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做出“走好农业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指示,强调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能含糊。农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痛点、难点。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20173月以来,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提出“抓集体经济是组织部门的份内职责”,在全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做实党支部对农村经济的领导,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截至20208月,烟台建成了2779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全市村庄的42%,开创性实现了在一个地市范围普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做了探索,形成了一些经验和体会。

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做法和历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党组织怎样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理论上看法不一,实践上没有成熟经验。面对思想分歧和复杂的利益关系,烟台市委组织部主动作为,以抓农村党建为切入点,把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把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农村发展,走出了通过组织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

——提出“抓集体经济是组织部门分内职责”。2016年起,为落实上级组织部门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部署,我们对农村进行了深入调研。在调研中发现,经过长期发展,农村不同程度存在“集体穷、支部弱、群众散、产业衰、合作社乱”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最有效的工作方法就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乡村振兴千头万绪,但“牛鼻子”是组织振兴。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政治就会“空壳”,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一揽子、系统性解决农村各种问题的总抓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决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市委组织部经过统一思想,认为抓集体经济,组织部门责无旁贷,在市委和市政府及各部门支持下,主动打破原有分工界限,走上乡村振兴主战场。

——从理论上想清楚、讲清楚。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2017年初,市委组织部开始发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但初期面临着认识上的不少分歧。针对“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只要农民富裕了,集体经济无关紧要”“党支部没有责任、没有资格领办合作社”等观点,市委组织部下了大量功夫进行理论建设和宣讲,在全市县、乡、村三级开展大规模的思想动员,组织全市干部学习总书记《摆脱贫困》著作和“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的重要指示,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一是讲清楚党支部有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必然要求,是重建党同群众的经济联系和促进集体意识回归的必然要求,也是党内法规的明确要求,从法理上完全讲得通。二是讲清楚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是简单的党支部+合作社”“党支部建在合作社上,而是党支部统领合作社一切工作,党建全面融入产业发展、农民共富,依靠经济纽带把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三是讲清楚新时代的农业合作化不是“一大二公”,而是遵循入社自由、责权清晰、按贡献分配的原则,是农村经济体制的螺旋式上升,而不是走回头路。四是讲清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我们欢迎,但要通过党的领导发展集体经济,保障集体和群众的利益,实现多赢,只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才能做到像总书记强调的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五是讲清楚只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才能保护好农村的绿水青山,避免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的“以追逐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不仅是抢劫劳动者艺术的进步,而且是抢劫土地的艺术的进步”。

经过层层思想动员,广大干部群众从茫然、疑虑,转变为发自内心认可在党的领导下走新型合作化道路,干部信心满满,群众一呼百应。

——让党支部成为农业合作化的引领力量。在中国,几乎每个村都有党支部、村委会、合作社,但过去受“党政分开”“公民社会”等思路影响,党支部处于边缘化、配角的地位,这是农村许多问题的根源。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是扭转了这个关系,让党的领导全面融入乡村治理。主要体现在:一是坚持合作社姓党。由村党支部书记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合作社,并明确这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已经进行集体经济确权的村,由股份经济合作社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合作社,也是在党支部全面领导下。二是坚持理事长在党。把“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合作社理事长”写入合作社章程,保障合作社“姓公不姓私”。三是坚持决策权归党。明确合作社中集体占股为“金股”,确保集体股保留决策权和否决权,利润分红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主导,向普通社员特别是老弱病残倾斜。

——把党员组织起来是基础,把群众组织起来是关键。在新形势下把农村组织起来,不能靠强迫命令,只能靠典型引路,靠充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20177月,烟台市委组织部筛选11个村试点;2018年选择100个村庄开展“百村示范”,2019年实现“千村覆盖”,20208月,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覆盖2779个村,我们控制节奏,严格标准,聚焦高质量发展。在办社过程中,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原则,坚决不设置100%入社的数量指标,坚决不搞一刀切”“大呼隆,而是通过党支部成员示范带动以及外出观摩、集中培训、入户动员等方式,帮助群众算清入社前后的对比账,讲清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不利,以看得见的利益提高群众入社率。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有的支部书记为了吸引群众入社,无偿贡献了自己的资产,有的为了一家入社,三顾茅庐到外地做工作。从2017年试点到2020年全域推进,可以非常自信地说:每一名入社的群众都是自觉自愿的。莱阳市西石河头村,90%的群众都加入了合作社,从以前干旱时抢水浇地、大打出手,到现在发扬集体主义风格,先浇集体的地,再浇自家的地。有其他投资者给出更高的报价想流转群众的土地,但是没有群众加入。因为他们从党支部的行动中看到了为民干事的决心,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心。

——靠制度建设保障集体经济长治久安。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要特征是重视制度建设,我国历史上农业合作化走过的一些弯路,当前专业合作社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粗放、运行不规范,容易产生经营风险,甚至化公为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绝不仅是形式上的“领办”、数量上的覆盖,而是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一是干部任用制度。市委组织部借鉴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管理办法,加强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提出“好人+能人才是当家人的选人标准,培养选拔出一大批优秀的集体经济带头人。二是内部管理制度,合作社设立、章程的制定、分配方法的选择,都由入社群众讨论决定,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农村的体现,也是私人领办的合作社做不到的。三是规范运行制度。2019年,市委组织部牵头出台《关于促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对合作社的内部架构、股权设置、产品质量等提出了22条指导意见,建立了章程统一审核、项目统一论证、分配统一规范、财务统一管理、社务统一公开、文档统一保管等六统一机制,形成科学规范、闭环监管的内部治理体系。四是服务保障制度。农业农村、财政、供销、金融等有关部门各司其职,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创造条件。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让广大村庄发生了振奋人心的变化。今天的烟台农村,风貌焕然一新。支部有了威信和话语权,干部体验到多年未有的荣誉感和成就感。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对集体事务争先恐后、起早贪黑。美丽乡村安定有序,共同的经济利益真正让乡村成为命运共同体。

一是加强了党的领导,村党支部开展工作有了抓手、服务群众有了实力,群众对党支部有了信赖,党建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迎刃而解。

二是优化了基层治理。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群众抱团发展从多条心变成一条心,有事共商、有难共担、有利共享,矛盾摩擦不断减少,许多过去的问题村变成了最祥和稳定的村。

三是推动了产业振兴。打破了以往村集体简单发包租赁、群众单打独斗的低层次、低水平增收模式,通过唤醒沉睡的资源、整合分散的资金,让群众参与到了合作社全产业链增值收益。据不完全统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2779个村年新增集体收入4.15亿元,群众增收5.23亿元。四是拓展了战略纵深。以三产、二产带动一产,提高了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承载力,为承接城市劳动力过剩做好了战略准备,也为实现就地城镇化创造了条件。

今年“新冠”疫情期间,合作社的社员们主动站出来担任志愿者,纷纷依托集体经济实力为武汉和其他疫区捐款捐物,得知武汉急需金银花,莱州的金银花合作社正月初四就紧急抽调员工连夜开工,莱阳市两家合作社一次性向武汉抗疫一线捐赠了60万吨莱阳梨,莱州一家合作社捐赠了30万吨大葱,更多的合作社坚持以平价甚至半价向超市供货,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免费送菜上门;疫情相对平稳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又响应中央号召,成为首批复工复产的经济组织。这些行动充分展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优越性、战斗力。

对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探索和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农业合作化也必须跟上新时代的步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要走好农业合作化道路。我们在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中体会到,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根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既要学习美国、欧洲发达国家在规模化经营、农业技术进步、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经验,也要吸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土地私有化带来城乡差距、土地兼并、农业衰落的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同样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农村发展方式的一种新的道路。在烟台探索的基础上,我们感到,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应当有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突出党的领导这个核心。集体经济是我国公有制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农村的主要表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一样,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必须把党的领导融入集体经济组织各环节,把党组织嵌入合作社治理结构之中。我们提出一个公式:“党的有组织>资本的有组织>小农的无组织”,农业合作化本质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和实施乡村治理,维护农民利益。这就要求党组织必须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才能充分动员群众走合作化和共同富裕道路,才能确保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真正为最广大农民利益服务,才能赋予农民和农村强有力的组织、规范的制度,确保合作社发展行稳致远。在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通过经济纽带把集体和群众紧紧连在一起,群众增强了对集体的信赖感,积极参加支部会和村民代表会议,广大基层干部也获得了多年没有的信任感、成就感。我们在烟台提出“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党建要统领一切、覆盖一切、凝聚一切”,实现了讲政治和抓发展的高度统一,避免了党建和业务、政治和经济“两张皮”。

第二,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突出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融合。习总书记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制,不仅违反党的初心、愧对牺牲的革命烈士,同时也会导致农村两极分化、大量人口失去土地、市场范围受限,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因此,不论农村合作化道路怎么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原则不能变。我们针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这一关键问题,没有把确权登记当成改革的终点,而是把明晰产权作为合作化的起点。既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通过明确的股权设置激发了群众的内生动力。这符合邓小平同志两个飞跃理论,符合习近平同志“必须使分散的农民联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的思想,与人民公社相比,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而不是简单回归,更不是走回头路。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上,我们以生产关系变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产业。农村一二三产业都有很大升级空间,但当前“统”的问题没解决好,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压抑了生产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群众推动下主动找项目、上项目,撬动了农村大量沉睡的资源,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流动性”。烟台苹果主要是30多年前引种的第一茬果树,已到更新换代的瓶颈期,但一家一户资金有限。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后,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轮流土地、分批更新,目前已改造老劣果园47.2万亩,3年内将梯次改造120万亩,首批领办合作社的栖霞市东院头村,2019年亩均分红5050元,村集体收入92万元,社员长期务工年均收入4万元,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突出人民群众这个主体。农业合作化不仅仅是资产资源的合作化,更重要的是的合作化,通过共同劳动解放生产力,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同其他合作社相比,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更加强调以劳动联合为主、资本联合为辅,最大限度吸收群众以劳动力入股,发挥群众在管理和分配中的主体作用。

2020年第17期《求是》杂志刊登了烟台栖霞市衣家村的事迹。2017年以前这是一个集体收入为零的省定贫困村,自然条件恶劣,“缺水、缺路、缺人”,党支部通过给入社群众发放工票、以劳动入股,把全村50余户群众组织起来战天斗地,男女老少齐上阵,仅7个月就在大山深处开辟了上山路、建起了蓄水池,改善了基础设施,引入种养殖等产业,2019年村集体收入25万元,户均增收6000元,整个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这就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党的领导,以劳动为纽带把农民组织起来,更有利于盘活农村各种资源,把潜在的经济发展动力变成现实。

第四,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必须突出共同富裕这个取向。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我们和西方乡村发展的重要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农村也可以实现繁荣,但无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我们的乡村振兴,不管能人还是老弱病残,都要过上幸福生活、全面发展,一个也不能掉队。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入社资格、股权设置、分配办法以及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面,都充分体现共同富裕原则。提高普通党员和村民的入社比例,让尽可能多的贫困群众入社,让更多的农民提高收益,防止大户控制或大户形成“精英社”。如有的区市提出,合作社中单个社员股权不能超过20%,农民二次分红的比例不能少于40%,这就比较好地保障了群众的权益。改变贫困户等人送小康的脱贫心态,优先发展贫困户入社,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致富,实现以地养老、稳定脱贫。这些办法不仅受到群众欢迎,社会资本也获得了更大的投资机会,也很欢迎。

四年探索的感受和体会

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走过了四个年头。四年来,我们体会了探索的艰辛,更收获了成功的喜悦。我们感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乡村振兴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最大空间,加强党的领导、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只要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办事,充分相信和发动群众,这条路就越走越宽广。四年来的工作,我们有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是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和根本指南。我们在工作中时刻注重学习习总书记关于新型农业合作化的思想,总书记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乡村振兴的方向、道路,党中央已经对乡村振兴做出了明确的顶层设计,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顶层设计在基层落实。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任职时就明确指出:喜的是广大农民开始脱贫致富了,忧的是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出现了弱化的现象“一些农村没有把壮大集体经济放在应有的位置,摒弃了‘统’的思想,造成从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的同志说,只要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点没有关系。我们说,不对!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他多次强调: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今年在“新冠”疫情之后,他又两次强调“走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可见,总书记关于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思想,是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的,这是我们探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顶层设计和根本指南。

第二,走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农村“第二个飞跃”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199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感到:农村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条件已经逐步成熟。从农村自身来看:一家一户经营的积极性已经充分发挥,要进一步实现多种经营、产业升级、共同富裕,一家一户的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老龄化、空心化的农村迫切需要集体经济平台吸引更多人才和资源。从城乡关系来看,我国城市和工业部门已经从多年来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农村还有大量未开发利用的资源。而乡村的山水林田湖草人是天然融合的共同体,无法单独作为生产要素流动,必须以集体经济的方式,兼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和改善民生,而不能放任资本下乡把农村冲垮、生态破坏,唯一的道路就是在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如果说,我们2016年萌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思路,还只是理论上的设想,那么四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群众中蕴含着组织起来的巨大动力,很多村干部和村民在听宣讲、办合作社之后,感到相见恨晚。这表明,只要把道理给群众讲明白,只要有先进的典型引路,绝大部分村庄都能坚定走上发展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的道路,让古老的乡村焕发青春,让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血脉相融。

第三,必须把农村问题放到历史、道路和伟大斗争的全局中来看待。我们没有把农村基层党建和乡村振兴作为一个简单的业务问题,而是联系历史、道路和伟大斗争的全局进行思考。国民党统治时期,表面上集各种大权于一身,但实际权力只在乡以上,没有延伸到广大农村,出现了城市有党,农村无党;上层有党,下层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情况。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脱离群众、缺乏基层基础。我们党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取得全国政权,靠的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三十年时间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靠的也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稳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都是重要的历史经验。当前,“新冠”疫情加快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能否有效推进新时代农业合作化,既是凝聚新增长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稳定国内大后方的关键所在。

