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全球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4月9日，宣布暂缓对部分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90天，7月7日，继续延长暂缓期至8月1日。综合分析加征关税对美国霸权的影响，长期来看，加征关税势必将削弱美经济、金融、军事等霸权根基，加剧其国内滞胀风险与社会矛盾，破坏盟友关系，动摇美元霸权；但短期来看，也可通过减少贸易逆差、平衡财政赤字、实现产业发展目标等为其带来有限利益。这表明，美关税政策的本质是其对于自身衰落的担忧高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因此不惜以远期代价换取即期利益。我们将客观看待美关税影响及其霸权前景，以自身稳定发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揭露美关税政策本质，塑造对我国有利的舆论环境。

长期看关税将削弱美霸权根基

（一）加剧国内滞胀风险，激化社会矛盾。

一是加剧国内通胀压力。美劳工统计局7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6月CPI同比增长2.7%，核心CPI同比增长2.9%，均高于前月值。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家居用品价格环比上涨1%，创下自2022年初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服装价格也环比上涨0.4%，表明关税对美通胀的拉动效应已初步显现。

二是美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同时面临压力。投资方面，企业面临成本上升和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双重压力，投资意愿大幅下降，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关税情况看，企业投资短期内受冲击最大。2018年7月至9月三轮301关税落地后，美制造业PMI随之大幅回落；消费方面，物价上涨降低消费者购买能力与意愿；出口方面，若美贸易伙伴采取反制措施，则将严重影响美农产品、高科技等产品出口。

三是可能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升级。由于关税最终大部分将由美消费者与企业承担，低收入群体受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影响尤为显著，生活负担明显加重，企业也可能因成本上升裁员或减少招聘，同时，民粹主义势力可能借机扩大影响，进一步造成社会撕裂与内部矛盾加剧。

（二）破坏传统盟友关系，加速全球贸易体系多元化发展。

一方面，关税严重破坏美与其盟友关系，削弱其霸权根基。特朗普名义上根据贸易失衡设定关税税率，并以此制造外交筹码，在加征关税的过程中不区分“敌友”，严重削弱了美以盟友体系为基础的霸权根基。例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指出，“对等关税”的本质是注重相对收益的零和博弈，但美军事霸权的逻辑在于巩固北约等盟友网络，二者的根本分歧将加剧联盟内部摩擦，削弱集体威慑力，最终将损害美自身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美关税促使全球贸易体系加速向多元方向发展。多数国家以深化与他国贸易联系应对特朗普贸易战，如英国与印度近期签署贸易协议，欧盟与印尼、加拿大与东盟等也在积极推进贸易协定。此外，特朗普政府引发的关税乱象与中国积极扩大市场准入，深化同各国贸易联系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可能加速受美关税冲击较大的国家向中国战略贴靠。

（三）严重动摇美元霸权根基，加速“去美元化”趋势。

尽管特朗普关税战目的在于实现削减贸易赤字、维护美元霸权的双重目标，但长期来看，高关税将削弱美元作为支付和储备货币的属性，动摇美主权信用，并加速各国“去美元化”进程，与其维护美元霸权的初衷背道而驰。今年以来，市场对美元资产的信心明显下降，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后，美股、债、汇市场一度呈现罕见的“三杀”局面，一定程度上使投资者对美元“安全港”地位产生怀疑，同时，欧洲财政扩张、中国科技进步预期等因素也推动了资金再平衡，增加美元贬值压力。若特朗普持续推进极端贸易政策，美元信任危机可能持续发酵，甚至引发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系统性风险。

短期看关税或将为美国带来有限利益

（一）借助关税谈判扩大出口，减少贸易逆差。

自4月宣布征收关税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极限施压”的策略取得了部分成果。例如，在与欧盟的贸易协议中，美方争取到6000亿美元的增量投资、75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订单，以及军事装备订单等；在与日本贸易协议中，日本承诺推出5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与贷款计划。预计特朗普在后续谈判中将继续寻求贸易伙伴购买其出口产品，缩减贸易逆差，同时要求对方降低贸易壁垒，以扩大美商品和服务市场准入。对于对美顺差更大且高度依赖美市场的国家，美国或将要求其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做出更大妥协，以攫取更多利益。

（二）通过征收关税提振财政收入，平衡财政赤字。

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大而美法案》将新增巨额赤字，面对不断膨胀的债务，关税成为特朗普少数可操作的创收工具之一。据美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大而美法案》在2025至2034年间将使联邦赤字增加约4.1万亿美元，预计关税可在未来十年带来约2.8万亿美元的潜在收入，使未来十年赤字率维持在6%左右的水平。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启对华贸易战以来，美关税总收入实现较高增长，从2018年的410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800亿美元，几乎翻番。在特朗普极端关税政策影响下，未来关税收入可能继续实现较大增长，占比不断上升，成为平衡财政赤字的重要途径。

（三）实现产业发展与“去中国化”目标。

此前，美已大幅上调钢铁和铝、汽车等关键行业的保护性关税，旨在促进制造业回流，回应国内基本盘选民需求。未来美或将扩展特定行业关税至半导体、医药等关键领域，并联合贸易伙伴利用协议机制围堵我国产业发展。例如，美英贸易协议中包含针对第三国的条款，要求利用原产地规则防止第三国规避关税、协调应对第三国的非市场政策等，被认为是美限制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政策升级，可能成为美迫使其他盟友将中国排除在关键供应链之外的“样板”，以实现“去中国化”目标。

对策建议

（一）客观看待美关税影响及其霸权前景，密切跟踪及时研判应对措施。

我们需认识到，美关税政策的实质是其对于自身衰落的担忧高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且我国当前经济企稳向好，对于贸易战已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政策工具，整体局势于我国有利，我们既不应高看也不宜低估美关税涉我国影响以及美霸权前景。建议：一是密切追踪、实时掌握美关税政策及贸易协议动向，及时分析研判美涉华表态，为应对美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贸易政策争取战略主动，必要时采取有力反制措施。二是持续关注欧盟、日韩等美重要盟友对美加征关税的立场看法，合理利用美与盟友之间分歧，有效降低贸易限制措施对我国冲击。

（二）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稳定发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将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应将应对美关税冲击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以自身稳定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更多动能。建议：一是推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持续发力、适时发力，充分释放政策效应。二是通过扩大内需弥补外需下降带来的缺口，有效释放内需潜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三）揭露美关税政策本质，塑造对我国有利的舆论环境。

美加征关税不仅冲击国际经济格局，更暴露了美贸易政策在国际法及美国内法框架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缺陷。建议：一是积极组织国内外专家和媒体平台，揭批美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的本质，占据法律和道义高地。二是积极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上诉，利用国际组织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向美施压。

（编辑 杨利红）

2025年二季度，美国受关税冲击，商品价格明显上涨，但因能源及住房服务价格持续走低，其影响尚未充分反映在CPI中。同时，美国企业通过消化库存或暂时承担进口关税成本，延缓了关税向美国通胀的传导。尽管非农就业数据因教育幻象超预期，但匹配效率下降和工作时长缩短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总之，关税政策增加了美国再通胀风险，消费与投资趋于疲软，美国经济面临滞胀隐忧。

美国通胀整体温和但结构分化

2025年6月，美国CPI同比上涨2.7%，较5月上升0.3个百分点；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2.9%，较5月上升0.1个百分点。总体看，2025年二季度美国通胀较为温和，这似乎表明特朗普关税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有限。实际上，受关税影响较大的商品价格已经上涨。比如，家电价格在4月和5月分别上涨了0.8%，为近四年来最高月度涨幅；玩具价格连续两个月上涨，5月环比涨幅超过1.3%，同样是四年来最高水平。6月，部分零售商如沃尔玛和塔吉特的玩具价格在1月基础上已经上涨了7.4%和6.1%，远高于3.8%的平均涨幅。尽管如此，美国整体通胀仍被其他因素所掩盖，例如汽油价格下跌、服务价格涨幅持续放缓，特别是租金和住房成本趋缓，因此关税效应尚未明显反映在CPI数据中。未来，美国通胀压力来自受关税影响的核心商品价格，房租和服务通胀因总需求放缓或将延续下行趋势。

关税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虽迟但到”

随着特朗普在“解放日”正式推出“对等关税”政策，各界一致认为关税政策将会引发美国再通胀风险，但二季度美国CPI数据显示美国通胀总体呈现温和态势。这是因为，多种因素导致关税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有所延后。

一是关税政策处于不断调整变动中。许多已经宣布的关税政策要么被取消、要么被推迟执行或者减少适用范围、降低税率等。二是航运和供应需要时间。其他国家商品通过海上航运输往美国通常需要数周甚至一个多月时间，进口品抵达美国后不会立即出现在商店货架上，因为很多输美进口品并非成品而是零部件或原材料，需要进一步加工和制造才能用于终端销售。三是企业库存品缓冲了关税冲击。2024年年底，不少美国企业为应对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港口罢工以及规避特朗普在2025年即将实施的关税政策，提前加大了进口订单，积累了不少存货。四是部分关税成本被外国出口商吸收且美国企业对涨价持谨慎态度。高盛估计，外国出口承担了大约20%的关税成本，另80%的关税成本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共同承担。由于消费放缓，不少美国企业在短期不敢轻易涨价，更多的是采取“缩水式通胀”（即商品包装减少但价格不变）策略应对，因此美国消费品价格还没有出现大幅上涨。过往的经验表明，零售商至少需要三个月时间才能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随着在8月前后特朗普新关税政策落定，以及受关税影响较大的商品在秋冬季家庭预算中扮演的角色比在夏季更为核心，因此，关税政策对美国通胀的影响可能要到未来几个月才能充分显现。

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

超预期的美国非农就业增长：教育幻象

2025年二季度，美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分别为15.8万人、14.4万人和14.7万人，较一季度增加了11.6万人。总量上看，美国就业市场似乎依然稳健。但从结构上看，6月美国超预期的非农就业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就业指标疲软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正在降温。6月，州和地方政府教育部门用工激增导致政府部门新增就业人数达到7.3万人，为2024年4月以来最大增幅。相比之下，6月私人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仅有7.4万人，为2024年10月以来最小增幅。其中，私人服务业的新增就业人数从5月的14.1万人大幅下降至6月的6.8万人，降幅超过50%，制造业连续两个月裁员，批发贸易行业就业人数创下一年来最大降幅。根据美国非农就业扩散指数（Non-farm Employment Diffusion Index），6月美国只有不到一半的行业实现了就业正增长。总体看，州和地方政府教育行业就业大幅增加支撑美国6月非农数据远超预期，这与春季学期末教育岗位招聘集中释放相关，若仅考虑私人部门新增就业，则远不及预期。未来，随着州和地方政府新增就业回归均值或出现下降，美国非农新增就业将面临较大降幅。

图1  私人部门新增就业人数      图2  政府部门新增就业人数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美国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恶化

贝弗里奇曲线（Beveridge Curve）描述了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率之间的关系，它是评估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的一个重要工具。将不同时期的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率配对，可绘制一条近似向右下方倾斜的贝弗里奇曲线，说明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率呈负相关关系。2023—2024年，美国贝弗里奇曲线总体呈现从左上方向右下方移动的趋势，表明美国职位空缺率下降而失业率上升，反映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2025年1—3月，美国失业率从4%上升至4.2%，职位空缺率从4.7%下降至4.3%；4-5月，美国失业率保持4.2%不变，职位空缺率从4.4%上升至4.6%，这说明企业虽然在劳动力市场发布了更多的岗位，但失业人口并没有相应地减少。也就是说，新增的职位空缺并没有马上被填补，这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出现恶化，未来美国结构性失业可能会增加。

由于求职者人数减少，美国失业率从5月的4.2%下降至6月的4.1%。根据彭博新闻社报道，6月美国整体失业率虽然出现下降，但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却升至2022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原因在于黑人男性失业人数激增。一般来说，非裔美国人大部分集中在低工资行业，这些行业在经济收缩时率先受到冲击，因此黑人往往是最早被裁员的群体。

图3  2023年以来美国贝弗里奇曲线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工作时长减少暗示美国需求趋缓

工作时长是观察美国需求动态的一个重要指标。当经济走弱时，企业往往会先减少工作时长而非直接裁员。6月美国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34.2小时，较前值降低0.1小时。尽管数值变化并不显著，但需要注意的是，6月是今年以来美国平均每周工作时长首次出现下降，美国需求出现放缓。另外，平均时薪同比增速从1月的3.9%下降至6月的3.7%，由此衡量劳动总收入指标——每周总工资（等于就业人数工作乘以时间乘以时薪）为近一年来最弱表现。

图4  美国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和平均时薪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美国内需面临放缓压力

关税提前透支私人消费后继乏力

美国私人消费已经出现放缓迹象，直到5月才在美国实际个人消费支出（PCE）数据中呈现。5月美国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2.2%，较3月和4月分别下降0.6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3月至4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涨幅很大程度上是受关税政策的影响，即居民提前抢购货物，耐用品消费支出变化直观表现出来。5月美国耐用品消费支出同比增长3.8%，较前值大幅下降3.9个百分点，降幅超过50%，说明居民在耐用品价格上涨前抢购，从而导致3-4月耐用品消费支出大幅增加，而5月支出又迅速回落。美国零售额环比增速的数据同样说明关税政策提前投资消费。3月美国零售额环比增长1.5%，5月环比降至-0.9%，私人消费后继乏力。

根据密歇根大学公布的数据，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24年12月至2025年5月下降了21.8%。随着中美经贸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在双方决定下调关税税率后，信心指数才出现改善迹象，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6月出现反弹，不过仍低于关税政策之前平均水平，关税政策对私人消费产生较大负面作用。

图5 美国实际个人消费支出   图6 美国零售额环比和消费者信心指数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和密歇根大学。

企业投资微弱扩张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制造业PMI从5月的48.5%升至6月49%，服务业PMI从5月的49.9%升至6月的50.8%，新订单指数在6月回归扩张达到51.3%，较5月上升4.9个百分点。尽管6月美国PMI呈现微弱扩张是一个积极信号，但关税对供应链带来的巨大压力仍是限制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扩张的关键因素。目前，知识产权投资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子类。一季度，结构投资下降了1.1%，企业为规避关税在一季度加快了设备采购，导致设备投资增加了8.3%；知识产权投资受关税影响较小，以2.3%增速增长。随着抵押贷款率高企以及关税成本开始显现，二季度美国结构投资仍将承压，预计设备投资增速大幅放缓，但知识产权投资将保持稳健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冲结构投资和设备投资的下滑。

图7  美国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

数据来源：圣路易斯联储。

注：结构投资是投资生产和经营长期不动产建筑及相关基础设施，设备投资指投资生产过程或提供服务的各类耐用设备器材，知识产权投资指投资研发和创新等无形资产。结构投资、设备投资和知识产权投资构成美国实际私人国内固定投资非住宅投资子类。

企业信心是投资增长水平的核心因素之一。企业只有对投资预期有信心，才会有动力扩大生产并增加资本支出。然而，面对当前关税政策所引发的巨大不确定性，企业信心正在减弱。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NFIB）的中小企业乐观指数自2024年12月以来持续下滑，5月因中美经贸关系缓和略有回升。美国资本支出计划在2025年4月降至自2020年以来的最低点。此外，多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调查数据也反映出企业对美国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相对疲弱。整体看，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虽呈现微弱扩张，但关税政策使企业家信心减弱，企业投资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编辑  杨利红）

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生产关系安排，是一切制度中最为基础的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将其作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二战后至今，日本稳慎有序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为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日本在改革过程中，也存在土地调控滞后、农村“过疏化”与城市“过密化”、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问题，并需有效防范化解各类潜在风险，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土地保障效能。

日本土地制度改革演进历程

在经济高速及中高速增长时期，实施以支撑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为目标的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1950年，日本颁布《国土综合开发法》，据此建立起国家、广域、都道府县、特定区域四级国土开发规划体系，旨在优化产业用地布局。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每隔7～10年编制一轮国土综合开发规划，前两轮规划重点在于据点式开发和大型项目开发，在经济维持中高速稳定增长的背景下，第三轮规划转向注重改善人居环境。1974年，日本颁布《国土利用规划法》，要求编制国家、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级国土利用规划，以及都道府县层面的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并制定了土地交易管制制度。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1962年，日本修改《农地法》，放宽农户占地面积限制，允许农户更自由地流转农地和农业生产法人取得农地。同年，日本还修改《农协法》，创设农地信托制度，赋予农协作为受托方的法定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农地制度改革方向由鼓励所有权流转变为鼓励经营权流转。1980年，日本颁布《农地利用促进法》，允许农户在市町村政府推动下自由缔结和解除农地租赁合同，不受《农地法》制约，合同到期后农地自动归还原主。

在泡沫经济时期，实施以抑制地价过快上涨为目标的土地制度改革。面对东京都市圈人口和资源过度集聚、地方产业经济和就业收缩的局面，日本在第四轮国土综合开发规划中，重在构建多极化、分散型的国土开发格局，提出打造“全国1日交通圈”。在地价飙升的背景下，1989年，日本颁布《土地基本法》，明确了土地利用的四条基本原则，即公共福利优先、合理和有计划地利用、抑制投机交易、开发利益与责任对等。在1991年出台的《综合土地政策推进纲要》中，日本进一步提出打破“土地神话”、实现适当的地价水平、确保土地合理利用三大目标。同年，日本实施土地税制改革，按0.3%的税率对持有土地的法人和个人征收地价税，并强化持有土地转让所得税和特别土地保有所得税。

在经济长期低迷时期，实施以释放土地利用潜力为目标的土地制度改革。泡沫经济崩溃后，由于地价迅速下跌，日本逐步转向刚柔并济的土地调控，陆续出台了《新综合土地政策推进纲要》《关于土地政策的再构筑》《土地政策的中长期构想》，旨在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日本在第五轮至第八轮国土综合开发规划（第六轮开始更名为国土形成规划）中，加大了对地方自主规划建设的支持，倡导多主体共同参与，发展广域地方生活圈，同时推动三大都市圈一体化。随着人口增速放缓乃至出现负增长，土地权属不明问题日益突出，为盘活存量闲置土地，日本于1999年和2020年两次修改《土地基本法》，对土地所有者管理土地的义务和各级政府开展地籍调查的义务作出规定，并专门制定《所有者不明土地法》。经由都道府县知事裁定，日本各市町村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主体可将权属不明的土地用于建设公园、直销店、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等项目，最长使用期限为20年。为推动农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日本逐步提高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补助标准，降低农业规模经营的土地成本，并通过修改《农地法》，取消对一般法人进入农业的限制，将其农地最长租赁期限由20年延长至50年。此外，日本还颁布了《推进农地中介管理事业法》，允许各都道府县政府成立农地中介管理机构，承担“农地银行”的角色。该机构在对农地进行平整改良的基础上，可绕过农地转出方，优先将成片的农地租给符合政策需求的规模经营者。

日本土地制度改革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一）重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引领作用。日本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国家经济政策紧密联系起来，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发展需求设定规划目标，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供依据，从而顺利推动了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优化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这一体系纵向上囊括国家、广域、都道府县、市町村四个行政层级，横向上涵盖国土形成规划、国土利用规划、土地利用基本规划三类规划。

首先，国家和广域层面的国土形成规划重在对国土开发保护方向进行综合性、长期性战略部署，国家层面的国土利用规划重在设定全国和各地区不同用地类型的规模目标，并明确具体举措。

其次，都道府县既要基于全国国土利用规划以及土地利用审查会、市町村长的意见，制定本地区国土利用规划，还要基于全国和本地区国土利用规划以及合议机关、国土交通大臣、市町村长的意见，制定土地利用基本规划，明确不同类型土地的调整方向和管制要求。

再次，市町村在制定本地区国土利用规划的同时，还可依据《城市规划法》编制专项规划。

（二）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作为重要突破口。早在1961年，日本颁布的《农业基本法》中提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目标，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始终围绕这条主线，由此成功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一是放宽农地租赁限制。日本尽管实行土地私有制，但农地流转的主要方式仍是经营权流转，其重视通过立法保护出租方利益，以打消出租方顾虑。鉴于法人经营具有高效率、可持续等优势，日本将其作为家庭经营的补充，逐步放宽公司法人租赁农地的限制。

二是实施土地改良。战后日本出台《土地改良法》，依托土地综合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土地尽可能规整化和均质化，并在引导土地互换归并的过程中，扩大地块规模。国家补贴比例高达1/2—2/3，其余成本由地方政府和农户共同承担。

三是发展政府主导下的农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农协和农地中介管理机构分别在不同时期为日本农业规模经营作出重要贡献，后者的优势在于不再被动等待供求双方的委托，而是积极助推土地资源的精准配置。

四是对农地流转进行奖补。日本自1971年开始实施农民年金基金制度，向在65岁前出租农地的农民发放“经营权转让年金”，以引导农地向青年农民转移。此外，日本农地中介管理事业采取多样化补贴形式，既向退休农民、农地继承人和协助农地流转者发放补贴，也向推动农地成片出租的市町村和及时转出农地的中介管理机构发放补贴。

（三）土地调控滞后问题。1991年日本土地税制改革可谓失败，在资产泡沫已开始破裂的情况下，紧缩性土地调控的实施使地价下跌势头加剧，日本地产市场自此步入长达20余年的低谷期。日本《土地基本法》将抑制投机交易作为土地利用的一大基本原则，地价税直到1992年才开始征收，错失了土地调控的窗口机遇。此后，日本逐步实施以减税为重点的土地税制改革，先是1996年将地价税税率减半，1998年和2003年又分别停征地价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这一纠偏仍显迟缓，加之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未能有效处理不良债权，缺少更有力度的土地调控，最终难挽地产市场颓势。

