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的工业建设历史中，成功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五”计划与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李富春有密切的关系。我在学习和整理李富春的历史资料中，感到有必要向世人介绍李富春对我国“一五”建设的历史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计划经济这段历史批评的多，关注和研究的少。但这就更有必要让大家了解新中国工业化起步时期的历史经验，重视对我国计划经济史的研究。

我采访过的某位当事人曾表示，“当时中国搞的不是计划经济”，他的意思是指编制“一五”计划时我们没有经验，“二五”计划时遇到了“大跃进”，“三五”计划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后两个五年计划受到很多非正常因素的干扰，不但把严谨的计划工作搅得面目全非，而且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他讲的有一定道理，说明对我国计划经济的历史存在不同看法。

全世界的计划经济没有统一的标准。新中国最初搞的计划经济，与苏联成型的计划经济制度比较，还有相当的差距。尽管此间我们党在经济工作中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遇到许多困难，但是不能否认中国还是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一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我们基本遵守了计划经济的规律。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是一段很重要、很特殊的时期，值得我们认真回顾、研究和纪念。

研究“一五”计划的历史，其中相关人物的研究，应该是一个组成部分。李富春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不但在“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把后半生都献给了发展和实施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工作。李富春的这段经历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命运多舛，他的这段经历本身就是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史的缩影和组成部分。

李富春参与了编制“一五”计划的全过程

组织对“一五”计划进行第一次试编工作

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自1953年起，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中央成立了五年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六人小组），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组成。李富春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副主任，兼任重工业部部长，并分工负责计划工作。同年5、6月间，李富春具体组织了“一五”计划的第一次试编工作。1952年初，中财委下发了《关于加强计划工作大纲》，征求各大区意见。各大区报上来的材料，李富春都亲自过目，认真审阅。他多次召开中央各部门座谈会，听取并综合各方面意见，为制订计划提供参考和依据。1952年7月，中财委向党中央和政务院提交了《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注：第一稿）。陈云在1952年7月1日致毛主席的信中提到：“根据一年多来以富春同志为首的计划工作的基础，根据五月财头（注：原文如此）和工业部长的讨论，在六月份内已修正了这些文件。”

参考苏方意见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修改

1952年8月，李富春和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就《“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并争取苏联的全面援助。1953年6月，李富春从苏联回国后，根据党中央批准的苏联方面对《“一五”计划轮廓（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见，组织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参考苏联的意见和援助的情况，对“草案”进行较大的修改，并重新作了安排（注：第二稿）。

毛主席催促编制“一五”计划工作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富春、贾拓夫为国家计委副主席，当时高岗为主席。这期间“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被拖延了。1954年2月，毛主席对工作进程不满意，要求加快进度。李富春立刻组织国家计委，在3月20日交出《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粗稿）》。陈云又组织对“粗稿”进行归纳整理，于4月初完成《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呈报党中央和毛主席（注：第三稿）。1954年4月19日，党中央调整了编制“一五”计划工作的领导班子，决定成立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成员有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使“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陈云主持八人小组连续召开十七次会议（其中几次会议是陈云与李富春共同主持的），逐章逐节地讨论修改《“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初稿）》（注：第四稿）。9月5日，由李富春致信毛主席、刘少奇，报告了八人小组讨论的结果。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富春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去世。由于中财委不再存在了，国家计委编制“一五”计划的任务更重了。

参与编制“一五”计划的最高决策会议

1954年11月3日至28日，李富春随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到广州，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集中审议八人小组修改后的《“一五”计划草案（初稿）》。这次广州会议，是党中央编制“一五”计划过程中级别最高、最重要的一次决策性会议。陈云在北京传达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在广州审议“初稿”时的指示，并主持八人小组汇集各方面意见，于1955年2月形成新的一稿《“一五”计划（草案）》（注：第五稿）。

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一五”计划的报告

1955年3月，先由陈云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会议原则通过《“一五”计划（草案）》。会后中央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计划“草案”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注：第六稿）。6月1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提交的《“一五”计划草案》。7月5日，李富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向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报告了“一五”计划的编制经过、基本任务和总体要求等。该报告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式审议批准。

至此“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历时四年，从组织进行第一稿的试编工作开始，经过六易其稿，最后在人代会上报告正式通过，李富春从头到尾参与了“一五”计划编制的全过程，几乎为此付出了全部心血。新中国的第一个经济建设蓝图终于完整地绘制出来，正如李富春在报告中所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它将开始改变我国百年来经济落后的历史，把我国向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目标推进。”

李富春全程参与并领导了与苏联的交流和谈判工作

1952年8月，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就《“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争取苏联的全面援助。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停留了一个多月，他们在安排好代表团与苏联的谈判议程和方针后，于9月22日离开莫斯科先期回国。党中央决定由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继续留在莫斯科，李富春及代表团用了10个月的时间，同苏联政府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谈判，直到1953年6月回国。

就“一五”计划（草案）与苏方充分交换意见

学习苏联的成功经验，就“一五”计划（草案）与苏方充分交换意见，是代表团的一项主要任务。中方先将翻译好的“一五”计划（草案）文件和资料交苏方研究，然后中国代表团的各个成员分别与苏联政府对口部门交流情况。从11月开始，中苏双方交换意见的会谈进入实质性阶段。这期间，苏联领导人米高扬率领苏方人员与李富春率领的中方代表团，进行了四次更高层次和更加深入的会谈。这段时间，李富春不但亲自主持了与苏方领导人的历次会谈，还要经常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经过中苏双方充分交流情况，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要突出建设重点，适当降低相关经济指标和增长速度等。李富春认为苏方的意见是“慎重的、负责的、中肯的，表示完全同意”。李富春将这些意见电告中央并得到批准。回国以后，李富春领导国家计委参考苏联的这些意见，将“一五”计划（草案）修改得更为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

就争取援助项目与苏方进行了成功的谈判

争取苏联的援助项目是代表团的另一项主要工作。中苏双方重点讨论了“一五”计划期间需要苏方援建的项目及苏方能够提供的项目。经过长时间反复磋商谈判，双方在援助中国的91个项目上达成一致意见。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后，党中央特别委托李富春全权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这些文件。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与苏方米高扬分别在《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八个文件及相关附件上签了字。

在“一五”计划之前，1950年1月新中国刚成立时，李富春就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协助已在莫斯科访问的毛主席同苏联谈判。这次谈判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一系列重要的协定文件。当毛主席和周恩来回国后，李富春仍然留在莫斯科，主持中苏贸易谈判和争取苏联援助东北的工业项目。这次谈成的援助项目有50个。1954年10月，李富春又协助周恩来与来华访问的苏联领导人进行了成功的谈判，苏方又增加了15个援助项目。至此，1950年的50个项目、1953年谈成的91个项目、1954年谈成的15个项目，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总数为156个。这156个项目的谈判都是在李富春的参与和领导下进行的。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回顾说：“李富春同志在历次中苏经济谈判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袁宝华回顾说：“156项，项项都浇筑着富春同志的辛劳和智慧。”这156个项目是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重点和骨干，被称为中国工业化的奠基石和里程碑，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56个项目最终建成了150项，涵盖钢铁、有色金属、机械、船舶、航空、电子、化工、能源、交通、国防等14个工业领域（其中有44个军工项目），其中很大一部分填补了我国工业门类的空白。这些生产能力的形成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

争取苏联援助的成果，还体现在技术传授和人才培训方面：一是苏联决定“一五”期间每年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200名设计专家、50名地质专家来中国指导工作。据后来统计，到新中国成立10年时，苏联共派出了大约两万名各个领域的专家来中国（注：各类资料统计的专家人数差距较大）。二是苏联决定在“一五”期间每年接受一千名中国实习生，到苏联企业实习。此外在这10年期间，中国还派出上万名留学生到苏联各大学学习。这些不但有效地弥补了新中国在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更是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一时期派到苏联学习的中国实习生和留学生，后来大多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专家和骨干，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如江泽民、李岚清、刘华清、罗干等同志都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为尽快掌握计划经济规律，提高工作水平，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存在一些脱离国情、盲目照搬苏联做法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李富春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他多次强调，“学习苏联经验，必须和当前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能机械地搬用苏联的经验，不考虑我国当前的具体条件和工作水平”。李富春在给党中央《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我们自己需要担负地质勘探，供给设计基础资料，选定厂址，制定设计任务书，担负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设计工作和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设备制造任务，并依靠我们自己的人力物力进行建筑安装，组织现有企业生产配套用品……培养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掌握生产。这些工作我们必须自觉地、自信地和有组织地担负起来。”这些意见得到党中央的赞同和支持。李富春在这个问题上是清醒的，是处理得比较好的。但是当时党内也存在急于求成，没有学会走就想开始跑的倾向。忽视客观规律、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为后来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发生重大失误埋下了祸根。

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我国的这段历史，或持否定的意见。我认为，我们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当时世界处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新中国处于被西方封锁的环境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苏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那时苏联是真心诚意帮助我们的，成绩是巨大的。正如李富春所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基于中苏两国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当时中国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援助了苏联一批物资和原料，主要是粮食、橡胶、轻工产品和有色金属矿产等。当然中国也是要以此偿还债务。至于后来中苏两国发生了意识形态上的争执，确有复杂的历史背景；苏方撕毁了合作协议，这个责任主要是在苏方。

李富春参与并领导了“一五”计划执行和实施的全过程

更重要的是计划的执行和实施

对我们党而言，制定“一五”计划是一项崭新而困难的工作，但是把计划变为现实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底子薄、基础差”，表现为：一是缺乏对经济技术基本情况和基础数据的了解和掌握，无法给项目设计提供完整的数据资料；二是过去地质勘探工作非常薄弱，对全国资源情况缺乏调查，没有底数；三是尤其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设计能力、施工组织能力和生产管理能力严重不足，等等。

前几年我去看望宋平同志，“一五”时期他是国家计委分管劳动工资的副主任。他说：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没有留下任何完整的统计资料，一切基础性工作都要我们从头做起，因此做计划非常困难。在计划的执行和实施的过程中，李富春由于职责所在，几乎对计划中的各个重大问题的情况都有深入的了解，因此在组织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他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是其他人难以替代的。

全力以赴落实“一五”计划的建设项目

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是1955年在全国人大会上最后通过的，但是许多建设任务从1953年之前就开始实施了。156个项目实际的建设时间跨度从1950年到1969年，历时19年。此外“一五”计划共安排限额以上大中型建设项目共694个，实际施工的多达921个，156个苏援项目是其中的重点和骨干。

1953年，李富春从苏联回国后，就开始组织落实这些项目的审批和建设工作，实际上是一面建设，一面编制计划。李富春作为总负责人，克服了上述一系列困难，全力以赴争取建设好这些项目。段君毅、吕东、袁宝华在他们的纪念文章中写到，李富春“从头到尾，一抓到底。从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编制设计，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都亲自过问。每个项目都经他主持讨论，做出决定”。“156项目中的许多建设工程安排在东北、华北，有的部署在洛阳、西安、兰州等。1953年冬，苏联专家来中国后，富春同志率领有关部长、专家奔走于荒原旷野，实地勘察，选择厂址。”

在审批项目的建设计划时，李富春从来是一丝不苟。吴俊扬等在文章中写道：“对这些项目的建设规模、投资概算、产品方案、协作关系等都要多方面地听取和考虑有关领导同志和专家的意见，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哪怕是一个细小的技术问题，他也要弄个明白……。”参加156个项目审批的人员都有一个深刻体会：在选择厂址、编制设计任务书等工作中，凡是遇到棘手的问题，或分歧意见很多时，李富春都要求大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探讨和论证，提出比较妥善的解决办法。由于李富春采取这种极端认真审慎的态度，这些项目的选址和建设基本都取得了成功。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年建成的这150个项目的布局、选址的考虑“是综合的、审慎的、基本合理的”，“学界总体上给予肯定的评价”，这在当时实属不易。虽然出于国防和安全的考虑，150个项目的布局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这150个项目分布在17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有三分之一投入西南和西北地区，形成中国经济布局的第一次大转移，使国家在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最终对新中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与后来的三线建设有所不同，关键是建成的这150个项目大部分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例如长春的第一汽车厂、洛阳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西安的飞机制造厂、兰州的炼油厂和化工厂等企业。这些企业到现在仍是行业骨干，仍然在为国家做着贡献，有的还成为“国之重器”。

做好综合平衡，分清轻重缓急，抓住工作重点

当年国家经济百废待兴，要建设这么多大项目，这对每年财政总收入只有二百多亿元的新中国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一五”期间，经济建设所需资金主要是依靠内部积累取得的，其中国家财政收入共1354.9亿元，而当时国外贷款只有36.4亿元，外债仅占财政收入的2.7％。如何用好这些宝贵的资金，成为“一五”时期经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为此李富春多次强调要做好综合平衡，在项目安排上要分清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建设，摊子不能一下子铺得太大，要与中国的综合国力相适应。他在安排重大建设项目过程中，按照有限的资金和力量首先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提高工业生产能力的项目建设的原则；按照合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力的原则，去组织投资和建设。

例如，在李富春直接领导下，集中力量优先抓了鞍山钢铁厂的恢复和扩大生产能力。这期间，用于鞍钢的大规模改扩建的投资高达15.5亿元，占同期我国钢铁工业实际基建投资总额29.6亿元的52%。由此我国钢铁产量增长很快，在1952年135万吨的基础上，到1957年已达到535万吨。这样做集中使用了资金，缩短了建设工期，加快了生产能力的形成，从而大大提高了投资效率。

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好计划经济工作

“一五”时期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与后来有较大的不同，主要是1956年以前，国家还没有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使在后来也还存在许多公私合营的成分。李富春根据国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有制结构等因素，对计划工作分别提出了不同要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他领导国家计委制定的《关于编制经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中，做了这样的规定：“对于不同的经济成分应有不同的计划。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他经济成分，实行间接计划。”“对于不同经济成分、不同规模的企事业和不同工作水平的部门，编制计划应有不同的要求。”“中央主管部和地区两个编制计划的系统，各有侧重……”。这些规定是根据当时的国情制定的，既体现了计划管理的严肃性，又彰显了契合实际的灵活性，保障了“一五”计划的顺利执行。

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体现在1955年1月国家计委创办的《计划经济》创刊号上，李富春发表了《努力做到计划工作反映客观实际》一文。这不但是他做好“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更是他后半生中做好计划工作的理想和追求。

初步建立起新中国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

“一五”期间是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和形成的主要时期。

首先，李富春很重视计划工作的制度建设。1953年6月，李富春回国后，在编制“一五”计划的同时，就对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计划工作，提高计划工作水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领导国家计委制定了《关于编制经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1955年，李富春又主持制定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他领导建立起一系列计划工作的规章制度。

其次，李富春很重视各级计划机构的建立和健全。经李富春的提议和争取，1954年2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与充实各级计划机构的指示》，在《暂行工作条例》中又对机构设置做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从此时开始，新中国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各省市政府都设立了与计划管理相适应的工作机构（现在这些机构改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能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不仅为完成“一五”计划各项指标,落实各个建设项目起到指导和保障作用，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新中国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在当时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节约和节省是李富春在经济工作中刻在骨子里的理念

李富春在他一生的经济工作中，多次就节约问题制定政策，做出指示或发表讲话，这些都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赞同。在“一五”期间，针对苏联援助的一些设计和建设标准，李富春要求从我国国情出发，大幅度降低非生产性项目的标准，尽可能节约资金用到生产建设上。当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讲排场、摆阔气的现象，有的政府机关修建“大屋顶”办公大楼，片面追求建筑形式上的美观。他制止了正在施工中的国家计委大楼的“大屋顶”（至今国家发改委大楼还是“平顶”），取消了尚未开工的另外两座大楼的盖“大屋顶”计划，同时批评了海军大楼的建筑（即海军司令部大楼，后来被戏称为“海军大庙”）。刹“大屋顶”之风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全力支持。薄一波在回忆“多快好省”建设方针提出的过程时说，1955年12月，周总理和我提出了多、快、好三个字，毛主席同意了。后来李富春同志补充了一个“省”字，也得到毛主席的赞同。《人民日报》社论便以“多、快、好、省”发表出来，成为“一五”后期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努力学习，专搞一行” 

落后的旧中国本来就严重缺乏现代经济建设和管理的专业人才，革命队伍又面临从打仗向经济建设的转变，实行计划经济是新中国的一项崭新的工作，这都需要我们各级干部重新学习。李富春希望尽快提高计划工作干部的专业素质，因此他“要求计划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习”。在访苏期间，李富春通过苏联国家计委，组织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给中国代表团成员讲授计划经济的知识和理论，一共讲了十几次课，每次四五个小时。李富春亲自参加听课。在他的领导下，国家计委机关也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干部的专业素质和理论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1953年3月李富春在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中谈到：“行年五十才抓了八个字：努力学习，专搞一行！”可以感到李富春对学习计划经济的浓厚兴趣，对做好计划工作的踌躇满志。纵观整个“一五”时期，毛主席、刘少奇在制定大政方针，指引中国经济建设的大方向；从《毛泽东年谱》等资料中看到，毛主席自始至终都在关心并指导着“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周恩来、陈云是新中国负责经济工作全局的领导人。李富春在他们的领导下，既参与了“一五”计划的决策和编制，又是“一五”计划的执行者，负责把决策者的意志和“一五”计划的宏伟蓝图付诸实施。

“一五”计划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次成功尝试；“一五”计划的各项经济指标几乎全部超额完成。这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但远远超过了之前上百年旧中国经济发展记录，而且在全世界也是有目共睹。“一五”计划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并且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期间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一五”计划还是遵循了计划经济的规律：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建设规模、效益和速度的关系，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的关系，较好地处理了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新中国这一时期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后来的人们称“一五”时期为“我国计划史上的春天”。李富春组织编制和全面落实“一五”计划，为这个“春天”的到来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七十多年来的经济建设筚路蓝缕。李富春与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从未停止过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脚步。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验教训，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才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才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

（编辑  季节）

泪咽无声

箴言犹在耳，泪咽却无声

1976年1月8日下午，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我犹豫着，没有马上去接。不知怎的，这些天对七伯的病情心中总怀有隐隐的不安。前些日子，邓在军要下放河南淮阳五七干校劳动，她打电话到西花厅，请示可否去看望七伯、七妈。赵茂峰秘书接的电话。他说，七伯现在不方便。你还是回来时再见吧！我俩猜测，七伯的病情是否加重了？心里很不踏实。我们并不知道，他老人家的病情已经危重，多数情况下处在昏迷状态。

我终于拿起电话，听到赵炜大姐的抽泣声，她哽咽着说：“大姐让我通知你，七伯今天上午9时57分不幸逝世了！她嘱咐你们节哀保重，向伯伯遗体告别和参加治丧活动事宜等待通知。”

突如其来的噩耗，给了我无比沉重的打击，抑制不住的泪水滚滚而下。亲爱的七伯，在党和国家最需要你的时刻，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热爱你的人民，离开了你热爱的这个国家和世界！

1月9日凌晨，在沉痛的哀乐声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总理逝世的讣告，整个总后大院顿时变得一片肃穆，人人感到无比震惊与哀痛。许多人流着热泪，就地脱帽，立正默哀。

此时，在干校劳动的在军突然胃绞痛发作，病情严重，被紧急送到当地县医院抢救。干校领导同时收听到电台广播和看到我发给在军的电报，当即研究决定，护送在军回北京治病，给了她一个回北京向七伯告别的机会。

最终的诀别

1976年1月11日，我俩同在京亲属一起在西花厅集合，去北京医院向七伯告别。北京医院门前挤满了人。听说总理的遗体移放到了这里，人们无不希望同心中热爱的人民好总理见最后一面。按照安排的程序，最先由亲属告别，可是留给我们瞻仰、告别七伯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分钟。七伯的遗体安放在医院太平间旁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陈设很简单。这是一个让我们心中滴血的时刻。七伯静静地躺着，双目紧闭，双颊凹陷，不再向我们绽露那无比亲切的笑容。万万没有想到，他英俊的面颊此刻变得如此的凹陷，他挺拔的身躯此刻竟是如此瘦削，一套穿旧了的灰色中山服，不合体地搭在他形销骨立的身上。亲爱的七伯，在我们的心目中，永远充满着无穷无尽精力，永远魅力四射光彩照人，怎么会在短短十年时间里，憔悴成如今的模样呢？

七伯此生中留给我难忘印象的是：他看上去始终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总是显得那样年轻，那样神采奕奕、风度翩翩。这不仅缘于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缘于他对传统礼节和仪表的高度重视，缘于他是人们公认的“美男子”，更缘于他经受了艰苦卓绝的血与火的淬炼。

七伯的一生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几乎无人可及。他无数次经历出生入死的考验，都能一个个地闯过来，最终化险为夷。他连任26年共和国总理，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七伯理应健康长寿，超越常人。可是，一个如此伟大的生命，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七伯健康遭受严重损害、得了癌症并因此承受巨大的病痛，与“文革”的政治因素是分不开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备受磨难，心力交瘁，带着重病的身躯，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情，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在病重时说：“既然把我推上了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七伯用他全部心血与生命，实践了自己的崇高誓言。

七伯逝世后我才得知，他在一年半中做了大小13次手术，平均40天就要动一次手术。在这期间，他除了批阅、处理文件，还同他人谈话216次，会见外宾63批，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或找人谈话7次。他仿佛是一台为人民工作永不停歇的“永动机”。

但是，世界上并没有“永动机”。七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面临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叫我进去，说实在太痛了，我能不能哼一哼。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说完了，他还是没哼哼。”用坚强意志对抗病魔的伯伯，最终把自己的体重耗到了只剩下30.5公斤。

人生之美在于永恒

七伯逝世，最痛苦的莫过于他一生挚爱和最亲密的战友、我们亲爱的七妈。但是，七妈一直高度克制着悲伤，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妥善地安排七伯的丧事。直到向七伯遗体告别的最后时刻，她终于忍不住抚棺痛哭，诉说出憋在心里的话：“恩来同志，我再也看不到你了，让小超好好看看你，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让孩子们好好看看你吧！”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十里长街送总理，实际上这条路长达三十多里，百万民众自发地涌上街头，簇拥在长安街两侧，哭别总理。车队行进到北京饭店门口时，有几位外国友人跳着脚哭泣。到了闹市口，多位老人截车要求不要火化总理。邓朴方同志告诉我，他同301医院的病友专门备了酒，冒着寒风到医院门口洒地酹祭，哭别总理。

这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心和泪，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的最动人心弦的故事。

1976年1月15日，我和在军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周恩来追悼会。会场上自始至终充满了悲痛的气氛，小平同志致悼词时一度哽咽、说不出话，人们跟着哭泣，会场一片悲声。

追悼会结束后，七妈在台湾厅会见我们亲属和七伯的医务人员，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多年来我亲身体会到七妈的政治智慧超群，思想水平、文化水平远高于常人，她的讲话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精彩的文章。那天，七妈处在万分悲痛的时刻和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她的谈话经过缜密的思考，所谈内容充分显示了一位伟大政治家的革命情怀，使我又一次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

对七妈的讲话，我在现场做了认真记录。后来看到这次谈话有正式发表的文稿。此刻，为了表达我对七妈的缅怀之情和保存历史原貌，引用的是我自己的部分原始记录。

七妈说：

癌症终于夺去了你们伯伯的生命。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他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叮嘱我，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的，死后骨灰不保留。中国在对死人的葬礼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是土葬。五十年代，党中央在毛主席的倡议下，每人签名，决定实行火葬。这是对中国几千年旧习俗的革命。1958年，你们伯伯首先把他逝去的父亲，我把自己逝去的母亲以及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还把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这个决议后，我们两人共同商量，相互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山河水土里去。由火葬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这符合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思想。

从感情上你们难过，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他的骨灰在祖国大地河流里作为肥料，为人民服务，物质不灭，生生不已。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个行动。伯伯的遗言，我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得到毛主席的批准，这使我得到最大的安慰――他的心愿已经了却了。

七伯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临终前所思所想，仍然是继续为人民服务。人的一生无论多久，较之天地永恒，只是须臾瞬间。但是，死后把骨灰撒向江河大地，无边无垠，永存世间，时时为人民服务，这才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化作永恒，才是真正的人生之美，人性之美！

七妈在讲话中又说：

伯伯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这件事，我也向党中央做了报告。中央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还向我说过，一定不要特殊化。我个人是坚决执行的。

你们伯伯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你们伯伯始终如一地遵守着共产党人的重要准则，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系，从不搞特殊化。他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他的亲属，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

谈话结束后，我和在军请七妈节哀保重。她老人家同我俩亲切地握手告别，还特意拉着在军的手谆谆嘱咐：“赶紧把病治好，保护好身体，早点回干校。在心里头纪念伯伯就行，不要戴黑纱。”

七妈的嘱咐富有政治远见。果然，追悼会不久，就发生了所谓的追查“总理遗言”一事。在军回干校后，北京还有人专程去找她核查所谓“总理遗言”和七妈的讲话，被她愤怒地顶了回去。

七伯去世后，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为悼念他写下许多感人的诗篇。其中，有两首诗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

其一，赵朴初先生的挽诗：

大星落中天，四海波澒洞。

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

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

相业史谁俦？丹心日许共。

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

云鹏自风抟，蓬雀徒目送。

我惭驽骀姿，期效铅刀用。

长思教诲恩，恒居唯自讼。

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

赵朴老的诗，深刻而生动地赞颂了七伯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品格，充满了深厚的情感。

萧克将军为怀念七伯，曾应我们所请题词：“首义战旗红，功在第一枪”，与赵朴老这首诗中的“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这句，浑然天成，内涵深重。我与在军商议后，特地请作曲家臧云飞谱成一首歌曲：

首义战旗红，

功在第一枪。 

无私功自高，

不矜威益重。

经在军编导设计，请海、陆、空三军官兵和解放军仪仗队会同演唱这首歌曲，在纪念七伯的电视艺术片和文艺晚会中多次出现，观众反响强烈，获得广泛好评。

其二，郭沫若先生的《七律·悼念周总理》：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郭老诗中“天不能死地难埋”这一句，以深邃的内涵、形象的语言，抒发了七伯、七妈身后把骨灰撒向山河大地的伟大情怀。他俩的生命从此与天地共存，人间的真理也与他们同在。这使我联想起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寓意深远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人生之伟岸莫过于此！

志洁行芳

七妈邓颖超，原籍河南光山，出生在广西南宁。七妈的父亲在清末遭恶人陷害英年早逝，母亲杨振德是家中独女，读书明理，性格坚强，带着六岁的独女（七妈）离开南宁，颠沛流离，教书行医，抚养女儿长大成人投身革命。七伯赞扬她老人家“抚女入学，教女有方，追随革命，不畏风霜”。

2005年，南宁市文化局长受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领导委托来家，约我为建立七妈出生地纪念石刻题词，我当即应允。回顾七妈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淳朴善良、高风亮节的一生和品格，我经过反复思考，写下了这四个字：“志洁行芳”。

2005年12月31日，南宁市隆重举行石刻落成仪式，我和在军应邀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后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南宁市委书记（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同志，与我们共同为石刻揭幕并致辞。数千名热情洋溢的南宁市民踊跃参加开幕式，怀着深深的敬意，瞻仰位于市中心的这座寓意深远、雕工精美的纪念石刻。他们为自己家乡诞生了这位伟大的女性感到无比骄傲。

俏也不争春 自有香如故

在西花厅客厅里，悬挂着一幅革命老人何香凝先生赠送七伯、七妈的国画《梅花》。七妈很喜欢这幅画。她说：“何香凝老人的画功底深厚，清新脱俗，同她的做人一样，高风峻节，风骨独特。”

这幅画的中间绘着两朵盛开的腊梅。一朵绽苞怒放，冷香扑面；另一朵半掩花蕊，被虬枝老干稍稍遮挡。我们能体会她以梅喻人的深邃寓意。两朵腊梅都是世间珍品：迎面绽放的这朵，象征恩来伯伯为世人敬仰的崇高品格；被枝干稍稍遮挡的另一朵，则意喻七妈严格自律，自甘旁衬、芬芳自在的高洁人品。

正如画中所喻，七妈与七伯同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做出卓越贡献。但是，作为早期我党的一位重要政治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七伯20世纪20年代后期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后，七妈便自觉地把自己放在辅佐七伯从事党的事业的位置，严格地自我约束、淡泊名利地位，不仅没有丝毫特殊，反而牺牲了很多个人的地位待遇。她和七伯一样，从来都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我受过七妈的多次教诲，对我启迪最深的，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不涉及：一是从来不谈她和七伯当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和赫赫功绩；二是从来不谈涉及党和国家的秘密；三是谈话中涉及的其他同志，她只谈贡献和优点。

这里举个例子：许多人都知道烈士周文雍和陈铁军就义前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动人故事，有位作家写了名为《刑场上的婚礼》的剧本，托我和在军转请七妈审阅。事关英烈事迹的宣传，我俩向七妈报告了。她不但亲自审看了剧本，还特邀作者到西花厅面谈。那天我俩也在场，七妈动情地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她与这两位亲密战友共同战斗，周、陈两位烈士为革命事业英勇奋斗、壮烈牺牲、可歌可泣的往事，还谈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陈铁军冒着生命危险通知正在住院的七妈，并亲手交给她七伯的电报。七妈还提到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那首“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的誓言诗。我们都深受教育。但当这位作家请七妈谈她在这期间的相关事迹时，七妈摇了摇头，笑着说：“今天只谈我的战友周文雍、陈铁军。”

有关七妈和七伯严守党的纪律事例，更是数不胜数。七妈同我俩说过，伯伯离开武汉前往南昌领导武装起义前，什么也没有同她说，她是从国民党报纸上才得知这件大事的。

曾有无中生有的“爆料”说，七妈在“文革”中向他人“透露”所谓“党内斗争的高层机密”，这种事情绝无可能。试想，有正式资料称，七伯在临终前对七妈说：“我心里有许多话没有同你说。”七妈说：“我也有许多话没有同你说。”七伯和七妈是严格保守党的秘密的典范，他俩之间从来不说党的纪律不允许说的事，怎么可能把“高层机密”透露给其他人呢？

有关七妈在我党历史上特别是对我党早期斗争的重大功勋，我曾接触到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这里摘录几则，作为史料的补充：

1996年，我在仅向亲属提供的俄罗斯珍藏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一件1928年共产国际邀请邓颖超列席共产国际六大的邀请函，原件系德文书写。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七妈同七伯一起在上海进行地下斗争。她除了担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还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掩护七伯躲过敌人的追捕。她还参与七伯亲自创建的党的机要保密工作。罗青长说：“我党的第一个译电员就是邓颖超。”戴镜元说：与中共苏区联系的密电，如周恩来同志不在，就由邓颖超同志翻译。