第四,党的领导和“四个自信”是做好一切工作鲜活有力的武器。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从抓基层党建入手、党的领导和农村发展深度融合,这是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我们感到,政治和经济是不分家的,抓党建就是抓发展。正是由于发挥了党的理论优势,才能用科学理论武装干部群众的头脑,形成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共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才能让合作社真正代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发挥党的“选贤任能”的优势,才能培养出一大批“梁生宝”式的集体经济带头人;发挥党的制度优势,才能把党的各项制度延伸到合作社,提升管理水平;发挥党联系群众的优势,才能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赢得群众发自内心的追随。党的领导和经济发展决不是“两张皮”,不是矛盾和割裂的,而是高度统一的。

第五,农业合作化道路顺应党心民意,人民高度拥护,值得为此付出努力和担当。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是重温党的初心使命、深受感动和教育的过程。这项工作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国内许多知名专家学者的关注,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肯定。在推动工作过程中,烟台市委组织部的同事和广大乡镇基层干部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付出了巨大努力,倾注了许多心血,许多同志克服困难、无私奉献。但每当看到农村日新月异的面貌,看到人民群众分红的喜悦,看到基层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斗的场面时,我们感到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烟台愿意做新时代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报春花,我们期待着广大农村山青水绿、春色满园,群众安居乐业、共同富裕的美好景象早日到来。

(编辑  季节)

 



* 于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共烟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实现了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标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重要里程碑。“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时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

如何正确地客观地综合评价是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按照“目标一致法”进行了评估。首先,党的十三大以来的党代会报告中,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设计是评估的依据和起点;其次,对2000—2019年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进行评估;最后,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角度,说明中国有哪些制度优势对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发挥了保障作用。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设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小康之家”开始,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党中央经过多次战略部署和总体规划,不断丰富和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内涵。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在20世纪末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作为重要发展目标。提出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实现GNP(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纪末GNP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N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实现GNP规模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并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提出2020年的量化目标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基本实现工业化。200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我国人均GDP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1] 这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量化目标之一,即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居世界前列。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一步提出新的工业化基本实现的定量指标:2020年经济总量达到58万亿元,人均约为5000美元,届时我国人均收入相当于进入工业化行列的国家;第三产业在生产、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将提高到50%和44%左右,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低到30%左右;城镇化率接近60%,基本达到工业化的要求。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也就是2021—2050年跨越两个15年的发展战略构想。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以后,又将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标志

中国用了20年的时间,实现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到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再到迈向中高收入经济体的两次历史性跨越发展阶段,实现了从中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到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迈进,向世界最大的小康社会飞跃。

1.经济总量增长超过预期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GDP为990865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2] 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2019年GDP是2000年的5.17倍,年均增速为9.0%,超过党的十六大年均增7.2%的预期。

2.人均收入增长超过预期目标,从低收入水平到中低收入水平,再达到中高收入水平。2019年我国人均GDP为70892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速为8.1%,超过党的十七大预期的7.2%的增速,大大高于世界人均增速(2.4%)。按年平均汇率折算,比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1730国际元)高出37.4%,[3] 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2000年世界207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141位上升至2018年在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71位。

3.城镇化率超过预期目标。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从2000年的36.22%提高至2019年的60.60%,超过了党的十七大所预期的近60%的目标。中国城镇人口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15.9%提高至2019年的19.7%,[4] 中国农村人口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24.7%降至2019年的16.3%,总体看已经超过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55.7%)。[5] 这标志着中国从世界最大的农村社会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城镇社会。

4.产业结构优化超过预期目标。我国农业就业比重从2000年的50.0%下降至2019年的25.1%,超过党的十七大所预期下降至30%左右的目标。第三产业在生产、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从2000年的39.8%和50.0%提高到2019年的53.9%和47.4%,超过国家发改委所预期50%和44%左右的目标。

5.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我国工业增加值(2010年不变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6.8%上升至2018年的21.5%。[6]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04年的8.6%提高至2018年的28.2%[7],显著超过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这表明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工业化国家的地位更加巩固。

6.实现科技发展目标。《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到2020年的总目标和量化指标。[8] 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00—2005年的43.2%将达到2000年的60%的预期目标;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36.1万件,发明专利拥有量186.2万件,均居世界第一;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国际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数量均排名世界第二;[9]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研究所按3年(2016—2018年)年平均值,中国科学论文数相当于20年前(1996—1998年)的18倍,跃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比重的19.9%,高于美国的18.3%;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受关注论文,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占世界比重为22%(美国占比为24.7%);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论文跃居世界第二,占世界比重的21.9%(美国占比为29.3%);2018年中国研发经费支出(按购买力平价)相当于美国的95.6%。[10] 但研发支出与GDP之比为2.23%,没有达到预定的2.5%。其中基础研究占全部研发经费比重较低,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比重为6.03%,其中高等学校、政府属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分别为53.3%、38.2%和3.8%,显然,后者的比例较低,[11] 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新兴产业以及突破性、原始性创新仍然不足。

7.从中人类发展水平阶段跨入高人类发展水平阶段。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数据库,我国人类发展指标(HDI)从2000年的0.594上升至2018年的0.758,年均增速为1.36%,高于同期世界1.04%的平均增速,在世界189个国家中,中国跃居第85位,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12] 其中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9年我国新生儿死亡率为3.5‰、婴儿死亡率为5.6‰、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7.8‰、孕产妇死亡率为17.8/10万、[13]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为95%以上,人均预期寿命为77.3岁,比世界平均预期寿命(72.6岁,2018年数据)高出4.7岁;[14] 主要教育指标达到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42.8%提高至89.5%,从大众化(小于50%)跨越到高度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2.5%提高至51.6%,从精英化(小于15%)跨越到普及化(50%以上)阶段。各级各类教育大大地促进了我国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持续增长。我国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9.6年提高至2018年的13.9年,已经高于世界平均年限(12.7年),年均增速为2.1%,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速(1.3%)[15]。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9》,1985—2018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从6.2年上升到了10.63年,1985—2017年城镇从8.2年上升到11.1年,乡村从5.6年上升到9.0年。通过教育现代化使所有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发展能力都得到明显提高,为未来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8.彻底消除绝对贫困。我国从世界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社会转变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全面小康社会。首先,消除农村贫困线人口。按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计算,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4.62亿人减少至2019年的551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49.8%下降至0.6%。[16] 其次,消除世界最低国际贫困线人口。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三个国际贫困线标准:一是最低贫困线,即按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足1.90国际元(PPP,2011年价格)的贫困发生率从1999年的40.2%下降至2016年的0.50%;二是中贫困线,即按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足3.20国际元(PPP,2011年价格)的贫困线贫困发生率从1999年的68.3%下降至2016年的5.4%,预计到2020年基本消除;三是高贫困线,按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足5.50国际元(PPP,2011年价格)的贫困线发生率从1999年的88.9%下降至2015年的27.2%,预计到2020年将降至10%以下,成为2020年之后减少相对贫困的主要人群。这标志着中国彻底告别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历史,也标志着中国先后提前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MDG)”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减贫的核心目标,为世界减贫作出了最大贡献。

9.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我国各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2004年达到历史最高峰,之后下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从2007年的3.14倍下降至2019年的2.64倍。从人口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0.491,2015年下降至0.462,2018年上升至0.474。已经达到党的十六大所要求“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的预期目标,开辟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本世纪的头20年,我国紧紧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成惠及14亿多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重大的标志。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启示

从总体小康水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创造了当代世界的“中国奇迹”。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趋势,充分显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诸多优势。

1.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政治优势2020年总目标要求分两步走,具有连续性、继承性、创新性,既相互衔接,又与时俱进。第一个10年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二个10年主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十六大到十九大,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党中央对这一宏伟目标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对量化指标作了增量调整,不断实现发展升级。党的十九大又谋划了到2050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布局。

2.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布局优势。党中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发展目标更加明确,为制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了基本依据,也为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大基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基础,提出2021—2050年分“两个阶段”的宏伟大战略,分别用两个15年、6个五年规划先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3.体现了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分步骤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规划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出7项主要目标;制定经济社会发展25项量化指标,其中11项预期性指标,14项约束性指标;制定重大任务,如“十三五”规划提出18大类、70多项,具体提出23类、160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提出经济社会各领域重大举措,如“十三五”规划提出18大类、70多项举措;[17] 开展规划实施情况、年度动态监测和中期评估,依法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实施情况,接受全国人大监督。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14亿人民大事、全中国大事的显著优势,即举全国之力,市场与政府、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社会与公民,形成全体人民参与国家发展的巨大合力,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4.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生态文明全面建设,更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一代接着一代,一棒接着一棒,一步接着一步,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评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在时间节点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完成了“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任务,也就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18]

根据国家统计局以及其他部委公布的最新相关数据,本文对国家“十三五”规划七大主要目标和25项(实际为33个)量化指标的实施情况进行客观评价。

总体来看,“十三五”规划在经济社会发展四个方面25项主要指标大多数达到了预期,总体完成率较高,基本上实现了“十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

“十三五”前四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历史性标志性成就,突出表现为以下8个方面。

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具体地讲,就是GDP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6.5%以上。实际执行情况是,从2015年的7.0%下降至2019年的6.1%,2016—2019年平均增速为6.7%。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影响,预计2020年GDP增速下降至2%—3%,“十三五”时期GDP平均增速可能在5.7%—5.9%之间,是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增速较低的时期。需要说明的有以下6点:

一是我国已进入中高收入水平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客观上要求“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19] 关于“十三五”时期的发展,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各地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再仅仅是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而是转变为发展质量、发展方式、发展后劲。[20]三是有助于实现主要指标相互平衡,更有利于实现节能减排等约束性指标。四是有助于实现“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前4年人均GDP年均增速为6.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年均增速为6.5%[21],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6.6%。五是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年平均增速在2.9%,与中国经济增长既具有互动性,也具有同步性。六是2019年底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更直接冲击了我国经济增长。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行,但是中国经济总量基数巨大,新增规模越来越大。“十二五”时期,GDP总规模为295万亿元,2016—2019年已经达到349万亿元,[22] 估计到2020年末,“十三五”规划总规模将达到450万亿元左右,相当于“十二五”时期的1.5倍左右,实际增长约1/3,这是中国经济韧性所在,更是中国巨大经济规模的独特优势。

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

1.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产业发展要迈向中高端水平,服务业比重要进一步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50.5%上升至2019年的53.9%[23],2020年达到56.0%的预期指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53.0%提高至59.4%,成为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就业比重占47.4%)、构建国内消费服务市场的主动力。 “十三五”时期,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新旧动能持续转换。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涌现,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深入推进,大大促进了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固定和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提前实现2020年预期目标,分别达到95%和97%,成为世界最大规模数字用户社会,数字经济迅速广泛渗透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全社会。

2.基本实现工业化,世界制造业最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十三五”前4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了26.2%,年均增速为6.0%;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34.1%降至2019年的32.0%;这标志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工业增加值从2015年的4.16万亿美元增到2019年的5.22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15年的19.7%上升至2019年的22.1%。我国工业发展水平不断迈向中高端,更深入、更广泛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技术出口国。2017年,我国高技术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为24.3%,2018年,我国高技术出口额相当于美国4.68倍,世界高技术出口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十三五”时期实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取得了重大进展,[24] 加快构建新型制造体系,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均取得明显进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的有效推动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解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等突出性问题,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

3.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全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从2016年的11.36万亿元上升至2018年的14.81万亿元,[25] 名义年均增速为14.2%。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20)》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5.8万亿元,相当于GDP之比为36.2%,数字经济连续4年维持15%以上的名义增速,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8个百分点。[26]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新增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数字经济广泛而深刻地改变我国社会生产、生活、消费、教育、出行等方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线教育、远程办公、在线文娱、在线医疗、电子政务等需求高涨,各地依托大数据,提前布防和分类施策,助力疫情精准防控和有序复工复产。[27]

4.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新兴服务业都以较快速度增长。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13.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32.9%。信息消费服务已经成为最广泛的新兴消费领域之一。2018年,信息服务业同比增速30.7%,为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从2015年的33.1万辆到2019年突破120万辆,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各类充电桩保有量达132.2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55.8万个,数量居世界第一,[28] 成为世界下一代绿色汽车产业的创新者、引领者。

5.基础设施现代化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截至2019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9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达3.5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成为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运输密度最高、成网运营场景最复杂的国家。全国高速公路网通车里程达到14.96万公里,居世界第一,覆盖97%的20万以上人口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全国城市轨道交通总里程超过6600公里,成为全球开通地铁城市最多、客运量最大的国家。民航运输机场达237个,旅客运输量6.6亿人次,近90%的人口在直线距离100公里的范围内享受航空运输服务。电力基础设施居世界前列,截至2017年底,全国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达到68.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7圈,2019年我国特高压线路长度达到2.83万公里,居世界首位。我国铺设的光纤线路长度从2015年的2486.3万公里提高至2019年的4750.5万公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从5.77亿个升至9.15亿个,均居世界首位。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提供的数据,2019年全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同比增长47.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18年的6.7%增至9.9%。[29] 我国率先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如5G网络建设和场景应用,已遥遥领先美国和欧洲。[30]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运输服务、技术装备等重要指标已达世界领先水平,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在重新塑造我国城乡、区域等空间经济地理格局,成为推动城乡、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现代基础设施支撑。

6.新型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发展的协调性显著增强。“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达到45%的核心目标,这意味着年均转户1800多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015年的39.90%提高至2019年的44.38%,城镇户籍总人口从2015年的5.48亿人提高至2019年的6.21亿人。我国城镇化率从2015年的56.10%提高至2019年的60.60%,城镇总人口从2015年的7.71亿人提高至2019年的8.48亿人,[31] 是世界规模最大、速度较快的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差距趋于缩小,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建设取得重要进展。2018年,建制村通了客车,有99.9%的户所在自然村通公路,实现了“县县通公路”;[32] 通电的村占比99.9%,安装有线电视的村占比98.1%,95.7%的村通宽带互联网,超过1/4的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91.3%的乡镇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90.8%的乡镇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处理,53.5%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四好(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路”建设长效机制正在形成。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18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达30亿,吸引了全国一半以上的旅游人次,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这是典型的城乡居民直接转移支付,也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新来源,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内需成为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

