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见证过发展之初的中国，今天又目睹了超出所有人预期的中国巨变。这当然得益于技术的力量，但也归功于中国政府的勇气和魄力——去打一场可能在专家们看来毫无胜算的硬仗。

　　我自1971年首次访华至今，已来华80余次，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对话不计其数。我并不是个天性乐观的人，然而，没有哪次访问像这次这样让我如此充满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呢？

“国际社会”是一个热点词汇，然而所谓的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因为世界上的不同地区遵循不同的组织原则，追求不同的目标。

欧洲正在抛弃“民族国家”模式。在过去两个世纪，一定程度上受殖民主义的影响，整个国际体系正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在扬弃这一模式的过程中，欧洲左右为难：新的制度尚缺乏群众基础，旧的制度已失信于民。欧洲的领导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要求民众做出牺牲，但没有牺牲又如何建立新的体系。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两个结果：消费导向的经济无法积累足够的资源，四平八稳的外交政策无力应对当今的危机。

亚洲的外交政策走的是欧洲19世纪的老路：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亚洲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各民族的国家和平共处。中东的挑战在于边境、国内体制和国际体系的威信；而这些挑战又影响着、牵扯着所有其他地区，但又缺乏统一的指导。　　

　　之所以提到上述情况，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共处于一个大背景之下，两国在历史上都从未参与过某个国际体系。过去，中国认为自己独一无二，由于地理和其他方面的原因，长期与外隔绝。美国也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肩负着传教的使命，这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非国家利益的考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的关键在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单靠自身力量，中国或美国都无法解决问题，只有通过中美合作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中美不合作，世界将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阵营。我之前提到的各股势力，必将利用他国之间的对抗坐收渔翁之利。因此，中美合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机遇。我有幸见证了当代中美关系的缘起，并不是所有史学家都有亲历历史的幸运。在一开始，中美面临共同的对手，因而有共同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十年，双方在制定并行政策方面独具匠心。这也对冷战如何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1年冷战结束后，出现了两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美国连续四届政府奉行对华友好合作政策，这成绩来之不易。中国六届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但问题也一直是双重的：第一，如何定义这种合作；第二，如何在没有冷战的时候运用这种合作？在那段时期，我们避免了严重对抗的发生。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产物。但前苏联几乎是一个军事强国，而中国与世界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影响力主要基于经济表现而非军事实力——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是不同的挑战。同样，中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日渐衰弱，中国正在崛起，而衰落中的大国总是试图遏制其他国家的崛起，因此某些冲突不可避免。他们举的例子就是英德对抗。英德冲突的根源与其说是事件本身，不如说是政策的短见。最重要的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的欧洲元气大伤，至今没有恢复，但如果当时欧洲的领导人在1914年能够见到1918年的世界，就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中美一旦发动冲突，后果会更为惨烈。两国领导人明白，无论学术界持何种观点，中美不能对抗。这话我们很多人说了20多年，还不时遭到批评。然而现状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两国领导人似乎都认识到必须找到合作的方式。我们成功解决了两国日常事务中的纠纷，但这还不够，况且日常事务纠纷对两个往来中的大国而言在所难免。回顾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中美贸易还不及美国和洪都拉斯之间的贸易量。因此，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加深，我们面临的是罕见的机遇。这并非是我的一家之言，在我看来，这已是两国领导人业已达成的共识。

　　如果我们能把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两国可以从共同分析国际体系的走势入手，制定并非相同但是相向而行的政策。这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能源、环境、防扩散、空间、网络等，仅靠一国之力是无法解决的。而在空间、网络等领域，议题本身尚未界定清楚。所以，我们必须携手。几年前这还像是天方夜谭，今天确是唯一现实的出路。

　　携手并不容易，因为中美做事的根本方式有所不同，两国的历史更有天壤之别。美国从未有过强大的邻国，中国却无时无刻不受近邻强敌的威胁；美国人认为所有问题都有解决方案，中国人却认为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如何弥合两国的分歧，这是当代最大的挑战。

话说回来，基于我对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的了解，我相信中国正在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现实给美国带来的变革，奠定了两国重启真诚对话的基础。尽管前路漫漫，争议不断，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我深信，两个在历史上本会成为对手的伟大国家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并肩合作。

（编辑  季节）

一个月前，在接受彭博电视台Guy Johnson采访时，Rogers Holdings的董事长吉姆·罗杰斯断定，美国经济在未来12个月将陷入衰退。这位知名投资人表示，美国经济在一年内陷入下滑的可能性是100%。

这恐怕不是我们听到的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最新论调了，这样的调子至少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不绝于耳。作为世界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道路似乎越走越窄。在美国政治家罗伯特·莱希看来，美国今日的窘境正是资本主义下的蛋。以往人们将这一切归咎于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平等，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在于寡头垄断。更可怕的是，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力相互结合，加剧了这种不平等。至于是否能够拯救资本主义，罗伯特·莱希也没有那么乐观。

1.

现在看起来，1991年还是个单纯的年代。那年，罗伯特·莱希（Robert Reich）出版了《国家的作用》（The Work of Nations）一书，影响深远，这本书也是莱希得以成为克林顿政府内阁成员的原因之一。在当时，这的确意义非凡；然而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比起这本书里相对乐观的态度，莱希在新书《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里则悲观了许多。前后两种态度差异表明，美国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

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作用》极具开创性，该书重点关注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虽然该议题当时早已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我也很关注，但一直未进入政治话语体系。莱希当时主要还是把不平等视为一个技术性问题，认为能够找到一个技术性解决方案，获得双赢。但现在，他的看法变了，他提出了一个悲观的观点：他主张要发动一场阶级战争——号召工人阶级起义，反抗美国寡头统治集团。实际上，这场悄悄发动的阶级战争已经持续数十年了。

为了解《国家的作用》和《拯救资本主义》观点的差异，你要知道两点：第一，美国政治转向愈发丑恶（即趋向于寡头统治）。第二是“偏向高技能的技术革新”（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简称SBTC）理论的兴起和衰落，尽管这听起来更像是一场专业人士的讨论，实际上却有着巨大的政策和政治意义。这一理论曾经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可，并以SBTC的缩写形式被频繁提及。

1980年前后，SBTC开始受到广泛关注，那时候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薪水涨幅开始远远超过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的美国人。原因为何？

一种解释是国际贸易增长，美国从低工资国家进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原则上说，这种进口不仅会加剧不平等，还会导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工资下降；国际贸易标准理论支持此原则，然而计算结果似乎并不符合实际状况。1990年前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仍然很小，不足以解释为何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相对收入的差距会迅速扩大。而且，贸易本该促使本国就业人群向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但实际状况却是：各产业内部技术水平升级并迅速扩展到整个经济体。

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转向了另一种解释：一切都是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结果。这种观点认为，现代技术的发展减少了对常规化人力的需求，加大了对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需求；同时，尽管人均受教育水平在提升，但提升的速度跟不上技术变革的速度，这就导致了大学毕业生收入的增加以及无相应技能者收入的相对（或绝对）减少。

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技术因素是薪水变化的驱动力”，SBTC理论有待验证。莱希的《国家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普及了SBTC理论，在莱希看来，技术不仅正在减少常规作业，甚至还在取代一些曾经需要面对面交流才能进行的工作。尽管今天仍然有人把技术进步视为不平等加剧和工资增长滞后的原因，但SBTC理论却在过去的25年里屡屡受挫，以至于人们已经放弃了用该理论来解释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

20世纪90年代，技能差距在社会底层停止扩大：接近中产的工人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不再超过社会底层工人，甚至还慢了一点。2000年左右，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工资也停止增长；而高收入人群（约为总人群的百分之一，比例甚至更小）的收入则继续猛增。很明显，这种收入分化和教育程度几乎无关，毕竟对冲基金经理和高中老师接受的正式教育水平相差无几。

2000年后，另一种情况开始出现：总体上看，劳动力相较于资本而言，节节败退。数十年稳定发展后，国民收入中实业工人报酬的比例在数十年中迅速下跌。当然这也可以用技术来解释：也许机器人不仅代替了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而是在代替全部的工人。但这种说法面临很多问题：一方面，如果我们正在经历机器人驱动的技术革命，为何生产率增速却在放缓而非加速？另一方面，如果机器人比人工更有效率，那么各大公司应该会争先恐后地抓住这新的机遇并加大商业投资力度，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机器人产业投资的增长，事实上大公司更倾向于把收益存入银行账户，或是增持股票。

显然，从科技角度简单解释收入不平等的拉大越来越说不通；而认为单纯提升工人技术就能扭转这一趋势的观点同样说不通。什么是真正的原因？

2.

关于两极分化的问题，经济学家谈论的焦点不再是技术，而是权力。经济学家不是应该只关注市场的这只“无形的手”（市场竞争机制，即供需关系）吗？但经济学一直以来都在考虑“市场权力”问题，或者叫做“垄断的效果”。的确，这些概念已经被好几代人忽略了，但它们正在强势回归，我们也可以把莱希的新书部分地看作对“市场权力”概念的重拾。

市场权力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如果经济活动参与者有能力影响他们买入或卖出商品的价格，而非被动接受由“无形的手”所决定的价格，这就是市场权力。独家垄断卖方会为他们的产品定价，独家垄断买方（市场内唯一的买方）也会为他们买入的货物定价。卖方寡头（仅有几个大卖家，求过于供）比卖方独家垄断的情况更为复杂，却也同样涉及市场权力。重点是：在普通人看来，我们的经济明显由独家垄断和寡头垄断的卖方所操控，而非像经济学家常常设想的那样，更多地由参与价格制定的中小经营者来组成。

但那重要吗？195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里写道，实际市场行为只有和简单供需分析的预测不符时，垄断才会起作用，事实上，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垄断会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1]。弗里德曼这类观点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内大为流行，事实已经扩展到了政治讨论中。垄断概念从未从教科书中消失，反垄断法也是一项重要的政策武器，20世纪50年代后，两者的影响力一直在减退。显然，对反垄断的忽视是智慧和政策的双重失误。更多证据表明，市场权力对经济行为的影响甚大，未能实施有效的反垄断监管是当前经济疲软的主要原因。

莱希精心挑选了一些例子，阐述垄断在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一个就是宽带案件。他说，大多数美国人能否使用互联网，或多或少都由当地电信公司决定，结果，美国宽带不仅比其他国家慢，还更加贵。另一个事例比较典型，农业通常在美国被视作拥有完美竞争机制的模范行业。他注意到，孟山都（Monsanto）这一家公司，目前作为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的独家供应商，占据了行业主要市场。最近《美国展望》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类似的行业垄断的例子很容易找到，包括太阳镜、注射器、猫食等等行业[2]。

统计数据也可证明垄断力量正在壮大。近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管杰森·弗尔曼（Jason Furman），前奥巴马政府管理及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泽格（Peter Orszag）合作的一份文件表明，赚取“超常”回报的公司数目正在增加，也就是说，这些公司能持续保持超高收益率，不被竞争者削弱[3]。

其他证据也能间接表明市场权力的强大作用。例如，关于最低薪资调整的影响，有很多实证分析。传统的供需分析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降低就业率。但莱希书中写道，目前我们收集了许多地方样本进行对照实验，实验数据无法证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对就业率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为何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呢？目前主要的猜想是：雇佣低薪员工的公司（如快餐连锁店）在人力市场上有着很大的买方垄断权；也就是说，这些公司是特定就业市场上低薪劳动力的主要购买者。因而，在买方独家垄断下，即使人工工资已经触底，买方招到的员工未必会少，就像卖方独家垄断下，即使价格已经高到离谱，卖方也未必会少卖，或许还会卖得更多。

假若导致不平等加剧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迅速扩大的市场权力，如何理解当前的一切呢？第一个回答是，这种假设解决了其他解释产生的一些谜团。很明显，这解释了为何高利率没有刺激高投资的问题。试想那些控制当地网络设施的垄断公司：高收益并没有刺激他们去研发更快的网络连接设备——相反，他们缺乏提升服务水平的动力，而如果他们面对激烈竞争，收益更低，反而研发动力更强。把这种逻辑扩展到整个经济体，那么，某些行业利润率高而投资低迷的状况也就能理解了。

另外，市场权力还能够解释收入不平等的剧烈转向为何与政策转向（尤其是美国政治剧烈的右倾转向）相一致的问题。至于哪些公司能够行使市场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来决定，市场权力和政治力量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3.

罗伯特·莱希的《拯救资本主义》虽短小紧凑，却显得更雄心勃勃。莱希将他对市场经济的重新考量纳入他对收入不平等的新思考。他表明自己并非主张制定新政策来限制和削弱市场的运转；确切地说，他认为自由市场的定义是一个政治决策，而政府可以制定完全不一样的游戏规则：“政府不是干涉自由市场，政府要创造市场。”

无论人们对这套政策组合的看法如何，莱希阐释，扩大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决策，而这些政治决策本可以反向而行。市场权力的增强表明政府正在放弃反垄断法，从结果看，反垄断法越来越缺乏正当性；而在某些情况下，市场权力的增强又是某些政治力量暗暗支持垄断的结果——例如，电信公司成功且长久地限制公众使用互联网（指当地电信公司垄断互联网接入业务且缺乏技术研发动力）。

同样，当我们发现从事金融行业的少数人收入惊人时，就要意识到这些收入的正当性应当受到质疑。正如莱希所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些金融公司的高收益主要依赖于政府有意放松对内幕交易的管制。我们还应意识到，金融业的异常高速发展实际上是政府对银行业放松管制后新型金融活动的结果。

同时，过去让广大工人群体而非仅仅少数精英分子获益的市场权力形式已经衰落了，这主要是政治决策的后果。我们常常认为，工会一蹶不振是技术革新和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只要看看加拿大，就知道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上，美国和加拿大各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工会成员；而如今，美国工会成员的比例已降至11%，加拿大这一比例却仍有27%。差别主要在政治方面。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策敌视工会，而加拿大的政策并未转向。工会的衰落不仅直接影响了工人的收入水平，更重要的影响在于：工会衰落和占总人口百分之一的最富裕阶层的收入提高是有密切联系的，这表明强大的工会运动能遏制财富过于向社会顶层集中[4]。

莱希认为，工会是能够遏制垄断者破坏市场的“抗衡力量”（引自加尔布雷思）。工会会通过集体谈判来协商工资以及工作环境，以此来抗衡垄断力量。其实，工会衰落的因果，和垄断力量上升的因果一样，充分展示了政治在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那么，政治为何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呢？莱希认为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力是相互促进的。那些顶级富豪通过支付竞选献金、组织游说以及允诺成功竞选后的回报来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影响力反过来也可用于改写游戏规则——反垄断法、解除控制、调整合同法、剥夺工会权利，总之用各种方式推动财富向社会顶层聚拢，而结果是寡头政治螺旋式的恶性循环。莱希指出，美国过去那代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恐怕他说对了，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趋势呢？

4.

任何人如果想要扭转这种螺旋递增的收入不平等，都要先回答两个问题：首先，你认为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扭转这种不平等？其次，你会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政治权力从而让这些政策生效？而在我看来，罗伯特·莱希的《拯救资本主义》只是粗略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在他给出的新政策建议中，莱希主张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来变革“预先分配”方式，主要是改变市场收入的分配方式，而非改变再分配方式。（莱希认为，再分配可以看作是当前规则下对“前分配”的调整实施。）这些变革将包括一些标准的自由主义主张，例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转变劳工法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反工会偏见，以及通过修改合同法来授予工人权利去反抗雇主、债主以维护自身权益等。

在我看来，这些措施似乎没有一个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但罗斯福新政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计划内的这些要素可能会产生协同效应。而这些措施值得一试。但是如何在政治上做到这一点呢？莱希表明了自己的乐观态度，给出的理由是两党的政客都开始逐渐倾向于发表民粹主义言论。例如，特德·克鲁兹（Ted Cruz）就曾批评那些“有权有势，走在权力走廊上（注：指左右决策的权力中心）”的人。而莱希也承认“这些声明的真诚性应当受到质疑”，事实的确如此。克鲁兹曾提议要大幅削减税收，而这会导致社会福利支出的大幅降低，而那些削减的税收中大约有60%会流向收入分配中最顶层百分之一的人群。事实上，克鲁兹并没有把这些钱花在他所承诺的地方。

（编辑  王生升）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习近平

尽管台湾与大陆和香港与内地关系不同，但对中国来说，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即“独立”还是统一。

从法律上来说，1997年回归之后，香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香港已经和内地统一。但是，法理上的统一，并不是说统一的过程就完成了。近年来香港社会高度分化，在包括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和内地所希望的相去甚远，已经逐渐发展出一种“独立力量”，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在全球化时代，少数人的独立运动可以制造出颠覆性错误。

台湾的情况更为严峻一些。尽管台湾的法理“独立”很难实现，但台湾的“独立力量”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法理“独立”的努力。无论是台湾问题还是香港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演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无论是通过和平手段还是通过非和平手段，中国都必须实现国家的统一，至少是这两个地区不能从中国“独立”出去。

台湾问题的三个层面

大陆对台湾的目标有三个层面，即短期、中期和长期。在短期层面，最重要的就是危机管理；在中期层面，就是遏制“台独”，或者维持现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就是要追求国家的统一。

短期目标

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台独”力量主导台湾政治很长一段时期，台海危机不断。国民党执政，台海局势趋于稳定，但并没有在统一方面有实质性的进步。国民党的目标也就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维持两岸的现状。民进党现在的领导层仍然没有放弃追求“台独”的立场，一旦民进党执政，“台独”力量仍然有可能制造这样那样的“台独”危机。每当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台独”力量都有可能利用这些重大事件来制造危机。每次台湾地区选举来临，这个问题很容易被做成选举议题，左右选举。

如何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危机形式，这是中国大陆必须面对的要务。

现状管理

第二层面是现状管理。无论在内部法律还是国际法意义上，台湾并没有法理上的“独立”性（即“独立”于“一个中国”），台湾在法理上仍然属于“一个中国”。但这并不是说两岸是统一的政治体。多年来，大陆把管理台海局势的目标定位在反对台湾的法理“独立”上面，这是很现实的做法。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如果看不到这个事实，会导致犯大错误。即使将来统一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和台湾政治上的统一可能还是政治主权上的统一，而非行政上的统一。如何达成主权上的统一和行政权上的独立，既是一个规范问题，也是未来两岸关系客观发展的现实问题。防止法理“台独”的意义在于，把解决台湾问题分成反“台独”和“促统一”两步。尽管这两步之间多有重合之处，但从战略上是可以把它们分离开来的，这种分离有利于人们找到可行的途径，分阶段应付台湾问题，并求得最终的解决。由此，现状管理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就是中美关系和台湾岛内主流政治力量的变迁。

先谈谈大陆的政策如何影响台湾岛内的政治走向。在香港回归以前，内地就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香港，但并没有实质性的途径来影响台湾岛内的政治。大陆《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有效地改变了从前“胡萝卜不甜、大棒不硬”的被动局面。在同时强化“大棒”的硬度和“胡萝卜”甜度的情况下，大陆比较有效地利用了两个因素：一是岛内的政治斗争；二是经济的区域化，也就是台湾和大陆两个经济体的高度整合。如果美国不想就“台独”和中国大陆公开对抗，那么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台独”行为。《反分裂国家法》加速了台湾岛内政治力量的分化，这表明大陆传统统战方法又可以起作用了。在《反分裂国家法》之前，岛内任何政治力量都不敢和大陆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被妖魔化，被认为是“中共的同路人”。《反分裂国家法》出台以后，亲民党和国民党先后访问大陆，和大陆展开了实质性的两岸问题对话，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就一系列问题达成了诸多的共识，而这些共识都是有利于台湾社会的。

另一个因素是经济的区域化，或者说大陆和台湾两个经济体的互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两岸经济实际上已经是高度整合。现在很难想象台北的桃园即使是最具有独立理念的“台独”力量，也很难否认大陆经济对台湾的影响了。但要把两岸的经济整合转化成为对台湾的政治影响，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经济的整合里面可以分解出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台商”因素。台商因素很复杂，他们往往是机会主义者，更多的台商是执政党和反对党两边都“押宝”。

