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美苏冷战以苏联的失败而告终之后,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历史的终结》,宣称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化已抵达终点,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将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态;在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面前,社会主义和其他另类的意识形态已经或者终将陨落消失。

二三十年过去了,历史展现了与福山的“历史终结”全然不同的画面。人类的意识形态演化并没有抵达终点。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社会主义和其他另类的意识形态也没有陨落消失,而是在很多国家进行了探索与尝试,并获得了新的经验。

  从社会主义思潮低落的“历史终结”期,到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社会主义回潮期,在欧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社会主义经历提供的不是刻板的教条,不是僵化的“普世”模式,而是更为多元化的探索和启示。虽然有成功也有失败,但从这些国家的实践中,人们可以看到它们对人类终极价值的思考和选择、对实现这些价值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尝试、对具体经济政策的改变和探索。

 

匈牙利:从“自由主义”到“非自由主义”的转型

在宣告“历史终结”的1989年,匈牙利是抛弃社会主义、拥抱自由主义的激昂先锋。在2008年美国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著名自由斗士欧尔班·维克托却宣布“非自由主义”是匈牙利更好的选择,这位斗士所在的党派在近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从社会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非自由主义,匈牙利的经验展现了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思与探索。

“自由化”之后的“不自由”

匈牙利曾经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自由主义先锋,既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自由主义的政治运动,在这之后,匈牙利政府逐步实行“新经济体制”,被认为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特别强调市场机制的体制和政策。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冲击下,匈牙利采取了“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政策来解决经济问题,最突出的一项措施就是把国有企业出卖给外国资本,以偿还外债。这项措施当时被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赞为聪明之举,认为匈牙利从此可以享受自由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的金融环境。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的金融海啸,瞬间卷走了匈牙利人的自由和稳定。

2008年的金融海啸对匈牙利的打击是多重的,金融体系、货币汇率、工业产出、对外贸易都受到重创。据统计,2009年匈牙利的GDP下降了6.6%。此时的匈牙利已无力自救,成为必须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的第一个欧盟国家。自由主义经济带来的是强制接受IMF政策的“不自由”,是国际资本传导过来的金融“不稳定”。

从“私有化”到“国有化”

欧尔班目前成了东欧国家中的“非自由主义”旗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曾经是东欧国家著名的自由主义风云人物。2010年,欧尔班的党派在议会选举中大胜。他们主张“非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推行了“非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其中一项非常大胆的政策是:将私人养老基金国有化,然后用该基金的资产偿付IMF救助贷款以及其他国家债务。通过国有化私人养老基金以及其他一些借贷措施,匈牙利在2013年提前偿还了IMF的救助贷款,从后者的强制政策中“解放”出来。欧尔班党派的人士把这些利用“非自由主义”的政策求取“解放”的做法称为“自由之战”。

欧尔班说,在全球化经济中,能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制度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而是“非自由主义”的制度,像俄罗斯、中国、土耳其、新加坡那样,他要把匈牙利改革成一个“非自由国家”。

欧尔班的转变具有象征意义,是在对社会实践观察思考和探索中对自由主义的扬弃。他要放弃的“自由”是个人的自由,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集体自由。他们从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非自由主义”的数度转型实践中感受到,国家是他们的利益共同体,原子化的个人自由会损害国家的自由和稳定,最终也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北欧: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潮源于19世纪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其中的“温和派”。当代北欧国家的多数政府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主导。在新自由主义风靡的20世纪80-90年代,北欧国家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受到批评贬抑。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北欧模式却受到越来越多的人赞赏,甚至在美国这个反社会主义传统悠久的国家,主张实施北欧社会主义的桑德斯在总统初选中都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因为人们看到了北欧模式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加优越。有人说北欧国家之所以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是因为北欧天生富裕。其实在20世纪前期,北欧还是欧洲的“贫困地区”,正是民主社会主义使其脱贫致富。北欧的社会主义经历过挑战,遭受过挫折,寻找过出路,也不断面临着新问题。北欧的经验和教训蕴含着丰富的启示。

从贫穷到富裕

北欧给人的印象是“富裕”、“发达”、“和谐”,它的人均GDP和人类发展指数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欧洲也属翘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20世纪上半叶,北欧还是欧洲的贫困地区,冰岛被视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北欧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走上了政治舞台。

20世纪欧洲众多的社会民主党中,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不激进”、“不教条”的态度突出反映在其对待“阶级斗争”和“国有化”的问题上。1931年瑞典造纸厂罢工血案发生之后,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积极引导并达成劳资之间的妥协,此后逐渐形成了社会协商的风气。这种协商风气一直延续下来,对二战之后北欧的腾飞贡献巨大。

务实的“国有化”进程

在“国有化”问题上,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也表现出不为教条束缚的务实精神。一方面,北欧很少对私有企业搞国有化,给私有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在重要领域大力兴办国有企业,而且在自由主义风靡的时代顶住了“私有化”的劲风。北欧没有像英国那样激进地大搞私有化,而是对国企进行改造,引进部分市场机制以提高企业效率,但依然保持国有性质。从长远来看,北欧的国企不但能够改造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而且能够比英国的私有化之后的企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挪威的石油国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金融海啸之后,欧洲多国发生了债务危机,但北欧国家却没有陷入债务危机。其原因是他们实行了高税收政策,用高税收支撑高福利,同时国企的收入也支持了高福利的支出,因此高福利政策更具有可持续性。北欧国家不对私人企业搞激进国有化,但对富人征收高税。高额累进税和社会高福利,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这是社会民主党的理念,并在北欧国家成为社会共识。在社会民主党构建的北欧模式中,高福利并没有造成懒惰,人们在基本物质生活方面有了保障后,就有条件站在更高的境界、更好地发挥个人潜力并获得发展机会。

“不激进、不教条”的北欧社会主义表现出了许多优越性:不囿于19世纪的阶级概念,使集体更具包容性;没有生硬照搬“国有化”教条,使经济在集体主义的大原则下更灵活的发展;没有采取激进的“一刀切”、“对抗斗争”方式,使社会能够更加和谐。北欧的成功是和北欧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不开的。

 

委内瑞拉:“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探索

当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贬弃社会主义的时候,拉丁美洲却出现了一股贬弃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潜流,因为这些国家在8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大潮中有过痛苦的经历。自90年代末以来,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党在大选中屡屡获胜,它们的意识形态被称为“21世纪社会主义”,委内瑞拉就是典型的代表。委内瑞拉推出了一系列有创意的政策措施,还实践了“人民主权”的直接民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尝试有成有败。在21世纪的全球性经济问题冲击下,委内瑞拉和不少拉丁美洲国家迎来了右倾回潮的挑战。检视委内瑞拉的“21 世纪社会主义”,可以从它的成功和失败中得到很多的启示。

提倡内生发展,不跟随全球化潮流

21世纪社会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在拉丁美洲流行的政治概念,影响了不少拉美国家的社会运动,其中委内瑞拉查韦斯领导的玻利瓦尔革命是最突出的代表。

20世纪8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下跌,委内瑞拉货币贬值,一些政党精英利用贬值时期的外汇政策贪污投机,造成国库亏空。委内瑞拉不得不向IMF申请救助,随之而来的是强加的“华盛顿共识”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沉重打击了低收入阶层,进而发生了群众暴乱。玻利瓦尔革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形成了相对应的批判性意识形态:在经济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在政治方面主张大众参与的人民主权。

查韦斯主张的新经济制度是以“社会凝聚”为基础、提倡“内生发展”模式,强调形成以社区为核心的生产-消费的本土网络,不走自由化、全球化的大市场道路;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和动力,而以“社区凝聚”为目标和动力,主张构建由生产者、消费者、社区组成的“凝聚性交易体”。

大众参与的“人民主权”

查韦斯深受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影响,认为人民主权就是要让大众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而不是依赖议员代表“代议”。他强调的人民主权突出地表现在重视“公民投票”和“大众罢免”两方面。查韦斯的领导方法也表现出人民主权的风格,他利用每周播出的电视节目与大众沟通,在节目中用平民化的语言讲述政策;在社会上成立了很多“玻利瓦尔革命小组”,这是他依靠的基础力量。

玻利瓦尔革命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抢超市”风潮中发展起来的,结果执政党又在21世纪的“抢超市”风潮中受到反对派的攻击,并在议会大选中受到沉重打击。玻利瓦尔革命有着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并在具体政策中尝试将这一理想付诸实施。但是十多年的实践却带来了暴乱风潮和议会选举的失败,背后的原因是委内瑞拉需要反思的,也是其他国家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人在21世纪需要深刻思索的。

 

古巴:计划经济的高效益医疗

当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终结”中改旗易帜的时候,古巴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很多人曾预测古巴的经济将会崩溃,政府会随着东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倒下。但近30年来,古巴不仅没有倒下,还在社会发展的某些方面取得不错的成绩,尤其是在医疗卫生方面。古巴的这些探索虽有瑕疵,但也有颇具启示意义的亮点。

社会主义全民医疗体制

在古巴的探索中,一个最醒目的成功亮点是医疗。目前,古巴的医疗体制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誉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低成本、高效益,全民享受免费医疗,保健效果好。

古巴医疗的指导原则源于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念:医疗保健是政府的社会责任,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古巴建立了典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医疗体制:根据人口设定所需要的医生数量,通过医学院招募和培养医生,再把医生配置到整个医疗系统中去。

古巴社会主义医疗体制中有一个被世界卫生组织极为称道的亮点,即以家庭医生为核心的初级卫生保健网。古巴培养了大量的全科家庭医生,每120~150个居民家庭就设置一个家庭医生诊所,分配一个全科医生和一两个护士,负责这些家庭所有成员的健康保健;在每15~40个家庭医生管辖的地区内,设置一个全天候服务的联合诊所,与家庭医生诊所配套,进行“全方位”的卫生保健工作。“预防”也是古巴极为重视的卫生科学原则。古巴医疗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原则,可以摆脱追逐利润的冲动,从科学的角度进行预防治疗的安排。

在古巴的医疗体制中,医生资源极其充足,这是古巴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造就的。古巴的人均医生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远高于美国,甚至比北欧福利国家中医生比例最高的挪威还高。

制药业的“出口带动”战略

充足的医生资源,不仅使古巴的医疗取得了低成本、高效益的成功,还帮助古巴在另外两个重要领域——制药和外交取得了较大成果。其中,古巴在制药领域的成功,显示了其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古巴政府决定把仅有的资源集中投入制药业,一方面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进口替代”问题,另一方面是考虑到远期可能实施的“出口带动”战略。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努力,古巴成功实现了制药业的“出口带动”,向世界市场包括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出口药品。2007年古巴的药品出口额已超过蔗糖、雪茄等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

古巴当年选择制药业作为“出口带动”的产业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制药业的特殊性在于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极不对称,研发成本非常高,生产成本非常低,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恰恰可以在这种特殊性上发挥优势。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国企接受政府拨款做研发,不使用高价专利策略,这一方面降低了社会主义公费医疗成本,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私企在研发药物时的短视性和狭隘性。

在古巴制药业的发展过程中,有三个社会主义元素发挥了独特的优势。一是全局性。社会主义政府的计划注重全局性,避免了利润最大化的短视和狭隘。为让大众少生病、少买药,减少长期公费医药支出,疫苗成为古巴制药业的重点发展项目和全球竞争的亮点产品;二是合作性。社会主义的国有机构可以在统一的发展战略指导下充分合作。三是“以医促药”。社会主义的家庭医生制度为药物研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库和试验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21世纪古巴开始向第三世界国家派出医生,帮助这些国家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这种输出非常成功,构建了古巴独特的“软实力”,帮助古巴重塑了国际形象。

 

不丹:避免“不幸福”陷阱

不丹实行的许多政策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它严格制定并执行五年计划,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政府提供全民公费医疗、公费教育……不丹推行了与GDP中心论不同的、以“国民幸福总值”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不丹的幸福指数高,经济发展也可圈可点。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5年不丹人均GDP比欧洲的中等收入国家乌克兰高约20%。不丹曾经非常贫穷,它的五年计划、它的国有企业、它的国民幸福总值发展战略使它快速脱贫,不但国民获得幸福,国家经济也取得良好增长。考察不丹,可以使人超越西方主流发展模式的思维,客观了解一个贫穷小国如何能凭借文化自信创造出独特的发展模式,取得比西方模式更为全面的发展成果。

“幸福”的现代化转型

不丹的现代化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不丹意识到:西方模式以GDP为发展目标,但发展的更本质目标应该是人的幸福;现代化发展应该以幸福为目标,而不是GDP。此后,不丹形成了以“国民幸福总值”为目标的另类发展模式,并将其具体化为四项原则: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公平共享的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责任感的、有人民参与的良政治理;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

通常选择支柱产业需要根据国家的自然禀赋和资源优势。不丹有三个资源优势产业:森林、矿产和水电。其中,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木材业是最能够“短平快”增加GDP的,但大量砍伐森林会破坏环境,因此不丹不仅没有选择木材业作为支柱产业,而且颁布了《森林法》,把所有的森林资源收归国有。同样,由于矿业发展对环境有很多不良影响,不丹在发展矿业方面也非常谨慎。

最终,不丹选择水电作为支柱产业。发展水电不存在资源耗竭的问题,而且设计良好的水电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很小。但是水电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不仅需要高级技术和大量资金,而且建设周期很长。为了符合上述四大原则,不丹决心克服这些困难。1975年,不丹开始修建第一个大型水电站,为了更高效地使用资金,不丹严格遵循“良政原则”,制定了发展预算和政府预算。并且在水电站漫长的13年建设期间,不丹政府和人民都遵循了“有责任感的、有人民参与的良政治理”原则。1988年,不丹第一个大型水电站竣工,当年GDP就增长了25%,政府收入也增加了50%以上。

文化自信助力社会发展

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理念反映了不丹佛教思想的传统。植根于佛教最关注的根本问题——“苦”与“乐”,“国民幸福”是“苦乐”思考的直接延伸。西方模式注重增加GDP和消费,是从满足欲望、增加快乐的角度追求发展,而不丹模式的环保、公平、良政是从防止和减少因发展而引发的污染、不公、腐败的角度思考发展,重点是减少“不幸福”。从不丹的实践结果看,它的另类发展模式的确避免了其他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三大“不幸福”陷阱:环境污染、贫富悬殊、贪污腐败。不丹的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笔者在不丹考察时,既看不到贫民窟,也看不见豪宅,街上也没有乞丐。

不丹在推行一些现代化项目时,常会引用佛教理念,使传统与现代化和谐包容。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格格不入,不丹把“传承发扬传统文化”作为国民幸福总值的四大支柱之一,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丹表现出的这种罕有的文化自信,也使不丹能够创造出与西方主流不同的另类发展模式。

(编辑  宋斌斌)



本文摘编自鄢一龙、白钢、吕德文、刘晨光、江宇、尹伊文的《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6月第1版)。

 

6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等单位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以“‘一带一路’高端人文对话”为主题,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中亚和高加索国家的中外专家学者围绕“人文交流前沿问题”、“文明的包容与互鉴”、“民间外交与民心相通”、“国家形象与社会舆论”等议题,积极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和软力量的建设建言献策,达成了共识。

 

人文交流合作的意义:助力“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

 

与会专家学者对人文交流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普遍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镭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中国和高加索、中亚国家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历史文献中,就有关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记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和中亚高加索国家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带来新的机遇。今天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需要不断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深化民众之间的心灵沟通,筑牢友好合作的社会根基。王镭认为,当前中国和中亚高加索国家已建立起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各类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体育赛事、青年交流、智库对话等人文交流活动精彩纷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人文合作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交流有利于各国之间互学互鉴,实现互利共赢。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当今世界处于西方话语体系之下太久,受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影响太大,让一种新的合作理念和合作方式得到广泛认同绝非易事。“一带一路”建设不遵循单一的模式,可以根据合作对象的国情,灵活选择和创新各种模式。不是中国认为对合作方有好处的项目就是好项目,好项目应该得到所在国政府、社会和人民的广泛认同。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对方,理解对方的国情、社情、民情,知道对方的所思、所愿、所忧。孔丹强调,中国真诚希望“一带一路”成为幸福繁荣之路、和平友谊之路、绿色生态之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5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同,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已经开始取得大量收获,对促进沿线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5年“一带一路”建设将进入加速期,这需要各国及时消除各种误解和障碍,加深相互的理解和认知。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题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文化战略问题》的演讲中提出,从几千年有记录的世界史来看,一切世界的变局首先都是从文化交流或碰撞开始的。中国的西域开拓、西行取经,西方的传教士和西学东渐,都是把文化作为走向世界的首选工具。共建“一带一路”是相关地域的不同民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大合作,没有一定的文化交流合作、文化认同和文化价值的包容,是不可能做到民心相通的,更不可能有广泛的社会共识。因此,要以文化交流为先导,从情感上进行沟通,让不同文明的优良精神成果互鉴互学,争取更多的理解和认同。要以文化传播为手段,介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启发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和人民增强现代意识,追求美好的生活和今生今世的幸福,启发人们变革社会的决心,与我们一起创造以人为本的新文明。要以传播人类创造的知识为重点,引导人们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新理想,并自觉为之奋斗。这些工作比协议和项目更为重要,它能改变的不是具体的物质条件,而是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应当制订推进“一带一路”开放格局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长期稳定地深化“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发展,形成共建、共享、共荣的思想基础;消除文化差异和文明隔阂所形成的阻力,用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旗帜引领“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

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蓝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主席赵白鸽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精神层面体现了人文对话的重要意义。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于同一个时空里,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对话应该成为“一带一路”中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人文对话,有再多基础设施,有再多GDP,也是与以人为本的精神相违背的。

    亚美尼亚驻华大使马纳萨良认为,有文化的交流才有经济的交流,有经济的交流才有政治上的互信。“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之路,也是文明互鉴之路。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如果各个国家都能在人文对话过程中真正理解和弘扬“丝路精神”,经贸合作必将迈上新的台阶,人类历史也必将翻开新的篇章。

   “目前世界上对‘一带一路’的解释更多来自政治和经济方面,对人文交流合作方面的理解亟待加深。”阿塞拜疆驻华大使杰纳利表示,深入了解“一带一路”就会发现,它是人与人的心心相通之路,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作为多宗教和多民族的国家,阿塞拜疆对人文交流合作极为重视,阿塞拜疆举办的巴库全球论坛已成为不同文化交流对话的国际平台。他期望阿塞拜疆未来能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进一步推动与不同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合作。

在白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所长丹尼洛维奇看来,“一带一路”建设远不仅仅是关于欧亚经济转型和建设的倡议,也开启了欧亚人文合作交流的新起点。处于东西方交界处的白俄罗斯将发挥区位优势,不仅能够发挥物流与客流中转站的作用,还能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欧亚文明展开深入密切的互动。

 

      人文交流合作的原则:不同文化要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鉴于人文交流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真正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格局。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合组织人文交流合作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王开文介绍,尊重多样文明是“上海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下,成员国在教育、文化、旅游等多领域开展了大量活动。例如,“上合组织——我们共同的家园”项目举办的文化日活动、为所有成员国青年音乐家提供舞台的“九个美妙乐章”钢琴演奏会、已举办多届的上合马拉松等活动,不仅扩大了上合的国际影响力,更为关键的是让上合国家的人民走到一起,相互加深对彼此的了解,“让上合国家的人民更亲、更近、更和谐”。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认为,要把欧亚大陆人文之路走通,必须要面对不同文明如何交流、交融的问题,尤其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如何共存、共生、共荣的问题。首先,文化交流要做到相互尊重。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都拥有辉煌的历史。双方在历史上和平相处、相互尊重,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冲突,这对今天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其次,文化交流要做到相互学习。中华文化的许多财富都与学习借鉴伊斯兰文明有关;而伊斯兰文明的历史也是学习的历史。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对弟子说:“你们求学吧!哪怕去遥远的中国。”今天我们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尤其要发扬这种相互学习的好传统。最后,文化交流要做到相互包容。不同文明有不同的历史,必然有不同习俗、不同礼仪。文化交融不是要改变各自的礼仪,而是要相互包容。中华文明是开放的、包容的,公元7世纪伊斯兰文明就传入中国,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其中就包括了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文明也是开放的、包容的,我们到中亚、西亚、南亚、高加索地区去走走,就会发现那里人民对中国人的友情会让我们永远难忘。革命音乐家冼星海就葬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在冼星海人生的最后岁月里哈萨克斯坦人民给予了他无私的爱和保护。今天,文化和信仰的不同,同样没有阻碍中国人在中亚、西亚、南亚、高加索地区求学、投资、经商。这种相互包容的文化交流,是我们今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非常好的人文保证。

阿塞拜疆国家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伊利哈姆认为,此前阿塞拜疆对外人文交流合作的经验,主要来自于与文化相近的民族和国家之间交往的实践。然而,“一带一路”是世界性的倡议,包括阿塞拜疆在内的沿线国家,必须要学习与相对陌生的文化打交道,必须思考如何对待多样性文化。或许,我们暂时没有熟练地掌握他者的语言或了解对方的传统文化,但这正是对不同文化对话愿望的考验。在苏格拉底那里,对话是将社会不同阶层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对话同样也是不同文化之间正面互动的开始。当我们去研究和了解其他文明的历史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时候,要以包容和开放的姿态去领会、去学习,更要持尊重的态度对待这些历经多年传承下来的文明成果。

俄罗斯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教授叶卡捷琳娜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之所以能够走向对接,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丝路精神与俄罗斯的“大欧亚观”存在契合之处。大欧亚观的一个核心要素是,要平等对待所有的文化和文明。这种精神在近期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签署的一些相关文件中,以及在青岛举办的上合峰会中都得到了体现。世界上的文明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历史的发展也并非直线型演进,所有的文明都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题为《异质文明间的包容和互鉴与世界人民的大团结》的发言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希光表示,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把自己的文明当成一种资格,以裁判者和世界文明领导者自居,自以为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半蒙昧”和“半野蛮”的东方国家的事情进行干预。西方现代人文主义的基础是民族国家和对抗性的西式民主制度,而中国文明讲的是天文、地文、人文,或者是天道、地道、人道。古老的中华文明,代表着异质文明间的包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客观上是要打破西方主导的实质上宣扬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和伊斯兰恐惧症的旧世界秩序,建立一个基于文明互鉴和包容基础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的文明新秩序。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互鉴将重塑现代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了现代化文明的发展新方向和新标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从世界观的高度分析了“一带一路”所蕴含的独特魅力。他说,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坦赞铁路模式,其特点是不以牟利为目的,而是真诚帮助别国,与别国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坦赞铁路的修建代表一个新世界观的出现。习近平主席20133月考察坦赞铁路,当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一带”和“一路”。“一带一路”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紧密结合,也和坦赞铁路这个实践是紧密结合的,这是一个与以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世界观完全不同的新世界观,是包容、共享、共同发展、南北平衡的世界观,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世界观。

 

    人文交流合作的成果:助推欧亚地区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区

 

正是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的指引下,一副精彩纷呈的人文交流画卷正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徐徐展开。