七妈与七伯还曾有共识，不在同一政府机构任职，并自觉地压低自己的职务级别。建国后定级时，蔡畅同志定为三级，七妈定为五级，已经很低了，但仍被七伯最后划为六级。四届人大召开前，毛主席提名邓颖超出任人大副委员长，七伯见到传阅件，把七妈的名字又划掉了。对此，七妈完全赞同。七伯去世后，七妈应西哈努克亲王邀请去柬埔寨访问。临出发前，我和在军去看望她老人家。七妈说：“多年前西哈努克就几次邀请我去访问，但你伯伯在世，我按照同他的约定，不和他一起出访。现在我要还国王的愿。”

对七妈自谦自让的高风亮节，赵朴初同志曾向我俩深情赞扬：“邓大姐很像周总理。他们两个人很像很像，都是那样严格，那样简朴，那样认真。”“周总理大我九岁，邓大姐大我三岁，我都是把他们当作长辈，当作良师。”赵朴老还应约为《百年恩来》电视片作了题词：“严肃地对待自己，认真地对待事，真诚地对待人。”他说：“这三句话是我对总理和邓大姐的共同感受。”

圣洁的爱情 世人的楷模

七伯、七妈既是做人的楷模，也是恋爱和婚姻的典范。

抗战期间，他们在红岩村南方局青年夫妇的婚礼上，多次应大家要求，介绍他俩恩爱夫妻多年的宝贵经验，作为赠送新婚夫妇的礼物。谈话内容最终归纳成“八互”：“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这“八互”，是事关恋爱和婚姻大事的一份珍贵教材。

长征过草地时，七伯患了重病，身在远处的七妈急忙赶来照顾，途中陷入了沼泽，半个身子埋在泥里，幸好被后面来人救出。她精心照顾昏迷中的伯伯，把他身着背心里的虱子一个个拣出来，一共挤死了一百七十多个虱子，双手指甲都被染红了。伯伯醒来才发现七妈在身旁，一下子安心多了。

建国后她老人家不仅在工作上全力支持、在生活上悉心照顾七伯，确保他集中全力操劳国家大事，把所有的家庭和生活保障事务全都管了起来。他俩没有亲生子女，但是，七妈对七伯的所有侄儿、侄女，无一例外地给予亲切周到的关怀和照料，对其他有困难的周家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同样用她和七伯的工资予以补贴。周家的事，七妈全都包了，一分一毫也不让七伯操心。

在西花厅，有次七妈当着七伯的面对我俩说：“你伯伯每天要工作到凌晨。我身体不好，只能按正常时间作息。常常我起床时，你伯伯刚要休息。匆匆见上一面，说上三两句话，互相间也是一种安慰。”何谦秘书还告诉我，在重庆曾家岩，七伯和七妈住在几平方米的阁楼里，七伯外出工作回来得晚，怕吵醒七妈，每次上楼前都要把皮鞋脱下拎在手里，光着脚走进房间。在西花厅还是这样，七伯从正门进卧室要经过七妈住的房间，他晚间办完公事回房，都从后门绕着走，久而久之，这条路被大家称为“周恩来小道”。

七伯和七妈之间的爱情，有如他俩喜爱的西花厅年年盛开的海棠花，岁月轮回，依然美得让人落泪。在这世界上，没有比他俩信仰更坚定的生命的种子，也没有比他俩的深爱更强大的力量。

海棠花，爱之花。生相随，死相依。此爱绵绵，永无绝期！

终生难忘的挚爱

1959年我和在军调来北京之后，始终得到七妈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应。20世纪60年代初，一天上午，七妈冒着纷飞的大雪来西郊总后大院看望我们。当时我们住的是筒子楼，全家挤在楼下的一间半房子里，生活条件很简朴。七妈来了，连个能让她坐的像样的椅子也没有。七妈哪在乎这个，看到我们同其他干部生活上打成一片，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十分满意。她一边高兴地抱着女儿萌萌逗弄，一边关切地同帮我们带孩子的保姆交谈。那天，七妈详细地询问我俩的生活开支情况。她说，有困难告诉她，不要向公家伸手。这天，七妈坐着小板凳，在我们这里待了将近半天，我们的小家也由于她的到来，其乐融融，充满了温暖。

国防大学成立之初报请中央、军委领导题词，其中有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七妈。七妈写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八个字。她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国防大学又是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教书育人，任务很光荣，你要好好工作啊！”她问我担任什么职务，是什么级别。我当时任校政治部副主任、正军职，如实报告了七妈。她说：“也是高级干部了，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骄傲，不要辜负党组织对你的信任。”

七妈对在军尤其关心。在军初进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时，报告给七妈。那时电视处在初创时期，只北京有电视，七妈却一开始就做了切中要害的重要指示：“电视工作很重要，今后会有很多人看电视。你们的责任很大啊。”

对在军首创并多次执导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七妈尤其重视，给予亲切鼓励和支持。1988年央视“春晚”，在军任总导演。在龙年除夕钟声敲响之际，晚会播出了七妈热情洋溢的新年祝词，向全国各族人民祝贺新春。

她还向在军谈了对央视节目的中肯意见。七妈说：“有些节目仍然平淡无味，甚至格调低下，这里面有个对观众的责任感问题、对人民负责的问题。五六十年代，我们拍了一些好电影，像《英雄儿女》《冰上姐妹》《女篮5号》《鸿雁》等，思想内容好，故事性也强，观众爱看，电视台还可以再播映嘛。音乐效果，是电视艺术的组成部分，现在播出节目的音乐声太强，有时听不清讲话内容，影响了节目效果。特别是诗词朗诵节目要注意。播音员的口齿也要十分清晰。”

七妈十分关心在军的入党问题。1984在军光荣地被批准入党。七妈高兴地向她祝贺，把刚刚出版的《周恩来选集》等五本珍贵书籍亲手送给在军，特地交代：“这是我用工资买的。其中有两本是专门给你的，别人没有。”

1992年3月，中央电视台召开“邓在军电视艺术研讨会”，在军报告七妈，七妈很高兴，特地派高振普秘书代表她到会祝贺。

想不到仅仅三个月后，七妈就病重转危。接到赵炜大姐的紧急通知，我俩从外地赶回北京探望，她老人家已经卧床昏迷，不能讲话了。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七妈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一代伟人与世长辞！按照她老人家的遗愿，在中央领导同志带领下，我和赵炜、振普以及其他亲属代表，把她的骨灰和花瓣撒进天津海河。那天，天津市万人空巷，迎接这位伟大女性重回她早年曾经读书、工作、战斗的城市。当年，七伯的骨灰有一部分撒进了海河。十六年后，七妈的骨灰也撒进了海河。他俩在海河再次相聚了。

七伯和七妈将携手进入大海，走向永恒，这一归宿彰显了两个伟大生命的人性之美。

（编辑 季节）

不久前，一位党史专家问我，这张照片中站在毛主席身后的人是谁？这个问题几乎成了所有见到此照的人都想知道的。他就是1937年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被毛泽东称赞为“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的老革命家吴亮平同志。

今年7月24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吴亮平同志诞辰115周年。

曾作为他的秘书，我通过这篇文字寄托自己的崇敬与缅怀之情，让更多的人知晓这位杰出的共产党人闪耀着理想光辉的一生。

1986年初秋的一天，我接到中顾委的通知，邀请吴老列席9月下旬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本来想告之吴老后就照例替他向中顾委请假，当我转告他这次会的主题是讨论通过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时，没想到吴老说：“这个会议很重要，我要参加。”

在人民大会堂，当《国际歌》声响起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吴老微动的双唇和湿润的眼睛。中顾委全体人员大合影时，李聚奎和陈再道两位老将军把吴老让到他们中间坐下，还手拉着手。这是他最后一次照相，永远定格在工农红军长征的队伍、老一代共产党人的行列中。几天后，他走了。我恍然大悟：他强忍病痛，禁食禁水，硬撑着去开会，是为了见同志们最后一面，去向党、向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和事业告别！

青少年时期(1919-1925年）

1908年7月，吴亮平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做过小学校长，母亲是农村妇女，吴亮平是长子。

在北伐时期，他的父亲做过江西赣县的县长，因不满“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弃官还乡，靠种十余亩祀田和亲友的接济度日，生活十分清苦。

吴亮平天资聪慧，5岁就进奉化小学读书，1919年，11岁考入上海南洋中学。1922年，14岁时就考入厦门大学。他认定要“实业救国”，上了经济系（预科）。罕见的“早慧”使他的学业始终名列前茅。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他去上海求学时经常阅读《新青年》《向导》《觉悟》等进步刊物，还不断向《觉悟》等刊物投稿。

1923年，厦门大学爆发学潮，部分学生和教师到上海创办了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家推选这名最小的同学担任了大夏学生会的宣传负责人和校刊的主编。谁会想到十几年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负责人。

大夏大学地处沪西工业区，学生会为工人办起了夜校，吴亮平经常去夜校讲课，帮助工人补习文化，通过和工人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一时期，他不仅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还读了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新社会观》等介绍苏联的书，把全新的思想观念带进课堂，与身边的现实结合起来思考，这使他对“实业救国”理想产生了疑问，开始接受“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

1925年5月中旬，日本人开的纱厂开枪打死了工人顾正红，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的愤怒，各大学组织宣传队上街示威游行、进行抗议宣传。5月 30 日，吴亮平带领学校的宣传队在曹家渡进行演讲，传来英国巡捕向南京路上抗议游行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几十人倒在血泊中，上百人被拘捕的消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抗。

“五卅”运动中，吴亮平担任了由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领导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总务部长，并负责编辑出版了《血潮日刊》，他联络动员各校师生，揭露帝国主义，推进与工会、商界的联合，在罢课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

恽代英曾多次找他谈话，谈中国革命的前途，谈青年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和责任等。吴老晚年在纪念恽代英的文章中，称他是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师长”。当年8月，吴亮平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29年）

作为“五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吴亮平被恽代英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1925年10月，他乘船离开上海，前往苏联，继续探索真理的长途跋涉。

半个世纪后吴亮平回忆道：“那时我是个17岁的小青年，只知道仇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股劲要革命，但革什么、如何革，基本上还不了解。张闻天同志曾对我说过，我们中国一定要富强起来，但不能走美国的路，这条路走不通，而且走不得。”吴亮平在去苏联的货船上认识了张闻天。这位长他八岁、气质相近、志趣相投、有过留学美国经历的共产党人，赢得了吴亮平毕生的尊重和友谊。

1925年11月，吴亮平正式进入中山大学，进行3年的学习和工作。当时，大多数中国同学不能直接阅读马列主义原著，而已经译成中文的又很少，学校就组织懂外语的同学翻译马列原著。吴亮平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翻译工作，他先后翻译过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在莫斯科出版发行后还在国内翻印。不久，他和张闻天等同志担任了教学工作，他成为世界经济地理课的教员。

同期在中大学习的还有王明，他拉帮结派的行为使吴亮平极其厌恶。王明的教条主义宗派逐渐形成，打击对他不满的人，吴亮平与左权（湖南人）、陈启科（贵州人）等人成为王明打击的对象，吴亮平利用为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开会做翻译的机会，向瞿秋白、邓中夏如实反映了王明的所作所为，使王明对他怀恨在心，后来他屡遭王明诬陷迫害埋下了伏笔。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悲观低落的情绪也影响到中大。在严峻的形势下，吴亮平经联共（布）党员2人和张闻天等中共党员2人介绍，毅然站到了党旗下。

1928年秋，吴亮平向瞿秋白请求回国，辞去了中大教员的工作。学习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引发了他探寻其发源地的渴望，返回祖国途中，他游历了德、法、英等欧洲工人运动和巴黎公社的发祥地，他走访伦敦工人区，感悟恩格斯撰写《英国工人状况》时的情景。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赖以产生的历史人文背景和现实依据有了亲身体验和更多的理论思考，联系此前读过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他更加认定“理论一定要与实际相结合”。

回上海在中宣部工作 (1929-1932年）

1929年初，吴亮平回到上海，被分配在中宣部，部长李立三给他布置工作任务：一是《环球》主编介绍国际共运的刊物；二是作为中宣部的代表参加对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

吴亮平与当时的文委书记潘汉年研究确定了“消除派别斗争，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的工作方针，他们拜访了鲁迅先生，取得一致的意见，促成了后来“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以及“左翼文化总同盟”相继成立，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

此后，吴亮平还积极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批驳了国内“托派”和国民党雇佣文人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种种谬论。在中央文委领导创办的《新思潮》《拓荒者》等刊物上，他相继发表了《中国土地问题》《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农村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等十几篇文章。其中尤以1930年4月发表在《新思潮》上的《中国土地问题》影响最大。文章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的一个中心问题，……对于土地问题的正确了解，是先进阶级前锋能在目前革命中完成其领导作用的一个先决条件。中国农村经济的破坏，是现存社会制度阻碍并破坏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深刻的表现。”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从而加深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当时在南方建立的农村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有力的理论支持。

这一年，吴亮平还编写了《社会主义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王明回国后，利用手中权力将他撤职，吴亮平在闷热的亭子间，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翻译工作。他中山大学的同窗好友左权和陈启科回国途经上海时，还帮他校对订正。

《反杜林论》中译本的问世，是吴亮平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吴亮平于1939、1954、1973和1978年对这本书作过四次修订，第一个校订本就是在毛泽东亲自鼓励督促下完成的。毛泽东十分珍爱这部译作，在长征途中宁可丢弃衣物，也坚持把这本书带在身边。

1930年11月，吴亮平在上海英租界以“共产党嫌疑犯”被捕，以所谓“进行不合三民主义的宣传”的“罪名”被判处两年徒刑，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他和曹荻秋、杨放之、彭康等难友一起，为改善政治犯的待遇同敌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们还在严酷恶劣的环境中秘密组织政治理论学习。

1932年爆发了淞沪抗战，国民党决定大赦政治犯，吴亮平于9月获释。铁窗生活磨炼了他的革命意志，他对来沪求他回家的父亲说：“我或者回家，或者革命，现在只能顾革命这一头，以后再两头兼顾吧。”

找到党组织后，一天，在中央特科工作的张庆孚告诉他：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国民党特务正在寻捕他。鉴于这种情况，吴亮平在张闻天安排下去中央苏区工作。1932年10月，他到达瑞金。

在中央苏区 (1932—1934年）

前些年有一次见到张闻天夫人刘英，我问老太太：“你还记得亮平同志刚到苏区时的样子吗？”“怎么不记得，他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一身白礼帽白西装。真的是很帅、很洋气！我们知道他有钱，就打他的土豪”（让他请吃饭）。

吴亮平在红军学校任宣传部长兼总政治教员。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把吴亮平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问：“你就是翻译《反杜林论》的吴黎平（笔名）？” 吴亮平的到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很感兴奋的事情，他有大量的有关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问题要向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年轻人询问，并且和他探讨哲学等理论问题。

吴亮平极大地满足了毛泽东了解外部世界和理论问题的渴求，并被他强烈的求知欲、非凡的洞察力、宁折不弯的性格和诙谐质朴的气质所折服。他们之间特有的交谈从江西到陕北，延续了二万五千里和之后整整十年。

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给苏区建设和军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中央苏维埃政府于1933年3 月成立了国民经济部，继邓子恢、林伯渠之后，吴亮平于7月任部长，并于1934年2月当选为第二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在粮食、棉布、药品、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国民经济部从部长到每一个干部，都深入城乡基层，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吴亮平起草了《怎样解决粮食问题》《目前苏区的现金问题》《合作社怎样工作》等文件，用以指导经济工作。到1934年10月长征之前，吴亮平领导的国民经济部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发展农业生产、抓紧粮食工作；组织和发展合作社商业；发展工商贸易、打破敌人封锁。经过苏区军民的共同奋斗，取得了显著成绩。

林伯渠、毛泽民、邓子恢和吴亮平等作为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经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首次为党在执政区域内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重大课题进行了成功的实践，坚持辩证唯物论，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团结小资产阶级、联合其他工商业者，为后来根据地、解放区及接管城市后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今天在瑞金，可以看到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国家机关所做的“寻根之举”——出资修复各自的“前身”旧址。在那里，人们可以走进吴亮平部长的办公室……

长征到陕北后(1934-1945年）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红一方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瞿秋白同志被留在苏区，没让他跟随主力转移。出发前，这位前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与挚友吴亮平喝告别酒时的悲愤让吴亮平痛惜。

长征初期，吴亮平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到达遵义后调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后来又在邓小平、刘英之后接任中央纵队秘书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2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吴亮平任中央局宣传部长，为宣传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先后撰写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阐述壮大抗日力量的措施、分析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1936年7月，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保安，吴亮平晚年回忆道：“有一天，我在街上走，毛主席看见我就喊我说，一个叫斯诺的美国记者过两天要来采访他，请我当翻译。我说：‘哪行啊？抓个驴子当马骑’。他说：‘行的，就是你。’结果，斯诺与毛主席几个晚上的谈话，都是我翻译。毛主席谈自己的生平，这是第一次。谈话时，我把毛主席的话，先作个简单记录，再用英语告诉斯诺，斯诺随听随记。写成文章后，经黄华同志译出中文，交毛主席审阅。”

从7月16日开始的马灯下的长谈，构成了后来震惊世界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核心部分。

斯诺说过：“经过耐心的吴先生的修正，所以是不会失真的。”这本书于1937年10月问世后，一年内五次再版，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畅销书，国内许多青年就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吴亮平的这一经历在他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73年，余秋里同志在国家计委干部大会上传达了周总理转述的毛泽东对吴亮平翻译功绩的评价：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为毛泽东和斯诺当翻译，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介绍到世界，这一进一出，“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

1937年9月，中央局由保安迁到延安，成立了党中央领导机构，吴亮平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由总书记张闻天兼任）。但到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再次撤销了吴亮平的职务，将他下放到《解放》周刊当编辑。

在延安时期，吴亮平与艾思奇合作编写出版了《唯物史观》一书。毛泽东说，这样的书对于培养青年正确的人生观极为重要。

1939年7月，刘少奇在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演讲，吴亮平向毛泽东积极推荐，并编发在《解放》上，使之与全党同志尽快见面。

吴亮平还承担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的教学任务，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给各校学员留下了很深印象。

我当秘书时，一次陪吴老在北京医院体检，在走廊碰见李东冶和袁宝华两位老部长，他们一人握住吴老一只手，热情地称他为“我们的老师”。

1941年，任弼时代表党中央与吴亮平谈话时说，中央审查了你的全部历史，事实证明，你的革命立场是坚定的。王明出于宗派立场施加的种种罪名应全部推倒，并且已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同时宣布他已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在中央结论的鼓舞下，吴亮平积极投入了延安整风运动，他和艾思奇合写的《思想方法上的革命》一文被列为整风学习资料。

吴亮平多次请求中央批准到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1942年，他告别了延安，离开了中央领导机关，到艰苦的晋西北地区工作，任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地委书记等职，同那里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45年4月，吴亮平回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又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临行前，毛泽东请他们夫妇到家里吃饭，席间对他说：“你对革命是忠诚的，工作是积极的……”。

从东北到上海(1945-1953年）

1945年9月，中共中央果断地抽调了十余万大军和两万多干部，抢先进入东北，建立了东满、西满和北满根据地。

吴亮平先任抚顺市委书记，几个月后又调到北满合江省（今黑龙江省东部）任东安地委书记和东安军分区政委。在3年多的时间里，吴亮平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肃清土匪、土地改革、开展边贸、发展工农业生产、创建军工军需和航空基地等任务，建立了巩固的战略后方，以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东北的解放战争。

随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吴亮平带领南下工作团跨过长江，进入江西开展新建解放区的工作。1949年5月，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后，中央调配一批有城市斗争和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加强上海市的工作，吴亮平回到了青年时期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担任了沪西区的区委书记。

几十年过去了，不论是当年跟“老资格的吴书记”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还是荣毅仁、经叔平等民族资本家，都对吴亮平出色的政策理论水平，密切联系群众、注重深入实际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以及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本色等还记忆犹新，感佩不已。

主管化工基本建设试办社会主义托拉斯(1953-1966年）

1955年，吴亮平担任化工部副部长，主管化学工业基本建设。在化工部近八年中，他提出过“化工企业要建立总工程师、总机械师、总会计师负责制”；“根据化工生产的特点，严格按科学办事，切实搞好生产的技术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和劳动管理等管理工作”；“要做到在党委领导下，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有责有权”等重要意见。

在主抓上海吴泾、浙江衢州两个大型化肥厂的建设中，他亲自组织进口急需的特殊材料；跑遍了上海制造化肥设备的大小几十个厂家；他还深入施工班组，和工人促膝谈心，现场解决问题。这两大化肥厂一次开车成功，为解决三年困难时期后农业生产的燃眉之急做出了贡献。

1963年，吴亮平调到国家经委主管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做了一项很有新意的工作，就是试办社会主义托拉斯。

当时，我国的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中，普遍存在着多头多级、政出多门，管理机构重叠庞大、有些规章制度不合理，中间环节多、物资流转慢，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等问题，影响了工业建设的效率。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关心和薄一波副总理的亲自领导下，试办社会主义托拉斯的具体领导工作落在了吴亮平等同志肩上。

经过大量的调研和准备，吴亮平主持起草了《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是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来管理工业、交通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就是要按照经济原则实行科学的、高效率的集中领导、分级管理，按照生产、流通的客观规律，使产、供、销密切地结合起来；改进不合理的管理规章制度；精简管理机构和层次，减少非生产人员，提高工作效率等等。这是我国工业管理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是一件新事情，应当首先选择少数条件较为成熟的行业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

1964年8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工交系统经过认真准备，在国家经委领导下，试办了九个全国性、三个地区性的托拉斯。吴亮平和水电部的同志一起，将北京东郊高井热电厂改组为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进行管理的电力公司，精简了人员，统一管理了产供销、人财物，提高了生产和工作效率。他还亲自总结了交通部所属的长江航运公司和冶金部所属的制铝工业公司的试办经验。在此期间，吴亮平邀请曾在美、英、法等国学习工作、做过研究的经济学者和专家进行座谈，探讨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企业管理中的先进经验。

正当试办托拉斯取得初步成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国工业体制改革的这一重要尝试被迫中断。

最后的十年(1976-1986年）

在十年动乱期间，吴亮平先是被打成“刘（少奇）记托拉斯的黑干将”挨批挨斗，到河南五七干校被监督劳动。后来在毛泽东的过问和周总理的保护下，才免于受到更大的冲击。

在长期“靠边站”的日子里，他每天用大量时间学习马列著作，整理校订《反杜林论》的译稿。他回顾和思考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许多方面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他和夫人杜凌远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置身在群众中，感受澎湃的历史洪流，坚信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坚定了对未来的信念和乐观态度。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吴亮平感到由衷的振奋和舒畅。他先后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有关会议上，他凭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半个多世纪为党工作的丰富经验和真挚感情，以及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高度责任感，做了长篇发言，熟练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用亲身经历分析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历史经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严厉的声讨，系统论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工作的利弊得失，指出其主要教训在于“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

吴亮平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先后担任过社会科学院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兼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等机构的顾问。他虽已年逾古稀，仍然朝气蓬勃地工作。他先后就社会科学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干部制度和领导作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农村经济、高等院校政治思想教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党史研究等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

过度的操劳，严重损害了吴老的健康，心脑血管等方面的疾患，终于使他归于沉静。

在列席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前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陪吴老在小院里散步，和他聊天。我问坐在轮椅上的他：“你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各个时期党的领导人几乎都接触过，你最佩服谁？”这个问题使他不再平静，他转过头，睁大眼睛看着我，清清楚楚地说了三个字“毛主席”。我紧接着又问：“为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他成熟。”

这简单而又坚定的回答，让我感到强烈的震撼和深深的感动，使我永生不忘——它几乎省略了一切，却一语点中了中国革命艰难前行的神髓……

吴亮平闪耀着理想光辉的一生，是留在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宝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上的动人篇章，他是我最崇敬的人生楷模之一。

我永远怀念他！

（编辑  季节）

彭老总的悲剧

1974年深秋的一天，我去301医院南楼看望正在住院的总后军事交通部部长成学俞。他告诉我，彭德怀同志也住在301南楼，就在他对面的病房。听医生说，人已经快不行了。他还听说，彭总请求临终前见毛主席和亲人一面，遭到专案组的拒绝。我问他能否借散步的机会，到对面病房门口看一眼老首长。他说很难办到，彭老总病房的门一直关着，有专案组的警卫把门，弄不好会惹出麻烦。我不禁一声长叹，为这位功勋卓著、曾在国内外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彭大将军”深感痛惜与哀伤。

这使我有一个不祥的预判：昔日西花厅里亲人欢聚的温馨情景，恐怕难以再现。这时我已听说七伯的身体不大好，但不知道其实他已罹患膀胱癌，做过几次大手术，而且病情还相当严重。

世事无常，命运对我还是有所眷顾。那天之后，我还有机会见到伯伯。从七伯、七妈在“文革”之初嘱咐“暂时不要联系”时算起，到我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沉痛地向伯伯遗体告别，我曾幸运地先后有五次见到七伯。他老人家还曾一再地破例，当着众多领导人的面与我亲切握手、致意。更为幸运的是，七伯特地向总后勤部领导了解我的情况，肯定我革命工作的经历，指明我继续前进的方向。这是伯伯一生中对我始终不渝的最后关爱。

首都西郊机场

1966年11月26日，北京西郊机场，毛主席第八次检阅红卫兵。我带队位于一列两千红卫兵队伍的最前面，距离行进中第三辆检阅车上站立的七伯只有十几米远。我清楚地看到，伯伯神情肃穆，面容消瘦。时间仅仅过去半年，他那始终洋溢着喜悦温情的笑容、充满情感魅力的丰采，几近消失。可以想见，“文革”以来的这几个月，给他带来了多么沉重的压力。

总后勤部礼堂

1967年3月30日，在总后勤部礼堂的舞台入口处，我迎面见到了七伯。他身后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萧华、杨成武，还有江青、“中央文革”成员和总后主要领导人。七伯微笑着回应我的敬礼和问候，当着一众领导人，紧握我手并用力摇了摇，然后走上主席台。我能够感受到七伯手中传递给我的关怀、温暖和力量。

那天在会上，七伯作了长篇讲话。他强调指出，“文革”中对待干部应遵循党的一贯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与林彪、江青等人当时大肆鼓吹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鼓噪和煽动不同，显然是公然唱反调。

根据我当时记下的也是唯一的原始记录，七伯是这样讲的：

我们要识别干部嘛，不仅要看干部的一个时期的工作，而且要看整个历史。在这个阶级斗争中，我们要区别两类矛盾嘛！究竟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当时党中央的正式提法），还是执行了一个时期的错误路线，或者是其他的严重错误，要区别这个矛盾嘛。同时，要看我们干部的整个历史，不要看一个时候的错误。

我注意到，七伯讲这段话时，主席台上的江青面露不悦之色。

人民大会堂

1968年5月8日，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总后勤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我又一次见到七伯。

那天，我同其他几位同志，被安排坐在中央领导人座位前面右侧的地上。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从左边走了过来，我和代表们起立鼓掌欢呼。毛主席走到离我两三步时，按照事先排定的位置坐了下来，走在他后面的七伯随即就座。这时，七伯看见了我，高兴地点了点头。但在与会者合影时，七伯却是神态严肃，没有笑容。

那天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七伯胸前佩戴有一枚“为人民服务”的窄条徽章，而其他领导人除毛主席外一律佩戴的是制式圆形的毛主席像章，体积要大得多，一眼看上去区别明显。

那一段时间，正是全国各地制作、佩戴毛主席像章风气最热、泛滥最广的时候。像章种类越来越多，尺寸也越来越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制作最多时，共制作了22亿枚像章，最大的一枚重180公斤。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人全身军服和军帽上挂满了各式各样像章，走路都困难。

七伯在“文革”期间胸前始终佩戴“为人民服务”徽章，他是以这种特殊做法表明了自己反对这样做的态度。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七伯还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现在有的干部积攒了一百多枚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是用铝做原材料的，岂不是浪费国家资源。不学好毛泽东思想，身上挂的像章再多，也不能变成物质力量。”

对像章的泛滥，毛主席曾说过一句话：“还我飞机。”但在那个个人崇拜趋于狂热的年代，很难刹住这股风：人人都戴像章，你不戴就成了异类，就会被视为对毛主席不忠。因此，没人敢提出不同意见、采取不同做法。最终还是七伯以他特有的智慧和领导艺术，刹住了这股风。

物资部原部长袁宝华向我回顾了这段往事：“‘九大’之后，让我参加计划会议。总理就提出来，说：‘你这个物资部啊，给各个地方拨了五千吨铝，做毛主席像章。毛主席不赞成，你把它收回来。’我怎么敢收回来呢！总理体谅我的困难，讲话时点名说：袁某人到了没有？我说：到了。他说：‘我让你收回五千吨铝，你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迟迟不动呀？不收回，唯你是问。’我心里明白，这就是支持我啊！我立即起草了通知，让各个省市一律收回。这五千吨铝很起作用，要不飞机制造厂都停工了。”

京西宾馆

1973年8月6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总后党委扩大会议上，我第四次见到了七伯。这次总后党委扩大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宣布总后领导班子的改组。周总理和叶剑英、王洪文、李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席了会议。那天会上，只有总理一个人讲话。我的座位在前排，正对着主席台，七伯看到了我，颔首示意。看得出，他老人家的身体又明显衰弱了许多。

他首先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宣布总后新领导班子的名单，重点介绍了新任部长、党委书记张宗逊，对宗逊同志的历史功绩作了很高评价，对总后深入批林整风、加强团结作了重要指示。突然，七伯的话锋一转：“这次总后领导班子的配备，我感到有一个重要的缺憾！”他说：“本来，我希望总后新的领导班子中能有一位女同志、女副部长，因为总后有大量医院、科研单位和工厂，有许多女医生、女护士、女科研人员和女职工，领导班子中应该有女同志做代表，以便更好地关心她们的工作与生活，关心到每一个人，使她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七伯接着强调：“这个意见我说了不止一次，可是始终提不出人选，只好算了。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在这届领导班子中保留一个名额，什么时候物色到合适人选，什么时候补上。今后总后领导班子换届也照此办理。我等待着总后勤部有一个女副部长出现！”

七伯的语气决断，铿锵有力，充分表现了他对总后的女同志，不，是对全军和全国所有女同志的关心与爱护！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曾向我谈了她的切身体会：“总理一贯重视培养女干部。钱正英二十九岁当副部长。外交部龚澎同样很受重用。我也是周总理关怀、培养的。”

话回到会议上，这时，一旁的江青却阴阳怪气地插话：“总理，我对你有个意见，你就是不让邓大姐出来工作嘛。”她这番话表面上听来没头没尾，不着边际，照我看，一是借此显示她的权威和存在，二是以批评七伯不让七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为名，暗讽七伯对总后应有女性副部长的建议。其心机可谓阴鸷。但当时的七伯对她的插话没有做任何表示，头也不抬，就当作没有听见，继续往下讲。看得出，七伯对江青已厌倦至极。江青自感没趣，只得打住。

