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资管新规的出台是服务于这个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的顺利结束，市场保本理财产品已经实现清零，银行理财行业进入了全面净值化的新阶段,全市场转型升级步入“深水区”。

银行理财行业发展现状

经过三年多的转型整改，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水平已经取得显著进展，运作的规范性、专业性不断增强，在我国金融体系和资管行业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进一步突显。以“破刚兑、净值化”为核心，推动银行理财回归资管本源为首要目标的资管新规，已经取得积极成效。

一是银行理财市场发展有序推进，主体结构进一步多元化。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301家银行机构和21家理财公司有存续的理财产品，共存续产品3.63万只，存续余额29万亿元，同比增长12.14%。分机构类型来看，截至2021年年末，理财公司存续产品10483只，存续规模17.19万亿元，同比增长157.72%，占全市场的比例达59.28%。从存续规模来看，理财公司为重要机构类型，理财市场已呈现出以理财公司为主、银行机构为辅的格局。银行理财公司和外资控股公司陆续成立，为银行理财市场注入新生力量。各个理财公司打造特色产品体系，市场格局进一步向专业化方向演进。

二是业务转型稳步推进，产品结构不断优化。理财业务规范化转型效果明显，存量资产处置工作有序推进，保本型产品持续压降。截至2021年年底，保本理财产品规模已由资管新规发布时的4万亿元压降至零，基本完成银行理财业务转型整改任务。

三是专业化水平持续提高，投资收益保持稳定。理财新规发布以来，理财产品的起售金额大幅下降，投资准入门槛有所降低，理财投资者队伍逐步壮大。2021年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增长3967.42万个，截至2021年年底为8129.90万个，同比增长95.31%。

在投资者队伍继续壮大的同时，经过三年多的转型升级，银行理财自身的专业化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在产品端，银行理财已经开始从单一的理财产品供给方，向为不同风险偏好的客户提供差异化、综合化理财方案的服务供应商逐步升级转变；在投资端，银行理财一方面传承了母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优势，另一方面，也结合银行理财业务特点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了自身的信用风险识别能力。同时，银行理财也持续发挥自身在大类资产配置等方面的优势，保持了产品投资收益的整体稳健，积极发挥了为广大投资者保值增值的作用。

商业银行理财业务面临的挑战

资管新规实施三年以来，理财存量业务整改平稳运行，存量老产品基本已被处置完毕，资管业务实现了向新产品的平稳过渡。从2022年开始，银行理财将由各银行理财子公司主导，银行理财行业正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仍面临着许多方面的挑战。

体制文化难以适应行业竞争，人才激励大幅落后

理财子公司脱胎于传统商业银行，在运行机制、管理风格、处理问题效率等方面依然存在着非常浓厚的传统商业银行特点。而银行理财的本质是资产管理，其竞争对手并非商业银行。若照搬商业银行传统模式，在竞争异常激烈的资管行业当中无法获得长期竞争优势。如何在充分吸收和传承母行优秀基因的基础上，适应新的业务发展特点，向高效灵活的市场体制为核心的资产管理机构转型，将是理财子公司“破局”的关键。

首先是理财子公司的人才机制。人才问题是目前银行理财子公司所面临的关键挑战。目前，除个别理财公司以市场化招聘人员为主，大部分理财公司的主要人员均来自原有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板块。这部分人员虽然具备完备的银行传统理财业务素养和经验，但在产品的净值化管理能力方面仍存在一定短板。与此同时，随着理财子公司治理框架完善，业务类型的拓展和管理规模增长，理财公司对成熟人才的需求快速上升。但仅通过理财公司自身内部培养并不能在短期内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员需求。因此，以市场化方式在社会上招募人才，是短期内各理财公司弥补人才缺口、提升团队投研能力更直接、有效的途径。现阶段，如何吸引和稳定人才是理财子公司更加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大部分理财子公司薪酬水平与社会同业差异较大。

其次是理财子公司与母行之间的统筹协同。理财子公司成立前，各业务条线同属行内管理体系，理财业务与行内其他各业务条线的协同联动比较顺畅，具有表内外互动协同的优势。理财子公司成立后，理财子公司与母行成为两个经营主体，理财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属不同的会计主体和利润中心，两者在业务划分、资金支持、利益分配等方面可能产生潜在的分歧与冲突。此外，目前理财子公司的薪酬体系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母行整体薪酬水平的制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理财子公司的人才激励机制难以适应市场化竞争。因此，如何在确保有效隔离风险的基础上，依托母行资源优势，实现理财业务与银行其他业务板块之间的利益平衡与合作共赢，构建相互赋能的新型表内外合作模式，同时做好母行文化、体制机制与理财子公司市场化发展需要之间的统筹与平衡，是当前理财子公司乃至其母行都需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净值化转型步入“深水区”，业务模式升级仍在路上

资管新规的核心要求是银行理财的净值化转型。对于银行理财来说，这意味着产品供给端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意味着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即将步入“深水区”，银行理财业务模式所面临的深层次挑战也将更加严峻。

一是客户对净值产品的接受程度相对较低，投资者教育任重道远。目前，个人投资者仍是理财市场的主力。截至2021年年底，持有理财产品投资者数量[1] 达到8129.90万个，同比增长95.31%。其中个人投资者为8067.23万人，较年初增加3919.13万人，占比高达99.23%；机构投资者62.67万个，较年初增加48.29万个，占比0.77%。个人投资者风险偏好集中在稳健型和平衡型，合计占比约65%。整体投资风格偏保守。长期以来，银行理财客户大多偏好低波动、低回撤、追求绝对收益和长期稳健回报，甚至部分投资者将对银行存款的认知转嫁于银行理财，默认商业银行会按照预期收益率到期兑付本金及收益。但是由于资管新规要求，刚兑被打破，产品全面净值化，客户对于难以确定收益甚至是保本均无法保证的产品类型，是否愿意接受，现仍是大问题。今年以来，由于国内股市与债市均出现一定程度调整，导致银行理财产品净值产生较大波动。据中国理财网显示，3万余只存续理财产品中，累计净值低于1的产品占比超过5%。这是自2019年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改造后首次大面积打破刚兑，也引发了较大幅度的客户投诉与媒体关注，导致各家理财公司面临阶段性经营压力。

二是产品结构相对单一，产品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净值化转型背景下，传统银行理财产品“刚兑”的最大卖点已经不复存在。银行理财产品相比公募基金、保险资管等的相对优势也逐步弱化。未来如何与同业展开差异化竞争，是银行理财面临的另一突出挑战。这要求银行理财产品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强化主动创新，从产品种类上实行差异化战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差异化需求。在产品特点方面，一方面以特色化为主线，以促进产品的多元化和差异化；另一方面，将标准产品转变为针对不同客群的定制产品，从“我能给客户提供哪些产品”向“客户需要哪些产品”的观念进行转变。

三是权益、另类等方面的投资缺少积淀，投研能力整体相对薄弱。无论是未来的增长主力固收+产品，还是具有长期发展空间的权益类和混合类产品，都需要借助权益、另类投资来增强产品收益。如何在净值稳定的前提下提高收益，是各大理财公司都要面临的问题，提升投研能力必不可少。此外，长期以来商业银行注重信用研究，而权益研究相对薄弱。从目前的情况看，截至2021年年底，银行理财配置权益类资产占比仅8.40%，绝大部分理财子公司的权益投资以委外合作为主，尚未建立股票池的理财子公司占比超过七成，现阶段还未形成权益市场的自主投研体系。长期看，建立起覆盖宏观、行业等投研一体化体系，培养覆盖固收、权益、大宗商品、海外等各领域的投研团队，加强绝对收益和大类资产配置的投研能力，将是理财子公司拓展产品多样性的必经之路。

四是风险管理体系面临重塑，风险管理与业务创新匹配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强大的风险管理能力是银行理财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银行理财涉及表内、表外部门众多，理财子公司风险管理体系的重塑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同时，在同业竞争加剧、产品创新频繁的背景下，银行理财面临多市场、多类别的风险因子，风险管理工作要及时有效应对业务变化的难度较高。如何平衡业务创新与风险控制，特别是要从传统信贷管理的框架与理念，逐步转化为对标准化资产投资管理的风险控制，提高风险管理与业务创新之间的匹配性，是摆在银行理财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点挑战。另外，理财子公司在建立新的风控体系的同时，能否充分挖掘母行原平台中沉淀的各类客户信息和海量数据，并联动母行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是风险管理体系重塑的又一大挑战。

金融科技实际应用较为有限，科技化程度仍然较低

近年来，金融与科技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手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包括资管在内的各个金融领域。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数字化工作与数字化服务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疫情影响下，大量客户转为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投资交易，使得拥有线上数字化平台能力的机构获得更多的增长机会。这进一步强化了资管机构对于金融科技应用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度。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数字化快速渗透以及商业模式的线上化，资管机构正在加速自身的数字化能力建设，通过自建、并购等多种方式，围绕投研、营销、风控、运营等各个环节开展数字化升级。数字化能力正成为资管行业展开竞争的又一核心领域。

从国内来看，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不断发展，国内商业银行利用金融科技为各项业务赋能提效成果显著。相比之下，银行理财业务中，金融科技的实际应用较为有限，业务流程仍大量依赖人力，环节繁琐，整体业务流程效率低。未来如何在投研、交易、风控、产品设计、营销等细分领域逐步加强科技应用，提高整体业务效率，将对未来银行理财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从实际情况看，一方面，目前理财子公司科技投入普遍不足，大部分理财公司的科技人员占比不超过10%，以外部采购系统为主；另一方面，目前理财子公司对母行已有科技研发能力的利用程度尚不充分。长期来看，在数字化时代，持有科技赋能、系统平台优势的机构，将更有可能获得新业务提早发展的先机。各理财子公司将加大科技人才和资源投入，科技发展的竞争也将越发激烈。

政策建议

在我国加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为进一步提升我国银行理财行业应对全球竞争能力，进一步推动我国银行理财行业的长期稳健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几方面政策建议。

持续构建科学有效的行业监管体系

（1）短期建议，加快出台银行理财相关配套监管细则和公平政策安排。一是统筹考虑现实约束，适度提高在政策执行层面的灵活性，支持银行理财加快转型。提高银行理财成本法估值的灵活性，允许以持有到期为目的或没有活跃交易价格的固收资产优先以摊余成本法估值；在特定资产投资规定方面，对私募200人限制、个案期存量非标资产承接等相关问题进行长效性、制度性安排；在部分监管细则方面，建议比照公募基金，进一步明确底层投资标准化资产的银行理财产品可直接认定为标准化资产，扩大银行理财有效需求；尽快明确银行理财产品在银行间市场直接开户的规则，便于去嵌套；加快出台银行理财FOF/MOM投资细则，更好发挥银行理财在宏观与资产配置方面的投研优势，明确理财产品互投规则。二是给予银行理财公平竞争的政策安排。税收政策方面，比照证券投资基金对银行理财实施公平税赋政策。净资本管理规定方面，相较券商和信托而言，理财子公司净资本管理规定在杠杆使用和投资范围等方面相对更为严格，应适度拉平。给予银行理财参与养老第一、第二支柱资质，持续提高银行理财资金参与养老金管理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扩大银行理财产品代销机构队伍，丰富理财产品销售渠道；提高理财产品销售便捷性，适时考虑豁免对R4以上产品的销售面签等规定。

（2）进一步推动完善资管行业的统一监管框架和上位法的修订与完善。进一步统筹协调好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之间的关系，推动相关上位法修订，从而在法规层级上实现资管行业统一监管框架的提级。在遵循监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分步推进，稳妥实施。明确由人民银行负责资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则负责资管机构的微观行为监管。同时也要强化对银行理财等新兴资管业务的监管资源投入，加强监管力量。

持续培育健康成熟的行业环境与文化

（1） 打造全方位的投资者教育体系。由监管部门牵头，积极发挥各类投资者保护机构在投资者教育中的引导作用，联合行业自律组织和各类金融机构共同强化投资者教育，培养高质量的投资者教育队伍。同时，深化投资者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大对资管新规特别是对“破刚兑”“净值化”等内容的教育和普及力度，改变投资者的“刚兑”思维，传递净值化理念。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科学设计投资者教育内容，合理定位不同教育主体角色分工，促进投资者群体素质的整体提升。

（2）建议强化理财行业“信义义务”共识与责任。根据投资者的实际情况和产品属性，进一步细化信义义务规范标准。信义义务首先应该表现为投资者利益优先。目前，我国信义义务的规范主要是《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其中，《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中有关受托人信义义务的规定，可以直接用于资产管理业务中的相关金融机构。但总体来看，上述规范对信义义务的规定简单，内容狭窄，难以在司法实践中被用来保护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3）积极倡导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理念，加大培育中长期理财客户。一是进一步扩大养老理财产品试点，更好匹配客户中长期养老理财需求；进一步明确理财子公司等机构在养老金第一、第二支柱等方面的投资管理人和产品供给方资质，提高养老金管理人和养老金投资品的多元化。二是继续稳妥有序扩大资管领域特别是银行理财领域开放，引入更多国际成熟机构投资者，优化国内理财市场投资者结构，引进成熟投资理念和先进理财产品，更好服务客户需求特别是中长期理财需求。

（4）推动银行理财机构由“产品供应商”向“综合服务商”的定位升级转变，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宗旨。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给予银行理财公司开展理财顾问咨询业务牌照，未来买方投顾的发展将改变资管机构“产品供应商”的单一角色，有利于围绕客户需求提供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资产管理服务。同时，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加强数字化能力建设，根据投资者客观风险承受能力、主观风险偏好、收益诉求、流动性诉求等因素来刻画投资者风险画像，运用大数据模型分析用户行为特征，以更加准确识别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精准理财服务。此外，借助金融科技帮助长尾投资者获得公平便捷的投教服务，提高投教效果。

持续强化银行理财机构能力建设

（1）加快差异化、突出银行理财特色的产品创新。一是鼓励商业银行对集团内理财子公司、资产管理部门、私人银行部门以及控股公募基金等板块进行有序整合与协同，鼓励差异化发展。二是构建既符合资管新规要求，又适应我国银行理财客户特点的理财产品体系。三是进一步利用好母行的渠道、客户端优势，结合业务特色，做好客户、市场细分，深入挖掘市场需求，不断丰富产品线，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

（2）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投研能力。一是银行理财应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投研框架，搭建涵盖宏观策略、中观行业的大类资产研究体系。二是精心打造强有力的专业投研、交易团队，加快培养具有市场影响力、客户认可度高的明星投资经理和专家型人才队伍。三是针对银行理财在权益等资产领域投资能力仍相对薄弱的现实情况，各机构短期内可酌情采取FOF/MOM模式等委外投资模式开展相关投资，并重点做好委外投资中的管理人筛选、跟踪、评估等管理工作。