我国是世界消费支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15—2019年,名义最终消费支出从37.2万亿元提高至55.1万亿元,占世界最终消费支出(现价美元)总量比重从2015年的10.8%提高至2018年的12.1%[33],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内消费市场。这是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抗击疫情的国内消费的重要支撑。

我国正在成为世界第一商品消费大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15年的30.1万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41.2万亿元,其中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0.7%。[34] 旅游成为中国重要支柱服务业。国内旅游人次从2015年的40.0亿人次上升至2019年的60.1亿人次,全国旅游总消费从2015年的3.42万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5.73万亿元[35],2018年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4.1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51%[36],成为世界最大的、发展最快的国内旅游市场。

我国是世界国内投资支出最大的国家。名义资本形成总额从2015年的29.8万亿元提高至2019年的42.9万亿元。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中国资本形成总额2015年为4.782万亿美元(现价美元),2018年达到6.085万亿美元,占世界资本形成总额比重达26.8%,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内投资市场,这是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抗击疫情的投资基础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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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绍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鄢一龙,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59页。

[2]?盛来运:《稳中上台阶?进中增福祉——〈2019年统计公报〉评读》,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年2月28日。

[3]?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4]?同上。

[5]?同上。

[6]?同上。

[7]?同上。

[8]?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参见《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9]?国际热点论文是指反映最新科学发现和研究动向、堪称科学研究前沿风向标的论文。高被引论文是指2009—2019年被引用次数处于各学科世界前1%的论文。

[10]?《中国科学论文超美国居世界第一》,《日本经济新闻》2020年8月8日。

[11]?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335.6亿元,高等学校、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分别为722.2亿元、510.3亿元和50.8亿元。参见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年8月27日。

[12]?数据来源: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网站。

[13]?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2020年6月6日。

[14]?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15]?数据来源: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网站。

[16]?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年2月28日。

[17]?徐绍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11页。

[18]?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奋力夺取“双胜利”?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求是》2020年第6期。

[19]?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20]?栗战书:《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体制机制》,《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8日。

[2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第29、61页。

[2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第23页。

[23]?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年2月28日。

[24]?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掌握一批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优势领域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

[2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

[26]?王轶辰:《数字经济成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经济日报》2020年7月13日。

[27]?据阿里巴巴旗下智能移动办公平台钉钉的统计,2020年2月3日以来,超过1000万家企业组织2亿上班族在线开工,预计有5000万学生通过钉钉在线课堂学习。参见李慧:《中国数字经济全面提速》,《光明日报》2020年3月15日。

[28]?程雨田:《让新能源汽车更好驰骋》,《人民日报》2020年8月14日。

[29]?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第160页。

[30]?目前,我国5G手机用户已突破5000万,占世界的70%。根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用户数将超过8亿,约占世界的50%。参见日本经济新闻社网站2020年5月26日。

[31]?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年2月28日。

[32]?《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人民日报》2019年9月23日。

[33]?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3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第142、144页。

[35]?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年2月28日。

[3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

中国如何应对大变局

李玲

2020-11-04 13:12:46

 

抗疫让中国重新认识世界,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我们现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如果拿百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相比,我们现在的形势要比那时好得多。

这次疫情,使整个西方世界陷入大萧条和大停摆,远远超过了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如果说新冠疫情是百年来最大的一个天灾,对于美国和西方世界来说,这个天灾造成了多重问题的叠加:经济的疫情、社会的疫情、政治的疫情,天灾人祸都冒出来了。美国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出内部治理的大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早就存在,但疫情把这些问题充分暴露出来了。

目前,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只有中国一枝独秀。我们已经实现全面复工、复产、复学。最近美国1500所大学也复学了,但最新的消息,这1500所大学里都发现了疫情。

中国确实可以说到了后疫情时期。我们在4月份取得应对湖北第一轮疫情的胜利,后来在北京、新疆、大连出现新的疫情,都是在20天之内精准扑灭。而且从4月以来,我国就没因为新冠疫情死过人。疫情中我们总共死亡4600多人,而美国9月初是近17万人。美国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是我们的70多倍,死亡人数是我们的40多倍。如果按每10万人发病率,美国是我国的2000多倍。

所以这次抗疫,确实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也让中国重新认识世界。全世界都没有想象到是这样一个结果。一直以来,我们对美国的公共卫生心存敬意,它是世界头号强国,人均医疗费用是11500美元,而我们人均不到1000美元。但美国这次是这样的表现,完全想象不到。

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疫情,其实谁都没有经验,没有老师可教,没有教科书可学,没有确定的治疗方式,完全是干中学、学中干。这就需要国家的应急能力和学习能力,以及资源调配、社会动员和民众的纪律协调和配合。通过这次抗疫的胜利,我们看到中国的综合实力确实增强了。

所以这次抗疫,对中国来说是往上走的助推器,对西方来说则是走下坡路的加速器。现在全国人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凝聚力和信心得到极大的增强,对很多问题达到了高度的共识。这次抗疫也彰显了中国和西方的发展不在一个层次上,我们应该有信心走自己的道路。

1840年以来,我们一直是以西方为老师的。我们还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但应该走自己的路。从治国之“道”来讲,我们要确立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术”的层面看,这次抗疫斗争中现代信息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我们走在了世界前面。我认为我国正处于智能化初级阶段。我们是全球惟一能够用一部手机搞定生活中一切的国家。这是在国内,出国就不行,到香港也不行。香港30年前人们普遍使用“八大通”,现在还是“八大通”,而内地人们随便到哪里都是用手机支付了。我们建国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当时的生产力还不匹配,今天在信息化的条件下是匹配的。我们在70年的实践中,不断地改革,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成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不断与时俱进的新型强国。

而西方现在反而拿着我们晚清时代的剧本。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充满了傲慢和偏见。特朗普最近还在说中国的疫情数据不准。而实际上美国的信息化是较差的,因为美国的医院以私立医院为主,各自为政。中国10年医改不仅建立了公共卫生体系,整体信息化水平也完全碾压美国。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处于传统资本主义后工业化时代,所以它不能理解我们这样的大数据管理,我们的数据是准的。

这次抗疫,我们为全世界提供了公共产品。我们防疫的经验以及抗疫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全世界,连美国用的东西都是我们的。

所以和百年前相比,中国和西方换了位置,是新型智能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尚处于传统资本主义后工业化国家,至少在医疗卫生领域,就如同拿着枪炮的八国联军和挥舞长矛大刀的义和团对抗。我们和西方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上了,他们还沉浸在空洞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二维空间,我们已经创造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和谐共存的三维空间。所以尽管我们现在的问题很多、困难很大,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要看到大势已经开始扭转,我们的发展如初升的太阳蒸蒸日上。

 

探索人类新型发展模式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强起来,不能只是顺着西方这条路走。现在美国人均GDP是我们的6倍,中国14亿人如果要达到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地球的资源是不够的。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探索人类以健康和幸福为目标的新型发展模式。

西方工业文明两百多年,实现了不到10亿人的现代化,却将地球的资源消耗殆尽,为争夺资源和利益而争斗,战乱频繁。中国的现代化,是要让70亿人在这个地球上真正实现低成本的、共享的、兼顾生态环保的可持续发展。健康领域恰好是一个发力点。因为健康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是普世价值,具有广泛性、整体性和社会性。

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非常多,决不仅仅是医疗问题,它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都紧密相关。影响我们健康的因素中,60%可归因于人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健康中国”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人人享有健康,一切为了健康”。人民健康和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应该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制定保障国民健康的基本制度。我们要建设全民参与、全民享有的健康保障体系,包括符合国情的全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和有利于人民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包括环境、社会经济、人的生活方式等因素。这应该是全面综合改革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在一百年前被人称为“东亚病夫”,而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用最少的成本解决了近10亿人民的基本医疗和健康问题。和解放初相比,1978年中国人口翻了一番,而人均预期寿命也翻了一番,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奇迹。对比印度,为什么印度还是农业国,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工业化的强国,就是在于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一流的人力资本,能够向工业部门源源不断地提供健康的、受过教育的、勤劳能干又报酬较低的劳动力。

美国作为世界强国,1949年时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是68岁,今天是78.5岁;而中国今天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美国花了10倍于我们的人均医疗费用,他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比我们多1.5岁。这不是医疗能解决的问题。西医其实是把生命当成汽车装配车间,所以它的医疗的边际效用不断地递减,昂贵的医疗费用也拖垮了美国财政。还有就是美国死亡率的飙升,这是它的社会出了问题:吸毒、酗酒、枪杀、肥胖,他们新冠的死亡率已经上升到第二位了。

所以我们要走自己的新路。我们可以在健康基础上实现赶超,这是最有话语权的。

 

         疫情防控促进了卫生健康改革

 

这次疫情促进了我们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这次抗疫斗争是一个极好的医改的试验场。习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领导了抗疫斗争,国家在第一时间承诺免费医疗,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基础上,对医药费个人负担部分由中央和地方财政给予补助,有些地方还对异地就医患者实行先收治,费用财政兜底等政策,保证了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延误救治。同时医院运行和医生待遇没有后顾之忧,老百姓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倍增。

免费医疗制度让医院和医生回归本职,让医患关系空前和谐。中国工程院一位副院长访问武汉方舱医院后欣慰地说:感觉20年前那样的医患关系又回来了。

这次疫情是一次很好的社会实验,它让群众看到:医生本身没有问题,医患关系不正常主要是因为制度有问题,逼着医院和医生去创收。其实只要把医生当成天使,不要逼着他想方设法挣钱,我们的医疗费用就可以大幅减少。这次新冠肺炎免费治疗,人均费用是2.5万元。当今中国,实行免费的公益性医疗制度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减少医院创收机制造成的浪费后,医疗费用是可控的。

用制度托起“天使的翅膀”。从非典到汶川地震,从埃博拉病毒到新冠肺炎,只要一有危机,我们的医生都是义无反顾地冲到一线,不计报酬,为人民健康舍生忘死,尤其这次医护人员很多是80后、90后,一代一代地接力传承。

我们要给中国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点赞。他们是守护人民健康的天使,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这次疫情过后,深化医改要真正把公立医院办好,用制度托起“天使的翅膀”。整个社会应该尊医、敬医、爱医,赋予医生更高的地位、更好的待遇,让他们能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这样我们未来才有一支持续不断的队伍守护人民健康和安全。

公益性医疗制度不仅凝聚了民心,而且通过医疗的转移支付,可以促进消费,振兴经济。我认为如果宣布全民免费医疗,消费很快就可以上升,因为老百姓存钱主要是为了医疗、教育和养老。如果把基本民生问题解决了,老百姓就愿意花钱了。

抗击疫情促进了药品耗材国产化。这次我们抗疫的成果,跟国产的试剂是紧密相连的。过去为什么没有国产的试剂,首先是医院喜欢用进口的,老百姓也对进口产品有迷信。而这次疫情出现后,我国疾控部门在两周内就迅速完成了病原体确认和基因组的提取。这得益于国产检测试剂的快速研发和生产,中国国内实现了对可疑人员的监测全覆盖。湖北疫情能成功控制住,普遍、大量、反复检测是关键;自己能大量生产检测试剂,才能不停地检测,才能识别可疑病例,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成功切断病毒传播。

我们在这次试剂的大量生产和使用中发现,我们完全有能力把高科技产品迅速地变成“白菜价”。国产试剂一支15元,而香港到现在还用进口试剂,一支3000港元。中国已向8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包括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在内的各种医疗药品耗材。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人才保障、筹资支付、药品研制生产等集成起来,再有严格的监管体系,免费医疗其实完全可以做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也提到,要总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保障实践做法,完善重大疫情救治费用保障机制;探索对于特定人群和特定疾病医药费实行豁免制度,将这次疫情防控的政策措施转化为长效的制度安排。

构建平战结合、医防结合的风险防控体系。我们今后将长期面临新冠疫情的输入性风险。西方的“群体免疫”估计还搞不定,因为病毒在变异。所以,我们要构建这样的疫情风险防控体系: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融合、公共卫生和医疗机构的融合、一体化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任务的融合、全民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数据信息融合。将这次万众一心的抗疫精神保持和传承下来,应付可能的疫情风险。

建立以健康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单纯的治病模式转变为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模式。包括如下要素:医院回归公益性,医保支付健康,监管部门以考核健康绩效、大数据智能化的手段,以及自主创新推进医药耗材国产化,发挥中医药优势,用较低的成本为全体人民提供高水平的健康保障。

这次抗疫,让我们看到中国充满发展活力。我们可以把危机变成机遇,在危机中酝酿新的机遇,这个机遇就是我们要善于集成、超越和创新。中国共产党有90多年的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将我们的历史经验进行新的集合,创建新的经济社会模式、新的文化,探索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健康模式,这一条路我们完全走得通。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解决人类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时也能够走出新的模式,这就是习总书记最近提出的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中国的崛起,一定是充满活力的新的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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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2020年,新冠疫情深深影响了国际局势,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档加速。中国迎来新时代,国际出现大变局,这是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的新场景。

 

中国法治与法学研究者的新任务

 

经济基础的变革,一直是人类社会政治变革的驱动力量。农业革命大规模的耕植与定居,催生了封建国家与专制帝制;工业革命极大提高了人类生产力,国家能力提升带来了不同形式的现代治理。而法律,也同样随着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演进。进入21世纪,中国复兴与信息革命,再一次带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法治与法学研究面临新时代新格局,肩负新任务与新使命。

一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需要之外,还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动力;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都正是法学研究的重要主题。

二是国际形势出现新格局。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有着结构性的不适应。为了维持霸权,美国在单边主义、逆全球化和国际霸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举国之力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试图对中国脱钩、断供。

三是信息产业新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信息革命增强了人类脑力,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革命使得国与国力量的分化变得更加急遽,大大增强了国际竞争的激烈性。

四是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是对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极限考验。中国发起了全球第一场针对新冠疫情的阻击战并取得重要胜利。但遗憾的是,西方国家并未能够抓住中国赢得的宝贵时机,导致了巨大的人道主义悲剧,却又倒打一耙。

 

法学研究的新挑战与新使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一次产业革命和生产力突破,都必将带来人类思想体系的突破。农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第一个轴心时代,孔子、老子成为这个时代的思想代表;工业革命又将人类推动进入第二个轴心时代,源自西方古典时代以来的理论创新,将人类的思想和知识体系带入现代。如今,信息革命正将人类思想带入历史上的第三次轴心期。

一是工业时代知识体系的失效。相对于农业时代的封建王朝或者帝制专制,工业时代带给人类的,不仅有自然科学的勃兴,还有社会科学的创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都是工业时代之后的产物,但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却正在发生变化。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科技在更大程度上为人类赋能。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在将人类社会治理带入智慧时代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极化和社会撕裂,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处于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如何理解以数据为驱动的智慧治理,如何理解未来人与机器共生的社会,都需要更大的理论想象力。

二是中国复兴带来的理论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以十几亿人口的规模、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还维持了社会政治稳定,甚至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和稳定奇迹。中国的发展对内和谐包容,对外和平互惠。中国不存在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圈地运动”和对工人抗议的血腥镇压,而是让发展成果尽可能为所有人所分享,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脱贫成就。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对外殖民、侵略和掠夺,不存在对外依附,更未发动对外战争、宗教屠杀甚至世界大战;相反,中国发展惠益全球,不仅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带去技术、资金,更是全球经济发动机。可以说,中国取得的是全人类500多年以来最有道德的大国发展。如何破解中国伟大成就的理论密码,如何认识中国发展对人类和平与繁荣的意义,如何评价中国发展对全世界作出的人权贡献,如何以中国话语突破西方的理论围剿,都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实实在在的重大课题。

三是格局重整带来的具体问题。由于信息革命,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加剧烈;由于中国崛起,以及美国自身的问题滋生,近年来国际格局出现重大变化,而新冠疫情又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国已经开始系统性调整对华政策,逐渐将中国置于敌对位置。在新冠疫情之后,贸易战硝烟未歇,脱钩、断供,不遗余力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遏制中国崛起在美国已经形成气候。那么,在后疫情时代,在中美脱钩、断供态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面临国际格局变化,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如何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上予以回应?如何从理论上、政策上应对西方国家打压中国的具体措施?

