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利”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红利”？未来“中国红利”对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近期，笔者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习期间，围绕上述问题在与哈佛商学院、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者们交流中发现，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的理解仍停几十年前的认知框架中。无法与时俱进去准确、全面、完整地理解今天的中国，因而不仅造成严重的误解和误判，更无助于以今日的产业经济实力来对比在中美之间形成新的良性互动。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红利”？从中国当前国民经济运行和产业科技实践出发，“中国红利”早已不是单纯的人口红利，而是至少涵盖四个层面：肇始世界工厂的“普工红利”，完成全球供应链整合的“技工红利”，推动世界创新潮流的“工程师红利”，以及参与引领下一轮科技革命的“科学家红利”。正是这四种红利交织叠加，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底色，也是中国面对纷繁复杂国际局势的最大底气。

       普通工人红利：世界工厂的崛起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展现出的是“普通工人红利”。在短时间内，中国凭借庞大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迅速形成全球最庞大的加工制造业体系。这种红利是建立在低成本、高强度的劳动基础之上，以“两头在外”（原材料进口、产品出口）模式，支撑了中国制造业的腾飞。深圳、东莞、昆山等沿海城市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大量外资企业涌入，苹果、耐克、宜家等品牌的生产线纷纷转移至中国。

除了沿海地区的制造加工经济，由于劳动力价格上调，人口红利减弱，沿海地区加工制造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在中西部建立新的产业基地。例如，重庆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继沿海地区之后，苹果手机组装又在郑州建立新的生产基地；河南郑州的富士康工厂成为全球iPhone制造的核心基地。这些地区凭借稳定的人力资源供给和政策支持，逐步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业集群。

然而，笔者接触的大部分西方人仍然固守这样一种陈旧的认知，认为中国只是一个“世界工厂”，仍然严重依赖廉价劳动力。如果西方资本与技术撤离，中国的制造业就会崩溃。看不到中国并不是依靠低价劳动力红利生存发展，已经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

       技工红利：全球供应链的整合者

随着制造业升级，中国逐步展现出“技术工人红利”，推动产业从低端加工向高端制造的跃迁。中国已形成全球最庞大的工业体系，不仅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体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还形成了若干完善的产业集群。

以家电和消费电子行业为例，中国家电企业格力、美的、海尔进行全球化的布局，华为、小米、OPPO、vivo在智能手机领域的崛起，都体现了“中国制造”的综合竞争力，正在不断增强。中国的产业链不仅完整，而且协作紧密，企业间的信息流通效率极高，能够迅速响应市场需求，实现高效迭代。

除了电子产业，中国的汽车工业也迎来爆发式成长。比亚迪、吉利、蔚来等品牌不仅占领国内市场，还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目前，比亚迪已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电动车生产商。中国的汽车产业链完整，涵盖动力电池、智能驾驶系统等核心环节，使得全球车企更多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体系。

这一优势，使得中国能够在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电子产品、家电、汽车等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例如，特斯拉在中国上海设立超级工厂，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投产，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远超其美国本土工厂，这正是中国制造业深厚底蕴的体现。

     工程师红利：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

目前，中国正在迈向“工程师红利”时代，催生全球最大的新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并在多个前沿科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新能源产业是最直观的例子。中国在光伏产业链上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宁德时代与比亚迪更是在全球动力电池市场占据半壁江山。电动车领域，中国品牌如比亚迪、蔚来、小鹏等快速崛起，并逐步挑战特斯拉的市场份额。

此外，无人机、工业机器人、动力电池等产业，中国同样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大疆已成为无人机行业的领跑者，安川、库卡等西方老牌机器人公司也不得不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以应对市场竞争。

华为在5G技术上的突破更是工程师红利的典型案例。在美国封锁下，华为依靠自身工程团队自主研发芯片和通信设备，确保了全球5G网络的稳定运行。工程师红利不仅帮助中国企业突破技术封锁，也推动了整个产业链的自主可控。

此外，中国还在突破长期被“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比如芯片制造、大飞机、精密仪器等。C919国产大飞机已完成首航，中国光刻机企业也在快速追赶，未来5～10年内，这些短板有望被补齐。

       科学家红利：引领全球科技革命

未来，中国必然迎来“科学家红利”，进入全球科技创新的核心领域。最新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排名显示，全球科研机构前十名中，中国机构已占据八席。这背后是中国庞大的科研人口基数与巨额研发投入的结合。

在基础科研领域，中国已在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多个学科取得重大突破。量子计算、核聚变、脑机接口等“0到1”的原创性科技创新，正在中国加速落地。中国的“人造太阳”EAST装置已经创造了1.2亿摄氏度的高温稳定运行记录，意味着在核聚变能源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协同促进的中国红利

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的四重红利——普通工人红利、技术工人红利、工程师红利、科学家红利——并非彼此割裂或相互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技与产业生态。

基础科研突破可以迅速转化为工程应用，再通过成熟的制造业体系完成规模化生产，并迅速推向全球市场。以华为的麒麟芯片为例，从底层架构设计、硬件制造到应用优化，中国企业已经构建了从芯片设计到终端设备的全产业链能力，赶上国际前沿水平已只是时间问题。十几亿人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智能工业化，注定将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更高的文明阶段。

未来，中国不仅能为全球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品，更能在科技创新、基础研究、未来产业等方面引领全球潮流。这不仅是中国自身的红利，更是全人类共享的红利。这，才是“中国红利”的真正含义。

（编辑  杨利红）

2025年2月18日至27日，我参加了中国新疆文化交流团，对埃及、阿曼和阿联酋进行了访问，并与一些国际组织和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政党领导人、媒体、研究机构人员和高校师生进行广泛交流。我们全面介绍了新疆人权保障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同时也了解了当地人文社会环境。

参加中国新疆文化交流团是令我振奋的事情。近年来，西方反华势力在国际上炮制了所谓“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一系列谬论，攻击抹黑我国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企图实施他们策划的“以疆制华”战略，并离间我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遏制“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

作为一名在党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访问中向国际社会澄清事实和展示真实的新疆，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2025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新疆70年来的发展历程必将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关注。此次访问有利于推动外界更好地了解全疆各族群众70年携手奋进的历程和中国式现代化在新疆的实践成就，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中东各国的发展活力与对华友好往来

2月18日凌晨，我们乘坐埃及航空公司的班机前往开罗。对我来说，中东和埃及是一个神秘又充满魅力的地方。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曾读过《一千零一夜》和纪伯伦、爱德华·萨义德等阿拉伯裔文学家的著作。巍峨耸立的金字塔和蜿蜒流淌的尼罗河始终让我产生无限遐想。经过10个小时追逐太阳的飞行，我们顺利抵达开罗，开始了为期10天的访问。

我们前往埃及中国商会，准备当天的交流工作。商会办公场所朴实又具有浓厚的中国风情，大厅摆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画像，以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中文和阿拉伯文版。据悉，随着中埃关系日益密切和在埃投资的中国企业增加，埃及政府对中国人在入境居住、办理企业营业执照、投资方面给予较大支持，通过维护中国企业营商的合法权益，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商来埃投资。近年来，到埃及投资的中国企业和定居的华人日益增加，目前埃及的华人华侨约有5万人，中国企业有2066家，投资额达80亿美元。随着我国经济影响力的提升，埃及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当地很多商人见到我们时，都会亲切地用汉语打招呼。

我们交流团的驻地在尼罗河畔。每天天未亮，我便坐在阳台聆听河水流淌的声音，静候黎明的第一缕阳光照耀在尼罗河上。晨曦中的尼罗河温暖柔美，仿佛诉说着千年的故事。两岸的高楼大厦和古朴的民宅似在奏响古典与现代交织的交响曲，展现了开罗的多重面貌和活力。

在交流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埃及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迅猛的发展速度给社会各界带来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们提到，中埃两国都是文明古国并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诚然，中埃文明具有众多共同点，尤其是具有相近的自然观和国家统一观。中华文化崇尚“天人合一”，提倡人类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并尊重自然规律。在古埃及文明中，相当部分神明都是人身动物头，体现了对大自然的崇拜，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追求国家统一，而“大一统”已经成为中国历代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并对推动国家统一的历史人物给予高度赞赏，载入史册。同样，统一古埃及的美尼斯国王在埃及人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中埃两国在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相近性，促使埃及社会各界对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高度认同，并高度肯定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

阿曼是阿拉伯半岛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拥有丰富的港口资源。《一千零一夜》故事里辛巴达七次航海均由阿曼出发。我们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时天色已黑，办理入境手续后即前往驻地。途中，整洁宽广的路面和闪烁的霓虹灯显示着这座城市较高的现代化水平。虽然在这里几乎看不到摩天大楼，但整个城市让人感受到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显得朴素而又优雅。

中国和阿曼有着千年的传统友谊。明代航海家郑和率领的船队在航海中曾4次停靠在阿曼港口，与阿曼及沿线国家进行贸易往来。2003年，阿曼政府在佐法尔省萨拉拉市修建了“郑和纪念碑”，以纪念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此次新疆文化交流团的访问活动中，如何传承和发扬前人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精神，发挥新疆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优势，推动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双方交流的重点。

交流活动期间，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部分阿曼人士佩戴腰刀与我们会见。按照当地的习俗，这是接待尊贵客人的较高礼仪。可见，阿曼社会各界格外重视中阿两国友好关系。在交流过程中，他们表示，一些西方国家采用双重标准进行虚假宣传，利用民族和教派问题制造事端和人权危机。中阿两国要进一步加强在人权、媒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共同参与全球和区域事务。

阿联酋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也是此次访问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它是我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目的地。目前，两国非石油贸易额近810亿美元，预计2030年将达到2000亿美元。中东地区最大的华人社区在阿联酋，约有40万华人华侨在此生活。阿联酋的现代化模式更具独特性，同时，种族和宗教文化更为多元。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阿联酋政府对各重要城市赋予了不同的定位和功能，其首都阿布扎比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并采取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迪拜更重视国际和现代因素在城市空间的运用和呈现，其国际大都市的定位和开放包容的政策吸引了众多国家前来投资、贸易，也吸引众多外国人在此工作、生活。在迪拜的街上随处可见各种肤色和文化背景的行人。

阿联酋中国新疆商会暨同乡会是全球为数不多的以新疆少数民族侨胞为主体的爱国侨团，并长期在迪拜开展活动。我们在与当地新疆籍侨胞进行座谈时，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让我深受感动。其中，部分人士在迪拜工作生活已有20余年，见证了迪拜从小渔村变成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历程。中国新疆商会在当地积极开展各类文艺和慈善活动，推动当地社会各界客观认识新疆，并引导海外企业在新疆投资。同时，国家也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和荣誉，邀请商会和侨胞列席全国和自治区“两会”，定期开展回国访问活动，使他们对家乡的发展有更全面的了解。

阿拉伯国家治理中传统与现代的交响曲

2019年，我第一次参加中国新疆文化交流团访问沙特、科威特和卡塔尔。此次是我第二次在阿拉伯国家进行访问。两次中东之行让我感触颇深、收获颇多，对世界的多元化发展和阿拉伯国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阿拉伯国家的核心治国理念可归为以下几点：

首先，通过选择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推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所不同，它们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存在差异。比如，埃及采取共和制的国家体制，通过推动现代市场制度和工业体系的建立完善，普及教育和法律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阿曼采取君主立宪制，通过发展旅游业、渔业、港口贸易和国际物流，实现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推动现代性和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阿联酋采取邦联贵族共和国制，各地采取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拓展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这些国家的治理经验和所取得的成就再次证明，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模式，社会的发展应是多元化的。只有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才能推动国家的发展并造福公民。阿拉伯国家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凝聚民心共同推进。

其次，开放包容已成为阿拉伯国家的治国理念和社会共识。阿拉伯国家多种宗教和文化并存，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宏伟的清真寺和富丽堂皇的教堂，穿着时尚的各种肤色的人群。在交流过程中，阿拉伯国家社会各界始终强调，开放包容的政策和社会环境对促进种族和宗教和谐具有积极作用。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阿拉伯国家政府制定了详细的政策和法律，充分保障各种族和宗教文化群体的合法权利，并通过学校和社会教育推动开放包容的理念，这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

此外，通过塑造公民意识构建现代国家认同。维护人民团结和宗教和谐是阿拉伯国家政府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各国政府以构建民族国家为核心，通过建立专门的国家机构和制定战略计划，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在社会各领域进行系统的公民意识教育，推动构建国民国家认同，避免部落和教派冲突。同时，从法律层面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为公民国家意识的建构提供法律保障。

最后，加强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阿拉伯国家政府通过建立负责宗教事务的专门机构，统编宗教读物和宣讲教材，定期对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培训，开展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等方式规范宗教活动，加强宗教事务的管理并促进各宗教之间的和谐相处。

千里之外看新疆

实际上，我国和阿拉伯国家都是多宗教文化并存的国家，在社会治理和民族宗教管理层面存在众多相似之处。例如，2019年1月，埃及实施“体面生活”倡议，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就业，以此提高人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这与我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和脱贫攻坚战略具有相同目标和理念。可见，两国政府都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为己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各族群众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谱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2020年，全疆306.4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66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3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新疆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2023年，新疆全区的GDP、投资、消费、进出口、财政、居民收入等6项主要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前5位。2024年，全疆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达174.3万人以上，GDP达2.05万亿元，企业总数达57.97万家，城镇化率达59.24%，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0899元；当年新建的企业为9.2万家，新就业的城镇居民为48.32万人。新疆通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幸福指数。

此外，新疆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充分尊重和保护各民族文化，实现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目前，新疆有56个民族4种主要宗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制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两部促进民族团结的地方性法规。新疆在14所高校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与实践基地，编写出版教材和读物并将其纳入学校教学课程和干部教育体系。当下，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维护民族团结已成为新疆各族群众的共识，形成了和谐的民族关系。

同时，新疆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培养各族群众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的重要途径和目标，并将其贯穿于各项工作全过程。通过不断健全完善制度机制，系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纽带，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拓宽各族群众全方位嵌入的多元化路径，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保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过中华民族大团结构建巩固各族群众的国家认同，使其认识到自己是中国公民，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此外，新疆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采取系列措施防范宗教极端主义的渗透。这与阿拉伯国家的宗教治理措施和理念具有一致性。目前，新疆宗教活动场所、伊斯兰教协会、伊斯兰教院校通过开展培训、文化和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密切联系宗教场所和信教群众并为他们提供服务。新疆已翻译出版发行多种文字版的《古兰经》和其他宗教经典书籍。新疆伊斯兰教协会成立《新疆穆斯林》杂志社，创办多种文字版杂志。1436名宗教界人士担任新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履行参政议政权利。

我国有9个陆地边疆省份，其中唯独新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通过此行，我对新疆的战略地位有了更深的认识。随着我国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边疆已成为一个动态的概念。新疆在祖国的版图上位于最西部。但是，若将其置于欧亚大陆板块进行审视，它处于中心位置，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此背景下，新疆将成为链接我国和阿拉伯国家的纽带、进一步密切中阿关系的桥梁、增进互信的窗口。在访问期间，阿拉伯国家社会各界反复提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具有千年友谊的古老文明，中国政府的涉疆政策推动了新疆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诚然，在历史上中阿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众多奇迹，就像两颗璀璨的明星照耀世界。如今，我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拉伯国家通过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两个文明正为人类的发展共同贡献力量和智慧。

（编辑 杨利红）

促进经济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是世贸组织的使命所在，而其确立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两大核心原则明确了公平贸易的意涵，随着近年来国际竞争的加剧和贸易结构的失衡，这两大原则被进一步深化到可规范、可裁量、可操作的层面，集中体现为竞争中性、非歧视性、透明度等具体的市场治理规范。于是，双多边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从强调边境端关税减让的幅度，转向边境后营商环境的公平性。