比台商更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实际上是普通台湾人民，尤其是南部农民。经济的整合有可能使得大陆直接地影响台湾农民的利益，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们的投票意向。多年来，大陆直接向台湾开放农产品市场。很难假定所有的台南农民都是倾向于“台独”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如果大陆的市场和他们的生计能够发生直接的联系，那么情况就会改变。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民进党曾经对大陆的“亲台”经贸政策拼命抵抗。不过，这种抵抗对民进党的负面意义大于其积极意义。一旦台南农民体会到进入大陆农业市场的好处，民进党就很难再抵抗下去。

有了这些可以影响岛内政治动态的途径，台海局势的稳定就有基本的保障。只要能够把握得住台湾社会的主流，少数铁杆“台独”分子活动的实际影响力就会小得多。

追求统一

追求统一是大陆的长远目标。不管意愿如何，台湾问题已经被高度国际化，并且这种国际化已经相当制度化了，要改变它并不容易。两岸本身的交流对中期的现状管理很重要，但要真正解决台湾问题，国际势力必须考虑在内。从目前来看，在台湾问题上主要考虑的是美日同盟和欧盟，尤其是美日同盟保护伞下的日本。其他国际势力会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作用，但不会是直接的主导作用。

到今天为止，美日同盟的主体是美国。美国和中国之间有多重的利益关系，主要有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和中国的诸多关系中，美国对战略利益的考量是第一位的。这里有很多因素。主要是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其主要任务是维持这一霸权地位。其次，在美国人的眼中，中国是最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从而有潜力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另外，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越来越把其战略重点放在亚太地区。但在亚洲，美国的影响力并不像在欧洲那样巩固。美国把重点转向亚洲是有其理性考量的。

正因为如此，美国总是在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中看到其战略意义，或者说总是从战略的角度来审视中美经济关系，无论是日本还是台湾地区，对美国来说都具有工具性质，都是被美国用来制约中国崛起的工具。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最大利益是台湾的“独立”，尤其是和平的“独立”。和美国站在一起，日本能够有效地预防和消化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美国要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就要拉日本。因为有《与台湾关系法》的存在，美国卷入台湾问题具有必然性。2005年以来，美日两国正式把台湾海峡纳入《美日安保条约》。这样一来，在《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国会）和《美日安保条约》（美、日政府）之间就不存在任何鸿沟了。一旦台湾海峡出现问题，美日两国也就具有了干预的“正当性”和手段。

但是日本和美国也有不同的利益。在对华的经济关系上，日本和美国的利益更不一致。中国的经济崛起正在很快改变东亚甚至世界的经济版图，亚洲经济整合趋势不可避免。在非制度性的层面，亚洲经济整合程度不比其他任何一个地区包括北美和欧盟差。日本还是亚洲经济的一部分，在不远的将来，日本会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那就是战略上依赖美国和经济上依赖亚洲国家。要平衡这两方面的需求并不容易。经济上的需求会对日本的战略需求起到很大的制约作用。

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日本一直在调整其对华政策。日本一直在强化美日同盟，来对付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美日同盟的保护伞下，日本也在追求其自身的同盟。日本正在发展与一些和中国存在主权纠纷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明显表现在和越南、菲律宾的关系上。实际上，随着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扩大军力，下一步必然要追求其自身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在东南亚日本所追求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已经昭然。而在东北亚，日本唯一可以追求的地缘政治势力就是台湾。一旦民进党上台，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必然会得到强化，因为日本是“台独”势力可以得到的少数支持力量。

台湾问题在欧盟是什么定位呢？与美国相比，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欧盟的经济利益是首位的，在台湾问题上，欧盟只有遇到美国因素时，才会有战略上的考量。欧盟更多希望的是中国能够以一种可以让欧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回归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但中央政府克服了所有困难，实现了顺利回归。这里有很多因素，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香港回归始终是最高领导层的最高议程之一，也就是说，以一种高度集权的方式来处理香港回归的问题。但回归之后到今天，香港出现了很多问题，并且问题越来越复杂。实际上，香港已经成为中国治理的一大挑战。

回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香港问题很快在最高领导层的日常议程中消失了。很多人认为，“九七”回归一结束，香港问题就解决了，香港问题从最高领导层的议程中拿掉了，中央开始用一种分权的方式来处理香港问题，但是各级官僚往往不具备解决香港问题的能力。因此，问题马上就出现了。2003年，香港数十万人上街游行，抗议特区政府。在此之后，香港问题再次回到了领导人的议程。但即使这样，很多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并且在恶化。这个过程中，存在很多方面值得人们总结的经验教训。

去殖民化和改革工作滞后

中国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不过，这么多年下来，内地和香港对“一国两制”有了全然不同的解读。内地方面强调的是“一国”之内的“两制”，但香港方面，尤其是民主派方面则倾向于强调“两制”，而非“一国”。也就是说，香港人的“中国意识”越来越淡薄，甚至完全没有“中国意识”。发展到现在，一些香港人不仅不认同中国，而且以做中国人为耻。尽管这部分人是少数，但这部分人是具有话语权的少数，深刻地影响着香港的整体。这种强烈的香港认同，甚至“反中”意识是目前香港问题的核心症结。出现这种情况表明，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出现了一些问题，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香港回归之后没有经历过一个“去殖民地化”的过程。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达一百年，但回归之后，什么东西都原原本本都被留下来了。这种主权移交方式当时被称颂，但后来证明是一个大问题。“二战”之后，原来被殖民的国家出现一波反殖民地运动，民族国家纷纷从殖民地宗主国那里独立出来。回顾历史，人们不难看到至少有三种去殖民地化的方式：

第一种表现为更换统治者。在反殖民地统治过程中，运动的领导人往往也是接受西方教育的。他们通过反殖民地运动，把作为统治者的殖民者赶跑了，而把自己推上统治者的舞台，而在制度层面，他们往往继承了原来殖民者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且还把原来的殖民者不曾实行的西方制度引进来。这种方法表面上去殖民地化了，实际上反而强化了殖民制度，这种方式往往是失败的。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拥有原来殖民地宗主国所拥有的所有制度，包括宪政、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媒体等等，但所有这些制度只是作为摆设，并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第二种是彻底更换制度。一些国家在独立之后，实行一套完全不同于殖民制度的制度体系。一些国家返回到殖民地之前更为传统的制度体系，例如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而另外一些国家则采用了另外一套“进口”的制度体系，例如那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包括越南、古巴，就是这种类型。

第三种是进行制度改革。保留殖民地制度中一些有效的制度，和本地社会的一些制度有效结合起来。在独立之后，李光耀所领导的新加坡可以说是采用了“自主创新”模式，有机地整合了东西方最优的制度和实践，形成了自身独一无二的制度体系。当然，李光耀“自主创新”的巨大能力来自其深懂历史和世界事务。他不仅知晓历史上不同帝国政治秩序的优劣，更知晓他那个时代世界上各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劣。他能够把他认为是最优的制度和实践结合起来，成为自己的制度实践。

香港在回归之后，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去殖民地化”的努力。这使得香港的体制很难适应内地的体制，也就是说，“一国”之内的“两制”之间矛盾过大，很难互相适应。原来人们认为，内地的体制也在变化，并且会变得和香港的体制差不多。但现在看来，内地体制的变化并没有往香港的方向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两个体制要互相适应，就需要香港的体制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说香港的体制要变成内地的体制，而是说至少香港的体制不会直接挑战内地的体制。但是，在没有任何去殖民地化的情况下，香港和内地的体制变得越来越格格不入。当两种体制的互动越来越多的时候，冲突的机会也就增多了。

再者，回归之后，香港社会具有了政治空间。在港英时代，香港没有政治空间，一切政治归于港英当局管控，香港所有的只有行政。有了政治空间就表明，香港人具有了政治话语空间。因为没有去殖民地化，新发展出来的话语必然是针对中国内地的。香港话语不仅要凸现香港与内地的不同，而且具有很大的政治野心要对抗内地，甚至改变内地，香港的民主自由话语的发展就是如此。具有浓厚香港地方意识甚至“反中”意识的是香港“九七”回归以来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他们对自由民主的信念不容置疑，但他们没有任何现实感，他们却自信有能力实现自己所向往的政治价值。

越是年轻人越是反对内地，这个事实本身就需要内地有关方面深思。在强化“一国”的方面，内地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努力，但看起来这些努力产生了重大问题：

第一，在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23条方面不当。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通过第 23条非常合理，但问题是如何推行。现在看来，特区政府推行方式缺乏专业精神，采取的是整体推行方式，即通过第 23条，如果采用分解方式，效果会好得多。

第二，国家的认同教育推行不当。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早就应该推行国民教育。在任何国家，国民教育是去殖民地化一个最为关键的方法。但这方面迟迟没有作为，直到后来问题变得严峻起来，才这样去做。做的方法又过“左”。把一大堆意识形态很重的东西放在一起变成了国民教育的材料，并且强行推行。这在长期接受殖民教育的香港，自然会引起了港人的强烈反弹，失败也是预期之中的。

第三，香港的基本政治体制设计存在很多矛盾。在港英时代，人们说“行政吸纳政治”，其实港英时代不是行政吸纳了政治，而是根本就没有政治。政治归于英国，香港人并没有任何权利参与政治。但回归之后政治是属于港人的。同时，香港也发展出了现代政党政治。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首脑必然要由政党政治产生。但香港并没有理顺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首脑特首并非由政党产生，而是通过另外一个政治途径产生的。在立法会中，特首要面对通过政党政治产生的议员，而特首并无任何政党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特首的合法性就成为大问题。再者，就立法会来说，有地区直选议员，也有功能界别议员。两种议员都是政治过程产生，但政治的含义是不同的。香港很多人对功能界别议员很有意见，这不难理解。功能界别实际上有其特殊的政治功能，主要是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但直到现在，功能界别所产生的议员并没有多少民主味道。如果功能界别也引入民主，那么情况就会不一样，就会产生美国参众两院的情况。

第四，如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样，香港也面临资本的问题。全球化造就了社会的分化和巨大的收入差异，这是一个普遍现象。香港的经济结构本来就是少数利益集团主导的。随着大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内地，而新的产业并没有出现，经济结构的畸形越来越显著。全球化尽管也给香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这些利益都被既得利益所获取，普通人民并没有获得多少好处。对民众来说，无论是收入差异还是社会分化，都是政府的责任。社会对抗政府成为不可避免，但社会没有办法来对抗资本，因为资本是可以跑掉的，因此民众就把矛头对准了政府。中央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俨然成为牺牲品。每当香港遇到严重的经济问题，中央政府就通过各种政策例如更紧密的伙伴关系、自由行等等输送经济利益。不过，同样，这些经济利益大多数走向了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这种结果也导致了香港很多人的不满。

今天，无论从意识形态化还是从政治立场看，香港呈现出了两个极端政治，一个是亲内地的建制派，或者左派，一个是亲西方的反建制派，或者民主派。中央政府全力支持建制派，民主派就拼命抵抗。这种对立越来越严重。更为严重的是，香港很快发展出少数“独立力量”，即要从中国“独立”出去。一些海外香港人也开始加入“独立力量”。这种对立的情形持续下去，“独立力量”会继续扩展。尽管“独立力量”是很少数，但在全球化和社交媒体的时代，这些少数可以通过国际化而发出巨大的声音，不断制造政治危机。

可能出现的危机局面

台湾和香港能够导向中国的“颠覆性错误”，不仅在于前面所讨论的这些问题，而且在于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秩序的巨大变化。历史地看，地缘政治秩序永远是第一秩序，而国内政治秩序是第二秩序。第二秩序要适应第一秩序；否则第二秩序就很难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再者，一旦第一秩序受到第二秩序的挑战，那么第一秩序背后的政治力量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资源来保护这个秩序。

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乘机侵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随着俄罗斯的相对复苏，它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从西方夺回原来属于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的例子说明了俄罗斯要从西方收回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决心。俄罗斯在和西方的斗争中有两点是明确的。第一，俄罗斯争取其地缘政治利益的努力永远不会停止；第二，第一秩序（地缘政治秩序）高于一切，如果俄罗斯赢得了胜利，在俄罗斯地缘政治范围之内的其他国家的政治形式，也必然要受制于俄罗斯本身的政治形式。

    这种关系也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崛起也会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环境的变化，不仅对自己内部发展有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的发展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自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打败，失去了大部分地缘政治利益。无论是台湾问题还是香港问题，都是近代地缘政治变迁的产物，并且两个地区的内部秩序（第二秩序）也仅仅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的延伸。现在地缘政治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西方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再次崛起。西方的衰落本身就要减少其对台湾和香港所能提供的支持和保护，而一个崛起的中国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秩序。国家的统一是恢复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第一步。在香港和澳门和平回归之后，中国也在寻找和台湾统一的方法。不管怎样，中国是不会容许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和新疆等其地缘政治利益从中国“独立”出去，无论以何种方式，中国把这些界定为核心利益。一旦这些核心利益受到损害，中国会不惜一切来保护。再者，中国也不会容许其他大国在中国周边造成对中国的不安全。美国不容许苏联在古巴布置导弹。中国一旦具备了这个能力，也会防止或者阻止其他大国在中国的周边这么做。尽管中美两国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但美国要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和深入到中国的周边国家，导致了和中国的间接冲突。这种情况和北约东扩到俄罗斯边界是一样的。

中国地缘政治利益也会影响到这个地区的政治形式。在香港泛民主派和中国有关香港特区民主化的争论就是这方面的反映。尽管中国并不反对香港的民主化，但不会容许香港的政治发展超出自己的控制范围。而香港的泛民主派仅仅是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问题，而忽视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其地缘政治的考量。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两者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

同样，中国的崛起也会对台湾地区的政治形式产生影响。不是说中国要干预台湾地区的内部事务。历史地看，即使在中国内部，中央政府对不同民族地区所采用的政治形式也是不相同的，例如西藏和新疆有自己的政治形式，南部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版本的土司制度。即使从国际关系看，中国一直强调不会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这种政策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反映。但中国崛起之后，更多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会向中国调适。从这个角度来说，台湾的第二秩序如果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在最低程度上，不能和大陆的地缘政治秩序发生直接的冲突，更不用说去挑战大陆的地缘政治秩序了。但香港、台湾和大陆越来越密切的经济关系，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扩展，西方地缘政治的相对衰落，尽管这一切都有利于中国的最终统一，因为这些因素的出现，危机也会随时爆发出来。台湾、香港的“独立力量”会寻求独立，而西方力量为了其地缘政治利益也会利用台湾和香港的“独立力量”来制造危机。类似乌克兰那样的事件会不会在台湾或者香港发生？如果发生了，牺牲的不仅仅是台湾和香港，大陆也会受到影响。

中国能否继续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和平崛起，最终走上国际领导舞台，这不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而是政治精英们冷静而理性选择的结果。

（编辑  季节）

美国传播“民主”的历史背景

美国传播民主的“天命”扎根于基督教宣传和劝诱他人信教的老传统。其实，“宣传”这个词最初在中世纪被理解为传播宗教信仰。土生土长的人们（“异教徒”）和民族被哥伦布及其西班牙征服者们的后裔以基督和文明的名义欺凌、杀戮和文化灭绝。那些去教堂做礼拜的基督徒们广泛地推行奴役和贩卖奴隶，并得到早期共和国宪法的批准。妇女们的选举权被剥夺。美国对待外国人及本国大量公民和合法移民的态度与政策从未符合美国神像化的高贵形象，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做法有所改善。美国给予那些政治和伦理压迫下的或民主生活受威胁的国家的援助记录，即使往好里说，也是有许多污点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位重要的鼓吹宣传者爱德华·贝奈斯[①](Edward Bernays) 成为美国公关行业的奠基人。他认为，为了调和美国与一些民主国家的不同现实，需要广泛地运用宣传，使国内外的人们相信美国式民主的特征和文明使命。贝奈斯认为，宣传像“政府的无形之手”在政界、金融业、制造业、农业、慈善业、教育界等领域的日常运作中是永远必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和主流媒体的领袖们把说服公众等同于满足美国的主要资本主义企业，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宝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及石油产业的需要，并使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警察力量合法化。宣传已成为美国政治经济的核心，扎根于后来出现的“军工联合体”及与之相关的思想意识形态——冷战。

遏制社会主义

为了使宣传工作在世界范围取得领先地位，杜鲁门在1951年颁布了一个指令，成立由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官员们组成的心理战略委员会，以协调、计划和实施海外的心理战策略。美国的军事干预及中情局和其他收集外国情报的机构的运作可被视为是国家用于为私有资本提供市场机会的政治付出。因此，以援助民主的名义使别的国家发生动乱，如摩萨台(Mossadegh)任总理时的伊朗或阿连德(Allende)任总统时的智利，其实际目的是为保护美国大公司在那些国家对能源、矿产及其他产业的投资。

在民主国家，宣传主要靠说服而不是恐吓，虽然使1919-1920年间的“恐红症”策略得以复苏的冷战触发了再次灌输惧怕共产主义的思想。保守派掀起的这个第二波“恐红症”导致了麦卡锡主义和政治清洗。一个魔咒在政治文化中到处回响，它把苏联打扮成势不两立的“自由的敌人”，并把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当作危险的破坏分子列入黑名单或逮捕，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和公民权。不同于第一波“恐红症”，麦卡锡主义的手伸到了劳工运动之外。国务院、其他政府部门、电影业、报刊业、新出现的电视业、教育机构、文学界和其他公共部门内的自由派都遭到猎魔者们的无情追捕。按照摩尼教的说法，苏联及其盟国被视为是邪恶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对抗“自由世界”。

以冷战作为思想意识基础，反共产主义导致了“军工联合体”的形成，它促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共同体。由国家大力资助的美国经济扩张及较为开放的移民制度,使数百万美国人享受繁荣，并激发出许多社会政策创意及百万富翁们和各种慈善基金组织。但是，美国慷慨活动的能力是基于帝国主义的设想——取得那些国家廉价的初级资源和劳动力以资助它自己的相对自由。

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企图打破新殖民主义桎梏及苏联向革命运动提供的支持受到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们的军国主义反应。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中，有许多都配备了能打到苏联城市的核武器，紧贴着几乎苏联的整个边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十年内，美国人沉浸于一个主观臆想中：苏联是对美国具有紧迫且明显威胁的国家。虽然通常认为苏联的瓦解结束了冷战，但冷战从未结束。在波兰建导弹防御设施和在捷克共和国建雷达基地的计划（波、捷都是北约成员国），为了更加“安全”，美国提出在波兰土地上部署进攻性的“爱国者”导弹部队。这使人们回忆起“古巴导弹危机”。

一些强国相信，民主是可以被教育出来或移植进去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民主的发展是有机地进化。但是，美国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在国外建立和支持过一批专制政权，这就不难理解民主输出者的动机。事实上，美国一系列海外活动的一贯意图是，随着军事入侵和转让军火，防止左翼力量用子弹或选票取得政权，为它的商品出口和公司投资取得市场。

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为欧洲设定国界。但是美国从未完全接受这些协议，并继续暗中破坏共产主义政党在中欧和东欧地区统治的合法性。美国在朝鲜的“警察行动”及它入侵越南和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是与遏制政策一致的。但是，即使有军事和技术优势，它仍无法阻止共产党接管中国。

随着战争结束，宣传机构（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自由十字军、中情局及其他机构）转而专注于实施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及政体变革、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的挑战。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把 “发展传播学”引入亚、非、拉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作为范例和课程，发展传播学与冷战的宣传紧密相关。宣传是美国政府用于推行外交政策的四个支柱之一，其他三个支柱是外交、制裁和战争。

战后的干涉主义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避开敏感的主权话题，把他们的干涉行为说成主要是回应敌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岁月中，他们又转回到“世界共产主义阴谋”的话题。在当今的后苏联时代，美国是把国家领导人妖魔化以构造敌人，妖魔化把外交政策降低为初级的摩尼教戏剧，从而使政府和主流媒体能把它推销给易受骗的公众。在“反恐战”背后有一个混淆是非的道德问题，前总检察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称之为“预防模式”（来自绿色运动的“预防原则”，甚至在有一切证据之前就加以干涉）。阿什克罗夫特意在设计一种政策，在有可能成为罪犯的人未犯任何罪而且还没有证据支持之前就逮捕他。这个策略被小布什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确认是必要的：对想象中企图毁灭西方的敌人伊拉克和阿富汗，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