（四）农村“过疏化”与城市“过密化”问题。日本三大都市圈集中了全国约一半人口，其中东京都市圈人口甚至超过大阪都市圈和名古屋都市圈人口之和。多年来，日本试图通过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助推区域协调发展，但农村“过疏化”与城市“过密化”问题却愈演愈烈，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地方具有较大的规划自主权，各层级规划之间衔接不够顺畅；二是地方振兴主要依靠中央财政，地方自身未形成独特竞争优势；三是大城市与地方中小城市及农村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布局明显不均，后者难以吸引大城市居民定居。近年来，日本政府提出“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旨在通过推动数字基建和培养数字人才激发地方活力，但地区间数字鸿沟的存在，可能进一步引发资源单极集中。

（五）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为防止大米生产过剩，维持高米价，日本政府自1971年开始实施大米减产补贴政策，一方面加剧了耕地低效利用、撂荒和非农转用，另一方面促使农民为获取更高单位面积收益而改种经济作物，该政策直到2018年才被废除。

同时，日本在农业现代化时期未建立遵循科学用地规律的“非农化”“非粮化”治理体系，相关约束规范不全面、不严格，直到2009年修改《农地法》，强化对弃耕地和耕地非农转用的管制，加大对违规转用的处罚力度。近50年，日本耕地面积下降24%，撂荒和非农转用是主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下降48%，且其在农作物种植总面积中的占比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

几点启示

（一）建立健全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第一，推进国土空间规划法立法，及时将“多规合一”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发挥总体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推动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有机衔接，总结地方先行先试经验，健全规划实施传导机制。第二，完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提高差别化、精细化用途管制水平。按照业态类型和用地特点制定分类管理措施，明确农业、生态、城镇空间在规模、结构、布局、用途等方面的底线边界，推进用途转用审批和规划许可“多审合一”。第三，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和用途管制监督管理，严肃查处各类违反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的建设行为。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建设，严格依据规划条件开展规划核实，确保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二）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一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促进农地确权、“三权”分置改革和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政策有机衔接，稳步探索建立农户承包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支持农民“离土”退休金制度创新。二是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推动形成土地经营权风险防范及保障机制。采取明确职能、整合力量、以效定补等方式，充分发挥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作用，鼓励各地探索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履约保证保险制度，助力解决土地流转动力不足、不稳定问题。三是加大对规模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健全工商资本租赁农地风险防范机制。采取投资补助、以奖代补、财政贴息等方式，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高标准农田，推动各地建立工商资本流转土地资格审查和项目审核制度，坚决遏制“非农化”“非粮化”倾向。

（三）健全同宏观政策与区域发展高效衔接的土地管理制度。第一，提高土地政策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用好土地政策工具箱，加强财税、就业、产业、区域、环保、土地等政策协调配合，确保各领域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第二，完善土地市场制度和规则，增强土地要素对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保障能力。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健全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规则、交易服务平台，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第三，探索跨区域一体化的土地管理机制，促进跨区域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支持探索跨区域统筹土地指标、盘活空间资源的土地管理机制，健全跨区域土地开发合作互助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推动土地管理与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紧密结合。

（编辑  尚鸣）

美国农业的风险管理与金融保障机制

由于高度依赖自然条件与市场环境，农业始终是一种高风险的产业，因此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对于保障农业持续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美国农业长期面临天气灾害、价格波动、市场失灵等多重风险，联邦政府与农业金融机构通过构建多元化的风险管理工具与金融服务体系，农业风险管理制度不仅在国内农业中发挥关键作用，也为全球农业政策提供了重要借鉴。

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需从风险源头分类、工具匹配逻辑和制度协同机制出发，构建覆盖事前预防、事中缓释与事后补偿的系统性框架。

农业风险可大致分为四类：自然风险（如干旱、洪涝、极端天气、病虫害）、市场风险（如价格波动、需求萎缩、能源和农用物资短缺）、政策风险（如贸易摩擦、补贴和退税调整）以及财务风险（如利率变化、汇率波动、信贷紧缩）。

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逐步构建起由政策工具、市场机制与金融服务构成的三维风险管理体系，并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农民参与的方式付诸实施。

政府主导：农业政策工具的顶层设计与风险兜底

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数据系统建设，建立了全国性农业统计、价格监测与风险评估平台，确保风险管理的科学决策与公共监督。

基于《农场法案》，联邦农业风险管理署（RMA）负责设计与实施农业保险政策。保险产品由私人保险公司开发并承保，政府补贴农民支付的保费，并为保险公司承担部分赔付风险，从而实现政府兜底与市场运营的有效结合。主要包括：

1.作物保险计划。2023年，美国联邦农业保险项目已覆盖超过3亿英亩农地，保障额度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农业保险体系。其中涵盖100多种作物与牲畜，险种包括因自然灾害导致的产量损失保险、因减产或价格下跌导致的收入损失保险、因饲料短缺或价格波动导致的牧草与畜牧损失保险，由联邦政府补贴保费（平均达60%以上），为主要作物提供气象灾害和价格波动双重保障。

2.灾害援助计划。对于未能纳入保险的农业项目，提供临时救助、畜牧损失补助、树木灾害补助等。

3.农业收入保障项目（如ARC/PLC）。为缓解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对农户收入的冲击，美国政府设立了多种逆周期收入保障计划。农业风险覆盖计划（ARC）根据历史平均收入与当前年度农产品实际收入的差距，若市场价格下跌至一定阈值，则对农户进行差额补贴。该机制强调收入稳定性，帮助农民在价格或产量显著下降时维持经营能力。

4.营养援助与库存调节机制。政府通过食品券（SNAP）、学校营养餐计划以及战略库存收储政策稳定粮食消费与市场供需，间接缓解价格风险。

5.贸易摩擦的补偿机制。美国没有一套专门针对“贸易摩擦”的永久性法律框架，但为了缓解对农业部门造成的冲击，联邦政府（特别是农业部）可临时启动财政援助计划，对受害农户提供直接补贴或库存收购，并帮助其扩大出口渠道。补贴分配并非完全依靠具体的个体损失核算，而是以县为单位、作物类型为基准设定每英亩定额补偿（表1）。

表1美国针对贸易摩擦的农业扶持机制

这些政策工具体现出联邦政府在农业风险管理中的“基础保障者”与“制度提供者”角色，目标在于为农业经营者提供一定的收入安全网，以稳定农业生产预期与市场信心。

市场运作：商业保险与期货市场的风险定价机制

除政府兜底之外，美国农业高度依赖成熟的金融市场与商业机制，形成了以保险公司、期货交易所、农业银行等主体参与的市场化风险缓释系统：

1.商业作物保险公司。农业社区保险服务公司（RCIS）、ARMtech保险服务公司等与联邦机构保持长期沟通协作，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多样化的险种（产量型、收入型、指数型等）；

2.农业期货市场。早在1948年成立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已成为全球农业产品定价与套期保值的主要平台，通过远期合约、期权等工具为农户、贸易商提供价格风险对冲服务；一些大型农场使用收入稳定账户与私人农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天气衍生品”进行收入平滑。

3.农用信贷风险控制机制。美国农业信贷体系（FCS）是由政府创设、合作社运营的农业金融机构网络，围绕土地购买、设备投资、运营周转、农村建设等项目，以非营利模式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长期、低利率贷款，结构完善，功能多元，体现出“合作社+政策金融”的制度优势。截至2024年年底，该体系总资产已超过3900亿美元，显示出其在农业金融领域的持续增长和稳健运营。

4.扶持性专项贷款与风控。以普惠包容为指针，农业服务署（FSA Loans）为新型农户、小规模农场、退伍军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政策性担保贷款与直接贷款，涵盖土地购置、灾后恢复、青年创业等项目。

5.“智能农业金融”。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物联网（IoT）、人工智能（AI）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深度融合，美国农业金融体系迎来智能化转型。一批金融科技（FinTech）平台逐步进入农业金融服务领域，为农户提供基于精准数据的风险评估与融资服务，推动“智能农业金融”体系的建立。典型平台如Indigo Ag、FarmTogether、Farmobile等，通过收集农作物生长环境、土壤状况、历史产量、市场行情与农户信贷历史等数据，建立精细化的农场经营图景，从而实现信用评级的动态更新与贷款风险的个性化定价。这种机制显著提高了农业贷款的可获得性和风险识别能力，突破了传统“抵押+担保”模式的局限。更重要的是，这些平台往往将金融产品与农技咨询、供应链服务相结合，提升了整体农业生产效率。

6.保险型信贷产品创新。在传统农业信贷中，土地一直是核心抵押物。为提升土地价值评估的科学性与金融可转化能力，美国农业金融机构基于遥感数据、区域土地收益能力、市场交易频率与环境敏感度，建立了一套土地抵押评估标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增强了土地资产在贷款中的定价能力，也成为信贷产品定制的核心依据。更具创新性的是，部分信贷产品将贷款利率与浮动市场利率挂钩，并引入天气指数（如降雨量、干旱指数、霜冻发生概率等）作为风控变量。例如，“天气挂钩信贷”产品在农户遭遇自然灾害时，自动触发利息缓交、还款期延展或信用重定价机制，从而增强农业信贷系统的韧性和灵活性。另一些产品则引入“产量指数保险”或“收入保障保险”作为附加抵押，构建起“保险+信贷”双保险结构。此类产品往往通过与联邦农业保险署（RMA）数据接口联动，鼓励私人信贷机构向高风险地区农户发放贷款，以补足市场失灵的部分空白。

此外，部分平台还与农业银行、农场信贷体系（FCS）合作，构建API接口，实现风险数据实时对接，形成了政府、金融机构与科技平台三方联动的农业风控生态。

这些机制充分利用了政策引导、科技赋能和市场机制，在多元主体之间实现了资源配置和风险分担功能的优化。

农民参与：信息获取、工具选择与风险感知能力建设

在美国农业风险管理架构中，农户并非被动接受补贴与保险的对象，而是被赋予了较高的信息接触能力、金融工具识别能力和风险感知能力，其在微观层面的策略性行为显著提升了风险治理的整体韧性。具体而言，农民参与风险管理体系的能力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信息获取与决策支持。各州农业推广局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技术培训、病虫害预警、气象预测、保险评估与金融咨询服务。农户能够实时获取本地农业气候、价格趋势、政策变化等多维数据，从而提升其在种植结构调整、投保决策、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判断能力。部分推广机构与私人农业科技平台合作，提供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播种建议与风险评估模型，增强了农业生产的科学性与前瞻性。

2.工具选择与风险分散。农户可根据自身经营类型（如种植业或畜牧业）、地理位置（如干旱区或易涝区）、历史产量记录和市场参与程度，自主选择作物保险、收入保险、天气指数保险等多元化产品组合。此外，部分大中型农户还会运用期货市场、期权合同、收入平滑账户等风险管理工具实现套期保值，以应对农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收入不稳定问题。这种 “工具匹配+组合使用”的策略，体现了农户在制度框架下的主体性与专业化水平。

3.金融素养与风险意识提升。风险管理的核心在于预期与认知的制度内化。美国农业院校与推广机构普遍开设“农业金融与风险管理”课程，涵盖保险机制、信贷产品、市场工具与财务决策等内容，部分课程还被纳入农场主认证与青年农民培育计划之中。如爱荷华州立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农学院设有专门面向农户的“农业管理教育平台”，配合模拟系统帮助农民演练气候灾害、市场波动等情景下的应对策略，提升其认知风险、选择工具、进行风险对冲的综合能力。

美国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已由早期以灾后补贴为主的被动补偿机制，演化为一个多维度、前瞻性、制度化的综合性风险治理结构。该体系体现出以下几个关键特征：

首先，联邦政府通过建立“底线”机制（如最低价格支持、作物保险计划和紧急救助）为农业领域提供基本稳定性，防范系统性风险蔓延。其次，市场机制在风险识别、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担中发挥核心作用，通过期货市场、收入保险和多样化金融工具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第三，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决策主体，既是政策受益者，也是风险承担者，其参与程度和风险管理能力直接影响政策效果与体系韧性。

构建政府—市场—农户三元互动的治理架构。有效提升了美国农业应对各类风险的能力，成为支撑其农业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制度基础。

美国农业风险管理体系高度体现了制度设计的系统性与政策执行的市场化取向。在联邦财政支持、专业机构运作（如联邦作物保险公司、农业服务机构）与农户积极参与的共同作用下，逐步构建了覆盖保险、补贴、信贷与金融工具等多个维度的多层次风险管理网络机制，在缓解农业周期性波动、对冲自然灾害风险、稳定农业收入与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标志着美国农业已从“救灾型”转向“治理型”风险管理范式。

美国现代农业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启示

美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不仅在技术、组织与政策层面展现出高度成熟的体系性特征，也为其他国家探索农业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美国农业对中国的主要启示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构建清晰稳定的农业产权制度

美国农业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权属明确、流转顺畅，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与制度性不确定性，中国应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制度化与法治化进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体系，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推动以科技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战略

美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农业科技体系的系统构建与持续创新。从陆地赠地大学体系、农业实验站，到精准农业、生物技术与数据驱动运营，美国形成了“科研—教育—推广—应用”一体化的技术扩散体系。相比之下，中国农业科技在成果转化率、基层推广能力、技术适配性等方面仍有差距。未来，中国应进一步优化农业科技创新链条，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产业部门的协同合作，强化数字农业、绿色农业和种业科技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同时提升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普惠性与实效性。

完善多元化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美国建立了制度化、市场化与综合性的农业风险管理机制，有效覆盖了自然灾害、市场波动和收入不确定性等多类风险。其以联邦作物保险为核心，辅之以补贴、信贷、金融衍生工具等手段，形成政府、市场与农户共担风险的治理格局。中国当前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仍以灾后救助和价格干预为主，缺乏系统性与前瞻性。建议构建覆盖保险、收入保障、灾害预警、市场工具与社会救助的综合性风险管理架构，提升农业抗风险能力与政策的精准性。

强化农业组织化与市场化经营机制

美国农业的高效运行得益于其成熟的农业企业与合作社组织体系，广泛运用合同农业、纵向整合与农企协同等方式构建产业链条，实现了农业与加工、流通、零售等环节的高度耦合。中国应加快推进对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通过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龙头企业协同发展，完善产加销一体化机制，提升农业全链条的市场竞争力。

农业现代化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进步，更依赖于制度、政策、组织与市场机制的协同演化。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立足国情，吸收国际经验，构建以产权明晰、科技驱动、风险可控、组织高效为核心的农业发展体系，从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农村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编辑 季红）

日本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举措

日本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从完善制度基础、协调部门分工、发挥特区作用、优化监管服务等角度重点发力，从而消除市场分割、畅通经济循环。

（一）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和规则统一

在产权保护方面。一是保护企业私有产权，通过“民事再生制度”“公司更生制度”，帮助企业在资不抵债时能够顺利进行债务重组；二是确立“知识产权立国”的基本战略，对工业品外观设计、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商业秘密等细分领域进行专门立法；三是积极加入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加强国内法与国际条约之间的协调，并在主导CPTPP的过程中，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和完善知识产权执法体系。

在市场准入环境方面。一是推行民营化改革，制定《国有铁路改革法》《电信电话公司法》等法律，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铁路、烟草、电信、能源等行业，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二是推行规制改革，包括放宽铁路、电信等行业价格规制，以及废除发电领域的许可证制度并引入招投标制度等，开拓市场边界、挖掘市场深度；三是争夺国际标准制定主导权，瞄准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多样性等前沿领域，加强人才培养，积极主办国际会议，推动日企技术和管理方法转化为国际标准。

在公平竞争方面。一是顺应形势变化不断修改《禁止垄断法》，加大对违法垄断行为的处罚力度，清理反垄断的适用例外，将公平竞争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基础；二是制定《分包法》《防止官制串通法》，防止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分包货款，遏制行政力量不当介入招投标市场。

在信用制度建设方面。一是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制度，制定《信用保证协会法》，由各地信用保证协会直接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中央信用保险机构为信用保证协会的担保业务提供再保险，形成多层次担保体系；二是建立信用信息机构制度，通过制定《贷款业法》，形成以行业协会主导的会员制征信模式，依托行业内部数据共享评估企业和个人的信用风险；三是将民间信用评级机构纳入金融监管范畴，通过修改《金融商品交易法》，明确其行为准则和披露要求。

（二）健全部门职责分工协调机制

为加强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战略统筹，日本内阁府下设“知识产权战略总部”，负责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协调跨部门政策、推动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和应对海外侵权问题。为解决规制改革过程中的部门分割问题，日本内阁府下设“规制改革推进会议”“公正交易委员会”。前者重在通过规制改革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主要职责包括：讨论制定改革政策和协调跨部门政策，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推动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和废除；促进企业和社会团体交流意见，收集并反馈规制改革建议；制定《监督规制改革实施计划》并监督其执行情况。后者作为负责贯彻落实《禁止垄断法》《分包法》的独立行政机构，主要职责包括：对有违规嫌疑的大企业开展调查，采取指导、劝告等行政手段，要求其进行整改，在官网上公开企业名单或案件内容，维护中小企业正当利益；加强竞争政策的宣传，制定行业竞争指南，提出法规和制度的修改建议；与各国反垄断部门交换信息，加强海外反垄断执法合作。此外，日本经济产业省下设“中小企业厅”，负责扶持和指导中小企业，并与公正交易委员会配合开展反垄断监管。

（三）发挥经济特区先行先试作用

日本分别于2011年和2013年颁布《综合特别区域法》和《国家战略特别区域法》，在经济特区实施观光、医疗、农业、城市再开发等领域的改革试点，改革措施多以特区法、省令、通知等形式确定。2024年，日本又将四个地区指定为“金融与资产运用特区”，根据各地区发展方向放宽市场准入规则，旨在以制度型开放营造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其中，东京都以培育金融创新型企业为重心，为投资者独立经营提供经费支持，并将新型金融保险业纳入信用保证对象；大阪府（市）以吸引海外创新创业投资为重心，允许国立大学进行风险投资，并对新入驻的海外金融企业实行地方税减免；福冈县（市）以支撑本地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为重心，放宽个人投资者向风险投资基金出资的条件，并为海外投资者在日本建立运营基地和孵化中心提供经费支持；北海道及札幌市以推动绿色转型投资为重心，引导银行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并放宽可再生能源存储和利用的限制。

（四）建立沙盒监管制度

为给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创造宽松的试验环境，2018年日本出台《生产率提高特别措施法》，建立沙盒监管制度，允许企业在受控条件下绕开现行法律法规的约束开展试点活动，享受包容审慎的监管政策。同时，政府还会根据沙盒监管积累的试验数据优化完善监管措施，由此形成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和应用的良性循环。企业可通过内阁官房设置的统一咨询窗口进行事前商议，随后向主管大臣提交试验计划，经由内阁府效果评价委员会评审，在得到主管大臣批准后开展试点。2021年，日本修改《产业竞争力强化法》，使沙盒监管制度长期化。截至2025年3月，日本共认定试验计划33件，涉及152家企业，涵盖物联网、区块链、机器人等新技术和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商业模式。该举措兼顾了规范与发展、创新与安全，有效提升了监管服务效能。

日本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经验及教训

日本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起步较早、历时较长，可为我国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但其近年来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一）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

日本通过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要素和资源方面发挥统一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势。比如，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建立地价公示制度，提高土地市场的透明度，实现土地集约利用；放宽劳务派遣限制，依托政企合作建立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度和劳动力素质；强化企业治理要求，提高小额投资免税制度限额，减少“僵尸企业”现象和资本外流；成立数字厅，更好统筹数字化转型和协调跨部门数据政策，废除阻碍数字化的法律条款，提高行政效率；全面开放电力零售市场，推进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建设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助力形成统一的能源市场体系。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日本坚持立法先行和渐进式改革取向，由政府提供制度框架，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力求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从而有效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

商品和服务是市场经济运行最直接的载体，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自由流通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和基础。在商品流通方面，战后至今日本共推动三次流通革命，实现由供应者主导向消费者主导的转变，消费者需求成为市场的核心驱动力。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物流企业建立产销同盟，基于市场需求优化采购和库存管理，并依托新技术开辟无人便利店、自动化仓储等新模式，大幅提高流通效率。在服务流通方面，日本通过金融业改革放宽金融机构业务交叉的限制，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开展良性竞争，并通过制定《介护保险法》，鼓励民营资本进入老年护理服务市场。同时，日本积极利用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降低跨境服务贸易壁垒，其与欧盟达成的跨境数据流动协议已正式生效，为企业间数据流通共享提供便利。针对商品和服务流通的瓶颈制约，日本以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新旧动能转换，既重视破除行政性垄断和地方保护，又重视科技赋能供应链的智慧化建设。

（三）推动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

日本通过推动各类市场基础设施高效连通，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有力支撑。自1997年起，日本政府每四年制定一次《综合物流施策大纲》，明确将发展多式联运作为目标，并制定《物流综合效率化法》，支持以多式联运提高区域间物流效率。同时，在系统规划的基础上，日本实现了市场基础设施与商业空间的高度耦合，有效释放了内需潜力。日本重视引入民营资本进行站城一体开发（TOD），将轨道交通枢纽打造为城市功能中心，形成集办公、金融商业、住宅于一体的综合社区，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土地增值，再以土地增值反哺城市轨道交通。日本还在农村各地交通枢纽旁建设了一千余家公路驿站，按照“地产地销”理念，囊括农产品直销店、餐厅、物产加工厂、民宿、公园等各类设施，集休憩、休闲娱乐、信息咨询等多功能于一体，有效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