补贴、反补贴是国际经贸协定关注焦点

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强调补贴政策不得扭曲市场竞争，必须确保跨国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传统上，政府补贴往往采用财政支付、税收优惠、低息贷款或授予垄断权等方式直接对本国产业进行扶持，助力其降低成本，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然而，根据公平贸易原则，这种做法一方面助长本国企业的惰性，使之丧失进取动力；另一方面将对其他企业造成歧视，形成贸易和投资壁垒，进而降低由市场竞争进行资源配置的效率。另外，由补贴导致的产能急速扩张，将刺激经营主体在国际市场上的倾销冲动，以致扰乱贸易伙伴的市场秩序而触发反制措施。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简称《SCM协议》），对补贴的定义与规范构成了双多边经贸规则的基础依规。《SCM协议》将补贴定义为：在某一成员国境内，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提供的财政资助，以及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十六条所定义的任何形式的收入或价格支持，并由此给予某种利益。针对财政资助，《SCM协议》明确了四种类别：（1）涉及资金直接转移的政府行为（如赠予、贷款、投股）、潜在的资金或债务直接转移（如贷款担保）；（2）政府本应征收收入的减让或豁免（如税额减免之类的财政鼓励）；（3）提供一般基础设施以外的商品或服务，或直接收购产品的政府行为；（4）政府通过向基金机构支付或向私人机构担保，或指示后者行使上述所列举的一种或多种通常应由政府执行的功能，这种行为与政府通常从事的行为没有实质性差别。

《SCM协议》中的专向性（Specificity）是规范补贴的核心要件，即补贴是否仅针对特定的企业、产业、企业群或产业集群（简称“特定企业”）。判断补贴是否具备专向性，协议适用以下原则：（1）若政府或适用的法规将补贴明确限于特定企业，则该类补贴具备专向性；（2）若政府或适用的法规对获得补贴的资格作出客观、中性的规定，明确补贴的金额并严格予以执行，则该类补贴不具备专向性。对资格的规定应以经济指标为主（如员工数量或企业规模），不应有排他性的指标，且应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中明确、完整地予以公布，确保可追溯、可核查；（3）如果适用上述原则，某种补贴形似非专向，但仍有理由质疑是否存在专向，则应考量其他因素，包括：补贴是否给予一定数量的特定企业，是否向特定企业倾斜，补贴规定的实际操作是否存在倾向性，同时综合考量经济活动的多样性以及补贴计划的持续时间。《SCM协议》同时规定：在成员国境内，针对特定地区范围内特定企业的补贴具备专向性；通过法定程序设定或调整普遍适用的税率的政府行为，并不属于专向性补贴类别。

在此基础上，各类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不同框架下强化对补贴的认定与监管，包括：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将补贴监管范围从货物贸易扩大至包含跨境投资、并购和参与公共采购等商业活动，并建立单边审查机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美墨加自贸协议》（USMCA）将在更严格的承诺、边境后规则、对数字/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方面简化专向性认定，并强化监管力度。

竞争中性原则

在公平贸易价值驱动下，竞争中性成为约束政府补贴、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重要原则。该原则要求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和补贴措施时，不得给予国有企业或政府特定企业非市场化支持和优势，应确保所有市场主体，无论其所有制形式如何，都能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平等运营。

竞争中性原则在补贴规范中的核心要求包括，公平市场准入、非歧视性待遇和透明监管。例如，CPTPP明确规定，国有企业在商业运营中不得享受政府给予的非市场化支持，如低息贷款、政府担保、税收减免或低价获取关键资源；同时，政府在制定补贴政策时，不能仅针对特定国有企业或行业，而应确保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平等获得支持。USMCA进一步强化了竞争中性的实施，例如对汽车产业的补贴进行了严格限制，要求补贴不能成为歧视性政策，确保由市场决定企业的竞争力。

非歧视性原则

在国际经贸规则日益强调公平贸易的背景下，非歧视性原则成为规范补贴的重要基石，旨在确保各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享有平等的竞争环境。非歧视性原则主要体现在“最惠国待遇”（MFN）和“国民待遇”（NT）两大核心规则上，即成员国不得给予某一贸易伙伴比其他国家更优惠的待遇，也不得对外资企业或进口产品施加不公平限制。该原则对政府补贴的实施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旨在防止补贴成为变相的贸易壁垒或歧视性政策工具。例如，CPTPP和USMCA等高标准贸易协定明确规定，成员国不能向本国企业提供专属补贴，除非符合透明、可追溯并且不损害国际竞争环境的标准。若一国的补贴仅针对本国企业，而未对外资企业提供同等待遇，则可能构成违反国民待遇原则的行为。此外，在最惠国待遇原则下，一国若对某一贸易伙伴提供特殊补贴政策，也必须向其他成员国提供相同的待遇，以防止差别性贸易歧视。

市场透明原则

这一原则的核心目标是确保所有贸易参与方能够在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下竞争，防止政府通过不透明的补贴政策影响国际贸易秩序。

市场透明原则日益成为防止不公平竞争和补贴滥用的重要规范，其要求各国政府在提供补贴时必须公开相关信息，确保国际贸易体系的公平性和可预测性。市场透明原则在补贴规范中的核心要求包括：信息披露、定期通报和可核查性。过去，许多国家的补贴政策并不透明，尤其是在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和农业等领域，政府往往通过隐性财政支持或间接补贴，影响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例如，一些政府可能以“产业发展基金”或“特殊经济区激励计划”的形式向特定行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不公开这些补贴具体受益对象和金额的信息。这种缺乏透明度的补贴使得贸易伙伴难以判断其影响，导致跨国企业面临竞争劣势。为了改善这一状况，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强化了有关补贴信息的披露要求，例如，《SCM协议》要求各成员国向WTO通报所有具有“专向性”的补贴，避免通过隐性补贴影响国际市场公平竞争；CPTPP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必须定期向其他成员报告本国的补贴政策，包括补贴的类型、金额、受益企业以及适用条件；欧盟的贸易政策要求所有成员国在向企业提供补贴前，需向欧盟委员会申报，并接受公开审核。

在涉及国有企业补贴方面，市场透明原则强调防止“隐形补贴”的关键性，包括通过政府资金注入、低息贷款、税收减免或资源低价等方式获得政府补贴。若这些补贴未能正式披露，则构成不公平竞争的要件。为此，CPTPP明确要求成员国必须提供国有企业的财务信息，并确保其运营符合市场原则。此外，欧盟《外国补贴条例》中设立了针对外资企业的透明度审查机制，外国企业若接受政府的补贴，必须在收购欧盟企业或竞标欧盟项目时公开披露其资金来源，否则会面临市场准入限制或惩罚措施。

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补贴政策必须符合环保、社会责任和长期经济稳定的目标，避免对生态环境和社会公平造成负面影响。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加剧，许多国家开始关注补贴对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和社会福祉产生的影响。例如，长期以来，传统的化石燃料补贴被认为是造成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而这种补贴往往导致市场减少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因此，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逐步加强对导致环境破坏的补贴限制，如CPTPP鼓励成员国减少对高碳产业的财政支持，但允许符合环保目标的补贴，如可再生能源项目补贴和低碳技术研发激励。欧盟的“绿色新政”也明确提出，产业补贴必须符合碳中和目标，否则将面临贸易限制或关税壁垒。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环境领域，也涉及社会责任，如促进公平就业、保障劳动权益等。例如，USMCA规定，如果某成员国企业因劳工权益不足导致低生产成本，该企业可能会面临惩罚性关税。总体而言，可持续发展原则旨在确保补贴政策不仅服务于短期经济利益，同时也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长期平衡发展。

WTO关于补贴的制度规范

WTO对补贴的认定规范和反制措施

  WTO对补贴的认定与规范主要体现在《SCM协议》《农业协定》和《渔业补贴协定》中。《SCM协议》将补贴划分为禁止性补贴（Prohibited Subsidies）、可诉补贴（Actionable Subsidies）和非可诉补贴（Non-Actionable Subsidies，现已废除）三大类，并进行分类管理。

（1）禁止性补贴：主要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这种补贴会对外国产品造成歧视，属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被WTO严格禁止。

（2）可诉补贴：指虽未被明令禁止，但可能对贸易伙伴造成不利影响的补贴，需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处理。主要包括：仅针对某个企业、行业或地区的特定性补贴；

对其他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的补贴，包括：对进口国产品造成损害和对他国企业造成损害，对他国出口造成影响。如果一国认为他国的补贴造成了贸易损害，可以向WTO提出申诉，并要求对方取消补贴，否则可采取反补贴措施，如加征反补贴税。

（3）不可诉补贴： WTO曾短暂允许某些对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有利的补贴，如对科研、环境保护或经济落后地区的补贴，但该类别已于1999年底被废除，原属于该类别的补贴（如研发支持）被归入可诉补贴，需接受反补贴调查或WTO争端解决机制约束。

在反补贴措施方面，WTO规定，若一国认定另一国的补贴对本国产业造成损害，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通过启动调查程序，在受影响国家可展开调查，确定补贴是否造成损害。若调查结果证明补贴对国内企业构成实质性损害，进口国可对相关产品征收反补贴税，以抵消补贴带来的价格优势。受影响国家可向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提起诉讼，要求违规国家取消补贴或赔偿损失，并通过磋商、专家组审理、上诉机制、执行与报复程序予以解决。

近年来，WTO争端解决机制面临诸多挑战，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CPTPP、USMCA、欧盟贸易规则）正在进一步加强补贴管理，推动国际贸易规则从自由贸易向公平竞争的方向发展。

WTO《农业协定》（Agreement on Agriculture）

《农业协定》对农业补贴进行了详细规定，旨在促进公平竞争，同时允许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以补贴的形式保护本国农业。该协议将农业补贴分为黄箱（Amber Box）、蓝箱（Blue Box）和绿箱（Green Box）三类，并设定了补贴削减义务，以确保农业贸易更加公平透明。

（1）黄箱补贴（Amber Box）：需削减的贸易扭曲性补贴。指对农业生产和贸易具有显著扭曲作用的补贴，例如政府对特定作物或畜牧业提供直接财政支持，导致农产品价格偏离市场均衡水平，影响国际贸易。主要形式包括价格支持、生产者直接补贴以及过度的输入补贴。针对黄箱补贴，《农业协定》制定了针对发达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差异化的削减义务。

WTO设定了最低门槛（de minimis rule），如果某国的黄箱补贴总额低于农业产值的5%（发达国家）或10%（发展中国家），则该补贴不适用削减限制。

（2）蓝箱补贴（Blue Box）：可豁免削减的生产限制性补贴。指对农业生产者提供的补贴，但前提是受补贴的农业生产必须受到限制，例如政府为农民退耕或减产提供补偿，以减少市场扭曲。主要形式包括生产者补贴与特定生产限制相结合，例如欧盟的农业政策要求农民减少耕地面积以获得补贴。

由于这类补贴被认为不会造成严重的市场扭曲，因此WTO成员方不需要削减蓝箱补贴。例如，欧盟和美国都曾利用蓝箱补贴调整农业结构，同时避免削减补贴的义务。

（3）绿箱补贴（Green Box）：不受限制的非贸易扭曲性补贴。指不会直接影响生产和贸易的农业支持措施，主要形式包括科研与推广、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以及直接收入补贴（如提高社会保障，但不得与生产挂钩）。WTO不限制其使用，各成员国可以自由实施。例如，美国《农业法案》中包含大量绿箱补贴，以支持农业研究和农村发展。

针对农业相关的出口补贴，《农业协定》并不完全禁止，但对发达和发展中成员国作出差异化的削减要求，以防止其通过政府资助降低出口农产品价格，削弱公平的国际竞争。2015年内罗毕部长会议决定彻底取消农业出口补贴，要求发达国家立即取消，发展中国家最迟在2023年取消。

WTO《农业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一定的灵活性，允许其在粮食安全、农村发展和扶贫方面实施补贴。具体包括：

发展中国家可以保留较高的黄箱补贴门槛（10%），而发达国家仅为5%；

允许发展中国家对小农、贫困农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补贴，不受严格限制；

对“公共储粮计划”（Public Stockholding for Food Security Purposes）给予更大政策空间，允许政府收购农产品维持粮食安全（如印度的粮食储备计划）。

WTO《渔业补贴协定》（Agreement on Fisheries Subsidies）

2022年6月，WTO《渔业补贴协定》达成，该协定是WTO继《农业协定》之后，首个专门针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贸易协议，补充了《SCM协议》对渔业补贴的监管。其核心目标包括：（1）禁止对IUU捕捞提供补贴。防止非法（Illegal）、未报告（Unreported）和不受监管（Unregulated）的非法捕捞（IUU）。这是全球渔业资源枯竭的主要原因之一。WTO《渔业补贴协定》规定，任何成员国不得对被认定为此种捕捞的渔船或渔业运营商提供补贴，一旦某国政府确认本国渔业企业涉及此种捕捞，该企业不得再获得政府补贴，以遏制全球渔业资源枯竭。（2）禁止对过度开发或枯竭渔业资源的捕捞提供补贴。减少对过度捕捞和导致渔业资源枯竭的财政支持，保护海洋生态系统。（3）禁止对公海上的无管辖权捕捞活动提供补贴。WTO成员方不得对在公海上未经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监管的渔业活动提供补贴，目的是防止成员国企业在无管辖海域实施竞争性过度捕捞，确保国际合作监管渔业资源。限制某些特定形式的政府补贴，确保渔业的公平竞争。（4）补贴透明度要求。为了加强监管，《渔业补贴协定》要求WTO成员方每两年向WTO通报渔业补贴的详细信息，包括补贴种类、规模、政策目标等，提高渔业补贴的透明度，加强国际监督和信息共享。

尽管WTO《渔业补贴协定》已经达成并生效，但仍有部分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包括对燃油补贴的监管、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可持续捕捞”的界定。相较之下，CPTPP对渔业补贴的监管更严格，尤其是在透明度要求和争端解决机制方面更加高效。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在继承《SCM协议》等经贸规则核心原则的基础上，CPTPP构建了覆盖更广、约束更严格的补贴监管体系，在补贴覆盖范围以及认定门槛方面进行了规则效力的强化（表1），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补贴、产业补贴、渔业补贴和透明度等方面制定了更高的标准。并针对出口补贴、进口替代补贴和某些产业补贴设立了更严格的约束。

表1  CPTPP与《SCM协议》补贴规范的主要异同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1）国有企业补贴

CPTPP比WTO更加严格地规范国有企业（包括国家企业，即受国家控制且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的补贴，防止政府通过对其提供非市场化的“非商业援助”（Non-Commercial Assistance）来影响公平竞争。例如，CPTPP和USMCA规范下，加拿大对航空、能源等领域的国企补贴受到了严格监管，政府不得以财政手段维持低效国企的竞争力。主要规定包括：

n禁止政府向国有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如政府贷款、担保、税收优惠等，除非该支持符合商业原则。

n国有企业必须以商业考虑为主导，其经营行为不得因政府补贴而损害公平竞争。

n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透明度要求更高，成员国必须定期向其他CPTPP成员报告国企补贴信息，避免隐性支持。

CPTPP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简化了《SCM协定》对补贴专向性认定的复杂性，以对补贴授予主体的认定取代利益授予过程和结果的判断，规避“公共机构”的争议，达到快速反应的效果。

（2）产业补贴与竞争政策

CPTPP限制了可能影响国际市场竞争的产业补贴，这些规则比WTO更严格，特别是在补贴导致市场扭曲的情况下，CPTPP允许更快速的争端解决程序。主要包括：

n禁止出口补贴：成员国不得向企业提供财政支持，鼓励其增加出口，否则将被视为扭曲正当竞争。

n限制进口替代补贴：政府不得向国内企业提供补贴，以取代进口产品。

n防止补贴对国际竞争造成损害：若某一成员国的补贴损害其他成员国企业的竞争力，受影响国家可提出磋商，甚至采取补救措施。

（3）渔业补贴

CPTPP对渔业补贴做出了明确限制，以防止过度捕捞和非法、未报告、不受监管（IUU）的渔业活动。这比WTO的《渔业补贴协定》更加严格，特别是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日本和加拿大在CPTPP框架下承诺减少对远洋捕捞的补贴，以保护海洋资源。主要规定包括：

n禁止对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监管（IUU）捕捞活动提供补贴。

n禁止对濒危渔业资源提供补贴，以防止过度捕捞。

n限制燃油补贴：某些类型的燃油补贴可能被视为扭曲竞争，成员国需逐步减少。

（4）透明度要求

CPTPP在补贴透明度方面做出了严格规定，要求各国定期披露补贴信息，以提高贸易规则的透明度，相比之下，WTO的补贴透明度要求较弱，部分国家未能及时报告补贴信息，CPTPP则通过定期审查确保各国遵守义务，主要包括：

n每两年向CPTPP成员通报补贴情况，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补贴数

据。

n任何成员国可以要求另一国提供补贴详情，若不符合规定，可能会面临贸易争端。

n补贴信息需向公众开放，确保市场主体可以获取相关信息，以作出公平的商业决策。

（5）CPTPP补贴争端解决机制

CPTPP允许成员国对不公平补贴行为提起贸易争端，设立了比WTO更快的争端解决程序，补贴争端解决机制更加高效，避免了WTO争端解决机制可能出现的长期拖延问题，主要机制包括：

n快速磋商机制：若某国认为他国的补贴政策影响市场公平竞争，可立即要求磋商。

n更快的仲裁程序：CPTPP成员国可以采取仲裁程序，强制违规国家调整补贴政策。

n反制措施：若成员国未能纠正违规补贴，受影响国可采取补偿性关税等反制措施。

总体来看，自由贸易仍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基础，但公平贸易正成为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大势所趋。（1）监管范围扩大。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CPTPP）将补贴监管范围从传统贸易规则（如WTO）对制造业的关注扩展到服务业、数字经济以及绿色产业等领域，并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强化监管；（2）高透明度。在提高透明度与信息披露要求方面，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要求各国定期披露补贴信息，从“事后补救”到“事前预防”，防止隐性补贴和不公平竞争；（3）绿色补贴主导。从贸易保护到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鼓励绿色补贴，限制高碳排放产业的补贴，推动补贴政策向绿色经济倾斜；（4）强化区域监管协同：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从单边贸易制裁到区域化协调，补贴争端的处理更快、更严格，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成员国可以迅速采取反补贴措施。