七伯对七妈的任职确实要求严格。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七伯就曾明确表示：“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1974年，毛主席亲自提名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七伯坚持己见，把七妈的名字勾掉了。对此，七妈始终表示理解和支持。这绝非做给人看的姿态，而是他俩高风亮节的又一表现。

七伯还说：“你们总后要注意，不要搞近水楼台，你们搞近水楼台可不得了！”他在那个时候，就再次强调了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遗憾的是，时间过去近半个世纪，总后勤部领导班子中仍没有出现过一位女同志，反倒混进了谷俊山这样的败类。更想不到，郭伯雄、徐才厚竟是谷俊山的后台。《尚书》云：“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善恶到头终有报，多行不义必自毙。七伯的教诲和期望、古人的箴言，值得人人深思。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现场聆听七伯的教诲。

首都体育馆

1974年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我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七伯。

这年1月24日，正逢农历春节的大年初二，一大早就接到电话，通知我参加下午的“批林批孔大会”。由于我兼任总后党委办公室的工作，因此，这天部队的大会及第二天中央和国家直属机关的大会我都参加了。

这两个大会是江青一手操办、擅自召开的。在1月25日的大会上，听到七伯说：“对不起，我迟到了。对于这个会，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就明白了，这次会议并没有经过主持中央工作的总理批准。显然，这是江青一伙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矛头肯定是指向总理。果然，他们在会上煽风点火，大放厥词，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含沙射影地指责七伯自批林整风以来的调整、恢复生产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攻讦叶帅，甚至连八十二岁高龄的郭沫若也遭江青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

参加这个大会的有一万多人。我在台下清楚地看见江青一伙飞扬跋扈的丑态，也看到面容瘦削的伯伯神色凛然，保持他一贯的尊严与镇静。但我所不知道的是，一个月前，已经七十六岁，患癌症几年、做过多次手术的七伯，竟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经历了一场严厉的“批判”。江青对七伯多次下重手，目的就是要置伯伯于死地，以图实现大权独揽做红都女皇之梦。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七伯，也是最为痛心的一次见面。这次大会，对七伯而言，同样是他一生中心情沉重的又一个艰难时刻。

伯伯对我的鼓励和期望

1971年10月1日，在党中央决定对邱会作隔离审查的一周后，中央指定主持总后勤部工作的政治委员张池明、第一副部长张令彬找我谈话，向我通报了林彪叛国投敌、机毁人亡的绝密信息，传达了中央委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指导总后批林整风的决定，指定我担任即将成立的总后批林整风办公室秘书组长。他们同时向我传达了恩来伯伯不久前来到总后视察工作时，专门向总后领导了解我的情况和所做的重要指示。池明、令彬同志接着说：“总理对你很关心，要求也很严格。总后批林整风的任务很重，除了我们两人，你是总后第一个知道林彪摔死消息的，要严格保密。”多年后，七伯的卫士长张树迎也向我说起这件往事。树迎同志说：“总理那次同总后领导谈起你时，我在场。在周家，你是总理唯一没有在职务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回溯1946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七伯、七妈时，七伯语重心长地教育我：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七伯、七妈是这样要求我们这些侄辈的，更是身体力行这样去做的。他们用自己的一生为我等后人做出了最光辉的榜样。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留下遗言，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化为沃土，撒遍山河大地，为人民做最后一次奉献，也与他们挚爱的人民群众永远在一起。

悲怆呐喊

悲壮的时刻

1975年9月20日，七伯在305医院进行了切除膀胱癌的第四次手术。术前，他带着一包材料走进卫生间，反锁房门一个多小时，仔细地阅看了他在中央会议上关于“伍豪事件”的录音稿，然后用虚弱得颤抖的手，一笔一画地签上姓名，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9.20”。

这时的恩来伯伯，遭受病魔和心灵创伤的双重折磨，体重只剩下30.5公斤，但他的大脑仍然十分清醒。此刻，他做好在手术台上下不来的准备，他在可能离开人世之前要把这件重要的事情做完。

当医护人员把他推进手术室之前，出现了令全场所有的人意想不到、震撼心灵的一幕。七伯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恩来伯伯一旦发声，怎能不振聋发聩。在五四运动的街头，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集会，在南昌起义的城头上，在西安事变的谈判桌上，在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的激烈交锋上，在万隆会议的国际讲坛……他充满智慧与力量的发言，无不机敏睿智、精辟缜密、发至真情，既慷慨激昂，又从容镇定，争取了群众，赢得了同情，征服了人心，战胜了强敌。曾使得斯大林、尼赫鲁、尼克松、基辛格、田中角荣、卡斯特罗、张学良等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衷心折服。怎能想到，在他光辉生命即将熄灭之前，却发出如此伤感和悲壮的呼声。

1997年，为拍摄《百年恩来》电视艺术片，我曾与邓小平叔叔的长子邓朴方多次交谈。我俩都认为，恩来伯伯在这次手术前当着在场的人所言，是他预判手术时可能不治留下的最后声明。当时，七伯说的前一句话：“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是表达对继任者小平同志最后的支持。后一句话：“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是对江青一伙无耻诽谤的愤怒声讨和回击。朴方含泪说：“这是总理最后的一搏，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的呐喊。”

朴方同志所言，我深有同感。我深切地感悟，七伯这颗伟大的心灵，为了国家和人民，可以入地狱、下火海，可以忍受无边的屈辱和苦难，唯独不能承受的，就是对他革命信仰的践踏，因为，这是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事业和理想！

伍豪之殇

“文革”十年，恩来伯伯为了他深爱的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就在他生命的最后这段日子里，竟然有一把利剑高悬在头上，令他饱受压力和苦痛。这把“悬剑”，就是江青一伙利用红卫兵的无知，人为制造的所谓“伍豪事件”。

我得知“伍豪事件”详情，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担任总后勤部党委办公室负责人（正式职务是总后司令部后勤工作研究处处长）期间。此时的总后勤部党委书记、部长张宗逊，这位外观威武高大的开国上将，为人刚正不阿、疾恶如仇。为了工作需要，宗逊同志有时把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重要文件交我阅看、保管，其中就有“伍豪事件”的全部材料，包括恩来伯伯1967年5月19日深夜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多个附件：恩来伯伯有关此事亲自撰写的《大事记》；所谓的“伍豪启事”；陈云、汪东兴、邓颖超的旁证发言；叛徒顾顺章的“紧要启事”、叛徒王世德的“紧急声明”；等等。

宗逊同志说：“这个材料交你保存，你可以仔细看看。”他接着深深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总理又遇到麻烦了！总理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多么大啊！我们这些过来人都清楚。江青就是放不过他！”每当谈起“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宗逊同志或摇头叹息，或怒不可遏，道出内心愤慨：“怎么能这样对待总理！没有总理，何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哪有中国的今天！”

我从看到的“材料”中得知，“伍豪事件”的起因，是“文革”前期红卫兵从旧报纸堆里找到一页所谓“伍豪脱党启事”，把它作为“特大敌情”送到江青手里，江青如获至宝，于1967年5月18日批送林彪、康生、周恩来，杀气腾腾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面对江青一伙的发难，恩来伯伯丝毫没有掉以轻心。正在通宵达旦处理内蒙古、四川武斗事件的他，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调阅当年相关资料。从图书馆借来的报纸堆起来有两人高。经过逐张翻阅，终于找到了这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和其后两天（1932年2月22日）《申报》另一则启事：“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伯伯判断，这是当时地下党用以间接否定前一则伪造启事所采取的措施。事涉紧急，伯伯连夜写信，把有关此事的经过说明、两则“启事”，以及《申报》1932年1月、2月合订本两册，直接送报毛泽东和林彪、康生、江青。

稍加考量和查证，这则所谓的“伍豪启事”明显是敌人用拙劣手法炮制的：首先，上海各报刊登启事的时间是1932年2月16日至21日，此时伯伯早已离开上海、身在苏区指挥红军作战了。其次，“启事”称“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但无一人具名，此后也无一人露面“脱党”。再次，我党当时就针对性地做过辟谣工作。特别是1932年2月下旬，毛泽东曾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郑重声明：“伍豪启事是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最后，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一封再提“伍豪事件”的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尽管如此，恩来伯伯深知江青一伙不会就此罢手，“还会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叛徒”的罪名，是他们排除异己最简便有效的手段；好不容易到手的这点所谓“线索”，怎能轻易放弃？果然，本来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定，由恩来伯伯在中央会议上就此事件作一专题报告，将报告录音、记录稿和文献资料，由伯伯签字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并下发各省、市党委存档。但事过三年，这一重要措施并未能落实。江青、张春桥等还居心叵测地指使上海档案馆“继续收集伍豪的材料”。

1975年8月，毛泽东在评价《水浒传》时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一伙如获至宝，借此掀起一场大批“现代投降派”的运动，不加掩饰地影射恩来伯伯就是“投降派”的总代表，《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

9月20日，在七伯进行第四次大手术前，发生了本章开头时出现的这一幕：“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声痛彻心扉的呐喊，竟然发自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奋斗一生、在生命即将终结时的七伯！

1975年9月20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这一幕。

拨开历史迷雾  还原历史真相

对于伪造的“伍豪启事”，党中央已有定论，报刊、资料中也多有记述。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再补充几个重要的史实：

其一，“伍豪启事”出笼前，七伯早已离开上海抵达苏区。

时间是最有力的证明。“伍豪启事”刊登于1932年2月16日至21日，而七伯已于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前往苏区，行前曾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我家中暂住。有我父亲恩霔证明。

其二，来自敌人方的证明。

1997年，我和在军由于摄制《百年恩来》电视片的机遇，幸运地结识了当年炮制“伍豪事件”者、国民党中统特务负责人张冲的女儿张雪梅和女婿邱清华。他俩都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

我们见面时，张雪梅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邱清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他俩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张冲炮制“伍豪启事”的前因后果：

1931年顾顺章叛变时，张冲任中统调查科总干事。当年4月27日，他陪同中统头子徐恩曾赶赴上海，连续三天三夜缉拿周恩来和中共首脑机关，懊恼之余，张冲提出，“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以此吸引共产党人自首。他连夜亲自起草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派人送到上海几家主要报馆刊登。《时报》在1932年2月16、17日的号外版上首先刊登了这个“启事”。2月18、19日，《新闻报》接着刊登。张冲指令国民党新闻检查处出面对《申报》施加压力，最终，这个最大的报纸《申报》也刊登了。

为了炮制这个“启事”，张冲花费了不少心思。但他不知道，周恩来早在两个多月前就离开了上海。启事登出后，哪知毫无反响，好久也没有一人来机关秘密自首。他们策划的阴谋彻底破产。

其三，李一氓等同志以“周少山”名义，在《申报》上刊登的否认“伍豪同志脱党启事”重要声明。处在国民党强力镇压的情况下，我临时党中央当时不得不高度分散活动。领导骨干中的潘汉年、李一氓等，通过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做进步人士、《申报》董事长史量才（后被戴笠暗杀）的工作，代请法国大律师巴和，在1932年3月4日的《申报》上，用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七伯常用的别名，党内有些同志也知道“周少山”就是伍豪。这个启事等于是伍豪的正式辟谣。启事以巴和律师的名义代表当事人澄清事实，等同于公开辟了谣。所述内容直接针对所谓“脱党启事”，回击十分有力。巴和是上海享有盛名的大律师，由他代言声明，权威性强，而且他是法国人，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他不得。

出人意料的是，炮制“伍豪事件”的始作俑者、曾用八万大洋买周恩来人头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张冲，后来竟成为恩来伯伯的莫逆之交。

张冲是国民党的青年才俊，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三十二岁时成为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委。在第二次国共谈判期间又被任命为蒋方谈判代表，再次成为恩来伯伯的对手。通过多次亲身接触与交往，他为伯伯的过人才智和人格魅力所折服，对共产党人进而有所了解。尽管他坚持自身的政治立场，还是给了我们党不少力所能及的帮助。

张冲三十八岁早逝。在张冲追悼会上，毛泽东、蒋介石都送了挽联。七伯亲自参加追悼会，他还为张冲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悼词，“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这八个字，至今仍是我们党统战工作的指针。

历史是公平、公正的。陈毅元帅的诗何等的好：“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真理的光辉不会被片时的云翳所遮掩，它将永远照亮人间。

“伍豪同志”——周恩来的英名永存！

（编辑  季节）

战争与游牧

毛泽东与蒋介石、与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不同，他所关注的不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是它的边缘地带及其他内部的“边缘人口”。

毛泽东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近代革命者也不同，他关注的不是“反清复明”这样的问题，他关注的是“行国”、“居国”、“海国”之间的动态的平衡与不平衡。与此相关的，便是核心经济区内部的不平衡问题。

毛泽东革命理论，是通过突破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简而言之，毛泽东的革命不仅是一场阶级革命，更是一场文明革命、文明复兴。毛泽东的革命，是为了恢复晚清之后瓦解了的中华文明的内在平衡而进行的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因为这种平衡的瓦解，中国的传统治理体系解体了。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是封闭的，而是一种开放的动态平衡体系，作为“居国”和用于定居的农耕区，其人口历来是流动的，其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是空前的，而规模最大的流动人口，是被称为“客家”的族群。客家是魏晋以来，在草原文明的挤压下，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一个持续性的结果，江西、广东和福建是中国客家的重要落脚点。由于当地人占据了平原和平地，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山区，不得不在逼仄的山地求生。中国基本经济区的土地问题，在这两个群体的矛盾中得以集中和放大。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井冈山的斗争，当然是农民的土地革命，但更为确切地说，这也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土地革命，如果没有客家人的支持，井冈山的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以“客家人（永新人）女婿”的身份，成为红军的领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是一种真切的、血肉交融的结合。毛泽东不仅深刻认识到了中国基本经济区内部的不平衡问题，而且更为深刻地洞察了中国存在的三种生产方式的不平衡问题，随后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大体上就是在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基本经济区与草原山地文明之间的结合带进行的，就有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客家人的聚居区——赣南和闽西出发，穿越苗族、藏族地区，直达回族聚居的陕甘宁。

什么叫“地球上的红飘带”？建立在三种生产方式内在平衡基础上的中华文明，在近代走向瓦解的时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以一种难以想象的奇观，重新把草原山地文明与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联系起来。如果借用魏源的话来说，这就是以革命战士的血肉之躯，把“居国”与“行国”重新凝聚为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纵横两万五千里，牺牲惨重，而这种惨重的牺牲，完成了破碎了的中华文明的重建。当毛泽东把长征称为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时，我们应该深思：应该把长征视为中华文明内部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导致了中华文明的重建。

1937年，欧文·拉铁摩尔和《今日中国》杂志代表团访问延安，这个杂志就是冀朝鼎参与创办的，在这次访问之后，拉铁摩尔提出了“内亚”问题。

什么是“内亚”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丝绸之路问题。从长期发展看，亚洲内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发动机，这个地区游牧民族的扩张，造成一种持续的压力和动力，而地中海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在回应亚洲内陆游牧民族扩张的压力中发展着的——这就是著名的“内亚学说”。而拉铁摩尔的新婚旅行，就是沿着长城考察中国西北和蒙古地区。

中国向南发展，核心是秦楚关系，中国向欧亚大陆发展，核心是汉唐与西域之间的关系。战略要害，一在陇南，一在河西走廊，这就决定了陕甘宁地位乃王道之发源地。在后来成为经典著作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1940）一书中，拉铁摩尔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西北实行的联合少数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其实是中国历代“王道”的延续，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可以通过联合少数民族，在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的斗争中，先是占领中国广阔的边疆地区，然后如同当年的隋唐一样，以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为根据地，最终推翻盘踞中原和沿海的统治者，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将会形成，与此同时，内地与边疆之间互惠的、分享式的发展方式，将会得到重建。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内亚”理论的胜利。有了这样的视野，我们就可以再来看转战陕北的意义。1948年，当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泽东再次率领中国共产党人转战陕北——他亲自带领的部队只有不到800人，他们先是一路北行，几乎抵达内蒙古核心区的毛乌素沙漠，然后在陕北的佳县、吴堡东渡黄河，沿着山西一路疾行，最终到达西柏坡，这条道路，划出的正是北方草原文明与中原地区的分界线。

转战陕北，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行国”——即蒙古游牧战争方式，是草原战争方式对中原战争方式的胜利，它是以没有后方、断掉后勤、高度机动的突击方式，击溃了高度依赖后勤辎重、高度依赖官僚程序因此移动缓慢的敌人。

望长城内外，唯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以骑马或徒步的革命，把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重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这个结合带的革命化，特别是“长城地带”的革命化——它是长征造成的“地球上的红飘带”的延续与完成。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要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结合在一起读，那才能读得有味道。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不能挂在天上，而是要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果像飞机那样，只是在天上飞，不能落地，早晚要出麻烦。马克思主义能够结出什么果实，要看我们脚下的土地。

我们今天做学问，很难超过冀朝鼎的那本小书，因为他把自己的学问，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大党大国，应该有大学问。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冀朝鼎34岁，踏上延安之旅的美国访问团成员的年龄，都与他们差不多。今天，像他们这个年龄的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能干出他们那样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吗？

时代不同了，在全球化的时代，美国与中国的年轻人，面临着同样的处境。

什么是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呢？有一种说法：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就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按照这种说法，似乎人类命运共同体只存在于未来，即只有将来世界大同了，才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马克思说的是，人类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因此，在人类发展史上，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只有一种形式，也不是存在于未来的乌托邦。

在写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写了三个《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其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它与《资本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主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考察人类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的发展与演变，而后者的主题则是“资本”。讲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要从这个手稿出发，马克思这个手稿里讲的最集中。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开头说，从漫长的人类历史看去，人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人类历史，就是维护人类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相对于共同体而言，自然、劳动、财产，虽然必不可少，但却都是“外在之物”、都是第二位的，是构建共同体的手段。只有共同体本身，既是人生存发展的目的，也是手段。

他说，人类最初的生存方式就是迁徙，是以部落游牧的方式迁徙，而这意味着，相对于共同体，土地也是身外之物，即人类共同体最初的生存方式——部落游牧，它对土地的依赖很低。

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他们生存依靠的第一力量还是要靠共同体。定居文明发展的前提，就是进行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建设，有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长期的定居与土地的长期利用才有可能，而大规模水利工程，只能是共同体统一意志的产物。所以，马克思说，大规模水利工程，既是共同体统一意志的产物，也是维护共同体统一意志的条件。

马克思讲了一段著名的话，提出了“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是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

“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是指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之所以能够长久，就是因为大的共同体有统一意志，因此就比小的要有力量，这种共同体统一意志，尤其表现为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产物。

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核心，就是“统一”，即共同体意志的体现，而它的对立面就是分裂，大型水利工程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它“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言下之意是：共同体越大，生存能力、持续能力就越强，总起来说，大的共同体总是比小的共同体更有持久的生命力。

简而言之，“亚细亚所有制”的核心问题，便是“统一”与“分裂”的问题，是说大的共同体比小的要更有持久性。

马克思继续分析说，在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之外，人类共同体发展的第二种形式就是抢劫和掠夺，它的方式是战争，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希腊城邦就建立在战争与掠夺的基础上，是最典型的古代所有制形式，在希腊城邦所有制形式中，战胜者是主人，战败者是奴隶，主奴关系的确立，就是黑格尔叙述世界历史的起点，也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叙述历史的一个重要区别。

地中海文明就起源于战争与掠夺，这是其不同于大陆上的定居文明的鲜明特点。

人类共同体发展的第三种形式是商业，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作为占领者，日耳曼人居住在城市据点里，他们的生活依赖于商业的供给，正是商业，把中世纪欧洲的城市与农村、把地中海文明与欧亚大陆文明、把不同的共同体形式联系起来，欧洲的商业就是这样在中世纪发展起来。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人靠共同体而生存与发展，但说到共同体的形式，马克思的手稿中，讲了迁徙、定居、战争、商业、劳动、资本六种形式，而黑格尔则只讲了战争和劳动这两种共同体形式，他把这二者之间的转变，视为古代共同体向现代共同体的转变。

从战争的共同体，向劳动的共同体转变，就是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的核心。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说，主人因为战胜而享受奴隶的服务和劳动成果，奴隶因为战败而被迫劳动，但是在劳动中，奴隶却创造了一个物质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奴隶在被迫的劳动中，在不断改造着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劳动技术，从而通过劳动这种“自我教育”，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提升自己、改造自己、发展自己，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

辩证法的实质就是变化，而主人的特点是不能变化、拒绝变化，因为变化就意味着他垮台，就意味着其丧失主人的地位，所以，主人是没有发展的可能性的，主人没有辩证法，所以他在“夺取政权”后就失败了——主人在胜利的那一刻就失败了。而奴隶渴望变化，他在改造世界的劳动中，不断改变着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劳动创造了世界，这意味着奴隶创造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

劳动创造世界，奴隶创造历史——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也是现代革命思想的实质。这也是马克思、毛泽东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里读出来、继承来的东西。

实际上，从劳动的意义定义现代性的巨著，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的伟大贡献，是从“资本”的角度定义现代性，对资本的论述是马克思对于现代性最大的贡献。

研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上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是李嘉图，在政治上倡导劳动价值论的是洛克的《政府论》，而从精神现象学角度深刻论述了劳动创造世界的则是黑格尔。

黑格尔说，如果单挑，奴隶永远干不过主人，这是因为奴隶怕死，主人不怕死，但是，如果奴隶通过劳动和交换，搞出个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搞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共同体的新的、绝对的形式，那主人就彻底废了，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在这种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劳动者，也都是交换者、所有者，他既是一个个人，也是一个主权者，既是特殊性，又是普遍性——这就是卢梭的逻辑，也是法国大革命的逻辑，从此之后，就不再有主人与奴隶，从此“世界是平的”——历史到此终结。

而西方的思想，到了黑格尔，也就此终结。马克思是从被黑格尔终结的历史那里出发，开始了他伟大的思想。

黑格尔说，劳动共同体，这是最后、最高的共同体，奴隶通过劳动和集体斗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最终消灭了主人-奴隶的关系，实现了辩证法。

马克思不赞成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劳动不是最后一个共同体的形式，而只是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标志着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的原始形成”，随后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资本对于劳动的支配。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说，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是资本，不需要工人，不需要劳动者，因为这个社会的实质是“资本”，而不是黑格尔所谓“劳动”。马克思说：“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而且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

手稿里最深刻、最具当代意义的是“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一节，在这里，马克思提出：利润的驱动决定了科学发展的方向，而资本主义的劳动的最终理想，是以机器代替人，是以机器人体系，代替人类社会体系，最终，就是一个机器的体系，代替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手稿的最后一部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简要地说，共产主义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共同体，去掌握机器体系，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共同体支配机器人，而不是机器人支配人类社会。

用今天的话来说，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是重要的，机器人是重要的，正如华为是重要的一样。而真正重要的是，机器体系掌握在谁的手里，资本掌握在谁手里，最重要的在马克思手稿里的最后一句话，即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怎样“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

《资本论》未完成，这不仅是指马克思生前只看到了第一卷的出版，而后两卷是由恩格斯帮助整理，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加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了创作《资本论》，马克思其实写了四个手稿，如果不研究这四个手稿，恐怕就很难懂得，马克思究竟是在怎样的艰难曲折中展开他的思想的。非常可惜的是，给马克思介绍出版商的拉萨尔看了马克思的三个手稿很不满意，更要命的是恩格斯也不满意，燕妮读后甚至说，自己“对卡尔的写作天才产生了怀疑”，这对马克思产生了非常沉重的打击，他因此不得不抛开手稿的思路，另起炉灶。

“伟大也要有人懂”。谁都不容易，马克思更不容易。

现代有两个革命，一个是黑格尔思想指导下的革命，这就是建立劳动共同体，就是劳动者当家作主。还有一个就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那就是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掌握资本。

简单说，这就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

1945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二部演讲，提出我们要进行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前一个革命是后一个革命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不进行第二次革命，如果劳动者不掌握科学技术、不掌握资本，劳动者就不能真正获得解放，文件上规定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空话。

毛泽东后来又说，新民主主义关好过，社会主义关难过。要过新民主主义关，就要过黑格尔这一关，毛泽东的话是很对的——不读黑格尔，就不懂马克思。

在延安，毛泽东爱读逻辑学，胡乔木说，逻辑学这种书，我一天也读不了两页，毛泽东开导他说，逻辑学、辩证法，这不是书本上的公式，这就是世界的本质，是历史的本质，搞革命，就需要读逻辑学。

斯诺后来问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他从哪来搞马克思的书来读？毛的回答是：那个时候，我主要是读黑格尔的书。《实践论》《矛盾论》都是血写的。

可惜，如今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反黑格尔主义者，根据他们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掌权者和无权者，因此永远有主人和奴隶，奴隶的理想就是成为主人，即奴隶和主人在希望拥有权力这一点上，并没有区别。因此，也就没有现代与古代的区分，没有法国大革命与王权专制的区分，没有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区别。

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过黑格尔这一关。但是，现在大多数的读书人，不是没过马克思关，而是连黑格尔的关也没过。连黑格尔的现代观都没过，还谈什么现代化、现代性，谈什么现代思想、现代文学？连黑格尔的现代关都没过，谈什么过社会主义的关？

过黑格尔关，过现代观，首先意味着确立这样的信念——相信奴隶创造历史，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争取劳动的权利，争取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劳动收入，这是使他们团结起来的目标，正如1937年，一些高尚的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会面，他们的目标与我们今天一致。

  （编辑  季节）

深情嘱咐

难以承受之重

1967年初，“文革”的烈火越烧越旺，我的日子也越来越难熬。

这时，“两条路线斗争”已上升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在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与政治部主任分别被宣布为总后第一、二号反革命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我作为政治部主任多年的秘书和现任秘书科长，自然也噩运难逃，成为被揭、批、查的“重要知情人”和“头号保皇派”，也算是个“小走资派”。对我没完没了的批斗倒也罢了，最难过关的，是限期揭发交代直接领导和自身莫须有的“罪行”。这种无休止的精神苦刑，凡是当年挨过批斗的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

关爱至深的“三点嘱咐”

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刻，从西花厅传来七伯、七妈对亲属的三点重要嘱咐：第一，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第二，要在运动中学会游泳；第三，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

七伯、七妈这三点嘱咐，是在“文革”形势最复杂、斗争最激烈的时刻，经过深思熟虑，逐字逐句给予我们的指示，话短情长，饱含深意，充满对晚辈关切爱护之情，给予我们在险境中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首先，“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的嘱咐，是对我们的一种精心保护。七伯深知，他是江青一伙下一步清除的主要目标。这时大街上已经充斥着“拥护新文革”“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标语和大字报，矛头直指七伯。有的甚至猖狂地指名道姓，恶毒地进行人身攻击。七伯深知，凡是同他有关联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被打击的目标。

就在七伯、七妈的“嘱咐”传来前夕，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就因遭到江青指名诬陷自杀身亡。许明同志和她的爱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都是长期在七伯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中国革命的有功之臣，因而成为江青一伙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俩的爱子，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孔丹不久前告诉我，他母亲去世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许明深知，江青陷害她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哪怕丝毫蛛丝马迹，作为构陷周总理的突破口，她不会给江青留下任何借口。与许明同样，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卫士长成元功、秘书周家鼎等人，后来都成为江青指名道姓、蓄意陷害的对象。

七伯不只是对自己的亲属，在“文革”这一阶段，对他的老战友、老部下，更是尽其所能，及时予以嘱咐和提醒。他亲笔写信，让秘书周家鼎分别送给多位副总理传阅，信中深情地叮嘱：务必谨言慎行，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务必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能承认自己是所谓“三反分子”。家鼎说，七伯交代他，这封信务必当面送给本人阅看，不得让秘书转，不得放办公室，看后由本人签名。信传阅完拿回，七伯看后立即烧毁。

家鼎同志是七伯的军事秘书，在他身边工作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任国防大学纪委书记，我在校政治部工作，兼任校纪委副书记。我俩合作得很愉快。家鼎对我说，七伯写的这封信，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老同志看后都十分感动，有好几位当场流了泪。

尽管七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想要保护一批老同志，但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中，要想保护所有的人是难以做到的。没过多久，陈毅老总、叶帅、聂帅、徐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革命元勋，终因向“中央文革”发难，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四帅三副”受到严厉批判。就是七伯，也不得不因江青诬陷我的周同宇伯父“与王光美哥哥王光琦借聚餐搞政治阴谋”，并诬陷维世大姐是“苏修特务”，被迫亲自签字将周同宇和孙维世逮捕关押。七伯的初衷是采取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尽可能地对这些人予以人身保护，他曾用这种做法保护了一大批人。但并非事事都能如他所愿，维世大姐后来被江青一伙秘密关押、残酷折磨致死，给七伯、七妈留下永远的心中之痛。同样，与七伯、七妈的“亲属关系”，仍然成为一些人整我和在军的重要缘由。

其次，“要在运动中学会游泳”的嘱咐，是教育我们在“文革”中有效地保护自己。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走向，七伯通过几个月的亲身体验，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没有像以往那样，教育我们积极投身革命、锻炼提高自己，而是称之为一场“运动”，让我们“学会游泳”。

我虽然不是游泳高手，但学过游泳，会游泳。细想七伯的提示，坚持底线，保持坚强的信念和强大的定力，不到最后时刻决不轻言放弃。越是难以坚持下去的时候，越是考验自己是否真正“学会”游泳的关键时刻。游泳也好，“运动”也好，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最后，“记住，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的嘱咐，既是对我们的关怀与教诲，也表明了七伯对“文革”所持的鲜明政治态度。此时，江青一伙正大肆鼓吹在全国范围内“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造反派”“让真正的左派夺权、掌权”。对立双方争相给自己戴上“左派”桂冠，把自己的对立面打成“保守派”“保皇派”，置之死地，这就使派性之争变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进一步酿成全国性的武斗和内乱。七伯很早就给我们注射了政治上的“预防针”，提醒我们远离“这个派那个派”，他这样做，也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七伯、七妈在关键时刻的“三点嘱咐”，展现了他俩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的远见卓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也是他们的党性和人性的具体体现。他俩的指示，引发了我对那场内乱和对人生价值观的深入思考，明白了许多当初并不懂得的政治和生活哲理。

众目睽睽下与我的亲切握手

就在接到七伯“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的嘱咐后不几天，七伯与我就在一个特殊的场合见了面。而且他打破了历来的约定，在众多领导人面前亲切地同我握手和致意。

