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驱动的创新与高科技发展方向

熊彼特创新经济学关于创新的驱动力，是商业利润；即在追求商业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家将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全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原料渠道、开辟新市场或革新组织管理模式。还有“科学牵引型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被科学的发展来牵引的。代表者瓦尼克·布什。在他所撰写的《科学：无穷的前沿》报告中认为，是基础研究的进展，带动了技术创新。但哈佛大学教授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等，在《技术科学革命的起源：反思研究的本质和培育》一书中指出，布什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事实上，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互为动力，在发明与发现的循环中相互推进。

最新的关于创新驱动力的理论，是一种关于“场景驱动的创新”(Context-Driven Innovation)理论。即以场景为载体，以使命或战略为引领，驱动技术、市场等创新要素有机协同整合与多元化的应用。这种理论本质是需求牵引型创新理论，但将需求牵引又往前溯源了一步：即需求的来源是场景。也就是说，先有应用的场景，然后由场景推导出需求。以满足需求生成愿景即使命或战略，然后由愿景来驱动创新，形成新技术，推动新市场。

场景驱动型创新理论主要有三点：

一是基础研究的地位。基础研究是源头创新成果，非常重要。但在场景驱动创新理论看来，基础研究亦是基于对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产生的重大需求提出的科学问题所驱动的。基础研究是一种“奢侈品”，世界上只有少数已经在高科技领域步入无人区的发达国家才有真正的对基础研究的需求，因为必须靠着基础研究指导才能在无人区探路。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因未真正进入科技发展最前沿而无法提出真正的原始创新需求，而且既没有基础研究的迫切性，也没有丰富资源支撑。因此，首先应该把资源集中于应用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是真正的需求驱动，而应用基础研究是场景的驱动。

历史的规律也往往是，后发国家在起点较低、资源有限条件下，一开始只能专注于应用研究；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德国等国在实现了现代化后，有条件在从事应用研究的同时关注应用基础研究及部分基础研究。只有欧美等发达国家才在重点进行应用基础研究（即我们常说的“巴斯德象限”）的同时，在基础研究方面一度引领全世界。但目前，由于基础科学的突破产生瓶颈，加之为赢得与中国的竞争，欧美等国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应用基础研究上。

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在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发展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并积累了较雄厚的基础。如果说此前我们主要是以直接需求驱动创新，集中于应用研究以解决国计民生中急需的科技问题，那么，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以及中国已成为世界科技大国，我们必须把重心放在应用基础研究上，由场景来驱动创新。与此同时，中国在部分高科技领域已进入世界前沿，步入“无人区”即真正有了原始创新的迫切需求，因此必须注意基础研究。当下，我们应该平衡好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坚定不移把应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放在中心位置，逐渐加大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的资源投入比重。

二是信息与智能化时代的创新路径。过去的创新路径，是沿着“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线性方式组织的，基础研究的成果走到最终应用需要有很多环节，特别是成果转化，一直是从研究到应用路径中的难题，被称为“死亡峡谷”。但在场景驱动型创新中，从基础研究开始，就直接是瞄准产业问题开展的，源头创新的成果形式已经不是知识形态，而是产品形态，是把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产品研究一整套创新链直接压缩在一个组织里，把产学研浓缩在一个产品形态上开展协同。这在人工智能领域表现得特别显著。统计显示，从2002年到2014年，学术界在开发最先进的AI系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2014年到2022年，32个重要的机器学习模型都诞生在产业界，学术界仅有3个，2023年的数据比例相似，就是这一原因的产物。

近年来，美国科技“七巨头”（苹果、微软、英伟达、亚马逊、谷歌、Meta、特斯拉）的成长及其所带动的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就是得益于这一创新路径。先进算法、先进芯片以及各种硬件终端及操作系统，都不是高校、实验室或国家研究机构单独研发出来的，而是直接围绕企业最终产品进行协同创新的产物，其中，应用场景是最重要驱动因素。中国华为公司的成功也是因此，即一切围绕形成自主产业体系，缺什么补什么。但相较而言，目前中国高科技领域创新链各环节比较分散以至于成果转化少转化慢现象大量存在。

三是路径依赖。现代高科技发展的驱动在于场景，什么样的场景以及场景的丰富与多样性，最终影响到高科技发展与应用。

尽管美国源头创新非常活跃，但其制造业比例较低，金融等虚拟经济及服务型经济产业比重大。相应地，美国AI主要应用于虚拟经济和IT基础工具，AI技术也是“脱实向虚”，2007年以来硅谷不断炒作虚拟现实（VR）、元宇宙、区块链等，是这个趋势的反映。而中国尽管原始创新相对较薄弱，但因中国实体经济比重高，应用场景远较美国丰富且多样化。所以中国利用AI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前景非常广阔，并有条件形成进一步推动AI算法与物理机理融合的巨大动力。

人工智能技术前沿重要方向之一，为具身智能，即有身体并支持与物理世界进行交互的智能体，如机器人、无人车等。这也是场景驱动创新最具象最易出成果的领域。中国是世界机器人生产与应用大国，亦是无人车与无人机生产与应用大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连续两年超过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人形机器人产值近200亿。得益于中国应用场景的丰富性完全碾压美国，这将为我国具身智能以及AI后续发展提供最为强大的动力。而相比较之下，迄今为止，除英伟达之外，美国高科技企业AI投资大规模亏损，通用大模型应用范围十分有限，波士顿动力被迫出售，都是与应用场景有限相关。

创新生态理论与激励机制的重要性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最初单个企业创新，发展到后来的对作为总体的企业及企业家创新的关注，至多关注了市场类型，是“要素创新”理论。尼尔森等人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了体系创新，尤其是创新链路的畅通以及创新政策；OECD关于创新测试的报告首次提出，创新是一系列互补性资产共同组成的结果，这些资产不仅包括研发，也包括软件、人力资本和新的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上，学术界提出创新生态系统概念。这一理论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相互连接组织构成的网络，这些网络围绕着核心企业或平台构建，由各类创新主体(包括创新组织、创新物种)与外部环境通过知识、技术、文化等构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实现价值创造和共享。这一理论还指出，创新往往在“良好的生态系统”中最为成功，其中最重要的是正确的投?组合与优秀的??资源。而这二者又需要与正确的激励措施相结合。

创新生态理论给发展高科技的启示主要有三条：

第一，创新已不仅仅是依赖于单主体创新，也不仅仅依赖于一个国家政策制度，而是依赖于创新主体所处的环境。这一环境构成了创新主体生长与活动的外在约束，如同树木生长的生态。决定了创新主体创新的活跃程度、资源获得的便利性，特别是创意与创新可获得实现与回报的程度，由此决定了创新绩效。正如《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所揭示的那样，创新生态远比创新本身重要。“只有在良好的创新生态圈中，才能产生多样性、信任、规则、驱动力这样导向成功的雨林法则，才能催生利他、开放、资源快速流动，政府、私营部门与研究机构（高校）才能进行良性分工，不同背景的创业者、科学家、投资家也才能建立有效连接，并快速建立信任和产生交易。”因此，创建“热带雨林”意味着尽可能提高创新的可能性。

第二，创新生态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两个：一是投资。高科技领域投资风险程度很高，所以风险投资在创新生态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两个环节对风险投资的依赖最为迫切。首先是初创公司的成长，依赖于风险投资；再次是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需要风险投资来铺设道路。而风险投资除了私人资本之外，国家作为高科技的风险承担者，以一定的政府基金为引导，引导社会投资流向高科技初创公司，为支撑高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进行背书，都是至关重要的。二是人力资源。高科技领域，有新创意与新创造的杰出人才非常重要。一个优秀人才可以带动一个团队，可以引领一个方向，可以开辟一个全新领域。所以，我们说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此话不虚。

目前，在人才方面，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于中国。美国保尔森基金会2003年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拥有全球60%的顶级AI研究机构，是全球最精英(前2%)AI人才的首选就业目的地，57%的最精英的AI人才首选在美国就业。数据还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顶级AI人才输出国，在中国接受本科教育的顶级（前20%）AI人才占全球47%，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77%选择了留在美国工作。表明美国对人才的吸引力高于中国。但中美两国人才差距有可能缩小。根据报告，2022年中国培养的全球顶级AI研究人员比例升至47%，较2019年的29%有了大幅提升。其中最精英的（前2%）AI人才现在有26%出自中国，美国是28%，两者非常接近。与此同时，由于美国限制中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留学生，加之美国出台针对科技界的“中国法案”，2022年有28%的顶级AI人才选择愿意在中国工作，而2019年仅有11%。

在投资方面，2023年，亚马逊、Meta、谷歌、微软在资本支出和研发费用上的总投入分别达到了1357亿美元和1967亿美元，同比增长47%和14%，而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的资本支出和研发投入总和为929亿元人民币和1450亿元人民币，同比变化为-17%和3%。从科技公司市值看，截至2025年4月，美国“七巨头”总市值达17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3万亿元），占标普500指数总市值的1/3。中国“七姐妹”（腾讯、阿里、小米、中芯国际、比亚迪、京东、美团）总市值约1.45万亿美元，仅为美国七巨头的1/11量级‌。对于以估值为基础的各类风险投资来说，中国科技公司市值近年来的萎缩，不是一个好的迹象。但2025年年初，随着杭州“六小龙（深度求索、游戏科学、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和群核科技）”的强力崛起，中国高科技公司估值正快速上升；相反，美国高科技公司估值从最高处跌落。显示此前美国高科技领域泡沫化明显，而中国高科技公司前景正走向乐观。

第三，正确的激励政策是根本。正确的投资组合与优秀的人才，都需要有正确的激励政策。最重要的是激励相容政策，即让所有的付出能够匹配相应的回报；这样才能够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到高科技领域，能够激励人才全身心投入创新创造活动中。硅谷之所以能够吸引全世界高达30%的风险投资和高达60%的最优秀AI领域人才，产生一大批诸如马斯克、黄仁勋、苏姿丰等移民创新领袖，就是依赖于这里每一笔风险投资及每一个创新创业活动，都能产生即时或长远的效果，让投资者与人才产生价值感与归宿感。

中国要建设成为世界科技高地与科创中心，资金密度和精英科技人才密度的发挥程度是关键。而要长期吸引资本，激发人才，生态至关重要。生态好，资本和人才就会汇聚过来，创新就会自发涌现并长盛不衰。

创新经济学新发展及中美比较对我国高科技发展的几点启示

以创新经济学新发展为框架进行比较，中美在高科技竞争中目前拥有各自的优势。

就美国而言：拥有先发优势；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搞“有组织科研”具有经验；在源头创新上领先；在算力与数据基础设施方面暂时领先；在创新生态营造上领先于中国。

就中国而言：拥有赶超经验；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上正积极探索；应用场景丰富而在应用创新与产业化上有可能领先于美国；在传统基建上已大幅领先于美国。

当然，中美目前最大的差距仍可能在创新生态上。中国必须更加注重创新生态构建，以吸引足够的人才与资本投入。

创新经济学的发展，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有自己的强大竞争力。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我的极限竞争，是挑战也是机遇,倒逼中国更坚定走独立自主的科技发展之路。二是中国必须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在制定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在推动军民一体化科技协同发展、在汇集资源避免“内卷式”竞争、在推动建立上下游贯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在构建和投资于统一的强大高科技基础设施以及维护高科技领域安全与风险防范等方面，发挥好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双重积极性。三是坚持场景驱动的创新不动摇。我国的优势在实体经济，制造业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特点是场景多、数据量大；要坚持创新链与产业链相结合融合，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以创新链强固产业链。四是坚持营造有利于投资者与创新人才汇聚的良好创新生态。要特别注重维护有利于耐心资本投资及成长的大环境，注重发挥好政府基金引导作用；形成在以信任为前提下激发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活力的机制，最大限度保障科研人员自主权，最大限度保证科研人员不被非科研活动所干扰，健全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尊重创新的科研领域治理价值导向。

结语

2024年2月6日的《纽约时报》曾发表美国著名保守主义作家罗斯·杜萨特（Ross Douthat）的一篇题为《只有美国才能拯救未来》的文章。预言两代人之后的世界，美国仍是真正的创新活力源泉，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将兴起“新浮士德文明”“一个从休斯敦到旧金山狭窄地带的城市蔓延开来的新美国”。这实际上是说美国借助其人工智能领域先发优势，在“人工智能造神”的优势下，自身将被打造为“人造上帝”，使得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在技术上进而在精神上全方位臣服于美国，而美国也借此继续塑造和定义世界的未来。

但不到一年，DeepSeek的横空问世，让美国人震惊不已。在高科技博弈这个“上甘岭”，中国有“谜一样的东方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不信邪，不怕鬼，不畏强敌，向死而生；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完全有信心，中国一定能够建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科技强国！

（编辑 尚鸣）

近期，特朗普实施“对等关税”引发全球资产价格剧震，4月7日，A股亦出现明显调整。随后，中央汇金公司果断入市托底，大举增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央行宣布必要时提供再贷款支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调保险机构权益资产配置比例上限，社保基金主动增持国内股票，央企和民企积极增持回购，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有力地推动了A股止跌企稳。在稳市救市的过程中，中央汇金公司发挥了“类平准基金”职能。“平准基金”的概念再度被市场关注。

然而，中央汇金作为“类平准基金”，仍然与一般意义上的股市平准基金在职能上有较大区别。股市平准基金的唯一职能就是托底救市，而中央汇金还有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等其他职能；股市平准基金往往有一套成机制的制度安排，如明确的资金来源、透明的退出机制等，而中央汇金灵活性更高；且股市平准基金往往规模更大。因此我国需要研究设立真正意义上的“股市平准基金”，这对于及时矫治市场失灵，防止风险跨市场传染波及实体经济，很有必要。在此，我们分析了境外平准基金的方式经验，分析了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主要制度构想。

平准基金的概念界定和境外实践

平准基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平准基金既包括“救市场”的股市平准基金，也包括“救机构”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平准”一词源于《史记·平準书》，是中国古代政府调节市场物价的政策措施，通过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物资的方式实现，与当今的“逆周期调节”的内涵一致。境外语境下，平准基金即稳定基金（Stabilization Fund），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范畴，既包括救助金融机构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如美国财政部设立的有序清算基金（Orderly Liquidation Fund，简称OLF），主要目的是确保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破产清算的有效执行；也涵盖干预市场的股市平准基金、外汇平准基金。市场热议的平准基金是狭义的股市平准基金，即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以法定方式建立的救市基金，主要通过在股市暴跌时买进，托底止跌，恢复市场信心，以达到稳定市场的目的。

从理论和国际运行经验出发，金融市场在出现系统性风险时都有必要进行干预，且制度规则越清晰、越完善，越能避免寻租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事实上，股市平准基金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突发性市场危机。例如2003年韩国遭遇“信用卡危机”波及股市，韩国证券监管机构设立总值4000亿韩元的投资基金进行救市。随后韩国股市企稳，并开启长达4年的牛市，韩国综合指数从2003年4月的500点左右上涨至2007年高点2085.45点。

总之，股市平准基金作为一种逆周期调节手段，应被合理看待，关键在于吸取境外经验，做好制度设计。

平准基金的境外实践

美国：平准基金发源地，倾向通过注资银行，为市场提供流动性

美国在1930年大萧条时期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分别成立了外汇平准基金和救市基金。

1934年成立外汇平准基金。1933年4月19日，美国放弃金本位，美元大幅贬值，1盎司黄金的价格从金本位时期的20.67美元升至1934年1月的35美元，意味美元贬值了40.94%。为了维护汇率稳定，1934年，美国政府依据《黄金储备法》设立外汇平准基金，财政部划转20亿美元作为账户资本，随后美元汇率快速企稳。20世纪70年代，各国纷纷转向浮动汇率制度，外汇平准基金的职能也从稳定汇率逐步转为国际贷款及特殊时期经济救助。2020年3月，美国国会批准外汇平准基金向运输业提供贷款和贷款担保460亿美元，向美联储提供资金4540亿美元用于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成立救市基金。2008年9月，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倒闭，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濒临破产，期间道琼斯指数单日跌幅一度超过500点，全球市场剧烈波动。为避免恐慌情绪蔓延，美联储动用其在1929年之后获得的特别授权，提供850亿美元贷款来支持AIG免于倒闭。之后，美联储联合十大银行成立700亿美元救市基金，为存在破产风险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保障。2008年10月，美国财政部实施2500亿美元资产购买计划，用于购买银行优先股。

日本：平准基金多次救市，并逐步演变为央行直接购买股票

日本股市平准基金最早可追溯至二战期间，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期间多次入市托底。发展至今，日本股市平准基金已逐渐演变成一种常态化调控手段，且采取央行直接下场购买股票的方式。

1.二战及战后经济恢复期（1941-1951年）。为了防止战争对股市造成重大冲击，日本政府于1941年设立“日本协同证券公司”来维持股价稳定；二战结束后，1950年，日本政府促使银行及寿险公司适度购入股票，以避免股市剧烈波动对经济恢复产生不良影响，并于1951年成立证券投资信托基金进行平准操作 。

2.证券基金倒闭引发的股灾期（1964-1965年）。1963年7月，受到美国境内筹资加税政策冲击，叠加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等因素，日本大量投资信托基金解约，大和、野村等证券公司出现倒闭危机。受此影响，日经指数重挫，从年内高点1600点上方跌至1200点附近，跌幅约26%。日本政府于1964年1月成立“日本共同证券基金”，由14家银行与4家证券公司出资约1900亿日元救市。1965年，日本证券行业自发成立“证券保有组合基金”，追加约3200亿日元进行救市。

3.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期（1995-2005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经济破裂，股市持续下跌，1995年又逢阪神大地震，经济“雪上加霜”，日经225指数半年内跌去30%。同年6月，日本政府成立“股市安定基金”，规模约2万亿日元，以阻止股市进一步下挫。

4.国际金融危机及新冠疫情冲击期（2010年至今）。2010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日本央行开始直接下场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进行救市。新冠疫情期间，央行ETF购买量增长至历史高位，2020年年度购买量近7万亿日元。

韩国：交易所等监管机构主导并出资设立，历次危机均有平准基金入场

韩国历史上多次设立平准基金救市，主要分为四个时期。

1.韩国股市泡沫破裂期（1989-1990年）。韩国综合指数从1989年4月3日的1015.75点高位，跌至1990年4月30日的688.66点，跌幅32.2%。为稳定国内市场，韩国政府于1990年5月成立股市稳定基金，由金融机构出资4万亿韩元托市，同年9月又成立“保证股价基金”，再度投入约2.6万亿韩元。

2.韩国信用卡危机期（2002-2004年）。此期间在韩国金融史上被称为“信用卡大乱期”。由于前期信用卡滥发，以及监管、征信体系不健全等因素，2002年下半年开始，信用卡积累的风险开始爆发，韩国居民负债累累、无力偿还，金融公司坏账快速增加。至2003年底，韩国信用不良者数量超过300万人，占当时经济活动人口的18%。信用卡危机不仅重挫韩国经济，也波及股市，韩国综合指数从2002年4月接近940的高点下跌45%至2003年4月的500点附近。在此背景下，韩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设立总值4000亿韩元的投资基金，以稳定股市。

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综合指数跌幅近50%，韩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于2008年10月重新筹资设立了总值5150亿元的股市稳定基金，在2008年11月-2009年3月期间按月入市，注入流动性。

中国香港：1998年阻击境外空头、维护汇市股市，成为平准基金运用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1997年8月，以量子基金、老虎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资本大举做空港股、港币。其手法是事先沽空恒指期货，然后在外汇远期沽空港币，联系汇率制度下港币远期汇率下跌将引起利率抬升，导致股指下挫，从而使沽空恒指的国际炒家获利。恒指从1997年10月的15000高点，暴跌至1998年8月13日的6660.41点，创5年新低 。1998年8月14日，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金融管理局首次动用外汇基金入市，通过获多利、和升、中银等经纪大举买入汇丰控股、香港电讯、长江实业等大盘蓝筹股以推高恒指，当日恒指涨8%。此后半个月，国际炒家和港府反复拉锯，在最关键的期货结算日8月28日，港府顶住抛压，将恒指稳定在7800点水平，致使国际炒家平仓离场，打赢了金融保卫战。