“欧亚地区不仅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首倡地,更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区。”中国外交部欧亚司参赞吉树民表示。他在谈到民心相通的成效时表示,中国同欧亚地区国家的人员往来每年有数百万人次,其中中国是俄罗斯入境游的最大客源国,也是俄罗斯游客的第三大目的地国。在机制建设方面,白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多个地区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了签证便利化措施,中国公民赴哈萨克斯坦也启动了团体游。旅游的不断热络和升温,带动了双向的民间交往,同时欧亚地区的中国热、汉语热也正在不断助推双方的人文交流同步升温。除此之外,中国同欧亚地区国家互办电影周、互办展览、文艺演出,青少年和媒体层面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紧密的民间交流,亲密的民间情感,将为我们的合作提供越来越强大、持续的动力。

多国驻华大使的观点与吉树民形成呼应。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表示,近年来俄中在体育、艺术、教育、媒体、旅游等多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不久前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共同观看的中俄青少年冰球友谊赛、筹备2022年中国冬奥会合作等诸多体育合作项目稳步推进;2017年,俄中第一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正式创建;实施团队游免签政策以来,赴俄中国游客快速增长,热门旅游目的地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延伸至西伯利亚等更广大地区。

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介绍,目前有超过1.4万名哈萨克斯坦学生在中国留学,中国创建了四个哈萨克斯坦中心。哈萨克斯坦青年歌手迪玛希在中国家喻户晓,哈中还首次合作拍摄了讲述中国音乐家冼星海与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患难之谊的电影《音乐家》。有关哈萨克斯坦历史、文学等方面书籍的中文译介工作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亚美尼亚驻华大使马纳萨良说,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大连外国语大学已开设亚美尼亚语课程,而孔子学院也在亚美尼亚蓬勃发展。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亚美尼亚越来越受欢迎,年轻一代会说汉语已不再是新鲜事。

“一带一路”带来的不仅有文化艺术交流,更有思想学术的碰撞。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让新时代国际上对中国学的关注上升到新的高度。近年来中国学出现了六大变化。一是学科的外延在扩大,由专注于语言、历史、文化等领域的传统汉学研究,扩大到当代中国道路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农村发展、环境保护等重要现实问题的研究。二是研究主体的范围在扩大,不仅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包括瑞典、阿根廷、土耳其、古巴等各大洲的国家都在研究中国。三是中国学的学科地位在上升,由过去单纯的地区性研究,扩展为涵盖史学、文学、法学、传播学等各个学科,中国学已在西方大学里成为专业学科。一些其他领域的学者比如克鲁格曼、福山等人都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四是中国学研究的问题性和思想性不断增强,由过去学院派研究文字、语言、历史等,逐渐地注重现实情况的研究。五是中国学的应用性不断提高,其成果由过去大学课堂或学者们的讨论,逐渐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和商界决策的参考。六是国外中国学和中国本土学术界的对话和交流愈发频繁。

以中乌联合考古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谈到了“一带一路”学术交流合作的具体进展。丝绸之路上的古代城市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处于这条古代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国家。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签署了考古发掘研究合作协议,开始了中乌联合考古队在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的联合考古工作,至今已持续工作8年,“不但极大地促进了中乌联合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发展,也促进了中乌两国学术界和民间的友好往来”。

 

人文交流合作的建议:以精耕细作方式不断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带一路”要行稳致远,人文领域的合作更需要精耕细作,民心交融更需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智库如何更好发挥在人文对话中的作用,引发与会专家学者热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认为,可以从三方面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智库合作。第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项目进行更加深入的案例研究。当前关于海外园区、中欧班列、货币结算、金融支持等方面的具体研究还浮于表面,智库需要克服障碍,深入田野,真正生产出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第二,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进行语言教育体系的对接进行研究。语言是人文交流合作的基础和前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种众多,当前我国外语教学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求。第三,智库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五年来的实践进行全面系统总结,梳理早期收获的经验和规律,研究今后应该避免的问题。“沿线国家的智库应该在这方面开展合作,共同书写出‘一带一路’政治经济学。”

赵白鸽建议,智库要加强对各国文化的研究、学习和借鉴。例如俄罗斯文化,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及《静静的顿河》等优秀文学作品曾经对一代中国人产生了极大影响。今天我们在研究俄罗斯经济、政治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对俄罗斯文化的研究。再如,在哈萨克斯坦,多种宗教和文化能够和谐共处,对待西方文化又能够做到“以我为主”的选择性吸收,有许多经验和观点值得学习和借鉴。

如何开辟“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合作新空间,也成为与会专家学者关心的话题。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认为,目前我国政府支持的“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项目大多限于狭义上的文化项目,中医并没有被纳入其中,这导致中医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往往陷入资金不足的窘境。徐安龙讲述了中医在德国、俄罗斯、美国从非法走向合法的几个案例后说,中医不仅是医学,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传递了中国人如何热爱生命、如何看待与自然的关系等文化哲学理念。中医“走出去”应该成为中国对外人文交流的新途径。国家在孔子学院的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希望未来能投入一部分资源用于建设中医“走出去”的试验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设点。

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院长丁方提出了打造“一带一路”国际文旅研习新型产业的建议。他表示,“一带一路”自古以来既是贸易通衢,也是传道之途。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五大精神文化体系的思想,在“一带一路”上往返传播交流,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遗产的保存、修复、转移、创化,使其转变为文旅研习产业的内容,成为沿线各国民心相通的载体。“可以用‘艺术+科技’的方法构建新型情景体验式智慧博物馆,及其他各种衍变体,直达乡村甚至家庭。”

 创新我国对外人文交流合作工作机制,也是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方面。“要用新思维推动文化‘走出去’合作发展,形成强大的文化场。”柳斌杰认为,要转变过去文化“走出去”一靠政府、二靠文化中心、三靠孔子学院的传统思路,要支持一切有能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机构、单位、学校、企业,开展“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建设,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支持在当地培养人、出成果,激活当地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市场。

 柳斌杰还对我国“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文化设施和设备不能适应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首先要进行基础设施、设备、平台、渠道的建设和升级改造,以支持现代文化的生产和传播。目前我国在艺术创造、印刷复制、广播通信、数字传播、互联网平台等方面具有比较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研发能力,应当有重点地帮助部分沿线国家提升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能力,造福当地人民。第二,文化内容的制造能力的提升和引导。在一些国家,由于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结果,普世价值、西方中心、宗教至上、文明优越等还有很大市场,压抑了国民的文化创造力,减弱了本土文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我们可以通过办中心、开学堂、留学生培养等方式,发现和培养优秀的民族文化人才;通过举办展览和传媒渠道介绍中国文化的发展,讲好中国的故事,同时也可激活当地的文化精神,在内容上实现突破。第三,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产品市场。人民群众直接感受的是优秀的文化产品,他们是通过文化产品的消费来吸收文化营养的,我们“走出去”的文化产品或在当地合作生产的本土文化产品,都要把丰富有趣、健康向上、科学先进、形式完美、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供应放在重要的位置,绝不能把假冒伪劣产品、文化垃圾弄出去。文化形象是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的第一道风景,要用文化品牌为国家增光添彩。第四,着眼于长期的竞争发展。“一带一路”是多样文明交汇、交融、交锋的复杂地区,各民族文化、各大宗教流派,以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文化在这里都有精彩的表演,而且还会有长期的较量,所以我们不能指望轻而易举就生出新文化的力量。要以文化自信为定力,长期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竞争中改变和发展“一带一路”的文化格局。

                                                (编辑  王蕴)



*  任晶晶,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波澜壮阔,五百年的社会主义探索跌宕起伏,一百多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历程惊天动地。

 

从经典社会主义走向共同体社会主义

 

人类社会共同体需要处理三个基本的问题: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协调;共同体与大自然的关系;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处理,构成人类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共同体形态,以及不同文明的共同体形态。

什么是人类进入共同体的标志?应当是出现劳动的协作。集体协作而不是个体间的生存斗争,成为文明的开端;人类意识也只有在集体生活中才得以显现。共同体中既有协作又有斗争,阶级(阶层)斗争、群体间斗争,推动了共同体的进化。

资本主义共同体是不平衡的共同体,财产私有制造就了生产与需求的分化、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分化、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分化。资本主义追逐利润和无限积累的特性,日益超越该体系自身能够容纳的边界,使资本主义变成极少数人的盛宴,产生总体性危机。

中国的共同体社会主义

五百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对平等的共同体的不懈追索。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使得社会主义真正具有了现实性。将社会主义从设想转变为实践的第一步,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经典社会主义探索。它试图造就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共同体,旨在通过消灭资本对劳动的雇佣与剥削,解放劳动者,建设一个劳动者为主人翁的共同体。但另一方面,这种共同体是以科层协调力量为中心的共同体构建模式,强大的国家、集体的力量压制了个体的主动性、创造性以及自发的协调机制,也无法抑制其内部官僚特权阶层的生长和共同体的分化。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属于经典社会主义的范畴,不过它试图超越苏联模式,尝试能够将自下而上的协调与国家权力中心的协调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苏联模式的僵化问题,但没有能够摆脱二种力量冲突带来的困境,表现为“一收就死,一放就私”的循环。。

如何破解经典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悖论,实现联合起来的共同体与自由个体的有机结合?这些问题关系到我们对“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命题的回答。我们需要深度理解马克思说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含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而非转向资本主义。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增长奇迹和减贫奇迹。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人民的福利水平没有随经济增长得到相应的提高,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自然环境被破坏,腐败问题严重,道德水平滑坡等等。这些现象的背后,究其根本是资本逻辑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或消解了社会主义共同体。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迈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即新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是什么?它既超越了资本主义,又超越了经典社会主义,并不是替代资本主义,而是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基础上吸纳资本主义合理因素,实现能够驾驭资本的共同体社会主义。

共同体社会主义是社会本位、集体本位。社会主义是大家一起建设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共同体,有活一起干,有饭一起吃,有困难一起分担;每个成员都是共同体的主人翁,弱者在中间感到安全和温暖,强者在其中实现更真实的人生价值。

共同体社会主义是基于个体分工与集体意识的有机共同体,它给予人性中的个体性与集体性平等的尊重,人民主体性地位是通过个体主体性与共同体主体性的辩证互动来实现的。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体系是共生经济体。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程度加深,生产力社会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日益呈现出跨组织、跨地域与跨国家的特征。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财产共有制,共有产权、混合产权、开放产权等公私交融,劳动和资本共赢。产权创新推动平台经济的社会化,让劳动者、消费者和股东共享平台收益。全民共同拥有公共物品的使用权并享有收益权。共同体社会主义实行共享分配、按要素贡献分配与基本消费按需分配相结合、效率与公平相结合,通过再分配杠杆缩小收入、财富与福利的差距。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协同机制。根据公共品、混合品与私人品的性质不同,实现市场、信息、计划机制相结合,即以价格为导向的自发调控、以数据为基础的前瞻性调控和基于分散信息与国家战略导向的自觉调控。发挥“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复合优势。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共治政治。广大的社会成员只有通过一个政治实体作为中介,才能实现作为整体的人民的自我治理。这一政治实体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推进共同体建设,最终实现人民利益的表达。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承担着作为共同体领导力量的使命。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是双向塑造的辩证关系。通过党的领导,人民才被组织起来,才有了集体意志,才获得改变自身命运的主体性。

党领导的正当性根源于人民民主,党始终要做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来自人民”首先指保持权力的开放性、吸收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其次指深入群众、集中人民的意志与智慧上升为公共决策,“依靠人民”即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避免党蜕变为自我服务的利益集团。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自在、平等、觉悟”。它不同于空洞的、只承认少数人优势地位的“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的资本主义价值观。

自在、平等、觉悟是真正的共同体的三位一体的价值观。从全球范围看,共同体社会主义就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大同,在全球层面追求真实共同体的理想。

              

               平等与觉悟:社会主义文明的核心品质

 

何为社会主义道体

如果说文明是人类共同体的创造性实践以及各种成果(器物、制度、组织、精神), 道体就是文明的根本,是决定文明自身的本质和特性的内核。不同文明的差异在于其道体所对应的核心品质的差别。

近代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以及社会主义的文明,是对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和扬弃。植根于私有制的资本逻辑的自我实现,是资本主义道体的核心所在。而社会主义的逻辑作为资本逻辑的否定者与超越者,也伴随着全部文明史而存在、生长。

社会主义道体最核心的品质,在于平等与觉悟。最根本的平等在于一切人都是有觉悟性的,最根本的觉悟则在于体现一切人是平等的。社会主义文明,意味着平等与觉悟的互为条件、相对圆满地实现。

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国有企业

资本主义文明的平等要素,突出地体现为等价物意义上的平等,其本质是同质与物化。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平等是富于觉悟的,这种觉悟的平等不但能如实地承认个体间的差异,更能构成一种充分尊重个体差异又超越个体差异之绝对性的共同体。生产资料公有制正是这种平等品质在经济领域极重要的体现形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征并不能够保证它的社会主义属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而是说,单纯经济意义上的公有制还不足以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当下的中国社会,公有制经济成分丝毫不应被弱化,而要大大加强才是。以北欧国家为参照,公有制成分在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比当下的中国要高得多。

尽管国有企业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原则在生产资料领域的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企业有两重含义:第一,其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因而能够保证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经济地位的平等,即人与物关系的平等;第二,企业的员工和管理者作为企业的主人翁参与到企业的决策、管理、运行、经营的方方面面,因而不存在依附性、压迫性的人和人的关系,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同样是平等的。而人和人关系的真正平等,必然意味着平等与觉悟这两种品质的有机结合。

在高度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社会主义企业的整体性优势在于:它能够激发员工高度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能动性,让自己的成员都焕发出高度的觉悟。因此,真正有内在合理性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在于,探索建立一种能够更好地发挥全体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性的完整机制,以有效激发参与者的觉悟,并且让被激发的觉悟有效地贯彻体现到企业运行的方方面面。

               

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的道统与政统

 

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从历史中走来,更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的道统与政统,也正是为了以一种清明的自觉和坚定的自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更加广阔的新境地。

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说起

当下的学界、政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关于一些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却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思想认识上的迷惑乃至混乱。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更好地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何在?……

这些基础理论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关系到人们是否能够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渊源和走向,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与合法性论证的有效性,关系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是否能够凝聚共识,团结一致向前看。特别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与本质,争议与分歧并没有终结。不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清醒地认识到,有些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仍需要好好研究。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统

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可能上升到“道统”层次,是因为中国自身即有社会主义的道统。中国的社会主义道统,强调的正是一以贯之的中国之道,也就是“社会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统,首先是新中国的建立所立足的社会主义价值基础,是源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本土实际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承自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主义;其次,它是贯穿中国数千年历史文明传统的价值追求,是从古典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传承和一以贯之的大道,是具体历史中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创新。

从君主政治到民主政治,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中国以社会主义立国,实现了政道的变革,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开启了现代社会主义的道统和政统。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统

新中国的政统,简而言之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早在革命时期就开始了民主的探索,其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调动和发挥基层群众和士兵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比如“支部建在连上”。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民主探索, 开启了“人民民主”的先河。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的发展逻辑也是如此。对于人民民主,必须与群众路线联系起来才能理解:“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路线既是方法论,又是认识论,是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处理好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根本法则。先做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做人民群众的先生,这其中蕴含着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一切理论、战略、方针、政策都要从群众的实践中来;同时也要通过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和教育,使人民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成为“社会主义的人”。

中国社会主义政统建设

充分开发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功能。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原则。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善于在政治实践中辩证地把握二者关系,正是政治艺术的表现。 

群众路线是重建政治性的根本要求。政治性就是共产党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其中的关键在于,决不能离开人民性而只谈党性,党如果失去人民拥护,就失去了根基。群众路线是连接党性和人民性的关键,是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关系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政治性的根本要求。看到“政治性”、“人民性”、“先进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真正地走群众路线,才能避免两种极端:要么把群众看作抽象完美的道德集合体,要么把党视为高高在上的全知全能者。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政统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就是要超越西方的“宪政”话语。置身于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和近现代革命传统的“文明-情境”中,我们应该发展出足以超越西方“宪政”话语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治体系。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接纳了自由、权利、平等、民主等价值观的同时,应力避仅仅使其停留在法律形式层面。新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也应服务于塑造更好的人和建设更好的社会,而非“为法治而法治”。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将可以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佳的可能,作出更大的贡献。

                                             (编辑  宋斌斌)



本文摘编自鄢一龙、白钢、吕德文、刘晨光、江宇、尹伊文的《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6月第1版)。

 

关于文明的讨论,参阅《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卷一,“世界文明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主义”中第一部分的论述。

刘晨光,《“三三制”民主:原因、问题与实质》,《科学社会主义》,20145),145-151

《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的回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14

 

超越西方思维的限制,寻找突破困境的新途径

把“金德尔伯格陷阱”当作核心议题,反映了西方主流精英对西方中心秩序衰落的悲观论调。

1、“金德尔伯格陷阱”仍是西方中心思维的产物。霸权稳定论其实是在为美国唯一超强地位做背书,其叙事也是为西方中心秩序的合法性与普世性提供理论基础。但其中充满了矛盾和悖论,掩盖了很多问题。比如,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规则往往蕴含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与支配宰制关系;再比如,二战前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体系在西方中心秩序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各种遗留问题,这些他们都避而不谈。这个秩序也并非真正全面包容,而是充满歧视性,这个秩序有内核圈、核心圈、次级盟友圈,与在外围的依附者、潜在竞争者、与敌对势力的身分区别,地位、待遇与合作领域广度与深度都有明显区别;内核圈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基本重叠,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可以分享最高级别的国防与安全情报;这个西方中心秩序,从一开始就存在地缘政治的边界,既排斥冷战时期的苏联集团,也无法覆盖追随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中国家。直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加入WTO,才开始朝覆盖全球的方向演进。

金德尔伯格所定义的国家公共产品范围,也仅是从维护西方国家的长期和平与繁荣的角度出发,并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也无法预见非西方国家快速崛起,以及因为人口急速增长、快速全球化、互联网社会及科技变革带来的社会风险等所衍生的新兴全球议题。

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对非西方国家的兴起持一种悲观的论断,认为它们缺乏相应的文化、法治的根基和传统,如果没有西方国家主导,世界一定会分崩离析。近年来西方许多预测都是在这个逻辑上推演的。他们强调,如果美国不再继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没有别的国家会提供,将会出现1929年前后全面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他们普遍刻意低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并不认可其在全球重组和全球治理改革中起到的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眼中,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不公平,且出现了不可持续的危机,亟需改革。当只占全世界人口20%的富裕国家使用了70%的全球资源;当北半球国家的人们享受超级富豪般的生活,而南半球尚有12亿人在每天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的贫困中挣扎;当一群富裕国家认为他们可以使用武力改变世界,而联合国却完全无能为力……人们已无法再对全球不公视而不见。所以,即使西方国家没有爆发反全球化浪潮,非西方国家也会要求修正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以及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

2、认清美国霸权的真面目和两面性。美国霸权的本质至少包含以下四个角度:

一是美国仅提供符合自身意识形态和国内利益结构的领导角色,并非从全球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美国崇尚大市场小政府,所以也倾向将国际公共产品的范畴极小化。美国扮演的国际领导角色,最终是要符合国内强势集团的利益,特别是军工集团、华尔街、能源集团、医疗集团、高科技集团。在国内利益结构的框限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早已存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既跟不上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风险与生态危机管理的需要,也无法有效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的需求。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类全球议题,美国最积极回应的就是反恐、知识产权等与美国有重大利益关切的领域,而在企业垄断、金融系统性风险、租税逃漏、粮食安全、移民与难民、气候变化、水资源稀缺、科技变革的社会风险、疾病控制等领域,有效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严重缺位。

二是美国利用霸权地位带头破坏规则和秩序。自由国际秩序的精髓是“遵守规则”,在各合作领域成立多边机制、制订规范与程序,以此来设定各国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协调行动、解决争端。作为领导者,不仅应带头创立规则,也需承担维护规则合法性与权威性的主要责任。但现实情况是,美国常将自身霸权利益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因此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难以巩固,而美国常常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破坏者,时不时抛出美国例外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肆意曲解国际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带头创立的多边体制中,美国常常是第一个任性的违反者。

三是美国霸权本身就是秩序的不稳定之源。美国既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国际公共之恶(public bads)的主要来源。比如,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美国在不少地区制造政治动乱,擅自进行军事干预来铲除反美政权;美国新保守主义阵营狂妄奉行“民主帝国主义”。推动的军事干预政策和偏颇的中东政策,更彻底搅乱西亚与北非地区,致使这些地区一片生灵涂炭;在许多地区肆意操纵所谓的军事平衡,挑拨领土争端,加深许多国家的安全困局,激发区域性军备竞赛;又比如,从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在各国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放任华尔街有毒金融资产泛滥全球;此外,美国在贸易谈判时强推知识产权,维护美国跨国企业的暴利与市场垄断,阻碍创新与知识分享。

四是美国长期阻碍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创设。当前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为捍卫美元霸权,阻止特别提款权(SDR)的超主权货币功能,极力防范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长期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股权比例与投票权调整的方案;长期拖延世界银行增资提议;长期拒绝承认全球变暖问题,等等。所有其他国家带头推动的治理机制改革或国际规范创设,美国都消极对待或抵制,除非自己可以享受特殊待遇。

3、美国逐渐“退位”带来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历史契机。

在美国霸权之下,除了它最亲密的盟友可以分享特权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顺从者。他们受惠于这个秩序所提供的和平与发展机会,但也只能接受美国霸权体系下,承受美国不时将公共品的成本任意转嫁的问题。他们无从选择,因为美国只准自己独家提供合乎其意识形态胃口的国际公共品,并阻挠公共品提供的替代机制出现(尽管可能更符合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也极力防范新兴大国来取代它的独占鳌头地位。

过去30多年里,由于美国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的框限,国际公共品的提供长期处于供给不足、质量欠佳的状态。全球治理机制早已严重落后于全球化进程及科技发展带来的利益协调分配、社会风险管控等议题,亟需在全球层面进行有效响应。当前,人类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信息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如果放任资本主导,垄断性数字资本主义将可能严重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并阻断信息技术将人类带往分享经济与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可能性。而这些全球性议题都绝非单一国家层级的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应对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担当

美国霸权退位是机遇不是挑战

美国霸权逐渐退位,正好给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带来历史机遇。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带动全球秩序的重组,发挥积极性与建设作用。

1、中国有机会开创崭新的世界领导者模式。

(1)中国仍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具备带动非西方国家发展的巨大能量,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2)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产党领导的治理体制,能够确保国家机构基本上不被跨国资本与利益集团掌控;能够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即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在赋予国家资本以优先地位的同时,又能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3)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动力丰沛,意识形态包袱相对较轻,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4)中国的文化基因:知识精英阶层仍深受传统的天下观、义利观等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更愿意承担对于弱小者的扶持责任;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而不同,包容与尊重多元宗教与文化,不强求价值标准齐一,不会制造文明冲突。

2、中国提供了可观的补充性国际公共产品。

在过去10年里,中国已经建构全方位的多边或区域性的协商平台以及配套的政策对接和协调合作机制,中国已经在提供可观的补充性(替代性)国际公共品:(1)应对区域金融风暴的紧急换汇机制,通过与周边国家组建相关的多边机制,有效防范了国际金融大鳄恶意炒作的风险,保障了地区各国的金融安全与汇率稳定。(2)大力推动协助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融资机制(在世界银行与区域性开发银行外),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以及区域性的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基金、中非基金等。(3)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之外,中国也已经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补充性或替代性设施,例如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跨境电子支付平台、银联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4)全球通讯与导航领域,包括推动制定全球统一5G标准、推动全球IPv6根服务器的架设计划,北斗卫星定位与通讯系统等。(5)能源与金融交易结算机制,包括发行特别提款权(SDR)计价债券、准备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可转换成黄金的原油期货合约等,这些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以美元作为唯一的结算货币或储备货币的基本格局。