1967年3月30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总后勤部礼堂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宣布邱会作回总后工作。当时总后机关已经全面瘫痪，我是总后的一支“笔杆子”，重要会议的记录、整理常由我负责，因此，会议记录的重任落在我这个“靠边站”干部的肩上。我站在主席台入口处迎接领导人，七伯与中央几位领导和老帅从休息室走向主席台，正好同我打了个照面。我本来应该避开，不过，我实在想念七伯，机会难得，不但没有避开，而且向前迎了一步。七伯见到我有些意外，更令我意外的是，他停下脚步，在其他领导人注目下伸出手来，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我轻声唤了声“七伯”，七伯用充满睿智的眼光凝视着我，“嗯”了一声，颔首致意。自从“文革”以来，无论是报刊照片还是纪录片，七伯的眼神几乎都是严峻而深沉，少见笑容，而他这时的目光却充满了关怀和亲切，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七伯手中传递给我的力量和温暖，他却更加消瘦和疲惫了。此后，我虽然还有几次机会见到七伯，但这一次却是他和我的最后一次握手。

批林整风

总理在“文革”中的“三只胳膊”――余秋里与谷牧

余秋里和谷牧是在“文革”的特殊时期，经党中央批准，指名协助恩来伯伯工作的。当时，余秋里任国家计委主任，谷牧任国家建委主任。余秋里是驰名全军的“独臂将军”。

在多位副总理和老帅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情况下，他俩在国家危困之际，辅佐伯伯撑起共和国大厦，厥功至伟。人们赞誉他俩是总理的“三只臂膀”。

我很早就认识余秋里。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参加西南军区后勤部派往下属一个汽车团的工作组，协助该团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当时，余秋里任军区“三反”委员会主任，握有重要职权，仅次于军区首长贺龙、邓小平。

有一天，秋里同志直接来到汽车团视察工作。我们到团部门口迎接，他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旧军装，左臂的一只袖子空荡荡的。他精神抖擞，动作敏捷，吸烟时用一只手掏香烟、取火柴、点火，一气呵成地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比常人还利索。余秋里在团里待了两天，日夜不停地连轴转工作。这个团还没有新建营房，连队分散驻扎在附近村庄和临时工棚，相互间距离很远，他一个不落地走了个遍。

在短暂的相处中，我对这位红军将领的独特风格深有感触。他为人豪爽豁达，直来直去；工作大刀阔斧、脚踏实地；在原则问题上是非鲜明，执行党的政策却心细如发。

1952年，余秋里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成为我的顶头上司。这期间，我听说了他在战争年代的传奇事迹：长征中，任红二军团十八团政委时左臂两次负伤，露出骨头和筋络，仍坚持不下战场，托着一条伤臂爬雪山、过草地，度过整整192个昼夜。最终还是用木工的锯子截去了左肢。这一壮举，堪与青史留名的关云长“刮骨疗毒”媲美。

1955年余秋里调北京任总财务部部长，1959年我调到北京后，七伯有次问起余秋里当年在西南军区的工作情况。我把亲身经历的有关秋里同志的逸事告诉伯伯，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余秋里，他就是这个性格！什么事都要亲自过问、抓住不放。什么事也难不倒他。这回他在大庆发现油田，为国家立了大功。他是我们党内难得的能文能武的好同志，你要好好向这位老领导学习。”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事件发生后，我与分别了十六年的老首长余秋里重逢，并在他直接领导下参与总后批林整风运动。后来，我听到他与谷牧两位亲自讲述“文革”中辅佐七伯险渡国家经济难关的往事，其中有两件格外使我感动。

余秋里说，1968年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12月26日，凌晨两点多了，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叫他去，总理疲惫至极，面带忧虑，他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的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余秋里制定了1969年第一季度计划安排，经总理审查同意后，立即报请毛主席批准。这样，1969年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方案。

这个事例表明，余秋里不仅在战争与和平年代能率领千军万马斩关夺隘，而且在国民经济的危急时刻，帮助伯伯治理国计民生，不愧是伯伯夸奖的“党内难得的能文能武”的治国之才。

谷牧同志曾与我和在军做过长时间交谈。他向我俩回忆了七伯“文革”中那句感人肺腑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谈话的经过。七伯的这句名言，常被人错误地引用，其时间、地点和原意都有很大出入。

谷牧同志所言是他的亲身经历，也是唯一准确的版本。谷牧说：“这是总理在我召集的一个会议上讲的。开会期间，周总理来了，他要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几个部长把总理包围了。那也是当时有名的故事，叫‘五部长包围周总理’，段君毅、吕正操都是老资格。部长们纷纷陈词：他们这些人挨批挨斗没关系，但是生产不能垮啊！现在生产已经很乱了。省委书记也纷纷诉苦，说生产垮了还革什么命啊。总理讲了一番话：现在这个形势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只有挺身而出来引导运动。总理说：“我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谷牧同志是一位端庄凝重的领导人，对七伯情深意切、敬仰有加，在同我俩交谈时说到动情处，几度痛哭失声。谈话结束时，他站起身来，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令人久久难忘：“周总理的功绩与日月同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我所知道的林彪坠机身亡的真相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折戟沉沙，葬身蒙古温都尔汗。

9月20日，中央责令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隔离审查。总后勤部是“批林整风”重点单位，中央委派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和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指导总后运动。实际上，总后和总参、海军、空军这几个重点单位及全国的批林整风运动，都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进行的。由此，我有幸又一次见到了老领导余秋里，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1971年10月上旬，余秋里代表李先念出席总后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林彪反党叛国事件。会议在总后党委会议室举行，出席的有六七十人。余秋里在会上传达了林彪叛国出逃、机毁人亡的经过和中央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详细情况。到会的军以上干部中，没有一人会前得知一星半点“副统帅”叛变的信息，黄、吴、李、邱被隔离审查一事又与总后密切相关，因此，大家极度震惊又紧张不安，人人凝神静听，唯恐漏掉什么。毕竟，当时这件事对所有的人都是难以置信的爆炸性大新闻。各种传言不胫而走，至今不绝，其中不少都是主观臆测、以讹传讹的编造。根据我的了解，有两件在群众中传播很广的所谓“内幕消息”，实属不实之词，应该予以澄清。

一是所谓“林彪外逃座机是被导弹击落的”。

据先念、秋里同志传达，实际情况是：1971年9月13日下午，在得知林彪座机即将飞出国境时，有关部门请示是否采取拦击措施，周总理当即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明确表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9月14日下午，七伯接到中国驻蒙古使馆报告，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毁。从编号确认，这架飞机就是林彪乘坐的三叉戟专机。综合判断，应是他们一伙仓皇出逃，燃料耗尽，强行着陆以致坠毁。后来经过现场勘查确认无疑。“导弹击落”的传闻纯属编造。

二是所谓“听到林彪死讯后，总理号啕大哭”。

这件事也是无中生有。据先念、秋里同志传达：9月14日下午，总理得知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机中九人无一生还的消息后，随即向人民大会堂待命的政治局成员传达，会场变得一片轻松。

对于上述两件事，更为详尽的情况，我是从林彪坠机前临危受命、前往空军指挥所坐镇指挥、现场处理这一重大危机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李德生口中直接得知的。

德生同志是我和在军共同的老领导。20世纪80年代，我在国防大学工作时，德生同志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我任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先后共事五年之久。无论他在职时或是离休后，只要是纪念总理的活动，他总是有请必到。1998年，《百年恩来》电视艺术片在上海举行首映式，德生同志患腿疾行走困难，仍应我俩请求，坐火车和轮椅，专程从北京去上海出席活动并讲话。

关于林彪座机坠毁前后以及与恩来伯伯相关的情况，德生同志作了详细的回顾：

眼看林彪飞机要出境了，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就这样，我眼看着这架飞机于9月13日凌晨1时50分，飞出了国境线。

9月14日下午2点，周总理刚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古使馆电报，秘书只好把他叫醒。周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256号三叉戟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人全部死亡时，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他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9月15日，经过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到实地察看，完全证实林彪叛党叛国，折戟沉沙，葬身于温都尔汗。在八一前夕，还为林彪拍照的江青，这时也流出了演员式的眼泪，装模作样地和大家频频举杯。后来才明白，林彪一死，她在“文革”中同林彪勾结的事情，就死无对证了。黄、吴、李、邱则强作笑脸，极不自然。周总理当着他们的面，非常严肃地指出：“林彪叛逃，你们是有跑脱不掉的责任的。”当场宣布：黄、吴、李、邱暂时不参加政治局的活动，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

以上所述，才是真实的情景。

林彪之死，在当时，只能让七伯卸下心中的一份沉甸甸的重负。

伯伯亲自指导总后批林整风

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对毛主席是一次很重的心理打击。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善后事宜交给周总理全权处理。七伯不负所托，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超乎常人的精力，全力挑起了这副重担。他指定协助处理这一事件的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余秋里、张才千等同志，全都是治党治国的栋梁之材。他们精心贯彻落实伯伯的指示，确保党和国家的安全，并使批林整风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在总后批林整风过程中，余秋里每天必到。他白天协助总理办理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晚饭后准时来到总后，陪同他的有国家计委处长房维中（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先念同志同他随时保持着联系。

秋里同志曾对我说：“你可知道总理现在担子有多重。没有他，我们这个国家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这个六人“小会”，常常要持续六七个小时，直到次日凌晨三点左右结束，秋里同志才乘车离开。随后房维中和我按议定内容共同商量、起草简报，成稿后已经天亮。那一阶段，我每天的休息时间不超过三四个小时，连续几个月下来，深感身体难以支撑。我常想，自己不过是负责一个单位的具体文字工作，而每天要处理无数国内外大事、解决数不清的难题，还要应对“四人帮”明枪暗箭的伯伯，一个年逾七十的老人，即使是钢铁之躯，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煎熬！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忧完全不是多余的。

按照秋里同志嘱咐，我们的简报以绝密件直接报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极少数领导人，每次不超过七八份。除文字简报外，李先念、余秋里还随时向总理当面汇报总后批林整风情况，及时向我们传达他的重要指示。七伯和先念、秋里同志竭力排除干扰，采取许多特殊和有效的办法，在查清问题、消除隐患的同时，落实党的政策，尽力挽回“文革”中造成的严重损失，为全面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

在总后批林整风中，我直接参与了一件大事。这是恩来伯伯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向毛主席进言，将“文革”期间总后流放外地的干部，调回原单位参加运动。

“文化大革命”在总后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是：有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迫害。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提及在1967年到1971年期间，总后被直接诬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462人，8人被迫害致死。还有一位红色医疗专家、总后卫生部原副部长傅连暲，也是被迫害致死的。他在战争年代救治过毛主席和恩来伯伯，在“文革”初期遭批斗时写信给毛主席，恳求救他一命。毛主席批示：“此非当权派，又无大罪，应予以保护。”但由于遭到林彪、叶群嫉恨，江青、康生又直接插手，他和夫人陈真仁被关进秦城监狱，遭到非人的待遇，仅15天就惨死狱中。

我同傅连暲和他夫人都熟悉。我在总后卫生部工作期间，常向傅连暲副部长请示工作。他因兼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在家办公的时间多，他夫人陈真仁与我是同事，是总后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因此我常去他们家中。印象中的连暲同志温文尔雅，身体偏弱，患有胃病。我后来听说牢房里只给他吃冰凉的窝窝头，想吃口热稀饭也没有，显然难以经受牢狱之苦。傅连暲的惨死，毛主席必定有所耳闻。1975年我在总后党委办公室工作时，曾看到毛主席对贺诚同志信的批示原件，其中有一句话颇为动情：“贺犹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至于遭受打击迫害、被发放外地的人更为数不少。批林整风开始后，这些干部纷纷写信，要求回北京参加运动，揭批林彪一伙的罪行。七伯意图借此机会，向毛主席反映情况，争取将这批干部调回北京工作。这件事如果得到毛主席的允准，就为全面解放“文革”中受迫害干部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是七伯下的一步大棋，应该说也是一步险棋。

这件事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972年春末，秋里同志以执行临时任务为名，指名调我到国家计委办公大楼，与计委副主任段云、顾明，处长房维中（他们三人被誉为国家计委的“一、二、三号大笔杆子”），关起门来，共同起草一个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内容如上述。由于文件内容极其敏感和重要，我们在秋里同志亲自指点下，夜以继日，共商共议，字斟句酌，几易其稿，大约用一周时间完成了任务。

为什么这个文件的起草这样神秘，保密程度这样严格呢？

“文革”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和地方，都有大批干部被下放到山区、“干校”安置或劳动，其中包括党、政、军许多高级干部。“九一三”事件之后，七伯曾利用各种机会，在征得主席同意后，陆续解放了一批军队的老同志。但进展很慢，七伯指令借总后的情况写这个报告，走一步险棋，就是想一次解决一大批人的问题，为全盘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总理审阅定稿后，由他直接报送毛主席。我留在国家计委待命。一天，秋里同志回到计委大楼，兴冲冲地告诉我们：“总理刚才说了，文件报给主席，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可以理解为已经默认了。我看，你们就照此办理、具体落实吧！”

总后这一大批干部从外地返回北京，等于宣布“文革”中挨整干部的大批解放。回来的同志心情振奋，一个个如同获得了新生。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播到驻京各单位和外地，他们也纷纷照此办理。

对批林整风中涉及的总后大量在职干部，伯伯和先念、秋里同志也提出了鲜明的政策。对这部分干部，原则上划分为三类，严格按政策办事。

从“九一三”事件发生到1973年上半年，七伯亲自过问并通过先念、秋里同志具体指导，查清了问题，落实了政策，尽可能地团结了大多数人，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逐步恢复遭到破坏的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尽力消除“文革”造成的种种灾难性影响。

七伯在心中始终关心的是人，是每一个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

铁骨铮铮，唯民是从，把所有的人装进自己的心里。这样的人才是人民的好儿子，是党的好领导、好干部。

（编辑  季节）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大变局，我总是想起冀朝鼎。

开局

1937年6月，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接待美国智库代表团，当年毛泽东44岁，周恩来39岁，策划这次访问的人是冀朝鼎，当时，他只有34岁。

1937年，远在美国的冀朝鼎介绍美国智库代表团访问延安。6月23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五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媒体、智库交流放在中美关系的首位。美国访问团里，菲利普·贾菲和夫人艾格尼斯是《今日中国》的出刊人，这个刊物是冀朝鼎和他们一起创办的，它也是著名的《美亚》杂志的前身。代表团的另外一个成员托马斯·亚瑟·毕森，他当时的身份是美国外交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在来延安前，他已经在《今日中国》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鉴于这一未来结果，美国的政策必须明确选择：究竟是站在中国还是日本一边。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不得不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做出选择。

毕森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介绍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与《联邦党人文献》中托马斯·麦迪逊的主张相同，那就是必须维护农民的利益，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必须在土地平等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正如当年美国革命的目标是为了使美国独立自主于旧大陆一样，中国革命的目标也是独立自主。而美国与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独立自主，就是因为两国都拥有广阔的土地，而英国、日本这样狭小的国家，只能依靠工商业和殖民地而生存。

毕森说，任何一个维护美国宪法的人，任何一个热爱土地、主张土地权利的美国人，都会天然地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与中国共产党相对立的国民党只代表中国沿海的少数买办的利益。

毕森的岳父是传教士，他是金陵大学的创办者，但在北伐时期被国民党军队枪杀了。国民党的士兵要抢他的手表，而那块手表是毕森岳父父亲的遗物。

大名鼎鼎的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也是访问团的成员，他关心中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当时，他在延安采访调查的主要方向是：红军在长征中是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壮大的，以及红军中少数民族战士的情况。这种调查使他形成了如下观点：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像当年的隋唐一样，从中国的西北边疆兴起，团结各少数民族，席卷中原，统一天下。

代表团成员几乎都出身于传教士家庭。与赛珍珠的父亲一样，毕森的父亲长期生活在皖北农村，拉铁摩尔的父亲则在内蒙古与河套地区传教，所以，拉铁摩尔能说地道的西北话，还喜欢唱“酸曲”。

杰弗逊的名言是：如果上帝有自己的选民，并赋予他们许多真正的美德的话，那么，那些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劳动者就是上帝的选民。在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偏远农村的最底层之前，这样做的只有西方的传教士，他们知道中国最底层百姓的无助与绝望，也知道他们生存的韧性。于是，这些到访延安的美国人与共产党人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1]

贾菲夫妇访问延安期间，看到红军缺医少药。回到纽约后，他们把这些情况通过冀朝鼎介绍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于是，他们立即携手行动，成立了“国际援华委员会”，募捐筹款，并于来年一月初，派遣了以白求恩大夫为首的美加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在访问延安时，毕森曾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英国是否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支援中国抗日？或者为了平衡与日本的关系，而鼓动中日妥协反对苏联？因为国民党与日本共同的敌人就是苏联，一旦国民党与日本妥协而反对苏联，那么国民党是否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镇压呢？

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蒋介石是一个“阶级的政治家”，他在国际上选边站队的出发点是阶级利益。因此，蒋介石对于世界形势有两个根本的误判，第一，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认为中共会把苏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同样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认为美国和英国会把中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对于大势的错误判断，根本上基于蒋介石集团在英美有私人利益。

中共的根本出发点是，我们没有任何特殊利益，我们的出发点是追求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人民的生活与生存，只要赞成这个出发点，无论是谁，我们都愿意与他们合作。

国民党反对苏联，是因为意识形态，但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苏联是唯一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但这些援助全部给了国民党，而没有给过共产党一枪一炮，这就说明了问题。

英国反对苏联，也是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但因为德国威胁了英国的特权和利益，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与利益，英国最终会放下意识形态，选择与苏联合作。

毛泽东这样说，“当然，盎格鲁-撒克逊人民向来以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感到骄傲。他们当然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任何思想。但在最后，他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还是能在苏联的帮助下，维持自己的那些特权。因为思想不可能总是与行动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中国人民完全可以独立自主进行抗战，抗战的目标也是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很大，领土辽阔，内部不平衡，中国西北地区数千年都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目前，这里是中国抗战的核心，中国生存、发展的基本结构是由秦汉隋唐奠定的，这个基本结构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加强了这个独立自主的结构。换句话说，今天被称为“边区”的地方，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中国的中心。

就这样，冀朝鼎几乎凭一己之力，策划并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智库之间的第一次高层接触，这次极为成功的访问，给美国人民和政府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人是把穷人当作上帝的人，他们和美国人民一样热爱土地与农民，代表最广大的中国农民的利益。用赛珍珠的著作的名字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大地》，如果用海伦·斯诺的著作的名字来说，他们就是《红尘》，即他们如西北的大风与黄沙，以伟大的力量，铸造着中国。

这就是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抚今追昔，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冀朝铸，是冀朝鼎的弟弟，很有名,做过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一下飞机就向周恩来伸出手（周恩来后来说，他这是从太平洋彼岸伸出了和平的手掌），当时站在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人，就是冀朝铸。邓小平访美，白宫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站在邓小平与卡特总统之间的人，也是冀朝铸。

那时，冀朝鼎早已经过世了，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有一天，你知道了我的故事，便不必知道我的名字。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办大事、开新路的人，不会让你知道他是谁，更不会让你知道他在办什么大事——道理很简单，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搞得沸沸扬扬、敲锣打鼓，那事情就办不成了。

伟大的思想是孤独的，探索新道路，那是需要奋身孤往的。这是孤独的、勇敢的事业。而直到今天，冀朝鼎很大程度上依然还是一个传说。

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读书人都没有名，名气对他们一文不值——办大事与出大名，这完全是两码事。

“纽约男孩”

冀朝鼎，生于1903年，山西汾阳人，他出身名门，父亲冀贡泉先后担任过山西司法厅长和教育厅长。

1916年，年仅13岁的冀朝鼎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热血少年冀朝鼎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六三大宣传时被捕。被捕学生中，清华最小的是冀朝鼎，16岁。北大最小的是刘仁静，17岁。6月3日那天，北洋政府抓学生最多，瞿秋白、张国焘同日被捕。

五四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民间外交的胜利，它使世界认识到，中国的主权在民，它也鼓励了中国的国民民主运动。

1924年，21岁的冀朝鼎以优异成绩被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录取，赴美留学。在去美国之前，他专门去北大拜访了李大钊。

1926年，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而博士论文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篇论文震惊了美国政界与学界，那一年，冀朝鼎只有23岁。那个时候，冀朝鼎的研究关心战争与税收问题，在他看来，西方的资本积累，主要依赖榨取殖民地，而不是剥削其国内的工人阶级。工业革命之后，大英帝国的基本经济区也在殖民地，而不是在其国内。这是当今世界结构的要害。

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1927年，冀朝鼎去欧洲参加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盟大会，在欧洲，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去了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代表团工作，并担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翻译和秘书。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冀朝鼎就已经与邓中夏结为好友，邓的父亲邓典谟，与冀朝鼎的父亲冀贡泉，都是民国政府的高官。

1929年，冀朝鼎结束欧洲之行，回到美国，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中央局，和贾菲夫妇一起创办了《今日中国》，这个杂志后来改名为《美亚》，吸引了美国最优秀的学者，《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作者欧文·拉铁摩尔，就是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1929年，冀朝鼎的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纽约出版，给冀朝鼎带来了巨大学术声誉。通过纽约的学术圈，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据说还介绍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而白劳德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美国总统周围的学者们将冀朝鼎的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很多就来自延安。以至于麦卡锡后来认为，抗战期间的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基本上被美国共产党策反了。

置身纽约和美国财政系统，冀朝鼎对于美国的财政金融结构极为熟悉，美国的财政金融体系缔造于美国立宪时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开创者，他的基本主张是——建立一个富人支持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政府的核心功能在于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一方面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以向富人借款，另一方面是通过地租税、人头税、贸易关税，保证财政税收能够支付银行借款的利息——且仅仅是偿还利息而已。

在罗斯福新政时代，美国政府的一个态度转变，就是要扭转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立自主，结束美国对于欧洲金融市场的依赖——这是当时财政部的主要观点，当然也是冀朝鼎的观点。

1941年，冀朝鼎回国，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冀贡泉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

宋霭龄亲切地称冀朝鼎是“纽约男孩”——在四大家族看来，冀朝鼎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是一个被美国教育培养出来的极为纯洁的西方绅士。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此时，在冀朝鼎主持下，蒋介石推出金圆券币制改革。

当时，蒋介石打内战，需要钱，想钱想得抓狂。冀朝鼎给他出了一招——让法币与白银和黄金脱钩，发行金圆券，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实行，结果是货币崩盘，金圆券一泻千里，经济崩溃，人心全失，国民党因此丢了江山。

而这一改革，完全符合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向富人借款，向穷人课税，以借款利息为基础，大规模发行纸币。

蒋介石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学说，冀朝鼎当然知道，这其实是亡国之策，但既然蒋介石喜欢，他顺水推舟，就这样办了。

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突然想自杀，而冀朝鼎就是那个给他递刀子的人。

共产党不是仅靠硬实力打败了国民党。共产党的迅速胜利，抓住了人心这个软实力固然最重要，但更为值得思考的，则是共产党如何运用了巧实力。

1947年3月，毛泽东撤离延安，仅仅一年之后，国共双方便攻守易势。这里面，一个是靠毛泽东大智大勇，敢于以中央纵队四个连拖着胡宗南重兵在陕北转圈，以高超的战略指挥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一个是靠金圆券改革毁了国民党的经济，乱了蒋介石的后院。以共产党不到100万军队，在三年内就击败了国民党900万现代化军队。

冀朝鼎，这个人办过什么大事？举三个例子：

金圆券及法币改革，人民币制度的创立，“第三世界”阵营的形成——冀朝鼎就是参与决策这三件大事的人。金圆券的币制改革，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垮台，人民币制度创立，为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冀朝鼎是首任副行长、副董事长；他参与创立了包括广交会在内的中国对外贸易体系，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

统一与分裂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哪个读书人非常厉害，那么，我个人认为冀朝鼎是一个，为什么？就凭他一篇薄薄的小书——《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部著作1929年在纽约出版，李约瑟曾经评论说，这是迄今为止，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之一。一本小书，就压倒了“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著作”——这个评价有多么高！

一个广土众民的大的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冀朝鼎提出了“中国基本经济区”的范畴，他指出：在传统中国那样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统一的基础、中央集权的基础，就在于中央能够建设并有效控制基本经济区。所谓基本经济区建设，又主要是靠水利与交通的建设达成的，古代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被看成控制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

所谓分裂与割据，一方面在于基本经济区的争夺，另一方面则在于地方建设造成的基本经济区的扩大与转移，占优势的经济区一旦确立，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首领，就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利益而胜过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最后把国家统一起来。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秦汉时期，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在黄河中下游；三国、南北朝时期，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以开发；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大运河纵向沟通了南北；元明清三代，除了继承上述基本经济区外，由于首都离基本经济区太远，遂有开发海河流域、京津冀地区的设想——但这个设想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

古代中国的所谓国家能力，其实就是控制与建设上述基本经济区的能力。所谓“统一”与“分裂”的根源，大抵也在于此。

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差异，影响了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生产方式上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土地制度、赋税与商业以及高利贷资本发展程度的差异得以形成。

冀朝鼎的这部杰作，是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核心观点深刻揭示出：战国时代，中国交通的要害在于秦楚之间，争夺要害在陇南；汉代以降，中国交通的要害在河西走廊，这是丝绸之路的咽喉；隋唐继之，屏蔽关中者，为上郡（陕北），联系关中与巴蜀者，为陇南，扼守丝绸之路者，为河西走廊，这就决定了——今天所谓“陕甘宁”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唐宋以来，这种形势因运河开通而改变；中国的发展趋势，由西北而东南。自此之后，中国治理体系之要害，就在于长江流域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与西北不同，江南非用武之地，从这样的角度看去，从王安石到顾炎武，一切改革之要旨，皆在增强官员（官僚体系）治理这一区域的能力。

同时，冀朝鼎的这部著作里面，还包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元代以降，中国的版图极大地扩大，这是中国治理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化。北方草原文明被纳入进来，元代的治理体系，是从治理草原地区的经验发展而来；明代则进一步有了“海国”的问题。而到了清代，中国的治理体系终于包纳了居国、行国、海国三个方面。这样一来，元代以降，中国的治理问题，当然就不仅仅是增加对于江南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的问题，王安石以降那个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问题，则进一步成为魏源所谓如何统合居国、行国、海国之间动态平衡之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的治理问题不再限于立足于基本经济区发展经济的问题，更是一个维护包纳以上三种生产方式的治理体系的内部复杂平衡的问题。简而言之，维持这样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的运行，与增强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我们说所谓“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不是一回事，若追本求源，大致而言就在于此。

简而言之，唐宋以来，中国治理的问题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增加国家的经济财政能力，其核心就是对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简称为“治理能力问题”。另一个，则是维护三种生产方式之间的融合与平衡，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中原与边疆之间的关系，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集中讨论的问题，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治理体系”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说，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治理能力下降所导致的经济不振、生产力不发达的问题（实际上，清代的经济总量并不低），更重要的是治理体系瓦解造成的共同体分裂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洞见是完全正确的——控制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控制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大势，中国并非以居国去统治“行国”和“海国”，甚至不是以南方去控制北方；恰恰相反，中国发展的大势是以边疆包围中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以北方的治理体系控制南方的经济区。毛泽东的视野超越孙中山、蒋介石，以及那些妄图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之处，庶几在此。

因此，冀朝鼎的论断，深刻揭示了传统中国治乱兴衰的要害。从战国到唐安史之乱，中国交通的要害一在秦楚之间，二在陕西与西域之间（丝绸之路决定了河西走廊的重要性），这都决定了陕甘宁地区的战略地位。运河开通之后，南北交通之要害在淮河与黄河之间，这就决定了鄂豫皖、鲁西地区作为枢纽的战略地位。

陕甘宁、鄂豫皖和鲁西地位的下降，是宋代以来江南基本经济区开放的结果，而这个问题，到近代则发生变化——因为帝国主义要控制的，恰恰也是上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且是从海洋方向进行控制；反过来说，就是清王朝控制海国的失败，导致了与海国密切联系的基本经济区治理的失败。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上述基本经济区的瓦解，导致了中国国家能力的衰败和中央集权的崩溃。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企图重新控制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政权，都不能不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欲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政权，要么必须与帝国主义结盟，要么必须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结盟，这就只能走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除此之外，便没有出路。

持同样看法的人，是钱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里说，“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什么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国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养护培植，如是则不免把民族精力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

那么，在基本经济区被从海洋方向控制的条件下，中国重新恢复国家能力的立足点，究竟何在呢？

特别是，当着抗战期间，滇缅公路被封锁，中国之交通，只能依靠西北与西南之间的联系，中国抗战的根据地只能是陕西与四川——而联系其间的要害，就是陕甘宁地区。

（编辑  季节）

热爱文艺的伯伯

七伯热爱文艺事业，他在少年时代就才艺出众。七伯当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演过好几部新剧：《恩怨缘》《仇大娘》《一元钱》等。在那个年代，女学生还不能登台，七伯在剧中大都反串女角，这是对封建社会的一种蔑视和冲击。

那时，西方话剧理论还没有介绍到中国，七伯用自己的行动开风气之先，带头抵制旧剧中某些低俗粗鄙的消极成分。他在 1916 年 9 月发表的《吾校新剧观》一文中，明确提出，新剧能够起到“感昏聩”“化愚顽”“开明智”“进民德”的作用，表明它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被称为“中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曹禺，是新剧的爱好者和推广者。他在重病期间曾深情地同我说：“总理比我大十二岁，我俩都是南开中学学生。总理在南开演过戏，他热爱话剧，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要我写王昭君，我写完后他已经故去了，没能听到他的意见，我很难过。”

七伯对新剧的爱好贯穿了他的一生，可以说他对话剧情有独钟。他与话剧大师郭沫若、田汉、老舍、曹禺、欧阳予倩、吴祖光等人相交很深， 时有切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话剧院的许多演员他都很熟悉。在办公之暇，他常常抽出时间去剧院观看演出，一律自己买票，而且每每叮嘱卫士要买后排的位置，熄灯后才入场，以免打扰其他观众。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军是北京电视台文艺组“四大名导”之一，话剧、歌剧、京剧等重要节目大都由她导播，因此我难得地观看了人艺和青艺演出的《茶馆》《蔡文姬》《家》《武则天》《文成公主》《骆驼祥子》《伊索》等一大批经典剧目。七伯时常对我俩夸奖北京人艺的演出，说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准。不仅是话剧，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戏曲，七伯同样十分喜爱。60 年代初，有一次我俩陪同他去怀仁堂观看越剧《红楼梦》，伯伯看得非常投入，不时鼓掌。他向我们盛赞扮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两位演员徐玉兰、王文娟，同时赞扬剧本的创作没有照搬原作、面面俱到， 而是抓住宝黛爱情这条主线，贯穿于全剧始终，让人深刻感受封建礼教的残酷和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

有一种说法：由于周总理的关心、扶持，越剧得以列入中国传统戏曲的主要剧种。同样，也是由于总理赞扬昆曲《十五贯》“一部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昆曲与京剧、越剧同样，并列为我们的国粹。