应当看到，面对国内外经济复苏压力以及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我国在补贴规划、实施和监管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然而，顺应国际贸易新格局，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题中之义，也是我国作为世界经济和全球价值链中举足轻重的大国进一步融入和夯实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举措。

（编辑 季节）

创新经济学创始人熊彼特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破坏式创新以及由此引发的一波波创新浪潮，是经济发展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等人的研究成果以及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发表的《国家创新体系：一个比较研究》等著作为标志，创新经济学由熊彼特的企业创新研究转向以国家为主体的研究；1996年，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发表了《报酬递增和商业新世纪》论文，被认为是《哈佛商业评论》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之一，代表了信息时代创新经济学的先声。2000年，以威廉·米勒（William F.Miller）等发表《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倡导创新生态概念；2018年，迈克尔·G·雅各比德斯（Michael G.Jacobides）等合作发表《走向生态系统理论》，进一步推动了创新经济学中的创新生态研究；同年，索菲亚·卢纳·罗德里格斯（Sofía Alejandra Luna Rodríguez）等人发表《生态系统思维的洞察力生成：以人为本设计过程中的场景驱动创新》，在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下提出“场景驱动的创新”概念，再次推动创新研究范式的变革。本文试图以创新经济学上述理论成果为框架，分析中美在高科技竞争，尤其是智能与量子领域竞争态势，未来又将呈现怎样的走向。

报酬递增理论与高科技领域的竞争

信息与智能化时代的高科技领域竞争，与工业化时代的竞争相比，越来越激烈，甚至成为你死我活的竞争态势。究其原因，是高科技条件下经济规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创新可能会发源于某个企业发明了一项新产品，获得了市场上的超额利润。但这个新产品很快就会被其他同类企业争相效仿，由此引发全社会因应用新产品产生一波创新浪潮，带动经济一轮发展。但随着这项新产品生产越来越多，各企业为争市场竞相压价，致使这项新产品的边际报酬越来越低，但企业家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使另外的新发明与新产品又在酝酿之中。

所以，布莱恩·阿瑟指出，工业化时代思考经济的方式是，“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如果我们关注我们的成本，并且我们能够很好地执行，我们将获得15%的市场份额。”这种思考对于啤酒厂、加油站和理发店甚至汽车制造厂来说都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工业化时代，容得下同质或同型异质产品同时在同一个市场上存在，尽管各自拥有的市场份额有差异。但是到了信息化与智能化时代，一种与工业化时代不同的机制变得至关重要，这个机制就是报酬递增。也就是说，如果一种产品、一家公司或一项技术因为偶然或巧妙的策略领先，该产品、公司或技术可以继续锁定市场，而且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其后续每一份投入产生的边际报酬会进一步增加。因为这些高科技产品（比如软件开发）的投入基本是前期的，后期几乎只需要极低成本复制。但这些产品同时拥有用户粘性，用户要想使用其他产品，要付出高昂的学习成本。因此在竞争中先行者的领先地位会进一步强化，处于劣势的主体会进一步失去优势。这是一种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back），其在市场、企业和行业中都在发挥作用，强化成功者成功，加剧失败者失败。

报酬递增的典型例子，是微软成功地将Windows变成了全球超过90%的个人电脑的标准操作系统。在微软之外，其实原本存在多个公司研发的不同操作系统，有的甚至比微软更先进好用。但是，就因为微软率先实现与个人电脑最大供应商IBM的电脑绑定，同时免费或廉价鼓励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并且不断更新升级，由此吸引并“粘住”了日益庞大的用户群，实现了对整个PC架构的控制权，让其他操作系统几无任何市场存在的空间。

事实证明，报酬递增的确是“信息第一概念”。一个接一个的公司通过创造报酬递增，然后尽一切可能充分利用这些报酬递增而获得成功。包括脸书、亚马逊、优步等都做到了这一点：通过不断更新的产品迅速赢得客户，这些产品随着用户的增加而变得更有价值，然后利用这一基础优势向客户提供新的关联服务，进一步加强与客户的关系，实现对市场的独占或垄断。进入智能时代，报酬递增规律更显优势，光刻机荷兰ASML独占，高端芯片流片加工台积电垄断，人工智能高端算力芯片英伟达一家独大。等等。DeepSeek一问世，以其开源免费和好用能用横扫市场，此前中国市场上存在的百多种通用大模型，甚至包括此前已被看好的几家，一夜之间进入严冬。

总之，报酬递增这一规律意味着，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信息与智能领域，无论最初有多少家初创公司，最终可能只会剩下一家或至多两家公司能活下来、并成为行业霸主。也就是说，工业化时代，一个大国可以容纳十余家汽车制造厂，但信息与智能化时代，如果没有人为设置的壁垒，全世界最终可能都难以容得下三家智能操作系统，难以容得下两家通用大模型。信息与智能化领域的竞争，不是简单的谁占有多少市场份额的竞争，而是谁生谁死的竞争。这就表明为何中美两国当下人工智能与量子领域的竞争如此之激烈。

中美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大多数时间，美国在大多数领域是先行者。如果双方是和平竞争，遵循报酬递增规律，有可能仍然如计算机时代“Windows+Intel”或移动通信时代的要么是IOs要么是安卓（Android）一样，由美国公司独步天下，中国至多是其应用市场或“辅料”提供国。但是，由于美国越来越不自信，视中国为对手，对中国设置技术壁垒，打压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进步，推进与中国脱钩，这不仅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也是违背了“报酬递增规律”。其结果也是适得其反。

因此，美国如果真要保持高科技领域对华优势，最好的办法是利用报酬递增规律，与中国进行和平竞争，向中国市场出口其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而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从长远看，是美国给了中国高科技领域独立发展的机会。迫使中国自主研发先进光刻机及高性能智能芯片，最终，使得中国发展成为一个与美国平行的高科技行业与市场。中国航天领域就是在美国封锁背景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其技术水平已堪与美国比肩。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早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就这样指出：“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美国当下的精英们却鲜有人懂这一历史辩证法。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与政府在高科技发展中的定位

在当下信息与智能化领域，企业是在前台竞争，而背后都赫然站着国家。比如，去年3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出访菲律宾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每天醒来，我们都要问一遍自己：我们在应对中国挑战上做得够多吗？”“我的职责是确保我们有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AI）等在内的尖端技术，而中国没有。”“因此，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扩大管制”。“为了赢得竞争，一部《芯片法案》还不够”。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高级顾问吉米·古德里奇则坦言：“毫无疑问，在与中国的技术竞争方面，特别是在半导体方面，我们已经破釜沉舟。美国把在半导体领域打败中国作为首要国家战略目标之一。”

回顾历史，工业化时代的竞争，比如为支持本国汽车工业，各国政府可能会出台关税与补贴等财政政策，但这至多是经济手段与局部政策，而在当下人工智能与量子等领域，美国采取的是“全政府竞争”策略。

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企业是创新主体，而企业家是唯一的创新管理者。但到了信息与智能化时代，企业是创新主体，国家却成为最重要创新管理者。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尼尔森等人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按《创新研究：演化与未来挑战》（Innovation studies: Evolution and Future Challenges，P178）一书的说法，“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概念是创新研究领域过去30年发展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尽管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并非所有的创新活动都是国家范围的，这个观点初期较为合理是因为大部分研发是在国家内部进行的，而且国家在其中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这不仅是作为市场失灵的协调者或调停者，而且是作为战略家、主要投资者和风险承担者参与其中”。

这表明国家创新体系中各国政府在高科技发展中的定位。而中美两国在此方面的运作亦有差异。

一是推动竞争前（precompetitive）合作，即政府要充当竞争协调者。由于报酬递增规律起了作用，为避免国内公司或机构之间的无序竞争造成内卷及浪费资源，真正推动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国家作为国内竞争协调者角色非常重要。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芯片产业面对日本的后来居上，进行了一系列专家会诊。参与美日半导体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一边指责日本人的做法“违背自由贸易原则”，一边为避免国内相关企业的无序竞争，在国内推动成立半导体战略联盟（SEMATECH），联盟内的成员企业将提供研发资源，进行合理分工，共享人力资源与研发成果、减少重复投资。最后，半导体战略联盟发展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全行业网络——包括代工厂、IDM、晶圆厂、测试、封装和组装公司、材料和设备供应商，确保了美国在全球半导体技术领域的领头羊地位。

当前，为了赢得对中国的竞争优势，在高科技领域，美国政府延续其“竞争协调者”角色。比如，2017年6月，DARPA启动“电子复兴计划”（ERI），旨在整合全美电子行业创新力量，以保持美国电子技术全球领先优势；2020年年初至2024年年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启动“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计划”，分三批领导成立了25个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研究主题各有侧重，却又涵盖了人工智能，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以及到成果转化全链条；2023年10月，由美国国家超算中心牵头，集结了众多国家实验室、顶尖高校、研究机构和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以及工业界的众多科学家，共同组建了万亿参数联盟（Trillion Parameter Consortium，简称TPC），该联盟涵盖了从大模型开发到改进到应用各环节。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如何充当好市场有序竞争协调者角色，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国内企业之间山头林立，从智能应用、开发框架、系统软件、智能芯片，相互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协调的格局没有形成。致使低水平项目争相重复上马，资源浪费严重。又比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的技术已经领先于世界，但因为竞争导致的极致化内卷，中国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利润极低，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价值。相较而言，华为作为中国信息领域巨型企业，反而通过“有组织科研”，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很大进展。2021年年初，华为牵头联合国内90余家半导体企业，组建了“中国芯片联盟”，推进改变国内相关企业低水平内卷式竞争局面，形成一致对外态势。中国亟待实行新型举国体制，在高科技领域借鉴“联盟模式”，以战略科技力量之间有序分工与有效协作为基础，贯通创新链与产业链。

二是支撑市场扩张到能够实现规模化。政府要充当战略家与安全风险承担者。高科技领域前期投入非常大，必须在产品阶段依托规模庞大的市场，慢慢消化前期投入，因此对市场的争夺远超过工业化时代。而规模化大市场是极其昂贵的“公共品”，只有国家力量才能创造和维护。工业时代早期，市场分割依靠的是战争与殖民，即依靠国家力量，获胜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信息化与智能化时代新一轮市场分割，甚至是市场全覆盖，更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参与其中作为后盾。在信息与智能化时代，现代化治理更是依靠大数据，谁掌握大数据实际上就掌握了治理的主权。而数据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会进一步冲击国家主权。因此，必须以强大的国家力量为依托，才能对冲大数据流动带来的治理问题。

美国采取“全政府竞争”策略，不仅有经济手段，还动用立法、司法与国家安全、外交甚至军事等各种措施。一方面是对外打压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汇聚与整合资源支持国内主体。其《芯片法案》主要针对中国，一方面在拉拢欧盟及日韩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伙伴”一起针对中国时，另一方面又防止后者形成独立于美国控制之外的半导体领域发展体系。其中，滥用“国家安全”条款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和封锁禁运，并滥用“长臂管辖”对科研人员和企业家滥捕滥诉，手段尤为恐怖。美国还通过《关于防止关注国家访问美国人的大量敏感个人数据和美国政府相关数据的行政命令》，限制乃至禁止中国（含香港和澳门）及符合条件的实体获取美国所谓“敏感个人数据及政府相关数据”。

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虽然足够容纳下自身高科技领域发展成果的市场转化。但不断发展开拓这一市场，必须通过坚定不移的开放政策，通过与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共创高科技领域发展成果，既扩大更适合南方国家市场的高科技成果市场，同时让南方国家在这其中获得发展机会与利益。中国亦根据国家利益包括高科技市场边界的扩展，建立以积极防御为导向的安全防线，尤其是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赛博空间安全与数据安全。

针对美国对我国滥用制裁、干涉与长臂管辖，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三反”机制。2020年9月商务部出台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2021年1月商务部公布了《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在这两部行政性法令生效之后，2022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标志着正在构建“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法治保障。未来要继续丰富“三反”工具箱，细化执行主体，明确协调机制的建立。

三是政府必须是基础网络构造者。产业革命离不开基础设施。工业时代基础设施，主要是为了便捷资本的扩张与商品流动，而建设地理空间上的交通网络及通信网络主要是国家的责任。美国的铁路公路网，以及油气管网、通信网和互联网建设，借助了私营公司完成局部工作或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第三方，但政府仍是建设或推动建设的主角。信息与智能时代的基础设施，无论是建立在赛博空间上的畅通的国家信息高速公路，一体化的算力中心，还是强大的数据枢纽。同样只有国家才能承担建设任务。

目前，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有长处。在算法方面，美国掌握核心算法和开源框架（如TensorFlow、PyTorch），主导大模型研发（如GPT系列、AlphaFold），我国在原创性、理论深度以及底层算法设计方面，仍然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在算力基础方面，美国算力总规模为全球第一，2024年，美国新增智能算力占全球90%的市场份额；中国算力总规模居全球第二，次于美国，但智能算力增速显著，2025年预计同比增长43%。不过，目前中国面临高端算力产品禁售的困境，美国垄断了A100、H100、B200等高端智算芯片并且对华禁售。在数据基础方面，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份研究，目前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模型使用的数据集有50%是由12家顶级机构提供，其中10家为美国机构，1家为德国机构，只有1家机构来自中国。我国数据资源极为丰富，但是由于数据挖掘不足及流动性不强，数据孤岛问题依然严峻，阻碍了人工智能发展。当然，中国的优势是公共部门强大，数据量和数据结构良好，这是我们的产业优势，也是我们的制度强项。未来中国可利用好这一优势，并推动企事业单位的数据与其他各类数据汇聚融通，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关键要素。

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正探索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新路径。例如DeepSeek R1模型单位算力产出较OpenAI提升37%，这大大降低了人工智能基础建设的成本。同时，中国充分发挥体制优势，通过“东数西算”工程建成8个算力枢纽，算力复合增长率达62%。

并且，中国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供应上远超过美国。2023年，中国发电量是美国的两倍。也就是说，相较于美国，中国具备支撑AI按目前方向迅速发展的能源基础。而根据AI的第一性原理，最重要的就是能源和智能的转化率的问题。因此，中国在人工智能基础建设方面，将走出一条超越美国的新路。

（编辑 尚鸣）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体现出党中央对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关怀和重视，释放了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信号。在支持服务民营企业方面，中信集团坚持积极探索，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模式和实践成果。

中信集团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国有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具有显著的综合优势和品牌影响力。截至2024年末，中信集团总资产超12万亿元；2024年营业收入超8000亿元，净利润超千亿元，预计业绩保持增长态势。近年来，我们立足产融并举综合优势，不断健全金融服务民企长效机制、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持续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一是发挥综合金融优势，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统筹旗下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资源，构建了以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科技金融支撑体系。成立中信股权投资联盟，汇聚旗下20多家股权投资机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形成涵盖“募投管退”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截至2024年末，中信集团服务前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超1.1万家，覆盖率达96%，其中民营企业超80%；中信股权投资联盟在管基金规模超3,000亿元，直接投资孵化民营科创企业超800家。中信银行去年发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繁星计划”，持续完善小微企业贷款产品体系，优先配置先进制造业信贷资源，积极培育覆盖各类企业及主要供应链场景的金融生态，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精准性、有效性；2024年，中信银行承销的公司信用类债券中，民营企业债券承销位列市场第一；截至2024年末，中信银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近9000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66万亿元。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服务民营企业规模全市场占比39%，客户包括华为、抖音、复星、宇树科技、宁德时代、新希望等一批优秀民营企业；2024年战略性新兴股权融资、科技创新债承销规模位居市场第一，在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IPO项目数量和规模领跑同业。

