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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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0日,特朗普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新总统后,一系列竞选口号被迅速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废除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宣布退出TPP、在美墨边境筑墙、出台“限穆令”等等。在很多人看来,特朗普政府是美国民粹主义的产物,预示着美国经济向保守主义急转。这种看法将特朗普政府和此前的奥巴马政府视为对立的两极,忽视了美国经济发展中的内在规律和一般趋势,不仅无法解释特朗普政府上台的原因,也无法揭示其战略和政策的未来走向。只有从世界体系历史变迁中认识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运动规律,才能正确认识特朗普上台的客观依据,也才能正确预测特朗普政府未来的战略和政策取向。

世界体系的阶段转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当代世界体系具有显著的等级制结构,符合发达国家资本增值的客观需要。理解当代世界体系历史运动过程,是我们认识美国经济历史变化的前提。

乔万尼·阿瑞基指出,“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经历过四个前后交迭的体系积累周期,即热那亚周期(15-17世纪初)、荷兰周期(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英国周期(18世纪下叶到20世纪初)和当下的美国周期(19世纪末至今)。观察前三个体系积累周期可发现,每个周期都包括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即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阶段。在物质扩张阶段,货币资本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包括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大自然的恩赐)‘开始运转’;在金融扩张阶段,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从商品形式中‘自我解放’出来;积累通过金融交易(即马克思的简略公式MM´)不断进行。这两个时期或阶段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MCM´)。” [1]

前三个体系积累周期的更迭史表明,从物质扩张阶段向金融扩张阶段的转换,一方面预示着已有的旧周期的衰落,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另一个新周期的崛起。[2]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3]这自然让我们联想到体系积累周期的第二个阶段,即金融扩张阶段。在阿瑞基看来,当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积累周期已步入衰落阶段,“此时成了‘旧’的美国体制的结构开始被摧毁,‘新’体制的结构很可能正在创建中。”[4]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

1999年,美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在国会通过,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标志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和监管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进程正式拉开帷幕。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最直观地表现为金融利润占美国国内利润比重的变化。在1965-1980年间,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均值为17%,而2000-2015年间该比重均值急剧上升为28.9%。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制造业利润比重的急剧下降,1965-1980年间,该比重均值为49.1%,到2000-2015年间降至20.9%[5]这种变化表明,金融资本已经取代工业资本成为主导美国经济的新力量。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同时表现为加速恶化的美国经济产业空心化,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国的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状况,反映了该国产业部门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产业空心化必然会导致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巨额逆差。从1965年到1980年,美国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从46.64亿(美元)顺差变成194.07亿(美元)逆差,16年的均值为56.87亿(美元)逆差。[6]而从2000年到2015年,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逆差额从4778亿美元增加至5399亿美元,16年间的逆差均值高达5574亿美元,是1965-1980年间的98倍。[7]

经济金融化是重要的缓冲器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是跨国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优化产业和地域布局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为跨国资本提供了更有利可图的产业和地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这些资本实现价值增殖和积累的新空间。受此影响,美国产业资本持续外流,这导致美国经济的产业空心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产业和地域布局,也必然要求更复杂、更全面的全球性金融服务,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是满足这种全球性金融服务需要求的产物。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还是资本主义积累和消费间对抗性矛盾不断累积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新的空间,但社会大众的真实消费能力却增长缓慢,这必然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积累与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加剧,由此导致不断恶化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伴随着经济金融化而涌现的各类金融衍生交易成为过剩资本的乐园,继起的资产泡沫引发的财富效应又刺激了债务消费,消费的热潮暂时掩盖了生产过剩问题。因此,美国的经济金融化,客观上是应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重要缓冲器。

特朗普政府是经济金融化的产物

经济金融化对美国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从事全球性金融服务和金融衍生交易,为美国金融资本提供了巨额利润,也让受雇的少数金融白领(金融部门雇员占私人经济部门总雇员的比重不到7%[8])收入丰厚,金融部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总体上运行良好。但在其他部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面临着重重危机,这包括低迷的资本盈利率和萎缩的资本积累,以及受雇的社会大众面临收入增长停滞和高负债压力的困境。在2000-2015年间,美国国内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均值仅为2.6%,还不到1965-1980年间5.9%的一半;而同期国内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则高达227%,较之1965-1980年间的138%翻了近一倍。

2008年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消极后果,而奥巴马的八年执政却对此完全无能为力。与危机前的2007年相比,2016年的4项相关指标在恶化,这包括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由22.2%升至29%,制造业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由23.7%降至20.8%,[9]国内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由5.9%降至1%,[10]国内总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30%升至277%。[11]只有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由7126亿美元降至5210亿美元,但仍高于2008-2015年间4611亿美元的均值水平。[12]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经济金融化造就的绝大多数失意者,构成了支持特朗普竞选主张的群众基础。特朗普政府是经济金融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层与断裂的历史产物。

以“利润至上”原则引领美国经济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是美国资本利用美元霸权建立国际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缓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必然结果。作为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规律的历史产物,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不可逆转,美国金融资本的兴衰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兴衰。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不仅不会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反而会加强对美国金融资本的扶持力度,帮助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中攫取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化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从根本上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削弱经济金融化的消极后果,让其中的大多数失意者再次满意,必然会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工作重心,而提高产业资本盈利率、提高普通工薪阶层福利水平则是重中之重。

要同时提高美国的产业资本盈利率和普通工薪阶层的福利水平,只有一条途径,这就是在世界体系中分得更大的蛋糕,这要求改善美国产业部门的国际贸易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在国际贸易领域采取更为强硬的单边主义行动,综合运用其在金融、能源、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向贸易伙伴国施加压力,以达到上述目的。相比之下,耗资不菲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输出颜色革命等活动,不仅无助于缓和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而且也无法实现即期收益,因此极有可能被特朗普政府大力压缩。

作为成功的商业大亨,特朗普信奉“利润至上”原则。作为美国的新总统,特朗普把“利润至上”原则带给美国政府,“利润至上”将成为未来美国战略和政策的主线!

                                             (编辑  迟晨光)



* 王生升,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副教授。

[1] 乔万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P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2] 乔万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P141,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3] 刘元琪主编:《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与国际经济危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4] 乔万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前言与致谢,P2,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5]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7,表B-6

[6]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3,表B-103

[7]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7,表B-5

[9]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7,表B-6

[10]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7,表B-1

[11]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7,表B-26

[12]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7,表B-5

 

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国际政治中的黑天鹅现象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加剧了国际战略格局的动荡。

 

准确把握世界战略格局的本质特征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

2017217日,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我们看待世界格局的变化,就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指示精神。

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是不是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应该看到,资本随着利润走,全球化不会停止,但是动力有变化:中国的作用增加了,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增加了。当然,发达国家不会放弃利用全球化去获得利益。

在经济领域,全球化潮流不会逆转,更不会停止;在政治、安全领域,集团化、阵营化的特征也不会颠覆。在地区性和全球的安全与政治(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议题上,西方国家“抱团取暖”的特征依然很明显。

如何把握我们的总体战略规划方向,非常重要的是按照习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统一,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当今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中,美国无疑是最大的变量影响因素。2016 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的结果,标志着美国及其国际角色出现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不只是因为白宫从民主党手中转到了共和党手中,还因为这位新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前并没有从政经验,不论是在国内政治上还是在外交政策上,他都显得灵活多变。尽管自2017120日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但特朗普的执政环境却更为明确具体,虽然特朗普本人的性格特征和处事作风,可能不太容易由私营企业转换到政府部门,但他将面临来自国内外的限制,从国会的作用到其他国家的行为。

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究竟会扮演怎样的国际角色?

 首先,从目前特朗普的态度看,他对于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缺乏兴趣。特朗普不会抛弃美国的长期同盟和相关组织(如美日同盟和北约),但是相比于之前的美国总统,他倾向于减少对这些组织的支持力度,至少会让盟友和伙伴们觉得美国的可靠性有所降低。

 第二,特朗普的政治观点表现得更多的是民族主义而非孤立主义。他不是要让美国置身国际社会之外,而是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做了比前任们更为狭隘的诠释。他会更多地从做交易的角度评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美国优先”的姿态反映了他对全球共同利益的有限认知和以干涉手段维护这些利益的愿望。美国仍将持续参与到国际体系当中,但只是为了获得直接的、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而非支持同盟国家。因此,虽然特朗普建议撤出美国在欧洲剩余的军队,但是他仍然推动强军,并且当美国面临直接威胁的时候也会使用武力。

第三,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美国的经济优势,为此他可能会牺牲一些盟友的安全利益。比如,对中国或俄罗斯对于西方主导的所谓国际规则带来的挑战,他可能采取相对以前来说比较容忍的态度,以换取在经济上的直接好处。这种把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传统优先事项——安全——置于重商主义议程之下的做法,对长远的地缘政治动向以及美国与其盟友关系的连续性缺乏理解,这一关键性的转变将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四,特朗普我行我素的性格特征和处事风格,会对他的外交产生不小的影响。除了让外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政策感到不确定之外,特朗普还会削弱美国与国际组织——如七国集团(G7)、亚太经合组织(APEC)之间的合作。美国总统原先在这些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个人作用,特朗普可能会使这些机制不再那么有效。

我们可以预见美国外交政策在特定领域的改变。但是,尽管特朗普意图明显,其实际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还是要受到国内外条件的约束。

    同之前的数任总统一样,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对于特朗普而言始终是最重要的挑战之一。竞选期间,特朗普在对华贸易上的立场强硬。胜选之后,他似乎在试图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立场(例如他与蔡英文通话隐晦地挑战了“一个中国”的政策)。相比之前的总统,特朗普在涉及中国的领土或安全问题上可能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尤其是当这种灵活性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好处的时候。

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的内外政策延续了其在竞选活动中展现的“非传统性”特征,无论是颁布“禁穆令”、修建美国与墨西哥边界隔离墙,还是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进行“敲诈”,都让各国神经紧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46日至7日的会晤,牵动了整个世界的战略关注。这次会晤对特朗普任期内的中美关系走向确定了“轨道”,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双边的范畴,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将发挥稳压器的作用。

中美两国分别是世界第一与第二个大经济体,都是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大国。中美两国关系如何互动,不但关系到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直接牵动着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方向。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都决定尽早举行会晤,体现了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视,体现了通过在最高层面“对表”,来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的政治意愿。

在会晤中,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双边关系以及诸多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地区和全球的重大议题深入、坦诚地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需要两国领导人做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美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经贸、两军、人文等各领域合作,支持中方追逃追赃方面的努力。美方将同中方开展合作,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和问题,使美中关系实现更大发展,美中关系一定能发展得更好。两国元首通过面对面地接触,也增进了对对方性格、理念以及核心关切的了解,奠定了今后在最高层面进行战略沟通的基础,可以说达到了双方的预期。但我们不能由此对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掉以轻心。当前,出现了一种值得警觉的论调,认为习近平主席把中美友好定为“基本国策”,是对中国外交方针的重大调整。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美两国战略上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绝不会随着此次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成功会晤而消失,中美两国一方要维持世界霸权、另一方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两种战略哲学不会因此而调和;作为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国,“崛起”与“遏制”的矛盾也不会消失。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

 

对于今后中美互动中的各种挑战,我们要给予充分的重视,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资源,积极争取战略主动。

对内“固本强身”,对外“谋篇布局”

我们要内外统筹,按照“四个全面”布局修好内政是根本。对外,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治理,通过扩大合作拓展为途径,坚持以“结伴而行”的原则冲破阻力,以“利益融合”的方式实现拓展空间的战略目标。我们要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改善和巩固我国的外部环境,其中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合作共赢为宗旨的“生命利益共同体”悄然成型,这不但是我国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

深化国防军队改革,加速推进富国强军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这次改革重点在于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着力改革进取,努力构建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坚持“实力加合作”的安全思路

我们不信奉国际关系中的“丛林理论”。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世界舞台上,实力是巩固自身地位和赢得尊重的基础;与此同时,合作共赢是顺利通往成功的途径。争取在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时刻,我国的综合国力都大幅度增强。同时努力搞好战略资源的转化,把实力转化为影响力、转化为国家地位和国家利益。要“刚柔相济”,积极应对各种各样的安全挑战,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

 

重点确保中美军事关系的健康发展

 

经贸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两国之间的“压舱石”,尽管目前中美两国在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方面存在利益矛盾,但两国经济关系“相互依存”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在政治领域,虽然中美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样,甚至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安全等重大问题上,中美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安全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是衡量国家之间关系的“高端政治范畴”,也是区分“敌、我、友”的重要标志。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正确地把握两国安全、军事关系对于稳定和发展健康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特别重要的是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正确对待两国军事力量平衡关系的变化,防止恶性竞争。

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和防御性军事政策,中国军事能力的提高不但可以维护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也将更多地提供“公共产品”,有利于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然而,军事力量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主要手段之一,确保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全球和地区享有绝对的优势与主导权,是美国的战略哲学。美国应以健康的心态对待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减少不必要的担心,与中国发展平等、互不威胁的军事关系才是美国唯一的选择。

其次,加强坦诚战略沟通,促进安全关系的良性互动。

在很长的时期内,中美两国安全、军事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中最不稳定的部分,往往是两国关系波动的“抵押品”和“牺牲品”。两国关系一旦紧张,两国军事关系就会“最先中断”,“最后恢复”。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两国各种对话机制的健全和对话渠道的增加,两军关系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常态。这对增进相互了解,防止战略误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今后,中美两国还要加强坦诚沟通,防止因为误判而导致两国军事关系,乃至两国整体关系出现紧张态势。

第三,降低各自作战理论、兵力使用的“敌对性”色彩,防止安全关系的恶性联动效应。

中国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发展了一系列军事装备和应对方案,这其中丝毫没有针对美国进行主动威胁的因素,但对于中国的安全利益来讲则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则认为这些是排斥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正常展开与运用,针锋相对地发展抗衡“反介入、区域拒止”的“空海一体战”和“全球快速常规打击力量” (CPGS)等作战理论和作战力量。如果中国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威胁,针对性地发展对抗力量,如此一来双方就会跌入恶性联动循环之中。

第四,完善危机管控机制,降低中美军事冲突风险。

美国加强了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其海军、空军60%的作战平台将部署在中国周边的亚太地区;同时美国还强化了针对中国的“抵近军事侦察活动”和挑战中国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的“自由航行行动”。而中国海、空军的训练演习,以及执行国际“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数量和频率也在增加。这样,引发意外事故的几率客观上也在上升。除了坚持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和双边达成的“行为准则”进行军事活动之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危机管控机制。一旦发生意外事故,要及时管控、沟通,防止升级、扩大事端,并引发恶性循环。

第五,妥善处理好安全热点问题,防止“第三方因素”破坏两军关系。

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存在着诸多的安全热点,如:朝鲜半岛(朝鲜发展核计划、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台湾海峡(台独势力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逆转)、东海(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端)、南海地区(中国与相关国家围绕岛屿和海洋权益的争端)。这些热点问题直接涉及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甚至核心利益。中美两国在这些地区没有直接的领土争议,更没有兵刃相见的理由。但是美国承担着“双边军事同盟”或“多边军事同盟”的义务与承诺,特别是如果直接军事介入中国与相关方的争议,就有可能把中美两国拖入军事冲突的危险之中。在这方面,要特别警惕日本挑动中美对抗,日本以协助美国的名义行使“集体自卫权”来参战,并借此把自己“洗白”。

妥善处理好以上的敏感议题,才能确保中美安全、军事关系平稳发展,为中美两国整体关系提供积极的支撑。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成功,使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前景充满信心;同时也要看到,前进的道路不会平坦,还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挑战与困难。需要我们以高度的战略紧迫感加速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事业,把我们的国家做大做强,才有实力、有把握促使中美两国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编辑  杨利红)



* 杨毅,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内容摘要:通过研究亚洲发展银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亚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论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设的必要性,并对其运营定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全球经济治理  多边开发银行  亚洲发展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当前,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不断增强。旨在倡导新型全球化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重点在于 五通,其中资金融通将逐步建立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简称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开发银行。这些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将如何运作?会给世界带来哪些改变?这些问题都会成为国际社会评价和认同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和贡献的重要参考。为此,有必要加强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研究,对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简称亚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先行者进行研究,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助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有局限性

 

