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提升，在新关税结构下，全球贸易流动和供应链将重新调整，中国相关企业产业重心将转向其他市场与合作伙伴。贸易摩擦令部分制造业企业不得不调整海外投资和工厂选址，促使企业调整供应链管理策略，加速向多元化方向迁移。贸易与关税壁垒从根本上削弱了全球经济的高效配置和分工优势，推高了国际贸易成本，降低了跨国投资的积极性，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支出均受到压制。

第二，关税战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冲击，破坏金融稳定，削弱经济增长动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明确指出，全球关税战导致贸易活动萎缩，全球GDP增速预期被大幅下调，关税对峙让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显著承压。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使得关税壁垒频繁升高，各国进口成本增加，最终转嫁至消费者和生产企业，加剧全球通胀压力，进一步制约实体经济扩张。此外，频繁变化的经贸政策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本身也削弱了企业投资者信心。这些扰动共同导致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和金融市场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今年第二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指出，主要经济体应加强参与国际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推动国际合作，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

第三，关税战和单边主义倾向正在破坏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二战后运行近80年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根基也正在遭遇严重破坏，全球化进程倒退。多边贸易体制的受损直接反映在全球化一体化水平的回落上，全球产业合作与技术交流出现倒退风险，成员间的互信与约束机制被削弱，世界贸易正从“基于规则”的秩序转向更为随意的、以政治考量为主导的“谈判与交易”模式。美国此类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强迫贸易伙伴在关税谈判中“脱钩断链”、试图打破全球经济相互依存格局的行为，无疑为其比较优势产业陡增成本，终将反噬自己。

扎根国内工作：系统应对经济扰动

在当前外部冲击加剧、国际经贸斗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应对贸易战和关税博弈冲击，要多策并举扎实做好经济工作。稳定国内经济基本盘，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内生增长动力，夯实产业链韧性，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一，深化内需战略基点，筑牢经济韧性屏障。面对外需动荡，中国必须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稳定经济的长期战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过去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超过80%，经济呈现向好态势，社会信心持续提振，显示出中国经济较强的韧性和扩大内需战略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为进一步巩固经济基本盘，中国将继续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发挥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的作用，通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清除消费领域的限制措施，推出专项贷款支持服务消费与养老消费，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通过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扩大消费和稳定外贸，为全球贸易需求提供重要支撑，帮助其他国家在外需放缓时找到新的出口市场与投资合作空间。

第二，深化高水平开放，融入全球市场。坚定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回应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进一步完善外贸外资政策，稳定外贸基本盘，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和自由贸易伙伴网络。未来，中国将继续放宽市场准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外资开放的力度，促进新能源、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外资合作，推动全球产业链向高质量方向联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三，强化创新驱动发展，优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尽管中国正面临短期挑战，但中国采取的战略将加速其向创新驱动、区域整合和市场多元化转型，创新驱动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要持续用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实施“人工智能+”行动。通过改革创新不断提高产业链的自主性和韧性，大力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以创新势能转化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将关税压力转化为科技自强和产业重构能力，推进中国从贸易依存转向自主创新驱动的长期结构性变革进程，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对产业发展的冲击。

第四，多措并举帮扶企业，进一步稳固国际市场。对于受关税影响较大的企业，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稳岗返还比例能降低企业及经营成本，并能有效增强企业经营信心和预期，提升其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通过切实政策加快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加快推动企业“走出去”，加强海外投资服务体系建设，帮助企业更有效地拓展国际市场。　

践行多边主义：全球协作稳定经济

关税战和贸易战不仅冲击了全球贸易稳定性，也威胁着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国积极维护和捍卫国际经贸规则和多边经贸体制，团结各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稳定与增长。

第一，坚定维护全球贸易规则，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霸凌行径。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原则，反对以牺牲任一方利益为代价的“选边站”交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倡导各国着眼于共同利益，用合作扩大共同市场。各国应积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以打破关税壁垒、打击贸易保护主义，切实维护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

第二，积极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展。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通过宏观政策“组合拳”来共同应对风险，确保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在宏观政策上保持灵活性，采取实质行动推动国际合作。例如，发达经济体宜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保护全球流动性充足；新兴经济体应对冲外部冲击、稳定汇率及资本流动，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完善和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

第三，大力推动多边合作，抵制贸易摩擦带来的分裂效应。中国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和多边贸易谈判，推动全球商品、技术、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积极推动南南合作与区域伙伴关系建设，与各方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自贸区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深化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合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能力建设，以化解发展中国家在关税战贸易战中的债务和流动性困境。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加强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合作，为沿线国家带来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项目，夯实跨境供应链和贸易网络的韧性，稳定国际经济秩序。

第四，在货币金融领域将持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构建多元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提高抵御全球金融风险的能力，中国持续推动人民币更多地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结算。稳步推进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与多个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提供稳定的国际金融渠道支持，重塑全球货币体系格局。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助于维护多边清算与融资渠道稳定，有助于降低国际贸易和投资风险，为全球经济稳定提供强有力的货币基础。

当前，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不确定性，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大挑战。稳定全球经济、推动增长的关键在于坚持开放包容和多边合作。中国仍将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继续扮演稳定器和贡献者的角色，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多机遇与动力，实现自身发展与世界繁荣的良性互动。各国应共同维护全球贸易规则，推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切实推动多边合作抵御冲击。随着各方共同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全球经济能够克服贸易摩擦的冲击，保持稳定增长，并继续朝着高质量开放和融合的方向前行。 

（编辑 季节）

文_邹平座 李光军^*

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冲击下，就业形态正经历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达到42.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6.45%。根据最新数据预测，2024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有望达到57万亿元人民币，较2023年增长3.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预计将进一步增长至44.6%。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导致传统行业就业需求下降，劳动者面临失业或需重新进行职业定位。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变革催生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区块链工程师、价值管理工程师等130余种新兴职业，并改变了价值创造模式。

数字化就业是指依托数字技术、互联网平台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形成的一种新型就业形态。数据和算法的变革显示了其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推动了生产力提升和数字经济平台的发展。就业模式转变和新形态的出现则提高了效率，创造了社会价值。数字化就业为解决“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新策略。

深层变革：数字就业重构经济逻辑

价值创造范式转型  

传统经济价值源于生产要素与劳动时间的线性组合；数字时代则表现为数据和技术的指数增长。

数据和技术的深度结合，将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将在技术创新、政策支持和行业拓展中扮演关键角色：

• 技术创新：数据将与AI、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结合，提升数据利用效率。

• 政策支持：政府将完善数据基础制度，促进数据市场化，确保合规流通和价值实现。

• 行业拓展：数据应用将扩展至科研、智慧城市等领域，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

例如：广州市一家服装企业成功接入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其设计师的创意数据经由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处理，迅速转化为海量设计方案。此举极大地缩短了3D数字样衣的开发时间，从原本漫长的7天骤减至仅仅2小时，并且，每位设计师的年度价值创造也实现了惊人的40倍增长。这一现象充分验证了“数字就业乘数效应”的存在：即劳动者的知识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实现高效复制与跨领域融合。

就业市场结构重塑

数字化就业主要体现在就业形态多元化、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结构优化、就业服务数字化转型、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以及区域就业机会差异等方面。就业形态包括众包、零工经济和远程办公等灵活就业模式，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自主选择。高技能岗位需求增加，如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工程师、首席数据官等，同时劳动者需提升数字素养和专业技能以适应数字化就业。

数字化技术推动就业服务转型，线上招聘平台和智能化就业匹配服务提高了就业服务效率和质量。数字化转型导致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结构调整，高技能岗位增加，而低端服务岗位被智能设备替代。数字化就业结构变化影响收入分配，高技能劳动力议价能力提升，劳动报酬快速增长，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区域间就业机会差异，发达地区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欠发达地区可能面临就业机会不足。

综上所述，数字化就业推动了就业市场结构重塑，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和机遇。

以下案例展示了数字技术对就业市场和就业模式重塑的显著影响：

案例一：支付宝的全链路数字化就业解决方案

支付宝的全链路数字化就业方案，包括招聘、使用、薪酬、培训、保障等环节，利用实名认证、人岗匹配和区块链合同等技术，为求职者和企业建立高效桥梁。该方案已与15个省市的83家地方就业平台合作，年服务用户超过9800万人。

案例二：腾讯课堂在线职业教育平台

作为在线职业教育平台，腾讯课堂通过数字化手段提供便捷的终身学习服务，助力劳动者提升技能以适应技术的快速变化。这种模式不仅增强了劳动力对新技术的适应性，还提升了人力资本质量，为高质量就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案例三：河南省许昌市的假发产业带

在这里，大约3000名农村女性通过参与跨境电商培训，转型成为“数字买手”，其人均月收入已达到当地白领的水平。这一案例充分证实了就业结构的数字化变革将产生积极影响。

生产关系智能化升级

AI、物联网、大数据等智能化技术促使生产智能化，智能化升级又通过数字技术优化传统生产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数字经济促使生产关系网络化、平台化，但面临数据所有权界定复杂和技术更新快等诸多挑战。

案例一：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的“价值码”系统，劳动贡献变得可计量、可交易、可积累，从而为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例如，某“价值码”双链驱动战略成功地形成了一个Web3.0价值链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通过创新的技术融合架构，为参与者提供了全新的价值交换平台，构建了一个四层的价值互联网架构：

物理层：借助物联网（IoT）技术，实时捕获劳动过程中的各类数据，以保障数据的精确度和即时性。

账本层：采用联盟链技术，确保价值的确权和记录准确无误，从而维护价值流转的透明度和安全性。

协议层：凭借跨链技术，智能合约得以自动履行，从而确保了交易的高效执行和高度可靠性。

应用层：构建了一个模块化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序（DApp）生态系统，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服务。

在通证经济设计方面，系统发行了三种功能型通证：

    时间通证（T-Coin）：这种通证锚定了标准化的劳动时间，使得劳动价值可以被量化和交易。

    价值通证（V-Coin）：它反映了个人价值的成长和贡献，激励用户不断提升自我。

    生态通证（E-Coin）：这种通证用于整个系统的治理，确保了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此外，系统还设置了动态铸造方程，确保了通证发行与价值增长同步，有效促进了灵活就业的实现。

案例二：在深圳，一位程序员在开源平台上的代码贡献被自动赋予了产权，每次调用均能产生智能合约的收益分成，三年累计获得的数字资产收益超过一百万元。这种“数字产权革命”充分挖掘了人力资本的潜力，使劳动者真正成为“数据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现实挑战：高质量发展必经之考

技能错配的转型阵痛 

“技能错配的转型阵痛”是指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劳动力的技能结构与市场需求之间出现不匹配的现象，这种不匹配导致了转型过程中的诸多挑战和困难。

有关资料显示，2023年，高等教育毕业生中仅35%的专业与数字经济岗位匹配。同时，制造业机器人操作员岗位空缺达450万，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教育与产业变革不协调。一方面，技能错配限制个人职业发展，技能过剩者难以找到工作，技能短缺者面临失业，加剧社会不平等，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企业因技能错配在技术升级和创新上遇到挑战，难以招聘合适人才，影响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此外，技能错配还会限制国家竞争力，阻碍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增值。