七伯爱好音乐，喜欢唱歌，他常在公众场合指挥大家合唱。七伯初见在军时，听她说正师从专家学习西洋唱法，有意考问她：“什么是西洋唱法，什么是民族唱法？”他热心地开导她：“西方唱法的发声和运气方法很科学，值得学习。我们的民族唱法源于中国的土壤，也有它的科学性。比如王昆、郭兰英，就是我们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歌唱演员还有京剧演员，发声位置与西方不一样，这是我们特有的传统。我们要洋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充实自己，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不可生搬硬套，学走了样， 把自身好的东西也丢掉了。”

七伯的谆谆教诲：“洋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充实自己，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军牢记了一辈子。她初任电视台导演不久，就编导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个“洋为中用”的节目， 不但风靡一时，而且历久不衰，成为传统节目。她推介的赵青的《红绸舞》和东方歌舞团包含中国元素的大量亚非拉歌舞，都得到七伯的赞赏。七伯离世后，在军牢记他最初的教诲，于 1985 年编导了一台规模宏大的《古今戏曲大汇唱》，连续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四集。中国歌剧舞剧院原院长、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席乔羽老哥的祝贺题词：“我想，如果经过探索，使我们在艺术创作上寻找到一种可能性——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既是历史的，又是今天的； 既是古老的，又是崭新的——那将使我们在艺术世界中获得极大的自由，学会许多前人未曾具有的本领，真正做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也正是在军想要向亲爱的七伯汇报的话。

七伯从骨子里喜爱民族音乐。王昆大姐讲过这样一件事：20 世纪 50 年代，她去苏联进修音乐回来后，给总理汇报演出 ，总理对她说：“这些可不是你过去唱的曲目，你还是要唱你的民歌。”七伯赞扬郭兰英，说郭兰英演《白毛女》《刘胡兰》等歌剧演唱皆佳， 是难得的优秀演员。兰英说：“当年总理曾问我：‘小兰英，现在你能唱能演，以后年纪大了怎么办？’那时我并没有多想，后来懂得，总理是要我把民族音乐事业传承下去，所以我退休后办了郭兰英艺术学校，专门培养民族音乐人才，报答总理对我的知遇之恩。”

七伯深刻洞察文艺所特有的强大社会功能：它如春风化雨，能在潜移默化之中，强烈感染和启迪人们的思想情趣。对他亲身投入的革命事业而言，文艺则是鼓舞斗志、打击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亲眼见到：刚刚获得解放的农民，在观看歌剧《白毛女》之后，纷纷在现场举手报名，请求批准他们参军。建国前夕，恩来伯伯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这件事体现了他的初衷：以文艺为武器，用革命的歌声凝聚亿万人民战胜万般艰难险阻的坚强意志。中国人民以牺牲几千万人为代价，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发出的强烈的呐喊声，至今仍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七伯是一位心灵与艺术相通的政治家和艺术家，是充满对真理和美的追求及人性关怀的伟人，又是真正的性情中人。

公认的《东方红》“总导演”

1964 年 8 月的一 天，在军在电视台领受了一个重大任务：到人民大会堂导播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后，她就不断说起在人大会堂的一些见闻。七伯也经常去看《东方红》的排练，甚至还对一些节目亲自进行指导。

多年以后，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周巍峙和夫人王昆与我们相聚畅谈，他郑重地告诉我：“当年演《东方红》，其实是总理想给文艺界一个机会。”接着，他给我介绍了一些情况。

1964 年年中，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表态：最好在十五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当时大家都心里发虚，担心时间来不及。但是，七伯却鼓励大家：时间虽然紧了些，正好有了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七伯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这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东方红》应运而生。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里，七伯想方设法要通过举办《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演出，给文艺界创造一个“表现的机会”。

这时，江青、康生等已对大批优秀作品及作家、艺术家进行批判和打击。七伯曾在多个会议上强调：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七伯不能不为他们的处境担忧。而举办声势浩大的《东方红》演出，可以让文艺界光明正大地“表现”自己。

为此，七伯投入了大量心血，亲自点将，亲自组织讨论主题，最后又亲自决定将这台大歌舞定名为《东方红》。让文艺界众多知名人物上台亮相，是其重要特色。《东方红》的创作班底，调集了从中央到地方、部队的顶尖人才，称得上是全国艺术精英的大聚会、大会战、大阅兵。

在军能够导播《东方红》，也是她难得的机遇和荣誉。当时她在文艺组的导演里年龄最小。她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看到《东方红》的排练场面时，还是有些望而生畏。规模好大啊，前台后台加在一起，演职人员有 3000 多人。她不免有些担心：人这么多，节目这么杂，排练时间这么短，能组织好吗？

但文艺界这次确实表现得非常好。《东方红》的排练她看了不下 20 次。演员的精湛表演、全体工作人员的高度纪律性和领导的高超组织能力，给她留下极深的印象。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几千名演员，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庞大的乐队由好多个单位的乐团组合一起，光指挥就有四位。这么多人集中在一个舞台，在短短三个来小时中来回穿梭，上场下场，还有大量布景道具搬上搬下，其调度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东方红》的舞台调度，几乎做到了分秒不差，毫厘不爽。

《东方红》的创作和排练如此高效有序，七伯显然功不可没，他为《东方红》付出了最多的心血。因此他被众口交赞，誉为《东方红》的“总导演”。据我日记和有关材料，周恩来总理至少参加过 17 次有关《东方红》创作的活动，讨论、观看排练及演出。“可以说，《东方红》每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每一个重大情节的安排，都有周总理的一份心血。”《东方红》歌舞文学组组长乔羽告诉我：“那时，几乎每晚周总理都来，常常工作到深夜。我们每拟好一段稿子都要送给他看。他都非常认真仔细地修改，并很快退回来。陈毅副总理向外国朋友介绍《东方红》时也幽默地说：这台革命的歌舞“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他导演革命的歌舞”。

实事求是地讲，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东方红》也确实需要有七伯这样一位敢于拍板的“总导演”。当时一些领导对建国前的文艺工作作出了错误估计，一大批优秀作品和作家、演员受到错误批判，一些优秀作品起初也不敢选用。比如，贺绿汀作曲的《游击队之歌》，甚至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况，最后还是周总理拍板才列入这台节目。七伯的态度十分明确：对事物要一分为二，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他甚至坦言：艺术家有失误，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失误？对人的使用，他坚持要一分为二。著名舞蹈家崔美善当时正在受到错误批斗，七伯拍板让她登台演出。他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果断拍板，但是，在如何表现八一南昌起义时，却非常慎重。他说：‘要写南昌起义，就写我的失败，不要歌颂。那个起义，当时没有经验，不清楚起义往哪走。要写毛主席，他领导秋收起义找根据地，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根据地， 所以后来分散了，主要部分到了井冈山。’他说不要写他。但南昌起义很重要，是表现我们武装斗争的开始。”最后，对“八一起义”做了淡化处理，只保留了一句话：“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而“秋收起义”则是完整的一场戏。

七伯身处高位，充满智慧，但为了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坚持原则，化解矛盾。他说：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执行铁的纪律的党，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只要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变，即使犯错误也还要团结，即使遇到一时的错误， 还要等待，逐步地改变。不能够因为有错误，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那就对革命不利了。

为了保护文艺界和知识分子，七伯做了不懈的努力。同样，为了让文艺界利用好《东方红》的“表现机会”，他尽心竭力，付出了许多心血，甚至亲自帮助修改解说词。9 月 25 日，《东方红》要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最后一次彩排，头天晚上，七伯还在西花厅办公室的灯下逐字逐句修订朗诵词。

1964 年 10 月 2 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首演，在军作为电视导演，在北京电视台同时进行了直播。《东方红》的壮观与盛大的演出， 在全国引起了少见的轰动。10 月 16 日，就在我国原子弹实验成功的同一天， 毛泽东观看《东方红》。这天的演出同样十分成功，所有演职员都表现得非常好。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还接见了 300 多名演职人员。我想，这应该是七伯十分喜悦和欣慰的一天。

遗憾的是，《东方红》的成功演出，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文艺界的处境。原来的计划中《东方红》的艺术创作和电影拍摄是有第二部的，准备专门写建国以后的成就。但是，它最终胎死腹中。也不可能有下文了。“文革”即将来临，所有的人都将面对一场长达十年的狂风暴雨。

“他既是国家领导人，更是知心朋友”

七伯对文艺界的关心，说到底是对人的关心、对国家民族的关心。

七伯多次向在军询问文艺界朋友的情况，了解他们有什么困难要帮助解决。我在一旁听到的就有：赵丹和他的女儿赵青、王昆、郭兰英、新凤霞、邓玉华、陆迪伦（海政文工团团员，苏振华夫人）等等。“十年浩劫”中，伯伯尽他所能，解脱了文艺界许多人遭受的苦难，周巍峙、王昆就是其中的两位。王昆说：“‘文革’中我们之所以没有失去对革命的希望，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总理，他使我们在逆境中看到希望。”她和周巍峙还说：“我俩经常在同一个晚上梦见周总理，在梦里，就像巴金老师重病时所说的， 总理就像站在我们面前一样。”

由于协助在军拍摄电视剧《百年恩来》，我有幸结识了文艺界的多位大师和知名人士：巴金、曹禺、臧克家、吴祖光、袁雪芬、张瑞芳、孙道临、秦怡、田华、于蓝、关山月、沈鹏、欧阳中石等等。他们都有发自内心的共同评价：“周总理不仅是一位伟人、我们敬重的国家领导人，更是我们的知己和朋友。”曹禺先生在临终前逐字逐句给我俩讲的心里话尤为动情：“总理很爱文艺界，文艺界也爱我们的总理，我们大家都爱他。”

电视艺术家秦怡含着热泪叙述的她的亲身经历：

1941 年在重庆，十八岁的秦怡刚出生的女儿菲菲瘦弱呕吐，七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并帮助了她。十三年后的东南亚电影节上，七伯遇到秦怡，关心地问她：“你的小菲菲身体怎么样：胃好不好，还吐吗？”秦怡说：“当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不住地流。女儿的事我自己都忘了，可总理还清楚地记着，连菲菲的名字也记得。”

秦怡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苦难的历程，就难以产生这样博大的爱心。周总理就是把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苦难历程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才会对所有的朋友、对所有的同志都怀有这样博大的爱心。”

“没有永久的分离，只有永久的思念。”秦怡的这句话表达了我国文艺界同时也表达了全国人民对恩来伯伯永远的敬仰与思念之情。

“于无声处听惊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得突然，势头猛烈，顷刻间全国风云突变， 人们茫然失措，我自己也不例外。

1966年 8 月 17 日，总政通知我参加一个临时召开的重要会议，部署驻军单位参加8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会议领导强调：“明天的大会很重要，毛主席要出席。”我们按规定到了会场后，感觉气氛有些异样：这是一次很少召开的百万人规模的大会，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都穿上了军装。会议进行中间，毛主席还被红卫兵戴上袖章。刘少奇主席没有像往常一样站在毛主席身边，而是位于一侧边缘。取代他的位置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却是林彪。

过后不久，街头开始出现“打倒刘邓陶！”“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语、口号，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各个单位和街头巷尾，老干部被揪斗、学校的武斗之风开始兴起。军队也不是世外桃源，“文革”烈火烧进了总后大院，我这个科长也被扣上“小当权派”“知情人”的帽子，被逼揭发交代“问题”。平时来往密切的同事，有的急忙同我划清界限。

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靠边站”的我被贬职担任一个临时任务：担任“红卫兵总后接待站”教导员，接待和管理来京等待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

伯伯为接待千万红卫兵呕心沥血

1966 年“8·18”大会上，毛主席欣然接受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又走下城楼看望现场的红卫兵。此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便纷纷要求来北京见毛主席。这件事正合了唯恐天下不乱的“中央文革”的心意，他们干脆提出，院校一律停课，全国学生“大串联”“闹革命”，来北京见毛主席的，吃、穿、行费用全免。这可不是件小事，可以想见要耗费多么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更有大量繁重的组织保障工作。对此，林彪、江青一伙概不过问，所有难题都压在了七伯的肩上。

毛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总共 1200 万人。全国交通生产系统本身正在“闹革命”、许多单位已濒于瘫痪的情况下，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原本已经穷于应付“文革”运动和生产中数不清难题的伯伯，增添了更沉重的担子。事无巨细，都要他来处理。

在毛主席第三次接见 100 万红卫兵时，北京各单位已普遍叫苦，伯伯不得不亲自表态：由中南海负责接待 1 万红卫兵，所需接待人员从邢台部队抽调。

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越来越多，不得不研究改成乘车检阅的方式，一次需要动用 6000 辆卡车，伯伯不得不下命令从邻近各军区调用。为了防止意外，他对行进的路线和方式做了周密规划，亲自指挥预演。每次接见，要在车上站五六个小时，毛主席已感到吃力。伯伯不但要陪同乘车检阅，前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由我带领的红卫兵，是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的一批。1966 年 11 月下旬，上一次接见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有250 万人，加在一起将近 400 万人。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绝大多数红卫兵穿着单衣，为了给他们解决御寒的被服，北京的库存物资全部调出来仍不够。七伯不得不调拨所需军用物资。由于七伯的崇高威信和高超的指挥艺术，遇到的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江青一伙从中找不出一丝碴儿。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已经严重影响国家的正常经济生活，毛主席他老人家开了口：还是原地闹革命好！在这个背景下，毛主席同意周总理提议，安排最后一次对 250 万红卫兵的第八次接见。

我名义上是“教导员”，实际上负责接待2000 名红卫兵。他们多数是大学生，也有只有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安排好他们的住宿就餐、编组训练、思想动员以及受阅的各项准备工作，难度不小。他们听前几批被接见的红卫兵说，由于人数太多， 在如潮水般汹涌的人群里，不少人并没有看到毛主席的真容。我只能说，按照上级部署和以往经验，最重要的是按照划定的位置就地坐好，当毛主席车队过来时，千万千万不能站起来，否则将互相遮挡。毛主席最后的这次接见安排在西郊机场。

1966 年 11 月 26 日凌晨三时，我带领 2000 人的队伍，徒步行军赶赴西郊机场。沿途挤满了红卫兵队伍，经过短暂的训练，我们这支队伍个个精神饱满，井然有序，一路高唱革命歌曲，提前到达指定位置，按照指令坐得整整齐齐。

五六个小时后，远处传来《东方红》的乐曲声，人流开始沸腾、涌动，“毛主席的车过来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这时身旁其他单位的队伍不顾要求和规定，一群又一群地站了起来，高呼口号，簇拥向前。我带的这列队伍很听话，开始端坐不动，终于按捺不住，逐个站了起来，但后边的人被前面挡住，什么也看不见，而毛主席的车队行驶速度较快， 不到一两分钟就从面前驶过。这样，我们这个行列中有将近半数红卫兵没能目睹毛主席的风采。身后女孩子失望痛哭的声音，已经压过热情的欢呼声。

在回总后的路上，不少人懊丧悔恨，责骂身旁的红卫兵队伍不守纪律。我很内疚，安慰大家，能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就是天大的喜事，他们都年轻，今后还会有机会见毛主席。这些红卫兵热爱祖国，热爱党，对革命领袖的爱戴和忠诚发自内心，但是当年受到了林彪、江青一伙“左”的思想影响。对青年的正确引导，确实是关系祖国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

保密室里的一场“战斗”

1967 年 1 月，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在全国掀起。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声势浩大地来到北京 “造反”。第二军医大学是总后勤部下属单位。“红纵”的第一个目标是砸开总后政治部保密室，声称里面藏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师生的“黑材料”。

这时，总后机关的“造反”也搞得热火朝天。我们政治部领导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掌权的造反派同院校造反派声息相通，但在是否砸开保密室的问题上却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无条件地支持和配合院校造反派的行动；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不可以泄露国家和军事机密，不同意砸保密室。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把我这个“半打倒”“靠边站”的秘书科长推出来，同院校造反派打交道，后果都由我负责。“红色造反纵队”的人挤满了总后政治部的办公室和走廊，保密室的门也被堵得死死的。我负责所谓的“谈判”，其实是变相的批斗，我被“勒令”立刻交出钥匙、打开保密室大门和所有保险柜。数百人举臂高呼：“谁要胆敢阻挡革命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造反派自认为在强大的声势和压力下，一举就可以达成目的。我想除非自己被打死，绝不会交出这块阵地。

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凌晨一两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纵队”负责人要把“总后的头头”揪来，让他们下命令。这时，临时主持工作的总后政治委员张池明和第一副部长张令彬就被带到现场。他们都是功勋卓著的老红军、开国将领，当然不会听从造反派随意摆布，但也不能同造反派硬顶， 一旦发生正面冲突，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我想出了个应急的主意，随即建议：“砸保密室和保险柜是严重违反军纪的大事，不但我们不能办，张政委和张副部长也无权下命令。最近中央决定成立了‘全军文革’，这样重大的问题何不向 ‘全军文革’请示？”

“全军文革”是 1 月刚成立的。当时“中央文革”炙手可热，他们的发号施令在某种程度上比国务院、中央军委还要管用。新成立的“全军文革” 由军委徐向前副主席任组长，江青任顾问。有“中央文革”的大背景，对“红纵”还是有一定威慑作用的。池明、令彬同志当即表示：这是个好办法。“红纵”的负责人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我找来保密电话，请池明政委向徐副主席秘书说明情况，事关紧急，我们等着回话。等到早上六点，电话铃声响了，徐副主席请张政委接电话。”徐帅对池明政委说：“保密室和保险柜储存的都是国家和军队机密，绝对不能动。二医大‘红纵’不是要查‘黑材料’吗？让你们秘书科派人把保密柜里的文件逐一拿出在原地打开，‘红纵’可以指定人从保密室门外通过玻璃窗从远处观看。中央、国务院、军委的文件都是红头文件，从远处也能看明白。其他文件，凡是页面有明显标题的可以排除是‘黑材料’。如果还有他们不放心的材料，可由秘书科、保密室负责人与‘红纵’负责人共同查对，确属‘黑材料’可交给他们或就地销毁。”

这样，总算按照徐副主席的指示，双方取得了共识。

不愧是足智多谋的徐副主席，在万难中帮助我们解了围。我按照他的指示，让秘书和保密员找来两张办公桌，放在保密室门口，摆上椅子， 请“红纵”负责人亲自“登台”查看。我们的保密员也按照规定办理。好几个柜子的文件，逐一查看下来已是上午八九点钟了。原本就没有什么“黑材料”，辛苦了十多个小时，“小将们”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只能悻悻撤退。

（编辑  季节）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研究隋唐制度渊源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他举南北朝时期北魏文字训诂学家江式的例子，“其家自西晋以来避乱凉州，文字之学，历世相传不坠诸事实，足知当日学术中心在家庭而不在学校”；不独江氏一族，许多秦凉学者的“家世之学亦无不与江氏相同”，因此，“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1]。

陈先生的这个“文化高于种族”的观点，虽为一家之言，但并不孤单。另一位国学大师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引用了许多例子，说明华夏与夷狄的分别不在种族而在文化。[2]

王朝更替与支撑国运的文化内核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认为，亡天下意味着以仁义礼智信这些元素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断裂。而历史上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为什么很快又兴盛起来呢？王朝兴替之时，很多东西都没有变，不要说制度上“汉承秦制”，甚至相当部分的官员都是前朝的，所谓“官仍其职，民复其业”[3]。这主要是国运没有衰竭，而支撑国运的核心要素是中国文化，是人力资本所蕴含着的文化这个“遗传基因”的作用。一个王朝快要衰落了，人们说它“气数已尽”，指的是一个王朝、一家一姓的政权更迭，而不是中国在一个疆域上、地理上、政治上、经济上特别是文化上的灭亡。我们平时所说的“国运昌盛”，指的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梁启超说：“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说中国的国运不是以王朝的更迭为标志，而是以文化的兴衰为指归。

纵观中华数千年的历史，王朝的更迭，是“气”，是“法统”；文化的兴衰，是“运”，是“道统”。“法统”与“道统”的分离，就是“气”与“运”也即王朝与文化的背离。一个王朝的“法统”，几百年之后也会灰飞烟灭，它是偶然性与特殊性；一种文化的“道统”，则可以延绵几千年而不中断，它是必然性与普遍性。“道统”即文化始终对“法统”即王朝保持着一种张力，一旦这种张力被打破，王朝的覆灭便不可避免，文化也面临着衰微的危险；“法统”即王朝只有吸收了“道统”即文化，才能持续地保持两者之间的张力平衡，王朝便处于兴盛状态，文化也会随之而兴盛起来。文化与国运，便在这种张力的平衡中一直持续下去。

从历史的实践中获取治国理政的文化基因

纵观人类文明史，其实只有一柄无形之剑：文化。人们常说的四大文明古国，其中的三个已经不复存在了，流传下来的只有文化。诞生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为人类带来汉穆拉比法典、楔形文字和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文明史延续2000多年；诞生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为人类带来象形文字、金字塔、几何学和历法，为古希腊罗马文明打下了基础，文明史延续2500多年；诞生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为人类发明了数字符号，只是由于被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才称为阿拉伯数字，文明史延续1500多年。这三大古文明都已灭绝。中国文明于公元前2800年前后发源于黄河流域，一直流传到今天。

文化的载体是语言与文字，文化的内容是思想与实践，文化的运用是治国与理政。这三者环环相扣，构成了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文化的“遗传基因”。中国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实践活动。我们需要从这些思想和实践经验当中总结王朝更迭的成败得失，最后的理论成果将成为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文化“基因”，这也是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中断的根本原因。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民族的血脉没有变，流淌在血脉中的智慧没有丢。

把人文世界拉回到自然世界，本质是一种文化达尔文主义。[4] 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两项基本原则：变异和选择。有机体的变异，源于基因的随意组合；能更好适应环境的变种，则获得较大的繁殖成功，适应力较差的就要付出代价甚至灭绝。在人类社会中，制度的变迁不像生物基因那样随机，其被选择的特征借文化而获得传递。[5] 传统思想文化根植于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古代思想文化对今人仍然具有很深刻的影响，这就类似于生物体的遗传基因的功能。

比如，在治国理政这个范畴内，中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用，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治国理政的理念已经经过千百年来实践的严格检验。今天的问题，恰恰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经过历史检验的理念一以贯之地付诸实践，在运用方法上习惯性地照搬，或者偏执化地丢弃。制度变迁存在着与生物进化一样的竞争问题，通过竞争可以对制度的选择产生压力，对制度的革新、借鉴和改革具有内在的驱动性。

文化成为国运“基因”的必然性

有学者认为，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天下观无法包括边疆或边远地区。其实，从大历史观考察中国的发展脉络，未必是这样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逐步形成“天下一家”的观念，无分远近，也无分华夷。文化，可以通过武力强行传播，也可以通过其文化吸引力让人自愿皈依，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怀柔政策。不论哪种方式，最终还是要统一在中国文化的范畴之中，这就是中国人的天下观的核心思想，也是文化中国比疆域中国更具有生命力的体现。文化高于种族和疆域，文化更超越时间和空间。

当然，从大的历史发展的镜像来看，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比如，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分配公平，更需要“抱团取暖”，需要发展生产，解决生存的问题。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财富积累不公平了，劳动力不够了，就出现了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没有商品交换，仅有奴隶是不够的，于是自由民增多了，人道主义有了萌芽，就向封建社会过渡。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商品流通与交换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多，封建社会必然要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架构，资本就是血淋淋地追求最大利润，严重缺乏人道主义与人类的终极关怀，因此，这种社会制度发展是有阶段性的，绝不会像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说的那样是“历史的终结”。这些社会组织形态，都是文化的内容。我们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看待历史，必须是在一个具有历史坐标的长时间内观察历史事实，否则，就会放过了核心问题而只是抓住了一些皮毛。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在其终结的末期，并不是由于国运即文化的衰败，而是由于政治领导力的下降。政治领导力主要表现在政策的贯彻力、局势的掌控力和民意的引导力。每一个王朝的末期都会出现中央政府（朝廷）的权威性大大下降，对地方政府（诸侯）失去了控制能力，随之而来的便是民意汹涌、人心思变，也就是人民与政府的离心离德。

历史的必然性，我们可以称其为文化“基因”的遗传；历史的偶然性，我们可以称其为文化“基因”的变异。有遗传，就必然有变异；有必然性，当然就有偶然性。一个个的偶然性连成线，就变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比如，美国新冠病毒疫情高发，搞得全国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个美国黑人弗洛伊德就因20美元的疑似假币而被一个美国白人警察折磨死了，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反过来使疫情雪上加霜。这个事件带有偶然性，但从美国社会历史和制度来说，强烈的种族歧视与严重的分配不公又使其具有必然性。文化成为国运的“基因”，便是这种历史的偶然性组合而成的必然性。变化，只有在“变”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地“化”；没有“变”，就没有“化”；只有“化”，才会产生久远的影响力，才会发生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变”。这也正是文化的本意，所谓“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文化自有其本身运行的惯性，政治周期自然会产生好的当权者和差的当权者。不管是好的还是差的，如果认为当权者可以主导文化和国运的流向，那都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尤其是权力的力量。文化与国运，都是思想的载体，只有思想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才是推动文化运行的内生性力量。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它是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是充满尊严的顽强！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就是一个巨型炼钢炉，即使有多少不肖子孙，即使出现过多少叛臣国贼，它的炉火永远烧得通红，外质一旦进入，其中的杂质就会变成一缕青烟消失，而其中的铁质就会锻造成为精钢，去伪存真，其内核便是独特的中国文化。

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更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而是历史与文化的传承者。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知道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这个过程不是“文化回归”，不是“复古”，而是潜意识里涌动着的文化自觉的情怀。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与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起一个有共识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文化氛围。对待历史，正确的方法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就犹如对待一个核桃，砸开外壳的过程就是去其糟粕，食用里面的果核就是取其精华。除去糟粕的过程就是吸取精华，而吸取精华的过程也必然伴随着除去糟粕。对于精华和糟粕的判断与取舍，这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

旧总是孕育着新，而新总是脱胎于旧。在传承的过程中，应该避免庸俗进化的观点，也就是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事实上，我们至今在一些方面仍没有超越中国古代一些贤哲的思想和认识水平，甚至还有所倒退。一种制度或一种文化即使是合理的，也并非意味着是一种必然；它们在今天“只能如此”，更不意味着在将来也会“一直如此”。历史从来不会终结，只能不间断地在时空环境中演化，只不过这种演化的流向不会是笔直的，有时甚至会出现较大的回流。 “历史往往意味着路径依赖、意味着制度惰性、意味着文化惯性，而对历史的超越则取决于人们刻意的选择和逆水行舟的努力”[6]。

文化自信，来源于历史丛林的足迹；国运昌盛，表现为现实世界的生机。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有诗云：“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拜西邻。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这首诗作为一把“钥匙”，可以打开许多人的“心锁”。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结尾的那段话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告诫后人，如不以历史为鉴，还会重蹈覆辙：“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的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

治国没有偏方，理政也没有秘方。每一个历史结点上发生的事情，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那是一幅静态的画。我们需要从近处听到历史潮流的涌动声音，有时候甚至还要观看滔天的巨浪。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从实践维度来看平常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根据问题导向来研究如何加以解决，而不能永远都是“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的静态景观。这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所携带着的文化基因对当代最为重大的价值。

（编辑  杨利红）

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思考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尽管《试论》被批判，但顾准是认真考虑批评意见，并且下功夫深入研读马列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述。主要心得：

1.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工资的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主张，社会主义不存在资本关系。但为处理生产中的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即“企业资产”—笔者注），就无法消灭经济核算。社会主义必须是迅速“成长”的扩大再生产，这就必须把生产过程视为价值增殖过程，也必须采取工资劳动、实行经济核算。所以，这种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国家资本主义”。

2.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国家的职能

马克思对未来公有制形式的设想有两种倾向，一是“公社制”，二是股份公司过渡到共产主义。但他没有对此深入考察，也没有见到任何关于全民所有制的讨论。他的出发点是劳动者对其所创造的劳动产品和劳动资料的外化、疏远化和异化的消除，工资劳动-雇佣劳动的消除。况且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生长在社会身上的赘疣。（《第一国际宣言》）

马克思强调有计划的调节，他设想由“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新社会的经济，必定不（应该）是仅靠官僚机构作计划调节的经济。

但现实中，依靠世界市场的大工业、联系全国和全世界的交通，以及地方性中小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等性质迥然不同的生产并存，必然要求全社会的组织协调。铁路工厂要交给全社会，然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的“社会”，不能不是国家，必定要求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

列宁主张消灭国家官僚机构，只留下社会对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指导。但对物的管理，恰巧就是国家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以上摘自《顾准文存（笔记）》）

（二）对 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评价

1、南斯拉夫：早熟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铁托-卡德尔实行的公社制，整个搬用了《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遗教，结果是不伦不类。铁托的办法是公社-生产；国家-统治国家（国防、外交等）。

要建设，短时期的宗教热情不可免。[1]缺乏宗教热情，接受外援，太早的自由民主而实际上又不敢自由民主，结果形成放荡，在经济基础上未能免此。

但南斯拉夫是勇敢的。无论如何，存在这个因素，总是推动着历史前进，最终彻底改造苏联官僚化体制也不可免。社会主义者无一个高度发展的民主机构，怎能胜过资本主义而令人向往？（《顾准日记》1960）

2、苏联：经济有发展，但依然是备战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是笨拙的、悉索献赋以供军备的发展。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积重难返，这本质上是一种浪费与窒息的制度，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利润原则”可以刺激消费品的增产，然而在中央集权、资源集中分配、军事工业优先的条件下，价格机制无法用于分配资源，利润也难以发挥其积极作用。深入动员资源，是由犯法分子和投机家做的，他们起了我们要求地方所起的那种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合法、范围狭隘，而且败坏腐烂了社会机体。（《顾准日记》1971）

（三）经济所时期的思考和写作（1962-64）

这一时期，顾准除社会主义会计学研究之外，还参加了当时所内外若干学术讨论，其发言记录或初稿，因政治运动，未能发表。

1、《和余霖同志商榷价格政策中的几个问题》（1964）

（1）价格水平的稳定，是平衡发展国民经济的结果，价格政策从属于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

（2）计划经济可以排除自由竞争，但不能排除价格中的需求因素。即使正确算出了价值（平均劳动消耗），倘若供应不足的产品生产并不增加，价格还是无法符合于价值。价格必须同时是社会承认的价格。有了消费者选择，价值和价格的经常背离不可免，这对生产的调节是有效的指示器。这样，价格才能不仅用以解决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同时也能用以解决生产和需要的矛盾。

（3）关于“定价原则”，主张采用资金利润率标准，并具体化为资金税制度。好处是有助于经济核算水平的提高、简化税制。

2、《粮价问题初探》

即合理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理顺工农两大部门的关系。顾准对此课题很关心，数易其稿，监督劳动中也念念不忘（惜终未定稿）。

作者认为当时（20世纪60年代）粮食购销价格偏低，不利于农业增产，不利于缩小工农劳动者报酬的差距。具体主张：

（1）提高粮价，相应提高低工资职工的工资，高工资职工的工资则不予调整，借以缩小高低工资差距。

（2）针对“降低工业品价格，粮价及其他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动”意见，作者认为这无助于缩小工农业收入和职工之间收入差距，实施难度大，且不利于工业增产。