（3）进一步强化全面、独立的市场化风控体系。一是风险管理前置，在业务开展前对承担的风险形成清晰、可量化的评估，明确业务开展所需的风险预算。二是业务开展过程中做好风险监测、反馈、控制，不断优化完善风控手段，确保风险管理及时反映业务开展状况与环境变化。三是根据理财业务特点，以产品维度为核心，建立涵盖制度、产品、资产及运营层面等多层次的立体化风控体系，实现全面风险管理。

（4）进一步夯实人才、系统、科技等业务发展基础。一是要加强人才引进培养，推进专业团队建设。一方面，在内部为优秀人才提供明确的晋升通道、合理的绩效考核及薪酬体系，同时做好多元化人才引进，吸引更多优质人才加盟。另一方面，强化存量人员的培训力度，借助定期培训学习、外派培训等方式提升存量人员业务能力。二是加快理财系统建设。持续加大科技力量投入，配备专业人员，设置专业团队，通过自建与外包相结合方式，做好理财系统建设，支持业务转型发展。三是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数字化转型。银行理财要借鉴国外先进资产管理机构经验，加速金融科技在理财业务中的逐步应用，围绕智能获客、智能投顾、大数据风控等方向，加快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强化对母行科技实力的利用。

(编辑 尚鸣)

1492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年份，这一年的10月12日，哥伦布率领探险队登上了美洲的一个平坦小岛，后来哥伦布把这个岛屿命名为“圣萨尔瓦多”，西班牙语为“救世主”的意思。这一天在西方被当作纪念发现美洲的“哥伦布日”。

不过，500年后的今天，很多人开始质疑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说法。在哥伦布到达前，美洲不但有人类居住，而且还有美洲文明。事实上，美洲并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入侵、被殖民。可以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说法是典型的西方叙事。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庆祝所谓“发现美洲”，明显渗透着“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叙事。哥伦布抵达美洲，给西方带来的是新希望，对美洲来说却是噩梦的开始。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被打造成西方的图腾，只是掩盖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用利剑和枪炮征服世界的事实，用西方叙事为其打造了合法性和正当性。

斯塔里夫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每一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每一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我们这一代很多人是在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自然也是一个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但这种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不合时宜，并且具有误导性。

“发现新大陆”背后的真相

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大陆是真的吗？按照词义学的解释，所谓发现是指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然而，按人类非洲起源学说，与其说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不如说是土著的“印第安人”才是美洲大陆的最早发现者。四万年前，他们从亚洲出发，通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并一直在那里生活繁衍。早在哥伦布之前，美洲大陆上就已经有了原住民——印第安人。恰恰是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后，土著印第安人才遭到驱赶与屠杀。

据推算，16世纪初欧洲征服者来到美洲之前，分布在南、北、中美洲的土著居民约有8000万到1.2亿人，而当时欧洲各国的总人口也不过1.2亿。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欧亚非大陆人口翻了近一倍。而经过几个世纪的殖民征服，印第安土著人口急剧下降到200万至500万之间。

根据史料记载，在被欧洲人发现和入侵之前，美洲大陆曾经拥有过灿烂的人类文明。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以及被认为当时已相当发达的玛雅文明，并称为美洲“三大文明”。

强大的印加帝国——也就是今天的秘鲁，就是由印加人建立的。玛雅人不光创立过书面语言，还创立过近似阿拉伯数字的计数系统、精确的历法，以及发达的农业体制。玛雅人还开辟了通往美洲大陆其他地区的重要商道。在天文方面，阿兹特克人发明的历法比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历法更准确。在农业方面，印加人种植的农作物品种之多，超过了亚洲和欧洲。安第斯地区的居民还有很先进的环保意识，他们很早就懂得修水库，用管道引来高山上的清泉。中美洲的土著人能制作精美的陶瓷器，懂得根据不同气候条件储存食物和改进食物的营养。印第安人在医药方面也达到相当高度，会用草药治病，甚至会使用麻醉药做开颅手术。

在西方人眼里，美洲被视为无主的“新大陆”。由此美洲人不再是自己土地上的主人，欧洲人因为这个“发现”就有了“霸占”美洲的资格和正当理由，印第安人成为无主之民。所谓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显然有着美化欧洲人对美洲大陆殖民的一面。

今天看来，这是一个由西方编造的欺骗世界几个世纪的典型历史谎言。在西方舆论占据主流的时代，哥伦布被描绘成了一个所谓的“探险家”“航海家”和“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西方借助强势话语和叙事，掩藏流淌在血液里的强盗本性，企图证明掠夺和霸占美洲大陆的正当合理性。但这一切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真实故事，更无法抹杀美洲文明对人类的贡献。

话语是帝国的最佳伴侣

福柯讲，话语即权利。西班牙的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也说，话语从来都是帝国的最佳伴侣。这就提醒我们，西方话语天生就具有欺骗性和隐匿性。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这类说辞，暴露了“西方中心论”的本质。西方在主张权利的时候，根本不讲科学。他们用枪炮和钢铁说话，讲的是西方立场，只将真理设置在枪炮的射程。这种话语体系，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有一定的欺骗性。

哥伦布的远航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哥伦布首航美洲后，以西班牙为首的西方殖民者，相继从美洲获得了大量的金银财富。这些财富不但源源不断地运回欧洲，还通过远洋贸易的方式流入亚洲。欧洲以此方式加入了欧亚贸易循环，为日后的崛起提供了准备。新航路的开辟，使海外贸易的路线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面貌，更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哥伦布远航之后，西方国家以武力和资本为后盾，先后进行了500多年的扩张、侵略、杀戮和征服，从而完成原始积累，奠定了一定的实力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从那以后，西方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于世界，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不但成就了海上霸业，而且还成就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所以成为里程碑，是因为他开启的是西方崛起的时代序幕，被掌握话语权的西方不断鼓吹几百年。

今天，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西方话语陷阱之后，非西方世界的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话语的危害性。随着中国以及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平视西方世界，敢于置疑“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等类似的西方叙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解构帝国黄昏的话语霸权陷阱

最近，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再次引发人们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关注与反思。在很多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们看来，女王以及她所代表的英国殖民体系对亚非拉殖民地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同样是英国王室故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长期以来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英国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原点”。但所谓西方文明的“原点”，本质上就是西方殖民掠夺的起点。在今天各种不见硝烟的鏖战中，仍然会看到美西方设置的强制议题和故意构建的西方叙事陷阱，也能看到美西方国家对非西方话语体系的重拳打压；看到美西方对那些挑战其话语垄断地位的媒体进行围追堵截，也看到美西方在洗脑民众和舆论场耍弄的各种伎俩。

现在美西方看似很强，却面临着“帝国黄昏”。美西方国家企图像过去的几十年和几个世纪那样，继续充当“殖民者”的角色，继续蒙骗、欺侮发展中国家。可惜的是，这只能是新版的“格林童话”，虽然美西方现在仍然强大，但绝不可能继续“垄断一切”。

今年以来，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下，加上乌克兰危机负面效应外溢导致粮食、能源等多重危机，当今世界面临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多。世人进一步认清了“西方霸权话语”才是撕裂世界、地区冲突的罪魁祸首。一旦世界出现冲突和争端，美西方总是借助话语霸权不断甩锅，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但是，世界从来都不是西方的世界，也不是西方的“新发现”，更不是西方的“施舍”或“恩赐”，当然不能由西方主导。

今天的世界已不再是500年前的世界，也回不到500年前的世界。终有一天，响彻世界的平视话语会驱散西方傲慢、偏见和谎言的迷雾，推翻由西方话语定论的颠倒黑白，西方主宰的画地为牢、弱肉强食的世界也将被推翻，从而迎来天下大同、命运与共的光明未来。

（编辑 杨利红）

两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对各国经济社会生活和国际交流造成严重影响。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激化了国际和地区矛盾。在新冠疫情和地区冲突双重影响下，今年以来，国际政治斗争尖锐激烈，世界经济衰退风险有所上升，国际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严峻。

国际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国际战略格局在矛盾冲突中演变

疫情和冲突加速美欧历史性衰退

最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对全球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则进一步激化了国际矛盾，美国和西方国家加速阵营聚合，全球化和多极化进程面临更多困难和阻力。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疫情和冲突重创欧美，加剧西方历史性衰退，特别是美国问题积重难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6%。截至2022年10月中旬，美国新冠感染病例总数超过9676万人，死亡病例超过106.3万人，成为全球抗疫的反面典型。为应对日渐严重的经济社会困局，美国不断超发货币，通胀压力持续上升，今年6月通胀率达到9.1%，创近40年新高。为控制通胀，美联储连续强势加息，但8月通胀率仍高达8.3%，经济慢性衰退的风险明显加剧。美债务规模持续上升，至今年9月中旬债务总额接近31万亿美元，是其2021年GDP总量的1.3倍多。同时，美国社会严重撕裂，两党政治斗争空前激烈，种族歧视引发严重社会不满，枪支犯罪愈演愈烈。此外，美国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乌克兰危机中不断添柴拱火、损害盟友，大发战争财，也导致其道义形象严重滑坡。

欧盟身陷多重危机，综合实力受到进一步削弱。新冠疫情持续蔓延造成欧盟产业链、供应链断裂，服务业和出口贸易遭受重创，消费和投资下降。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与美国一道对俄发起全面制裁，限制和降低从俄进口能源，阻断经贸和金融往来，政治上倒向美国，陷入地缘政治陷阱，导致欧盟国家普遍陷入严重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欧元大幅贬值，物价持续上涨，企业经营困难加重，经济增长乏力。欧盟委员会7月发布的夏季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2年欧盟经济增长率为2.7%，2023年仅为1.3%。欧盟不仅使自己深陷多重危机，而且进一步丧失了独立自主和战略回旋空间，使得其作为世界重要一极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

亚洲地区稳定发展，全球政治经济重心加速东移

在欧洲地缘政治危机持续加剧的大背景下，亚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疫情防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扩大国际合作，积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东盟各国逐渐放开疫情限制，经济快速恢复，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较快，前景向好。印度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处于相对有利地位，获得更多承接中低端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机会，以及乌克兰危机中的石油转口贸易，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GDP增长8.4%。日本、韩国虽反复受到疫情影响，但上半年GDP仍维持了0.9%和3%的增长。面对美西方全面制裁，俄罗斯被迫将发展重心转向亚洲，进一步实施东向战略，不仅有利于打破美西方的封锁制裁，也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亚洲地区的能源需求，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发展态势。

亚洲地区的稳定发展，正吸引世界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前来投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1-8月吸引外资1384.1亿美元，同比增长20.2%。印度上一财年吸引外资836亿美元，今年预计吸引外资1000亿美元。东盟2021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74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外资在东盟并购额仍居亚洲首位。美国也将其全球战略的重心转向“印太地区”，陆续向该地区投放更多力量和资源，谋求对“印太地区”的全面控制。

西方国家加速阵营整合，多极化世界格局面临新挑战

最近几年，美国为维护日益衰落的霸权地位，面对中俄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不断拉拢煽动西方盟友，试图构建更加广泛的同盟体系，共同遏制中俄的发展，进一步激化美欧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矛盾。美国利用欧盟等西方国家与其在价值观上高度一致的有利因素，着力构建以制裁和削弱俄罗斯为主要目标的国际同盟，借此进一步强化对欧洲的控制。欧盟机构和多数成员国在政治上进一步倒向美国，在安全上更加倚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紧跟美国步调，战略自主性日渐削弱。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迅速建立起由40多个盟友和伙伴组成的反俄军事政治同盟。为应对地缘政治危机，北约在美国主导下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援助、提供全面的战场外情报信息和军事技术支持，实质性地介入冲突，对俄打起代理人战争。在政治经济上，过去在国际事务中一度被边缘化的七国集团，在制裁俄罗斯的行动中重新发挥政策协调作用。多数西方国家跟随美欧对俄实施全面的极限制裁。乌克兰危机一定程度上不仅使美国维护霸权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强化，而且也使多极化的国际战略格局受到冲击。美国及个别西方国家始终抱有遏制中国的战略冲动，乌克兰危机国际战略格局有因此进一步失衡的危险。

国际政治斗争复杂激烈，爆发新冷战的危险有所加重

最近几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崛起和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世界主要力量围绕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发展模式、价值观念、主权利益等重大原则问题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锐复杂。美国持续对中、俄采取越来越严厉的遏制措施，导致中美、俄美之间的双边合作日益收缩，国际关系复杂演变。在美国驱动大国竞争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围绕单边与多边、霸权与民主、封闭与开放、对抗与合作以及战争与和平的斗争和较量更加激烈。乌克兰危机促使全球范围内冷战对抗甚至发生热战的危险明显上升。由于美国推行遏制中俄的敌对政策，国际关系当中也出现一些危险的趋势，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意识形态因素日益影响国家间关系，国际社会被分裂的危险逐步上升。美国拜登政府出于维护霸权的战略需要，将推行价值观外交作为遏制中俄的重要手段，将当今世界的主要竞争定义为所谓的“民主主义国家”和“专制主义国家”之间的较量，蓄意突出意识形态差异。美国不断以“民主” “人权”为借口，肆意对中、俄等国进行抹黑和打压。同时，美国大搞意识形态划线，强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极力拼凑以所谓“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同盟，试图借助盟友力量维护基于美国霸权规则的“国际秩序”。亲美的西方政客紧跟美国步伐，将所谓的民主价值观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原则和重点，在涉台、涉疆、涉港以及民主、人权等问题上与美国沆瀣一气，大搞经济问题政治化，恶意污蔑中国在新疆实行“种族灭绝”，并悍然对中国发起制裁。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在美等西方国家的操弄下被刻意突出放大，导致东西方国家在“民主” “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与隔阂日渐加深，国际社会信任危机日益加剧，并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合作造成阻碍，一个走向全球化发展、彼此相互依存的世界，面临被美西方人为制造的意识形态鸿沟撕裂的危险。

美遏压中国的政策分化世界，东西方陷入冷战对抗风险持续增大。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和“步步紧逼的挑战”，加紧推行旨在遏制中国的对外政策。拜登政府不断拉拢西方盟友共同参与和配合其针对中国的战略遏制行动，试图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与中国进行新的冷战对抗。尽管美国的战略企图已经引起包括不少西方国家在内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反感和抵制，但美国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仍在加紧推行印太战略，极力拉拢和分化亚太国家，试图构建针对中国的集团网络，谋求对华在军事安全上遏制围堵，在经济科技上封锁脱钩。目前，美国已在亚太地区初步建立起以遏制中国为根本目标的小集团架构。为达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美国最近在台海方向不断制造矛盾，蓄意加剧紧张局势，试图像对俄一样，先挑起冲突，然后再动员西方盟友对中国进行极限制裁，企图将整个世界拖入冲突对抗的深渊。