在保持国家合法性中，制造外部敌人是一项关键的思想意识工作。在自由民主国家，制造敌人促使各政党在确定“国家利益”方面同流合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狂热的超级大国的精英们把苏联当作第一号公共敌人。共产主义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和越南，革命解放运动背后的邪恶力量。主流媒体的许多受尊敬的成员秘密地与中情局合作，为国家利益而开展反苏宣传。

美国频繁地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及用暴力阻止它自己的公民们护卫民权，这样的历史使人们可以有理由质问，为什么美国如此热衷于宣称自己有作为海外民主的主要促进者的责任？无批判地相信这种宣称就过于天真了，很少有文件能证明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除自私的国家利益之外的目的。的确，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强权的政治人物，都是美国搞政治颠覆的对象；其中一些已被推翻了。“自由” 这个词用于政治时通常被附加在一些与冷战行为或公司利益有关的事物上：“新闻出版自由”、“自由劳动”、“自由企业”、“宗教信仰自由”、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被用于从思想意识方面对前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施压，但是对与美国结盟的专制政权却很少提出这样的要求。“平等”和“社会正义”几乎从美国官方的词汇中消失了，这些词在历史上一直与共产主义有关。

    “自由”一词被当作一支强大的军队那样去颠覆那些被美国政府认为对它的世界领导地位不那么顺从的国家。有自由或没有自由取决于这些国家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内接受国际商业机构作为“法人”和公民的程度。“自由”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抽象符号……它变成新自由主义帝国象征性地夸张和延长紧急状态的主要理由”（包括国家必须应对“自由之敌”和为自由而永远需要动用军事力量）。这样，“自由”就成了一个法定的词，它代表的不是每个公民都有份的集体福利，而是私人“自由帝国”中有“无限制地积累和消费财富的自由”的。

所有这些宣传站以及为支持它们而发动的资金筹措活动，即“自由十字军”，都与美国的许多主流媒体合谋，它们的400多名记者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就秘密地为中情局服务。在外交政策圈内，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被认为在中、东欧地区把共产党赶回去的“文化战”中起了主要作用。

前美国新闻署（USIA）署长约瑟夫·德菲（Joseph Duffey）认为，USIA这个政府的宣传机构是为市场利益服务的。他在1993年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恐怖主义、毒品和国际行动小组报告说：“需要加强本署活动的最重要的领域是商业、贸易和经济。我们正在愈来愈多地教导其他国家的不仅只是自由市场原理，而且是使自由市场和开放贸易成为可能的内在机制”。USIA通过各种会议活动、巡回演讲、交换教育、短期访问计划和其他项目，执行它的宣传职责。1994年，为了统一外交政策的各种项目，国会通过了国际广播法案，把美国之音、马蒂广播电台、马蒂电视台、世界网电视、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都置于USIA及其驻在国外的前哨站点管辖之下，从1996年起，还包括自由亚洲电台（针对中国及后来增加的西藏、北朝鲜、缅甸、老挝和越南）。1999年，克林顿政府把USIA交给国务院，由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管辖，这样就把国家对海外宣传的主要组织变成了“更大的情报业的一部分”。

设立国家民主基金会

里根自担任电影演员工会主席起就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反共分子，作为美国总统，他试图用秘密的和比较透明的两种手段推翻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一个被命名为民主计划（Project Democracy）的白宫项目（最初名为真理计划[Project Truth]）是白宫利用私有资金组织的，用以支持秘密的外交政策行动，并与中情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密切协调。民主计划接管了包括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新闻署、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情局的中美洲公共外交行动特派组的宣传工作。雷蒙德把以前由中情局组织的一系列活动纳入这个民主计划。

与中情局不同，半私有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会使那些政治特务在生涯中不需要用假名过地下生活。即使不是那么隐蔽，国家民主基金还是通过有选择地向政治团体、公民组织、工会、不同政见者、学生团体、书籍出版商、报刊和其他媒体提供资金、技术知识、培训、教材、电脑、传真和复印设备、汽车等，在外国的国内事务中搅和。有人估计，给帝国主义披上慈善形象的外衣，使国家民主基金会成为比中情局更有效的国家政策工具——软帝国主义。

国家民主基金会在早期是美国新闻署预算中的一个项目。在1999年，美国新闻署和国家民主基金会都归口于国务院之下，通过国务院得到国会给它们的拨款。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部分资金来自私有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他的美国机构，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司法部和国防部，已在100多个国家，包括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支持促销民主的项目。在后苏联时期的欧洲，一个较早的改变政体的机会来自反共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②]。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这个目标得到一些机构的相助和参与，如全国民主研究所[③]（NDI）、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FL-CIO，简称劳联-产联）的团结工会中心、美国商会的国际私有企业中心（CIPE）、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私人和政府支持的自由之家、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及其他的政府和私人机构。

看一看全国民主研究所，特别是国际共和研究所（IRI），成员的背景和联系（IRI有64个公司的和基金会的“施主”），就可发现，官僚和资本家们惊人的交叉（政府官员与公司连结），其中有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及财富杂志500强的能源、汽车、媒体和军工产业的代表。虽然能源公司，如雪佛龙-德士古、埃克森-美孚、安然能源等公司，同时资助NDI和IRI两者，但是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主要目标国家，如委内瑞拉、伊拉克和中东的其他国家，这些公司的影响远远超过它们直接给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贡献。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研究所的大部分活动不必向国会汇报。它支持在海外的法律、宪法、公民社会和选举等方面的培训。在这个领域，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它觉得有希望过渡到自由民主的国家内鼓励举行选举，也支持已确定要选举的国家。

尽管国家民主基金会声称自己是无党派的，这是基于它包罗了许多的权力利益集团：美国的两大党、企业界和劳工界；但是，这些在国家民主基金会中有一定地位的利益集团实际上早就紧密地与狭隘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目标勾结。这些利益集团表面和谐共处是为了制造一个“国家与非政府组织脱钩的假象”。它在开张时是完全由国会资助的。那时，国会未打算资助国家民主基金会去跟美国国内的政党打交道；然而，两个最主要的受资助单位全国民主研究所（NDI）和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却是与民主党和共和党有联系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约三分之二的资助是给它的4个核心研究所，其余的给私营承包者们。它在1994年开始接受私人捐献，它的筹资来源之中有主要的军工和能源利益集团，如雪佛龙-德士古、埃克森-美孚、安然能源等公司。

国家民主基金会怎样选择它的目标国家呢？威廉·罗宾逊认为，本质上，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政策来自国务院和白宫，有时候同中情局协调[1]。

尽管国家民主基金会声称是无党派的，但一切得到它资助的机构在中、东欧实施的各种项目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明显利益，即阻止共产党及追随它的左派政治组织夺回政权。假如世界上有任何地区使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党派性在那里最令人注目，那就是前苏联及其盟国。

促销民主的宣传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基于民主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内才能存在的前提条件，坚持前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接受严格符合新自由主义调控的“休克疗法”才能成为经济援助的候选国。这意味着完全的企业产权，包括银行业在内，的“经济实体私有化”、取消对进出口的一切管制、解除对工资和价格的控制、供应学派的税收政策、外国公司把利润全部汇走的权利、股票和债券投资系统的运转及其他金融工具。

事实上，资本的产生依赖国家在工业扩展的每个阶段给予企业的巨大的补贴——从把国家土地给予私营铁路公司和电报公司到“军工联合体”（它发端于美国国内战争）。那种市场自主发展神话的另一方面是，美国的公众文化和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导致其巨大财富。这种信念忽视了征服、掠夺、战争，支持外国的镇压和强迫第三世界经济体把大量资源输往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归根结底是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剥削第三世界的农民和工厂劳工。它还忽视了国家如何支持奴役以及没收土著人民的土地。

促销民主是现代化理论的延伸。这个理论关于“欠发达”的教义之一是，较不发达国家不认同“发达”的价值观，并有助于使社会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现代化理论吸取这个观念，假设制度能够被转让，就像把传统的行为转变为现代习以为常的实践。

在各类生活质量指标方面，美国被西欧、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超过，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不久前被定为民主援助计划目标的中欧国家。这就使中、东欧地区国家的公民合乎逻辑地产生问题：美国的民主系统是否能真正提高他们的福利，它是否是一个值得被赶超或被复制的国家？事实上，美国和世界经济的下滑已引起公众对立足于买卖照常干的经济复苏计划的质疑。奥巴马的当选使整个世界期待改变大公司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反环境和反理智的逆流以及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方向。展示上述生活质量数据并不表示美国没有能够显示其领导地位其他领域了，但是这些数据粉碎了关于美国是全球“老大”或“自由世界领袖”的浮夸和它常常摆出的道德姿态。

由于名人而不是制度化的政治结构（包括政党）控制选举， “现代”美国政治进程的魅力开始衰退。在美国，形象制造家们接手了大部分的政治竞选工作，政党的作用现在主要限于筹款。而且，现代化理论中关于政党的形成和选举是可以在不同国家的背景下复制的过程，也已成为质疑的对象，因为它忽视了政治活动（其实是社会和政治规范）扎根于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在现代化理论家（如罗斯托夫）的论述中有一个推定：新国家如果要制定通向发展的途径并在国际系统中占有它们的地位，那么就需要沿着“发展阶段”顺序前进。

关于现代化和民主的论证立足于国家的缔造和坚固的国家结构。但是，在最坚强的国家缔造者之中有这样一些人：胡志明、纳赛尔（Nasser）、毛泽东、卡斯特罗、恩克鲁玛（Nkrumah）、苏加诺（Sukarno）、尼赫鲁（Nehru）、曼德拉（Mandela）、阿拉法特（Arafat）[④]及其他革命领袖。当他们致力于把他们的国家从殖民地转变为独立时，美国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受信任的。这当然是因为这些领袖们没有接受后来关于经济的药方“华盛顿共识”[⑤]，也没有把申请成为“自由世界”军事组织成员作为他们的国家发展的一部分抱负。这些领袖们没有把美国的政治结构视为与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情况特别有关。

采纳美国式民主机制继续被国务院视为政治发展的逻辑前提。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主要促销民主努力之一和美国律师协会（ABA）的法治创议计划（Rule of Law Initiative Project）是在中、东欧用美国的法学理论和程序，包括宪法、企业法和“选举改革”，培训律师和法官。接受ABA创议计划的有五名乌克兰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们推翻了2004年11月的总统选举结果，迫使第二次投票，接着宣告美国支持的候选人为胜利者。事实上，许多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太过于强调把选举作为民主的本质，其效果实际上毁坏了民主化。

制造“过渡”

    “过渡性国家”这个词的含义与政治阶段论有关；在这个理论中，那些经历过共产党或右翼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将给西方式民主让路。它掩盖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权地位及利用发展阶段论把自己打扮成世界秩序的当然领导者。它也掩盖了现代全球结构和机制，更加偏爱私营部门和跨国特征，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下，国家强盛不再被视为是发展的关键因素。

美国两大党派中似乎没有一个承认，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实施外来干涉对于美国的长期目标几乎总是失败的。美国破坏伊朗1953年举行的选举导致国王独裁及伊朗人民因其支持国王而痛恨美国。中情局在1954年出手推翻危地马拉当选的领导人及在1970年支持智利的独裁政府，得到的是那两个国家人民的深刻不信任。美国把外国政府资助美国政党视为非法，而它自己却经常支持它认为有用的外国的政治领袖或政党。

民主不是一个可以像搬迁汽车厂那样被输送的过程，它必须被发展并通过冲突、试验和犯错误被不断地从内部和组织上予以改善。起初，美国的民主在起初肯定不是社会包容性的，需要许多斗争，在它开始协商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保护它的大多数公民之前，甚至还有一场内战。

从华尔特·李普曼到乔治·凯南到亨利·基辛格，都一再提醒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们不要为传播民主价值观而冲动，“必须更审慎地追求美国在海外的国家利益”。与这种想法一致的是，促销民主应被理解为一个华丽的辞藻，用于取得进入世界一些地区“审慎地追求国家利益”的许可证而已，民主辞藻的最佳用途是帮助给其背后的物质利益穿上外衣。

促销民主的基础设施和工具

发展主义理论的主要前提是，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为首，形成合理的国际力量等级结构。在干涉背后有一个必要的逻辑，即干涉的根源是西方文明的历史使命及其先进的现代普世价值。

在20世纪80年代末，受数字化通讯技术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使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全球经济整合以不利于世界弱国的方式占据了中心地位，无视它过去造成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历史和世界经济基础。

过渡到跨国主义

自上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苏联及其华沙条约盟国的解体，为资本主义世界梦想的和马克思100多年前预期的国际分工的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一个新的推动。

依靠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而生存的叶利钦[⑥]政府，开放了与西方的交易。突然的经济开放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其效果比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彻底转向资本主义时的大萧条还要糟糕得多。类似的结果随后也出现在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哈萨克斯坦，那里的艾滋病毒HIV/AIDS增长率超过世界任何地区。社会科学家詹姆士·皮特拉斯（James Petras）发现：在过去向资本主义过渡的15年内，几乎所有的基本产业——能源、矿产、通讯、基建和批发业——都被欧洲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及亿万富豪的黑帮们所掌控或者被关闭。这导致大量的失业和临时工、相对的停滞、大量人员外流及通过非法转让、洗钱和掠夺资源使经济非资本主义化。

然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及其向东扩张仍被西方国家的策划者们认定为信条。借用克林顿的说法：“美国打赢了冷战，市场经济将从贝尔格莱德蔓延到比什凯克[⑦]”。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远非从事解救贫穷、疾病、不平等和经济困乏的慈善机构，近些年来已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它在1994年成立“过渡行动局（OTI）”（前身是1984年成立的“民主行动局”）的主要目的是改造俄罗斯和东欧。用OTI的话来说，“抓住机会之窗，针对政治过渡和需要稳定，OTI在当地提供迅速、灵活、短期的援助”，这意味着它的海外办事处可以比USAID本身更快地独自直接资助当地组织用于“促销民主”的项目。

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政治现实主义”学说是理解国际关系的最一贯的方法。这个学说断定，外交政策的两个中心支柱是追求和保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并且使自我认定的行为合理化，其办法是用普通的词汇“世界利益”和“建立民主”表达政治和经济,不考虑力量、民族、地区、文化和历史特点的差异。

较大的“密不透风的”干涉主义计划要求有一个迂回战略使国家的行动合法。“促销民主”的迂回活动强调，这是为了帮助建设“国家的能力”和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以便使人们忽视跨国公司集团希望回避公众对其经济及其他权益和政策的政治辩论。为达此目的，利用非政府组织（NGO）的非正式机制去影响政策变化，从而绕过公众的广泛质询和参与。国家建设被认为不是公众参与性的，而是专家治国和行政管理的运作。

跨国权力的运作要求增加当地的精英们作为改变政体的伙伴。这样做有多个理由，当地的精英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地位因与外国的利益集团合伙而得到提升。从前，这样的人被视为是“买办”。对于救助者而言，增加当地的精英们意味着更容易进入这个目标国家的权力之门。这使得外来的经纪人能接触当地资源。在被挑起东欧的“颜色革命”中，特别重要的是外国集团建立的与当地学生组织的联系和帮助。在外国势力希望施加影响使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式合乎其标准方面，亲西方的当地精英们是不可缺少的。

（编辑  季节）

台湾北部与南部受历史因素及岛内产业布局等影响，在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公共资源分配、民众收入及政治倾向等多个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近年来，台湾南北差距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岛内政党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引起岛内外各界普遍关注。

2016年台湾“二合一”选举南台湾全面“绿化”，国民党在南台湾全面崩溃，南台湾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及其亲绿政治倾向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蓝绿政治势力在南台湾的角逐消长分析

民进党通过政治操作在台湾南部形成了坚实的支持群体，逐步通过由上到下的“绿化”，使国民党的政治势力在南台湾出现结构性崩溃。2004年台湾“大选”，国民党虽然输掉“总统”选举，但通过乡镇市层级的选举动员，仍能有效掌控南台湾基层政治职位和资源，而从2010年开始，台南、高雄两市合并升格，两地乡镇市选举废除，乡镇市改制为区，区长官派，国民党失去乡镇长选举动员优势，已无法掌握两市的基层政治职位，在政治职位及资源快速萎缩的情况下，国民党在南台湾政治与选举动员陷入困境。至2014年“九合一”选举，南台湾所有县市均由民进党执政，南台湾全面“绿化”。民进党在南台湾的得票率大幅飙升，国民党在南台湾的政治结构全面崩溃，是南台湾政治全面绿化的必然结果。

南台湾成为民进党政治根据地的动因

南北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

台湾南北经济差距形成的背景较为复杂，有历史的原因，资源布局的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有国民党当局长期“重北轻南”政策的影响，以及民进党执政后刻意强化“南部意识”和南北矛盾的政治操作等原因。

20世纪50年代以前，台湾一直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由于南部开发较早，人口较密集，南北经济差距不大。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随着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与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迅速向北转移，60、70年代，台湾工业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财政、教育、基础设施、人才等资源进一步在北部集聚。80年代以来，台湾高科技产业异军突起，迅速成长为台湾的支柱产业，其中90％以上的高科技产业集中于北部地区，加大了南北在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与北部重点发展高科技制造业不同，农业及传统产业在南部地区仍占有重要地位。南部多平原，耕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33%，远高于北部的21%。全台约 45%的稻米产自南部 6 县市；南部农林渔牧业产值和就业人数约为北部的 1.5 倍,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接近10%，远高于北部的3%。相应地，南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滞后于北部，北部地区服务业比重为82%，而南部地区服务业比重只有17%，新兴的金融、医疗、咨询服务、技术服务业等也都集中在北部地区。

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采取“抑北扬南”的策略，限制蓝营执政的北部地区的发展，试图以此达到“南北平衡”，但结果不仅没有缩小南北差距，反而加深了南北矛盾。加之民进党千方百计阻挠两岸经贸往来，使得南台湾与大陆的各项交流合作都远不及北部，南台湾因此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机遇，造成两岸交流“北热南冷”。这种南北差异逐步演变成台湾社会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对台湾的政治生态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缩小南北经济差异，马英九上台后，采取多项措施力推南台湾经济社会发展。首先，加强行政机构对南部发展的辐射作用。2009 年，台当局修正了“地方制度法”，推动县市合并改制“直辖市”，进而形成现在的“五都”。2010 年12月，南部地区的台南县市合并改制为新台南市， 高雄县市合并改制为新高雄市。台当局规划设计台南和高雄成为区域经济中心，进行跨县市资源整合，并进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带领区域产业对外竞争。2012 年“大选”后，台当局继续推动“行政机关”向南部辐射，以此带动知识人才、企业、资本等资源回流南台湾，促进南部发展。再次，计划加强南台湾地区的基础建设，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也非一日之功。南部经济发展积累的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南台湾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贫富差距难以缩小、南北差距扩大，从而成为民进党大肆攻击的把柄。出于选举的需要，民进党把南部经济落后于北部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国民党压迫”的结果。民进党质疑马英九执政以来，对南部承诺的重大建设政见一再跳票，“重北轻南”不仅成为绿营政治人物和产业界人士的“口头禅”，更成为国民党的“紧箍咒”，导致国民党的经济议题、马英九的经济发展政绩难以得到南台湾民众的普遍认可。