二是发挥实业多元优势，开展多领域务实合作。中信集团在实业领域布局广泛、基础扎实，打造了从轮毂和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到一体化压铸产品、从特种高端机器人到全套矿山设备的制造产品体系，发展了涵盖铁矿石、铜、锂、铌等多品种材料的投资、生产和贸易业务，具备房地产开发和工程设计、建造、运维全链条能力，同时布局通用航空、环保运营、医疗服务等行业，与多个领域民营企业开展广泛合作。中信戴卡为吉利、长城、比亚迪等知名车企提供国际标准汽车零部件；中信重工为建龙集团、洛钼集团等提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成套矿山装备；中信特钢以领先的特钢产品，助力三一重工、江苏兴达等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推动合作伙伴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发挥丰富场景优势，推动前沿技术落地应用。中信集团积极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赋能业务发展，在铝车轮行业、特钢行业和非洲大陆率先打造了代表全球数字化最高水平的三座“灯塔工厂”，在金融服务、先进智造、生物育种等领域为合作的民营企业落地了一大批深度应用场景。智慧金融方面，我们在智能投顾、数智投研、风险管控等场景实现创新应用，大幅提升了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适配性。工业智能方面，中信戴卡打造了工业互联网智造协同平台，实现了铸件质量检测、压铸工艺调优、生产数据分析等多环节智能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中信方案”。

四是发挥全球布局优势，助力拓展海外市场。中信集团应改革开放而生，也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在国际贸易、国际工程、跨境投资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与众多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建立了良好关系。中信银行、中信证券等围绕民营企业跨境场景及金融服务需求，开展跨境投资、贸易金融、海外上市等业务，提供本外币、离在岸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中信建设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带动了一大批民营建筑、机械、设备、劳务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我们正在全力打造“要出国、找中信”“来中国、找中信”服务品牌，提供咨询规划、综合金融、数智升级、协同合作、转型发展、生态赋能等六大类服务，将有力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全球发展。

此外，中信集团在实践中还形成了一系列创新业务模式，通过链接内外部优势资源，实现各方共赢发展。比如我们聚合在金融、银行、信托、地产、咨询等领域的专业优势，形成处置合力，打造了房企纾困的产融协同化解风险模式；上海董家渡、深圳佳兆业等多个项目“破圈解链”、实现盘活，经济和社会效益充分显现。我们创设“中信企业家办公室”服务模式，围绕企业及企业家需求，提供涵盖“人—家—企—社”四个维度的综合解决方案：在个人层面，提供股权融资、员工个贷和理财等服务；在家庭层面，向企业高管及员工提供家族信托、出国金融、子女教育及家庭保险等服务；在企业层面，提供上市保荐、引入战略投资者、综合授信等服务，并协同中信旗下实业机构在绿色发展、慈善公益等领域开展合作，提升企业社会价值。

在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信集团始终坚持与民营企业伙伴协同发展、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信集团将持续发挥产融并举综合优势，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着力从三个方面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

一是加大民营企业投融资支持力度。中信集团将进一步立足综合金融优势，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对民营企业投融资支撑作用，加大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服务力度，提升“股贷债保”服务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覆盖面，精准支持各类“专精特新”“隐形冠军”、小微企业发展，推动民营企业融资持续增量、扩面、降价，助力改善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

二是加强科技创新研发合作与成果应用。依托多元业务格局和自主研发能力，与民营企业加强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能源、生物育种、智慧城市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形成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三是助力提升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当前，中国经济的韧性、大市场的潜力、产业链和人才优势，正源源不断释放磁吸效应。我们将持续推动“要出国、找中信”“来中国、找中信”品牌落地，努力打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生态圈，服务民营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探寻新的增长点。

（编辑  杨林）

区域协调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应高度重视、持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内联庞大而复杂的经济社会运行系统，外涉具体而务实的工作路径与操作方式。要不断开拓新局面，推向新高度，必须把握其本质要求和逻辑联系，从战略和策略上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好九个方面的重要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含义包括两个方面：市场在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管理和经济调节。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市场和政府都具有不完善性，即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当”缺陷。实践表明，完全的政府行政指令主导容易割断区域、产业及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抑制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这就是“政府失当”问题。而纯粹的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调节容易导致“外部不经济”的情况，如造成环境污染加剧、空间开发混乱、产业无序布局等现象。这就是“市场失灵” 问题。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言，仅靠市场机制作用，很难缩小地区两极差距；仅靠政府作用，又很难实现区域发展效率的持续提升。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政府与市场可以在区域发展的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以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政府可以在“市场失灵”的方面发挥作用，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物品及时且公平地供给，并对其进行监管，还可提供社会保障援助等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从宏观上把握和指导区域经济发展。市场则能在“政府失灵”的地方发挥作用，通过“看不见的手”对区域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使资源流向经济效益更高的地方，提高区域发展效率。

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是要对两者进行科学定位与合理搭配。一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破地区封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产业转移。二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管理、协调、服务职能，发挥政府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体作用，不断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保护好生态环境，促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基本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中央与地方相对一致的步调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在各级政府之间确定科学得当的制度安排，以保证既能赋予地方政府引导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又能保证中央政府有能力平衡全局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遵循着分权轨迹展开的。地方政府改变了上传下达的中转机构地位，逐渐成为本地区经济利益的代表、独立的投资主体和地域范围内从事社会经济管理的公共权力机构。由于发展经济的自主性提高，各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空前高涨，我国区域发展的总体实力明显增强。但与此同时，一些有悖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象亦随之出现，如区域间无序竞争、重复建设、产业同构，区际经济、 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以及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等。从国际经验看，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适时的制度调整，引导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趋于一致，这是解决区域问题的重要手段。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国家的统筹和支持，中央政府应健全法治、确定发展战略、编制发展规划、制定区域政策，进一步发挥主导性作用。同时，要通过国家层面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公共投资，平衡地区间的社会发展差距和重大基础设施布局，改善地方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使不同地区的居民能够共享基本社会服务，增强各地经济发展的后劲。

然而，国家通过转移支付，仅仅有可能缩小地区间在公共服务供给和个人收入水平方面的差距，而难以直接触及“地区差距”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所有内容。换句话说，尽管财政转移支付、公共投资手段具有缩小地区差别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仍只是局部的、间接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凭借这一办法促进各地区完全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协调发展。当前区域问题的解决，更多地取决于地方政府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执行国家相关规划、响应国家有关政策的执行意志和能力。因此，各地区政府应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框架指导下，从本地实际出发，落实好区域发展相关政策，借助外部市场资源和国家政策的支持，着力发挥比较优势，深化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推进自主创新，增强参与区域竞争的能力和高质量发展动力。

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

行政区是相对固定的，合理的行政区域范围能够防止有限财力、物力和政府精力使用的分散化，从而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明晰的行政隶属关系和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追求，又很容易导致行政区的自我封闭和垄断。

经济区是由经济内在联系以及自然与人文地理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具有一定市场容量和空间分工的地域范围，是客观存在的区域化经济活动的结果。既不是单纯的自然地理区域，也不是单纯的行政区域，其形成和扩大决定于经济增长极或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和扩大。经济区是可以交错的，一个经济区往往包含若干个不同层次的行政区。经济区范围的拓展不会损害各个行政区的独立性和自我发展能动性，同时也有利于各行政区的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它不仅使各个行政区域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而且能够有效地解决产业同构、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相应解决从各自利益出发导致的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和恶性竞争等问题。

行政区的发展是经济区发展的基础，经济区发展是实现行政区更快、更好发展的条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行政区和经济区承担着各自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职能。行政区是促进区域发展的基础单元，是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操作主体，行政区的经济发展重点和方式将在不同层次上影响着区域协调发展的方向。经济区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的，是推进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主导力量，经济区的发展规模和质量将直接影响区域发展的总体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

要正确处理好行政区和经济区的关系，必须明确两者之间有机协调的目标，在保持行政区良性发展的前提下，着力消除制约经济区发展的体制机制束缚。一是建立行政区与经济区动态协调机制。通过相对稳定的协调机构，在发展战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要产业政策等方面，进行区域间高层次的衔接，围绕经济区发展目标形成协同配合的良好机制。二是在经济区内大力推进区域联合与合作，促进区域一体化，充分发挥经济区内资源、产业、市场优势，加快发展自己，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三是各行政区要勇于开放市场，打破各种形式的垄断和封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着力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加快实现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不断推进，从行政区经济开始向经济区经济拓展。在行政区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激活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带来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行政区经济的弊端日渐显现，导致了地区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造成了地方重复建设和产业同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的同时，促使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区域间开放合作持续走向深入。特别是中心城市引领都市圈同城化、都市圈带动城市群一体化，城市群辐射经济区的区域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和运行模式，显著提升了区域的竞争力。面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妥善处理好行政区和经济区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按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进一步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健全市场机制，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以行政区与经济区的高水平动态协调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近年来南北分化问题又日趋明显。区域问题日趋复杂化，增加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成为国内各界思考的焦点，也引起了一些重要国际组织的关注。世界银行在其发表的有关报告中认为，改善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条件应作为我国改革政策措施需注意的问题之一。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需要清醒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发达起来，仅是一个实现整体协调发展过程中的手段和第一个步骤；带动落后地区发展，实现第二个大局的战略安排，才是“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最终目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立足于更好处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发达地区能够实现率先发展，得益于“第一个大局”战略设计的顺利推进，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倾斜，得益于欠发达地区能源、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支持。发达地区的率先发展，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当前，在一些地区实现率先发展的背景下，带动落后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按照“两个大局”战略设计的整体构想，发达地区应进一步加大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力度。这是一种义务和责任，也是一种回馈与反哺。事实上，发达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也要以欠发达地区自身状况的改进为前置条件。如果欠发达地区长期停留在贫穷落后的状态，发达地区再上新高阶段的国内市场基础就会弱化，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也会受到影响。从这个意义讲，带动、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是盘活全局的关键举措，是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的现实选择。欠发达地区要实现快速发展，必须有自己的产业体系作支撑。从国家政策引导的层面考虑，应为欠发达地区自身工业体系的培育创设路径。当前，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已进入转型阶段，某些传统的低端、中端产业已不适于在这类地区发展布局，国家应适时出台优惠财税政策，引导其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推动东部发达地区产业有序向欠发达的中西部转移，既是促进欠发达地区工业做大做强的重要环节，也是均衡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的重要环节。

要处理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关系。一方面，要强调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应以共同发展、互惠共赢为主线，而不是以削弱发达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为代价。发达地区是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上支撑国民经济全局极为重要的力量。国家在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进程中，要积极加快发达地区的优势产业升级进程，保护好发达地区的发展活力。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也要明确，指望发达地区的“行政指令性帮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完全依赖国家的资金支持并不现实，更重要的是坚持不懈地走制度创新之路，通过深入挖掘自身的比较优势，加强与发达地区互利共赢的“交融式”合作，积极培育内生发展动能。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城市和乡村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大空间载体，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繁荣。它们之间既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提高的一面，也有相互排斥、相互摩擦和相互矛盾的一面。因此，只有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才能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总体上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一直居于城乡关系的主导地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围绕着如何有利于工业资本积累而进行的，通过“剪刀差”使广大农村为新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后，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不断深入，城市的发展优势更加明显，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尽管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城镇化仍然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城市发展带来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仍有较大潜力空间，农村要素更多向城市流动仍是主流。在这种背景下，单靠市场的作用和农村自身的力量，很难实现农村的发展和进步。城乡差距已成为制约我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关键结构性矛盾之一。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方针，为各级政府部门处理新时期的城乡关系提供了总纲。在实践中，应注意把握如下几个问题。一是树立城乡并举意识。不能因为城乡差距存在就人为压制城市发展，而将城乡发展对立起来；也不能片面强调城镇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忽视农村发展滞后、农业基础不牢这一发展短板，对城乡差距视而不见。二是政府各职能部门要确立构建良性城乡关系的工作原则。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角度考虑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分配与再分配，在国民待遇上根本改变城市和农村的不平等状况。三是在城乡发生互动作用的领域引入公平交易、利益共享，尤其是责任共担的机制。四是积极探索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机制。重点是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体制等，建立统筹城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新机制。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目标。长期以来，各地区在发展中比较重视和强调经济实力的提高，而对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及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失衡。比如，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等。从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看，经济发展是手段，社会进步是目的。因此，在全面推进区域发展的进程中，要把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作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鼓励社会积极参与，继续以加强农村、基层社会事业为重点，加快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是要把经济发展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结合起来。在坚持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和民生问题，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增加公共财政投入，切实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社会救助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二是把经济发展与坚持公平公正结合起来。在坚持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重点加强农村和基层社会事业建设。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扩大公共财政和各种社会资源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努力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把经济发展与坚持社会事业统筹规划结合起来。坚持规划先行，重视推进社会事业专项规划的实施，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最薄弱环节优先发展，发挥规划在优化资源配置、统筹社会事业发展中的科学、规范、导向作用。四是把推动经济发展与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努力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强化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坚持基本公共服务由政府主导，强化公益性质，逐步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关系，进一步明确相应的责权。同时，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产业，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积极探索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促进公共服务可持续长效机制的建立。

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也必然会使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越积越多。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否成功。实践充分证明，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才能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统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兼顾“双碳”目标和保障民生。通过城镇“点”上的高质量发展带动区域“面”上的高水平保护，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点”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集聚集约发展，引导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合理配置。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表明，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有利于提升经济总体效率，以点带面促进高质量发展。同时，通过集约高效地开发利用城镇空间，有利于为农业和生态功能区腾挪保障空间，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要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保护好森林、草原、湿地、湖泊、海洋等生态空间。生态优势地区，特别是承担生态功能的欠发达地区，要树立绿色财富观，积极挖掘生态产品潜力，多途径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发展与改革的关系

处理好发展与改革的关系，是推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主题。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迈出推进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提升开放水平积累了宝贵经验。而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相对缓慢，与区位资源禀赋有一定联系，但更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体制包袱相对沉重密切相关。同时，当前我国的财税、行政管理等领域的体制机制，还存在较多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因素。因此，要解决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关键是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消除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要改革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又必须通过加快发展增强经济实力，为改革创造基础条件。

当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到两手抓。即一方面要靠有效的区域政策促进经济社会的更快发展。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深化改革赢得更多的回旋余地和宽松环境。另一方面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稳定发展的制度基础。要不失时机地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形成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要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和协调性，为经济社会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新动力，保持全国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局面。要加快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财税金融改革，加快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同时，要针对不同区域确立各自的改革重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东部地区要继续发挥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的示范作用，在推进发展和深化改革两个方面创造出新的发展模式。中部地区要加快推进城市管理、行政管理等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高发展的动力。西部地区要全面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着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东北地区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对外开放，加快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推进资源税费等改革，细化制定与国土空间体系相配套的政策体系。各地可以从自身实际出发，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改革试点，积极探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制。

发展与开放的关系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由路径，也是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既要有效利用国际资本、技术和市场，又要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和全球资源配置格局的变化，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协调问题。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继续毫不动摇地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适应全球化发展新态势和我国改革发展新形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在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同时，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产品和服务出口，扩大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提高加工贸易的产业层次并增强国内配套能力。要把引进外资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通过利用外部资源促进国内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要把积极推进国际区域合作与国内区域合作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加强对话与协商，深化双边、多边经贸合作关系。与此同时，要不断优化区域开放格局，提高各区域整体对外竞争力和发展活力。

引导西南地区充分利用中国—东盟合作平台，将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打造成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合作的核心区。支持西北地区加强与中亚、西亚国家合作，建设好新疆丝绸之路核心区，将西北地区的发展与向西开放紧密结合起来。支持东北地区加强面向东北亚区域合作。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继续率先开放发展和创新转型，加快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建设好福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走出一条更多依靠创新和转型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编辑  尚鸣）

中国式现代化是百年大战略，从新中国成立到2050年，中国将用一百年时间，将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个漫长的世纪征途中，经历了许多坎坷和波折，但是现代化努力方向没有变，用一百年时间来共同完成一个伟大的梦想，这种百年国家战略目标是举世罕见的。