世界经济危机四伏，全球性衰退风险进一步上升

地缘政治因素干扰全球经济科技合作，破坏国际产业分工协作，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供需失衡。美国拜登政府极力遏制中国发展。一方面，美国大搞经济问题政治化和安全问题扩大化，不断鼓动西方国家借所谓“安全问题”限制与中国的正常经贸、投资与科技合作。在美国要挟下，一些欧洲国家陆续放弃与华为在5G领域的合作，个别国家甚至鼓动与中国脱钩。另一方面，美国逆全球化潮流而动，通过建立“印太经济框架”、“芯片四方联盟”等封闭性机制，试图另起炉灶，建立排除中国的小圈子，对中国实行体系化的经济脱钩和科技封锁，最终将中国排除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之外。最近有国际商界人士预测，美国与中国全面脱钩将导致全球GDP损失30%。美国最近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实际上就是将芯片生产与市场需求人为割裂，最终结果必然是损人害已，得不偿失。目前看，美国主导的芯片脱钩和产业封锁，罔顾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依存性，客观上将直接导致相关国家和地区产品主要销售市场的丧失。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芯片产业失去市场需求的支撑和驱动，必然会出现利润的下滑、产业规模的萎缩和科研投入的减少。而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研发，美国的芯片产业最终也将因规模和效益的滑坡而丧失领先地位。

美欧对俄极限制裁，导致全球能源和粮食危机持续加剧。俄罗斯是全球能源和粮食生产大国，对整个世界的能源和粮食供应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俄能源出口量占全球能源出口量的25%，其中对欧洲出口量约占欧石油、天然气总需求的25%和40%。俄罗斯2022年粮食产量预计达到1.3亿吨，其中小麦产量8700万吨，计划粮食出口5000万吨。乌克兰也是世界粮食生产大国，2021年产粮8600万吨，出口4850万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俄发起史无前例的极限制裁，导致俄方能源和粮食出口受到限制，乌克兰粮食出口量也从2021年8月的559万吨下降到2022年8月的226万吨，减少46%，人为地制造了波及全球的能源和粮食危机。乌克兰预计今年粮食产量有可能下降50%，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状况短期内恐怕难以缓解。目前，乌克兰危机和美欧对俄制裁的外溢效应进一步显现。世界各地能源和粮食价格普遍上涨，并向产业下游和其他领域传导，导致危机局势持续蔓延，其中欧洲受到能源短缺的影响更是首当其冲，欧洲的能源危机进一步加剧。

美国有预谋地实施货币宽松和加息紧缩，有可能导致新一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加剧世界经济衰退。美国依靠金融霸权和美元的国际货币优势，一贯利用美元的宽松放水和加息回流来掠夺世界财富。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再次开启疯狂印钞模式，几乎无限制增发货币，两年间广义货币M2增加了6.3万亿美元，并引发美国40年来最严重通胀。为了控制国内通胀和收割世界财富，美元基准利率升至3%以上，并对外释放未来进一步加息的强烈信号。目前看，美元此轮持续加息，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多国货币大幅贬值，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未能幸免，大多数国家资产严重缩水，被迫承受资本外流和本币大幅贬值的金融灾难，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严峻挑战。受此影响，本已困难重重的世界经济，将因此雪上加霜，进一步陷入衰退困境。

受疫情和冲突战乱等多重因素的复杂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已经大大放缓，陷入衰退的风险也在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公布的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2年全球GDP增长3.2%，2023年将进一步放缓至2.7%。

国际安全形势复杂严峻，人类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加剧

乌克兰危机加剧美北约与俄战略矛盾，战事有进一步升级扩大的危险。乌克兰危机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俄与美欧的地缘战略矛盾，同时也为美进一步遏俄控欧提供可乘之机。美国在冲突爆发后，动员其西方盟友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援助，意图通过外部的全面制裁和战争行动的直接消耗，彻底削弱和拖垮俄罗斯。为实现对俄全面战略围堵，美国和北约还在俄与乌持续交战无暇他顾之际，火线接纳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将北约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张到俄西北部边界，导致俄与美北约的地缘战略冲突进一步加剧。在此形势下，俄在战场内外所面对的其实是以美为首的西方同盟，乌克兰事实上已成为美北约与俄战略博弈的角斗场，俄也借此与美西方展开持久较量。乌克兰危机随着美国和北约国家日益公开和实质性介入冲突，俄与美北约之间的战略矛盾有可能进一步白热化，届时欧洲和俄罗斯都将受到进一步削弱，并使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都受到更加严重的冲击和破坏，而最终真正受益的却可能只有幕后的操纵者美国一家。

亚太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冲突对抗风险上升。为遏制围堵中国，美国政府近年大力推动实施“印太战略”，推动建立印太经济框架，着力强化与日本、韩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连续在中国周边举行多边军事演习，不断在南海蓄意寻衅滋事。与此同时，美国还将台湾问题作为打压遏制中国的手段和工具，大打台湾牌，美方近年来公然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逐步取消对台交往的政策限制，不断提升与台湾当局交往的级别。美国2018年通过所谓《与台湾交往法案》，允许美所有层级官员赴台。2020年签署所谓的《2019年台北法案》，极力为台湾当局扩大“国际空间”，妄图让台湾民进党当局实质性参与联合国组织活动。美国政府还不断加大对台军售的频次和规模。美国战略界恶意鼓噪放弃对台“战略模糊”政策，美国军方也在进一步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不断派军舰冲闯台湾海峡。为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美国国会最近又炮制出台所谓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并于9月14日通过参议院外委会审议。美方策划的一系列军事政治行动，以及岛内台独势力的冒险活动，正在不断加剧台海局势紧张，推高冲突风险。此外，美日韩不断加强军事同盟，试图强化所谓的“延伸威慑”，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事实上，亚太地区局势紧张，完全是由美国的遏华政策及其敌对行动所引起。美国推行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印太战略，是导致亚太地区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

中东地区局势持续混乱，冲突战乱难平。今年以来，中东地区局势虽然出现一些缓和迹象，但冲突战乱并未停止，局势依然紧张脆弱。巴以矛盾持续尖锐难以调和，以色列军队与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武装派别间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叙利亚局势持续动荡。美国长期侵占叙利亚东北部地区，支持叙反政府武装；以色列不断以各种理由空袭叙利亚地面军事设施，导致双方矛盾加剧、积怨愈深；俄土伊联手与美博弈，各方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以色列与伊朗矛盾深重难以调和，双方在较长时期内仍将维持尖锐对抗状态。也门局势依然脆弱。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虽然连续数月实现停火，但内部各派势力矛盾错综复杂，外部力量博弈激烈，真正实现和平仍需冲突各方和国际社会付出更多努力。中东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矛盾最复杂、冲突战乱持续时间最长、局势最混乱的地区。

西方大国加大军费投入，导致全球性军备竞赛升温。为保持世界霸主地位，最近几年美国的军费预算持续大幅增长。2020财年达到7400亿美元；2021财年达到7405亿美元，实际开支突破8000亿美元；2022财年达到7530亿美元。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美国2023财年国防预算达到8133亿美元，增幅达到4%。法国2023年军费预算达到439亿欧元，较2022年增长7.4%。2022年，德国军事开支为588亿美元。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德国一改战后70多年的谨慎低调政策，6月份正式批准增加1000亿欧元特别国防资金方案，欲重点更新武器装备，重建欧洲最强军队。北约其他国家也计划陆续增加军费开支，最终将军事预算提高到占GDP 2%的水平。日本极力借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和乌克兰危机加强军事化建设，在防卫费连续10余年保持增长的基础上，2023财年计划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预算,甚至欲比照欧盟国家，将防卫费开支提高到GDP的2%，重点增强防区外打击能力，扩充无人机装备，建造新宙斯盾舰，发展高超音速反导能力，并计划在西南群岛和九州岛部署超过1000枚远程巡航导弹。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美西方国家普遍增加军费开支，不仅会进一步损害经济和民生，而且极易引发全球性军备竞赛，加剧国际和地区局势紧张甚至军事冲突风险。

（编辑  宋斌斌）

2022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峰会签署了关于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决定启动接收白俄罗斯成为成员国的程序，批准巴林、马尔代夫、阿联酋、科威特、缅甸成为对话伙伴。“上合大家庭”的覆盖区域从起始的欧亚地区及上一轮扩员的南亚地区，走向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实际覆盖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和绝大多数人口，拥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并肩负起维护亚欧大陆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职责。

欧亚大陆的陆权复兴趋势明显

上合组织国家基本上是陆权国家，其扩员实际上是拉开了“新陆权”时代的序幕。“新陆权”指陆权复兴。欧亚大陆是世界各文明的发源地，曾长期引领人类社会发展，但在大航海时代随着海权兴起而衰落。然而，当前欧亚大陆的陆权复兴之势日趋明显，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首先，当代科学技术实现飞跃。航海技术的飞跃和海上贸易的发展曾使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等海权国家兴起。当今陆上交通和信息技术的飞跃，亦为陆权复兴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次，陆权大国战略合作加强。中国和俄罗斯虽都有海陆兼备的优势，但就战略文化传统和影响力区域而言，都属于欧亚大陆陆权大国。海权国家打压陆权国家的战略是控制大陆海岸线，即占领近海岸岛屿及半岛、海湾等陆海结合部。以从阿富汗撤军为标志，美国沿着历史足迹，将其力量从欧亚大陆内陆收缩到陆海结合部，对中国实施“印太战略”，对俄罗斯实施北约东扩。对此，中俄形成了互为战略依托的“背靠背”关系，加之伊斯兰世界普遍对中俄友好，中俄可通过经济和安全优势互补，共建欧亚陆权合作板块。事实上，位于中俄共同周边地区的中亚，已形成在安全上更多借助俄罗斯、经济上更多借助中国的局面。

再次，欧亚大陆一体化进程加快。美国在欧亚大陆不断制造冲突动荡和热点问题，意在使欧亚大陆战略格局碎片化。然而，欧亚大陆的次区域一体化以及次区域间的整合进程加快，域内安全合作机制日益完善。上合组织是域内最具影响的综合性多边平台。撒马尔罕宣言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欢迎上合组织秘书处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经社会签署谅解备忘录。”这说明，上合组织将加强与全球性和次区域国际组织的协同，这无疑有利于推动欧亚大陆的一体化进程。

中国等国拥有先进技术、强大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能够促进欧亚大陆设施联通，并围绕新基础设施布局对冲海权国家制裁威胁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这不但有助于域内国家维护主权与安全，实现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而且将颠覆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缘经济结构，形成多中心的地缘经济结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等，都在为欧亚大陆一体化提供重要动力。

最后，新理念得到欧亚国家普遍认同。美国推崇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质上是基于霸权规则的单极世界秩序。美国为追求“绝对安全”和垄断利益，肆意篡改和取舍那些得到广泛认同的国际规则，将世界推入失序状态。失序意味着混乱，也意味着新生。上合组织新理念能够确保新国际规则体系更加符合时代精神和世界潮流。

上合组织示范新型国际关系

欧亚国家普遍认同“国际关系民主化”和“真正的多边主义”，并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和平稳定和发展振兴。

美国实施等级制的霸权多边主义，是强加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多边主义，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追求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多边主义，是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多边主义，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与诉求。上合组织“坚持政治互信、坚持互利合作、坚持平等相待、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公平正义”，充分体现了“真正的多边主义”，能够解决霸权多边主义所造成的世界发展不均衡、发展利益分配不公正的问题，团结各国共同应对防灾、反恐等全球性问题。上合组织基于“真正的多边主义”所构建的国际规则体系，将为陆权复兴提供具有广泛认同的法律基础。

欧亚国家认同合作共赢的共同发展理念。美国利用金融霸权、高科技垄断、操控别国经济命脉等手段谋取垄断利益，严重损害别国安全与发展利益，促使欧亚国家加强平等互利合作，并加快“去美元化”和产业链、供应链、金融链、创新链重构的进程。欧亚大陆的共同发展将严重削弱美国的经济操控能力，同时开启确保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全球化进程。

欧亚国家认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美国主张的“绝对安全”出于霸权逻辑，基于实力主义和丛林法则，必然造成冲突、动荡乃至战争。欧亚国家遵循新安全观，加强安全合作，有助于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地区安全新秩序。

欧亚大陆国家占世界陆地总面积近五分之一、全球人口的70%，占世界GDP的一半以上。中俄是新陆权时代的引领者，中俄深化战略协作为陆权复兴提供核心动力，上合组织为陆权复兴提供核心平台。中俄以上合组织为平台推动建立的欧亚陆权合作板块，将是欧亚大陆进入新陆权时代的重要标志。

欧亚陆权合作板块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缘经济板块，也将成为多元文明合作共处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板块。该板块具有反霸性和开放性，将凭借自身地缘经济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海权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在新陆权时代，欧亚大陆及周边国家将努力加强政治互信、安全互助、经济互利、文化互鉴，实现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霸权国家在欧亚大陆的没落是历史必然趋势。欧亚大陆一体化进程将加快，并最终迎来欧亚大陆陆权复兴。域内将形成更为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并引领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陆权时代也是世界发展新时代。

（编辑  杨利红）

绿色智能制造是应对种种不确定性、保持工业企业韧性的关键要素，可以让企业具备柔性生产的能力，面对各种上下游的不确定性因素时，依然能够保证生产的韧性，实现敏捷的响应和高效的运营。在实现“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推进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并举，更需要持续创新与健康生态圈的支持。

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的必选题

技术创新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进动力。可持续发展理念进一步落地，以及人口变化和劳动力世代变迁的大趋势，依然是制造业头上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工业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都是空前的。

由于疫情防控原因，人们的差旅和互访受到很大限制，这意味着实地监控进程的能力受到限制，必须考虑将运维操作尽量远程化。智能制造是我们将要迎来的下一代自动化趋势。

根据《财富》杂志的调查，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94%的世界前1000强企业受到了供应链的挑战和冲击，加之近来芯片短缺、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影响，工业企业必须变得更高效和更有韧性，实现业务敏捷性，分布式运营，优化供应链，确保信息安全，注重质量提升。

由于32%的碳排放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工业企业，因此可持续发展是工业企业的必选题。为实现国家“双碳”目标，大量的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八大控排行业将面临减碳压力。另据国家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2020年的人才缺口超过1900万人，2025年这个数字将接近3000万人。技能型人才缺口的增加，决定企业必须要用技术赋能员工、赋能管理、赋能决策。