 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开发性银行的局限性

由美国设想并主导建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关贸总协定一道作为战后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或平台,构成了美国体系的核心,以维护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和稳定性。尽管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但是美元依然是国际储备货币与结算货币,美元也继续着其货币霸权,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也作为战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平台继续发挥着作用。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各大洲也以世界银行为蓝本建立了区域性开发银行。不可否认,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开发性银行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扶贫济困、稳定世界经济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已拓展进入气候和环境管理及能源等全球治理领域。然而,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必然具有局限性。虽然目前多边开发银行的运作模式已较为成熟,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就世界银行而言,其最主要的问题是治理结构的问题,尤其是投票权的分配问题,并由此导致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局限性。此外,多边开发银行在实际运作中是否会受到主导国利益的影响,能否保持独立性是世人评判开发银行的客观公正性的焦点。

本研究的方法及目标

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亚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来评判亚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以往研究多边开发银行独立性的文献大多基于国际政治的视角,且实证分析都是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而本文力图在现有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尝试。首先,拟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开展实证研究。因为多边开发银行本期贷款分配会受到上期的影响,含有动态行为特征,而动态面板模型把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对个体的动态行为进行建模,因此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刻画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分配行为更为准确;其次,拟聚焦于经济利益,而不仅局限于国际政治视角。本文拟从三个角度来考察亚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1)亚行贷款是否具有中立性;2)亚行贷款是否受美日显性利益的影响;3)亚行贷款是否受美日潜在利益的影响。最后,针对亚投行,总结借鉴已有的经验与教训并提出理论建议。

 

对亚行贷款分配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本文着重分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的亚行贷款分配结构,时间跨度为1995—2010年。选取了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越南等九国作为研究对象。

所选取的变量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变量旨在衡量亚行贷款分配是否具有客观中立性,包括:人均GDPGDP增长率、受援国人口及自然灾害受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第二类变量表示的是美日的显性利益及对外推行的意识形态因素,包括:对美国与日本的贸易额占受援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以及民主指数;第三类变量既反映美日的潜在利益,也反映受援国的要素禀赋,包括:衡量自然资源禀赋的变量,即初级产品与资源性产品出口额之和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以及对此进行细分的初级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资源性产品占出口额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的变量,即低技术制成品、中等技术制成品、高技术制成品占出口的比重。

 计量分析的几个结论

1.亚行贷款的分配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亚行对贷款的分配把国家规模这一客观因素纳入考虑范畴,人口的增长会使受援国获得的贷款增加。另一衡量贷款分配中立性的解释变量GDP增长率也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为负,也就是说,受援国经济的增长会减少亚行对其的贷款额,同时,一旦受援国经济负增长,即经济陷入困境,则亚行会显著地增加对其经济援助。

2.意识形态并非决定因素。对民主程度的检验显示,尽管不显著,但民主指数的系数为负,即民主程度的提升并不能有助于获取亚行贷款。意味着推进民主并非如美国对外宣称的那样,是美国对外援助的战略目标。

3.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高更容易获得贷款。受援国对外贸易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的上升有助于其获得贷款,换言之,亚行更倾向于把贷款分配给围绕美国市场运转的经济体。而受援国对外贸易中对日本市场依赖程度的上升,对其获取亚行贷款也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

4.资源丰富且具备一定加工能力的受援国更容易获得贷款。受援国初级产品出口额占比的上升能否使亚行增加对其贷款不能确定。而资源性产品出口占比的上升能有效地增加其获取的贷款额。资源性产品包括:精矿、石油与橡胶制品、水泥、经过切割加工的宝石、木制品、加工食品以及玻璃等。资源型产品的生产要求受援国具备一定的加工制造能力,反映出亚行贷款倾向于分配给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并具备一定生产加工能力的国家。

5.产业升级会加大受援国获得贷款的难度。研究无法确定亚行会向产业结构较为低端的国家分配更多的贷款。然而,受援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的上升会使亚行减少对其贷款的分配。换言之,随着产业的升级,受援国获取亚行贷款的难度会有所增加。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与亚行贷款的比较分析

自然资源无疑是资源贫乏的日本所看重的,而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生产资源性产品的加工制造能力,传统上也有赖于日本对其矿产、能源领域的投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向在初级产品与资源性产品行业以及在中高等技术产品行业的分布。

1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行业分布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初级产品及资源性产品行业

12.11%

19.56%

25.81%

13.53%

25.56%

21.53%

25.87%

23.48%

17.20%

26.59%

中高等技术产品行业

41.94%

46.12%

28.63%

25.17%

20.76%

17.68%

36.33%

28.49%

20.42%

1888%

金融保险业

20.30%

11.09%

26.48%

39.94%

20.71%

19.92%

17.56%

11.61%

19.77%

15.26%

制造业

57.51%

68.80%

53.77%

34.61%

44.12%

31.11%

53.26%

40.25%

31.45%

47.77%

非制造业

42.49%

31.20%

46.23%

65.39%

55.88%

68.89%

46.74%

59.75%

68.55%

52.23%

(数据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ttps://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

 

根据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日本OFDI的流向表现出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流动的趋向,其中流向金融保险业的日本OFDI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流向中高等技术产品行业的OFDI。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一般认为,世界银行偏重于受援国法治环境及公共部门治理能力等软件设施,相比之下,亚行更注重对域内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部门的投入,但是从亚行贷款的部门分配来看,进入21世纪后,亚行贷款也开始向“软件设施”部门倾斜(详见图1)。


1 2000-2009年亚行贷款的部门分配(数据来源:AidData数据库)

 

如图1所示,政府与公民社会部门获得了9%的贷款,超过水供应与卫生设施部门所获贷款额,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重点之一的能源生产与供应部门所获贷款占比则由20世纪80年代的22%下降至11%。同时,银行与金融服务业所获贷款额的比重较20世纪7080年代也有所上升,显示出与日本OFDI流向的趋同。当然,亚行对银行业与金融服务部门贷款的增加也体现出其救助性的一面,例如19971998年间亚洲金融危机中,流向银行业与金融服务部门的贷款高达54.7亿美元[2],为这两年间第一大受援部门。可见,近年来,亚行运营受到了世界银行所秉持的发展理念的影响,这势必导致亚行也会面临着与世界银行一样的局限性,以及如何更好满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诉求的挑战。

 

对我国的启示

 

首先,亚行并未很好地满足亚洲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组建亚投行势在必行,生逢其时。必须要指出的是,亚行对能源生产与供应、水供应与卫生设施等硬件基础设施部门贷款的抽离、对政府管理方面的倾斜,脱离了当前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基础设施与制度指标均被纳入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其中的制度指标就包括对一国政府管理能力的考察。对比亚洲发达经济体与亚洲主要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GCI与基础设施的分值、排名,可以发现,除新西兰外,亚洲发达经济体的基础设施的质量水平均高于衡量其整体竞争力水平的GCI,而亚洲主要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质量水平均低于其GCI,也就是说,亚洲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力水平受益于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水平则受制于基础设施质量,无法得到进一步地提升。

其次,亚投行与亚行并非单纯竞争关系,而且两者具有很大的互补空间。作为新型开发银行,亚投行、金砖银行与世界银行、亚行等传统开发银行在功能定位上具有很大的互补空间。世界银行、IMF等传统国际金融组织推行华盛顿共识,强调对政府管理等“软件设施”的投入,但实际上,提升政府管理能力也有赖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建构要求政府具备一定的提取资源的能力,政府提取资源的能力则来源于较强的运输能力,而正是铁路、运河、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兴建极大地改善了运输条件,从而加强了政府从贸易、农业中提取资源以进行国家建构的能力。亚投行应当专注于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部门,帮助受援国加强国家建构、建立运输通讯网络以及劳动力的转移流动,从而实现亚洲的繁荣与稳定。

再次,亚投行需要在满足国际社会公共需求和实现主导国自身利益诉求之间保持平衡,并不断根据形势变化而调整优化。亚行的贷款往往倾向于分配给较为依赖美日尤其是美国市场的国家,同时自然资源丰富并具备一定生产加工能力的国家也能获取更多贷款,这说明亚行贷款服务于美日市场并具有资源导向性。那么中国是否要效仿美日的做法呢?

最后,尽管成立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可能会促进我国的商品服务与资本输出,但是如果某种国际制度安排,被发起国或主导国掺杂了过多的本国利益诉求,而难以满足成员国或对象国的公共需要时,这种国际制度安排终将会在制度竞争中走向衰败。必须清醒认识到,一项成功的国际制度安排应该在满足国际社会公共需求和实现主导国自身利益诉求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且需要不断根据形势发展而调整优化。如果我们仅仅把金砖银行、亚投行作为满足我国及其他主导国商品服务与资本输出、服务于地缘政治战略的工具,显然偏离了我们创建新型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初衷,也不利于其与世界银行、亚行的竞合,从而打破传统霸权国对国际制度的垄断。因此也无法通过我们的参与,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编辑 迟晨光)



[1] 张恒龙,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2] 数据来源:AidData数据库。

 

法国电力集团是著名的国有企业,本文从该集团的历史与现状、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政企关系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详细分析。在股权结构上A...

一、历史与现状

集团概况

法国电力集团(?LECTRICIT? DE FRANCEEDF[1]是一家法国政府持股84.5%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世界上最大的电力生产商、欧洲最大的可再生电力生产商,业务覆盖发、输、配电各个环节及能源服务。该集团在核电领域享誉世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进入中国,并在中法合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中扮演了“老师”角色。截至2014年底,法国电力集团的全球装机容量达到136.2GW,其中核电72.9GW、火电35.0GW、水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28.3GW。在2015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中,2014年其以966.7亿美元的营业收入排名第78位(2015年为第70位),总资产为3242.46亿美元。

以欧元计,2015年法国电力集团营收750亿欧元,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176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9%。近十几年来,法国电力集团的营收和EBITDA基本保持了稳步增长。

历史沿革

法国电力集团的历史可追溯到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政府为了改变国家在经济与工业中的薄弱地位,在银行和重点工业行业实行了国有化和管理现代化的政策。根据194648日法令,法国对1700家左右小的能源生产、传输和配电公司实行了国有化,并整合这些企业,创立了法国电力集团。该集团为国有独资。法国电力负责电力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经营全法国的发、输、配电业务。法国电力的成立奠定了法国的能源工业现代化基础,尤其是核能设施和水电。

法国电力集团通过下述分阶段发展,完成国家公共事业服务的使命:

1950-1970年,主要是战后重建和实施国家主导的水电、火电和核电计划(1963年开始商业化核能计划)。1970-1985年,重视电力营销,并与燃气和石油领域的能源公司开展竞争。1980-1995年,与法国政府签订计划合同,加强在电力行业的竞争力。

1990年起,法国电力开始国际化发展。首先是在南美,从1998年起,在欧洲的英国开始,先后进入德国和意大利。1995-2005年,随着国际电力开发和欧洲统一电力市场的发展,又重组为法国电力集团,按照欧洲电力市场新制定从财务和管理上将输电网分离的原则和国际发展的需要,采用了多部门集团制结构。1999年,根据一项欧洲法令,法国电力不得不开放20%的业务给竞争对手,先是B2B2000年到2004年),其后是B2C(从2007年至今),这终结了其在法国发电市场的垄断地位。20041120日,为配合上市,法国电力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起,法国电力集团上市后加快了发展步伐。2005 11  21 日成功实现整体挂牌上市。集团通过并购加快了规模扩张。2009年并购英国能源(British Energy);2010年出售EnBW及英国的网络;2011年全面收购EDF Energies Nouvelles2012年接管爱迪生公司(Edison);2014年收购Dalkia在法国的业务。

业务结构与地域分布

目前,法国电力集团的发电结构以核电为主,2014年全球发电量达到623.5TWh,其中77%为核电,7%为火力发电(除天然气),6%为循环燃气发电,10%为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近年来,法国电力集团强调低碳化发展,在其2014年生产的电力中,85.1%的电力是不排放CO2的,公司为此而自豪。

时至今日,法国电力集团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在欧洲、美洲、亚洲都有业务。其中欧洲有: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奥地利、匈牙利、荷兰、比利时、波兰;美洲有:美国、巴西;亚洲有:中国、越南、老挝。截至2014年底,该集团在全球拥有3850万客户,年营收达到729亿欧元,净投资120亿欧元;在欧洲的新能源和可再生发电装机容量达28.3GW、电网运营线长10.5万公里,并有47条跨国输电线;在全球的核电运营中,有73个核反应堆分布在法国和英国。

法国电力集团的业务覆盖了从发电、输配电交易等各环节。其业务和地区的分布如表1所示,从中也可以看出其下属公司较为专业化,且多为100%控股。

        1  法国电力集团主要下属公司的业务与地域分布

(公司名称后括号内的百分比为法国电力集团持股比例)

 

发电环节

传输环节

配电环节

供应环节

(向顾客提供电力和天然气)

法国

(海岛能源系统除外)

法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EDF SA)

100%

RTE公司

100%

ERDF公司

100%

法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EDF SA)

100%

英国

法国电力能源公司(EDF Energy)

100%

——

——

法国电力能源公司(EDF Energy)

100%

意大利

爱迪生(Edison)公司(97.4%);

凤凰(Fenice)公司(100%

——

——

爱迪生(Edison)公司(97.4%

比利时

法国电力Luminus公司63.53%);

法国电力比利时公司(100%

——

——

法国电力Luminus公司

63.53%

其他国家

——

——

Démász公司

100%

Démász公司

100%

其他业务活动

——

——

法国电力

斯特拉斯堡公司(Electricitéde Strasbourg

88.64%

——

 

支持业务活动:

贸易(Trading):法国电力贸易公司(EDF Trading)(100%);

能源服务:达尔凯(Dalkia)公司(100%)、凤凰(Fenice)公司(100%)。

资料来源:EDF 2014 FACTS & FIGURES20158Scope of consolidation at 30 June 2015 ,见 EDF_Analyst_pack_H12015.xls 

尽管法国电力集团已经国际化,但其利润仍主要来自欧洲,尤其是法国。2014年,集团EBITDA173亿欧元中,法国占71%,英国占11%,意大利占5%,其他国家占4%EDF能源公司、EDF贸易公司、能源服务公司及其他公司则贡献了剩下的9%

与其收入利润结构相对应,法国电力集团15.8万名的全球雇员,大部分分布在法国,其中3.9万员工在法国配电部门,4.15万人在法国发电和工程部门,1.47万人在法电能源部门。

2004-2008年,集团进行了两次大的业务重组,将发电、输电、配电分开,在欧洲电力市场化改革中影响很大。根据欧盟第二号指令,输配电企业要在2004 71日前与发电实现法律上的分开。法国电力集团曾考虑过两种方案,一种是将法国电力集团在资产上一分为二;另一种是将输变电业务划归到子公司以实现法律上的独立。鉴于欧盟指令尚未要求输电资产一定剥离,因此法国政府在2004年选择了第二种方案。这样既满足了欧盟的法律要求,又保持了法国电力集团资产的完整性。2005年,法国电力集团将输电网部分单独划出,成立了100%持股的子公司RTE,实现了发电与输电法律上的分开,同时输电服务也对其他发电商公平开放。随后的配电环节分开与此类似。200811日,法国电力集团将配电部分独立出来,成立了100%持股的子公司ERDF

 

二、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

股权结构(三级标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统一市场开始兴起:取消了国家对价格的管制,建立了竞争监管机制(1986年)。同时,随着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银行实现了民营化。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对国有企业传统的治理方式、国有资本经营方式形成了压力和挑战。

按照欧盟第一、二号令,法国政府于2004年决定将一些完全由政府垄断的公用事业(例如:法国电信、法国航空、法国燃气、法国电力等)实行资本开放,通过改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扩大融资来源,通过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改进经营模式、适应国际竞争。公共财政预算要更多地用于其他当务之急,如就业、养老、医疗保障、教育等。

法国电力集团的改制上市,就是这一重要转变中的一项决策,也是基于以下原因:筹集资金应对未来法国及欧洲的巨大电力需求;适应欧盟关于2007年面对所有用户竞争的要求;政企分开和改善公司治理;保持国有控制和私营资本灵活的结合。保持国有资本对企业的控制是有效推行产业政策的保障,政府需要法国电力集团很好地执行国家的核电政策和能源政策,而私人股东的引入可以带来经营的压力和灵活性,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2002年法国总理宣布施政纲领后,先后经历了养老金制度改革、公司改制、业务重组、明确责任和关系等阶段,为上市创造条件。这个过程反映了法国电力(集团)公司作为大型国有独资电力公司所特有的改制上市特点,即整体考虑与分阶段推进相结合(如图1所示)。