从境外经验看平准基金制度设计要点

平准基金能否顺利推出、产生效果，需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平准基金应该交给谁管理？由谁出钱？什么情况下才能调动入市？以及如何最大程度防止可能产生的寻租问题及市场扭曲问题？

组织体系：谁来管理

一，平准基金由政府主导，其管理主体（主管机构）为政府部门。平准基金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理应由政府管理。例如，美国此类基金由财政部主管，2010年后日本平准基金由央行主导，我国台湾地区“安定基金”由“行政院”主管、我国香港地区的平准基金则由金融管理局主管。

二，为确保平准基金操作的时效性、科学性，其运行主体需要具有专业化、市场化特质，往往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来负责。其人员构成除了政府官员外，还需要有资深的经济与金融专家等，为平准基金的日常运行和操作决策提供理论支持，确保平准基金重大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具备丰富证券投资经验的从业人员，进行日常资金管理以及按照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指令进行具体的股票买卖，确保平准基金入市操作的专业性 。

资金规模和资金来源：谁出钱

1.平准基金需具有合适的规模，国外一般约为总市值的2%～6%。平准基金规模过小，无法起到提振信心、托底止跌的效果；规模过大，则会加大资金运行成本及退出难度。

日本平准基金规模约占入市时股市总市值的1%～6%，简单算术平均值为3.0%。例如，1964年成立的“日本共同证券基金”，规模1900亿日元，约占当时日本股市市值的2.6%；1995年成立的“股市安定基金”，规模约2万亿日元，市值规模0.6%。2010年后，日本央行下场购买ETF，最初计划购买金额较小，保有余额上限为4500亿日元。2013年日本央行取消保有余额上限，改为设置新增额上限，并不断提高。到2020年，每年买入上限已提高至12万亿日元。2024年9月末，日本央行持有ETF规模37.2万亿元，日股市值950.2万亿日元，占比3.9%（最高时占比达5.7%）。韩国方面，平准基金规模约占市值的0.1%～5%，简单算术平均值2.1%。例如，1990年5月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市值规模5.0%。1998年，中国香港共投入1181亿港元，购买33只恒生指数股，约占当时总市值的6.2% 。

2.平准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统筹安排，或由政府协调金融机构出资，或由政府直接出资。

一是源自金融机构。典型的例子是韩国，其平准基金的出资机构或是银行、券商等大型金融机构，或是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例如，1990年的股市平准基金由627家机构出资成立，其中证券公司出资2万亿韩元，银行出资0.5万亿韩元，保险出资0.5万亿韩元。再如，2003年、2008年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都是由韩交所、韩国证券业协会、韩国证券保管中心出资的，其中韩交所出资50%。

二是源自央行或财政部。例如，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财政部及大型银行共同出资超4000亿美元入市。再如，疫情期间日本央行“大手笔”买入ETF。我国台湾地区的“安定基金”比较特别，基金规模上限为5000亿新台币，其中2000亿由当局以所持有的官股向金融机构融资获得，3000亿来源于当局的劳工保险基金、劳工退休基金等（可供证券投资而尚未投资的部分）。我国台湾地区之所以选择利用公共基金而放弃财政拨款的形式，主要是为了绕开相对繁杂的预算程序，给予“安定基金”资金筹措上的灵活性和便捷性。

介入时点：什么情况下才能调动入市

对于平准基金的介入时点，一般只有定性的规定，没有量化的标准。平准基金入场干预的时点至关重要，入场过早，会阻碍市场自我调节机制，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且可能出现较大亏损；入场过晚，可能会错过救市黄金窗口，危害已然发生并扩大。

既然介入时点如此重要，那要不要设立一套明确的量化标准规定平准基金的入场条件？例如，半年内跌幅超过50%，或者连续两周跌幅超20%等。事实上，从境外实践看，各主要经济体普遍还是以定性标准为主，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如规定因海内外重大事件、国际资金大幅移动，显著影响民众信心，导致资本市场有失序风险时，平准基金可以进行托底救市。一方面，设置量化标准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投资者明确预期到市场只要达到一定跌幅，政府必然出来“买单”，因此会进行更加激进的投机行为，拉高市场风险偏好导致风险积压。另一方面，量化标准很难适应时刻变化的经济环境，若标准过于宽松，则入场过早，若标准过于严苛，则入场过晚。

买入标的和操作：如何防止寻租和利益输送

平准基金的买入标的主要是权重股或跟踪指数的ETF。一方面，购买非指数成分股，容易引起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问题。例如，我国台湾地区2008年救市时，“安定基金”购入兆赫、友讯、东联等非指数成分股，购入金额亦与市值不成比例，引发市场质疑。另一方面，权重股拉抬股指的效果更好，更容易扭转悲观预期，起到托底止跌的作用。2010年以来，日本央行长期干预，大举购买跟踪东证指数和日经225指数的ETF，叠加安倍政府较有力的经济举措，日本股市从2013年起开启十年长牛行情，日经指数从不足10000点水平涨至2024年初40000点以上，累计涨幅超300%。

平准基金的操作应做到事前保密，事后公开。从境外案例看，平准基金操作过程中，往往仅在事前公布基金规模，起到引导预期的作用，而具体标的和进场日期都是保密的。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执行秘书与工作人员、接受委托的专业机构从业人员，对操作计划应保密。若违反该规定，将被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1000万新台币罚金。而在操作完成后，为保证透明度，应将平准基金的操作绩效、过程及选股标的予以披露。例如我国台湾地区要求，“安定基金”应于完成任务后三个月内将运用资金额度以及相关评估报告送“立法院”。

退出机制：如何防止市场扭曲

除了日本，大部分经济体平准基金都会安排退出机制，在市场企稳上涨时缓慢退出，以减少市场扭曲。平准基金长期、大规模连续性干预市场，会削弱市场价格发现功能，造成市场扭曲，因此退出机制至关重要。

一是退出时点一般选在市场企稳或上涨时，以求尽量回收救市期间的投入资金。

二是退出方式主要是直接减持或发行指数基金。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就是在股市上行期逐步售出股票。我国香港地区则采取发行指数基金的方式退出，1999年11月，香港成立盈富基金，接受投资者现金认购，然后再从外汇基金中买回一篮子股票，从而将官股平稳转交回投资者手中。2022年，该基金完成最后一批待沽基金单位认购，历时4年，回报率超83%。

三是退出节奏较慢，时间较长，一般在5年以上。美国方面，救市基金存续期约4年。2008年美联储、财政部及大型银行联合救市，2012年3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已完成出售其所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日本方面，早期设立的共同证券基金存续期约7年（时间跨度1964-1971年），证券保有组合基金存续期约4年（时间跨度1965-1969年）。韩国方面，1990年金融机构筹集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至1996年解散，历时6年；2003年韩交所等成立的投资基金，在2006到2007年间卖出，历时约4年。

实施效果：短期有效，长期仍取决于基本面

短期来看，平准基金通过恰当的入场时机和足够的买入力度，能有效地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恢复投资者信心，从而促使股市企稳回升。例如，1995年日本股灾时期，日本股市安定基金入市后，市场很快得到企稳。

长期来看，上市公司股价由盈利能力决定，最终仍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的成色。平准基金更多用于应对非经济冲击引发的市场下跌，当市场因经济疲软而震荡时，平准基金往往只能短期抬升股指，无法扭转下跌趋势。这时更需要的是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助力实体经济企稳，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方能实现长牛慢牛。以韩国为例，1990年5月设立股市稳定基金后，股市短暂反弹，但6-8月继续下跌24%。主要原因是当时韩国处在滞胀期，央行为控制通胀不断加息，制约了救市效果。2003年再度推出平准基金时，其效果明显好于1990年。主要原因是韩国政府在设立股市稳定基金的同时，还实施了一系列扩张性政策，包括扩大财政支出和降息等，促使经济增速筑底回升，助力了股市的逆转向上。

关于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构想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已进入制度改革深水区，注册制走深走实的过程可能仍有“荆棘”，客观规律决定上市公司质量提升、投资者结构转变、市场生态重构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市场波动在所难免。而股市平准基金作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工具，可以和金融保障稳定基金形成共振，共同护航金融体系，为改革腾挪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市场交投较活跃的情况下，更应提前筹谋。为此，我们根据境外平准基金的实践经验，提出我国设立股市平准基金的构想。

先解决立法层面问题，赋予平准基金干预市场的法定权力

《金融稳定法》为股市平准基金出台打开了“口子”，或可进一步设立专门条款对平准基金进行原则性规定。2024年6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金融稳定法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其中，第一章第二条规定“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是保障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基本功能和服务的连续性……”。股市非理性暴跌属于市场风险范畴，这为利用平准基金干预市场提供了法律正当性依据。

授权国务院单独出台条例，明确制度细则，需处理好股市平准基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其他上位法的协调关系。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其中包括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根据这一规定，平准基金入场救市客观上可能有操纵市场的嫌疑。反观境外，美国《1934年证券法》第三十六条（a）规定了一般豁免权，即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并与保护投资者利益相一致的行为可以不被认定为操纵市场。因此平准基金要顺利推出，需要对《证券法》中操纵市场行为作出一定的例外规定。

明确投资决策体系、资金规模等，减少寻租、利益输送等问题

第一，组织体系方面，可由证监会进行统一监管，同时设立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运营，人员组成须包括证监会、财政部和央行任命的专员，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委派的专家，特聘的资深经济学家以及经验丰富的专业投资人员。

第二，资金规模方面，我国A股合计市值81.7万亿元（截至2025年4月9日收盘），根据境外经验，平准基金市值规模约在2%～6%，则适合我国的资金规模在1.6万亿元至5万亿元之间。

第三，资金来源方面，一是向大型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交易所等运行金融基础设施的机构借贷筹集，央行在此过程中提供再贷款等流动性支持；二是发行特别国债；三是其他财政资金，如计提一定比例证券交易印花税，或计提一定比例国有股转让过程中的溢价，这需要做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各税收法律法规的协调。

至于能否以财政资金作为平准基金的来源，一方面是可能存在财政资金使用不公平的问题，即股市参与者只是部分群体而财政资金源自社会，另一方面可能存在资金亏损的问题。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有主有次，而政策要服务于主要矛盾，要采取一系列制度设计尽可能规避和减少可能的副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周期性、结构性和外部性的冲击，恢复基础仍不牢固，居民和企业信心和预期不振，资本市场长期处于大起大落的状态。有必要提振资本市场价格、稳定房地产价格，修复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而提振居民和企业信心和预期；同时，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能够有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稳定也越来越重要。这不仅关乎2.2亿股民、7亿基民的财富，更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平准基金在当下具有一定“公共服务”的属性，救市能够产生较大的正外部性，财政资金也是一个可选的资金来源项，但以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为首选，以更大力度凝聚共识，减少阻力和程序。

第四，投资标的方面，应以沪深300等主要宽基指数以及相关ETF为主。

第五，操作披露方面，一是平准基金入场操作前对外公布明确规模，以起到稳定信心的作用，但对买入标的、具体进场时间严格保密。二是完成任务后（如操作后三个月），应将平准基金的操作绩效、过程及选股标的予以披露。

第六，退出及考核方面，一是设立明确的退出机制。二是允许平准基金救市期间出现亏损。一方面，平准基金不同于社保、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其入市目的不在于保值增值，而是出于稳定市场的考虑，是以公共效益为先。提高对“亏损”的容忍度，可以减轻平准基金救市期间的“顾虑”，使得出手更果断，效果更明显。另一方面，平准基金一般在股市企稳上涨时期退出，境外经验显示，即使平准基金救市期间有“浮亏”，退出时基本能收回成本，并取得不错的收益。

（编辑 尚鸣）

中信集团积极探索助力“全球南方”发展

中信集团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境外业务涉及金融、资源能源、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电讯、农业等多个领域，在助力“全球南方”发展上开展了诸多探索与实践。

金融服务方面，发挥金融全牌照优势，在进出口贸易、国际结算、外汇交易和跨境投融资等领域构筑了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以资金融通助力中资企业在“全球南方”市场快速发展。中信银行是我国最早一批开展跨境金融业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已形成外汇业务全账户、全场景、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图谱及跨境金融一站式服务平台；旗下阿尔金银行是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收购的首家银行，已成为在哈中资企业代发工资首选合作行。中信证券在“一带一路”区域是拥有最多当地分支机构的中资投资银行。

产业合作方面，依托从资源开发、贸易、航运到金属冶炼、装备制造的完整产业链，以及在农业育种、海外工程建设等领域的领先优势，为“全球南方”国家资源开发、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中信金属在巴西、秘鲁、刚果（金）等地投资了多个全球规模领先的矿业项目，为国内长期供应铌、铜、锌等金属原材料；其中收购秘鲁邦巴斯铜矿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境外矿业收购项目。中信重工、中信戴卡以绿色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助力非洲、南美、东南亚多个国家产业升级；中信戴卡摩洛哥工厂是非洲首座“灯塔工厂”，填补了当地工业发展史的多项空白。中信农业在南美、东南亚建立了育种基地和业务网络，玉米种子销售遍布巴西主要玉米种植区，杂交水稻种子在巴基斯坦、菲律宾市场占有率第一。中信建设、中信环境在“一带一路”区域成功实施百余个项目，打造了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安哥拉社会住房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

中信集团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几点经验

在对外投资经营过程中，中信集团积累了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三点经验体会：

一是坚持“互利共赢”，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中信集团在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单纯追求单方利益，而是基于目的地国家自身产业需求，在优势互补基础上照顾彼此关切，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这是项目能够顺利推进的主要驱动力。

二是聚焦差异化需求，持续创新业务模式。产融并举的综合优势和国际化、多元化的业务格局，使中信能够聚合多种资源，满足客户差异化需求。比如中信银行针对企业在部分“南方国家”设立机构面临的外资银行授信额度小、价格高等问题，设计了基于自贸区FT账户的跨境直贷业务方案，成功为客户办理了多笔跨境贷款。中信建设针对部分项目融资难的问题，以出口卖方信贷直接向业主提供延期付款服务、在合同中增加“风险担保金”协助业主贷款等创新融资模式，有效填补了资金缺口，保障了项目实施。

三是秉承正确的义利观，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南方”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对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要求迫切。中信集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义利观，真心实意帮助所在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传播文化。中信农业在冈比亚、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等地开展农业援助项目，十余年来累计培训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为世界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两会”期间王毅外长讲述的冈比亚农民专门把所种大米送到湖南，向袁隆平先生表达敬意的故事，就是中信农业旗下隆平高科的援非故事。中信出版与20余个“南方国家”开展合作，实现版权输出签约1000余种，推出《各国大使眼中的“一带一路”》《论中国经济》等中国好书，并引进巴西、哥伦比亚等多国作家作品，推动“全球南方”文化走向世界。

支持“全球南方”发展为中资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市场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深刻阐述“全球南方”发展大势，为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事业注入重要信心和动力。伴随着“一带一路”迈入第二个蓬勃十年，中国支持“全球南方”发展进一步升级，为中资企业在“全球南方”国家更好地落地扎根、深耕细作带来了广阔机遇。

一是进一步把握区域合作发展机遇。“全球南方”国家产业互补性强，在综合金融、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领域有着广阔合作空间。中信集团把国际化发展定为发展战略，依托在中亚、中东、北非等区域的深厚业务基础，进一步明确了立足港澳、深耕“一带一路”、聚焦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布局规划，同时统筹内外部优质资源，打造了助力客户全球展业的“要出国、找中信”“来中国、找中信”综合服务品牌。中信集团愿携手各方伙伴，在共赢发展中为“全球南方”繁荣振兴贡献力量。

二是进一步增强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步伐加快，全球经济主体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融资的内生需求不断增强，“南方国家”探索本币结算的趋势日益明显。中信集团将充分发挥金融全牌照和深耕香港多年优势，紧跟中资企业国际业务投融资、交易结算等需求，升级跨境综合金融解决方案，积极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跨境金融工具，助力国际贸易便利化；加快打造国际一流投行，增强“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业务竞争优势，挖掘东南亚、中东等区域市场客户需求，以更优质、更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全球南方”高质量发展。

三是进一步打造互利共赢新增长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深刻重塑着全球产业格局和经济版图。中信集团将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在传统领域合作基础上，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现代农业、绿色低碳等领域，深化创新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韧性发展，持续拓宽“全球南方”互利共赢空间。

四是进一步提升文化传播“软实力”。发挥中信出版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与新华社一起用世界人民听得懂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全球南方”故事，以文化相知拉紧民心相亲的纽带。

“融金聚智，点亮南方”不仅是一个美好的主题，更是我们共同肩负的使命。中信集团愿为促进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现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贡献力量，携手绘就“全球南方”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画卷。

（编辑  杨林）

2024 年，城镇就业净增人数降至313万人，高校毕业生人数却超过千万；同时，青年失业率自2024 年底再度上升，截至今年2月份，16-24岁（不含在校生）群体的失业率已超16%。失业保险支出也自2023年四季度起持续上升，2 月累计同比达29%。稳就业已是眼下政策重点发力的方向之一。基于就业与失业数据拆解，长期挑战与短期冲击，本文分析当前稳就业的症结所在并提出若干建议。

就业压力攀升的症结所在

拆分失业人群结构，初中学历群体占比较高，大学本科、研究生等占比持续提升。从失业人员学历分布情况看，2017-2022年，初中学历群体占失业人员比例较高，维持在35%左右。本科生与研究生群体占失业人员比例自2020年起持续提升，2022年分别达15.5%、2.2%，较2019年分别提升5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与之相比，就业人员学历分布较为稳定，2020年以来本科生和研究生占比未有明显抬升。失业与就业人群变化不同步，或指向高学历失业群体占比提升并非总体劳动力学历提升导致。

本科以下学历群体或与农民工群体重合度较高，两者近年均从制造业、建筑业流出，更多从事第三产业服务业。农民工群体及个体就业群体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较高，2019年数据显示，农民工群体约2.0亿人，个体经营户约1.8亿人，二者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达62%。2023年，约85%的农民工为高中及以下学历，或与本科以下学历群体重合度较高。从初中学历人群失业前职位及农民工从事行业变化来看，二者近年均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初中学历失业群体，多从生产设备操作人员的制造业转向商业服务业，农民工群体多从建筑业、制造业转向批发零售、居民服务业。

本科、研究生失业群体占比持续提升或主要源于结构性失业。2019年以来，本科和研究生失业原因为“从未工作过”的比例明显提升，2022年分别达47.5%、69.7%，而总失业人群“从未工作过”比例稳定在20%以下；“被公司解聘或公司倒闭”的摩擦性失业在本科、研究生中占比较少，明显低于总体水平的10%。高学历群体的结构性失业，或源于传统技能服务业招聘需求收缩。猎聘数据显示，2021-2023年，房地产、互联网、教培的行业招聘需求占比分别下降3.9%、2.6%、1.8%；而2023年数据显示，教育、互联网、金融等吸纳的本科毕业生较多；教育吸纳本科生比例超过13%。

除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挑战外，贸易摩擦将是后续稳就业不容忽视的风险点。回顾2018年贸易摩擦对就业影响，由于印刷、家具制造、文教体娱、木材加工等行业营收对美依赖度较高，这些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8年平均用工人数增速较2017年大幅下降，降幅超5个百分点。当前，计算机通信、电气机械制造等行业就业需要重点关注。2023年计算机与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等行业，营收对美依赖度高于15%，且就业人数较多，平均用工人数占比分别达 11.9%、7.9%、5.6%。稳固就业大盘，需要对重点行业给予针对性支持。

哪些领域可能吸纳更多就业

长期就业数据显示，新需求和新技术催生新就业岗位，在社会服务与生活服务领域尤为明显。1990-2020年就业数据表明，社会服务、生活服务业人员以及专业技能人员就业占比持续提升，2020年这两类人员就业占比相较于1990年，分别提升28.5、5.1个百分点，这一趋势映射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对服务型、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进一步对比 1990 年与 2020 年职业统计数据，新职业中就业贡献最大的职业大类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其相关新就业人员占比达60% 。

近五年就业分布数据也显示，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吸纳就业人员的重点领域。2023 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较2018年提升2.8个百分点，达33.8%。2023年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四个行业净流入超500万人，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3098万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819万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617万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580万人），就业人员占比较2018年分别提升1.3、1.2、0.4、0.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亦重点吸纳农民工和个体经营户。2023年，53.8%的农民工于第三产业就业，从事批发零售和居民服务业占比均超10%；83%的个体经营户从事于第三产业，以从事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为主，占比分别为 45.8%、14.2%。