（3）提高粮价有助于促进计划生育。

（4）实施前要有财力准备，过渡期略降投资规模，其后工农业可以平衡并加快速度。

3、会计学研究

顾准经过调研，就20世纪60年代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提出以下意见：

（1）现行会计制度，照搬苏联办法，以国家财政系统监督控制企业的流动资金运用为中心，限制了企业会计发挥其应有的企业经济核算中心的作用。企业财务应该是“经营基金循环”的计算体系、成本利润计算体系。

（2）国有大型企业内经济计算分归计划、统计、财会三处负责，无法集中反映经济信息与核算。应按照《工业 70条》精神，精简机构，发挥总会计师作用，使企业内的经济管理与财务核算一元化。要减少繁琐监督，让企业自己严格权衡各种措施的经济效果，经过总会计师制度的贯彻，大大加强企业经济核算制。

本着上述意见， 1964年春顾准写成《社会主义会计中几个理论问题》。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会计原理》书稿，是为协助当时大学会计学教材改革和会计学制改革，因运动未完稿。1984年知识出版社出版。

4、参与孙冶方《关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的讨论，提出“不仅把企业的折旧基金全部用于新建企业是不合适的，限制老企业的设备改良也是不合适的”；主张减少繁琐的监督，加强企业经济核算制度。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

（四）“文革”期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构想和展望

1、除非经济发展的速度，足以吸收城市及龄劳动人口后，从农村中吸收愈来愈多的劳动人员，农村的贫困化是不可免的。根本的办法是节省每一文钱建设工业和交通，扩大就业。只有在获得一个有利的起步点后，国内市场的形成、农村劳动力向工业交通的转移、农村所需机械装备的增多、农业增产这一系列因素才能相互促进，从而促进全部工农业生产。

2、20世纪中后期，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新技术。新技术减低产品成本和设备投资的价值，使工资水平较低、同时已越过“起飞阶段”的国家，能够迅速追上先进国家。

3、30年代后，先进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大大降低了它们的农业成本。可以推论，土地资源相对不足的亚洲国家的前途，只能是工业化——日本是范例。

未越过起飞阶段的国家，无力参与这样的竞争，因为当代的根本问题已经是技术。

国家太小的，参与这个竞争对世界经济所起的作用太小。唯一有资格这样做的是中国。（《顾准笔记》1968.1.22）

4、中国经历了戊戌-五四-20世纪30年代，完成了人力资本的过渡工作，为50年代的大学、科研设计院所和现代化工厂做了准备。虽然水平还不高，已经能够搞出原子弹和若干国际水平的发明了。问题是很好地运用他们的力量，不要糟蹋他们了。这样的劳动力的供应弹性是无限的。

5、30年内，如果经济顺利发展，工业经济的劳动力将达 3亿-4亿人，即城市人口将达 8亿-10亿人。耕地与人口的比例，精耕水平将达到或超过今天的日本、西德和荷兰，然而粮食原料仍将有相当大的部分取决于进口。

这样，不仅国内粮价，世界粮价也将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将促进世界南方地区精耕农业的发展及矿产原料的开发。这时候，世界将以中国为中心而活动。（《顾准日记》1970.9.22）

中国的工业产品不仅将占领一切不发达国家，还将直接涌进不论多高的关税壁垒的美国。库图佐夫曾说，让他们（拿破仑大军）吃马肉。我们应该说，让 Detroit变成Manchester。（《顾准笔记》）

资产阶级学者悲叹中国资源贫乏、人民贫困；至60年代，言我国经济发展前途者，主导思想是广泛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自给的国防工业体系，一半人口在农业、农产品自给的工农业大国。这其实不能摆脱农村贫困和农村人口增殖率无法抑制的困境。

人口与农业资源的平衡，在我国是可以达到的，但必定要通过一个发展工业，仰给外国，然后以先进的科学和机械装备农业的过程。亚非拉后进国家要打破新殖民主义的限制作用，真正做到经济独立，都要通过这个过程才能达到。（《顾准日记》1970.9.22）

（五）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西现代化比较

1、马克思并不企图作出原始公社、奴隶、封建的三分法的铁硬框框。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一个公式套得下去的。

2、欧洲近代城市及“市民（资产阶级）社会”的兴起，是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和法权传统的产物。

资本主义，作为产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结构能够生长出来或不能够生长出来。

近代产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是多种历史因素凑合的产物：航海商业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强大的武装；商业本位的基本国策；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激起的崇尚节俭的清教徒意识，以及取消国家外贸垄断后私人企业的兴起。多种因素的综合与发酵，导致了产业革命的勃兴。

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新型文明和先进生产方式首先在一国发生和兴起，然后传布于世界。

3、中国历史上没有条件产生出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这是中西文明传统的极大区别之一。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的历史根源。

家族主义是农业社会的固有的意识形态。家族主义扩大起来变成诸侯的社稷，征伐兼并，必然走向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庞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它窒息创造，所以不适合 17-19世纪世界的突飞猛进。唯其存在久，功绩大，所以丢掉也慢。

人类文明总是互相传播、互相渗透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只有肃清专制主义传统，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顾准笔记》）

4、先进国家发展提高工资水平，后进国家的低工资水平使它们竞争能力强，积累率高。20世纪70年代后德日迅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是美加澳型——广阔无垠的土地，家庭农场的大农经营，造成高工资的底子，促使工业的高度机械化，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结构发生一系列变化。

5、20世纪后，不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 50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等。

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鼓励事业精神和牟利动机，同时也带来残酷剥削、和穷奢极欲的强烈对比。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已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顾准文稿》、《顾准笔记》）

一些题外的话

（一）笔者青年时在内蒙古务农做工，1985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之后长期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工作。少年时不谙世事，成年后才深感先父之人格和治学精神的可贵，理解他学术思想的价值。

先父青年时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人民革命运动，他为此而自豪。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个人屡遭不平直至被打入“另册”，但内在精神与人格傲然挺立，命运的坎坷不能消磨追求真理的信念。他以天下为己任，读书思考不停，笔耕不辍，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笔者当年亲历家庭悲剧，多年来时时自省，内心不能安宁。往事已逝，此生唯有承继先父精神人格，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诚实做人，认真做事，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二）独立思考，细致严谨，穷究根底，不迷信任何权威，敢于坚持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陈云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真正付诸实行，谈何容易！

先父对马克思是非常尊敬的，但他并不迷信，不拘泥于马克思的个别结论。《顾准笔记》中有大量篇幅是对《马恩全集》的评注。一切现成的权威理论，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经受“经验”的评判，一切理论性的判断，只能通过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深入探索而得到，而不能照抄经典教条。这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

（三）顾准的著述写于20世纪50-70年代，那时他的学术思想是超前的。时代在前进，当年他很多思想成果，今天已成为社会共识，或被后来者超越。今天的人们，积累了足够多的实践经验，面临着全新的时代问题，众说纷纭。顾准的思想，自然要接受今天人们的评判和批评。

顾准学术思想的形成，不可能脱离当时所处环境和当时的时代问题。他在对中西方历史、哲学、政制的比较研究中，更欣赏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源头的欧洲文化与政制传统，对中国文化与政制传统，则多持较为负面的评价。他主张人类文明应该相互借鉴渗透，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

他主张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一元论和惟理主义。讨论具体领域问题，则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

“平等这个概念，无非来自人们……生活的相对困苦所引起的一种不平的冲动。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每一时期都能形成一种把诸多冲动约束起来的某一秩序（相应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当反抗所提出的要求，如经济基础的变化所能够接受的时候，这就是革命。没有反抗，就没有进步。”（《顾准文集，逻辑与神学》）

顾准认为，人类历史总的基调是进化，革命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百年来世界历史，社会主义的、大革命的模式（1789-1870-1917），和资本主义式的渐进变革，两大潮流实际上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般强大的冲击力量。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向它的反面转化。”《顾准文集，民主与终极目的》

有学者认为，顾准的思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继续，这个评价不无道理。他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多元主义-自由主义，但绝非拜倒在自由主义脚下。对待历史，同样要实事求是，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自大主义都要不得。

（四）必须指出：顾准的笔记、日记中的议论，是当时环境下个人思考的记录，这些意见是否都可以看作成熟的学术观点，需要仔细加以区别。兄弟间的通信文字中，有时不免流露情绪的波动，对此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是有必要的。

（五）立场和道路问题是根本问题

顾准在青年时代义无反顾参加革命，是出于救国救民的自觉。尽管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蒙受冤屈，但他为国家谋独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

1959年，在河南信阳水库工地，顾准目睹政策的错误和基层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造成农村普遍饥饿和灾难性后果，激起他的极大愤慨，以至多年后，在审查监管中写的“交代”中，还压不住激愤的情绪。

他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中，对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历史给予积极评价，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主张资本主义。他在该文结尾处提出如下问题：

“资本主义把社会积累‘委托’给资本家。这种积累，资本家有权无限制地加以动用，即使他‘忍欲’了，这份积累还可以变成坐收利息不劳而获的特权。

“现在世界上一切新兴国家的现代化，都面临这么一个大问题。新兴国家怎样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了。”

（六）当今有些人，习惯性地把“全盘私有化、非计划化”，当作心目中的“改革目标”和“市场化”的指标。

21世纪初以来，关于改革开放的路径、目标的争论，时起时伏。常有人提问，“市场经济第一人”的顾准，对今天的争论会说些什么？

笔者重申：第一，顾准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实行指导性计划之下的市场竞争。称他为“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更为恰当。第二，顾准的思想已定格于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不宜过度引申。

笔者曾经向媒体人表示：顾准思想的实质，一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致力于国家富强；二是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

顾准在主张“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驱动市场竞争的是“恶”（利己主义）的力量。经济学要不要讲道德？对市场经济原动力的利己主义，是放纵还是节制规范？

“利己主义必不能放纵，利己主义先天地并不和 Public Good相一致，利己主义必须用法律制动限制到使它只能向有益于 Public Good的方向起作用，犹如利己主义必不能全部否定一样。反过来，私有财产的废止，尽有既不利于 Self-interest，又不利于 Public Good的。若认为私有财产的废止只要彻底了，Public Good就到了最高境界了，都是错误的。”（《顾准笔记》第 280页）

据我对先父性格的了解，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对损害群众利益的坏事疾恶如仇。改革过程中曾一度泛滥监守自盗式MBO、损害国家主权向外资贱卖骨干国企的逆流，以及“吐痰论”之类无耻说辞。我相信，顾准对这种假“改革”之名危害社会根基的逆流，绝不会赞同。

一个曾经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的革命者，不可能跟那些不择手段推动私有化的蠹虫们为伍的。

（七）顾准是始终如一的爱国主义者。他热切希望国家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迅速增强国力，以独立自主的大国身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6年前，先父仅仅因为在中苏联合考察中维护本国权益，而被整肃。他最看不起的是对洋人卑躬屈膝、处处仰赖外人的软骨头。改革开放后，不少国人一度盲目崇拜美国西方，把西方制度和理论奉为“真经”、“精神家园”。

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顾准对世界格局的调整和美国对华战略意图是敏感的。1972年年底，他读到费正清《新中国和她同美国的关系》一文，立即写了一篇评论：

“此文中心思想是企图指出：(1)中国的历史和现在是内向的，(2)中国将长久地保持为一个农业国家，(3)现代化工业在中国建立不起来，(4)中国的知识分子驯服了。结论：内向的（应读作闭关自守的）、农业的（应读作落后的）的中国，不仅对美国无害，而且正好做美国棋盘上的卒子。

美国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和西欧日本的经济竞争的威胁。中国在防卫外敌方面是有效的，这对于美国牵制苏联是有利的。而内向的、农业的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西欧日本以外另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迅速现代化，不做美国棋盘上的棋子！”[2]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说过：“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它的附庸。”[3]

1970-1971年还是“万马齐喑”的年代，顾准就在不断思考和展望中国未来工业化道路和经济科技发展的光辉前景，他对未来中国的经济起飞充满了期望和信心。

这个期望和信心绝非凭空想象，因为他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中华民族崛起的必然性。他当时预言：

“后代的历史家将要发现，中国积一百年的斗争，打败日本站起来以后，天命中国（将）要崛起于世界。”

“1958-1964年中苏间的戏剧性事变，是中国从世界历史的消极角色，进入积极有为的角色的地位。这是中国必定要走的路。（走上这条路的过程，伴随了毫不必要的浪漫主义发作，作了完全无谓的牺牲！）”（《顾准日记》）

“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顾准文集》）

先父今天如果还在，应该欣慰地看到，他在半个世纪前的期望和预言，现在已经部分成为现实。

（编辑  季节）

与孙维世、金山一席谈

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曾是朱德同志的结拜兄弟。恩来伯伯在欧洲建党初期，在德国同时发展他俩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孙炳文，被国民党反动派用腰斩酷刑杀害。维世和哥哥孙泱在母亲任锐抚养下长大，妹妹新世由姨父、姨母带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维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七伯、七妈认她为养女，孙泱被朱德同志认为养子，一同带到延安。

许多人以为恩来伯伯和颖超伯母有许多养子、养女，实际情况是，他俩确实关心、照顾了许多战友和先烈的后代，但正式认为养女的，也就是维世大姐。

维世大姐长得清秀、美丽，为人直率开朗、热情大方，在亲切稳重中略显清高。当时我们就听说林彪在莫斯科时追求过维世，但她不屑一顾，断然拒绝，说明她性格中高傲直率的一面。

维世十六岁那年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随后去了延安。七伯、七妈对她关心爱护备至，要求也很严格。送去苏联学习的人里本来没有她，还是伯伯坠马骨折赴莫斯科治疗时，她到机场送行，看到来了架大飞机还有空位，临时要求七伯、七妈带她一起走。七伯说，这事他可决定不了，得请示毛主席。她找了匹马，一路跑回窑洞找毛主席求情，主席答应了，当场批了个条子：“同意孙维世同志出国”，接着他又自问自答：“出国做什么呢？”于是又添上两个字：“学习”，成了“同意孙维世同志出国学习”。她骑马赶回机场，飞机的发动机已经启动了，差一点没有走成，她是穿着草鞋跳上飞机的。她在苏联先上了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后来又到莫斯科戏剧学院学习导演专业。

我和在军让金山谈谈他是怎样把维世追到的。金山说，维世在导演话剧《保尔·柯察金》时，挑选他当男主角。这是新中国第一部规范地运用苏联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编排的话剧。他起初认为，自己也算是闻名全国的大明星，担任这个角色游刃有余，想不到维世导演处处求全责备，话又都说在点子上，他想到的还没有说出来她就提到了，而且水平之高超乎他的想象。在排练过程中，双方不但在艺术上取得默契，相互间也产生了感情。他觉得维世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导演，维世认为他是她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演员。结果，《保尔·柯察金》这部戏取得圆满成功，同时也促成了他俩的恋爱和婚姻。

金山早在解放前就是闻名全国的“大明星”。小时候我看过他主演的电影《夜半歌声》，戏中的宋丹萍倾倒无数观众，影片中的歌曲《夜半歌声》《热血》《黄河之恋》也“醉”倒许许多多人，连小小的我也能跟着大人哼唱。抗战胜利后，由他导演、张瑞芳主演的影片《松花江上》，是一部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推动进步思潮的佳作，获得广大观众好评。金山是193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在解放战争关键时刻的国共谈判中，他受党的委托，应李宗仁邀请担任国民党代表团的“顾问”。他性格率直坦荡，嬉笑怒骂，挥洒自如，天真得像个孩子。

维世姐听我回忆在上海“周公馆”初见七伯的经过后，深有感触地说：“爸爸、妈妈对我们烈士子女和对自己的侄儿侄女，在感情的天平上是一样的。但他们对烈士子女的照料，比对你们的照料更周到得多。在战争年代那样危险的环境中，他们把能够找到的烈士子女，大都送到延安或苏联学习，自己就是其中一个。有些烈士子女还是他们专门派人从敌占区找到的。他们对革命后代的爱，实在是一种光明磊落的爱。”维世和金山相爱甚深，在艺术事业上双方都几近巅峰、相得益彰，中间虽遇到一些变故，总算是历尽劫波恩爱如故，是艺术界一对难得的佳偶。

正是由于七伯、七妈对维世的深爱，她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江青嫉恨维世，因为维世清楚她20世纪30年代的丑恶历史，又曾在苏联为毛泽东担任翻译。叶群嫉恨维世，因为林彪曾苦苦追求维世，却遭到拒绝。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维世在“文革”中不可避免地陷入江青、叶群的魔掌。维世被非法逮捕关押后遭受了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老艺术家、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原院长吴雪哭着对我和在军说：“孙维世挨打的样子，现在还活生生地显现在我眼前。那个时候人家打她，打得她在地上滚……（吴老院长哽咽落泪，说不下去。）当时我们都是受迫害的，但她挨的整更厉害，被往死里打。人家知道她跟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关系，他们恨总理！”

维世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新中国儿童戏剧的奠基人。她去世时才四十八岁，正是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黄金时期。在“四人帮”摧残下，这颗在戏剧艺坛上冉冉升起、熠熠生辉的明星就此陨落，令人万分痛惜！

金山同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老艺术家，他专长于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典型人物形象，身怀巨大的激情和强烈的感染力。尤为难得的是，他始终对人生对艺术有一颗赤子之心。“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样受到江青一伙令人发指的迫害，被关押批斗多年，直到释放出狱才得知维世的死讯，他悲恸欲绝。尽管如此，他一片丹心未改，又全身心地投入刚刚复苏的文艺事业，此后又与维世妹妹新世相濡以沫，结为伉俪。中央相关部门让他牵头组建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金山为此不止一次约在军商谈，希望同她一起做这件事。最后一次与在军通电话时，还谈了他的具体设想，约好在一两天内见面详谈，十分热心和迫切。不料就在通话后第二天晚间，他因脑出血紧急送医院抢救，最终不治。这位为党的文艺事业立下赫赫功勋的老同志，在即将再显身手的前夕不幸故去，我和在军深感哀痛和惋惜。

“苟利国家生死以”

1958年“大跃进”时，我在北京参加总后勤部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与到会同志一起，去天津参观亩产“万斤稻”的水稻田。亲眼看到：七八岁的儿童能躺在密不透风的稻穗上，稻田周边架上电线，用发电机照明，鼓风机吹风，因为稻子长得过密，不得不用人工光照和通风。这明明是异想天开，那时却无人质疑。我也深信不疑。

在北京，我还参加了“土高炉”炼钢。1958年全国钢产量的指标定为1070万吨，比前一年翻了一番。在全国炼钢的大高潮中，《人民日报》每天头版用特号红色标题，标明前一天钢铁生产的进度。为了完成任务，接近年底的一两个月，家家把铁锅、铁勺都交出来，送进“土高炉”。1958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大字标题：全年钢产量1108万吨，超额完成任务！全国人民欢天喜地，心中悬着的一大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这种违背常识的行为，当时不仅很少有反对意见，而且一片赞叹之声。在人为的狂热中，恩来伯伯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又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典范。这期间，在西花厅里偶尔听到我们谈论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七伯从来不插话、不表态。但我能够感觉，这一阵子他的心情不好，少见笑容。

三年困难期间，恩来伯伯为维护国计民生尽心竭力、鞠躬尽瘁的情况，我是多年后从总理当时的经济秘书顾明同志处，才得知一二。

1972年初，我奉命参加一个文件起草小组，与伯伯的原经济秘书顾明相处了半个月。顾明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伯伯身边工作多年，时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他同我谈起三年困难期间七伯的艰难遭遇。顾明说：

在1956年，研究当年经济预算时，总理不同意追加20个亿的基建预算，避免经济过热、物资紧张，被批为“反冒进”。当时，他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总理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履险负重，艰难前行，尽力减少“大跃进”造成的损失。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总理深入农村和工厂亲自进行调查。湖北提出，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武汉《长江日报》登照片，说亩产已达4万斤。天津杨柳青大队说亩产10万斤。总理亲自去看了，一句话都没说，他无话可说。调查后发现，这是把60亩地的稻子铺到一亩地上弄出的“高产卫星”。浮夸风加上自然灾害，造成全国性的粮食紧张。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理列举实例，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社会普遍不赞成大办公共食堂。终于得到中央批准，1961年夏收后解散了公共食堂，口粮分配到户。

工业方面的情况同样骇人。为了完成炼钢指标，鞍钢提倡“思想解放”，烧掉许多规章制度。河南为了炼钢，把公鸡几乎杀光，用公鸡毛做风箱。大批树被砍掉，农村里连寿材都拿来炼钢。

河南省委书记说，炼出了500万吨钢，总理派我去调查。我和冶金部长一道去看：根本不行，当地农民根本不懂。土法炼钢，这是秦始皇时代的方法。回来汇报时，给总理带回一块根本无用的“海绵铁”，总理将它摆在办公桌上，一直到去世的时候还摆着。

对当时的浮夸风，你伯伯虽然不同意，但中央指示又得执行。所以他用自己的办法进行补救，每周开一次钢铁生产情况汇报会，自己也参加炼钢铁，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还调了一万多高中程度以上的学生包括大学生，到各地帮助分析铁矿。四川有几百万农民上山搞土高炉，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割。总理下了决心：“马上下山”。

吃饭问题是国计民生中头等重要大事，“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四川是农业大省，又是人口大省。几千万农民上山炼钢，把成熟的庄稼烂地里，自身又要消耗大量粮食，在已经出现全国性粮荒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多么荒唐。但是，在“全民炼钢”的高潮中，一举撤下炼钢第一线的几千万人，这个逆潮流而动的重大举措，对于已被扣上“右倾保守”帽子的伯伯而言，又需要多大的勇气，要承担何等的风险。恩来伯伯一心想的是以人民的利益为重，遑论其他！

当时七伯亲自抓全国的粮食调配，一个一个地方地过问。国家粮食部记录在案：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周总理找粮食部领导和有关部门谈话、研究多达115次，其中1960年51次，几乎每周一次。为确保全国各地的粮食供应，他亲自拟订了一个粮食调拨计划表，在保存下来的这个报表中，伯伯亲自修改的笔迹有994处，有用红蓝铅笔标注的，有批注、修订的，还有用算式一个一个小数点计算的。这是他为人民呕心沥血的历史记录。

七伯还自己下到矿井调查，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召开煤炭工业会议，这个会连续开了两天一夜，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比如河北省的煤都用来炼钢了，农村把桌椅板凳都烧掉，在七伯亲自过问下及时得到纠正。

七伯在重新获得经济建设的发言权后，进一步纠正“大跃进”的失误。1960年冬，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具体实施后，从根本上扭转了“大跃进”造成的浮夸风。我听传达说，为了克服困难，七伯和陈云同志还想了很多点子，比如拨两万吨橡胶制作鞋子，进口古巴糖制作高级糖果，进口伊拉克蜜枣敞开销售，改善供应，充实国库。从此，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走上正轨。

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的七伯，不禁使我想起林则徐写下的感人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自1958年中央南宁会议批了“反冒进”，特别是“大跃进”的浮夸风在全国兴起之后，“实事求是”的话谁都不敢提了。七伯在这个时候，给晚辈上了一堂应该怎样做人的政治课，道出了他在任何情况下坚守的原则底线。

七伯所言“凡事要实事求是！”短短一句话七个字，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坚持一辈子。

躬亲研究

1960年3月，首都北京发生一起轰动全国的特大诈骗案，案犯伪造毛主席指示和周总理批示，从人民银行总行骗取了20万元巨款。幸运的是，此案立案后第十天即告破获。犯案人员是外贸部工作人员王倬，当即被捕法办。全国人民额手相庆、引为大快。但人们并不知道，此案是在周总理亲自过问下才得以迅速破获的。我和在军是七伯着手调查此案的早期咨询对象，对有关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伯伯又一次“破例”

1960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成元功电话通知：七伯让我和在军即刻去见他。

我俩赶到西花厅后，七伯招呼我们在长条桌旁一起坐下。七伯说：“今天找你们来，有件事要问问情况。”什么重要的事，值得七伯紧急召见并亲自询问呢？我接过七伯递来的文件夹一看，原来是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几天前发生的一起重大诈骗案的通报和有关附件，我和在军在各自单位已经听过传达。

这是建国后发生的最大诈骗案。这年的3月18日，案犯冒充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拿着伪造的国务院请示件批文，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款。文件的大体内容是：主席办公室电告西藏活佛来京讲经，主席嘱咐拨款修建西藏寺庙，表明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周恩来”，下面注明几点具体要求。银行工作人员见后不敢怠慢，紧急筹措了20万元现钞，装了整整两麻袋，当晚在民族饭店交付一个自称“赵全一”的案犯。

七伯对这起诈骗的得逞极其震怒。当时处在经济困难的艰难时刻，全国人民正节衣缩食、勒紧裤带过日子，七伯对国家的每一笔重大开支都亲自过问，严格把关，为节约每一分钱、每一粒粮食操碎了心。这个丧心病狂的罪犯，竟然一次骗取20万元的国家财富。

同样令七伯生气的是，这笔巨款被骗得不明不白。银行工作人员没有通过任何正式手续，也没有经过主要领导批示，乖乖地按照案犯提出的要市场流通旧票、拾元券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当晚七点前务必送到等无理要求，辛苦忙碌了一整天，准时送到指定地点交给罪犯。七伯气愤地说：“这真是咄咄怪事，荒唐透顶！”

这起重大案件，过了六天才报到总理处。七伯当即指示公安部列为重大专案，限期侦破。

七伯着重问了我们两个问题：一是，公安部下达的案情通报和附件看到了没有？你们单位是怎样传达贯彻的？群众有什么反映？二是，案犯伪造我的批示和签名，你们看，像不像我的字？

对第一个问题，我俩回答，所在单位已经传达了北京市的通报和附件，发给总后的文件还是我经手办的。群众对这起案件反映非常强烈，一致认为，这个罪犯不但丧心病狂，罪大恶极，诈骗手段也极其恶劣，为解放以来所罕见，迫切期望政府尽快破案，绳之以法，缴回巨额款项，减少国家损失。也有人初步提供了一些线索。

第二个问题，七伯主要是问我。他拿起伪造的请示件和影印件，又重复问了我一次：“尔均，你看这个伪造的文件有什么特点，‘批示’像不像我的字？”

我思索了一会儿，回答七伯：“伪造的‘请示件’用了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装进国务院的信封，内容也近似机关行文的特点，从这几点来看，有可能与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有关。至于伪造的您的批示，如果是我，一眼就能看穿，百分之百是假的，差得远呢！但是如果并不熟悉您的字，看后会想，既然是周总理的签名，还能有错？这就有可能认为是真的。”七伯听了点了点头说：“你说得不错，这哪里像我的字。有些人就是盲目迷信领导，只唯上不唯实，一看是周恩来的签名、批示就深信不疑，连最基本的请示报告程序也放到一边去了，这样大的一笔款项，完全应该按章办事、逐级报告、认真查对后才能办嘛！这件事，既暴露了我们制度上的漏洞，又暴露了思想上的问题。”

当时，我心中所想但没有说出的是：七伯的字苍劲雄伟、刚劲有力，又秀美隽永、神韵饱满，正书端庄凝重，有如颜碑，行书行云流水，形似羲之。不仅功力深厚，而且他写字如同做人，极端严谨认真。听成元功说，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总共150个字，七伯整整写了40遍才定稿。至于国家财政拨款，他一般都委托主管财政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审批，必须经他手的，定是慎之又慎。七伯曾对外贸部部长李强说：“要学《十五贯》中的苏州知府况钟，下笔千斤重。”谁能想到，这个大蛀虫，恰恰出在外贸部。

事后查明，这个诈骗犯模仿总理笔迹，倒也下了一番功夫，临仿了一个多月，可是，书法家造诣寓天赋与勤奋于一体，并非仅靠时间所能模仿。书画匠毕竟不是书法家。案犯伪造的笔迹与七伯的书法相比，其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发动群众和专门工作相结合

在七伯亲自过问和具体领导下，十天内案件即告侦破。罪犯是外贸部出口局工作人员王倬，解放前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参加过三青团，解放后混入革命队伍。为实施这次诈骗活动，王倬将七伯手书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秘密模仿准备了两年，全是一个人独来独往，连妻子也不知情。结果，他的这次诈骗成为一场水中捞月，诈骗得来的巨款，自己一分钱还没来得及花，就被戴上了手铐。

七伯在指导侦破这起重大案件的过程中，显示了过人的智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我体会，有许多方面值得很好地学习：

首先，对重大事件他必定亲自过问，亲身调查研究，而且在选定调查对象方面，有其特定的考虑。七伯为什么找我和在军了解情况呢？想必是因为我在军委总部领导机关工作，在军在国家新闻媒体北京电视台工作，分别处在军队和地方接触及反馈信息的最前端，从我们这里能尽快地了解到案情通报下达后各单位贯彻落实的情况和群众的不同反映。同时，鉴于我长时间从事文秘工作，可以帮助他印证案犯伪造总理批示和签名的可信度。

其次，七伯高度重视专业部门的工作，亲自指定对侦破刑事案件有丰富经验的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接手此案。他根据七伯的指示，改变了起初侦查面铺得过宽，集中力量查找中央财务系统方面的线索，特别是能够接触国务院信封、请示件用纸和熟悉财务工作规律的有关人员。很快查明，案犯使用和仿照的信封和专用的公文用纸，都来自国家外贸部，这就大大缩小了排查范围，通过比对笔迹，罪犯很快露出水面。

再次，按照七伯的指示，在这次侦破案件过程中放手发动广大群众，打了一场“大清查”的人民战争。北京市在全市军民中逐个排查案发当天下午全市所有人的行踪，与旁证相结合，无一遗漏，并把有关信息、案犯伪造公文以影印件广泛下发各地，与广大群众直接见面。群众被充分动员起来，到处是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很短时间内提供了大量有用的线索：外贸部对外局的人员反映，科员王倬近来情绪反常，频频请假；王倬家的邻居检举，他家的烟囱一直冒出浓烟、一股焦味，有销毁衣物嫌疑。王倬在回答当天行踪时慌了手脚，支吾其词，说了假话。把所有这些疑点集中起来，再通过比对笔迹，确认他就是诈骗案的罪犯。当公安干警破门而入，加以逮捕时，王倬正在手忙脚乱地销毁诈骗得来的人民币，仅烧掉8000多元，其余19万余元全部查获。

最后，七伯通过这起案件的发生总结经验教训，查找薄弱环节，完善政府工作中各项规章制度，堵塞一切漏洞。七伯在获悉案情后第四天就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讲话强调：“北京出了奇闻，要人民银行总行直接支付20万，我从未批过一个条子要直接支款。提醒各机关注意，机关里不留负责人无论如何是不许可的；如果今后再发现哪一个机关不留一个部长、副部长在家主持工作，就要追究。总得有个全局观念，一旦有些突然事件要处理，家里没有负责人不行。”