 

法治新道路,法学新理论

 

长期以来,国家和社会的两分、计划和市场的两分以及自由和专制的两分,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经济与法学理论的“金规铁律”。相应地,规范上的一部宪法或权利法案,制度上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上的司法审查,以及两院制的立法机关构造、两个或多个政党的竞争性选举,这种西式的法治“套餐”也渐成全球法治的“标配”,如采取不同做法就被视为异端。但实际上,中国正在走出的一套法治道路,不仅不同于西方的法治模板,而且其背后蕴含的政道法理也同样值得认真研究。

一是中国法治的特殊性与正当性需要认真梳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概念。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大的特点。法治是当今世界的全球性理想,也是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半个多世纪来努力的方向。通过经验研究的比较可以发现,以西方法治为摹本的努力,面临的却是全球性挫折。在全球近两百个试图建设西式法治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中,成功者寥寥无几。相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法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政治稳定、社会有序、经济繁荣、人权进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和最大、最繁荣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及其背后蕴含的法治理论,已经成为亟待开掘的学术富矿。

二是新格局新时代对中国法治提出的具体要求。后新冠疫情时代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将面临什么样的新问题和机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回答这些宏大问题,既需要理论的想象力,也需要在对具体情势和问题的应对中予以细致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国一直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但是,面临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法治不仅需要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能够适应未来五十年甚至更久的全球治理和全球法治想象。这也是包括法学家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三是信息革命带来的法治重构需要认真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和云计算,不仅深刻影响了物理世界人们生活和交往的方式,还创造了平行于物理空间的网络空间。互联网在造福人民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比如,网络攻击、网络犯罪、网络窃密、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霸权给全球互联网稳定带来的隐忧,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所导致的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紊乱,人工智能武器化给网络空间甚至人类和平带来的威胁,智慧司法给传统司法体制和诉讼机制带来的潜在冲击,社交媒体操纵和舆论干预带来的政治操纵,新技术新应用新模式在促进产业创新的同时所导致的新型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等等。信息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正在给传统法治模式带来巨大的颠覆式影响。

正如工业革命催生了源于西方的现代法治,信息革命也必将因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塑造而催生新的法治形态。这是巨大的挑战,也是中国法学的宝贵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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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振锋,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剧变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对国内国际大循环新的不平衡格局的主动调整、主动谋划的大战略。

 

保障经济安全 谋划增长新空间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中国参与全球的分工与经济大循环,通过持续产业升级,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世界大体上形成了欧美作为研发中心、金融中心、消费中心,东亚特别是中国作为制造中心,其他一些资源能源大国作为资源品输出中心的全球经济大循环模式。1953 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比重达到峰值(44.7%),中国改革开放后,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就从美国向东亚转移,其中日本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比重从战后的 2.6% 提高到 1980 年的 14.9%。随后又转移到中国, 2009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已经占据世界的 25.9%,是美国的 1.6 倍。欧美将制造业中低端向外转移,占据产业链高端,同时获得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这一模式在一定时期是有效的,是多方共赢而欧美发达国家多赢的局面。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这一国际大循环模式的弊端暴露出来,美国出现了过度消费、过度负债的问题,制造业空心化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加剧了 99% 1% 的对立。近年来,全球化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由全球化扩张阶段进入了逆全球化的全球化收缩阶段。同时,欧美国家试图对全球分工做出调整,以重构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发生质的变化,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推动制造业”两个转移——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

同时,随着中国科技实力增强、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竞争关系。美欧近年发布的报告,都将中国作为 5G、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也是美国挑起与中国经贸摩擦的重要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全球环境更大的不确定性,加速了延续多年的国内国际循环模式的终结。

首先,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旧世界秩序裂变时期已经到来。在国际秩序新平衡达到之前,外部世界不确定性会非常强。

第二,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进一步升级。2020520日,白宫发布了对华战略报告文件,否定了过去 40 年对华接触政策,要对中国开展长期战略竞争。

第三,西方国家要求制造业本地化的战略诉求更强烈,不但强调高端制造业回流,防疫等广义安全产业也要求本地化。

第四,疫情期间,全球的经济运行都不能正常化,造成经济的进一步萎缩,全球供应链不稳定。

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目标,有助于保障我国经济安全,主动谋划新增长空间,推动我国从旧的国际国内循环模式转向新的国内国际循环模式。

首先,双循环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利用我们产业基础实力雄厚、产业链条完整、战略回旋空间大、超大市场规模的特点,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推动实现内部自我循环,包括供需循环、产业循环、区域循环、城乡循环与要素循环等。

供需循环上,需要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积极扩大有效需求,为国内产品销售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

产业循环上,需要稳定优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构建三次产业结构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实物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共生的现代产业体系。

区域循环上,需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形成更有效的区域协调战略,打造区域产业集群,加强区域之间联通性,畅通区域间循环。

城乡循环上,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农村成为新的生产中心与消费中心,推动城乡形成多层次交换循环。

要素循环上,要进一步打通痛点与堵点,畅通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的循环。

其次,要形成国际大循环新格局,摆脱过度依赖传统国际大循环模式,形成更多的面向南方国家、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大循环模式。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市场加大对全球的开放,继续和世界分享中国市场机遇;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继续为世界提供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形成国内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内需供给两端发力的内循环

 

不论从经济安全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构建内循环为主体的体系都是非常重要的。上文提到的几个循环中,最重要的是要实现供需循环,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扩大内需。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挑战,疫情的冲击无疑加剧了这一点。如果不能扩大需求,无论如何降成本、保运行,长期来说都难以持续。

中国需要积极扩大内需,扩大有效投资,恢复市场信心,促进经济供需内循环,但要转变投资领域与投资方式,避免造成新一轮的过剩。

加大对软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环保、公共卫生、养老健康、教育、防灾减灾、国防基础设施等。中国在保障生态安全、防疫应急、村庄社区保健、终身教育、备战应急、前沿科技设施等方面都有大量的投资缺口,亟待弥补。

布局若干超级工程,例如陆海通道、“一带一路”国际通道与走廊、生态走廊、前沿科技基础设施等。

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升级,即便像北京、上海这种国内最发达的城市,也还有很大的升级空间,包括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智慧城市建设、绿化生态环境升级改造、海绵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的防洪抗灾能力,提升城市的应急避险能力,提升城市的建筑节能水平,提升城市建筑的抗震能力等。

积极扩大消费需求。例如,根据央行课题组发布的调查数据,我国目前城镇户均住房已经达到1.5 套,再扩大规模开发房地产将会造成新的泡沫,可以考虑通过政策组合设计,拉动住房市场波浪性传导消费,推动居民住房的条件升级。对于改善型住房需求,通过减免契税、住房公积金补贴等政策手段来鼓励居民住房以旧换新、以小换大。对于首套住房的刚需,通过共有产权、限价房、政府集中采供等方式促进住房消费。通过消费补贴等政策推进汽车、家电用品以旧换新,带动家居大件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同时可以在目前各地发放消费券的基础上,考虑推动公共消费,在线上线下设立公共消费区,低收入人口可以凭券免费消费,这既是保障民生的措施,也是挖掘消费潜力。

从需求侧扩大有效需求,那么从供给侧需要做什么来促进构建内循环为主体的格局?

最重要的是要稳定优化产业链。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这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随着要素成本上升,可以把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以更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垂直分工,但是从经济安全角度却并非如此。在继续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要避免重蹈一些国家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的覆辙。尤其是要避免中国全产业链优势被削弱,加强自主创新补足产业链短板,利用国内战略腾挪空间较大的特点,鼓励产业往中西部梯度转移,提高政府与企业的本地化采购比例,以保障本国企业生存空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出台了稳市场主体的措施,包括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强化对企业的金融支持等,都是为了让企业在艰难时期能够活下来,能够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牢牢把握第四次产业革命机遇

 

在双循环中,创新中心是重要的节点,直接关系着产业基础再造、产业链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创新实力持续快速提高,逐步成为全球创新潜在领导者之一。特别是由技术引进、吸收消化、集成创新、跟随战略等外源式创新为主,逐步转变为自主创新、创新驱动、蛙跳战略、协同创新、融合创新、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等内源式创新为主。2019年,中国的PCT专利申请量达到5.9万件 , 首次超过美国的5.8万件,跃升至世界第一位。中国需要通过战略布局,坚持面向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中国创新是后发优势、跨越优势、引领优势、集成优势、协同优势的叠加,特别是具有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巨大的应用场景,中国将成长为世界重要的创新中心,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

创新竞争的重点是布局第四次产业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不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有效抓手,也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制高点,历史上全球性大国的崛起根本上在于其占领了新兴产业革命的领导权。人类正处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其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

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是新基建、新投资、新就业、新消费的经济发展机遇。

新基建为第四次产业革命构建基础设施,包括构建各种类型智能终端,构建 5G 等通信基础设施,构建城市大脑、行业大脑、国家大脑、数据存储中心、超级计算设施等智能中枢设施。

新投资指第四次产业革命孕育着巨大的产业投资机会。这是一个席卷商业、生活服务业、生产服务业、工业、农业、交通、社会治理等部门,贯穿生产、配送、消费整个链条的数字化、智能化过程,而且随着新技术的迭代涌现,将不断创造出新的投资风口。

新就业指第四次产业革命使得组织和市场的边界进一步融合,使得就业由传统的组织内就业转变为多平台就业、灵活就业、多元就业。就业关系由雇佣关系转化为协作关系,就业和创业相互融合。

新消费指第四次产业革命将带来新的消费方式变革。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的风靡,实际上已经带动传统电商进入了内容电商时代。随着 5G、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结合,将推动人们在线消费的升级,人们的衣食住行游娱学消费方式都会发生重大变革。政府鼓励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等,都将促进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新消费。

第四次产业革命也会重新塑造产业链与价值链。各种类型的平台型企业通过数字赋能的方式,延伸到研发、制造、配送与销售各个环节,已经成为产业链生态的组织者、价值链的重塑者,颠覆了传统微笑曲线的价值链分工方式。

 

构建内外联通的战略大走廊

 

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如何让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相互促进、联动发展?