数字鸿沟扩大的风险

全球数字鸿沟扩大的风险包括经济差距加剧、社会不平等加深、就业机会不均等、数字安全风险增加、教育和知识获取的不平等，以及阻碍全球发展等。

在我国，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区域间的发展不均衡性或将进一步加剧，进而引发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数字时代新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新二元经济结构可能引发就业市场的分化：数字经济创造了大量新兴职业和就业机会，如数据分析师、数据交易员等，同时也导致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岗位的减少。这种分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

权益保障制度发展滞后

某平台的经济调研结果表明，43.6%的网约车司机及外卖配送员未能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福利，此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

随着算法优化的不断深化，灵活就业者将面临所谓的“隐形加班”问题，其平均工作时长显著增加。例如，调研显示，灵活就业人员平均周工作时长达到47.4小时，而广州的灵活就业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长甚至达到62小时。这种加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加班，而是由于算法高效调度导致工作量隐性增加，迫使他们在既定工作时间之外继续工作。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问题，即现行的传统劳动法体系似乎难以适应新兴的“去雇主化”就业形态，工作关系变得更加灵活和非正式，从而对劳动者权益保护提出了新挑战。

破局之道：构建数字就业生态系统

核心建设：打造全民数字技能基础 

第一，实施“数字扫盲2.0计划”，将AI、区块链等课程列入义务教育内容。

该计划强调提升高级数字素养，包括数据安全和数字内容创作等关键领域。欧盟的DSI 2.0和DigComp 2.0旨在提高全民数字技能。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着重提升数字素养，促进技术与教学融合。学者建议为老年人开展数字化扫盲，确保各年龄段民众享受数字技术红利。

第二，建立“数字技能银行”，推行终身学习积分制，劳动者可凭技能认证跨行业流转。

建立数字技能银行需明确目标、构建框架、收集与验证数据，并持续优化。其核心目标是提升数字技能水平，支持政策、教育改革和职业发展。欧盟“数字技能指标2.0”（DSI2.0）旨在实现2030年80%的人口具备基本数字技能的目标，将数字技能分为五个维度：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作、安全和问题解决。数字技能银行是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有效缩小数字鸿沟的关键性工具。

第三，打造100个国家级数字人才孵化基地，重点培养工业互联网、元宇宙等紧缺人才。

    构建国家级数字人才孵化基地，需要政策、产业、教育、技术及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努力。针对关键领域如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打造数字产业链，促进企业协同进步。研发数字职业标准，设计培训课程，采用工学结合模式，培养创新与实用技能兼具的人才。

第四，建立数字职业技能等级认证体系，通过竞赛、培训等激励技能提升。例如，北大为企业高管或数据治理人员开设数据进修班；中国建材协会启动首席数据官培训等。

体制革新：打造智慧治理架构 

一是立法确立“数字劳动三权”，涵盖数据所有权、算法知情权和价值分配权。

二是建立“数字社保账户”，旨在将他们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其社会保障权益不受就业平台变动的影响。

三是建议成立算法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算法设计与应用，预防就业歧视和数据剥削，保护隐私权，确保算法公正透明。

生态培养：构建价值创新平台

建设国家级数字就业服务平台，涵盖顶层设计、技术架构、服务内容、政策支持等。明确平台目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企业用工模式，界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全国一体化数据资源库，实现数据高效存储、管理、共享。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提供精准就业匹配、职业培训推荐、政策解读服务。加强数据隐私保护，确保个人信息安全，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积极推广“产业大脑+未来工厂”的创新模式，推动200个产业集群实现数字化转型，以提升整个产业的智能化水平和竞争力。

为推动知识产权高效流通与价值最大化，建议尽快构建一个先进的数字产权交易平台。该平台旨在对各类知识成果与创意设计进行证券化处理，以促进其流通与交易。通过此机制，创新者与创作者得以将其智慧成果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资产，进而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促进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

战略规划：占据世界数字就业的高峰

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建设数字技能培训中心，推广中国标准与经验，加速沿线国家的数字化转型与技能升级。

鉴于全球人才流动趋势的明显变化，特别是外国科研人员大量涌入中国，以及中国和美国在人才规模指数上的领先地位，建议成立一个国际人才联盟，旨在构建一个全球数字人才流动的“绿色通道”，以促进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

建议设立一项数字就业发展基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助力其数字化转型进程。例如，根据《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国家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援助，助力中小企业在数字化发展中乘风破浪。

未来景象：以人类为中心的数码文明

在数字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江苏省的农民工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跨越国界远程操作和维护德国的工厂运营，仿佛亲临现场一样进行日常的管理和保养。云南省的咖啡种植者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了咖啡豆从种植到在纽约交易所交易的全程可追溯性，确保了产品的真正透明度。这些事例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就业时代，“每个人都能创造价值，每个地方都能成为展示才华的平台”，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数字技术来展现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价值。

数字经济变革的终极目标，并非以机器替代人类，而是实现技术对人类的赋能；并非引发“数字失业”的恐慌，而是开辟“数字乐业”的前景。通过构建一个包容性、共享性、可持续性的数字就业生态系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每一位劳动者的数据轨迹均转化为价值的象征，每一次键盘的敲击均积累成为国家强盛的动力，每一朵数字浪花均汇聚成民族复兴的洪流。正如古语所言，“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数字时代为每个人提供了无限宽广的舞台。

（编辑  宋斌斌）

文/陶宏展^*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历史性交汇，内外贸联动发展已成为统筹国内外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举措。

我国经济面临消费升级加速与高端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构建以内外贸有效联动为抓手的供需适配机制，以高标准需求倒逼国内产业结构高端化，以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弥补国内供给短板，通过双向互动激发市场活力，可以释放内需潜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核心驱动力。

内外贸联动的供需动态平衡（二级标题）

创新转化机制驱动供给质量跃升。内外贸联动通过资源要素的双向高效配置，重构供给体系。一是加速优质要素的跨境循环。依托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地位，内外贸联动可以对国际优质要素实现精准导入，提升关键领域的全球供给稳定性，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端的创新势能，通过技术要素的协同进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推动产业能级梯次跃迁。通过内外贸数据互联打通全球订单与制造体系，提高市场响应效率，实现柔性生产、敏捷制造，以“市场倒逼+技术赋能”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挥国内超大市场与国际需求共振效应，精准识别供需缺口，可催生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式突破，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推动供给体系实现质的跨越。

质量传导机制重塑国内消费生态。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程通过标准传导与市场延伸协同效应，共同推动消费生态由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范式转换。一是打破产品质量分级体系。外贸企业将出口技术标准、质量认证和服务体系全面引入内销领域，倒逼国内产业链重构质量基准，通过标准体系的全域贯通，促进内外贸渠道深度融合，打破内外销产品质量“双标”的现状。二是促进服务消费质量跃升。高标准导入可以突破有形商品边界，向服务领域延伸形成立体化升级架构，推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服务标准与国际认证体系对接，反向重构民生服务链条，创造新型服务消费场景，实现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的质量协同跃升，推动消费升级从单一产品维度向全生活场景覆盖的系统性转变。

市场牵引机制推动供需双向调节。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协同效应，内外贸联动可以突破单一市场边界，实现市场空间从单维向多维扩张。一是市场价格信号传导的跨域响应。当特定市场出现供需波动时，内外贸企业可依托双向市场数据实时捕捉边际价格变化，灵活调整市场策略，通过产能弹性配置实现供给端的敏捷调整，从根本上缓解异常市场波动引发的供需时空错配问题。二是跨市场的风险分散网络。双市场并行架构天然形成风险缓释体系，配合多元化市场策略工具组合，在空间维度上可以有效分散区域性供给冲击，在时间维度上可以熨平需求波动曲线，形成动态平衡的供需调节机制，在拓展国际市场增量空间的同时，保持经营的稳定性，强化企业全球布局的韧性。

以内外贸有效联动优化供需结构的关键着力点（二级标题）

构建内外贸联动的市场韧性体系。以系统性思维打通供给侧需求侧链接堵点。一是推进内外贸标准衔接。建立覆盖产品认证、质量检测、技术行业规范的全流程标准互认机制，推动国内产业标准与国际主流认证体系对接，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制定跨国供应链技术规范，通过标准输出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升级，重构市场联通基础。二是强化产业数智化赋能。通过“智改数转”将传统制造业转向服务型制造业，以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智能工厂集群，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可视化管控，提升产业集聚协同效率，系统动态匹配跨境供需。三是实施企业国际化分层培育。引导龙头企业构建全球化研发网络，在海外设立联合创新中心吸纳国际先进技术。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深耕细分领域，以差异化产品抢占价值链高端环节。完善中小微企业供应链韧性培育机制，通过嵌入式协作提升企业双向发展能力。

实施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大进口战略。以积极主动扩大进口来激活消费潜能和驱动产业升级。一是优化高质量商品供给体系。深化自贸试验区进口便利化改革，建立消费品动态清单管理机制，重点扩大智能家居、健康医疗、绿色低碳等领域的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与消费升级需求实现精准对接，以高品质供给激活消费潜能。二是强化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围绕高端制造业发展需求，优先扩大航空精密部件、临床试验设备、新材料等战略中间品进口规模。搭建进口设备技术共享平台，推动进口高端设备在研发设计、工艺改进等环节的协同应用，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跃升。三是构建多元化进口网络。深化区域经贸合作机制，通过自贸协定拓展新兴市场进口渠道，形成多元互补的进口来源布局。建立重点商品进口储备调节机制，通过政府与企业协同增强关键物资供应链弹性，实现稳链保供与风险防范有机统一，提升供应链安全水平。

打造畅通高效的现代化流通体系。以网络化布局构建供需精准对接的基础性支撑。一是打造立体化国际物流枢纽体系。聚焦全球贸易主通道关键节点布局物流基地，构建空铁公水多式联运集成系统，完善专业设施配套，强化港口、机场与内陆港联动衔接，助力企业高质量出海。二是创新跨境贸易流通范式。深化跨境电商与海外仓协同发展，建立“口岸仓+海外仓+退货中心仓”三级智能仓储体系，实现跨境库存动态调配与逆向物流无缝衔接。推广保税物流与社区零售融合模式，实现跨境电商、社区实体店、物流到家的优势互补与叠加创新，缩短进口商品流通环节。三是打通区域与城乡流通堵点。以国家物流枢纽为核心构建跨区域干线通道，重点强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物流网络协同。深化城乡双向流通网络建设，通过县域物流中心衔接城市仓与村级服务点，以物流网络下沉打通工业品下乡与农产品出海渠道。