过去，我们判断一个工业企业成功与否，通常会看它的财务数据，如营收、利润、投资回报率等指标。现在，我们评价一个企业是不是优秀肯定要把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纳入考虑范畴。如何在“人、利润、地球”这三重底线中做到平衡是一项挑战，也是我们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一步。

如今，数字技术可以支撑企业推进可持续发展工作，数字化的赋能手段保证了与碳排放相关的实时数据的传输和分析，我们不仅可以全面了解企业的情况，还可以追踪产业链上下游的情况。

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一个企业能够通过可持续发展彰显社会责任，那将带来业务的增长，吸引新的人才和投资。随着碳交易机制的不断成熟和数字化监测手段的日趋完善，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业务机会和经济效益将会进一步显现。

数字化赋能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化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两项企业长期战略。数字化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可持续发展为数字化提供了新的舞台和发展动力。以施耐德电气集团（以下简称施耐德电气）为例，2021年施耐德电气的全球收入达到290亿欧元，其中50％以上的营业收入来自数字化业务，包括互联互通的产品、边缘控制、分析、软件、服务等。同时，公司的可持续影响力收入占比已经达到70%（可持续影响力收入是指对气候产生积极影响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所带来的收入），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80%。

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需要从如下三个层面逐步推进:

一是高效生产。生产是工业企业的核心，通过全厂统一的管控平台和智能监测系统，可以把可持续发展的KPI融合到日常运营管理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KPI不仅包括碳排放和环境监测数据，也包括生产节拍、生产能效、产能利用效率、质量合格等相关要素。通过生产最优化，保证企业的长期卓越表现。

二是绿色的产品。一方面通过循环利用，消除浪费，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另一方面通过优化产品碳足迹，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中和。

三是社会承诺。企业不仅要实现自身的碳中和，也要通过数字生态圈赋能客户和供应商实现全价值链的碳中和。

通过上述三个层面自内而外地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够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生产力，增加安全性和长期发展韧性。

数字化赋能是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三方权威机构的市场调研显示，依托工业物联网的闭环能源管理技术，可以带来大约23%的能耗降低；通过专家远程监控和运维优化，可实现最高43%的能耗降低。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工业，我们必须通过数字化手段增强企业的信息感知能力，充分挖掘和利用数据的价值，实现多层级、多功能的融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提升效率，实现高效生产；才能够减少碳足迹，打造绿色产品；才能够赋能价值链，兑现社会承诺。

全面减碳的关键，在于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要有覆盖从设计、实施到交付运维的全生命周期绿色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其中包括：绿色能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咨询、流程和工厂自动化、工厂和企业能效管理、绿色智能制造和精益咨询、工艺仿真优化、数字化交付、供应链控制塔等方案。

可持续发展是一场马拉松

可持续发展是一场不设终点的马拉松，工业企业必须制定长期战略，不断改善策略与方法。施耐德电气就是通过持续创新，实现了在中国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施耐德电气进入中国市场已有35年。截至目前，施耐德电气已在华拥有22家工厂，其中15家工厂获评“绿色工厂”，14家达到了内部认证的零碳排放标准；成立了四大研发中心，建立了开放式并面向所有用户的施耐德电气研修院及客户关爱中心。

中国已成为施耐德电气的全球第二大市场，对研发创新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是施耐德电气在中国市场取得长足发展的动力之一，公司的创新模式正从一家企业的单点突破转变为生态系统的融合发展。

“多中心”模式是施耐德电气在全球的重要战略布局。中国是施耐德电气全球四大研发基地之一，包括4个研发中心与近2000名研发人员，成立了全球能效管理和工业自动化业务的中国中心，负责相关产品的战略制定、研发创新和生产制造，从而将中国智慧源源不断输向世界。施耐德电气工业自动化中国研发中心遵循“本地研发、中国首发”的发展愿景，融合国际品质与本土创新，以中国速度强化弹性供应链，实现了工业自动化业务的本土化。

施耐德电气坚持开放创新，携手生态圈伙伴为客户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通过创赢计划等方式，与绿色智能制造和绿色能源管理领域的合作伙伴开展了广泛的联合创新，促使应用成果不断落地。公司在各地设立赋能中心，助力当地企业利用领先技术，加快研发创新，包括重庆万州赋能中心、绿色智能制造无锡创新示范园、北京亦庄的数字产业示范园等等。

此外，施耐德积极与中国高校开展深入的科研合作，迄今已经与30多所重点大学达成合作，每年有近12000名师生在施耐德电气联合实验室学习、从事科研活动，推进更深入、广泛的技术创新。公司还不断加强与客户的联合创新，与宁德时代联合推出创新储能解决方案，与明阳集团合作为海上风电定制专业化产品等。

由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与施耐德电气主办、中科创达、亚马逊云科技、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等共同支持的“绿色智能制造创赢计划”，至今已经举办了三季。该计划旨在通过联合生态圈伙伴，融合创新技术，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一系列可落地、可复用的联合创新解决方案，同时孵化出一批中小企业生态伙伴，让创新技术激发出工业场景生产力与效率的巨大潜力。自2020年以来，“绿色智能制造创赢计划”已为20余家初创型企业提供技术和资源，涌现出大量创新的工业技术和应用场景。

展望未来，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面向未来，工业企业唯有秉承绿色智能制造理念，通过战略性提速、场景化创新、绿色可持续、供应链协同，构建智能制造发展新生态，进而迈向数据驱动、开放、高效、可持续的未来工业。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数智工厂建设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当前数字化工厂建设进入了第二阶段。故此，需要对现行的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对新阶段数字化转型的方法和路径作进一步探索。企业要完成数智工厂运营模式转型，必须完成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线上线下结合的运营方式创新、工厂内部数字化治理体系创新、“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与人工智能的开发应用、数字化技能培训等六大任务。基于此分别提出了初级、中级、高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及实施的方法与路径。

关键词：工业中小企业；数智工厂；数据生态；数字化治理

工业企业的数字化建设，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主要任务，也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以数字化智能化工厂（以下简称“数智工厂”）转型为重点的第二轮发展时期。第一轮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模式是云平台+互联网+消费与服务/智能手机，第二轮转型的基本模式是云平台+互联网+制造与服务/数智工厂。扩大“数智工厂”的规模，是我国第二轮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与战略举措，也是当下数字工厂和未来“产业大脑”建设的重要中间环节。其中，工业中小企业的数智工厂建设，面临错综复杂的数字化改造环境和艰难的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难题。“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诉我们，再复杂、再艰难的任务，只要找准了方法和路径，都可迎刃而解。

数智工厂运营模式转型必须完成的六个方面任务

目前，数字工厂与智能工厂已经到了融合发展阶段，有计算必有智能算法创新。在数智工厂建设中，已开始运用设备端计算、制造单元与制造产线端的边缘计算、云计算；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亦在推进中，有大数据必用人工智能。数智工厂的建设和运营模式，既要从可实现的条件出发，又要加强数字化供应商与工业企业双方主体合作，全面理解、正确处理好老企业数字化改造与数字化改革之间关系，为基层实践提供实际操作型的指导服务。供需双方既要履行各自责任，又要相互配合推进，明确以下六个方面的任务。这六个方面任务，是实现企业数智工厂运营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建设由行业云主导运营，数据底座与工厂一线相融通的数据生态体系

工厂数据生态体系是数智工厂建设的前提条件，为能够打通数据、用好数据，需要将生产领域、运营领域、管理领域、治理领域、销售领域等数据生态系统中的数据与行业云平台的数据底座融通，贯通其中的技术标准、业务知识、行为规则，建设一体化的数据生态体系。

以织造数字工厂行业云计算平台为例，分析离散型工厂生产场景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基本标配是“两类单元（单机制造单元、多机制造单元）、两种产线（制造产线、物流产线）”的物联与员工的互联（即 HCPS），并有从物料到半成品再到成品生产的扫码数采系统，简称为“两类数智化制造单元、两种数智化制造产线+数采系统”。

其中，员工（H）使用“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制造单元与制造产线侧边缘计算（智能网关或服务器）上行到云平台的数据是“制造单元或制造产线的工况数据、碳（能）耗数据”，云平台下行到智能网关或服务器的数据是智能监测数据集与优化碳耗数据集，为智能预警、智能运维、智能碳耗管理奠定了基础。数字化管理与治理数据系统的标配架构是“云+管理人员的工位机”，管理人员使用“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指令执行结果报告数据集”。

进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运营方式创新

工厂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运营方式的创新是数智工厂改革的依据与主线，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数字化生产需要改变员工岗级、班组级、车间级、生产科与销售科的人员逐级请示汇报的运作方式，建立垂直“五跨”的运营（作）方式。（2）构建跨单元、跨产线、跨车间的横向协同生产的运营方式。（3）创建织品生产与经营业务一体化的、横向跨多个管理科室（或部门）的协同服务掌上办的运营方式，逐步推进工厂管理的扁平化。（4）构建类似于军队“战场情报实时采集、战术信息实时交互、多军种协同作战”实时一体化协同的企业运营方式。

完成工厂的数字化管理体制变革

深化数字化管理体制改革是数智工厂建设的动力，需要改革传统企业管理体制，推进采购、资产管理、仓储、生产管理、人事与工资、财务管理、销售与客户的数字化、无纸化、可视化，并创建与其相配套的管理制度。

创建工厂内部的数字化治理体系与体制

创建数字化治理体系与数字化管理体制，是数智工厂有序运营的必然要求和制度保障，需要处理好管理体制改革、数据治理体系、数字化治理体制三者关系。其中，管理体制改革要解决有规（法）可依问题；数字化治理体系创新要解决严密严谨（执法必严）、查证有功或违规行为的数字化证据链问题。

举例来说，要让数字化管理制度“长牙齿”，保证人人能遵守制度、事事能讲规矩，就必须建立健全跟踪员工生产经营行为的大数据监管体系与体制，实行“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有功必赏、违规必处”，才能保障数字化管理制度创新成果落地见效。

开发全厂员工使用的“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与人工智能的应用

首先，要开发好全厂员工使用的“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这是实现云平台动态地实时调度指挥全体员工，让员工去调控数字化的制造单元与制造产线，由管理部门员工提供协同的服务保障的必备条件，这是构建面向客户的一体化协同生产与协同服务的数智工厂运营方式的必然要求。要开发好这个数据集，将以“N+X”的数据集形式来体现。其中“N”项的岗位核心指令数据与操作行为规范等数据是固定的，“X”项的“任务的指令数据”是因不同时间、不同任务而产生变化的。同时，将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进行汇总统计，可自动生成各类可视化的数据报表，可以为各岗位人员提供越来越人性化、便利化、可视化的服务，以此为依托可以构建成“以员工为主体的、类似于由云平台统一实时动态调度指挥的多兵种一体化协同作战”的运营方式。

其次，开发四大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根据生产、业务、管理、治理等四大场景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的进展与业务数据运营的内在逻辑关系，开发各种人工智能算法与应用，并渐次推进。比如通过生产场景数据开发人工智能应用，不断提高智能制造、智能运维、智能质检、智能包装等智能生产与智能运维水平；通过持续推进“订单进度跟踪、合同履约提醒、节能减碳减排合规审查、安全生产跟踪预警、流动资金周转调控”等生产与经营一体化场景的数据并开发新算法，创新智能生产与经营的方式；通过开发“插单智能排产、动态调度管理、产供销智能协同”等管理场景数据的算法，可以创新智能管理；再通过治理场景数据的算法，渐次有序地开发智能监管、智能评价、智能治理体系，实现工厂的数字化治理体系与体制的创新。

只要针对生产、经营、管理、治理等场景数据，洞察其业务数据运作的内在逻辑，就能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创新，使智能生产、智能运营、智能管理、智能治理年年有进步。

抓好数字化技能培训与先进文化建设

加强员工数字化技能培训是数智工厂发挥作用的关键，否则就会出现类似老年人买了智能手机却用不了、用不好的情况。要广泛动员企业员工，积极开展适岗技能培训，养成遵守数字化技能操作规范、数字化管理制度的习惯。企业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数字化技能、带头遵守数字化管理制度，以身作则地带领员工加强企业的数智文化、数智文明建设，这也是数智工厂建设最为关键的环节。

向数智工厂运营模式转型的方法与路径

完成上述六项任务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将“长规划”与“短安排”相统筹，步步为营，扎实推进。

六项任务推进的内在逻辑

实践证明，六项任务的实施是根据以下内在逻辑推进的。工厂的数据生态体系建设是根据工厂的产品制造、销售、创造利润的工厂职能要求推进的；数智工厂的运营方式创新是跟随数据生态体系建设的进程推进的；工厂的数字化管理体制改革是跟随运营方式创新的进程推进的；工厂的治理体系创新是跟随数字化管理体制创新的进程推进的。同时，员工使用的“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的开发应用是随同数据生态体系建设进程推进的；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是随着场景数据生态系统建设的进程推进的。总而言之，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的进程是决定其他五项任务进展的根本前提与依据。

数智工厂建设进程可分成初级、中级、高级数智工厂，根据上述六项任务的推进逻辑，可以编制“工业中小企业数智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任务的计划推进图”。其中，初级数智工厂要完成大部分生产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的建设任务，完成守住行业环保红线、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共性难题的全部数据生态系统的建设任务，将要完成部分管理（即生产与销售管理）数据系统建设任务，还要完成部分管理与治理数据系统的建设任务。不同行业要守住的环保法定红线、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的共性难题有所不同，导致数据生态系统的建设任务亦有所区别，如表1所示。

表 1  行业共性难题和解决方案示例

初级、中级、高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

上述六项任务是分阶段渐次推进的，工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沿着初级、中级、高级数智工厂逐阶升级。

1.初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初级数智工厂是基本完成生产领域数字生态系统建设任务，实现生产数据、减排数据、销售数据、解决行业急需解决共性问题数据等一体化运营的智能工厂，这是“入门级的数智工厂”。初级数智工厂约可采集50%左右的数据，可开发30%左右的数据价值。

2.中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中级数智工厂是在生产领域全面完成数据生态系统建设任务的基础上，基本完成管理领域与治理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任务，基本实现生产数据与管理数据一体化运营、数字化治理的智能工厂。中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与运营是在初级数智工厂建设与运营基础上、根据数智工厂生产与经营模式升级内在逻辑推进，也是初级数智工厂的升级版。

中级数智工厂需推进行业数据底座与云平台的建设，完成数智工厂生产与管理系统的80%以上数据接入，建成工厂操作系统，并完成企业近80%左右员工的云平台接入服务，70%以上的数据价值得到开发与体现。