随着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职业主播等灵活就业职业容纳了更多全职和兼职就业群体。与传统就业相比，灵活就业人数近年加速攀升。2024 年，职业主播（含在机构账号中开播的职业主播以及在个人账号中开播的职业主播）规模达到 3880 万，同比增长 157%；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 748 万本，同比增长约 14%；美团骑手 2023 年人数达 745 万人，同比增长约 19%。灵活就业规模快速增长，或缘于相关岗位招聘对学历要求更少、对累积经验时长要求更低。

上市公司员工数据或能一定程度代表本科、研究生等高学历人群就业情况。从分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员工数来看，2019-2023年，电子设备、电器机械等新技术行业企业持续扩招，黑色矿采、油气开采、保险等传统行业企业持续收缩。具体地，2019-2023年，电气机械、非金属矿采选、林业等单位公司员工数量持续增长，平均员工数增速较高，平均增速分别达9%、8%、8%；油气开采、保险、铁路运输行业单位公司员工数量持续减少，2019-2023年平均增速达-5%、-3%、-2%。

当前稳就业的若干建议

由于高学历人群多为结构性失业，稳高学历群体就业，应着重缓解人才供给端与职位需求不匹配问题。近年出现的新职业多为新消费与新技术结合诞生。而高校及社会相关专业培训的更新相对滞后，难以快速契合新岗位需求。这使得近年高学历失业人群结构性失业占比提升。缓解高学历群体结构性失业需加大校内、校外职业培训政策支持。近日，广州宣布支持高校毕业生进行带薪就业见习，政府按照每人每月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且不高于用人单位实际支付的工作补贴金额给予补贴。这一政策重在加大对毕业生校外职业培训支持，弥补学校教育与职场需求的差距。

基于低学历、农民工群体持续流向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强服务消费供需支持力度或可缓解其就业压力。2018年分行业就业数据已显示，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居民服务等行业每单位增加值对应较多就业人数。且2018年以来，低学历、农民工群体等持续从制造业、建筑业流向批发零售等服务业。结合当前服务消费尚未恢复至2019年趋势线且服务投资增速较低。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强服务消费供需支持力度或可缓解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压力。此外，强化对灵活就业的政策扶持，如提供税收优惠、简化行政手续；完善失业保障制度，提高保障金发放效率、拓宽保障覆盖范围，可助力失业群体平稳过渡，加速实现再就业。

个体经营户作为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代表，需要更多提振市场需求、降低经营成本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最新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小微经营者面临经营压力主要源于市场需求疲软、经营成本较高。从政策支持角度看，2024年三季度税收支持政策覆盖率高达21%，稳岗稳就业政策支持覆盖率仅6.2%。同时，2024年三季度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小微经营者对成本减免、金融支持的政策需求较高，分别达47.4%、40.6%。而从需求端看，当前个体经营户超八成为服务业，近五成为批发零售业，指向关于服务业投资与需求的政策支持，既有助于扩内需稳投资，亦有助于稳定就业。

（编辑  尚鸣）

对我国农业生产力现状的评估

首先，我国农业科技和工业体系为农业发展提供的先进生产力远高于当前实际应用水平，但仍低于发达国家农业已经实际应用的生产力水平。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土地承包制下的“小农户”生产方式，主要适应畜力和人力以犁、锄头、镰刀为工具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农业提供了先进的机械、肥料等生产要素，农业科技进步为农业提供了良种和新型种植技术，这两项进步大大提升了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这种先进生产力水平的应用，要求土地规模化为前提条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农业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产生了土地规模化的供给；国家鼓励土地流转的政策为农业规模化种植提供了制度环境。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我国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总面积的30%左右，其中平均流转面积100-200亩的种植大户占流转总面积的一半左右，这部分土地开始应用先进的农业生产力。近几年，大规模农业集团、合作社和供销社托管模式的发展,扩大了我国先进农业生产力的应用面积。但是，其他三分之二左右的耕地，仍然由农户维系着小农生产方式，当然，这些农户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先进农业生产力的若干要素。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从2017年的52.5%、95%、67.2%提升到2022年的62.4%、96%、73%。尽管如此，“小农户”生产规模和传统种植方式，已经容纳不下我国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最近农业农村部制定了鼓励规模化种植的政策，而家庭农场只要达到30亩规模即可获得政府补贴。实际上，即使是30亩规模的家庭农场,也不可能充分容纳我国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

我国不仅在逐步扩大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应用面积，农业科技进步和工业体系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创新农业技术，形成潜在的更先进的农业生产力。2023年12月16日召开的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论坛暨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展示了我国农业在基因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能源技术等为代表的我国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成果。其中，以玉米新型精准分子鉴定技术等十项重大新技术和机器人、无人机等十项新装备，更是代表了我国潜在的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力。将这些潜在的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力不断付诸应用，形成现实的农业生产力，是我国农业发展特别是主粮安全的根本保障，也是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动力。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与农业发达国家在已经应用之中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差很大。

美国耕地面积为23.66亿亩，粮食总产量达5亿多吨。家庭农场220万个，农业就业人员242.2万人，农场平均面积1.1万亩，人均980亩，人均产值9.2万美元。美国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可满足155人需求，90%的粮食可供出口。我国耕地面积为20.24亿亩，粮食总产量为6亿多吨，单产高于美国。但是农业就业人员为1.94亿，人均耕地10.5亩，人均产值6640美元。我国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只能满足6个人的需求，是美国生产效率的4%。由于我国人口比美国多几倍，每年需要进口上亿吨粮食。

现实证明，我国实际应用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远低于我国已经拥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而我国已经拥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实际应用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这是对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基本判断，不可轻视。

我国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为何得不到充分应用

当前，已经拥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已经远远高于历史水平，而应用的程度很低。我们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农业规模化水平如此之低，使得先进农业生产力不能充分应用？

研究此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前提条件，即：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是人口政策导致有限的耕地面积所生产的农产品和十多亿人口对农产品需求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产品产量的增长至今不能满足增长过快的众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鼓励人口增长为农业增加劳动力。产量增加的数量在当时合作化体制下十分有限，政府只能一方面削减农民消费数量，一方面依靠行政票证管理制度抑制城镇居民需求，使全国人民维持在半饥饿状态来消除供需缺口。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解放农业生产力和强农惠农政策，通过全面推行承包制、提高国家粮食收购价格等措施，扩大粮食进口，减轻农民负担。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20世纪80年代中期粮食供应短缺问题基本解决，总量实现了低水平的供需平衡，废除了票证制度。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优质耕地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和工业生产对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我国农产品特别是主粮供应短缺问题逐年显现，农产品产量的增长仍然不能满足十多亿人口的收入增长形成的对农产品的需求。政府用工业体系创造的外汇进口农产品增加供给来消除供需缺口。专家测算，进口农产品的土地当量有8亿—10亿亩之多。目前我国进入第四阶段，推动农业规模化释放已经拥有的和潜在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将国内农产品生产量提高40%左右，以实现国内农产品高水平供需总量基本平衡。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农业生产关系方面。

1. 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中的主要特点是农产品生产成本中地租成本过高

   我国的地租具有和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农业发达国家农产品生产过剩，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不高，地租主要表现为生产者购买土地所支付的资本利息，其中不包含土地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分。这是生产者所支付的土地私有制地租形式。我国只有在初级社时期存在股份形式的地租，在互助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时期地租转化为生产者利润，不存在地租形式。实行承包制时期，承包户“留够集体的”就是土地所有者向生产者索取的地租。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生产者给土地所有者缴纳的地租随同国家农业税一起豁免，村集体“三提五统”形式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地租不再存在。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两亿多农村过剩劳动力从事工商业，农村土地出现了流转趋势。土地流转并不改变所有权，而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其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则出现了地租。由于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承包权归农民所有，而且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但承包权可以流转，在我国，由于农村劳动力不能全部获得工商就业收入，又没有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收入，这种流转产生的地租性质就转化为承包户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

   由于总体上土地稀缺，而地租又具有最低水平社会保障的性质，因此地租作为市场定价的农业生产成本之一，不仅包括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的价格，还包括承包户的社会保障成分。从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金沙河合作社的统计数字看，地租成本已经占到总成本的45.14%。金沙河合作社规模化已经超过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总体上生产效率是不低于美国农场的平均水平。统计数据说明，进口玉米价格只有0.6元/斤，金沙河合作社在1.0元/斤的价格水平上可以与配额外65%税率的进口玉米竞争。可以设想，如果金沙河合作社不必支付如此高的地租，即使价格下降42.66%，还可以保持同样的利润水平。一般农业生产者除非政府大幅度提高收购价，否则经营必然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2024年的许多小麦、玉米生产者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样的高地租导致的高土地成本，成为许多生产者难以接受土地流转实行规模化种植的主要原因。这些数据表明，包括农民社保在内的高地租，是我国提升土地规模化水平的主要障碍之一。

2. 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中货币资本与土地的分配关系

   无论土地用何种方式经营，经营者除拥有土地经营权外，必须拥有一定的货币资本。当前，即使是小农生产方式也不可能实现全部生产要素都为自我循环。比如，种子不能自行留种而需要购买商品种子，农家肥不够需购买化肥，等等。因此货币资本是农产品生产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农业生产规模化水平越高，就需要越多的货币资本。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资本和土地资本之间的分配关系已成为市场化配置的难题。

   对于种植大户而言，一般均以地租作为土地资本的分配形式，经营风险由货币资本承担。在以村集体土地组织的合作社中，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固定金额的地租形式，另一种是采用土地“折价入股”的股份分红形式。在实际生活中，“土地折价”很难确定每一户和每一块土地的价格。不同土地的差异，包括承包制施行后每个农户对其承包地的投入差别也很大。不同地块的“折价”就影响到农户之间的收益分配。更重要的是基准地价与货币资本的关系。基准地价定得低，收益分配就向货币资本倾斜，反之则向土地资本倾斜。因此在以股份形式分配土地和资本收益的合作社中，如何市场化为土地定价入股就关系到农户与货币资本提供者之间的分配。总体来说，分散的农户属于市场化谈判的弱势群体，难以获得足够的市场化价格，决策者需要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农产品存在供需缺口，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在地租和股份两种土地分配形式中，绝大多数农户愿意选择地租形式，而且均要求在每季播种前即由经营者支付货币形式的地租。这无疑会增加货币资本的需求量和融资成本，加大经营者的风险。由于投入农业风险高，我国规模化农业经营者的货币资本投入总量不足，这也是与发达国家经营者竞争力不足的原因之一。从金沙河合作社的数据可以判断，目前对于70%仍然是小农方式耕种的土地，有意向接受流转的农业经营者的地租报价，达不到承包户的地租报价；而按照承包户的地租报价，前者又承受不了如此高的地租成本。在我国农产品价格由政府控制，实际土地流转关系的形成，是土地承包户的诉求和经营者对政府控制的价格预期契合的结果。统计数据表明，地租和农产品价格密切相关，经营者对政府控制的价格预期越高，就可以接受土地承包户更高的地租诉求。近期，政府增加了对农业包括对30亩规模以上家庭农场奖励的财政补贴，其实质就是降低土地流转的地租成本，目的是扩大土地规模化经营规模以应用先进农业生产力替代小农生产方式的落后生产力。

3. 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中货币资本与劳动力的分配关系。

   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经营者都需要购买一定量的“服务”来完成生产经营全过程。这些服务大都已包括机械、肥料、农药等物资和操作这些机械的劳动力，因此劳动力的费用不必单独计算，只体现在服务供应商的支出中，在经营者支出中没有“劳动力工资”的款项。但是在某种经营方式中，这些机械、肥料、农药等均由经营者自行购买，需要雇佣劳动力完成这些生产环节的作业，这就产生了劳动力的市场价格。

   在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中，不同的地块、不同的生产环节、不同的工作条件需要劳动力付出的体力和智力相差很大，如何确定不同体力和智力的劳动力成本很难市场化认定。这和土地资本的价格难以进行市场化认定有相似之处。人民公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评工记分的工分制具有平均主义的性质，而且规模越大，劳动力投入越多，平均主义的负面影响越严重。对于一个规模较大的农业经营者来说，对全部生产环节的所有作业劳动力均核定市场价格，与土地“折价入股”一样都是不可行的。实行工分制对规模较大的农业经营者来说必然导致人民公社工分制平均主义的恶果。劳动力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在地租已经市场化定价的前提下，必然导致总生产效率特别是货币资本效率的下降。因此，在劳动力分配关系中如何消除平均主义，是农业规模化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1962年，从县、乡级公社核算逐步倒退到大队（行政村）、生产队（自然村）核算，1980年又倒退到农户核算，实质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规模化服从消除平均主义目标的过程。当前生产力水平已经提高到可以在几万亩的规模上经营了，如何消除万亩计规模经营中的平均主义，是我国农业应用先进农业生产力的制度性挑战。近年来，许多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商开发了一种为农业经营者提供的托管服务。这种托管服务既可以服务于土地流转形成的大规模经营，也可以服务于土地不流转的小规模经营。这种托管模式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服务中各种物资和劳动力的费用统一核算，减轻了交易成本。这种托管模式的效果正在探索之中。

4. 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农村基层组织功能

   近十多年来，中央明确鼓励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化发展。目前情况是，除70%土地没有流转以外，在30%流转的土地中种植大户占比约为一半，国有农场、合作社合计占一半左右。如果扣除国有农场的面积，合作社在流转土地中所占比例更有限，其中由村基层组织领办的合作社和若干村合作社组建的联社就更少了。

   种植大户的经营面积都在100～200亩水平，村基层组织组建的合作社经营面积都以千亩计。千亩规模的合作社所应用的生产力显然可以高于种植大户的一二百亩，为什么种植大户经营的土地流转面积远大于村基层组织组建的合作社？或者说，为什么绝大多数村基层组织没有组建合作社？为什么农户对加入村基层组织组建合作社积极性不高？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改革中，在明确农户承包权长期不变，农民对加入还是不加入村基层组织组建的合作社有相当的决定权。这就和承包制实行前的合作化进程中农民的权力不同。农民拥有加入还是不加入的决定权，为什么绝大多数村基层组织没有组建成功合作社呢？除了部分村基层组织领导人没有积极性或缺乏经营能力以外，更深刻的原因是农民对村基层组织领导人组建合作社存在不信任感。一方面，农民对加入这种合作社能否获得预期中的收益存在疑虑：村基层组织领导人是否按市场化原则给各类生产要素定价？是否能够保证农民投入合作社的土地和劳动力在合作社收益分配中获得应有的份额？另一方面，农民对一部分村基层组织领导人的道德信任度不高，这与某些基层组织领导人利用权力侵犯农民权益事件频发有关。中央为了杜绝这些问题发生，派遣百万工作队员和几十万驻村党支部领导人才保证了脱贫攻坚目标的完成。去年中纪委通报检查政府对农村发展的投入及各项补贴项目，有10.4万多村支书被立案查处；今年发布《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明确六项“禁止”，并对违反者追究责任，第一季度又有1.9万村支书被查处。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贿选”村基层组织领导的现象。可以说，在众多小集体中，具有收益分配权力的领导侵占其他成员权益的现象不是小概率事件。在目前尚没有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情况下，农民对一部分村基层组织领导人组建合作社存在不信任感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个基层行政组织结构的重要发展动向即“村改居”，也与农村基层组织在农业规模化发展中的功能有内在的联系。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无论农民是否变更城镇户口，在许多归属城镇的村撤销行政村及村委会，改为社区及居民委员会。按照现行制度，村的土地属于该村村民集体所有。如果村民“同意”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从事经营活动并与村民分享经营所得权益；如果村民“没有同意”或“不同意”成立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就由承包农户经营并获取所得收益。改为社区以后，无论是若干村合并成立的一个社区，还是一个村改为一个社区，社区都不是原来行政村的土地所有者。社区不能以土地所有者的名义从土地所有权中获得任何权益。这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凡是“村改居”又没有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户只能直接与接受土地流转的经营者签订土地流转协议，而社区的居委会不能以土地所有者身份组建合作社。这就意味着，“村改居”又没有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区，农业规模化只能是种植大户或工商资本组建的合作社形式。

   无论从农民对农村基层组织组建合作社的不信任感的角度看，还是从城镇化发展推行“村改居”的角度看，或是从工商资本从事农业规模化投资与承包户签署长期流转协议的角度看，农业规模化发展中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更多的转化方向都是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

   5.在现行农业生产力和农业生产关系的形势下，政府必须控制农产品价格上涨

   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供需缺口的产品价格应该上涨，可以减少需求并刺激供给。由于农产品价格关系到全体居民的基本生活，政府必须干预农产品价格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从我国情况来看，供需缺口如此之大，更不能完全通过农产品价格上涨实现供需平衡。农产品特别是主粮和肉禽蛋奶的价格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和劳动力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其他生产要素的限制，即使完全听任农产品价格上涨，对消除供需缺口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但必然发生的通货膨胀将严重损害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不能忍受的。美国等一些农业发达国家的政府采用多种政策，并投入政府资源鼓励农业发展，一方面控制国内通货膨胀，一方面作为外交资源，扩大对其他农产品供需缺口大的国家出口。我国不可能恢复计划经济价格，只能也不得不进口发达国家低价农产品以控制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虽然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农产品生产者的损害。当前，我国财政为了减轻国内农产品生产者所受到的低价进口农产品的损害，也给农业提供了相当数额的补贴，但是，这远远不能对冲进口低价农产品给农产品生产者带来的损失。近年来，国家在不同年份进口不同数量、不同品种的低价农产品，以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对不同农产品生产者的收益和损失进行平衡。

   总之，不仅小农生产方式严重束缚了我们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即使是种植大户和几百亩到千亩规模合作社的生产关系，也远不能释放出我们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因此，尽快推进我国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实现规模化发展，用我国已经拥有但尚未全面应用的先进的农业生产力替代落后的农业生产力，是保障我国国内国民经济发展和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挑战的必由之路。

   （编辑 碣石）

基于策略层面或政策角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需要处理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关系。

分类指导和一体联动的关系

分类指导和一体联动，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两种有效手段。要坚持分类指导，提高区域政策针对性有效性，消除地区发展瓶颈制约，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同时，要促进一体联动，实现资源要素取长补短、优化配置，克服不良竞争，实现错位、协调发展。

分类指导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最重要的思路与原则。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差异显著，推进区域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合理分工基础上的有序发展，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分类指导在空间指向上必须突出重点，从各区域板块的实际出发制定相对独立的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从实践看，这些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的制定不是彼此孤立和相互隔绝的，而是根据国家战略方向，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制定的，是国家整体意志在局部的体现和落实，是推进“全国一盘棋”战略的有效途径、重要载体和具体步骤。也就是说，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与宏观政策是相互衔接、互为补充的，不存在所谓“碎片化”问题。不仅如此，它还有效解决了在实施一盘棋战略中容易出现的“一刀切”问题。

近年来，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历史性转变，一大批区域增长极陆续涌现，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创造力，在实践上证明了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的科学性。未来应继续把分类指导作为制定区域政策的核心要求和基本出发点，在把握国家战略方向的基础上，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设定不同发展目标，提出不同任务要求，采取不同政策措施。

一体联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有效手段，能够克服各自地域和条件的局限，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和配置资源要素，实现资源要素的取长补短、优化配置，并有效拓展发展的空间；能够促进各个地区实现合理分工，避免造成资源重复配置和市场恶性竞争，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做强比较优势，提高整体竞争力和综合发展能力；还能够将先进地区的思想理念、管理方式、先进技术、优秀人才以及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等，通过适当形式传输到同一区域里相对落后的地区，提升这些地区追赶的速度和质量。对于发展较好的地区来说，一体联动可以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不仅可以借力外部资源、技术，对接先进体制、规则，还能够把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转变为紧密的合作伙伴，从而加快自身发展。

实践中处理好分类指导和一体联动的关系，要在两方面下功夫：一是实施好一些重大的一体联动协同发展战略；二是推动各个地方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开放合作。近年来，各地基于优势互补各种形式的合作由浅入深逐渐拓展，取得明显成效和丰富经验。应认真总结和运用已有的好经验及做法，继续探索深化各种形式的合作，从资源要素有序流动、产业体系协作共兴、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制度创新衔接推广等方面入手，促进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联动，并以此为基础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各地区要全面放下思想包袱、转换思维模式，做到真心实意“联”、积极主动“融”和丝丝入扣“合”。