3、中国正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抓住自主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依托基础设施建设来全面规划并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且让经济发展普惠效应扩散,照顾到更大的区域和群体。中国正在全方位推动大规模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推进跨国运输、通讯、网络、能源联通领域,中国已经超过西方。当前,第三世界国家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发展中国家,作为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投资来源国,中国尊重各国国情,不灌输意识型态,不强迫削足适履、不强迫买武器、不制造安全威胁、不干涉别国内政。

4、中国需警惕外界的各种质疑和阻碍。

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必将面临各种不信任和批评,比如炒作中国“锐实力”的声音。中国要审慎应对当前美国的冷战思维重现与新一轮的战略围堵,要理解西方国家对中国全方位发挥国际领导作用的不适应,以及伴随而来的失落、焦虑、敌意与干扰。同时,对于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不理解,也要有思想准备,比如,在第三世界有些精英因为长期受西方教育影响,接受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甚至没有摆脱“后殖民的情结”,以致短期内不能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一带一路”倡议。

5、中国要争取在既有多边框架内实现领导地位平稳过渡。

举例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2017年7月份曾公开说,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或许10年以后其总部会迁到北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章载明,总部必须设在投票权比重最大的会员国境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调整过出资比例与投票权比重,预定2018年还有一次调整。其实她是在提醒美国,如果美国不负责任也不履行义务,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地位就要下降。对于中国来说,未来如果能在现有国际体制框架内,经过协商、妥协,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

 

行王道的新型领导者

中国一向反对霸权主义,绝不会步美国后尘。战后美国霸权所作所为更多是出于追求自身战略利益或迎合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动机与需要,而不是单纯所谓提供公共产品。

面对新一轮的战略对抗,中国有能力沉着而从容的应对。首先,中国没有全球称霸的野心,美国的战略收缩后,并不需要任何国家来填补它过去的角色与作用,世界并不需要另一超强来填补新霸权,美国不再干预后,退让出来的不是真空,而是让各地区恢复历史常态,即美国力量介入前的常态。只有在全球社会真正需要的国际公共产品领域,美国的退位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主要利益攸关者来及时填补,并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美国的逐步退位,正好给修补自由国际秩序,以及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带来历史机遇。

面对世界秩序重构的历史机遇,中国既不能否定过往的一切,也不能照搬美国那一套霸主做法,出于私利而成为国际社会的负担。以中国的巨大体量以及今日取得关键影响力,已经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不可能模仿美国霸权的损人不利己作法。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中,中国将取得更大发言权与决策权。

未来,在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要站在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发展权利的至高点,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目标,根据自己发展经验提倡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多创造性地探索如何建构更全面包容、开放互利的、协商协作的区域整合与全球合作新方案。在探索过程中,中国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有能力也有义务带领南方国家创设新型全球与区域合作平台,深化南南合作,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提供补充性国际公共产品,弥补现有多边体制不足。提供更多的补充性与新型国际公共产品。

孔子言“德不孤,必有邻”——推进中国的全球化方案,引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越来越积极的支持;而欧亚大陆更紧密的经济整合也可以给欧洲带来新的经济动能。当前,大部分亚太国家都有两个同样的期待:一是既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也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二是希望中、美两国通过更加智慧、成熟的方式,合作探索问题的解决之道,构建21世纪的共同繁荣。

中国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有保持中长期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中国有机会开创新的世界治理新模式。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不断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

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谋划为人类社会建构一个和平、公正、包容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秩序:如何稳健地带领世界告别以西方为中心的旧秩序,如何应对美国霸权衰败过程中的冲突与失序,如何修正全球化的方向、路径与游戏规则,及修补其社会支持基础,如何透过深化南南合作为全球化注入新动力,如何协同非西方世界共同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如何开辟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有效路径。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包容与尊重不同宗教与文化,在和而不同的发展中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

(编辑  季节)



¨ 本文是作者20184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构建后西方时代世界秩序与中国全球担当》的演讲摘编。

* 朱云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理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外顾问。

 

#esle

 

 

今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是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从时间范围看已超过中共党史的五分之二,将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五分之三。然而,改革开放仍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本文将简要回顾改革开放的背景和历程,重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转变和主要经验,并对当前新时代面临的挑战作一些初步探讨。

 

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对于改革开放背景的了解,需要较长的历史跨度。只有对新中国成立时的基本状况和此后的经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懂得中国为什么会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又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任务

20世纪以来,中国就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革命时代。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革命完成了两个使命:第一,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第二,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外战、内战不断的局面。这两个使命的完成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同时,长期的革命经历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一个是超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这两个特点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连年战争刚刚结束,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现代工业很少,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上海、天津等少数大城市。1949年,全国人口大约4.5亿人,国内工农业生产总值466亿元人民币,人均约100元。为了尽快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党中央提出了两项基本任务:第一,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第二,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两项基本任务展开的。

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

1949年到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立起新的政治体制。基本政治制度有三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普选制基础上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任命权和监督权。除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之外,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采取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形式。在当时,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

新中国经济体制到1958年基本定型。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形成了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一公有制只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加上农村集体经济,基本没有个人和民营企业。国家对工业、农业和商业实行计划管理,企业按计划生产,国家对产品实行统一定价、统一购销和分配。第二是在体制上固定了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统一行政和生产管理,同时实行城市和农村分离的户口制度,城乡居民不能自由流动。国家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

这样一套经济体制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在当时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样一套计划体制可以使人民生活得到普遍的基本保障,同时也使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在一些方面取得迅速发展,如重工业和国防科技等方面。不过,从长期发展来看,计划经济体制相对来说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城乡差别显著。

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从1953年开始。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当时中国主要依靠苏联的援助,学习苏联经验。但苏联模式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管理死板,效率不高。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包括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以及沿海和内地关系,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等。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至关重要,但未能找到正确答案。

1956年到1976年,中国进行了各种探索,如发动“大跃进”运动,对经济管理体制实行调整;在政治上开展“阶级斗争”、发动“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历程十分曲折,代价高昂。尽管如此,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曲折也使中国共产党积累起丰富的经验教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间,从经济总量上看,人口从4.5亿增长到9亿。工农业生产总值按人均计算,仅从100元增加到500元左右(编者注:人均国民收入从1949年的70元增至1976年的270元)。人均收入的增长大致与二战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却明显落后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加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决心改变这种差距日趋拉大的局面。有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加上一定的经济基础,这就使中国有可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

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然而研究历史又常常需要划分阶段。一般来说,划分阶段所依据的是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任务的变化。

目前,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比较细致的划分是把这个历史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

1、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19761978);

2、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1982);

3、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821992);

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2);

5、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初期阶段(20022012);

6、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决胜阶段(20122022)。

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且是一段没有完结的历史,要做出准确合理的划分并不容易,以后很可能会有所调整。第二,现在通常把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的转折点和改革开放的起点,我们讲改革开放四十年时并不包括上述第一阶段。然而,历史的转折通常不是某个时点突然发生的,一般都有连续和渐进的特点,像一条抛物线。所以,讲历史转折实际上离不开对“文革”结束后最初两年的叙述。第三,最后两个阶段怎么划分,其主题如何概括和标示,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何时开始,目前似乎还不很明确。

如果把阶段划分得粗略一点,我们可以把上述六个阶段合并为三个阶段:第一段是改革开放的酝酿与启动;第二段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经济体制的转轨;第三段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如果划分得再宏观些,可以把改革开放的历程以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作为分界点,分成两大阶段:2000年之前是一大阶段,2000年之后是另一大阶段。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常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但“凝固的”与“流动的”,对观察者和研究者来说毕竟有很大不同。本文的论述采取第三种,即最粗略的一种阶段划分,重点放在前一大阶段,这一阶段已经过去将近20年,经过历史的沉淀,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后一大阶段还处于现在进行时。笔者将比较前后两大阶段的差异,由此提出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发生的变化

邓小平和习近平总书记都说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但这场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时,中共对以往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势和弊端,已经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指导思想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发生,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变化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最重要的事情是1978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使思想解放成为潮流,使党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后,当年夏秋之际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都为党的路线转变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在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的转变意味着中共明确了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构成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而这是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相连的。1981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二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阐述;三是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郑重的总结,特别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决议认为,建国以后的教训主要有三条:第一,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把开展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致使政治运动不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第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同时党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不重视经济规律,多次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第三,国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是以问题为导向,是针对原有体制的弊端进行改革,而不是把基本制度推翻。

1982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会议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蓝图。

政治环境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两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

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如平反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这就打破了原先按照阶级、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把人们分成不同等次的做法,使每个人获得平等的公民权。

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当时要解决的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恢复党的民主作风,建立有活力、有效率的体制。

3)取消“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

4)取消“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设置,逐步实行基层自治。进入21世纪后,基层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四条标准启用大批年轻人,形成新老干部有序交替。

6)改进和健全各级人大和政协制度,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更大的立法权。

7)加快制订各项法律,包括宪法及与宪法相关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民商法等等。行政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出台则比较晚。

上述一系列变化使得国家的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并起到为经济方面的改革清扫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后来,由于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成效显著,更引人注目,当初政治方面的改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往往被忽视。

在政治氛围改变的同时,一些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的措施也开始试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变化。从亲历者的感受来说,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不仅是党和国家命运的转折,也是许许多多中国人个人命运的转折。感受最直接的可能是三个群体:第一是农民,实行家庭承包制,有了生产自主权,可以吃饱肚子了;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上亿人恢复了名誉和尊严;第三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可以回城,可以参加高考。今天看来,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而在此前对许多人来说却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经济体制的转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这方面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对象,即改革现行的计划体制,要更多地发挥企业竞争机制的作用,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等;而经济改革最终的目标则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步清晰的。

在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基本经济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改革并不是一下就全面展开的。当时,经济改革的思路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要解决的是国内经济体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问题;开放则为了打破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开展科技、文化国际交流。那时,“改革”和“开放”多少是作为两个领域被分别考虑的。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事实上,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是到1983年才出现在报纸和中央文件上的。

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从城市着手,但出人意料地率先从农村取得突破。这是因为城市的计划体制很严密,不易改变;而计划体制对农村的控制不那么有效。农村改革的主要方法是给农民自主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产品的数量和品种都增加了。同时,农村的小工业开始发展,城市的供应也得到改善。整个经济开始活跃起来。

改革开放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外资等等。这是对外开放的第一步。最成功的特区是深圳,其意义不仅开辟了对外开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探索了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路径,从而具有示范作用。以后,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边界口岸。

中国的实践表明,对内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是难以分开的。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而城市改革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一系列改革的结果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已不同以往,原来只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开始出现了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大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计划体制也因此受到冲击,计划的范围逐渐缩小。此后几年,中国的改革实际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战略,即让那些不受国家计划约束的企业优先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政府的职能也有所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上了三个台阶,这都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分不开。

对外政策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后,邓小平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四点:

(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前夕,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外交事件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完成中美建交。

(2)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事实上,这一新判断是逐步形成的。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经过几年观察,至1985年做出定论。

(3)放弃“一条线”战略,向“全方位”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仍延续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的联合美欧日等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着眼点已不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多考虑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由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80年代初中国即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有步骤地使对外关系格局朝“全方位”发展。

(4)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将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外交经过一系列调整,于1987年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这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体系。

在新的外交政策思想中,有三个方面需要具体说明:和平就是只要不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中国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向全方位发展,就是争取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格局,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内部的均衡。不过,均衡并非没有重点,对美外交始终是全局的战略重点。在基本外交政策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坚持自主决定改革开放的步骤与速度,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取得巨大的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再附属于单位。与此同时,在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明显改变,思想不再简单一致。这两方面的变化十分复杂,不是预先设定的,也难以简单评价;但它们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发生的,影响也更深刻更长远。

现在年过半百的人们,在中国发生大转变的阶段不仅是亲历者,也是参与者。改革开放为中国人发挥聪明才智、发挥创造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无论在中央、地方,还是基层,人们的一个共同感受是,中国发展速度之快,变化之大,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经验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相当成功的,但并非一帆风顺,一直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其推进的过程就是直面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

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已有很多总结,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之所以成立且重要,是因为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起深刻的经验教训,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富于智慧的领导集体,制定了正确的改革战略,以及评判改革成效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笔者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有以下五点感触很深。

第一, 看准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中,有两段时间遇到的困难最为突出。

第一次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要解决十年“文革”造成的种种问题,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的成功突出表现在: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启动改革开放,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面临的问题既有内部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冲击和压力。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对内,在稳定政局之后,采取进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党的领导、开发浦东、建立证券市场等,最重要的是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外,一方面处理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既顶住压力,又努力恢复和改善关系,打破制裁;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内外两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克服这些困难有内外两方面的基础。在国内,主要是改革开放使大多数人受益;亲历“文革”的广大干部群众对那十年记忆犹新,不愿国家再次陷于动乱。在国际,中国的改革开放已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受益,它们也不愿中国倒退和闭关,而坚持制裁只会使中外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上述种种因素构成的合力,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了局面,成功地把改革开放推进到21世纪。

第二,有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口号,有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改革战略。

“改革开放”、“翻两番”和“小康”这三个口号不仅是口号或概念,而且有深刻内涵。“改革开放”提出了实现变革的道路和国策,“翻两番”和“小康”提出了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标准,不仅指导我国制订现代化战略规划,也把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第一阶段形成了一套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改革战略。其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从经济体制入手;同时围绕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以及按“一国两制”方针推动国家统一大业等各方面的战略配合。各方面战略能够协同一致的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第三,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以增量改革的方法实现由量变到质变。

渐进式的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体制方面,但事实上各方面的改革都是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就以建立顾问委员会为过渡;对外开放,从特区开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其他如科技、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开的。

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先易后难,先清扫外围,最后攻坚;二是以点带面,先试点,再推开;三是以“双轨制”过渡,逐步完成新旧体制的交替。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在直接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过为新兴经济体,包括个体企业、乡镇企业、大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等计划外企业,提供优先发展的条件,形成局部的市场经济,并不断将其做大,在这一过程中推进国企攻坚改革,以此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种方法也被经济学家称为“增量改革”。这种做法的突出优点是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有序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

第四,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实现了中央、地方和基层的良性互动。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例如,家庭承包制的出现、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形成等等,都是上、中、下层之间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正确的决心和决策,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或将脱离正确轨道;而没有来自各地区、部门和基层其中的首创精神和实践,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心和决策,即使形成了也难以贯彻落实。还需特别指出,大量专家、学者的参与是促成这种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在上、中、下层之间传递信息,为中央和地方的决策提供咨询,参与各层次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

第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实践看,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是辩证与动态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而改革与发展又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改革自身带有风险,改革与发展也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产生不稳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稳定置于首位,阻碍改革与发展,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从这个阶段的经验看,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改革带动发展,当因改革和发展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时,必须及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国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职工下岗,为解决这一问题又促成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事实上,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利益格局产生变化;因此,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众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分享改革成果的关注主要在经济方面;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将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中国面对新挑战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这个新阶段虽然与前一阶段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却有很大不同。

改革开放两大阶段的差异

简单说,20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30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那时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也是在前30年积累起来的。

进入21世纪,中国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10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面临的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经济现代化“起飞”阶段过后才会出现的。

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挑战

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第一,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后,如何使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健全和完善的问题。

第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转入平稳增长阶段。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这两个阶段的转换是个重要环节,如能在后一阶段实现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能比较顺利地完成现代化;否则,就可能掉入所谓的“拉美陷阱”。

第三,在经济发展起来后,财富的掌握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利益集团的出现和腐败的滋生,使得这一问题更趋敏感。可以说,这既是个新问题,也是个老问题。说其是新问题,因为它是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出现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的;说其是老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的。今天解决这一难题,需要的不仅是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在抑制腐败和保证社会公平方面有符合国情的制度创新。

第四,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诸如环境资源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是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遇到过的,但它们现代化的过程比较长,这些问题是递次出现的。而在中国,由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这些问题被挤压到一起,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和紧迫性。

最后,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统筹协调各方、凝聚改革共识、实现有效治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

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挑战,意味着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党和政府要集中精力,从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变为引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由此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四十年来,我国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在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成功应对挑战需要一个过程,我国的应对是积极的,并正在取得成效。

   外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

改革开放带来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中国与世界被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这既有有利的一方面,又有被制约的一方面。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变化。笔者仅就中国应对这些变化时应注意的问题谈四点看法:

第一,我们现在的确面临一个国际环境趋紧的态势。形象地说,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安全瓶颈之中。中国强大了,但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历史地看,外部安全环境趋紧是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经阶段。现实地看,这是由双重因素引起的: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动;另一方面,中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内部矛盾和困难凸显。这种内外因素的重合,加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在此期间,外部世界会高度重视中国内政和外交动向,做出应对,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会逐步增大。这种状况始自上世纪90年代,至少还将持续二、三十年。在这个阶段,中国在外交方面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平稳地通过安全瓶颈区,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外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巩固新兴大国地位,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最终完成国家统一。

第二,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特别是要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当前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但其他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短板有几点:(1)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和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重要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有限;(2)国家统一还没有完成;(3)我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可借助或调动的国际力量和手段有限,在制订国际规则方面话语权还不多;(4)作为后来者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还有待积累等。最后,在当今世界大国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为独特的。

第三,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增长,中国已成为当今国际形势发展中最重要、最引人关注的变量。以往,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制订外交政策时,我们的思维习惯于先国际再国内;而现在,世界各国判断形势,不能不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政策。把自己作为国际形势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变量,我们对此还很不适应。

第四,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国际格局尚未定型,国际形势趋于动荡,美国面临的问题很多,而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亲和力,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此时,最应避免的是自负的大国主义,它将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还有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一是如何建立节约型的现代化社会,二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实现制度稳定。

中国人口众多,从发展的角度看不仅需要创新生产方式,还需要创新生活方式。俭朴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而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已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不具普遍性。中国如能依靠有限的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众多人口过上现代化生活,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因为美好生活方式是人们最乐意仿效的。

完善和稳定经济政治制度是中国改革大课题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所要达到的既定目标之一。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制度体系的大系统已基本稳定,而各子系统遇到问题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而我国现在的改革还处于一动往往须从上到下全动的状态。改革开放进行到现阶段,顶层设计必须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经验看,一个政党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本民族和国家创造一个稳定的、有利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

(编辑  季节)



¨ 本文是2018年4月18日“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三十九期暨蓟门法治金融论坛第52讲《改革开放与中国的变迁》主题讲座的摘编。

*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

   

在改革开放40年中,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分析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的原因,探讨我国民营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

我国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奇迹

1978年,我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1978年,我国人均GDP仅为156美元。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被称为“黑非洲”。当时,这些国家人均GDP490美元,我国人均GDP不及其三分之一。我国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达不到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出口和进口分别仅占GDP4.1%5.6%,两项加起来仅占9.7%

 1978年到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高达9.5%,这在人类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超出所有人的预期。

邓小平同志在推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目标是20年“翻两番”。这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根据当时国际经济学界流行的“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破坏以后或是大的自然灾害破坏后的恢复期间,可以取得两三年7%或稍高点的经济增长外,正常状况下,很难实现7%的增长。而我国不是连续20年平均每年增长7.2%,而是连续39年平均每年增长9.5%。如按照39年年均增长7.2%计算,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15倍。事实是,我国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了39年,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34倍。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贸易增长也非常迅速。统计显示,过去39年间,我国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高达14.5%1978年,我国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为9.7%,现在已超过30%。从贸易依存度看,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我国的贸易依存度最高。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下,2009年,我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我国出口总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的产品结构产生很大变化。1978年,我国75%以上的出口产品都为农产品或农产品加工品,现在97%以上的出口产品都是工业制造品。所以中国在国际上被称为“世界工厂”,是世界制造业的基地。2013年,我国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我国GDP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9480美元,成为中等以上收入国家。

一般认为,在2025年之前,我国就能跨过人均GDP12700美元这个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从统计数字看,二战后至今,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仅有2个经济体成功地从低收入迈入高收入阶段,一个是我国台湾,另一个是韩国。到2025年之前,我国很可能成为第三个。目前全世界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的15%,如中国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这一比重将从15%增加至34%

二战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都在致力于发展经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都在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经济,减少贫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有7亿多人口摆脱了日均1.25美元生活费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不仅如此,当国际上爆发金融经济危机时,我国经济发展还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国际上认为东亚经济可能从此将一蹶不振。但实际上,2000年东亚经济体恢复到过去的快速发展。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民币没有贬值,为东亚经济提供了安定的锚。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依然维持了8%的强劲增长,并有效拉动了周边经济体的复苏。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来势汹汹,如同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世界经济陷入萧条。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迅速制定和推出了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政策。2009年第一季度就开始恢复增长,并带动世界其他地区稳定了经济增长态势,拉动了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恢复经济增长。对于上述贡献,我们都是引以为豪的。

1978年至今,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非常迅速。统计显示,1978年,我国国民经济组成中,全民所有制占80.8%,集体所有制占19.2%,城乡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是零。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时,全民所有制经济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1.4%,集体所有制经济占35%,城乡个体经济占7.8%;私营企业、合资经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占5.8%,两项加起来不足14%。根据全国工商联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有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对国家的税收贡献超过50%,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超过90%。现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主力军。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经济发展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那么,民营经济的发展当属奇迹中的奇迹。

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制度瓶颈

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并非一马平川,面临着制约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既要保持稳定的环境又要能够高速发展,可以说这是一体的两面,既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有利环境,但也难免在某些领域、某些阶段存在着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情况。

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也允许民营企业发展,但转型为其带来的结果是经济的停滞、崩溃,危机不断。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国际的主流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扭曲太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滋生寻租腐败,导致效率低下。“华盛顿共识”倡导这些转型国家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消除各种干预和扭曲,以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推行这样的转型方式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实行计划经济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补贴那些资本密集、技术先进、规模巨大的重工业。这些“先进”产业违反了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开放竞争中缺乏自生能力,因而取消保护补贴后,必然崩溃,造成大量失业,社会政治不稳定,经济也难于发展。在这种状况下,即使实行了全面的私有化,也只有少数在私有化过程中攫取大量自然资源或是电信、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成为寡头,其它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差、危机不断的情况下,也就难以做大做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稳定、快速增长,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相似,都是以国有制为主体、集体所有制为补充的公有制经济。当时之所以要建立这种经济体制,是为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资本密集型、技术先进的重工业体系。对于资本短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要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需要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提供大量的保护和补贴,并给予国有企业市场垄断地位,不允许其他所有制企业与其竞争。与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方法不同,中国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改革道路。一方面,继续给予计划经济时建立的资本密集型大型重工业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则是放开传统上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大量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公司由此得以参与到中国经济建设中来,并成为中国经济最富生机的力量。这种转型方式的好处是,维持稳定的同时,给予了广大民营企业家发挥聪明才智,追求个人价值的机会,民营经济从1978年的零起步,逐步达到1992年初的13.6%,现在已成为半壁江山。