完善内外贸联动的平台创新体系。以平台集成优势为支撑加速推进供需循环网络的迭代重构。一是强化制度型开放平台能级。深化综合保税区与自贸试验区制度集成创新，创新内外贸融合发展模式，推动保税研发、跨境维修等新型业态规模化发展。推广上海自贸区、海南自贸港的“全球营运商计划”等制度创新举措，完善内外贸一体化服务体系。二是打造全链条数字展会平台生态。推动进博会、广交会等平台向数字化生态升级，构建展贸融一体化服务系统。开发智能供需匹配引擎，通过商品数字护照破解认证标准差异，实现内外贸精准对接。三是建设智能跨境专业服务平台网络。推广苏州、东莞等地全域数字化服务网络的做法，推进供应链调度数据中台建设，实现外贸数据反向赋能，引导制造企业建立需求响应的模块化产线体系。建设跨境服务资源集成平台，聚合关务、法律等专业服务商，形成覆盖市场准入、合规运营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编辑  杨利红）

文/贾康^*

对当下全面扩大内需，中央有两个相关表述，一个是“大力提振消费”，一个是“提高投资效益”。现在社会上的注意力聚焦在“大力提振消费”这句话上，对怎样掌握好投融资效益问题，讨论得不够。

“系统集成”思维观念极端重要

在此，我直率地表达我的观点：大力提振消费，要落在“系统集成”的思维框架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系统集成，是要把消费、投资和整个经济运行打通来理解。凯恩斯在《通论》中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我觉得可以再往下推出几个递进的认识。如果按照数学的语言来讲，收入是自变量，而消费是因变量，消费随着收入而变化（当然变化不一定是完全一对一的），它可以表现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所以凯恩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往需求不足的时候，就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去扩大需求。

消费和投融资认识的四个层次

这样的认识可以合乎逻辑地深入思考和探寻：收入是什么的函数？我认为，收入主要是就业的函数，因为只有老百姓能够充分就业，才能实现安居乐业，这是收入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只有广泛的就业才能带来相应的收入；那么就业是什么的函数？就业主要是有效投资的函数——所以从逻辑上就把消费跟投资以及我们大家要讨论的投融资打通了。在这些逻辑推进的认识下，我们的思维框架可以梳理为下列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国家现在实行超常规的宏观政策，也就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双松搭配”。在扩大内需中，当下这个阶段特别要注重实行“有效投资”。在企业方面，应承认，现阶段企业仍然面对的是不确定性表现出来的投资意愿不足，信心不足，预期并没有全面好转。这时候就必须政府加入，在投资上发力。但政府发力参与的投资并不是去做企业做的那些一般市场竞争性的投资项目，包括数字经济创新最前沿的寻求突破性成功的投资项目（虽然政府可以以一定的方式支持企业做这些）。政府如果在这时候入场，主要应做的有效投资是什么？就是中央现在强调的“两重”，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这也必定会带上一些跟它配套的项目。这应该是政府在有效投资方面抓住的正确的切入点和重点。这样，政府实施扩大内需而做的事情，当然就是要提升经济景气，同时增加就业，在这个基础上，推动和促进提振消费、优化结构，增强发展后劲，当下这是一个宝贵的机遇期。

那么，就需要破解现在存在的一种认识误区，认为中国的投资，特别是政府的投资已经饱和，地方已经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了。我认为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政府应该做的有效投资项目俯拾皆是。简单地说，这几年如果从国家安全、减灾防灾来说，一到雨季就有各地交通阻断，不断出现大雨带来的灾害，甚至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为防止以后再出现这种大灾的事情，以人民为中心、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要建海绵城市。中心城市——从南边到中部到北方，可能受到这种涝灾冲击的重要城市都有必要建设。建设海绵城市，一定要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打通式地来建地下综合管廊，这个事情其实已说了多年，但都没有实行。天文数字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去，而建地下综合管廊才真正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性。而且，建地下综合管廊又必须和中心区域所有的地铁轨道交通网打通规划，一起建设，必须和所有的水系改造一起规划，外联到基本农田灌溉体系的升级，打通并共同建设，还有其他附带的公共工程、环境整治等等。还有很多其他项目，比如说老旧小区改造，停车场、停车位，振兴乡村要做的一些重点项目，等等。“两重”和各种配套项目成功规划，要做的事情可能8年、10年、20年都做不完。现在的机遇，就是有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筹集的资金，可以带动我们利用一样都不缺的生产要素——钢材、水泥、劳动力、技术力量、管理力量等等，在这时候发力抓住我们过去想做又做不成的很多事情，支持有效投资的项目，把它们做起来。

第二个层次，政府牵头按照规划来发力启动这些“两重”及其配套项目，怎么认识它们带来的“有效性”？首先是项目一启动就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和订单——这是罗斯福新政“以工代赈”在中国的再现，以及原材料、设备等工程需要发出的相关订单马上进入市场。这样扩大内需的同时，就是给经济升温，这是有效的。其次从中长期看，这还有优化结构、提升经济发展后劲、为国家安全与社会长治久安提供的巨大正面效应。

第三个层次，这个“有效性”还需要超出一般的微观成本-效益分析的眼界，看到它的所谓“正外部性”，虽然正外部性很难量化，一些项目像青藏铁路，它的成本效益分析如果按照一般的标准是不能过关的，许多年内也是收不回投资的；靠这条铁路现在的客货运收入能不能弥补其运营费用都可能成问题。但是从全局来说，它又体现着国民经济综合绩效上的有效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抵御“藏独”和其联系的其他一些超出一般经济意义的不良因素、风险因素，提供了一个以硬件方面支持的对冲条件，并可让西藏和相关边疆的社会成员更好地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等，这都具有长久的、重大的、具有综合绩效的意义。类似这样的项目，要从全局意义上来论证。“要想富先修路”，指的就是这种特定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建设所具有的超前性；它们的有效性必须有综合绩效的概念。

在政府投资方面，必须承认，确实可能出现短期看无效的、低效的、浪费损失的投资，但不能因为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就否定政府需要进行的投资。我们应该争取的适当超前的投资，所带来的综合有效性已有很生动的案例：比如贵州一些地方，过去难以想象，怎么可能在全国率先做到县县通高速，那里的出处是桥梁和隧道。国家和地方举债把它们建成后，跟着的就是产业升级。例如数据中心首先在贵阳一带（现在叫贵安）快速发展起来，任正非给老家安顺以华为为主投入巨资建成的安顺数据中心、合成的贵安数据中心，现在这是“东数西算”的重点的增长极之一。

再有，政府投资使经济回暖，景气上升，企业作为非政府投资主体的跟进，使经济新格局加快形成，这也是“有效性”的综合绩效的重要体现。在企业不敢、不愿投资的情况下，政府加大投资不会产生所谓“挤出效应”，反而是带来对企业投资的“带入效应”。这些事情我们要进一步总结好经验。

第四个层次，我们需要把政府投资视为一个系统工程。在政府推进有效投资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已有过研究：政府投资总体产生好的综合绩效应有一系列相关的组合实现环节，从政策大方向，推到政策力度，推到项目群的顶层规划和资金配置、可行性方案研究、项目具体资金管理、建设质量管理，以及项目竣工使用后的运营、保养、维护，还要结合“制度反腐”机制建设。所有的这些环节与因素，必须按一个系统工程配套组合在一起。

（编辑 季节）

有人说，时间可以改变空间。

当你反观一路走来的世界，会发现，你已经站到三维空间之上，正在以多维的视角审视曾经二维的过往。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才是更重要的。看历史，由于维度的改变，人们往往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事情原来如此！”

以这样一种视角来品读邵宁先生的新著《艰难的变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作者是站在全球经济发展的维度，站在中国经济变革的维度，来记述和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复杂性与独特性。通篇读罢，掩卷沉思，作者在这场“变革”中身体力行的借鉴、融合、推进与创新，充满了冷静、睿智和忠诚。

“非此人不能写此书”

亲历者复盘真实历程。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经40余年，在极其复杂、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攻坚克难，最终向党和国家交出了成功的答卷。它不但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完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型，还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保证了这项宏大工程中数千万员工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国有企业改革，曾被定义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中国经济从此在快速发展中放下包袱，在深化改革中迈上超越和引领的快车道。

尤为引人瞩目的是攻坚阶段的国企改革。在之前十几年改革的基础上，世纪之交对全国近10万家国有企业实施“外科手术”式的变革仅用了短短三年时间，无论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都亲历和牢记这样一段惊天动地的重大历史变革，并引为经典加以借鉴。

今天，一个能说清这段历史的人，一个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一个承上启下连接中央、国企和基层职工“操刀”国企改革的“当事人”，用尊重历史真实的客观笔触，认真回顾并思考这段历史，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部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列入其“中国道路”丛书之中，为当今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打开了可借鉴经验的宝库大门。

邵宁，是中国当代经济改革发展史上必将浓墨重彩书写的人物，从国家经贸委企业改革司司长兼企业脱困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家经贸委副秘书长，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直至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他身居高位，身负要职，既知晓国家战略，又理解企业困境、职工难处，更明白自己担负的重任。他是这场国企改革的轴心人物，是冲在第一线的领导者，必须在这场关系国家命运、改革核心的大战中协调上上下下各种复杂关系，保证这项宏大工程的顺利完成；在此书中，他能够把这段历史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这是非常可贵的。

作者全书都在用一种冷静的思维，来客观地描述实际情况、实际过程和实际问题，有理论、有实践、有经历、有思考。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武力直言：“非此人不能写此书。”

破解世界性难题

填补中国企业改革历史记录的空白。

国内有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曾感叹，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缺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全面深刻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历史客观忠实记录下来。今天，《艰难的变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当仁不让地填补了这项空白。

大规模国企改革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一位美国的经济学家曾访问作者，他对中国国企改革能闯过这些难关费解和震惊，他向作者发问：中国的改革是如何度过国有企业这一关的？当时，很多国际上知名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难过的一道关口，也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他们的评价是客观的，中国国企数量大，职工多，体制机制与市场经济距离太大，再加上部分企业严重亏损多年，政府财力不够，这么多难题搅在一起，改革的震动搞不好会引发社会性动乱。

毋庸置疑，这确是摆在改革者眼前的重大课题。面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体制定位、结构定位、社会定位、职工定位的完整体系，如何破茧成蝶，把它安全地融入进市场经济体系，搞不好就会把天捅一个窟窿。无怪乎当时国际上“中国崩溃论”的舆论甚嚣尘上。尤其是“攻坚阶段”的国企改革，国家提出“三年改革脱困目标”，采取倒逼机制，时间点卡死，目标卡死，任务卡死，一切没有回旋余地。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信心坚定，包括作者在内的国企改革的政府领导班子，实临改革第一线，调整研究，制定正确的政策和改革方案，层层布局，及时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具体每个企业的难点，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力量，知难而上，最终破解了这道“世界性难题”。

应该说，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企改革既不是所谓的“休克疗法”，也不完全是外界认知的“渐进式改革”。作者坦言，中国国企改革的举措，是成千上万第一线改革者在自己的土地上艰难探索出来的办法。这样的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国有困难企业的破产，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数千万职工的下岗再就业，这是改革中非常痛苦无法回避的一面。作者这样描述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最快的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一种说真话、干实事、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氛围。那些说官话和套话，做表面文章的行为和方式基本没有市场。”“由于涉及数千万职工的切身利益，国有企业改革中几乎所有问题都躲不过去，矛盾只能直面和解决，为此有许多人都是一个目标，为推动改革，为企业生存尽心尽力，扎扎实实地迎难而上、努力工作。”