从整个历史纵深来看，这个百年战略目标又分为三大战略步骤。第一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用30年时间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到1980年我国顺利完成了这一战略步骤；第二步用40年时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我们已大幅度超过预期目标完成了这一战略步骤。未来再用30年时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这又分为两小步：到2035年，我们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邓小平同志当年设想的到205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前15年实现，到2050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我国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对于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建成现代化，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探索。

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

我国在1954年9月第一届人大会议上就提出了“四个现代化”， 并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目标，197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这个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实现现代化目标分两步走：到1980年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如期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式四个现代化”（简述为“中国式现代化”），他的主要考虑是原先的目标放低一些：“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 他认为到2000年只能实现“小康之家”“小康的国家”“小康社会”，而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实现现代化。

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正式提出改革开放后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翻一番；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是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当然，后来中国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邓小平同志当年的设想。此后，我们又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今天我们正式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我们2050年的目标，就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布局

在我国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并将其上升到现代化道路的高度，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5项特征和9项本质要求，并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作为中国共产党新30年的中心任务。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是我国最高时代主题和最大国家战略。

今天我们说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比“四个现代化”涵盖的范围更宽，可以概括为“六个现代化”，我们说现代化分为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及人的现代化三个层面，而物质现代化又包括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与生态系统现代化。这样共有六方面内容，也可说“六个现代化”。这六个方面现代化，使得中国成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战略布局。

经济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属于经济范畴，当然经济现代化范畴更宽，不但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现代化，还包括基础设施、生产要素、产业链、供应链、消费流通环节等经济体系各方面的现代化。

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是技术革命，它不但推动产业技术变革，提高各生产部门生产率，同时也推动产业结构变革、形成新产业。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推进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现代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非农产业成为现代经济的主导。伴随着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随着工业化推进，我国从以土地等资源要素和劳动力、资本投入为主，再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了经济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体系活动越来越复杂，呈现多领域交叉，经济产品增加值中科技和知识贡献部分不断提高，并推动产业从价值链的低端、中端、再到高端的升级。

当然，中国经济现代化最大成就在于工业化。除了那些老牌工业化国家之外，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很少能够跻身工业化国家高端行列，而中国却成功实现了人类最大规模的工业化，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强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建设起现代农业体系和现代服务业体系，并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持续推进经济现代化关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进经济数智化转型。在数智化革命浪潮下，所有产业都面临着改造转型，不仅是新的数智产业发展，同时是用数智技术赋能千行百业，这将改变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流通、消费方式，并改变传统的三次产业划分，形成数智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共生的现代产业体系。二是要继续推进制造业强国建设。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要保持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稳定，占世界制造业比重进一步提升，推动制造业的高端化、数智化、绿色化，建设高端的强大制造业体系。三是推进新质生产力的成长，进一步推动向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经济体系转型。力争到2035年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科技现代化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在之前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们的生产水平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十分缓慢，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科学发展的缓慢。到了18世纪以后，人类步入科技革命时代，重大科技发明爆发性增长，人类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起飞期。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中就包括科技现代化，改革开放后，我国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驱动力。我国主要实施五大战略途径推进科技现代化：第一是举国体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现代化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利用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对重大科技研发制造进行攻关。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不但聚集了国家的力量，同时更是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对于重大科技项目，组织多个团队、通过不同科研路线开展全力攻关。这些年来面对美国的打压遏制，我国不断取得新的科技突破，很重要的就是依靠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第二是科技创新大循环。中国科技创新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与经济建设，是国家战略推进的重要环节，与国民经济建设构成了发现-发明-产品-应用的科技创新大循环，从而为科技创新注入了资源和动能。第三是自主赶超。发展科技不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同样也不能仅仅依赖引进，而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实现后发赶超。1959年我国就提出“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科技发展方针，2006年中央提出了科技工作自主创新这一基本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之后进一步提出科技自立自强，科技自主赶超的战略思路，这是一脉相承的。第四是开放协作。自主赶超并不意味着封闭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强调利用国际科技成就，利用一切机会推进国际合作，尤其是学习苏联的经验；改革开放后，我国更是通过技术引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等方式学习国际先进科学技术，通过引进吸收再创新，大大促进了本国科技发展。第五是集成创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链，使得其能够扮演全球创新集成者的角色。

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继续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引领科技革命浪潮，在世界科学技术方面达到领先水平，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不但是物质现代化，也是人的现代化。从西方现代化历程来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对于人的观念再造的过程推动了现代化，而韦伯将现代化看成人的理性化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社会人的工具化、人的异化；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关键。近代中国曾经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人均预期寿命极低，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传染病横行，人民普遍营养不良、健康水平低，有80%人口是文盲。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开展卫生革命、“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医疗保障、建设全民健身社会等措施，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今天的中国人不但寿命更长，同时也更健康，身体素质更好。通过扫除文盲、普及基础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大大提高了人民受教育水平。中国由一个普遍“文盲”国家，成为一个普遍受到良好教育的国家。未来需要进一步推进健康中国、教育现代化，实现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建设全人口、全过程、全生命周期覆盖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新中国打破了数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压迫，无数普通劳动者翻身得解放，打破了数千年男尊女卑的禁锢，妇女能顶半边天，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得到了解放，人的现代化是造就社会主义新人，这是一场席卷整个国家的人的现代化革命，使得所有人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平等的、有尊严的个体加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之中。

同时，与西方现代社会的个体化与原子化不同，中国现代社会更具有有机团结群体社会的特征。中国传统是群体本位文化，强调家国天下一体、群体优先。这一传统又与社会主义强调集体、强调共同体的精神内在契合，同时，党的领导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领导核心与社会团结黏合剂的作用，使得中国社会呈现出既个体自主又有机团结的新型现代社会。

生态系统现代化

一些人认为，生态建设与保护就是传统优美的田园牧歌式社会的回归，因此，不认可生态系统现代化的命题，认为生态保护是反现代化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传统生态系统是人类-自然之间的小循环，经济社会对自然干预强度相对较小，事实上人类的垦殖活动对于生态环境也构成了破坏，学界估计中国在上古时代森林覆盖率曾超过60%，每个朝代森林覆盖率都有不同程度下降，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8.6%， 是新中国之后持续70多年的植树造林，才使得国土森林覆盖率恢复到23%。

现代社会人类-自然之间的大循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已经是生物圈最主要变量，大部分生物质都是人类所控制与干预的， 地质学家已经在探讨将现代社会称为“人类世”，人类的经济社会系统属于整个生物圈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生态系统保护本身必然是和人类社会经济与科技的演进相互融合的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生态系统也发生了现代化过程。

生态系统现代化就是要形成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良性大循环，不但要保护自然，还要反哺自然，建设生态，将现代生活、现代科技与生态自然更好地融合起来，构建新型现代绿色生态系统。中国在传统农业社会时代就建立了不能竭泽而渔的理念，“斧斤以时入山林”按照自然恢复能力有节制索取。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对于土地、水、矿产、能源等资源，中国主要是通过集约式发展，逐步由根据国民经济需要确定供给量的以需定供，转向了根据资源承载力进行以供定需，实现了对于资源供给的总量控制，未来将进一步推动实现经济增长与主要资源消耗的脱钩。

生态系统现代化要求减少经济社会系统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就开始有意识减少污染物排放，到“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开始下降，到“十三五”期间，污染物下降总体达到环境容量的范围内，能够对于污染物自净，实现了生态环境质量改善，随着现代化水平提高，我国还将努力推进建设近于零排放的城市、社区和社会。

生态现代化不但是“天人合一”，很重要的就是“天人互益”，中国对于改善生态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现代化中技术和建设能力持续发展，使得我们能够建设全新的生态系统，并和社会绿色发展有机融合。例如，我国在沙漠地区建设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太阳能发电场，不但产生巨量的绿色能源，同时还将沙漠畜牧和固沙植物种植结合起来，将经济和生态有机融合。同时，在城市建设绿芯公园，建设新的绿色生态建筑，建成“两屏三带”生态安全大战略格局，建成世界最大的森林盈余之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制度与治理现代化

自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反思就从器物层面进入制度层面，开始了探索制度现代化的漫长历程，先后尝试了维新变法、“议会制”“总统制”“五权宪法”等方案，都未能成功。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才走上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国家结束了长期以来一盘散沙、军阀混战、任人宰割的局面，为中国式国家制度与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前提政治条件和政治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国建立了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政党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整套社会主义制度大厦的四梁八柱，为共和国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最大的制度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制度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建立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对外开放体制，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总目标。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首次专门用一个全会研究制度问题与治理现代化，对制度进行根本性、全面性、系统性的建构。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与治理现代化，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推进中国式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化，进一步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上层建筑。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领先世界的军事科技，但是在19世纪以来，西方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通过新的军事技术应用，以及军事体制变革、“军事-商业”复合体建立，迈入了军事现代化进程，中国却远远落伍了。

近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最直接表现就是由于军事落后、接连战败，使得国家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正是通过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国不但永远告别了“西方人在海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更是建成了世界上具有最强大国防实力的国家之一，牢牢将发展、安全、统一的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

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提出了国防现代化，将其作为“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国防现代化主要是从以下三个维度推进：一是国防技术与装备现代化， 这先后经历了机械化、信息化与数智化三个阶段，机械化阶段，我国建立了基础国防工业体系，发展各种武器装备，特别是“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极大提升了战略威慑力。海湾战争之后，我国加快了国防信息化建设，取得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重要突破。第三阶段是数智化阶段，智能化与尖端技术不断突破，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战斗机、高超声速武器等前沿领域领跑，而无人机、机器狗等改变战场态势的新型作战装备全球领先。第二个维度是军事体制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按照“大兵团”机械化战争思想，建立了包括陆军、海军、空军等军种，陆军主导的国防体系。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军队进行了现代化推进，初步形成了联合作战体制。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大破大立，推进了军事体制系统性重塑，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调整了战区编制，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对部队编成进行了优化，由陆军主导体制转变成为统一领导、军种主建、战区主战、联合作战、全域制胜的新型现代军事体制。第三个维度是军民复合体现代化。战争从来不是纯粹军事力量的比拼，西方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就在于“军事-商业”复合体，“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建立。新中国成立之后，将军事工业的发展纳入整个工业化体系总体布局之中，我国选择重工业优先路线，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国防需要，推进的工业布局中大量是军民两用设施。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塑军民关系，推动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军民双向技术转化，并明确提出了“军民一体化”战略。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提出了军民融合战略，加强军地协同、产业、科技和教育资源的统筹，进一步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融合。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通过不断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推进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素养、武器装备、军事管理现代化，全面建成世界一流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和中国特色现代化作战体系，形成强大的陆域、海域、空域、太空域、网络空间域的综合制权能力和混合战、超限战作战能力，有效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编辑  季节）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75年路程，在人类历史长河里只是瞬间，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却是浓墨重彩的伟大历史篇章。

史无前例的发展成就

回顾新中国75年的经济发展，可以说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我国从一个积贫积弱、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的落后的农业大国，通过7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努力奋斗，经济腾飞，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制造业大国及对外贸易大国，正满怀信心快马加鞭向现代化强国进军。我国不仅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正在迈进世界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四个自信”，也是建立在新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系统学习和了解新中国75年的经济发展历史，显得尤其重要和不可或缺。

学习经济史，首先要把握历史脉络，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形成大历史观，这样才能真正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武力、贺耀敏等中国经济史专家最新力作《新中国经济简史（1949-2024）》，对新中国75年的经济史，作出颇有新意的概括和系统论述，不仅史料丰富、思路清晰，而且言之有理、启发性强。我认为，通过研究新中国75年经济发展历史，概括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我们提供借鉴。

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新中国75年的历史，从经济视角看，就是两大主线或者说两大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探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机制。以此观察，75年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每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和任务都有所不同，也由此形成了我们常说的三个历史时期特点：“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还是一个经历了百年战乱、满目疮痍的落后农业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又接连遭遇朝鲜战争等局部热战影响，保障国家国防安全问题十分突出和紧迫。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实行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改革开放前，虽然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能够做到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和“集中力量办大事”，保障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基本上解决了国家国防安全问题，但是这样的体制却不利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不能有效利用资源，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因此，当国际环境改善、国家国防安全问题基本解决后，经过总结“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快速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成为最紧迫、放在第一位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就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从1978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前，是中国经济史的第二个历史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体制变革的原则。在实事求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指导下，通过改革开放调动了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政府和市场共同发力，充分发挥了中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和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期，创造了国民经济连续30多年高达9%以上的年均增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到2012年，从多个指标看，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物质财富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可以说，这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前提。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经济发展视角看，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动力，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主要任务。而与之相应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则成为与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继党的二十大确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之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于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政府作用、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详尽具体的部署。这次全会也将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样，在新中国经济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12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克服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生态环境恶化、国际环境逆转等不利因素，踔厉奋发，打赢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指日可待。

深入总结认识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必要性

回顾三个经济发展历史时期，深深感到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有太多的历史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和认识。这里谈谈几点看法。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中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使命、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强大的领导能力和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不仅被历史证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

第二，中国是一个人口多、人均资源匮乏的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并不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脆弱，还有国际环境的干扰因素，都使得中国必须走出一条以科技创新和改革开放为主要动力、调动和发挥各种积极因素、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经济现代化新路。75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已经探索出一条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但是这个探索并没有终结，还需要继续深化。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三大世界性难题：一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如何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即共同富裕；三是如何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中国在解决上述三个难题的75年历史中，有很多历史经验，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有很多创新，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总结。

第四，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和国际地位提高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腾飞，中国的政治（含法治）建设、科技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快车道，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高，这些又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增长质量与效益的提高。今后需要继续研究和落实好如何使这两方面更好地进入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武力、贺耀敏同志率领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团队，继2022年撰写出版《中国经济这十年（2012-2022）》和2023年撰写出版《中国经济改革简史（1978-2023）》之后，今年又在有关领导和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下了很大功夫编写了这本《新中国经济简史（1949-2024）》，令人欣慰。这本专著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采取历史主义态度，将经济发展和体制变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评价，哪些是发展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哪些是体制的问题，可以通过改革来解决；哪些是政策的问题，要通过调整政策来解决。

新中国75年经济发展和体制变迁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按照75年开创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制度和理论继续走下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回顾新中国75年经济发展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本书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新中国75年的经济发展历史及其辉煌业绩，发挥了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编辑  季节）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邮政）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依法经营各项邮政业务，承担邮政普遍服务义务，受政府委托提供邮政特殊服务，对竞争性邮政业务实行商业化运营，在国内发挥着提供普遍服务、推动物流配送、助力农村电商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等重要作用，在国际上则是开展跨境物流和邮政合作、促进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关键力量。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十四五”以来，中国邮政聚焦主责主业，优化战略布局，通过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和效率，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代表国家最高水平参与充分市场化竞争的“国家队”作用充分展现。然而，普遍服务、寄递业务、邮政金融、农村电商等主责主业均面临不少挑战。为此，中国邮政需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中国邮政改革的历史脉络及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邮政不断拓展业务领域、优化服务质量、加强国际合作，逐步发展成为集邮政、金融、保险、物流、文化等多元化业务于一体的特大型中央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保障和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邮政改革的历史脉络（三级标题）

1.邮电合一阶段（1949-1997年）

1949年11月，我国成立邮电部，统一管理全国邮政和电信事业，邮政业务的亏损则由电信业务盈利弥补，开启了近50年的政企合一、邮电合一的经营模式。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邮电部门逐渐深入改革，实行优惠扶持政策“以邮养邮”；邮政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改革，优化生产力布局，推行邮区中心局体制；摸索邮政政企关系改革等。经过多年建设，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邮政网络，包括增加局所数量、改善运输条件等，提高了邮政服务的覆盖面和传递效率，不断优化业务流程和服务质量。

2.邮电分营阶段（1998-2004年）

1998年3月，在原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了信息产业部，成立了国家邮政局并由信息产业部管理，正式实行邮电分营，邮政作为独立主体踏上新的发展征程。虽然实现了邮电分营，但并没有改变邮政政企合一的经营管理体制，国家邮政局集政府行业管理机构、邮政服务企业、邮政监管机构和邮政国有资产出资人等多种身份于一身。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包括深化邮区中心局体制改革；改组邮政专业公司，逐渐建立了储汇、速递、报刊、广告、邮购等几大专业经营管理体系；实行以收支差额包干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等。