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仍然缺乏自生能力,没有保护补贴就难以生存。而在一些领域,又出现了限制民营企业进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改革需要与时俱进,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公平竞争。因此,民营企业行业准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也应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一消失。

民营经济发展将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7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占16家。这让我回想起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华商大会,请我去做主旨演讲,当时我查到的数据是,2002年,在财富500强企业中,中国有11家,美国有198家。在演讲中我做了一个预测,到203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将可能有120家,美国大约也只有120家,中国与美国将会旗鼓相当。当时国际上“中国崩溃论”盛行,而我认为,到203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将与美国的数量一样多。很多人认为我太乐观。但是实际发生的比我当时的预期还快,2017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企业有124家,而中国已有115家,其中民营企业有16家。

我在2003年做出上述预测的依据是,世界500强的企业数目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总体规模是正相关的。2002年,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4.2%,美国占32.9%,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有11家,美国有198家,两者高度正相关。我认为,只要我们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改革开放,到2030年,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国经济规模也将超过美国。

2003年以后的发展比我上述的预期还快,到2017年时,我国经济规模已占全世界的16%,美国的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23.4%。现在国际上已经普遍接受我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所作的预测,到2030年时,我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比重应该在20%以上。届时,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至少有125家。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我国经济规模很可能是美国的1.5倍以上,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比重将超过25%。届时,在世界财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很可能达到150家。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有115家,其中民营企业16家,超过十分之一。民营企业的内在增长动力强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到2030年,如世界500强企业中的中国企业达到125家,我相信,民营企业可以占到40家。到205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如中国企业达到150家,民营企业有可能达到75家之多。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走过的历程,我对民营企业家充满了敬意。民营企业家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积极奋起,快速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相信,只要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广大民营企业家一定能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实现个人价值和企业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编辑 季节)

 

历史巨变时代的来临

20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整合的加速发展,并让跨国资本的渗透力量首次覆盖全球,导致经济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及各国内部贫富分配极度不均。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国家的反主流政治风暴此起彼伏,战后美国建构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危机来自于三方面:

首先,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权力基础全面动摇,美国正在失去生产与贸易、科技创新和意识型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安全与军事,以及金融与货币领域霸权。

其次,现有美国主导国际秩序正遭遇空前的合法性危机,面临内外夹攻的困局:一方面西方社会涌现右翼排外民粹主义与左翼反全球化运动,肢解对经济自由化的社会共识,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非西方国家会以更大的力度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带动全球秩序重构的新期待。

最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加速转向专断的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抛弃维护国际秩序责任,拒绝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并逐步升级与中俄的战略对抗,不惜让现有多边体制陷入瘫痪。

美国国际领导威信的殒落,以及西方社会政治体制普遍出现衰败迹象,意味着西方中心世界加速没落。在此新旧秩序交替的历史关键时刻,中国正被快速变化的形势推近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将以更积极进取的态度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当前,中国需要审慎应对美国冷战思维重现与新一轮战略围堵。中美战略对抗形势可能日益险恶,中国应牢牢把握对历史大趋势以及中国战略抉择的基本判断。

我们的基本判断是:

一,全球政治经济大格局变化正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过渡到以非西方世界为主体的秩序轨道上;

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新兴市场国家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与活力。同时,西方全球治理机制明显不足,需要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改革,有效回应当前各类全球议题挑战。中国推进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的修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愈来愈积极的支持。欧亚大陆更紧密的经济整合也可以给陷入停滞的欧洲带来经济生机。

三,在新旧秩序及模式并存磨合过渡期,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难以避免。中国决策者要争取营造最好的结果,但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转型

美国感到霸权地位遭遇空前挑战,激发对华战略调整

1.美国政府正式将中国视为国际体系中的头号竞争对手。

特朗普政府在近期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中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此前的奥巴马政府也把中国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执行的是长期以来美国两党都奉行的建设性交往政策,当时中美在许多全球和区域性议题上都有合作而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特朗普政府则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美威胁程度仅次于伊朗和朝鲜;将中、俄称作“改变现状的国家”,在价值观和利益上与美国对立。

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丝毫不让人意外。美国习惯于一超独霸的体系,但近年来中国的理论、道路、制度与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G20架构下的积极作为,完全超出美国朝野的预想,他们第一次强烈感到其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而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维护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绝不允许任何可能凌驾自己之上的挑战者出现。

当前,重新思考对中战略已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民主党过去一直主张与中国开展建设性交往,其假设是:中国会被吸纳进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当中国融入后,美国就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让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逐渐向西方发展模式靠拢。然而,这个发展趋势并未如他们所愿。

2017年2月,美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与谢淑丽(Susan Shirk)召集跨党派中国专家小组撰写的《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明确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惊险的十字路口”,过去的很多假设已与客观事实的发展脱节。报告建议下一任政府更果决而有力地回应中国对美国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的负面作用,凡是不符合或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价值观的行为都必须有所回应。

最近,美前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中指出:过去美国主张交往政策的决策者一直都怀抱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以为通过交往政策,美国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以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个天真的假设已经破灭。

美国发起了新一轮的战略对抗,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惩罚性贸易措施不断加码,试图全力阻挠“中国制造2025”计划,针对萌芽阶段的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精准式打击,并对潜在行业对手例如华为、中兴通讯等进行封锁。

尽管中美之间贸易大战一触即发,但中国仍可以沉着从容的应对。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转向未必能持久,因为美国此举将严重破坏全球高科技行业的生态结构,最终会削弱全球产业链对美国高科技供应体的依赖,逼使对手强化自主研发能力与开发多方面供应来源,使美国长期垄断的核心领域面临更多的竞争者。

美国精英感受到中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威胁”,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心理不适应与意识型态框架塑造。就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而言,中国并没有正面挑战美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意图,中国谋求的是与美国和平共处,全面经济交往,以及协同其他国家共同应对当前人类社会面对的各项挑战与难题,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无法化解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更没有称霸的野心。

当前国际体系的利益格局已经多元化、复杂化、网络化,关键的行动主体既包括各国政府,也包括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以及不同层次的全球化参与者,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仍用传统冷战零和游戏思维来处理国际关系,早已与现实脱节。全球相互依存格局下,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中美之间出现激烈战略对抗,危害和平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前景及新冷战再现。因此,美国很难整合国内外全面围堵中国,对中国发起一场新冷战。

加之,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关系已经构成盘根错节的利益连体,美国如果真要动手拆解这个结构,将给自己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2.中国要有战略定力,认清并把握好历史大趋势。

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树大自然招风,在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新形势之下,中国要非常审慎、冷静地应对美国的敌意和对抗性的态度。习近平主席曾在一篇重要讲话里引述古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国要把握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中国战略抉择的大判断。

第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世界秩序正从西方中心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轨道上,这个进程始于上个世纪最后30年,2008-2009年又迈入一个关键历史转折点,成为带动全球秩序转变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此前,世界已在中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了多年。尤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的角色。以中国和印度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美国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已滞后于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无法有效应对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大格局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第三、在新旧秩序及模式并存的过渡期里,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在所难免。转型或许会持续较长时间。

 

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骨干

中国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已赶上美国

根据许多国际组织与智库的分析报告,近年来中国在很多重要经济指标上与美国并驾齐驱。包括:对外贸易规模、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国际旅游支出、国内零售消费总量、新能源投资规模、跨国电子商务、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等。中国依靠自身的国内需求拉动了世界经济的消费总量。这对中国的贸易伙伴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也是强化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交往的根本动力。

在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方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表明,随着科研团队的扩充以及预算的增加,在科学与工程论文发表数量上,中国已超过美国;虽然美国在论文被引用量上仍维持领先,但中国已呈追赶之势。美国在专利、知识产权收入和创新技术的风险投资等方面依然领跑全球。

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快速跃升为全球的领军者。根据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院(Institute for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的一份最新报告,中国在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领域已经在全球居于首位,中国的投资规模已超过欧盟与美国的总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力推展绿色能源,已经投入的项目的规模超过320亿美元。

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国也走在世界前缘,2016年共新发行了362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占当年全球发行量的39%。最近,中央结算公司发布2017年中国债券绿色市场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31日,中国债券市场上发行贴标绿色债券2486亿元,占全球份额22%。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市场,在过去两年,中国的发行债券规模占全球份额的30%。此外,中国也被认为是绿色经济相关领域的全球创新引领者,包括发展绿色运输工具、污染防治、节能建筑、智能型都市、资源回收与生态保护。

中国带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超越美国

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92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以及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美国只有57个。近几年,中国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加大,把各种不同形式的援助加总,总量可能已经超过美国。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协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瓶颈的努力非常显著。比如,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架构实施的“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国电信集团带领中国设备厂商兴建覆盖非洲大陆“八横八纵”宽带骨干光线网络,投入约150亿美元,8年修建长度达15万公里,穿越48个国家与82个城市, 预计2023年完成。这对于非洲大陆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西方国家从未设想能启动这样一种跨世纪的,而且是贯穿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麦肯锡顾问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在非洲企业的经济带动作用”的评估报告,它们在非洲8个大的经济体里,针对抽样的1000家中国企业做了深度调查。目前非洲至少有10000家中国企业,其中90%是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这1000家企业给当地创造了3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89%的员工都是当地人,超过三分之二企业都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以提升其专业技能。报告估计,中国企业给非洲地区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200万个。

制订国际经济合作游戏规则的主角将由G7转到E7

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GDP(以市场汇率计算)将超过美国,未来(2050年)全世界经济的主角将不再是传统的七大大经济体(G7),而是七大新兴市场国家(E7),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巴西。2017年由中国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是一个新起点——通过邀请墨西哥等国的元首或政府代表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从一个封闭的五国协商机制,逐渐扩大成为非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高层协商平台。如果用购买力等值衡量,1995年E7的经济规模是G7的一半,2015和G7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据估算,到2040年,E7的经济总量将是G7的两倍,成为全球经济的骨干与带动增长的火车头,而到2050年,现在的G7只剩下美国与日本。

世界经济将要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所有西方所主导的多边体制都要进行调整,包括决策机制、责任分担等等,将更大程度反应新兴市场国家和更广大国家的需求。

 

战后美国建构的国际秩序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

西方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可持续性早已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权力基础全面动摇,美国正快速失去在生产、贸易、科技创新、意识型态等领域里的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军事与安全、金融与货币等领域的霸权;(2)自由贸易的社会支持基础崩解,近年来在西方内部涌现的右翼排外民粹主义和左翼反全球化运动,不断肢解社会的共识;(3)面对非西方国家呼唤全球新秩序,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西方国家显得十分无力,回应缓慢且不足。

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许多令外界和自己吃惊的政治风暴,有人称之为“黑天鹅”现象,即主流政治人物纷纷被反主流、反自由经济秩序、反区域整合的力量击败或削弱。英国的脱欧公投,意大利的五星级运动崛起,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动摇默克尔总理的多数联盟,都是这股反全球化潮流的最佳写照。

特朗普变局带来新的危机

特朗普的异军突起更是让原已动荡的政治结构重组过程出现更大波折。他主张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将所有国际领导责任、政治信用、价值理念原则等都视作美国的包袱,皆可抛弃;对于既定的国际承诺、多边体制与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弃或修改;对推进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长期目标,则毫不留恋;美国原有的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皆可重新设定,既有的经济协议则可重启谈判。

特朗普政府的许多举动与美国一直想要扮演的全球领导者的角色格格不入,包括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球移民协定》,并威胁随时准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减少对联合国各个专业机构的预算承诺,将美国一手创建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称作“灾难”并威胁不受制于其裁决。特朗普政府准备无视任何它认为有意侵犯美国主权的WTO裁决。其恶劣影响之一就是,2017年底在阿根廷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在对全球贸易没有任何实质共识的情况下落幕,惨交白卷。WTO协商体制已经完全失去功能,陷入瘫痪,完全无力纾解中美之间可能爆发的大规模贸易冲突。这些迹象都显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摇摇欲坠。

面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裂解,美国主流外交精英担忧“世界正迈向金德尔伯格陷阱”。哈佛大学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当下炒得很热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这种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性太低。真正需要更严肃面对的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当美国抛弃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而中国又没有能力和意愿来填补这个真空时,世界经济可能会出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危机。

依照已故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hegemonic stability)理论,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或领导集团,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两个范畴:一是经济交换与合作的基础条件,即和平的国际秩序、跨境产权保护、开放的贸易体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货币、稳定的汇率、交易规则标准化等,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跨国贸易和投资才能实现。否则,这一体系将极难保持稳定,贸易战和货币战也就难以避免,并进而走入一种恶性循环。二是世界经济的危机管理机制,即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出现危机时扮演两个角色——当经济出现巨大周期波动或金融危机,第一,经济出现严重紧缩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购买者,它不但不会闭关自守,还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用财政刺激等多种手段维持旺盛的需求和购买力;第二,在资本市场陷入恐慌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信用担保者,可以实时为世界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防止其陷入流动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级大国或紧密团结的少数核心大国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其他经济体都只能搭便车。

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不可持续

“镶嵌自由主义”有效维护了二战后头三十年的自由国际秩序。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逻辑,确实可以用于解释二战结束后的30年美国在国际秩序重建上发挥的关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为主导,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多边体系。在美国的引导下,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共识:一方面建构以开放、合作、互惠为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为贸易自由化逐步建立规范,提供以美元为定锚的稳定汇率,并设置IMF与世界银行等机构,协助发展中国家因应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及满足发展融资需求;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国内普遍设置相应的机制来调和资本主义破坏力量和社会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些与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相配套的机制包括: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行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国家体制、累进课税、财政移转性支付等政策,其中特别关键的是严格限制跨国资本流动和跨国劳动力流动,维持阶级之间的权力平衡,资本家必须在国内寻求与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政治妥协。这种体系被称为“镶嵌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即不是完全放任市场主导的自由主义。

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秩序涉及很多领域,包括安全、维和、贸易、货币、金融、运输、通讯等等,甚至包括海洋、航空、外层空间等。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战争不再是通行的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工具,国际法不承认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合法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际社会将集体予以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也会出面干预。这一新秩序开启了人类近代史上最长的和平繁荣时期,尽管有美苏冷战与局部代理战争,但没有爆发全面性战争,美国也趁机极力向外推广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逐步侵蚀了社会阶级间的力量均衡,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反全球化也由此时开始逐渐累积力量。首先,过去30多年里,许多西方国家(也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都变成面对经济巨兽的政治侏儒,政府的经济与社会职能被架空,放任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里的垄断行为,最终导致全球化利益与风险分配严重不均。几乎在所有国家内部,跨国资本取得绝对支配地位——压缩工会权力、放宽劳动条件,全面减税、厉行财政平衡,长期执行紧缩政策、倒逼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减缩等等。其次,金融市场本身变成创造巨额短期暴利的来源,大量资本被吸纳进虚拟经济,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施行大幅度金融松绑,拆除金融防火墙,全面开放衍生性金融产品,最终导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跨国资本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过去30多年,美国根据新自由主义蓝图打造的国际经济秩序,让跨国资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与市场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如果我们把国家也视为经济体,将所有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全球大型企业的营收作为比较基础,全球前100大经济体只有30个是主权国家,其余都是跨国企业。全球营收最高的是沃尔玛,只有8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它。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沃尔玛的规模远超过西班牙、韩国、澳大利亚。而在这些企业巨兽面前,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侏儒,没有任何谈判筹码。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极少数跨国企业与最富裕阶层成为全球权力行使主体,他们排斥所有限制其行动自由与资本回报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他们有能力影响各国的法律、政策与国际规则。

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导致“寻租资本主义”(rentier capitalism)愈演愈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17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特别指出“寻租资本主义”对世界经济结构的扭曲作用。现代经济里典型的寻租就是企业藉助政治影响力来取得特殊竞争优势或巩固自己的独占或寡占地位,然后藉此压榨供货商、消费者或政府以获取超额利润。

UNCTAD这份报告首先指出,过去30年的全球化可以称之为“超级全球化(hyberglobalization)”,全球经济整合的深度与广度,在以史无前例的超级速度前进。超级全球化导致了产业结构的高度集中,也让极少数的享有垄断地位的超大型跨国企业囊括了愈来愈高的超额利润。根据UNCTAD的分析,在1995年,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所有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市值从最大到最小进行排列,前100大的总市值是最后段两千家公司的31倍,而20年后这个倍数已经暴增到7100倍。在过去20年中,这100大企业的超额利润比例也不断攀升,跟它们同业平均获利率相比,在1995年它们的超额利润占利润的比例是16%,2015年则上升到40%。

这些超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能急速扩张,又能享有惊人的获利能力,主要不是靠它们的创新或效率提升,而是它们可以藉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扭曲法律、政策与市场监管体制,让自己透过收购专利与滥用专利诉讼来压制对手与阻挡潜在竞争者,可以在全球范围逃避课税,以及设法解除反托拉斯法的束缚,让自己可以通过并购而快速巩固市场垄断地位,并让自己暗中侵占消费者权益的商业模式规避消保法的管控,甚至还可要挟各国政府给予特殊优惠的财政补贴。在全球寻租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贫富两极化是必然的结果。

                                               (编辑  季节)



¨ 本文是作者20184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构建后西方时代世界秩序与中国全球担当》的演讲改编。

* 朱云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董事兼执行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外顾问。

 

 

 

内容提要:在世界大变局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推动中国社科“走出去”,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智慧和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

关键词:社科“走出去” 供给侧改革  中国理念

 

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国际上政治思潮激荡,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陷入困境。在经济下行和国际难民潮等压力下,国际政治失序,西方世界出现裂痕。一些西方国家极力在“外部”寻找敌人,转移视线,弥合国内矛盾,拉近国际盟友。最近,美国在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中公开将中俄视为威胁和对手,进一步激化了国际间的政治和外交冲突。

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外交、科技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升的过程。中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新理念,稳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已经写入联合国文件,超越了西方大国“零和竞争”和唯我独尊的逻辑思维定式,获得了国际上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响应。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世界之乱、中国之治”为我们对外讲述中国成就、中国价值、中国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国际条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着巨大挑战:我们需要打破西方几百年形成的话语霸权和重围,这必然要引发西方世界的抵制和诋毁。中国要真正做到“内外兼修”,在思想文化和战略思维等方面修炼提升。

当今世界大变局下,国家间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较量,也越来越表现为制度和价值观的较量。在各种衡量标准中,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充分认识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推动中国社科“走出去”,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适应这一时代要求,以提升原创能力为出发点,不再当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做到守正创新,并客观认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是一个基本的起点。

 

文科建设和社会科学需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说明: http://sspservice.ad-survey.com/pub/impression?token=MGRhOTU1YzQtODgzYi00NjljLWE5NmItNDE4YzQyYzNlMWZjJDYxOTgkMTYyOTUkOTI2Mw==20165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与党和人民的希望相比,与中国的综合国力相比,中国社会科学事业还存在不小的差距。现在我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论文大国,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社会科学从业者人数众多,但多少年来,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不足。

中国社会科学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社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等“不明、不高、不强、不足、不够、不全、不良、不实”等“八大不足”,以及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两大缺憾”。总体来讲,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服务党和国家、服务社会的作用发挥不够。

  中国称得上是文科大国,社科人数、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排在前列,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同文艺等一些领域类似,我国文科领域也面临有高原、无高峰的窘境。即便有不多的高原,也经常是沟壑纵横、坑坑洼洼,更多的还是平地、沼泽,甚至废品、垃圾、泡沫遮眼,有毒有害产品也不时显现。不仅如此,高校文科还沾染了“大干快上”等一些不良风气,砸大钱、争项目、抢人才、上人马、说大话、讲空话等现象多有出现,更阻碍了社科整体水平的提升。

  作为社科领域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和载体,智库建设近年来正在中国形成热潮。这轮“智库热”虽在总体上增强了社科领域的思想深度以及社科学者建言献策的热度,但与国家和社会的期待仍有差距,问题不少。比如,“智库热”背后却是有用成果短缺,造成“库多智少”、治理赤字、政策透支。热衷于搭台子、挂牌子、拉场子、铺摊子,而忽视智库自身建设和内功修炼。再如,智库研究脱离实际、坐而论道,“好看但不中用”。又如,重虚名、轻本源,单纯追求所谓社会影响力和媒体影响力,忽视为民立言、为政府献策之根本。

  可以说,这些年国内文科知识生产和学术活动在表面光鲜和热闹的背后不乏“黑洞”和泡沫:理论探索落后于实践创新,科研创新落后于政治和政策,学术研究落后于鲜活的生活。

  为此,文科建设尤其要强调质量为先,社会科学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关停并转”等方式,补短板、调结构继而提质增效,以提高学术原创力、影响力,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在此过程中,要处理好加强领导与尊重社会科学科研规律的关系;强化制度建设与解放科研生产力的关系;加强严格管理与方向引导、评价激励的关系,以及强化标准性约束与转向高质量引领的关系。

提炼和传播中国理念需要多措并举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破除对西式政治模式的迷思,解决“挨骂”问题,是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代表的理论界肩负的重要责任。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智慧和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

  第一,结合世界政治和学术格局的变化,规划好对外学术交流的路线图。当前,国际上对中国发展及其经验有着浓厚兴趣,这是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良好时机。这需要社科工作者提炼总结好中国道路的一般性经验,同时又要分门别类,归纳经济、政治改革与企业发展的好做法。

  要善于顺势而为、另辟蹊径、重点突破。既要敢于占领世界社会科学制高点,敢于在关键问题上与强手过招,也不要忽视亚非拉广大地区,尤其是要重视发展和俄罗斯与中亚等近邻国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创出一片学术外交的新天地。

  第二,“内引外联”,争取一些有益的国际性学会、学科研究会落户中国。同时也要以我为主,努力创办几个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学术组织。

  第三,发挥海外中国学家的作用。善于和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学者打交道,联络国际顶尖的“中国通”或意见领袖。设立世界性的学术交流基金,搭建“走出去、请进来”的桥梁。设立面向世界、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荣誉奖励制度。积极利用外脑、外嘴、外力,增强中国研究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第四,做好来华留学生的工作。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有前途、有背景的人员来华学习、进修和培训。组建“来华留学国际联合会”,加强与回国后的来华留学生的联系,让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了解中国,加强和中国的友好交往。

第五,提高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智库既要研究和宣传中国道路,也要注意研究世界各国和进行比较研究。要具有全球视野,善于提出中国方案,为解决国际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目前,我们哲学社科的发展已经逐步进入抓质量的阶段,相信未来将会出现更多人才和精品。面对300多年来形成的西方文化的强势和舆论霸权,中国理论界走向世界依然任重而道远。

(编辑  宋斌斌)

 



* 张树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天下的主人”:西方主体性哲学的起源

十九大报告中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为时间背景,以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挑战为空间场景,叙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巨大历史舞台中上演的“壮丽史诗”。这个历史的时空背景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出发点。

中国古典的文化传统在整个东亚世界形成了一种普遍主义的天下秩序观,并由此构建了连接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古典国际法体系:朝贡体系。天下秩序和朝贡体系是一种普遍主义的多元一体系统,可以容纳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中国人由此保持高度的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然而,伴随着西方文明率先完成现代化转型并以此推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每一个非西方文明面对西方冷酷无情的商业资本主义和赤裸裸的枪炮殖民主义,要么被毁灭,要么成为欧洲殖民地,放弃本国的文化传统,全面接受西方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模式并因此依附于西方。1840年以来西方文明带给中国人的选择是:要么“亡国灭种”,要么像日本那样全盘西化转而殖民奴役其他国家。马克思在系统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中全面肯定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一律平等。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率先在俄国取得胜利,从而将人类现代化进程从西方中心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东方中心(俄国和中国等)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中国人开辟了另一条现代化道路。