3.高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高级数智工厂是指全面完成产品设计（有这类需求的企业）、生产、管理、治理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任务，即全面完成企业数据生态体系建设任务的工厂，是全面实现产品设计（有这类任务的企业）、生产、管理、治理数据的一体化运营、全员协同生产与协同服务的智能工厂。

高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与运营，是在中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与运营基础上，根据现代工厂的建设与运营要求进行升级的。高级数智工厂要求100%完成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任务，完成100%员工的云平台接入服务，90%以上的数据价值被开发，并在提质降本增效上体现出企业效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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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着眼全球加速变革，着力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着重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开创国际合作新局面的战略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本质特征、原则要求、方法路径等重要内容，深刻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时代之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实践相结合，是党领导经济工作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发展格局；战略意涵；路径举措

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1]当前，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着国内外深刻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只有将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科学判断和重大部署上来，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立足于办好自己的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才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义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着眼全球加速变革，着力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着重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开创国际合作新局面的战略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我国经济现代化指明了方向。自2020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来，多次阐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本质特征、原则要求、方法路径等重要内容，深刻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时代之问，极大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实践相结合，是党领导经济工作取得新的理论成果。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新时代发展的必然逻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建党百年，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处在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擘画蓝图，以深刻洞察力和战略判断力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系列决策部署，为新时代经济发展开辟了路径。

新时代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经济底盘稳固，基础条件在于我国拥有14亿人口，其中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施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1.8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城成为城镇的常住人口，城乡居民收入比显著缩小至2.5：1。

按联合国的标准，我国人民生活已经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超过37辆，比2012年翻了一倍还多。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显著改善，累计帮助2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住房条件。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局面，距离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战略目标更加接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立足于满足国内需求，繁荣国内经济，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畅通国内市场主导的国民经济循环是释放内需增长潜力的必然选择，是推动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追求和战略举措，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本质要求。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顺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逐步扭转过分依赖净出口、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偏低等特点，转向出口、投资、消费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纵观相关国家现代化进程，对外依存度过高、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脆弱性较为明显，其脆弱性尤其表现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甚至使国家经济安全受到挑战。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冲击，充分暴露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的严重缺陷。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对华加征关税，采取极限施压政策。美国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行径破坏了全球经贸秩序，加剧了国际经济风险。拜登政府对华遏制政策在本质上并未改变，反而联合盟友在科技领域进一步对我国实施封锁，并加大对华出口限制。美西方政策充斥着冷战思维和逆全球化思潮。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和外部环境变化所作出的战略抉择，顺应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4]“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5]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和改革攻坚期，要克服外部风险挑战多重因素影响，掌握发展主动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明确“以我为主”的发展方向，着力挖掘国内市场潜力，转向以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保障经济持续平稳运行。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自2012年起，我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和重要出口市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加速器。2021年，我国经济规模达到114.4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1%，高质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新经济新业态持续涌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服务业快速成长，高水平开放取得成效。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6]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全面创新改革，加快国际资源要素流通配置，以更高水平开放激活经济内生动力，以开放创新倒逼产业转型升级，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塑造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巩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优势，推动外贸外资稳定发展，打造全球性资源要素引力场，开辟经济发展国际新空间。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保障经济运行循环畅通

社会经济循环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各环节环环相扣，有序衔接，构成经济社会运行的动态循环系统。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要保障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打通从生产到消费环节的堵点难点，理顺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加速生产要素流转，优化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促进微观市场主体小循环、宏观经济基本盘大循环，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保持经济健康平稳高质量发展。只有立足国内经济的循环畅通，建立强大的国民经济产业体系，致力于办好自己的事，稳固基本盘，在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中稳住阵脚，经受住外部的风险冲击。

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心在于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国际经济竞争的重点是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的竞争。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心在于保持产业链运转顺畅，上下游企业紧密协作高效衔接，夯实产业链供应链基础能力，保障产品、零部件、基础制造工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补短板强弱项，加快产业链智能化和绿色化，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坚持创新引领，着力攻克“卡脖子”技术，聚力解决“断供”“缺芯”等难题，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着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和粘性，提升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产业链迈向中高端。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和抗压性，确保在极限施压和极端条件下，产业链可以运转自如独立运行，具有较强的抗冲击力和抗风险能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基点在于扩大内需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此，要强化需求侧管理，通过需求牵引供给，形成高水平的供给动态平衡体系，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优质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品质升级，创造新兴消费需求，挖掘市场增量和效益。同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满足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的需求和期待。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7]扩大内需，也要在供给端发力，以供给创造需求，增强供给保障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提升产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引导有效投资，提高投入产业比，减少重复建设和低效投资，盘活资源存量和闲置资产，加速现代物流高效畅通，提高国民经济循环的效率。

构建新发展格局动力在于高水平开放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要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是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大路。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要走一条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实施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与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坚定推进开放合作，以更高水平的开放驱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庞大消费群体成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巨大动能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为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市场红利提供了机会。高水平的开放推动国际资源要素涌入中国，加速进出口的均衡发展，形成更为紧密的国际经贸关系，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 ^[9]要坚持把握各地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精准把脉，因地制宜，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循环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事关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整体构建。保障产业链稳定畅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条件。产业链各环节梗阻、停滞、中断都将影响整个经济大盘的稳定。产业链环环相扣，上下游紧密贯通，多点成一线，实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畅通产业循环，着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产业链的耦合度，疏通各个环节的堵点难点。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优化产业政策环境对冲外部压力挑战。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发挥重大外资项目的专班协调机制，推动项目责任主体、主管部门落实稳经济稳投资的举措，切实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因素，加快项目投产发挥强链补链作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要素流通，实现国际经贸人员互通有无，探索建立国外客户、高层次人才、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闭环通关、查验、转运机制，完善企业保障的“白名单”制度，加速人财物高效流通，建立国际货运物流绿色通道。驰而不息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营商服务，提升产业政策效能，保障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可预见性，明确公开透明的监管机制，减少对微观经济的不当干预，稳定市场投资主体对政策环境的预期。

创新驱动产业链提质升级

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紧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变革的趋势，密切关注美国对华“精准脱钩”的风险，着力夯实产业链的基础，补短板强弱项，长远布局基础学科、基础产业、基础人才建设，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突破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技术瓶颈，提升产业基础制造能力，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

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突出自主创新，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摆脱对外国关键核心技术装备的依赖，以重大方向、重大需求、重大任务为牵引，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建设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部署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有效增强产业原始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

引导创新资源要素流入实体经济，推动科技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产学研合作赋能，强化数字技术融合赋能，完善产业创新链、价值链，推动企业研发平台建设，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深化技术成果应用，培育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汇集中小微企业创新能量。不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基本盘，筑牢产业链根基，抢占全球产业链战略高地，赢得国内国际双循环新优势。

促进供需体系结构适配

推动供需正向循环、双向牵引，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我国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供给侧。强大的供给体系，是保障国民经济畅通循环、安全高效的重要支撑。要纠偏市场资源要素的扭曲错配，用结构性的办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根本出路在于提高供给体系的质效，提升产品服务质量，扩大有效供给和优质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端的灵活调适，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所需，加快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牢牢坚持需求牵引的基调，优化收入分配调节，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相协调，塑造良好消费环境，强化消费体验，不断适应个性化、差异化消费趋势，培育新型消费，持续扩大内需，挖掘新的增长点，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能。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推进市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国家物流枢纽为核心的骨干物流网络建设和骨干多式联运体系，持续布局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市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以信息技术突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经济循环的梗阻堵点，搭建商贸流通新平台，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和第三方物流支付平台，推动市场信息互联互通，建设综合性商品交易平台。消除影响公平竞争的制度障碍，完善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落实统一的清单管理模式，建立统一的社会信用标准体系，出台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提升市场建设制度化法治化水平。保障市场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统筹推进统一的资本市场、土地市场、能源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建立数据技术标准规范，加速技术信息流动，激发市场活力。推进智慧监管、虚拟空间监管，清理歧视性政策，破除市场不正当竞争的壁垒藩篱，依法开展反垄断，规范市场不当干预行为。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将要继续扩大市场开放，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集聚全球资源要素合作发展互利共赢。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前所未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维护国际社会和平发展的正确选择。我国仍将鼓励国外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开放发展的红利。打造优质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推动外资外贸稳定发展。稳定国内循环，带动融入国际大循环。

完善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支持国内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合作，深化双边多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熟练掌握国际规则，及时掌握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和发展动向，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对接，实现资源要素全球性优化配置，打造更多世界级规模化跨国企业，推动国内产业更好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

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诞辰。1921年，12个年轻人在上海一座普通的石库门楼房里集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人民革命，最终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今，作为百年大党的中共，究竟是正在变得老迈，还是依旧保持着年轻？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无论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何疑虑，都很难否认中共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长期执政党。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状态，还是个贫穷的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41岁。而今天的中国，已被强大的七国集团视为不容忽视的竞争对手。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在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庞大国家里全面实现的。这一成绩堪称前无古人。但中国能否将这一成绩保持下去？能保持多久？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目前正在实施一项重大的自我更新工程，让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党和全国追求先进的青年人结合在一起，而世界其他国家可能还没有关注到这一重要的发展特征。

在全世界头号人口大国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靠的是两大特质——自我实现和自我革新。自我实现是目的，自我革新则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中国共产党的终极自我实现是以其最初的使命为中心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忘初心。中共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两个主要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使中国摆脱近代以来屡受外侮、积贫积弱的屈辱命运，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恢复中国应有的世界大国地位。中国共产党过去做的以及未来将要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要实现这一目标。

第二大特质——“自我革新”，是中共的“杀手级应用程序”。毕竟，中国共产党已经主动实行了两次历史性的革新，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

第一次革新是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第二次是中国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979年起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一系列改革把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如今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庞大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实行渐进式的改革，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避免了苏联的命运，当年冷战结束时许多人曾预测，中国将走上跟苏联一样的道路。

过去的5到10年里，另一场革新悄然到来，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如何把它展开执行下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自身的发展来看，在这场革新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正是在那次大会上，中国公布了一场范式转变，目标从一门心思追求经济发展，变成追求“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

这一转折点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多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自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四十年来一直专注于经济增长，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即政治腐败、财富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等。2012年十八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采取严厉手段打击政治腐败，这场反腐斗争至今仍在继续。2017年以来，党开始认真解决另外两个问题。与这场革新同步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趋势，特别是年轻群体的趋势。

这些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生的人（也就是所谓的90后和00后）与上几代人有本质的不同。这群年轻人数量将近4亿，是撑起中国未来的脊梁。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长在一个日益繁荣富强的中国。而上一代人主要的关切点是中国有多穷，所以把目光都投向了如何发展经济，90后和00后却认为，他们这代人和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本质上是不平等问题。

有明显迹象表明，中国年轻人对资本和市场的看法正在转为负面，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支持明显提高。例如，在中国面向年轻人的主要视频社交媒体Bilibili上，2020年有关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和劳动的内容最受欢迎，这些节目数据的增幅超过任何其他节目。即使在极具企业家精神的科技行业，年轻人反对过度剥削的声浪也越来越高，其中既包括低收入快递员，也包括高收入但加班时间过长的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士。

在第二次革新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管理机构，从原来的计划经济管理者转变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引领经济发展的执政者。现在，通过把建设公平社会纳入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正在重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努力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最引人注目的实际行动，是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消除贫困的工作。这项伟大工作始于2012年，用了8年时间将中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9900万人摆脱了贫困——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数以百万计的党员干部奔赴边远农村和山区，深入艰苦恶劣的减贫第一线。据最新统计，在此过程中有1800多名党员以身殉职。

与此同时，政府开始下大力气约束垄断型企业。最著名的例子是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在即将上市的最后一刻被取消资格。政府更严格地执行《反垄断法》已成为常态。其目标是保护公共利益，尤其是劳动者的利益。

这种范式转变也带来了重大的挑战和风险。中国的年轻一代希望解决不平等问题，但也希望享有经济发展机会，继续提高自身生活水平。如果经济不能持续发展，这一期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另一方面，国家的再分配措施如果引导不当，就可能扼杀对增长至关重要的企业家激励机制。中国共产党能否成功把握趋势，统筹兼顾，形成有助于建设公平高效社会的实际政策？

另一个范式转变发生在中国青年当中，这就是中国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它与世界尤其是它与西方的关系。特朗普时代向中国人展示出的美国，与他们几十年来的印象截然不同。那些仰望美国，觉得“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新一代中国人眼里，美国和欧洲治理水平低下，不平等问题比中国更突出，而且表现得政治失能、社会极化、内部矛盾严重。

与前几代中国人相比，90后和00后一代年轻人对国家发展更有信心，更有认同感。他们很自然地响应党的号召，对中国道路更有信心。近期有两件事巩固了这一变化。一是新冠疫情，中国迅速控制住疫情，与其他国家一波接一波疫情的反复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个则是西方对中国的敌意在不断上升。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已经习惯了西方对中国的各种批评，无论是腐败问题还是人权问题。但西方政界和媒体界当前这股妖魔化中国的风潮，则被中国人普遍认为偏执，缺乏客观性和诚意，只是在企图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发现西方描绘的中国并不符合他们生活中的实际情况。所以许多人对西方产生了怀疑和愤怒。西方攻击中国最频繁的两个问题，即新疆和香港问题上，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都不认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年轻网民经常在网上呼吁抵制西方品牌和名人。

事实上，中国青年正在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目标——即“走属于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最坚定的支持者。来自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公众对政府领导力的满意度达到了惊人的90%。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近期一项调查显示，年轻受访者对政府支持度的提升幅度最大。2019年，超过80%的新入党党员年龄在35岁以下，人数接近190万。近80%的大学生表达了入党的意愿。

所有这些或许都让西方人感到意外。但既然中国年轻人的愿望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如此高度一致，那么未来的问题就在于中共这个百年大党要如何适应新形势，来更好地服务（和领导）年轻人。中国共产党需要把中国年轻人朴素的能量和理想导向建设性的社会主义，避面陷入过度的民粹主义；导向健康的爱国主义，避开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它将满足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物质愿望和精神理想。

（编辑  季节）

近年来，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媒体采用先进的采编技术和传播手段，提高新闻报道总量和时效性，壮大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加快建立海外机构和社交媒体运行指挥中心，推出多语种新闻和移动应用客户端，创办平面媒体国际版并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全方位呈现中国的文明大国形象。