“一带一路”将成为世界新的贸易轴心和产业协作、共同发展的国际大平台,也成为我们推进国际大循环的最重要战略平台。今年一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在对外贸易下滑 6.4% 的情况下,实现了逆势增长,同比增长3.2%。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等,继续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布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逐步摆脱过度依赖中国作为生产制造中心,欧美作为金融研发中心、消费中心的传统国际循环模式,转向更均衡、更多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模式。

这种模式的转换主要依靠以下几个循环:在推进海外投资的同时,扩大资源品的进口来源地,形成资源品——制造业的循环。通过帮助当地发展,提升当地购买力,形成农产品、轻工业品——消费市场的循环。通过国际工程项目的建设,拉动配套制造业产品的输出,实现制造业——建设项目的循环。通过推动中国投资,提高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服务能力和全球服务半径,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外投资的循环。

同时,要构建“一带一路”内外联通的战略大走廊,加大沿边地区开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推动中国形成东西双向、海陆并进多层次多渠道的开放新格局,推动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编辑 季节)



* 鄢一龙,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当前,中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而肆虐不已的新冠疫情与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给中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冲击。当此之时,各类市场主体作为稳定生产、吸纳就业、创新技术的主力,肩上的担子更加吃重。7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这对于完善和落实惠企纾困政策、明确新形势下企业发展方向、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市场主体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

社会进步的基础在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各类市场主体是生产力进步的最主要推动力量,而生产力发展总是伴随着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

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视市场主体的传统。民主革命时期,广大市场主体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解放各类市场主体。在农村,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摆脱了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成为最积极的生产和革命力量;在城镇,没收官僚资本、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调动了广大工商业者的积极性,繁荣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相比日渐凋敝的国统区,根据地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却能兼顾支前、生活和生产,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高度重视保护市场主体。1950年,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出批示强调:“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农村应“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当时,我国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通过国营经济对私营工商业加工订货、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手段,使各类市场主体迅速走出战争创伤,在短短三年里便使社会生产力超过了旧中国最好水平。

随着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农业国,为了确保高积累率与人民基本生活,走上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道路。但是,“增加市场主体数量、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一直是中央所倡导的基本方略。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给予地方、企业、合作社、农民以更多自主权。他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在实践中,中央于1958年和1970年对地方、企业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虽然没能摆脱计划体制下“一放就乱”的问题,甚至曾经一度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但“培育更多市场主体”的思路是清晰和一贯的,在客观上也促成了新中国工业的两次爆发式增长,在中国大地上广泛播撒了工业化的种子。改革开放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其源头很多可以追溯到这两次管理权下放。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逐步突破思想束缚,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其实也是一个不断解放各类市场主体的过程。改革的主线是对国营企业逐步进行放权让利,伴之以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不断放宽。

1979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和古耕虞等五位工商业耆宿,提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个看似平常的宴席标志着中央开始推动广泛利用各类市场主体。同时,针对城镇青年就业难问题,鼓励待业青年自谋出路地从事商业、服务业,个体和私营经济由此起步;针对农村承包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经营,中央采取了“放一放、看一看”的宽容态度。此外,我国还开放了四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城市,实行鼓励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并逐步将开放政策梯次推广到沿海、沿边和内陆城市,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兼容并包的经济政策,激发出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崭新局面,各类市场主体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过去那种依靠充裕要素进行粗放扩张的时代基本结束,市场主体面临转型升级的历史任务,对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由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思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培育更多更好的市场主体。为此,政府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鼓励创业创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切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鼓励、引导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进一步做优做强。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治理历程,重视市场主体的思想一以贯之,政策与时俱进。而新中国经济增速与市场主体数量增速也存在着高度相关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也是市场主体竞相涌现的过程。这进一步证明了,保护市场主体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

新时代、新形势对市场主体的新要求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更加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上限。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二战之后仅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完成了这一飞跃,而多数经济体都长期徘徊在这一水平。从各方面看,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船到中流浪更急”的关键历史时期。

我们的外部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首先,产业升级的历史任务艰巨,这意味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将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加剧。中国过去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与盘踞高端的发达国家以互补关系为主。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产业升级,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因此与发达国家难免产生竞争,这是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对国际市场和资源的高度依赖,使中国必须确保外部安全。2019年,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0.8%,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到75.5%,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到11%。要确保一个有近十四亿人口、经济体量世界第二的发展中大国继续保持中高速发展,中国必须保障海外资源供给、市场需求、贸易线路和直接投资的安全,并争取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是中国发展阶段所提出的必然要求,而当中国主张这些合理权利时,便难免遭受原有国际经济格局下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误解甚至猜忌。

最后,中国的产业升级遭遇了美国的“再工业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致力于解决自身产业空心化问题,同时要捍卫其在产业链高端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一方面加剧对华经贸摩擦,通过国内减税、贸易壁垒等方式吸引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加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祸不单行,在防疫中表现糟糕的美国政府试图“甩锅”中国,甚至把摩擦扩大到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这使得我国外部环境产生不确定性,国内企业的生存压力巨大,尤其是那些在资源、市场、技术方面对外高度依赖的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健全的国内市场,为企业提供更为稳定的经营环境。基于这一背景,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基于国内发展需要和国际形势变化提出的重要战略,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一招。需要指出,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中国将脱离世界或美国,而是要为广大市场主体构建一个更加稳定的国内环境,抵御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也将进一步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带动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和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提升。

当前,国内企业面临较大困境,发展水平与“双向循环”的要求也存在着差距。一是疫情的全球性蔓延,给外向型企业造成了很大冲击。二是国内经济虽然走向复苏,但总体运行水平低于疫前。三是疫情导致消费减少,服务业受到严重冲击,广大个体工商户作为数量最多、与群众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市场主体,在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等方面面临许多困难。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中央召开了企业家座谈会,倾听企业界的呼声,帮助广大市场主体渡过难关。而这次座谈会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眼下困难,更是着眼于“双向循环”的战略目标,培育面向未来的新型市场主体。因此,我们的战略对不同市场主体提出了不同要求。首先,有潜力的企业要加快核心技术突破,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其次,外向型企业要以适销对路的产品开拓国内市场。最后,要大力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千方百计保护市场主体。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高水平的产业体系,它既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特点,又立足于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向循环互相促进的战略目标。广大企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主体,因此,我们的政策应围绕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而制定和实施。

首先,应落实产权保护和要素平等使用的各项制度。高质量发展需要摆脱大干快上、赚快钱的旧习,转向长期投资、精耕细作,这需要落实持久而稳定的产权保护制度,以激发各类要素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素利用的价值最大化,唯有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要素,才能确保资源最优配置。当前,各地政府正全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有可能产生行政干预引发资源配置扭曲问题,要进一步落实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各项制度。尤其是对于资金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应当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使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高科技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获得融资支持。

其次,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产业体系和创新制度建设。新经济具有信息化、智能化的特征,更加依赖5G通讯、大数据处理、新能源供给等新型基础设施,在这些领域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加快投资建设。为构建“双向循环”的经济格局,需要进行产业链的延伸和关键环节的补充,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尽快实现产业链的完备化和现代化。为顺应中国在一些领域由“跟跑”转向“并跑”、“领跑”的新形势,在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同时,还要加快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体系,逐步形成以企业、科研机构、研发人员为中心的创新体系,形成大企业龙头推广、中小企业广泛创新、各类项目和资本市场支持的协同创新体系。

最后,确保国内市场统一畅通。面对困境,地方政府往往千方百计扶持本地企业,这固然值得肯定,但也容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国内市场分割。应紧扣国内大循环这一目标,以问题为导向,打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的堵点,确保国内市场畅通,降低流通成本和交易费用。为此,要健全中央层面的调控制度,完善财政资金调剂、区域补偿和协作等机制,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来实现公平,以确保市场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实现更大发展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人才,他们具有组织要素进行更高效生产和服务的才能,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已经告别了过去那种依靠廉价要素赚快钱的时代,当前更需要真正踏实干事的企业家。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企业家精神内在地包涵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要素。古今中外,成功的企业家大多兼具爱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总书记提到的松下幸之助,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中没有选择裁员求生,而是带领所有员工半天生产、半天销售库存,大家和衷共济使企业渡过了危机,也创造了松下为之自豪的企业文化。无独有偶,曾亲手创办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稻盛和夫,在2010年临危受命,出任负债累累的日本航空公司CEO,最终力挽狂澜,带领日航走出危局。逐利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当行为,但任何成功的企业家都有着超越单纯经济利益的更高追求。对于当代中国的许多企业家来说,其成就早已满足了生存需要甚至实现了财务自由,自我实现成为他们更高的追求。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中华大地,正是企业家施展抱负的广阔舞台。

疫情冲击下,还有许多人迫于生存压力而走上了创业之路。筚路蓝缕的草创岁月充满艰辛,日渐成熟的市场体系也的确更难捕捉商机。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诞生提供了空间,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广大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地区有待进一步开发,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对市场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都意味着即将崛起的新一代企业家不仅要有艰苦奋斗的品质,而且要更富创新精神和广阔视野,才能跟得上新时代的步伐。

还要看到,企业家的经营决策依赖稳定乐观的市场预期,乐观的市场预期能激发投资,具有自我实现的功能;反之亦然。这就是所谓的“信心比黄金更加宝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作用就包括在危机时刻稳定市场预期,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所在。在我国,广义的政府还包括国有经济,在市场低迷、前景悲观的环境下,政府和国有企业应主动作为:一是进行长期投资,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二是利用国有经济掌握金融、资源、通讯、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命脉产业,向民营经济更多让利,共克时艰;三是利用好政府购买的作用,带动社会生产,提供更加均等的公共服务和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拉动经济重回繁荣周期。

(编辑  季节)



* 武力,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1页。

《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71页。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对各国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经济秩序的一个新的重大扰动因素,新冠疫情也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疫情的影响复杂而深远

    新冠肺炎疫情不是一般的危机和公共卫生事件,而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年初疫情来袭,习近平总书记果断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带领全国上下迅速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实现了全面的复工复产。这一点,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先降后升,二季度以来逐月有所好转,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是456614万亿元,同比下降1.6%,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了3.2%。随着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断优化,我国经济秩序将实现基本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既然是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它就不同于一般的危机或公共事件。它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了空前的威胁,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对各国治理能力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简单危机,而是错综复杂的,给社会经济诸多方面带来新挑战的综合性公共卫生危机。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这个重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坚持底线思维,积极做好应对。新冠疫情给经济社会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冲击,特别与我们百年未有大变局叠加,使得它的影响更为错综复杂,外部环境愈加严峻。经济全球化正遭到逆流。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推动经济复苏、转移抗疫不力的责任和转嫁国内矛盾的需要,加大了对我国围堵的力度,在经贸、科技、金融、产业、人才以及政治等领域频频发难。

    我们也要认识到,疫情不是一时的短暂的冲击,它将是一个长期且具有深远影响的公共卫生事件。95日早晨公布的数据,全世界感染2436万人,死亡86万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明确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疫情定义为是一种严重的危机,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可能到2021年才会结束。目前疫情在国外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欧美一些国家强行通过带疫解封措施,疫情反弹的风险还在加剧。目前法国就出现了大量的反弹,印度一天内确诊超过8万人。境外疫情扩散造成的外方疫情输入的压力还在持续加大。

    我国各地经济在逐步恢复的过程中,内防反弹的压力还是会长期存在。同时,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不确定性也将长期存在,这些都要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

    我国发展面临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

    习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使得我国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上升,国内仍在消化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济持续回升、社会平稳发展的基础还不很稳定。这个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特征。

    第一,全球化进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疫情发生之前,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化的规则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全球发展的需要,特别又加上美国的阻挠,世贸组织的部分职能已经陷入了停滞。此次疫情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加剧了各种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矛盾和争执,围绕主导权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世贸组织的主席提前结束任期。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政策协调的难度加大,世界贸易和投资严重受阻,国际贸易向着碎片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全球贸易额今年将下降13.4%;联合国贸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将减少40%

    第二,中美经济脱钩风险进一步加剧,中美贸易摩擦演变为竞争性对抗。在去年年会发言中我特别谈到了威尔逊主义(1918)的结束,美国从保护主义到美国优先,从多极化到单边化,从自由贸易到多方面出现的经济管制。现在看,这种趋势仍在进一步发展,寄托于美国总统的更迭是一厢情愿。在疫情影响下,美国正联合其盟友,努力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正在着手构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经济体系。从贸易摩擦到科技遏制,从限制华为、中兴到封锁字节跳动,对中国的打压和阻碍将全方位升级,下一步可能更为激烈、更为严峻,这一过程远没有结束。中美关系很难返回到以前的模样,中美对立可能使中国遭遇到与世界一些国家的撕裂甚至脱钩的情况。

    第三,国内经济平稳运行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从需求看,内需不足制约着经济的稳定发展。消费的恢复相对滞后,疫情影响了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今年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了9.9%,这还没有包括物价上涨的因素。投资增长的制约因素在疫情下被放大,全球市场萎缩减弱了企业家投资的意愿,利润下滑又限制了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制造业投资情况明显变差,1-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1.6%,而其中制造业的投资下降了10.2%

    从供给看,当前企业生产经营存在很多困难,企业运行的恢复尚需时日。目前企业复产不达产、经营不增收的现象比较普遍。比如最近报道,今年暑期的铁路客车开行率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3%,但客运人数仅为去年同期的60%。再比如,全球的航空运输业今年将下降55%,明年可能还会比2019年下降40%,因全球疫情造成的人员流动的阻碍反映出经济活动的阻碍。

    就企业经营看,今年1-7月,企业亏损面达到四分之一。前不久我到地方看,企业普遍反映,今年利润下降幅度较大。目前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面临着生存的压力。所以,我们对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压力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四,供给侧改革的任务任重道远。目前持续发酵的疫情和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对国际产业链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不是我们原来假设的是在原有产业链布局上的延续和拓展。部分国家更加重视制造能力和产业的安全,最近这半年多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全球产业格局调整的进程加快。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如何巩固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原有的优势,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打压我国产业和科技的发展。最近几个月,美国针对中国出台了包括对企业的制裁、技术的管制、人才的封锁、投资的限制在内的极限施压措施。这四个方面不是简单孤立的事件,而是全方位的政策。我国一些关键零部件和软件将面临供应压力上升,自主生产供应还有不少的现实困难。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势在必行,但不可能一蹴而就。挑战是严峻的。

 

牢牢守住经济基本盘

稳住基本盘,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是不可预知的“黑天鹅”式的冲击,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类风险和威胁属于“灰犀牛”事件。坦率地讲,面对这些威胁,现在不确定性因素很多。人们常讲地球村中某个角落的蝴蝶效应会进一步地放大和扩散,比如韩国疫情发展同样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这些因素都在深刻地影响当前我国的经济。

    应对严峻挑战,必须要拿出切实的解决办法。对内就是要不断地深化改革,坚定地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我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释放和激活国内市场的强大韧性和潜力。同时还要不断地通过开放,增加我们的回旋余地,通过促进“双循环”良性发展,把握战略的主动性,加强国际合作,努力地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应对冲击解决问题的办法,具体说是五个方面。

    第一,千方百计地稳住经济基本盘。中央的决策很明确,就是“六稳六保”,其中重要的抓手,就是在需求方面稳住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要共同发力,决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偏向一边,要形成合力。

    1)引发消费潜力,积极推动消费回暖,促进消费新业态的发展。当然首先要稳住传统消费,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偏好、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不完全是新型消费。这应该成为我们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把握上一个重要的契合点。

    2)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积极地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着力推行新型化城镇建设,这是我们当前投资中的重点。目前投资的难点是,好的项目缺乏核心技术和储备,传统项目又面临边际效益递减这一现实情况。但无论如何,投资还是起着关键的作用。投资要讲究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能投资完成后留下一堆债务。