单个区域战略实施和各战略互动融合的关系

制定实施区域重大战略的目的，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和提升对区域发展的引领带动能力，每一项区域重大战略的制定都是依据特定区域的自然环境、当前基础、主要矛盾和国家全局对该区域的需求等因素制定的。因此，单个区域的基本目标、战略定位、主要任务和基本政策安排都各不相同，这种不同是“因区制宜”的必然选择，也是体现战略实施目标的必然要求。但如果囿于实施单个战略，而不注重区域重大战略间的互动融合，就会造成战略分割和政策极差，进而带来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甚至加剧地区分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动实施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2014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重点在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打破行政区划分割壁垒，推动要素有序流动和资源合理配置，探索经济和人口密集地区优化发展的路径及模式。2016年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明确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2018年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旨在让香港和澳门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持引领作用。2018年还提出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重点围绕高质量发展和一体化，加强不同层级地区、行业和领域间全方位协同互动，积累推广区域一体化和同城化发展的先进经验。2019年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旨在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黄河安澜，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高质量发展，将黄河打造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2020年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旨在推动都市圈城市群协同联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区域重大战略充分考虑了我国国土空间类型多样、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别巨大的客观实际，明确了不同区域的差异化战略目标和发展导向，战略指导性和问题针对性强，战略实施体系和保障机制健全，对于促进不同战略区域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支撑作用。

但是，有着明确区域指向的单个区域战略，也为各区域战略间的相互隔断提供了潜在条件。如果对其简单封闭实施有可能造成各自为战或各司其政的问题。前者会使一些地区囿于圈中陷入自我循环境地，并在相互独立运作中使战略差别演变成为“战略分割”；后一种情况则阻碍了相关政策在地区间的融通和灵活运用，形成了地区间的“政策极差”。“战略分割”将导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直接受到限制，一些基于先行先试所形成的经验与做法得不到及时扩展，而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要素开放也面临障碍等后果；而“政策极差”必然带来地区发展环境的差异、所得红利的悬殊，造成各地区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和发展权利的不平等。也就是说，两者都可能给区域发展带来新的不平衡，也可能带来不合理的地区分化。促进各区域重大战略间的融合互动、融通补充，形成战略合力，有利于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均衡的有机统一，不仅能够更充分地激发每一个重大战略的潜能，助力各相关地区发展进程，而且有利于解决各自为战形成的诸多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提升。

推进区域重大战略互动融合，要把握好三个关键。一是在总体上要确立战略间的开放性和贯通性，在区分一般原则和特殊规定、总体要求和定向指导、普遍赋予和特别授权的前提下，所有区域重大战略所体现的思路和要求都应向其他地区开放，包括向尚无区域重大战略覆盖的地区开放，允许甚至鼓励各个地区对体现市场经济本质要求与经济发展规律的制度、规则等自主吸收借鉴和移植复制。二是应最大限度保障战略间政策利好的平衡性，避免通过战略规划及其实施方案赋予经济发达地区直接的政策优惠或明确的财政金融等支持，同时应把对发达地区赋予的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权利主要集中于风险很大、成本较高、前景不明的事项上，切忌泛化。一旦探索成功，就应该允许全国各地区自主运用或自由复制，以此最大限度地控制由政策极差形成的“马太效应”。三是推动并实现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互动融合，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推动和长效机制保障。当前不少区域已经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区域合作机制，这种机制同样可用于推动区域之间各重大战略的联动，不需要另起炉灶、从头做起。考虑到区域战略对一个地区的特别重要性，合作交流机构应该以实施这些战略为抓手，统领整个区域的合作交流工作。在吃透各区域重大战略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建设目标、定位、任务、举措等各方面进行精心梳理，形成操作清单，以适当的机制促进各战略在地区间的融合互动，让所有的地区都能享有区域重大战略所带来的利好。

维护市场竞争公平性和强化对特殊地区支持的关系

追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恪守公平公正原则，并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同时要继续强化对特殊地区的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市场经济也必须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保障市场的公平、公正和有序运行是毋庸置疑的，但据此质疑甚至否定区域战略中对一些特殊地区的支持，却是不正确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目前国家对一些区域实施的支持性优惠政策，妨碍了市场公平竞争，破坏了统一市场规则，应予以废止。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从过去的实践看，在区域战略层面实施支持性优惠政策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实行的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比如对西部地区实行15%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所采取的相关优惠政策等。对这些地区加以支持，既是改变其贫困落后面貌的需要，又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

从一个方面来说，这些地方基础差、底子薄、发展相对滞后，单靠自身努力很难改变其生产生活状况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态，必须依靠国家政策支持，加快缩小其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争取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恰恰是为了体现平等公正的原则。市场公平性的核心内容是机会均等、发展权利均等。长期以来，为了支持工业的发展、支持城市的发展、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农村、中西部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农产品的低价销售、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廉价供应等。大部分农村、中西部地区仍然是欠发达地区，对这些地区的发展给予积极的、适当的支持，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补偿。也就是说，在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区域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政府对农村、中西部地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远逊于城市、东部地区。因此，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特别是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持，其实是一种必要的“还账”，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公正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且，在已经存在较大地区差距的情况下，仅靠市场机制是难以实现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必要的政策支持等手段来加快解决地区差距过大的问题。这种做法不仅不违背市场的公正性，而恰恰是追求公正性和保证发展权利均等化的体现。

实践表明，正是通过强有力的区域政策，扭转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东高西低的状况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要强调的是，包括欠发达地区在内的特殊类型地区等需求潜力巨大，蕴藏的发展潜力也巨大，以适度的优惠政策激发这种需求、激活这种潜力，进而发挥这些地区的后发优势，对于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实现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另一种情况是对一些发展改革实验区和示范区实行的某些优惠政策。比如对横琴的粤港澳合作示范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实行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这些实验区和示范区是探索发展改革，特别是优化区域协调发展路径与方式的实验平台。在政策设计上，既考虑了实验主题的需要，也考虑了周边环境、国际通行做法和改革探索的要求。这类实验区和示范区一部分设立在条件较好的经济发达地区，但这与对发达地区全面实行优惠政策完全不同。这种优惠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先行先试政策，其目的在于改革创新、积累经验、摸索道路、提供示范。

因此，在制定实施区域发展战略过程中，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始终注重维护市场的公平性，保证各地区和全体劳动者能够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获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必须坚持分类指导，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给予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并基于试验示范的要求给予相关试验平台以特殊的政策安排。

制定实施跨区域发展战略和着力缩小区域政策空间单元的关系

由国家主导制定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和手段。近年来，国家主导制定区域规划的重点放到跨省区、跨大区域层面，加强对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发展的统筹协调，推动沿大江大河沿边沿海和沿重要交通干线的经济带建设。

1. 从事权看，编制跨省区、跨大区域的区域发展规划，是地方政府包括省级政府难以推动的，应由国家承担。但我国地域辽阔、区情复杂、行政层级众多、区域板块大小交错，国家很难包办所有层级和区块的区域规划制定。

2. 第二，从现实基础看，这些年国家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各种类型的区域规划，不仅基本覆盖了各个省区和重点地区，而且为进一步细化区域规划的制定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示范。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要战略的推出，国家重点组织跨省区、跨大区域层面区域规划制定的特点和成效都已得到明显体现。

   我国各个地区自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差异显著，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细化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单元。从理论上说，区域板块越细分，区域规划的指导性、针对性就越强，也越能精准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解决其所面临的瓶颈制约。所以必须进一步细化区域规划的空间板块，进一步缩小区域政策单元。从这个意义上讲，仍然要根据各自具体情况组织编制各省域内的区域规划。一般逻辑是，国家重点组织编制跨省区、跨大区域的区域规划，省级政府重点组织编制跨地市行政区的区域规划，以此类推，一直细化到最必要的空间板块的规划编制，形成多级联动、各负其责、一体贯通的区域规划研究制定工作局面。必须指出的是，一些关乎改革发展大局的重要功能区和试验区的规划及方案，尽管地处省级行政区内，但仍需国家组织制定或指导制定，是属于国家的事权和职责。一是这些功能区和试验区承担着重大的改革发展使命，关乎全局，涉及长远；二是这些功能区和试验区的许多突破性的先行先试政策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研究并赋权；三是这些功能区和试验区的探索极具创新性，也极具风险性，需要国家统筹协调和指导推动。

   统筹区域空间布局和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的关系

   各地区的水土环境、地质状况、资源禀赋等差别很大，应当把握各自的区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国家也应基于各地的具体情况，统筹进行区域空间布局，特别是产业布局。这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需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从静态看，地方的发展格局和国家的空间布局是一致的，或者说地方意志和国家意志是统一的。但从动态看，一些地区的发展需求难免会与国家统筹区域空间布局的要求产生矛盾，在变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日趋激烈的竞争状态下，原有的地区比较优势可能会转换成比较劣势，从而产生适应外部条件构筑新的比较优势的需求。例如，粮食问题关乎民族生存和国家安全，为确保粮食安全，国家统筹布局，以区域资源禀赋为基础划定了一批粮食主产区。但粮食附加值低，主产区光靠种粮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了加快实现现代化，粮食主产区必然要求“退农进工”，转向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附加值较高的产业。这种想法或做法，从局部看无可非议，但从全局看，国家粮食安全将得不到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也将面临威胁。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既维护国家统一空间布局，又使各地的发展水平不至于形成过大差距。对此，有必要采取合理方式对因承担全局职责而付出代价的地方进行补偿，也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支持这些地区加快发展。一方面，各相关地区应在不影响国家统一空间布局前提下，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和有效利用外部条件，努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比如，粮食主产区要探索在不牺牲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前提下，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子。另一方面，国家要推动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对那些按照国家统一空间布局发展附加值相对较低产业的地区，给予合理的补偿和必要的支持。

   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言，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已刻不容缓。从现实基础出发，要着力在两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建立健全稀缺资源、重要农产品的价格形成和补偿机制，有效平衡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利益关系。价格决定应以市场为基础，综合考虑国际国内水平、地区发展需要和社会承受能力。补偿机制可以是纵向财政专项转移的方式，也可以是横向对接的区域补贴方式，还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二是探索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毗邻地区和重点流域上下游地区建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制度体系。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推动建立跨地区投资、产业转移等重大事项的利益分享机制，促进区域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等方面的良性互动。

   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和构建长效机制的关系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其实就是处理和化解一个又一个矛盾与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力度，创新实施区域重大战略，进一步完善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政策体系，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要看到，当前区域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少矛盾与问题，包括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基本公共服务地区、人群均等化程度不高，部分地区发展陷入“泥淖”境地，一些脱贫地区巩固拓展已有成果的基础不牢等。有些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及社会和谐稳定，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化解或停缓。

   需要明白的是，有些区域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顽症”，有些看似新生的问题实际上是老旧问题的变异形态，或有着深层的体制根基。因此，单靠一些应激性举措是难以有效消除或治理的，需要用制度和机制建设的方法来预防及化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从根本上说依赖于构建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着力构建长效机制。通过持续稳定化解区域发展出现的突出矛盾，遏制区域差距的拉大。这些年，立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从不同层面对构建长效机制作了一些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实践证明，相关体制机制较为健全的地方，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就解决得比较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就能持续增强。但长效机制建设难度较大，从实践看，这方面的工作仍比较薄弱。区域间一些基本利益关系还没有理顺，区域间利益协调机制还不健全，区域发展的法治建设还比较滞后，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的实施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实质性的区域一体化进展缓慢。

   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必须立足于解决当前紧迫问题和推动形成协调发展长期态势有机结合，强化体制机制建设，着力构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坚实制度基础。应认真总结近些年制度建设方面的有益经验和成熟做法，积极加以完善推广。继续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特别应加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立法探索，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区域发展法律法规体系。通过不断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各项举措，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编辑  尚鸣）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近几年经济增速放缓，对全社会就业形势造成很大影响。2024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就促进就业提质扩容作了明确政策提示。

    2025年3月29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促进高质量发展带动充分就业”闭门座谈会，邀请各方面专家探讨我国当前经济就业形势和政策思路。中信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主持会议。以下是会议综述。

当前我国经济与就业形势

    朱之鑫（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在高质量发展中带动充分就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就业是民生之本、消费之基、稳定之础，就业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就业，要扩大内需，首先群众要有收入，收入来自就业，而增加就业岗位必须发展经济。如何跳出这个闭环，其中每个环节都需要深入研究。

    去年和前年，我国统计失业率都在5.1%左右，但群众一般感觉不止此数。今年我们必须稳住经济增速，否则就业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当前经济形势的研判

徐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地所研究员）：（1）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总体稳中向好，但目前经济还处于恢复性增长时期，复苏动力不足。

    从需求看：社会投资动力不足，影响民营企业扩产招工。1-2月，房地产投资比去年同期下降15.6%（降幅收窄）。目前投资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推动、国企担任投资主力的投资模式，地方政府要调动积极性，改变居民消费意愿不足现状。外贸和外资一直是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因素，但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出口遭受美国关税政策的巨大影响，外资撤离现象也很突出。

    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缓慢乏力，新兴产业发展强劲，但出现重复投资严重、产能过剩状况。“十二五”以来，各地政府制定发展规划，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普遍倾向选择后者（有多个省市要上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大数据中心及配套等）。一些地方政府考虑：传统产业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升级难度大，而搞新产业往往是规划找投资项目，当年GDP就可体现。如果本地新上的产业缺乏基础，或周期较长，原有产业又被冷落，将导致传统产业空心化，而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周期越来越短，过度竞争将造成大量洗牌。一个好的发展概念必须具有科学的发展方式，要规避传统方式中曾产生的过剩和结构扭曲。

    在我国第三产业结构中，生活性服务业偏多，生产性服务业偏少。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要依托制造业深度转型、产业链精细分工，这一领域恰恰能够培育质量和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目前要深化这些领域形成清晰稳健的新型商业模式，形成深厚的微观基础。

    （2）随着新技术运用，商业模式出现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商业模式是自带润滑剂，容易实现生产—消费的闭环，而现在存在较严重的“赢者通吃”现象。比如对DeepSeek的宣传程度让所有的金融机构只投它，而冷淡了其他很多好企业；把资源集中在一个企业身上，往往和预期相反。

    “十五五”规划要求，GDP年均增速为4.5%～5%，每年新增城镇就业1200万人。预计“十五五”时期经济形势仍然严峻，最大的风险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就业方面的主要隐患是：(1)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缩水（AI技术的应用）；(2)乡村可能面临群体性返贫问题。

目前我国就业的基本形势

专家介绍，从统计数据看，去年和前年中国的失业率都是5.1%。2023年，全国就业人数共7.4亿人，其中第一产业为22.8%，第二产业为29.1%（制造业18%，建筑业11%），第三产业为48.1%。城镇就业4.7亿人。全部就业人口的90%是体制外就业，其中不到一半在企业工作，其余是个人创业、灵活就业和打零工群体。

    7.4亿劳动者中，大专以上学历占27%，初中文化水平占60%，每人每年劳动时间超过2000小时（西方国家1400-1500小时，日本1600小时），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之勤奋是一流的。

陈云（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室主任）：按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计算，这两年，我国农民工失业率偏高，主要是受建筑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按此失业比例，目前尚不会对总体社会稳定造成冲击，但在一些点上的风险比较大。

当前下岗失业的重点领域和主要因素

    专家认为，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有：

    （1）经济增长乏力、企业用工谨慎，劳动市场供需失衡。

    （2）城乡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经济形势影响劳动岗位变动（农民工跨区就业、失业回乡）。

    （3）就业岗位和劳动力供给的矛盾——结构性失业：新技术加快应用，劳动者技能提升滞后，导致岗位空缺或失业；AI（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导致越来越多的白领岗位被取代，尤其DeepSeek的出现加强了这一趋势；大学教育与劳动市场需求不匹配；年轻人就业期望值高（愿去金融计算机等白领岗位、躲避脏累远岗位），“有活没人干”；信息平台支持的灵活性就业岗位趋于饱和；人口数量减少、教育程度提高、老龄人口增加，对就业产生重要影响。  

    专家们认为，根据目前就业形势，以下人群需要重点关注：

    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城镇化曾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推动了经济社会进步。现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大量农民工回乡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可能出现群体性返贫。

    每年有1000多万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有限、竞争激烈。2024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历史低位。

    灵活就业的三大蓄水池（外卖、快递、网约车）已趋饱和。网约车空车率达45%，美团745万骑手中硕士研究生比例增高；他们工作岗位不稳定，社会保障无着落，就业质量差。

    以上三大重点人群就业问题，与经济增长乏力有关，也反映了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就业质量越来越低。

    （4）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岗熟练工人减少。陈云的研究团队预测：未来10年，劳动者年龄结构将是“两头高中间低”，大龄老龄职工数量将快速增长，超过60岁者将新增1000万人；年轻人口小幅增长（因计划生育政策调整），25-59岁年龄段人口每年将减少600万-700万，今后5年熟练劳动者共计将减少3000万人，熟练工人减少是目前工业企业招工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将为AI和自动化技术在工业的广泛应用创造机会。

“卷”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

    专家认为，AI技术将导致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缩水。

    AI和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城市中产人群缩水

    陈云：根据我们的监测和分析，生产智能化对就业的影响在两三年内还可控。当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的影响是“喷灌式”的，经过一段技术积累后突然达到临界点，一旦喷发，影响迅速扩大。比如新的AI大模型技术公布后几天内注册用户就上亿，影响到各个领域，它给就业带来的风险需要高度注意。

    朱之鑫：随着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失业面将从原来劳动密集型（包括码农）产业向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延伸，出现无灯化、无人化工厂。随着AI的普及，过去几年的设计工作现在只需要几个小时，设计人员岗位将会有结构性调整。

    卢周来（国家创新研究院教授）我们团队研究成果“AI对就业的可能性影响及对策建议”主要内容：

    （1）根据所构建的模型，评估AI技术替代就业岗位趋势的几个特点是：

    分阶段替代：先替代低技能重复性岗位，然后替代中技能规则性岗位（2030年前替代25%～40%），当AI工具渗透率超过50%以后，高技能岗位可能被替代。

    AI替代呈“中间高两头低”特点，最低技能的岗位和最高技能的岗位替代率较低，中等技能替代率最高，呈倒U型曲线。

    创造性破坏：AI除替代外还可创造新的岗位，比如近几年AI训练师、算法工程师、数据标记等新职业的年均增长率达31%；企业可以通过AI的应用实现岗位技能的重构。总之，AI技术将导致中低岗位加速替代，高端研发岗位需求激增，人机协作型岗位将持续性涌现。

    2025年，AI可能使城镇就业重点冲击领域：制造业中低技能和部分白领岗位、文化和设计、服务业中客服和物流配送岗位、采矿建筑等高危行业。

    未来5～10年，AI可能导致在标准化生产领域的中年以上劳动者如程序员、制造业的技工岗位收缩转化。

    （2）重点行业就业影响趋势：预计2030年，制造业失业率会上升，同时产生部分补偿性岗位。服务业将新增1.2万AI训练岗，交通运输业和建筑行业较高。因新岗位的创造迟于旧岗位消失、可能出现阶段性失业高峰。东北地区老岗位替代风险高于长三角。

    （3）AI替代就业岗位所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一是员工技能滞后。78%的企业反映现员工AI技能达标率不到40%，高校培育周期与技术替代速度相差2～3年；二是区域失衡。北上广深有65%的AI岗位，中西部人才流失达58%；三是伦理与法律风险。如AI招工必导致算法歧视（涉及性别年龄）、数据泄密。中小企业转型困难导致就业结构的扭曲等。

    农民工返乡趋势：警惕农村出现大规模返贫

    杨团（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多年来，广大农民增收脱贫主要是靠进城打工。国家通过鼓励农民外出务工，以及组织东西部劳务协作、以工代赈、设置公益性岗位和就业帮扶车间等措施，推进农村脱贫事业。

    当前AI技术普遍应用，将导致城市吸纳就业能力趋于停滞或下降，经济增长和就业走势渐行渐远、将形成剪刀差。再加上加工贸易和建筑业出问题，过去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路径惯性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意味着农民工就业的难度陡增。