（四）市场监管缺位背景下企业诚信缺失

日企近年频繁爆出造假事件，如日本东京地铁关联公司篡改车轴组装数据、多家知名车企在性能测试环节造假等，损害了“日本制造”的国际声誉，同时暴露出深层次的市场监管缺位问题：一是监管政策执行趋于形式化，企业监管多依赖自查，政府定期检查没有深入核查实情和及时纠治苗头性问题，涉事企业违规成本过低，通常仅以高层辞职或公开道歉了结，缺乏严厉的法律制裁；二是企业内部举报人制度失效，管理层过度关注短期利润，使基层员工背负较大的业绩压力，且为压缩成本大量使用派遣工和临时工，忽视产品质量管控，默许甚至鼓励数据造假，形成系统性违规；三是监管数字化转型滞后，许多企业仍使用人工记录质检数据，而非自动化系统，给篡改数据带来便利，且政府监管部门未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数字化监管工具，导致造假行为长期未被发现。

（五）农产品市场反垄断失败致使“米荒”持续

日本农产品市场由高度垄断的农协系统控制且相对独立，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被极大削弱。近年来，日本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多地“米荒”持续，农协是背后的重要推手。作为半官方半民间的农业合作组织，农协扮演着小规模农户的利益代言人，凭借庞大的会员数量垄断了农资采购和农产品销售。在实施属地原则和一人一票制的背景下，农协与自民党的选举利益高度挂钩，破除农协垄断地位的改革屡屡受阻，至今《禁止垄断法》仍将农协开展的共同购买、共同销售等行为规定为例外情形。尽管农协垄断的确保护了日本农户利益，但这不利于形成合理透明的农产品价格机制，“米荒”更是引发了日本居民消费降级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尽管新米上市和储备米投放能使该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但由于农协把控着大米收购价和市场供应，大米价格上涨的势头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启示和镜鉴

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构建统一大市场的实践，可以为我国提供如下启示镜鉴。

（一）构建市场多层级协调体系

统筹要素和资源市场、商品和服务市场、新兴市场的多层级协同体系。在要素和资源市场方面，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能源等领域进行市场化配置改革，破除跨区域流动壁垒。在商品和服务市场方面，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统一市场准入条件，促进跨区域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对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市场，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打造技术创新成果交易平台，探索碳市场全国统一交易机制，促进新兴要素高效配置，并推动新兴市场与传统市场相融合，形成多层级、相互促进的市场格局。

（二）推动多元主体共治

将政策扶持与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结合起来，推动多元主体共治。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需要平衡政府引导与市场活力之间的关系，形成“政策扶持+企业参与+社会协同”的多元治理模式：一是要强化顶层设计，厘清政府部门职责边界，确保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二是要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防止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扭曲；三是要优化营商环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四是要调动行业协会、第三方评估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助推政策落地；五是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先行探索市场一体化建设，形成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三）构建精准治理的数字化统一大市场

运用数智技术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同时避免“技术至上主义”。首先，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可大幅提升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运行效率。例如，运用数字技术建立完善全国统一的智慧信息平台，可以整合跨部门、跨地区信息资源，提升市场监管效能；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识别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地方隐形准入壁垒等，实现精准治理。同时，需注意平衡效率与安全的关系，防止数据垄断或隐私泄露，构建兼顾创新发展与风险防范的数字伦理秩序。此外，要完善数智技术应用的配套监督措施，包括提升算法透明度、减少地域歧视、保留人工干预通道等。

（编辑  季节）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是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参考标准。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出了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排名，在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18个指标中采纳了世界银行的12个营商环境评价指标。2023年，世界银行对评估方法论进行了重大调整，突出了“营商环境+”的导向，即考评一个经济体是否统筹考虑优化营商环境与优化社会发展治理。其中新增了环境可持续性相关指标，为“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可持续贸易”问题。了解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对优化可持续贸易的要求，有助于明确我国优化可持续贸易的路径方向，加快与国际碳交易体系的政策协调，拓宽环境产品互认领域范围，提升我国绿色贸易话语权，并进一步优化我国营商环境。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作出重大调整

自2003年开始，世界银行连续17年发布各经济体营商环境评估报告。但旧的评估方法（简称DB）具有一定局限性：世界各经济体的制度、文化、发展水平差异甚大，国内不同区域与城市间情况也有所不同，而旧的评估方法采用标准化场景，难以全面反映各经济体营商环境和经济监管政策的差异情况。2020年，世界银行暂停下一期评估结果发布，随后启动了一系列对报告及其方法的审查和审计，公开征求多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广泛采纳了各国资深专家的建议。2023年，世界银行在评估基础上进行重大调整后发布了新版方法论。2024年，世界银行发布了50个经济体的评估结果。

对我国营商环境参评构成新挑战

第一，一级指标大幅调整，同时新增3项跨领域指标，不确定性增加。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围绕企业开办、企业运营（或扩张）和企业关闭（或重组）业务设立十个一级指标，较2020年的考评方法作出了大幅调整（表1）。同时对这些一级指标从三个维度进行考察：支柱一“监管框架”、支柱二“公共服务”、支柱三“办事效率”，指标从原有8项扩展至150余项。此外，新增数字技术应用、环境可持续性、性别平等3项指标。

第二，政府针对性施策难度加大。此前，一些地方政府根据世界银行模拟的案例施策，以应试的方式提高分数。而营商环境成熟度取消案例假设法，在专家评估的基础上增设企业调查，使地方政府短时间内提分难度加大。

第三，参评企业种类和数量剧增。旧的评估方法先假设案例，再加以专家咨询验证，而新的评估方法则首次采用企业调查，直接面向全国31个省（区、市）随机抽取2160家私营企业的管理者进行采访。其中，小型企业雇员人数为5～19人，中型企业为20～99人，大型企业为100人以上（不含企业规模最大的前1％企业）和企业规模最大的前1％企业。世界银行选取了14个行业：制造业选取食品业、纺织业、服装业、化学制品、基本金属、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机械和设备制造、汽车挂车和半挂车制造8个门类及其他；服务业选取零售业、住宿业、建筑业、专业服务业4个门类及其他服务业。

表1  世界银行营商评价DB、B-Ready一级指标体系的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网站公开信息整理。

推动国际贸易向可持续贸易发展

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和全球化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贸易在推动资源流动和产业扩张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压力。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贸易活动往往伴随着能源消耗、排放增加和资源过度开发，因此国际贸易被广泛认为是导致环境问题的一大诱因。在这一背景下，全球治理机构开始更加重视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世界银行作为联合国系统内专门从事发展金融的国际机构，其政策理念和价值导向深刻体现了联合国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战略目标。 世界银行在其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体系中，明确将“环境可持续性”作为一个跨领域的核心主题，反映了对绿色发展和可持续贸易的高度重视，即不仅关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也关注贸易对生态系统的外部影响，强调贸易优化应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辅相成，兼顾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这一新评价指标为全球贸易发展提出了导向：不仅是简单的贸易扩张，而是具有“绿色溢出效应”的贸易优化模式，即通过推动绿色产品、清洁能源技术和环保服务的跨境流动，实现贸易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为此，我国要在继续深化国际贸易体系改革、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同时，将生态环境保护理念融入贸易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积极推动绿色贸易发展，提升我国营商环境的排名（表2）。

表2 2014—2020年中国大陆营商环境排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网站公开信息整理。

重点关注碳减排和环境产品贸易

在国际贸易指标方面，世界银行在继续关注进出口效率的基础上，增设“可持续贸易政策”指标，考评跨境碳定价工具、环境产品关税税率、对提供环境商品进口有关的服务和专业技能的外籍人员的跨境流动没有额外限制。

跨境碳定价工具方面，我国初步建立了碳排放交易体系（表3）。环境产品关税税率方面，环境产品指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54个6位HS税号的环境产品，我国对这54种环境商品清单最低优惠税率都为0。与进口有关的服务贸易限制方面，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对外国专业人员的跨境流动设置额外限制（表4）。

?表3  碳排放相关法律法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表4 与进口有关的服务贸易限制方面的主要法律法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我国优化可持续贸易的潜在挑战

碳市场国际化程度不高

一是国外企业参与度有限。尽管我国碳市场开放了部分国际化的参与渠道，但目前国外企业市场参与度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大多数市场参与者仍是国内企业，主要是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二是跨境交易平台缺乏。我国的碳市场与其他国家的碳市场之间的跨境交易平台和机制仍未形成，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现阶段，跨国企业在中国碳市场的碳配额交易、碳衍生品投资等活动相对较少。三是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不一致。我国的碳市场在碳排放核算、配额分配、排放交易规则等方面的标准与国际标准存在差异。四是碳价无法有效反映国际市场水平。我国碳市场的碳价格与其他国际市场的碳价格相对脱节，导致市场定价机制与国际市场相对割裂，缺乏国际化的价格联动效应。

环境责任有待进一步夯实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体系从多维度衡量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质量。其中，“国际贸易”相关指标的衡量主要体现在两个核心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灵活度，即企业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时，能否迅速调整经营策略、优化资源配置以及重构业务模式。这种灵活度不仅体现了企业的应变能力和经营韧性，也反映了一个经济体制度环境对企业适应性行为的包容度和支持力。

另一方面，在评估经济活动效益的同时，兼顾对社会整体福祉的影响的评估，包括环境可持续性、资源利用效率以及绿色低碳发展水平。例如，在贸易活动中推广环境友好型产品、减少高能耗和高污染产品的比重，都是评估中的重要考量维度。

在此背景下，我们对APEC环境产品清单的使用和解读也面临一定挑战。该清单以6位海关编码（HS code）为基础，对绿色环保类产品进行标识和促进贸易自由化。然而，在实际应用中，每一个6位税号下往往对应多个更加细化的8位甚至10位税号产品，而这些产品的用途不一定具有明确的环保属性。因此，我们在推动绿色贸易便利化时，必须加强对产品用途的甄别和细化管理，否则可能出现非环保产品“搭车”进入绿色贸易渠道的情形。

非关税壁垒限制和外部围堵需破除

随着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不断加快，环境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由于此类产品普遍具有技术密集度高、产业链长、标准体系复杂等特点，其贸易活动极易受到各类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当前，技术性贸易措施、绿色认证制度、碳足迹核算要求以及进出口限制等非关税手段，已成为部分发达国家实施贸易干预、限制竞争对手市场准入的重要工具。

在此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将自身绿色标准的国际化作为战略优先方向，通过主动参与乃至主导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进一步增强其在全球绿色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制度影响力。这种“标准先行”的战略，不仅使其技术规范转化为国际规则，还为本国企业赢得了先发优势和制度性红利，强化了其对全球市场的制度性控制。

与此同时，部分发达国家还在积极构建全球绿色发展合作框架，投入大量战略性资源强化全球产业链布局，以巩固其在绿色技术和关键资源方面的主导地位。更具战略意图的是，美西方国家正联合其政治盟友，构建排除中国之外的关键矿产供应体系，试图在稀土、锂、钴、镍等绿色转型核心资源上对我国形成“卡脖子”局面。这一趋势不仅使我国在光伏产品、风电设备、电动汽车及其动力电池、节能环保技术和设备等优势领域面临被打压遏制的风险， 而且加剧了全球绿色供应链被人为切割与重构的不确定性。

在此复杂背景下，我国必须高度警惕并积极应对绿色发展领域面临的新一轮制度性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风险。通过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产业体系、提升绿色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加强绿色标准体系建设与国际对接，在新一轮绿色发展和全球经贸规则重塑中争取更大主动权，打破被动应对的局面，确保绿色低碳转型安全有序推进。

政策建议

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经营主体协同发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畅通要素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加快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聚力：一是推进政府涉企部门协同治理的制度化。成立专职负责优化营商环境的实体机构，明确各部门履职范围和权责边界，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打通各管理机构间的组织壁垒，有效集中治理资源，提升协同治理效能，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二是为经营实体参与营商环境治理打造常态化平台。系统性建立企业对政府治理的监督机制、政企意见建议交换机制、政府服务企业的咨询机制，形成涵盖经营实体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链，确保经营主体的参与深度与获得感。三是择优采纳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指标。全面分析研判世界银行2024年《营商环境报告》高分经济体的经验做法和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体系中的前沿性引领性指标，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营商环境现状，因地制宜探索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从“按卷作答”转向“为我所用”，避免“削足适履”，构建“政府搭台、市场唱戏、法治护航、全球链接”的一流营商环境。

加快与国际碳交易体系的政策对接与协调，进一步落实环境责任

面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趋势，我国应主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在碳交易、碳关税等新兴议题上积极开展制度协调。首先，应加快与欧盟、英国等经济体在碳排放监管机制、核算标准、产品边界碳含量等方面的对话合作，通过联合研究、标准互认、数据信息互通等方式，为中欧在碳市场机制方面构建桥梁。

在国内，应有序推进企业碳排放在线监测试点工作，推动构建与国际接轨的MRV体系（监测、报告、核查机制），统一配额分配方法、核算工具和第三方认证规则，增强我国碳市场的权威性与透明度。例如，可将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所涵盖的钢铁、水泥、铝等高碳行业纳入国内碳市场管理范围，完善碳排放因子和核算标准，使国内碳核算结果更接近国际主流做法，从而降低出口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额外合规成本和碳关税风险。

加强对碳足迹核算机制的研究，提升对出口产品生命周期碳排放的科学衡量能力。组织专业力量帮助企业建立内部核算系统，控制数据披露风险，防止工业信息泄露。结合《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等指导文件，建立一套科学、可操作的产品分类标准，对不具备环境效益甚至对生态造成危害的产品，依法从降税、补贴等绿色清单中剔除，确保绿色政策资源精准投向真正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域。

拓宽环境产品互认领域，实现短期成效与长期战略目标相统一

环境产品互认不仅是推动绿色贸易便利化的关键步骤，也是我国绿色标准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加快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产品标准体系和认证规则，形成结构完整、操作明确的“中式文本”，并在全球绿色治理框架中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

短期来看，应加强与国际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沟通，推动环境产品在能效、碳足迹、有害物质限制、循环利用等维度上的标准协调，优先在可再生能源设备、绿色建材、节能家电、环保包装等重点领域推进互认机制。推动与欧盟在“绿色产品标签”“环保设计指令”等方面开展联合评估与试点，促进双边绿色产品认证的对接。此外，应推动实验室间的互认合作，支持国内检测机构提升能力、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检测认证活动。鼓励技术人员跨境流动和服务出口，为国内绿色产业出海提供技术支持与合规保障。

从长期看，这将有效拓展中国绿色技术和标准在全球的应用范围，提升我国在绿色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参与度和控制力，增强在全球绿色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制度主导力。通过环境产品互认、标准出海、检测能力提升等多种路径，推动“绿色制造”向“绿色贸易”跃升，助力我国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实现从“跟跑”向“领跑”的战略跨越。

（编辑  宋斌斌）

特朗普执政2.0是1.0的迭代升级版。如果说，特朗普1.0的主要特点是：捣乱、搅局和退群，那么，特朗普2.0的最鲜明特点就是砸场子、搞破坏，摧毁现有的经济秩序和国际体系，挑起美国对各国、所有国家对所有国家、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对抗。

特朗普2.0的典型特征

虽然特朗普2.0的时间不长，但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的震撼却很强烈。他先是下令在全国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宣称要占领巴拿马、收购格陵兰、吞并加拿大，继而要与乌克兰签订矿产协议来促进俄乌停战，接着去炸胡塞武装直至6月派B2飞机投掷GBU-57钻地炸弹去轰炸伊朗核基地；同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于4月2日向世界60多个国家开征“特朗普税”，向世界开启“关税战”模式，使得二战后建立的全球贸易体系遭到毁灭性打击。几天后，在美国金融市场遭受股债汇“三杀”的压力下，特朗普宣布对部分国家暂停增税90天。美国股市在连跌数日后进入“技术性熊市”，全球金融市场遭到严重冲击，世界经济跌入全面衰退的趋势。据称，特朗普家族公司在股市波动中获利颇丰，这与其之前推出的虚拟数字货币“特朗普币”一起形成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观。总统利用行政权力放消息“炒股”，公开、直接“炒币”，成了特朗普2.0的一道奇特风景。

对特朗普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疯子或傻子，更不可因此而轻视他。这是因为，特朗普现在担任美国总统，是这个世界上拥有最大权力、并可能对全球社会带来巨大破坏的人。如今，美国现有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两党相互制衡的机制，都似乎在特朗普的冲撞下逐渐失灵了。最近，美国众议院、参议院先后通过“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大幅提升美债上限、增加军费和边境安全费用，说明美国国内尚没有一种力量和机制能够约束特朗普的肆意妄为，这是特朗普2.0时期令人揪心的情景。

特朗普2.0加速全球格局演变

对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无论其所追求的目标多么狂放不羁，都必然会受到自己国家力量的局限，也必将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制约。看看泽连斯基在白宫硬怼特朗普和JD·万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停火谈判的拿捏，中国与欧盟对“特朗普税”的反制，乃至胡塞武装硬刚美国航母编队、伊朗对美国的武力反击，包括马斯克对特朗普的批评及成立“美国党”的举动，就可以判断出，特朗普在2.0时期的所作所为依然有着难以逾越的能力边界和权力制约。历史的走势，是会受到多方博弈的合力制约，并不是某个领导人拍胸脯、说大话就能成事的。

那么，特朗普2.0时期国际局势有可能将如何演进呢？

一、全球现有格局将发生重大改变。世界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最近指出，由于科技的革命性进步、货币与信用变化、地缘政治冲突、各国内部矛盾激化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全球正在经历一场完美风暴，人们面临着全球货币体系、地缘政治和世界秩序的崩溃。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看来，目前的全球经济秩序对美国不利，美国吃了大亏。要想让美国再次伟大，就必须摧毁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化体系。摧毁现有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将会冲击搅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格局，也会改变美国的盟国体系和全球战略。特朗普急迫地推进俄乌停战，是要从根本上遏制西方体系在冷战后持续扩张的势头，进而瓦解主要依赖美国提供公共安全支出的大西洋联盟，以减轻美国的全球负担。这意味着，欧洲依靠美国、狐假虎威式的西方强权体系已然分裂。整个西方开始沉沦、无法再充当全球事务的主导力量，也不再是一个政治、经济、安全的统一体。原有全球格局中延续多年的东西与南北板块，将进一步分裂为破碎化的世界。

二、美国有可能出现“税债型”新式帝国主义。 2024 年 11 月，特朗普政府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撰写了《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即所谓 “米兰报告”。报告认为，现有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对美国不利，提出了一套旨在重塑这些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和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战略框架。其主要目标包括：减少贸易逆差、重振美国制造业、提高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要求其他国家共同承担维护美元霸权的成本。其基本手段是：逐步、大幅提高关税；通过强制推销美元无息世纪债，解决 “特里芬难题” 和美债台高筑的问题，防止美元被高估而导致制造业外流和贸易逆差。从当下特朗普政府推行“对等关税”等经济政策举措看，米兰报告中的观点和建议对特朗普产生了直接影响。特朗普通过向与美国有紧密经济联系的国家和地区，征收强制性高额关税，并强迫这些国家以贸易盈余购买以换取美元进行国际贸易和国家储备，这种既要收取铸币税又要他国买单的霸蛮做法，显现出一种新型帝国主义的雏形——以强征高额关税、强卖无息美债，以获取超额利润的“税债型帝国主义”。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美式税债型帝国主义”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对美国市场高度依赖、能够接受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价值观、需要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最近通过的“大而美”法案的核心，就是要收更高的关税、发更多的债务，以实现美国霸权的延续。在特朗普的强力推进下，“美式税债型帝国主义”有可能形成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经济、政治、安全小圈圈，形成一种有利于美国霸权延续的生态，却难以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全球化新模式。“美式税债型帝国主义”的实质，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帝国体系在漫长收缩、衰落过程中的一个中间形态。

三、俄罗斯将再次获得全球大国地位，而欧洲正在失去全球影响力。俄罗斯通过俄乌冲突，赢得了国运之战。从军事角度看，俄罗斯是付出了惨重代价、却基本达成战争初始目标的惨胜；从战略上看，俄罗斯无疑获得了大胜，标志是重新成为全球棋局的棋手国家。在经济上，俄罗斯抵抗住了西方世界全面的经济制裁、封锁和绞杀，证明自己具备了自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的经济能力，足以在丛林世界生存与发展。这使得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通过此战为斯拉夫民族和俄罗斯文明重新获得了在“全球餐桌”上的席位。俄乌冲突之后，欧洲的全球影响力黯然失色，逐渐成为自顾不暇的二流角色。欧盟被特朗普视为“占美国便宜”的地区组织，已经在“全球餐桌”上失去了座位。而反俄先锋乌克兰成为弃子被摆上餐桌，乌克兰被迫以国家资源偿还对美国和贝莱德公司的债务，其背后的深层信号是：在当下的世界再也没人可以免费搭乘美国的安全便车，全球治理体系的运行模式正在加速向超主权跨国资本控制的模式转变。

四、中国的全球地位稳步上升。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坚持劝和促谈，中国既强调尊重各国主权，也重视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对俄乌冲突，既讲历史经纬，也讲是非曲直，站在和平一边、公道一边。中国的立场赢得了各参与方的尊重和理解，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表现出中国在全球重大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面对“特朗普关税”，中国“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不挑事、不怕事、从容应对；对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则应之以“奉陪到底”，迫使特朗普在关税战中朝令夕改、进退失据。中国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不会选择当特朗普“税债型帝国主义”的仆从国，而是要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堂堂正正的一极。中国的重大战略选择，固然离不开综合国力的支撑，同时也需要有天下大勇者“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的大国气度。