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建成立，国际电视、国家广播以及新兴媒体实现融合发展。截至2021年年底，央视网多终端全球覆盖用户超过18亿人次，互联网电视用户数超过2.2亿，手机电视累计用户数超2亿。截至2022年6月底，人民日报所属海外网聚合50家海外华文网站，日均页面浏览量达到6600万；海客新闻移动客户端用户超过800万。新华社所办的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新华网、新华社客户端“一台一网一端”等对外传播终端，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总粉丝量超过2.8亿。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共向海外传播作品10000余部，其中，网站订阅和阅读App用户1亿多。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中国国际电视台推出《某些美国议员难道想当暴恐分子代言人？》等评论和新媒体产品，独家专访“香港被烧老伯妻子”，阅读量超9.6亿次。针对美国所谓涉疆“法案”，推出三部涉疆反恐纪录片《中国新疆反恐前沿》《幕后黑手——“东伊运”与新疆暴恐》《巍巍天山——中国新疆反恐记忆》等，境内外社交媒体阅读量超7亿次。[①]

我国网络游戏、电竞产业、国产网剧、音视频作品频频被海外公司购买发行出版权，成为对外传播重要载体。民间机构和企业积极参与我国国际传播事业，投资开发海外媒介市场。四达时代集团已在非洲30多个国家注册成立公司，开展数字电视和互联网视频运营，发展数千万的数字电视用户和移动端用户，致力于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传媒集团。[②]2022年，鼎晖创投基金注资入股蓝海电视传媒。该媒体是面向西方主流社会的民间商业英文电视媒体，其两个卫星电视频道覆盖北美和亚洲，数个有线频道在美国主要城市落地。同时，我国智库、高校和国企均参与到我国对外传播过程，形成合力，推动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

2019年，笔者作为中国新疆文化交流团成员访问卡塔尔、沙特和科威特。期间，接触国际组织和各级政府官员、学者、记者和民众，他们对我国持友好和赞赏的态度，对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果予以高度肯定。同时，也看到部分人士对我国了解不深或存在误解，受到西方媒体错误舆论影响。我深刻感受到，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与我国综合国力仍不匹配，传播的覆盖面和实效性仍比较低，西强我弱的局面仍未改变，并面临着西方的舆论围堵。尤其是近年来西方媒体、智库和各类组织围绕香港、新疆和西藏议题炮制系列话题，抹黑攻击我国国际形象，损害我国国际声誉，挑拨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此，持续增强我国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让世界全面准确了解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中国理念，以及植根于中国文明而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显得非常重要。

我国正处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机遇与挑战并存，国际社会有热切的期待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奇迹及其背后的文明逻辑。同时，西方反华势力不断抹黑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笔者认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重在精准分析受众和传播内容，以及传播策略和手段，把握讲什么、给谁讲、谁来讲、用什么讲和怎么讲的问题。

人类文明新形态背后的文明逻辑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

讲好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开放包容的源远流长史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前不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文物实物向我们展示，在中华大地上各文明超越隔阂和冲突，始终交流、交往、交融，和谐共存。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积极汲取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并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由此形成了构建世界秩序的天下观和天下体系。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宇宙观、天下观，形塑了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以及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中华文明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我国软实力提供了价值支撑。只有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我们才能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让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人民。

讲好中国共产党艰苦创业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正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康庄大道上。在革命战争时期，无数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献出了宝贵生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无数共产党人恪尽职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增进人民的福祉。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2020年，我国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国共产党从古老的中华文明汲取智慧力量，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精神内涵的基础上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因此，讲好当代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故事。

讲好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故事

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人民，始终开发和建设祖国边疆，守护祖国的壮丽山河，形成独特的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伟大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和国家的尊严。在短短的73年时间，中国人民凭借着勤劳的双手和睿智的头脑创造了“中国奇迹”，让这古老的东方大国涅槃重生，重新崛起。中国人民历来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并由此形成了以“和”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理念。倡导人们对自然万物持有仁爱之心，将天地万物视作同自己紧密相连的存在，从而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这一理念与西方近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截然不同。这也促成了中国人民独特的天下观和宇宙观，以及有别于西方的文明发展道路和文明形态。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讲好中国人民千年的奋斗史，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促使世界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文明。

发展中国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点

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传播陷入“西方中心主义”，始终把西方国家尤其是英语国家作为对外传播的重点。通过长期的国际传播和交流，推动西方社会对我国产生较深的认知。但是，美西方政府对我国的敌视态度越来越顽固，并始终通过操控舆论抹黑我国形象。在西方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偏见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我国对外传播事业要更多关注占国际社会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受众特征和接受习惯进行细分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对外传播。

由于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始终保持良好的互动和经贸文化关系，当地社会各界对我国持肯定态度。同时，他们本身受到西方的舆论压力和攻击，对我国面临的舆论和外部环境感同身受，能够较易引起共鸣。2019年，笔者访问中东时，多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阿拉伯国家同样受到西方的攻击，有意与中国合作，在反恐去极端化和经济文化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共同抵御西方的压力。这几年，在对外交流和研究过程中笔者明显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认可度日趋增加，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人权理念渐渐被发展中国家接受和追寻。近期，近百个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否决西方国家提出的涉疆议案，体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对我国的支持。这为我们做好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传播，突破西方的舆论围堵提供有利条件。

丰富传播主体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

一直以来，政府和媒体是讲中国故事的主体。但是，当下媒体技术迅速发展，智库、企业、学术研究机构、民间团体的对外传播功能日益凸显。因此，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尤其需要发挥民间力量和非政府组织的对外传播功能。

首先，央企海外市场开拓要与我国对外传播结合起来。目前，越来越多的央企走出国门，在海外落地。他们的企业形象很大程度影响着当地群众对我国的认知。加之，部分央企的生产活动与当地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吸收一定规模的当地雇员。央企在当地从事的管理和公关活动，对我国在当地的国家形象的传播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央企应将自己的海外宣传与我国的国际传播有效对接，从国家形象传播的角度设计企业宣传推广，通过投资当地媒体，联合当地企业创办媒体，在当地传统媒体和社交平台发声，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等方式，推动海外民众更好地了解我国。

其次，开展智库交流推动了我国学术话语转化为媒体话语。研究发现，在涉及气候、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以及涉港涉藏涉疆等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海外智库发挥的作用不容小窥。他们通过发布所谓的“研究报告”和学术活动，在国际舆论场设置涉华话题，成为阐释当代中国的“权威”，并使得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对外传播陷入回应外界设置的议程的陷阱。而目前我国学者的观点却难以进入国际传播领域、并解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背后的文明逻辑。因此，要加强国内外智库之间的交流，通过学术对话阐明中国立场和价值，推动我国学者的言论在国际舆论场传播。

此外，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我国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日益发展壮大，他们有丰富的学术和信息资源，并与国外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有较好的沟通渠道，凭借自己的民间属性、较为灵活的话语方式对外传播我国声音，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主体。

最后，我国在世界各地有6000多万华侨华人，每年的出国留学人数都有20万以上。他们都是具有跨文化交往背景的国际化人才，熟悉国内外舆论环境，掌握当地话语模式和表达习惯，是在海外开展公共外交，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我国国际传播力的重要资源。因此，要发挥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的桥梁纽带作用，使其更有意愿、更多渠道积极发声，将是我国传播中华文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有力保障。

开拓传播渠道和平台是讲好中国故事手段

当下发展中国家的媒体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传播体系的重要力量，由美英两国媒体“双重垄断”的国际传播格局正在被改写和重组。例如，《印度时报》已成为世界发行量最大的英语报纸，并有千万固定读者。卡塔尔“半岛电视合”、伊朗“波斯电视台”和拉美国家共同并办的“南方电视网”已成为全球电视新闻领域中的重要力量。我们应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媒体的合作，通过共同创办栏目、建立信息共享系统等方式，提升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传播。

2016年，我国吉林日报社联合俄罗斯、蒙古和韩国牵头成立“东北亚媒体联盟”。2017年12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亚洲总站、华为、TCL共同发起建立了“中国东盟新媒体联盟”。2019年4月，人民日报社发起成立“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世界各地99个国家的213家媒体加入。笔者认为，在现有合作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合作规模和层次，建立“发展中国家媒体联盟”，构建新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打破西方的媒介霸权和话语霸权。

2012年12月，我国在京设立“中非新闻交流中心”，资助非洲记者常驻北京进行报道。我国可进一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媒体的支持力度，通过提供人员培训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引导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媒体在华设立记者站并从事新闻报道。这有助于有效利用和发挥发展中国家媒体的受众资源和平台优势，提升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降低对外传播的风险和投入。

此外，互联网平台已成为对外传播的主渠道之一。我国驻外使节、媒体已在脸谱、推特平台创办账号，借助海外平台传递中国声音。例如，截至2017年8月，新华社已开设了19个语种的48个社交媒体账号，集群总粉丝量达到3720万。我们应进一步加大海外新媒体平台的利用，引导国内各级媒体、智库和非政府组织、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和对华友好人士注册海外社交平台账户并开发投入新媒体文化产品和主动发声，在国际互联网领域全方位、立体式的呈现中国形象。同时，要发挥海外华人媒体的作用，通过信息共享和资金支持，将其作为对外传播的有效载体之一。

创新叙述模式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

因所在国家利益不同，各国社会各界关注我国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动机各异。例如，笔者在中东访问时发现，中东国家更关注如何加强与我国的经济文化合作、我国保护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众合法权益方面的内容。在近几年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中亚国家更关心“一带一路”倡议对当地带来的经济效应。非洲国家更关心中国企业的投资开发解决当地贫困问题的作用等等。我国对外传播要研究和细分各国受众的需求、动机和接受习惯，采取各国受众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进行定制传播。

长期以来，我国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以宏大叙事、现实和历史的比较展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取得成就，故事性和感染力较弱。相比而言，海外受众更愿意接受富有故事性的个人故事及其背后的价值理念，需要我们进一步优化完善叙述模式，采用海外受众可接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提升对外传播的影响力。2013年，中联部和央视制作《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通过讲述宏大背景下的个人的故事和梦想，展示中国共产党和无数党员为实现人民的伟大梦想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精神，呈现可敬可爱的共产党员和人民形象，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2021年，我国主流媒体连续几个月追踪报道了云南大象迁移并引起全球的关注，很多主流媒体给予大量报道，热赞中国是一个追求人与自然和谐、高度关注环境和动物保护的国家。通过个案呈现我国政府和人民在生态自然保护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更能直观地体现文明古国的自然观念和文化理念。我们在民心相通上进行宣传报道，形象地宣传共同价值，才能使中国故事打动人心。《花木兰》《狼图腾》《流浪地球》等一系列影视作品将中国题材、中国元素和中国理念与国际化的叙述模式相结合，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和为维护人类文明延续发展作贡献的意志，受到世界各地受众的欢迎。因此，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叙述模式创新，通过展示个人的故事衬托伟大祖国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的现实。将中国立场、中国价值的表达与人类共同情感和追求的呈现有机结合，提升故事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通过百年奋斗，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断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不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开辟人类新的多元现代化模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其中的力量和智慧源泉，中国人民是创造主体。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以促进世界更好地了解和接受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目标，创造传播方式和渠道，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研究。

（编辑   季节）

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断丰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深入理解新理念、新阶段、新格局

经过新中国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终于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大规模脱贫和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开始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进程进军。怎样认识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的变化，要贯彻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构建什么样新的经济发展格局，如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只有全面正确地认识形势和任务变化，才能形成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共同团结奋斗。

首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这10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转变，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直实行着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因此中国在工业化建设的初期，经济运行长期处于“供给约束性”状态。1997年首次出现“买方市场”后，虽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以求扩大内需，但是仍然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化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以及人民消费由“衣食”温饱型向“住行”富裕型的升级等因素。由此，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里，经济增长仍然过度倚重投资和出口，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长期偏低，生态环境恶化等。实践说明，这种外延型、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工业化即将完成和资源、环境、劳动力约束的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转向以依靠科技创新和提高企业效益为主的内涵型发展。这种转型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时就开始了。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期而至，我国出口骤降，而消费在短期内又难以提升，严峻的就业压力迫使中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需求刺激政策，导致客观上经济的增长更加倚重投资的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标示着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呈现新的特征，最主要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就经济发展来说，中国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即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种趋势性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第一，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共同发力，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第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发展，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与国际规则的对标；第三，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第四，提高经济效益，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第五，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第六，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第七，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未来高质量发展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实现农业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把实施扩大内生动力和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有机结合。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重视人才支撑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从新中国70多年经济建设的历史来看，人才赶不上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我们党始终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从毛泽东提出“又红又专”、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干部的“四化”要求（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江泽民提出“科教兴国”，到胡锦涛提出建立“学习型政党”，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一以贯之，而且越来越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世界正在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已经从过去的学习、引进为主的“跟跑者”向以创新为主导因素的“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西方对我国的经济科技的遏制封锁日甚一日。增强自身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就显得尤为重要。

党中央一再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构建新的经济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人才不仅是科技人才的培养、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最充分地发挥其作用，还包括各级党政机关、文化、社会、安全、一国两制、外交等各领域的人才培养和使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和基层组织，以及9600多万党员的能力培养。

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编辑  季节）

从“运十”的夭折谈起

　　1999年，我在国家科技部办公厅担任调研宣传处处长时，偶然看到《经济管理文摘》刊载的一篇文章《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此文是由杂志执行主编高梁先生写的。这篇文章以及之后的跟踪调研过程，整整伴随我近10年之久。

　　文章详细记述了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初启动大型干线飞机“708工程”，到1985年终止研发，其中决策背景、研制过程、人为阻力、下马原因，像一幅幅情景图片一样清晰。这是一个堪与“两弹一星”份量相比的国家级重大工程，也是以举国之力实施的标志项目。虽然我对大型飞机的概念几乎为零，但对科技政策的敏感性让我头脑中产生了一个个问号：大型飞机项目究竟为什么下马？这个项目下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重大科技项目的决策机制是什么？

　　于是，我找到高梁，与他多次交流大飞机研制过程中的人和事。

有几个关键信息大致可以反映“运十”短暂的命运。（1）1970年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启动实施，目标是研制民用干线飞机，150吨级，续航里程7000公里。（2）项目由上海市牵头负责，全国相关单位协作，到1980年“运十”首飞成功。之后试飞4年多，先后抵达国内30多个大中城市。（3）到1984年决定终止研制，理由很多，相关部委态度不一，最终在结构调整中“下马”。（4）此后航空工业选择民用飞机“三步走”发展战略，即与国外合作组装——合作研制——自主研制；但十几年后又回到原点，队伍散了，由“运十”所构建的一系列技术平台和成果如航电、航材、航空发动机等都化为乌有。（5）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组装“麦道”飞机，后因波音兼并麦道而终止。之后民用大飞机研制基本上无人提及。