表面上看起来,西方资本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作为现代化的担纲者选择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式,但其背后实际上是两种生存价值选择:是野蛮掠夺与平等共处之间的选择,是依附西方与独立自主之间的选择。对中国人而言,更是两种人格、国格和精神状态的根本性选择,这属于道体层面而非器用层面的选择。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推崇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因此,中国人并不完全能理解西方哲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主人与奴隶这样的思维方式。近代以来,伴随西方船坚炮利而来的就是这套西方所谓的“主体性哲学”。过去,我们将这套主体性哲学理解为现代科学摧毁宗教迷信而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是科学认识论将世界客观化、对象化之后产生了主客体对立。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也因此被看作是认识论哲学。而事实上,这种西方主体性哲学与西方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

西方主体性哲学萌芽于古希腊哲学。“人是万物的尺度”奠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古希腊政治生活建立在奴隶制确立的主奴关系基础上。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因此他们不是“人”而是“物”。唯有城邦中的自由人包括奴隶主,才是城邦的公民,由此才能成为哲学意义上的“人”。因此,在西方思想中,经济社会中的主人、与政治中的自由人或公民以及哲学中的人或主体指的是同一个内容。

伴随着西方地理大发现和领土国家建立过程中争夺领土的惨烈战争,西方哲学认为只有独立的、敢为自己的生存权利拼死搏斗的人才具有“主人人格”,才具有“主体”资格,这种主体权利才能上升为“主权”。只有在斗争中彼此获得承认的主权者才能构成平等的国际法主体,进入到国际社会俱乐部。而秩序就是由主体支配客体而形成的,国内秩序是阶级支配,国际秩序也就是列强支配。

马列主义进入中国的第一天就带来了一种新的主体哲学观念。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作为历史命运的主体,成为“天下的主人”。中国究竟走一条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还是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在哲学上意味着中国人究竟能不能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以主人的姿态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在政治上就变成中国革命的主体究竟是依附西方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是追求独立解放的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中国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历史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资产阶级精英对西方世界的软弱妥协的依附品格,以不妥协的、独立的主人姿态出现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挑战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秩序。

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主心骨”这个词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心学,强调心是身体的主人,而道体乃是心的主人,而“精神”这个词来源于西方的主体哲学,强调精神、思想对身体、物质的统帅作用。有了“主心骨”意味着中国人终于从奴隶人格转向了主人人格,开始把握自己的历史命运。

 

斗争精神:从主体哲学到矛盾论

面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国人要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就必须有“亮剑”的勇气面对每个民族卷入其中的生死搏斗。这种“亮剑”勇气就是十九大报告中反复提到的“斗争精神”。因为面对全球秩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变历史上西方支配全球的现代化模式,为后发达国家提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中国人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早在十八大报告起草中,习近平就主张写入一句话:“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之所以被看作是“不平凡的五年”就是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变化局势,以斗争精神“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五年。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这种斗争精神无疑是主人人格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代表始终扎根中国本土大地生生不息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虽然强调政治领袖的主导性作用,但领袖之所以能够成为领袖就在于始终依靠党组织、并让党组织扎根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从而将一盘散沙的民众凝聚为真正的“人民”。相反,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领袖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党组织很容易走向独裁和腐败。在十九大报告中,“人民”这个关键词出现了201次,党与人民建立血肉联系这个词出现3次,在历届党代会报告中是最多的一次。

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本土大地,其政治性与其说来源于其阶级性,不如说来源于其本土性和民族性,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品格。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这种斗争品格来自马克思主义,更来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正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神传承和全中国十几亿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这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品格。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正是这种斗争精神让中国人呈现出“苟日新,日日新”的精神面貌。在十九大报告中,“新”这个字被广泛运用,提出“新时代”、“新格局”、“新理念”和“新举措”等各种概念,其中“创新”一词就出现了53次。这个概念展现出整个世界在矛盾运动中生生不息的变化状态,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所在,中国古典“五经”之一的《易经》就将生生不息的变化更新作为理解整个世界的出发点。世界是由矛盾运动推动发展变化并由此带来斗争精神和推陈出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哲学根源。因此,中国人很容易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道德精神状态的“新”转向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科学技术这种物质力量的“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念,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要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努力走在科技革命的前列,最终引领人类科技发展的未来。这也构成十九大报告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早在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毛泽东曾经对阶级斗争及其背后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中国式改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提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思想。由此,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不仅基于主体性哲学,而且基于在实践中把握整个世界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

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重要的不在于存在矛盾和斗争,而在于如何从实践出发把握矛盾的性质。而能否从实践出发、实事求是地对每一时期政治社会矛盾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就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的考验。政策和策略之所以被看作是党的生命,就在于考验党是否有智慧、有能力从现实社会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矛盾中辨识出主要矛盾,认清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能够真正把握历史跳动的脉搏。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每次党代会对党所面临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做出政治判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遭受挫折甚至陷入“文革”悲剧,很大程度上由于中央偏离了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把阶级矛盾看作是社会主要矛盾,从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中央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实事求是原则,调整了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从而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在与西方接轨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学和法学主导的以形式主义的中立性和非政治化为特征的新政治话语。这套话语渐渐遗忘了中国的历史和实践,抹杀了中国的政治主体性,从而日益变成了新教条主义,背离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淡忘了矛盾、斗争和实践学说,忘记了“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这个基本道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被作为名词概念出现在主流话语中,但在实践中却未能真正将其作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哲学方法论,由此导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空洞的概念表达,而不再具有鲜活的实践内容,不再作为认识问题的哲学工具,不再能与人们的政治生活建立内在的联系,最终无法真正深入人心。而作为一个理念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如果丧失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供的哲学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丧失了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理论法宝,必然丧失理想信念的价值支撑和凝聚人心的理论武器,从而为各种政治思潮的泛滥打开方便之门,市场经济的利益交换原则由此渗透到党内,各种力量“围猎”政府官员并结成利益集团,以谋求政治上的权力,甚至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改变党的性质。中国面临着重蹈苏联崩溃覆辙的危险。

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之后就提出一个引发全党深思的问题:苏联共产党被解散时,为什么两千多万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表面上看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开始,但深层根源要从赫鲁晓夫借批判斯大林而搞修正主义开始。无论是与美国搞“和平竞赛”,还是将共产党蜕变为“全民党”,苏联共产党从根本上丢掉了马列主义的哲学武器,导致苏联共产党不仅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更重要的是丧失了为政治信念而斗争的政治本能和生存勇气。哲学武器的丧失必然带来斗争精神的丧失,理想信念的丧失也必然带来主体精神的丧失。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重蹈苏联覆辙,恰恰是由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严肃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动中国摆脱苏联模式。由此中国开始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探索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虽然也犯过各种错误,但恰恰是这种独立自主寻找发展道路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政治上全面锻造了年轻一代的中国精英。他们不仅锻造了斗争的勇气和创新的精神,而且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培育起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的深厚感情,从而培养了扎根中国大地的一代政治精英。今天,这一代人无疑是推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主导力量。

因此,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紧紧围绕“党的领导”这个核心问题“举旗定向”,高举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大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重新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个哲学武器,用矛盾论和实践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

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早在1956年的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过这7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社会主义矛盾才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新时代的历史性跨越。新的社会矛盾将中国推进到新的历史时代,而新的时代自然需要新的思想来解决面临的新问题。因此,习近平重提矛盾论和斗争哲学绝不是简单地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把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了更高的历史阶段。这无疑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起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宪制与核心价值建构

习近平新时代的宏伟蓝图是通过历史展现出来的。在经史不分的叙述传统中,这种历史叙述背后隐含着一套哲学思想。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不仅是习近平个人的思想,更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而每个时代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在思想理论上要解决的问题也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要解决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如何独立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一套革命建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第二次中国化要解决的如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立足中国现实探索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从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条道路的探索从毛泽东开创、最终由邓小平完成,由此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经济建设的理论。然而,面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性质的变化,习近平要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开创的经济基础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推进上层建筑的现代化,这就是习近平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中国化。十九大报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括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但其核心思想在于探索党如何领导国家,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从而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四个现代化”之后展开的“第五个现代化”,而应当理解为“四个现代化”所奠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构筑与此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现代化。

1949年以来,新中国就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学习苏联模式开始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宪制,包括党的领导、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等等。由于俄国革命依赖大城市的胜利,从而苏联政体中党的领导高度依赖国家体制自上而下的强制,相反中国革命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党直接扎根于社会,相对独立于国家体制。由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现代化道路在国家宪制层面上就要探索如何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文革”中一度出现了党摧毁国家机器,实行“以党代政”。改革开放之初,针对“文革”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邓小平提出法治思想,并提出按照党政分工的思路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十三大报告进一步发展为党政分离基础上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重新思考党领导国家的体制,开始全面强化党的领导,重新回到毛泽东创立的党的领导、国家领导和军队领导“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由此党和国家开始出现了整合趋势,包括许多地方党委书记担任地方人大主任。

然而,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党的领导和法治主张出现了潜在的张力。部分人认为强调依法治国就意味着要强化国家体制在宪法法律上的绝对权威性,由此提出的落实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实现司法独立乃至宪法司法化,并由此提出所谓“党大”与“法大”的争论,潜在地挑战党领导国家的宪制原则。再加上法治发展推动的人权保护,政治运动就以人权法治和市民社会的名义展开,通过法治实现民主成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新策略。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与党领导国家的上层建筑之间出现了不协调的地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上层建筑。

针对这个长期探索而始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在四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其中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十九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理论上和制度上提出一套党全面领导国家的新宪制安排。这种新宪制既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党与国家相分离基础上形成的自由民主体制,又区别于苏联模式中党和国家高度整合的党政体制,而是依赖法治在党和国家之间建构一种良性互动的新的党和国家体制。这套新宪制一方面将党领导国家纳入到现代法治范畴中,使党按照党章和宪法的规定来领导国家,从而将党章(CCP Constitution)和宪法(PRC Constitution)看作是国家宪法体系的核心部分,推动党章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与宪法所统帅的国家法律体系相衔接。另一方面,这套新宪制将党的领导与中国历史上政治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比如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原则”,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纳入国家法治建设,让党规和国法磨合出一套现代的礼法互动关系;国家监察体制的建立无疑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体现。十九大宣布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不仅要进一步完善党领导国家的新宪制,而且要在中华法系基础上吸收西方法律传统的有益要素,形成一套新的中华法治传统。

国家上层建筑不仅包括政治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每一种政治体制都需要一套相适应的核心价值支撑,由此形成政治与文化相互支撑的政教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所支撑的自由民主体制,它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共产主义核心价值所支撑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体制,它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由此,新的党和国家体制的政治建构必须要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的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化带来了各种价值观念的兴起,中国一度进入了多元价值观念时期。多元价值不仅导致政治的迷失,而且会带来价值观念和社会利益的冲突,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建构真正能够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将成为十九大之后的重要任务。这项工作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第三次中国化的重中之重。

事实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开始推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比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融入到中国传统的“心学”,将西方主体哲学融入自强不息的传统君子人格,将西方辩证法融入到矛盾论和实践论,融入生生不息变化求新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所代表的核心价值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奠定的核心价值的融合,由此才能提出真正符合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现代社会的客观要求的核心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复兴,而且是一种政治体制和核心价值相互支撑的新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复兴,它必然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这次伟大复兴必然意味着中华文明要扩展辐射到世界上更大的范围。这无疑构成了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最伟大的历史使命。

(编辑  季节)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下称“十九大”)召开后,一些媒体认为世界进入了“中国时间”,因为大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给中国迎来了新时代,而且给世界历史开辟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可以称之为“习近平新时代”。

要理解习近平新时代,首先要认真解读十九大报告。目前媒体上流行各种专家解读,解释报告中提出的新概念、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措施,使其进入全体党员和社会大众的头脑、话语和行为中,从而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使得党领导人民构成一个步调一致、有机统一的行动主体,实现习近平新时代的战略任务。因此,十九大报告是新时代凝聚人心的核心文本。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三十多年如何行使伟大使命的政治表达。

要理解十九报告,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型政党,具有使命承担和献身精神的先锋队集体,是高度组织化的政治行动组织。因此,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哲学真理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张力,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成为可以指导具体实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过程既是理论指导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过程,也是从实践出发,对理论进行提升、丰富和创新过程。这种理论与实践、哲学与历史之间的辩证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思想传统,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有放在这个理论传统中才能得到理解、传承、发扬和光大。

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实际上就是孔子所创立的中国哲学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学”与“知”必须与具体生活实践的“习”与“行”结合起来,“学而时习之”,“知行合一”才能获得真知。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哲学不仅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理解的,学院派理论研究的“学”,更是作为揭示历史天命以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并因此成为行动的指南。西方人之所以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表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哲学思维方法局限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演绎,而未能真正理解“知行合一”的中国哲学传统,未能将这些理论概念与具体的历史实践结合起来,未能理解中国哲学所固有的独特的经学解释方法。因此,要理解十九大报告为完成这个使命而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有哲学的维度,更要有历史的维度,从而把普遍主义的哲学思考与具体实践的历史行动联系在一起。

 

习近平新时代的历史定位:从自然时间到政治时间

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进行了四重历史定位,即:在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中定位,在中华文明史中定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定位。

首先是在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中的定位。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里用“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概念来划分党史和共和国史,分别对应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正在进入的习近平新时代。这种划分不是学院派史学家所理解的史学分期,而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理解。通过历史划分表达政治思想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方法。

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现象与存在、此岸与彼岸二元对立的哲学-神学传统中。在基督教传统中,人生的最终目的和意义来自彼岸世界的上帝,因此西方人努力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推动实现各种不同版本的历史终结”。然而,在中国文明传统中,没有彼岸和此岸的割裂,而是将二者融合在天人合一的完整世界中。中国人的人生目的和意义不是如何进入彼岸世界,而是如何在家国天下的历史进程中找到普遍永恒的意义。因此,中国人,尤其是政治家,都追求建功立业、立德立言以名留青史。中国史学也不单纯是现代实证史学所强调的事实记录,而在事实记录中包含了对人生普遍价值和永恒意义的哲学探索,“六经皆史”,“经史不分”也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建构就要从历史建构开始。中国古典政治秩序要从三皇五帝、尧舜禹三代开始,嬴政之所以把自己拥有的最高统治称之为“皇帝”就是希望从三皇五帝那里获得革命奠基的政治正当性。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现代政治秩序则奠基于对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哲学建构。因此,中国的政治分歧也往往从历史叙述的分歧开始。因此,对党史和共和国史的划分对于中国政治秩序的建构非常重要。这种历史划分构成了中国政治生活最深层次的根本性大法。中国宪法序言是从历史叙事开始,而且每次党的理论发展修改必然带动党章序言和宪法序言的修改,无疑是把政治上的根本大法转化为实定法上的国家根本大法。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首先就要从党史和国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历史阶段的划分来讨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发展变化,从而在党的理论传统中形成继承与发展的辨证关系。

从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开始,党代会报告采用一种新的历史划分模式,即采用代际政治的定位模式分别叙述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和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历史贡献。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发展为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核心的表述。这种历史定位方式是邓小平在1989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这种定位方式有效地巩固了党的权威,确保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正是在这种政治稳定和政策稳定的持续发展中,中国实现了从毛泽东时代的“站起来”到邓小平时代的“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

代际政治相对容易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中国儒家文化强调长幼有序,很大程度上就是肯定自然时间延续所形成的客观政治效果,因此代际政治有利于政治稳定。然而,人类历史不是自然时间的均匀延续。政治生活在本质上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历史时间绝非牛顿物理学的自然时间,而是人为创造的政治时间,甚至历史纪年所采用的历法也是政治的产物。正是基于政治进程展现出历史的不同时间节点,我们才有古代与现代的划分,才有“1840年以来“1949年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间划分。因此,这种基于自然时间的代际政治很难成为建构政治时间的依据,政治时间的建构是依赖于政治实践所开辟的历史空间。而政治实践所创造的政治时间成为时代划分的历史坐标。

代际政治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仿佛每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是由上一代所赋予的,是继承而来的。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每一代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权威都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全国人民的授权,是由历史使命和人民拥护赋予其正当性。若这种正当性来源被混淆,无疑会在不自觉中瓦解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和代表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政治信念,从根本上削弱党的政治权威。因此,十九大报告不再用这种代际政治的自然时间来建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是按照政治实践所开辟的新的政治空间,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划分为毛泽东时代“站起来”、邓小平时代“富起来”和习近平新时代“强起来”三个阶段,也由此概括每个时代的党领导国家回应历史使命做出的巨大努力。事实上,这种政治时间的叙述模式也是许多党代会报告采取的历史叙述模式。比如十五大报告中就用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三个政治时间节点来定位邓小平理论,从而明确邓小平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地位。

因此,十九大报告并没有直接采取十八大报告的历史叙述模式,而是采用经史结合、以史解经的叙述方式,用三个“我们深刻认识到”来划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第一阶段就是中国革命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建国任务,“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第二阶段就是“站起来”阶段,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实现,“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第三阶段就是“富起来”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十九大召开,我们党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正是这种政治逻辑的内在必然性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推进到“强起来”的历史时代。这就是十九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从十九大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十九大报告系统地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由此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发展战略、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总体布局、战略布局以及各项具体工作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划,其中既有哲学理念又有政治原则,既有目标任务又有总体布局,既有战略重点又有系统筹划,既有长远发展步骤又有五年工作部署,这一切构筑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方略。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按照这种思想构筑的治国方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强起来”的历史时代,从而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

 

政治时间的建构:正确认识领袖在历史中的地位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方略并由此进入了习近平新时代。可以说思想、方略和时代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而其核心在于思想。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略,而正是这种治国方略在历史中的具体落实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不是在自然时间中自动到来的,而是习近平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努力奋斗创造出来的。

回顾十八大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曾经产生了一种舆论,将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对立起来,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主张在经济改革之后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提出若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将无法保障。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在党政分离基础上,逐步弱化并最终取消党的领导,实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

在上述背景下,面对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加大、尤其是资本力量肆无忌惮席卷国民财富的现象,基层百姓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由此引发不少人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和改革开放路线。用十九大报告的话来说,当时中国面临双重危险:一个就是重蹈苏联崩溃覆辙的“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个就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封闭僵化的老路”。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并且按照党的政治信仰和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将前后两个三十年贯通起来,从而形成十九大报告中将党史和共和国史交织在一起形成前后贯通、继承发展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领袖无疑发挥着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人提出要全面否定毛泽东,邓小平坚决反对这种主张,明确指出“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正是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做出客观评价。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不可能如此迅速崛起,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

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不是自动到来的,而是领袖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干出来的。领袖依靠政党,政党扎根人民。人民信赖政党,政党拥护领袖。领袖关爱人民,人民期盼领袖。领袖、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这既是马列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历史的经验总结。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学习西方法治的过程中逐渐陷入西方法治概念的误区,自觉不自觉地将“法治”与“人治”对立起来,过分迷信法律条文,迷信制度改革,将法治简单理解为规则自动运行的机器,而忽略需要通过“良法”实现“善治”,要有良好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系统来支撑法律规则和制度的有效运作。法治与人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良法善治需要对人进行理想信念的价值观教育,需要道德价值观和良好社会风气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领袖、政党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人所创造的,好的制度需要人来运作。西方思想家之所以不断反思西方民主制的弊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民主体制的实践在败坏人性,尤其金钱和媒体操纵的竞争性选举将“民主”蜕变为“选主”。这种制度很难培养出真正代表人民的政治家,而很容易产生服务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正是在总结人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针进行了纠偏,把党的领导贯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始终,不仅明确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法治原则,而且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法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从而奠定了党领导国家的法统基础。

 

共产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的第二个定位就是中华文明史的定位。

中国文明曾经创造了人类农业文明的最高成就,而东方中国文明通过欧亚大陆和印度洋的古代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与西方文明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悲惨的命运。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探索民族复兴的命运,但都未能成功。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才出现了转机。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政治理想。然而,在如何实现这个最高理想的现实历史中,党内从一开始就出现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完全照搬照抄苏俄模式的革命路线,另一条就是扎根中国本土,从中国近代历史来定位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本国解放和进步的历史进程;要按照中国实际情况开创新的革命路线。直到抗日战争期间,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中国共产党既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又代表中华民族的 “两个先锋队”理论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中才形成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有机统一,并由此逐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借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了全面的社会动员,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来奠定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基础。“文革”之后,邓小平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探索新的道路。

1992年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中第一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紧接着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前者弘扬民族精神并以此作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信仰力量,后者使得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期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此后,胡锦涛又进一步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以避免共产党因丧失理想信念而蜕变为简单协调各阶层利益的利益型政党,避免变成苏联当年的“全民党”。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从中华文明史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继商周时代、秦汉时代、唐宋时代和明清时代之后进入第五个全面复兴的时代。中华文明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和对之发扬光大的政治信念成为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要精神力量,而这份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中国政治的稳定,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从而推动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十八大之后,习近平进一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升到“中国梦”的高度,从而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生活的未来愿景。

然而,如果缺乏共产主义这种更高理想信念的引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很容易在前进中迷失方向。西方人往往从自身霸权的历史经验出发,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解为恢复历史上中国在东亚的主导权,从而把中国崛起看作是对西方霸权的挑战,由此美国试图“重返亚洲”,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发难。西方学界将中国崛起理解为历史上的德国崛起挑战英国霸权或苏联崛起挑战美国霸权,开始关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立场出发,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理念和大格局来重现“丝绸之路”下的东西方贸易所带来的繁荣和稳定。然而,在西方霸权主义的世界观中,“一带一路”被理解为麦金德与马汉相结合的地缘政治战略,并以此来鼓动和挑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并试图构建所谓的“美澳日印”四个机制来牵制中国的发展。

从国内政治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并不矛盾。国内的自由主义从中看到了新的政治可能,于是自由主义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开始调整策略,将过往迷信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并因此对抗国家和民族看作是一种政治幼稚,并因此拥抱国家崛起这个政治主题,由此发展出所谓大国派主张,即认为须采取自由民主宪政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英美宪政由此成为中国崛起的政治样板,而德国和苏联的失败成为中国崛起中的反面教训。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发展起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发展出一种复古派,主张“儒化共产党”,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所取得的人人平等的历史性成就,为此甚至不惜否定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封建复古思潮沉渣泛起,商业资本与文化资本相结合,推动各种封建依附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团团伙伙开始渗透到党内。可以说,这两种政治思潮与自由派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潮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政治权威和政治体制构成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重提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最高的理想信仰和最终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始终强调要将“共产主义”从一种空想的乌托邦理念变成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必须落实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可以检验的具体生活状态,“共产主义”要成为有实证科学意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年代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哲学构想,那么当苏俄和中国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就变得尤为迫切,共产主义面临着从哲学理念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制度建构。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习近平在重提共产主义概念时并不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脉络里重提“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概念,而是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格言,把共产主义从西方实证科学传统中的具体社会形态巧妙地转化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心学,从而将共产主义提升为一种理想信念和精神信仰,重新激活了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所具有的精神能量。由此,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信念,成为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一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心学”。由此,共产主义不是在遥远的将来有待实现的某种具体社会状态,而是将最高理想融入到当下政治实践中的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共产主义不仅是未来的美好生活方式,更是融入到为理想而奋斗的具体政治实践和日常生活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下政治生活实践中精神饱满、昂扬向上的正能量。