    3)努力稳定外贸出口。要积极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特别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国家的意志在内。我们的产业在不同时期实现了国家的意愿。要加大对出口企业的扶持力度。这是我们解决困难必须采取的措施,而不能只看市场的作用短时期内会怎样。上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口年增长率是15%,进入新世纪的头10年出口平均年增长率是24%,最近9年出口平均增长率是5%。现在讲两个循环,不仅是针对新冠肺炎的影响,而且是针对整个出口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当高,一度超过了30%1.8亿就业人口与外贸市场有关。我们必须注意,在当前注重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要努力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共同发展。

    第二,抓好财政金融政策落实生效。面对疫情、面对当前的经济,我们的宏观经济部门出台了很多有效的综合性政策,下一步在于能否落地。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正在实施中。落实财政政策,有限的财政资金必须讲利用效率,这是必须高度关注的。

    货币政策包括降准、公开市场操作、保证流动性合理充溢。最重要的是推动贷款成本下降,这是给企业最大的支持,也是对银行本身经营能力转变最大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产生合力,如果它配合不好,又不能与消费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和区域政策产生合力,那么就会抵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

    第三,各级政府要有危机感,要调整巩固经济。经济工作要多采取实在的措施,从实质上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竞争力。一定要把着眼点放在提高企业的支撑能力上,要特别注意保护和发挥企业家的能动性。政府要主动地助力企业的纾困和发展。要把为企业解决困难落实到日常的工作中。  

    第四,坚持不懈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超大规模的产业配套,越来越强的基础设施,包括有效的宏观调控,这都是我们的优势,可以支持我们本土产业的壮大。我们要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的作用就是规划和产业政策导向的作用。未来产业如何发展,要多听科学家的意见,做好科技发展规划,推动自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应用,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安全。要重视提高重要材料、关键零部件、核心元器件和关键软件的自主供应能力,稳定整体供应水平。

    我们已经有一些很好的企业,包括“专精特”型企业;点状分布的有,星星之火也有,但还没有形成燎原之势。浙江大学周围有很多小企业,天天派人住在浙大,只要有什么新技术他就拿过去,马上变为产业。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很多科研成果放在实验室里好多年没人用,这在内地很普遍。所以,怎样更好地促进产学研合作互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高我们产业链的水平,这个问题极为关键。

    在两个循环的过程中,在国际产业供应链的重新构造中,我们必须主动参与进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不能自我封闭起来,要主动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塑造,与各国进行多渠道、多种方式、多种内容和形态的技术合作。同时还要注重人才的交往,支持通过多种渠道和世界各国优秀企业开展合作,这就是在更高领域里扩大开放。

   第五,疫情的防控要创新优化管理方式。加强疫情防控常态化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有一个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方式。现在的情况,是疫情可能呈多点散发,和流感集中爆发相结合的特点。怎么样做到疏堵结合,也是我们工作一个重要的方面。比如,互联网和各种消费业态怎么融合,线上医疗怎么做,线上教育下一步怎么发展,远程办公等新的业态会不会成为新的办公方式?都需要我们总结经验。疫情防控不单是一次“危”,也是一次“机”,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提高我们整体的管理水平。全面复工的同时,更要全面优化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

稳就业,把握住经济底线

就业和收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这是我们要牢牢把握的最大的基本盘,下大力气解决就业问题。有就业就有收入,有收入就会有稳定。面对前所未有的各方面冲击,就业形势还不容乐观。今年1-7月,全国新增就业671万人,比上年同期少增了196万人。7月份调查失业率是5.7%,比之前的情况有所提高。其中两类人是最需要关心的,一个是农村外出的务工人员,一个是高校的毕业生。今年高校毕业生是874万,比上年增加40万人,这是2015年以来人数增加最多的一年。况且由于世界各国的疫情,从国外回来要在国内就业的又增加了60万人。海归回来当然是好事,但这也加大了国内就业的压力。最近数据表明,大学生在一线城市就业人数明显缩小,只能到二三线城市去,需要我们的政策做一些调整。今年春季交流会上,求职人数增长了56%,而就业岗位只增加了26%;上半年我们求业的人数又增加了26%,而就业岗位只增长了12%。今年外出务工农民的增加,和因就业岗位减少而回乡的情况也不乐观,大大超出我们的预计。总的看,就业矛盾比较突出。

    稳就业不但要考虑失业率,还要看到不纳入统计的失业和待业,不纳入统计的工时减少和收入减少。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到推行自主择业的重要性。一定要放宽对自主择业的限制。

    在这里,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切实加强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政策要兜底,对按规定应保的人员,要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我们当前也只能是保基本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社会大局的稳定。

所以,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住经济的底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这是暂时的困难,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为下一步的持续健康发展打好一个稳定的基础,这才是我们有效应对疫情冲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最有效的底线。

(编辑  高梁)



* 朱之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本文根据作者在20209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五次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40年,在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推动下,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已经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产业类别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对社会经济的渗透率不断提高,信息服务业和信息制造业在各产业中的应用呈现多元化,正在成为优化和提升第三产业发展质量的新支撑点。生产型服务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对新技术的需求日益提高,如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识别技术、软件开发、设备链接、人工智能等,呈现多元化的应用场景。

在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发展中,ICT信息与通信技术[1] 的应用程度也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机械、钢铁、石油、航空、港口、能源、交通、电力等领域,ICT与企业现代化的融合不断加深。ICT的发展,从传统的公共消费平台向制造业技术升级、智能化生产加快转变。工业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但是,相对于欧美日的现代工业体系,我国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在技术创新、产业扶持、体制优化、市场培育中,还有许多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5G+工业互联网”是我国工业振兴之本

 

    5G之所以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战略焦点,是因为与以往的通信技术相比,5G技术就像是“众多的方言都统一成为标准的普通话”,标准的统一实现的大连接、大带宽、高速率,使其应用前景更加广泛。更重要的是,5G的技术特性包括低时延、边缘计算、切片技术等,使移动通信技术第一次深入地与工业生产、工业流程、工业的智能化融合为一体;使现代工业中的人工智能与5G协同后,得以实现单一设备智能向整体设备协同运营的转变,乃至实现整体工业的智能升级。

5G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正在由一个规模庞大、但科技竞争力较低的制造业大国向现代化工业国家挺进。这是现代工业智能化控制权的竞争,是大国综合实力的竞争,更是全球产业链重新组合的话语权之争。其中,“5G+工业互联网”的产业化推进,是5G战略实施的核心内容。

上世纪80年代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出版,当时美国工业各领域的仪表化水平和工业设备中IT技术的集成水平,已经初步具备了与互联网技术对接的条件。欧美国家的互联网在应用初期,就顺其自然地与相匹配的工业体系融为一体。而当1990年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时,我国传统的工业体系,特别是相对老旧的设备和生产流程,几乎难以与信息技术实现有效对接。因此,我国的互联网应用长期停留在公共消费领域,难以形成工业互联网。国家提出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一直缺乏有效的载体。

我国5G正式商用后,特别是5G专网建设启动之后,三大电信运营商先后制定了基于“5G+工业互联网”的发展目标。中国移动发布了“5G+工业互联网“1+5”应用场景[2] “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白皮书。中国电信在电信云网融合基础架构之上建设了工业互联网开放平台,重点解决工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在工业智能网关、工业数据平台、工业数据应用中的障碍;并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工业连接计划白皮书》,提出了工业连接的两类应用、四大场景、八项连接需求,并制定了具体的目标和实施步骤,帮助制造企业实现网络化、数字化、协同化和智能化转型。目前中国电信已与三一重工、中建钢构、美的集团、中国电建、中船工业、小米、通用电气、西门子医疗、海尔集团等百余家行业领军企业开展了5G合作实践。中国联通在数字车间、产业协同工业互联网平台、标识解析节点、工业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已与国内多家企业实施战略合作,在企业数据互联、工控防护、云边协同、物联感知和智能制造领域,完成了一系列合作开发和应用;在“5G+工业互联网”的推进方案中,涵盖了连接、标识、安全、平台、数据、应用六大板块,并为企业级和行业级用户打造定制了平台解决方案。[3]

 

在制造业领域,我国新型制造业正呈加速发展的态势。诸如宝钢、徐工、三一重工、中车、中电、海尔、青特等一批大型企业,在自动生产线、智能化生产管理流程、机器人等人工智能的应用、企业内部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已经开始探索将智能设备与智能网络协同发展的方式,5G专网、大数据系统正在与现代生产与管理体系相融合。特别是基于生产运营和生产流程中的物联系统优化,基于设备内部各个器件的监控、行为追踪、件组关联运行的优化和远程智能管理,已成为优化设备运营效果、优化生产流程、强化生产控制、降低设备运营成本、创造企业新增长点的关键。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和集聚了一批领军企业率先探讨“5G+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的条件。国务院刚刚出台的《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为“5G+工业互联网”创造了更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

通过对国内数十家企业的调研,我们认为5G应用场景和技术解决方案的显著特征是:第一,政府引导。政府专项资金扶持目前仍是中等规模企业建设“5G+工业互联网”重要的动力;而一些大型企业因设备等级高、竞争力强,自主投入的规模和动力更强,如三一重工、青特、海尔等。第二,企业与电信运营商密切合作,电信运营商参与企业数字化改造的积极性很高。第三,企业制定针对性强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适应当前5G技术应用的初期阶段,一般把5G应用的重点放在解决关键设备、关键节点的数据提取、传输、控制和管理,重点解决高风险、高污染、高难度作业环节的智能化生产和可视化。对于全流程的网络互联和智能管理,企业仍在探索中。

制造企业通过与华为、中兴通讯等设备制造商的合作,在软件集成、成本集约、系统融合、机器连接、数据采集网关研发、互联网工业标识等诸多方面,已取得良好的进展。政府的试点项目也普遍取得良好的效果。比如,江苏徐工在焊接机器人环节,通过5G应用,基本实现了对动态数据的实时采集、监控,解决了高精度焊接的稳定性、精准性和协同问题。北京华芳智汇科技有限公司与电信运营商联合开发的“皮带输送巡检机器人”,充分利用物联网的远程监控,解决了远距离原料输送的物流安全、精准和可视化管理。三一重工实施的“5G在工业互联网数据采集网关的应用”,以及车联网的建设,已为企业带来全新的流程化管理模式。湘潭钢厂与中国移动合作,对高危生产环节的远程控制和可视化管理,有效地将5G的低时延技术优势与机器人使用结合为一体,实现了钢厂特种环境下的“高效安全运营模式”。河南平顶山高新区与中国电信共同开发的“开发区企业大数据系统”,初步实现了对开发区物流、生产、管控的协同管理,领导“驾驶舱”[4] 的决策实现了动态化和即时化。广东华控科技公司在完成节电设备保护装置研发后,与广州联通合作探讨基于5G+的电力节能系统的优化方案。实践说明,5G技术赋能新型制造业,对我国传统工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改造升级,确实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支持和推动力量。“5G+工业互联网”在改变企业传统运营模式的同时,也在改变企业的思维方式。

试点企业的实践经验表明,5G技术除了具有大带宽、大连接、高速率优点,5G之所以必须“+”工业互联网和工业物联网,是因为5G技术的最大突破是低时延、切片技术与边缘计算。而这三项突破性技术最重要的应用场景,只有在现代智能化工业中才能体现并发挥最大价值。当然,5G技术在远程医疗、远程资源能源勘探开采、航运、铁路、金融等生产型服务业中的应用也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单纯地用于民用消费和一般公共服务,就可能是对5G资源的极大浪费。

 

工业物联网到工业互联网是一个梯级演进过程

 

工业互联网是一个全流程的数字化生产体系,需要企业的设备具有相对统一的标准和相互匹配的技术等级。而我国目前的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设备等级差别大、标准不齐、各环节技术水平混杂、机器生产与人工操作交错的情况。因此,目前建设的5G+工业互联网应用,主要还是体现在原材料配送、生产管理和设备的外部管控领域,已经实施的物联主要是基于产品、设备外部性能的物联。严格划分,尚处于工业物联网阶段。这种状态是与我国目前的工业化水平相关的。

 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工业生产过程中,集成于设备的硬件(各关键部件或元器件、电路、构建、原辅料等)及软件的可数据化信息,以即时、连续和交叉互动的方式,通过传感器等识别系统提取出来,再加上生产流程中的动态信息,通过数据采集、识别、分析、控制,再回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工程中,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存储、分析、加工、优化和可视化,供决策者实时使用,甚至直接实现智能决策。此外,工业互联网必须与企业优化的管理工程相对应,才能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即5G+工业互联网”+优化的管理工程。

显然,这个目标对绝大多数企业而言难度很大。三一重工一位技术人员对目前工业物联网面对的问题归纳如下:

1.数据安全。现在大数据中心为企业提供的主要是数据仓库,很少能为企业提供安全可靠的数据加密系统;涉及边缘计算、数据加密等,其费用企业无法接受。由此,大公司虽然数字化程度很高,但不愿意真正公开自己的数据,即便把数据放到云上,也不会把自己真正的物联网数据公开给第三方访问。

2.小企业的数据愿意公开,但是数字化程度低、种类少。面对数据中心服务的高成本(组网费、电费、调试安装费、模块加装机台费等),又看不到明确受益,企业难以承受高成本服务。

3.建网后只能采集到设备的数据,但只是单纯的机台数据,与应用没有关系。数据化与管理应用的指标,企业难以设置;技术提供商和网络提供商对什么样的数据适合特定行业的企业又不了解。以往企业已经开发应用的ERP系统,以及定制化开发的DCS(集散式控制系统)、MES(企业生产执行管理系统)等,如何与“5G+工业互联网”的大数据平台对接,以及相应的成本问题,还没有引起设备提供商和电信运营商的重视。因此,许多企业只能被动地等政府的专项资金到位后才开始建设。

4.业务关系的逻辑复杂。例如OTIT、大数据、业务流程等采集上来的数据,要和班次、机台、订单、物流、生产、质检、仓库等关联起来,仅这一条流程线就有很多需要转为可视化数据。但这些数据由于数据结构不同、逻辑关系复杂,动态数据与静态数据交织一体,可视化数据采集与同步计算处理并存,对软件和硬件的技术要求非常高,目前国内大部分系统提供商和软件开发公司做不到。在数据动态连接上,若应用于人员管理和协调,人与机台之间的毫秒级的交互难度更大。