五、世界正在走向新战国式的多极化时代。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原有以美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体系开始土崩瓦解。在美国放弃承担全球责任、不再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情况下，世界从大乱逐步走向大争之世。从目前情况看，美国要搞美元美债关税圈，在这个小圈子中承担最低代价、占有最多资源、获取最大利润，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进行竞争。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要建设“环连亚欧、穿越非洲”的朋友圈，包括结成完整产业链、创新链、经济货币圈、共同市场、安全区，成为涵盖经济、政治、安全、科技、文化等多领域互利合作、彼此认同的泛亚区域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无疑会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而欧盟亦有成为世界一极的愿望与潜力，但要真正成为世界一极，欧盟要具备政治、经济、科技和安全的自主性，不能成为特朗普“税债型帝国主义”的附庸，同时还要保持开放态度，放弃对具有巨大资源、强大安全能力和全球政治经验的俄罗斯的敌视态度；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应改变固有的轻视与傲慢，抱有更坦诚、平等的态度展开互利合作。只有这样，欧洲国家和欧洲文明才能保持在未来世界的一极之地。未来世界，将是多个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力量极共同塑造世界秩序的时期。

六、“竞争式共存”——多极世界的未来秩序。毫无疑问，暴力仍然是历史的清道夫。在走向多极世界的过程中和多极世界上，战争与暴力依然如影随形、难以绝迹。所不同的是，在当代军事技术和产业链下，具备成为世界一极的主要大国已经垄断性控制了核武器和航天体系，形成了对全球感知、全球打击能力的垄断，进而塑造了数个全球性大国共同治理下的总体和平秩序。对于不具有全球力量的小国来说，未来世界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生存是第一要义。对于具有意愿和能力影响全球事务的大国来说，彼此关系是基于具有相互毁灭实力的平等关系，在大国之间的所有领域、彼此均会使用一切办法进行竞争甚至对抗，国际间充斥着贸易战、科技战、货币战、金融战等诸多超越领域界线的混合战争。然而，大国之间将竭力保持总体的和平，确保互相间不爆发鱼死网破式的全面热战。

从特朗普反复表达希望访问中国、明确表态如果大陆统一台湾将对中国收取200%关税的言行看，美国现政府并不打算介入与其他全球大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军事冲突。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最近向高级军官传达了特朗普政府的指示，要求在美国实现经济复苏和能源独立之前，避免与中国的直接军事对抗。显然，在美国军事工业产业链已经难以长期支撑类似俄乌冲突强度的中等规模战争的情况下，还保有理性的领导人，不会选择与其他大国贸然开战。其实，拜登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提出，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共存竞争”，而不是“零和游戏”。这是一种基于力量对比并带有哲学思考的理性判断。可以肯定，未来的多极世界一定会充满着竞争，然而大国竞争要讲规则、过程要可控，最关键的是，大国竞争的目标不是要彻底消灭对手，而是要学会与对手共存于世。多个国家、民族、文明能够通过可控的竞争实现多样化共存，这无疑是未来多极世界秩序的要旨。

特朗普执政2.0刚刚拉开帷幕，它会是4年的短暂时光，还是足以在历史上留下长期印记的特朗普时代？对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研判。

（编辑 宋斌斌）

美国关税政策已经形成了关税墙。美国不仅对中国加征“对等关税”，还对世界其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征“对等关税”，孤立自己，同世界作对，引发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剧烈波动，挑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如何应对美国关税讹诈，成为我国当前推动宏观经济稳定、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内容。　

美国加征“对等关税”本质是关税讹诈

关税不是目标，而是手段。要理解美国推出“对等关税”的终极目标，必须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从美国自身的问题来看，超过36万亿美元的巨额国债显然是特朗普政府需要直接面对的巨大挑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债务问题，每年的利息就将达到1.5万亿美元，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国债将超过40万亿美元，对特朗普政府执政空间产生巨大制约。前些天，美国政府宣布将缓征75个国家的“对等关税”，媒体评论认为，重要原因是美国国债市场出现抛售，引发国债收益率大幅飙升，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美国对国债的担忧。

潜在问题是，美国国债为何一直在高位运行？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是世界上贸易赤字最大的国家，必须借债，长期为逆差融资，结果是美国国债大幅飙升。必须设法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才能逆转美国国债风险上升的压力。

如何解决贸易赤字？特朗普政府认为，加征关税将是必然的选择，这一点可以从开征“对等关税”的测算公式得到验证，即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是最重要的测算依据。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关税手段解决贸易赤字问题，促进财政增收，从根子上缓解国债上升的压力。

　　解决贸易赤字还有其他手段，为何特朗普特别看重关税？从理论上看，解决贸易失衡必须靠提振制造业的竞争力，大力促进出口。目前无论是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看，还是从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体系看，美国都不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市场手段重振美国制造业、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是很难的，这就需要寻求超常规的非市场手段。

   采用什么样的非市场手段？《海湖庄园协议》一度成为华尔街热议的焦点。这个协议包括美元贬值、债务重组、设立主权财富基金等条款，但这个协议的实现并非仅凭一己之力，需仰仗其他国家的配合。如果要效仿1985年广场协议与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必须解决如何让其他国家与美国合作的问题。当今世界，美国面对的既不是二战后百废待兴的时期，也不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主导发达国家盟友之间的协定签署问题，而是需要同全世界、特别是还有众多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协调。在此情况下，美国对其他国家施压成为重要选项。特朗普认为，提高关税的做法可以实现“一石多鸟”，既可以对其他国家施压，也有助于增加美国财政收入、缓解债务问题，还能缓解外贸失衡，从而使“对等关税”成为美国讹诈他国的工具，成为美国继续施行霸权的手段。

要实施关税讹诈，就要使非对称关税成为常态。美国提出的“对等关税”纯属自己制造，缺乏世界各国的共识，也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撑，并且直接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可见“对等关税”名不副实。为达到目标，美国通过关税对世界各国进行恐吓施压，然后进行谈判，以获取他们所希望的利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国家接受了他的无理要求，屈服于美国，美国可能就对其降低关税。同时，对于美国认为没有获得目标要价的国家，将继续保持高关税。因而，美国关税政策必然是非对称的，而且非对称关税是常态，由此对当前美国对中国关税高于其他国家就不难理解了。

美国加征“对等关税”动摇了二战以来国际经贸合作的根基

　　影响面极广。如果说疫情对全球的影响是被动冲击，那么“对等关税”则是有意之举，虽然世界格外关注“对等关税”对中美经贸合作的影响，但事实是，世界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特朗普对大多数国家都要加征“对等关税”，在豁免谈判期间，多数国家也适用10%的关税，美国与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都会遭受冲击，这是美国“对等关税”产生的直接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加征“对等关税”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外部需求放缓对世界主要国家经济产生下行压力的问题。除了实体经济受影响之外，金融资本市场受到的影响也非常广泛，世界主要资本市场都经历了激烈波动，仅2025年4月3日至4日，美国纳斯达克股指就下跌12%左右，与此同时，欧洲、日本、中国等股市都经历了大幅波动。美元汇率呈现波动下行趋势，其他国家货币汇率波幅扩大，黄金价格升至历史新高。

　　影响程度极高。从1929年至今近百年的时间里，除了二战之外，全球最大的经济衰退就是1929年引发的世界大萧条。观察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影响，世界上很多评论类比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时期美国推出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此次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程度相比大萧条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历史上的高关税政策，这次美国采取关税手段不是单纯出于经济考虑，还希望通过加征关税让其他国家妥协，强迫对手接受美国提出的要价，这种关税讹诈的做法，凸显赤裸裸的霸权之道。目前世界经济和贸易已出现衰退迹象，关税战显然构成其重要原因，本次关税对世界经济和贸易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容低估。

影响极其深远。近年来，中美间贸易、科技交往等领域的摩擦不断升级，很多评论认为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美国加征“对等关税”造成世界规则秩序的破坏。二战以来，美国主导构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机构的设立，为全球稳定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美国加征“对等关税”，摧毁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贸体系，动摇了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监管机制的根基。房子旧了可以不断装修，但地基动摇了就很难再改善。美国试图摧毁自身创造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短期影响国际商品服务的买卖，中期影响世界各国之间的分工合作体系，长期则可能促使世界重回丛林法则。“对等关税”表面上造成贸易冲击，深层次影响的是对未来发展预期，对全球不确定不稳定问题的担忧加剧。　　

应对美国“对等关税”需全面战略谋划

　　以高强度反制斗争敦促美国回归理性。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斗争求发展则发展兴。美国对中国大幅加征关税，纯属讹诈行为，并非所谓的对等，这种霸权行为全世界都看到，针对美国的行为，中国立即作出回应，持续加征关税予以反制，并且对关键原材料进行出口管制，扩大不可靠实体清单，这些举措的目标并不是要主动脱钩断链，而是让对手感受到反制带来的挑战，让对手感受到冲突和压制没有赢家的道理。回溯世界各大国关系的发展历史，“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共赢才是顺应全球发展大势的客观选择。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谋划经济社会发展新战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必须着力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融入全球化发展，中国对外开放初期，主要依托原材料及市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中国从外部进口原材料中间品，在国内生产加工组装，然后再出口到全世界。当前外部形势急剧变化，全球经济面临巨大压力，国际大循环不确定性凸显，扩大内需市场、推动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成为重要战略选择。与此同时，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制度型开放，深化与外部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稳定国际大循环，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不是简单的国内外循环，必须着力解决双循环的内外联动，加强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通循环堵点。

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不是一日之事，短期内还难以充分释放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我们要在新发展格局指向下，将维护短期宏观经济稳定作为当前重要的任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应加快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加快债务发行，政策靠前发力。同时要切实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在6%左右，还有下调空间。针对当前的环境，要丰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储备等应对美国“对等关税”挑战的工具箱。

守住底线，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通过去年地方债置换，地方债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当前需要关注的是有些地方债压力仍然较大，可以重点进行摸底，做到心中有数，适时加大债务置换规模。房地产存量房去库存成为重中之重，政府受制于财力限制，大规模购买保障性住房可能受到制约，但可以考虑让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存量房，然后用于保障性住房，这种方式可能涉及房价定价等问题，可以先做试点，再向全国推广。与此同时，加快构建耐心资本入市的长效机制，为资本市场稳定提供制度支撑。

（编辑  季节）　

1933年，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原理（H-O理论）认为，在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生产要素中，要素的密集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格局。照此，美国显然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一系列规范性、规制性和包容性的制度体系，促使美国农业突破了古典经济学的认知框架，成就了资本和科技密集型的规模化现代产业。高度机械化、规模化和全球导向的运作模式，锻造了美国农业的全产业链优势，使之不仅在农牧产品方面占据全球重要地位，而且在化肥、农药和农用机械等领域保持强劲的国际竞争力。（见表1）

表1 美国农业主要项目与出口全球占比汇总表（2023年）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对外农业服务局《2023农业出口年鉴》，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国际谷物理事会公告，美国肉类出口联合会公告，OEC 世界贸易数据平台（https://oec.world）

美国农业的发展历程

美国农业发展历经五个阶段，反映了其农业生产力与科技进步的演变，也深刻嵌入国家的制度安排、市场机制与全球经济体系之中。

（17世纪至19世纪初）殖民农业与自给自足体系

在北美殖民初期，美国农业为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家庭式小农经济。17世纪英属殖民地的农业模式多依赖劳动力密集型手工劳动，种植作物包括玉米、小麦、烟草等。18世纪，南方大种植园经济依赖奴隶劳动力生产棉花、甘蔗和烟草，出口欧洲市场。1828年的《关税法案》限制了跨大西洋贸易，引来南方种植园主的强烈抗议，将年轻的联邦推向南北分裂的边缘。这一时期，美国农业地域分工初具端倪，尚未形成全国性市场，仍处于典型的农业社会阶段。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进运动与机械化起步

1862年，随着《宅地法案》的实施和铁路网络的扩张，美国农业迅速向西部拓展，圈地运动成为农业发展的驱动引擎。此时期农业机械化得到初步发展，如约翰·迪尔于1837年发明钢犁、推广机械收割机，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Olmstead & Rhode, 2008）。1890年，美国国会颁布第一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严厉打击州际贸易垄断与共谋，为联邦体系建立统一市场提供了法治保障，美国农业随之从地方性的产销模式转向全国性的市场体系。

粮食贸易兴盛，棉花带、玉米带的形成，凸显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规模优势和比较优势。通过市场化实现的资本积累，使农业摆脱自给自足，并初次加入组织化、雇佣化和职业化的劳动大军，为农业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20世纪上半叶）产业化与国家干预20世纪初，美国农业进入产业化阶段，农场规模扩大，农业资本投入上升，但价格波动和自然灾害（如1930年代大萧条和“黑风暴”）暴露出农业部门的脆弱性。联邦政府开始介入农业治理体系，1933年《农业调整法》标志着新政时期农业干预政策的开端，联邦补贴、价格支持、生产配额、信贷支持机制相继建立（Gardner, 2002）。农业合作社在此期间得到普及，农场组织化水平大幅提升。

（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绿色革命与全球化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农业进入“绿色革命”阶段。高产作物品种（如杂交玉米）的开发、化肥和农药的广泛使用，以及灌溉技术和机械设备的改良，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产出（Evenson & Gollin, 2003）。借助马歇尔计划等对外援助项目，美国得以将农副产品、工业食品和农用物资大举倾销海外，成为世界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国。国际市场的竞争又促使美国农业更加重视生产效率、标准化管理和品牌化经营。

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全面讲述了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对美国农业和农业政策产生了深远而系统的影响，尤其在农药使用、环境监管、农业科研导向以及联邦立法等多个层面留下了深刻烙印。1970年，美国环保署（EPA）成立，其早期职能之一即评估农业对环境的影响，包括农药残留、水体污染、土壤退化等。环保评估成为农业项目审批的法定程序，并规定农业补贴项目中必须考虑环境影响。1972年修订的《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法》（FIFRA）确立了对农药进行登记审批、风险评估和市场退出机制，交由环保署执行。相继出台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水法》《濒危物种法》等，分别对农业排放、栖息地保护和农田开发项目提出了限制措施，开启了“生态视角下的农业治理”进程。另外，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农业等专业，也陆续被纳入高等和职业教育体系。

（21世纪以来）现代农业：技术融合与风险治理

进入21世纪，美国农业在高科技引领下呈现出精准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趋势。生物技术（如转基因作物）、数字农业（如GPS导航、遥感监测）、大数据分析和自动化设备得到广泛应用。同时，农业风险管理制度日臻完善，包括联邦作物保险、灾害补贴、收入保障等多层次保障体系，强化了农业部门对自然、市场与政策不确定性的应对能力（Orden & Zulauf, 2015）。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农业逐步从“高产导向”向“资源高效、生态友好”转型，同时，强调碳足迹、水资源保护及土地再生。

由于巴西、俄罗斯等国家农业生产和出口快速增长，以及与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美国近年来农产品出口呈现下降趋势，2023和2024年出口总额约为1750亿美元，分别比2022年下降了11%。 从更长周期来看，美国农产品出口水平下降趋势更加明显。

美国农业制度与政策

美国农业制度确立了以土地私有、市场竞争与契约自由为基础的发展框架，并构成美国农业现代化的根基。在土地制度方面，美国绝大多数农业用地为私人永久所有，农场主对其土地拥有完全的处置权。根据美国内政部数据，约27%的土地归属公共所有，这部分土地多用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及科研教育场所，联邦及州政府负有监管职责，而不直接介入资源配置与农业开发活动。这种清晰的产权结构极大降低了因土地权属不明所引发的交易成本与法律纠纷，有效保障了农业投资的稳定性与连续性（Alston & Pardey, 2006）。

美国农业制度特征还体现于长期稳定、体系完善的农业政策体系之中。自20世纪以来，联邦政府持续通过立法手段构建农业公共政策框架，形成“政策—市场—技术”协同驱动的现代农业体系。代表性的农业立法包括：

1. 《农业调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1933）：确立了联邦政府通过价格支持、作物补贴和减产激励干预农产品市场的基本机制，是美国农业政策干预的起点；

2. 《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案》（Federal Crop Insurance Act, 1938）：建立了以风险分担为核心的农作物保险体系，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保障；

3. 《农业改善与改革法案》（Federal Agriculture Improvement and Reform Act, 1996）：推动农业政策从价格支持向收入补贴转型，强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4. 《农场法案》：作为每五年修订一次的综合农业立法，涵盖了农业补贴、营养援助、环境保护、农村发展等多个政策领域，聚焦了美国农业政策调整。

在农业组织制度方面，美国构建了较为成熟的合作社法律体系。《合作社公司法》要求各州立法保护农业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与税收优惠权利；《卡普–佩里森法案》（Capper–Volstead Act, 1922）则赋予农业合作社在农产品销售中的集体议价权及反垄断豁免，是美国合作社制度的法律基石（Hueth & Reynolds, 2010），不仅提升了中小农户的市场议价能力，也推动了农业经营模式由“分散型生产”向“组织化运作”转型。

从政策实施机构来看，美国农业部下设的农协服务局承担农业合作社及农村发展的政策执行职责，提供涵盖资金、技术、信息与教育在内的综合服务体系。其重点政策工具包括：合作社专项贷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补贴、农技推广项目、税收减免等。

总体来看，美国农业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升农业全球竞争力、推动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美国农业政策体现出“市场主导、政府扶持”的基本特征。通过制度化的产权安排、多层次的政策工具和有效的组织机制，实现农业资源配置的高效化、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以及产业组织的规模化。

美国现代农业的组织模式

美国农业以市场导向、资本驱动与科技赋能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体系，体现了市场机制、组织协同、科技赋能和制度保障有机结合的四维运营模式，以及以家庭农场为核心的组织体系、以合作社为纽带的协同网络、以精准农业为基础的技术体系、以农业保险与金融服务为支撑的风险管理机制。其高度规模化、专业化和全产业链一体化的特征，推动了农业的高效率与高产出，使之在全球供应链中显示出强大的竞争优势。

美国现代农业的从业者可归纳为各具特色的四类经营主体：

家庭农场：结构性主力与制度性基石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定义，现代农场主要以“产值规模、资本密集度与市场依赖度”为指标区分。家庭农场长期构成美国农业的制度核心和数量主体。2023年，美国共有约189.5万个农场，其中约86%为小型家庭农场（年现金农业收入低于35万美元），经营着约41%的美国农业用地。相比之下，大型家庭农场（年现金农业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占农场总数的4%，经营着31%的农业用地。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为464英亩（约合187.8公顷），家庭平均收入为97984美元，高于同期美国所有家庭的中位收入（80610美元）。

尽管美国家庭农场在数量和土地占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但其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小型家庭农场依赖非农业收入维持生计，而中型家庭农场则面临农业收入负增长的压力。大型家庭农场虽然在收入和土地占有方面具有优势，但也需应对市场波动和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家庭农场呈现出公司化和信托化趋势，普遍通过设立有限责任公司（LLC）或S型公司以规范财务结构、优化税收负担并实现代际传承。在运营实践中，这些农场通过专业化分工（如作物－畜牧分业、种养分离）和外包管理，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与抗风险能力。

企业化农场：资本密集型专业主体

企业化农场通常以公司形式设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较强的融资能力。其经营主体多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或合伙企业，雇佣职业化管理团队负责运营决策。这类农场广泛分布于牲畜养殖（特别是牛、猪、禽类的集约化生产）和大宗农作物种植（如玉米、大豆、小麦、棉花）领域，集中体现了美国农业的资本集中和规模扩张逻辑。

企业化农场的优势在于：（1）具备整合农业科技、信息系统与市场网络的能力；（2）通过土地租赁、纵向一体化及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扩展经营边界；（3）对市场波动与自然风险的承受能力较强。

农业合作社：组织协同与风险共担机制

美国农业合作社是一种由农民自愿联合、共同出资、共同受益、自主经营、民主管理、服务为本的经济组织形式，构成了美国农业社会资本的重要配置模式，体现出农业部门在资源协同、市场议价和风险共担方面的制度创新，走出了一条采购规模化、物流一体化、服务专业化的道路。

农业合作社广泛嵌入农资采购、产品销售、农机服务、农业保险、农业信贷、储运加工、电商平台建设、品牌推广等多个环节，以营销合作社、采购合作社和服务合作社等形态，贯穿于从生产到流通的完整链条。（见表2）

表2 美国农业合作社的主要类型

截至2023年，美国共有1647家农业合作社，容纳包括农民、牧场主和渔业合作社在内的184万社员（农民可交叉入社），总资产为1247亿美元，总营业额为2967亿美元。由于不断合并重组，其数量减少，继而实现了规模经济，提高了运营效率。例如，蓝多湖乳制品合作社的成员已超1600家；CHS 农业公司由众多农业合作社、农民、牧场主和数千名优先股股东组成，形成了跻身《财富》500强的跨区域综合性农产品营销和供应合作社；美国乳农公司（DFA）是全国最大的牛奶营销合作社，服务1万多户奶农。

合作社按照“用户所有、用户控制和用户收益”三原则实行成员制，充分尊重用户的自主性和参与性。合作社尽管同样采取董事会领导下的专业经理制，但其决策模式不同于商业公司的同股同权，而是采取“一人一票”制，其盈余分配也是按照成员的“交易量比例”，而非依据投资比例。这一机制有效保障了中小农户的参与权和收益权，构成现代农业中的“集体行动”典范。