　　我深感困惑的是，在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生产线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终止自己历经10余年的研制项目？核心技术肯定是引进不了的，落后者可以通过学习和消化吸收加以提高，我们不可能单纯通过引进而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自主研制过程是掌握核心技术和缄默知识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并无捷径。

民用航空工业的调研和广泛讨论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暗下决心，争取把大型飞机作为科技部的调研课题，系统深入地开展战略研究，至少从中梳理总结一些科技政策问题，作为今后重大科技决策的一面镜子。这个话题很快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和参与，如北大路风教授、中央政策研究室王超平局长、原三机部飞机局胡溪涛局长、原国家科委人才干部局金履忠局长、原上海飞机制造公司“运十”副总设计师陈不时和研究院院长吴兴世等等纷纷聚集。每一个人都义无反顾，共同投入了这段非同寻常的研究历程。

　　此后一年多，调研组先后考察了上飞、西飞、陕飞、沈飞、哈飞等企业，拜访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民航总局等各大部委，与当年参与过“708工程”的上百位科学家、工程师进行了面对面的座谈交流。随着调研的逐渐深入，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这个调研的意见远远超出一般的课题研究，有可能最终对国家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有一个调研场景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上海飞机制造公司和640所是“708工程”的主体研制单位，是当年从全国各地高校、企业选拔的精干人员组成的。他们在这里奋斗了15年，结果无疾而终，每一个人提起往事既有成功的自豪，也带着失落和痛楚。我们来到工厂，看到当年曾飞过全国30多个城市、6次飞抵拉萨机场的“运十”飞机，静静地放置在厂区一角，诺大车间里空无一人，布满蜘蛛网，地面和遗留的机器设备覆盖着厚厚的灰尘，很难与当年八方才俊航空报国的热烈氛围联系到一起，内心的震撼不言而喻。

　　车间角落里有一个很大的铁皮柜，四周都被粗大的铁条牢牢地焊结着。陪同考察的人员告诉我们，这是美国人留下的和上飞厂合作组织麦道飞机的资料。1998年波音公司兼并麦道后，第一个行动就是终止在中国的合作组装项目。于是，美国人撤走了几乎所有的设备和资料，留给我们的只有尚未组装的零部件、空荡荡的厂区，以及来不及搬走的这些资料。即使这些资料早已失去价值，但美国人还一直严密监控，不允许中国人染指。

　　原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对“运十”十分关心，曾经为恢复“运十”项目奔走呼号，做了大量工作。他告诉我们，“运十”下马后，美国麦道公司一位副总曾对他直言，之所以选择在上海组装麦道飞机，就是因为上海搞过“运十”，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搞不成大飞机。

我们曾经到某部委与一位主管司局长交流，她说过去几十年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目前不具备发展大飞机的能力。搞不了航空发动机，没有好的航空材料，没有优秀的设计人才，适航问题更是难于登天，即使搞出大飞机也是枉然。她还说从支线飞机开始，逐步积累技术和获得适航取证能力，以后再过渡到大飞机，这是已经确定的发展路子。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能力不够就不干了，那么能力是怎么来的?放弃自主研制就能够自动缩小差距吗?更为重要的是，搞不搞大飞机不只是技术决策，而是政治决策——对国家利益和前途命运意味着什么。被克林顿称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三大科技工程——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和人类基因组计划，哪一个不是比登天还难?如果轻而易举就能做成，那还叫攻坚克难吗?这些技术能力都需要长久耐心的积累，是厚积薄发的结果。不迈出从0到1的一步，我们将永远与技术能力无缘。今天中国面临许多“卡脖子”问题，几乎都与缺乏战略思维和超前布局有直接关系。

　　调研中也遇到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运十”总设计师马凤山是中国航空工业的著名专家，也是这个项目的灵魂人物。“运十”下马前后，他和很多行业内专家一直呼吁工程不要停、队伍不要散，而他刚过60岁便过早离世。“运十”飞机试飞员王金大说，在他飞过的所有飞机机型中，“运十”的总体性能决不亚于当时的主流机型。他激动地说，如果你们能够让“运十”飞起来，我虽然老了，身体还算硬朗，愿意再当“运十”的试飞员。当年的民航总局局长杨元元说，自己一辈子飞过很多机型，但没有一种是中国的，希望能够成为中国大型商用飞机的第一个飞行员。拳拳赤子之心，苍天可鉴！

　　令我最为感动和难以忘怀的，是有幸结识一批具有战略思维和家国情怀的专家领导。他们思考和处理问题很少有本位主义，对个人得失更是不屑一顾，一切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坚守着初心与良知，无怨无悔地坚持着、努力着。 有一位领导干部令我至今感念不已，他是时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江上舟，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法归国的信息工程博士。我在上飞调研中与他结识，虽然当时他对大飞机情况也了解不多，但他主动参与到我们的调研中，那时我不知道他已身患重疾，但他的工作强度和积极性，根本不像一个病人。我每次去上海都与他进行交流沟通，他的博学、大器与担当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2005年启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论证时，科技部郑重向中央推荐他担任重大专项论证组组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不辱使命，为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和大飞机发展战略做出了重大贡献。江上舟，堪称国士！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路风教授。我在科技部工作期间，与大学的政策研究者多有接触，但总体感觉清谈者居多。路风和他的团队是个特例，他们多以问题导向，在产业一线从事技术政策研究，非常接地气和有针对性。路风是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博士，经济理论功底深厚，但从来没有以大学者自居，随和而谦逊，一幅邻家大哥的温良模样。在这次调研中，他带领团队不仅提供政策理论方面的支持，而且以学者的严谨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大飞机战略研究贡献甚多。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这是我对路风团队的基本印象，背后则是他的风骨与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

　　著名科学家王大珩先生对发展大型飞机投入了许多精力，数次倡议发起航空工业发展战略的讨论，并向中央提出建议。他说：“讲循序渐进，在现在世界激烈竞争的时候，还允许你稳如泰山地渐渐搞吗？什么叫序呢？序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但有人把）只能循人家已经有的规律（结论）前进，自己不敢越雷池半步叫循序。现实中，除了学习是循序以外，从科学发展来看，都是先看到现实再找根源，而不是先找到根源，再在根源上发展的。作为一个前进的事情，怎么能搞循序发展呢？……我们要的是‘寻优勇进’，要有开拓进取的精神。我们科学界还有这样的责任，一个是继承以往的，一个是把我们的知识传播出去，再加上创新，即传承辟新、寻优勇进。”王大珩先生已经作古，但他的告诫仍言犹在耳，字字千钧。

　　在大飞机调研以及之后的中长期规划重大专项论证中，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居功至伟。当时各方对发展大飞机的质疑远多于肯定，有的领导甚至说“大飞机就不要再提了”，但徐部长仍然明确支持我们的调研，并且与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一起担任双组长，充分体现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担当精神。大飞机专项经中央批准开展论证后，徐部长在专家选定、论证基础和方向等方面更是倾注了大量心力，为专项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卓越贡献。从2001年到2006年，我一直在徐部长身边工作，这是我一生的荣幸，他的专业精神和家国情怀时时感染着我，令我受益终生。

　　在科技部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共同牵头组成大飞机战略调研组之后，调研工作进入到有组织、有目标的新阶段。那段时间我们四处奔走，广泛对接。调研组内部讨论甚至争论都是家常便饭，希望从中找到共识和答案。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一个人都处在忘我的状态。王大珩、师昌绪先生担任调研组顾问，虽已年届八旬，仍然不辞辛苦地参与多次座谈对话。徐冠华、郑新立身居高位、公务繁忙，也经常抽出时间与调研组成员一起讨论商议。国事当头，夫复何求？

国家科技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点

　　2003年，科技部和中央政策研究室正式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我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是自1984年“运十”下马近20年后，由国家部委经过调查研究，郑重提出的重大决策意见。历经几年的努力，大飞机问题终于再次被纳入国家决策程序。报告大致形成了以下几个重要判断和意见：

　　——大型飞机是“现代工业之花”，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工业技术的发展，从轻工产品到汽车、飞机、电子通信……反映着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及工业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欧美国家穷其国力发展航空工业，正是力图以此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升级。这表明当代工业技术发展不只是自然进化与积累的过程，更是战略布局的结果。大型飞机的研制，涉及众多学科和技术，包括材料科学、空气动力学、航电、航空发动机等等，可以说是现代工业技术的集大成者。中国的工业结构不能永远停留在加工贸易的水平上，结构升级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并且迫在眉睫的课题。我们应当借鉴20世纪50年代的12年中长期科技规划“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以大型飞机研制重新整合和布局相关学科及工业结构，使之尽快跃升到世界先进行列。

　　——自主发展大型飞机，不仅在技术、经济方面意义重大，而且直接关乎国家安全。中国民用航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关键是这个市场由谁来主导。如果我们不甘心永远用7亿双鞋子换一架波音，不甘心永远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不甘心中国天空永远飞翔着他人的飞机，那就需要积极主动地谋篇布局。更为重要的是，大型飞机是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平台，现代战争的空中平台90%以上以大型飞机为基础，没有这个平台和能力，就无法建构完整的空天地海电磁一体化作战体系，就可能导致我国在未来战争中处于被动状态。与美国结盟的欧洲四国宁可25年不赚钱也要发展空客，其间还受到美国多方阻挠和打压，终于实现了与美国波音的同级较量，我国更不应当对此心存侥幸。

　　——经过多年的技术和产业积累，中国已经初步具备自主发展大型飞机的能力。当今世界，人们公认具备发展大飞机的潜力和需求的国家或地区，只有美、俄、中国及欧盟。无论是在学科还是工业布局上，我国都是全球系统最为完整的国家之一。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就已经让“运十”飞上天空，虽然距离商用化还比较遥远，但至少证明我们可以自主解决大部分技术问题。今天中国无论是技术还是经济实力，都与几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在大飞机研制上，我们欠缺的主要不是技术和经济实力，而是政治决断，是全行业大系统的一盘棋布局。

　　——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还要按市场化机制发展大型民用飞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让我们在许多关键领域实现了突破。今天，举国体制仍然是我们的法宝，但其内涵和外延都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企业力量、资本市场、国际合作以及市场竞争等新的维度，都决定了我们完全有可能、有必要最大程度地利用市场机制，以更高的效率和质量实现宏大目标。我们要开发的大型客机必须在成本、质量、可靠性、安全性、舒适性和配套服务等方面具有竞争力，最终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认可。因此，我们既要强调自主又要坚持开放，既要强调计划又要注重市场，既要强调战略又要注重商业。可以说“两条腿走路”的协调与合力，将决定着最终的结果甚至成败。　

　　2005年， “十一五”民机规划的第三条路线被提出来：通过技贸合作，力促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在我国设立总装线，合作组装大型客机。经谈判选择与空客合作组装空客320。一些省市为了争得这个项目落地，上下游说，最后定点在并无航空工业基础的天津滨海新区。天津承担全部基建投资，合同期内总装若干架A320，经营风险主要由中方承担，法方对技术严格封锁，不允许中国航空工业界参与。在1998年空客撕毁合作协议7年后，中国又一次走上合作组装的道路。特别是在中国政府已基本明确自主研制大型民机的关键时期，空客的“适时介入”很难让人不与当年麦道灭掉“运十”的过程联系起来。

　　2006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2006-2020）》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在中国经济和科技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战略决策。大型飞机作为规划纲要确定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终于尘埃落定。论证组组长是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李末，他在存在诸多分歧意见的专家中做了大量细致耐心的协调沟通工作，在关键时刻更是表现出了为国担当的勇气和魄力，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论证意见。有争议不可怕，怕的是和稀泥，是被局部利益所裹挟，是缺乏直面困难的担当。李末校长无愧于国家重托。

　　2008年，经过两年筹备的中国商飞集团公司在上海成立，标志着民用大飞机项目正式启运实施。从1970年启动“运十”研制，到2008年再启动大飞机专项，38年的风风雨雨，堪称一部国家发展历程的激荡史诗。所有对大飞机关注过的人们，都会为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感慨不已。这一行动充分表明，中国已经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力图在引领性、决定性的高科技产业领域有所作为。我们不甘心永远做服装鞋帽，不甘心永远居于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

重大科技决策事关国运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回顾大飞机曲折的发展历程，可以引发更多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中，究竟应当遵循什么逻辑和规律，才能避免方向性的失误。在一日千里的新科技大潮中，不要说路子走错了，即使走慢了，往往就意味着失去机会的窗口，再没有资格与他人论高下。因此，当科技越来越成为核心竞争力，甚至决定国运兴衰的当下，重大科技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本身的范畴，必须置于宏观经济、外交、政治等更大的历史与时代背景下审视。仅从大飞机的决策过程来看，至少应当反思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商业问题还是战略问题。许多商业行为无所谓高低远近，只要赚到钱就是硬道理。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家安全问题永远是最重要的。1840年以前中国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在洋人的坚船利炮面前一败涂地，丧权辱国。没有核心竞争力就只能永远跟在全球商业帝国后面跑龙套，看别人的脸色吃饭。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战略就是管长远和根本的问题，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与近期的商业利益无关、甚至相悖。美国启动阿波罗登月计划、曼哈顿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等，欧洲的空客计划、伽利略计划和核聚变计划，中国当年的“两弹一星”，都是着眼于未来的战略之举。遗憾的是，我们一些人常常以商业利益取代战略利益，一些重大技术领域走了一段后停了下来，相当于自废武功。

　　第二，是局部问题还是全局问题。在大飞机问题上，几十年来争议不断，军民之争、部门和地方之争、引进派与自主派之争、产业部门与应用部门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过分专注于本位利益，其实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涉及部门或地方利益的问题，争论往往等同于内耗，争论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更何况大飞机这类问题涉及国家间的竞争格局，外来的干扰和影响从来都不会自动消失，麦道和空客在关键时刻的介入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因此，如何建立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超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羁绊，避免各种非正常的干扰乃至破坏，这对于保障重大决策的及时性、可靠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

　　第三，是技术问题还是信念问题。技术能力不够，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这是大飞机调研和论证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调研之初，从部门到企业，从科学家到应用部门，很少有人对我国自主研制大飞机的能力抱有信心。差距是客观的，短期内赶上不切实际，对此我们非常清楚。之所以仍然执着地投入战略研究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大飞机，只是早晚而已。当年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技术能力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必须经过从无到有的创新实践，没有实实在在的行动，就永远不可能缩短差距。1970年，中国启动“运十”时，中央和当时的科学家们不知道有多难吗？但仅仅用了10年，“运十”便一飞冲天，这是中国民用航空事业长期难以企及的重要里程碑。我认为在这类重大战略问题上，信念比技术重要100倍。