作者在书中披露，改革中很多问题都是事先想不到的，文件中也没有说法，“如果一线官员不主动想办法解决，凡事向上级请示，不但问题解决不了，有关政府部门连答复都困难”。正是这样的工作氛围，正是这些同志的主动作为和担当，我们最终啃下这块改革的“硬骨头”。

在思想准备、政策准备、资金准备都不足的情况下，国企改革在企业发展的困境中不能等待，抱着应对一切艰难困苦的决心和勇气，仓促上阵，应对攻坚阶段的“三年脱困”并且“断臂求生”，是各级政府发挥了极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矛盾被化解在基层。这正是一些国外经济学家所不能理解的“中国改革精神”。一个更开放、更宏观、更规范、更市场化的国企改革图景，得以徐徐展开。

特立独行的思考视角

历史虽不能复制，但诚可借鉴。

从起步阶段的国企改革，到攻坚阶段的国企改革，再到国资委成立后的以规范化建设为目标的国企改革，中国的国企改革大致经历了这样的“三部曲”。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是如何领导国企改革工作的？作者的纪实，让我们了解国资委推动完成了如下改革：规范各地的国企改革，中央企业的合并与重组，中央企业的公众公司改革，中央企业的董事会试点，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推进企业内部改革和加强企业管理。

换言之，国资委成立后的国企改革，是国企逐渐从经济发展的困难因素，转化成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向的积极因素。从2003-2012年国资委成立10年（也是本书作者在国资委的任职时间——编者注），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20.9%，实现利润年均增长19.0%，上缴税款年均增长20.6%；中央企业上缴税款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增加到18.9%。

国企改革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作者离开国资委后，并没有间断对国企改革深化攻坚的思考，而是遵照中国国情，借鉴国际规范，为走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国企改革之路，继续深入地研究和思考，提出了国企改革进入新时代的前景与展望，留下了有价值的思想成果。

一是国企改革解决了大型企业存在的大量共性问题，但国企的分类改革和监管工作还未完成。对公共保障性业务的国企，对特定功能性业务的国企，对商业性业务的国企，从财务绩效指标和体制机制上，都不能沿用同样的治理模式。原有的一刀切、齐步走的办法，不是长远的、科学的管理机制。作者提出需要在战略管理、领导人任免、薪酬分配制度等方面加以区别，也提出了“正规军”和“淡马锡”的参考模式。

二是提出了国企改革的两个“终极问题”，这是两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一是国企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定位，其二是国企与市场经济深度的融合方式。

对此作者也给出了参考答案。关于功能的清晰定位有二：公共保障类的国企，要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基本条件；商业类的国企，要在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关于国企与市场经济融合方式有二：公共保障类的国企，要成为受到专门法律约束和社会监督的特殊企业；商业类国企，要成为市场经济中规范的公众公司或股份公司。

清醒的认识，逻辑的思考，改革的记录和在淡雅平和中表现出的家国情怀，形成了这部书的鲜明特征。

国企改革没有停止，国企改革还在路上，国企还需要继续向纵深改革。这也是本部书的重要价值与历史意义。

（编辑  季节）

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新征程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持续快速增长。2012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工业规模稳居世界首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化水平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绿色制造体系初步形成。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关键技术和产品取得重大突破，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我国正在向制造业强国大步迈进。

（一）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和我国发展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做出“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更好地协调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注重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信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需要适应消费升级与多元化的需求（信息、健康、文化消费等）并提高投资效率；需要注重绿色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要更加注重依靠人才和技术进步的贡献，构筑新的竞争优势。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世界各国纷纷制定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加强科研投入，加紧人才、专利、标准等战略性创新资源的争夺。基础科学不断取得突破，信息、生物、能源、材料和海洋、空间等应用科学领域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等新技术投入应用，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加快，给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带来重大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军事各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意识和紧迫感，努力参与和推进这一重大变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抓住历史机遇，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走在前列。

（二）《中国制造2025》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进入新世纪，中国制造业和世界先进水平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转型升级的任务紧迫而艰巨。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由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的九大战略任务、十大重点领域和实施步骤。

　　九大战略任务是：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发展、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

　　十大重点领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三步走”战略是：（1）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在创新能力、全员劳动生产率、两化融合、绿色发展等方面迈上新台阶，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2）到2035年，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综合指数达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前列国家的水平。（3）到建国一百周年，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跨越发展，是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实现经济稳增长、调结构、提质增效的客观要求。

（三）工业转向高质量发展

　　“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纲要都指出，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集约型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行业和产品技术含量；强调质量和效益；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最终体现为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加。

　　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坚持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发挥区域特色，实现差异化发展，加强区域合作与联合发展。“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工程是工业协调发展的典型。

　　坚持绿色发展。我国工业对全球资源的需求量很大。如我国对原油需求增量占全球需求增量的44%，铁矿石需求增量约占全球的105.1%，铝土矿需求增量约占全球的78%，铜矿需求增量约占全球的149.5%。同时，我国重化工业产量占全球市场份额很大，2013年，我国粗钢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52%，电解铝占46%，成品油占12%，乙烯占12%，化肥占35%，水泥产量占58%，平板玻璃占60%，纸和纸板占25%。我们要坚决贯彻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全面推行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2012-2020年，我国工业万元GDP能耗由0.766吨标准煤减至0.571吨标准煤，下降了25.46%。主要再生资源回收量由16067吨增至35477吨，上升120.8%。坚持共享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例如，我国的高铁、二维码支付、共享单车、网购被外国友人评为中国“新四大发明”，它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也刷新了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识。近年来我国围绕汽车、机械、电子、危险品制造等各行业的工业/特种机器人，以及医疗健康、家庭服务等服务机器人的应用需求，积极研发新产品，促进机器人标准化、模块化发展，扩大市场应用。不断突破机器人本体、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器、传感器、驱动器等关键零部件及系统集成设计制造等技术瓶颈。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工业化战略更加强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坚持 “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这一基本方针。

创新驱动开辟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都对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出指导意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从创新主体、创新基地、创新空间、创新网络、创新治理、创新环境六方面提出总体要求）；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基础核心领域，制定并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

（一）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坚持战略和前沿导向，集中支持事关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构建激励创新和有利于成果转化的体制，构建普惠性创新支持政策体系，营造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包容创新对传统利益格局的挑战，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

推进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调整，突出“高精尖缺”导向，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完善业绩和贡献导向的人才评价标准，完善激励机制，营造崇尚专业的社会氛围，大力弘扬新时期工匠精神。　

改革技术创新评价体系，以需求为导向，完善评价程序，增加透明度，将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高质量、应用性成果纳入评价体系。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抑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为技术创新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二）大力推动工业领域创新发展

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市场需求，尊重市场规律、发挥政府指导作用，加强统筹协调。

推进政产学研用相结合，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构建功能互补、深度融合、良性互动的协同创新格局。

建设和完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如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分析检测中心等，加大向企业开放力度。

重视对中小企业创新资金支持，鼓励设立多层次、市场化的创新基金（风险资本、种子基金、孵化基金、产业基金等），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优惠政策，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业绩考核体系和经营者考核任用制度，将创新投入和绩效纳入考核体系；加强对承担国家战略课题的大企业的支持和指导。

 在自主创新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工业技术创新实力不断攀升。下表反映了2013-2020年工业科技进步的基本情况：

表1　2013-2020年中国工业技术创新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三）专精特新产业和企业培育

　　鼓励发展专注细分行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对优化工业结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工信部于2018年起开展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从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针对短板弱项加强精准服务支撑等多方面进行培育和支持。至2024年共培养5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公示12950家。

    北京市从“政策+资本+服务+载体”等方面给予专精特新企业在基础研发、成果转化、产品配套、技改升级、场景开放、专利布局、资金融通、人才引进、空间规划以及品牌塑造等方面的支持。新设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致力于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向制造业强国大步迈进

（一）工业门类齐全与结构不断优化

　　我国工业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工业产品远销230多个国家（地区），投资遍布190个国家（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重要地位。

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装备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持续上升，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比较高、呈先升后降趋势，高耗能行业在2012年之后呈稳定下降趋势。2020年装备制造业在工业中占比较2012年提高了3.84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工业实力得到一定提升。高耗能产业占比有较大幅度地下降。

    资本密集型行业占比下降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占比上升，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从行业增速来看，传统产业中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细分行业增长较快，如合成材料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稀有稀土金属冶炼等细分行业以及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医药类和消费品类行业，大部分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钢铁、煤炭、石化、建材等行业过剩产能减量调整不断推进，市场供需关系和企业经营环境得到改善，盈利能力增强。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光电子器件产量年均增长18.21%，光缆产量年均增长5.71%，集成电路年均增长15.4%，太阳能电池年均增长29%，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年均增长19.88%，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年均增长6.98%。随着智能、绿色、高端产业的快速发展，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光电子器件等新兴产品均实现了年均百分之几十的高速增长。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国际分工中地位逐步提高。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的状况逐步改善，高精尖特种钢材赋予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表2 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2012－2020年）

数据来源：wind中国宏观（EDBC）数据库。

新兴产业不断加快孕育发展

202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同期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18.2%和12.9%。主要代表性产品增势强劲：新能源汽车产量达367.7万辆（同比增长152.5%），化纤6709万吨（同比增长9.54%），智能手机1.27亿部（同比增长15.36%），太阳能电池2.34亿千瓦（同比增长48.8%），集成电路产量3594亿块（同比增长37.48%）。移动通信、语音识别、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掘进装备等跻身世界前列，集成电路制造、C919大型客机、高档数控机床、大型船舶制造装备等加快追赶国际先进水平，龙门五轴加工中心、8万吨模锻压力机等装备填补了国内空白。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进展加速

    一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据工信部材料，截至2019年8月，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68.9%和49.2%。

    二是“互联网+制造业”新模式不断涌现。截至2018年6月，开展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分别达33.7%、24.7%、7.6%。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在服装、家具等行业加快推广，协同研发制造在汽车、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日益兴起。

    三是工业互联网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工业互联网已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钢铁、家电、服装、机械、能源等行业，国内具有一定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总数超过50家，重点平台平均连接的设备数量达到59万台。

四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2021年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超4万家，完成软件业务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17.7%），利润总额1.19万亿元（同比增7.6%），软件业务出口521亿美元（同比增8.8%）；从业人员平均809万人（同比增7.4%）、工资总额同比增15.0%。

（二）工业区域布局优化

　　东部地区在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对全国工业经济起着压舱石和导向标的作用。2020年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到3.93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5.26%，年均增长1.8%。东部工业（规模以上）占全国工业59.3%。

　　中西部工业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工业经济实力稳步提升。2020年，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分别为1.41万亿元和1.28万亿元，较2012年分别增长15.57%和20.87%，8年间年均增长1.8%和2.4%。