此外，地方合作社可组成州级或国家级合作社，形成“两级合作、垂直整合”的全国网络。合作社另外三项重要服务功能包括：（1）设立信贷部门或与农业银行合作，提供贷款、信用担保；（2）通过集体储粮、销售托底、农业保险等手段帮助农户对冲市场波动和自然灾害风险；（3）利用大数据、ERP系统、区块链，实现农产品可追溯与智能管理。

农业企业：全球农业产业链的核心主导者

在全球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美国农业企业因其强大的技术能力、资本实力与全球布局，成为农业产业链的核心主导者。从农资供给、种子研发、机械制造到农产品贸易与加工，这些企业不仅控制着农业生产的关键物质基础与技术路径，而且通过标准制定、知识产权控制、跨国并购等多元手段，深度参与全球农业治理结构的构建。下述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为例，概述其在农业全产业链中的定位与功能。

1. 嘉吉公司（Cargill）与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DM）。在全球农产品贸易、初级加工与物流体系中居于中枢地位，主导了全球农产品定价体系与跨国供应链配置，在粮食安全、农业市场调控与全球食品贸易格局中发挥关键作用。嘉吉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私人控股企业之一，业务覆盖粮食收购、饲料生产、食用油加工、生物燃料制造以及港口物流等环节。其在全球设有数百个粮仓、港口与加工设施，构建起跨洲际的农产品物流网络。ADM公司则专注于谷物、大豆、油籽等加工与贸易，是全球油脂和蛋白原料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亦积极拓展健康营养品与生物解决方案业务。

   2. 孟山都公司（Monsanto）/拜耳作物科学（Bayer Crop Science）。属于上游种业与农化产品（转基因种子、农药）的领先者和全球转基因种子和农药领域的先驱，其“农场到田间”的综合解决方案极大提高了作物单产和抗逆能力。2018年并入德国拜耳集团后，该企业组建了全球领先的农业生物科技与植保平台。其产品线涵盖玉米、大豆、棉花等主要作物的生物技术种子，以及草甘膦等关键农药产品。通过种子专利、技术许可，该企业深度塑造全球农业技术标准，强化了美国在农业生物科技方面的制度输出能力。

   3. 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作为全球领先的农业机械制造商，约翰迪尔提供从耕种、播种到收获的全流程智能农机设备，包括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精准喷药设备等。在“数字农业”趋势下，约翰迪尔大力发展农业信息化系统（如GPS导航、远程控制、田块数据分析平台），实现农业作业自动化与高效化。在推动精准农业技术与智能制造向全球输出方面，约翰迪尔重塑了农场管理逻辑与劳动组织结构。

   4. 科尔特瓦公司（Corteva Agriscience）。由陶氏杜邦农业部门重组而成，致力于研发高效作物保护剂与多样化种子品种，强化作物在不同气候区的适应性。它积极部署农业数据平台与智能农业解决方案，服务全球小农户与大型农场主。其多元化产品与服务体系，既增强了农业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也有助于提升农业可持续性水平。

技术与市场驱动的农业供应链

技术体系与数据驱动运营

美国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来源于其高度制度化、系统化的农业科技支持体系。该体系由联邦政府资助的陆地赠地大学系统、农业实验站以及农业推广服务体系构成，三者协同构建了“科研—教育—推广”三位一体的技术扩散机制。在此基础上，美国农业正在迈向“数据驱动”与“智能化决策”主导的新型运营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精准农业：广泛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技术、无人机监测、物联网（IoT）传感器与人工智能算法，实现了从播种、灌溉到施肥、植保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这一技术大幅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并降低了生产不确定性（Gebbers & Adamchuk, 2010）。2.生物技术：在转基因作物（GMOs）品种培育、动物疫苗研发、微生物肥料与生物农药应用等方面取得广泛突破，不仅显著提升了作物产量与抗逆能力，也增强了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Fernandez-Cornejo et al., 2014）。3.机械化与自动化：通过将农机设备与人工智能系统结合，美国农业已实现包括自动驾驶拖拉机、智能收割/采摘机、机器人喷洒系统等技术落地，在有效缓解劳动力短缺的同时，提升了运营效率。这些技术的集成应用，促使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的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进而推动农业管理模式从规模化迈向智能化，构建起以数据采集—算法分析—精密决策为核心的运营体系。

市场导向与供应链整合

美国农业供应链具有高度市场化特征，其农产品市场化率长期稳定在90%以上。大宗农产品（如玉米、大豆、小麦等）通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ME）等期货市场实现价格发现与风险对冲，形成了“市场信号—生产响应”的动态调节机制（Goodwin & Schnepf, 2000）。农业企业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合同农业、纵向整合与品牌运营等方式深度嵌入产业链各个环节，以实现价值链延伸与效率提升。具体表现为：

1. 前向整合：农业生产者通过与食品加工企业、零售商建立长期采购协议或设立联合体，推动初级农产品向深加工和品牌终端延伸，从而获取更高附加值。

2. 后向整合：大型农场或农业合作社通过自建或控股农资供应商、仓储物流企业等，降低农资采购和流通成本，增强供应链控制力和成本优势。

3. 横向联合：地理邻近或产品同质的农场通过联合采购、共建设施、联合销售等方式提高议价能力和规模效应，有效应对市场波动与不确定性。

   此外，美国农业在全球化格局中具有显著出口导向性。联邦政府通过农业出口信贷保障计划、贸易促进谈判与市场准入计划等政策工具，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巩固其全球农业强国地位（USDA FAS, 2023）。

   （编辑  季节）

文_沙学康 程晗^*

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学理论认为，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关键变量。近年来国外以提升收入、稳住就业为目标出台了大量提振居民消费的政策。其中范围最广、力度最大的就是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出台的以失业救济、薪酬保护、针对特定人群转移支付和特定行业消费补贴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提振消费政策。尽管有大量学者对政府的提振消费政策效应开展了理论和实证分析，但聚焦新冠疫情期间的大规模提振消费政策开展跨国比较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旨在对疫情期间各国提振消费的主要政策工具进行梳理，探讨政策特点和政策推行过程中的教训。为我国优化完善提振居民消费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关于政府政策对消费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从观点来看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学者认为财政支出会抑制居民消费。例如Sutherland（1997）发现，政府财力不足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导致居民认为未来会发生增税和可支配收入减少，因此会增加储蓄、降低消费欲望，从而得出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消费具有替代效应的结论。卞志村、杨源源（2016）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发现政府投资性和消费性支出会挤出居民消费。Dawood和Francois（2018）则采用协整面板模型，实证估计了24个非洲国家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间的替代关系，研究发现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之间存在跨期替代，这就导致扩张性财政政策会降低居民消费需求。

另一派学者认为财政支出会促进居民消费。例如温桂芳、马栓友、赵萍等（2003）认为，财政支出会促进社会需求扩张，其机理在于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提高了居民消费意愿。李晓嘉、蒋承等（2016）基于空间Durbin模型对我国省级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相邻省的经济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促进了本省的居民消费。Kim等（2021）评估了新冠疫情期间韩国出台的“韩国经济影响补助金（KEIP）”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发现KEIP计划显著刺激了居民消费，且该政策乘数约为0.5。Chetty等（2024）使用私营部门大数据测算了疫情期间美国多轮财政刺激计划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现金支付导致疫情初期居民消费支出急剧增加，但在疫情后期的作用则大幅下降。

疫情期间提振居民消费政策的国际比较

（一）国外提振居民消费的四类工具

1. 提供失业救济

国外通过放宽失业保险门槛、发放额外失业补助等方式稳住居民信心。例如美国面对疫情期间飙升至14.8%的失业率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将失业救济资格扩大至自雇人员、独立承包商、零工经济从业者等不具传统失业保险资格的群体；二是发放临时失业补助（Federal Pandemic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FPUC），联邦政府于2020年3-7月期间为失业人员提供额外的每周600美元失业补助。2020年12月后，失业补助降至每周300美元并持续发放至2021年9月。

2. 设立薪酬保护计划

该计划为企业提供招聘和就业补贴，从而保障就业、避免裁员。例如美国推出了以保障居民就业为核心目标的薪酬保护计划（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PPP），该计划通过为小企业提供无偿贷款使其得以继续支付员工工资，防止大规模裁员。澳大利亚则以向企业提供工资补贴的方式开展薪酬保护。2020年3月-2021年3月，澳大利亚推出了Job Keeper计划，该计划规定受疫情影响收入下降的企业每雇佣一名符合条件的员工，每两周可获得1500澳元的补贴。

3. 针对特定人群提供转移支付

国外试图通过发放针对特定人群的转移支付改善居民收入拉动消费。美国在疫情期间三次向低收入纳税人发放转移支付，总计超过8500亿美元。2020年3月，美国颁布了《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CARES）法案》，该法案规定向年收入不超过75000美元的纳税人提供一次性1200美元现金，另外给每名儿童额外提供500美元。此后的《冠状病毒应对和救济补充拨款法案》和《美国救助计划（ARPA）法案》进一步延续这一政策并加大了现金补贴力度。日本方面，通过2021年的第四轮经济刺激计划针对18岁以下儿童、低收入家庭等特定群体发放额外现金补贴。

4. 发放餐饮文旅行业的消费券

国外通过发放消费券刺激餐饮、零售和旅游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的本地消费。例如日本曾于新冠疫情期间推出全民性的“Go To”经济复苏计划，其中“Go To Travel”旅游补助对旅行产生的交通、住宿、购物等费用补贴50%。Go To Eat”餐饮补助给指定平台提供最高折扣25%的餐饮折扣。“Go To Event”文化与娱乐补贴提供电影、演出、体育赛事门票折扣。澳大利亚则于2020年末推出“Stay and Spend”计划，政府为消费者提供100澳元的电子消费券，并规定这些消费券必须在本地酒店、餐馆等场所消费。新加坡于2020年向所有新加坡公民发放了100新加坡元的电子消费券，用于刺激餐饮、零售和旅游等领域消费。

国外提振消费政策的特点与教训

（一）国外提振消费政策的特点

国外提振消费政策轮次较多、规模稳定、注重宣传。首先，国外提振消费政策轮次较多。例如，美国在2020年3月疫情初期快速出台第一轮救助计划，对居民就业、收入和消费提供支持。随后面对疫情的反复和经济的波动，美国又出台了第二轮、第三轮经济刺激计划。其次，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加大。每一轮政策提供的支持力度稳中有增、实施期限保持稳定、覆盖面逐渐扩大。例如从第一轮至第三轮刺激计划，美国向低收入居民提供的直接现金补贴额度从1200美元/人稳步提升至1400美元/人，提供失业救济金的期限从三个月逐步延长至六个月，覆盖范围也扩大至个体户和零工经济从业者。最后，注重政策的宣传。外国政府通过媒体宣传、深度沟通、政策指导等多种方式加强了居民对提振政策的积极预期。以日本为例，首相及政府高层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国民说明财政支持政策，强调补助金的发放方式、申请流程及预计效果。

国外提振消费往往聚焦重点人群。理论表明由于低收入家庭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因此同样规模的财政补贴对于低收入家庭的提振消费作用更为显著。疫情期间，国外出台的提振消费政策的一大特点是聚焦特定人群尤其是低收入人群，试图通过“以小博大”的方式用最低财政成本最大化提振消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美国《CARES》法案中的直接现金补贴和失业救济金政策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由于失业救济金能更大程度上地惠及低收入群体，因此其提振消费和产出的作用相对更大。

（二）国外提振居民消费政策的深刻教训

    提振消费政策效应持续时间较短。以失业救济、薪酬保护、转移支付、消费补贴等为代表的提振消费政策属于周期性政策，对于打通阻碍居民消费提升的结构性堵点作用有限，因此其政策效果持续性不足。从主要发达国家疫情前后居民消费数据来看，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疫情前居民消费同比增速保持在2.6%、1.1%、5.1%左右，疫情期间出台提振消费政策后居民消费增速短暂冲高至8%、6%、11%，但疫情结束后随着政策退坡，居民消费增速快速回落至疫情前水平。

向居民部门提供的转移支付大多被用于储蓄。疫情期间国外向居民提供的现金转移支付，后被证明更多转化为居民储蓄而非消费。例如美国每周家庭脉搏调查（HPS）数据显示，除了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资金大多被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第二轮、第三轮刺激计划期间，50%以上居民将救济资金用于偿还债务和储蓄。美联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美国家庭累计超额储蓄超2万亿美元，但消费支出增速却从2021年四季度的3.3%降至2024年的2.8%。

依托财政工具的提振消费计划增加了债务不可持续的风险。新冠疫情期间西方国家出台的提振消费的财政政策资金来源主要是大规模发行政府债务。尽管提振消费政策拉动了经济增长，但从数据来看，经济增长并不能完全抵销债务增速。例如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疫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仍然持续上升，债务不可持续风险一直在加大。

过度补贴是导致大规模顽固通胀的成因之一。大规模的过度的财政直接补贴直接增加了总需求，造成了疫情后期以来西方国家持续的高通胀。分析各国核心CPI数据发现，自2021年1月起，主要国家核心通货膨胀快速上升，持续了将近两年后，才于2023年后以相对缓慢的速率下降，迄今为止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美联储对各国财政政策拉动通胀的点数进行了测算，发现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分别导致美国、加拿大、英国、欧元区、新兴市场国家通胀总计抬升2.5、2.4、1.6、1.8、1.4个百分点。

有力有效提振我国居民消费的政策思考

回顾疫情期间国外出台的各类提振居民消费政策，尽管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长期看并没有解决居民消费的痛点难点问题，政策效应持续性不足且造成了较大的财政负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促进消费和投资更好结合，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提振消费已经是我国当前重要的政策发力点。参考国外提振消费的教训启示，本文探索提出了提振我国居民消费的政策思考。

以提升居民收入为支撑点。一是持续完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鼓励地方研究设计与通货膨胀、居民信心等挂钩的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方案，定期开展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研讨会并形成具体调整思路。二是探索针对重点群体进行精准转移支付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组织相关部门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等开展针对低收入群体发放精准转移支付的可行性研究。探索根据家庭经济状况、人口结构、抚养负担等多因素设计差异化的有条件转移支付政策的可行性。三是落实完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定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清单，建立统一大数据平台组织企业进行申报。

以促进服务消费为着力点。一是大力推动文体旅游消费提质升级。鼓励地方结合自身特色打造“文化IP+旅游体验”新模式，支持景区结合自身条件有序推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的场景化应用。二是大力推动入境消费的便利化。进一步扩大外卡受理范围，通过升级受理终端设备和赋能商户等方式，提升商户受理和服务境外游客的能力。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机场、商圈、景区部署AI多语言导览机器人，支持多种语言实时翻译，探索与境外知名社交平台联动推送个性化旅游攻略。三是大力推动银发消费潜力的释放。引导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企业在老年消费领域拓展应用，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智能购物平台、在线医疗问诊系统、虚拟旅游体验等数字化消费产品和服务，拓展老年消费的场景和渠道。

以活跃新型消费为增长点。一是远近结合挖掘新型消费潜力。充分把握新型消费领域的增长机会，通过大力度政策支持构建更加成熟的消费场景。短期内，加速推进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健康轻食、国潮国货、智能家居等相对成熟、更受年轻人欢迎领域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与应用推广。长期内，围绕虚拟现实、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家居、高端医疗与体检、养老服务等方兴未艾的消费场景开展充分研究，针对可能的细分消费场景开展宣传并以探索相关消费补贴。二是城乡结合挖掘新型消费潜力。一方面结合城市更新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重点商贸街巷改造升级，持续优化城市新型消费场景。另一方面，加强县域商业街区改造，提升县域消费场所质量，为新型消费落地提供场景支持。

（编辑 宋斌斌）

文/闫 坤 张晓珉^*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债务率受经济、政治因素影响不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率受经济泡沫、社保体系等左右，呈现上升态势。对我国而言，经济增长是债务稳定的基础，需保持政策理性，在用好政府债务的同时，更要关注私人部门债务和私人经济活力，多维度保障债务可持续，以推动经济健康稳定前行。

美国政府债务率演变历史及特点

自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美国政府债务率因战后重建等因素下行，80年代起受经济形势及政治博弈影响上升。经济增长乏力时债务成为刺激手段，两党执政理念差异致财政决策短视，债务率在危机冲击与政策调整中不断变化。

（一）20世纪40年代后，美国政府债务率走势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45年至70年代末，美国政府债务率下行。二战结束后，美国进入战后重建时期，政府债务缩减成为债务率下降的关键因素。从历史数据看，美国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及两次世界大战后，政府负债因战争需求与支出攀升，战后杜鲁门政府实施“补偿性财政政策”，大力削减军费及基建投资，使财政赤字显著降低。随后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以平衡预算为前提，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减税并持续削减国防开支、公职机构与人员，并减少国际援助，在八年执政期内的多个年份实现预算盈余。肯尼迪与约翰逊执政时期（1961-1968年），虽采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模式，扩大财政支出，如约翰逊推行 “向贫穷开战” 计划，大规模增加社会福利支出，但得益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力支撑（美国经济在此期间年均增长3.8%），实际家庭收入年均上涨2.1%。GDP的快速扩张有效吸纳了财政赤字增加带来的债务压力，使政府债务率维持下行态势。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了经济滞胀，福特与卡特政府（1974-1980年）虽采取系列政策调整，如福特改变税收结构、卡特实施减税与公共服务投入举措，但经济困境加剧了财政赤字。不过，此前经济积累的韧性与产业基础使政府债务率仍延续下行。

第二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债务率延续上升态势。里根政府（1981-1988年）奉行“里根经济学”，以大规模减税为核心策略，打破美国政府预算编制的传统，短期内财政收入骤降，政府债务率由此开启上升通道。老布什（1989-1992年）执政面对高赤字与债务压力，虽然他在竞选时承诺不加税，却因经济增长乏力、福利支出攀升而被迫加税，但未能扭转债务攀升态势；经济结构调整与财政收入矛盾凸显，债务负担持续加重，经济增长对债务依赖加深，政府债务率在经济波动与政策调整中持续上升。1992年克林顿政府因前任总统们遗留的高赤字压力，将削减赤字优先于公共投资计划实施；伴随国防开支削减、信息技术革命驱动经济繁荣。1998年，美国实现了预算平衡，政府债务率短暂下降。小布什当选后（2001年）推动大规模减税，致预算赤字远超里根时期，政府与民间借贷激增，催生房地产市场泡沫与金融风险。2009年奥巴马执政后，为应对金融危机，签署大规模经济刺激法案，财政支出与减税并举，稳定经济但大幅推高债务。金融机构救助与经济复苏计划消耗巨额财政资源，政府债务急剧攀升。随后特朗普执政延续减税、放松管制与福利限制政策，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债务率维持高位。新冠疫情冲击下，特朗普签署巨额援助计划，拜登执政后续推经济刺激方案，多轮救助使政府预算赤字与债务爆发式增长。

（二）近50年来美国政府债务率上升的原因

第一，政府债务成为助推经济增长的利器，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时，成为重要的对冲手段。在经济上行阶段（如20 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企业盈利丰厚、居民收入稳定增加，税收增长强劲，政府财政状况良好，债务依赖度降低，债务率平稳可控。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美国经济步入滞胀与产业转移的“黑铁时代”，传统制造业竞争力下滑，新兴产业培育迟缓，经济增长动力匮乏，失业攀升与财政收入缩水并存。在此背景下，政府为刺激经济、稳定就业与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不得不加大财政支出，公共投资激增、社会保障开支扩张以及税收减免频出，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迅速膨胀，债务率持续走高。在2008年金融危机与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危机冲击时刻，经济衰退加剧，企业破产潮涌、消费市场冰冻，政府更需海量举债以实施大规模经济救助与刺激计划（如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巨额财政补贴），直接致使政府债务率飙升至新高位。债务成为经济下行期稳定经济的关键依托，却也带来债务率持续攀升的困境。

第二，美国两党政治博弈导致政府债务率出现攀升趋势。美国政府债务扩张深受政治因素干扰，两党制下执政理念分歧与竞选政治逻辑相互交织。民主党执政时倾向凯恩斯主义，注重社会福利体系构建与公共投资拓展。如奥巴马时期的医保改革与拜登时期的基建与产业投资计划，虽旨在改善民生与夯实经济长远发展根基，但短期内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加剧预算赤字与债务负担。共和党上台则多奉行新自由主义理念，以大规模减税、削减政府管制为要旨，里根、小布什、特朗普执政期减税政策贯穿始终、以期激活企业活力与私人投资，却导致财政收入锐减、赤字高企，债务规模失控扩张。四年一度的竞选周期，两党为赢取选民支持、巩固政治地位，常将短期利益置于首位，以扩张性财政承诺拉拢选民，忽视债务可持续性、将债务难题遗留给继任者，致使政府债务在政治博弈中陷入“棘轮效应”困境，不断攀升且难以逆转，政治短视与党派利益博弈持续扭曲财政决策理性，推动债务率持续上扬。

日本政府债务率的演变历史及特点

日本政府债务率自经济高速增长时缓慢上升，后因社保体系建设、经济泡沫等因素波动变化，债务率长期呈现上升态势。日本财政收入端国债依赖重、支出端社保负担大；危机应对举债多；私人部门去杠杆慢等因素共同促使债务率居高不下。

（一）日本政务债务率整体维持上升态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快车道，政府债务率伴随经济发展呈缓慢上升态势，年均增长幅度低于1个百分点。在此期间，政府依据经济发展需求适度举债，将资金精准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事业、科技创新等核心领域。