1  法国电力集团改制上市过程

资料来源:引自《法国电力(集团)公司的改制背景和上市过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报告,李兆熙、张政军,20077月。

改制上市过程的核心是政企分开、公司改制和建立公司治理构架。为此,当时的经济财政和工业部成立了国家持股局(French State Shareholdings Agency  APE),代表国家行使企业所有权,并协调政府对企业的统一行为。随后,法国电力由原来的国有工商事业单位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原有的法人权利义务以及与第三方的合同。接下来,通过资本开放实施条令,但国家持有法国电力集团的股份比例不低于70%。再后,根据《国营企业民主化法》组成董事会,其中1/3为国家代表,通过颁布政令任命;1/3为职工代表,通过选举产生;另外1/3为股东代表,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在董事会中组成专业委员会,包括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企业伦理道德委员会,董事长由董事会在政府建议基础上任命。

法国议会于2004年通过法案,允许法国电力集团公开出售30%的股份(即保持国有控股不低于70%)。不过在2005年第一次上市发行时,决定现阶段保留国有股份不低于85%,以便对公司保持“可持续性监控”。这次部分股份的出售是在财政部长的监督下进行,所获资金将全部用于法国电力集团的进一步发展。

2005 11  21 日,法国电力集团成功实现整体挂牌上市,成为法国历史上和欧洲2001年以来最大的企业上市项目,也是2005年全球第二大上市项目,从此法国电力集团转变为国家、公众、员工三方持股,的、拥有500多万股东的股份制公司。(如图2所示)在这次上市中,国家向法国电力集团在职和退休员工出售股权11亿欧元,法国电力集团则筹资达64亿欧元。



 

 

 

 

 

 

 

 

 


2   2005年法国电力上市时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法国电力集团2005年年报。

 

2007123国家持股局(APE)出售了2.5%的法国电力股份,产生了36.86亿欧元的净收益,该收益被用于十个大学校园的建设项目。政府减持后,国家仍然持有84.85%的法国电力股份。

随后,法国电力集团不断并购重组,政府持有的股份比例略有变化,但国家持股局(APE)没有再出售法国电力的股份。截至20141231日,法国电力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2014年底法国电力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法国电力集团2014年年报。

 

目前,法国电力总股份中,流通股占比99.91%,基本实现全流通。每1股享有1份投票权,即同股同权。

公司治理

法国电力作为国有企业的法律框架与合同框架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法国电力集团的法律框架与合同框架如下。[2]

1)法国国家持股局代表国家作为股东;

2)任何关于财务、投资、并购和出售、或者有关公司人员报酬的决策,必须得到法国政府的批准(1953.8.9法令);

3)公司接受不同部门的财务控制:国家巡视员(State Inspector)、审计法院(Cour des Comptes)、财务检查局(Finance Inspection);

4)主要的合同协议由特定的市场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的角色是确保奖励条件的规范性,其意见是建议性的;

5)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长和CEO由董事会推荐、由法国总统的法令任命;

6)依照法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其董事长和CEO的任命基于对候选人的面试,及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相关常设委员会的意见;

7)自201411月股东大会起,董事会由3-18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由股东大会任命的成员(根据the Order第六条,如果需要可由国家推荐)、一名国家代表(根据the Order4条,由经济部长在国家代理人(State agents)中任命),三分之一根据1983.7.26法令选出的员工代表。

作为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

法国电力集团作为上市公司,其公司治理有以下一些要求和特点:[3]

1)必须遵守上市公司的法律和公共部门实体的特定标准;

2)董事会内部规则与其他上市公司类似;

3)根据20111月第2011-103号法律,董事会和监事会代表中女性和男性平衡,职业平等。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有5名女性成员,占全部成员的27.8%。如果董事会成员按照AFEP-MEDEF规范来统计,这一比例是25%(排除代表员工的董事);

4)法国电力集团坚持巩固AFEP-MEDEF规范(AFEP- MEDEF Code2013.6修订),遵循法国商业规范(French commercial code),这是公司参照的公司治理规范,并服从于适用于法国电力集团的特定法律和法规;

5)伦理委员会每年报告董事会的功能,并提出需要改进的地方。此外,每三年在该委员会监督下,由一名专业的外部顾问带领做一次评估;

6)在某些项目提交给董事会之前,董事会设立了5个专门委员会来做审查和准备;

7)法国电力集团符合内控程序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即特雷德韦委员会赞助组织委员会);

8)法国电力集团每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结构

董事会是集团的最高决策机构,决定公司的业务政策,并确保这些政策实施。董事会审议公司或集团的战略、经济、金融或技术政策,以及那些法律明确赋予董事会的事项或董事会自己保留的事项。

1)董事会成员来源。集团的董事会来源是“三三制”,即政府确定1/3,股东大会任命1/3,员工选出1/3,共18名成员。截至20162月,法国电力集团董事会的最新情况如下:

股东大会任命11名董事(其中5名由法国政府推荐),独立董事占1/311名董事主要是经验丰富的企业领袖、专业人士及政府官员;

6名由员工们选出的董事(即职工董事),他们主要代表法国几大工会的力量;

1名法国政府代表,国家持股局APE的专员,向法国经济、工业与数字化部部长和财政与公共账户部部长汇报;

3名列席顾问,他们可列席董事会。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分别是:法国电力集团的政府专员、能源与环境司司长;法国国家经济与金融派驻企业的督查部门的负责人;中央工程局局长。

从董事长兼CEO的履历来看,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其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企业工作,不是政府官员。

2)董事会各委员会的状况。法国电力董事会下设有审计委员会、伦理委员会、核(Nuclear)事项监控委员会、任命与薪酬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审计委员会:4名董事由股东大会任命,其中1人任主席;另有4名职工董事。

2)伦理委员会:由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任主席,2名股东大会任命的董事和3名职工董事。

3)核事项监控委员会: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出任主席,另有股东大会任命的2名董事和2名职工董事。

4)任命与薪酬委员会:由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出任主席,另有,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1名代表法国政府的董事和1名职工董事。

5)战略委员会:由董事会主席和集团CEO领导,另有3名股东大会任命的董事,1名代表法国政府的董事和4名职工董事。

    此外,前述3位顾问中的两位可以受邀参加各个委员会的会议。

3)董事会的新变化。2014820日公布的2014-948号法令,对法国电力董事会有一定影响,具体如下:

1)董事会不必再保持18名成员,可以是3-18名;

2)员工选出的代表比例保持三分之一;

3)法国政府的代表从公务员中选取;

4)法国政府提名的1名或更多董事(不必要是公务员)应由股东大会批准。

20141121召开的股东大会,根据同年820日公布法令规定的新条款,修改了法国电力的公司章程,涉及到公司治理、国有企业间的股份交易、对董事会组成的任命等。在修改后的公司章程里,5年的董事任期不再是强制的,董事的任期减到4年。作为一个例外,公司章程申明说,作为代表雇员的董事,生效期是在20141121日的股东大会之后,其第一个任期应该是5年,而其他任命的董事任期应该到20181231日。

三、法国电力的政企关系

    法国电力作为政府绝对控股的公司,理论上应该贯彻政府这个大股东的意志。作为上市公司,法国电力在多年运作中形成了较为清晰规范的公司治理。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国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行使股东权利,二是相关部门的行业监管或审计。

法国国家持股局作为国家代表持股

法国国家持股局与企业的关系

法国国家持股局是一个由经济、工业与数字化部部长和财政与公共账户部部长联合控制的国家部门。它执行国家股东的功能,维护国家的财产性利益和其投资管理。它建议并实施法国政府相关部委的政策和决定。它的使命是管理政府的股份组合,给企业的股份资本带来稳定性,支持企业成长或转型。它的目标是:寻求对属于全体法国公民的资产进行长期价值的优化;支持企业成长,同时监督企业战略的连贯性、企业治理的品质、以及遵守公司环境与社会责任的最佳实践;确保投资的公平回报,并通过投资组合选择来优化公众资金投资的战略回报。

国家持股局是一个精干且成员较为年轻的政府部门。它的运作成本仅是所管理股份价值(1100亿欧元)的万分之一。

根据法国电力集团的材料显示,法国国家持股局表达了对公共部门企业的如下要求:准备计分卡就主要的财务和质量数据向国家持股局报告;定期组织会议,每年至少一次陈述公司的战略和财务绩效;就任何投资操作或任何特定的审计任务通知国家持股局。

截至2015430日,法国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共持有13家上市公司的股份(见表3)。

按行业所属领域看,国家持股局持有的上市公司组合的股份价值(总计831亿欧元)在各领域间是这样分配的:能源61.7%,航空航天/防务 15.9%,汽车8.9%,航空7.0%,电信6.3%,其他0.2%,合计100%

 

3  法国国家持股局持有13家上市公司的股份状况

(截至2015430日)

上市公司名称

所属行业

国家持股局持股比例

国家持股局所持股份的市值

(亿欧元)

法国电力集团(EDF

能源

84.5%

357.19

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GDF Suez)

能源

33.2%

147.36

法国阿海珐集团(Areva

能源(核能)

28.9%

8.56

法国泰雷兹集团(Thales

防务(电子)

26.4%

29.72

赛峰集团(Safran

航空航天/防务

18.0%

49.06

空中客车集团(Airbus Group

航空航天

11%

53.22

雷诺公司(Renault

汽车

19.7%

54.94

标致雪铁龙集团(PSA

汽车

14.1%

18.70

巴黎机场集团(ADP

航空

50.6%

55.04

法航荷航集团(Air France-KLM

航空

15.9%

3.67

橙电信公司(Orange

电信

13.5%

52.50

德克夏银行(Dexia

金融

5.7%

0.07

法国国家人寿保险公司(CNP

金融

1.1%

1.2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法国国家持股局APE 2014-2015年度报告整理,201510月。

 

十几年来,法国国家持股局根据实际情况和政府需要,对其投资组合中的国有企业股份进行了动态调整。[4]既有许多减持,如前文描述的出售法国电力集团2.5%股份用于大学建设;也有不少增持,如201547日国家持股局增持了1400万股雷诺公司(Renault)的股份,占公司股份的4.73%,增持后国家持股局持有雷诺公司19.74%的股份。

国家持股局还是制定了几个有关上交分红的核心原则:

1)从企业长期的财务状况来看,寻求一个可持续的水平,要考虑企业为其发展的投资需求和对债务的控制;

2)比较类似可比的主要公司股票的收益水平,提供给股东回报,尤其是在受监管、收入波动小的行业;

3)控制再投资风险。

2014年,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收到的国有企业分红为41亿欧元,其中前5大贡献者为法国电力集团、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橙电信公司、和法国邮政。这5大公司占总体分红收入的86%

    在国家持股局持股的13家上市公司中,其分红率(2014年上缴的分红与同年11日政府持有股份的市场价值之比)为5.3%,这一比例高于法国CAC 40公司的3.5%分红率。原因在于,政府持有的上市公司中能源股和电信股较多,盈利情况较好。(见表4

  4  法国国家持股局历年收到的国有企业分红(亿欧元)

财政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现金分红

29

48

56

33

43

44

32

43

41

股份分红

——

——

——

22

1

——

14

2

——

合计

29

48

56

55

44

44

46

45

41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持股局APE 2014-2015年度报告,201510月。

其他对法国电力集团活动产生影响的监管机构

     出于法国电力集团的行业特性,除国家持股局之外,法国电力集团还受到来自法国核安全管理局和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的行业监管及相关审计。

1、法国核安全管理局。法国电力集团中70%多的发电量来自核电,鉴于核能技术特殊性和安全性要求,与法国核安全管理局的工作相关。该局主要进行如下工作:

1)进行随机或定期的现场监管检查(一年约400次);

2)控制10年安全审查的过程,这是延长电厂寿命的一个必要步骤;

3)规定后福岛时代额外的安全评估。

2、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按照能源政策,保证电力和天然气市场对于终端用户的正常功能。其监管领域包括:

1)能源网络:访问调控网络及其运行与发展;网络运营商的独立性;

2)能源市场:监控能源和碳市场交易;监控零售市场(例如,对调整税费提出建议)。

3、其他涉及到法国电力集团的政府控制程序。

1)法国电力集团可能会经历国家审计程序,尤其是经济与财务估值评价和综合财务检查办公室的检查;

2)法国电力集团的账目和管理,以及在适用的情况下那些直接持股的主要的子公司,都会处于审计法院的控制之下,他们需要报告集团主要实体的工作小时数,报告法国电力集团的薪酬状况,报告对水电优惠的更新情况,报告配电优惠情况;

3)法国电力集团也必须接受由议会执行的审计程序。

四、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国有企业发展的保障

法国电力集团作为世界著名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其稳定的业务经营和良好的公司治理实践,以及较为顺畅的政企关系,给予我们以下启示:

1)大型国有企业整体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方向。通过这一途径既能体现国家大股东的政策意图,也能发挥资本市场和私人资本的优势,并有效地改善了公司治理。法国电力作为大型国企进行了一定的员工持股来调动积极性,值得我们参考。

2)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权利得到了切实落实,使良好的公司治理成为企业长期稳定经营的保障。政府通过在董事会中的合理安排(三三制),充分保障了政府、员工、企业家或专家(代表公众利益)的声音与诉求。

3)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明晰,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派出代表来行使股东权利,其他方面则服从行业监管。较好地处理了保障企业的经营自主性和政府的有效监管。(4)作为国家股东代表的法国国家持股局,按照相关规则规范行使股东权利,切实执行了“管资本”职能,同时对所持有的国家股份(国有资本)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其精干、专业、年轻、高效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这对我国国资管理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构建与运作具有借鉴意义。

 

(编辑  王生升)



[1] 法国电力集团(EDF)为企业集团,法国电力公司仅限于法国电力集团在法国本土的业务。下文未专门指明处,法国电力或EDF均指整个法国电力集团。

[2] 根据法国电力集团的《2014 FACTS & FIGUERS》整理,条目顺序有所调整。

[3] 根据法国电力集团的《2014 FACTS & FIGUERS》整理。

[4] 基本上每年都有几起减持和几起增持。

伊斯兰世界赖以生存的国际经济体系存在先天缺陷,它是这种美式全球化的主要牺牲品和受害者,而西方霸权干涉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化和动荡。要想摆脱困境&#...