    据2024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农民工就业总数2.99亿人，其中大龄或超龄的农民工人数逐年增加，在2023年的农民工中，40岁以上的占比为55.4%，预计2025年达到60%、相当于1.8亿人，加上家属估计有4亿人。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总数约9亿人，其中在城市生活的4.5亿（即保留农村土地权益）。大龄老龄农民工及其家属这4亿人中有1.2亿在乡镇居住，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稳定的就业岗位，虽保留有集体土地权益可保基本生活，但生计窘迫。

农民工就近（省内）就业比例上升，老龄化农民工返乡的比例在增加。总体看，大龄超龄农民工大部分最终会回乡，但他们的收入和消费层次属于社会底层。在AI技术日益兴起的前景下，他们可能成为失业群体或零工群体（隐性失业、半失业），未来可能会引发规模性的贫困。

赵人伟（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资深专家）：根据2021年数据计算：全国城乡人口按收入层次划分，农村的脆弱群体加低收入群体达90%以上，潜在中等收入者是9%。

    解决数亿人口脱贫的问题，最需要的政策是要兜底，即保证贫困人口的最低收入。

中国式现代化要把充分就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 

    中国式现代化是14亿人口的现代化，中国人口等于美欧日人口的总和。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和区域间的不平衡状况必然持续很长时间，不可避免存在相当部分的低收入人群。我国追求工业高端化的努力必然遭遇西方的强力竞争打压，这将是一个长期拉锯的过程，所以我们不可能像西方那样较平顺地实现90%的城镇化和充分就业。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要有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长期指导思想，以及兼顾当前和长远的经济社会政策。

    朱之鑫：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很重要的一步，是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大量农民工进城搞加工贸易，对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现在这一发展模式遇到很大矛盾，这是转型过程中没法避免的。我们不能听任农村再次出现一大批人返贫的情况出现。

    第二，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大量内地人员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东北振兴和西部开发工作艰巨。现在沿海经济发生问题，肯定对就业带来影响。劳动力的不平衡，农村和城市的不平衡，就业的不平衡，将是下一段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第三，经济下行和AI技术的替代效应叠加，导致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缩水和收入降低，这个问题更麻烦，因为中等收入群体期望值较高。

    这样的格局，需要调整我们的发展思路。

    （1）我们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城市化经验，不能让大城市出现贫民窟，也不能重回城市压榨农村的二元结构。

    （2）城市中等收入人群缩水、乡村规模化返贫。如果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就要在经济“总体稳定”的大判断下，正视眼前的挑战，对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要有客观的估计。

    （3）要把充分就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看作高质量发展的有机构成和内在需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现代化，不能允许增长和就业之间产生剪刀差，甚至是“无就业的增长”。而且，就业是积累人力资本的最重要通道，高品质的工作岗位可以积累劳动者能力并获得相应收入。

综合政策建议

保持经济增速，贯彻就业优先战略

    （1）贯彻落实经济工作总方针，努力克服美国新一轮贸易战带来的困难，增强宏观调控力度，力争今年实现5%的增长目标。

    （2）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评估要纳入就业的内容，将单位GDP增量是否能容纳更多就业作为一项重要考核标准。

    （3）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或给予税费减免，对部分趋于退出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给以适当保护，延续其生存期，尽量避免失业增加。

    （4）在目前民营企业普遍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应更好发挥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作用，以时间换空间。建议“两重”建设多支持能够带动就业的项目，发挥好带动性、突破性、保障性作用。

    （5）农业是我国的弱势产业，要稳住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建议择机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   

（6）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养老等基础社保覆盖城乡全体人口并适当提高标准；建立失业救济保险基金；针对失业半失业人口增加的可能，需要研究建立保障贫困人口最低收入的基本制度。建议短期内（3～5年）兜底资金可从超长期特别国债支付。要早谋划、下决心。

高度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长远看，教育结构要调整，学校教育要重视提高劳动者技能。一是加强教育和技能培训，包括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的普及；二是为劳动者建立终身学习体系、适应新技术和职业变化；三是针对AI失业者提供职业指导、技能再培训和创业支持（如日本德国培训制造业工人成为AI设备维护师和智能制造系统设计师）。

何勤（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劳动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提出，教育内容的改革包括两个方向：(1)横向贯通：贯穿劳动者成长过程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注重创新能力培养、AI工具的操作，提升动态适应技术发展更新的能力。(2)纵向深化（专业性）：注重数字素养、领域专长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劳动就业保护：适当约束AI替代人力岗位的趋势

    （1）通过政策限制AI的过度替代，如医疗教育等领域。

    （2）AI科技进展的评估应包括就业替代方面：如科技可能损害就业岗位时须按暂停键、待评估，不能仅以不触及科技伦理为底线。积极参与AI技术国际合作和国际标准的制定。

    （3）就业配额制度，设定劳动者岗位（工时）最低比例。如欧盟通过法规强制要求高风险场景须保留20%的人工干预岗位；日本规定AI优先应用领域限于危险和脏乱差岗位，给人留出更多岗位、增加人们交往合作的机会。

    （4）长期看，要考虑缩短劳动时间。

    （5）借鉴其他国家经验，考虑征收机器人税。例如：英国对企业因机器人节省的人力成本征收30%机器人税、用于技能转型基金；日本规定，企业采用机器人每替代一个岗位须缴纳2.4万日元、促使27%的企业选择不解雇人员而采用人机协作模式；韩国规定企业每解雇1名员工需缴纳年薪的200%作为再培训基金；德国对企业每台工业机器人征收“自动化设备附加税”用于失业工人再教育。这些政策出台不久，尚待完善。

（6）在AI应用的同时，培育人机协作模式、培育新岗位新职业、保持人的独特能力，探讨AI的应用从就业替代转化为人机生态共建。

（7）发展灵活就业减少AI替代的冲击（如远程办公、混合办公），支持零工经济平台、增加灵活就业机会，并完善员工社会保障（平台公司为骑手交社保），认可和鼓励新兴职业如AI训练师、数据标注员等。

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

杨团提出：乡村振兴要有新的理念，要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让农民自主互助，共同解决困难和增加收入，让返乡的大龄农民工有工作。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指出：发展农村社区集体经济，有些地方会成为现实，有些地方做不到，因为缺乏相应的自然条件和人才条件。真正的挑战是能否形成多种产业。为什么中西部地区很多农民工回到县城生活困难，因为当地缺乏产业支持。或者考虑本村人一起维持养老，靠国家保障兜底？总之要探索和试点，注意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条件。国家必须考虑均等化的兜底办法，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维护社会稳定。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作用

    徐策：发展经济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效透明的营商环境，稳定可预期的政策体系，守信公平纪律严明的政府。当前的具体工作应有所侧重。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方面，当前有效市场是主要矛盾；总供给和总需求方面，需要供需双方发力，“十五五”时期，总需求是主要矛盾；统筹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方面，目前旧动能的更新改造是主要短板，这是我国工业的基本盘；优化增量和盘活存量方面，盘活存量是主要矛盾；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方面，做大总量是主要矛盾。

孔丹：市场经济是基础，目前现实情况下推动投资、带动市场活力的，还要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我们需要明智有为的政府和健康有序的市场，而不能是有些地区政府和市场自发无序。建立和完善覆盖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交流和平衡发展，推进教育改革、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制定法规，要求企业在AI和自动化应用中实现人机共生，减少就业岗位的损害等，都需要政策的推动。

（编辑  碣石）

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近10年，我国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国际环境看：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转入深度调整期，经济全球化受阻，而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2018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0%，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例接近40%。麦肯锡预测，2025年，新兴市场将消费全球近2/3的制成品，2030年将占全球消费总量的50%以上，其中中国占15%。

·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明显变动。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工业国，2022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正在改变国际力量对比。

·以数字AI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重塑世界经济版图，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美国的霸权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正带动逆全球化潮流抬头，全球经济治理遭遇挑战。

从国内情况看：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2013-2020年GDP年均增长7%）。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动能新亮点不断涌现；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在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国内传统产业接近饱和、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化的情况下，必须推动经济向创新驱动和质量效率型发展转型。

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综合国力与美国尚存在明显差距，科技创新能力仍需增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处于关键时期，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增长与能源资源约束、环境承载力的矛盾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各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       

新时代发展总体布局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确定了党和国家在新时代治国理政方略；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正是有这一思想的指引，新时代十年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0年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在经济各领域得到了贯彻。

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取得重要进展。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政府权责清单制度。

预算制度改革。加大预算公开力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推进税收制度改革，“营改增”全面推开。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稳步推进。

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重大步伐，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在规范中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金融风险处置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重要进展。

农业农村改革继续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启动了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等三项试点。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快构建。　

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重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逐步完善，公司制改革基本完成。2020-2022年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企业内进一步推进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改革，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实现整体性优化，中央和省属数百家国有企业实施了重组，中央企业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领域营业收入占比超70%。国有大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步伐加快。国企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央企业2022年研发投入经费超1 万亿元，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3%。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

鼓励和规范民营经济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聚焦工程建筑、公用事业、政府采购、民生领域深入开展反垄断执法。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延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扩大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份额等政策，加强服务供给。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科技成果赋智、质量标准品牌赋值专项行动，大力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动中小企业集聚化、专业化发展。积极开展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工作。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一体推进产权平等保护与优化法治环境、推进民企合规与防治内部腐败，提升依托商会化解涉企纠纷的能力；一体推进支持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和保护创新权益。

防范金融系统风险

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提出了“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市场/机构/产品），强化监管，市场导向” 的金融工作原则。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构建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实施逆周期调节。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初步建立。

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形成。金融服务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2020年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5.26万亿元，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11万亿元。绿色信贷市场保持快速增长。2020年末，全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5.3万亿元，全年共支持3228万户经营主体。

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截至2020年底，中国已经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覆盖了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的广大区域。

2013-2020年，中国分别与冰岛、瑞士、韩国、澳大利亚等多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东盟、智利、新加坡分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与巴基斯坦签署第二阶段自由贸易协定。

自2018年美国发动对华经贸摩擦以来，国际逆全球化暗流汹涌，贸易战、科技战此起彼伏。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坚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

稳住外贸发展势头。中国从政策、主体、市场等多方面入手，靠前发力、精准发力。2023年进出口规模达41.76万亿元，比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30%以上。外贸结构优化，“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出口首次突破1 万亿元，增长近30%；有进出口实绩的经营主体达到64.5万家。跨境电商异军突起，进出口达到2.38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5.6%，比全国进出口增速高出一倍，跨境电商主体超过10万家。

稳住外商投资势头。全面推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推动一般制造业领域全面开放，实现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全面清零。202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632.5亿美元，其中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37.4%、创历史新高，制造业引资占比达27.9%。

“一带一路”建设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时分别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央统揽外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5年中国权威部门发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与各国加强合作。同时提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合作框架，为各国参与合作提供了清晰的导向。

截至2020年11月，中国已与138 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17-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从73745 亿元增至93696 亿元，年均增长8.3%，快于同期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速。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等领域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份额也都呈上升态势。

十年经济发展的新成就

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

十年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2012-2022年，我国GDP从51.9万亿元增加到120.5万亿元，人均GDP由39771元增加到85336元（超过1.2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2015-2022年粮食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基础设施日益完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发电装机容量、互联网基础设施规模均居世界第一。 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4万亿元规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

高技术产业、农业、社会领域等重点领域投资持续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量145.6万辆，比上年增长17.3%；集成电路产量2614.7亿块，比上年增长29.6%。

网络建设迅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数字经济成为国民经济最有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和4G网络，网民规模达到9.8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0.4%。网上零售额达到11.76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76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4.9%。

互联网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加速突破和应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 无人仓储已落地运营，无人驾驶汽车开始上路行驶，工业互联网平台不断涌现。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肆虐、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情况下，我国数字经济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联动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战略加快落实。

经济社会领域进步显著

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实现，尤其是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2022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5.2%，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目标顺利实现。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快于城镇居民。2013-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8311元增加到36883元，年均增长7.5%，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

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2亿人。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民生福祉与经济增长的平衡互进：2018年可持续经济发展评估报告》，在过去10年民生福祉发展中，中国排名上升25位，在受调查的152个国家中进步最快。

十年经济发展新特点和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

从2013年开始，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已进入传统工业化后期，经济结构向高级形态迈进，受资源环境的制约，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是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所致。

全面深化改革是十年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从提升对市场与政府关系认识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改革始终是经济发展的开路先锋，为稳增长、防风险、补短板、增效率保驾护航。

持续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新的环境和条件对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发展方式必须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

创新是引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新机遇，我国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新材料、生物科技等为代表的新技术蓄势待发，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并催生许多新的产业领域，推动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0年的第14位，是跻身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前30位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有17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数量仅次于美国。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国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和艰巨任务。总体上看，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中高端产业结构还有很长的路。国民经济内循环不畅是当前的突出矛盾，科技创新尤其是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的任务艰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仍很繁重，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实现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这十年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未来的发展增强了自信，积累了重要经验。其中主要的历史经验是：

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这是中国经济成功应对各种挑战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经验。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是加强与改善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保障。

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做到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序，就能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个“奇迹”。

改革是发展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中央提出：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实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

以人民为中心。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财富巨量增加的同时，坚持人民至上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动员整个社会力量攻坚克难，消灭了几千年的绝对贫困，扎实稳步地向共同富裕目标前进，为解决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全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全面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推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协调发展。中国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不能简单以GDP增长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当前我们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发展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我国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到呼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建立自贸区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到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都是要营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为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创造条件。

这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

新时代这十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台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几十年内解决了西方国家用几百年、至今未能完全消除的绝对贫困问题，走在全球减贫事业前列，并为全世界消除贫困提供了经验。这一壮举必将载入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9年共有 69个国家和地区28亿人口的人均GDP超过1 万美元（包括中国的14亿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得世界上人均GDP超1万美元的人口数量翻了近一番。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探索，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未来之中国，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

（编辑  碣石）

在全球经济发展版图中，大宗商品作为核心驱动力，始终引领着各国产业的发展；大宗商品的流通与价格波动，不仅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推动力，更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关键所在。然而，大宗商品市场具有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在充满变数的市场中，企业如何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有效管控风险，是一道亟待解答的课题。

大宗商品贸易的利润与风险的平衡之道

大宗商品市场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要求企业不仅要深入剖析历史数据，更要密切关注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宏观经济指标的趋势，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潜在影响，还要通过整合有关信息、准确把握价格变动趋势、在商品交易中紧盯差价和机会，实现财富增值。在全球化背景下，某些地区可能在特定大宗商品上形成垄断性市场地位，企业必须积极寻求多元化的供应来源，降低单一供应源带来的风险；同时，应与供应链上游厂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确保供应链的可靠性和韧性，降低供应中断风险，并通过长期合作获得更优惠的采购条件。

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例如，国内某产煤大省的经济发展与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紧密相关，呈现明显的与GDP增速同涨同落态势。近年来，随着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企业融资需求逐步攀升，尤其是大宗供应链贸易，已成为地方国企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越来越多的地方国企积极布局，反映了供应链贸易在地方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和不可忽视的价值。

随着国企的积极参与，供应链贸易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企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丰富的资源优势，推动了行业的迅速扩张，提升了行业的整体水平。地方国企供应链贸易如何汇集更多供应链资源与要素、支撑区域供应链向纵深发展、提升地方国企供应链贸易业务能级、撬动汇聚更多上下游资源，已成为地方国企需要深入研究的现实问题。

大宗供应链服务行业的五个发展阶段

总体来看，大宗供应链服务行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信息服务。因为信息不对称给企业发展带来很多问题，也给信息服务发展带来机会，比如阿里创业时，马云初期也是做企业黄页的，国联股份创业初期从事会展、培训等行业信息服务。

第二个阶段是交易服务。该阶段需要一些拼单采购、分销执行，主要是解决一些经济采购规模的问题。盈利模式主要是自营贸易，赚取时间、地区、汇率、贸易价差。

第三阶段是金融服务。这是现在很多国有企业从事的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托盘业务，依靠自身的国有身份从银行拿到低成本的资金，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的问题，但这里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会占用自己的授信额度，如果企业纯粹提供资金服务，则不被国家鼓励。这与国家强调降两金、降杠杆、降负债的方向是相悖的。国资委强调严禁融资性贸易，仅为了提供资金服务现在也为各个省市所限制，国家亦不鼓励。如果企业单纯依靠金融服务，在整个市场融资成本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金融服务的息差空间将会越来越小，由此很多头部企业都在向供应链综合服务的方向发展。

第四阶段是提供第三方端到端的供应链服务。主要服务宗旨是借助数字化解决四流不协同、不匹配的问题，降本增效。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在单一生产、贸易、物流等环节降本增效的空间非常有限，这就要求大中型国有企业要在自身的上下游供应链各环节中挖潜，而不是仅靠单一环节的降本增效。

第五阶段是产业投资+运营服务。前四个阶段的一些供应链服务，都是一些流动性的债项融资服务，而第五个阶段是股权+债权的服务，就是通过产业投资加第四方的产业链运营，对传统的产业进行数字化赋能，通过供应链来整合产业链并再造价值链，即通过股权投资垂直一体化，在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核心环节企业中参股，统筹供给与需求，降低闲置产能及安全库存，把整条链条上下游的交易成本、产能闲置成本、库存成本、资金占用、摩擦成本降到最低。未来借助股权投资、供应链整合及流通渠道优势，以供应链服务的渠道品牌代替产品品牌并获取溢价是这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中国大宗供应链市场转型迫在眉睫

（一）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行业集中度逐年提升

我国是世界重要的大宗商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根据世界钢协发布的《2023年世界钢铁统计数据》，2022年我国钢材消费量世界第一，占全球成品钢材消费量的51.70%。煤炭消费量位居世界首位。国内大宗商品需求庞大，受“去产能”等多种因素影响，主要大宗商品供需缺口持续存在。

中国大宗产品供应链市场规模大但行业集中度低。根据厦门象屿公告，2022年我国大宗供应链服务市场规模为55万亿元左右，整体市场稳中有进。海外大宗供应链市场集中度远高于国内市场，例如2021年日本五大商社贸易体量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31%。近几年，我国大宗供应链服务市场形成了以四家地方国企为主，大量中小型大宗供应链服务企业为辅的竞争格局。中国大宗供应链CR4（物产中大、厦门象屿、建发股份、厦门国贸）市占率快速提升，2022年市占率达到4.18%。

（二）行业转型升级，海外龙头利润率表现出色

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行业由传统贸易向产业链服务和产业链运营升级。在商业模式方面，海外大宗供应链巨头一体化整合及产业链介入程度高，如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贸易商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DM）已建立了“农场--储存--加工--运输--销售”的产业链运营模式；金属和矿物巨头嘉能可、托克集团则以“上游矿权资源控制”及“产业链+国际物流资源整合”作为发展主线。2021-2022年，海外龙头企业的利润率水平普遍在2%以上，显著优于国内供应链龙头企业。

在“金融危机”“钢贸仓暴雷”等事件中，中国大宗供应链行业传统贸易模式爆发系统性风险，头部供应链企业开始由传统“单点服务”向“综合服务”再向“全产业链服务”转型，并在部分领域实践“产业链运营”模式，利润率水平具有显著的边际改善空间。海外大宗商品贸易龙头企业利润率显著优于国内供应链龙头企业。海外大宗供应链巨头以跨国集团和全球资源布局为主要运营形式，而国内大宗供应链企业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正加速国际化布局和进出口业务拓展。

（三）政策红利释放，行业重要性愈加凸显

国家出台政策积极推动供应链管理服务业转型升级，大宗供应链服务受益。“供应链”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十三五”规划中，规划提出加快供应链体系与金融、互联网行业形成协同效应；“十四五”规划对于供应链管理的规划更加明确，我国供应链管理要补齐国内供应体系短板，在供给方面加强整体效率，以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对加快国内大循环、大市场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2022年4月，国家出台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要通过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赋能产业集群的典型案例

国内大宗商品产业集群智慧金融生态持续创新，已形成多元发展格局，“政府主导、国企运营”模式成为新的创新点，即通过打造区域的产业集群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对当地的港口、码头、铁路专线、工厂厂库等进行数字化改造以及园区运营，将采购、仓储、贸易、物流、生产等相关数据归集起来，形成数据资产，再推给金融机构，银行直接对工厂厂库放款。对企业来说，这种模式的资金成本只有传统融资方式成本的一半左右；对政府来说，能实现税收归集，可助力当地企业存活，也有助于促进就业和税收。