步入70年代中期至1987年，伴随“福祉元年”进行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养老、医疗、福利保障网络全方位覆盖，以及掀起“日本列岛改造论”驱动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在此期间，财政支出、政府债务率年均增速跃升至近4个百分点。

1987年至1990年，日本股市楼市资产价格脱缰疯涨，经济过热虚火旺盛，GDP增速超常规飙升。同期，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热潮持续升温，政府债务规模水涨船高。但因GDP扩张速度在资产价格泡沫助推下更为迅猛，债务率意外呈现三年连续下降态势，累计降幅约12个百分点，经济数据表面繁荣。

90年代初，经济泡沫猝然破裂，日本经济瞬间坠入漫长寒冬。此后15年间，政府为挽救濒危经济频施财政猛药，债务率年均增长约 7.8%。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9?11”事件连番外部冲击如雪上加霜，致使1998-1999年及2000-2002年债务率增速陡然跃升,债务依赖成为政府在经济困境中无奈且唯一的选择，政府债务规模似滚雪球般持续膨胀，财政不堪重负，债务率持续攀升。

后续发展历程中，日本政府债务率历经短暂调整、危机冲击下飙升、政策调整波动企稳等阶段。2006-2007年债务率短暂下滑，源于经济结构优化与财政政策调整，债务结构改善。2008-2011年受次贷危机和地震灾害冲击，救市与重建导致债务率年均提升了12.2%。2012-2019年在安倍经济学干预下，财政重建与消费税调整，将债务率的年均增速稳定在0.6%，但经济深层矛盾未解决，债务率脆弱波动。2020年受新冠疫情暴击，经济遭到重创，政府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导致债务率猛涨至259%，较2019年飙升约22.3个百分点。随后在260%高位震荡徘徊，债务高悬。

（二）日本政务债务率持续攀升、居高不下的原因

第一，从收入端看，日本财政收入结构长期失衡，国债依赖症积重难返。自20世纪60年代起，国债发行收入占比持续攀升，至2022 年高达34.3%，远超六成的预算税收占比。回溯历史可见，60年代后期国债依赖初现端倪，近三十载多超30%，国际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期间更是飙升，如2009年达48.5%。税收增长乏力源于经济增长长期低迷、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企业盈利能力下滑及税收政策僵化，致使财政收入根基不稳，国债发行成为填补缺口关键。由此陷入债务累积循环，加剧债务率攀升。

第二，从支出端看，社会保障支出成为财政支出首要负担，与日本社会老龄化进程紧密捆绑。自20世纪70年代因老龄化加速，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从1965 年的14.7%，一路攀升至2022年的33.7%，2022年社保支出规模为1990年的3.2倍，其中养老保险、医疗及护理保险体系完备化与人口结构老化双向驱动支出社保刚性增长，挤压其他公共支出空间。财政公共工程支出比重从1972年的22%锐减至2022年的5.6%，因经济成熟后基础设施建设的边际收益递减、社会低欲望致消费倾向下滑、公共投资乘数效应衰减，前期大规模基建投入未达预期经济带动效果。资源错配加剧财政收支矛盾，债务偿还长期占用超10%的财政资源（2022年达22.6%）。偿债与社保支出双重挤压，债务率被迫抬升。

第三，政府债务成为应对危机的重要工具，推动政府债务率上升。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触发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衰退，房地产与股市价格崩塌，资产骤减、负债刚性，导致企业与家庭行为逆转。企业削减设备投资追求负债最小化，家庭则抑制消费偿债，导致信贷需求萎靡，货币传导梗阻。据统计，2023年6月末，制造业贷款余额仅为1993年的82%，反映经济主体从逐利转向偿债、经济需求端塌陷。政府为稳经济被迫举债托底，债务率被动抬升。2007年后，全球金融危机与国内经济困境交织，日本实施多轮扩张政策以刺激经济，刺激规模屡创新高。2007-2012年财政支出跃升，而GDP年化增速仅-0.03%，导致债务率攀升失控。2012-2019年在“安倍经济学”指导下，财政虽平稳、债务率波动小，但经济增长低迷，GDP年化增速仅0.9%。2020年，疫情冲击导致财政支出猛增46.2万亿日元（增幅45.6%），债务率突破260%，GDP年化增速仅维持在-0.4%。财政政策在危机冲击下陷入债务扩张与经济停滞螺旋，债务率加速上扬。

第四，私人部门去杠杆周期过长，抑制经济复苏，导致政府债务率分母端增长有限。传统制造业受新兴经济体冲击、竞争力下滑、产业升级滞缓；僵尸企业依赖政策输血存活，挤占资源、降低经济效率；终生雇佣与年功序列制阻碍企业创新迭代、人力资本增值；老龄化削减消费、提升社保负担、削减劳动力供给，多因素共振下，私人部门活力匮乏、经济复苏迟缓，政府持续举债稳经济，债务率居高不下、攀升不止，近年来在260%高位震荡徘徊。

对中国的启示

我国正在推动经济增长以稳定债务，保持政策理性连贯，重视私人部门债务健康管理，从多维度保障债务可持续性，如优化产业结构、强化政策协调、加强债务管理与风险防控等，实现经济稳健发展。

第一，经济增长是债务稳定的核心支撑。20世纪40-70年代，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期，虽财政扩张但债务率稳中有降，日本经济腾飞时债务率缓慢上升。我国应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经济增速与质量，增强GDP对债务稀释能力，确保债务增长与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增长适配，防止债务率因经济波动失控。如加强新兴产业培育，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使经济产出增长远超债务增量，稳固债务根基。

第二，政策理性与连贯性至关重要。美国两党制下财政决策受政治博弈干扰致债务攀升，日本财政政策在扩张与紧缩间摇摆加剧债务困境。我国政策制定应基于长远战略考量，要强化政策的系统化和跨周期设计与协调，避免短期波动引致债务风险积聚。要保持政策连贯性稳定性，依据经济周期精准施策，经济扩张期合理控制债务增速、优化债务结构，衰退期精准发力刺激经济同时防控债务风险，提升财政资金效益，强化预算约束与绩效管理，防止债务无序扩张。

第三，私人部门健康是债务良性循环关键。美国居民部门债务“亲周期性”影响宏观债务，日本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衰退”拖累经济与债务。我国应重视私人部门债务管理，经济上行期引导合理加杠杆推动消费投资，防范过度借贷；下行期强化金融监管、优化金融服务帮助企业居民修复资产负债表，如创新信贷产品、推进债务重组，提升私人部门偿债与再融资能力，增强经济内生稳定性，避免私人部门债务恶化冲击财政金融体系致政府债务被动上升，形成政府与私人部门债务协同健康格局。

第四，债务可持续性需多维度保障。美国凭借国力与美元地位维持债务可持续但隐患犹存，日本财政收支失衡、社保债务难题突出。我国应强化财政可持续理念，优化财政收支结构，拓宽财政收入源、提升税收征管效能、培育新财源，精准管控支出、提升资金效益；加强社保体系精算平衡、提升基金可持续性。完善国债市场建设，提升国债市场深度广度与流动性，合理确定国债发行规模、期限、利率结构，强化投资者信心；优化政府债务管理与风险预警防控体系，构建多维度债务可持续保障框架，在债务合理利用与风险防控间精准平衡，推动经济稳健前行。

（编辑 季节）

文/约翰·凯（英）^*

人们对商业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01年，金融家约翰·摩根筹建了美国钢铁公司，这在当时按各种标准来说都属于全球最大的企业。在此两年前，约翰·洛克菲勒将其业务活动整合至一家公司名下，即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从而控制了美国约90%的精炼石油产品。钢铁和石油为汽车工业的勃兴奠定了基础，进而促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商业的看法发生了深刻改变。

在名著《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1962)中，其作者、商业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讲述了现代管理型公司的兴起，其中包括通用汽车、杜邦（化工领域）、零售商西尔斯-罗巴克，以及新泽西标准石油等商业巨头。这些公司不仅在美国相关行业里独占鳌头，而且不断加快向海外扩张的步伐。其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于营业额超过了许多国家的国民收入总额。伴随经济实力的壮大，这些商业帝国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其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似乎可以确保其霸主地位常盛无虞。

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通用汽车公司按照《美国破产法》第11章规定的程序申请了破产保护，其汽车销量虽在美国位居榜首，但在全球市场上却被丰田和大众远远抛在身后。其他老牌的企业同样在劫难逃——杜邦经历了业务分拆，西尔斯-罗巴克已然几近名存实亡。它们之所以走向衰败，并非因为人们不再开车和购物，或者不再需要化工产品，而是因为其他企业后来居上，更有效地满足了市场需求。在钱德勒列举的例子中，唯有新泽西标准石油（现在的埃克森-美孚）仍然领先如初，尽管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已属大势所趋。

信息技术是驱动商业发展的新引擎

20世纪70年代，你可能会预见到，信息技术将是21世纪驱动商业发展的引擎。许多精明的投资者确实做到了：他们的远见和热情将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托举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然而，如若就此断言，那个时代风光无限的计算机公司肯定会一直保持新前沿赛道的领跑者地位，显然是过于乐观了。

21世纪，全球迎来了汹涌澎湃的互联网科技浪潮。在华尔街，人们采用此中新兴弄潮儿名字的首字母组合，称它们为“FAANG”，即脸书（Facebook，现为Meta）、苹果（Apple）、亚马逊（Amazon）、奈飞（Netflix）和谷歌（Google，现隶属Alphabet）。随后，金融界又把目光投向“七雄”，其中，英伟达取代了奈飞，特斯拉和微软是新加入的。微软在21世纪的头10年行动迟缓，将引领移动计算转型的角色让位给了苹果，不过最近几年，其市值又得到了强劲恢复。实际上，微软早在1975年由哈佛大学辍学生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共同创立，在前述现代新兴经济巨头中属于资格最老的一个。相比之下，这些企业中有4家是在21世纪才开始上市交易的，而且没有一家从事制造业（后面会解释苹果的情况）。其员工既不是来自贫困阶层的劳工，亦非阶级压迫的对象，许多人拥有名牌大学的学位（后面将谈到亚马逊），俨然代表着新兴生产力的创造者。

截至2023年，投资者坚信“七雄”代表着商业的未来，于是争先抢购这些公司的股票，正如他们曾经对待美国钢铁公司、通用汽车和IBM的股票那样。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些投资者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但经验表明，这7家公司可能和早期一些大企业一样，会随着时代的创新而走向没落。在我撰写本文时，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正在谈判收购已经斜阳西下的美国钢铁公司，这恰似为安德鲁·卡内基称雄的镀金时代补上最后一笔历史脚注。因此，任何企业都无法打破盛极必衰的周期律，区别只是有早有晚。

本文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商业虽经历了多次迭代、嬗变，但用来描述商业的语言却普遍安之若素。世界经济并不是由少数跨国公司控制的，甚至能够在本行业盘踞龙头地位的公司也寥寥无几。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从建造纺织厂、钢铁厂和铁路，到建造汽车装配线和石化工厂，都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这些“生产资料”均局限于特定的行业，例如，铁路仅能用来跑火车，火车司机也只能去经营铁路的公司谋职。

21世纪的领先公司不再依赖重型的设备投资，仅需筹集用于弥补初创时期亏损的适度资本即可轻装上阵。而且，此类公司的办公设施、商店、车辆和数据中心等有形资产大多可以用于从事自身主营业务之外的许多经营活动，而且是可以替代和分享的。它们不必掌握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完全可以凭借轻资产异军突起。

的确，房地产公司和车辆租赁人等握有大量有形资产所有权的公司，很难依靠这种所有权实现对商业的控制，资本家也不可能再依靠手中掌握的生产资料对劳工颐指气使。工人完全可以自由择业，而且多数会受到工会保护，他们无须关心谁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者谁是企业的股东，因为这对他们并不重要。在他们心目中，一个理想的企业应当管理规范，层级相对扁平，并允许员工参与组织决策。

在现代企业中，这是极其必要的。如今的老板不能再像安德鲁·卡内基和亨利·福特那样对下属发号施令，因为他们无法掌握全面的信息，更难维系员工的忠诚；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依赖广泛分布在整个组织系统中的集体能力。现代商业环境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必须注重发挥众多个体的能动性，将之凝聚成为集体知识和智慧，从而形成高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在组织革新中保持竞争优势。由此，企业中的关系不再是纯粹交易性的，需要群策群力，围绕一个共同认定的目标。所以，企业管理和运营活动必然要同时兼顾社会性与商业性两个维度。

集体知识是我们在书本和网络上学到的事实和理论，这些知识通过个体的经验以及他人的阐发得到增强。多数动物仅局限于自身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而人类则具有传承、传播和积累知识的独特能力。我们所能理解的科学和欣赏的艺术，是一代代科学家和艺术家薪火相传、接续创造的结晶，而且有教师和专家为我们悉心讲解这些文明成果。集体知识还包括通过社会交往和商业互动对自己和他人的认知，我们从中学会了应该何时赞美，何时批评，何时跟随，何时引领。集体知识有时被描述为“群体智慧”，但群体智慧在于知识的总和，而非知识的平均值。在社会分工精细化的时代，没有人能够做到全知全能，甚至连熟悉多个领域的通才都已经极为罕见了。

21世纪公司的竞争力是由人的智能决定的

在21世纪，公司的竞争力是由人的智能而非有形资产决定的。成功的公司善于构建独特的能力集合，这种能力体现为供应商或客户关系、技术创新、商业流程创新、品牌、声誉和用户网络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对于这样的公司，竞争对手至多能够模仿和跟随，但难以超越。这些公司之间的差异化意味着现代产业在结构上已经发生了质变，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密集的资本投入，竞争的焦点也远离了同质化产品的生产规模和低价优势。

因此，我们所说的“利润”不再是简单的资本回报，而是“经济租金”。在农业经济主导的时代，“经济租金”这个术语是指地主从土地中获取的收益，肥沃的土地和优越的地段自然能带来丰厚的回报。今天，经济租金用来描述某些人和机构因拥有卓越的商业才能而获得的收益。能言善辩的律师、杰出的外科医生、精明的股票交易员、体育和电影明星、音乐奇才泰勒·斯威夫特、硅谷的企业和房主、迷人的威尼斯，以及球迷遍布全球的曼彻斯特联队，他们获取的收益均可以归结为经济租金。

经济租金的概念同样适用于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公司，如果它们为客户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优于竞争对手，由此产生的超额收益就等同于经济租金。苹果和亚马逊就像泰勒·斯威夫特、曼彻斯特联队、硅谷和威尼斯一样，是凭借高超的竞争能力赚取经济租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通过创新差异化取得的垄断权。

但是，这种垄断并不属于反托拉斯法打击的对象，相反，我们应该欢迎这种差异化及其相关的“垄断”。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产品都是同质的，众多厂商的效率也相差无几。无论对于宏观经济还是对于个体企业而言，这种静态的均衡都不是一个理想的发展模式，因其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和进取精神。经济组织的核心任务在于追求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成功做到这一点，就等于发掘了创造经济租金的源泉。

现代商业的运作原理和模式

在现代经济学、商学和政治学表述中，人们通常将“经济租金”一词与“寻租”联系到一起，二者其实具有本质区别。个人和公司如果以不正当手段操控市场，或者通过强行销售毫无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谋求暴利，那就是典型的寻租行为。现代经济中确实存在这种弊病，因此我们需要制定法规，限制利用政治影响和权利来攫取优惠待遇、赢得项目合同，或建立垄断性市场壁垒，以确保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深入理解经济租金的性质和起源，将有助于我们找到应对寻租行为的方法。不过，本文的目的不是提出解决寻租问题的对策，而是通过分析和阐释以消除保守派和激进派两个极端的误区，真正揭示现代商业的运作原理和模式。至于分析商业和公共政策如何促进由创新差异化产生的经济租金，以及如何消除政治体制中的公权滥用，将是我下一阶段的任务。

若要洞悉企业的财务账目，并理解现代经济中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有必要首先理解经济租金的概念、起源和效果。但是，资本和资本主义的传统术语妨碍了这种理解。现实中，即使精明的投资者也要审查“占用资本收益率”（ROCE），尽管这种收益率与资本投入之间的关系，往往并不比它与用水量或召开会议次数之间的关系更密切。

经济租金不是什么异常现象，而是充满活力的经济所体现出的核心价值特征。当个体和企业得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才能来创造租金时，经济就会增长；当法律和制度激励各类市场主体奋发图强，通过公平竞争淘汰保守和落后时，社会就会进步。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那么我就是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但是本文的内容与“资本”几乎没有关系，与资本家和工人为控制生产资料而进行的任何斗争完全无关。文中所描述的经济制度，严格来说是一种市场经济机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多元经济，而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多元经济是一种人们可以自由地尝试任何创新（尽管经常失败）而无须中央权威批准的经济。多元经济是一种制度性的规范，制度的规范确保消费者能够在一个竞争环境中表达他们的需求，而那些成功满足这些需求的商业行为能够得到保护和鼓励。

市场经济的多元化也需要一种共识和规矩，即承认失败和追求变化。官僚机构很难有这种自我意识。对照IBM、通用汽车和美国钢铁公司经济上的没落与苏联经济上的失败，原因大致相同：高高在上的中央权威无法适应科学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变革。它们不仅反应迟钝，而且迟迟不愿承认失败。区别在于，IBM、通用汽车和美国钢铁公司的经济表现迄今为步入了下坡路，将领先地位让给了微软、苹果、丰田、特斯拉、纽柯（一家美国的钢铁公司）和安赛乐米塔尔（一家卢森堡的钢铁公司），而苏联的经济体制失败则彻底拖垮并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崩溃。

“资本主义”一词的产生，是为了描述一种由资产阶级精英设计和控制的经济体。现代商业的支持者和批评者经常将传统历史性的“资本主义”形象与当今市场或多元经济的现实混为一谈，后者的本质特征是它不受控制，或者至少不会长期受到任何人的控制。传统制度的话语体系和现实的错位还在进一步扩大。20世纪下半叶，商业开始从依靠雇用大批产业工人从事规模生产的工业结构，演变成一个由知识精英在合作环境中分享集体智慧的新结构，但是关于商业世界如何运作以及应该如何运作的问题，主流叙述却置若罔闻。经济关系仍然被纯粹定义为交易性的，依然认为商业的驱动力仍聚焦于目标和奖金，而将内在动力和职业道德抛诸脑后。商学院的教科书仍然强调商业的目的在于为背后的股东创造价值，而不是满足客户和社会的需求。

如此就出现了一个密切相关的悖论：资本对商业运营的支配地位每况愈下，金融部门的规模和从业者的报酬反而与日俱增。而且，金融部门扭曲的价值观正在向商界渗透——企业创始人和高管只因效忠于股东利益而得到丰厚的奖赏。由于商业道德的侵蚀和无可争辩的金融霸权，21世纪的公司不得不接受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拷问。如今，它们必须面对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公众虽然热衷于产品，却讨厌它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正如我将深入揭示的，当代管理者追求股东价值的执念最终不仅损害了股东价值，而且葬送了其前辈依靠智慧和诚信所创建的基业。

强调个人主义和股东价值的理念和方法源于美国，继而迅速向全球扩散。所有跨国经营的企业都要受到母国和东道国法律、规章、习惯和社会期望的约束，这些强制性的规范和社会习俗显然是因国而异的。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加拿大与日本之间，英国、德国和美国之间，而且存在于美国国内的特拉华州与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之间。然而，许多关于商业的论述未能认识到，公司董事和高管的法律职责和预期行为取决于公司所在的总部基地和业务区域。本文对上述不同地区的制度差异特别关注，因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1世纪公司的未来。

我是一名英国经济学家，我的商业经验和知识大部分来源于英国。英国是现代金融、现代法律和现代体制的开拓者，并通过殖民运动将之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18和19世纪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在我儿时的家乡爱丁堡和我现在的伦敦办公室附近完成的。斯密和马克思的经济学为理解商业的本质和原理奠定了基础，而现代经济学对理解现代商业的贡献则难以望其项背。

不过，若要深入了解20世纪的商业，就必须认真研读美国一些学者的名作。除了前面提到的钱德勒的《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还可以阅读阿道夫·伯利和加德纳·米恩斯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从中审视美国商业从镀金时代的强盗大亨向20世纪由管理层控制的企业过渡。如果有人能称为更深刻的体现了这种转变，那就是艾尔弗雷德·斯隆。他曾长期担任通用汽车的最高领导，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当接近退休时，斯隆和他的财务总监唐纳森·布朗迫切希望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教训传给后辈。布朗于是聘请了一位逃离日趋纳粹化的欧洲、来到美国的众多维也纳知识分子之一，让他来讲述他们总结出的管理之道，他就是因此声名鹊起的彼得·德鲁克。商业经典著作《公司的概念》^[]的问世，为德鲁克一举赢得了首位管理“大师”的美称。斯隆和他的同事并不喜欢这本书，出版商也对这一本商业著作能否畅销持怀疑态度。他们错得多么离谱！70多年过去了，《公司的概念》仍然炙手可热。

如今，每家书店都设有商业书籍专区，其中的图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成功学，如《灵敏——令顾客满意并获取巨额利润的秘密》。这类图书的作者通常以咨询或发表“激励演讲”谋生，而且收入不菲。在机场书店里买一本这类图书，你可能不等飞机落地就把它丢在一边了。另一类严格来说属于政治经济学，如《剥削、毒害、监视——资本主义如何加剧不平等，戕害我们的福祉，摧毁地球》。这类图书刻意挑选一些已知的事实和观点来调动情感共鸣，以迎合那些固执己见的读者。