伊斯兰文明历史上曾极度辉煌,当前却日益陷入困境,面临经济边缘化、贫困化危机。根据2014年各国GDP排名,除土耳其和沙特勉强入选G20外,伊斯兰世界57个国家中,位于2050名之间的有8个,50名至l00名之间有l7个,l01名至l78名有l6个,伊斯兰世界基本处在欠发达状态,经济欠发达乃至整体衰落,其背后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财富鸿沟

    当前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种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都要大。然而,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建立在资本私有基础上,谋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导致两大结构性矛盾:一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二是贫困积累与财富积累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则将这种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复制出来,并由此造成两大“财富鸿沟”。

一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由此造成富国与穷国之间贫富分化持续加大。资本主义的全球产业分工,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等级制分工体系。“等级性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永恒的要素。”[1] 工业品附加值高于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工业国与非工业国之间的贸易看似公平公正,实际上西方国家却凭借诸如苹果手机、波音飞机等高附加值产品,廉价地获得并享受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劳动成果,由此使财富不断流向工业国家,最终导致两类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等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运转至今,其根本点在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全球化背景下,财富再分配总的趋势就是“资本流向世界,财富流向西方”,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陷入贫困积累和依附状态,成为靠出卖资源、出售单一商品、依靠侨汇过活的下游国家。

    二是跨国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使资本在劳资博弈中日趋占据主动,由此造成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贫富悬殊越拉越大。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资本活动的空间和自由度明显增大,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主动寻找利润最大化的价值洼地。尤其那些资本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竞相提供优惠条件,不惜展开“谁敢比我惨”的“寻底竞争”。相比之下,劳动者则缺乏这种机动性,因而在劳资对立中日渐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由此使资本收入的增速日渐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正如《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所指出的:“一旦资本收益率显著且持久地超过经济增长率,财富积累和扩张的动态机制,将自动导向高度集中的分布。”[2]

    因此,“资本奴役全人类”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富人与穷人之间收入分化持续加剧。从国内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都不同程度存在贫富分化加大的问题。据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称,截止2007(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3]从国际范围看,这种贫富分化更加明显。根据乐施会(Oxfam)2016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报告,2010-2015年期间,世界贫富分化继续加大。2010年,世界上最富的388位富豪的财富总量,超过世界半数人口的财富;到2015年,世界最富的62位富豪的财富就已超过世界一半人口的财富。5年内,这些富豪资产增加44%,而世界上最贫穷的36亿人的净资产则下降41%,缩水l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全世界近半数以上新创造的财富,流入最富裕的1%富人之手;而世界最贫困l0%人口年均收入25年内仅上涨3%,每年日均收入上涨不超过1美分。[4]

    显然,这种美式全球化有利于富国和富人,不利于穷国和穷人。发达国家之所以喜欢倡导“市场化”、“全面开放”、“自由贸易”等等,就是因为跨国资本可以凭借其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国际范围内攫取更多财富。这些庞大的境外财富为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提供了支持,从而使得发达国家的穷人能够维持较为体面的生存状态。[5] 对后发国家来说,融入全球化浪潮将沦为全球产业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更多意味着财富外流和经济依附。而这些国家的普通劳动者,遭受着西方跨国资本和本国民族资本的双重剥削,其付出最多,但生存状况最差,随时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因而随时可能起身造反、爆发革命。

伊斯兰世界是美式全球化的主要受害者

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在不自觉中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18-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横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是中东伊斯兰世界的霸主。19世纪奥斯曼帝国纳入国际分工体系时,正值欧洲列强完成工业化之际。依然沉浸于传统社会生产方式和财富观的伊斯兰世界,没有意识到看似公平的世界体系所暗含的不平等性和剥夺性。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奥斯曼经济从属于西方是合理和正常的。由于原料出口贸易中,已经产生出强有力的既得利益者,对奥斯曼帝国来讲,同西方建立起来的半殖民地经济关系既可获得厚利,又称心如意。”[6] 在生产力水平远较西欧落后情况下,奥斯曼帝国与法国等多个国家签订条约,给予其贸易特权,在国际分工和合作中成为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倾销地和原料产地,土耳其向欧洲出口原材料,欧洲再将制成品返销回土耳其市场,由此加快了奥斯曼帝国原有制造业的败落。l8世纪70年代是奥斯曼帝国工业发展的高峰期,此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到l862年,“土耳其不再是一个制造业国家了”。此后,这种不等价贸易关系导致奥斯曼帝国曰益陷入“坏的自由贸易”,财富日趋向欧洲工业国“单向流动”,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财政拮据,经济被西方控制。伊斯兰世界部分地区曾尝试推进“工业化”,借此摆脱依附和贫困状态,但这些努力和尝试最终半途而废。l9世纪前期,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曾大力推行工业化,但最终因英国强力干涉无疾而终。

二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涌现出纳赛尔、苏哈托等一批杰出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这些领导人不满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倡导“不结盟运动”,目的就是要实现政治经济独立,摆脱对西方的殖民依附。萨米尔·阿明评价称:“这些国家的发展概念中包含着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追求的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建设目标。”[7]

后来的历史证明,那个时期是伊斯兰世界经济蓬勃向上、政治自主程度最高的历史时期。可惜好景不常。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如阿以冲突)、国内大资本的强大影响力,以及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教化——将“独立自主”、“脱钩”和“国家建设”等观念歪曲为“回归保护主义”和“陈旧的思想”,因此,伊斯兰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放弃“进口替代”战略,重新奉行“经济自由化”和完全“对外开放”政策,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重新接轨。

然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一种“获得眼前,牺牲长远”的短视发展战略。表面上看,经济自由化政策使阿拉伯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但长远看,过早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导致伊斯兰世界工业化进程半途而废。据世界银行2011年数据,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制造业投资比例都在下降,制造业占GDP比重也比其他地区低得多(撒哈拉以南地区除外);高技术在制造业出口产品中的比例仅占12‰,这一比例比撒哈拉以南地区还要低。[8]由于缺乏工业能力,许多伊斯兰国家不得不依靠旅游、侨汇、出口石油等原材料维持生计。

据世界旅游协会统计,2014年埃及旅游业在GDP中占比达到11.3%,占外汇收入来源的l4.4%。[9] 在突尼斯,旅游业的经济贡献度高达15.2%。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却对这种依附性模式赞赏有加。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连续多年稳居非洲大陆首位;埃及200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在178个国家中列第l6位,在中东仅次于阿联酋和以色列。但这种廉价表扬的背后,则是产业结构畸形、近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严峻现实。

对石油富国来说,由于缺乏像样的工业投资项目,其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只能流入发达工业国家,或用于购买奢侈品和炫耀性财富,即使留在本国也大都投资于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导致经济畸形繁荣。石油贸易带来的巨量资本,并未给本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好处——它既没有促成商人阶层的出现,也未使本国民族工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过度参与全球化,使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就像缓慢下沉的“泰坦尼克号”,日趋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其参与全球化程度越深,经济边缘化、贫困化处境就越明显。据统计,l980-2004年期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增长6.4%,平均每年不足05%。”[10] 2004年中东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1970年相同。[11] 阿拉伯世界3亿多人口,其中13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12] 即使沙特这样的石油富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也超过1/4。中亚地区贫困化问题同样突出。201510月,独联体国际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贫困率达60%-70%,经济相对好些的哈萨克斯坦,贫困率也达到40%[13]

“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伊斯兰世界与发达国家的不对称依附,决定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极其脆弱。世界经济繁荣时,“中心国家”攫取大部分利润,发展中国家尚可从中分享残羹冷炙;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发达国家通过保护主义、量化宽松等政策转嫁危机,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承受,乃至演变为更加剧烈的政治经济动荡。越是经济脆弱、依附性强的国家,越容易出现动荡与危机。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发生大规模政权更迭和社会冲突。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情报界、经济界和政坛均担心,此轮金融危机将爆发海啸式全球政治动乱。处在全球产业链下游、经济极度脆弱的伊斯兰世界则成为主要受害者。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石油、粮食、矿产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应声大涨,这使得严重依赖于这些大宗商品进口的伊斯兰非产油国,如埃及和突尼斯等国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贸易逆差,国际收支日益入不敷出。2013年后,美联储持续放出加息信号,导致美元日趋走强,美元借贷成本的上升又导致这些国家外债激增、货币贬值、资本外流。以埃及为例,埃及央行被迫于2016314日宣布实行自由汇率制度,埃镑兑美元大幅贬值14%。危机导致油价暴跌,传统的伊斯兰石油大国损失惨重。据估算,仅2015年,低油价就令中东财富蒸发36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称,油价下跌使海湾国家2015GDP增速放缓至3.2%,预算赤字达12.7%。科威特财政中心报告,2015-2016年,海湾六国财政缺口大约3180亿美元。到2020年,这些国家需借贷2850亿-3900亿美元。[14] 根据标普报告,2015年阿拉伯国家政府债务达l430亿美元,比2014年的706亿美元增加一倍,预计2016年政府债务仍将居高不下。[1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322日称,所有新兴市场面临未来五年增长前景减弱形势,其中中东和中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低125个百分点。

总之,伊斯兰世界盲目追随美式全球化进程,最终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受害者,它们距离经济现代化的梦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西方霸权干涉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化和动荡

在新殖民主义时代,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是对伊斯兰世界进行软性控制的主导性力量。在必要情况下,西方会毫不犹豫地用武力来维护既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冷战结束至今,美欧先后发动了5次地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其中4场针对伊斯兰世界,3场直接针对阿拉伯世界。二战后至今,美国在中东地区共实施过41次军事行动,大部分军事行动获得成功。[16] 通过战争,跨国资本(尤其跨国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好处。有学者指出,每个遭受美国直接或间接军事干涉的国家中,都为美国银行、公司、投资者重新分配财富提供了机会。他们剥夺这些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市场和宝贵资源。[17] 那些遭受军事打击国家,则普遍元气大伤,日趋变成“失败国家”。

工业化是必由之路

 总体看,伊斯兰世界之所以陷入困境,与其过度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有着直接关系。面对具有技术、品牌和组织优势的国际大资本,中东伊斯兰世界日益溃败,最终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与之相关,由于伊斯兰世界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因而与西方的“火力差距”相差悬殊,西方大国对该地区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和打击时,往往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这种外来军事干预明显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动荡和贫困。展望未来,伊斯兰世界要想摆脱困境,必须矢志推进工业化进程,并高度警惕西方霸权主义威胁。此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助于缓解伊斯兰世界的结构性危机。

 

链接:近年来阿拉伯世界三次战争

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自然条件优越,油气丰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其集权政体保证其能够不依靠西方强国就能够维护国内安全。[18] 从经济政策看,“伊拉克不但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储量国,也是拒绝根据弗里德曼自由资本主义设想、建立全球市场潮流的最后堡垒。”[19] 萨达姆执政期间,还公然改用欧元结算石油,由此触动了美国的美元霸权“逆鳞”。这种独立自主特质和挑战美元霸权的做法,最终促使美国决定将伊拉克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有意识地轰炸、摧毁了伊拉克的工业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自来水和能源供给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农业灌溉系统等,从而“卓有成效”地使它退回到工业化以前的时代。[20] 2003年美英发动的对伊战争彻底颠覆了萨达姆政权,美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伊拉克石油交易的货币再次换成美元。同时,美国还清除了伊拉克对资本严格限制的所有举措,为美国投资者和出口商进入伊拉克市场铺平道路。[21]

伊战后,美国一家公司合伙人兴冲冲地说:“获得宝洁公司产品流通权就像金矿一样,一家货色齐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杂货店;一家沃尔玛可以接管全伊拉克。”[22] 这场战争给美国企业带来了繁荣,但伊拉克却从地区强国彻底沦为“失败国家”,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国内面临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自2014-2016年“伊斯兰国”肆虐迄今,伊拉克已有5.5万平民丧生,320万人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伊拉克教派冲突也日趋升温,这使伊拉克面临国家分裂危险。

利比亚战争

从地缘经济看,利比亚经济独立自主,甚而谋求在非洲建立经济新秩序,这令西方大国难以接受。卡扎菲1969年上台后,致力于摆脱西方殖民压迫,并采取一系列保护民族利益的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亚军事基地、废除同西方公司的不平等协定、将石油资源收归国有等。利比亚的水资源、食品、石油、货币、国有银行等完全独立。同时,利比亚金融完全独立,在国际银行体系中没有任何债务。利比亚人工大运河就是金融自主开发的典范。[23]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虽然在政治上屈从西方,但始终未放弃经济独立性。不仅如此,卡扎菲还极力推动建立非洲国家的联合行动。1999年,利比亚带头倡议成立非盟,以争取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2004年的泛非议会上,卡扎菲倡导非洲产油国抛弃美元,用黄金计价石油和天然气,从而谋求非洲大陆的金融独立。在卡扎菲政权垮台前,非洲国家至少召开过两次统一货币会议,讨论以利比亚金第纳尔和银迪拉姆作为非洲石油唯一计价货币的可能性。2011年北约武力推翻卡扎菲前夕,利比亚央行已经以本国的l43.8吨黄金为抵押,开始发行金第纳尔,其他非洲国家已开始用这种货币与利比亚做生意。

     卡扎菲的这些努力威胁到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邮件门”中一封标注为201142日的邮件暴露了关键信息:“卡扎菲政府拥有143吨黄金,以及类似数量的白银。这些黄金曾试图被用于建立以利比亚金第纳尔为基础的泛非货币,计划在法语非洲国家替代法郎。”这是促使萨科齐总统决心打击利比亚的因素之一。希拉里在泄密邮件中指出,“萨科齐出兵利比亚主要由以下因素驱动:一是谋求获得更大份额的利比亚石油产品;二是增加法国在北非的影响力;三是提高法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四是寻机使法国军事力量重返国际舞台;五是担心卡扎菲取代法国,成为法语非洲地区主导力量。”[24]

    不难看出,利比亚战争的目的就是破坏其蒸蒸日上的独立自主模式,摧毁潜在的可能推动非洲独立自主的合作网络。[25] 从结果看,这场战争使利比亚由“非洲最富裕国家”变成了“北非动荡源头”。利比亚人工大运河被彻底摧毁,已难以重新修复;[26] 利比亚日产原油总量跌至30万桶左右,远低于2011年之前日均160万桶的水平。有学者指出,推翻卡扎菲政权并建立西方国家的傀儡政府,这只是大戏的前奏,把整个伊斯兰世界强行纳入“世界新秩序”才是最终方案。[27]

叙利亚内战

叙利亚原是中东地区强国。该国政治制度类似伊拉克,一党制保证了政府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汲取能力,政治制度也远比海湾君主国乃至埃及共和制更加稳定。从经济层面看,叙利亚国有经济比重甚大,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从对外政策看,叙利亚一直被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后堡垒。

但在美国决策者眼中,阿拉伯民族主义所引发的阿拉伯世界的联合,有可能导致石油美元无法回流欧美。因此,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病毒”携带者的巴沙尔政权,必须被连根拔起。[28]

数年的全面内战已造成25万人死伤(叙利亚智库统计为47万),12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400万流亡国外),半数城市被毁,大量良田抛荒。据“叙利亚政治研究中心”最新报告,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已有400万栋建筑被毁,3000所学校、70%的医院和卫生机构、60%基础设施、数以千计的工厂和上万家小企业被毁,许多城市几乎完全瘫痪。截止2015年底,叙利亚经济损失超过2547亿美元,为2010年叙利亚GDP总量的4倍。失业率从2011年的14.9%增加到2015年底的52.9%。叙利亚经济处在“崩溃边缘”。[29]

此外,叙利亚战乱还使全球圣战分子纷至沓来,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各种极端组织层出不穷,叙利亚由中东“稳定绿洲”变成“恐怖天堂”。联合国安理会2015817日称,“叙利亚已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一危机已经威胁到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30]

 

(编辑  迟晨光)


[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吕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l998年,第237页。

[2]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74页。

[3]  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3页。

[4] Stephen LendmanEconomy for the One PercentUnprecedented Global Wealth Disparity, Global ResearchJanuary 202016

[5] 1926年,温斯顿·丘吉尔在担任英国财政大臣时,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每年从国外取得的佣金和劳务报酬的收入总共6500余万镑。除此之外,我们还不断有国外投资的收入,每年将近3亿镑…….这就说明了我们凭什么能够支出比任何欧洲国家、甚至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高的社会福利事业费。”参见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苏仲彦、桂成芳、希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66页。

[6]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l995年,第213-214页。

 

[8] Ali Kadri, “War,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rab World”Global ResearchFebruary l6, 2016

[9]David Francis, “Disaster Could Sink Egyptian Tourism, Push Putin Deeper Into Syria”ForeignPolicy.comNovember l, 2015

[10]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Challenges to Human Security in the Arab Countrieshttp://www.arab -hdr.org/publications/other/ahdr/ahdr2009e.pdf.(上网时间:201132)

[11] Edited by 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ChangeRand Corporation2004p.6l

[12] Shawn BaldwinEgypt’S Problem and Its ChallengeBread CorruptsNew York TimesJanuary 17, 2008

[13] 许涛:中亚经济“三大变数”,《中国经营报》,20151130日。

[14] Gulf states to borrow billions to plug budget deficitsReportMiddle East Eye10 April, 2016

[15] Arab government debt shoots up to$143 billion in 2015Middle East Online2016-03-01

[16] James F.JeffreyMichael Eisenstadtand Gideon RoseRethinking the USMilitary Role in the Middle East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June 30, 2016

[17] Stephen GowansAspiring to Rule the WorldUS Capitalism and the Battle for Syria,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302015

[18][]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7-218页。

[19][]娜奥米·克莱恩著,吴国卿、王柏鸿译:《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第290页。

[20][]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

[21] Stephen GowansAspiring to Rule the WorldUS Capitalism and the Battle for Syria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302015

[22] []娜奥米·克莱恩著:《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第303页。

[23] Adeyinka Makinde, The Destruction of Syria:Will Military Action put America and Russia on the Dangerous

Path of a Possible Confrontation? 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03, 2015

[24] Ellen BrownMoney,Power and OilExposing the Libyan AgendaGlobal ResearchMarch l4, 2016

[25] Ellen BrownMoney,Power and OilExposing the Libyan AgendaGlobal ResearchMarch l4, 2016

[26]  Ellen BrownMoney,Power and OilExposing the Libyan AgendaGlobal ResearchMarch l4, 2016

[27] []威廉·恩道尔、()娜仁托姬著:《新世纪之战》,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5页。

[28] Stephen GowansAspiring to Rule the WorldUS Capitalism and the Battle for Syria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302015

[29]Bassel Oudat, Verging on collapse, Al-Ahram Weekly, Issue No.1283,18 February, 2016      

[30] Security Council: Syria 'largest humanitarian crisis in the world', Week in Review, August 23, 2015

201714日,马英九在回答大陆学生的提问:“两岸应如何通过对话来加深政治互信”时表示,“台湾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这个乍一看有点法学概念辨义的回答在网上快速蔓延,提问的同学被遗忘,“机智”的马英九被欣赏。

但是,马英九在作答时的核心内容——有问题的“统一观”有明显缺陷。淘一淘马英九的“统一观”,补上其中不应被丢失的合理部分,对台湾重建两岸统一的新文化心理基础,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心理基础非常有帮助。

马英九的“统一观”不符合世界各民族追求统一的价值取向

马英九说,“台湾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从一个角度看,他否定了“独立”,这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听上去不错;但换一个角度看,他言下之意却在说,别着急,台湾要不要统一也是一个问题,“不统、不独、不武”也是一个选项。其实,这不正是马英九执政八年、主导两岸政策的出发点吗?