5.物联网的协议问题。物联网最大的技术难度在于数据的采集。我国目前进口的国外生产设备,大部份设备内部元器件、电路、IT交互等的协议是不开放的,要采集设备内部的数据难度很高,粗略统计,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万种协议,而且每种协议都不一样。

 

5G+工业互联网”需要技术经济思维

 

在经济学家的视野里,5G仅仅是一项技术,而不是产业;在技术专家的视野里,5G是一个完整的技术链条,是一个融合性的产业。不同的视野思维不同。在一些技术专家的理解中,5G更像是一个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在统计中常以5G基站和网络建设对GDP的贡献率来评价5G的价值。我国很多著名的工业经济专家对工业现代化问题,主要关注的是设备和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对“5G+工业互联网”的计算能力、连接能力和融合能力的知识不足,这导致诸多决策建议的误区。而我国一批优秀的信息技术专家,缺乏对技术转化为商品、新技术成果与未来商业模式对接的理解,更缺乏技术产品到技术链的认知,因此导致唯技术论,这同样也会使决策出现误区。

实践证明,“5G+工业互联网”是智能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5G时代,经济模式的转换和升级,需要技术演进的支撑,单纯的生产关系调整已很难支撑现代工业的提质升级。同样,任何的技术,都是由技术产品-技术产业链-技术价值链组成的,这与经济学家认知中的产品-产业链-价值链是一个并存且互相作用的体系。数字经济,以至“5G+工业互联网”,正是技术产业链与经济产业链融合发展的体现。

所以必须强调:“5G+工业互联网”是一个技术经济发展问题。相对于经济学“资源优化配置”的理念,技术经济学的视角是在传统工业生产要素(物理性或化学性的生产流程和设备行为)实现可数字化后,对生产型数字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研判数据资源的采集、分析、控制、优化,以及反馈于生产行为的过程,是数字技术的演进行为对产品和生产流程的改变。5G与工业互联网的真正融合可谓“技术经济学”的典型应用,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方式。

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5G+工业互联网”是要在技术优化、数据资源优化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要素的重新配置和优化。当前工业企业数字化,指的是工厂内的设备、工艺流程等转化为数据,通过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数据资源进行提炼并进行再配置。目前,在我国工业领域至少有20%-30%的企业具备了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能力,保守估计,有10%的制造业企业具备工业数字化的能力。[5]

从技术经济的角度出发,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各地方建设“5G+工业互联网”,首先要对一个行业中企业的设备类型、等级、IT集成水平、仪器仪表等级、数据可提取环境、设备固有的传感和识别能力等进行评估。应选择条件优者作为试点企业。

第二,根据行业特点,从生产流程的协同性出发,可优先在精密机械、工程机械、汽车、生物医药、能源管理和配置、钢铁、电力、运输、大型设备制造等企业中,选择试点企业。

第三,试点企业的选择,应选择企业领导对“5G+工业互联网”认知度高、积极性高、有专门研发团队和技术带头人的企业。

第四,“5G+工业互联网”要在制造企业的技术与生产环节打通“数字鸿沟”,这也是以技术经济思维推进5G技术赋能的关键。

 

重视“5G+工业互联网”所面临的体制障碍

 

5G+工业互联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必须建立在开拓思想、打破体制障碍、政策协同推进、技术研发统筹规划的基础上。

目前,各地方高度重视“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政府规划缺失。目前各省市均设有“5G+工业互联网”的引导基金和专项基金,但其使用安排缺乏科学系统的规划,多采取“分蛋糕”方式,导致一些试点企业形成新的“等、靠、要”,坐等资金扶持;而一些缺乏基础的企业在某些中介机构的支持下向上“要”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又缺乏专业评估机构。这导致国家扶持资金被无效切割和流失,其结果往往只是建设了一批物理网和数据仓库,没有实用价值;而那些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反而得不到资金扶持。这就严重干扰“5G+工业互联网”的有效推进。

第二,条块切割,协同推进差。“5G+工业互联网”是一个多技术领域、多环节、跨行业的系统工程。目前从国家部委到地方职能机构,在“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中,仍存在多头管理、多头决策的问题:相关技术规划及软件、芯片的技术研发,和工业设计、传感器、设备改造,分由不同主管部门负责。如果各部分不能协同一致,在企业实施中必然导致新的“数字鸿沟”、“政策鸿沟”,就很难实现“统一规划、技术研发协同、产业推进同步、融合发展落地”。

第三,技术创新体制陈旧。长期以来,我国的技术成果转化率一直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其根本原因是政府扶持的应用技术研发项目,多倾向追求技术的先进性而忽视市场实现和产业化;“技术领先、国内外领先”仍是考评技术成果的第一标准。在“5G+工业互联网”的技术创新中,迫切需要一批能够快速应用于生产的高端软件、传感器、工业识别技术,需要国家给予支持,而这些技术研发本身也应是技术商品设计的过程。

我国目前在工业物联网中比较成功的案例,大部分来自企业对设备外部物联的需求,以及企业对生产者可视化管理的需求;在网络建设上主要是基于设备外接仪器仪表数据和设备外部可感知的动态数据的采集与分析。电信运营商对这类企业物联网的服务,主要搭建的是高密度的5G专网覆盖,而非按数据采集密度和数据流量密度分结构优化布网,故形成5G专网的资源浪费。因此,目前国家级的研究机构,需要尽快调整技术创新体制,在强化高端、基础性研究的同时,在应用研究中,要以“技术商品”的演进作为技术持续研究的重点,打破以单纯技术演进为导向的方式。 

 

如何推动“5G+工业互联网”创新融合发展

 

第一,建议国家建立“5G+工业互联网”统一协调机构,统一规划,政策协同一致。强化专项资金使用的管理,资金投放应与项目规划的科学评估统一进行。注重引导社会资本和各类产业基金参与“5G+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对社会资本投资工业互联网可给予“风险保障资金”支持,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管控条例。

第二,强化技术创新与经济效益协同,大力倡导技术经济的思维方式。5G赋能新型制造业是一个全新的工业系统工程、全新的技术经济链条,国家规划要加强技术的整体性、联系性和配套性,要同步强化技术链条中的识别技术、传感器、可视化技术、设备链接技术、仪器仪表等可集成化的数据采集技术等的同步研发创新。国家的相关政策和资金的支持要协同制定,避免出现重叠和空白,提高政策实施的效果。

第三,“5G+工业互联网”的试点与建设要因地制宜,对不同类型、规模和等级的企业,要采取不同的方式。以5G与企业人工智能的对接和融合作为突破点,运营商5G专网的推进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具体应用场景,不能简单强调覆盖率。信息设备制造商要加强设备的售后维护服务,切实将设备上所具有的系统服务功能(如网络安全、数据处理、智能识别等),作为企业“5G+工业互联网”的考评与验收内容。对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地方政府不应“凑数”,不搞“形象工程”。要通过科学引导,让企业走出“5G+工业互联网”的雾里看花的窘境。各省市应选择真正有能力的企业作为重点示范;在关键环节率先突破,以重点引导,提高企业的认知和主动性。现阶段,企业工业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必须照顾经济收益,处理好短期投入产出效果与中长期效益的关系。要鼓励有条件的大企业自主研发、自主推进,不简单依赖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近期仍需要以“低成本建设拉动企业收入新增长点”为原则。

第四,加大对工业互联网硬件和软件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优秀人才在个人所得税、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优惠。对有重大贡献的集成电路和软件人才,国家可以考虑设立优秀人才奖励基金。提高自主研发要重视鼓励和支持民营软件开发公司的创新和成果应用,改变目前一些从事工业互联网软件研发的高级工程师的“技术民工”状况。

第五,明确工业互联网应用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我国很多优秀的制造企业使用的设备大多是进口的,为避免知识产权纠纷,在建设工业互联网时应对工业设备进行一次普查,明确工业设备的自主可控性,通过有效谈判和知识产权的授权使用,合理合法利用数据资源。

第六,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门力量,选择重点企业,对企业高层领导进行系统化的知识培训,提升企业领导对“5G+工业互联网”的认知水平。

                              (编辑  高梁)



* 史炜、马聪卉,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1] ICT是指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这是一个涵盖性术语,覆盖了所有通信设备或应用软件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服务和应用软件。在我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中,ICT也被理解为IT技术、计算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融合所形成的对其他产业的服务体系。

[2] “1”即5G行业专网,作为各个领域的网络连接基础;“5”即5G+工厂、矿山、钢铁、电力、港口重点细分行业的5G应用场景。

[3] 参考资料: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新闻发布会“通稿”

[4] 领导驾驶舱:是对互联网在决策系统应用场景形态的一种形象比喻。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可以可视化的大数据平台,城市企业各个环节的动态状况进行即时了解分析和决策控制。可视化的大数据平台以5G作为传输手段,以边缘计算作为技术支撑,对数据化的经济要素进行统计、计算、分析、优化、决策、反馈,并给予三维图像的展示

[5] 参见:史炜《关于“5G+工业互联网”建设的思考与建议》,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调研报告。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仍持续搅动着世界经济格局,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提质增效、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202073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经济导刊》举办的第66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讲座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货币政策等进行深入分析,展望在新形势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余永定首先对2019年下半年以来到目前的经济走势进行了分析,介绍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疫情暴发之前。201911月,中国经济学界发生过一场激烈辩论,被称为“保6”之争。当时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讨论的重点是中国是否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不少人认为,只有保持6%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潜在的经济增长动力才能得到发挥,并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是抗疫纾困阶段。由于疫情的暴发,随着武汉的封城,中国经济产出水平大幅度下降。这时是否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增加产出呢?当时尽管也存在着需求不足的冲击,但主要冲击还是来自供给端。不难看出,在经济受到疫情的冲击,而供给的价格弹性很小的情况下,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因为疫情造成人流、物流受阻,工厂停工停产,产业链出现断环。此时即使刺激需求、抬升价格,产出也难于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货币政策及其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点保全生产能力,让产业链不至于中断,让企业不至于破产。

 第三是重启扩张型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阶段。由于疫情得到控制,武汉解除封城措施,人流、物流开始恢复,社会逐步复工复产,供给能力得到基本恢复。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总需求,使供给能够得到足够的扩张,使经济增长能够尽可能回到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相一致的水平。

 同疫情暴发的第一个阶段相比,在第三个阶段,我国的产出水平增加了,物价水平也有所提高。

 

2020年中国真的没有经济增速目标吗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明确提出GDP的增长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特点。但是除了没有公布GDP增长目标之外,其他一些指标还是公布的,例如我们今年的预算赤字规模是3.76万亿,赤字率是3.6%;同时也提出了新增就业岗位900万的目标,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指标。

 那么,我国今年就没有设立经济增速目标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余永定认为,尽管没有公布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但是政府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指标,其他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无法确定或很难确定,各类政策也无法协调,无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说,GDP的增长目标客观上已经融化到了相关的指标中,包括财政货币和其他政策当中。

 从已经公布的其他经济指标,或许可以找到GDP增长目标的线索,由此可以推算,2020GDP的名义增速目标是5.4%。政府并没有明确给出通货膨胀的目标是多少,但给出了CPI的通货膨胀率的一个预测数。如果我们假设通货膨胀率是在1%-2%之间,我们就可以算出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是3.4%-4.4%之间。这个目标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季度GDP的增速是-6.8%,第二季度实现了正增长。 假设今年下半年一切顺利,则比较合理的推论是,下半年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为6%

 另外,从政府所提出的新增就业900万这个具体目标,也可以推算出今年GDP的增长目标。新增就业900万,意味着就业增长率是2%左右,从我们已知的就业弹性就可以推算出相应的GDP增长目标。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潜力,GDP名义增速3.4%、实际增速2.4%的目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仅有经济增长潜力也不行,还要看有效需求的情况。

   

经济政策应着重刺激需求扩张

 

 余永定认为,现在我们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使需求能够得到足够的扩张,使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够尽快回到潜在经济速度所允许的水平。具体而言,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发力,才能真正有效地刺激经济扩张?

 根据1—5月的统计数据,假设2020年消费增速大致等于GDP增速,而且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为零。这个假设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根据消费理论,消费是居民收入的函数,取决于居民的收入预期和财产。有人认为,疫情后消费会有报复性或补偿性增长。不过,疫情期间许多收入受到影响的家庭已经用掉不少储蓄,疫情后他们考虑的不是消费,而是如何补充消耗掉的储蓄。第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零,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5%43%1%,根据上述假设,消费和净出口对2020GDP增速贡献共计为1.87%。这样,为实现3.4%的名义GDP增速,资本形成应该对名义GDP增速贡献1.53%,而这又意味着2020年资本形成增速应该为3.56%

 在假定第二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于去年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下,可以估算出,为了实现3.56%的资本形成年增长速度,2020年下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应该达到17.3%

 为了达到这一速度,我们就要考虑固定资产投资的四个组成部分: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其他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前三项投资都不是我们能够直接掌控的,只能假设它们本身存在某种规律性。

 假设房地产投资,按照专家的推断,全年增速可达5%甚至更高,考虑到制造业和其他投资在下半年增速不可能太高。这样可以推算出,基础设施投资必须达到相当高的两位数,才能保证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增速提供足够贡献。从目前情况看,达到这一增速是比较困难的。

 

将失业问题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今年,政府在低调处理GDP增长目标的同时,保就业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失业问题被提到了最突出的位置,那末,我们国家的就业和失业的基本盘是怎样的?