　　2020年，长江经济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49.22万亿元，占全国工业企业营收的45.42%。2019年该地区11个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为11.2%，高于全国（8.4%）增速达2.8个百分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取得积极进展，一大批跨区域重大产业项目与共建园区陆续落地。

　　国家更注重跨行政区域、大区域的协调发展。2020年，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国22.93%，西部地区为18.55%，比2012年的占比分别提高1-3个百分点。随着国家关于东北振兴系列改革与支持政策的落地，东北工业逐步企稳。

总体看，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有所扭转，不同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三）中国工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提升

我国实现了世界罕见的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2012-2021年，我国GDP从51.9万亿元增加到114.4万亿元，工业增加值从23.53万亿元增加到37.26万亿元，每年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30%。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到近30%。

　　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工业大类中，2014年中国在其中7个大类中已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下述工业产品产量在全球的占比分别为：

生铁59%，煤炭50%以上，粗钢45%以上（超过第2至第20名的总和），造船41%，水泥60%以上，电解铝65%以上，化肥35%，化纤70%，平板玻璃50%以上，汽车25%，手机出货量70%，集成电路出货量90%。2016年中国智能手机销量在世界市场的总占有率超过20%，新能源汽车销售51万辆，位居世界第一。

粗钢、煤产量和发电量分别由1949年居世界第26位、第9位、第25位跃居2017年的世界第1位；水泥、化肥产量分别由1978年居世界第4位、第3位跃居2017年的世界第1位；原油产量由1949年居世界第27位上升到2017年的世界第5位。

　　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消费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列，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等一大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

　　工业对外贸易质量上升，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2012-2020年，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提升了20.4%，其中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高技术进出口总额分别提升了9.12%、23.05%和31.62%。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增长27%（年均增长1.92%），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29.12%（年均增长1.54%），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例由2012年的28.65%增至2020年的31.32%。

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于2021年发布的工业竞争力指数显示，中国与德、日、韩、美一并称为全球5个最具工业竞争力的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经济以年均5.8%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2019年，我国工业规模总量已是美国的1.53倍、日本的4.16倍、德国的5.76倍。

（四）中国工业的标志性成就

这十年来，我国重视高端装备创新，组织实施大型飞机、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民用航天、智能绿色列车、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智能电网成套装备、高档数控机床、核电装备、高端诊疗设备等一批创新和产业化专项，在信息通信、大国重器、航空航天以及核能技术领域皆成就斐然。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

    这是实现人机物互联的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技术，具备高速率、低时延和大连接特性，可以真正实现高移动性、无缝漫游和无缝覆盖，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数字化转型进程。2012年，由我国主导制定的TD-LTE-Advanced成功入选4G国际标准。2016年国际无线标准化机构第87次会议上，由中国企业主推的极化码（Polar Code）成为5G控制信道eMBB场景在短码上的编码方案，我国率先成为在国际上发布5G系统于中频段频率使用规划的国家。2017年，我国5G系统在6GHz以下频段率先获得了500MHz的频谱资源，对我国进入全球5G商用第一阵营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发放了5G系统中低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进而在保护现有无线电业务的同时，降低运营企业组网的复杂性和管理成本，实现频率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

　　这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内随时随地为不同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是继GPS、GLONASS之后的第三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2017年底，北斗三号系统建设开始进入超高密度发射状态，北斗系统正式向全球提供RNSS服务；至2019年9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轨卫星已达39颗。2020年7月，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2020年，中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已达4033亿元。北斗系统未来将持续提升服务性能，扩展服务功能，增强连续稳定运行能力，不断开拓国际应用空间。

　　“华龙一号”

　　我国第三代压水堆核电的创新成果，在设计、制造和运行维护等方面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安全指标和技术性能达到国际三代核电技术的先进水平。2020年“华龙一号”福清核电5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核电技术先进国家行列。

    2021年，石岛湾核电成功实现首次并网发电，这是全球首座具有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特征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实现了这一新技术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飞跃。

大国重器：装备制造业

　　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围绕工作母机、新能源汽车、海工装备、能源装备、农机装备、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等重点领域，由领军企业联合上下游产学研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了重大成就。

　　（1）盾构隧道掘进机。这是集光机电液、传感IT于一体的专用工程机械，具有开挖土体、输送土碴、拼装隧道衬砌、测量导向纠偏等多种功能，设计制造常依据不同的地质条件量体裁衣，对可靠性要求极高。2015年，我国首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铁路大直径盾构机在长沙下线，打破了国外垄断，加速了建设城铁和大铁路网的步伐。现已实现15米以上超大直径泥水盾构和超小直径（W4.5米）盾构施工应用。2020年盾构机6米级常规盾构3米直径主轴承、减速机通过试验检测，核心部件国产化取得重大突破。自首次引进德国敞开式盾构机至今，我国盾构机技术从无到有到强，凭自身性价比优势已占据全球三分之二市场。

（2）“天鲲号”。这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最大最先进的新一代重型自航绞吸挖泥船，总长约140米，型宽27.8米，设计吃水6.5米，装机功率最大、疏浚能力最强、航行能力持久。能开挖单侧抗压强度50兆帕以内的岩石，满载排水量17000吨，能以6000平方米/小时的速度将海沙、海水的混合物（甚至深海岩石）粉碎吸出并排放到最远15千米外的海域，可开展沿海港口、航道的疏浚、吹填与维护，适用于沿海及深远海港口航道疏浚及围海造地。其挖掘功率、最大挖掘深度均居世界前列。

　　（3）“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有流线型的头型和平顺的车体，确保列车运行快速稳定。该动车组在京沪高铁率先实现350公里时速运营，最高时速可达400公里，世界领先。该列车研制中的254项标准中，“中国标准”占84%。“复兴号”动车组投入运营，使中国拥有更强的国际话语权。2021年，我国投入运营的高速铁路多达6800多公里，承载着50%以上的客运承载量和70%以上的货运承载量，中国高铁已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行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工业兴，则国家兴；工业强，则国家强。回首过往，我国工业发展成就辉煌；展望未来，我国工业发展任重道远，继续肩负着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这十年，我国工业开启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

（编辑  苏歌）

近期，头部券商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合并重组已尘埃落定。这场“证券业并购”不仅折射出国资央企优化资源配置、打造行业龙头的战略方向，更揭示了当下经济发展的深层逻辑——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整合，从规模竞争到效率革命。2025年1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部署要求，不以招商引资为目的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在这一背景下，并购招商作为资本招商新趋势之一，逐渐走进了地方政府的视野，成为地方政府盘活存量资产、加速产业升级的破局利器。

并购招商新模式日渐兴起

过去，土地招商和税收招商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招商模式。然而，随着土地资源日益减少、税收优惠政策效果逐渐减弱，这些被称为1.0版的招商模式面临诸多局限。随后，资本招商尤其是基金招商兴起，各地纷纷设立地方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同时设置返投比例，期望借此招引企业、优化当地产业结构。但基金招商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产业的高度同质化。比如，不少地方一窝蜂地发展半导体、人形机器人和低空经济等产业，这将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此外，在新兴产业赛道竞争中，地方政府投入的资金多数难以获得预期回报，“有出无回”被认为是当前地方政府基金招商面临的主要难题。

基于基金招商的困境，并购招商的概念近年来逐渐兴起。并购招商不再限于少数股权投资，而是谋求控股权，实现更有确定性的招商引资效应，从而实现区域内的产业整合。

2024年以来，国家出台《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鼓励企业通过并购重组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集中度。自去年12月以来，上海、深圳、安徽等十余个省市相继发布相关并购政策。其中，上海提出，支持上市公司收购未盈利但具备技术优势的资产，并组建500亿元国资并购基金矩阵，覆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安徽鼓励政府性股权投资基金参与产业并购，围绕主导产业锻长补短。浙江台州鼓励国企投资入股上市公司，通过双向赋能实现产业链整合。

并购招商兴起的主要原因

并购招商的本质是一宗并购或者一串并购交易，之所以加上招商两字，是因为参与方有特殊主体——国资或者财政，他们在参与并购时还有招商要求。如果把国资基金作为市场化的主体，国资基金的并购招商也属于产业并购或者战略并购。

从投资角度来看，并购招商属于“通盘全吃”，覆盖全价值链。并购招商如同为产业森林“插苗补绿”，地方国资通过控股上市公司快速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在风险防控中推动产业由集聚向集群的质变。

（一）经济环境倒逼资源整合与效率提升

一是增长压力与行业洗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传统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利润压缩等问题，企业通过并购整合资源、淘汰落后产能，快速提升竞争力。例如，中国钢铁行业通过并购重组形成宝武集团等巨头，优化产能布局。二是技术迭代加速。新兴技术（如AI、新能源）颠覆传统产业，企业需通过并购快速获取关键技术。如宁德时代通过投资并购布局锂矿资源，巩固电池产业链优势。三是疫情后修复需求。部分企业因疫情估值低迷，成为并购目标。2020-2022年，全球医疗健康领域并购激增，跨国药企通过收购填补疫苗和特效药研发缺口。

（二）政策支持与产业升级导向

一是国家战略驱动。我国“十四五”规划强调产业链现代化，地方政府通过并购招商引入高附加值产业。例如，合肥市政府主导京东方并购落地，打造“显示屏之都”。二是国企改革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企与民企资本融合，如中国联通引入腾讯、阿里等战略投资者，优化治理结构。三是区域经济协同。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一体化政策鼓励跨区域并购，促进资源流动。如上海企业并购江苏制造业企业，实现产业链互补。

（三）资本市场成熟与金融工具创新

一是资本流动性充裕。全球低利率环境下，私募基金、产业资本积极寻找投资标的。2023年全球私募股权并购交易额超1万亿美元，中国占比达20%。二是金融工具多样化。杠杆收购、SPAC（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等模式降低并购门槛。如蔚来汽车通过SPAC赴美上市，快速融资扩张。三是跨境资本流动。中资企业出海并购（如吉利收购沃尔沃）与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如黑石收购SOHO中国）双向活跃，推动资源全球化配置。

（四）企业战略转型与风险对冲

一是快速市场进入。并购可绕过行业壁垒，例如滴滴通过收购快的、Uber中国迅速垄断网约车市场。二是多元化布局避险。地产企业转型新能源（如恒大早年尝试并购汽车业务），传统能源集团并购光伏企业（如BP收购Lightsource）以应对碳中和趋势。三是协同效应最大化。横向并购（如美团收购摩拜）降低成本，纵向并购（如苹果收购芯片厂商）掌控供应链，混合并购（如亚马逊收购全食超市）拓展生态。

（五）地方政府招商策略升级

一是从“增量招商”到“存量激活”。传统土地优惠、税收减免等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地方政府转向推动本地企业通过并购引入外部资源。例如，苏州工业园区设立并购基金，引导生物医药企业整合创新药企。二是产业链补链强链。通过并购引入关键环节企业，如深圳围绕华为、腾讯生态，吸引半导体设计公司并购落地。三是风险共担模式。政府联合社会资本成立并购引导基金，如珠海国资参与格力电器混改，吸引高瓴资本注资。