显然,马英九对统一并不着急。联想到八年执政的作为,他其实对分治还有某种“徐而图之”的期待。这样一来,一个在两岸国人之间道德最高位次的非此即彼的统一理念,在马英九那里还多出了一个在独立和统一之间亦此亦彼的第三种状态。

世界各民族国家在分裂分治时的优秀领导人和爱国仁人的价值取向可不是这样的。看看今天的朝鲜半岛,在追求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南北不存在理念上要不要统一的问题。在双边交往中,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如何统一的孜孜追求。

把世界历史向前推20年,1990年代以前两德分治时,当时的东德和西德,不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如何不同,双方并不存在要不要统一的问题。铁定的共识是,两德如何统一。这才有前苏联解体时,德国人没有“亦此亦彼”第三态意义上的患得患失,而是抓住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实现了在今天看来堪称雄图伟业的国家统一。

再追溯到1970年代,南北越在争斗之时,双方在理念上都追求统一,没有任何一方把要不要统一作为一个选项。如果把历史的标尺推得再远一点,向前推150年,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双方关于国家治理的理念大相径庭,经济形态恍若隔世,但双方在统一的道德理念上是同时代的,偏居一隅的细支末流不能阻挡时代的趋势。在主流认知上,南北只存在怎样统一的问题。林肯的伟大正在于此。

实际上,不用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捍卫国家统一上的近百年历史,就是几十年前国民党在捍卫国家统一时也没有像今天马英九等部分人这样,剥掉统一理念中的道德成分,斤斤计较于操作意义上的工具理念!形而上意义上的统一理念,是道德高度上的统一,是一个民族无价的理想家园。即使在形而下的意义上,两岸分裂分治了,但两岸早就是一家。这正是“台独”想毁掉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

看看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在捍卫国家统一的理念上,可不是像街头巷尾说书人那样的轻松叙事,“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国家分裂的时刻,每个人、尤其是领导人,都不是第三方观剧者,那些仁人志士更是痛心疾首,为了国家统一而洒血祭身,他们为何与人类历史各民族的价值趋向相向而行呢?因为,“统一理念”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品”——国家公器之一。容不得掺沙子。

马英九“统一观”中“统一理念”的成色不足

读者可能还会想,作者恐怕是误读了马英九。他说的“台湾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也可以作如下理解:“台湾已经分治很多年了,所以面对的只有要否统一的问题。”这个思考逻辑非常重要,这正是台湾“统派”面临的认知症结所在。

“分治”是形而下意义上的治理分裂,是一种更接近物理意义上的分开;而不是形而上意义上的认同分裂,更不是一个价值意义上的文化断裂。世界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统一”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公器:公共品不可分割。不管是分治还是合治,公共品的属性只有在完整的前提下才能存在,才能发挥其巨大的超越党派的价值。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可以帮我们理解形而上意义上理念的机制所在。比如,电视机是观众的“公器”,把电视机强行拆分了,分执这个公器的各一部分而不整合唯一,公众分享的福利只能是帕累托退步。帕累托改进是寻找两个分裂的部分,形成公共品,而不是抛弃它或者将其碎片化。分疆裂土的台独分子不只是要拆分这个电视机,还认为拆分这个电视机是正当的;光拆分还不够,还要将其一锯两半,将土地、制度、文化、历史一切两半,再也合不起来了。

马英九“统一观”的问题在于不愿意把手中所持有的极小部分的“公器部件”贡献出来,与大陆手持的更大部分的“公器部件”整合起来,变成一个两岸人都可以再行互享的“公器”。他表面上强调要以“中华民国”的条件来统一中国,而实际上,在国家层面,不是以国家公器优先;在党派内部,不是以党的利益优先;在团队中,则是以个人利益优先。

这是马英九认识上的个人之私,也是他个人及其小团队的派别之私。放在人类历史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中,放在无条件赞成中华民族统一的优秀分子之中,马英九统一观中的“统一”显得成色不足。如果允许台独分子在边界意义上对统一理念的形而上学整体做“切香肠”式的蚕食,那“统一”公共品就会打碎变为“私人品”。民进党不正是利用这种挟私的逻辑,在搞“台独”吗? 

继续执行马英九的“统一观”将丧失统一机会

在理念成色不足的“统一观”的主导下,马英九主政时贻误了不少机会,糊里糊涂地放松了两岸和平统一所需的文化认同,在不知不觉中让分裂势力钻了空子。

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余克礼说,马英九执政八年,不仅拒绝与大陆洽签文化教育协议,而且还附和民进党等鼓吹的“台湾主体性”主张,事实上将“台独”存在的文化土壤“固化”了。弄得国民党人不敢再坚持国家“统一”的主张,两岸政治谈判等本来有共识基础的议题,诡异地变成无人敢碰的政治不正确“禁忌”。马英九带领的国民党主政八年,两岸的政治关系反而倒退了。

马英九“统一观”的认识论基础,如果和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事件联系起来,倒是不难理解其产生的时代基础。英国人脱欧时,没有想到欧盟是个公器,将自己一己之私与欧洲的多国之“公”撕裂开来。其留下的遗害是,如果苏格兰人照此办理,“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王国”数百年来形成的国家理念公器,碎片化为分裂的更小的国家;如果北爱尔兰人再要独立呢?是要回到欧洲中世纪800多个小公国的时代吗?

前苏联解体后,美国人也不知不觉地走向了这种逻辑。里根时代开始淡化美国两个党派中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民主党人)和农业基础主义(farm’s fundamentalism)共享的价值观,淡化与家庭关联的勤劳、互助和节俭等的共同体理念;强化超越家庭和社区的国会立法、财政一揽子救助和警察万能执法。克林顿时代进一步将其推向了价值观的极端;小布什政府将其推向了全世界;奥巴马试图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在全球推广。后果是,一大半家庭功能(理念)消失了,国家福利不堪负重,中产阶级苦不堪言。表面上看,是特朗普和希拉里将美国人撕裂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部分,实际上自冷战结束后就埋下了撕裂的种子。201611月选举后,美国人心理上的国家认同基础无疑削弱了一大截。

谁能说台湾的族群撕裂和香港的群体撕裂与英美1970年代后至今的价值观蚕食过程没多大关系呢?台独和港独是马英九一代人在西方受教育的副产品。虽然是在所谓金光闪闪的常春藤学校里念书,但当美国“师父们”把选民是理性的,且自然人理性和社会理性通过选举是可以重合的;权力是绝对的,且选举程序是万能的等等“金科玉律”布道给马英九这些人的时候,自然就在台湾喊出了“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决定”,誓言要“生生世世为台湾奋斗到底”成为他“最庄严的承诺”了。马英九的统一观很少关注这样做是否撕裂了中华民族“统一”这个公共品“器具”,至于大陆13亿人的前途,也并不在马英九这个现代选举制度下宠儿的视野之中。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马英九的“统一观”将会给洪秀柱团队带来什么样不利的干扰?而他从“总统”办公桌上下来后,又在课堂上为莘莘学子灌输了什么样有悖于时代发展逻辑观点?嘴上背背教义性的法律条文,不看世界历史趋势,不顾中华民族统一大业,不能再在两岸统一的大门口销售不合格的“统一”理念了。

 

(编辑  迟晨光)

非洲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在他们本国的影响力?“非洲晴雨表”于2014/2015年度在非洲36个国家中展开第6轮调查,其中包括特别针对...

编者按:非洲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在他们本国的影响力?“非洲晴雨表”于2014/2015年度在非洲36个国家中展开第6轮调查,其中包括特别针对中国的一系列问题。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来自中国的经济援助活动普遍持积极态度。“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是一家泛非洲、无党派的民间独立调查研究机构,在非洲30多个国家开展民主、治理、经济状况和相关问题的民意调查。19992013年间,该机构共进行了5轮调查。

   

与非洲展开战略合作,已成为全球东西方和北部区域的优先事项。曾经把非洲大陆视为主要原材料来源国的国家,现在则通过美国《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的带领,转为更加关注“伙伴关系”和“发展”,强调与之开展互利共赢的投资和贸易。

    尤其是中国,近年来与非洲大陆的关系迅猛发展。成立于2000年的中非合作论坛(FOCAC),已成为中国参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事务的主要机构(Pigato & Tang2015)。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从2000年的约100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220亿美元,并在2015年接近3000亿美元(《中国日报》,2015)。Steven Kuo2015)的报告指出,由于非洲市场的价格敏感度高,电信和基础设施建设已对中国技术产生依赖性。与西方竞争对手相比,中国的技术更具价格竞争力,而且后续服务更完备。据统计,中国的小投资者们在非洲大陆大多开设食品店、零售店,做纺织生意。另一方面,中国对非洲的进口产品结构主要以矿产为主,还有少量的石油和农产品。据估计,在过去10年中,超过100万的中国人来到了非洲,大多数人为劳工和贸易商(Lu2013)。

    与西方的贸易投资相似,中国在非洲日益重要的地位也引来了批评。这包括指责中国只是想攫取非洲的自然资源,企图买断非洲的土地,在项目中主要雇佣中国人而不是当地的劳动力(Esposito&Tse2015),尽管一些研究人员表示这些指控都是“谬论”(Brautigam2015)。其他批评者则认为,许多中国公司提供劣质的产品和服务,削价出售进而伤害当地的竞争对手。中国还因与一些国家的独裁者或专制政体合作而遭到强烈谴责,比如津巴布韦和赞比亚。

    民间独立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于2014/2015年度在非洲36个国家中展开调查,其中包括特别针对中国的一系列问题。本轮调查采访涉及非洲大陆的36个国家、近54000名公民,代表了非洲大陆四分之三以上人口的观点。在调查对象国的全国范围内,调查机构采用了被访者所使用的语言进行面对面访谈,在95%的置信水平上,产生的结果误差范围为± 2%2400样本量)或±3%1200样本量)。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来自中国的经济援助活动普遍持积极态度。在为自己的国家选择发展模式的调查中,非洲人将美国和中国分别排名为第一和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在五个非洲地区中的三个区域,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受欢迎程度上,与美国模式不相上下,甚至超越美国。就当前的影响力而言,只有那些曾经在非洲殖民的国家超过了美国和中国。

此次调查的非洲公众的观点,不仅证实了中国在非洲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角色,并且它所带来的影响力在大体上是积极的。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投资上的贡献,被认为是其在非洲获得正面形象的重要原因,但是,一些劣质的产品也给中国形象带来负面的影响。

本次调查的重要发现

    平均来看,36个非洲国家中,美国的发展模式是最受认可的(30%的受访者),中国的模式受认可程度紧随其后(24%)。大约每10名受访者中有一名更偏好本国的前殖民宗主国(13%),或认可南非(11%)作为本国的发展模型。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各种发展模式的反馈差别很大。在非洲的南部和北部,中国和美国的受欢迎程度持平;而在非洲中部,中国领先于美国(35%,相比美国的27%)。在南部非洲五国(莱索托、斯威士兰、纳米比亚、马拉维、津巴布韦),南非是评价最高的发展模式。

多数非洲人认为,前殖民宗主国对本国产生的影响最大(28%),紧随其后的是中国(23%)和美国(22%)。法国在其前殖民地普遍被认为特别具有影响力,包括科特迪瓦(89%的市民认为法国对本国的影响最大)、加蓬(80%)、马里(73%)。中国的影响力在下列国家中被认为是最高的:津巴布韦(55%)、莫桑比克(52%)、苏丹(47%)、赞比亚(47%)、南非(40%)和坦桑尼亚(40%)。

近三分之二(63%)的非洲人评价中国的影响力是“比较”或者“非常”积极的,而只有15%的人持有比较消极或很消极的观点。马里持有积极观点的人最多(92%),其次是尼日尔(84%)和利比里亚(81%)。

大多数非洲人(56%)认为,中国的发展援助“比较”或“非常”好地满足了本国的需求。

根据受访者的反馈,构成中国在非洲正面形象的最重要因素是其在基础设施/开发和商业投资领域的贡献,及其产品的成本优势,而其产品的质量则影响了其形象。在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形象中产生影响的各个因素中,政治和社会因素排位比较靠后。

非洲人偏好的国家发展模式

当问及哪个国家为本国的未来提供了最优的发展模式时,近三分之一(30%)的受访者认为是美国,中国以24%紧跟其后。[1]八分之一的非洲公民(13%)说他们的前殖民宗主国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模式。南非作为非洲的第二大经济体,则得到11%的非洲公民的支持(图1)。

 

    虽然部分国家主要看向西方,其他人更关注“看向东方”的战略,认为中国模式是最好的发展路径。在利比里亚(67%)和佛得角(52%),大多数人认为美国能提供最好的发展模式。在肯尼亚、布隆迪、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和乌干达,每10名受访者中超过4人也持相同观点。与之相反的是,在莱索托、莫桑比克、埃及、贝宁、马里,每10名公民中则不到2人认为美国模式最好。

    认为中国模式是最优发展模式的国家有:喀麦隆(48%)、苏丹(36%))、莫桑比克(36%)、马里(36%)、坦桑尼亚(35%)和赞比亚(32%)。但在摩洛哥(10%)、毛里求斯(13%)、加纳(15%)、马拉维(17%)和布隆迪(17%),不到六分之一的公民希望向中国学习。

    南非的发展模式在以下这些国家获得高度好评:莱索托(38%)、斯威士兰(32%)、纳米比亚(31%)、马拉维(31%)和津巴布韦(27%)。作为前殖民宗主国,法国的发展模式在这些国家位列第一:突尼斯(30%)、尼日利亚(27%)、贝宁(27%)和毛里求斯(25%);并在以下国家表现突出,马里(33%)、马达加斯加(29%)和布基纳法索(27%)。前英国殖民国家却不太认同把它们的前统治国作为本国最理想的发展模式,从较低的莱索托的4%和埃及的5%,到较高的纳米比亚的14%和塞拉利昂的13%。印度发展模式在毛里求斯(13%)和阿尔及利亚(10%)获得的认可较高。

    按地区划分[2],美国在东非(41%)和西非(36%)均被强烈支持为最理想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在非洲南部和北部,与美国的评分基本持平(两国均有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了其中一国),并在非洲中部地区超过了美国的评分(35% 相较于27%)(图2)。前殖民宗主国在西非的评分最高(17%),而南非在本国所在地区得到最多的支持(20%)

 

    全部36个国家中,不同社会人口群体的看法存在差异,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受访者相比那些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受访者,更偏向选择美国和中国的发展模式(高7-9%),而后者更有可能支持前殖民宗主国作为优选的发展模式。贫穷的受访者更容易接受南非是最好的发展模式(13%,相比最富有的受访者的8%)[3]。多数男性(27%)比女性(22%)更喜欢中国的发展模式。