3.政企分开阶段（2005-2014年）

2005年7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邮政体制改革方案》，核心内容是“一分开、两改革、四项措施”。“一分开”是指邮政领域内的政企分开，重新组建国家邮政局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国家邮政局作为国家监管机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经营各类邮政业务；“两改革”则涉及一方面改革邮政主业，另一方面改革邮政储蓄，2007年成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控股；“四项措施”包括建立普遍服务机制、完善特殊服务机制、强化安全保障机制、改革价格形成机制。2009年9月9日，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中国邮政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与此同时，中国邮政积极加强对外合作，与世界500强在华投资企业、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国有大型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并且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邮政开展了广泛的业务合作，拓展了国际业务版图。2010年6月29日，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揭牌成立，其业务网络通达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国内2800多个县（市），成为中国邮政在快递物流领域的核心力量。

4.内部重组阶段（2015-2018年）

2015年4月8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与北京市、河北省等31个省级邮政公司进行内部重组，经财政部批准，中国邮政对31个省级邮政公司进行吸收合并，注销31个省级邮政公司，31个省级邮政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和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进行合并，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继续经营。中国邮政由“母子公司制”调整改革为“总分公司制”，进一步增强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业务协同、风险管控和运营能力。2015年12月，邮储银行引入10家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并于2016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实现了资本补充、业务拓展、治理优化和品牌提升。2017年7月，中邮资本联手菜鸟网络、复星集团，收购国内最大智能包裹柜运营商速递易64%的股权，提升了中国邮政在快递末端配送领域的布局，以及快递服务的便捷性和智能化水平。2018年成立寄递事业部，确立了“整合资源、加快发展、引战上市”“三步走”的战略发展目标，提高了寄递业务的市场竞争力。

5.公司改制阶段（2019年至今）

2019年12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改制后，企业性质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更为国有独资公司。2019年，邮储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交易，全面完成了“股改—引战—A、H两地上市”，为中国邮政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持。同年，中国邮政将旗下四家物流设备制造企业重组整合为中邮科技，并通过混改，促进中邮科技经营机制转换。2022年，邮局咖啡在厦门国贸大厦落地营业，将邮政文化与咖啡文化相结合，为消费者提供了独特的消费体验。2022年12月，中国邮政在泰国曼谷市开设的泰国海外仓正式开仓，最大派送重量达50KG，国际业务拓展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2024年1月14日，中国邮政和快递企业的邮快合作建制村覆盖率达到75%，中国邮政在农村地区快递服务合作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进一步完善了农村物流配送体系。2024年7月27日，中国邮政特别发行了《北京中轴线》彩色邮资机戳纪念封和明信片，展示了在文化传播领域的积极作用。

中国邮政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当前，中国邮政以邮政、快递物流、金融、电子商务等为主业，已经成长为一家多元化、综合化的特大型中央企业。中国邮政由财政部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公司不设股东会，设立党组、董事会、经理层。根据《财富》世界500强排名，2018年中国邮政排名第113位，超过美国邮政和德国邮政，仅次于日本邮政；2022年，位列第81位，首次超越日本邮政，在世界邮政企业排名第1位；2024年，位列第83位，实现营业收入1127.78亿美元、利润58.84亿美元，延续世界邮政企业首位的领先优势，成为全球最赚钱的邮政公司。

近年来，中国邮政改革取得积极成效。一是普遍服务能力有所提升。作为国家邮政体系的核心支柱，中国邮政的业务覆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邮政网络之一。2021年，全国所有建制村的直接通邮率达到了100%，乡镇邮政局所覆盖率同样为100%，这一成绩展示了中国邮政在普遍服务方面的持续努力与扎实成果。二是在寄递业务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寄递业务的业务量和营收实现高速增长，在降成本、提时效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果，2021年年快递量突破100亿件，成为中国经济流通体系的重要支撑。三是邮储银行实现了普惠金融的社会价值。中国邮政通过邮政储蓄业务，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便利的金融支持，特别是在偏远和农村地区填补了金融服务的空白，真正实现了普惠金融的社会价值。邮储银行对国家重大战略、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的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业务平稳较快发展。四是农村电商生态圈提升取得良好成效。在多元化业务拓展的过程中，中国邮政积极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依托其强大的物流网络，强力推进平台打造、渠道质量、商流规模、基地建设以及支撑保障五大领域工作，为农村经济注入活力，进一步缩小了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此外，中国邮政还致力于创新服务方式，增加了电子商务、出版物发行、邮票发行等业务，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服务生态系统，持续推动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当前阶段中国邮政深化改革的难点

虽然近年来中国邮政改革不断深化，但是还有一些内容改革不到位，部分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政企分开不够彻底，分业经营制度仍不完善

一方面，中国邮政作为一家经营性中央企业，由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这反映出经营性国有企业并未实现统一监管，存在国有资产资源配置效率损失、整体性规划缺失、监管真空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等潜在风险。从理论上看，中国邮政与其他中央层面的经营性国有企业差别并不大，且财政部在进行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时，对中国邮政采取单列的方式，纳入统一监管存在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邮政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制度不完善。邮政普遍服务和竞争性业务实现分业经营，分别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速递物流公司经营。但在实际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混业经营和关联交易，分账核算尚未完全实现，既不利于清晰核算邮政普遍服务成本、建立长效的邮政普遍服务保障机制，也难以在竞争性业务领域充分引入市场机制。

四大板块的核心竞争力还不够强

一是普遍服务业务亏损持续加大。作为承担国家普遍服务义务的邮政企业，普遍服务长期亏本，这也是各国邮政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数字化通信的发展，传统函件业务大幅萎缩，但在拓展新型普遍服务业务，如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数字鸿沟弥补服务、文化创意类邮政产品等方面进展较慢。二是寄递业务市场份额在低位徘徊。在快递市场竞争中，中国邮政寄递业务（如EMS等）的市场份额与顺丰、“四通一达”等相比相对较小，尤其在电商快递领域，市场渗透不足。在时效性和价格方面，没有形成明显的优势。三是邮储银行网点优势逐渐消失。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相比，邮储银行的金融产品在种类和特色上不够突出，如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贷款产品的灵活性等方面缺乏竞争力。在移动支付、智能客服、线上贷款审批等金融科技应用方面，邮储银行的进度落后于一些互联网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用户体验有待提升。在面对庞大的农村和小微企业客户群体时，风险评估和管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以降低不良贷款率。四是电商平台市场影响力不够。与淘宝、京东等主流电商平台相比，中国邮政电子商务平台的知名度较低，吸引的流量有限，导致商家的入驻积极性不高，商品种类和丰富度不足。虽然在电商业务中有自身的物流优势，但物流配送与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商品管理等环节协同不足，影响了用户体验。

公司治理结构仍需优化，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完善

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虽然明确了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的职责定位，但在实际运作中，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和科学性仍有提升空间，对于一些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流程和加强监督机制，以确保董事会职权的有效落实。在市场化经营机制方面，中国邮政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传统国有企业的思维定式，市场意识相对淡薄，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度不够高，部分业务的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需要加快适应市场化的节奏和要求，不断创新经营模式和服务产品。在人才选拔和任用方面，虽然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传统的用人观念和体制机制仍然存在一定的影响，导致用人机制不够灵活，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的用人机制，拓宽人才选拔渠道，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制度。

推动中国邮政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邮政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应以问题为导向，以分业经营为抓手，持续聚焦主责主业，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积极稳妥推进邮政普遍服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分类核算

1.推动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

长远来看，普遍服务与竞争性业务实现产权分开、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是中国邮政的改革方向。可考虑将速递物流公司划归国资委管理，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仍然在财政部单列，这样不仅有利于建立邮政普遍服务成本核算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完善的运营补贴机制，而且有利于速递物流企业进一步拓展业务、增强竞争力。

2.坚决落实中央部署的分业经营改革任务

短期来看，中国邮政应坚决落实中央部署的分业经营改革任务，积极稳妥推进邮政普遍服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分类核算，做到业务清晰、人员清晰、资产清晰、成本清晰、核算清晰。将函件业务、包裹业务、机要通信业务、报刊业务、汇兑业务等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业务收入和支出情况定期上报监管部门。推进竞争性业务市场化改革，提高组织机构、劳动用工、薪酬管理等领域市场化水平，促进各竞争性业务适应市场化竞争需求。

聚焦主责、做强主业，实现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发展

1.聚焦主责，持续巩固提升普遍服务水平

坚守“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拓展普遍服务内涵与外延，除了传统的信件、包裹寄递服务外，增加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项目。例如，提供水电费、燃气费代收服务，开展票务代理业务（如火车票、机票等），拓展政务服务代办业务（如身份证办理、税务申报等），将邮政网点打造成综合性的便民服务平台。合理评估现有网点的服务范围和效率，对于一些服务人口稀少但又必须保留的偏远网点，要确保其正常运营；同时，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根据人口流动和业务增长情况，适当增设或优化服务网点，如在新兴的工业园区、大型社区附近设立邮政服务点，方便居民和企业办理业务。

2.做强主业，推动竞争性业务高质量发展

加强市场化意识，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对标行业标杆市场占有率、运营时效、服务质量等最佳实践，改变传统的运营模式，加快做大寄递业务规模，进一步明确自身发展方向，体现价廉、高效和快速的特点。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民间资本，以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发展动能、提供制度保障。强化技术革新，优化业务流程、经营模式，数字化赋能寄递全业务、全链路、全环节、全要素，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快推进寄递业务高质量发展。深耕农村市场，全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坚定不移加快推进农村电商发展，深度参与各地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全面融入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健全公司治理结构，通过构建现代企业制度提高效率、释放活力

1.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制

适当引入战略投资者，如在金融、物流、电商等相关领域具有优势的企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和资金，优化股权结构。组建包括内部董事、外部独立董事在内的董事会，明确董事会在战略规划、高管任免、风险控制等方面的核心职责。按照监管要求和公司治理的最佳实践，定期、准确地披露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重大事项等信息，并通过官方网站、年度报告、临时公告等多种渠道，向股东、投资者、社会公众等披露信息。例如，在邮政寄递业务的价格调整、普遍服务质量指标完成情况等方面，及时、透明地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增强公司的公信力。

2.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

通过市场调研、客户反馈收集等方式，精准把握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根据客户需求，开发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如在寄递业务方面，除了现有的标准快递服务，推出限时达、夜间配送、冷链物流等特色服务，满足不同客户对于时间和物品特性的要求。加强中国邮政品牌的整体建设，打造统一、鲜明的品牌形象，通过广告宣传、公益活动、社交媒体营销等多种渠道进行品牌推广。设计合理的高管薪酬体系，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奖金、股权激励等多种形式。绩效奖金应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服务质量提升等关键指标挂钩，而股权激励可以使高管的利益与公司的长期发展紧密结合。例如，对于成功提升邮政电商业务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的高管团队，给予相应的股权激励。

3.提高流程和管理效率

在一些非核心业务领域或子公司，可以考虑适当引入非国有资本，实现产权多元化。例如，在邮政的电商业务中，可以引入有电商运营经验的民营企业资本，通过股权结构优化，激发企业活力，同时借鉴外部资本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持续优化业务流程，对邮政的普遍服务、寄递业务、金融业务和电商业务等各个环节进行流程再造。消除不必要的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例如，在寄递业务的包裹处理流程中，引入自动化分拣设备，优化运输路线规划，减少中转时间，提升整体寄递速度。

（编辑  宋斌斌）

2024年9月份宏观调控一揽子政策出台之后，我们到6个省进行调研，包括地方政府化解债务、基层公务员状态、消费和设备更新改造等情况，也就是国内需求的现状，总结了三点观察以及三方面建议。

第一个观察，扩大投资需求问题

    一般的理解，政府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带动就业、收入和消费的提高，但我们发现，目前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引导制造业投资，制造业投资正在快速增长。2024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是3.3%，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9.3%，广义的基本建设投资增长9.3%，其中主要是由电力投资带动，剔除电力后的狭义基本建设增速4.2%，而房地产开发投资为-10.4%。

    对上市公司季报的分析可以看到，前些年上市公司的资本开支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制造业投资走势基本一致。而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上市公司投资增速和统计局的数据之间距离开始加大；目前多数上市公司在削减资本开支，增加手中的现金。所以我们观察到微观和宏观的情况出现了不一致。

    整个社会谁在增加资本开支？第一是国家推进“两新”中的设备更新改造，这是2024年制造业投资的重大带动力量。第二是地方政府支持的以非营利目标的主体大量介入到产业投资，这与近几年地方发展模式的转向有很大的关系。经历了几年来房地产市场调整、卖地收入大幅收缩之后，各地政府开始下决心改变地方财政传统的靠卖地为主的收入模式，基本上都是在学习合肥和深圳的股权投资、产业投资模式。2024年股市一级市场LP（有限合伙人）的出资额中，国有资产占比已经超过73%。

    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这种以盈利为主导的行为已经不足以解释当前社会投资的方向，这使我们对它们的效率产生了一些怀疑，也是我们首先对如何增加有效的投资的深入思考。目前地方政府发展模式的变化，带来大量非营利主体资金进入制造业。在调研中，很多地方政府明确说，“我们投资的目标并非主要是盈利，首先考虑它是就业和产业布局、包括新质生产力的响应”。但实际观察中可以发现，地方政府最关注的还是现金流（先不考虑盈利），因为很多项目其实为名股实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像光伏、新能源等行业其实是亏损的，但企业只要不亏现金流，就可以继续投入、继续持有。这对我们未来的产业结构优化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政府推出相关政策希望扩大基建投资规模来带动就业，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积极性很有限。因为从现金流角度看，基建投资是消耗现金流的，而产业投资能够持续带来短期的现金流。所以如果让他们选择，那么一定不会选择基建投资。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35号文（2023年国办发35号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只能借新还旧不得新增融资、不得用新债还利息）下发之后，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大幅受限。之前的20多年，地方城投公司发债一直是净增加，35号文下发后的2024年，这一部分融资额下降了约4800亿元。地方政府没有了表外的投资抓手，对基建项目的青睐程度自然大幅下降。

    过去，由于安全性的原因，在各类具有资源垄断性的行业（包括土地资源）由国企占主导有其合理性。但目前政府在制造业投资的增加，可能造成未来制造业出现大范围国进民退的局面。这样对于我们工业的效率，对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等方面，可能会有一定影响。

    所以我们认为，扩大基建带动就业，就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存在的这些问题。     

第二个观察，和审计监管有关的问题

对此，我们总结为“逆周期政策的时效性要求和非对称的基层奖惩机制”。第一，中央增加10万亿元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化债的计划，对缓解各地财政压力确有很大作用；但资金盘子还很不够。现在大家更担心的是大规模的平台经营性债务，以及过去几年中大量PPP项目遗留的拖欠（社会企业）债务；由于地方政府担心上级问责，所以这部分债务很多没有纳入财政部的隐债认定，但地方政府很清楚自己是负有偿还责任的。所以尽管中央拿出不少置换资金，但对地方政府实际背负的还债义务来讲，他们手头的余钱实在有限（公务员薪酬表内上升、表外下降，这和地方政府这一部分的隐性债务有关），地方财政的压力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第二，基层的工作积极性虽然有一定的提高（2024年10月份以来中央刺激需求政策在基层得到了较好贯彻），但基层的工作意愿没有明显地改善。其主要原因，当前政府机构内奖惩机制不对称。我们认为，审计监管应该做而且应该有较大力度，但要注意责任和权力的对称。一般地说，投资的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而地方公务员工作的回报，是更好的KPI（关键绩效指标）。如GDP，这意味着各种行政上的奖励。但现在这个平衡由于短期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比如对于高（金融）风险省份的市县级公务员，如果地方债务没有得到控制或减少，那么地方政府官员的任职或升迁都免谈（这有明确的窗口指导要求）。这种奖惩机制带来的后果，是大家都选择“不做或少做”。一位基层财政局干部说，“感觉现在经济政策像救火，火来了让我们赶紧上，救了火之后问：你救火时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先迈左脚就错了，要写检查”。有关督察审计的制度设计应考虑是否可以更合理一些。

    第三，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2024年前11个月的财政收入增长中，公共财政收入增长-0.6%（税收增长约-4%），而非税的收入增长是17%。非税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是资产盘活（地方国有资源有偿使用、专项收入等），而不是“远洋捕捞”带来的罚没收入。至11月份，最新的非税收入已经超过了40%。

    由于地方税收有限、公共财政收入难以覆盖财政支出需求，所以2024年9月份之后，各地都想方设法增加非税收入，主要就是盘活资产。例如某地出卖了30年的低空空域使用权（作价9亿元），其实买方是一个新设立的融资平台公司，这是典型的虚增收入，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是左口袋和右口袋的问题。但这里更多地体现了中央和地方的信任关系。