大陆与南台湾合作关系有待加强

在近30年的两岸关系发展中，由于南台湾主要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当政者拒绝与大陆往来，结果失去了无数商机。30多年来，南台湾民众到大陆旅游、探亲、参访与经商活动较少。据统计，高雄市的里长们很少来大陆，其中13.8%的里长根本没来过大陆，82.8%的里长对大陆的认识不是很清楚，43.3%的里长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体认识大陆，南台湾的农渔民与基层劳工到大陆的机会更少，造成南台湾民众对大陆了解不多甚至排斥大陆的现象，难以从两岸日益相互开放的市场中获利。目前，海峡两岸一年贸易额接近2000亿美元，但主要是北台湾和中台湾与大陆沿海地区的贸易，两者合计占两岸贸易总额的80％，南台湾与大陆的贸易比重不超过20%。对大陆投资的台商也主要是北台湾的企业。与北台湾相比，南台湾在两岸经济合作中无论是经济合作的总体环境还是企业竞争力，都处弱势，这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南台湾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在国民党执政当局的不断推进下，两岸的经贸关系取得了飞跃性发展，为阻止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中获得政治利益，民进党挑动南台湾本土族群支持者“逢中必反”，对国民党提出的两岸关系有关政策将反对到底或进行激烈抗争。2010年6月，两岸签署ECFA协议，民进党倾全党之力反对；2013年6月，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民进党又以侵犯南部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利益的名义大加反对，并煽动支持者示威抗议，直接导致2014年3月的“太阳花运动”，迫使服务贸易协议被搁置。

南台湾特殊的本土社会文化结构成为民进党生存发展的社会土壤，加之“台独”势力的片面宣传，在台湾选举政治中一再强调“民主化”与“本土化”，造成南部民众有较深的在地乡土主体意识。南台湾社会文化的乡村本土色彩浓厚，有建立在闽南语基础上的独特思想交流话语体系和建立在乡村族群血缘纽带上的资讯传播习惯，民进党十分重视利用本土化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传播所谓台湾本土意识，提倡台湾意识、台湾自主、台湾优先，排斥国民党的大中国意识形态，扩大民进党在基层的政治影响，在南部获得了大部分本土派群体的支持，其中包括传统社群、劳工界人士、社运界人士和一些知识界群体（如台湾南社）等，使南台湾成为民进党稳固的政治根据地。

如何加强南台湾与大陆的交流合作

　　目前，台湾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对南台湾来说，中小企业和农业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他们已充分意识到加强与大陆合作的重要性，期盼着与大陆的双向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南部一些民进党当政者的思路也在发生转变，强调两岸经济合作的重要性，逐步认同两岸合作商机无限。我们应抓住时机，开展针对南台湾发展问题的长期政策准备工作，重点加强与南台湾的基层、经贸和文化教育往来，通过区域和城市交流，深入开展大陆与南台湾的全面交流与合作，推动南部社会走向开放，缩小民进党的政治操弄空间。这对提振南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转变南部民众的政治认知，争取南台湾民众对一个中国的认同和对两岸和平发展的支持有重要意义。

第一，扩大合作规模与加强特定合作对象相结合。

   无论在规模、深度、质量水平上，南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合作较之北台湾明显落后，为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效应对南台湾民众的影响力，需要进一步扩大两岸经济合作的规模，扩大受惠面，并且寻找一些大项目加大两岸合作力度，比如开展港口合作等。高雄港是台湾第一大国际商港，也是东南亚、印度洋与东北亚间诸多海上航线的转运中心，是全台湾重要的工业基地。然而，近年来高雄港货物吞吐量的世界排名不断下降，从最高时的第3位下降至目前的第13位。由于港口地位的下降直接影响了当地整体经济发展和民众的生活水平，南台湾与大陆合作的愿望因此更强烈。港口经济也是大陆着力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应发挥大陆沿海港口资源丰富的优势，推动沿海大港与高雄港的交流合作，进而带动大陆与南台湾一系列产业的合作规模，密切南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的联系，最大程度扩展两岸经济合作在南台湾的受益面。同时，也要加强与特定对象，如南台湾经济中最重要的农渔业和中小企业的合作。南台湾是台湾现代农渔业重镇，应加强大陆与南台湾的农渔业合作，在总结已有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扩大合作规模和种类，两岸可在优良品种培育种养技术、农渔产品运销、农渔业技术推广模式、精致农业、观光农业等方面开展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岛内合作与岛外合作相结合。

台湾农业主要集中在南台湾，但台湾农产品生产量和出口量对大陆庞大的市场而言十分有限。日本、中国香港和美国为台湾前三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占台湾农产品出口总值的近70％；加上岛内市场消费需求，南台湾可以出口到大陆的产品并不多，因此大陆与南台湾的合作要岛内与岛外合作相结合，在岛外开辟合作的基地与市场。可以考虑在福建沿海设立面向南台湾的农渔业和中小企业合作园区和基地，适当引入南台湾工商业协会和农渔会参与业务管理，争取在南台湾形成跨两岸的经济合作体系。同时，大陆在规划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时，也可考虑纳入南台湾的港口与产业的对外合作，使南台湾的经济发展与大陆的整体经济战略联系更紧密。

　　第三，加强经济合作与增进文化认同相结合。

   台湾一些学者研究表明，2008年大陆“让利施惠”并未改变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感”，甚至“我是中国人”的认同比例在近十年中不断下降。究其原因，便是“感性认同”一直隐藏在“理性自利”背后，左右着台湾人的认同取向。经济共同利益的发展必须要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增进相结合，才能促进“一中”认同在南台湾扎根发芽，大陆要在推动南台湾经济合作的同时，加大对南台湾各阶层民众的文化认同工作。台湾南部民众较为淳朴，大陆如果能切实通过各类民间交流与其长期深入交往，以心交心，必能获得南台湾民众的认同。要积极运用“海峡论坛”等各类民间交流平台，坚持平台的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特色，更多地围绕草根性文化和民生问题加强与南台湾各类社团、中小企业和农渔业组织的交流合作。尤其是，要尽量挑选没有到过大陆的台湾中南部劳工阶层、青年学子、基层乡镇里长以及社团代表参加论坛活动，让他们亲身感受大陆的巨大变化和两岸合作的美好前景，要倾听他们的诉求，集思广益，增强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同时，与南台湾的经济合作也可着力开展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南台湾特色乡土文化相结合，增强南台湾文化与中华整体文化的连接性和开放性，寓两岸文化认同于经济合作中。 

（编辑  宋斌斌）

破解美国对中国的“围墙”

 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首先是要破解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围堵。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没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势力范围。一方面，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盟国，在海外也没有军事基地（唐朝在西域设有安西四镇），保护“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而美国则依赖军队和在全球设立的900多个军事基地来保护美元的国际地位。军费仅有美国六分之一的中国，怎样在占全球陆地面积三分之二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捍卫自己在公路、铁路、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中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投资呢？另一方面，在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已经失去了几千年来与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那种“中国—边地”的二级文化结构；而美国在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却与中国的大多数周边国家形成了“美国—边缘”的二级文化结构。

目前美国对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间组织的兴趣越来越小，并且早已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把重点转向联盟建设，包括军事同盟（如美日同盟）、经济同盟（如TPP）和政治同盟（“民主国家”同盟）。为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美国通过“颜色革命”等手段，加快蚕食前苏联解体后的欧亚大陆碎片化区域，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或驻有美军基地，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战略上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形成巨大障碍。美国领导的政治同盟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上的，它把世界简单地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而这两者之间是不平等的，被划分为“我类”和“异类”。

中国要以一个文化强国姿态崛起

中国最终在“一带一路”上的崛起，必须是以一个文化强国的姿态崛起。历史上，每一个帝国崛起都有与它崛起相关的全球化地带和文化影响圈——治理的最远边疆、交通运输所能到达的最边远地区、宗教文化所能影响的最远边地、贸易所达的最远国家。

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伟大的崛起：汉朝和唐朝。在汉朝，张骞通西域，到大夏寻求恢复与月氏的军事联盟，波斯王子安世高来中国传播佛教。随后，东晋派出中国第一位高僧法显去“西天极乐世界”——白沙瓦和塔克西拉学经；北魏又派出使臣谷魏龙，经过罕萨，出使撒马尔罕。到了唐朝，更多的唐朝高僧经过瓦罕走廊、喀喇昆仑，沿着印度河来到斯瓦特、白沙瓦和塔克西拉，求取佛教真经。

中国与周边国家将建立一种新型关系

“东西双向开放”战略标志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更远的国家将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从辛亥革命以来被动性地融入世界秩序，转入今天主动布局，中国将自身发展与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结合在一起。“东西双向开放”下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不仅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合作体、地缘经济合作体，更大的目标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

多个国家民族血脉相通的文化圈

“一带一路”的枢纽地带是“中巴经济走廊”。围绕“中巴经济走廊”画一个圆圈，那里曾经是西方崛起之前的古代世界，是古代中华影响世界的地方，也是世界影响中华的地方。如果把伊犁或克拉玛依算作“中巴经济走廊”的北部起点，围绕着从克拉玛依、伊犁、经喀什、到瓜达尔港的“中巴经济走廊”所贯穿的地球最高的五大山脉（天山、帕米尔、兴都库什、喀喇昆仑和喜马拉雅）和这个地区发源的大河（阿姆河、印度河）画一个圆圈，那么在这个圆圈里，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个国家民族血脉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语言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共享信仰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有共同文化遗产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有山口、走廊、道路、口岸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高度互补的文化圈。直到近代，这里的很多国家在历史上形成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文化圈。今天，这里的很多地方还是一个未开发、原生态、世外桃源型的文化圈，如巴基斯坦的北部山区。

2014年暑期，在我带学生去阿姆河和帕米尔上课前，曾经在家里的旧书箱里，翻出一本苏联时代的小说《朱拉》，这本小说写的是上世纪20年代帕米尔高原古商道上的故事。小说中写道，吉尔吉斯的老族长取出他用红宝石从喀什商人手中换来的《禹贡》寻求占卜。《禹贡》这部2000多年前的经典讲的是最古老的地缘政治、周边外交和软实力外交：天子所在都城外500里称“甸服”，靠征税治理；“甸服”外五百里称“侯服”，即内臣，靠分封诸侯实行政治控制；“侯服”外五百为边疆地区，称“绥服”，即外臣，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靠教化和军事控制；“绥服”外500里称“要服”，即朝贡国家，为周边国家，靠政治、军事和文化同盟治理；“要服”外500里，为“荒服”，为蛮荒之地，古称戎狄蛮夷，让其放任自流的地方。包括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伊朗、土库曼斯坦在内的“古丝绸之路”文明圈应该属于《禹贡》里所描绘的“绥服”和“要服”地区，中国跟这个地区的关系维持需要文化影响和政治军事结盟。

我带学生去阿姆河、天山西段、瓦罕走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上课，发现帕米尔高原绝不是“荒服”之地。帕米尔高原不仅是天山、兴都库什山、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的汇聚之处，更是“丝绸之路”上的中亚、西亚、南亚文化的交通要道和十字路口。例如，古丝绸之路上的“河中地区”的母亲河阿姆河就发源于帕米尔高原。两千多年来，该地区孕育了多个中亚王朝和汗国，如阿契美尼德、大夏、萨珊、萨曼、花剌子模、察合台、帖木儿、布哈拉和浩罕等。

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等于重塑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文明圈。“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通道，而且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平台，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

建设“一带一路”价值共同体

“一带一路”文明圈的特点是多样、共存、包容、共赢。2500多年来，贯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文化是基于沙漠、绿洲、草原、游牧、高原为生活基础的特色文化，“丝绸之路”上的那些古老民族、文化、宗教，今天还存在。至今伊朗还有2万多拜火教信徒，伊朗议会里还保持着拜火教信徒的席位。“丝绸之路”文化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热爱生活，比如北方草原图瓦人和蒙古人的呼麦、突厥人的沙漠绿洲歌舞等。

自古以来，“丝绸之路”文化是多国共同维护、扶植的文化。例如，从伊斯坦布尔、大马士革、伊斯法罕、希瓦、布哈拉、撒马尔罕、安集延、奥什、喀什、和田、敦煌、到西安，就是一条长达几千公里的商道文化和商旅客栈文化。欧亚陆路的衰败并不完全是开通“海上丝绸之路”所导致的。19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英国与沙俄在中亚、西亚、南亚展开大国博弈，大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重新划分边界，在传统“丝绸之路”的通道上，设置了人为的障碍。例如，英俄对“瓦罕走廊”边界的划分，就阻隔了2000多年来中国、印度、阿富汗、中亚和西亚的最大通道。

有人提出疑问，中国文化的主要元素儒教和佛教都是无神论，如何与信奉一神教的国家建成文化和价值共同体？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这是因为其核心是中正平和，崇尚自然，追求和谐，不走极端，不搞民族斗争和宗教战争，这是唯一能够团结“丝绸之路”不同文明、民族和宗教信仰的文化。

通过“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文化强国，不是宣传“中国中心论”。“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都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建筑、艺术、历史、领袖和社会制度感到骄傲。但是，中国要清晰、独到地表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要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到“中国价值”和“中国梦”，而不是狭隘地局限在中国。中国在“一带一路”倡导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梦”应该是每个人都想实现和都能实现的。中国需要设计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记忆的“核心价值”，便于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传播。

中国的丝路文化价值用汉字“和”、“仁”两个字概括，更容易被“一带一路”国家理解和记住。“和”可以概括个人世界观、家庭观、社会观、国家观和天下观最美好的一面，如和美、和睦、和谐、温和、祥和、和气等。“仁”是人与人之间、邻里间、民族间、宗教间、国家最为高尚的价值观，如仁义、仁爱、仁政、一视同仁、宽仁大度、大仁大义等。“和”和“仁”不仅很好地表达了习近平同志有关新型国际关系的合作共赢的义利观，更可以创新性地翻译成简单易懂、朗朗上口的英文句子，便于对外传播。“和”根据其文字结构和字面意义，可以翻译成“Eat and let eat”（自己吃，也让别人吃）；“仁”根据其文字结构和字面意义，可以翻译成“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和”与“仁”深刻地表达了从周恩来所提倡的“和平共处原则”和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各国之间必须坚持合作共存、相互关爱、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让“一带一路”成为沿途发展中国家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

“和”与“仁”还意味着，大国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大国为一己之私、到别的国家或地区以各种借口制造对抗、冲突、流血和战争。例如，美国强行把“美式制度”移植到阿富汗。但是，这个政权运行得并不成功，政府领导人不敢远离喀布尔，最近连续两个阿富汗的大城市被塔利班占领。阿富汗的知识分子分析认为，西方的政治体制并不适合阿富汗的“部落文化”，总统一定要任命各省省长，而老百姓听部落酋长的。结果总统和酋长互不承认，老百姓更多的是跟着酋长走，而酋长跟塔利班又是分不开的。结果，美国打了14年战争，阿富汗政府也成立了多年，但是塔利班仍然控制着这个国家近70%的人口和70%的土地。

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应该好好学一下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后人是如何征服阿富汗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北印度的塔克西拉，不仅没有屠城，还拥护当地国王继续统治。印度阿育王在印度普及了佛教，亚历山大的希腊军团和希腊后裔不仅没有破坏当地的佛教文化，还在其建立的希腊化的大夏王国及其后来的贵霜帝国，由国家资助佛教，并让希腊的工匠艺人按照希腊神像方式大修佛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佛像，被称为犍陀罗佛像。在贵霜帝国时代，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还影响到了新疆。今天我们在楼兰、尼雅、丹丹乌里克看到的文物多是希腊化的贵霜帝国的一部分。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和西亚时，杀人如麻，但他依然能够包容所有的宗教，允许他的子孙和子民信奉各种宗教，从佛教、儒教、道教，到伊斯兰教、基督教。成吉思汗大军虽然把巴格达屠城，但是留下了伊斯兰教。成吉思汗还邀请长春真人丘处机从青岛出发，绕道漠北，来到中亚阿富汗兴都库什雪山里讲道。

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文明的共同性和多样性。由于“一带一路”在地理上夹在多种文明体系中间，“一带一路”文明圈是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中国的新疆地区既是中亚的一部分，甚至跟西亚的伊朗有着密切的文化和血缘关系（塔吉克族），同时又是一个东亚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新疆的多个少数民族是突厥语系，但是又属于不同民族；既有共享文化，也有不同文化；语言上既有相通处，也有不相通处。比如乌兹别克人可以懂得维吾尔95%的语言，但是哈萨克斯坦只能懂得维吾尔40%的语言。塔吉克人如果跟维族人不住在一块儿，就基本听不懂维语。吉尔吉斯是突厥语系，但在文化、历史上跟维族和乌兹别克又存在严重的文化差异和民族矛盾。

因此，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是多样性文明的回归，而不是追求单一文化认同，这就需要一个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通性的意识形态支撑，即政治和文化上的多极化，尊重历史和传统。汪晖说得很好，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重重矛盾就来源于压抑认同的内在多样性，或者以某种认同的单一性撕裂由多样性构成的社会，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共同性基础。比如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把世界简单粗暴地撕扯成二元对立的单一认同社会，否定历史的地缘和文化的共同性。

中国在漫长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家、国、天下”多元一体的复杂国家概念与欧洲的“民主国家”概念相比，不是西方民主国家意义上的同质性的排他性的平等，而是如费孝通所讲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意义上的平等，保持差异，又能保持统一。以公民社会和文化的同质性为基础的西方国家，同中国这样一个以多样性、异质性、复杂性为特征的文明国家相比，中华文明能够包容儒教、佛教、伊斯兰教，让三者共存、共生和共赢的一个国家。这就是文化共生。

很多人认为最艰巨的挑战就是中国与伊斯兰国家怎么做到民心相通。伊斯兰文化是共建“一带一路”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陆路上西安以西就逐渐进入了伊斯兰文化占主流的内亚地带，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中亚五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直到土耳其，穆斯林均占各国人口的90%以上。伊斯兰文化地带是“一带一路”建设必经的枢纽地区，也是中国需要处理复杂因素的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实现中国同伊斯兰国家的民心沟通，如何让这些国家理解中国的政策文化。如果处理不好与伊斯兰国家在文化上相通的正确认知，就会导致国家间的不理解、不信任、不合作，甚至发生暴力冲突。

我们要自觉防止在“一带一路”上搞“新殖民主义文化”，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美国、英国、法国都曾经在这个地区用西方二元对立的排他性文化进行长期经营，从塔利班、基地组织、“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国，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对立表现为“恐战”与“反恐”的伊斯兰与西方国家的军事战争。中国要慎用西方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

（编辑 季节）

当代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是复杂的，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话语中，美国的形象都充满矛盾，一方面似乎非常丑陋，另一方面又仿佛非常美好。因此，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在今天变得愈加必要。

“上帝的选民”之叙事逻辑产生困境

美国人有一种自然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美国宪法的前三个字是“we the people”，即“我们合众国人民”，或者“我们人民”，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所谓“上帝的选民”，并不是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投票者，而是特指的被上帝所赐福、护佑的民族。拜上帝所赐，美国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美国是“山颠之城”（The City upon a Hill）。美国人把自己视为世界的立法者，天然负有为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立法的责任。美国为现代社会创造了不同于古典共和的现代共和、不同于贵族制的民主制、不同于旧欧洲的新帝国，并成为人权的标杆、自由的榜样、民主的样板和人类社会进步的窗口。

    这套叙事可上溯至美国的建国时代。殖民美洲的英国人就拥有这种自我期许的早期版本，美国的建国者也借此向美国人民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汉密尔顿、杰斐逊、杰伊三人化名“普布利乌斯”在《联邦党人文集》开篇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创建一个好政府，到底是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的选择，还是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联邦党人对美国人说，“我们”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将比母国英国更伟大、更光荣。把当下的政治选择寄托于一个对未来的美好设想，求诸未来安放当下，这是联邦党人说服美国人接受新宪法的政治修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百多年来的美国政治实践，可以视为是对美国1789年《联邦宪法》所勾画的宏大蓝图的迂回曲折的实践。随着美国在西方内部以及全球地位的上升，美国学者和政治家正是借助这种叙事，通过不断的自我循环式的论证，构筑了对美国自身的诸多美好想象。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自身的整个叙事，包括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文化叙事，变得愈加自信、成熟。必须承认，这是美国做得非常成功的地方。受过教育的普通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确信，“我们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两百多年来，自由、民主、人权的故事在美国大地上反复传唱，这种自我确证也正是美国例外论的核心。然而，事实却不是这么一以贯之的。在建国初期，无论是民主、自由还是公民权利，都是小范围的，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白人、男性、尤其是清教徒的特权。恰恰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在形成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切实保障公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获得了巨大的道义正当性，迫使美国反思自身的种族问题。种族制下的美国怎么还能自称为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尽管美国出于对峙竞争的需要的确一直这样声张。种族隔离只有在开始威胁“我们有效维持在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中的道德领袖地位”之后，才得到重视。如果不废除种族隔离，美国国内就没有自由，也就不好意思继续充当“自由世界的领头羊”。著名的废除教育领域中的种族隔离的布朗案，实际上具有非常强烈的冷战背景。人权叙事开启于1977年卡特的就职演说，主要是作为美国的对外战略工具。“民主”叙事，始于1983年美国国家民主促进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的创建。而其经济价值观之一，即新自由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极端化版本，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被美国用作一种对外战略，向拉美、东亚、东欧、苏联及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地区推销。冷战结束以来最近20多年，更是“民主”叙事炙手可热的时期，民主转型研究成为学术热点，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正当性达到其自身的巅峰状态。福山认为这意味着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终结，因为最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也即自由民主制已经出现，这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可能性，没有别的选择，也不再会有别的选择。