城乡差异对调查结果产生的影响很小,城市居民更倾向于选择美国和中国,而农村受访者更倾向于选择前殖民宗主国或南非。与年轻的受访者相比,56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不太关注美国和中国的发展模式,而更有可能说“不知道”。

最重要的外界影响力

尽管前殖民宗主国不是最被普遍推崇的发展模式,但在36个受访国家中,平均28%的市民认为他们的前殖民宗主国最具影响力。中国(23%)和美国(22%)排名第二和第三,紧随其后的是南非和国际组织(6%)(图3)

    各国在外部影响力方面的观点存在很大差别。前法国殖民地国家,直到今天仍认为法国是对本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殖民宗主国,包括科特迪瓦89%的受访人口,加蓬80%和马里73%的受访者。事实上,视其前殖民统治者为最大外部影响来源的受访国中,前14个国家都曾是法国殖民地。

    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往往不太认同英国是对本国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而大多是在美国和中国两者中选择一个做出评估(非洲南部地区的国家更认同南非)。

    意料之中的是,利比里亚压倒性地认为美国是最具有影响力国家(87%)。美国在以下这些国家也获得榜首位置:乌干达(40%)、尼日利亚(39%)、肯尼亚(39%)、布隆迪(35%)、摩洛哥(35%)、加纳(33%)、马拉维(32%)、佛得角(31%)、埃及(29%)和博茨瓦纳(27%)。

    中国的影响力在津巴布韦(55%)获得广泛认可,反映出该国政府于2003年提出的“看向东方”政策所发挥的作用。中国的影响力在以下国家也是位列榜首:莫桑比克(52%)、苏丹(47%)、赞比亚(47%)、南非(40%)和坦桑尼亚(40%)。在毛里求斯,印度(33%)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外国国家。

    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32%)和布隆迪(23%)被视为特别有影响力。

    36个受访国家中,每10名受访人中有一人(11%)表示,他们“不知道”在本国最有影响力的外国国家是哪个,以及10名受访者中有两名以上的乌干达人、塞拉利昂人、加纳人和埃及人也这样表示。

    不同地区对最具影响力国家的反馈存在显著差异。前殖民宗主国在非洲中部(55%)和西非(45%)被普遍认为影响力最大。美国则被东非人(36%)和北非人列为最具影响力国家(29%),而中国在非洲南部(35%)获得最高程度认可(图4)。

 

    对外国影响力的判断并不太受城乡地域、教育水平、年龄或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前殖民宗主国更可能被那些贫穷、居住在城市、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男性受访者视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而富裕、居住在农村、受教育程度高的年长女性公民则最不认可前殖民宗主国。一般来说,年长的受访者(19%)比年轻人(11%)更有可能回答“不知道”。

    尽管“非洲晴雨表”的早期调查并没有问到这些关于影响力和发展模式的问题,但在20个国家展开的第四轮(2008 – 2009年)调查中,的确曾经问到公民对提供给本国的外国援助的看法。大多数市民表示,他们的国家得到的美国援助(54%)“比较”或“非常”有用,而绝大比例的受访者欢迎中国(47%)和他们的前殖民宗主国(45%)前来提供援助(图5)。在20个受访国家[4]中,大约每10名受访者中有两名认为这种援助只有“一点”或“完全没有”帮助,每10名受访者中还有3名表示,他们“不知道”这种援助对他们国家有多少帮助。

 

聚焦中国

    中国作为非洲发展伙伴的重要性日益增长,“非洲晴雨表”此次的第6轮调查包括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问题,用于调查公民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活动、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中国发展援助的有效性,以及中国在受访者国家形成积极或消极形象的原因。

    中国经济影响力的程度

    非洲人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他们的国家开展经济活动的重要性:35个国家中,超过三分之二(69%)的受访者[5]认为,这些活动有“一些影响”(27%)或“很大影响”(42%)。国家层面上,在马里(90%)、加蓬(87%)、喀麦隆(81%)和尼日尔(80%),10名公民中有至少8名认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在他们的国家有“一些”或“很大”的影响,而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43%)和摩洛哥(49%),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这样认为。

    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是有影响力的国家(73% 的男性相比66%的女性,认为中国有“一些”或“很大”影响)。同样,城市居民(73%)相比农村受访者(67%),以及青年和成年人(71%70%)相比年长的受访者(63%)更倾向于此说法。

   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大体上,非洲认可中国在他们国家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近三分之二(63%)的受访者认为,这种影响是 “比较积极的”(35%)或“非常积极的”(28%),而只有15%的受访者认为此影响是“比较”或“非常”负面。很大一部分受访者(22%)认为,中国带来的影响既不积极也不消极,或他们表示“不知道”。

    不同国家在评估中国经济影响力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从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积极反馈,如阿尔及利亚(33%)、加纳(34%)和摩洛哥(35%),到超过五分之四的积极反馈,如马里(92%)、尼日利亚(84%)和利比里亚(81%)。给出最高比例负面评价的反馈是马达加斯加(39%)、突尼斯(39%)、加纳(36%)和阿尔及利亚(35%)。

按地区划分,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力在西非(72%)、中非(70%)和东非(68%)被绝大多数受访者视为是积极的。不那么积极的反馈则出现在非洲南部(59%的正面评价相较于21%的负面评价)和北非(42%的正面评价相较于29%的负面评价)(图6)。

    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持积极看法方面,男性(66%比较/很积极)比女性(60%)比例更高,受过教育的受访者(65% - 66%)比那些只接受过初等教育(60%)或没有正规教育(61%)的受访者比例更高,年轻受访者(65%的年龄在1835岁)比年长受访者(57%的年龄在56岁及以上)持积极看法的比例更高。分析显示,不同贫困水平的受访者在这个问题的结论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中国的经济发展援助

    中国的经济活动,包括对许多非洲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发展提供援助。当公民被要求评估这些援助的效果时,多数人评价“比较好”(34%)或“很好”(22%)。1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援助发挥的作用“比较”或“非常”不好,而8%的受访者形容“既不好也不坏”,2%的人认为中国没有提供发展援助,16%的人回答“不知道”。

    尤其欣赏中国援助的国家是:马里(88%的人认为发展援助“有些”或“非常”有用),科特迪瓦(81%)、布基纳法索(78%)、尼日尔(77%)、几内亚(76%)和加蓬(76%)。但一些国家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同意这一说法,如摩洛哥(21%)、埃及(24%)、加纳(30%)和阿尔及利亚(32%)。马达加斯加再次在负面评价中领先,53%的受访者说中国援助在满足该国需求方面“有些”或者“非常”糟糕。

    与对中国影响力的看法一致,大约三分之二的西非人(65%)和中非人(64%)赞扬中国的发展援助,而只有36%的北非人这样认为。接受了更多教育和年轻的男性受访者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的援助对本国有帮助。

    构成中国积极形象的主要因素

除了对中国的影响力是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之外,调查还请受访者指出,构成中国在当地的正面或负面形象的因素。反馈表明,经济因素在塑造中国正面和负面的形象中权重最大,而政治和社会因素排名则低得多。

 

    受访者被要求指出有助于中国在当地塑造正面形象的六个主要因素。最常提到的,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其它开发项目的投资(32%的受访者),其产品的低成本优势(23%)和商业投资(16%)。一些受访者指出,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中支持本国(6%),保持不干涉本国内政(5%),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和语言也具有一定的认同(2%)。

    在其积极形象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商业开发方面获得最广泛的认可(47%的受访者),最赞同这种看法的是非洲中部(56%)和东非(52%),并在北非最弱(36%)(图8)。一般来说,公民重视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其它开发项目的程度要甚于商业投资。

 

    在国家层面,毛里求斯人(60%)、肯尼亚人(69%)、加蓬人(73%)和赞比亚人(73%)的每10名受访者中至少6名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及开发和商业因素是构成其正面形象的最主要因素。在不太重视中国在基础设施或商业投资方面的国家,公民普遍认为低成本的中国产品是构成中国正面形象的最重要因素,如马达加斯加(50%)、布基纳法索(40%)、塞内加尔(40%)、科特迪瓦(34%)和摩洛哥(33%)。

    导致中国负面形象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非洲公民普遍认为,中国为他们的国家带来积极的影响。调查中也问到,哪些因素导致中国出现负面形象,得到的答案仍然主要是经济的原因。超过三分之一(35%)的非洲人认为,中国产品的质量低劣损害了中国的形象。还有人担心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会夺走当地人的工作机会或商业机会(14%),中国攫取非洲的资源(10%)和中国占有土地方面的行为(7%),导致其出现负面形象。

 

    虽然一些评论者谴责中国与当地“专制”政府达成合作的意愿(非洲研究所,2012年),但只有4%的受访者认为这是导致中国出现负面形象的一个因素。

    35个受访国家中的26个国家中,产品质量问题都是最常提到的负面因素。而对资源开采的看法导致中国出现负面形象的结论,在加纳(43%)和马达加斯加(37%)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因素,在加蓬(22%)和塞拉利昂(20%),这一因素的权重也很高——是35国平均水平10%的两倍。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51%)、塞拉利昂(42%)、布隆迪(37%)、贝宁(28%)和多哥(26%),“不知道”是最常见的回答。

北非地区最倾向于把当地就业或商业上的损失看作是导致中国负面形象的最重要因素(平均21%,其中包括27%的阿尔及利亚人和26%的埃及人)

调查结论

    对非洲人来说,在影响力和其发展模式的受欢迎程度方面,中国与美国势均力敌。媒体有相当多针对中国在非洲获利和运营方面的批评,认为非洲人将中国的崛起视为经济竞技场上的新对手。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和商业发展,及低成本的中国产品,有助于其打造在非洲地区的正面形象。多数受访者比较重视中国的发展援助,认为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力对本国的发展有价值,而并非不利因素。(翻译宜楷)



[1]参与调查的36个国家中,受访者被问到他们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想法及其对本国的影响。当时有3个非洲国家与中华民国(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即斯威士兰、布基纳法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本次调查的结果。

[2]“非洲晴雨表”的地区分组为:中非(喀麦隆、加蓬、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东非(布隆迪、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北非(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苏丹和突尼斯);南非(博茨瓦纳、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西非(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科特迪瓦、加纳、几内亚、利比里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和多哥)。

[3]“非洲晴雨表”通过生活贫困指数(LPI)来评估贫困水平,这是一个基于经验的测量方法,评估受访者或其家人在受访前一年中,五种生活必需品(足够的食物、足量的清洁水、药品、医疗、足够的烹饪燃料和现金收入)的缺乏情况。回答选项包括“从未”、“只有一次或两次”、“几次”、“许多次”和“总是”,LPI分数可用来计算个人或国家从没有生活贫困到高生活贫困水平的程度。

[4]博茨瓦纳、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加纳、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5]正如脚注1所解释的,被问及影响力的程度和性质,正面/负面形象,以及对外援助的效果方面,斯威士兰受访者被问及的是“台湾”,而不是“中国”。

理论和历史反复昭示,产业政策既存在于历史和当下的时间轴,也存在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空间轴,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未能置身产业政策之外。...

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既体现在政府对企业研发方面每年一千多亿美元的直接支出(产业技术政策),也体现在政府对企业旨在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并购重组活动的支持和引导(产业组织政策)。

历史视角的美国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既包括狭义的产业技术政策,也包括广义的产业组织政策。汉密尔顿、李斯特、格申克龙等产业政策的提倡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推动制定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产业政策批评者们却认为,市场可以自我运行良好,即便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常常失灵、并不一定具有挑选胜者的能力,而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品。然而,有意义的讨论不应局限于要不要产业政策,而应该聚焦于实施什么样的产业政策。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政策实施能力、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等,产业政策将会因时因地而被赋予不同的涵义和侧重。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就在201511月的《大西洋月刊》对美国长期以来的产业政策给予高度评价,并呼吁美国政府加大对新能源等私人投资不足领域的投资。

从历史来看,以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也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真实经济史。从18世纪独立建国到现在,美国政府的各类产业政策一直不同程度的存在,并由美国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共同实施,对美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对特定产业的政府补贴、保护性关税和进出口配额,到鼓励国外先进技术的进口、禁止创新的工具和机器的出口和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再到改善国家的道路和隧道网络(降低商品的交通成本),即使刚刚建国的美国产业政策都有涉及。以美国的幼稚产业保护为例,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实施的关税保护——1820-1931年的美国平均关税税率达到了35%-50%,才使得美国的幼稚工业产业得以生存、战略产业得以不断发展起来。如上从金融信贷、基础设施、国际竞争、公民教育到工业制造的产业政策,为19世纪美国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这种基于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性关税、国家银行、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被后世的经济史学家们称之为“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

从应对大萧条到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美国产业政策的边界和角色大大地扩充了。19291932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为阻止大萧条的蔓延,执政的胡佛政府做了不少工作,但屡屡未能奏效。直到罗斯福新政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才彻底走出大萧条的阴影。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大大增加,国家的产业政策边界被大大地扩展了。美国存款联邦保险公司(FDIC)、美国重组融资公司(RFC)、美国农业调整法(AAA)、美国产业复苏法(NIRA)、劳工进步管理法(WPA)等一大批政府机构或法案被建立或批准,被用于风险防范、贫困削减、帮扶就业和经济振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罗斯福重组和建立了美国国防顾问委员会(NDAC)、美国国防生产公司(DPC)、美国国家生产管理办公室(OPM)、美国战争生产局(WPB)等,以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和振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建立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新军事工厂,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石油天然气管道、炼油厂、电厂和军事基地等大量的基础设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对劳动力的广泛动员,美国实现了充分就业。

美国历史上的几位重要的总统——从建国伊始的华盛顿、力推南北统一的林肯到实现全面振兴的罗斯福,无一不是在重要历史节点推动美国独立、统一和崛起的政治强人,也无一不是哈密尔顿的产业政策传统的坚定践行者。除了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的多数时间,美国政府通过补贴、税收减免、直接贷款和保险、风险投资、政府的建设合同和采购、研究开发的推动、标准设置、价格控制、准入许可和生产限制等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具体而言,这些产业政策包括美国联邦政府给予的土地补贴、用来保护或者促进国内产业的关税减免、通过设立银行给私人企业发放贷款、政府提供的保险(如对私人银行的存款保险)、政府出资建设的产业设施(如数千家产业工厂)、政府对研发活动的支持等。在20世纪,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导了互联网、半导体、高温超导、核能、HDTV等一系列重要科技产品的研发,甚至推动了“硅谷”的创新与繁荣。

当下的美国产业政策

21世纪,美国的产业政策至少涉及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其它改善经济环境、推动产业发展的政策。产业技术政策,重在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确保美国的全球创新领导者地位,由国防部、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农业部、商务部等实施。产业组织政策,重在优化市场结构、改善美国企业的竞争力,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各级司法机构等来实施。此外,还有一些产业政策,或推动经济发展或用来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分别由联邦小企业管理局、经济发展局、农业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等不同部门来实施。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和美国州政府机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有参与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力或机会,并彼此互动。

就产业技术政策而言,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就是美国产业政策积极介入经济活动的最好例证。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层面的研发支出就高达1323亿美元,分别由国防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能源部等管理支配。从1953年到2012年的6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就累计达到了42790亿美元(按2005年美元价格计算)。这些研发支出项目涵盖了国防、卫生、空间飞行、资源环境、农业和交通等多个领域,包括了计算机、数学、工程、生命科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方向,涉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发设备等多个环节,动员了州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大学、非盈利机构、FFDRC(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机构)等参与其中,为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技术引领和产业振兴作用。

 

1:美国联邦政府的R&D支出(1953-2012年)   单位:百万美元

 

根据美国《研究开发》杂志关于美国创新项目的评奖统计,从1971年到2006年,在美国“R&D100”的100家获奖项目中,来自公立或者准公立项目呈现总体上升的势头;从1988年到2006年的评奖活动中,公立或者准公立项目在美国“R&D100”的评奖项目中超过了50家,占比超过50%;公立或者准公立项目在“R&D100”的高获奖比例,充分说明了美国政府在高水平研发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除了直接的研发投入,美国企业可以通过信贷等方式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例如,全球瞩目的特斯拉电动汽车项目,就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要支持:在2010年特斯拉项目的启动阶段,特斯拉从美国能源部获得了4.65亿美元贷款支持。美国的产业技术政策在美国创新活动中仍旧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对本国企业或明或暗的研发补助、其它形式的科技支持,是当下美国产业政策的新特点之一。