并购招商的六大核心优势

与股权招商、上市招商、产投（基金）招商等资本招商模式对比，并购招商具有以下六大优势：

一是打破产业集聚区低效率恶意竞争，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目前，大量地方特色产业集聚区的低效率“内卷”式竞争越发激烈。地方政府通过组建产业并购整合基金，扶持若干龙头企业进行产业整合做大做强，可以有效降低恶意竞争、提高本区域细分产业的国内和国际竞争力。

二是吸引域外大企业深度介入本地产业和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可以组建专门机构甚至公司，帮助本地企业引进域外的实力企业与并购基金成为控股股东，一旦控股成功，域外企业或并购基金将深度扎根本地，派驻高素质管理团队，调动其全球资源来帮助本地被收购企业成长。

三是快速打造一个新兴产业链。当前，中国正在全面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从行业属性来看，一切利用新技术提升生产力水平的细分领域，都属于新质生产力的应用范畴。现在各地政府都在“摩拳擦掌”，引进与新质生产力有关的新兴未来产业。地方政府如果想快速打造没有产业基础的一些新兴产业，通过并购该细分赛道若干领军企业，将是最快捷的一个渠道。

四是快速获得境外优质项目的技术和渠道资源。地方政府如果想获得某些细分产业的境外优质项目，最快的路径也是通过并购的方式控股若干家境外相关标的，借机打破国外技术和市场的封锁。

五是快速增加上市公司数量，助推资本市场发展。目前，企业上市难度越来越大，许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快速增加本地上市公司数量的行动计划。在上市审核日益严格的形势下，地方国资“抄底”一些合适的上市公司进行控股，将能快速增加本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数量。

六是快速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资本运作团队。并购业务号称金融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对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地方政府组建并购团队进行并购招商，可以快速培养一支精通财务、法律、投行等专业领域的投资精英团队，帮助地方政府更好地利用资本招商发展壮大。

并购招商的主要模式和案例分析

现阶段并购招商主要包括三种模式：

（一）直接并购上市公司

地方政府通过国资平台直接收购上市公司控股权，快速整合上下游资源。例如，无锡国资系统2025年两次出手控股博汇股份和洪汇新材，孚能科技等多家A股公司实控人变更为地方国资系统。

（二）设立并购基金

一是地方引导基金扩容。二是联合市场化资本设立并购基金，定向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合肥海恒集团2024年备案的30亿元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重点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

（三）参与上市公司定增或重组

通过参与上市公司并购定向增发或鼓励本地企业并购重组，增强区域产业协同效应。例如，安徽省推动人工智能主题母基金子基金落地，支持产业链整合。

在具体实践中，直接下场并购上市公司并拿到控股权，逐步成为地方政府重点考虑的招商策略。2月11日，博汇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文魁集团及实控人金碧华、夏亚萍与原鑫曦望合伙签署了关于公司的控制权收购框架协议。交易完成后，原鑫曦望合伙将成为博汇股份控股股东，无锡市惠山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这是无锡国资系统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出手。1月21日，洪汇新材公告透露，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无锡市锡山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服务中心。并购一家上市公司，再通过上市公司整合上下游产业，比基金招商效率更高，且流动性与安全性也大幅提升。

根据Wind数据统计，2024年以来，实际控制人由个人变更为地方国资系统的A股上市公司已超过20家，其中不少是地方国资平台跨区域并购上市公司。

此外，设立并购基金“借智”也是并购招商的重要模式。

地方并购模式必须坚持与本地优势产业、独特资源相匹配的原则，对被收购企业整合得了、帮得上忙，既能赋能也能管控风险。由此，并购招商对地方国资的经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带来了全新挑战。在具体实践中，地方国资可委托专业的并购顾问在并购前、中、后各个阶段提供专业服务，“借智”开展并购活动。不具备独自下场并购能力的地方政府，可与市场化平台或产业资本合作设立并购基金。未来10年，并购基金或将成为产业整合、中企出海的重要力量。

以安徽黄山市国资委并购光洋股份为例，去年7月，光洋股份公告宣布，公司实际控制人富海光洋基金与黄山富海基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黄山富海基金受让光洋控股81.667%股权，从而获得光洋股份控制权。交易完成后，光洋股份实际控制人将由富海光洋基金变更为黄山市国资委。去年12月，光洋股份公告透露，公司拟与安徽黄山高新区管委会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在安徽省黄山高新区内拍取面积100亩土地使用权，用于建设年产6000万套高端新能源汽车及机器人用精密零部件项目，项目投资总额预计为10亿元，共同打造国际领先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

并购招商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上海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引领了并购招商的趋势。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动方案（2025—2027年）》，今年又将发展并购基金列入了重点任务。笔者认为，上海市并购招商需以“产业升级+资本赋能”为核心逻辑，通过政策创新、生态协同与专业能力提升，实现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的转变，同时，需警惕产业同质化、国资负担过重等风险，确保并购生态可持续发展。

（一）强化战略引领，聚焦产业链深度整合

1.明确重点产业图谱  

 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以及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战略性领域，绘制产业链招商图谱，精准锁定“链主企业”和关键标的。例如，上海已梳理重点产业上市链主企业名单，结合山禾云招大数据平台动态分析产业缺口，形成并购标的储备池。建立“产业链+并购基金”联动机制，如利用100亿元生物医药并购基金定向支持强链补链项目。

2.推动国资主导的控股权并购

地方国资直接收购上市公司控股权，可快速整合上下游资源，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通过国资并购推动产业集群升级。建议针对市值30亿元以下的上市公司，优化并购贷款政策（如60%贷款覆盖），降低国资并购资金压力。

（二）完善政策创新与生态协同

1.优化政策工具箱  

推出财税优惠、行政审批绿色通道等政策，进一步强化跨境并购支持。例如，利用自由贸易账户、跨境资金池等工具便利跨境融资，试点科技型参股并购贷款。针对未盈利但技术优势显著的标的（如AI初创企业），提高政策包容性，允许国资基金通过优先股或可转债方式注资，降低短期盈利压力。

2.搭建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  

整合“一站式”并购公共服务平台（如上海交易集团主导的平台），提供标的筛选、融资对接、法律咨询等服务。例如，上海引入山禾云招大数据平台精准匹配标的与需求，提升撮合效率。建立并购后赋能机制，对落地项目在用地、能耗、人才等方面提供“一企一策”保障。

（三）提升专业能力与风险防控

1.借力专业机构弥补能力短板  

地方国资在标的筛选、交易设计、投后整合等环节普遍存在专业能力不足问题。可委托市场化机构提供全流程顾问服务。推动券商合并打造一流投行，组建综合服务团队，覆盖产业研究、法律尽调等环节。

2.构建风险防范体系  

强化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行为监管，完善尽职调查与交易条款设计。例如，上海金融法院可设立并购纠纷快速审理通道，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建立国资并购容错机制，允许微利或亏损项目通过并购退出，但需强化资产定价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四）探索新型招商模式与未来方向

1.发展绿色并购与跨境并购  

响应ESG趋势，支持新能源领域并购，探索碳汇资产收购。同时，利用ODI备案机制，支持企业并购境外技术型标的。联合市场化基金设立跨境并购专项，如上海生物医药基金与海外资本合作，降低地缘政治风险。

2.推动“股权财政”转型  

从传统土地财政转向以并购为核心的股权财政，通过国资持股上市公司获取资本增值收益。上海国资并购基金矩阵可探索“并购—整合—上市”模式，形成资金闭环。

（五）强化跨区域与跨部门协同

1.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协作  

推动上海与江苏、浙江等地上市公司跨区域并购，如上海企业并购江苏制造业标的，实现产业链互补。设立长三角并购联合基金，共享标的库与政策资源，避免同质化竞争。

2.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

定期召开跨部门会商（如市委金融办、国资委、证监局），协调政策落地与重大项目推进。

预计到2027年，上海市年度并购交易规模将突破5000亿元，培育30家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并购领军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提升至65%以上，最终建设成为亚太并购资源配置核心枢纽。 

（编辑 宋斌斌）

多年来华为专利申请量为全球前三，构建了5G、光通信、微波、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终端等诸多领域领先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几十年来，华为从代理香港交换机起步到贴牌模仿再到自主创新和联合创新，从几个人的创业发展到全球超过20万人，营收规模超过千亿美元。在美国全球封锁打压之下重构企业供应链，最终屹立不倒,华为的创新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可参考的思路。

从践行“薇甘菊精神”到创新薇甘菊理论

华为创新能力起点源自其薇甘菊成长理论。薇甘菊，原产于南美洲和中美洲，最大特点是拥有强大的“扩张性”，生命力极强。

华为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包括一些利润低、市场规模小，或者未突破的区域。华为CEO任正非首次在一个区域小国的业务会上提出“薇甘菊精神”。他说：“你们知道薇甘菊吗？它是一种杂草，号称‘植物杀手’，它只需要很少的水、很少的养分，就能生长很快，抢占其他植物的资源，使自己生长的空间和范围很宽、很广，它迅速地生长，覆盖了所有的植物。我们做产品需要具备薇甘菊的能力。”任正非提出“薇甘菊精神”，是说尽管在当地小国发展很困难，但要像薇甘菊一样，有一条缝就要扎下去，活下去。

任正非的创业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任正非在43岁时凑了2万元，6人创立华为公司。最初的10年，每年亏损，股东都退股不干了，他只好赎回股份。谁想到这种无奈之举，成就了他的厚积薄发。市场是严酷的，2000年，华为的销售收入大幅下降，任正非的癌症第二次动手术，重度抑郁症又犯病了。在这种艰难环境下，他写出了《华为的冬天》。在2015年战略务虚会上任正非讲话,“我们在争夺高端市场的同时，千万不能把低端市场丢了。如果低端产品让别人占据了市场，就培育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将来高端市场也会受到影响。”他提出，华为要走优质优价的道路，不走低价格、低质量的路，那样会毁掉华为战略进攻的力量。低价对应基本需求，高端的功能和服务需要客户付出额外的价值，这也符合价值规律。他还提出：“在技术和服务模式上，要做到别人无法与我们竞争，就是大规模流水化。客户想要加功能，就买高端产品去。这就是薇甘菊理论，我们现在也具备这个条件。”

有人说，华为类似一株薇甘菊。最早它不过是一粒草籽，长成一株小苗，然后小苗上有几个节点，这些节点都是以“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迅速扩张。今天，华为仍不断追赶竞争对手，那些曾经的百年巨头和电信巨无霸们相继垮掉，摩托罗拉、北电、朗讯等业界领先企业先后倒下，而华为已成为电信制造行业的全球领导者，小草长成了参天大树。