（一）县域产业集群：冠县项目案例

冠州陆港供应链有限公司是山东冠县国企。冠县一年有1600万吨钢铁产量，大概有180家相关企业，年采购量大概在500亿元，以前主要通过头部供应链公司代采，货物放公共仓，综合资金成本、仓储装卸等相关费用，综合成本较高。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该公司创新推出“政府主导、国企运营”模式，打造全国首个县区级数字化产业集群供应链的金融服务平台“冠之链”。由地方国企服务地方产业集群，降低融资成本，畅通融资通道，归集产业数据，打造符合冠县产业发展方向的供应链金融生态体系，实现政银企多方互利共赢。

（二）市域产业集群：广珠物流案例

广珠物流为珠海交通控股集团旗下企业，集建材采销、仓储理货、加工管理、物流配送为一体，以“商贸+物流”双轮驱动为核心。广珠物流项目主要围绕商贸管理、仓储管理、财务中心进行信息化建设；结合多种物联网技术应用，实现供应链环节商贸、仓储业务的精细化管理、集团化管控，综合信息化服务支撑等。广珠物流服务了周边先进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而且有力带动了周边区域企业创造税收过亿元。

（三）市级产业集群：济宁能源融汇物产

融汇数易平台遵循“一平台、微应用、多场景”原则，通过数据集成、平台管理、用户界面进行业务赋能，布局“六横四纵”。六横：客商中心、合同中心、订单中心、价格中心、资管中心、货管中心；四纵：CTRM系统、港口管理系统、多式联运、煤矿运销系统。该平台助力大宗商品交易从线下转移到“云端”，并提供贸易“一单制”服务，极大提高了供应链透明度和运营效率。

（四）省级产业集群：山东黄金案例

山东黄金贸易集团以“聚焦主业、嵌入产业、工贸融合、合作共赢”为经营理念，稳步提升海外矿产品、金属市场份额，推动原料供应、金属销售、终端延伸三大业务领域协同，打造了“一平台多场景微应用”和“主数据、客商中心、合同中心、移动中心、共享中心和消息中心”等中台系统，有效解决了矿产品在湿吨、干吨计量，多种计价元素、多种定价规则以及多品位区间综合计价管理方面的难题；实现贸易集团业务转型升级的“专业化布局、集中式管控、共享式协同和一站式服务”运营目标。

（五）央企产业集群：五矿发展

五矿发展以贸易线上化为目标，打造交易平台，集成采购、销售、仓储、物流、结算、发票、支付等核心功能，实现与上下游的生态链接和客户的综合服务。项目以数字化方式链接上下游企业，以五矿钢铁核心业务为基础整合仓、运服务，搭建统一对外的商城门户，支撑五矿钢铁核心业务场景，逐步形成五矿发展统一标准、统一入口的对外服务平台，全面提升交易效率和服务体验。

国企开展大宗商品供应链业务的三个关键点

关键点一：大宗商品周期性强，任何企业都需要尊重市场，顺势而为

开展供应链业务，企业的营收增速与整个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是同频的，尤其是钢铁类价格周期性强的品类，当然也有例外（如农产品）。我们虽然无法避免行业的周期性影响，但可以实现逆周期稳增长，顺周期高弹性。首先，需要具备专业强大的风控能力；其次，选择服务对象和行业的时候要相对分散；再有，大宗供应链涉及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要具备体系化的产业供应链运营能力。最后，科学、敏捷、柔性化的供应链执行能力需要一个模型，市场瞬息万变，受不确定因素影响比较大，需要通过一些数字化的决策工具开展动态的风控。

关键点二：大宗商品头部企业借助强大的风控、融资能力，实现逆周期扩张

头部大宗供应链企业，往往是在逆周期时实现规模化的扩张。因为经济低迷时中小企业风控能力较弱，而国有企业和头部企业有持续的融资能力，从而具备抄底一些低估值资产的机会。

关键点三：大宗供应链服务企业要向两端“高壁垒”性业务发展

首先看营收指标。2024年，传统的头部大宗供应链企业的营收呈现负增长，但产业互联网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因为在市场销售情况不好的时候，大家都希望通过互联网平台扩展自己的销售渠道。

再看净利润指标。2023年大宗供应链企业的平均净利润下滑了23.44%。但是借助产业互联网从事大宗供应链的企业净利润大幅增长，平均增幅为39.73%。

最后看负债率指标。2024年，大部分头部企业的负债率都有所增长。在营收增长幅度有限，净利润大幅下滑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此，大宗供应链服务企业要向“高壁垒”的业务发展，要么借助投资向上游重资产的方向发展，要么借助数字技术向下游渗透到终端长尾的实体客户，如果夹在产业链中间，将无法摆脱行业周期性的影响。

多措并举提升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的竞争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成为国企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国企需要采取一系列策略，以提升其在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中的竞争力。

（一）数字化转型：打造一体化供应链物流

在大宗商品供应链中，物流环节至关重要。传统的物流模式因多级分销、多次仓储和多程物流等问题，导致产业链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因此，数字化转型成为实现一体化供应链物流的关键。

1.构建智慧仓储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企业可以实现多组织的高效协同，以一体化的方式提供端到端的协同服务。例如，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无锡物流中心通过“五化”建设（即单证数字化、流程可视化、园区物联化、服务集成化、业务平台化），打造了“中储云链”平台。该平台以实体仓储网络为基础，以仓库数字化应用场景为手段，推进智慧仓储平台建设，进一步打造“中国放心库”。2022年，该物流中心的年吞吐量达到657万吨，创历史新高，每天有500辆大卡车进出，数字化赋能效果显著。

2.全链条数字化与风控体系。为了进一步提升供应链效率，企业需要将数字化贯穿于产业链的仓储、物流、交易等各个环节，并构建数字化风控体系和监管体系。数字化不仅可以提高供应链效率，还能确保货物安全和货权清晰。例如，物润船联通过构建“数字商贸+数字货运”生态圈，采取“贸易线上交易+供应链服务+数字货运”新模式，实现了对要素的精准控制，全过程管理透明化，从而大幅提高了“流通生态”的效率，最终形成了开放、合作、共赢的生态圈。

3.推动供应链协同一体化。随着行业的不断迭代升级，单一服务于交易环节的产业电商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企业需要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供应链协同一体化，搭建产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从传统贸易物流向端到端服务的升级。这有助于整合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四流合一”。例如，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了全球化的大宗商品供应链网络布局。易煤网采用交易透明化+类做市商制度，创新了平台交易机制，已成为集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于一体的煤炭供应链生态圈。

（二）服务模式拓展：从贸易商向综合服务商转变

传统的大宗商品供应链企业多为贸易商，盈利模式主要依靠买卖价差。然而，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这种单一的盈利模式已难以满足企业的持续发展需求，需要向综合服务商转变，提供物流、融资、信息咨询等增值服务。

1.提供多元化增值服务。国企应基于对产业链的深入介入和增值服务的需求，进行相关的资产布局，从而实现对货权的把控和严控信用风险。通过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企业可以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例如，海外的嘉能可和ADM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提供增值服务，如目的地营销、装卸、种植园的供应链服务以及结构化供应链金融等，实现了对产业链的深入掌控。

2.全环节一体化服务。围绕大宗商品的原料采购、库存管理、剪切加工到产成品分销、物流交付等全环节，企业应提供包括价格管理、产业金融、信息咨询在内的一体化服务。这种全程服务有助于系统性地降低制造企业的各环节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和资金效率。例如，某大宗商品供应链公司的大宗商品工程物资配送业务，以大型施工建设企业或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业主为服务对象，为其工程项目配送物资，并提供从采购计划管理、资源组织、运输配送、应收款垫资、结算服务到价格管理等工程物资供应链管理组合服务。通过赚取流通增值服务费、应收款垫资价差、基差管理收益等，该企业实现了盈利模式的多元化。

（三）产业链布局优化：增强掌控力与竞争力

基于中游贸易环节，企业应向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延伸，以增强对产业链的掌控能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1.向上下游延伸。通过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企业可以实现对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和提供定制化服务。例如，ADM从农产品产业链中游贸易延伸至下游精加工业务，提供增值服务如目的地营销、装卸、种植园的供应链服务以及结构化供应链金融等。这种延伸不仅增强了企业对产业链的掌控能力，还提高了企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2.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与协同。为了进一步提高整个行业的配置效率，企业需要与上下游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在上游，企业可以与供应商签订长期采购协议，或直接参与海外资源的投资和开发，以保障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在下游，企业可以与客户紧密合作，了解其需求并提供定制化的服务。例如，瑞茂通与国内主要产煤区的大型煤矿以及国际上的海外采购源建立广泛联系，下游与国内六大电力集团均有合作。通过整合各方资源，瑞茂通提高了整个行业的配置效率。

（四）强化风险管理能力：构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

大宗商品供应链面临多种风险，如上下游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物流货损风险、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因此，国企需要构建完善的风险识别与评估体系，并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

1.风险识别与评估体系构建。依照产业风控和金融风控的要求，企业要对产业链条上各环节的风险进行把控。在产业风控上，应严控信用准入，控制外部交易风险，并选择信誉良好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针对不同业务模式，如预付业务模式、仓押业务模式、应收业务等，企业应分别提出针对性的风险把控方式。例如，数链科技通过线上监控预警和线下监管驻厂的方式，对业务链条上各环节的风险进行把控，确保了业务的稳健运行。

2.风险应对措施制定。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企业需要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在应对价格波动风险方面，可以采用期现结合的业务模式，拥有专业的期货团队，通过套期保值等操作来规避风险。在信用风险方面，应加强对交易对手的信用管理，如设置信用额度、进行信用评级等。此外，企业还可以采用包括二次定价、公式结价、保证金、货权处置以及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等风险控制手段来应对各种风险。

（编辑  宋斌斌）

近年来，国内区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善，人才资源丰富，在工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居民收入的提高，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在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地方园区的转型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的政策意义。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增速放缓、注重质量的新常态，这就要求各地园区进行创新和变革。新的技术革命与产业转型正在兴起，比如苏州工业园区的大数据物流，通过精确的资源配置，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合肥高科技园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家电制造的自动化，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常州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园依托新能源技术，吸引众多企业聚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国家提倡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武汉的东湖科技开发区就是长三角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转移基地，对地方的工业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深圳高新区在南山建立了孵化器，对创业企业实行减税、补贴等优惠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创业热情。推动地方科技园区立足于区域经济的大框架下，密切关注政策导向，在产业规划和创新机制上进行全方位的创新，推动区域内资源的合理流动，从而达到自身的持续发展和区域间的协同增效。

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是一定地域内的生产要素与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条件相结合所形成的复合体。德国韦伯提出的产业区位理论认为，在运输、劳动力和聚集经济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生产成本是最小的，增长极理论强调的是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某一特定区域内的优势产业和创新企业将在一定程度上聚集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增长极，并通过辐射效应对周围的区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先后建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等经济特区和国家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作用，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

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非常重要。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东部地区由于政策、区位等方面的优势，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自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经过多年的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也加快步伐，通过建设交通枢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促进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显著的成绩。2023年上半年，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幅达到8.5%，比全国同期增幅高出1.5%。

区域园区的作用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各地的园区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主要有高科技园区、工业园区和农业园区三种类型。例如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聚集了一批著名的高科技企业，2023年，园区内企业营业收入已达8.3万亿元。工业园区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例如苏州工业园区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信息等行业按照经营方式，园区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园区、企业主导型园区、政府与企业合作型园区。政府主导型园区以政府为主导，以政策为导向；企业主导型园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导，以政府与企业相结合的方式来优化资源配置。

地方工业园区

地方工业园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特点是产业集中。以浙江大唐袜业工业园为例，该园区已形成完整的袜子产业链，袜子年产量超过250亿双，占据国内70%的市场份额，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当地的园区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关键。到2023年底，重庆西永微电子工业园有15万名员工，其中60%以上是当地员工，并在各个领域提供就业机会。创新驱动是地方大学园区的一个重要职能。合肥高科技园区积极与大学合作，构建科技创新平台，促进前沿科技的研发。

地方工业园与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地方产业园区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十分明显。园区内的企业对本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有直接的贡献。到2023年，天津滨海新区GDP将达到876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天津市GDP的30.5%。园区内的众多企业以自身的发展带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形成一条产业链。工业园区的开发带来了直接投资效益。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已有30余个国家和地区前来投资，利用外资总额达160亿美元以上，不仅对园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吸引外资作用，而且还能带动相关产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园区发展也促进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为适应园区的发展，当地政府在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以改善园区的投资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口向园区和周边地区聚集，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

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园区的空间布局和调整。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初期，地方政府为加快经济的发展，往往会在交通便利和资源优势较好的地区建立开发区，吸引企业来此投资建厂。但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对工业园区的功能与产业布局提出更高的要求，园区的规划与建设应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对高科技产业的需求不断增大，当地政府就会通过建立高科技园区将资源集中在高科技产业上。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对园区的空间布局和调整影响较大。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将推动各地区对园区进行合理的布局，促进产业有序地跨地区转移。例如河北省在北京和天津毗邻地区建立了京津冀产业园区，积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实现了京津冀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

地方园区转型路径

资源配置的优化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地方经济园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产业竞争力。从资源配置来看，目前许多园区都存在着资源分散、利用效率不高的现象。各地一批传统的工业园区，有不低于20%～30%的土地资源处于闲置状态，水、电等配套能源使用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浪费。为此，国家颁布《关于推进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通过对园区土地资源和能源资源的整合，让资源集中、高效利用，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通过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整合、调配园区企业闲置的厂房设备等资源，使园区用地利用率提高35%以上，年节约成本5亿多元。

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产业竞争，我国园区产业正面临着高端产业流失，低端产业缺乏竞争力的问题。东莞松山湖高科技园区，原先主要从事电子资讯制造业的低增值加工及组装。在政策的引导下，园区加大了研发力度，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企业纷纷落户，带动了周边产业向高端转移。到2023年，园区内高科技产业产值比重由改制前的40%提高到70%以上，园区的产业竞争力得到明显提升。

工业园区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产业升级和园区改造是我国地方工业园区发展的两条重要途径。过去很多地方经济园区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但随着人工成本的上升，这些园区的竞争力越来越弱。例如，在珠三角的一些制衣厂，在2010到2020年间人工成本上升了150%，使得制衣厂的利润率越来越低。为了实现这一转变，国家制定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鼓励园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深圳南山高科技园区对此做出了反应，积极发展和引入高科技企业。园区内的龙头企业——腾讯公司持续加大研发力度，研发人员的比例达到60%以上，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科技创新成果，引领园区由传统工业向科技创新工业转型。到2023年，高科技产业占南山高科技园区经济总量达到90%，成功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园区到科技创新型园区的转型。

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化导向型转变

政策创新和机制改革的目的是促进高新区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过去，很多开发区在项目的审批和企业的管理上都受到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园区的低效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园区采取了一些创新的政策措施。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港区为例，为进一步降低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程度，采取了“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项目审批方面，将审批周期从200天降到60天，将企业开业时间降到1天。同时引进市场机制，建立工业投资基金，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如张江火炬风险投资公司在张江高新技术园区成立，目前管理着50亿多元的资金，将社会资本引导到生物医药和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对园区的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效地完成了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转型。

提高园区可持续经营能力

地方产业园区的改革方向是增强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看，园区内企业在节能减排等方面受到《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的鼓励。例如苏州工业园区对企业的环保要求非常严格，符合要求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不符合要求的企业要求整改或淘汰。园区企业优化生产流程，近5年来单位 GDP能耗降低25%，园区绿化覆盖率达45%。

在建设智能园区的过程中，随着IT技术的发展，许多园区都在积极推动园区的数字化改造。未来人科技城将利用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打造杭州城市智能运营平台。园区内的企业运营状况、交通状况、能耗状况等数据均可通过该平台进行实时监控，从而达到精确管理的目的。园区利用智能控制系统减少15%的能量消耗，智慧园区的建设不仅可以提高园区的管理效率、企业的运作效率，而且可以促进园区的持续成长。

一些传统的工业园区内，产业结构混乱，各种类型的企业混杂在一起，上下游产业链缺乏有效的连接，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较高。同时，污水处理、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建设，许多企业都在各自的地盘上建设，但利用率还不到50%，造成资源极大浪费。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以建立循环产业链为核心，促进资源的梯级利用和共享，促进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通过对园区内的工业空间进行重新规划，形成了化工、汽车等工业集群，同时建立了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和智能化仓储物流中心。改造后，园区企业之间的物流成本下降30%，污水处理厂等公用设施利用率达到85%，实现了有效的资源整合。

在产业竞争力提升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产业国际竞争，迫切需要优化提升地方经济园区的产业结构。许多园区的产业结构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产品的附加值较低，缺少核心的技术和品牌。因此，为推进园区内制造业的高端化，国家制定了《关于促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实施意见》。对此，宁波的杭州湾新区着力发展汽车及其零部件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吉利汽车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入驻新区，以汽车研究院为代表的创新平台建设，使新区汽车工业的 R& D支出从改制前的3%提高到了8%。到2023年，新区汽车工业产值达到1500亿元以上，新能源、智能、网络汽车等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比重达到40%以上，实现产业竞争力的跨越式提升，在世界汽车工业舞台上站稳脚跟。

科技园区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以北京大兴区科技园的发展与改革为例：

北京市大兴区近年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园区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例如，《大兴区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若干措施》从资金、税收等方面对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予以扶持，鼓励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数据显示，在2018—2022年间，传统工业在大兴区园区的比重逐渐降低，高科技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

大兴区通过《大兴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每年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和产学研合作项目，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动力。园区内企业在政策的推动下，创新动力日益增强，实现了由传统的生产要素推动型经济增长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D投入强度在2018—2022年间不断提高，分别为2.15%、3.08%。新产品营收占比也在逐年上升，从2018年的18.34%上升到2022年的25.67%。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创新投入与GDP增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大兴区以土地资源、人才资源、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手段，提高了园区的发展效率。在配置土地资源方面，以重点产业项目用地为优先保障，提高用地效益，落实《大兴区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对园区内的重点产业进行社会资本引导。到2022年，工业发展基金总规模达到15.68亿元，带动社会投资56.32亿元。

虽然大兴区的园区产业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产业间的协同和联动还很薄弱。高科技产业内部各细分市场之间缺乏深层次的交流和合作，高科技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联系。例如，根据2022年园区内企业交易数据统计，高科技企业中只有30%左右的企业与园区内同类型上下游企业形成稳定的供货协作关系，绝大多数企业仍然是“单打独斗”。这就造成了产业资源分布的分散化，不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影响了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与此同时，高科技与传统工业的互动与融合方式还不够成熟，产业间的跨界融合进展缓慢，不能充分挖掘高科技与传统工业相结合所产生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采用先进IT技术的传统制造业企业不到10%，这既阻碍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又制约了高科技产业应用场景的扩展。

尽管大兴区积极推进以创新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企业的R&D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创新成果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率不高。一方面，科研院所与企业的联系渠道不畅：调查显示，40%以上的园区企业认为，在与研究机构合作研发或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合作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比如，到2022年，园区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共获得了800多项专利，但是真正能够转化为产业的还不到30%。另一方面，我国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无法有效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科技产业发展基金，但是对于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风险较大的项目，创投公司的介入程度并不高。从资金流向上看，2022年度产业发展基金中用于创新成果前期转化的资金只占15%，这就使很多具有潜在价值的创新项目因为资金不足而难以迈过“死亡之谷”，不能顺利进入产业化阶段，从而影响到园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虽然大兴区对重点工业项目的用地实行了优先供应政策，但园区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用地紧张问题日益突出，要素资源分配中的瓶颈问题已成为制约园区发展的“瓶颈”。根据2022年土地储备情况，目前可供新建大型项目使用的集中用地有限，而且比较分散，部分对用地规模、完整性有较高要求的重点产业项目难以实现落地。同时，园区内部分土地的使用效率较低，部分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或发展战略调整等原因，导致园区部分土地处于闲置状态，存在较大的土地浪费现象。

大兴区园区虽然通过引进人才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优秀人才的聚集，但是人才结构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园区产业的发展需要。高端创新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尤其是对算法研究和应用场景都有一定了解的复合型人才，更是供不应求。