除了产业技术类政策,美国还有很多重在优化市场结构和改善美国企业竞争力的产业组织政策、旨在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其它产业政策。尤其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围绕反垄断的产业组织政策,构成了美国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指导美国产业进行并购重组、提高美国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总体上,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始终扮演着“胡萝卜加大棒”的角色:一方面,对并购重组放行的“胡萝卜”政策始终存在、而且对美国的并购重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并未能切实削弱企业推动并购重组的内在动力,有些时候甚至是那些“大棒”政策适得其反地推动了企业的并购重组。受益于反垄断政策在内的产业组织政策的变革,《横向并购指南》、《国家合作研究与生产法》与《竞争者之间合作的反垄断指南》等的数次修订,无论是HHI反垄断指数的提高,还是生产、研究、营销、采购环节的合作的允许,或是在特定领域的豁免,都使得美国企业旨在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并购重组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可能。受益于这些政策变化,美国企业开展研发、生产、采购、销售等方面的合作,也变得相对容易。

美国产业政策的启示

产业政策在很多国家普遍存在,产业政策在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在以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政府自觉实施产业政策与非政府(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来实施产业政策,是二者的唯一区别。理论和历史反复昭示,产业政策既存在于历史和当下的时间轴,也存在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空间轴,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未能置身产业政策之外。重要的是,积极的产业政策意味着政府不仅仅在经济活动中充当一个被动的“守夜人”角色,而且要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企业培育等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以实现政府和市场角色的良性互动。简而言之,政府不能仅仅充当市场的“修理者”角色,而应当发挥市场的“塑造者”角色,尽管政府的产业政策存在失败的风险,面临巨大的改善空间。从历史和当下的角度来看,以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也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真实经济史。

(二)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其它形式的产业政策的共同存在,这也是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流行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仅能扮演市场失灵的“修理者”角色,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和盲点。美国的历史和现实则表明,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对企业旨在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并购重组活动的支持和引导(产业组织政策)。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每年一千多亿美元的直接支出,填补了美国企业在研发领域的投资不足,带动了美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修改、制定涉及企业并购重组活动的法律法规,甚至直接介入美国经济中的并购重组,为美国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与“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推动了美国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变革。无论是产业技术政策还是产业组织政策或是其它形式的产业政策,都体现了美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三)吸收和借鉴美国产业政策的有益经验,制定和实施好中国的产业政策。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中国企业做优做强做大,离不开有效的产业政策支持。我们要借鉴美国等发达市场国家实施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的有益做法和经验,发挥产业技术政策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产业组织政策在产业并购重组、结构优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实现政府产业政策与企业能动性的良好对接,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同时,要对产业政策的实现形式进行科学评估和改革创新,对不合时宜、不经济、无效率的产业政策形式进行及时调整,对能更好促进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的产业政策形式要大胆实验,对产业政策的基础理论和成熟经验要进行总结提炼,实现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的齐头并进,共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编辑  宋斌斌)

 



[*]周建军,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自由化打败了苏联东欧,压制了日本,却输给了中国。美国制造业外移,海外投资赚的钱不愿回美国,...

美国不得不承认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

新自由主义即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从1980年代起大力推行的。当时拉美国家因为石油涨价,拼命借债。石油生产过剩之后油价大跌,拉美产油国家还不了债。于是美国人以减免债务为诱饵,要它们开放金融市场,导致拉美国家汇率动荡,被迫将本币盯住美元。这样,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美元霸权再次得到巩固。

从二战结束到1971年,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战后建立全球军事同盟的诱饵,是对同盟国开放美国的国内市场,让北约和其他同盟国家在军事上和美国站在一起,让美国在这些国家驻军。其后果是扶持了德国和日本这两个竞争者,它们对美贸易的顺差越来越大,从服装、家电到汽车等等,美国竞争不过了。于是美国就打“安全牌”,拿“苏联和中国威胁”逼迫德日妥协,要它们自愿限制对美国贸易顺差。

德国同意补贴驻欧美军的费用,自己专心搞经济。而日本对国内市场严格保护,用高关税挡住美国的廉价粮食和牛肉,国内农产品比国际市场价格贵两三倍。本国大企业互相参股,使美国想搞金融并购也很困难。1985年,美国逼日本签了广场协议,使日元大幅升值,制造业开始出走,同时产生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泡沫破裂后进入迷失的二十年。

日本和德国在金融上都是崇拜美国的。2008年金融危机,欧洲吃了很大亏,因为买了很多美国的金融衍生品。

问题是,美国推行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最终结果,是美国走向了自己预料不到的另一面,即美国失去全球化的主导权。

1981年上台的美国总统里根,推行“星球大战”和大规模减税政策,出现了巨额赤字。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里根没有印钞票制造通胀,而是大量发债。这使得利率上升,美元升值,于是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大幅上升,出口受损,制造业开始往外转移。

这就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原来美国二战后的政治是美国军火工业集团主导的,比如通用电气集团,既造导弹和核反应堆,也搞民用家电,后来发现不如搞金融赚钱,通用汽车也是如此,于是大企业纷纷输出制造业。金融资本是没有祖国的。因为美国的政府负担大,税率比新兴国家高,美国资本在全球各地搞金融投资兼并赚的钱不愿回美国了。于是美国不但产业空心化,金融投资也出现空心化了。最富的美国成为负债最高的国家,反转过来向外国政府借钱,还能保持全球化的主导权吗?

“华盛顿共识”原来的算盘是,搞全球化、全球配置资源,海外成本低的地方生产,产品卖到美国很便宜,美国企业控制销售渠道。美国人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又能享用价廉物美的产品。另外,美国低利率借债,海外兼并高回报收益,可以用金融的海外收益养美国的高福利,让全世界替美国人打工。

但是美国没有估计到的是,自由化全球化打败了苏联、东欧,压制了日本,却偏偏输给了中国。

原来,资本的海外收益不等于创造国内的就业。虽然目前高端产业的研发还控制在美国手上,中低端的产业大部出走海外。但是中低端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比高端产业多得多。于是美国就业问题、社会保障负担越来越严重。美国财政负债高的原因,首先是医疗和福利的沉重负担,其次是军备竞赛。这导致美国没钱搞基本建设,国内几万座桥老旧不堪。

中国做中低端制造业,虽然利润薄,但就业解决得好,吸引大量农民工进城,老百姓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经济规模扩大,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也加快。积累的外汇世界第一。

美国原想控制国际分工的制高点,国内做高端研发和金融贸易,低端在海外生产,资金利润回流美国。但是跨国资本却不愿回流,因为中国、爱尔兰等这些国家吸引外资的优惠税率都比美国低,所以利润都留在当地继续投资了。

国际贸易理论讲比较优势,从微观层次看,自由竞争似乎是“双赢”的。但是从宏观全局看,各国的竞争能力不同,国家的相对地位就有升有降。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带动中国军事和金融地位的提升,打破了美国主导全球化的霸权地位。

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美国从奥巴马时代就出台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但效果并不明显。

如果美国制造业不足以和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竞争,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征收保护性关税。但奥巴马又是赞成全球化的,如果反对全球化,给他捐款的高科技企业和金融业就不干了,因为没有全球化,这些企业就难以生存和扩张。

奥巴马还搞了TPP,想把市场份额从中国转到越南去,和中国制衡。但如果TPP成功执行,首先打击的是日本、韩国的农业,日本、韩国的汽车业则会打击美国。中国其实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有趣的是美国自己放弃了,可知美国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已经力不从心了。

日本国内对TPP是抵制的,但是安倍很支持TPP,他想跟美国做政治交易,希望美国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间接打击人民币,给日本的量化宽松护航。真实目的都是打货币战,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转嫁损失。

特朗普更倾向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除了就业和社保负担问题外,还因为他看到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代价过于高昂。和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搞对抗,不仅使美国无法脱身于中东的泥潭,而且无法在基础投资上和中国竞赛。

特朗普最终承认,美国的实力下降,无法维持冷战时代建立的国际秩序。只有美国从国际舞台上收缩,才有可能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竞争。所以,特朗普上台,打破了民主、共和两党精英长期达成的维持“美国霸权”的共识,结束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转向“美国优先”的政策导向,将正式承认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

金融及军火集团输了这是前所未有的

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有很大分歧的。希拉里要搞民权、搞医保、提高最低工资,这都要钱。钱哪儿来?就是要向富人加税。

特朗普批评说,钱都在海外,几万亿资本不愿回来,加税只能让美国经济死得更快,应该减税。问题是减税之后,资本回得来吗?

特朗普和里根都相信,只要减税,就会刺激经济增长,收的税会更多。但实践结果表明,里根时期资本仍然出走,经济增长没达到预期,财政窟窿反而越来越大。所以不管加税还是减税,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都很有限,这只是竞选的宣传手段。

有一点特朗普看得清楚:美国的财政赤字,三分之一是军备竞赛,三分之二是医疗和社保。医保福利削减很难,老百姓拿了不会吐出来,要减这部分,选票就没有了。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军费。

所以,特朗普真正要搞的是军事收缩:为什么美国要和俄罗斯、中国作对,我要和你们搞交易。朝鲜、乌克兰的事你们自己管,在中东跟俄罗斯合作打ISIS不是挺好的吗?这样可以省一大笔钱。

不要忘了,特朗普是地产商,学中国用4万亿搞基础设施,这样地产商可就发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曾繁荣过一阵,但后来房地产泡沫还是崩溃了,因为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支撑。金融、军火工业在美国全球化和军事扩张中赚了大钱,地产商是靠边站的。

这次美国大选结果,反映的是美国中下阶层的不满情绪,美国主导全球化的利益集团的地位发生了逆转。

支持特朗普的主要是纽约地区的几个州,比如纽约洲、新泽西州等等。这几个州都是传统的“冷战州”,反共产主义的,为什么特朗普在这里受欢迎?原因是美国经济中心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东部,转移到70年代的西部,90年代又向南部转移。

美国西部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加上好莱坞带动新媒体发展,纽约的传媒业也衰落了。纽约州这些地方经济每况愈下,恢复制造业成本太高。他们该怎么办?有人就想到发展房地产。

传统支持民主党的几个制造业大州——俄亥俄州、密歇根等等,因为企业出走,失业严重。这里原来都是民主党的铁票,因为可以提高福利。但现在发现失业风险更大,蓝领工人就转头支持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因为特朗普说,全球化、搞北美自由贸易区、WTO我们输了,工作被中国、墨西哥抢走了。

所以这次大选,就成了反对全球化的制造业大州,和支持全球化的金融、媒体、军火集团、高科技领域发达州的对决。结果竟然是后者输了,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原因很简单,资本获利的是少数,劳工受损的是多数。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多数人对美国梦的自信。

美国的制度,总统的权力不大,所有的国内政策都是参众两院控制的。奥巴马时代,民主党控制总统,共和党控制众议院,民主党开始还控制参议院。现在共和党同时控制了美国的参众两院。共和党建制派的众议院议长是不支持特朗普的。所以,特朗普即使当上总统,能否推行他的政策,关键在于能否整合竞选中分裂的共和党。特朗普上台是冷战政治的松动,但还要看美国军工集团和金融集团的阻力有多大。

特朗普想重振美国经济难上加难

看特朗普的施政纲领,包括改革税制、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游说制度,这将引发国内政治的大调整,能推行到什么程度,将考验特朗普和共和党建制派的整合能力。他承诺大笔投资基础设施、通过减税和贸易保护来增加国内就业、放松金融监管等,这些政策又涉及国内利益集团的调整,能否获得两党的支持有待观察。

美国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调整之难,远超中国人的想象。比如我所在的德州,想在平原上修一条轻轨,比修四川省内多山的铁路容易得多。但是公民投票了二十多年也没修起来。因为航空公司反对,旅馆业反对。沿线居民也反对,因为有噪音。距离铁路线稍远的居民可能支持,因为他出行更方便,房子也能升值。然而,距离铁路线再远点居民也反对,因为跟他们的利益关系不大,不想纳税出钱。

所以,特朗普想学中国搞基础建设,就算加州极需高铁也未必能修成,因为在议会制度下,利益集团的冲突使整体利益平衡不了局部利益。其他国家修高铁可能比美国的问题更多。例如印度如果搞高铁,土地就很难征收。俄罗斯的问题是人口密度太低,高铁运营可能赔钱。中国的高铁能做起来有非常多的特殊因素。当然,美国要维修公路、桥梁、地铁还是大有可为。问题在于差钱。

特朗普想遏制全球化,马上金融集团的市值就跌下来了。他们怎么肯干?早晚特朗普和金融集团要妥协。因为做房地产也要贷款。否则就给你找麻烦,房地产也会发展不起来。所以他当选后要做成事也难。

所以特朗普唯一能实现的短平快政策是外交。奥巴马做成几件事:比如伊拉克撤军的同时,怕右派攻击就同时在阿富汗增兵。阿富汗要撤军了,就在乌克兰闹事、叙利亚闹事,总要来平衡一下美国的国内政治。

所以要等等,看特朗普要做什么事。如果美国想要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就要跟中国缓和,同时可能在别的地方闹事。总是要选一个软柿子来捏,才能显得他是个能人,不会全面让步的。

减税如果执行,赤字一定会上升,如果发债,谁来买?原来美国国债是靠中国、日本和阿拉伯国家买。最近阿拉伯国家和美国闹摩擦。现在中国和沙特都在抛售美国国债。如果美国国债国外没人买,美国国内的利率就上去了,效果和加税差不多。现在是零利率。如果利率上去,但是投资前景没有改善,企业会出逃得更厉害,美国经济马上会放缓,想重振美国经济犹如走钢丝,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

以往竞选,小布什、克林顿、奥巴马,都有知名的经济学家助阵。这次两位候选人的竞选团队都没有有名的经济学家做顾问,大家都不吱声。因为他们觉得美国的经济问题太严重,看不到出路。光是宣传的竞选经济纲领,特朗普没戏,希拉里也没戏。

怎样看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

国内一些人担心,特朗普会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实行保护性关税、跟中国打贸易战,担心因此失去美国市场。如果他真的认为拯救美国经济只有放弃自由贸易这一条路,以吸引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回流的话,这样做的代价将是国内消费品价格大涨,大众生活质量降低。中国也有不少办法绕过贸易壁垒,例如最近海尔收购通用电气的家电部分,可以继续在美国生产部分家电,但是从中国进口核心部件。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怎么保护法?

对中国来说,即使美国打贸易战,也是利大于弊。原因是:中国市场的成长空间比美国大。美国搞贸易保护,欧洲会跟进,但他们保护的是中低端落后产业。中国如果对等报复,保护的是中国的高端产业,这只对中国有利,因为可以加速中国的产业升级,夺回被跨国公司占领的国内高端市场,这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虽然服装、鞋子等低技术产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会减少,但亚非拉国家的市场和经济合作前景还很广阔,不但在消费品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中高端产品市场也不小。

其实美国很难搞全面的保护主义,因为这会损害美国高科技的海外市场。中国部分失去美欧市场,可以在其他市场扩张,总的会得大于失。

第二,特朗普如果列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货币战就不可避免。中国金融没有理由在美国的指责面前退让。中国可以反戈一击,向全世界表明,世界上唯一有能力操纵汇率的是有军事霸权的美国。因为国际资本流动有两个方向,要么流向高回报的地区,要么流向安全的地区。美国的高消费、高负债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凭什么美元还能保持储备货币的霸权?因为美国可以在竞争对手周围发动战争,例如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打击的就是欧元。美国在东海、南海制造争端,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打击人民币。美国在1971年使美元和黄金脱钩后依然保持美元霸权,靠的不是经济力量,而是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能随时随地发动战争的能力。历史上,英国当年拥有海军霸权的时候,也是无可置疑的汇率操纵国,才得以维持英镑的国际地位。如今就不行了。中国要取得国际金融的话语权,就必须和特朗普的汇率操纵说针锋相对,不能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说法消极防御。

我们可以和美国搞务实外交。中国在国际上经济竞争很多,比如在南欧、拉美修铁路,可以用经济手段制衡美国的霸权。打贸易战、汇率战表面上对中国短期不利,其实长远对中国有利。如果美国贸易不对中国开放,中国的金融业也不对美国开放,加州的高科技企业想到中国搞投资垄断,中国就可以有效地管制跨国公司。

美国一直游说中国金融开放。如果特朗普要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就有名无实了,但我们可以搞继续推行双边和多边谈判,没什么了不起。投机的热钱想走请便,中国不缺钱,只缺国际一流的人才。美国的经济收缩必然促使中国改变自由主义倾向,这对中国有好处。

美国拉上11国搞的TPP,对中国最苛刻的条件,一是保护知识产权,这是对美国高科技企业有利的;二是要压制中国降低国企比例。如果我们进去这个TPP,就要被迫搞国企私有化。这次TPP一废除,等于“美国虎”掉了两颗牙齿。

当年尼克松持坚定的反共立场,他要撤出越战泥潭,想和中国和解,就先扩大越战规模,打到柬埔寨,证明扩大战争也无法收拾局面,再和中国走近。这时美国人才会说,尼克松干得好。

特朗普大骂中国,在南海虚张声势。他越是做出强硬姿态,就越是可能会给私下交易做掩护。关键的时候我们不能软,不能让他得寸进尺。美国的老话说:“打不赢,就入伙。”毛泽东说得好:“往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可以说,历史的潮流在中国这一边。

 

(编辑  迟晨光)



* 陈平,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北大国发院退休教授。原载观察者网2016.11.14,本刊有删节。

受美国总统选举和政府更迭的影响,中美关系已经是一种周期性现象。而此次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难以预测的个性、无所顾忌的表达,让人们对中美关系...