七伯的这一指示，直到今天仍然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对保证各级领导机关工作的正常运行，防止出现失误，起着重要作用。

这起重大诈骗案，王倬是唯一的犯罪人，由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对金钱的贪婪是万恶之源

事情过后，七伯说，这起案件要吸取的教训很多，这个罪犯坑了国家，害了自己，实在是死有余辜！

七伯在自己的生活中从来远离金钱，他和七妈把工资交给卫士长管理，除生活必需的开支外，用于资助有困难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其余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七伯的卫士、后来任七妈警卫秘书的高振普，把他保存的最后一份工资单送给我们举办的“缅怀周总理珍品展”展出。他说：“周总理的工资每月人民币400元8角，邓大姐的工资每月347元5角。从1958年到1976年，

两人工资共16万多元。其中近5万元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邓大姐说：这样做，既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也给国家减轻了负担。另外决定，多余部分，凡够5000元就交党费。周总理1976年去世时，两人总共积蓄5100元，所余积蓄都交了党费。”

这就是七伯、七妈对待金钱的态度。

七伯在同我俩交谈时笑着说：“陈毅同志把他写的一首《七古·手莫伸》送给我，让我提意见。这首诗的前几句给我印象深刻：‘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写得好！”

是啊，陈老总的诗，道出了亘古不变的真理。六十多年前发生的那起重大诈骗案和伯伯所采取的英明措施，至今仍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份活生生的教材。它告诉我们：决不能让金钱的罪恶沾染神圣的大地，决不能让贪婪的追求遮住了双眼，人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始终要把道德操守和精神追求放在首位。

让我们牢牢记住这句言简意赅的警示：“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编辑  季节）

先父顾准（1915-1974年），是国内知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他是新中国最早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学者之一。

顾准是上海人，少年时因家境贫寒，12岁辍学，经人介绍到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在立信工作 14年，他勤奋钻研会计业务，自修经济学等课程，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数部会计学著作，兼过大学讲师和教授。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一二八”抗战。目睹深重的民族灾难，顾准置已有职业地位前途于不顾，奋起投身救亡运动，团结进步青年，研读马列主义，宣传爱国反帝。193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会计师职业为掩护，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顾准进入敌后根据地，先后在苏南、苏中、山东解放区做地方财经工作。1949年在华东财委、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任职，1952年被撤职处分。1953年调北京，先后在建筑工程部、中科院综考会任职。

1957年，顾准参加中苏黑龙江流域联合考察，因力主维护中方权益，得罪了“老大哥”，回京后即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 4年。1962年，经孙冶方所长力争，顾准调至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1964年秋，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四清，经济所斗争矛头直指孙冶方，顾准再次当了右派；“文革”期间被批斗监管审查，多年与家人断绝音信。先母于 1968年不幸离世。1969年，顾准随学部到河南息县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

尽管历尽人生悲剧，身受极“左”意识形态高压，但他追求真理的意志没有丝毫动摇。

中国的独立富强与社会进步，是他毕生的追求与关怀。在被批斗监管劳动期间，他利用一切时间勤奋读书，没有丝毫懈怠。顾准认为，任何人尽一生努力，终不可能穷尽天下事物；从有限对象考察所得的结论，要用对人类史的全面考察来补足并加以普遍化，这是个人做不到的。马克思考察的人类历史，基本局限于西方史，作为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成长的东方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必须用自己的历史加以比较分析。他力求从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综合比较中，探寻历史发展轨迹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从干校回京后，顾准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将预定的研究计划付诸实施，除研读马列经典著作外，还涉及中外历史、哲学、经济学著作，留下大量读书笔记。但因积劳成疾，他的宏愿未能实现。手边的《希腊城邦制度》书稿仅完成一半，就不幸病逝。

1979年后，顾准遗稿《希腊城邦制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顾准和其弟陈敏之的通信（后结集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各杂志陆续发表，在刚刚脱离极“左”教条束缚的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通信内容涉及中西历史、文化、政制的比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思考、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等。虽未形成系统著述，但其表达的学术思想达到国内同时期高水平，基本为学界公认；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穷究根底、不迷信盲从的治学态度，也为广大学人所尊重。

1994年，贵州出版社将这两本书稿，加上《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合集，以《顾准文集》发行，再度形成讨论热点。

“文革”时期，先父历年积存的日记、工作笔记、读书笔记均被抄没，存放于经济所图书馆，1979年退还。部分遗稿由孙冶方及各位前辈转交给我。之后，笔者将收集到的先父遗稿中，凡有学术价值的，尽量整理录入，包括《顾准文集》所录，共 159万字，合为《顾准文存》四卷（文稿、笔记、自述、日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2）。

先父读书研究领域广泛，知识积淀深厚，所涉各领域都有独到见解。惟笔者学识有限，理论功底无法与之比肩，所能做的一件事，是整理和准确理解他的学术思想。本文是关于顾准学术思想的经济学部分。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多次指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劳动将有计划地分配于各部门，个别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商品和货币将被取消，分配利用劳动券。

但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多年社会主义实践中，仍保留了商品货币。1952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按劳分配规律、价值规律”理论。此后苏联科学院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作进一步阐释：

（1）社会主义社会，全民、集体两种公有制的存在及产品交换，是存在商品货币的基本原因；

（2）个人消费品具有商品属性（受价值规律约束）；

（3）由于（1）、（2），整个国民收入及其一切要素，都要借价值来衡量；

（4）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品调拨，不受价值规律约束，其调拨（交换）价格，只是用以核算、计算、监督的工具；

（5）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只是过渡时期现象，等等。

当时，中国学界深受苏联影响，上述论断几乎成为不容置疑的信条。[1]

（二）1956年，我国完成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成为经济学重要课题。自 1956年起，国内学界就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延续数年。浏览当时重要文献，不乏真知灼见，但多数立论，还是跳不出苏联理论的框框。

当时，系统、彻底地主张“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文献，首推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 6期），和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 3期）。

孙冶方和顾准早在上海地下工作时就曾共事，是多年的老友。1956年，顾准找到孙冶方，就社会主义价值规律问题深入交换过意见。1979年后经济理论讨论热潮中，孙冶方还特意提起此事。[2]

经过讨论，他们共同认为，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具体做法，首先要做到计划价格合理；至于发挥市场作用，凡是实际经济制度的改变都要慎重。孙冶方的意见似乎也与此接近”（《顾准自述》）。这几乎就是“渐进式改革”思想的雏形。

（三）孙冶方在其代表作《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核心观点是：

1、社会主义社会，产品生产也要花费一定量的劳动消耗，至于这一代价叫“价值”或“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则无关紧要；

2、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有两方面作用：(1)通过产品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差异的比较，促进企业提高效率；(2)将社会总劳动量合理分配于不同部类，即“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3]

（四）《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这是顾准生前唯一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论文。此处对《试论》内容简介稍作展开（尽量引用原文和当时术语），以更准确了解顾准经济思想的脉络：

1、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使用货币作为分配工具与核算工具（工资、价格），在此基础上建立整个经济核算体系。

假定在单一全民所有制下，消费品的分配只存在于社会与劳动者之间，那么作为分配工具的货币，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劳动券”。历史经验说明，领物凭证式劳动券的分配方式行不通，必须承认消费者灵活选择的权利；由于具体劳动千差万别、生产率不断变动，直接用“劳动时间”作为分配核算尺度也行不通。

利用货币工资（近似体现了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换算）和价格作为核算工具，就是采用了一个公共的尺度（产品生产所费社会必要劳动）。缺乏这个公共价值尺度，在广泛分工的社会化生产中，全部核算体系就建立不起来。

由于经济核算制，社会产品全部转化为价值。

产品的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异，是社会主义存在价值范畴的依据，也是发掘经济潜力、提高效率的基本动力。

以上这些，都是马克思当年没有预见到的。

2、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全民、集体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产品交换关系，和私有制的商品交换有本质的不同。社会生产是不断的“流”，如果将个人购买消费品、两种所有制之间交换产品定义为商品，而全民所有制企业间的物资交换不是商品，那就割裂了两大部类间的联系，社会再生产过程就无法理解了。

如果说全民所有制内交换产品不是商品，那么所有社会产品都不是商品；如果说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交易是商品，那么全民所有制内的交换也是商品。

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商品生产，原因是经济核算制度的存在。即使在单一全民所有制下，商品生产也将继续存在（或可称为特种商品）。

3、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价值规律的两种作用形式

（1）社会主义必须不断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故必须严格核算费用与效果的关系。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不可行，核算单位必须划小，让企业独立计算盈亏、促使其降本增效。

（2）经济计划要规定全局事项，但不是洞察秋毫的绝对指令性计划；经济核算提供的成本、价格、利润等资料，使经济计划据以调节生产、正确制定国民收入分配方案和企业间产品交换价格，即计划要建立在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上。

（3）实行经济核算制，可以调节劳动者报酬，也可以根据价格结构调节企业的产品生产与流通。由于社会主义各国具体经济政策不同，经过经济核算制度所能发挥作用的程度，依“价格、成本、劳动者报酬与基本建设投资”四者联系紧密的程度而定。

最低限度做法：经济核算仅是计价手段，生产规模由计划规定，价格政策不能对生产起调节作用。

最高限度做法：任令经济核算制发挥对生产、分配、流通的自动调节作用。企业自发追求价格有利的生产，价格自动涨落调节生产流通，劳动者报酬与企业赢亏紧密联系；计划更富于弹性，仅限于规定重要经济指标，减少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具体规定。

上述两种情况，都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只要经济核算制度不发展到否定计划的程度，这两者也都可称为“价值规律通过经济计划调节全部经济生活”。这和资本主义任令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全部生产，有着基本的区别。

4、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1）社会主义生产是广泛分工的近代化生产，产品的实现必须经过一系列过程。不同部类、企业、劳动者间生产力水平的差别，个别产品的价格与其价值间的背离，不断发生又不断缩小，这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基本形式，也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基本动力。

（2）价格是联系生产与消费的纽带，价值比例的变动决定价格比例的变动。价格比例越接近价值比例，经济发展越正常；反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正常联系就会受到妨碍，造成浪费与不足。

（3）计划经济不排除利用价格政策达到某种目的。但受制于“价格总和=价值总和”规律，如果计划价格长期脱离价值（前提是管理体制使企业对价格的反应迟钝），必然对消费方发生影响；实行物资统配可以抵消这一影响，但长期的后果是加深供销脱节，阻碍生产发展。所以，即使在实行计划生产调拨的生产资料领域，价值规律也同样起着调节作用。

因为经济核算制度（人都愿意低买高卖），和个人对消费品的选择，是经常存在的力量。

（4）由于“经济核算制、价格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这两个基本原因，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调节着全部社会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影响着经济生活的全过程。企业、部门和全社会的经济核算，是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基本方式。

5、货币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货币的职能同样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蓄手段等。货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的发行流通过程，与产品的生产分配过程相始终。

稳定物价政策，一要使货币发行量不超过流通所必要的量，其次要使货币代表各种有用物资量的综合比例，并使这一比例相对固定。同时批评了苏联《教科书》的社会主义货币理论（卢布含金量-价格水平，二者不可能同时保持稳定）。

（五）笔者对《试论》的理解

1、《试论》于 1957年 6月发表，随即受到批判，不久，顾准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1964年，中科院学部开展“四清”，孙冶方是重点被斗争目标，顾准也未能幸免。“价值规律论”被批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4]“文革”期间，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被反复批判。

1979年，学界重新发起“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讨论，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先声。当年的“异端邪说”由实践证明了其合理性；承认商品生产、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起点。

经历 40多年的制度变革，人们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具体形式、当事人的行为特征、不同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的复杂博弈，有了深刻的体会，对社会主义价值规律作用的认识，远远超过了经济学前辈。

20世纪50年代的论战和孙、顾的主张，作为一桩理论公案，已经在新中国思想史中定格。理解和讨论他们的思想，不能脱离当年的时代背景和条件，必须尊重他们的原意，不宜作过度的引申。

时过境迁，今日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学者们面对的现实问题，和20世纪5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试论》是 60多年前的旧文了，考虑到长期以来，研究顾准学术思想者不乏其人，一些评介不免带上个人主观偏好。在这里，如实地介绍顾准“市场经济说”的原意和论证逻辑，对于严肃的理论研究，也许是有帮助的。

2、《试论》的明显特征，是从对经济核算制及其工具——工资、价格、货币的分析起步，引申出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范畴存在的必然性；并指明（企业、社会）经济核算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外在形式。这和孙冶方的主张，本质上是一致的。

顾准从社会生活中最常见、最基本的经济因素出发，运用《资本论》的方法，力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框架。这和当时多数论文动辄以经典教条为依据，是明显不同的。“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经济关系。”（《试论》）

3、文章认为：(1)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真正原因是经济核算制，而非两种公有制之间的交换；(2)价值规律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调节全部经济活动；(3)计划调拨的生产资料同样受价值规律的制约。这就对苏联《教科书》的理论体系，作了正面、系统的批评。应该说，这一批评是有颠覆性意义的。

《试论》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几乎是单枪匹马，向庞然大物的“钦定”理论提出挑战。这也是对当时弥漫于整个理论界的教条主义思维发出的挑战：“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把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安排得那么妥帖，只要我们今天完全照办就可以了”。

“（有人宣称）谁企图用价值与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谁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至于我们处身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其现实的内部经济关系如何，则不想去进行认真的分析。我们周围每日每时大量重复的现象，明显的与他们所坚持的见解不相符合。他们解释说，目前存在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制度只是过渡时期的现象，过渡时期的内部关系，不能成为理论的出发点。于是，我们不免发生一个疑问，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出发点，到底应该是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呢，还是一些什么别的东西呢？”（《试论》）

4、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的作用，《试论》提出了“最低”“最高”两种情况：“最低情况”即孙冶方的主张，“最高情况”就是市场竞争机制。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氛围下，提出如此“自由化”的主张，以及对苏联《教科书》的系统挑战，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和将要付出的代价，就无需赘言了。

在这一意义上，顾准被国内经济学者称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

5、需要特别指出：

（1）《试论》所说价值规律作用的“最低、最高”两种情况，并非单纯理论推导，而是参考了当时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体制以及改革的经验。在当时，苏联国内已有改革传统计划体制的呼声，南斯拉夫从1950年就开始了“企业自治”改革。可以说，《试论》是我国“经济制度比较”学科的开篇之作。

（2）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是《试论》的理论前提和现实前提，这是必须明确的。作者指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社会主义首先是计划经济。如果任令客观的经济规律盲目的、自发的起作用，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这个计划经济不能不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如果过分强调计划的一面达到否定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企图用计划规定一切的弊病就会出现”。

《试论》的主张，和当今部分学者所信奉的，把“私有化、自由化（非计划化）”当作“市场经济”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全面否定政府作用的观念，是有实质区别的。

顺便说明：经本人录入、整理、校对的 100多万字《顾准文存》，没有一处明确主张搞私有化的文字。

（3）关于市场竞争是否会“复活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商品生产关系必然导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否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复活？《试论》认为不会，前提是要满足两个条件：

a.社会主义的积累资金不能分散在私人手中；[5]

b.计划经济要组织全社会的价值平衡，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式危机，“与资本主义任令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全部生产有着基本的区别”。[6]

《试论》作者承认，社会主义各国形式上存在商品流通，这是与恩格斯批判的“杜林式的经济公社”的相似之点。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公有制下的商品生产，加之满足上述两个必要条件，就不会“复活”资本主义（文中所列两个条件是否充分，可以讨论）。

理论的力量，在于论据坚实、逻辑一贯。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在“两个毫不动摇”的鼓励下，中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已属于资本主义范畴，混合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对此作价值判断不是本文的任务）。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兼顾“公私、劳资”利益，正确处理“鸟”和“笼子”的关系。

（编辑  季节）

借事喻情

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

怎样在胜利的形势下保持革命的传统，怎样继承先辈遗志，确保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1966年以前，每逢春节，七伯、七妈都会在西花厅同亲属们吃顿“新年饭”，和大家团聚畅谈。除了侄辈，每次都还有孙维世、孙新世姐妹和金山，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秘书何谦，卫士长成元功参加，人多热闹。饭菜节俭，但味道可口，常备有七伯喜爱的狮子头、煮干丝。饭后，七伯、七妈同大家边休息边聊天，话题轻松随意，气氛轻松和谐，是我记忆中难得的美好日子。当然，在这个场合大家主要听七伯讲，毕竟机会难得。

1960年大年初一的聚会，正逢在军调北京不久，我俩和其他亲属到得很齐。那天，七伯兴致颇高，给我们讲了前一晚即除夕夜，宴请刚被特赦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一家的趣闻。

溥仪特赦后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工作。他自幼在皇宫长大，出宫后当了日本人傀儡，身边一直有太监、宫女侍候，什么劳动技能都不会。从实际出发，安排他在北京植物园任园丁，从事一些园艺劳动，能做多少是多少。吃饭时，他向七伯汇报了一件趣事：一群晚清遗老专程到植物园向他朝拜觐见，溥仪送他们到公共汽车站。这群遗老临别行礼，个个打躬作揖，恭祝“圣安”。还有人匍匐在地，“跪安谢驾”。待到他们一群“平身”起来，公共汽车早已跑得没影了。

七伯、七妈当时听了就忍俊不禁。这天，七伯又绘声绘色地再述了一遍，我们听了，个个乐不可支。七伯说，溥仪还向他汇报了另一件事：由于劳动中表现得不错，园领导给他发了一笔奖金，本想买些糖果分送给一起劳动的伙伴，又担心别人说他是“收买人心”，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伯伯鼓励：“这是好事嘛，尽管做，没有问题。”我想，这件小事表明，溥仪对七伯高度敬仰与信任，向他敞开自己心扉，无话不讲。

说到这里，七伯开怀大笑，说：“当皇帝可不是好事。封建制度毁了溥仪，到今天连起码的生活常识都不懂得。”

七伯是真正的性情中人。说起这些趣事，他时而抱着胳膊笑得很开心，时而仰起头来哈哈大笑，既像是宽厚的长者，又像是快乐的儿童。经过人世间少有的磨难和严峻考验的伯伯，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但这一会儿，他的确是沉浸在一种普通人的快乐之中。他谈起溥仪的逸闻，也绝非取笑嘲讽的态度，而是怀有深深的痛惜之情。我想，正是七伯身上这种既普通又不普通品性的完善结合，折射出他那种难能可贵的罕见品格：人性中温馨的质朴和高贵的华美。

后来，我看到一份资料，当初给溥仪分配工作还是伯伯亲自谈的话，其中有一段谈话摘录如下：

起初，北京市民政局建议：让溥仪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并参加轻微劳动。七伯没有同意：“这样安排不妥，如果让溥仪在故宫劳动，游人一定会包围他，那让他怎样工作呢？这是显而易见的嘛！”

最后，安排溥仪在北京植物园当园丁，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劳动时间可以缩短。

我心里明白，七伯给我们讲这些趣闻逸事，是“寓教于谐”“借事喻理”，以此教育我们晚辈。紧接着，七伯从溥仪谈到了清朝晚期文武官员贪污腐败，八旗子弟游手好闲，只知提笼玩鸟、花天酒地，导致清王朝土崩瓦解的历史教训。伯伯教育我们，要好好重温这段历史，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他说：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一个革命者，更要自强不息，自强自立。

“八旗”兴衰的教训

七伯的教诲，引起我对“八旗”制度兴衰的浓厚兴趣，便阅读研究了相关史料。当初，崛起的满族为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把分散的部落用军事形式连接在一起，“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猎，有事征调”。这种亦耕亦战、能耕能战的社会军事组织，并不需要庞大的军饷供应，加上满族狩猎格斗、驰骋马背的勇士传统，以这样的军制，对付国库空虚、衰败日久的明朝军队和纪律松弛的李自成农民军，自然是摧枯拉朽，一举定鼎。

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八旗又成为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也曾为发展和巩固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为保卫边疆防止外来侵略，做出过重要贡献。

但是，八旗作为清朝赖以生存的根本制度，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致命缺陷：随着军事上节节胜利，统治者把战争中掠夺的人口、财富和土地分给各个部落，用于充实军饷、提高士气，却由此导致八旗官兵逐渐脱离生产劳动。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为了巩固满族对汉族的统治，继续沿袭并扩大战时的做法，对旗人一概免除劳役，发放粮饷，分房分地，其中立有战功的更是封官拜爵，出将入相，而且代代相传，世袭罔替。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劳而获的庞大集团，短短一二百年时间，原先马背上的勇武民族，就变成了坐享其成、奢靡腐败的特殊阶层。靠着祖先俸禄为生的八旗子弟，成为不会种地、不会做工、不会经商、连拉洋车也不会的不折不扣的寄生虫。

乾隆以后的几代统治者也曾试图进行改革，都是无果而终。乾隆十七年，正处在“乾隆盛世”，他盼望着万千世代子孙能享受“无疆之庥”，“万岁万万岁”，但此后仅过百余年，清王朝就寿终正寝。“八旗兴则清兴，八旗衰则清亡”，“以劳武结合兴，以脱离生产亡”。乾隆所立《下马必亡碑》，可谓一语成谶！

七伯一生忧国忧民，熟谙中外历史，又目睹清王朝的轰然倒塌。他以八旗子弟的沦落教育后辈，让我们牢记兴亡成败的历史规律，实在是怀有痛切之感的深谋远虑。

今天，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十四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我们正处在实现恩来伯伯所衷心期待的“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伟大时代。但是，也要看到，我们正面临西方腐朽文明的侵蚀，存在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消极影响，在改革开放大潮下也会产生某些逆流，由此滋生的崇拜金钱、追求奢靡、徇私舞弊、贪污腐化现象大量存在。

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创造了物质世界，同时创造了精神世界，他们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一个既有先进的制度为保证，又有坚强的理想信念为引导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才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民族。让我们牢记恩来伯伯的深切训诫，吸取历代王朝覆灭和清八旗子弟没落的沉痛历史教训，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彰显人性之美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对于末代皇帝溥仪，七伯把他的前半生作为反面教材教育人们，但对溥仪本人又给予亲切的关怀，使他从“皇帝”“战犯”转变为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还帮助他重新组建了美满的家庭。

那天七伯宴请溥仪全家时，还有一个笑话。参加晚宴的有溥仪七妹、北京精忠街小学模范老师金志坚，原名爱新觉罗·韫欢，应是中国最后一位正统的“格格”。那晚，她急着从学校直接来到政协礼堂，身穿的制服没来得及换。溥仪没有认出这个最小的妹妹，吃完饭离开时，把她当成政协的工作人员，热情地连连握手说：“谢谢你的招待！”大家都笑了。七伯也笑着说：“你们家也不常见，以后可以多团聚，今天算第一次。”

对溥仪的婚姻问题，七伯也很关心。在七伯的关照下，后来溥仪同护士李淑贤结婚，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七伯的胸襟，比大海还要宽广。他从来不曾关心自己，关心的是全中国每一个人的幸福。他从来不曾担心个人的安危，担心的是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这就是全世界一致公认的——周恩来的崇高品德！

修缮“风波”

修缮西花厅的由来

中南海西花厅，今天已成为人们心中的一方圣土。我们敬爱的恩来伯伯，在这里昼夜操劳了整整27个年头。他为了让中国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呕心沥血、披荆克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用“西花厅不灭的灯光”称颂恩来伯伯伟大的公仆精神，它也象征着人民对光明与希望的期待，在一度凛冽的寒冬里温暖了每个人的心。

七伯、七妈在遗言中申明，他俩身后，西花厅由公家安排使用，不得用作故居或纪念场所。因此，西花厅至今仍由中央有关部门管理，既不能违背他俩意志，对外陈列，又不能拂逆群众心愿，另作安排。

说起西花厅的来历，有一段颇为曲折的历史。历代王朝的皇宫禁地，除皇帝外不允许任何人在其中占有半砖寸瓦。即使是最尊贵的皇亲国戚，也只能在皇宫的附近修建住宅。清末宣统皇帝溥仪继位后，他的父亲载沣获准在中南海的一侧修建府邸，就是今天的西花厅。不过还未竣工，清朝就垮台了。此后，这个半截子工程先后被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日伪政府作为办公场所使用。据说袁世凯、段祺瑞也曾在这里办过公。随着战乱绵延，形形色色的“政府”机关像走马灯一样前脚走后脚进，西花厅并非权贵富豪所有，谁也不去认真修缮。到了解放初期，这里已经荒芜不堪了。

刚进北京，七伯一度在中南海丰泽园办公，后来让给毛泽东居住。七伯就选择相距不远的西花厅，作为自己的住宅和办公地址。一来方便共商国是，二来他和七妈都看中了院里有他俩喜爱的几株海棠树。搬进时只对院落做了简单拾掇，住房陈设一仍其旧，使用的也是战争时期的随身用具。

不过，毕竟是王府的建筑格局，我和在军1955年初进西花厅时，对有着长廊、假山和海棠盛开的庭院印象颇为美好。可当我们走近住房，一眼看到的却是嘎吱作响的房门、裂缝漏风的窗扇、漆痕剥落的梁柱、苔痕斑驳的砖地。说实在的，就像是北京随处可见的四合院。洗手间也很简陋，架子上挂的毛巾中间有破洞，用布缝上还在用。我俩禁不住惊讶，国家总理的住房、设施，怎么这样寒酸呢！

后来去得多了，也曾委婉地向七伯、七妈提起这件事，他俩态度很明确：“这就不错了。不要忘了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我们都要保持。”实际上，不光居住条件简陋，而且潮湿的砖地使日夜在此办公的七伯双腿患了关节炎，时常疼痛难忍，夜间工作时不得不盖上条旧毛毯。身边工作人员为此都心痛不安。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七伯、七妈入住西花厅已经十多年，房子实在太破旧，秘书何谦多次请示进行必要的修缮，都被七伯拒绝了。恰好这时中央组织领导干部去南方集中学习，七妈也在外地疗养，何谦便报经上级批准，利用这段时间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

何谦在抗战初期就担任伯伯警卫秘书，历来办事勤勉谨慎。这次修缮，主要是从保护七伯、七妈身体健康出发，把潮湿的砖地换成地板，漏风的门窗做了修补，更换了腐朽的房梁，增添了两张简易沙发，木板床换成弹簧床，实在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想不到七伯回来，只从门外瞥了一眼，就少有地动了肝火。七伯历来对工作要求严谨但秉性温和，对身边工作人员从不疾言厉色，这次真的是发了脾气，连声责问何谦：“我是怎么交代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谁叫你添这些东西？！”门也不进掉头就走。何谦边检讨边追上去劝，身旁其他人跟着劝，七伯都不听，生气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后来，他还是住进了临时办公、休息的钓鱼台招待所，谁也劝不回去。

为了让七伯消气，何谦写了好几份检查，后来又请来陈毅元帅帮忙。陈老总专门去西花厅看了看，哈哈一笑说：“啥子了不起的事吗？我看，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但是，这次连陈老总也劝不动。

伯伯让我背杜甫诗

一天，七伯找家人聚会，维世大姐和金山也到了。那天，他心情还算不错，中午同大家一起吃饭时，七伯有说有笑，他自己不提，大家也不好说修房子的事。

饭后，七伯同大家聊天，我看时机到了，乘七伯高兴，委婉向他进言：“七伯，您平时常教育我们爱护国家财产，说实在的，西花厅已经相当破旧了。这也是历史文物，简单维修一下，也是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什么大错，您不要再生气了。”维世和在军也在一旁帮腔。七伯听后点了点头，严肃认真地说：“你们讲的也有一定道理。我并不是反对做正常的维护、简单的修缮，问题是装修得过了些。你们要懂得，我是国家总理，如果我带这个头，下边就会跟着来，还有副总理，还有部长，如果一级一级地照这样下去，不知道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西花厅这样的房子，不用装修还能住嘛，我们国家现在还穷嘛，很多群众还没有房子住。改善群众的生活，让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

七伯接着问我，有没有读过杜甫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说读过，并按七伯的要求，背诵了诗中最后的几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七伯说：“是啊！你们重温一下这首诗，就会懂得我为什么这样生气。要记住，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

七伯让何谦秘书把新添的地毯、窗帘、沙发、吊灯、弹簧床、浴缸统统撤走，换回了木板床，尽可能恢复原样。最后，还是陈老总帮上了忙，他说：“油漆要不要刮掉啊？地板要不要撬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真正的浪费了！”七伯也被陈老总的话逗笑了，这才搬回西花厅。这次修缮的“风波”算是告一段落。

为这件事，七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了两次检查。他说：“我没有做好，造成了浪费。”但每次检查，他都是检查自己，把责任全部揽在身上，没有一字提及秘书或他人。这是七伯历来为人做事的风格。

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

西花厅修缮这件事过后，何谦对我说了心里话：他的确是按伯伯的一贯要求，低标准办事，但七伯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迥异于常人。尽管追随七伯多年，他仍从中受到一次不平常的教育。

西花厅修缮的这场“风波”，深刻地说明，在七伯心中，群众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一切违背群众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都是对党的事业的最大损害。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七伯就说过：不怕战争失利，就怕战争失了民心。

1943年，四十五岁的七伯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其中第六条写道：“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七伯同我的谈话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群众”这两个字。他反复叮嘱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关心群众利益，要向群众学习，要爱护各兄弟民族群众，好事要先尽着群众，不能脱离群众。

七妈在我入党时写给我的亲笔信中，突出地强调了：“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七伯还曾把为广大群众谋利益，概括为“立党为公”。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在抗战时期是地下党员，她同我说：“每次见到周副主席，他都要告诫我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他用浅显的道理、朴素的语言教育我：群众最善于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作为领导人，不可能熟悉到那个程度。演员也是一样。所以共产党员要时时关心群众生活、倾听群众意见。”

对人民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住过的总后勤部大院和现在住的国防大学二号院（原政治学院所在），以及海军、空军诸多兵种和军队大院，都位于西郊，这也是恩来伯伯的决定。北京刚解放时，政权由军队接管，部队占据了北京市城区的大块地方。伯伯说，所有的公园、公用住房和民宅，都要让给北京市的人民群众居住使用，军队各部门、各单位，原则上都在北京西郊荒地另行修建，从而形成今天的格局。

七伯热爱文艺，他时常自己到剧场看戏，对他来说，这既是工作，又是休息，还能置身群众之中。每次，他都是自己花钱买票，从不给剧场或有关部门打招呼。他交代卫士，不要告诉剧场是他来看戏，位置要和观众挨着，不准特殊安排，并且要等演出开始、灯光熄灭后进场，结束前几分钟离开，以免妨碍他人。伯伯从来最喜欢同群众一起，但又最不愿扰民，最反对张扬。