虽然产业发展基金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资本杠杆作用，但有些项目的投资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收益，产生投资的风险。根据项目绩效考核数据，2022年度基金资助项目中有20%左右的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的产值和税收增长指标，导致基金的浪费。同时，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存在一定的风险控制要求，导致2022年园区内中小企业平均贷款额度只有大型企业贷款额度的30%，制约了园区内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地方园区改革对策建议

建立行业协作沟通平台

以政府为主导，强化产业间的协同联系，建立集技术、产品、产能、需求于一体的综合产业协作信息平台。建立网上信息发布和对接平台，实现企业间的合作意向和技术问题的实时发布；线下建立产业合作服务中心和专业服务队伍，按月、按季组织企业进行产业对接、技术交流等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联动，在一年内将园区内高科技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形成40%以上的稳定供货合作关系，在三年内将此比例提高到60%以上，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深化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促进产业一体化发展

设立“产业融合专项资助基金”，每年资助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项目。对采用信息技术的传统制造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给予实际投资30%的补助；对高科技企业向传统产业拓展应用场景的项目，按照新增税收20%～50%的比例给予税收优惠。推进30%以上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实现智能化升级，培育出20个具有示范效应、可复制推广、引领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示范企业。

提高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

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组织，拓宽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渠道，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定期对园区内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进行调研，了解科研成果和企业的技术要求，为双方的准确对接搭建桥梁。建立标准化的科研合作程序和合同范本，精简程序，降低费用。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对于成功促成技术合作、实现技术产业化的科技服务企业，按照技术合作项目实施后2年内新增利润5%的比例，对科技服务企业进行激励。

健全科技融资服务制度

鼓励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科技成果转化前期项目，对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的科技成果转化前期项目，财政给予投资总额10%的补助，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对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的科技成果转化前期项目，减免20%的企业所得税；政府产业开发基金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期投入，同时构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承担技术创新转化风险的科技金融风险共担机制，减少金融风险的压力，促进更多的技术创新成果顺利转化为商品。

加强国土资源监督管理

利用卫星遥感和GIS技术，建立土地资源动态监测体系，对土地利用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严格按规定收取土地闲置费；闲置2年以上的依法收回再出让。鼓励企业盘活存量土地，采取土地流转和合作开发等方式，通过减免土地使用税等方式，促进闲置土地利用的盘活。优化供地方式，优先采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先让后租等灵活方式供应高投资、高科技项目用地，提高园区土地使用效率，力争1年内将园区闲置用地比例控制在3%以内，2年内控制在1%以内。

提高经费使用的准确性和监督水平

建立产业基金投资项目评审专家库，引进第三方专业评审机构对项目进行严格可行性分析和风险评价，确保基金投资的准确性。加强对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督，开展绩效考核，对不能实现预期目标的专项资金要及时调整用途，并采取止损措施。鼓励金融机构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进行产品创新，开展知识产权、应收账款等质押融资，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门槛，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推动中小企业自主创新。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加快地方产业园区的改革，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推动地方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地区经济的和谐发展。地方产业园区的改革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政策导向相吻合，必将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而深远的作用。

（编辑  季节）

2003年，中央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东北振兴由此拉开序幕。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等五盟市被纳入国家东北振兴战略实施范围。至此，东北振兴战略包括了东北地区三省一区的共同振兴。2016年，中央印发《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提出争取再用10年左右时间，东北地区实现全面振兴，走进全国现代化建设前列，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

近年来，东北全面振兴战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当时确定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分析近10年的经济数据可以发现，在煤炭保供东北的需求牵引下，蒙东地区经济发展态势逐年向好，无论发展速度还是经济总量都已成功“破圈”，成为牵引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东北辽吉黑三省与蒙东地区经济发展的消长

东北三省一区在全国GDP排名的变化

东北振兴开启的2003年，东北三省GDP在全国占比为8.36%，到2024年，其占比仅为4.70%，几乎下降了一半；同期，辽宁省GDP的全国排名由第8名下降到第16名，吉林省则由第15名下降到第25名，黑龙江省也由第24名下降到第26名。耐人寻味的是，东北地区主要城市的GDP排名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前10名当中，除了有4个副省级城市外，蒙东的3个城市进入其中，蒙东地区经济也进入了东北地区先进行列。

三省一区工业增长趋势各异

东北三省、蒙东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全国占比与发展趋势，以及东北内部的工业增加值占比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2003年，东北三省工业增加值的全国占比为8.94%，2024年则下降到4.11%，降了一半还多；同期，蒙东地区工业增加值占比则由0.40%提高到0.50%，绝对值增长了近10倍。值得一提的是，蒙东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在东北地区的占比逐年提高，从4.46%提升到12.10%，体现出蒙东工业化进程明显加速。

主要城市发展变化值得深思

2003-2024年间，在东北地区主要地区（市）中，赤峰的GDP排名由16位上升到第6位，并从2021年起一直保持在第6位，呼伦贝尔由21位上升到第8位，通辽由13位上升到第9位，锡林郭勒盟由33位上升到第16位，兴安盟由38位上升到第26位。目前东北城市GDP前10名依次是：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大庆、赤峰、鞍山、呼伦贝尔、通辽、吉林。纵观这10个城市，前4名是计划单列城市和副省级省会城市，大庆、鞍山、吉林是国家重点工业基地，拥有多家大型央企，而蒙东地区的赤峰、呼伦贝尔、通辽则依靠市场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

东北振兴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强调优化供给

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就是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支柱，经济发展领跑全国。在其后的改革进程中，人们希望通过改革供给水平与供给结构，重新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供有效的供给。但问题在于：一方面，用大量投资支持国有企业，同质化发展严重；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陷入“低端锁定”和“高端不足”的双重困境，导致产能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东北地区的绝大多数产能没能为国家的工业化继续提供有效的供给。比如，笔者在某地调研时，当地领导曾经自豪地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的电子器件就是他们生产的，而今，该地的电子产业市场竞争力，已经今非昔比，更不用说为人造卫星做配套了。

国有企业负重前行

在计划经济年代，东北三省GDP在全国占比一度接近20%，辽宁曾经排名全国第1，并多年保持前3名；黑龙江在很长时间内保持全国第6的水平；吉林经济发展也达到中游水平。这样辉煌的历史成绩，主要支撑基础是国有企业，可以说，国有企业铸就了东北三省计划经济时代的辉煌。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人们头脑中的传统思维依然存在，大多数人对计划经济年代东北三省形成的大型国有企业心有寄托，希望它们能够重振雄风、再度辉煌，反映在振兴政策当中，就是希望于盘活存量的国有企业，然而，承担大量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竞争力日渐式微，这可能也是新时代东北振兴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蒙东工业化发端于东北煤炭保供的需求引领

进入21世纪，东北地区在改革中没有适时调整结构支柱，地位不保，作为发展“血液”的能源储量面临枯竭的风险，为了保持工业的持续发展和东北三省人民群众的冬季取暖，国家要求储量相对丰富的蒙东地区为东北提供煤炭资源，保证东北三省的工业和民生用煤，这一政策开启了蒙东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为了满足东北三省保供用煤的需求，蒙东地区发展起了煤炭工业；由于保供煤需求存在季节性特征，为了保证淡季煤炭企业的正常产出，蒙东在煤炭产业的基础上，发展了坑口火电产业，通过远程传输，满足了长三角、京津冀、东北的用电需求，电力产业得到了发展。不仅如此，蒙东地区还利用自身的风光优势，发展绿色电力产业，持续满足了发达地区的电力需求。目前，蒙东地区以能源电力为代表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并在东北振兴中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确立了需求引领经济发展的样板，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东北振兴的蒙东路径借鉴

进入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东北三省一区应形成合力，构建协同联动机制，在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上实现一体化发展。

以需求为导向的东北振兴路径调整

笔者在调研时发现，锡林郭勒盟在蒙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最具代表性。2024年，锡林郭勒盟地区生产总值1235.96亿元，增速4.6%，位居蒙东地区首位。全年原煤产量14357.2万吨，其中60%供给东北地区；发电量1139.2亿千瓦时，其中，火力发电量697.7亿千瓦时，增长9.3%；风力发电417.8亿千瓦时，增长16.3%；光伏发电23.7亿千瓦时，增长17.8%。发电外输华北、华东、东北等地900亿度，外输占比达79%。可以说，煤炭保供东北牵引出的需求是决定和影响锡林郭勒盟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的重要因素。锡林郭勒盟初步建立了现代能源产业集群，在保障东北地区煤炭供应和周边地区优质电力使用的同时，助力绿电“出圈”。

蒙东地区依托煤炭保供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初步建立了以能源工业为引领的产业体系，走出了一条以需求为引领的东北振兴之路。未来东北振兴也可尝试需求引领路径，积极融入国内外统一大市场之中，以国内外需求为导向，实现结构优化和质效提升。

东北三省制造业为蒙东产业发展服务

因煤炭保供起步的蒙东工业化进程，带有明显的能源主导色彩，其中新能源产业是最耀眼的环节。目前锡林郭勒盟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达2288万千瓦，凭借资源优势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笔者调研发现，因为设备超长、超宽、超大，部件运输存在困难，风力发电设备的就地加工组装就显得尤为重要。为顺应这一发展潮流，锡林郭勒盟初步形成以风机整装为主，以叶片、塔筒、机舱罩、风机基座等零部件为辅的风机装备产业链，规模效应逐步显现。同时，瞄准第三代光伏组建新赛道，引进了钙钛矿光伏组件制备项目，正在培育新型光伏装备制造产业链，并规划由“加工组装”逐步向“制造”转变。

然而，蒙东风电产业发展水平依然存在“短板”，有待升级优化。以风电设备制造业为例，虽然已有中船风电、上海电气、中材科技等知名企业进入，但由于地区工业基础薄弱，技术含量高且不便利组装的发电机、齿轮箱、变压器等环节还有待技术环境成熟后才能落地达产。在此背景下，东北三省的成熟企业要转变发展方式，从供给推动转换到需求引领，以蒙东产业发展和技术需求为导向，通过深化改革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逐步走向振兴。

打造东北三省+蒙东+蒙俄产业链

过去20多年间，东北全面振兴未能达到目标，同时区域内没有形成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产业，政策取向一直是以供给侧改革为手段，因此未来应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引领，整合国内外经济主体，形成需求牵引的完整产业链。就目前来看，应该以已经发展的蒙东能源产业为龙头，以东北三省科学技术和专业人才为支撑，吸引蒙俄能源原材料产业加入其中，形成完整的跨国次区域产业链，拉动东北振兴进程。例如，锡林郭勒盟利用地缘、亲缘优势，充分挖掘与蒙方在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上的差异性和技术互补性，组织民营企业组团出境、在当地建厂，拓展与蒙方在煤炭、冶金、有色金属等领域的贸易往来；另一方面，优化营商环境，面向东北地区招商引资，与吉电、铁盛等大型国企联手，深化与天津港、锦州港、曹妃甸港的合作，积极参与东北陆海新通道协作联盟，口岸带动、腹地支撑、边腹互动的格局初步显现。锡林郭勒盟珠恩嘎达布其口岸，2024年从蒙古国进口煤炭400万吨，预计2025年可达1000万吨，未来有望达到5000万吨。可以预见，依托蒙东地区经济加速发展的契机，蒙古国将投入更多的能源资源，嵌入我国东北产业链。在此背景下，蒙东地区可以大幅扩大以电力为代表的能源产业规模，吸引东北三省相关技术和人才的流入，形成以能源产业为引领的跨国产业链，增加东北地区GDP的全国占比，逐步实现东北振兴。

（编辑 宋斌斌）

今年５月１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将正式生效。这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做出的法律规范，是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之后，关于“三农”问题的又一部重要法律。

颁布该法的两个重大意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指出：“为了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利益，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运行管理，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促进共同富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其中颁布该法的两个重大意义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巩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宪法》规定我国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自我国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分”的要求落实了，但怎样实行“统”尚须探索。一些地方“分而不统”的状态已阻碍了农业生产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其表现为：

1、在人均耕地面积少的丘陵地带，农民主要收入靠外出打工，不少农田基础设施废弛。家庭承包权的延长，使不少农民把承包地看作是自己的“祖业”，流行着“宁可抛荒，不可释业”的观念，抛荒现象严重。

2、在北纬45°玉米黄金带，美国采取了上百公顷大规模种植的方式，每公顷成本可低至300元人民币。同纬度的吉林省黑土地带，家庭承包种植规模仅几公顷，每公顷种植成本高达6000元-7000元。但有些地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把耕地连片规模化，进行统一种植，当规模化程度接近美国时，成本最低可降至3300元，单产增加了15%～20％。大豆种植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3、根据内蒙古大学对内蒙古与蒙古国放牧式畜牧业的研究，按照相同的载畜量，蒙古国不同季节的草场平均面积为9.2平方公里，但内蒙古因为实行家庭承包制，草场面积仅为2.6平方公里。由于草场面积大小悬殊，在内蒙古，一只羊想吃饱走的路是蒙古国羊的1.6倍，羊放牧多消耗的能量相当于要多喂100斤玉米。内蒙古的放牧式畜牧业由农区的玉米、秸秆作为补充饲料，按价值链分析，喂补充饲料的纯收益大多为工业资本所得，牧民所得却很少。因而内蒙古牧民的纯收益相比要低于蒙古国。

4、粮食主产区虽连年增产，但“化肥农药除草剂，种的都是卫生地”。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农畜产品中的药物残留、土地有机质下降、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问题都非常严重，对农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健康带来极大的隐患。

以上这些问题需要在“统”的条件下，在持续深化乡村振兴的改革中得到解决。在长期实行家庭承包制基础上，能否实现“统分结合”已成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是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战略性问题。

第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根据宪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由于长期“分”强“统”弱，导致“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中的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传统的“集体观念”基本解体。综合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超过8400亿元，村均收入达到143万元。全国村集体收益超过5万元的村占比为65.4%，其中收益在5万-10万元的村占17.4%，10万-50万元的村占33.1%。

由于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十分薄弱，在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中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村级组织的运行基本依赖财政转移支付，而财政能力的不足决定了村级组织运行能力的薄弱。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也不利于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

虽然我国鼓励农民发展专业生产合作社，目前全国在册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约为222.2万个。但绝大部分并没有真正运行。真正运行的也并不具备“统”的功能。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积极探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地区近年来为了突破“分而不统”的状态，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收益，提高集体积累和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促进乡村振兴的开展，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对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像云南省、山东烟台、贵州毕节、安徽芜湖、宁夏中卫、吉林松原等地级市和河南项城叶县都在市（县）委和组织部门的推动下，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实现了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合作社积累增加，为合作社成员提供了许多公共服务，包括缴纳新农合的个人缴费、给老年村民提供福利、建设并维护农业基础设施、开展健康的文体活动等。这极大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有利于巩固农村集体经济，有力地支持了乡村振兴，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带头人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典型。其中，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历经三年的探索，已有139个村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覆盖率达90％，累计为集体增收9441万元，带动4.62万群众增收7426.3万元，奖励152名村干部44.38万元，实现了合作社、村民、干部三增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力地推动着乡村全面振兴。

现阶段，许多地方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样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形式，是应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要求而生。首先，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的分散经营在农业生产中的局限性，和“统”起来发展的优越性已明显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贫困户被党支部组织在合作社中，能够稳定地增收脱贫。其次，只有基层党组织才能够将群众组织起来，按照集体经济的组织方式实行统一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虽没有相应的规范，“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却基于其优越性而发展起来。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民自愿把承包地的经营权让渡（一般是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入股）给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经营，实行按劳和按股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它的规模或大于或小于行政村（组），取决于合作社的经营规模和农民的自愿。这是落实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行“统分结合”的产物，它成为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发展形式之一。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阻力和困难

2014年以贵州安顺塘约村为代表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一经产生，很快在全国被学习、复制、推广，这反映了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生命力。但是，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样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阻力和困难依然很大，主要原因是：

首先，对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关部门之间缺乏共识，立场与态度各不相同。党的组织部门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建设，促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积极推动。农业农村部门一些人认为已经有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再搞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既没有必要，也不合适。

其次，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中有些规定脱离实际，不利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例如，对于农村集体经济流动资金的管理规定，凡卖出的产品超过5万元，必须走招拍挂程序；而完成一道程序，前后就需要20天。我们在调研中遇到这样的例子：集体合作社要出售大量玉米，但不能随行就市抓住价格高点，结果就容易给集体经济造成损失。东北玉米收得晚，还要脱粒烘干，往往要到来年１月才能卖完年度玉米，实现资金回收。但财金管理上这被视为资金跨年，入账不及时，违反财金纪律。合作社凡超过2000元的支出，必须走招拍挂的程序。对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在财务上按最严标准来管理，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作为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自主性。

再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样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形式，没有现成的规范可循，只能在实践中探索。由于合作社是由党支部领办，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各种政策支持、社会捐赠、集体的机动地及零星的生产资源，容易让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近水楼台先得月”而获益。在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三资清查中，发现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有侵占国有和集体资源现象。这虽然是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但并未明确是纠偏还是按“正风反腐”的要求查处，对集体经济带头人造成很大压力。要鼓励农村基层党支部的干部担当有为，使他们保持带领群众走“统分结合”道路的积极性，否则很难达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建成农业强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目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生效后，怎样通过落实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所要求的“统分结合”来壮大集体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需要努力探索。可以预计的是，只要引导得当，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把家庭承包与统一经营结合起来，在我国农业发展中有巨大的潜力，能够使我国农业、农民收入和农村面貌上一个大的台阶，建议有关部门予以重视。

由于党支部领办合作已有好几个地级市及县（区）在全面推进，几乎全国各省（区）自治州，包括西藏、青海的畜牧业中都出现了这样的案例，建议相关部门联合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成功的经验，分析遇到的问题，在条件成熟时出台相关指导性意见。如果经过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途径，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进行相应修正，确保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编辑 季节）

当前对新质生产力的认知存在缺憾，科学驱动的创新才是新质生产力的源头。

现阶段关于新质生产力认知的缺憾

怎样认识新质生产力

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国家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面对新阶段的新问题，需要探寻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通过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来培育新质生产力。但在这两类创新的前端，是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若无这一创新过程，即很难有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这样的创新成果，进而即难以有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此外，对新质生产力的认识要有层次性。国家层面、地区层面与企业层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有所不同；不同区域要因地制宜。现在学界所谈的多是指要注重培育国家层面的新质生产力。2006年国家就提出科技领域要致力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2023年国家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强调加快培育新动能，开辟新赛道，加快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使经济发展的效率更高、质量更好。

当前认知的缺憾

现在谈到培育新质生产力，多数人更重“中”重“尾”，但轻“源头”。“中”是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尾”是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源头”是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现在是大科学及复杂技术创新时代，仅仅对现有技术进行“边际性改进”，或者是“组合集成”，都很难形成原始创新或颠覆性创新。典型性的案例是，若无华为设在俄罗斯的数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人的研究工作，就不可能有前若干年华为造出的基站即能同时传递2G、3G信号；若无与土耳其一位科学家的合作，可能也很难有后来华为5G技术的研制成功。

屠呦呦研制了治疗疟疾的青蒿素系列药品，但搞清青蒿素的分子结构（这属于基础研究），是她的团队所做的重要工作，这才有了后来的人工合成青蒿素。中南大学黄伯云院士研制成功在国际上领先的“飞机刹车装置”，每每达不到预期效果时，他们即开展相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所以，我们说，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或称活动，才可能产生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这样的“中间成果”，进而才能培育出新质生产力。现阶段，我国的超高压智能电网技术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为研制这一技术，国家电网集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立联合科学基金，资助了高校、院所一大批与电力传输相关的科学研究课题，其中不少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课题成果在超高压智能电网技术研制中得到了应用。进一步扩大视野，从全球产业发展历史考察，世界上第二、三次产业革命中，新兴技术的出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都源于科学驱动的创新活动。现在我们强调培育新质生产力，更应该高度重视科学驱动的创新。

科学驱动的创新生成新质生产力的底层逻辑

科学驱动的创新发展过程及活动如何形成新质生产力？其中有三层次逻辑：

最表层：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主要体现为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的新兴技术的涌现，随后这些新兴技术被用于改造既有企业或建立全新企业，最终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及新产业体系的形成。末端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体系形成新质生产力。