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里,对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的理解也就不再是马克思在西方理论传统里构想的没有社会分工“异化”的人类原始的伊甸园状态,而是更多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十九大报告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这个最高理想来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而在报告的具体内容中,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社会状态。

因此,同样讲“不忘初心”,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用初心来指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在十九大报告用来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因为“七一讲话”对全党而言是一次哲学高度上的思想回顾和精神洗礼,因此更着眼于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信仰。而十九大报告更多是全党在现实历史阶段中的使命担当和具体治国方略,更多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更为切近的信念和目标,因此就将共产主义的论述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党的建设等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对共产主义概念的重新阐释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即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而且要和中国文化相融合。由此,共产主义的最高精神追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愿景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共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重心在“中国特色”,那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心在“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来校正自由派和保守派对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解释。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放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时中加以重新定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的第三个定位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定位。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并在世界上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从而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西欧的社会主义实验(尤其巴黎公社)属于第一个阶段,那么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形成的苏联模式及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可以看作是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也基本上是在学习苏联模式。而从邓小平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习近平提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熟定型,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实际上是从1956年毛泽东反思苏联模式并提出论十大关系开始,中国走向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然而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对中国道路的探索走向更为激进的文化大革命,而改革开放实际上重新回到论十大关系开辟的道路上,全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而全面失败时,中国在世界上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有力竞争者。

邓小平最初使用的概念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成为十三大报告的主题。十四大报告将这个概念改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十六大报告开始这个概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一个基本的理念和相应的原则,这些理念和原则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在既定的“社会主义”框架中增加中国特色,而是用中国的实践经验来探索并定义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由此,“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有待探索和重新界定的概念。中国不是亦步亦趋地学习从西方经验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设计,而是以更大的自信心来开创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第三个阶段。正因为如此,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种对“自信”的强调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又一次精神解放,即人类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只有西方人才能创造出来,中国人不是只能在西方自由主义道路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之间作出选择,而必须有自信心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开辟新的现代化道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就有了路”。而中国人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之所以越来越自信,底气不仅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实践,更来自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正是中国文化为“共产主义”理念注入了新的精神能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开辟了新的道路,从而激励每个发展中国家开辟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十九大报告在原来“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文化自信”而变成了“四个自信”。

一旦进入国际共产主义史的视野,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

一部全球文明史就是全球不同国家和民族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西欧英美国家率先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从此开始奴役其他国家和民族,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选择西方模式。进入19世纪,德国第一次开始探索不同于西欧英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种模式后来被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进入20世纪之后,苏俄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发起第二次挑战,提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并因此改变了全球格局。苏联、中国等后发达国家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显示了社会主义道路内在的优越性,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运动。然而,苏联模式发起的挑战随着苏联解体而失败了。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似乎迎来了全球胜利并开启了以西方模式为标准的“全球化”。因此,在一些西方思想家看来,西方现代化道路已成为唯一普遍的真理,世界历史正在进入“历史终结”;而在另一些思想家看来,这种全球化表面上导致“历史终结”,而实际上是导致“文明冲突”取代冷战意识形态冲突,人类文明会重返前现代的状况。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在中华文明史的尺度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探索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文明能否对全人类做出新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明能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尤其是对所有后发达国家而言,能否摆脱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依附命运以及在全球分化中面临的文明冲突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在全球文明史上做出明确的定位:“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现实的历史处境导致中国在国际秩序中长期“韬光养晦”。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不可能脱离全球而独善其身。中国必须重新调整世界与自身的关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全球的发展联系起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起对全人类的责任。为此,习近平从十八大以来就全力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的转型,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来构建新的国际治理体系。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思想恰恰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思想与“和而不同”的和合理念,这无疑是中国智慧对全人类的贡献。

在十九大报告中,“贡献”这个概念出现了11次,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最多的一次。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对全人类的贡献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恰恰证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而是世界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精神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那就是十九大报告最后援引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另一方面来源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信念。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对东亚乃至全世界的文明发展作出原创性的巨大贡献。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之所以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将西方的各种现代化成就与中华文明传统中融为一体,为人类文明从传统进入现代开创一条具有原创色彩的道路。尽管有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以区别于“西方模式”,但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七一讲话”中选择用的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个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智慧,即要能够包容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秉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者不治化外之民”一脉相承。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向周边地区强制输出文化,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不断发扬光大,就在于尊重周边文化并善于取其所长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从而提供生活的榜样而吸引周边地区来学习模仿。

因此,“中国方案”意味着中国绝不会像西方那样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是提供一套发展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让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并不会试图在当下全面挑战并取代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尽管在西方霸权主义主导的世界中,“中国方案”的提出必然会遇到阻力、矛盾和冲突,但中国绝不会因此而主动挑起新的冷战,因为中国始终尊重各个国家(包括西方国家)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始终坚持学习和借鉴其合理内涵而丰富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正因为如此,面对后冷战西方推动“历史终结”所引发的地缘冲突和文明冲突,中国虽然崛起但始终保持低调克制,采取不结盟立场,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不会因种族的、宗教信仰的和文化意识形态分歧而预先选择立场,而始终以务实的态度与冲突各方尽可能保持良好商业贸易和政治文化关系,并努力为全球尤其是后发达国家提供基础设施、交通、互联网建设等公共产品,以“无所争而无所不争”的中国智慧在静悄悄地改变世界格局,从而真正展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和政治成熟。中国崛起实际上秉持了一种独特的“中国例外论”,它展现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即西方文化始终试图在矛盾对立中追求绝对的同一,而中国文化始终强调对立中的统一与包容。因此,“中国方案”的雄心恰恰在于立足中国文明传统来吸收世界上所有文明的长处,从而推动中国文明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最终建立包容西方文明并超越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秩序。这意味着要终结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全球政治格局,意味着要在文化和文明意义上打破过去五百年西方文明在全球的支配地位,从而迎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十九大报告将这个新时代表述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编辑  季节)

 



*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改革和调整党和国家机构,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迫切需要统一调整和优化党和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能,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十九大精神的要求。此次机构改革与宪法修正案、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等一起,是新时代一场伟大而深刻的政治变革,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局势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存在着结构性弊端,西方政党政治陷入困境,政治发展遭遇政治红灯。一些照搬西式民主模式的新生“民主国家”也陷入了治理混乱和政治泥潭。西式民主模式并不必然带来国家的良治和善政,西式政党竞争并不能巩固国家职能、提高政治效能、增进社会福祉和社会公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刚刚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明确写入国家根本大法。此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贯彻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指导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性、全面性、深刻性,突出了法治化、科学化、专业化的精神,有利于推动中国建设和发展,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能力,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和部门行政绩效,有利于推进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有利于提高市场活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一、有利于集中统一、提高效能。近些年在一些领域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这突出表现为:党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还不够健全有力,保障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一些领域党政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对此不必遮遮掩掩,完全可以理直气壮。一些领域机构设置重复,职能重叠,部门叠床架屋、层层设卡,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党的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为此,要统筹设置党政机构。根据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要求,科学设定党和国家机构,准确定位、合理分工、增强合力,防止机构重叠、职能重复、工作重合。党的有关机构可以同职能相近、联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统筹设置,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整合优化力量和资源,发挥综合效益。 

二、有利于科学合理配置机构、降低行政成本。长期以来,一些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欠科学,职责缺位、效能不高;中央和地方一些机构职能上下一般粗,权责划分不尽合理;一些领域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仍然存在。 

应当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撤销、合并、重组等形式实现部门职能优化协同。聚焦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优化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加强相关机构配合联动,避免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下决心破除制约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使党和国家机构设置更加科学、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监督监管更加有力、运行更加高效。 

三、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灾害多发、频发。为应对天灾人祸,化解安全风险,必须优化应急力量和资源,以建立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统一高效的应急管理体制。此次将过去分散在10多个部门的防灾减灾救灾职责集中起来,组建应急管理部,意义重大。可以避免过去抢险救援多头分散、专业化和协调性不足,提高化学、生物等新型危险的预警、处置、投送、救援等能力,有利于应对自然灾害和各类安全风险,大大提升我国防范和应对风险的综合能力。

                                            (编辑  宋斌斌)

 



* 张树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内容提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观点。从实践中总结,我们将从七个方面加强认识。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增长   认识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全党、全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政府工作报告》用详实的数据和大量事实诠释了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并从中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许多科学论断,是我们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学习文献。从实践中总结,我们加强对以下几方面认识。

 

对党的领导、政府工作和市场机制三者关系的认识

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实践。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把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作用提到历史的新高度,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西方经济学也讲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最典型的是凯恩斯经济学,与其相对立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讲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为什么还要强调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因为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企业,都是一定意义上的财政主体和利益实体,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目标要实现,我国现有的生产企业和金融企业,不仅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而且国有企业还分别隶属不同层级的政府,因此不仅会发生资源配置的扭曲现象,而且还会把中央政府逼到最后贷款人的地步,从而发生政府直接干预失效或成效不明显的现象。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和经济整体利益的高度,以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党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为保障,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现象。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由于存在不同的政党博弈,往往是失效的,甚至在国会辩论中直接无疾而终。但他们始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而且往往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反攻倒算留下把柄。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才解决了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因此,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也是区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对经济增长不再追求高速度、经济发展要转向高质量的认识

要实现这个转变,我们要主动把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降下来,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增长速度要换挡。近两三年,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都主动降低到6.5%左右,这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希望提高经济增速预期的意见出发点虽好,但不符合经济实际。多数研究机构都认为现阶段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6-7%,所谓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主要是指在资本可以得到预期回报下的经济增长率,这在我国的应用是有局限的。首先我国有明显的生态环境的严峻约束,而潜在增长率的计算并没有考虑这一点;其次,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资源配置的扭曲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国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都存在不考虑资本回报而追求产出,形成无效供给和经济泡沫的问题,这也是计算潜在增长率难以假设的。因此需要中央政府明确释放经济减速的信号,避免经济增长的“硬着陆”;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深刻含义,才能腾挪出更大的空间、安排出更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用于转向高质量发展;才能引导各级政府用更大的精力和更大的智慧去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对深化改革的规律性认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这些改革内容被分解为300多项具体措施,1500多项举措,形成改革的主体框架和“四梁八柱”。但这么多改革措施,究竟什么是主要矛盾,抓住哪个牛鼻子才能纲举目张?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提出了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着力解决目前我国供给体系滞后于需求结构的主要矛盾问题。国务院工作紧紧围绕供给侧改革的主线,并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了基础性关键领域的改革和财税领域的改革。

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也有一个认识规律和寻找突破口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对五年来国务院工作做了很好的总结,实际上也是对这项改革任务的规律性认识。近三年来,国务院反复部署并不断深化“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措施,部署和深化政府“放管服”的改革措施。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国务院对这项改革任务紧抓不放体现了作风的转变,把改革落到了实处。

 

对创新驱动的规律性认识

首先,实现创新驱动需要认识和追踪世界先进技术研发和应用的现状与前景。五年来,国务院工作紧紧围绕五大发展新理念,努力追踪世界先进技术和产业的前沿,大力推广“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及时实施大数据发展计划,发展工业互联网。从而使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化中走在了世界先进的行列,我国的电子商务和电子支付在世界上领先于各国,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是英明、睿智和具有科学知识的领导集体。

其次,实现创新驱动需要先进的科研队伍、逼近前沿的科研项目和任务,以及预期的成果,但这毕竟是少数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事情;还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与行动。国务院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规划,这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有人问,普通群众和刚毕业大学生怎么创业创新?《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群众的实践创造和新鲜经验,提出了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什么是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就是较少依靠对生产条件的占有,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要素分配不主要向资本倾斜,而是向人力资本倾斜;不完全依靠线下交易,而是线上线下交易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和商业模式,如移动应用程序APP的制作、数据信息的收集与生产、快递业务等。这不仅解决了大众参与创新,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新岗位。

 

对宏观调控的规律性认识

国务院探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具箱体系,确立了区间调控的思路和方式,加强了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明确强调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增加、收入增长、环境改善,就集中精力促改革、调结构、添动力。采取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举措。这种宏观调控理念和方法是中国的独立创造,这在世界各国中具有首创意义。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调控只针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三项指标,政策工具一般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中国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这一组关系经济与社会、短期与长远、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完整指标体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因此这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征。

 

对精准脱贫规律性的认识

扶贫是世界性的课题,也是联合国千年计划的一个内容,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了长久努力,但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敢于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这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宏伟的目标,即便最发达的国家也未能提出这样的目标。不仅目标宏伟,而且实践也非常丰富。长期以来,我们从一般性扶贫发展到精准扶贫,从借鉴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到独自创造符合本土国情、民情的经验。

《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这几年的经验,提出了产业、教育、健康、生态扶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等规律性认识,这些认识在世界银行专家总结发展中国家脱贫经验的报告中是难以看到的。中国的精准扶贫的提法和理念,以及它的实际经验是对发展中国家扶贫事业和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巨大贡献,因此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开放思想的政治经济学新理念的认识

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提出了许多政治经济学新理念,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新的阶段发展需要新理念。理念是推动全球化的关键力量。西方国家曾经提供了推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理念,例如中心——外围理论、盛行多年的“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但实践证明它们都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习近平的新理念应运而生,从经济学逻辑看,这些新理念涉及两个重要的经济学观点:

“非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和正确的义利观

“经济人假设”指“人是完全自利的、绝对理性的、总是试图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该假设都存在重大缺陷它并不是一直就存在,而是经济学家为了分析问题的简单化、为了模型推导的需要所构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虽然当代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人有自利倾向,但是他在《道德情操论》中也认为人的行为受道德的约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从来没有出现过“经济人假设”的概念。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受其生活环境、文化、阶层、经历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当然,不赞同“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并不意味着在经济活动的实践层面、在具体经济政策设计、企业管理和收入分配等领域可以完全不考虑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这需要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加以分析对待。

当代西方经济学也并不完全认同“经济人假设”。“利他主义经济学”就指出,不管是因为生物遗传学原因还是出于文化道德情感,人类的利他主义一直就存在,它驱使人们利用有限资源去生产类似受人尊重这种“个人的社会价值”。利他主义是个人获得他人认同、社会尊重、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行为经济学也发现了许多与“经济人假设”不相符的社会异象。

“经济人假设”与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不吻合从大的方面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碳排放、气候变化、动物保护等国际议题都不是基于“经济人假设”所提出的。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和为贵”,一直都凭借自身在文化制度上的先进性来感化外围地区和民族。古时候的朝鲜、日本都是主动学习和引进中国的文化、制度和生产力,中国也主动提供人力、物力来帮助周边国家建设文明社会,基本不侵略别国。这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按照“经济人假设”来处理对外关系的。西方社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则是一部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史,他们信奉的是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自然生存法则,这是提出“经济人假设”的部分原因。“非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诠释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新时代的对外开放思想。中国人讲究“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所以,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体现出与“经济人假设”完全不同的理念。1950年至2016年,中国在自身长期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累计对外提供援款4000多亿元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5000多个,其中成套项目近3000个,举办11000多期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26万多名。[2]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特别是对非洲的援助绝不是“经济人假设”能够解释的,按照该假设,这些援助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体现出中国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追求,即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关心全人类的幸福、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新时代习近平对外开放思想突出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赢发展理念,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经济人假设”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前提,遭到了挑战。西方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推行的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一系列负面效应,例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根据瑞士信贷银行《2017年全球财富报告》,全球最底层一半人口拥有的财富不足全球全部财富的1%,但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却拥有全球总资产的88%,最富有的1%人口更是占有了全球一半的家庭财富。[3] 同时,不同地区、种族和信仰的人们之间摩擦不断,反映出传统的经济全球化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应对这个难题的伟大创举和未来出路。它与美国主导的以往经济全球化的根本不同点是,要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要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前提下寻找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坚持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始终坚持的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它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和责任。中国的对外开放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过去要解决的是投资与外汇、工业化和增长速度,今天要解决的是增长质量和发展问题。所以,对外开放需要在更高层次上解决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利用问题。我国说互利共赢,既面对发展中国家,也面对发达国家,只有提倡这个理念,才更有利于我们引进先进技术,实施创新驱动,实现增长联动和利益融合。而且,今天我们提对外开放已经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过去我们是穷国,开放主要是为了获取国际资源、资金、技术和服务,我们对世界经济秩序和理念只有被动接受的资格;现在我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影响和塑造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实力,我们的道德愿望具有变成现实的可能性,我们已经无法回避这种历史责任。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是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待和中国的大国责任所系。

“非经济人假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重新定义

与“非经济人假设”的价值观和正确的义利观相一致,该假设下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更关注发展质量、自然环境、人的需求、人类共同发展等。这必然引起资源配置的战略方向转变,即从过去的要素驱动型向科技创新型转变;从过去基本上是生产型向生产和消费型并重转变;从过去主要是使土地、矿产等物质资源的资本化以及高碳领域的产业化,向现在主要向低碳和绿色产业转变;从过去单纯是资本高回报型向资本回报与普惠型转变。科技金融、消费金融、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象征着这一战略方向的转变。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机构是这个趋势的先行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专门投资具有普惠、绿色、共赢属性的基础设施项目,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丝路基金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合作项目,主要以股权形式投资中长期基础设施项目、产能合作等项目,投资规模大、回报期限长、风险大,是“经济人假设”下的投资者所不可能投资的。榜样的号召力是强大的,新理念和新实践带动和影响了国际金融界20175月,中国财政部与26个国家的财政部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与世界银行、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共同签署了加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4]

金融资源配置工具的多样化也将助力普惠金融的拓展,这里的普惠金融是着眼于全球企业投融资大局的概念。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突显了美元在这种经济大格局中仍然作为全球资源配置主要工具的不合理性。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再次证明经济全球化新时代需要多种国际货币参与作为全球资源配置的工具,以削弱美元造成的“特里芬”难题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人民币等新兴国家货币作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工具的出现,使得世界各国有条件在贸易结算、投资工具和官方储备等各方面有更多选择,并分散金融风险。这不仅有利于投资者降低风险,也有利于补足中国等新兴国家金融资源来源匮乏的短板,新兴国家企业的融资方式将更加多样化、融资成本也会更低。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实际上就是金融资源配置方向转变的重要标志和力量。

非霸权主义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西方学者认为,几乎只有霸权主义的国家才有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确实是以往经济全球化的真实写照。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和美国凭借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霸权地位,依次充当了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霸权主义供给方式对它们自己也最有利。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集体力量的崛起,霸权主义国际公共品供给方式难以为继。

虽然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进程受阻,多哈回合谈判历时15年无果,但是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包括区域多边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快速增加,图1显示2008年以来,每年都签订相当数量的RTAs。此外,一国自主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也越来越多,开放度越来越大,例如中国已经设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且要把上海建成自由贸易港。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将成为新的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使得世界经济联系依然日益紧密,相互依存继续提高。这些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都产生了大量的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打破了过去由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制定国际规则、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垄断局面,国际规则制定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民主化趋势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潮流。非霸权主义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必然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1    世界区域贸易协定(RTAs)发展情况(1958-2017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WTO秘书处RTA数据库数据绘制。

 

“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种非霸权主义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即共商、共建、共享。它将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一带一路”也将促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联通,为互联互通提供机制保障,使各类国际公共品更好适应各国发展需要。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一带一路”倡议的创新之处还在于:1)它把精神世界的升华融入其中。中国自古就讲究“和而不同”。“一带一路”建设试图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2)它把人文合作机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必要衍生品。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推动教育合作,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提升合作办学水平;在文化、体育、卫生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务实项目;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等等。(3)它反映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当今世界,一方面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共同应对这些挑战,是各个主权国家的现实需要和理智选择。另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以新的方式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每个主权国家都只能是人类共同体中的一部分,每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然以人类共同利益的发展为前提。人类的共同利益,则是各个主权国家的最关切利益的集合体,因此它需要非霸权主义公共品供给模式来书写和表达,从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结晶和设计。

                                              (编辑  季节)



*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经济研究》原主编,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1卷第18页。

[2]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117日),《人民日报》2017118日。

[3] 转引自《参考消息》20171116日第4版。

[4] 中新社华盛顿1013日电(记者邓敏):中国财政部与世界银行12日在美国华盛顿共同举办“一带一路”高级别研讨会。

构建新闻学的“中国学派”,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的努力方向。20165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把新闻学列为11个“具有支撑性作用”的学科,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探索与建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过程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声音对于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具有启发意义。也正因如此,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过程中,就必须明确其时代使命与基本遵循,找准难点和突破点,把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落到实处。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争议焦点

尽管中国特色新闻学已成为学术热点,在某种程度上也达成了共识。但不可否认,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构建与努力,在学界还存在着诸多争议。这些争议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集中体现在“是否存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争议上。这是宏观层面的争议。此类争议未充分意识到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把新闻学与物理学等理工类学科等同,其本质是否定有中国特色新闻学,背后则是由来已久的“新闻无学论”。“新闻无学论”表面上是否定“新闻有学”,如,有人认为新闻是“术”不是“学”,有人认为新闻学没有自己的理论,有人认为新闻学应向传播学或传媒学转向,有人认为中国的新闻学是“新闻宣传学”而非真正的新闻学,等等。这些观点表面看是认为新闻无学,但实质是否定中国新闻学有学,根本则是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并非新闻学指导的内容,是对党的新闻理论的否定。

第二类,表现为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具体思路上,围绕着中国经验、西方理论、社会主义等几个主体间的关联,存在几种不同的倾向:

一是强调中国本土的新闻学。此类声音主张,中国特色新闻学应立足于中国本土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和经验,总结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学理论,更多强调的是“中国新闻学”。其理论溯源往往从中国古代新闻活动、近代资产阶级报刊开始。如,“文人论政”“小骂大帮忙”等均是“特色”。这种观点并没有充分考虑“社会主义”的因素,而只强调了本土经验的“特色”,这种“特色”实际上是“特点”,而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特色”。

二是强调中西差异的新闻学。与前者不同,此类声音强调,中国新闻学应与西方新闻学进行区分,甚至要进行切割,划分界限。如,认为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自由主义”、“独立媒体”等理论是基于西方政治制度而产生的,认为中国新闻学中也有类似概念,不用照搬异国概念。此类声音偏向于通过“中西差异”来证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存在,甚至排斥使用西方新闻学中的一些概念,转而试图通过使用一些新概念、术语和述语来彰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深刻内涵。

三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新闻学。此类声音明确主张,中国特色新闻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是省略“社会主义”后的简称。其中,“社会主义”强调的是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具有世界“社会主义”范围内的普遍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强调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学的不同之处。这一主张强调,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在强调“社会主义新闻学”这一观点上,围绕着“坚持马克思主义”也有不同的声音。一类是强调“马克思的思想”的“马克思学”做法,此类主张强调“回到马克思”,用马克思的思想解读现行各类新闻传播活动现象;一类是肯定马克思主义,但否定列宁主义,认为“列宁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者某种程度上多为此类立场;一类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喜欢拿经典作家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讲话作为依据,而未很好地结合实际;一类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继承发展、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且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观点。在以上这些观点中,有的是“新左派”观点,他们在批评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同时,也不认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有的“假马”“伪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研究对象而已,甚至存在“借马打马”现象。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需加以辨别。而我们讲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最后一类,即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继承发展、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且源于实践又能指导实践的思想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时代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对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特色新闻学构建有了更沉重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使命。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要综合三种倾向,不可偏废。