但也有过一次例外。那天，在军在民族文化宫剧场转播一个节目，给了我一张摄像机后面留给导演的票。我到场后不久，看到伯伯也去了，离得不远。按惯例，在军和我都没有上前打招呼，其他人也都没有发现。这是一台表现抗日内容的话剧，中间有个场景：演员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就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歌声响起那一刻，观众席中站起一个伟岸的身影，立得挺直。起初还有些不解的群众很快发现、醒悟了过来：“这不是周总理吗？”“是总理在立正唱国歌！”全场观众全都激动地站了起来，与总理一起同声歌唱。舞台上的演职员这时也发现了，顿时，全场灯光大亮，台上台下同时引吭高歌。中国人民的尊严、爱国主义的情怀、领导人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的深情，充满了每个人的心间，大家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七伯这次打破他平时观剧常规的举动，既是为了率先垂范，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尊严，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和礼仪观念；同时也表明，国家总理也是与他们同行动、共命运的中国公民，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我相信，这天在场的人，恐怕都不会忘记这个令人万分激动的时刻。

七伯、七妈没有儿女，但他们对孩子的爱胜过父母。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告诉我俩：“50年代‘大跃进’期间，由于缺碱，生产的纸张发黄。总理从小学课本中发现了问题，把我找去说：‘这样的纸，要把孩子眼睛看坏的，我这样的老年人看还不要紧，我们的眼睛早晚要坏，无论如何不能把孩子的眼睛弄坏。’”总理的话使宝华同志深受感动，他尽力克服困难，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告诉我：“70年代前期北京饭店扩建，总理已经病得很重了，他坚持同我乘坐四周没有遮挡的施工电梯，升到高空现地勘测。总理边看边嘱咐我：饭店扩建时要增盖职工宿舍，让员工都能就近居住。要从长远考虑，留下停车场的位置。他处处想到的是群众。”

这样的例子数也数不尽。

我常常想，七伯的心中始终装着一杆秤，一头是群众，一头是其他包括他自己。他会时刻忖度、随时自省，在任何时候，他心中的这杆秤，群众这一头都要高过另一头。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愿七伯的谆谆教诲永存人心，愿历史的警钟世间长鸣！

寒春暖意

1959年到1961年，我国遭遇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历史上称为“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重大波折，但总体上还是属于前进中的问题，所以我把这段时期称为“寒春”。

1959年初，严重的物资匮乏犹如急风暴雨骤然而至，我调离重庆市时，一夜间全市上千家饭店除一家“红薯饭馆”外统统关门。大约从那时候起，开始实行全民的粮、油、糖等凭票定量供应。需要说明，这个时期面临的困难，与我在童年和少年时期遭遇的困境，在心理感受上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心态同我一样，坚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很快克服困难。每每遇有迫切需要，同志间、朋友间都会真诚地伸出援助之手。

1959年7月，在军经组织批准，从成都军区歌舞团调到北京来，她被调进中央电视台任文艺组导演。她兼有了中国电视第一代主持人和第一代文艺导演的双重资历。在这期间，我的工作岗位也做了调动：从总后卫生部调到总后政治部，任主任秘书兼党委秘书。

西花厅里暖意浓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西花厅自然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60年初，西花厅的庭院里多了个小菜园，这是七妈亲自伺弄的。菜地不大，品种很丰富，有扁豆、黄瓜、西红柿等等。每当我们去西花厅，只要有栽种的菜成熟了，七妈都要亲自采摘，拿旧报纸打包，让在军带回家给孩子们吃。

在西花厅，我们去看七伯、七妈，一般都要留下我们同他们进餐，原来的三菜一汤变成了两菜一汤，没有肉菜。七伯严格要求自己与群众共度困难、不吃肉。七伯和七妈是执行标准制度的模范，粮食供应标准与群众完全一样，并没有多余的粮食和粮票。廉洁自律的七伯、七妈对自身要求格外严格，西花厅的基本食材就是白菜、豆角、豆腐等，其中不少是七妈的劳动成果。主食中增加了红薯干。

七伯去外地出差，特地嘱咐成元功向地方交代：伙食标准必须同群众一样，不准吃肉和蛋，不准吃油炸东西，油炸的东西耗油。七伯到上钢一厂和三厂调研，穿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在火热的炼钢炉旁同工人长时间交谈；爬上吊车，同司机一起升空，亲切询问；到幼儿园、食堂问候老师、孩子们、炊事员，详细了解生活情况，亲自做笔记。厂里为他准备晚餐，七伯没去，自己到食堂要了副碗筷排队买饭，工人让他先买，七伯笑着谢绝了。排到他们面前，花五分钱买了个白菜，二分钱买了个馒头，一分钱买了一碗汤，跟工人一起边吃边聊。七伯吃得很开心。

造成国家三年经济困难的因素比较复杂，有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有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破坏，也有其他因素。其中一个深刻教训是：在形势大好的时候务必戒骄戒躁，谨思慎行，切忌头脑发热，急躁冒进。

（编辑 季节）

近日，周恩来的侄子，国防大学原党委常委、纪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周尔均同志出版了他的新作《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周尔均同志曾担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顾问，对周恩来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多有指导，他与夫人邓在军一起拍摄的大型纪录片《百年恩来》是迄今为止关于周恩来思想生平最好的纪录片之一。

《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是尔均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手写一字一字完成的专著。尽管这部被尔均同志称为“不算回忆录的回忆”只是从一个侄辈的视角反映了他与一代伟人在一起的日子，但漫漫三十年的相处，已经清晰地记录了一个革命军人的成长历程和一代伟人的精神风范。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周恩来始终注意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在与周恩来相处的日常中，周尔均也深刻体会到周恩来对家人的严与爱。在谈到“十条家规”时，周尔均补充说，“不准为别人传话，递材料”也是周恩来对亲属的要求。细品其中滋味，可以感受到周恩来家教之严。周恩来常常教育亲属，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周尔均回忆说，周恩来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晚辈：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一个革命者，更要自强不息，自强自立。周尔均与邓在军是自由恋爱，周恩来、邓颖超对此十分关心。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国家总理，周恩来第一次见侄媳妇，竟然是用三轮车接送邓在军。周恩来还告诫周尔均，“自强和互信是恋爱和婚姻的基础。”正是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让周尔均夫妇耳濡目染，家风世代长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周尔均夫妇仍恩爱如初，书中也时刻洋溢着他们的伉俪情深。

“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周恩来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谈到周恩来的廉洁自律时，周尔均举例说，一次周恩来从南方开会回来，当地政府临别时偷偷送了些蔬菜。回到北京后，周恩来知道了情况，他坚决不吃这些“特殊菜”，并对身边人员表示：“我能吃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想？”“自己定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面遵守，让别人遵守，这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 周恩来就是这样，把戒尺放在心中，始终注意廉洁自律的。像这样的例子，周尔均在新著中记述了很多，这些回忆对于我们学习周恩来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伟人之风，山高水长。”周恩来是世界公认的有着极高的政治智慧和个人修养的政治家。周尔均在新著中记叙了周恩来在处理一些问题时的所思所想。如，周恩来谈到个人形象的时候，他的一句话让周尔均记住了一辈子——“要赢得别人尊重，首先要尊重自己。”又如，在谈到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周恩来强调要“求其在我”，汉族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周恩来还反复叮嘱大家，“要牢牢记住，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再如，关于周恩来的人民观，周尔均回忆说，“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七伯就说过：不怕战争失利，就怕战争失了民心。”周恩来还说过，“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群众最善于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作为领导人，不可能熟悉到那个程度。”周恩来的这些思想，感染和教育了周尔均，让他终生难忘。周尔均在回忆周恩来听他汇报西南肃反运动的情况时，清晰地记着当年周恩来让他回去传达的两句话：“人的政治生命是第一位的”，“保护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党的最高原则”，周尔均在书中感慨地写道：“这就是七伯终其一生做人的最高准则！”周尔均的这些回忆，形象地还原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精神世界，也让后人有机会更多地学习到周恩来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周尔均在此新著中记录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秘辛。如周恩来旅欧之初，在已办好爱丁堡大学入学手续的情况下却不得不中断学业转赴法国和德国的原因；周恩来发明了我党最早的密码后，任弼时最早使用了这个密码；周恩来在顾顺章叛变、王世德继而也被捕叛变后，面对极端危险的情况，是如何泰然处之的；给周恩来晚年带来重大伤害的“伍豪事件”的台前幕后；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上海沦陷期间，设法请梅兰芳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的往事；周恩来亲自指导，十天内破获伪造毛泽东、周恩来批示从人民银行骗取20万巨款案，该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最大诈骗案；周恩来十分注意仪表，有时一天见三批外宾，他就刮三次胡子；在周恩来办公桌上，为什么始终摆着一块“大跃进”时土法炼钢炼出来的“海绵铁”；三年困难时期，为解决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的营养问题，周恩来秘密要求部队打黄羊送给科学家；“五部长包围周总理”的前前后后，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讲了这样一番话——“我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等等。这些历史背后的故事，生动还原了历史的真实，丰富了党史研究。

通过拍摄大型纪录片“百年恩来”，周尔均为丰富和深化党史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了探寻周恩来的心路历程，周尔均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周恩来是公认的在党内外朋友众多的国家领导人。周尔均在大量翻阅了他青年时期相关材料后发现，周恩来在年轻时候，就表示“余性恶静，好交游，每得识一友，辄寤寐不忘。”在周恩来看来，“有友为励，益奋吾志”。这也许是周恩来个人素质养成的缘起。周尔均亲赴莫斯科查阅相关档案，并做了大量党史考证和梳理工作。通过查阅档案，确认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陈光即是周恩来；周恩来在档案中注明，自己的笔名是周少山；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六大东方部所作的军事报告，署名：“佐治”等等。周尔均还通过查阅档案发现，尽管周恩来在自己的履历表中谦虚地表示：“中文为母语，英语较差，日、法、德语很差”，但蔡畅在旁证中写的却是“他知道英、日、德、法等外国语言，中文程度很高。”通过查阅，周尔均复印了周恩来1930年6月18日和7月27日在莫斯科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两次谈话，以及同斯大林谈话的原始记录等文献。这些文献档案弥足珍贵，对于深化周恩来研究大有裨益。从莫斯科回来后，周尔均把取得的全部资料复印送交中央文献研究室。

作为国防大学政治部原主任，周尔均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在书中对关于周恩来的一些不实之词，作了严肃的澄清。如，关于周恩来与许世友斗酒的故事，他采访了相关的同志，明确指出，“这就是胡编乱造，根本没有这回事”。他还引用周恩来卫士长成元功的话，澄清周恩来的酒量“极而言之，八两而已。”又如，所谓的“听到林彪死讯后，总理号啕大哭”一事，周尔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当事人的采访，指出：这是主观臆测、以讹传讹的编造，实属不实之词，应该予以澄清。他指出，传说中的“目击者”纪登奎已经去世，无从核实。但当时日夜二十四小时不离周恩来身边的卫士高振普亲口说，根本没有此事，等等，由于是历史的亲历者，又对相关情况进行了大量的权威采访，周尔均对这些不实之词的反击让人信服。

文以载道，文以载情。《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不仅仅是一部充满感情的亲人回忆故人的家书，也不仅仅是一部反映一代伟人生平思想精神风范的回忆录。从某种意义上看，周尔均作为我军高级将领，通过自身成长的历程，通过与周恩来相处的日常小事，用娓娓道来的笔触，用站位高远的视角，反映了周恩来伟大的人格魅力和智慧火花，这应该是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

（编辑  季节）

亲切指点 

   我奉命调军委卫生部

1959 年 2 月接到上级命令，我被调到军委卫生部工作。这次调动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次重要变化：由基层机关调到军委总部，由熟稔的宣传文秘工作改做专业技术部门政治工作，调到向往已久的北京。从此，我在首都安家立业。

我是随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政委卢南樵调京工作的。军委为了加强卫生部门的思想政治领导，在卫生部增设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岗位，并从全军遴选卢南樵担任这一要职。南樵同志是 1930 年入伍的老红军，他对调任这个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军委总部的部门主要领导，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希望我能随同调往，在文秘工作方面为他分忧。

这时，在军刚调到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不久，我俩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生，一切都没有安排妥当。但是军令如山，接到命令就得出发，没有二话可讲。

救死扶伤，为广大工农兵服务

到北京不久，七伯就通知我去西花厅见他和七妈。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前期，我和在军进西花厅，有时是卫士长成元功通知我俩，有时七妈直接打电话让我俩去，也有时我们打电话请示后，卫士通知门岗放行。

七伯对医疗卫生工作高度重视，也很关心体贴我这个初到卫生部不熟悉业务的侄儿，常常给予亲切指点。

1953年，卫生部政治部白学光同志的报告得到毛主席的批示，毛主席批评军委卫生部无领导、无政治、官僚衙门等等，核心是“无政治”。而“政治”的核心，就医疗卫生工作而言，就是面向群众，为人民服务。

七伯向我了解卫生部领导班子的现状。我回答：从干部配备情况看，在总后各二级部中是最强的。部领导九人，其中有两位中将、七位少将，都是1955 年首批授衔的将官，全是老红军，四大野战军卫生部长都在内。傅连暲、钱信忠两位副部长兼任政府卫生部副部长。总后各部下设的机构是处级，唯独卫生部设局，局长中也有老红军，如药材局局长陈真仁，是位女同志。

七伯插话：陈真仁是傅连暲的爱人，红四方面军的。她家11口人全都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只剩下两人。七伯又说：“傅连暲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不但为毛主席和许多领导同志看过病，还救治了许多红军指战员，是为革命立了大功的。还有你们的老部长杨立三亲自用担架把我抬出松潘，双肩都磨烂了。没有这些好同志，我怕是出不了草地的。”

说到这里，七伯的眼神里闪现了对艰苦战争年代的回忆：同志间的温暖、对战友的感激。伯伯是最懂得感恩的，这是他充满人性光辉的一个重要方面。后来，杨立三夫人李琴告诉我，当年任总兵站部部长的杨立三，连续六天六夜为周副主席抬担架。总理始终把这件事记在心头。1954年杨立三病故后，周总理亲自为他执绋引棺送灵。

为了提高我的认识，七伯向我深入阐释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军委卫生部的中心任务是为伤病员服务，确保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新中国成立后，情况有所变化：医疗卫生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人民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它既是卫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救死扶伤，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尤其是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服务，成为卫生部门的神圣职责。新中国成立初期，军委卫生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承担着指导与建设全国卫生体系的重要任务。七伯说：军队卫生工作的方针就是为广大指战员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但是，医疗工作是保障公共卫生的特殊体系，军队和人民群众不能完全分割开来。事实上，不同病种的防治与病源的产生，不但在军队和人民之间，而且各个地域、各个国家都不可能绝对分割，都需要共同携手来应对。医疗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军队与地方协力攻关，取长补短。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军队医疗卫生系统有了很大加强，许多大中城市甚至小城市都有驻军医院，现有四所军医大学和下属医院都具有全国甚至世界一流的专业技术水平。我看，在完成部队自身医疗保障的同时，军队医院可以考虑收治部分地方伤病员，这样做的好处很多：首先是扩大、加强了地方医院和救治系统的力量，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再就是，部队官兵年轻力壮，入伍时又经过严格体检，在不打大仗的情况下，平时医院收治率低、病种少，不利于医疗技术水平提高，收治部分地方病员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七伯十分重视军事医学科学研究的进展情况，他让我详细谈谈。我说，军事医学科学院主要承担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三防”研究任务，科研人员的研究途径和方法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筛选法”，就是从多种药物主要是中草药中筛选试验，找出防治药物，经反复检验后确定疗效；另一种是“渐进法”，在已有药物的基础上，针对新发现的病种或细菌变异，继续有针对性地研究改进、发明创新。对这两种不同做法争论很激烈。七伯认为，这两种方法都可行。他说：科研工作本身是对未知事物的探求，方法是第二位的，成果是第一位的。

七伯说：生物防治是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毛主席最近（1958年7月）发表了《送瘟神》两首诗，颂扬江西余江消灭血吸虫病的事迹。传染病是人类天敌，也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历朝历代都出现过瘟疫，死人无数，帝王也不能幸免。过去的天花、霍乱，传播世界各地，死亡人数以百万计。一种药物要研究很长时间才能成功。世间万物都在生长，众多的生物，细菌、病毒还会不断变异。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道理。我们的科研任务，不只是单纯防止敌人破坏和自然界细菌、病毒的侵袭，而是要积极主动地保护人民的健康与生命，为人类造福！

七伯的教导是多么英明和具有远见。我国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正是运用“筛选法”为基础，证实了青蒿素对抗击疟疾的特效，成为一项造福世界的重要成果。在抗击新冠病毒的疫苗研究中，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的团队也取得很大成果。

柯印华的医疗事故

1960年全军卫生工作会议，在沈阳军区的大连疗养院召开，我和该院院长郭庆兰在交谈中，得知她是著名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医生的夫人。她是在晋察冀军区任卫生学校教员时，认识了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柯棣华在八路军医院任外科主任医生，1941 年调晋察冀军区，在白求恩牺牲后接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俩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聂荣臻司令员为他起名柯印华，寓意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世世代代永久友好。柯棣华于1942 年年底即印华出生不到四个月时病逝。石家庄烈士陵园中有两座并肩耸立的雕像，就是白求恩和柯棣华这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郭院长特地把柯印华叫来同我见面。小伙子当时十七八岁，兼有中印两国人民血统，高个儿，高鼻子，大眼睛，长睫毛，长得像柯棣华，皮肤白白的，像郭庆兰。

全军卫生工作会议结束后，我去西花厅向七伯作了简要汇报，说起郭庆兰母子的情况。七伯说：“半年前我就在这里见过他们母子。那次是他们应印方邀请访问印度，尼赫鲁总理专门接见了他俩。”七伯说，1939 年他在延安坠马骨折，就是柯棣华为他治疗的。他是一个好医生，政治强、医术精，可惜三十二岁就不幸病逝了。七伯听说柯印华准备进入军医大学学习，很高兴。他说印华是中印友谊的纽带，要好好栽培。这既是继承他父亲的遗志，也是为了继承发展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不幸的是，1967 年 6 月，柯印华在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时，因为医护人员失职，静脉注射发霉的葡萄糖而身亡，年仅 25 岁。七伯听到这个噩耗十分震怒，他指示：这样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又是一颗中印友谊继承者的好种子，就让医疗事故给毁了。要严查责任人，找出原因，严格落实医疗制度。当时，“文化大革命”正搞得热火朝天，总后领导机关成立了“三人小组”，我也在其中，针对全军问题，全军普遍建立和重申输液和打针的“三查七对”制度。直到今天，这个制度一直得到很好的执行。

“要爱护中国的南丁格尔”

50 年代初期，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倡导“政治工作渗透到业务技术中去”，我响应号召，参加工作组深入重庆第七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蹲点，熟悉不少情况和基础医疗知识。我告诉七伯，这个新桥医院的前身是国民党国防部陆海空军第四总医院，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院长袁印光原是国民党少将，工作很勤勉。

七伯让我说说国民党军队医院同我军的医院有什么不同。我说：上下级之间关系不平等，把技术看得高于一切，这些固有的毛病显而易见。但我发现，他们对护理工作相当重视，国民党时期全院仅有两个少将，一个是院长，另一个则是护理部主任，是位女士。她的威信很高，医疗知识很全面，各科室的专家、主任遇到难题常常向她请教，甚至做大手术也要请她到现场指导。

七伯说我说的这个情况很有意思。当然，我们的优势国民党医院没有可比性，机构设置也要从我们实际出发，但是国民党的某些长处我们也可以借鉴。在我们的医院中，确实存在着重医疗轻护理的现象。

七伯又说，在我们卫生部的工作报告中可以考虑加上一句话：“要爱护中国的南丁格尔。”他说：“我也是引用马克思的话。马克思和南丁格尔是同时代人，他曾经说，为南丁格尔的勇敢和献身精神所感动。”

南丁格尔是护理事业创始人，她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护理事业。为了纪念南丁格尔，每年 5 月 12 日她的生日被定为国际护士节。

恩来伯伯的这一指示，我向卫生部领导作了汇报，在 1960 年全军卫生工作会议报告中加进了这个内容。

群众的病痛时刻挂在他心头

七伯逝世后，他生前的医疗组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含着泪对我和在军说：

总理在重病中还时时关心群众的病痛。他听说云南患肺癌的比较多，马上把肿瘤医院院长李冰找来，让他们赶紧去当地调查研究。当时国家做了一个肿瘤地区分布图，比如北方患食管癌的比较多，南方患鼻咽癌的比较多。调查了 800 多万人，总理很赞许这件事，要我们做一个沙盘，摆在他的病房里，亲自分析研究，那时他的病已经很危重了。

1 月 7 日晚上 11 点多钟，周总理弥留之际，他对我说：“吴大夫，我这里没有什么事，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这是他最后一句话。这时候，他想的还是别人。

七伯终其一生，把所有的人装进他的心里，把所有的伤痛藏在他的身上。为了人民的健康和幸福，他生命的火花自始至终竭尽全力不断燃烧，温暖了人间，照亮了世界，直到最后一息！

严格要求，周到细致

党内外高级干部对七伯不仅十分敬重，而且普遍怀有敬畏之心。由于七伯对工作的要求分外严格，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纤毫必究，谁也不敢有半点马虎。我熟悉的多位领导同志，都曾向我谈起他们在这方面的切身体会。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的张令彬，在七伯身边组织指挥对前线的后勤保障。当时，美军为切断我军后勤补给线，动用大批战机日夜不停狂轰滥炸，实施所谓的“绞杀战”。我军运输车辆损毁十分严重。令彬部长说：总理每晚都要把我找去，汇报研究当天的战损情况：被炸毁的军车需要紧急补充多少辆；司机牺牲需要紧急补充多少人；还有汽油、轮胎、备件和其他物资、装备，都要列出具体数字。总理亲自记在笔记本上，并同我逐项计算，精确到一台车、一名司机、一桶汽油，在此基础上提出调拨补充的具体方案。总理从不允许用“大概”“估计”来搪塞。他同我经常从深夜研究到天亮，接着还要处理其他紧急事务，几乎没有片刻的休息时间。

实际上，他作为毛主席的主要助手，在参与战争决策、指挥战争全部进程，特别是组织实施后勤保障方面的不朽功勋，无人企及。

彭德怀同志说过：“这场战争最困难、最重要的是后勤供应问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归功于后勤”。而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自始至终都是在恩来伯伯亲自领导与关怀下进行的。其间遇到的种种难题，他都及时解决了。为了解决前线缺粮，他亲自动手并发动家家户户炒面，还紧急筹措补给了指战员入朝作战的过冬服装。

当时面临的更大的困难则是，我军在朝部队多达136万人，物资补给量空前巨大，但交通运输工具严重缺乏；敌军对我运输线实施所谓“绞杀战”，出动千余战机，日夜不停狂轰滥炸。针对这一严峻形势，七伯适时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他号召全军上下奋起“建设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亲自规划、补充运输车辆和司机；在交通沿线设置密集的防空哨；加强高炮部队的配置；加速建立人民空军；全力组建铁道兵部队。在空中战线建立了美军望之生畏的“米格走廊”。至 1952 年，已能确保部队作战和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美军公开承认：尽管动用一切力量阻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人用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送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恩来伯伯在战争发动之前就预见到“现代战争主要是打后勤”，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提出的“决定战争胜负关键是交通运输线的斗争”，与历史上的兵家名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同应列为战争史上军事学术的经典用词。

我国“两弹一星”元勋、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同我谈起当年七伯是怎样指导和严格要求“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总理为科研战线制订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的模范。每次试验之前， 他都要仔细询问和研讨可能影响成败的每一个具体环节。正是由于总理严格要求，养成了国防科研的优良作风，力求做到弹不带隐患进试验场，卫星不带隐患上天，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成功率很高的国家。”

各兄弟民族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前进

从“迪化”改名谈民族团结

我在总后勤部卫生部工作期间，一天，七伯同我和邓在军进行了一次谈话，主题是加强民族团结。

七伯考我：现在军委卫生部的部长是谁？我回答是饶正锡同志。他接着问：“饶正锡来卫生部工作前做过什么工作？”

我到卫生部后，由于承担政治委员和部党委的秘书工作，对部里每位领导同志的任职情况都做过了解，所以胸有成竹地回答伯伯：“饶正锡部长担任过中央新疆分局组织部部长、迪化市委书记。”

七伯听了有些不高兴了：“你怎么说是迪化呢？”我赶忙解释：“我是从履历表上看到的登记内容，饶部长曾担任中共迪化市委书记。我知道迪化市已经改名乌鲁木齐市，表上记载的是他当时的职称。”

七伯点了点头说：“这就对了。你告诉我，‘迪化’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说，迪化的“化” 应该是同化的意思。新疆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迪化”之名想必是历代统治阶级强调“同化”少数民族。我只是回答了一半，没有来得及深思“迪”字的含义。七伯替我作了补充：“‘迪化’嘛，‘迪’，就是启发的意思。这种提法是对少数民族的不尊重，对新疆要‘启迪’‘同化’。”

接着，七伯又问我俩：“你们还能举出哪些对少数民族和邻近国家带有歧视性的地名？”我俩当时就能想得起一些，比如广西的“镇南关”，此前不久改为“睦南关”（现名友谊关）；辽宁省“安东”，改成了“丹东”。这是涉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又比如，我们以前有个“绥远省”：“绥靖”“远方”嘛，已经撤销了。还有些含有歧视性的地名，由于当地群众已经习惯，也就沿用下来，没有改，比如“抚顺”“靖边”“安塞”等等。

七伯接着讲了很长一段话，是这次谈话的主题。七伯说：我们过去大汉族啊，对少数民族有所歧视，这是不对的。何况有的还是友邻国家，就更不应该。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都一律平等。我们国家是多民族组成的人民共和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之间有过分裂和战争，但最终融合为伟大的中华民族。我们国家的发展史，就是各兄弟民族团结凝聚在一起，共同奋斗前进的历史。黄河、长江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河。珠江、湘江、赣江、嘉陵江、黑龙江、洞庭湖、淮河等数不清的江湖河流，都是流淌在中国大地上各民族共同的血脉。你们要牢牢记住，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只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只有各民族之间紧密团结，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幸福安康。我们刚刚庆祝了国庆十周年，首都新建了十大建筑，其中，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占了其中两座。这就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

还要记住，今天的少数民族生活还很困难，经济文化落后。我们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要“求其在我”，做好自己的工作，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建设友好合作的民族大家庭。决不能只看到少数民族落后的一面。

七伯这番话，从我国的悠久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深刻阐明了民族团结的极端重要性，情真意切，寓意深邃。事后我常想，七伯这次提问不但花费时间长，而且内容高度集中，既有深度又具广度，这说明加强民族团结在伯伯心中分量有多重，而且他迫切地希望下一代乃至所有的人都能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学习伯伯，把增进民族团结落实到行动

七伯关爱与尊重少数民族，不仅因为他是国家总理，是职责所在， 更是出于他对各兄弟民族怀有炽热的情感。

我们看到，七伯在云南西双版纳泼水节上留下的镜头：他与傣族同胞互相追逐、嬉笑泼水，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笑得好开心啊！那是 1961 年七伯在西双版纳的一次美好经历。卫士长成元功回来后告诉我俩，七伯说他在那里“度过了最高兴的一天”。他形容傣族的服装“头无顶，衣无领，鞋无帮，裤无裆，很有特色”，说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比汉族进步，穿得比我们好看”。

七伯还认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服饰鲜艳，能歌善舞，他们居住的地方虽然多属穷乡僻壤，却是没有开发过的处女地，河川秀丽、浑然天成，是难得的旅游盛景。他嘱咐担任电视文艺导演的在军，要把镜头对准少数民族地区，既要重视表现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歌舞，也要重视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独特风光。

遵照七伯教诲，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在军就编导、摄制了优秀的少数民族演员如才旦卓玛、胡松华、崔美善、莫德格玛、阿依吐拉等人的专题歌舞节目。她多次带领摄制组，扛起沉重的摄像机和器材，深入山区、边寨、草原等少数民族地区，拍摄了《踏花追歌》（苗族、土家族、壮族），《延边歌舞》《歌舞之乡》（朝鲜族），《松花湖金秋》（朝鲜族、满族），《并马高歌》（蒙古族），《来自草原的歌声》（维吾尔族、塔吉克族），《草原之夜》（维吾尔族），《垂向大地的谷穗》（赫哲族） 等多部电视文艺专题片。这些表现少数民族的专题文艺片，几乎全都获奖。

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隆重上演，在军担任电视导演。在晚会节目的编导过程中，七伯对少数民族的节目格外重视。他在初审时说：“我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载歌载舞。《伟大节日》这一场，能不能上一个男声独唱？蒙古族在音乐方面有所擅长，再增加一个蒙古族男声独唱。”由于七伯的具体过问，满族演员胡松华改编创作和表演了《赞歌》这首蒙古族歌曲。在军对七伯的意图心领神会，在电视镜头的运用上作了匠心独具的精心处理，使《赞歌》与邓玉华的彝族女声独唱《情深谊长》，成为珠联璧合的精彩节目，同优秀的民族舞蹈一起，给观众留下了美好印象。

我曾结识了不少优秀的少数民族演员，他们说起总理，个个热泪盈眶，激动万分。藏族著名歌唱演员才旦卓玛说：“总理喜欢听我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说这首歌唱出了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的真实情感。他对我们这些少数民族演员的关怀无微不至。有一次我陪总理出访，唱的一首外语歌有两个字发音不准， 总理找来翻译亲自教我，叮嘱我，一定要把这两个音发准。”

同样，我国各少数民族，从领导人到普通群众，无不衷心热爱、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生前每逢1月8日周总理去世这一天上午十时，都要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总理敬献鲜花和哈达，无一次例外。几年前，我去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参加活动，走访了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侗族孤寡老人。他住的土屋历经百年，破损不堪，家徒四壁，但“厅堂”的正中贴着唯一的一幅总理逝世之初发行的彩像。他天天拂拭，画像仍一尘不染。老人每天都要向彩像鞠躬行礼。他说:“我没有亲人，心中唯一惦念的就是他老人家！”

在通道，我参加了一次侗族特意为我们举行的“迎亲宴”。山边土场上摆满了各户拼凑的木条桌，几百户乡亲每家上一个菜，鸡鸭鱼肉样样俱全。十多位身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年轻姑娘，手捧盛满自酿米酒的大碗，轮流向我们敬酒，口中唱着《三唱周总理》和当地山歌。通道是八十多年前恩来伯伯带领中央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少数民族这一碗碗酒中又饱含着对恩来伯伯何等的怀念之情！

1981 年国庆节，由在军任总导演的《民族团结的赞歌》大型文艺晚会，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庆重点节目向全国播映。这台晚会艺术地再现了我国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绚丽风采与美好团结，获得各界热烈赞扬，这也是中央电视台最早自办的大型文艺晚会。白族舞蹈演员杨丽萍，就是在这台晚会上以《孔雀舞》扬名。遗憾的是，亲爱的七伯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台按照他的嘱咐、精心创作的各民族亲密团结的精彩节目。七伯叮咛我们的：“要牢牢记住，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我们将永铭在心。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