从低微跟随到遥遥领先，华为产品与营销突围

华为起步是做香港交换机的代理商，当时众多国外品牌各种制式的交换机分割国内市场，行业领头羊如参天大树一样高不可攀。华为在深圳改革开放之先的自由创新风气和制度优势的有利环境下，如同一颗“薇甘菊”的种子，不断向国内外先进技术学习。华为引入IBM的IPD（集成产品研发），也曾经跟合益集团（Hay Group）学习最初的人力资源管理的体系方法，抱着“产业报国”“电信市场三分天下有华为”的信念和激情，将怀着产业报国心和使命的理工科大学生、研究生和科研机构下海的研究员组成了华为军团，在“狼性文化”“集体奋斗”精神的加持下，进入中国电子行业百强，2013年华为在电信设备供应商销售超过爱立信，终端业务进入全球前三，2018年问鼎全球第一。

华为的每条产品线都是从模仿到追随、并跑、超越，再到遥遥领先。华为从模仿到自主创新之路走得艰难，从来就是靠着不屈不挠、舍我其谁的勇气，以及逢敌敢亮剑的精神，华为电信运营商业务从低价低质的代名词，变成质优价平，最终达到质优价优。华为的终端业务从手机的白牌机、贴牌机，到华为手机等终端产品直逼苹果的体验和售价，赶超了三星。华为的企业业务屡败屡战，抓住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的机会窗口，凭借华为产业军团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任正非在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发言中说，我们中国民营企业要成为世界技术标准的制定者。我们要做最好的产品，把我们的市场产品做到极致。当华为走向海外开拓国外市场时，员工冒着得疟疾、飞机坠毁、身处战争被绑架的危险，只要有一点开拓机会、一点阳光雨露，就飞身扑上去，坚持数十年，从非洲市场到欧洲市场不断突破，其营销网络已经进行全球布局，华为的海外销售额占70%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化公司。2005年，华为的海外销售占比过半，真正打入欧美主流运营商，进入主流消费者群体。

2018年之前，任正非非常低调，接受媒体公开采访不超过三次，而在2019年，应对美国的极限施压，任正非密集接受了各类记者媒体的上百次采访。

华为从“薇甘菊”式的低调、坚持与勇气，聚焦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信息和通讯技术）行业主航道，用“乌龟精神”从北坡爬上喜马拉雅山的山顶，从技术到产品，从内部管理到外部市场拓展，不断突围直至领先，30多年来，可谓“一世磨一剑，霜刃染寒气，今日把示君，谁敢立潮头，唯有华为人”。

 薇甘菊成长理论内涵与外延

依据薇甘菊成长理论，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进化规律，以及华为的发展和管理实践，有以下五个内涵：

“薇甘菊精神”的低调、勇气、信念与霸气

华为在销售额只有同行领军外企的几十分之一的时候，就勇于提出在某些领域赶超先进企业的市场发展路线图。华为将产品体验做到极致，让华为的产品成为 ICT 行业高质量的代名词，让华为的干部和骨干具有“三分天下有我，功成不必在我，成功必然有我，舍我其谁”的霸气。在诸多诟病华为“军队文化”“血汗科技工厂”“加班无年假”的舆论环境下，尤其是在社会上其他企业都投入房地产、搞金融等高利润行业，盛行多元化扩张策略的大环境下，华为一直坚持其信念。

有信念才能坚守。“统帅必须用自己内心之火和精神之光，重新点燃全体部下的信念之火和希望之光！”企业处在发展之初和困难时期需要这种信念和勇气，团结管理层和员工与公司风雨同舟，抵御生存的寒气，在迅速发展时期更需要这种信念，抵御发展中的诱惑，始终向着企业的愿景和使命奔跑。

华为通往领先的道路并不平坦，在发展中曾数次遭遇国外遏制打压。任正非说，未来5年，是我们生死存亡的窗口期，无论什么样的压力压过来，只要我人还在，我们就有重振雄风的可能。然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没有敢为天下先的霸气，没有直面美西方打压中的豪迈与霸气，就不可能在技术上做到国际领先。

薇甘菊成长理论之生存策略：适应、蛰伏与学习

薇甘菊成长理论强调先生存，再发展。苦练内功，开源节流，提高运作效率，积累运营能力。适应规则，蛰伏中学习，学习中成长，从量变到质变的企业产品和技术竞争力进行突破。

华为发展的前5年（1987到1993年）是适应和蛰伏的阶段，直到1994年左右，C&C08万门交换机问世，才迎来了第一个快速发展期。华为在很多领域都不是第一个发现市场机会的企业，更不是该领域最有市场运作和技术能力的企业，但华为能够把握成长的代价，在行业周期和企业发展困境时，薇甘菊成长理论的生存策略就如同水一样，能放下尊严与不舍，为了企业的生存而暂时隐忍，收缩力量。

隐忍不代表消沉，而是集中资源、实施“针尖战略”，运用“压强原理”，千军万马集中力量，朝着一个城墙口长时间冲锋，才能有所突破。在战斗中培养能打胜仗的干部与员工队伍，更可能抓住未来，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能否抓住战略机会，一靠有战略洞察力和视野以及技术洞察力的干部队伍，二靠有活力的组织体系和员工，保持活力靠激励策略，开放和学习，三靠企业的价值观和核心文化。薇甘菊精神强调低调、勇气、信念与霸气,华为通过“农村包围城市”逐步蚕食，才攻入欧洲主流电信运营商；换过数任代表才突入封闭且高要求的日本市场；几十年亏损仍坚持投入一些小国；在国外市场本地化运营，历经十数年才略有成效，从长期外派中国员工换为本地员工，而大多数同期的企业往往早已在黎明前撤离。

薇甘菊成长理论之竞争策略：低端、批量产品作为基础竞争策略与竞争壁垒

薇甘菊在一平方米内有数十万粒种子，随风传播，繁殖力极强，类似于批量大规模销售的产品，批量就必然要求低价和高质量。低质量是企业的噩梦，将造成巨大的售后和维修成本，会吞噬企业的利润、竞争优势乃至品牌。保持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和做大规模是华为几十年长期坚守以至成功的法宝。

任正非说：“华为在通信领域不做资本性的交易，将长期保留通信网络的开发、销售和服务的体系。这个体系将来受社会进步、技术进步的影响，产品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像鸡肋一样。许多公司会选择逐步放弃，我们将坚持不动摇地持续开发。华为怎么才能把这些鸡肋做成美餐？……在这些低利产品中，要生存下来，唯有实现高质量、优质服务。就像薇甘菊一样，在低生存条件下蔓延生长。”

低端不等于低价，低端产品也要做到高质量，低端高质量的标准是标准化、简单化，生命周期内容易维修。对客户而言，高质量就是满足客户要求的产品，客户不需要一些类型的附加功能，由此产生的产品功能堆叠以及导致的产品成本增加、售价增加，对客户来说就是价值毁灭，就是不增值，当然也难以获得客户青睐。

低端产品产生规模效应，为企业带来销量，高端产品要能满足客户对附加功能的需求，高端产品才能产生品牌溢价，为企业带来利润，低端和高端产品共同做大企业的市场格局，形成竞争壁垒，锁定了各种不同需求的消费者，构建了企业的基础护城河。

华为荣耀手机就是这一策略极其成功的应用。

如果沿各个年度划一条华为人均产值的曲线，会发现，华为的各个产品线，各个销售区域，几乎都是一条初期缓慢上升但逐步加速的函数曲线，一开始往往难以打开市场局面，运作成本极高，人均产值相当低，在“幂函数”区间，投入没有产生规模效应，随着持续的市场突破和内部运营效率提升，人均产值逐步突破盈亏平衡点。随着企业持续变革和技术突破，品牌溢出的叠加效应，规模效应和学习效应凸显，人均产值进入“指数函数”增长的快车道，企业管理复杂度增加，人均产值进入新一轮的“幂函数”，通过技术持续突破和创新，内部组织变革和业务变革等等，华为进入新一轮的人均产值增长的“指数函数”期。华为之所以敢于做各种研发资源投入、各种高激励资源的发放，核心的底气除了品牌、技术等核心竞争力要素，重要的是华为有众多批量的低端、中端产品作为企业发展的压舱石。

薇甘菊成长理论之增长策略：抓住机会快速扩张与规模生长 

薇甘菊的繁殖周期极短，并有多种繁殖方式：可以根繁殖、蔓茎繁殖、有性繁殖、无性繁殖，成长速度极快，对植物来讲，这是生长的效率，而对企业来讲，这就是抓住战略机会点，快速扩张与成长。

华为每年都会根据市场分析企业的战略机会点，从战略到执行构建全套战略解码和执行体系。与此同时，华为自下而上从市场一线业务部门，延伸到职能部门，汇集市场机会点，这一上一下的握手机制，将战略、市场机会做实，并从这些机会中确定管理举措、重点任务、关键绩效指标、财务预算乃至对应的激励资源预算（粮食包）、运营资源（经营资产包等），成为企业各部门各层级干部员工经营管理和奋斗的目标和抓手。

大机会产生大增长，大增长吸引大人才。华为认为企业不成长就是落后，机会的窗口期不等人，任正非强调要抓住数字管道、云技术、人工智能、5G、大流量时代的成长机遇期，并从技术收购、干部任用、人才吸纳、组织变革、激励和绩效考核机制优化等各个角度调整作战运作体系，以激发人员和组织活力。打破人力资源管理的金字塔，推动以项目为中心的变革，从流程责任制、子公司董事会制度变革，从而能更快识别和更好地把握企业增长的机会点。

薇甘菊成长理论之成长策略：没有成功，只有持续成长 

华为一直强调：华为没有成功，只有成长。华为从不强调增长了多少，更强调成长了多少。华为更多专注于成长的机会点，企业增长多关注当年财务指标，即华为所谓的“打粮食”指标，更关注持续增长的指标，即华为所谓的“土壤肥力”指标。

华为是变革型组织，华为人感触最深的就是天天都在变化，隔三岔五就搞一次“运动”，既是组织面临外部压力挑战，同时追求增长速度的内生性需求，需要从组织体系到干部员工快速成长，企业内人员的成长速度往往低于企业成长速度，所以个人需要不断学习与成长，并且需要进行严格的淘汰。

任正非曾说：企业最关键的不是人才，而是对人才管理和使用的机制，华为的成功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成功（不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企业要迅速长成大树，要在组织、人才、文化价值观、激励与绩效这四大方面进行科学的管理能力建设，而很多企业往往只注重经营和指标上的增长，忘记了苦练内功，失去了对优秀创新人才有效管理和激发的能力。

华为对人力资源管理展开过三次大变革。第一次是1997年到2000年著名的《华为基本法》的讨论和制定，在探讨中规范和统一了华为人的思想理念，澄清和确立了华为未来发展的理念和思想，并内化到华为的文化价值观和企业制度中。第二次是2008年到2010年华为提炼出“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坚持长期艰苦奋斗”的价值观，确立了“华为的人力资源管理纲要1.0”，如薪酬绩效、组织和人员变革的任务和目标，华为构建了人才管理的金字塔体系，解决了价值创造、价值评价、价值分配的三大价值循环相应的科学机制、管理体系以及IT落地系统。第三次是在2018年开始的“华为人力资源管理纲要2.0”大讨论，确立了华为30年成功的经验、问题和未来改革的方向，确立了华为的“天、森林、土地”成长战略）。