    从历史数据看，中国政府非税收入的增长和制造业景气指数的动态增长，两者是负相关的关系。非税收入具有领先性，非税收入的环境改善之后，制造业的景气会自然上升。非税收入体现了地方营商环境的状态。这是可供观察的一个视角。

第三个观察，消费问题

    一是房地产的财富效应。我们把2024年上半年消费增速和2021年以来消费的平均增速做了差值分析，用于比较2024年上半年和2021年房价下跌前，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变化。地域分为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收入指标是统计局公布的可支配收入。

    可以看到，一线城市消费的下跌远超收入的下跌；三线城市消费的增长好于收入的增长（三线城市收入只比一线城市好一些）。由于金融行业调整和房价下跌造成财富缩水效应的影响不易准确计量，我们用各线城市的平均房价乘以它的跌幅（商品房成交价格跌幅真实数据不易得到），只能作为参考。大体上说，一线城市商品房均价比2021年高点跌了4500元/平方米，三线城市跌了700元/平方米。所以，提振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稳定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稳住现有财富效应，这对于一线城市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二是消费政策的短期效应。我们观察到这里有很强的透支效应，比如2024年10月、11月“以旧换新”政策见到效果之后，其他很多消费领域正在回落。我们对CPI拆分后看各个分项的情况，可以看到，虽然以旧换新带来了汽车购买的增长，但2024年全年对CPI最大拖累项还是交通工具（含汽车），以及家电、手机类（包括价格下降）。这里体现了一个现象：虽然需求有短期的好转，但是国内市场价格战太厉害，企业反而没有受益。

    我们在11、12月的调研中还发现，流通渠道不愿意补货，因为这些公司都认为，市场好转只是刺激政策导致需求的一次性释放，对后面的消费市场并不乐观。所以我们感觉，短期的财政刺激性的消费政策要慎重，应该更多考虑中长期深层次的鼓励内需的政策措施。

    三是对于提高居民收入、包括公务员涨薪问题。我们在地方基层调研，感觉公务员薪酬是“表内上涨表外下降”，表外下降的原因，主要还是疫情之后地方财政压力明显加大，再叠加这两年地方政府化债压力大，所以很多地方公职人员的补贴只能先欠发，所以表外这一端的财政压力很大。第二个原因，这几年对地方的违规津贴福利的清理力度很大，前些年很多毕业生去考经济发达省份的公务员，其薪酬较高，现在又要清理这些违规的津贴和福利。所以基层工作人员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有很大调整。

三方面建议

    （1）如何推动有效投资。有效投资的提高在于低效产能的出清和高效产能的落地。前者需要关注：在当前地方政府股权投资和地方的产业分布交叉复杂的情况下，仍使用行政命令关停并转的，效果会很差；因为地方财政需要现金流。可以考虑采用一些方式，比如类似提高绿色环保成本、查处垄断问题等，进行低效产能的出清。为推动高效产能的落地，在当前以国资主导的一级市场，应考虑如何建立更为完善的市场化制度，让企业更关注盈利端，以便产业投资更加高效。

    （2）要加快理清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因为这决定了地方选择什么样的收入模式。未来各地方不一定都是从A 模式转向B 模式，各地应根据经济发展条件的差异性选择不同的模式，有产业、有投资、增长态势好的地方如合肥市，可以靠股权投资促进增长；没有这些条件的地方政府是否可以把财权和事权做更多的让渡，维持基本的“三保”运行即可。各地方在选择自身发展模式过程中，需要更多从制度给出一个合理的框架。

（3）希望短期内能有更多的实质性化债方案。增强社会预期，对政府负有更大规模的偿还责任的一些平台如何解决其经营性债务有期望。不一定要全部兜底，只要让大家看到有步骤有系统的解决思路，包括相关奖惩制度的对称性的建立，有好的预期，就会有发展信心。

（编辑  尚鸣）

当前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收入下降、家庭部门存量债务较高，仍是当前制约消费的主要原因。经过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我国经济的资本形成率较高，GDP中居民最终消费占比较低（目前为39%）。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国内社会零售额增速偏低，地产消费仍存拖累。居民部门既面临收入增长乏力的问题，也面临资产价格下降导致的财富缩水，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受到很大制约。

近期北京、上海等城市消费大幅减速，其背后一个重要因素是房地产、股票两大市场低迷造成的财产性收入缩水，由于两地金融从业者较多，财富效应导致居民消费不振。近期公布的经济普查结果表明，过去5年，全国金融从业者在减少。此外，两地国有经济部门较多，国有企业薪酬降低也是“重灾区”；北京常住人口减少，特别是非户籍人口大幅减少，而一些二线、三线城市常住人口增加。面对这些现象和问题，我们需要尽快稳住楼市股市，尽快结束降薪裁员的“浪潮”，尽快放开户口政策，应对城镇化减速的趋势。

政策建议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市场预期2025年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将有实质性扩大，建议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方向，新增财政支出有必要把居民部门作为主要发力点。一是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完善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把“银发经济”作为未来重要的消费领域，创造更多新的老龄消费场景；二是考虑推出大规模现金补贴机制，覆盖范围不仅包括贫困人群、退休人员及生育家庭，也可以考虑对中青年消费主力群体进行一定程度的补贴，实质性提升家庭收入，促消费的同时也加快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三是对企业部门，可以考虑在国家层面推出薪资保护计划，鼓励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低息贷款，以维持员工薪资水平；四是提高种粮补贴，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五是针对生育率低的问题，立即大规模实施生育补贴和奖励行动。

定向扶持特定行业，特别是涉及群众日常生活消费的服务行业。此前的“以旧换新”对家电、汽车等消费品的补贴起到了良好效果。未来，可以考虑对涉及消费人群更加广泛的餐饮、旅游等服务业提供类似的消费券，还可针对相关经营主体推出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优惠措施，帮助行业恢复发展。欧美在疫情期间和疫后复苏阶段均对餐饮消费提供消费券，并由财政进行补贴。日本持续推出“Go To Travel”的旅游综合补贴政策，对旅游交通、住宿和景区门票等进行现金补贴和打折促销，通过财政补贴提振相关行业消费需求，支持旅行、餐饮、住宿、文娱等各类消费子行业修复。

消费信贷支持。在央行降准、降息的大背景下，适当鼓励银行通过降低利率、提供消费信贷优惠等方式，刺激居民增加消费支出。央行可以考虑推出相关专项再贷款工具，或将消费贷ABS纳入央行资产购买范围，降低消费信贷成本，促进消费信贷市场活跃。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加强消费信贷的风险管理，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

推动和恢复节假日经济。节日经济是推动服务型消费的有利时间窗口，可以考虑继续适当增加民众法定休假天数。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节日经济，策划相应活动。春节的各种传统、新娱乐应有效启动，潮玩和新经济要紧密结合；要重塑宽松宽容的节日氛围，特别是关注群众热议的话题。及时补发公务员工资，适当提升企事业单位基层人员收入水平，以促进消费。近期市场热议公务员涨工资，中小城市公务员和国企职工是消费主力，也是财政可以直接发力的重要抓手，对于提振消费信心非常重要，其他比照公务员的企事业单位有条件的也可以照办。“节约悖论”不利于经济恢复，建议谨慎使用“勒紧裤腰带”等提法，尽快结束国有经济部门的减薪裁员行为，否则极其影响信心和预期。通过财政支出提升基层收入，推动二、三线城市、县城中产阶级的壮大，从而带动相关区域内需的扩大。

工资-价格螺旋上升是市场期待的正面循环，而不是减薪-通缩的负面循环。通过补发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带动私营中小企业的复苏，从而实现全民的收入提升。叙事经济学的核心就是信心，要通过各种叙事提振信心。

（编辑 碣石）

消费能力不足是制约消费恢复的主要矛盾

消费能力弱导致内需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核心矛盾。从数据来看，当前我国消费呈现总量增速下行和结构持续分化的特点。从消费总量看，2024年1-11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仅为3.5%，10月，消费增速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明显回升，但11月再次降至3.0%，且以旧换新之外的品类增速下滑明显。疫情之前，我国消费增速持续多年大幅高于GDP增速，近年来则低于GDP增速。

消费结构持续分化。近期一线城市与其他城市消费增速的分化引发社会热议，11月，北京和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下降14.1%和13.5%。类似的分化在年轻群体和中老年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同样存在。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居民部门损益表与资产负债表双双受损。一方面，居民部门的收入水平与收入预期表现为损益表的变化。近年来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速持续下行，部分季度甚至低于GDP增速；居民财产性收入一度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显示其财富的变动，特别是近几年房地产价格下跌，明显影响了居民部门的预期。在损益表与资产负债表双双受损的拖累下，居民部门不仅表现出消费能力下降，而且出现主动“降杠杆”的行为，即提前还贷。

除收入与财产预期带来的消费能力下降外，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也带来了消费意愿下降，这同样成为影响我国消费恢复的重要原因。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社会保障相关支出占GDP的比重仍有提升空间。

此前我国刺激消费与扩大内需的政策思路，更倾向于供给侧，这与当时国内产业的发展潜力、居民收入与财富的增长空间、总体安定的国际环境相契合。但在当前，特别是在特朗普回归将带来更多外部冲击的背景下，我们应当调整刺激消费的政策思路，从更重视供给侧转向更关注需求侧，迅速稳定消费形势。

加大全方位提振消费的政策力度

加大中央财政直接支持消费的力度，迅速提振消费信心

客观来看，市场主体行为与预期的变化是缓慢的，特别是消费行为的变化往往滞后于收入变化。因此，为在短期内迅速稳定消费形势，应充分发挥财政工具的作用，特别是中央财政。

一是要创新以旧换新之外的其他财政直接支持消费的工具。据我们测算，特朗普就职后若加速推动对华提高关税，在极端情形下，2025年我国出口增速可能下降至-5.0%左右。为应对外需收缩压力，内需方面需要约1万亿元的财政增量资金形成对冲。一方面，可创设中央财政直接补贴消费、直达居民部门的创新型工具，例如发放由中央财政统筹的消费券和生育补贴等。另一方面，可加大财政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投入，聚焦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医疗、教育、社保、养老等，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是释放地方政府活力，扩大政府消费。2024年11月8日推出的新一轮债务化解方案，将在5年内累计节约利息支出6000亿元，并将在惠民生、促消费等领域产生显著的外溢影响。着眼后续，一方面，2025年置换债券的发行工作可尽量前置，减轻地方政府债务的还本付息压力，为消费刺激腾出财政空间；另一方面可结合专项债新规，扩大专项债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提前做好项目储备，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在基础设施、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领域的支持作用，有效带动社会资本。

深化各项结构性改革，持续提振社会预期

消费信心不足根源于一系列深层制度因素，因而在短期消费形势稳定的基础上，应以“十五五”规划制定和落实为契机，持续推动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

一是加强重点人群就业保障。与制造业相比，劳动密集度较高的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更有优势，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行政审批流程，推动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新业态和新模式稳定就业。应高度重视应届毕业生就业工作，2025届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222万人，将再创历史新高。可继续提高企业稳岗补助标准。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强化低收入群体保障。社会保障不健全是我国低收入群体储蓄率高、消费倾向低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可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通过强化住房、医疗、教育等保障，推动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这一工作如到位，有可能每年拉动1万亿元以上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要弥合城乡居民和不同群体的养老金待遇差距，这不仅是提振社会信心的抓手，也是政策公平性的体现。鉴于进一步增加社保缴费金额可能对消费造成挤出，可加大财政的统筹支持力度。

三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多措并举助力居民增收。我国总体上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偏低，财产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偏低。要完善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统一部署强化劳动保障执法力度；同时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持续加强企业分红与回购的制度性约束，引导企业做好市值管理，提升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

四是落实好“两个毫不动摇”，提振民企信心。2024年以来，部分地方发生的“远洋捕捞”事件对民营经济主体信心造成负面影响，也直接影响了其消费意愿。中央一再表态制止非规范异地执法行为，应大力贯彻落实，同时健全畅通企业申诉渠道，加快《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将“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落到实处。

五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收激励调节机制。长期以来，我国间接税的占比高，直接税的占比低；且在直接税中，针对劳动征收的税率偏高，针对资本征收的利得税率偏低。建议合理调整和平衡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的税率，推进研究扩大直接税税基；并加快消费税改革，推动征收环节向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充分激发地方政府在促消费上的积极性。

（编辑  尚鸣）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颁布实施，有利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升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有利于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更好地融入市场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促进共同富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利于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引领乡村善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义和基本原则

宪法、法律及文件表述

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农村的基础和制度根基。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2016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资产管理的主体，是特殊的经济组织，可以称为经济合作社，也可以称为股份经济合作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地区性经济组织，包括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组级集体经济组织”。乡镇级、村级、组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主体。

从宪法、法律和政策文件的历史沿革看，凡涉及所有制性质，一般使用集体所有制经济或集体经济；涉及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一般使用社区合作社、经济合作社或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经济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

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采取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产权关系明晰、收益分配合理、治理结构完善、农民财产权益得到有效保护，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特征。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与“总有”“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产权形态的区别

在传统民法理论中，多人共有产权一般有总有、共同共有（合有）和按份共有几种形态。

1. 与“总有”的区别。“总有”最早是中世纪前期欧洲日耳曼人村落共同体的财产所有形态（公元5世纪到9世纪期间，以地域、氏族关系为基础的马尔克公社组织），是日耳曼财产法中一项重要的财产权制度。前期，公社享有土地所有权、管理权、处分权（房屋和宅旁园地除外），成员享有土地使用权、用益权。耕地由家庭使用，定期分配更换，森林、牧场、水流、湿地由成员共同使用。成员对总有财产有潜在份额，但不能分割和转让。后期，耕地使用权可以在有公社成员身份的继承人之间继承，但不能转让、买卖。随着封建采邑制的发展，土地逐渐向庄园领主、教会、贵族集中，公有土地与私有土地并存，马尔克公社逐步瓦解。但在偏僻山区，此类形态一直保留到近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总有”财产权已转化为独立的法人财产权。

我国农村集体的土地财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实行家庭承包双层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土地享有占有、 使用、 收益权及依法流转的权利，但不能请求分割土地等集体财产；在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成员共享、兼顾资本等要素贡献的原则；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地域性经济组织，不是以氏族关系为基础的团体。

2. 与“共同共有”“按份共有”的区别。共同共有必须以共同关系存在为前提，按份共有只需要共同意志；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财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财产共同享有所有权；处分财产，按份共有需要2/3以上共有人同意，共同共有需要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费用及其它负担，按份共有人按照其份额负担，共同共有人共同负担；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财产，共同共有人在共有关系丧失或因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才可请求分割；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财产份额；按份共有人按照份额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债权，并承担债务。显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同于这两种产权形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坚持的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在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和村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法履职；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维护集体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坚持民主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照法律法规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平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促进农村共同富裕。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

2023年，在农业农村部门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有96万个，其中乡镇级864个、村级57万个、组级39万个，共有9亿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22年，农村集体经济资产达到9.12万亿元（当年总收入6711亿元，其中经营性收入2526亿元，占37.6%；累计经营性负债5876亿元，占18%；可分配收益3890亿元）。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资产是土地资源。在集体土地资源中，建设用地35583.95万亩（其中村庄占用32903.45万亩）、耕地162434.85万亩（占全国191792.79万亩的84.69%）。这是宝贵的集体财富。

1956年以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在曲折中前行，对发展路径的探索从未停止。1978年农村改革后，许多集体经济组织调整思路，探索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经营方式创新和集体经济融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不少村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其经验值得总结借鉴。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村

窦店村村域面积6.188平方公里，耕地3200亩，2065户、户籍人口4426人，居住着汉、回、满、蒙四个民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窦店村励精图治，走出一条实现共同致富的集体经济发展之路。2023年，窦店村兴办或入驻企业50家，其中集体企业12家，农村经济总收入38.4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43402元，上缴国家税金2.81亿元，集体净资产15.3亿元。窦店村通过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明晰产权，由单一农业生产向农、牧、工、商多产业综合发展转变，实现经营方式创新，使集体经济较好地融入市场经济。2023年，村民股金分红和福利支出1680余万元、人均3800元。全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住上了楼房；村投资2亿元建成村民公共活动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幼儿园等公共设施；建立了6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生活补助金，优秀大学生奖励等多项制度。