当然，这些叙事的困境恰恰也正是从其巅峰开始的。如果人类社会也像自然界生命体的生老病死、新陈代谢那样，也有萌生、生长、成熟直至衰败、消亡，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帝国的解体并不是发生在它最虚弱的时候，而很可能是发生在它看上去非常强大的时候。当今美国似乎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美国在获得全球霸主地位之后，不断寻求提升对世界的干预权，因此变得越来越具有扩张性，但却在冷战结束区区10年就遭遇了二战以来的最大挫折，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愈加显著，911事件、欧洲难民潮都可以说是这种“文明冲突”的症候。那么，这一挫折是如何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并展开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晚近百年来、尤其是五十年来美国各方面的变化做一番历史考察，从而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美国。

美国正在多个层面走“下坡路”

上帝选民、山颠之城、世界灯塔之类美国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正如美国政治家所自称的那样，美国既是一个大西洋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它孤悬海外，没有一个强大的邻国，除了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国，没有任何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对其本土构成重大威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对于同样在美洲殖民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相对于加拿大、墨西哥这样的邻国，相对于拉美、南美这样的“后院”，美国都具有巨大的优势。这使得美国既不同于欧洲国家，也不同于亚洲国家，欧亚各国大部分都多次遭遇严峻的内外威胁，天然有种居安思危的意识。而美国长期以来并没有这种意识，即便曾经有过，相对于欧亚国家而言，也是比较微弱短暂的。比如珍珠港事件、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人在这种意识引导下一度同仇敌忾，其内外政治、法律、文化视野都为之大变。

因此，美国人长期以来形成了乐观主义、进步主义的心态，认为可以通过自身的劳动，通过变革，来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在苏东剧变、冷战格局结束，美国自视为独步全球的“新罗马帝国”之后，伴随着其经济形态和安全形势的变化，其民族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是这一转变的主要推动力。互联网是冷战背景下的一种核战争军事技术，冷战结束、最大的战略敌手解体，美国的互联网开始商业化、民用化进而变成了全球互联网，金融资本凭借互联网技术创造出一种全球性的金融市场，美国因而获得了操纵和控制这种全球金融市场的能力；相应地，美国的整个经济形态也从实体经济驱动转向了虚拟经济驱动。

全球化进程使美国有能力将世界各国整合进其经济链条，同时也加快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使美国的实体经济产业向东亚、东南亚国家转移。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美国实体经济开始走向相对意义上的衰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民族品质受到败坏，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民众开始依赖信用消费，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也加速膨胀，政府与民众都开始寅吃卯粮，透支未来。这一转变，连同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发力的贫富分化进程，推动了美国在经济、社会、观念和政治等多个层面开始走下坡路。

 经济分化逐渐加剧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美国走下坡路的第一步，美国两极分化程度从此逐渐拉高。美国是世界上富人最多的国家，同时其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加剧。根据美国五等家庭收入（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的长期走势，1947到1973年是其经济民主程度比较高的时期，以黑人解放、女性解放、文化解放、积极政治参与为主体的民主化运动压制了最富阶层的上升欲望，五等家庭收入同步增长，而且增幅差距不大。但是，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的基尼系数和两极分化程度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并逐年上升。共和党及其秉持的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开始发挥支配作用，其后，里根的政治保守主义、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与对外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相结合，重新释放了包括最富阶层在内的中上阶层的上升动能。从1973年到2000年，其实可以算到2010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收入越高、财富增速越快，收入越低、财富增长越慢。1%最上层的富人的收入，一战以后一直到1968年在不断下降，从1968年开始大幅增加。2008年，1%的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为18%。2005年，就1%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的增速而言，美国、阿根廷并列第一，为17%。甚至，美国0.1%的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也升至8%。从1978年开始，10%最富阶层的收入又回到了上涨轨道。1986年即回到41%，之后六年相对稳定，直至1994年后又迅速上升，1997年升至48%，之后又回落至2002年的44%，然后又是一路高歌猛进至2007年50%。

在美国，金融市场资本收益的受益人绝大多数都是富人，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经济规律，越富有的人，越有资本投资，获益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重要的事实在于，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从金融市场当中获益，资本的扩张并不是有利于多数人的。

相反，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财富积累止步不前。经理层和普通工人的平均薪酬比，1980年代是42倍，今天则是400多倍，增加了十倍。普通工人的实际最低工资，从1968年的时薪8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5美元。美国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远低于欧洲，1950年的巅峰期也只有36%，现在更是低至13%，因此，通过工会活动谋求权利保障在美国变成了一项少数人的特权，大多数工人并没有这个权利。在贫富两极分化的道路上，美国的确走在了世界的前头。

社会失范现象频生

美国是世界各国中民众持枪比例最高的国家，每百人持枪率高达88.8%，有人认为高持枪率说明美国公民享有反抗政府暴政的权利，但事实上这种权利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在法治状态下，一旦有人非法持有或使用枪支，就会立刻遭到警察的暴力压制。当代美国警察的装备已经高度军事化，美国警察的治安权力，尤其是在街道、交通治安层面，变得越来越大，警察权屡屡受到滥用。因此，普通人必须听从警察的指挥，一定不要让警察误以为你在掏枪，否则警察会直接开枪射杀。持枪权与警察装备的军事化和警察权力的滥用相互叠加，在美国成为一个社会政治热点，而且是一个基本无解的热点，体现出美国社会日益严峻的失序和失范问题。

民主化运动以追求个性自由和多元生活为标志，却导致美国社会犯罪率攀升。有鉴于此，美国保守主义者举起维护“法律与秩序”的政治口号，但事实表明，保守主义未能真正扭转美国社会中个体行为失范、家庭价值解体和社会分裂的总体进程。美国现在已是世界上监狱人口最多的国家，每10万人中有716个囚犯，囚犯数量从1972年的30万激增至2014年的230万。美国也是世界上军费最高的国家，军费总额相当于除美国以外所有国家的总和。美国同时也是对外出口武器最多的国家，占全世界出口武器总量的30%。美国还是全世界医疗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最高的国家，但医疗效果却很不理想，原因在于受益人局限于医保公司、医药公司、医疗设备生产商，导致美国的药品、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价格都堪称全世界最高。“看病难、看病贵”在美国是一个老大难的社会问题。在35个发达工业国家当中，美国还是婴儿出生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以及大学学费最贵的国家。

非婚生子女比例逐步上升也是美国社会失范的重要表征。1965到2010年，黑人非婚生子女比例升至72%，西班牙裔的这一比例升至54%，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也达到36%，整个美国各种族平均的非婚生子女比例平均是41%，这意味着已经有接近一半的美国家庭不再完整，这无疑是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其长期影响值得关注。

思想观念出现巨大分歧乃至撕裂

好莱坞自由主义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好莱坞生产的影视作品通常都是以自由主义为主旋律的。但好莱坞编剧、导演、制片人以及幕后老板的价值观念和美国的普通人之间存在很大的观念差异。前者中自由主义者的比例高达60%，但后者只有30%。相较而言，美国普通人中保守主义者占43%，但在好莱坞这个比例只有14%。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观念分歧，体现在很多方面。

其一是政党倾向。一般来讲，政党认同与意识形态认同应该是一致的，即如果一个人自认为是某一党派，也基本意味着他认同该党派的意识形态，比如一个精英认为自己是自由派，他一般会选择加入民主党；一个精英认为自己是保守派，那么他一般会选择加入共和党。但在美国却不是这样。政党领导人的一致度高于政党精英，政党精英又高于普通选民，民主党的普通选民只有34%认为自己是自由派，共和党内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

其二是选民的意识形态倾向。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还是占多数，至少远远高于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认为是民主党的人数在下降，这很可能是因为民主党的政党纪律非常松散。自认为是独立的、无党派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数在最近几年有所上升。而两党的忠实选民一直以来基本是稳定的。新世纪以来，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数逐渐增多，民主党的忠实选民人数在下降，相反共和党的忠实选民人数却在上升。这说明，新世纪以来，美国普通人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倾向于保守化，由此衍生出茶党运动、反堕胎运动等社会浪潮。

其三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政策分歧。两党的政策分歧非常明显，在经济、犯罪惩治、刑事司法、社会政策甚至国家安全政策上，两党都是针锋相对的。这些分歧主要表现为，政府要不要干预经济、政府要不要加大投入去预防犯罪或者惩罚犯罪、政府要不要扩大社会福利支出、以及坚持什么样的国家安全理念。比如，自由派认为政府应该在全世界支持人权，这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但是，保守派认为这种想法比较虚伪，美国应该更直接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空谈人权。如此看来，美国的共和党人的确比民主党人更坦率。

不平等的政治参与

美国政治是利益集团主导的多元主义政治，而有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又大都是社会的中上层阶级组成的，因此多元主义政治模式实质上仍然是少数上层精英的统治。美国活跃的、有重大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中，由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组织起来的占到88%，这些人是富人精英阶层而非普通人。

相应地，虽然传统上来讲，在政党政治层面，民主党一般代表中下层利益，共和党更代表中上层利益，但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动员对象并没有太大差异，都是中高收入群体，区别只是共和党的动员对象的平均收入在中位收入以上，而民主党的动员对象的平均收入在中位收入稍偏下。竞选捐款的主体到底是谁呢？年收入在五万美元以下的只有5%捐款，年收入在五万美元到十万美元之间的是14%，10万到25万之间的35%，25万到50万之间的是26%，50万以上的是20%，也就是说，实际上95%的捐款者的年收入都在五万美元以上，捐款者绝大多数都是中上阶层。在种族上，捐款者95%都是白人，也就是在当代美国，真正影响政治的仍然是白人。

如果按照年收入划分，把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划入高收入组，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划入低收入群体，可以发现，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在政治参与上差异巨大：在高收入群体中，86%的人投过票，17%参与竞选，56%捐过款，50%和政治家、政客有过政治联系，7%参加过抗议活动。在社区活跃度上，高收入群体中38%的人很活跃，73%的人在政治参与上更积极。高收入群体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远高于低收入群体。

美国国会议员的连任率居高不下。按照美国建国者最初的设想，为了防止民主制的败坏，议员和行政官员要频繁进行选举、更换，避免同一个议员或行政官员长期占据议席或官职。但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参众两院的连选连任率，平均都超过90%，因此有美国学者指出，议席正在蜕变为“代表的财产”。

在严重不平等的政治参与状态下，大众越来越不信任政治精英。从1964年一直到1980年代，信任度都在下降。里根时代的前半段有所上升，但从其后半段开始又在下降，1994至2001年在上升，“911”之后又急剧下降。大众对政治的不满意度也非常高。人们普遍认为，政府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把持，无法代表人民的真正利益诉求，政府并不关心人民，政府官员自身有特殊利益，他们是为其自身而不是普通人服务的。这加剧了民众的政治冷漠度：主动和他人讨论政治的人只有30%到35%，愿意主动投票的人也只有30%到35%，能够积极参与政治的只有30%到45%。可以看出，在精英统治模式下，大多数人并不喜欢参与政治。

政府机构越来越臃肿

美国建国之初只有4个部门：国务院、财政部、司法部、国防部；后来逐步组建了内政部、农业部、商业部和劳动部、卫生服务部，1965-1990年之间设立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交通部、能源部、教育部、退伍军人部、环保局，2002年建立了国土安全部。除了新设政府部门，政府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13年，包括所有政府雇员在内，美国联邦公务员接近280万，州公务员达到450万，地方政府公务员总数为1450万。美国各级政府的公务员总数达到了2180万。按照政府雇员占就业人口比重计算，6个就业者中就有1个受雇于政府部门。按照政府雇员占全体人口的比例计算，约每12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是政府雇员。很显然，美国的政府规模是极为庞大的。

美国联邦政府雇员一半的人隶属于国家强制部门。在全部政府雇员中，国防部的文职雇员占36%；其次是退伍军人部，占16%；第三位是国土安全部，占9%；第四位是司法部，占6%。这4个部门都是国家强力部门，他们的雇员总数占美国联邦政府雇员数的51%。

随着美国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其政府开支也相应增加，联邦政府需要通过财政资源控制地方政府，还要维持在全世界的军事存在，导致美国政府公债自二战以来不断扩张，特别是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幅推行赤字财政，使得美国当下的公债总量已经非常惊人，其公债总量等于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

总体而言，最近五十年来，美国逐步成长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以及后冷战时代的唯一全球性超级大国，其“新罗马帝国”的自我期许不断强化，美国的扩张性、侵略性也越来越强。同时，美国也开始走下坡路，其经济、社会、思想观念、政治都出现了不可小觑的衰变。经济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引发了思想观念、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国家治理的两极化。因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把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称为“金融资本发动的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寡头政变”。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借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将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归咎于“1%有、1%治、1%享”。“休克疗法”的发明者萨克斯将美国民主党称为“华尔街的民主党”，将共和党称为“石油巨头的共和党”。1989年宣告“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近年来也开始呼吁结束代表中上富人阶层的两党之间的相互否决制（a vetocracy），建立民主独裁制（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以图解决当代美国的重重困境。

当代美国政治制度的现状

对于理解因“帝国化”而走下坡路的当代美国而言，联邦党人的内外政治视野仍有启发意义。一方面，联邦党人有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即首先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并谋划成为新帝国；另一方面，他们也有自己的国家观，他们考虑的是新生的美国如何才能存活。在十三个邦组成的松散“邦联”状态下，在没有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作为政治体统领者、整合者的状态下，这两个目标都是空中楼阁。因此，必须制定一部联邦宪法，而其最终和最高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联邦政府，一个有权有效的联邦政府，其次才是政治权力不同分支之间的制约和平衡。正是因为其政治目标的双重性，学术界对它的政治与法律理论解释也始终存在两个方向，一方面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联邦政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权力的制约和平衡的必要性，误解往往来自于只强调后者而忽视前者。

联邦党人相信，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民”，他们同文同种，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偏好，但在“邦联”时代，他们同时既隶属于邦、又隶属于邦联，这种“主权中的主权”是典型的政治怪胎，各邦往往只维护地方利益，彼此利益分歧严重，尤其需要一个全体美国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意志的代表，只有全国性的政府才能超越各种地方利益，成为这种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而活跃在这个全国性的联邦政府中的政治家们，包括参众议员、总统、最高法院大法官，比地方领导人更有能力、更有德性，而总统又是重中之重：“国家治理情况的好坏，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责人如何……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联邦党人文集》第六十九篇）

因此，联邦党人在1789年联邦宪法中为总统权的扩张留下了充分的空间，美国总统直到1944年为止，一直没有连选连任限制，美国总统的否决权也得到了国会最大程度的尊重。在大多数情况下，否决权的行使是否顺畅，取决于总统本身，而强势总统的否决权更可能获得国会的尊重。就长期趋势而言，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当中，从林肯，到老罗斯福、威尔逊，再到小罗斯福、克林顿、小布什，总统的宪法外权力都在不断强化，当代美国政府规模、政府开支、政府职能不断膨胀的背后，是总统行政权的持续扩张。只有充分的政治集权，才能有所作为，美国历史上，现代国家建设和政治制度真正的革故鼎新都是在同一政党控制总统职位、参众两院乃至最高法院的时期才实现的，这种状态并不多见，更像是靠运气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如果行政权力、立法权力、司法权力为不同政党所掌握，往往就会出现政治僵局，三个权力部门都有相互否定的权利，三者角力，互不相让，从而导致美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形成福山所说的否决式政体。

晚近百年、尤其是五十年来，美国总统越来越像一个君主，国会越来越像是选举的寡头制，民主因素被削弱抑制，而沃伦法院之后的美国最高法院，无论能动与否，本质上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机构，罗伯茨法院所推动的法人权利的自然人化就是一个明证。因此，当代美国政制是典型的混合政制，也就是君主制、寡头制、民主制三者的混合形式，而且君主制、寡头制的成分已经形成了对民主制成分的压制之势。晚近五十年来美国所经历的经济分化、社会失范、观念撕裂、不平等的政治以及政府的膨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联邦党人的构想，也背离了托克维尔所说的一个民主社会所必需的身份平等。

今天的美国走下坡路的趋势已经清晰可见。美国兴衰之门户、进退之虚实、变化之得失、损益之轻重，对于那些希望从美国身上获得某种“现实镜鉴”的人们而言，对于那些不欲简单臧否而希冀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的人们而言，不可不察之，不可不审之，也不可不慎之。

（编辑  杨利红）

作为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出生的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一位是萨缪尔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和政策对话倡议组织主席斯蒂格利茨为各界熟知。

两获诺奖的经济学家

1943年，斯蒂格利茨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一个中产阶级商人家庭。到处可见的贫困、失业、歧视与不平等，有强烈的公民与正义感的父亲，教育孩子“金钱不能使人幸福”的母亲，都对斯蒂格利茨日后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斯蒂格利茨考取了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后，在学习期间，还在报纸公开撰文缅怀马丁·路德·金，称他影响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这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对另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纪念和缅怀。在薪火相传的意义上，不理解马丁·路德·金，很难全部理解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

大学还没毕业就被阿姆赫斯特的老师推荐去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就读期间，斯蒂格利茨和同学阿克罗夫以一篇合著的会议论文，登上美国的经济学舞台。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让这两个老同学一起收获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作为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1995年报告的主要作者，斯蒂格利茨的重要贡献使得IPCC获得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如果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凸显了斯蒂格利茨的学术贡献或个人成就，IPCC的诺贝尔和平奖则是斯蒂格利茨等促进世界和平繁荣的集体肯定。

1967年，凭借对不平等问题研究的一篇论文，斯蒂格利茨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1970年获得了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职位。此后，除了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始终没有离开经济学讲台。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研究遍及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领域，涵盖从效率到公平的各项议题。他是学术论文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被认为是改变世人对世界认知的极少数经济学家。在祝贺斯蒂格利茨从教50周年的学术庆典上，作为学者的他戏言，他几乎在所有的美国一流大学工作过。作为经济学教授的他，培养了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等一批经济学博士；作为官员的他，遴选了包括现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福尔曼在内的青年经济学人进入白宫和世界银行，和他一道工作。

从白宫到世行的政府高官

对经济学各个领域的前瞻性原创研究，对公共事务积极而忘我的热情参与，对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坚定追寻，对世态冷热与自身得失的乐观淡定，一直是斯蒂格利茨多年来学习、研究和工作的特点和态度。对传统经济学模型和流行经济学理念的怀疑和挑战，对市场经济稳定性和平等问题的关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彼此作用，是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1993年，受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斯蒂格利茨进入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成为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制定的局内人，这个经历为他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当然，这并不是斯蒂格利茨第一次从一线实践中思考经济学问题。无论是在故乡加里市还是在非洲的肯尼亚，现实案例都曾拉近了他与现实经济问题之间的距离。这些经历，使他比在城里长大的同学们能更好地理解经济问题。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任职经历，使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研究有了更大的优势。这一机构需要提供的政策建议，并不仅仅是宏观经济方面的。斯蒂格利茨深度介入了各种政策的讨论和制定。

1997年，世界银行邀请斯蒂格利茨出任主管发展问题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他介入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减贫问题，在各种场合上为发展中国家说话。他公开批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推行的很多政策，认为IMF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既不正确、也不民主；IMF本身也是一个不民主的机构，由一个国家行使投票权，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缺乏代表性。