我的著作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我希望思想深邃的高管能够在本书中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但我无意给那些急于求成的年轻经理提供什么秘籍。我的目标读者是那些通常不会拿起商业书籍的人，那些阅读大众科学或历史的人，他们可能不熟悉某些商业主题，我欢迎他们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来揭示21世纪商业世界的变化，21世纪公司遇到的知识性和挑战性。对于那些商科的学生和有志于商业事业的年轻人，或仅仅想更深入了解商业的人，我希望他们能读我的新著，喜欢它，并经过深度思考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商业生涯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回报。

（编辑 季节）

马来西亚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之一，曾被称为“亚洲四小虎”。本文重点研究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其在国家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

马来西亚经济概况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主要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原住民族组成。2023年，马来西亚总人口超过3400万，其中华人占23.0%马来西亚劳动力人数约1627万人，普遍接受中等教育，劳动力素质较高。2021年，马来西亚人类发展指数在193个国家中排名62位，略高于周边国家泰国的66位，中国的79位，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10.6年，高于周边国家泰国的8.7年，菲律宾的9年和中国的7.6年，但低于新加坡的11.9年。

马来西亚早期受印度教和佛教文化影响。15世纪，马六甲王朝成为其历史上第一个有史可载的王朝。16世纪后，马来西亚先后沦为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并在二战期间被日本占领。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邦独立。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邦与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共同组成马来西亚。但随后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

马来西亚是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制的联邦国家，其政治体制是沿袭自英国的西敏寺制度。马来西亚独立后，1981年至2003年，在第四任总理马哈蒂尔执政期间，马来西亚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这得益于诸多原因。首先，马哈蒂尔采取“向东看”政策，主张学习日本韩国经验，打破关税壁垒，鼓励外资进入，专注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其次，马哈蒂尔积极推动区域贸易合作，使马来西亚成为1992年成立的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增强了马来西亚的国际地位。马哈蒂尔还积极推动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发展，修建了各主要城市的轨道交通。马哈蒂尔倡导民族独立，推动民族经济发展，倡导亚洲价值观。通过与三菱、丰田等日本公司在汽车领域开展合作，马来西亚成立了宝腾（Proton），并成为东南亚第一个拥有国产汽车的国家。

2022年11月大选后，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国家诚信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同国民阵线、东马主要政党组成联合政府上台执政。

1. 独立后的经济发展

   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成功实现了由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向多元制造业国家的转型。独立初期，其经济主要依赖农业和原材料出口，尤其是橡胶、锡、铁矿石和棕榈油。此外，在1956-1965年，马来西亚政府通过实施两个五年计划来增加对工业的投资，并修复在战争中被破坏的基础设施。

   自1970年以来，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三项长期政策为基础：1970年至1990年的新经济政策(NEP)，1990年至2000年的国家发展政策(NDP)和2001年至2010年的国家愿景政策(NVP)。19世纪70到90年代，马来西亚经济增长迅速，国家逐步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直到1999年后，马来西亚经济的增长仍呈现较大的波动，且经济增长率在2001年再次大幅下挫，表明其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对国际市场的波动越来越敏感。此外，制造业的出口产品缺乏技术含金量，附加值较低。

   2001年，政府推出了“马来西亚2020”计划，目标是在2020年将马来西亚建设成一个高收入国家。该计划包括提升科技和创新能力、增强基础设施和改善人力资源等方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的出口型工业再次受到冲击。政府在2010年推出了经济转型计划（ETP），这项计划着力发展服务业，投资建设公共基础产业，培育国内私人消费和投资的成长，旨在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干预加强国内需求对经济的主导作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2019年，马来西亚政府推出了“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目前，马来西亚正在进行一系列经济和体制改革，制定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NIMP 2030)和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以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促进国家财富实现可持续增长以及公平合理分配。

   （二）当前的经济结构与主要产业情况（三级标题）

   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较为多元。2024年，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按现价计算达到19467亿林吉特，同比增长约5.1%。马来西亚各行业产值及其增长率和GDP占比见表1。

   表 1 马来西亚各行业产值、增长率、GDP占比

与相邻东盟各国相比，2023年，在GDP总量上，马来西亚不及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位列东盟十国中的第四位，以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达到4011亿美元。在人均GDP方面，马来西亚则在新加坡、文莱后，位居东盟10国中的第三位，以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超过人均一万美元。总体来说，相较其邻国，马来西亚经济发展较好，在总量和人均方面均有优势（见表2）。

表2 2023年东盟十国GDP、人均GDP（以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仍然较大程度地依赖出口（71.08%），但其国内需求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马来西亚主要出口产品是电子和电器产品、石油、棕榈油等，出口主要面向新加坡、中国、美国等国。

目前服务业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产业部门，且增速较快，包括旅游业、信息和通信技术业（ICT）等。2022年，旅游业贡献了马来西亚14%的GDP，同比增长26.7%。 医疗旅游在马来西亚独具特色。

信息与通信技术业（包括电信服务、软件开发、数据服务、电子商务等）在“马来西亚数字经济政策”（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Blueprint）的支持下发展迅速，该行业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10.8%。

制造业是该国仅次于服务业的重要行业，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在其中占比较大。这两年内销型制造业增速较快，2023和2024年同比增速分别为4.6%和6.2%。其主要产业部门包括电子、石油、机械、钢铁、化工及汽车制造等行业。电子与电气制造业占制造业总出口的近一半，是马来西亚制造业中最重要的细分领域。英特尔、德州仪器、索尼等跨国公司在马来西亚均设有生产设施。

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就在槟城设立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区（FTZ），8家外国零部件生产公司（八武士）在槟城设立了制造基地，形成集群效应，从而吸引了更多电子与电器制造业公司进入。槟城靠近主要国际航路，可以和邻近国家的电子制造中心（如新加坡、泰国等）形成紧密的产业链合作。此后，马来西亚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区的数量和规模，并为外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进一步吸引外资。但马来西亚电子制造业仍集中于利用较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而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多为低附加值的组装制造。进入21世纪，马来西亚电子产业开始转型，建立了设计和开发 (D&D) 中心，实施了国家半导体战略（NSS）、国家工业4.0政策框架。马来西亚是全球重要的半导体制造基地，拥有成熟的半导体封装技术，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重要位置。受益于中美紧张关系带来的产业转移，马来西亚的半导体产业将继续增长。此外，马来西亚在LED产业实力雄厚，也是全球第三大光伏组件及产品制造商。

凭借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马来西亚在亚太地区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石油化工业也是马来西亚制造业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拥有超过100家公司生产门类广泛的化学品。马来西亚当前的石化生产主要依赖于强大的基础原料（如烯烃、聚合物和芳烃），但近期正积极开发更复杂、更专业的下游化学品，如药品、农用化学品、高性能材料等。 此外，马来西亚继续推进多个大型石油化工项目，以提升产能和巩固其在全球市场的地位。例如，柔佛州的“边加兰综合石油中心”（PIC）是由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主导的一个大型石化综合体，涉及炼油、石化等6大相关设施，将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综合石化园区之一。 马来西亚政府还积极参与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协定，为其石化产业带来更多机会。

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发展

（一）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

1963年独立后，马来西亚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是从接管的殖民地资产中整合，主要集中于公用事业、交通枢纽等基础建设领域，以及农业和农村相关的行业。 此外，马来西亚还将森林资源收归国有。

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实行新经济政策(NEP)，开始大规模成立国有企业，将其作为收入再分配和消除贫困的重要手段。马来西亚政府主要通过投资建立独资国有企业，以及与私人企业合资成为部分所有者、购买公司股票三种方式成立国有企业。 到1990年，马来西亚已有超过1000家国有企业，广泛分布在各行业，以国家石油公司、马来西亚土著银行、工业发展银行等为主要代表，在石油、天然气、银行、制造业等战略性行业尤为集中。这些企业均由马来族官员或马来族资本家进行管理。

这个时期是马来西亚工业化的重要阶段，国有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贡献了大量财政收入。例如，成立于1974年的国家石油公司推动了马来西亚石油基础设施和石化工业的发展，并为其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能源和资金，其化工产品应用于多种工业。目前，国家石油公司贡献了马来西亚每年政府收入的15%～25%（2022年为27.5%）。 此外，1983年创立了由马来西亚重工业社（HICOM）与日本三菱合资的宝腾集团（Proton），作为东南亚第一家本土汽车公司，通过学习日本汽车工业的先进技术，推动马来西亚汽车工业的发展，1993年宝腾的国内市场份额达到74%。1993年，马来西亚又与日本大发工业合作，成立了马来西亚第二国产车公司（Perodua），专注于小型汽车领域，并取得了更大的成功，2023年市场份额达到41.3%。

目前，马来西亚汽车市场仍主要被本土品牌占据，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的Perodua和排名第二的宝腾共销售481300辆汽车，在总销量中占60.2%。排在两大本土品牌之后就是日系汽车品牌：丰田、本田和三菱，但这三大品牌均出现了市场份额的萎缩。 宝腾的汽车销量已于2006年被Perodua超过，并于2017年被中国吉利集团收购实现私有化，但对于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全球私有化浪潮和国有企业亏损的状况导致马来西亚政府出现严重的财政压力。1985年，马来西亚进行了第一阶段的私有化改革，其经济计划署（EPU）签发了“私有化指南”，这一阶段私有化改革主要涉及公用事业、交通枢纽等基础建设领域，并通过产权出售、租赁、合同承包、BOT等主要形式进行。

1991年后，随着国家发展政策(NDP)的实施，马来西亚私有化改革进入第二阶段，集中在垄断性企业，如电力、石油、交通和电信等领域。这一阶段私有化的主要形式为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和股份化改革。此阶段的私有化并不顺利，尤其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已私有化的国有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导致一些在建的基础设施项目停建，政府不得不给这些困难企业注入资金。

在两个阶段的私有化改革之后，马来西亚国有企业仍然在国民经济中保留着重要作用，并在一些关键行业保持着政府的控制能力，如国民投资公司（Permodalan Nasional Berhad，PNB）和国家石油公司。

步入21世纪，马来西亚政府更加注重提升国有企业的治理和透明度，并继续发挥国有企业在战略性产业和关键领域的作用。马来西亚政府开展政府关联企业转型计划，并不断提出新的倡议。

（二）当前国有企业的状况及作用

当前，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包括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LIC）、政府关联公司（GLC），法定团体、基金会、特殊目的公司（SPV）、发展金融机构 (DFI)、州经济发展公司 (SEDC)等类型。其中政府关联投资公司和政府关联公司是主要的两类。政府通过政府关联投资公司或直接控股的方式，来控制政府关联公司，包括国有企业。如表3所示：

表 3 马来西亚主要国有企业类型及数量类型

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集中在仓储运输、公用事业、石油化工、金融服务、通信科技、农业等行业，具体占比如表4所示：

表 4 马来西亚国有企业主要行业占比行业

在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中，国家石油公司规模最大，在2023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位列139位，是该国唯一入榜的公司。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是根据马来西亚《1974年石油开发法》成立的，其在开采和开发马来西亚陆上和海上石油资源方面拥有完全的垄断权和特权，除了占据马来西亚石油开采行业全部的市场份额，该公司还积极进军国际市场，例如其通过在大西洋盆地进行的新投资，将其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份额提高到10%的计划。从2005年到2015年，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绩效表现，马来西亚政府针对5家政府关联投资公司和20家大型政府关联公司（G20）开展了政府关联公司转型计划。 在新的经济模式中，国有企业应发挥5大作用：（1）执行推进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各种转型、重组、增长计划；（2）国有企业加强国际化，迈入国际市场；（3）投资新型知识型服务型产业，推动马来西亚在经济价值链上迈向更高水平；（4）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带头与私营部门合作；（5）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集中于核心业务，不断剥离非核心和非竞争性资产，释放这些资源以供私营部门优化利用。

 以经济学视角分析马来西亚国企发展

根据经济学有关国有企业的阐释，国有企业是在存在重大市场失灵现象，且监管、税收/补贴、私营部门合同承包、政府组织直接供给等其他方式不适用或相较于国有企业供给损失更多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纠正市场失灵的方式。马来西亚众多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以市场失灵为前提；产生市场失灵有三个主要类型，分别为自然垄断，外部性和公共物品。

在公用事业和仓储运输行业占据80%以上的国有企业，如马来西亚电力公司和马来亚铁道公司，通过将价格设定在帕累托效率水平而非利润最大化水平，可以应对因自然垄断和规模效应产生的市场失灵。

外部性也是常见的重大市场失灵现象。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在传统石油和天然气业务的基础上，重视投资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技术， 提高空气质量，推动了绿色可持续发展，并为私营部门创造了新能源的市场机会，产生了正外部性。

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要肩负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公共物品的作用，这也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领域。譬如马来西亚石油公司控制着马来西亚的能源资源以保证能源安全；国家稻米公司负责稻米的收购、加工和分销，确保稻米供应稳定以保证粮食安全；马来亚银行提供稳定、安全的金融服务，以保证经济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类似，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也将提供就业岗位并保证充分的就业，而充分就业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它促进了社会凝聚力。

同时，马来西亚国有企业也存在着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因软预算约束和监管的缺乏导致了更高的代理成本，降低了技术效率。而无法准确衡量公共物品的价值导致的估计误差则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此外，马来西亚存在极多的裙带资本主义和腐败现象，这也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率和社会总福利的降低。2021年，根据《经济学人》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马来西亚裙带财富占 GDP 的比例位列世界第二位。 这使得资源配置更加倾向于关系和利益，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一些隐性优势，他们的市场竞争压力进一步减少，这将带来潜在的市场公平竞争失衡。当国有企业在某一行业占比较大时，私营企业在该行业的投资将会显著减少。

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还存在过于强调财务目标而丧失其调节市场失灵作用的问题。例如，许多由政府关联投资公司投资的“私立”医院仍以盈利为主并与公立医院争夺人才，导致公立医院品质下降。

马来西亚国企如何在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

作为政策工具，马来西亚国有企业促进投资，推动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2022年，马来西亚第10任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提出的“昌明大马”框架中，六家领先的政府关联投资公司共同承诺在未来五年内投入1200亿林吉特用于国内直接投资（DDI）。主要针对高增长高价值（HGHV）行业，例如能源转型部门、生物制药、先进制造业（尤其是半导体领域）等。 同时，在执行马来西亚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NIMP 2030）期间，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则专注于电子与电气领域，帮助占比较大的中小企业向资本密集型企业转变，以提高其附加值。

作为政策工具，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在减少碳排放，推动国家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马来西亚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中，马来西亚电力公司和国家石油公司等国有企业将实施一系列项目，如氢与氨混燃项目、混合水力浮动太阳能项目等。 由于马来西亚石油化工领域主要由国有企业控制，因此，将国有企业作为推动该转型计划的主要政策工具最为有效。这些项目可以扩大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应用，并帮助实现第十二个马来西亚计划中阐明的“到2050年温室气体零排放”的承诺。

作为政策工具，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就业环境。在马来西亚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实施过程中，创造了8万多个就业机会，远多于预测值。 在“昌明大马”框架中，政府关联投资公司和政府关联公司还将采取有效行动，改善其组织和生态系统（包括被投资公司）中员工的生活。在国企工作场所实现更公平的性别代表性来确保平等机会；有针对性地提供员工再培训和技能提升计划等。

总之，马来西亚国有企业在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就业等方面发挥作用，作为政策工具，是“昌明大马”框架、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第十二个马来西亚计划等国家战略推行的重要工具。

  马来西亚的国企发展及其作用对其他国家的启示与借鉴

与许多国家发展路径类似，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发展源自原殖民国家独立后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给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在经济发展初期，在国外和私人资本投资不足，政府监管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在促进投资、有效利用资源等方面集国家之力，具有独特优势。

然而，国有企业也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转型与发展历程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与一些缺乏监管能力、但在市场化、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氛围下直接将国有企业撤资以推行私有化的国家相比，马来西亚的两次私有化及其后的转型计划富有启示。马来西亚在进行部分私有化时，仍然对国有企业保有控制权，国有企业仍然控制着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和能源化工等领域，并通过转型计划提升其经济效率。在实施转型计划的10年间，20家政府关联企业的股东总回报率平均每年增长11.1%，其主要措施包括推动国有企业国际化，关注国有企业绩效与主要经济指标表现，业务重组与整合等。

一些对国有企业布局进行调整的国家借鉴了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转型经验，譬如面临监管能力不足，管理效率低下。一些未能顺利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借鉴马来西亚的转型计划，通过引入绩效管理体系、推动国有企业国际化等方式来提升其国有企业的表现。

此外，马来西亚国有企业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在解决市场失灵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值得其他国家借鉴。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新兴产业，如数字经济、绿色科技和先进制造业，帮助国家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中保持竞争力。马来西亚在石油化工等行业国有企业占主要地位，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推行，既可以保持与私营部门互动并促进创新，也可以降低合同成本，促进更高效直接的生产。同时，这些面向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的政策提供了关乎国家安全的公共物品，消除了正外部性，成为解决市场失灵的良好工具。

马来西亚的这些经验对其他国家进行产业多元化、发展新兴产业富有启示，尤其是单一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这些国家学习马来西亚的经验，通过国有企业投资新兴产业，减少了对单一资源的依赖，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编辑  季节）

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的立法与政策经历了封闭管制、危机转折、渐进开放等演进历程，至今已形成较为完整的FDI管理体制。

印度外商投资政策主要分为三类准入路径、三类主要进入限制，由商工部工业和内贸促进司（DPIIT）牵头管理，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简称RBI）、执法局等相关部委协同监管。值得一提的是，印度FDI管理体系中，“第3号新闻公告”（Press Note 3，以下简称PN3）作为针对邻国投资的特殊管理规定，实际上主要被用于限制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同时由于实施范围大、程度深、社会影响力高，PN3已在客观上反过来塑造印度外资管理体系。总体看，印度FDI管理体系具有管理限制较多、安全压倒发展、政策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研究印度的FDI管理体系可以启发我们应把握好不同政策目标之间、发展与安全之间、改革与开放之间、政策明确性和模糊性之间的四对辩证关系，更加科学合理地制定外资管理体系。

印度FDI管理体系历史沿革

（一）1991年前，政策模式以严格限制外资为主轴。这一时期，印度政府主要通过许可证制度和外汇管制严格限制外资，以保护其国内的幼稚工业，维护经济主权。尽管政府一度意识到需要引入外资缓解资本不足，但FDI政策仍以管制和排斥为主，实际吸引外资规模极为有限，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增长。

（二）1991年至2000年，政策模式转向有限度的自由化。由于印度在1991年发生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在国际压力和自身改革推动下，当年7月发布《新工业政策声明》，大幅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以期利用全球资本和技术补充国内资本不足，并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借此扩大出口和就业。

（三）20世纪末21世纪初，延续深化利用FDI进程。在此时期，印度逐步扩大开放领域并完善配套法规体系，如1999年通过新《外汇管理法》，将政策重心转向促进投资、规范管理并重，在确保“关键行业不失控”的前提下，每年适度放宽若干行业的外资限制，并辅之以产业指导政策。

（四）2014年莫迪政府执政以来，FDI开放度前所未有，并更加关注国家安全。一方面，这一时期莫迪政府的FDI政策更积极主动，大幅放宽国防工业、保险业、电力等诸多领域外资的持股上限，着手清理阻碍外资准入的制度障碍。另一方面，莫迪政府高度关注国家安全、关键行业自主可控等问题，在FDI政策中嵌入本土利益保护的考量。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20年出台的PN3，其目标是针对来自与印度接壤国家的投资而设置的专门安全审查机制。

总的来说，印度FDI政策经历了从排斥到欢迎、从无序到有章可循、从一刀切到细分对待的转变，折射出印度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外资态度的调整，也反映了实践中对政策效果的评估和纠偏。

印度现行FDI管理体制

（一）三种管理类型。一是禁止类，涉及国家安全、政治或社会敏感领域，明令禁止任何FDI进入，包括博彩、烟草制造、原子能等。二是自动审批类，此类行业外资可设负面清单直接投资，只需在投资完成后一定期限内向印度储备银行备案，目前绝大多数行业均已开放自动审批路径。三是政府批准类，某些敏感行业或超出特定持股比例的外资进入，需要通过外国投资便利门户（FIFP）在线提交申请，由商工部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司牵头会同相关主管部门审核。

（二）三类主要限制。一是股比限制。针对部分关系到国家安全或敏感民生的行业，印度设置外资持股上限。例如，国防制造领域外资持股上限为74%，更高持股比例须特别许可。近年来，多数行业逐步提高上限或取消限制，但保险、媒体、零售等领域开放速度较慢，仍保留较高上限。二是类型限制。针对特定国家限制和敏感投资领域，印度设置事先审查机制。例如，PN3规定，凡是来自与印度接壤国家的投资一律需政府审批。再如，对于电信、国防等敏感领域投资需经主管部委审批。三是特定行业限制。部分行业虽名义上对FDI开放，但存在特殊要求。例如，尽管房地产领域允许外资从事开发活动，但必须满足项目规模、锁定期的规定，否则将限制资金撤出。