中间层：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

即基础科学实现新发现，应用科学进行新探索（探索新的科学发现可能的应用方向、应用领域、应用方式及方法），通过概念验证与工程试验，研制领域为根技术与行业共性技术，研制行业主导产品，进而开发适用于特定场景的商业级产品。

最底层：有利于科学驱动的创新的体制机制

围绕科学研究，应将自由探索的科学研究与有组织的科学研究相结合；要重视培育容错、容败、容失误的创新文化；需要在创新链条上各环节恰当配置创新资源；要构建“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

现阶段我们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在大的思路上，应坚决改变以往“在发达国家研制的‘领域根技术或行业共性技术’基础上创新”的方法论，摒弃传统奔跑在早期发达国家缔造的产业技术轨道上的方式，同时有效活跃科学驱动的创新。这才可能使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步伐走得更稳更快些。

亟待关注并搞清的四个管理实践问题

以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出发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深化研究并解决好以下问题：

有效促使企业真正做好创新主体

自 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我国企业即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创新主体。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企业还没有做好做强创新主体。不少企业的产品创新仍停留在模仿整合阶段，在利用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之间更倾向于前者。究其成因，主观上是企业盈利水平低，缺乏研发再投入能力和意愿，技术能力积累不足。客观上是全社会的大部分研发力量仍然分布在企业之外；政策上，对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新产品研制的激励不足；市场中，国内还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国际市场商品出口环境不佳；学界未能为企业提供更为有效的创新管理工具和方法。现阶段培育新质生产力，企业应充分重视沿“科学驱动的创新链”推进具体创新活动，国家范围内四级六类研发机构应致力于做好接力研发。特别是，应明确研发机构的基本职能是研发，“产品”是新技术成果或产品原型，不能有点有竞争力的技术成果，就想着自己办一家企业，转化技术、直接生产销售产品，因为这无助于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实质性优化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

培育及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需要解决好“人们乐于创新、敢于创新、创新者能够得到高于平均收益率的收益的体制机制”问题，即有效构建“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至少有三个特征：一是相关制度的决定者和承受者都难以通过“寻租”而获得额外的好处，二是容错、容败、公平竞争、创新者的收益率高于社会平均收益率，三是创新者无须为做事而过多“扯皮”。在“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下，整个社会的创新才会活跃起来。地方政府需要注意到，如果当地的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没有调整到“满意均衡”程度，当地真正要创新的企业和创业者，就可能“逃逸”原本所在的地域。大型企业同样需要注意这个问题。2015年国有企业改革“1+N”文件实施以来，不少大型国企很多三级以下的企业，至今还没有探索出“合法合理”的模式，这对进一步优化企业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十分不利。

放开手脚发挥民营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力军作用

发挥民营企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要求。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总量、经济运行、进出口、就业、创新都有巨大贡献。特别是，民营中的行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不少是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的策源地。民营企业有诸多创新优势：民营企业对市场变化、新兴科技、国际趋势等较为敏感；创新的决策链条短、决策效率高；技术获取灵活多源；体制机制灵活，易聘杰出专家；民营的法律身份有助于规避某些国际制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中，特别是在“十二·五”以来发展战新产业的进程中，诸多创新驱动发展的典型实践发生在民营企业。在当前经济发展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剧增、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发展战略新兴及未来产业筑墙围堵的复杂背景下，我们更应重视发挥民营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主力军作用。

聚焦发挥中央企业在产业基础构建、大国重器研制创新上的作用

中央企业同样应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但这一“主力军”作用的发挥，更多地宜聚焦在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欠缺的领域，即产业基础构建和大国重器研制两类创新领域。在现代大科学和复杂技术时代，产业基础构建和大国重器研制，同样需要采取科学驱动的创新范式。前文提到的国家电网集团的超高压智能电网的构建，即产业基础构建创新离不开科学驱动的创新的典例。某军工央企预警机的研制，其间技术开发与应用基础研究的互动，反映科学研究进展是技术研制的思路源泉，也离不开科学驱动。特别是在全球新兴科技领域，现阶段发达国家仍在多数领域保持领先态势，且发达国家又与我们玩“科技脱钩”。在此背景下，有效发挥中央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力军作用，其着力点应相对聚焦于“干大事”。同时鉴于我国的研发力量呈四级六类结构，中央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努力，在创新链的前端，应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科学院及双一流高校的合作。

（编辑 尚鸣）

今年年初，深度求索（DeepSeek）公司发布现象级大模型DeepSeek-V3和R1，立刻引起全球重点关注和广泛讨论。分析认为，前沿科技领域的战略性突破并非简单依赖资源优势的线性累积，而是需要在基础能力储备、创新路径选择和市场战略布局等方面形成系统性突破的协同效应，从而实现产业创新发展的跨越式进步。深度求索公司的创新突破，为我国面临外部约束的前沿科技领域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参考框架，对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DeepSeek开启“小而美”的第二创新路径

DeepSeek R1基于V3模型实现关键技术突破。R1与V3并非孤立两大模型，R1作为基于V3 6710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较为均衡高效，每个Token激活了约370亿参数。模型采用多头潜注意力（MLA）机制和DeepSeek MoE架构的双重创新，其中MLA通过低秩键值联合压缩技术显著降低KV缓存大小，配合改进的RoPE编码实现2-4倍计算效率提升；MoE架构采用细粒度专家与通才专家结合的设计，通过无辅助损失的负载均衡策略，使训练计算量较同类模型减少约90%。创新性的架构设计不仅解决了传统MoE模型训练难以收敛的问题，并通过将知识空间进行离散细化，更加逼近连续多维知识空间。

训练体系创新带来显著成本优势。基于自研框架，R1采用16路流水线并行与64路专家并行的混合架构，在2048卡H800集群上仅用57天完成14.8万亿Token数据集训练，总成本控制在558万美元，较GPT-4业界估算数亿美元节省显著。FP8混合精度训练框架首次在超大规模模型上得到验证，DualPipe算法实现计算与通信深度重叠，有效提升训练效率。在具体实施层面，DeepSeek采用两层胖树拓扑结构配合英伟达InfiniBand技术作为集群架构，其创新设计相比英伟达DGX-A100标准万卡集群的三层胖树架构，将所需交换机数量从1320台降至122台，节省约40%的互连成本。此外，通过研发针对硬件架构优化技术，实现了训练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引入强化学习赋能通用大模型迭代演进。R1-Zero首次验证纯强化学习训练的可行性，展现自我验证、反思等高级认知能力。在训练过程中，DeepSeek创新性地采用了Group Relative Policy Optimization（GRPO）策略代替传统的PPO方法，通过组内奖励对比来优化策略，避免了复杂价值模型的依赖。奖励机制的设计同时考虑了准确性奖励和格式奖励，要求模型将推理过程封装在特定标签内，确保输出的规范性和可读性。应当注意到，在R1-Zero的训练过程中，模型也出现“顿悟时刻”，可以在解题过程中主动纠正早期的错误步骤，初步展现出部分自主学习能力。

技术突破推动产业落地普及。通过蒸馏技术将R1的能力迁移至Llama和Qwen等开源架构，发布从1.5B到70B的系列轻量模型。以7B参数规模为例，在AIME 2024测试中达到55.5%的通过率，超越同级别小尺寸模型性能，14B蒸馏模型仅需普通计算卡即可本地部署，为边缘计算等资源受限场景提供解决方案。在通用对齐方面，融入了人类偏好奖励模型，在确保开放域任务安全性与实用性的同时，也为低成本商用部署提供了可靠保障。普惠化的技术设计充分考虑了实际应用场景的需求，通过高效的能力迁移确保小型模型也能获得强大的推理能力，展现出“小而美”的应用独特优势。

DeepSeek开启第二创新路径的四大核心着力点

推理模型正重塑大模型发展格局。新一批推理模型近期集中发布，OpenAI的O3以其卓越的数学推理能力，在MATH基准测试和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刷新了此前纪录；Google的Gemini 2.0 flash thinking展现出超越传统对话模型的复杂推理链；Kimi 1.5通过基于长上下文窗口扩展的强化学习框架形成推理能力；特斯拉的Grok-3的思考模式也在代码推理及工程问题上显示出独特优势。以DeepSeek R1为代表的推理模型集中展示了大模型推理范式的新发展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思维链模板，而是展现出更接近人类的推理过程。其中，DeepSeek团队创新性地采用纯强化学习方法训练R1-Zero，完全摒弃了预设思维模板和复杂的奖励模型，为行业开启了一条全新技术路线。

全新RL Scaling Law展现了大模型能力提升的第二范式。传统“暴力美学”Scaling Law主导的“唯算力论”发展范式，虽然在近几年极大程度推动了大模型参数规模扩张和能力提升，但粗放式增长模式已面临显著瓶颈。预训练阶段的Scaling Law曲线趋于平缓，投入产出比持续下降，而基于强化学习的推理训练展现出更为优异的增长态势。通过奖惩机制，模型能够快速建立起逻辑推理能力，学习效率提升远超传统方法。从DeepSeek R1的实践来看，强化学习训练产生的原生推理能力，能够有效带动模型在语言理解、知识表征等多个维度的协同进步。重推理而非重规模的提升方式有望为通用人工智能的实现提供关键突破口。

模型架构创新和计算基座优化并重成为高价值学习方案。在模型算法架构层面，DeepSeek团队引入了多头潜注意力机制，配合改进的RoPE编码技术，有效压缩了KV缓存容量并显著提升了整体计算效率，辅以DeepSeekMoE架构中细粒度专家与通才专家结合的负载均衡策略，不仅解决了传统MoE模型训练收敛困难的问题，而且实现了知识空间的离散细化和高效表达。在硬件底层优化方面，团队在计算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突破性改造，通过采用两层胖树拓扑结构和深度通信重叠策略，多路流水线并行及专家并行相结合的混合架构设计，使得整体训练效率和系统稳定性大幅提升。协同并重保证了模型在有限资源下实现高效运算和精准推理的目标，也为我国大模型自主研发提供了可持续、低成本的技术支撑，展现出“中国方案”独树一帜的发展优势，为未来大模型训练模式的演进和智能能力升级提供了重要学习方向。

DeepSeek 已成引领全球开源大模型发展的新典范

第一次使国产AI大模型真正进入国际民众视野而非局限专业领域。2025年1 月26日，DeepSeek应用程序首次登顶苹果App Store下载排行，1 月28日起，稳居美国Google Play榜首，发布前18天内实现1600万次下载，约为ChatGPT 同期下载量的2 倍。QuestMobile 数据显示，2月1日DeepSeek日活突破3000 万，成为史上最快突破3000万日活的APP。DeepSeek的爆火引发各界热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DeepSeek的模型高效且经济，其出现是一种积极的发展，同时也给美国相关产业敲响了警钟。OpenAI创始人奥特曼也表示，其闭源策略站在历史错误一边，需认真思考开源策略。微软CTO科特承认，DeepSeek用1/5的成本实现了微软90%的性能。英伟达发言人称DeepSeek是AI 领域的一项卓越进步。同时，海外企业也积极跟进。OpenAI受DeepSeek竞争压力影响，快速发布o3-mini和GPT4.5，并宣布GPT-5将尽快发布并给予免费用户一定使用额度。谷歌紧急重启已搁置的“太极计划”，要求AI团队“像DeepSeek一样思考”，甚至允许工程师使用竞争对手的框架。

第一次使国产AI大模型发展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安卓时刻”。此次，DeepSeek凭借远大于过往开源AI大模型的开放力度，成功吸引了国内外主流软、硬件厂商纷纷开展适配，正加速演进为新一轮全球AI创新的技术底座，并有望借此广泛凝聚全球开发者智慧共建一个全新的开放、共享、协同的AI大模型发展生态。正如过去Google公司开源的Android项目开启了全球移动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代，本次开源的DeepSeek模型或将开启AI 2.0时代，打通“模型—芯片—系统”一体化生态，并推动其高速发展。芯片领域，不仅十余家国产芯片厂商均已与DeepSeek开展适配，连美AMD公司也将DeepSeek-V3集成到其GPU产品，并针对AI推理进行了优化。云计算领域，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积极宣布已接入DeepSeek-R1，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阿里云、百度云、华为云等多家国产云厂商也已完成接入。终端领域，华为、荣耀、OPPO等国产手机厂商官宣接入DeepSeek-R1，美国Apple公司也宣布在自家Apple Intelligence（苹果智能）中测试了DeepSeek，大朋VR、星纪魅族等厂商的AR/VR 眼镜也将搭载DeepSeek产品，近20家车企宣布与DeepSeek达成深度合作。金融资本领域，美国红杉资本已率先设立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投资DeepSeek技术生态项目。

第一次有效推动了全球AI普惠平权发展。此前，大模型创新路径较大程度上陷入了美国“唯资源论”思维定势，发展、使用都集中在算力、数据资源的富集方。例如，美国政府与OpenAI等企业联合发起的人工智能基建“星际之门”项目投资高达5000亿美元，法国版“星际之门”计划投资高达1090亿欧元。此前Meta也计划2025年在AI领域投资600亿-650亿美元，用于AI基础建设。DeepSeek开源，成功证明了纯强化学习（RL）训练方法在提升大模型推理能力方面的可行性，开辟了大模型能力提升不依赖“Scaling Law”的“第二路径”，为在有限算力条件下实现大模型“小而美”发展提供了案例支撑。由于其模型推理成本及定价远低于国际主流模型，对于资源相对匮乏的“全球南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缩小全球“智能鸿沟”。

DeepSeek取得成功的实践启示

基础能力方面，前瞻性战略布局体现了关键价值。DeepSeek基础设施前瞻部署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其早在2012年便开始系统性布局算力资源储备，累计投入数十亿元构建深度学习训练平台体系，为后续技术创新奠定了坚实硬件基础架构。同时，DeepSeek通过量化交易领域长期沉淀的数据处理方法论与机器学习技术应用实践，成功实现了向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战略跨越。在人才梯队构建方面，通过建立以年轻化、专业化研发团队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富有创新活力与技术突破动力的人才生态。

创新路径方面，开创了软硬协同的系统化创新体系。DeepSeek系统性创新方法对前沿科技领域的突破具有普遍性启示意义：应当突破单一技术路径依赖的思维定势，通过多维度工程技术创新的有机整合与协同演进，形成具备一定引领优势的系统解决方案。在技术共享机制设计上，DeepSeek采取开源战略促进技术进步路径，与全球开发者社区的互动协作推动技术快速迭代与优化，通过开源合作战略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加速核心技术突破与创新生态构建。在研发效率上，DeepSeek通过创新性训练方法将模型训练成本降至行业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以下，实现了低资源投入与高创新产出的卓越研发效能。在迭代优化响应机制方面，通过敏捷开发方法与持续优化流程，确保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紧密衔接与动态协同。

市场布局方面，DeepSeek的差异化定位与开源普惠路线构建了独特的战略发展思路。DeepSeek差异化竞争策略的精准把握，体现为战略性避开与具备资源优势的头部企业直接竞争，而在开源领域建立独特优势。在商业模式设计上，采取低成本普惠路线的战略选择，通过显著降低服务价格扩大市场影响力，推动行业生态的良性发展。在生态系统构建方面，通过开源开放吸引全球开发者广泛参与，形成良性循环的创新生态网络。

DeepSeek助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生态

深化行业融合应用，释放智能转型生产力。DeepSeek的崛起正以其独特优势为各行业智能化转型注入新动能。在智能终端领域，其显著的成本优势和开放技术架构推动了多场景应用创新。智能手机方面，华为、荣耀、OPPO等国内六家头部厂商已宣布接入DeepSeek，并积极探索端侧部署方案以增强用户隐私保护。智能网联汽车方面，比亚迪、吉利、东风等主流车企密集接入DeepSeek并开展深度融合，优化智能座舱的交互体验，通过低成本的训练方案推动自动驾驶技术普及，加速汽车产业从电动化竞争向智能化竞争跃迁。在金融领域，DeepSeek高效的模型架构带来了业务质量的显著提升。如江苏银行率先本地化部署微调 DeepSeek-VL2多模态模型和DeepSeek R1推理模型，DeepSeek-VL2在合同质检场景的准确率达到 96%，较通用版本提升12%。

开创了“行业知识+基础模型”的混合智能模式。对中小银行而言，DeepSeek 低算力要求的特点更是为突破技术门槛、缩小与大行差距提供了新机遇。在内容创作领域，DeepSeek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带来了创作模式的革新。通过贴近人类思维的文本生成和灵活的风格定制，可为创作者提供更智能、更个性化的创作支持。国脉文化“AIGC+生态合作”平台已成功接入DeepSeek大模型，可进一步提升短剧制作、文旅内容生成等方面的创作效率。这种基于高性能与低成本优势的产业赋能实践，为我国各行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创造产业发展新机遇。DeepSeek的崛起对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带来全方位影响。在硬件支撑方面，其高效架构显著降低了模型训练对高端计算设施的依赖，为我国人工智能芯片产业带来重要发展机遇，提供了技术验证和商业化机会。华为昇腾、沐曦、天数智芯等多家企业已完成与DeepSeek 的深度融合和适配，加速推动“国产芯片+国产大模型”的闭环生态建设。在算力服务方面，DeepSeek的火热为算力服务商带来巨大商业价值，阿里云、华为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云服务商已完成接入，三大运营商也通过各自平台提供专属部署和算力支持，其中，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相继宣布推出DeepSeek智算一体机。DeepSeek与云服务商及智算企业的深度合作，有利于通过生态整合扩大用户覆盖，并为算力服务市场注入新的增长动能。在促进应用发展方面，DeepSeek的API定价远低于市场主流水平。作为基础服务层显著降低了人工智能应用的集成门槛，加速释放市场需求。多层次的产业带动效应，加速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从应用跟随迈向技术引领的战略跃升。

下一步建议

加强AI创新体系的系统化部署。DeepSeek通过优化架构、提高资源效率等方式取得突破，证明了中国AI企业有能力在外部限制下实现自主发展，极大提振了我国AI产业的信心。与此同时，我国在AI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尚未有里程碑式的框架创新，目前大模型能力还无法掌握人类的长期记忆和长期学习能力，仍需加强AI创新体系的系统化部署。建议：一是鼓励高校聚力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人工智能与脑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重大基础性科学问题，推动实现原创性理论体系创新突破。二是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揭榜挂帅”活动，聚焦大模型架构创新、算法优化、软硬件协同等方向，增设揭榜挂帅和高质量专项相关攻关项目。

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布局。DeepSeek在模型算法架构方面的创新虽然显著降低了训练算力需求，但因成本优势激发下游AI应用爆发，庞大用户基数下，未来推理算力市场需求将显著增加，需要国家在算力布局方面加强统筹。建议：一是科学评估我国智算资源供需情况，在算力建设适度超前布局的大前提下，结合大模型市场应用需求，做好智算建设“十五五”规划，建设一批高性能、低能耗、绿色化的智算中心。二是统筹推进国产算力平台建设布局，优化国产算力软硬协同生态建设，鼓励算力产业上下游基于主流开源大模型进行行业适配，加速构建“国产模型-国产系统-国产芯片”AI产业闭环。

打造大模型场景化落地标杆示范。DeepSeek带动大模型的商业运营模式由付费使用进入“免费普惠”阶段，倒逼大模型产业链寻求可持续的商业闭环。无论在硬件上的国产芯片适配方面，还是软件上的模型云化部署方面均存在规模效应，亟需推动大模型加速场景化落地和规模化推广。一是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基地建设，在条件合适的区域打造一批赋能模式突出、应用效益较好的有示范带动效应的行业应用基地。二是加快建设大模型赋能典型应用场景，在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政务等领域选树一批成效较好的标杆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三是加快推动制定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应用标准规范，在模型选型、应用开发、效果评测等方面提供统一规范，降低企业试错成本和资源重复投入。

完善大模型行业应用服务生态。DeepSeek开源显著降低了大模型应用门槛，但由于大模型技术迭代速度快、应用场景复杂以及大中小企业缺乏专业团队等问题，其落地还需要专业的第三方服务机构支持，打通模型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一是完善各行业、各区域大模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运营，聚焦工具支持、算力服务、公共云服务、数据共享开放、应用场景测试验证等提升平台服务效能。二是培育孵化一批第三方服务机构，完善基于领先开源大模型的场景化部署和服务业务链条，打造大模型行业应用创新生态。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