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斯蒂格利茨对IMF一系列政策的不满达到了顶峰，IMF和美国财政部则希望他保持沉默。尽管世界银行行长也认可斯蒂格利茨的诸多理念，但是斯蒂格利茨还是决心重返学术界。有人说他是成功的经济学家和失败的官员。可他志在经济学和天下苍生，无论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还是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于他都轻如鸿毛。

心怀天下的“世界教授”

2003年，斯蒂格利茨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并担任主席。校级教授是美国大学给予该校教职员工的最高荣誉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动员了各国上百名学者参与其中，就全球重大发展问题进行政策讨论和学术研究。对斯蒂格利茨而言，重返校园是其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继续。

自2002年以来，斯蒂格利茨撰写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满》、《喧嚣的九十年代》、《自由落体》、《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不公平的代价》、《创建知识性社会》、《大分裂》等十多部著作，在全世界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仅《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就被译成至少35种文字，销量过百万册。这些书籍的议题，既涉及 “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之间有关发展模式的争论，又涉及美国经济社会的过度金融化、不平等化等问题；既涉及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之间的辩证关系，又涉及创新的微观机制和宏观制度设计、产业政策、自然资源管理等。在批评“华盛顿共识”、过度金融化、去监管化与不平等化等问题的同时，斯蒂格利茨肯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华盛顿共识”之外独立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区分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百姓福祉之间的巨大差异，强调了政府在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市场经济失灵等方面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设计了从国民幸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治理、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与世界和平繁荣的路线图。

针对美国及全球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斯蒂格利茨近年来连续出版三本著作。他指出，美国的不平等问题是一个政治选择的结果，号召美国社会上下齐心、切实解决这一问题。他对美国政府的批评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也体现在IMF年会以及处理国际偷漏税、希腊危机和阿根廷债务的多个国际经济场合。

斯蒂格利茨担任了多个国家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的政策顾问。2008年，应法国总统萨科齐之邀，斯蒂格利茨出任“经济表现测量和社会进步委员会”主席，负责研究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关系。2009年，联合国大会任命斯蒂格利茨担任联合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主席，负责对现存不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研究提出改革建议。2011年到2014年，斯蒂格利茨出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从教50年来，他被包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内的40多所国际院校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当选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美国哲学学会和计量经济学会的院士，以及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国家学术院的通讯院士等。

哥伦比亚大学的官方通讯称斯蒂格利茨是世界的教授（The World’s Professor），这个头衔或许是对他学术生涯的最好的概括。

为中国改革开放建言

自1980年代首次访华以来，中国的大江南北都留下了斯蒂格利茨的匆匆脚印。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七卷本《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及其它十几本专著，也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的巨变和当下的改革，是他的经济学课堂和执教50周年庆典的核心话题之一。除了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许是斯蒂格利茨最为关切的问题。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蒂格利茨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心、支持和建议，得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在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斯蒂格利茨积极推动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6年当中美两国关系处于低谷时，斯蒂格利茨受命担任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访问中国，为促进两国关系而努力。1997年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后，斯蒂格利茨更加关注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1998年，斯蒂格利茨在北京大学发表“中国第二代改革战略”的演讲，得到朱镕基总理的高度评价，并推荐《人民日报》第2版全文刊发。

近年来，斯蒂格利茨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多次在中国召开学术研讨会，探讨中国和世界经济格局面临的重要问题。他关心和支持中国经济学教育与人才培养，先后获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名誉教授或讲座教授，与中国经济学界互动频频。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很多值得参考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模式和路径方面，他指出了“华盛顿共识”存在的种种问题，肯定中国自主发展道路和经验的重要性，强调渐进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

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场产生了太多的失灵，市场也不能存在于真空世界里，政府必须设定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良性的发展机制有赖于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关系的彼此平衡。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他指出了以科斯定理为核心的产权至上理论的缺陷，称其为“科斯谬误”，认为在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大型企业中，明晰的产权对企业的效率本身并不重要。

关于金融市场的监管，他认为中国政府应对此高度重视，不要重蹈美国因政府监管不足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覆辙。尤其是对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要审慎，决不能操之过急。

关于不平等问题，他认为中国应该在改善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提高医保水平、打击寻租腐败等方面一起发力。

关于创新，他认为政府和市场应该各自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合力打造一个学习型社会、创新型经济。因为创新不仅仅是个别政策产生的，而是整个经济社会体制运行的结果，包括那些影响社会平等、教育医疗的因素。

斯蒂格利茨还认为，中国应该从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缺陷（比如过度的专利化等）中吸取教训，设计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体系。

2015年初，斯蒂格利茨发表题为《中国世纪》的文章，再次吸引全世界广泛关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按照购买力平价指标，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应当正视这一事实，放弃零和博弈思维和以遏制为中心的对华外交政策，和中国一起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针对美国政府对亚投行的摇摆态度和霸权思维，斯蒂格利茨公开撰文表达对中国发起亚投行的坚定支持，认为这一多边倡议将有助于缓解发展中国家援助资金不足的问题，而通过基础设施带动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

多少年来，在涉及中国威胁论、中美贸易赤字、知识产权和人民币汇率等一系列问题上，斯蒂格利茨一次又一次为中国仗义执言，在美国和西方主流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肯定中国发展道路和成就的同时，斯蒂格利茨也一再强调， “十三五”期间，中国政府应该在环境、创新、平等、健康、教育、社保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些都是斯蒂格利茨这位老朋友的知心话，值得中国政府部门和经济学家们认真考量。

（编辑  王生升）

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做出正式决定：中国的人民币将成为法定国际储备货币，自2016年10月1日起，作为第五种货币，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共同构成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即将成为国际公认的“超级”货币。对于现有的国际机制来说，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取得了最难能可贵的决定性发言权。这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志。

特别提款权和货币篮子

理解人民币入篮的关键是特别提款权，即SDR[1]1。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结算，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始之初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它有三个用途：一是作为本国储备资产，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进行拨付轧账；二是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利息和支付费用；三是参加国之间，相互提供和偿还贷款、借款担保、远期交易以及赠与等金融业务。

通常认为，特别提款权具有4个特征：首先，特别提款权本质上是由基金为弥补国际储备手段不足而创制的补充性国际储备工具，基本作用在于充当成员国和基金之间的国际支付工具和货币定值单位，同时也可在成员国之间兑换为可自由使用的外汇。其次，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由基金根据国际清偿能力的需要而发行，并由基金成员国集体监督管理。再者，在基金特别提款权账户下，参加国（享有对自有储备资产的提款权，不受其他条件限制，提款无须偿还，并且可以获得利息收益。特别提款权利率的计算方法，大致是根据美、德、日、英四国金融市场短期利率加权平均计算而得，每季度调整一次。最后，为了维护特别提款权作为较为稳定的国际储备资产和货币定值单位的公平基准，基金组织可在任何时候改变特别提款权的计价方法与原则。

通俗地讲，特别提款权是一种账面资产，也就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使用资金的权利。虽然它不是有形资产，但可以用来清偿债务、用作债权凭证、充当国际礼物，或兑换为其他流通中的任意货币。因此，它是一种货币的国际身份和世界地位的金融象征。

那么，特别提款权是怎样分配的呢？

特别提款权于1969年由基金年会正式创立，与黄金挂钩，规定35特别提款权等于1盎司黄金。由于当时1盎司黄金 = 35美元，所以特别提款权与美元等值，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特别提款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都以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来套算。

1971年8月15日，美国尼克松政府放弃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1973年，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纷纷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1974年7月，特别提款权与黄金脱钩，改用“一篮子”16种货币作为定值标准。1980年9月18日，基金执行理事会决定，自1986年1月1日起，以国际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额最高的5个基金成员国的货币组成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每5年调整一次，该五国货币被定为可自由使用的货币。据此，“一篮子”的组成货币减少为5种主要货币，即美元、联邦德国马克、日元、法国法郎和英镑，它们在特别提款权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2％、19％、13％、13％、13％。1987年，货币篮子中5种货币权重依次调整为42％、19％、15％、12％、12％。2000年，欧元取代马克和法郎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此后，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4种货币的比重虽然略有调整，但币种却从未增减。

一定程度上说，组成货币篮子的货币，代表着所有其他货币的定值标准，发挥着其他货币 “定盘星”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特别提款权的分配额度，直接影响了成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诸多权利，影响了成员国制定经济政策的行动能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IMF成员国可以自愿参加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成为特别提款账户参加国，每5年为一个分配特别提款权的周期。1969年，第24届基金年会决定了第一次分配期，即自1970年至1972年发行95亿特别提款单位，按会员国所摊付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份额越大，分配得越多。这种分配方法，使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分得最少，而发达国家则分得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此非常不满，要求改变这种 “出钱多，分配多”的资本至上的分配方法，要求把特别提款权与援助联系起来，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基金中的份额。

特别提款权的取得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议定的份额（会不定期调整）分配，二是从其他成员国买入。买入的办法，就是有实际需求的成员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用一篮子货币换取特别提款权，然后由基金安排外汇短缺成员国予以兑换。于是，申请国的特别提款权头寸增加（相当于存款增加），兑换国的头寸相应减少。

对于IMF而言，成员国之间的特别提款权头寸交换不改变总的特别提款权规模。特别提款权总规模不定期增加，历史上已经进行了5次增发，迄今共计2800亿。

1978年4月1日生效的《牙买加协定》，是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继《布雷顿森林协定》后的又一重大事件，通过使浮动汇率制合法化、实行“黄金非货币化”和扩大特别提款权使用范围，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但事实上，《牙买加协定》中“今后应以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资产，最后取代黄金和储备货币的地位”的目标远未实现，外汇在世界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多年来都高达80％左右，其中主要是美元。这种局面从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游戏规则——“天不变，道亦不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1945年12月27日在华盛顿成立以来，始终被发达国家所掌控，特别是捏在美国手里的一票否决权，越来越严重阻碍着新兴工业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

在当今世界以及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储备货币依然大行其道，说明国际货币机制既是主动设计和人为塑造的结果，更是主要大国国际战略博弈和国家意志竞争的结果，尤其是国际市场选择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淘汰的结果。

10.92%预示了什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人民币将在调整后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占据10.92%的比重。相应地，美元的比重将占41.73%、欧元为30.93%、日元占8.33%、英镑8.09%。

11月30日公布的特别提款权最新份额，昭示了多方面的深刻内涵。

第一，人民币“入篮”之前，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如同四大金刚，其权重分别为41.9%、37.4%、11.3%、9.4%。。人民币“入篮”削弱了上述4种货币的权重，这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第二，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后，欧洲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合计损失9.68%；美日仅触及皮毛，失去1.24%；美国可以说几乎毫发无损，美元比重仅仅下降了微不足道的0.17%。美元仍旧遥遥领先，继续充当惟一的世界货币，对比之下，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4种储备货币，可称为国际货币，但算不上世界货币。

第三，国家实力是货币实力的后盾。在刚刚宣布的份额框架中，欧元 + 人民币 = 41.85%，大于美元的41.73%；但欧元 + 人民币 + 英镑 = 49.94%，又小于美日的50.06%；而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差额–为30.81%，差不多等同于欧元的现有份额。人民币与美元在权重上存在巨大悬殊，但其经济规模正在逐渐接近。这两种货币的长期趋势和中短期表现，直接反映了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复杂联动，也将体现出中美之间竞争合作状态以及它们各自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能力。

第四，调整权重的计算方法本身存在重大缺陷。目前的方式过于倚重拥有发行世界货币和国际货币的主要国家央行，其他较大经济体的货币鲜有参与，其余国家更是不予考虑。其次，官方外汇储备情况与一国货币在国际金融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几不相干，而外汇市场流动性、资本市场活跃度、衍生品交易量、金融资产计价的高使用率等因素，亦即市场提供能力，似乎更具优势。再有，当前公式沿袭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惯性，且赋予出口过高权重。

第五，人民币的需求预期空前增强。特别提款权接纳人民币，标志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肯定，人民币成为基金官方储备候选货币。作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四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和国际银行间贷款货币、以及第七大国际储备货币，在IMF批准特别提款权可以直接兑换人民币后，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必将水涨船高，这有利于减轻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发行也将逐渐增加。

第六，中国金融业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跃升。中国的金融改革，短期看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长期看是能否实现经济转型升级、金融平稳开放，从而造就一个主体多元、规则透明、深度和广度兼具的金融市场，以及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完备的监管管理体系，为实体经济的真正跃进服务，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值得称许的是，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过程中，中国有关部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现了有效交流和双向激励机制。后者提出的一系列标准和要求，有助于加快中国的各项金融改革，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而前者则提供了当今世界最有朝气、最具潜力和最具挑战性的国际金融理论孵化器和全球治理政策试验场。

第七，新货币篮子进一步印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剧烈嬗变。中国倡导的亚投行，形成了现代经济史上中西合璧的金融制度创新。

欧洲可被视为中国现阶段金融变革的同盟军，但非洲、拉美和中国周边国家才是实现这些金融变革的依靠力量和主导力量。这一点，需要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铭记在心。

新世界，新路标

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篮子的组成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给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将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这也是对于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在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方面取得进步的认可。”

由于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和国会的顽固阻挠，尤其是美、日两个特别提款权大户在政治上对中国缺乏信任，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处处受制于人。人民币过了储备货币这道坎，就没有哪个国际机构可以扼住中国的命运，国际社会再难以用双重标准限制中国的行动自由。

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构成货币之后，中国企业的国际贸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将会显著下降。进口和出口均可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省去了汇兑手续和成本，避免了汇率风险，有利于明确核算各个环节和整体交易的投入产出与利润收益。

对于中国的生产型企业，人民币行将扮演的新角色，有助于其对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它们在设厂、雇工、买进原料、卖出成品、核算盈亏、银行贷款、支付费用、当地纳税和利润汇回等方面，会享有更为透明的商业环境、更受青睐的融资方案、更为便捷的会计处理，也有利于其海外收购和全球化配置资产，以及开展资源、技术合作。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转化为行业竞争力。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人民币成为硬通货，则是如虎添翼，相当于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颁发了“世界通行证”。

对于公民个人，则会减少换汇损失和麻烦的手续，享受主体货币的便利。如果是个人理财，人民币的稳定坚挺，也是大大的利好。

为了巩固现有成果，我们还需要谨记下述原则：

战略层面，货币政策选择更加谨慎且富于弹性。人民币“入篮”，只是确定了参加大赛的上场名单，能否夺冠，更艰苦的过程是在比赛过程中。政策层面，量力而行，保持中国特色。要警惕贪大求全，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必须稳扎稳打，切实防范外部冲击，使其服务于稳定、均衡、增长的中国实体经济。

监管层面，务求稳妥，严防人民币流通和运行中的内外溢出效应。加快新的法律、规章、措施的制定，建立国际合作执法新模式。

人才方面，只争朝夕，立足自我培养，多种途径并举，使一支政治上可靠、高度专业化、敢为天下先的队伍成长起来。

（编辑  王生升）

新兴经济体普遍遭遇发展困境

2013年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陷入经济困境。

一是经济增速普遍放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年7月统计数据，新兴经济体增长率逐年下滑：2013年为5.0%，2014年为4.6%，2015年降至4.2%。[1]世界银行预计，2015 年新兴经济体增速为4.4%，低于2014年12月预计的4.8%。2015年第二季度，除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增速平均只有1.8%，低于发达国家2%的增长率，为近年来首次。就国别而言，中国过去长期保持8%以上高增长，但2014年增长率仅为7.4%，为1990年以来最低增速，2015年预计只有6.8%。2008年金融危机前，俄罗斯经济增速达到8％，自2010年以来逐年下降态势明显。根据IMF的数据， 其2013年经济增长1.6%，2014年为0.2%，2015年可能进一步萎缩。巴西在2010年经济增速达7.5％，但2014年经济增长率仅有0.2%，预计2015全年衰退2.26%，2016年还将继续萎缩。

二是资金外流、货币贬值严重。据IMF统计，目前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跌至15年来最低水平，仅2014年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总量就超过1万亿美元。[2]就国别而言，摩根大通2015年7月报告显示，中国过去5个季度的资本外流达5200亿美元，相当于抹去了2011年以来吸收的全部外来资本，仅2015年第季度的资本外流额就高达1420亿美元。俄罗斯2014年外流净资本达1340亿美元，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相继下调了俄主权债务信用等级。受此影响，人民币、卢布等新兴国家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均跌至近年最低点。

三是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凸显。2012 年以来，拉美国家贫困指数停止下降，贫困人口占比徘徊在28%左右，委内瑞拉贫困人口比例超过32%。2013年6月，巴西因公交票价上涨0.2雷亚尔（0.6元左右），引发20多年来最大抗议，80多座城市100万人上街抗议；2013年12月，阿根廷全国20多个省份发生哄抢和警察罢工事件；2015年3月底，南非爆发大规模排外骚乱，上万名外国人流离失所； 2013年5月底以来，土耳其爆发大规模持续抗议；2015年9月，印度举行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近1.5亿工人参与罢工。

曾经风光无限的新兴经济体，正在遭遇发展困境。摩根斯坦利将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南非列为“脆弱五国”（Fragile Five）。[3]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金砖国家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可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4]

当前新兴国家面临的困境并非偶发现象。20世纪以来，尽管欠发达国家纷纷追求经济现代化，但绝大多数国家长期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鲜能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据统计，二战后全球超过100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少数经济体跨入高收入行列。世界银行估计，20世纪60年代确定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在2008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5]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有必要置于国际资本体系下分析。

跨国产业资本转移牵动新兴国家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是对新兴国家进入跨国产业资本现状的描述。“其兴也勃”是指，跨国产业资本进入为新兴国家带来繁荣。新兴国家短期内实现经济繁荣，与资本跨国流动和逐利本能有着直接关系。资本是诸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成分，其本性就是谋求利润最大化，但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又是资本运行的必然规律。发达国家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状况，因此，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就进行“时间-空间修复”，[6]即通过向那些尚未充分开发、利润率更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来获得更多利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2005-2014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增加10倍，投资增速比发达国家快30%。2014年接受直接投资最多的前20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尼、俄罗斯）。[7]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资本涌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扩散，激活了这些国家原来的人口、资源等潜在要素，使其经济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态势。2001年，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推出“金砖五国”(BRICS，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汇丰推出“灵猫六国”(CIVETS，包括中国、印尼、印度、越南、土耳其与南非)；高盛再度推出“金钻11国”(Next-11，即增长潜力仅次于金砖五国的11个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尼、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与越南)。新兴经济体一时风光无限。

 “其亡也忽”是指，跨国资本离场使新兴国家陷入经济萧条。跨国产业资本是把“双刃剑”，它给新兴国家带来短期繁荣的同时，也带来长期的发展问题。

一方面，跨国产业资本涌入往往会摧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尤其是为数不多的高端产业，使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产业链下游位置。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毫无缓冲、毫无准备的自由贸易中，不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部门（如电子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制造等），往往最先遭受沉重打击。[8]发展中国家能够保留下来的，大多是纺织、水泥、造纸、出口加工等中低端产业，很难为新兴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产能及动力。另一方面，跨国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大多是“松脚型工业”(footloose industry)，关键时刻往往“脚底抹油”。这些外资主导、外科手术植入式的中低端产业，总是在不断寻求成本最低、收益更高的投资场所。它们当初涌入新兴国家，就是看中了新兴国家在劳动力、土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一旦投资成本及市场环境转变，跨国产业资本就会将工厂迁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地区。[9]

按照沃勒斯坦的估算，从投资大量进入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当地工人被有效组织起来，迫使工资上升和资本抽离，大约需要30年时间。[10]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已经超过30年，一定程度出现了资本过度积累现象（如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日增，平均利润率下降。例如，过去“中国制造”的低成本是吸引外资的优势，但近年来中国劳动人口日益缩减：2011-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560万，劳动用工成本上升。人口红利的投资优势逐渐丧失。