（三）监管架构。一是隶属于印度商工部的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司，是负责FDI政策制定和协调的牵头部门，每年发布《综合FDI政策手册》汇总各行业准入规定；接收外资申请并将提案送至各行业主管部委审核；协调内政部对敏感领域投资进行安全审查。二是印度储备银行，负责FDI资金流的监测和管理，确保外资的进出符合金融法规和政策框架要求。三是财政部下属的执法局（Enforcement Directorate，简称ED），负责查处和追究违反外汇管理法（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Act,简称FEMA）的案件。四是其他部门和机构：内政部对来自特定国家的投资进行安全审查；各业务主管部委（例如通信部、能源部、财经部下的保险监管部门等）拥有对本行业投资提案的实质审批权；内阁经济事务委员会对超过500亿卢比的大型FDI项目进行审议批准等。

针对邻国对印度FDI的特殊监管政策——PN3

2020年初，印度高度关切“外国资本趁股价低迷抄底印度企业”现象，尤其是“来自特定国家的投资恐对印度战略产业产生不利影响”。受此影响，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司于2020年4月17日发布关于修订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第3号通知（PN3）。PN3提出，若有下列三种情形，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棕地投资，均需经过安全审查：一是邻国公民或企业直接投资；二是即使投资主体并非设立在邻国，但最终实益所有人为邻国公民；三是即使投资主体并非设在邻国，但其最终实益所有人为居住在邻国的居民。

PN3出台前，印度仅对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投资设有限制，而PN3规定任何来自与印度接壤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缅甸、阿富汗、巴基斯坦，不含中国台湾）的投资进入印度时，都必须事先获得政府批准，这标志着印度FDI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由于中国对印度投资远超其余六国，故PN3被认为是印度基于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考量，限制中国对印度投资的专门举措。

印度FDI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与中美欧相比，印度的FDI管理整体限制较多。目前，中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采用“全国+自贸区负面清单”方式管理外资准入，未列入清单的行业原则上完全开放，外资准入更加简明直接。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实行“普遍开放+个案审查”模式，只对敏感高科技、基础设施的涉军涉密投资进行评估和组织；欧盟没有统一的外资准入清单，但各国绝大部分行业均对外资开放，仅在必要时通过安全审查来干预个案。因此，从国际比较来看，当前印度FDI管理体系整体较为严格。

（二）对安全考虑大于发展考虑，阻碍中印合作共赢。PN3自实施至2024年4月，印度累计收到500余份中国投资申请，批准率不足四分之一，许多中国公司被迫调整对印度市场的战略。与此同时，中印贸易额却屡创新高，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长期超过1000亿美元，说明印度目前仍需进口大量中国制成品，而无法进行本地生产。理论上，本地生产是印度产业发展的更优解，相关产品不仅可以供应本国市场，还有希望对外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并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然而，PN3严重阻碍中印产业链深度对接，造成“商品流动频繁，但生产要素流动反而受限”。

（三）政策缺乏明确性，邻国FDI投资合规成本激增。一是PN3未明确定义“实益所有人”导致法规边界模糊，许多中资只占微量股权的投资机构也被迫卷入流程繁琐漫长的审批。二是审批周期长且缺乏透明度。PN3的审查没有公布明确标准，这赋予印度政府自由裁量权，偏袒能够增强印度制造能力、引进新技术的项目，而其他项目则长期悬而未决。这导致很多企业无法获知审批迟滞的具体原因，难以规划投资进度，导致许多企业错过商机。

政策启示

（一）把握好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印度的制造业基础薄弱，当前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阶段，吸引中国企业进入印度开展本土化生产是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捷径之一，但PN3却几乎切断了中资进入印度的途径。正是因为其外资管理政策与产业发展政策各自的政策目标产生背离，导致印度近年来制造业发展停滞不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参与度低位徘徊的情况。这表明，包括外资管理政策在内的政策制定应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把握好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协调关系，强化各类政策统筹协调，才能形成合力，并避免合成谬误。

（二）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PN3基于地缘政治考虑，限制中国对印度投资，虽然看似维护了部分关键产业的安全自主，却也导致无法利用中资、FDI净流入放缓等问题，并严重损害印度“开放经济”的国际形象。这表明，外资管理体制应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需认识到，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既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通过吸引优质外资进入，壮大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又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加强外资进入的风险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

（三）把握好改革和开放的辩证关系。以印度为例，1991年发布新工业政策声明拆除外资管制藩篱，建立制度化的准入框架，1999年通过新的《外汇管理法》，改革外汇、外资管理思路，特别是莫迪政府执政以来，进一步通过改革清理阻碍外资流入的种种制度性障碍，有效地以改革促进了开放。然而，由于改革并不彻底，特别是土地制度、劳工制度改革进程缓慢，印度营商环境仍然不佳，打击外资赴印度积极性，严重影响对外开放成效。这表明应把握好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改革能够为开放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开放又能倒逼、促进改革发展。

（四）把握好政策明确性和模糊性的辩证关系。印度FDI管理体系通过分类准入实现了形式上的明确性，但在具体执行中仍留有大量自由裁量的空间。这一方面为政府保留了灵活的操作空间，但另一方面却导致外国投资者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激增，导致合规成本过高从而打击市场信心。因此，外资管理政策应在刚性规则与弹性空间之间取得平衡，更好把握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留有一定政策余地的同时，要更好推进权威的政策解读释疑，压缩不确定性，有效稳定投资预期。

（编辑  杨利红）

中美两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产业结构的高度互补性和对外政策的开放性，是决定双边贸易从1979年的23.7亿美元一路增长至2024年6883亿美元的三大关键因素。如今，基于两国发展模式的动态变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健全的制造业中心，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日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美国以其高科技和金融创新、农业生产和能源开发的领先优势，为中国提供高新技术和设备、创新启示和初级资源。这一分工与交换模式不仅使两国的生产、生活深受其益，而且为全球供应链的扩张带来了强大的溢出效应。

有鉴于此，中美双方贸易政策的剧烈变化将会对各自产业链、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全球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当下，中美基于关税的对等报复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导致双边贸易几近瘫痪， 并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相关供应链的各个节点亦深陷无所适从的焦虑之中。本文将结合中美贸易中核心产品的相互依存性对关税战的影响展开分析。?

中美贸易高度依存的核心产品类别

（一）农产品

在中美经贸全局中，大豆、高粱与棉花构成了三条高度依赖、替代性弱、价格敏感的农产品供应链（见表1）。美国农产品出口高度依赖我国市场，我国地方饲料、粮油、纺织产业对美国高蛋白大豆、长绒/高品质棉花依赖度极高。短期内，美国难以寻觅体量相当的买家，我国亦难以找到相当品质和数量的供给。

表1 中美农产品进出口及依赖度情况（2024年）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美国农业部

大豆：在大豆产业链中，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生产国担当上游供应，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占全球贸易量近60%，主导了下游饲料及食品加工和消费（豆粕和豆油）。没有中国的终端市场，美国大豆种植业难以维持现有规模；同样，没有美国高品质大豆，中国畜牧业也将面临饲料蛋白短缺的困境。针对大豆的贸易限制，将对中美两国相关产业链带来巨大冲击。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对美大豆加征25%的关税，导致芝加哥大豆期货均价较上年同期下跌约10%，美国大豆对华出口额从2017年的123亿美元大幅降至31亿美元；次年，美国高达2750万吨大豆因滞销需要政府收储或补贴，美国部分地区（例如北达科他州）大豆损失估计达2.8亿美元或更多；2019年，美国大豆播种面积比贸易战前的2017年减少了15.5%。

有研究估算，因大豆关税，中国每年额外增加约29亿美元进口成本，国内大豆压榨企业利润受到挤压，部分企业被迫减产甚至停产。由于成本高企，饲料企业被迫降低配方中豆粕比例，导致肉类等终端消费产品涨价。

高粱：即使在首轮贸易战中，美国高粱出口约90%依赖中国市场，中国饲料和酿酒产业对美国高粱高度依赖，构成中国高粱总消费的一半左右，双方形成了较为单一、集中和互补的供需格局。

棉花：美国棉花出口目的地相对多元，但中国依然是美国棉花的重要出口市场之一；美棉在中国总进口量中占比约35%~45%，尤其对美优质棉（纤维长度、色泽及细度上优势明显，主要供应部分高端纺织品牌）依赖度较高。棉花产业链横跨农业与制造业，两国在不同环节各有侧重，相互依存。美国在棉花上游种植环节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则在中下游加工制造环节占主导地位，具备集群和规模优势。

关税战将使美棉面临出口额大幅下降、市场份额与出口收入锐减、库存积压、农业生产（种植结构与面积）被迫调整等困境，进而影响相关农业机械、仓储和物流行业的收益；而中国将面对进口成本上升、供应链波动以及高端原料不足等问题，尤其对众多从事纺织行业的中小企业构成巨大冲击。

1. 能源与石化产品

   中美能源贸易结构存在显著不对称性，各类能源品种的依存度差异明显，形成了“部分高依赖、部分低关联”的复杂格局（见表2）。

   表2 中美能源与石化产品进出口及依赖度情况（2024年）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中国国家能源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美国能源局EIA

美石化产品（丙烷和丁烷为主，乙烷）对我国市场中度依赖，我国下游PDH（丙烯脱氢）和乙烷裂解产业对美石化原料高度依赖（国内需求占比：丙烷51%，乙烷约100%）。在液化石油气（LPG）领域，美国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供应国之一。自2019年起，中国PDH产能迅猛增长，从660万吨扩张至2024年的2260万吨，形成为数众多的化工园区和产业集群，而这些装置高度依赖美国丙烷和乙烷作为原料。

2024年，美国对华液化天然气（LNG）出口总量约为433万吨，占中国进口总量的5.5%，相当于中国天然气消费总量的1%～2%。这一占比虽不高，但美方提供的长期购气协议与快速装船能力，仍符合我国气源多元化的战略定位。不过，从整体进口结构看，中国天然气主要依赖澳大利亚、卡塔尔与俄罗斯，美国的市场份额相对有限；因此即便发生贸易中断，中国亦具备通过替代渠道填补缺口的能力。

在煤炭方面，中美贸易体量更小。根据美国能源局EIA的数据，美国2024年对华出口煤炭仅1126.2万吨，占美国煤炭出口总量的11.4%，在中国煤炭进口结构中仅占约2%。中国煤炭以自给为主，进口主要用于结构性调剂和补充高热值煤种，美国煤炭并不在核心采购序列。

美国是我国石化产品最大的单一出口国，我国对美国出口聚焦于塑料制品、有机化学品及精细化工品（如三氯蔗糖、维生素），占我国同类出口的12%。美国对我国出口可替代性较低（欧盟、印度市场需求有限），部分医药化学中间品难以替代；我国石化原料进口及产品出口同样难以找到相当的替代渠道。

（三）医疗器械与药品

中美双方在医疗器械贸易中均扮演重要角色且相互高度依赖，但彼此侧重点不同。美国高度依赖我国中低端设备、医用耗材、原料药、中间体和仿制药，我国高度依赖美高端设备、高值耗材、检验试剂、创新原研药（见表3）。中短期内，中美难以找到相当品质、体量的替代供给。

表3 中美医疗器械与药品进出口及依赖度情况（2024年）

数据来源：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

医疗器械：医疗器械产业链全球化程度高，美国对华出口在中国进口中约占24%左右，而中国对美出口则占中国整体出口的23%～24%，在各自国内市场中分别满足了不足10%和约5%～10%的需求。中美在供应链中各有侧重，双方在关键环节中形成互补关系，美国在研发、设计及高端零部件供应方面具有竞争优势，而中国则在中低端制造及大规模供应环节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在高端医疗影像设备所需的核心元器件（如高性能X光管、超声探头）、精密传感器及先进医疗电子产品依赖美国进口，高端产品如大型CT、MRI、先进起搏器和人工瓣膜等，仍以美资及欧美品牌为主。美国将低值医用耗材（手套、注射器、口罩、手术服）及中低端设备的部分生产外包，中国贡献超过10%。

医药产品：美国主导创新药研发、制剂工艺与高端药械集成，而中国在原料药（API）、中间体和仿制药上具备大规模生产优势。美国80%以上的关键原料药需要进口，17%直接从中国进口，即便中间环节在印度加工，最终仍脱离不了中国这一基础供应源（中国供应印度70%API）。短期内，欧美难以复制中国API完整产业集群与成本优势；而中国若失去美方高端制剂与新药供给，将造成临床治疗选择受限、癌症等重大疾病治疗方案断档的风险。

（四）数字技术与设备

中美在芯片、设备、计算机及外设、智能手机领域相互依赖，且呈现结构性差异（见表4）。

表4 中美数字技术与设备进出口及依赖度情况（2024年）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

半导体芯片与设备：中美半导体贸易依赖呈不对称态势，美国掌控芯片设计、EDA软件和核心设备等上游环节，中国是全球最大芯片市场与封测中心，但在7nm等先进工艺上高度依赖美国及其盟友技术。我国对美国（及其盟友）先进制程芯片、EDA软件、光刻设备高度依赖；美国企业对我国市场中度依赖，美国对我国成熟制程芯片存在一定依赖；中短期内，我国难以摆脱美国（及其盟友）在高端芯片、高端设备的供给；美国企业难以寻觅相当体量的市场。

计算机与智能手机：中国以完备制造体系和低成本承接约65%的全球PC组装产能。中美产业链高度嵌套：美国提供技术与市场，中国提供产能与产品，美国高度依赖我国出口供给，是我国计算机与外设产品的最大单一市场；中短期内，中美在供给和市场需求方面难以找到相当体量、品质的替代。

（五）机械设备与精密仪器

中美在该领域贸易呈明显不对称。美国对华出口主要为高端科研仪器和精密设备，规模较小，仅占其全球出口不到5%；中国主导对美出口中端机械、电器、通信设备及光学和医疗仪器，在其总进口中占比约30%，但高端产品输出极有限。美国凭借技术垄断掌控高端设备和核心技术环节；中国具备规模制造和成本优势，但高端仪器依赖进口严重，约七成精密分析仪器靠外购，尖端仪器完全仰赖美欧供应。

（六）纺织品与服装

美国高度依赖我国出口供给，美国是我国出口最大单一市场。2024年，我国对美国出口纺织品与服装509.6亿美元，占我国同类商品总出口额的16.9%，占美国总进口额的26%，远超越南、印度等竞争对手。

（七）稀土

我国稀土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34%，其次分别是蒙古（24%）、俄罗斯（14%）、美国（14%）、巴西（14%）、印度（5%），但我国控制全球70%产量，70%～80%出口量（稀土氧化物、金属等）（2024年约4.8万吨，全球总出口量约15万吨）， 若包含加工制品（如磁材），占比更高达90%以上。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具备全球85%以上的加工能力，依制稀土加工技术（如萃取、分离、提纯、冶金、电化及磁材制造领域）和规模化生产，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优势。

美国是我国稀土第二大来源地（25%），我国则是美国稀土第一大进口国（60%）和第二大出口国（30%）。美国高度依赖中国加工能力，我国对美出口以高端加工品为主（如钕铁硼磁体），附加值约为3.5倍。稀土供应是中美高技术制造业竞争中高度互嵌的关键环节，双方形成双向依赖。美国开采的稀土原矿几乎全部出口到中国冶炼，成为中国稀土原料供应的重要一环；中国则将提炼后的稀土材料和永磁体大量出口美国，支撑美国军工、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产业需求。中国拥有完整的稀土产业链，而美国几乎没有下游冶炼和磁材制造能力，高度依赖中方供给。

中美关税战的影响

中美贸易结构中的关键商品类别在双方经济、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任何贸易政策的变化都会对双方产业链、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全球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鉴于中美两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运行中的巨大影响力，美国发起的关税战必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制约全球经济复苏、拖累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引发全球地缘政治的震荡。

（一）全球增速放缓，贸易格局重塑

IMF等机构估计，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可能在长期内使全球经济产出减少高达7%，约合7.4万亿美元，相当于法德经济总量之和；若将科技脱钩考虑在内，一些国家的损失可能高达本国GDP的12%。自2019年以来各国新增的贸易限制措施激增，年均新增贸易壁垒数量接近3000项，是2019年前的三倍。尽管如此，目前尚未出现全球贸易总量绝对下降的“去全球化”迹象——全球货物贸易占GDP比重自金融危机后总体稳定在41%~48%区间?，但是，贸易碎片化的迹象日益明显：贸易和投资流动正日益沿地缘政治线进行重组。

根据IMF最新预测，2024—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约3.2%，与2023年持平，但中期增速预期仅3.1%；至2026年，全球经济将因当前的贸易摩擦下降约0.3%，跌落至几十年来最低水平。WTO预测，美国发起的对等关税，将使全球贸易萎缩1.5%；其总干事伊维拉警告称，必须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和贸易碎片化，否则贸易复苏势头将受阻?。当前区域冲突（如俄乌战争、中东局势）及相关制裁进一步推高了地缘风险，加剧供应链中断和成本上升。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观察，全球贸易格局重构正加速进行，中美贸易增速明显落后于各自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速，两国间贸易在全球所占比重下降，2017年至2023年，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已下降8个百分点，同期美国在中国出口中的份额也下降约4个百分点。同时，同盟内部贸易比同盟之间贸易更活跃：自俄乌冲突以来，政治上结盟的“东方”和“西方”集团内部贸易增速比集团间贸易高出约4%?。根据IMF的数据，2022年至2023年，“美欧阵营”与“中国阵营”之间的季度贸易增长率比2017—2021年均值低近5个百分点，而阵营内部贸易仅下降2个百分点?。跨境投资也出现类似分化：俄乌冲突后，不同阵营间的双边直接投资（FDI）流量下降幅度比阵营内部平均高出20%。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FDI略有下降，新兴市场走势分化：流入中国的FDI同比大降29%（较2022年峰值低40%），而印度的FDI显著增长13%?。全球贸易格局的重构在中短期内将进一步拖累国际贸易的联通、全球经济的增长。

（二）中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就业三重承压

中美关税战严重阻碍了原料、中间品与制成品的自由流动，对下游产业、物价、就业构成巨大压力，拖累两国整体经济增长。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WITA）预测，关税将导致美国失去14.2万全职工作岗位。标普预测，关税预计将使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2025年第四季度上升0.5至0.7个百分点。安永报告称，美国实际GDP将在2025和2026年下挫1.2%，分别降至0.5%和0.8%；家庭可支配收入整体下降1500亿美元，平均每家损失1145美元，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家庭则受害最重。美国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扬言称，中国可能因关税失去多达1000万个就业岗位。《投资者商报》预测，中国对美出口将下降21%。

2025年5月10日，中美将在日内瓦举行高层贸易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将讨论降低关税的可能性，特朗普表示可能将关税降至80%，甚至50%～60%。摩根大通预测，即使关税降至60%水平，美国GDP也将下降1%，中国实际GDP也将下挫约2%。中国会更加致力于内需拉动和高端制造自主可控，以降低外部冲击风险。两国经贸关系可能在相当时期内维持“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但彻底脱钩即无益也不现实。

中美货物贸易逆差从2018年的历史峰值4180亿美元缩窄至2024年的约2950亿美元。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美中贸易失衡，但并未实现特朗普政府最初预期的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美国国内生产有所提升但幅度很小。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的回顾分析显示，对华加征的301关税使相关行业自中国进口减少了13%，美国本土产出仅增加0.4%，而美国相关产品价格上涨了0.2%。以电子产业为例，关税令美国自华进口电脑设备减少5%，国内产出提高1.2%，但美国市场电脑价格也上涨0.8%。钢铝关税在保护上游产业的同时，推高了下游制造业成本，2021年美国产业链下游产出因此减少约35亿美元。总体而言，关税提高了美国部分商品的物价水平（对总体通胀的直接拉动约0.2个百分点），企业和消费者为此承担了更高成本。就业方面，受关税保护的钢铁、半导体等少数行业就业有所增加，而依赖进口原材料的制造业用工需求受到抑制。美国失业率在贸易战初期保持低位，但部分农民和港口运输从业者受到对华出口受挫的影响，需要政府补贴来渡过难关。

（三）经贸不确定性引发全球多边治理机制危机

中美贸易战不仅是经济现象，也深刻影响了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加速了全球经贸体系从一体化走向阵营分化。正如IMF第一副总裁戈皮纳特所指出的，全球经济联系正在出现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各国在选择贸易和投资伙伴时越来越考虑国家安全和政治阵营因素?。

美国以中国“非市场行为”和WTO规则缺陷为由，对华单边加税，并继续阻挠WTO上诉机构法官任命，令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中美经贸争端更多转向双边谈判和国内立法手段（如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加强对华投资审查等）。这种双边博弈削弱了WTO等多边机构的权威，推动国际经贸体系朝着碎片化的规则体系演变，各国更多通过区域协议或小范围联盟来制定规则（如美日欧科技联盟）。此外，贸易战与科技战交织，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对华高端芯片、半导体设备出口，并联合盟友对华实施技术封锁，中国则推进科技自立和出口管制反制措施。这些举措加剧了两国乃至两大阵营间的战略竞争。有分析指出，如果美中在高科技领域彻底脱钩，全球可能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套技术标准和供应链体系，演变成新的“经济铁幕”。

中美贸易战与关税战的效果复杂且整体不尽如人意。美国期待的贸易逆差缩小未达成，反而伤及自身消费者和部分企业利益。中国则在阵痛后迅速调整，贸易总量不降反升。全球产业链开始重构但未断裂，第三国从中分得一些“红利”，同时也承受了不确定性。展望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回到从前的高度融合状态，但完全脱钩也不现实。两国需要在竞争中寻求新的平衡，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在气候、公共卫生等领域维持必要合作。对于企业而言，风险分散、弹性供应链将成为新常态；对于政策制定者，如何减轻贸易战对本国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推动国内产业升级以适应新的全球贸易格局，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