从“一棵大树”到“一片森林”，华为建立了“共同价值守护与共同平台支撑下的分布式经营模式”，实现公司在多业务结构下的持续健康发展。

薇甘菊成长理论之领先与领导策略：联合创新与产业联盟，从霸道到王道

薇甘菊之所以能后来居上，靠的是巨量的种子和极易繁殖、生存和生长的能力，是“打群架”而不是“独狼”式单挑。华为的科技创新和发展之路也是这样，从技术自主创新到现在的协作创新、联合创新；从最早的竞争突围、野蛮生长到现在的构建产业联盟，与利益相关者甚至产业内外共同致力于把数字世界带给每个人，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任正非曾在2018年说：领先不是领导，领先是在技术上、商业模式上、质量及服务成本上，在中低端产品上硬件要达到德国、日本消费品那样永不维修的水平，软件版本要通过网络升级。在高端产品上，我们要加强服务来弥补。目前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当前要合力应对风险,生存是第一位的。

从自主创新到联合创新

华为初期技术、市场受限，必须通过技术自主创新来获取市场，华为通过自主创新解决了生存问题，与很多企业不一样的是，华为以开放式的心态向先进国家和企业学习技术管理能力、市场构筑能力。与领先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与高校进行人才培养和引进以及研发的合作。随着市场和技术地位的提升，华为在全球构筑基础研发、产品研发、产品设计等各种类型的能力中心，并与全球各个区域具有某些方面能力优势的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合作，甚至为了微波技术的突破，为一位意大利微波领域的领军科学家成立了独立的研究所，这是华为逐步深入联合创新阶段，此时由于美西方的技术优势，华为主要与中国本土之外的顶尖科研能力合作，进行联合创新。

2018年以来，美国逐步加剧了对华为的打压，随着国内科研能力的持续提升，华为更加重视中国本土的创新能力资源的获取。任正非与一些高校成立各种联合科研合作机制，加深了与本土供应链企业、领先合作伙伴、本土科研院校和机构的深度联合创新。

从单打独斗到产业联盟

独行快，众行远。最初的华为靠自身能力在国内单打独斗，在2014年，华为逐步转向与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紧密合作，赋能产业链各个企业，以质量优先评价合作伙伴，构建了柔性安全可持续的供应链能力；在销售渠道方面，与大运营商、终端各级代理商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通过华为营销、研发能力的赋能，帮助渠道商提升运营能力；在华为的EBG（企业业务事业部）成立了“兵团组织”，与各个行业应用场景深度融合，在产业中心城市设置研发中心或总部，如设置在太原的华为煤矿军团全球总部、华为广州研发总部等。从联手百行千业的角度推动与产业融合，让华为的ICT基础技术与解决方案能力和行业场景化的know how的能力结合，形成应用各个行业的解决方案，加速了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的竞争优势，共同携手深挖国内市场，走向全球市场。

从霸气竞争到王者之道

企业成为行业领先者，必然也是行业的贡献者。作为华为这样突入无人区的行业领袖，必然是行业的“灯塔”，联合行业的力量做大行业、做强产业，基于联盟和产业伙伴推动全行业进步，不仅要提供行业的公共产品，还要有能力引领和塑造整个行业。当企业将自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行业发展大势，成为行业的基础设施，就真正“除了胜利无路可走”，因为竞争对手变成了自身，不再有任何有形的竞争对手，自己与自己的“影子”作战，即与内部的组织惰怠、僵化作战，与行业发展趋势、技术发展趋势作战。

薇甘菊成长理论实践六步法引导企业从生存到增长，从增长到成长，从成长到领先，从领先到领导，从而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让企业长出创新能力与创新机制。

薇甘菊成长理论对企业构建新质生产力的启示

心怀理想，脚踏实地发展

唯有信念，可以致远。企业终究是靠优秀的人才和领袖引路，靠理想和使命凝聚优秀人才，靠基本的物质激励和基于人性的尊重与信任抓住人才，聚焦企业业务发展主航道，具备以创新构筑新质生产力的人才管理能力。

企业首要的是生存，活下去是很多企业这两年的切身感受。当年很多人都不理解华为为何长期提“华为的冬天”，以为是商业作秀、故弄玄虚，但看到一个个商业巨头倒下，人们才发现活下去才有发展的可能。道理谁都懂，但是抵不住“做大做强”的诱惑和企业家自我膨胀的心态。

活下去的基础在于脚踏实地利用一切机会，汲取外界的能量发展自身。华为几十年强调要求真务实，“做实”是华为的最核心要求。华为的“干部八条”“十六条军规”、克服管理者的18种惰怠行为,说到底就是要做老实人，做实管理。

平衡延续性创新和颠覆式创新

企业的技术和商业创新可以分为延续性创新和颠覆式创新。

任正非曾说：我们还是以关注未来五至十年的社会需求为主，多数人不要关注太远。我们大多数产品要重视延续性创新。企业要为客户创造价值，要为价值而创新，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延续性创新才能带来成本低、价格低、服务好、质量好的均衡，才能构筑企业薇甘菊的规模发展能力和市场格局，这对于新常态经济下的中国企业尤为重要。

延续性创新是基础，是基本盘，颠覆式创新也是在延续性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企业需要吸收延续性创新带来的人才、利润、成果等能量。

平衡自主创新和联合创新

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和企业热衷于提自主创新，好像产品不是全部自己设计制造的，就不是创新。任正非非常反对盲目提自主创新，如果自主创新是一种理念他是认同的，企业要构建自身的核心技术竞争力，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实践创新研发的方式，则非常反对，认为是小农思维，是封闭和落后的表现。他多处强调，在技术发展中要有开放的视角，“一杯咖啡吸收宇宙的力量”，“黄大年茶思屋”，“心声社区罗马广场”，是华为倡导的开放思维的典型实践。企业对于成熟的技术要善于使用，没有必要“重新发明轮胎”，对于国内外公司的能力要善于联合、合作创新，而关键的难以获得的技术以及核心技术能力才有自主创新的必要。

任正非曾说：一个公司独自做出一个产品来一定会落后的，我不赞成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熵增”，一个封闭系统，不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不打破平衡，就会不断熵增，最后就陷入熵死了。要通过全球化分工协作，用来自各个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产品贡献给人类社会。如果每个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产品。我们现在用自己的零部件渡过美国断供的危机，可能会活下来，但不能保障我们三五年以后还是最先进的、还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托全球化的分工合作，才能做到持续先进。日本有特别优秀的地方，美国有特别优秀的地方，欧洲有特别好的地方，中国通过努力，大家加起来，才能成为世界最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一定要坚持全球化道路不动摇。

华为说自己唯一的武器是团结，唯一的战术是开放，企业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才能引入新的思想、人才，才能构筑和整个生态链条的紧密联系。任正非说日本企业有封闭的缺点，而如今美国正变得越来越狭隘和封闭，而狭隘封闭最终只会走向衰落。

平衡战胜竞争对手和构建行业生态

企业竞争对手分析要从场景谈起，不要试图跟所有人为敌，竞争对手不是永恒的，不同时间、地点、对象都会随机而变。

任正非曾说：领先者，可以只顾自己；领导者，就要顾及他人。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想领导行业，但我们还做不了领导者。那我们就要实现战略领先，利他和合作共赢……我们未来的战略要拥抱世界、领导世界，但不要有滑铁卢。

从卑微到王道是企业构建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企业要转换自身的动能机制，构筑自身在产业链条上的上位优势，也要做好这种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正如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里所说，“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任正非一直提醒华为：聚焦企业发展的主航道，不要偏离企业发展的主航道，只能在有限的领域取得领先，聚焦核心领域，不能耗散了企业创新资源和管理的能量。

（编辑 季节）

马来西亚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之一，曾被称为“亚洲四小虎”。本文重点研究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其在国家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

马来西亚经济概况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主要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原住民族组成。2023年，马来西亚总人口超过3400万，其中华人占23.0%马来西亚劳动力人数约1627万人，普遍接受中等教育，劳动力素质较高。2021年，马来西亚人类发展指数在193个国家中排名62位，略高于周边国家泰国的66位，中国的79位，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10.6年，高于周边国家泰国的8.7年，菲律宾的9年和中国的7.6年，但低于新加坡的11.9年。

马来西亚早期受印度教和佛教文化影响。15世纪，马六甲王朝成为其历史上第一个有史可载的王朝。16世纪后，马来西亚先后沦为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并在二战期间被日本占领。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邦独立。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邦与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共同组成马来西亚。但随后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

马来西亚是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制的联邦国家，其政治体制是沿袭自英国的西敏寺制度。马来西亚独立后，1981年至2003年，在第四任总理马哈蒂尔执政期间，马来西亚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这得益于诸多原因。首先，马哈蒂尔采取“向东看”政策，主张学习日本韩国经验，打破关税壁垒，鼓励外资进入，专注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其次，马哈蒂尔积极推动区域贸易合作，使马来西亚成为1992年成立的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增强了马来西亚的国际地位。马哈蒂尔还积极推动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发展，修建了各主要城市的轨道交通。马哈蒂尔倡导民族独立，推动民族经济发展，倡导亚洲价值观。通过与三菱、丰田等日本公司在汽车领域开展合作，马来西亚成立了宝腾（Proton），并成为东南亚第一个拥有国产汽车的国家。

2022年11月大选后，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国家诚信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同国民阵线、东马主要政党组成联合政府上台执政。

1. 独立后的经济发展

   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成功实现了由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向多元制造业国家的转型。独立初期，其经济主要依赖农业和原材料出口，尤其是橡胶、锡、铁矿石和棕榈油。此外，在1956-1965年，马来西亚政府通过实施两个五年计划来增加对工业的投资，并修复在战争中被破坏的基础设施。

   自1970年以来，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三项长期政策为基础：1970年至1990年的新经济政策(NEP)，1990年至2000年的国家发展政策(NDP)和2001年至2010年的国家愿景政策(NVP)。19世纪70到90年代，马来西亚经济增长迅速，国家逐步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直到1999年后，马来西亚经济的增长仍呈现较大的波动，且经济增长率在2001年再次大幅下挫，表明其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对国际市场的波动越来越敏感。此外，制造业的出口产品缺乏技术含金量，附加值较低。

   2001年，政府推出了“马来西亚2020”计划，目标是在2020年将马来西亚建设成一个高收入国家。该计划包括提升科技和创新能力、增强基础设施和改善人力资源等方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的出口型工业再次受到冲击。政府在2010年推出了经济转型计划（ETP），这项计划着力发展服务业，投资建设公共基础产业，培育国内私人消费和投资的成长，旨在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干预加强国内需求对经济的主导作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2019年，马来西亚政府推出了“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目前，马来西亚正在进行一系列经济和体制改革，制定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NIMP 2030)和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以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促进国家财富实现可持续增长以及公平合理分配。

   （二）当前的经济结构与主要产业情况（三级标题）

   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较为多元。2024年，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按现价计算达到19467亿林吉特，同比增长约5.1%。马来西亚各行业产值及其增长率和GDP占比见表1。

   表 1 马来西亚各行业产值、增长率、GDP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