首先,要总结中国本土新闻实践经验,提升理论化水平。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历时悠久,并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文化元素。无论是“文人论政”,还是“喉舌论”,抑或“新闻宣传”,此类种种概念皆是中国新闻从业者和理论工作者在新闻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总结出的中国理论。当然,这些理论有的是后世提炼,有的缺乏严密体系,有的是工作经验,离理论意义上的理论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总结中国本土新闻实践经验,不断提升理论化水平。这一过程中,尤其是要运用科学思维,具有学科意识,打造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形成新理论。当前情况下,本土经验的理论、概念、表述仍然匮乏,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却倾向于用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来考察、解读中国经验。

其次,要总结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经验,提升普适性意义。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活动已有近百年历史,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思想、宣传思想工作经验均十分丰富。如,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正面宣传”、“典型报道”等等,无不体现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精妙之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有很多超前思想,但由于缺乏理论提升而限于思想层次。如,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效果理论”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著述中,都有相关论述。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共产党宣传家先于美国传播学者提出了传播学的主要原理,成为传播学理论的首创者”。[1]但是,由于这些思想缺乏理论高度的提炼和学科层面提升,而只能停留在领导人新闻思想上,未能成为真正的新闻理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要求探索如何总结这些实践经验、新闻思想,并提升理论层次,使其成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理论,即不仅可以指导中国新闻实践,同时要善于从科学、学科、学理层面去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新闻思想。

再次,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新闻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绩,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甚至成为学习对象。与此相适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亦应跟上时代步伐,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且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构,应融合新闻真实、新闻价值等新闻学普遍性理论和舆论导向、正面宣传等特色性理论和党性原则、群众路线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使之贯通而成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新闻学。这里,所谓“中国特色”,即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实践而来,又能指导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理论;所谓“普遍意义”,即能够为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借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典型理论。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基本遵循

任何一个学科、一个理论、一个观点,存在争议在所难免,争议本身也是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动力。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应当有一些基本遵循,只有不偏离这些基本遵循,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构才能真正符合当前国情,路才能越走越宽。其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新闻实践是三个基本点。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要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三个根本点。这就要求中国特色新闻学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即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能够体现新闻事业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基本性质,体现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党管媒体、党性人民性统一、正确舆论导向等基本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上,一定是坚持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符合中国国情。把研究视角更多放在中国新闻实践及其面临的挑战、问题上。当前,我国有关中国特色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仍处在片面化、简单化、口号化层面,学理性不强,体系缺失,是导致其受到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应更多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新闻传统、新闻实践,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理论建构,积极推进中国新闻实践经验的概念化、理论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学理化、体系化。

第三,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中国特色新闻学之“特色”,要求所建构的理论能够满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所建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能够“准确表述我国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2];所体现的历史脉络及业务原则,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脉络,指导中国新闻工作的实践。简而言之,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主体一定是来自中国实践的,也必须是能够指导中国新闻实践的,推动新闻事业发展的。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难点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也非一两本教材和几篇文章能够解决,需要长期的实践与总结,深入的研究与阐述。如今,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已成为时代使命,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构建路径还面临诸多难题。

第一,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概念、理论、学科等有待创新。当前新闻学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述语体系明显陈旧,某种程度上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就那么几个,如“新闻价值”、“新闻规律”、“新闻职业道德”等;理论体系停留在党报理论时代,如“起源、规律、原则、法治、道德”的框架结构;学科体系滞于传统媒体时代,如新闻史论、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评论等;教材体系沿着学科体系而设,缺乏新意,甚至导致一些新闻院校搬出西方新闻传播学教材作为核心教材。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外界甚至学科内部会有很多质疑声音,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只是创造了一个新概念而已,并没有实质改变。

第二,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理论创新,及如何反哺实践有待发掘。学界对大量中国新闻实践经验,未能予以足够的研究与升华,思辨研究多数限于空洞的争辩,实证研究的又只证明了一个已知观点。相反,有的人热衷于用西方新闻理论去套中国实践,以此来思考中国新闻实践模式,自身理论的缺失导致这种套用有时被视为更具科学性,反而加剧了我们自身的理论自卑感。同时,中国特色新闻学到底能否建立、能否形成中国学派,还在于其能否很好地反哺新闻实践,有效指导乃至引导中国新闻实践。面对当前新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传统的新闻理论在指导实践方面已然显得乏力。

第三,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如何统一有待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之建构,本质上是要建立起新闻学研究的中国学派,而所谓“学派”,必须既有独特性又有共同性,能够与其他学派之间展开对话。这要求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必须要纳入“普遍意义”的视角,不是“自圆其说”就可以的,更不能“自说自话”。统一协调“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关系,目前来看,相关的研究还是不够的,有待进一步探索。如,正面宣传为主、正确舆论导向、自由责任统一等理论,实际上是中外适用且都在从事的工作,具有“普遍意义”,但由于理论阐释的学理性欠缺,加之理论话语权的弱势,导致这些理论的普遍意义得不到彰显。

总之,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是时代之需,是构建新闻学的中国学派的必然之路。在这一过程中,不能闭目塞听,需要正视面临的争议、难题,在坚持基本遵循的基础上,勇于创新,让中国特色新闻学承担起新时代的新使命。

(编辑  宋斌斌)



[1]刘建明:《中国共产党宣传家是传播学主要原理的首创者》,《现代传播》,2011年第10期,第37-42页。

[2]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129-136页。

“中国财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这个题目,现在是一个热点,确实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涉及财税和货币问题。

一、美国税改以及特朗普政府施政的有效性

分析美国近期税改,对研究中国税制改革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国内部分专家对美国的税改是有误判的。从特朗普竞选开始就对他一直是负面评价。他当总统后提出税改法案,有人认为这个法案通不过;减税法案通过后,又有人认为减税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很多问题,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认为税改主要的受益者是美国的富人和穷人,而中产阶级没怎么受益,认为这个改革不会成功。

里根在上世纪就实行过减税,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值得研究。

(一)里根税改效应及对世界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德国等国人均GDP都超过美国,特别是日本已经超过美国40%左右,而且那时这些国家与美国的人均GDP差异一直在加速拉大。

但是进入90年代,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的人均GDP相对美国全开始落后,2014年已经下滑到相当于美国人均GDP70%上下。[]

这说明一个问题。这些西方国家人均收入相对美国开始落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里根总统减税政策实施以后产生了长期效果。

原中国驻联合国的科技参赞冀复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认为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汽车、彩电、电冰箱对美国出口,对美国本土市场形成强大冲击,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很强,日元升值成为当时世界性的话题。冀复生认为,90年代初期美国信息技术的进步扭转了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美国信息技术突破造成了美国甩开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状态,而产生信息技术突破的原因,与里根总统减税是完全对应得上的。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曾经做到财政赤字为0,这是在美国历史上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里根政府减税政策激发了美国科技型企业的活力,从而激发了美国整体经济活力,导致美国政府收入增加。

       相比政府财政盈余、人均GDP领先更为持久、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科技及其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美国综合国力持续领先。

美国跟很多国家的文化不一样,美国的模式是一个技术就由一个公司来做。比如因特尔就做芯片,IBM就做计算机,微软就做操作系统。但是就美国经济体整体而言,美国与其它经济体竞争是整体的领先,而非是某项技术领先。这个局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

无论是从经济历史数据分析,还是从科技进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里根时期减税确实推动了美国信息技术的突破——这不是一般的改进,而是有实质性的结构性地提升。这就是里根总统减税政策的长期影响。

(二)各国制造业纷纷流向美国本土

当前特朗普政府又开始推行减税,但一些专家学者的分析基本都是负面的。这一类观点可以总结为:减税无助于改善赤字和债务问题,减税会使实体行业的资金流向金融行业,等等,总之评价都是负面的。远有里根减税带动美国经济和综合国力持续领先的基本事实,近有特朗普减税迫在眉睫的现实,我们必须意识到,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将会使美国形成一个税制的政策洼地,因为企业税负低,政策吸引力就更大。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已有部分民营企业和央企去美国投资建厂。社会上曾经热议曹德旺的福耀玻璃赴美投资建厂的事情,当前比亚迪也准备去美国投资,民企玖龙纸业也要去美国投资建厂。福耀玻璃是做汽车玻璃的,在美国有市场,而玖龙纸业原是面向我们国内市场的。除了民营企业,一些央企现在也在考虑去美国投资了,例如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即“中建材”)到美国投资做建筑玻璃;再如大型央企中车集团在美国投资两个地铁车辆生产项目,用于更新美国地铁车辆,以抢占美国市场。德国的宝马、韩国的三星等等世界一流企业,都开始准备到美国投资建厂。这一趋势甚至冲击到了劳动力成本洼地墨西哥。

就其本质,外国投资这一趋势只是较好地解决了美国的就业问题,而不是解决美国的技术进步问题。这些企业去美国投资生产主要会增加美国本土就业,降低失业人口,减少失业金的发放从而降低财政压力,同时增加税收,从而改善美国财政经济状况。特朗普在竞选时说要将美国的GDP增长率翻一番,美国现在的GDP增长率已经达到3.3%了,[]特朗普又喊出要美国经济增长重回4%甚至5%的目标。其依据就是将国外的企业吸引到美国去,增加就业,推动GDP增长,从而扩大税基,促进财政平衡。

(三)减税使美高科技企业海外资本回流

特朗普减税对美国影响最大的还不仅是吸引国外资本投资制造业,而是要吸引美国高技术企业的海外资本回流。按照美国当前的税法,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赚了钱、将这笔利润拿回美国,要向美国政府上缴35%的税收。此次特朗普税改将海外利润汇回的税率降低为最低甚至是8%,减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税,将吸引许多美国公司在海外留存的利润和资本回流到美国本土。

这个动向是非常最值得关注的。首先,这类资本回到美国,既不会投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可能去生产鞋袜等日用品,也不会投向普通资本密集型企业——比方汽车玻璃、建筑玻璃、轻轨车厢之类。美国的海外资本回归本土之后,会大幅度增加对高科技研发的投资。因为美国在海外获取高额利润的企业,除了一些金融机构之外,主要是科技领先的企业。比如微软,已经开始准备把海外的利润拿回美国去投资科技研发。当前,美国很多高科技技术都处在一种萌芽状态,而回流的资本会大大助力其发展。这个动向是最应该高度关注的。

比如,英特尔和IBM正在研发的量子计算机技术。该技术可能成为新的一个科技突破台阶,如果美国的量子计算机技术登上了这个台阶,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都会发生深刻影响。这里有一份材料,比如破解一个密码,对现在的计算机技术而言是100年的工作量,对量子计算机技术而言只是以秒计的工作量。一旦量子计算机的能力进入实际应用,所有的信息安全系统(金融账户系统、军队武器系统、个人身份社保系统,等等)都需要重新设计。这种技术进步的冲击影响绝不是企业多挣多少钱,政府多收多少税的问题,IBM公司已经宣布造出了量子计算机的原型机,因特尔公司预测57年内量子计算机就可以达到商业工程规模。尽管我们经济研究者无法对量子计算机技术做特别精准的评估,但毕竟这不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这才是美国资金回流以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中国的钱、韩国的钱、德国的钱流往美国起不到上述作用。对此,我们要有应对的考虑。我们的视野不应该只是局限在财税、就业等经济领域,应该看到减税政策对科技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对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格局的重大潜在影响。

(四)特朗普政府的施政能力高于预期

目前,国内有些专家当前美国政府政策的负面影响估计得很严重。对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减税政策,我们既要看到它对美国本土确实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但也要看到其对美国的科技水平、综合国力存在潜在的正面影响。当年里根的减税政策也遇到一些困难,天下没有一项政策的推行没有困难和问题的,哪个国家都一样。美国减税有助于解决就业和经济发展问题,但是核心问题是有助于推动科技进步。

特朗普上台后,他那些根据竞选口号提出的法案在做了某种程度的修改以后,都在一个一个通过。包括穆斯林移民政策,一个地方法院把它封杀了,后来修改了两条,现在已经在全美推行了。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隔离墙,一开始说工程浩大,后来有人提出来做成一个光伏墙,变成投资,还能发电,现在也开始建了。减税是特朗普的一系列施政方案之一,特朗普上台以后,他所提出的东西,在政治上经过一番讨论,折中、让步以后,大的框架都是按照他的主张在推行。因此,对于特朗普政府施政的有效性,应该对其可能产生的积极的一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二、中国宏观税负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新的决策层提出很多经济战略上的政策,这里集中讨论财税方面的问题。

(一)降低宏观税负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财税方面的重要决定之一就是“稳定宏观税负”。大体看,有关专家对宏观税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类看法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还较低,国家应该提高宏观税负,理由是我国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政府可以多集中点资源来办大事。第二类看法是应该维持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第三类看法认为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已经比较高了。

很多人根据三中全会决议“稳定宏观税负”的提法,坚决反对认为宏观税负偏高、应该降低的主张,用各种数据证明我国宏观税负不高。我是主张我国宏观税负偏高应该降低的。我认为当年提出稳定宏观税负的提法,更多的是决策层出于需要有个观察和判断期的考虑,而不是认为当时宏观税负水平合适的判断。宏观税负的问题太大,上涉及国家的开支、收入,下涉及到企业、个人的投资、消费、储蓄等决策,所以要对宏观税负水平高低做出一个全面性的判断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判断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决策层开始逐步部署经济战略的调整,以2015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标志。供给侧改革执行半年后,20167月,政治局开会做出了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决策层再做出这个判断——就是认为我们的宏观税负偏高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20175月份,全国政协俞正声主席组织了一次政协的调研,研究内容是税收的“营改增”,税负问题的调研是俞主席提出来的。当时,有一些专家认为营改增以后不能减税了,只能减费。针对这种错误的认识,8月份政协开会,俞主席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营改增”并没有全面完成政治局提出的“降低宏观税负”任务,还需要继续采取措施来推进这一任务的实现。

2017年底开财政工作会议,财政部长肖捷提出继续减税降费,国务院在最近几次的常务会上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仍然强调应该继续减税降费

最近,一些不赞成降低宏观税负的专家又出现另外一类声音:继续减税的前提先减支出,如果减支出的方案不完备,减税的政策就需要慎重。

(二)关于宏观税负的两个政治判断

我认为,宏观税负水平高低不仅是经济判断,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判断。

第一,我国宏观税负水平高低是政治判断。这种判断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国情。简单收集一些国外的税负数据,然后进行比较,得出中国比外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低或者差不多的结论,并据此判断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应该是多少,上述方法作为一个学术比较研究是可以的,但在国家制定大政方针的时候,将此当作决策的依据是不成立的。

中国的宏观税负是要支撑政府施政方向的,宏观税负取决于政府要干什么事。有的事要重点扶持、花钱多,有的要从企业多拿或少拿钱,这都是有政府目标的,是一个政治判断。所以,将视野局限在同美国、英国、北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税负水平比较,以此判断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是不符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而且,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社会主要矛盾并不一致,中国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综合对未来若干年的各种收入支出的各种预判,才可以得出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底是高还是低的判断。

第二,中国的改革,往往要牵涉到利益关系的调整,但不能等到完成全部利益调整方案设计才推行改革。

改革是难以预期的,在当前减税这件事情上,没有拿出支出减少的成熟方案就不能做出减税的决策,这个逻辑不成立。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作为我们研究和推动这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减支作为减税的配套是一个要研究的问题,但是不能作为前提,否则就意味着反对现在决策层的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

(三)作为减轻企业负担的减税措施:“营改增”

“营改增”全面推行的第一年,减税规模达到了7000亿元,但根据调研结果,企业的获得感并不强,主要原因有两个:

1.增值税比营业税的征收率提高。同样一个经济活动,征增值税漏税少,而征营业税漏税多。这是增值税与营业税自身特点差异决定的——征收营业税的时候,税基是企业的营业销售额,上游供应商是否交税与企业经营者无关;但是企业缴纳增殖税以后,如果不从上游供应商处拿到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的话,等于替上游供应商多交税。所以,增值税的监督方除了税务局以外,上下游企业之间也进行监督,这就大幅度提升了征收率。这就很好的解释了营改增之后不少企业获得感不强的部分原因——过去营业税漏税多,现在增值税漏税少了。

2.我国的增值税存在不规范问题,导致留抵税款激增。规范的增值税(例如欧洲的增值税)应该是每个月销项减进项,正的企业向税务局交税,负的税务局向企业退税。而我国则是正的交税,负的不退税,不退税等于预缴,形成留抵税款,等企业以后有销项再进行冲消。企业投资在营改增以后,增值税进项税款大幅度增加,因此,这几年留抵税款激增,企业投资中的预缴税款激增,当然也就减弱了“营改增”的减税效果。

综上,征收率的提高和留底税款的巨额增长,使得“营改增”的减税效果被减弱,导致很多企业所谓的获得感不强。

 

三、当前中国降低宏观税负的迫切性

20167月政治局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至今已经一年多了,尽管已经取得了进展,并没有全面完成降低宏观税负的任务,还存在很多要继续做的工作。以下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社保费率、个人所得税、住房价格、企业集团集中汇总纳税这六个方面进行降低宏观税负的具体措施分析。

(一)增值税

我国增值税规范化问题的迫切性比过去增加了。

1、经济亟待转型。我国经济正在转型,不再将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发展方向,也不是“4万亿”时期,那时企业对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只要有贷款就上项目,就能从市场中获利。

经济转型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企业关闭或外迁。不仅是生产鞋袜的企业,就连某些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也外迁或者倒闭了。例如,现在手机拍照功能强大了,数码相机市场萎缩,苏州的一家几千人的数码相机厂关门。最近苏州又倒闭了一家几千人的电子器件厂。面对这种情况,商务部曾引导这些准备外迁的企业去土地、劳动力都便宜的内地办厂。但是由于物流成本太高,整体效果不佳。另一方面,低技术水平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必须淘汰。地条钢压缩产能达到1亿多吨,诸多小水泥厂、小玻璃厂等高污染落后产能肯定是要淘汰的。而经济繁荣,社会要稳定,那么就必须依靠技术含量高的知识型、创新型企业。

2、税制阻碍经济转型。我国的经济转型,要求增加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要鼓励科技创新但我国现行税制很多因素还不适应科技创新战略。

比如留抵税款的问题,这是历史条件局限所造成,留抵税款不是一个好的政策,因此最近对一些重要的企业,比如大飞机、飞机发动机等已经将留抵税款政策改成退税了。

现有的不规范增值税施行的留抵税款制度,实际上已经对于资本密集型、研发与生产销售周期长的国家重点发展高科技企业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当前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降低宏观税负的工作,应该最优先调整不规范的增值税制度

比如大飞机项目,大飞机到现在还没有完成研制阶段,产品还没有销售,已经消耗数百亿资本金。如果继续按照现行增值税制度,等于对大飞机项目资本金投资的每个环节征税——盖房子11%,买设备17%,买材料17%。这个项目是纯粹的国有资本投入,需要持续投资十几年,取得试航证也需要相当长时间。对于这种国家战略重点项目,应该对它给予足够的支持,支持其尽快占领市场,而不是按照现在的增值税制,对其投资一边收税、又一边补充资本金,这只会增加它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因此,国务院已经批准改成退税了。

另一个例子是航空发动机,从提出任务到研发成功再到销售出去,周期非常长,美国的研发周期长达1520年。我国的航空发动机科技相对落后,销售难度更大、回款周期更长。如果按照现行增值税制,会形成大量的留抵税款,加重企业和国家投资负担,不利于我国航空发动机产业缩小对欧美国家的技术差距。所以对航空发动机也改成了退税。

从总体上说,不规范的留抵税款制度还迫使企业增加负债总额,提高了企业资产负债率,与我国降低企业杠杆率的决策相悖,不仅如此,企业还要为这部分预缴税款承担利息支出的财务成本。按照一万多亿留抵税款来估算,给企业增加的财务成本也要上千亿,所以,这项改革不但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还可以降低企业杠杆率,降低企业财务成本,改善企业利润水平。

同时,留抵税款作为预缴税款相当于政府负债。上万亿的留抵税款虽然是存量,但已经占有每年增值税收入相当高的比重。特别是营改增之后,留抵税款增速很快,这个政府负债的“堰塞湖”的风险泡沫膨胀速度很高,对未来增值税收入的威胁逐年增大,不尽早消除此风险泡沫,一旦溃坝,危害极大。而且这笔上万亿的政府负债并没有计入政府负债所形成的杠杆率统计之中,就更需要我们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二)企业所得税

根据最近的调查,企业所得税上有两项因素比较重要,应该考虑。

1、折旧率。折旧的本质是回收投资的速度,现在主要发达国家一直在提高折旧率,鼓励企业能够更早回收投资。提高折旧率也是为了鼓励企业技术更新。特别是特朗普允许不动产以外的机器设备当年全部所得税前列支。这项政策大大提高了投资者回收投资的速度。我国折旧率偏低的压力加大了。

2、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率。我国2008年税法规定的这个比率是150%,即如果企业研发投入100万元的话,税前按照150万元扣除。但根据我们的调查,不少发达国家税前抵扣都比我国高,从200%300%不等,研发费用抵扣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将利润留在企业内部,越鼓励企业向研发投入。当前中国企业研发占比很低,与美国企业研发占比相比差了三四倍。研发是一个长期积累过程,那种少花钱还能办成大事的思想在政府支持企业创新上不可取,因此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还应该继续加大。

(三)社保费率

现在按照全国的规定社保费率是40%,但允许收支有结余的地方适当降低。根据我们的调查,诸如广东、浙江都是25%,但东北地区,除了五险是40%,原来的企业福利费(例如取暖费、洗理费等等),仍然由企业负担。因此,形成了广东25%、东北40%还要多的劳动力成本不均衡情况。

现在社保基金理事会是储备性质的,国务院日前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不是储备性质,而是收支领域。尹蔚民部长最近的讲话也谈到了基本养老要实施全国统筹,类似东三省这类收支差额大、老国企多、退休员工较多的地区需要一定的全国统筹协调能力。当前我们国家40%的社保费率是偏高的,未来应当下调,因为这是劳动力成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编者注:国务院已经决定,中央按地区类别分别承担10%30%60%80%社保支出,向全国统筹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四)个人所得税

工薪的个人所得税也是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我国现行工薪税率达到了7级,最高的边际税率是45%。反观特朗普税改,将税率缩减为3级,最高边际税率下降至35%。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结构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海外高级人才的吸引力。

根据我们调查的一些大企业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些企业想从海外招募高水平人才,但当前国内的个人所得税课税较重,企业在国内支付薪酬的负担沉重,甚至支付不起,于是企业就在香港成立一个公司,这类公司很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发高薪工资,将高级人才的工资发到香港的这个公司里,因为香港是15%的税率,企业用这种办法来降低劳动成本。这不是个别现象,已经有很多高科技企业在香港成立上述所谓的公司。