这种“候鸟型工业”的迁离，使新兴国家出现“其兴业勃，其亡也忽”的巨大落差。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描述得淋漓尽致：“资本主义卡特尔和托拉斯一点一点地把一个国家搬到他国。当他们一点一点地卖完了一个国家后，他们就用这种收入来一公里一公里地收购新的国家的地契，然后再把收购来的土地一点一点地卖光，最后只剩下满地的窟窿，有的窄而深，有的宽而浅。”[11]当年拉美国家凭借原材料优势，以及蜂拥而来的外国资本，在短期内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新兴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但随着原材料降低以及国际资本流出，拉美又正在经历“大衰退”。当前，“金砖国家”在经历跨国企业迁离潮后，同样面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处境。新兴国家要想留住这些跨国资本，往往会以更大的牺牲（包括税收减免、优惠出让土地、降低工资、污染环境等），换取GDP增长和表面的经济繁荣。 这种“寻底竞赛”迫使各个国家抛弃自己的工人保护和就业保障体系，并被冠以所谓的“竞争力”，即“为了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而降低工资。” [12]导致“血汗工厂”的盛行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恶化，新兴国家靠低端工业化发展经济的模式已日趋走入死胡同。

跨国金融资本流动加剧新兴国家经济动荡

金融资本主义是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对很多产业资本家来说，“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症，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13]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背景下，谋求更高利润的冲动，使越来越多的资本离开生产领域，成为靠借贷获取利息，乃至纯粹玩“钱生钱”游戏的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占据决定性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狂想症”日渐从阶段性病状变成结构性病状。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推行的市场化、私有化、放松金融管制政策，使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据决定性地位。20世纪70年代，金融工具仅占所有投资额的1/4，到2008年这一数字已攀升到75%。[14]20世纪90年代，投资“其他”领域资本有50多万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已增至600万亿美元，而世界实体贸易额只占全球资本交易量的1-2%左右。“主导今天整个资本积累运动的，是经过二十年发展变化的、各种以食利性金融资本为基础的机构，它们不论在收入分配还是投资节奏上，或是在工薪就业水平和条件方面，都可以通过操纵金融市场活动而起到决定性作用。”[15]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由盛转衰的征兆，其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冲击更大。

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利息率比发达国家高得多[16]，跨国金融资本源源不断涌向新兴国家，导致金融资本主义的积累体系，尤其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掠夺财富模式，在世界更大范围内被复制和传播开来，发展中国家也因此遭到更直接、更严重的负面冲击。

首先，极大盘剥和削弱新兴国家的实体经济。金融产业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凭借对资本的占有，参与瓜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金融积累体系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最为直接：

一是实体经济停滞。在金融资本体系下，金融投资者可以通过操纵交易市场，由此使金融资本日趋决定着生产性投资的节奏、形式和地点。金融资本优先考虑的是企业的“市值”，迫使企业不得不回购股票以维持市值，借贷投资，最终导致企业高负债。在企业管理中，金融投资者也是根据纯金融的准则，必须在短期内实现投资回报，因此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高剩余价值和获取剩余价值。在金融统治下，工业管理的核心词是“减员增效”和“结构重组”。[17]在拉美地区，当地企业刚刚私有化和股票上市，跨国公司的并购就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作为收购者的跨国公司为了它们的纯商业利润而瓦解了企业长期目标和生产活动。

二是导致实体经济日趋被“挤出”，经济日趋虚拟化。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政府倾向于采取严厉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货膨胀视为优先任务，由此导致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增长。但高利率又会引起投资和储蓄率下降，使各种金融投机活动增多 “企业不再被激励去进行生产投资和拓展，在利益驱动下偏重于以各种形式购买有价证券进行金融投资。” [18]

金融全球化还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经济法则。一般来说，商品价格上涨会削弱进出口竞争力，但资本价格上涨则将全球的资金吸引到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中。不断上涨的租金、财产和债券支出，往往会抵消工资优势，[19]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随着金融化程度提高，“生产消费型经济体变为越发负债的金融财产型的贝壳式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金融上将变得‘头重脚轻’，并使得储户和债券人之间两极分化。”[20]

三是银行体系风险增大。在金融市场日趋发达的背景下，大企业更乐于通过资本市场在市场上直接融资，而不是去银行借款。银行业出现脱媒现象，不得不寻求业务多样化，特别是转向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品，也将银行业本身置于十分危险的处境。[21]

新兴国家社会财富加剧外流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破坏性极强的金融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掠夺令人发指。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相对落后封闭，对金融游戏规则和风险缺乏深刻了解，跨国金融资本涌入，使这些国家经济活动风险系数倍增，并由此打开财富外流的“绿色通道”。跨国金融资本可以通过操纵发展中国家金融中心的方式，获取工业利润、金融企业收益以及利息和红利，并把这些红利转移到纽约、伦敦或东京金融中心。[22]金融全球化实际使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被切开的血管”，财富不断流向发达国家。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主要凭借美元霸权地位，通过金融杠杆对外转嫁危机、掠夺发展中国家多年创造的财富（俗称“剪羊毛”）。一般来说，跨国金融资本最愿意投资的，是那些可以短期获利、“快进快出”的行业，如房地产、股市、债券市场等。大量资本涌入，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出现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经济过热、本币升值等“虚拟繁荣”。当这些国家出现资本过度积累后，跨国资本便获利撤离，完成“剪羊毛”过程。而发展中国家则因资本贬值陷入经济萧条，并可能在债务偿还的严格规定下遭到劫掠。[23]尤其对那些没有实施资本账户管制、外汇储备不够多的新兴经济体来说，由于缺乏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部分国家已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同时也没有实施足够的宏观审慎监管。跨国金融资本（尤其短期资本，俗称“热钱”）大量流出，使这些国家成为最大伤害者。“今日的国际金融取得了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军事征服曾起到的作用，把债务国锁定为剥夺了所有权，甚至失去对自己资源的征税权的原材料出口国的境地。”[24]那些易受攻击的发展中国家，其付出代价既可包括丧失财产、工作和经济安全，更包括丧失尊严和希望。[25]

当前新兴国家正遭遇这一困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连续推出货币量宽政策，稀释有毒资产，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2010年以来，新兴国家私人资本净流入连续3年超过1万亿美元，是2000年的10倍。但随着2013年5月美联储停止量宽政策，并进入加息周期，美元重新成为强势美元，滞留在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获利回流。从2013年开始，流入新兴国家的金融资本，由1.06万亿美元降至1530亿美元，2014年降至300亿美元。截至2015年8月21日，全球共有25亿美元资金流出新兴市场债市。这意味着，自2009年开始的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的资本流动出现逆转趋势。[26]

资本外流导致新兴国家出现资产价格下降、本币贬值、经常项目平衡恶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当前强势美元造成新兴国家货币贬值（2015年平均贬值20%）、投资减少或贸易额下降，以美元计价的政府债务和公司债务则大幅增加，高度依赖外资的土耳其、南非、巴西等国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有分析认为，“不论对劳动力的剥削多么残忍，也无法抵消汇率与一种无比强大的货币挂钩带来的后果。”[27]

美元升值还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下降。2014 年下半年，国际油价下跌50%，金属类产品下跌20%，粮食下降17%，那些主要依赖资源出口的新兴国家深受其害。

发展中国家“慢性中毒”

新兴国家陷入困境的内因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张市场化、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认为单靠市场就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带来更快发展和更大繁荣。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自由市场制度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28]该理论选择性地推动资本完全不受限制地跨国流动，看似公平的“自由贸易”和“国际竞争”，实际只对那些掌握核心技术、品牌和规则优势的发达国家有利。因此，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为资本扩张“鸣锣开道”。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其主要目标就是向国外扩展美国的金融力量，强迫别国打开国内市场（尤其是资本和金融市场），将新自由主义实践强加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29]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加辨析地接受了比较优势、自由贸易、放宽管制、私有化等种种新自由主义信条，对跨国垄断资本“开门揖盗”，其最终结果就是经济日趋敏感脆弱，走上缓慢衰落之路。

实践表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遵照私有化、自由化、削减预算等新自由主义教条发展起来的。[30]相反，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发展中国家，则纷纷陷入经济困境。历史上，拉美地区的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等国，都曾因经济过度自由化和私有化，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当前，巴西、土耳其、埃及、突尼斯等不同类型的新兴国家遭遇困境，同样是新自由主义作祟的结果。大量事实证明，最有可能受到外力冲击影响的国家，是那些在外来及本国金融买办垄断压力下，同时实行贸易与直接投资自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最为严重地受到同时来自金融领域和实业领域双重矛盾的牵制。[31]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就是带有战略误导性质的“慢性毒药”，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尤为明显。

         （编辑  王生升）

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上）¨

                                                        李希光*

1990年7月20日的《中国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专稿，报道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绸之路”青年学者，从7月20日这一天开始，离开西安的西门，在丝路古道上跋涉。这条路我一直走到了今天，一边走，一边写“丝绸之路”日记。先后一共走了5条“丝绸之路”路线，其中包括“沙漠丝绸之路”“佛教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阿尔泰游牧路线”和“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从威尼斯出发，经过雅典、伊兹梅尔、亚历山大、马斯喀特、卡拉奇、果阿、科伦坡、马德拉斯、普吉、马六甲、泗水、文莱达鲁萨兰国、马尼拉、广州、泉州、佛山、福冈和大坂等“海上丝绸之路”的古港口。

我在清华教书16年，每年都带着学生沿着上述路线边考察、边学习。前后共带了500名学生跟我在“丝绸之路”，一边走、一边读书，一边采访、一边上课，采访的对象多是草根阶层。我们常常随时停车，直接进到路边的村子里调研，也到一些当地的学者家里采访和座谈。

什么是“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一百多年前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的。张骞、安世高、法显、宋云、玄奘、慧超，这些“丝绸之路”的先行者和记录者，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条路今后会被称为“丝绸之路”。据《史记》记载，张骞及其使团出使西域时，不仅到了今天阿富汗的大夏，还到了位于大夏西南的现今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张骞及其使团在大夏和信德看到丝绸在这个地方非常昂贵，跟黄金一样，都是按斤按两来卖。他回到中原后就报告给皇上，中原皇帝才发现丝绸不仅很值钱，而且是非常方便运输携带的贵重礼品。

但是，从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古丝绸之路”的古文献看，“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质和经贸往来，对中国而言，也承载了来自西方的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佛教文化包括佛像、雕塑、彩绘等等。中国最伟大的文化宝库之一敦煌莫高窟，其文化源头就来自犍陀罗地区的佛教文化，也就是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塔克西拉、白沙瓦和阿富汗地区。没有犍陀罗文化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佛像，就不可能有中国佛教艺术和文化的传播。

丝绸之路与中国的崛起

大家对“中国梦”的解释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说明中国历史上有过崛起。

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第一次崛起为张骞通西域。张骞使团最远到了大夏和今天的巴基斯坦信德省。打通了河西走廊，建立了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国第一次把战略触角伸进中亚，并通过河西四郡和西域都护府控制了新疆，影响了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带的中亚地区。通过实现对中亚的治理，大汉王朝也迎来了稳定和繁荣。

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第二次崛起是在唐朝。唐朝时，中国在丝绸之路上走得更远，治理和影响的范围更大。当时唐朝势力范围超越天山、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以库车为中心，设立了安西四镇。最西边的是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碎叶城，据郭沫若考证，那里是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唐朝大将军高仙芝率领远征队穿越帕米尔高原，走过河西走廊，征服了今天的克什米尔、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地区。20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受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的阻遏，虽然占领了阿富汗，但没能打进中国。近代，人们总是说，阿富汗历来都是“帝国的坟场”，从沙俄到维多利亚的英国、前苏联的红军，到“911”后的美国，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葬身阿富汗的。

几年前，蒙古国政府在杭爱山上用大石头修筑了大蒙古地图，把从乌克兰、东俄罗斯、波斯、中亚到中国都划进了大蒙古国版图。中国元朝在“丝绸之路”上的崛起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如果把蒙古人当成中华民族的一员，成吉思汗当成元朝的太祖，而成吉思汗的子孙征服或远征的疆域几乎覆盖整个亚欧大陆。按照这个逻辑，成吉思汗子孙统治的大盘就成了中国人治理的地方。蒙古的学者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不能否定的是，蒙古的崛起是在“丝绸之路”上的崛起，通过驿站、驿道和军事征服，复兴了“丝绸之路”。

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第四次崛起是清朝。“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这句话可能让中国人不快，但是如果不是清朝把中原王朝带回新疆，重新获得中亚治理权，中国的版图也就只有明朝大小。美国学界和日本学界常说，南宋和明朝是中国最好的朝代，但是南宋和明朝多被界定为单纯的汉族国家。明朝把中国西部边界定在嘉峪关，把敦煌划在了关外。清朝时期，乾隆收复新疆，并以“旧土新归”为名把西域命名为新疆。通往喀什、阿富汗、印度和克什米尔的瓦罕走廊、喀喇昆仑山口、墓士塔格山口和通往安集延的乌鲁克恰口岸一直到20世纪初都是开放的。如果不是清朝收复新疆，重新治理中亚，不仅新疆，连敦煌都不在中国版图内。

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的四次复兴与中国的四次崛起都是围绕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的新疆、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和中东展开的。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以这个地区为中心，划了一个“椭圆形”，这个椭圆形内的国家正是欧亚大陆上石油及各种矿产资源丰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盛、地缘战略位置重要，而政治宗教问题却极度复杂的地区。而这个椭圆形的核心区也是中国前四次崛起时征服或治理的核心地带。布热津斯基认为，谁征服了这个地区，谁就将统治和主宰这个世界。

“一带一路”路在何方

2015年3月28日，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中说，“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一带一路”东西是三大干线，一条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从连云港经过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欧亚大陆桥；另一条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通过蒙古，进入西伯利亚，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大铁路从海参崴一直到莫斯科；再有就是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

除了三条干线，还有横联这三条干线的南北廊道，又叫“走廊”。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新疆的节点城市通过“中巴走廊”，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瓜达尔港连接起来，把“带”与“路”连接起来，让新疆通过巴基斯坦，直接进入阿拉伯海。目前来看，进展最顺利的是“中巴经济走廊”。“印中孟缅走廊”在缅甸遇到阻力，而印度媒体和一些政客一直把中国在缅甸胶漂港、孟加拉吉大港、斯里兰卡汉班巴托港和巴基斯坦瓜达尔的建设比作一条“围困印度”的“海上珍珠链”。此外还有一个分别连接云南和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泛亚铁路。

在“一带一路”正式提出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有4条线路和廊道运行：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为起点的西伯利亚大铁路、1956年修通的中国经蒙古到欧洲的铁路大陆桥通车、从连云港出发经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抵达鹿特丹港的亚欧大陆桥、2011年通车的“渝新欧”国际货运大通道。

目前，国家制定了“一带一路”三条通道的规划：北通道、中通道、南通道。北通道：自京津唐经山西、内蒙古，从伊吾进入新疆，再经北屯、吉木乃西出哈萨克斯坦至俄罗斯；中通道：自上海横穿中原、经哈密、乌鲁木齐、精河，分别从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出境入中亚至欧洲；南通道：自广东经湖南、重庆、四川、青海，由若羌入疆，再经和田、喀什，进入中巴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中国经济与中亚、中东乃至整个亚欧陆地的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通过消除中东、西亚、中亚和东亚之间的人为划分，实现重建跨越中亚、通往欧洲和海湾国家的古老“丝绸之路”的宏伟计划，不仅提供和保障了能源和资源的供应，而且成为中国资本投资的新目的地。

构建新的全球经济带

中国现在需要构建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带，从而促进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即从“跨太平洋时代”、“跨大西洋时代”到“亚欧时代”。这个新的经济带将超越欧盟、TPP、欧亚联盟、伊斯兰国家组织这现有的四个经济带，形成“一带一路经济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65个，总人口为44亿，占全世界的63%，经济规模将近全世界经济规模的30%。新的经济体的潜力在哪里？“一带一路”沿线65个经济体的贸易额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2001年的16.2%增加到2014年的26%；自2001年以来，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已经增长了22.2%，这比中国贸易总额的增长率高出4.4%。

从“两洋时代”到“亚欧时代”

为什么说“一带一路”将把全球的经济从“两洋时代”变成“亚欧时代”？经济学家谈全球经济，多是谈“两洋经济”，即大西洋和太平洋。近现代以来，以大西洋海上贸易路线和太平洋贸易为纽带形成的“跨大西洋经济体”和“跨太平洋经济体”，承载着全球占比最大的经济活动总量。今天，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已成为世界经济新的中心，“一带一路”将联通东亚、中亚、西亚与欧洲，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动力，全球经济合作将进入“亚欧时代”。“一带一路”将欧洲经济圈、亚太经济圈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两大经济圈链接起来，成为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世界经济走廊，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地理布局。

中国能源需求必由之路

“一带一路”更是满足中国能源需求的必由之路。中国石油在1993年是零进口，而到2013年每天要进口原油600万桶，进口原油已占中国全部石油消费的58%。根据2014年1月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13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国际油气资源﹐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逼近60%﹐并继续向70%﹑80%进军。今天，中国人每消费两桶原油，其中就有一桶来自阿拉伯国家。过去十年，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石油增长了3倍，从2003年的每天进口80万吨，增加到了2013年的每天进口280万吨，相当于中国每天进口原油的一半。中国的十大原油供应国中有5个是阿拉伯国家：沙特、伊拉克、阿曼、阿联酋和科威特。自2002年以来，沙特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2014年中国从沙特进口的石油达到19%。中国有三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从卡塔尔进口。此外，中亚的石油资源量为172亿至182亿吨，天然气资源量37万亿至39万亿立方米。其中石油资源量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天然气资源量主要分布在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的能源资源丰富，石油探明储量为39亿吨，占中亚第一；天然气储量3.9万亿方，在中亚仅次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有望获得近一半的里海石油储备和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储备，里海的油气储量潜力，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

中国的贸易需求

从中国的贸易需求角度来看，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共为4.16万亿，占全世界的11%。我国跟“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包括韩国、中国香港的贸易已经超过我国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韩国人也很清楚，韩国的对华贸易比韩美贸易和韩日贸易加在一起还要多。最近韩国批准了中韩自由贸易区。中国跟大多数亚太国家通过这种双边的自由贸易区绕过了美国的TPP。

“一带一路”还可以保障中国的能源和贸易的海上运输通道。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运输通道看，无论中东和中亚出现什么样的乱局，中国都不会远离这个地区。海湾国家的稳定，特别是扼守亚丁湾的也门和索马里的和平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和贸易往来至关重要。到目前为止，中国有大约80%的进口原油和绝大多数的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要通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由外籍油轮运输的进口原油曾一度高达90%。虽然近年来中国籍油轮的增长较快，但是绝大多数进口原油、特别是中东和非洲的原油仍要依赖外籍油轮。如果海上石油运输遭到封锁和控制，内陆运输、尤其是周边产油国的陆上输油管道就成为海运的重要替代方向。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是“一带一路”的交通枢纽和连接“带”与“路”的“金腰带”。

在朱镕基做总理的时候，中国政府决定帮助巴基斯坦建设瓜达尔港。当时中国建好瓜达尔港后，巴基斯坦把港口交给新加坡港务局管理。两年前，巴基斯坦政府决定把瓜达尔港从新加坡港务局收回来，交给中国管理，这意味着“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旗舰已经正式启航了。瓜达尔港不仅将服务于中国对中东北非和欧盟的贸易和能源运输，还将服务于阿富汗、哈萨克、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这些中亚内陆国家。

“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面临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两大挑战

美国的挑战。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预言，2015年美国将失去世界霸主地位。他在书中提出要未雨绸缪，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防止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或一个反美联盟的出现。他认为，欧亚大陆是关键地区，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亚大陆可以作为地缘政治大棋盘，决定世界的繁荣和稳定，决定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75%，国民生产总值占到全世界的60%，以及世界已知能源的四分之三。布热津斯基所划定的“椭圆形”，包括巴尔干各国、中东、中亚、前苏联地区南部、中国新疆等地区。这个“椭圆形”是一个“充满激烈动荡的漩涡”。过去20年，世界的热点，如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中国新疆及当前的中东大动乱都没有离开这个“椭圆形”。虽然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把重心放在重返亚太。但是从目前的中东大乱局看，这就是有美国议程和利益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最近宣布通过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TPP），想把中国重新孤立起来。TPP的12国虽然占全球GDP的40%，但从全球贸易量看，这12国仅占15%，其中绝大多数国家目前的最大贸易国都是中国。比如，澳大利亚对美贸易是300万美元，而对华贸易则超过1300万美元。有专家认为，在现有的世界经贸规则中，中国的竞争力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无法在现有规则架构上保持对中国的优势。如果依然行使目前的游戏规则，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想通过TPP让世界重新回到美国控制的“世界秩序”，因而TPP是“华盛顿共识”的升级版。