　　第四，是以我为主还是依附他人。在科学技术上我们是后来者，承认差距，老老实实地向先进国家学习，这是起码的理性态度。但在大飞机问题上，发达国家绝不可能容忍一个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面对欧洲盟友，美国当年尚且痛下杀手，何论中国?即使在某些生产环节的合作，西方对于关键技术的限制和封锁也毫不放松。对发达国家抱有过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能让我们作茧自缚。大飞机发展经历的曲折过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一些人总是希望“找根洋拐棍”（宋健语），离了这根拐棍就不敢迈步，浪费了几十年时光。真正的国际科技合作，从来都是以珍珠换玛瑙，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自己如果没有足够对话和交易的能力，就不配享有技术进步与创新所带来的尊严。

第五，是专家决策还是科学决策。这些年来，专家学者在重大决策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充分体现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一些主管部门动不动就把重大决策权交给专家，重大战略工程项目需要充分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但决策的基础和逻辑是不是必须以此定论，甚至投票决定取舍，这种追求程序正确的安排是否真正符合科学决策的要义?我们知道，专家们更多关注的是技术上的问题，而对系统性、工程性和跨学科的问题少有涉及，更枉论产业、政治、外交等关联性问题。另外，门派之见、利益分配等问题已逐渐渗透到学术界的各个层面，专家个人很难超脱这一格局。因而，专家决策与科学决策不能混为一谈，既要尊重专家的意见，也要强调政治家的决策与担当，这应当是重大科技工程的基本决策逻辑。       

（编辑  碣石）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为期8天的中共二大通过了9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首部党章，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是本次党代会最突出的贡献。党的二大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宣言，第一次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第一个党章和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提出要求，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二大延续了一大的工作，共同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过程。

一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南成都路625号李达住所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中央局成员陈独秀（安徽怀宁人）、张国焘（江西萍乡人）、李达（湖南零陵人），上海的杨明斋（山东平度人）、北京的罗章龙（湖南浏阳人）、山东的王尽美（山东莒县人）、湖北的许白昊（湖北应城人）、湖南的蔡和森（湖南湘乡人）、广州的谭平山（广东高明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直隶天津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浙江金华人）等12人（一人姓名不详），代表全国党员195人。

中共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分析了国际形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及动力，讨论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等9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其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名单不详）。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二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代表中央局向大会报告一年来党的工作概况，介绍党组织的发展和京、汉、湘、粤等地工人运动的情况。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但是根据中国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经济现状，当前还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下的中国，现在只能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要先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1]

张国焘在会上介绍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并简要报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2]

陈独秀再次发言说：产业工人不能单独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现时的中国革命，必须联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才能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工人和农民才能得到选举的权利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工人阶级有了这些权利和自由，就能更有力地组织斗争，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准备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报告了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3]党的二大共进行了8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

三

中共二大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经杨明斋提议，代表们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陈独秀全面分析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花了约两天的时间起草了初稿，随后的几次讨论中，蔡和森又提出不少补充、修正的意见。当近万字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呈现在代表面前时，大家不禁惊呼起来。因为该宣言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都做了论断，并且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这在民主革命历史上堪称破天荒的创举。[4]

《宣言》写道：“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联合的同时不忘独立性，《宣言》明示，“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5]

第一次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策略，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此乃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最低纲领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党章。根本大法——党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最根本的法规，是中共党内的普遍行为规范，是中共整体意志的集中体现，是立党、治党和管党的总章程。[6]中共一大没有制定单独的党的章程，首部党章是从二大发轫的；二大党章的诞生，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完成。[7]此后，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和自身经验的积累，对章程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

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完整意义的章程共6章（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及附则）29条，分别对党员的条件和审批程序、党的组织系统及其构成、党的会议和活动方式、党的组织纪律、党的经费来源及使用等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初步构建了党的组织体系。应该讲，首次规定了纪律处分、特别突出组织纪律建设和更加强调政治纪律的中共首部党章，是比较完备的章程。以后的几次党代会，大多都是在二大党章的基础上做“小改”。到1927年中共五大闭幕后不久，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五大党章，其内容才作了较多的变动。[8]

中共二大还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其中的两条精要如下：一、我们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二、我们要“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9]

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是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系党关于统一战线的首个专门文件。[10]

该议决案阐明了民主联合战线的任务，说明了党在民主联合战线中的策略原则，提出了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的具体步骤，构想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有全国各革命团体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广泛的联合战线。在这个联合战线中，国共两党是一种平行的关系。[11]

“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议决案》同时写道：“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12]

中国共产党从一大主张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到二大提出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此倡议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具有开创性意义。

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青少年运动和妇女运动提出了要求。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强调，“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发展工人运动做出的第一个议决案，为全国的工会运动明确了发展方向。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以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掀起第一次高潮。其间，爆发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人数逾30万。当年9月14日至18日，安源路矿1.7万多名工人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组织领导下举行罢工斗争，取得胜利。[13]

“凡是受掠夺的少年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共产主义少年要去活动的地方；要在这些地方组织他们引导他们做种种经济的奋斗；这是吸引他们归依共产主义革命队伍旗帜最有救的道路。”《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他不但要在共产主义与少年国际领导之下为了少年劳动者经济和文化利益而奋斗，将他们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少年军旅，他同时要联络中国一切被压迫的少年们的革命势力在一条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上，引导他们做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斗。”[14]

大会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下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15]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二大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宣言》认为：“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16]

党的二大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最高中央领导和监督机关。根据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规定在党员人数超过500人，或已成立5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应选择一适当地方，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一大没有正式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开展工作，一大选举产生了中央局。[17]

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章第十七条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18]中共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5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3名，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管宣传、组织工作。

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到1922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党的二大终于专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决议案》强调：“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9]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与特殊的决议案，文字非常简短，但该决议对以后几十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就明确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照共产国际的21个条件行事，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必须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和指示，重要的组织人事安排等务必得到共产国际批准。[20]

概而言之，党的二大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宣言，第一次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第一个党章和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青少年运动及妇女运动提出要求，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这些“第一”，说明中共二大的成果令人鼓舞。在大会结束的7月23日，陈独秀已然忘记此乃秘密会议，他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如同演讲般高声地宣读大会文件。[21]中共二大乃国共合作的重要拐点，大会通过之各项决议案，几乎将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问题囊括其中，注定要开启统战大门。随着国共合作的形成，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全国，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为期8天的中共二大出色完成了中共一大在特定情境下未尽的党的创建伟业，续写了党的创建历史篇章。

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乃是中共二大最突出的贡献，党初步找到了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路径。党的二大另一主要功绩，是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两大重要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并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群众党”的含义包括中国共产党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不能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必须到群众中去，中国共产党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等方面。所以说，我党的群众工作，从中共二大开始翻开了新的、更为厚重的一页。[22]而中共二大的不足，是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尚缺乏深刻认识。

（编辑  杨利红）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加快以国内市场的内生动力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有利于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自主性和总体可控性。  

加快形成内生驱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今后可能会不断强化。在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的遏制影响下，我国对外贸易环境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对我国外贸增长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世界经济因此受到巨大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受到严重影响。我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疫情防控工作依然不能放松。面对复杂多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客观上有必要对我国以往依靠外部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做出适当调整，加快以国内市场的内生动力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进而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可控性。

我国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建设的有序推进以及企业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都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现阶段正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重要起步时期，加快内生驱动经济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必要的战略选择。经过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和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伟大成就。一个拥有14亿人口规模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国内市场初步形成，覆盖全国范围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广阔。这些有利的内部因素使得我国已经具备了依靠内生发展动力带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健增长的基础条件。

内生驱动经济增长的实现途径

我国国内市场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为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发展潜能。我国经济内生驱动增长方式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改善民生、保障民生为基本途径，进一步提升国内消费总体规模，使国内消费成为带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市场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居民消费信心不足的限制，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与供给能力之间一直存在着供需不平衡问题，进而出现了部分产能过剩、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升国内居民的消费水平。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国内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提高国内居民的购买力；另一方面，要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有足够的消费信心，敢于消费、愿意消费，这样才能使增加的收入被用于消费，形成更大的消费购买力。因此，促进消费和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是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在医疗、教育、养老和保障房建设等公共服务领域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和扶持力度，减少居民进行消费的后顾之忧，具有提高消费信心、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作用，有利于形成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水平不断提升的国内消费需求，使不断扩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二，以扎实推进城市化建设和乡村振兴工程为基本途径，不断提高城市化建设的水平和质量，使城乡现代化建设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城市化是推动工业化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工业化又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决定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条件。城市化建设不仅能够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而且对形成规模化的消费聚集区和产业聚集区具有带动作用。在城市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能单纯强调建设规模和速度，而应高度重视相关建设的宏观外溢效应和长远综合效益，坚决杜绝为了短期政绩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从全局性、战略性的角度，通过统筹规划、科学设计和严格论证，精心做好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工程的整体规划和合理布局，并且扎实稳妥地逐步实施，不断提高城市化建设、乡村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城市建设的基本布局不仅要满足当时、当地经济发展的短期要求，而且要符合未来更长时期、更大范围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长远要求，在全国形成具有不同核心功能、不同产业特色的大型区域经济带和现代产业聚集区，进一步提升我国区域经济的规模体量和现代产业的整体实力。此外，城市化建设还要统筹兼顾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不仅要惠及城市人口，也要惠及农村人口；不仅要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也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通过扎实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工程，全面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大力促进现代农业、现代农产品加工业、现代服务业在农村地区深入发展，从而提升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扩大我国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使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成为国家全面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受益者和参与者。

第三，以科技进步、自主创新为基本途径进一步推动企业创新发展，不断提高企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使企业创新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内生动力。科技水平的提高、创新能力的增强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过去由于我国工业技术基础较为薄弱，科技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企业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提高，市场环境和外部力量的倒逼压力，迫使企业必须转向依靠提高产品品质的创新型发展方式。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成为我国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市场需求方面看，随着国内市场规模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市场需求对企业产品的质量、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促使企业更加注重对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持续投入。在企业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国内逐渐形成以企业自身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手段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态势，促进企业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进而带动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国内消费市场的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而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会进一步拉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推动国民经济保持长期高质量发展。

实施内生驱动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意义

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最好方式，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好促进国内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各项工作，持续不断地提升我国科技水平和整体实力。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经济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条件，强大的自身经济实力是抵御各种外部风险与挑战的根本保障。实施内生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减少我国经济发展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能够增强我国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性和灵活性，对于我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内生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排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更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在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基础上，使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建立起更加平衡、稳定的相互关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上，以更强实力的中国企业、中国产品，乃至中国资金、中国基建，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深度与广度。随着我国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在高端产品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将得到提升。这有助于形成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条件。

（编辑 宋斌斌）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不少城市都经历过严格的疫情防控，一些跨国企业开始考虑把供应链移出中国，或采取“中国+1”战略。当前，我国高端产业链集中于沿海少数大城市。4月份，全球汽车芯片大厂安森美关闭了位于上海的全球配送中心，迁往新加坡。苹果公司旗下产品iPad，决定将部分生产线迁移到越南。目前，绝大多数外企仍然看好中国市场。但是，部分跨国企业的外迁和供应链的相应调整，仍然会给我国产业安全稳定带来隐忧。

产业转移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

2010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指出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2022年1月，工信部发布了《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中心城市等创新要素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地区转移，支持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和环保、能效、安全生产等标准要求的高载能行业向西部清洁能源优势地区集聚。

西部一些地区具备承接高端产业生产的能力。近年来，重庆按照“整机＋配套”的垂直整合发展模式，相继引进了跨国公司惠普、宏碁、富士康等电脑巨头。英特尔在四川成都建成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在西部地区，一个从芯片最上游硅材到芯片最下游封装测试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正在形成。甘肃的集成电路产量排名全国第二，西安三星半导体工厂是全球最大的闪存芯片制造基地，宁夏银川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单晶硅制造基地。近年来，西部基础设施和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拥有众多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又有大规模新能源开发利用和充足的水资源供应，具备承接高技术产业能力。

在大国竞争和乌克兰危机等背景下，将主要产业链过度集中于少数超大城市，具有不可持续性。应对复杂国际形势需要产业布局调整。2021年，北、上、广、深以及杭州、苏州6个城市，高新技术企业均超过10000家，中高端人才流入率最高的5座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杭州，合计占全国的37.4%。要尽快调整全国产业布局，形成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这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经济循环过程中出现堵点、断点，循环就会受阻。”“我们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炼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没有任何人能打倒我们、卡死我们。”

当前，东南亚、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正在崛起，而西方国家正在推进产业链“去中国化”。要畅通产业链“内循环”，必须加快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合作，实现产业体系的新一轮重构，推动西部地区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阀和稳定器。

将推动产业布局调整上升为国家战略

由于物流成本高、人才要素聚集难、产业配套能力弱等因素的影响，推动高端产业以及集群调整布局或向西部转移存在一定难度。面临复杂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反复无常的疫情影响，只是从成本和市场的角度考虑产业布局调整显然是不够的，要从安全、多元、平衡的角度重新审视，巩固国内产业链，防止产业链规模化外迁，努力形成全国产业链的有益补充，加速推动西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建立高层推动机制。在中央层面建立产业转移承接领导小组，负责产业链转移的发展规划编制、重大布局调整和重点政策制定。在西部地区选择一批发展潜力较大的二三线城市，以这些城市的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和自创区为载体，同时，赋予这些城市经济特区的功能定位，探索构建高端产业链的备份生产线和生产基地。

二是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建立中央政府层面产业转移扶持基金，增加中央财政安排贴息资金规模，通过竞标的方式推动产业转移项目落地实施。大幅度降低承接地企业增值税、所得税税率，有效降低关键科技行业的个人所得边际税率。发挥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作用，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产业转移项目。

三是完善利益分享机制。建立协调发展的投资合作机制，对于可能产生较大收益的高端产业转移项目，应不受项目所在地的限制，实行联合投资；对于跨区域的产业转移项目，应采取联合共建、股份化运作等方式，进行利益分成和收益共享。重新核定承接地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适宜建设区域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四是创新区域合作机制。支持城市间发展“飞地经济”，鼓励沿海和西部城市通过委托管理、投资合作、共同组建公司管理园区等形式合作共建园区。鼓励引导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加强创新要素对接流动，合作共建技术转移中心、成果转化基金，加快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区域合作重点项目。

五是健全“双碳”考核目标。研究制定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项目的能耗总量指标部分转入承接地的政策。可以将承接的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项目能耗指标按照双方各自的存量基础和未来排放趋势拟定一定的比例（例如30%—50%）转入承接地；或对承接的重大产业项目能耗指标且对全国减污降碳整体有利的指标纳入全国单列，即国家掌握一定指标，对西部产业承接地进行扶持。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