受美国总统选举和政府更迭的影响,中美关系已经是一种周期性现象。而此次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难以预测的个性、无所顾忌的表达,让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更是心存疑虑,中美博弈将继续保持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

大势比人强

美国主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周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巅峰。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协定、联合国组织,构成了此后世界秩序的基本框架。从上个世纪70-80年代起,美国经济改变了以实业为基础、贸易为主导的模式,大量向海外转移产业,进入金融化阶段。2008年爆发的危机,是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的结果,也是美国金融推动的全球化周期走向衰落的标志性事件。

在危机的冲击下,金融全球化体系呈现出瓦解的态势。从美国国内情况看,高失业率正在成为“新常态”,金融危机使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受到广泛质疑。美国主导的文化、教育、传媒体系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大量外来移民并不认同美国主流文化。美国精英产生了“我们是谁”的疑问;“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暴露出美国社会在99:1财富结构中的深刻裂痕;美国两党制已演变为“否决政治”,难以出台有效的政策。以关贸协定和后来的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秩序开始向小圈子转变;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银行难以发挥世界性的影响力;长期坚挺的美元货币体系渐失信用,美国政府财政体系因债台高筑和财政悬崖危机而风雨飘摇美国的军事力量虽然强大,却难以应对新的安全威胁,更无法为世界提供安全保障。这意味着,美国通过高度金融化垄断全球经济利益的全球化模式走不下去了,美国体系已经进入生命结构老化的蜕变期,危机像寒流那样反复降临、一次次爆发。属于美国的“漫长的20世纪”已经接近尾声。

历史上每个霸权国家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美国的衰落并不是一个特例,而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百年周期律的再次显现。作为一个周期的主导国家,美国代表了一种经济模式、一套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建构了一套全球化的秩序,拥有最大的经济规模、最强的军事力量、最多的盟友,还有强大的美元体系、科技创新能力、丰富的世界治理能力和经验。但是它已经走过了最强盛的阶段,不再是二战之后那个雄冠天下的美国,也不是苏联解体之后一超独霸的美国。美国的综合国力在下降,它处理世界事物和国内事务的能力也在下降。无论希拉里当选还是特朗普当选,这都是无法改变的基本事实。

在竞选期间的葛底斯堡,特朗普集中发表了他“百日新政”的政策宣示,作为“与美国人民的契约”。其中提到在上任第一天就要遣返非法移民、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等一系列内容。然而,政治人物只能在既定的历史舞台上演出。重要的不在于特朗普想做什么,而在于他能够做什么。衰落中的美国国力和正在撕裂的美国社会决定了特朗普的施政空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难以逆转的世界大势和国家能力,限制了特朗普个人好恶的影响,也框定了美国与中国的基本关系。

难以改变的基本盘

    目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两个隔着太平洋比邻相望的国家,像是一对剪不断、理还乱“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中美两国在历史上好也好过、打也打过,至今仍然是合作广泛、矛盾突出、利益交织、争执频繁的矛盾统一体。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两国之间存在着四大基本矛盾和两大利益交汇点。

    一是守成国与崛起国的矛盾。美国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1890年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1917年介入第一次大战,替代欧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西方共主;1990年苏东集团解体后,美国更成为一超独霸。2008年危机后,渐露颓势的美国心态失衡,对具有世界第二经济规模的中国越来越担心,认为中国作为新兴国家代表,正在成为传统世界秩序和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者。尽管中国反复强调,绝没有挑战美国地位和现行秩序的意愿,可美国认定中国具有挑战现行体系的能力——作为挑战者,中国主要是基于快速发展的能力,意愿可以一晚上发生变化,而能力需要数十年积累。

    二是海权国家与大陆国家的矛盾。按照麦金德等地缘政治学家的看法,欧亚大陆是决定世界力量格局的“世界岛”;在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看来,美国处于欧亚大陆之外的濒海地带,需要利用全球性海权来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维持全球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所以,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对大陆可能出现的主导性国家和大陆国家的联合抱有天然的敌意。认为这一前景是“海权国家的梦魇”。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加强与俄罗斯等大陆国家的合作,正在从战略上把美国推向战略边缘地带,这是美国难以接受的地缘政治格局。

    三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是要实现资本的持续积累。美国主导秩序是要保障对世界财富的最大化占有,其中具有内在的排他性。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主张以人为本、人民福祉优先,提倡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在国际领域主张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这与资本全球范围的最大化积累存在着的深刻矛盾。

    四是金融型国家与实业型国家的矛盾。美国从上世界70年代进入“金融的秋天”,资本积累方式主要通过金融服务业来实现,金融服务业已经成为美国的主业,金融利益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通过资本输出和贸易、财政“双赤字”成为世界的最大市场,维持了长期的高消费、低储蓄和低利率。中国等制造业国家生产了大量产品出口美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却被迫回购美元债券,弥补了美国财政与经常项目赤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与中国等制造业国家之间的利益越来越难以调和。这种围绕美元体系呈现出的“币缘政治”矛盾,正在成为当代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冲突的新热点。

    除了这些矛盾之外,中美之间还存在重要的利益交汇点。主要是中美双方都有保持世界整体安全稳定的需求和维持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这两大需求,是中美两个世界主要大国实现自身安全和发展的基础,也成为连接两国利益的纽带。

    中美之间存在的这些基本矛盾和利益交汇点,都是左右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是决定太平洋政治洋流长期走向的海床。

博弈式共生成为常态

    中美关系本质上是对立面统一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博弈式的共生关系。所谓博弈式共生,就是在不打翻棋盘的前提下,彼此通过博弈获得各自的利益;获取利益的大小,取决于相互博弈的结果。特朗普的当选,并没有改变中美之间矛盾和共同点的基本盘。因此,中美关系的大局仍将沿着以往的轨迹继续。世事如棋,新局将启,中美博弈式共生的关系将成为常态。

    展望未来中美大博弈,亚太地区仍会是必争的“金角银边”。虽然特朗普正式表态否定了TPP协议,要求其主要盟国日本、韩国更多承担防务费用,但绝不会放弃对亚太地区的控制。这是因为从20世纪末起,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也是美国获取利益的主要来源地。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战略,正是基于对亚太地区战略地位重要性的判断。作为美国利益的当家人,特朗普有可能不提“重返亚太”,但绝不会放弃对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他所能改变的只是博弈的策略,却无法舍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巨大利益。为此,中美围绕亚太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的博弈将会延续,朝核、钓鱼岛、南海等旧伤可能反复发作,新的“溃疡面”也有可能被制造出来。

    在与中国的博弈中,美国历来是通过把硬实力、软实力糅杂组合,以获得更大的优势。在美国的政策工具箱里,美元体系、自由贸易体系、意识形态体系、盟国体系和美国军事力量体系是其主要的工具。可以肯定,这些工具仍将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进行博弈的棋子,改变的只是谁先用、谁后用、哪些多用、哪些少用,以及如何搭配使用。

    作为一位有长期成功商业经验的总统,特朗普会使中美博弈带上商业竞争的印记,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锱铢必较、更精明的讨价还价,更注意获取实际利益、现实利益和短期利益。

    对中国来说,与美博弈是求和之局。中国注重分寸与平衡的战略文化,与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求和之和,首先是“和为贵”,以和为胜使中国的博弈目标更加合理,也增加了“己之不可胜”的胜算;求和之和,还是指“和而不同”,和而不同顺应了世界发展的大势,符合大道,得道多助,故无往不利。

    毫无疑问,在特朗普时代,中美博弈将继续保持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全球危机正在深化、蔓延,各国都没有太多让步的余地。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准备博弈。

把自己的事办好

    美国是相信实力的国家。对一个潜在对手的威胁的判断,美国从来是根据他的能力而不是他所表达的意愿。美国的平等伙伴,往往是其打不败的对手。所以,着力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是实现中美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中国越发展、越强大,越有利于中美之间平等相待、和平共处。

    要把中国的事办好,首先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这包括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人民生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安居乐业。

    要把中国的事办好,关键在于毫不动摇地坚持坚定“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坚持以中国的持续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与美国或其他国家争夺全球霸权,这是最大的战略定力。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能够保持社会稳定与持续发展,就是中国为人类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并没有取美国而代之的想法,也不准备这么做,明确这一点,就确立了新兴国与守成国竞争的边界,中美博弈的棋盘就不会被打翻。

    把中国的事办好,包括要与周边国家深入合作、共同发展。世界发展历史证明,在一个国家内部无法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我们要把“一带一路”作为百年大计、百年工程,在逐步推进过程中建立全面一体化的区域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发端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盟国体系,是国家间的战争体系,无法适应变化的世界。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是基于共同发展的合作体系。这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周边与世界。

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言的“先为不可胜”。这种中国式的博弈思想,是在全球危机背景依然有效的东方智慧,可以指导我们熬到走出危机的那一天。同理,“不可胜在己”,把自己的事办好了,便能够从容应对中美关系的波澜起伏。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编辑  碣石)

内容提要:在中国近期的学术话语和公众的印象中,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和农村的整体形象是:三个国家和地区以强有力的农民组织和较充沛的公共投入为依托,在短期内实现了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但是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充满了矛盾,现代化之后依然存在着来自其自身的各种问题。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之后的农业和农村状况进行简要的概观,揭示其问题及其背后蕴藏的历史意义,有助于理解“现代化”话语的空疏和浮躁,破除迷思、迷恋和迷信,认识中国“三农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三农问题   现代化   粮食供应   进口依赖

 

从文明史的综合视角观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这三个资源禀赋相似的东亚型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样板,实际上面临着大致相同的现实困境:其精致的农业难以满足大量消费时代的谷物需求,粮食高度依赖进口;农村面临着严重的凋敝和解体的问题。

粮食供应:从基本自给到依赖进口

自给自足的“小农圈”

    与北美、澳洲的大农场式经营或欧洲的“中农圈”相较,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农业属于典型的“小农圈”,即在过密的人口和有限的耕地资源条件下形成的小规模家庭农业。其主要特征是:第一,为了维持小农的再生产和社会安定,农本主义成为国家理念和执政方略,土地集中或“规模经营”受到抑制,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用于生产人们所需要的食物、燃料和衣物原料。[1]第二,基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和技术方面的限制,在没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战乱或权力过度汲取的情况下,勤勉耕种的小农大体上能够满足温饱。第三,由于难以实现“大量生产”,除极少数特权阶层之外,社会整体的食物消费伦理较为朴素,“大量消费”被当作暴殄天物的恶行受到抑制。

    这种关于“农”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在二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间普遍存在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基于解决战后食物短缺的迫切需要,同时也为了促进就业和社会稳定,三个政治体都在1946-1952年间先后进行土地改革,创立“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体制,增加对农业的公共投入,力图实现粮食的增产和自给。在1960年前后,日本和韩国都摆脱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日本的谷物自给率在1955年达到88%,大米生产已达过剩状态[2],台湾地区在1952-1960年间的农业“黄金时代”变成农产品出口地区,粮食自给有余。[3]

市场经济逐步强化了粮食的对外依赖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主导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地区都走上了农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的轨道,粮食对外依赖度不断提高。

1:东亚的粮食自给率(单位:%

 

1960

1965

1970

1980

1990

2000

2008

日本

83

62

46

35

30

28

28

韩国

93

94

75

56

43

30

27

台湾地区

122

-

75

53

41

36

31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食粮需给表》;韩国农林部《农林统计年报》,台湾“农业委员会”《台湾地区粮食平衡表》。日、韩均为重量口径,台湾为热量(kcal)口径,若以重量口径计算,台湾的自给率在2007年只有16.1%。

 

    三地粮食自给率在60年代出现大幅度下降(见表1)。日本和台湾地区在十年间分别下降了3747个百分点,韩国在60年代后期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到80年代中期,三地的粮食自给率均降到50%以下,90年代则进一步降到30%以下,其中台湾地区近年来在20%左右。从谷物的绝对进口量来看,日本从1965年的1000万吨增加到1973年(世界粮食危机)的2000万吨,已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90年代保持在2500万吨左右。[4]韩国的进口量从1969年的220万吨增加到90年代的1500万吨左右,由此成为世界第五大粮食进口国。2003年,其国内粮食需求2098万吨,国内粮食产量只有554万吨。台湾地区的粮食绝对进口量虽然不大,但在2002-2004年间属于世界第九大进口地区,2007年的进口量为793万吨,相当于岛内产量的6.7倍。[5]

    三地谷物大量进口的原因包括,较高的人口增加率,人均消费量的不断增长,以及粮食播种面积的持续下降。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交织导致如下后果:第一,伴随着收入增加和城市化导致的食物结构转型和“大量消费”社会的到来;第二,市场主导下的农业结构调整;第三,美国的“外压”导致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在“比较优势”和“产业分工”经济支配下,三地谷物尤其是旱作谷物生产不断被削弱,其对外依赖度,特别是对美国的依赖度不断提高。

适应美国粮食战略的饮食结构转型

众所周知,三地在被纳入美国“核保护伞”的同时,也都处于美国“粮食保护伞”之下。战后三地普遍存在严重的粮食短缺,接受美国的粮食援助迫在眉睫。对美国而言,提供粮食援助既能强化其战略同盟关系,又能解决国内谷物过剩的问题。在提供粮食援助时,美国注重推广以美式饮食习惯为标准的营养学知识,以动物蛋白摄取量来评价国民饮食的现代化程度。这都加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国谷物的依赖度,有利于美国农业海外市场的拓展。以日本为例,1954年颁布《学校给食法》要求为中小学生提供的免费午餐要包含面包、奶粉和肉类;同时,由美国资助的“流动厨房”在日本巡回宣传新的消费理念。由此形成的饮食结构“现代化”,即大量摄取面包、牛奶和奶制品、肉类等食物,实际上是饮食结构的西化。日本农业经济学家晖峻众三认为,这是日本人的胃口与美国的农业政策挂钩的起点,也是其粮食增产和自立政策后退的开始。[6]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类似的饮食结构转型大致在70年代完成。

饮食结构转型主要地表现为肉、蛋、奶消费量的增加。以日本为例,如果以1954-1956年间的消费指数为100,则1970年人均牛奶和奶制品的消费量达到381,肉类消费达到436[7]此后人均消费量进一步增加,并在90年代中期达到饱和阶段。将1995年与1960年相比,牛奶和奶制品的人均消费量增加了3.1倍,肉类消费量增加了5.7倍(见表2)。台湾地区的人均肉类消费从1961年的16公斤增加到1976年的32公斤和1991年的65公斤,30年间翻了两番,90年代末接近80公斤。[8]

2:日本畜产品消费量的演变(单位:万吨,公斤)

 

1960

1970

1980

1990

1995

肉类

总供应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