伊斯兰世界的挑战和机遇。“一带一路”上经过的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沿途的57个伊斯兰国家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70%的能源和50%的自然资源。这57个国家人口有16亿，但是GDP却只有７万多亿。中国的人口差不多是14亿，GDP远远高于伊斯兰国家组织，这57个国家的GDP加在一起刚超过中国的一半。这意味着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潜力非常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伊斯兰国家的投资风险，近十年来，中国的海外石油投资超过一半以上都是在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地区，其中包括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和也门。

   伊斯兰国家有四种势力在进行较量：一个是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一个是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再有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为代表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力量；还有土耳其为代表的西化派力量。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主要打击的是伊斯兰世界的社会主义力量，包括内战中的叙利亚。美国表面上指责阿萨德是少数什叶派人统治多数人的逊尼派人口，要搞垮阿萨德政权。但实质上是针对三个问题：一是阿萨德是阿拉伯复兴主义的余党；二是他所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的社会主义力量；三是他与反美的伊朗联盟。

“东西双向开放”新思路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的对策是什么？五中全会提出了“东西双向开放”的战略新思路，重新定位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

按照“一带一路”的构想，中国即是一个中亚国家，也是一个印度洋国家。

作为一个印度洋国家，从新疆到印度洋的距离比从新疆到北京的距离还要近。考虑到中国-东盟泛亚铁路、孟中印缅走廊、中巴走廊和青藏铁路，印度洋将成为界定中国的新的地理视角。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一带一路”将把中国变为印度洋国家：在阿拉伯海和海湾地区建立港口，作为中国在印度洋的落脚点，如在巴基斯坦建瓜达尔港、在孟加拉建吉大港、在缅甸建皎漂港、在斯里兰卡建汉班托特港。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的建成，中国将进入“两洋时代”，即太平洋和印度洋时代。

通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国还将变成一个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以西域为中心重新界定中国与世界。我们不再是站在太平洋岸边看世界，不再以深圳和上海为视角看世界。而是以西域为出发点，站在天山或帕米尔的雪山上看世界。构思“一带一路”文明圈：那是一个突厥、阿拉伯、波斯、俄罗斯和汉文化并存、交流、重叠、融合的文明带。站在塔什库尔干往东看中国，用汪晖的话，那是“一个幅员辽阔、层次复杂、无分内外却又文化多样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理学的夷夏之辨、不同于郡县制国家的内外差异、当然也不同于内部同质化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视野。”随着“一带一路”，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开通，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的边疆地带将成为“华夏新中原”、“华夏新腹地”。

“一带一路”作为应对来自太平洋压力的最优对策，是中国的战略觉醒，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制定的国际战略。通过亚欧大陆和印度洋联盟，形成一个中国生存的更大空间，从而平衡“跨大西洋联盟”和“跨太平洋联盟”对中国的遏制。美国的“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是要把60%的军力部署到亚太地区。美国声称，其全球7个“铁杆盟友”有5个在亚太，美日同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石。“新冷战”的主战场在亚太，就是要遏制中国。但是，随着中国在“丝绸之路”上重新崛起的力量释放，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效果并没有达到，反而被中国牵制了其主要力量，这让美国无力顾及布热津斯基布局中的“椭圆形”地区——中东、中亚、西亚。中国可以放手搞好“一带一路”，建设全球最大的经济带。

（编辑  季节）

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元为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日益显现其弊端，美联储以本国就业和通胀为政策目标推行激进宽松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一背景下，促进国际货币多元化的改革方向得到了广泛支持。基于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改革开放进程持续推进，人民币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一点得到国际认可，同时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对人民币国际化来说，汲取其它重要货币在国际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不可或缺。日元国际化无疑具有最为重要的借鉴作用。

                     日元国际化的发展

日元国际化的开端（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推行“贸易立国”和“科技立国”的增长方式，国民经济得到迅猛发展。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日本经济处在黄金期，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并在1968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64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开始承担日元自由兑换的义务。此后，在国际商品和外汇交易中使用日元成为可能，这标志着日元国际化的开端。1970年，日本允许发行以日元计价的外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欧洲日元市场。这一时期，日元国际化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方面，日本政府担心日元国际化所要求的资本账户开放将导致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下降，也担忧跨境资本流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主观上对日元国际化有所抵触。另一方面，日本金融体系的封闭、过度管制和发展缓慢也没有为日元国际化提供生长的土壤。

日元国际化急剧扩张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日本所面临的一系列内、外部政治、经济条件发生变化，这促使其逐渐调整金融政策，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减少金融管制，推进日元国际化的发展。首先，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急剧下降，货币间汇率剧烈波动频繁出现。对于日本这样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来说，稳定汇率、避免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升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日本政府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将有助于提高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本政府也认为日元有能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其次，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欧美国家推动金融自由化的一系列放松管制措施，在客观上对日本形成一种变革压力。再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日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升温，美国将日本的巨额贸易顺差归咎于日本市场的封闭性和被低估的日元，美国对日本开放金融、资本市场以实现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要求不断升级。最后，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日本，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日本企业在快速增长期普遍积累了较为充盈的自有资金，企业的融资需求开始下降，金融市场的资金开始充裕，充裕的资金则要求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增加金融产品的数量，提供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取得了较大发展。1980年12月，日本大藏省颁布实施新《外汇法》，日元经常项目基本上实现了自由可兑换；对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也由原则上限制兑换，转变为原则上放开管制，这是日元国际化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标志。1983年11月，美日首脑决定设立协调解决美日汇率问题的专门机构“日元 - 美元委员会”。双方政府于1984年5月就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日元国际化以及减少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日本金融市场壁垒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1]

日本政府陆续推出了几项促进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的改革措施：取消利率管制。1985年起，日本金融当局允许存款利率实现自由浮动，到1991年，300万日元以上的日元存款利率已经完全放开；拓宽债券市场。1985年起开设商业承兑票据市场、短期国债市场、商业票据市场；废除金融机构的分业经营限制。银行可以从事债券经营活动、参与商业票据市场和金融期货市场的交易。证券公司可通过办理国债担保贷款业务等方式，介入银行业务；放宽外国金融机构的准入。1985年到1989年，外国银行在日本开设的分支机构数量由233家上升至261家，外国证券公司的数量由139家上升至182家。促进非居民对日元的使用。日本政府取消了非居民购买和发行日元债券的限制，准许境外金融机构参与欧洲日元市场，并放松了居民使用欧洲日元借款的要求；建立东京离岸市场（Japan Offshore Market, 简称JOM），对居民和非居民的金融交易进行区隔。对于日本离岸市场，日本政府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如存款利率不受日本银行管制，离岸账户存款不必参加存款保险、无需向日本银行缴纳存款保证金，以及免除利息税等，但不允许进行债券和期货交易。

通过上述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日元国际化的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了明显提升。到1992年，以日元进行的贸易结算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提高了14.6和10.7个百分点，达到17%和40.1%[2]。1991年日元债券在国际债券市场的占比由1985年的7.7%上升为12.9%。同期日元银行贷款占比由5.7%上升为11.6%。[3]1990年日本在各国储备货币中的比例占到8%，超越英镑（3%），成为仅次于美元和德国马克的第三大国际货币。

日元国际化陷入困顿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资产泡沫的破灭，资产价格大幅贬值，银行等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普遍恶化，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针对萎靡不振的宏观经济形势，桥本龙太郎政府于1996年提出了政治、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计划。其中，以“金融大爆炸”命名的日本金融改革是重中之重。日本政府认为，使日本经济长期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落后的金融体制，导致其国际竞争力处于劣势，需加速金融改革。“金融大爆炸”的核心是进一步促进日本的金融开放与自由化。1998年4月，日本政府对《外汇法》进行了全面彻底的修订，实现了跨境金融交易的完全自由化，废除了批准和报备要求；废除了外汇银行制度，允许其它金融机构自由进入外汇市场。

“金融大爆炸”后，日本政府对日元国际化从渐进改革变为大力推动，全面放开，这种态度变化的重要动因，是欧元的诞生对日元国际货币地位形成的严峻挑战。亚洲金融危机过后，日元国际化的战略从直接追求日元成为贸易、金融交易计价货币和国际储备资产，转向通过推动日元区域化间接实现日元国际化。日本政府提出了以日本为中心组建AMF（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向受亚洲金融危机打击的国家和地区提供金融支援，遭到IMF和美国的强烈反对，这一构想被迫放弃。

20世纪9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完善金融自由化改革和推进日元国际化进程的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日元国际化的程度与其20世纪90年代初的鼎盛时期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停滞与倒退。

日元国际化失败的原因

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1992年至2011年间，日本的GDP接近零增长。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状态大幅削减了国际投资者对日元的投资意愿，降低了日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吸引力。

日元汇率的大幅波动

一种货币的汇率稳定是其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条件。自1973年日元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其稳定性始终难以得到保证。1973年-1995年间，日元汇率波动幅度超过10%的年份出现过8次。1985年-1986年，日元升值幅度达到40.5%。

美国对日本的阻挠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始终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日元挑战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绝对权威，因而强烈阻挠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AMF）等建议。出于政治、军事等方面对美国的严重依赖，日本不得不在本国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方面对美国妥协，因而在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问题上丧失了主动性和独立性。

日本的贸易结构不利于本币贸易结算

日本的贸易结构长期以来有两大特点：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严重，进口以资源能源类产品为主。对于出口来说，1980年和1990年，日本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占其全部出口额的25%和32%。[4]其进口80%以上是以美元进行结算的。因此，当时日本面对其最大出口市场时，不具有定价权。对于进口来说，作为一个资源能源贫乏的岛国，日本对资源能源进口依赖程度非常高。对石油等关键产品几乎完全依靠进口。2010年，资源、能源和农产品占比为50%，而1980年这一比例甚至接近80%。由于资源、能源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定价通常是以美元来实现的，因此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通过进口时支付日元作为对外输出日元的能力。这是日元输出能力的特殊背景。

日本资本输出结构不利于输出日元

“广场协定”签署之后，随着日元的大幅升值和资本账户的不断开放，日本银行对外贷款和日本居民对外投资在迅速增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但对于日元国际化的影响甚为有限。原因之一，日本银行以日元计价的对外贷款比重低，到20世纪80年代末仅占全部对外贷款的25%。原因之二，海外直接投资比重低，在1985-1990年间，日本居民的海外资产投资翻了四倍多，但其中直接投资占比仅为20%，其余均为证券类公开市场投资。[5]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这些证券投资绝大多数是以投资所在国的本币进行计价和结算的。

日本金融市场的发展滞后不利于吸引日元回流

日本的金融影响力随着经济长期低迷日益衰落。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债券市场存在流动性不足和国际化水平较低的特点。在流动性方面，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的政府公共部门[6] 持有约半数的本国国债，这些债券在市场上是不流通的。而同期德国政府部门仅持有3%左右的本国债券。在国际化方面，1997年非居民持有的日本国债占全部日本国债的比例仅为10%，而同期美国的比重则近40%，德国近30%。在股票市场，1990年时在东京证交所上市的外国公司数量有125家，而目前仅有1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来自海外。

日元离岸市场设计不合理

日本离岸市场（JOM）效仿美国的IBF市场，实行内外分离型，将内外账户分开。建立离岸市场的根本目的是为非居民提供金融服务，在机制设计上严禁离岸账户内的资金渗透到在岸账户，但并不禁止在岸账户资金流入离岸市场账户。1984年，日本政府放开对欧洲日元市场外币和日元贷款后，离岸市场的日本银行开始进行所谓的“迂回再贷款游戏”，将国内资金首先转移到离岸账户，再从离岸账户转移至该银行设在香港等地的海外分行，最后通过海外分行向日本境内企业进行欧洲日元贷款，以此来规避日本国内严格低效的金融管制，特别是“窗口指导”对国内贷款的种种限制。在资产泡沫形成期，这一模式促进了流动性的泛滥，对泡沫的催生起到一定负面作用。当国内经济陷入衰退、本币贬值预期形成时，日本监管当局对在岸账户和离岸账户的分隔监管不严，使日本离岸市场成为资本外流的便利渠道。

日元国际化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民币国际化提上了日程。人民币国际化是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和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结果。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地位稳步提升，人民币在国际间贸易支付、投资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也势必提高。2015年8月，人民币首次超过日元跻身世界第四大支付货币，排名仅次于美元、欧元和英镑。但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涉及利率、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等重大改革议程，并以上述改革为先决条件，对我国经济体系具有深刻影响，因而更需全方位谨慎权衡利弊。

日元国际化政策的背景，推出时机都处于两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期；二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政府政策主导的。总结日元国际化的失败教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宏观经济的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日元国际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的持续低迷，这使得日元资产失去了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事实上，即便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对日元国际化进行了大力支持，但在经济整体疲弱的情况下，日元国际化仍然出现了倒退。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人口红利下降、三期叠加等结构性矛盾，金融风暴后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增长也持续疲弱，经济增速水平下降。在我国目前急需推进的诸项改革中，加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与财政体制的改革，相对金融改革和开放更具迫切性：

结构调整优先。在结构调整方面，我国面临严重的低端产能过剩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出清，使市场能够通过价格信号进行合理调整、恢复均衡，我国实际增速在今后几年仍可能低于潜在增长水平。日本在资产泡沫破灭后，“保就业”的政策目标使得其对国内低效企业采取了长时间容忍，造成了经济体系内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这既导致了日本经济增速水平长期陷入极低水平，银行坏账水平显著上升，同时也挤占了相对高效企业的融资能力。在经济长期处于通缩的区域内，即使政策利率水平已下降至零，但实际利率水平仍居高不下。当前我国经济如果不能维持中高速增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难以真正实现。要在未来若干年维护和加强制造业大国地位，通过有效淘汰、出清落后产能，加快《中国制造2025》及有关产业升级规划的贯彻实施，弥补人口红利下降对我国制造业领域竞争力造成的拖累。

财政改革是重中之重。通过财政改革，降低我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显示，截至2014年底，地方政府的全口径债务水平达到30.28万亿。去年以来，财政改革逐步取得突破，通过各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方政府债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但从财政改革来讲，包括税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央地关系理顺仍是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和债务问题的核心，应在今后几年得到根本性解决。

相对来说，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标的金融改革应是更具有长期意义的改革，其成功与否也有赖于上述两项改革的成败。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例，利率市场化的前期很有可能造成整体社会融资成本的上升，如果结构调整和财政改革贯彻不到位，由于“僵尸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利率的天然敏感性弱，再融资“借新还旧”的需求又极强，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以及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不宜作为优先目标。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应采取顺势而为、由市场作为主要推动力的方式逐渐发展；对于我国目前所处时点来说，人民币国际化不宜作为国家战略进行强推，否则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及安全性，并将面临一系列两难问题：

一是从外部看，美联储正处于货币政策正常化时期，金融危机后长期保持的零利率政策即将发生改变。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全球流动性方向的逆转，外部金融条件随之严重收紧。过于强调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必然要求资本项目的加速开放，这对于我国内部经济和金融稳定是相当不利的。

二是在我国结构调整过程中，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是必要的，但如果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加强对于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稳定性的要求，那么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将被严重打折扣。当美国处于升息周期，我国处于降息降准周期，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将会造成人民币汇率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如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而保持与强势美元之间汇率稳定，则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将显著升高。从去年到今年“8-11”汇改前，我国的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幅度超过10%，对欧元、日元和主要新兴市场的货币均明显升值，这对于出口部门和国内消费均存在一定负面影响，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的疲弱与境外境内消费的严重分化就是例证。当我国为稳定经济和帮助结构调整进一步调降存款准备金率和下调利率水平时，在资本项目进一步大幅开放的情况下，如果仍要保持与美元间汇率的稳定，则意味着货币当局需要进行大量公开市场干预，抛售美元购入人民币。虽然我国外汇储备存量仍较为充裕，但这一公开市场干预的过程与货币政策的放松方向相反，实际将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

从长期看，资本项目开放在内的金融改革对于我国长期要素流动可能产生帮助，有益于我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分工。但需要在成熟条件下进行，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且面临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大周期背景，更需强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而大力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做法可能成本过高。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需关注几个条件。应重视本币区域化的重要意义。日元国际化过程中，长期忽略本币区域化的作用，日本政府试图一步到位地建立起日元在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和国际储备方面的国际地位。但无论是其主要贸易伙伴还是其主要投资地，都以美国等拥有强势国际货币的国家为主，日元国际化举步维艰。我国应利用好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区域内发展中国家在外交、政治和经济贸易领域的影响力，优先推进人民币在区域内的贸易结算和投资结算功能，加大在区域内国家储备货币中的份额比例。

应扩大我国国债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在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国债市场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下，日元国际化的回流渠道不足，经济和金融体系对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的吸纳、对冲机制。我国目前国债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规模较小，在短端国债不发达的情况下，收益率曲线无法充分反映市场在各期限下的无风险利率水平。可考虑通过增发特别国债的形式购买外汇储备并向金融机构注资，一方面扩大国债市场存量水平，另一方面也可增进外汇储备的多种形式的有效利用，帮助国有金融机构改善资产质量、剥离坏账、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在我国中央层级负债水平仍处于低位的情况下，扩大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是当下稳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应有之义。

在自贸区发展进程中保持谨慎的必要性。日本离岸市场建立初期，离岸账户对在岸账户的渗透被严格限制。但欧洲日元贷款的开放导致对离岸账户的监管失效，离岸市场推动了较大规模的境内、境外套利交易，这在日本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在我国自贸区的发展过程中，目前金融方面的政策创新较为审慎，对离岸金融账户与在岸账户的区分监管要求较为严格，这是有充足道理的；在日后进一步加强自贸区金融开放过程中也不应软化、忽视对离岸账户的相关监管，否则对其他地区的资本账户管制效力将严重降低，导致套利增长和资本外流，增加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

[1] See Yongping Wu, A Political Explan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State Survival,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Making of Taiwan’s Economy, 1950-198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And, Suzanne Burger and Richard K. Lester, Global Taiwan: Building Competitive Strengths in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y. Armonk: M. E. Sharp, 2005.

[2] Iana Dreyer, et al, “Beyond Geopolitics: The Case for a Free Trade Accord between Europe and Taiwan”. ECIPE Occasional Paper, 2010, No.3.

[3] 童振源：《台湾未来关键下一步：透视2016选前两岸关系发展与政策》，新北市：博志文化，2014年8月，第53页。

[4]台湾“行政院财政部统计处”：《财政统计年报2014》，台北：2015年。

[5]蔡世峰、郑振清：《两岸经济合作对台湾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之实证分析》，《台湾研究》，2016年第2期。

[6] Zhenqing Zheng, “Taiwan’s Wealth Gap and the Evolution of Electoral Polit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es,” Asian Survey, September-October, 2013, 53(5).

[7]郑振清：《台湾贫富分化与民进党“中间偏左”路线的演变，2008-2012》，《台湾研究》，2012年第3期。

[8] Dongtao Qi, “Globalization, Social Justice Issu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aiwan: An Explanation of the Limited Resurgence of the DPP during 2008-2012,” The China Quarterly, 216, November 2013.

[9]郑振清：《蔡英文与民进党路线调整：分配政治与两岸关系》，《中国评论》，2014年9月号。郑振清、巫永平：《贫富差距扩大的政治效应：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东亚选举政治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10] 蔡英文：《英派：点亮台湾的这一里路》，台北：圆神出版，2015年，第104页。

[11]“黑色岛国青年阵线”Facebook页面《318青年占领立法院，反对黑箱服贸行动宣言》：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41320579384529&set=a.236148243235096.1073741833.177308745785713&type=1&theater.

[12]蔡英文：《英派：点亮台湾的这一里路》，台北：圆神出版，2015年，第108-109页。

[13]蔡英文：《英派：点亮台湾的这一里路》，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