今后高水平人才这类劳动力肯定越来越多,劳动力中农民工比例一定会降低,这是必然趋势。不管是高水平人才的高薪,还是农民工的薪酬,本质上都是劳动所得,因为技术、管理能力,都是劳动的一种体现形式。因此,不能对工薪的个人所得税赋予太多的收入调节功能、而将最高边际税率与发达经济体拉开差距,减弱自身对人才的吸引力。

(五)房租房价

劳动力成本中房租房价的因素不可忽视。现在的高房价高房租,已经成为我国高科技企业劳动力成本中间一个重要的因素了。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2017年一季度深圳的房价上涨,华为这样的好企业都感到了巨大压力。华为应对深圳房价上升的策略是将一部分机构搬到东莞的松山湖水库去了。连深圳华为这样的企业都因为高房价撑不住,对其他高科技企业的负担恐怕更重。

根据在广东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广东省将工业用地批给投资办厂的企业,同时允许企业将拿到的工业用地中的百分之几盖职工宿舍。这样就省去了工业用地与商住用地的级差地租成本,职工宿舍作为住房供给的价格就比较便宜了,也就间接的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但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去市场化的,将劳动力的市场化自由流动给破坏了,对市场经济有负面影响。董明珠也讲过,格力为员工准备房子是要让员工干到退休,如果员工离职,那么就收回房子。这样虽然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但破坏了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如果企业都推行这种策略,宏观经济活力就不可避免的被降低。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六)企业集团集中汇总纳税

按照普遍规律来看,企业研发资源的集中度越高,研发的效率越高,因此很多集团都成立研究院以集中研发资源。但是我们国家的税收实务,是以法人为单位进行研发费用税前扣除的。举例来说,一个集团有下属二级、三级公司,企业将研究资源集中在集团,以研究院形式存在,这样效率最高。但是这会导致二级公司、三级公司没有了研发支出,就不能享受高科技企业的研发税收抵扣优惠政策,这就是矛盾的。例如广汽传褀就专门反映了这个问题,并希望将来政策有所调整。

经济转型应该是以研发创新为主动力,科技含量提升了经济发展也就更可持续了,这样应该是鼓励集团化、集中化发展的,那么如何解决集团和二、三级法人机构之间的研发与税收优惠的矛盾?如何解决集中纳税的税款在各分支机构所在地分配的问题?这都需要总体设计。

(编辑  季节)



[]相关统计和整理工作是北大林双林教授团队完成。

[]特朗普竞选时,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在2%以下。

   

    编者按: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引领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根本遵循。

  为更好地学习、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18210日召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讨会,多位专家参会交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体会。这里选编了部分专家的发言。

   

习近平经济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新境界(二级标题)

 

孔丹*:坚持党的领导,善于驾驭市场和管控资本(三级标题)

关注十九大以来的几个重要文件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十八大以来我们成功驾驭了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它的核心内容是“七个坚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和底线思维。这是继十九大报告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文件。

此后1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就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做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需要深入探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包括七个部分: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这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环节、各层面、各领域相互联系构成的整体。

结合“三个一以贯之”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我们应高度重视和认真学习习总书记在15日在中央党校研讨班发表的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了三个“一以贯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坚持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重大风险要一以贯之。

首先,习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源自于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来自建国69年来的探索,来自中国共产党97年的探索,来自中国近代170年由衰转盛的历史探索,最后落到中华5000年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样也离不开这五个来源。习总书记以宏大的历史眼光回顾了中华几千年兴衰更替的历史,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最后落到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一历史任务。当年邓小平同志说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努力。而几十代人就是上千年。这是极高的历史站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自于我们9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同样也来自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传统。中华观念崇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人说的经济就是“经世济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党的领导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时代的。

习总书记同时指出,我们党不但是执政党,而且是革命党,还要自我革命。坚持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一以贯之。

最后是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重大风险要一以贯之。习总书记列举了很多方面的多种风险。关于经济方面的风险,一是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中美经贸摩擦将是长期的,美国正在发起对华“301调查”,动辄对我国使用制裁手段。二是我国金融和国际金融之间的互动更加紧密和频繁,2008年以来西方整体债务水平高企,杠杆率持续攀升,现在它们逐步退出非常规量宽政策,这将带来全球资产流动加速和资产重新配,他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加剧,我们要注意国际金融安全。三是国内债务问题,这些年我们通过多种措施有效降低了风险,但是这方面的风险警报不能解除;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上升,债券违约可能性变大,影子银行业务难以监管,房地产市场高度金融化,不少家庭债务负担沉重,地方隐性债务不小,很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四是我国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各地形成了相关的海外战略利益,但是由于世界不稳定、不确定,以及地缘政治变动,给我们战略利益带来风险。

习总书记15日的讲话和他在经济工作会议讲的“三个攻坚战”是直接相联系的。三大攻坚战中第一个就是防范重大风险,其中包括隐性债务,以及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市场经济,必须善于管控资本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就是面对市场经济,如何进行有效监管,尤其是如何管控资本。我谈几点感想:一是关于资本问题。资本的逻辑是什么?《共产党宣言》讲,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分化为资本家和无产者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出自己的掘墓人,所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就是消灭私有制。但他们也没有想到社会主义要发展上千年,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资本的逻辑在展开的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走到像中国,像前苏联这样,历史过程是有挫折和起伏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长期领导市场经济,而共产党本身的性质和它的价值观是革命的,尽管有人对重提革命党非常反感,但党的终极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市场经济中含有大量非公经济,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的东西是资本。资本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有内在悖论的。

资本的本性是增值,资本是资本家的灵魂,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它的价值取向是极其追求个人利益或市场主体的利益。所以资本的逻辑含有对社会主义的消解能力。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严重的。就现实运行看,我们不断地讲资本的正面作用,但是资本的负面作用则很少提及。三年多前,我在接受水皮访谈时就说过,应该把资本关到笼子里。2015年股灾在其中兴风作浪的就是资本,包括外国资本和国内资本。所以我们要驾驭资本,既要把它的正面作用发挥出来,又要对它极强的负面作用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制,这是对我们党的一个极大的挑战。

第二,关于政府的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关系。这有两种可能:政府和市场好的结合是“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而坏的结合就是市场机制发挥不出作用,微观主体没活力,宏观调控或过度或缺位。搞得不好,后一种情况也可能出现。

现在所谓“市场派”的基本看法就是中国应该进一步市场化,总是认为“放”得还不到位。首先,十八大报告就明确指出,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不是现在很多人简单理解的“市场化”。另外,什么叫“到位”?40年的经验和教训都有,二者结合好的时候经济发展顺利,情况比西方好。当然政府也有不少过多干预,企业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出来。搞企业的肯定希望主体要活起来。但是三者结合得不好,宏观调控“度”出问题,市场无序,也很成问题。所以从管控目标看,还是很艰巨的。

总之,资本的问题必须认识清楚,严格管控;经济运行中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二者结合得好就是优势,结合得不好就是劣势。

 

裴长洪*:经济理论工作者的重大任务(三级标题)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提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现在我们高校的经济学教材,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当然西方经济学有很多东西是应该借鉴的,但现在改革开放40年了,我们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实践经验那么丰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邓小平同志总的设计和指导下,历经几任中央领导班子,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在实践中持续探索,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还按照西方那一套理论体系讲下去就有问题了。我们大学的理论解释基本脱离实际的改革进程。如果下一代年轻人都以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完全按西方理论做的,以为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因为还没有彻底按西方理论办,这就是大问题,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习总书记早已提出,当然理论构建不是那么简单,需要长期的努力。总书记提了“七个坚持”,而且就经济工作各方面提出了很多理论观点,需要深入的研究论证。总之,习总书记给我们思想理论界提出了一个重大任务。

 

王立胜*:经济学研究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历史观(三级标题)

习近平同志在读博士学位时,在《东南学术》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学再认识》一文,主要讨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文中引了邓小平的话: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同志认为这段话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即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他在文中的思考和今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习总书记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五大布局等,在全面考虑经济问题的同时都聚焦于一个核心,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劳动人民的立场问题。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

习总书记在很多讲话中提出的观点,要联系起来理解。比如“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能被误解为重提“阶级斗争为纲”。他在“1.5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领导人民夺取了全国政权并巩固政权,在受到外部封锁条件下,以及其后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了国家建设。这实际上解决了“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认识问题。我理解这是史观的重建。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史观特别重要。我们古代很重视修史,毛泽东同志领导革命也特别注重史观的重构。史观决定了对过往历史事件的评价。习总书记认为,我们共产党从产生到现在,都是在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在建国之前的革命是社会革命中的特殊形式,建国以来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今天,直到未来所从事的,都是伟大社会革命的一部分。用这样的史观考虑问题,对付历史虚无主义就有了武器。这也解决了从严治党的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要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就必须进行自我革命,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主观世界。所以经济学应该跳出自己的范围,要把历史的研究,价值观的研究纳入进来。

 

武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来自我们的历史经验 (三级标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思想的集大成者。它把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理论认识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初步形成一个体系。

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社会主义实践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其理论的发展,经过了多次曲折。斯大林根据苏联的计划经济实践,构建了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理论,中国在这一理论的指导和影响下进行了20多年的建设,但应该说这个理论体系还是很不成熟的。

1978年到今天,4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指导原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探索,既吸收了中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也吸收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就和经验教训,其间经过了曲折的历程,到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已相对成型。今天,我们应该有条件在总结升华40年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十九大以来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各个组成部分也形成了有机联系和逻辑关系。这是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和进一步理论研究的基础。这也是我们党提出“四个自信”的底气和定力。理论建设要以我为主,国外的东西要为我所用,既不盲目崇拜,也不死守教条。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根本的是要把握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于指导我们的研究和工作,而不是拘泥于个别的具体结论。情况在不断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完善,要在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例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度”的把握,可能是要因时因地因势来决定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最本质的特征是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包括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前提是加强党的建设,对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客观制约。改革开放初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当时就已出现腐败的苗头。陈云当时说过,搞市场经济难免要倒掉一批。如果我们不能从严治党,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落空。所以从严治党是保证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偏的最重要的保障。非经济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需要把社会主义公共经济学考虑在内,使之更为完整。

 

邱海平*:正确理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三级标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习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要长期坚持,还要不断丰富发展。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界的共同的任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核心是“五大发展理念”,同时提出了“七个坚持”。这里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比如说在对于新时代的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无疑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极其重要的内容。

从思想来源看,习总书记的经济思想来源于共产党人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其次是吸收了古今中外优秀的人类思想的遗产,有着更加广泛的视野。再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包括吸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甚至包括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经验教训。习总书记各方面理论表述也展示了深厚的文化修养。

我们要进一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运用这个思想体系,研究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正确解读、科学理解的意义也是增强理论自信,要在学习过程中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扭转思想意识的混乱状态。凝聚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何自力*: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几个关系(三级标题)

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首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守,如果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了灵魂和基础。我理解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部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

二是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新发展理念统领发展全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劳动和劳动的社会性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

三是正确处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关系。处理好这个关系,对任何转型国家都至关重要。中国道路的的突出特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在此基础上兼顾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避免了无政府状态,并提供了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平台和机制。   

四是正确处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是要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满足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我们要发展多种所有制成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国的生产力社会化程度已经很高,我们又是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同志在很多场合都谈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不能动摇。

五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总书记曾专门论述政府和市场作用结合的问题,他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讨论的。如果撇开这个前提去谈“结合”,就会堕入西方经济学的陷阱。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新阶段、新发展、新水平。

六是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强化实体经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战略定位。要加强创新驱动,抢占信息化时代发展制高点,推动产业升级,避免陷入金融脱离本源的虚拟化。

七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引领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发展和践行;是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根本任务。“一带一路”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

 

王生升*: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性(三级标题)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要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实际经济生活中,公有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按劳分配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并存;随着公有制比重下降,分配差距扩大,社会上各种意见的争论也很激烈。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问题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理论研究有必要揭示其中一般性规律的变化。

贯彻新发展理念,要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具体问题,提供规律性的认识,并提出解决方案。西方市场经济更多体现的是自发过程,经济当事人被动受经济规律的支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认识规律、利用规律,在此基础上要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解决问题,发挥集体的理性。协调自觉和自发的问题,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尤为必要。这就要落实到党领导下的竞争体系,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要做出必要调整。

   

江宇*: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特征(三级标题)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整个新时代思想的组成部分,它体现了时代的阶段性转折。毛泽东解决了在落后的农业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启动工业化的问题;改革开放时代要回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处理和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关系,国内如何处理和资本的关系的问题。

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从市场化和“融入”国际体系,转向参加引领和治理全球体系,并处理好和资本的关系,在一个人口大国建成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更广泛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处理和资本的关系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习总书记思想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同时强调党领导一切。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和国家政权既要充分地发挥资本的作用,利用资本,同时又要约束资本。

习总书记说过,这次西方的金融危机根本上还是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间的矛盾。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全球经济的失衡,经济发展中过度的金融化和房地产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商业化,都是资本扩张到一定程度必然的现象。这又回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一根本问题。要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扭转过度以资本积累为目标的增长机制。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解决改革发展的现实问题(二级标题)

 

邓志雄*:认识,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三级标题)

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际,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现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新判断。如何使我们的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这一新状态?党中央指出,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就是我们党对生产关系如何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个重大问题新的判断和回答。

首先是认识新常态。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速度调整、结构优化、动能转化的新时期,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要求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注重创新驱动、改革推动和开放带动。

第二是适应新常态。明确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解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问题,转变成为从“有”到“好”,从而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着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第三是把握新常态。要抓住机遇、全面改革、清除腐败、加强党建、扩大开放、创新驱动、优化结构、提质增效、防范风险、打赢脱贫、房屋、风控攻坚战,稳中求进、善作善存、久久为功,实现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较长时间的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是引领新常态。在国际上首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在国内明确新的发展理念,提出重点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推动陆海互动、东西互进、乡村振兴,引领中国经济进入更平衡、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领导全国人民稳中求进,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认识、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的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相互作用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这是我们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领导国家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新认识。应该全面总结这样一个理论成果,更好地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周人杰*:学习习近平同志的宏观调控思想

新时代以来,宏观调控总的指导思想,就是“稳中求进、有所作为、量力而为”。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宏观调控的论述,一是要求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二是宏观调控要有度。习总书记曾经指出,要有力、有度、有效地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要通过实施组合政策,引导发展预期。

我个人理解,所谓“度”,就是科学有效、张弛有度的宏观调控,划定政府经济活动的边界,为市场和企业创设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是精度,即明确的调控方向,强调靶向治疗、精准施策。界定合理调控区间,即防通胀也要稳增长;定向精准调控,不搞大水漫灌;相机调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

二是力度,即分清主次、判别轻重,冷静观察。强调调控的“时”与“势”,分清不同问题的性质,切忌满载硬上。习总书记谈新常态时强调遵循市场规律,保持一定的容忍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对市场的波动要有历史耐心,做好充分准备,不打强心针,鼓励微刺激;对苗头性、倾向性和前瞻性的风险,要积极主动作为,防患于未然。看准问题一抓到底。当前要适应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打好三大攻坚战。宏观调控不能过早、过密、过频,也不能偏缓、偏松、偏软,该出手的时候要出手,不错失时机,不拖泥带水。

三是效度,宏观调控要有战略定力。十八大以来,更强调引导性的调控,通过预期管理,通过政策基调的稳定与市场沟通的改善,增强可预期性和透明度,给企业足够的时间反应,主动调整;把握好时机和节奏,相时而动,顺势而为,以最小的经济成本,最大限度唤醒市场机制的活力和纠错力,提升微观主体自行走出低谷的自愈率。  

十八大以来,改革和宏观调控深入交融,把改革作为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习总书记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改革。比如由于金融业的监管空白和监管叠加并存,单一货币政策的效果有限,现在加上总体监管的宏观审计政策就含有改革的意义。又比如通过放管服为企业降成本,去产能强调有保有压和差别化信贷,从而放大政策的效果,把体制机制的完善融入宏观调控的创新中。最根本的是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包括宏观调控决策、执行、反馈、督导。十八大提出“”宏观调控的机制化建设“”,多听专家和一线基层的声音,保障调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系。这和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是一个重要的区别。

应把我们宏观调控已有的成熟经验和机制化的因素加以制度化和法制化,比如建立跨部门层级和地区的协调机制,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的划分,注重目标手段的配合,丰富工具箱,保证中央政令畅通,政策传导不走样,依法依据追究不作为者责任等,纳入宏观调控法的框架中。

 

李玲*:构建信息时代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我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是: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人民日报将其归纳为“七个坚持”,其中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宗旨。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融合。现代化=市场力×生产关系。宏观效率不是微观效率的简单加总,宏观效率即国家治理,中观效率体现在产业结构和区域治理上,微观效率就是市场和企业。观全局就是宏观效率为优先,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主导,中观、微观有机配合,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体系。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单纯的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有效的体制机制让它更好发挥作用,从而既避免市场的失灵,也避免政府的失灵。信息的披露可以克服传统市场无法解决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计划手段和市场机制在信息空间有机融合,竞争和协作、效率和公平在信息空间和谐共存。总之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智能化、信息化工具的应用完全可以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结合起来。

  

李小雪*:从国企改革实践历程谈学习体会

关于企业的“股份制”和“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是从宏观角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做归纳,股份制则是企业组织的具体实现形式。在实践中,股份制发展的最初动力,是国有企业之间进行横向经济联合时感到它的必要性,以后再发展为上市公司。在这个过程中,股份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不是从“明晰产权”这个理论出发的。

关于公司治理,在我们的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一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同时也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在201610月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座谈会上,有非常清楚的阐述。要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把党建写入上市公司章程。在实践环节,实现良好的法人治理上的衔接还在探索中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经济形式都得到了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对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对一些非公有制企业的情况也应关注。从企业调研和比较中,有三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民营企业的激励机制更灵活。二是民营企业的决策的路径短,相比之下国企的重大决策的报批环节多,时间周期比较长,不利于竞争,政企分开问题还要进一步解决。三是企业家群体值得重视,好企业的领导核心一般是长期稳定的,它是在实践考验中产生,不行就淘汰,甚至整个企业也被淘汰了。好的民营企业的治理机制,可以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很好的参照。

 

曾兴球*:国企要坚定地走改革之路,发挥制度优势

国企改革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具体改革措施能不能对路,要克服实施中的困难。能源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党的领导,现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共产党怎么领导,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共产党要探索新时代领导经济的规律,比如说各种的经济形式如何合作和融合的问题。

二是坚持党管干部,着力培养时代的中坚力量。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干部就不能领导好企业。同时要改革组织工作的机制体制,要多考虑“该用什么人”,而不要太多去考虑“什么人该用”。

三是创新发展,避免简单模仿。在学习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不能被动地步人后尘。要靠创新、靠创造,要强调中国特色。

四是强调文化自信。在能源经济方面,美国能源独立我们很羡慕,我们要不要提能源独立?我们认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能源必须立足国内。1992年中央就提出要以国内为主,充分利用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

五是强调合作共赢。“一带一路”是国际化的,我们要遵循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发展我们国家经济的同时,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

六是国企管理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对国有资本的管理。应该发挥我们制度的优势,改革我们的机制体制。攻击国企不对,分解国企更不对,国企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改革之路,增强活力,才能够真正发挥国有经济主力军的作用。

 

对外开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系(二级标题)

 

聂庆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明确和西方市场经济的区别

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为各种类型企业创造市场经营环境。香港H股市场市值的70%是国有企业,它们能够遵守香港的上市规则和美国的上市规则,运行得很好,没有一家造假,支撑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好政府作用,制定好市场规制体系,这恰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关于对外开放。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单纯的“放”。任何国家的开放都不是这样。习总书记关于金融开放说过,要积极有为,循序渐进,有序开放。这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内涵。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经济模式,按世界银行和IMF的那一套,只能对美国有利。1973年前全球汇率相对固定,1990年前国际货币也不是自由流通的。美国1971年放弃了金本位后才逐渐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规则。所谓西方“不干预”也已经过时了。

很多人以为开放就必须放开资本流动管制,而这正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进行防御的堡垒,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美国当然要用那一套理论来压我们,它控制拉美,制造亚洲金融危机都是用这一套。另外,开放也要有一整套相关的策略、体系、理论,需要重新认识。

   西方社会的实际操作和它天天挂在嘴上的经济理论是两回事,我们千万不能把我们读到的西方的理论当作是他的实际做法。

 

张云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能忽视经济安全问题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建设的同时还要讲保障。我们处在开放的世界,开放既有机遇,也有风险,这是必须重视的。最近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部还搞了国防战略报告,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经济侵略者,中国帝国主义”。不仅在军事方面,美国人把经济安全看作它国家安全的核心,摆开架式跟我们对着干,先是贸易摩擦,在金融市场上也会有布局,金融的暗战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某智库称,如果和中国打仗是两败俱伤,最好的办法是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把中国金融搞乱。

我们说开放是一个国策,这个国策是一个政治决策,但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上,应该把它定位为一种商业博弈。为什么开放?开放的利益何在,风险在哪里?开放什么?开放的时机?以什么规则来博弈?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对外开放首先要把我们的安全防线建立起来。这个问题如果搞得不好,我们共产党人这几代先辈先贤创建的基业,恐怕就会出问题。

 

胡必亮*:学习习总书记的对外开放思想

习近平同志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是在宏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致力于推进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仅立足于中国的发展,同时也高举全球化大旗,推动全球化新格局,推动建设更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比如推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的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权重。

二是致力于国际合作的改善,如推动整个亚太地区的开放包容均衡的贸易合作体系,包括贸易和投资体系,形成新的联动的增长模式,“一带一路”就是推进新的合作模式落地的一场重大的试验。它的价值不仅是搞几个项目,当然项目工程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打通对外经济走廊,推动开放大格局,惠及沿线所在国。这是促进人类整个共同发展的好事。

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各有关组织,都把“一带一路”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他们的决议,这是巨大的突破,中国确实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形成中国主动开放的新局面。

 

姚枝仲*:把握开放时机,注意防范风险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思想。它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回应了时代的需要。它的核心,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指导;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生产方式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我们要深入研究怎样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的特点或途径。

对外开放的促进了我国的发展,也促进和各国经济交流,互利共赢,开放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重要的亮点。同时也要注意风险。实行全面开放要做好充分准备,其中很一个重要特征是人民币国际化,但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资本账户开放,资本账户的开放需要汇率的自由浮动。在这方面我们还不能已经具备了条件。为什么美国可以不担心汇率自由浮动?纽约外汇市场一天交易量一万亿多美元,伦敦英镑外汇交易是两万亿美元,而上海的外汇市场一天不到一千亿美元。一万亿美元规模以上的市场可以承受几百几千亿美元的冲击,如果上千亿美元的市场受到这样的冲击就受不了。所以,我们在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务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也在发展和完善习近平的经济思想。

(编辑  苏歌)



*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经济研究》原主编。

* 王立胜,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 武力,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 邱海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何自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王生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

* 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 邓志雄,国务院国资委央企专职外部董事、规划局原局长。

* 周人杰,人民日报社评论部评论员、主任编辑。

* 李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 李小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纪委书记。

* 曾兴球,中化集团原总地质师。

* 聂庆平,中国证券金融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 张云东,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

* 胡必亮,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教授。

* 姚枝仲,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