浙江省东阳市花园村

花园村全村共有1748户，常住人口6.5万人，其中户籍人口4393人。2023年经营性收入725亿元，其中村集体经济收入1.9亿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均收入17.6万元。产业涉及现代农业、生物与医药、新能源与新材料、红木家具与木制品、新建材与建筑、文化旅游等，拥有企业及个体工商户3035家。花园村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村委负责、企业支持、村民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治理机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原村民与新村民、村民与居民、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治理格局；坚持就地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理念，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工强村、以商兴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之路；促进现代城市管理方式与传统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2016年7月1日，中共中央授予花园村党委“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2023年荣获“中国名村综合影响力”第一名。

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

袁家村共62 户，户籍人口286 人，土地 660 亩。2023年接待游客800多万人次，总收入12亿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5万元，其中财产性收入占 40%。袁家村的经济发展是按照“全员参与、入股自愿、照顾小户、限制大户、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市场化运作”原则，组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设置为：一是基本股，适用于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村集体占38%，成员占62%。二是投资股，适用于村二级经营性实体，如旅游公司、商铺、民宿（460家），本村村民与村外就业人员自愿入股。三是调节股，二级实体分红额的25%交村集体再分配，实现村集体组织成员利益均衡。治理思路是：村党支部是统领，村干部和运营管理公司是管理层，村民和经营的商户是执行层，按照市场规律形成一个以资本为纽带的稳定的治理结构。

村投公司

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投资、参股组建公司实体，或入股县、乡镇级联合发展平台，以项目联建等形式统筹辖区内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引入职业经理人，实行公司化运营，兼顾社会效益。这种经营方式近些年在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的一些地方也在尝试，总体态势良好。

乡村协同（组团式）发展

将一个区域内的乡村作为一个整体，全面挖掘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历史价值，发挥先富村的辐射作用，聚合分散的资源，在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运营，共同特色品牌的基础上抱团发展，最终实现共赢共富。例如，浙江省淳安县下姜村携手周边63个村（社区）成立“大下姜”联合党委；浙江省安吉县余村以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建设余村大景区，规划覆盖三个乡镇共16个行政村。这种发展方式，一是明确组团目标，就是探索村级经济发展新路径，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带动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二是明确业态方向。产业依托，可持续发展。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以农业、农业资源利用为基本依托。三是明确组团机制。坚持市场取向，尊重市场规律，清晰界定产权，通过市场化运营聚合资源。四是注意处理运营主体与基层治理体系、乡村传统及农民的关系，运营主体支持乡村治理体系正常履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特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乡村经济治理主体，是区别于公司等经济组织的一种独立的经济组织类型。其特别法人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组织功能多重性

政治功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实现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组织形式，是地域性集体财产的组织载体。经济功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功能是从事经济活动，实现经济目标，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目标。这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所依托的经济制度背景。社会功能：承担或支持社区公共服务）。

集体土地专属性

农村集体土地资源除国家征收征用等法定情形外，所有权不被转移，不可分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法人财产权行使主体，法人财产中可作为责任财产的仅限于经营性资产和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不能用于债务清偿及融资担保。其它经营性责任财产以出资额为限，不连带集体经济组织其他财产及成员个人财产。

治理结构民主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特点是尊重农民意愿，依照章程实行民主管理。重大事项决策实行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多数票决定；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促进农村共同富裕（主要按量化的集体经营性财产收益权份额进行分配，兼顾劳动与资本、效率与公平）；成员身份法定，依法民主决定，现阶段成员身份相对封闭。

不适用破产法

在破产法制度设计中，狭义破产仅指破产清算，广义破产还包括了破产重整、破产和解。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丧失清偿能力时，不适用破产清算。

享受国家扶持政策

国家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土地、人才以及产业政策等扶持措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鼓励和支持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和个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帮助和服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意义在于：有利于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关系、规范治理结构、保持独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权、正确处理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等。作为民事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从事包括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经营性活动，亦可从事合同签订、产品买卖、财产转让、借贷、投资等活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原则

成员权利来源于成员身份，有身份才有权利，身份锁定权利。实践中引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变化的情形非常复杂，除成员出生人口是原始取得，婚姻、政策性移民、收养是依法取得，还存在现役军人、在读大学生、聘任制公务员、离异女、入赘男、进城居住保留身份等多种人户分离、动态变化的情形。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原则具有包容性，规范了初始确认、新增取得、自愿退出、法定丧失等方面的原则。将户籍关系、与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与集体土地等财产形成的生活保障关系作为考量因素，能够覆盖绝大多数情形，不会引起倾向性社会矛盾。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成员是公务员，就不能再保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切实保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财产权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将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财产的收益权以份额形式量化到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其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年收益应当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提取公积公益金，用于弥补亏损、扩大生产经营等，剩余的可分配收益按照量化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集体经营性财产收益权份额进行分配”。

我国法律规定，股份是公司资本的组成部分，‌代表股东在公司中的所有权份额，股东通过持有股份享有收益权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股东权利包括自益权和共益权。自益权是指专为股东自己的利益而行使的权利，通常属于财产性权利，包括股息或红利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权、股份转让权。共益权通常指非财产性权利，包括重大事项表决权‌、召开临时股东会请求权、对董事及高级职员的监督权等。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收益权是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的经营性财产份额的收益权，收益权虽不涉及共益权，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其他条款规定了成员参与民主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的权利及程序，在现阶段与股份量化的权利实质趋同，目前实践中亦无出现操作上的差异。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财产权益保护是一个重要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现在农村居民年财产性收入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2.6%（全国居民为9%）。提高财产性收入的主要途径就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

一是稳定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二轮承包土地到期后再延长30年。对此，法律和政策界限都是明确的，延包试点也在进行中，要按照中央要求认真落实到位。

二是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2019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通过出让等方式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者抵押”。由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地理位置偏远、地块零星分散、人文环境差以及配套政策滞后等原因，我们在土地价值评估、产权转让、融资担保、社会认知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进展不达预期，需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精神，配套完善具体规定，扎实有序推进。

三是完善宅基地使用管理制度。宅基地是农村居民重要的生活资料和居住保障，按照“确权、赋权、活权”要求，深化使用管理制度改革，坚持集体所有，保障居住；权属清晰，权能完整；管住源头，禁止乱建；消化遗留，盘活闲置；依法治理，管理规范。同时守住底线，不突破集体公有制红线，城镇居民不能利用宅基地建别墅大院、私人会所。

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经营权

宪法赋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经济的自主经营权。对经营性资产较大、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村，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其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等多种方式，因地制宜拓展产业发展路径，不人为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业经营领域。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家庭承包责任制探索出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快速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扶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使其深度融入市场经济，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焕发生机活力。

（编辑  宋斌斌）

近年来，居民、企业、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比较谨慎，其中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而产生更多储蓄行为，企业投资谨慎而更注重自由现金流安全，地方政府注重化解风险而降低主动投资。适度提高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能力，鼓励企业有效投资、提高投资效益和增强地方政府的能动性、进一步降低债务压力，可能改善三部门资产负债表结构，是稳定经济增长势头，时间换取空间的重要抓手。本文从居民、企业、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现状和结构性变化入手，深入分析近年来三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初步政策建议。    

居民、企业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结构变化分析

居民资产负债表主要受房地产、股票市场变化影响，居民行为偏向谨慎。居民资产分为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两大部分。根据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1978-2022》系列书籍，2022年居民部门资产中：非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为 50.9%（其中住房47.4%，汽车2.9%），金融资产占比49.2%，主要集中在股票及股权（包含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及最终属于居民部门的企业部门权益），存款（含公积金存款和理财），股票及股权9.6%（较2019年降低20个百分点），存款比重23.1%（较2019年提高3.6个百分点）。

2022年，居民负债占居民总资产比重为14.6%，较2019年提高了3.8个百分点，居民部门整体杠杆率最近几年逐步抬升。    

房价调整引发住房资产重估是居民部门资产压力的主要原因。居民部门住房贷款意愿下降、存款意愿提升。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下跌导致居民部门资产端缩水、资产负债表受损。当资产端增速小于负债端增速时，居民部门净资产缩水，居民部门目标也从追求收益最大化转为债务最小化。由此导致居民部门适度减少消费，而由于居民部门的消费对应企业部门的收入，居民减少支出导致企业收入减少，从而企业通过减少工资或裁员等方式导致居民部门收入减少，导致居民部门资产端进一步受损。这一过程主要是居民住房、股票和股权资产价格下滑触发引起，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更为偏向谨慎。

非金融企业资产端收缩，贷款和投资需求放缓。非金融企业部门资产分为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两大部分，非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50.4%）和存货（4%）。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依据经济普查数据，估算了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总资产、总负债以及所有者权益，并对分行业的资产和负债分项进行估算，汇总成非金融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2022年，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总资产中，非金融资产占比 54.4%，其中固定资产（厂房设备等）50.4%，存货4%；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 45.6%。金融资产包括存款、股票、基金、债券等，其他未列入上述科目的记为其他金融资产。可估算的金融资产中存款占比最高16.7%（较2019年高6.7个百分点）。      

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占总资产比重为99%（较2019年提高39个百分点），主要集中在贷款（32.8%，较2019年提高14.1个百分点）。    

居民部门的支出会形成企业部门的收入，居民部门消费行为更为谨慎，带动了企业资产端收缩，贷款和投资需求放缓。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变化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方面，居民部门减少借贷和支出导致企业部门收入减少、资产端缩水，从数据看居民部门的消费和支出对应企业部门的收入和存款，因此居民贷款增速和非金融企业的存款增速拟合度较高，尤其是经济大省和高杠杆省份更依赖房地产。居民依托于“加杠杆”的消费和购房行为减少，导致非金融企业部门存款增速下行，资产端收缩。另一方面，资产价格下跌（如房地产等）会导致企业部门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缩水，当资产端增速小于负债增速时，所有者权益缩水，企业经营目标转为追求债务最小化，由此减少借贷和投资，这可能进一步引发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进一步变化，形成循环。    

政府部门，财政收入下降和土地收入下滑，导致资产端受损，地方政府亟须缓解债务压力。政府部门非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国有建设用地（8.4%，较2019年降低了7.3个百分点），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持有企业股权（37.4%，较2019年降低了4.9个百分点）和存款（9.9%，较2019年降低了7个百分点）。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对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所覆盖的财务主体，包括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含企业化观念里的事业单位和非营利团体组织），以及国有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从资产端来看，非金融资产占比47.6%，其中主要为国土资源（22.1%）、国有建设用地资产（8.4%），其次固定资产（6.3%）、公共基础设施（3.7%）占比较高。金融资产占比 52.4%，其中主要为持有企业股权（37.4%，包括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有股权），其次为存款（9.9%），证券投资基金份额（3.1%，主要是社保基金份额）。     

政府部门负债占总资产比23.8%（较2019年提高了4.8个百分点），主要以贷款和债券形式存在。值得一提的是，由于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明确规定，除地方政府债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因此社科院估算的政府负债为官方显性债务，城投公司、PPP 等形式可能存在的地方政府隐性和或有债务不计算在内。

财政收入下降和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导致政府部门资产端缩水压力。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主要来自居民、企业部门消费和投资行为谨慎导致的税收收入减少，以及资产跌价导致的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和企业股权等权益资产缩水。从数据来看，资产端中，国有建设用地是非金融资产中占比最大的科目，2021年以来，由于地产需求疲弱，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2024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4.8699万亿元，同比下降16%，创1987年有统计数据历史以来第二大跌幅。土地出让收入的下滑导致政府部门资产端受损。从负债端来看，按照我们的粗略测算，将2009-2023年间测算的地方广义财政赤字净加总，目前地方政府累计债务总规模已经达到了98万亿元，约占我国2023年名义GDP的78%。当然，由于数据的缺乏，我们的测算有很多估算的成分，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诸多不一致之处。但是，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扩张，将对中国金融稳定发展产生影响，地方政府债务推动型模式在发挥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之后逐渐式微，地方政府亟须缓解债务压力。

形势分析和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分析，近年来居民、企业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体现出其行为更为谨慎，其中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而更倾向储蓄，企业投资谨慎而更注重自由现金流安全，地方政府注重化解风险而降低主动投资。稳定房地产市场、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缓解地方政府压力成为改善三部门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方面。    

房地产稳定需要政策更大力度支持和足够的库存消化时间。房地产领域，根据人口结构变化（购房主力人群），城镇化进程，住房改善需求等因素综合考虑，按照我们的测算，2019-2021年是近20年来中国城镇居民商品房刚需的顶点。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购房主力年龄群体式微，城镇化进程趋势逐渐平缓，城镇居民刚需面积改善边际递减等因素，我们预测，中国城镇居民房地产刚需趋势将逐渐减弱。城镇居民房地产刚需的中长期变化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重大，对于我国经济结构也将产生重要影响。预测未来一个阶段，每年8亿-9亿平方米的新增销售面积可能是满足我国改善型需求刚需的合意面积水平。考虑到2015-2021年每年新建房超过市场需求1亿-2亿平方米，因此未来一个阶段的实际销售面积可能不到8亿-9亿平方米。按照我们的测算，如果只是对应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库存回到正常水平，那么需要收储资金规模大约为1.12万亿元。如果要实现房地产市场未建成的住房库存和长期空置的二手房库存回归正常化目标，那么还需要收储资金规模大约4.58万亿元。实施如此庞大的“收储”政策，房地产市场才能回到平稳发展的道路。    

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家庭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微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70.1%，同期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89.0%、89.2%、93.2%、85.1%，比我国要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新冠疫情后，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至65.9%。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受疫情影响程度有差异，中等收入群体受冲击更甚，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及以下的低收入群体由于支出刚性强和收入降幅，消费倾向不降反升。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下降，可能会对消费带来较大冲击。

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制约消费倾向提升的重要因素。参考全球主要经济体有效需求不足阶段的相关政策措施，下一阶段要有效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需要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实施更大力度的改革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按照麻省理工学院奥利弗·布兰查德教授的跨国研究，当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债务的实际利率时，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广义财政赤字率，并不会造成债务的可持续问题和通胀压力。

下一阶段，提高居民收入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需要我们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在国民经济循环出现堵点的情境下，通过适度增发国债等方式，积极有为地、持续性地给予居民部门显著的收入补贴，提高居民的收入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减轻地方政府运行压力，调动地方政府能动性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方面。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明确了在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增加6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再加上其他渠道的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相关政策出台，形成化债组合拳，在五年内化解12万亿元隐性债务，隐性债务规模将从14.3万亿元降低到2.3万亿元，基本实现了隐性债务的显性化，体现了“在发展中化债”和“以时间换空间”的思路，也反映出中央政府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范债务管理、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心。按照我们的测算，再增加4个百分点左右的广义财政赤字率较为适宜（财政赤字率提升1个点和专项债、特别国债提升2个点补足有效需求，针对新一轮贸易摩擦，准备1个百分点的广义财政赤字对冲）。

一方面，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应当及时避免其陷入负向循环，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适度增强，新增4个百分点广义财政赤字较为合理。其中，一个百分点用于补贴居民消费不足的有效需求缺口，一个百分点用于地方政府拖欠部分民营企业的历史欠款偿还和基层行政功能的正常运转，一个百分点用于结构性发力促进科技、高端制造业等建设，一个百分点针对新一轮贸易摩擦，对冲出口增速下滑。发挥新增财政赤字结构性作用，对保障民生，重点领域提升我国科技和安全能力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另一方面，国内外环境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未来一个阶段具有衰退性风险，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立足国内需求，以我为主，提前做好有效有力的预防和政策储备。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积极配合，完善宏观治理体系。《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摘录了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的讲话，“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货币信贷要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总量上保持合理充裕，结构上有增有减”。

财政端的中央信用扩张和货币端的总量淡化，意味着财政与货币需要加强配合，实现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长期目标。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国债之后，当国债存量占比大幅上升，国债有必要成为央行调节流动性进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

从国际比较来看，2022年，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110.2%，日本为214.3%；2023年，我国为23.6%，明显偏低。但未来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连续发行，国债作为央行操作工具的重要性会大幅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禁止央行在一级市场认购国债，但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包括回购交易和买断交易等，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国债之后，我们预计央行会继续积极配合，逐步探索新的财政、央行配合完善宏观治理体系的新路径。    

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有力政策的推动下，2024年四季度开始，居民消费逐步回升、企业投资行为改善、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缓解，扩大内需的进程已经显著加速。从发展阶段、发展优势等方面综合考量，我国发展前景仍长期看好，我们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加有效改善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积极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走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