 现在全国就业总人数是7.7亿人,其中城镇就业4.4亿人(包括农民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是1.9亿人。7.7亿人的行业分布,第一产业1.9亿人,第二产业2.1亿人,第三产业3.6亿人。农民工总共是2.9亿人,其中,外出打工的农民工1.7亿人,本地打工的农民工1.2亿人。

 需要关注的是,今年中国的失业和隐性失业的人口是多少?往年失业人口一般在2600-2700万之间。而今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部分就业人员一直休假未上班,实际上是隐性失业。政府和企业在采取各种措施,哪怕有些企业没有活干,我们也鼓励企业不要解雇员工,所以相当多的人名义是上班,但实际没活干。根据现有统计数字,20203月,就业休假未上班的人员达7000多万人;失业人口2600万,实际上接近1亿人,这是非常严重的状况。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企业大部分复工,隐形失业人口已从7611万迅速降到1480万。相信随着疫情好转,就业情况会进一步向好,但目前失业和隐形失业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非常强调就业目标,这是完全正确的。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人民大众的福利,解决好就业问题和促进经济增长速度,这两个方面是一致的。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速度提上去了,就业问题的解决就有了基础。

 由于中国目前失业状况的复杂性,关于就业方面的统计,误差可能数以千万计。例如,2019年底城镇就业人数是4.427亿,城镇登记失业率是3.62%,相应的城镇失业人数是1663万;但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2%,与此相应的城镇失业人数应该是2428万。仅仅因为统计方法不同,失业人数就差出了765万,占新增就业900万的80%。由于就业统计数字不可靠,2020年就很难根据新增就业900万的目标完成情况,来制定和调整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节奏与力度。很多人批评以GDP增长为考核指标,认为如果强调GDP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就会盲目追求投资等等。但是,如果没有GDP增长目标,仅拿就业增长目标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标准,地方政府会怎么做呢?不重点抓经济增长还是不行的。

 

脱离经济增长谈稳就业是“缘木求鱼”

 

 就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我们现在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如何解决失业问题?政府在今年的财政支出中安排了不少资金用于抗疫纾困,这对解决燃眉之急是十分必要的。从前一段情况来看,国家的失业保险体系急需改善。

 尽管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经济恢复增长阶段,但是疫情的后遗症依然存在。所以尽快恢复生产、创造就业机会之外,确实有很多纾困的工作需要做。日本和欧美国家现在还处于疫情阶段,但在疫情前期,他们按人头发了不少钱。德国用于抗疫纾困的资金占GDP20%-30%4月份日本疫情比较严重时,一般工薪阶层担心自己的储蓄不够用,所以都去挤地铁上班,日本政府给每人发10万日元,帮助大家度过这一段危险期,挤地铁的人立刻就减少了。

 我们中国在抗疫纾困阶段,也就是在武汉解封之前,老百姓是靠什么渡过难关的?第一是靠储蓄,第二是靠社会保险体系,第三是农村的蓄水池作用,春节长假农民工回家,跟家人共度时艰。这对于缓解抗疫期间的失业问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余永定认为,脱离经济增长谈稳就业无异于缘木求鱼;脱离经济增长的新增就业也只能是新增隐性失业,这将导致人均收入下降。就业问题只能是通过两个途径解决:

 第一是提高经济增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应成为各类保就业政策的首要着力点。但需要注意,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有一定余地,但很难说有多大空间。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大概率是萎缩而不是扩大。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发展包含了增长的概念,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因此,说经济增长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基础一点也不为过。

 解决就业问题的另一个途径,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失业保险体系,使其更好地帮助失业者和隐形失业者渡过难关,尤为重要。

 我国的失业保险体系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中国社科院社保研究中心郑秉文教授指出,当前中国失业保险体系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失业受益率(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占失业人数比例)太低,例如,2018年我国调查失业率是49%,失业人数是2130万,但年末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只有228万人,仅占失业人数的10%多一点。第二,参保的受益率也很低,即领取失业保险人数占参保人数的比例持续下滑,参保受益率下降了约50%。第三,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越来越多,2004年余额仅为400亿元,到2018年增加到了5800亿元,14年增加了13倍还多,目前余额至少是4000亿。失业保险不是一种储蓄,并不是用来投资的,它应该是有进有出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我们失业情况非常严重,这个时候就应该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基金的作用。   

 

中国应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谈及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余永定认为,目前应该坚定不移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2020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扩张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财政资金主要有两部分: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的收入计划是21万亿。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来自三个方面: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入和上年的结转结余。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24.79万亿,财政赤字3.76万亿,这是历年来最大的赤字。这意味着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扩张性作用。

 政府性基金,账面上都是结余或者是平衡的。但政府性基金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发债,比如说今年的抗疫特别国债是1万亿,由中央政府发放国债后,通过转移支付放给地方政府的基金。地方政府性基金中有很重要一项收入,是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筹集的资金。当地方政府要搞基础设施投资,就会通过发债方式筹集资金,但地方政府专项债不纳入赤字融资的范畴内。

 概括起来可以看到,2020年,我们的一般公共预算赤字为3.76万亿,政府又发放了1万亿特殊国债,地方政府发放了3.75万亿专项债搞基础设施投资。抗疫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不计入财政赤字,但它们都是对经济增长起到刺激作用的。另外还有3万亿是从上年结转调入放到今年财政预算收入中去的,所以,3.76+1+3.75,赤字和国债的总规模是8.5万亿,占GDP的比例,按世界银行的计算是11%。当然,世界银行的算法不一定完全正确,可以说,今年中国的财政扩张程度应该是在3.6%11%之间。我认为,财政刺激强度绝不仅仅是3.6%这个赤字率所反映的刺激强度。

 这说明,我国政府切实估计到今年经济的困难程度,下定决心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扩张力度还是相当大的。扩张性财政支出用来干什么?是用于刺激消费,还是用于刺激基础设施投资?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余永定认为,要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为55%左右,如果消费增长,对GDP的拉动力量是很大的。但是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生自主变量,经济不增长,消费就不增长,不是简单通过某种刺激政策就容易解决的。比如发钱给老百姓,他们可能把钱存起来而不是消费。根据过去成功的经验,刺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依然是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因为政府对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不能直接掌控,但对基础设施可以直接施加强大的影响。

 民营企业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乐观,对生产性投资的积极性不大。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就会产生对上游企业产品的需求,直接引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给其他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提供了盈利的机会,这样就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和动能。比如2008年开始大力发展高铁建设,当时把很多订单给到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再给下游提供更多的订单,就业问题解决了,经济增长也上去了。基础设施投资应是我们财政扩张的着力点。

 政府财政预算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假设上,即今年中国GDP的名义增速是5.4%,财政收入也应该是根据这个5.4%的增速算的。不过根据分析,下半年增速达到5.4%的难度较大。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由于支出的刚性,该花的钱都已花出去了,但是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跟上,财政收入可能达不到预想的水平,这样财政赤字就会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估算,假设财政收入对 GDP 弹性为 1.15,在 GDP增速为 2.5% 的情况下,2020 年财政收入可能为 19.8万亿元人民币,比财政预算预期的 21 万亿元少 1.2 万亿元。如果财政支出不变甚至增加,则 2020 年财政赤字和赤字率都会明显高于预期水平。

 到目前为止,特别国债的发行情况并不很好,一般群众没有积极性购买,因为国债的利息收益率比较低。这样对资本市场、国债市场会形成比较大的压力,利息率和收益率会上升,这对一个不景气状态中的经济来讲是很不好的,因为这可能带来GDP增速的进一步下降。对此必须加以高度重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减少财政支出。不过这样一来,经济增长得不到必要的刺激,经济增速也会一步下降。实际和名义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低于原来预估的隐含的经济增长速度。怎么办?

余永定认为,国家还是应该坚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时货币政策应该加以紧密配合。货币政策在抗疫纾困阶段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展开逆回购,调降MLF利率,引导LPR报价下行,发行低成本的专项再贷款,定向降准,降低超额准备金率,扩大信贷规模等等,做了很多非常有益的工作。在恢复正常增长阶段,货币政策除继续采取常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外,还应该加强同财政政策的配合,尽可能降低财政赤字的融资成本,这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帮助财政部在财政问题上渡过难关。

 今年下半年中央银行需要要考虑的一大问题,是如何配合财政部把国债发出去,能够继续维持一个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在经济不景气阶段,如果脱离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则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效果是不大的。比如现在就存在着所谓资产荒的问题,银行哪怕有钱也不贷出去,因为根本找不着合适的资产,社会上也没有出现投资的热潮。如果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支持下,基础设施投资有所拉升,则一系列其他企业的投资就会随之上升,贷款需求就会增加。当商业银行看到了比较好的贷款机会,就会有比较好的资产,这样就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否则难以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应对以上问题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积极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央行予以配合,除了实行传统的货币政策之外,如有必要,还要采取中国式的“QE”(量化宽松),抵消由于国债增发产生的挤出效应,压低国债的回报率,压低整个经济的利息率水平,为经济注入动力。第二种选择是减少财政扩张的力度,以防止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但这样做可能适得其反,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导致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特别强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配合。过去我们比较强调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今天由于国债收益可能会出现较强的上升压力,除了按常规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之外,央行有可能要实行中国式的“QE”,以支持财政扩张,刺激经济增长。 

                                  (编辑   季节)



¨ 本文根据202073日,余永定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本刊共同举办的第66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讲座的讲演编写,季节执笔。


 

中医药(含各少数民族医药)积淀了泱泱五千多年来人类文明之精华,是无数中华儿女用生命反复检验、持续完善的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独特认知,是中国对人类和世界特有的原创性生命科学体系的重大贡献。

2020年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大规模的全国性社会实践,充分体现出中医药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方面所具有的特效作用。然而,要真正振兴发展中医药事业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还任重道远。

让中医药在国内振兴并积极稳妥地走向世界

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曾为卫生部抑制、打击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而震怒,为此卫生部两位老红军副部长被免职。

习近平总书记同样高度重视发展壮大我国中医药事业。202062日,他在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又明确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要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1]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中医药事业有了新的发展。2017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施行;20191025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国务院名义在京召开了全国中医药大会;次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发布。特别是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在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七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的后四版都有中医治疗方案。202042日,国务院决定对过去制定但已被上位法废止或被其他法律规定所取代的10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其中包括2003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医药特点并振兴、发展中医药。上述这些事件标志着我国开启了新时代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在接受央视采访中表示:与抗击“非典”相比,中医药介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明显提前,但提前量仍有不足,特别是在疫情之初,相关管理部门和某些地方没有强调中医药在防治疫病方面的特色和优势作用。有的省份在总结前段抗疫阶段性工作时,把所取得的成就归功给了西医,而事实是这个省在2003年抗击非典和这次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中医药都起到了十分明显和关键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像张伯礼所担心的那样,疫情刚刚有所缓解,就又要遗忘中医药防疫抗疫的独特优势和作用,甚至直接间接否定全国奋斗在防治疫病一线广大中医药人员的重要贡献。

我国中医药事业一度得不到应有的充分运用和持续发展,除了国际医药、金融、传媒集团有计划地联手,长时期、全方位对中医药原理方法进行污损,对中医药产业(尤其是“老字号”企业)和中成药经典品种进行多方围剿外,与国内一些领导和相关管理部门对中医药持有的偏见也有很大关系。

有人认为,唯有西医才是科学、才能治病。195479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如下指示:

“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多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2]

60多年过去了,毛泽东这一指示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202041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伟教授明确表示:清肺排毒汤是治疗此次新冠肺炎的特效药,目前已在10个省市的66个定点单位开展临床观察。截至4120时,在收治的1262例患者中,已有1253例治愈出院,占99.28%。这1262例中,未发生轻症转为重型、普通型转为危重型的情况,阻断了患者向危重方面发展。[3] 治疗费用低也是清肺排毒汤参与临床救治的一大亮点,两个疗程费用在200元,而用西医方法救治一个重症患者,平均费用大概在15万元左右。参与一线抗疫的仝小林院士介绍一组对比数据: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1476例,其中重症、危重症患者662(中药汤剂组484例,非中药汤剂组178)。中药汤剂组死亡15例,未用中药汤剂组死亡56例。中药汤剂组的死亡风险下降87.7%,与未用中药汤剂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核算死亡率可知,中医汤剂组死亡率是3.1%(15/484),非中药汤剂组死亡率31%(56/178),两者相差高达10倍。[4]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医药是现代医学即西医学的前现代医学。中医药在人类文明卫生健康史上是唯一能与西医药相并列的医药体系,且是远比西医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知识宝藏与医疗宝库。

中医药从本源上、整体上防病治病、强身健体,能有效应对众多常见病、慢性病、疑难病、危急重症和重大传染病,是血肉相连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整体论,西医则是相互没有联系的现象定量的还原论。西医发展的结果必将进一步证明中医整体论的科学性、正确性。正如钱学森所指出:“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5] 邓铁涛国医大师则指出:中医是后现代的医学,中医不是落后,而是跑得太超前了。[6]

我们赞成如下观点:中医药学是我国的第五大发明。我认为中医药不像其他四大发明那样已被外国学到手并已超出我们很远了。[7] 这是因为,中医药绝不仅仅是法、术、器的范畴,而更属于道的层面,是人类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具体体现。振兴中医药事业是关涉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卫生健康发展的百年、千年大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逐渐认识到中医药不可替代的作用,纷纷要求我国在中医药方面对其援助。通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的成功实践,在国内振兴中医药事业并积极走向世界,已经万事俱备。虽然这个过程异常艰难,但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大业必须要做之事,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阔的世界意义,而且有十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全面落实中西医并重方针,进一步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

毫无疑问,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不能相互替代,应该相济相补,因而毛泽东特别强调中西医要团结。从总体上说,这些年来,仍然是西医排斥中医,医药卫生管理体制简单套用管理西医药的原理、标准来管理中医药,且是多部委交叉管理,严重阻滞了我国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在机制体制上真正实现中西医并重,才有可能确保中医药在国内振兴、走向世界。

建议通过法定程序,尽快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升格为总局,并把目前国家卫健委、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科技部分管中医药工作的岗位职数编制的全数或大部(除职能衔接必须对接岗位外),划归拟成立的国家中医药管理总局。这样可以在体制机制上使国家卫生健康事业既有统筹计划规划,又能充分发挥中西医药各自的优势,实现“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印度为了在国内和全世界推广瑜珈,专门成立了瑜珈部,这样做成效显著,值得我们借鉴。当然,中西医药的一些根本性矛盾会在卫健委的具体工作中有所展现,但我们从来都是靠解决矛盾而不是回避矛盾而前进的,国家和人民的卫生健康事业会在这样一个新的领导机构的框架下展现出新的风姿。

各省市县都应落实中西医并重这一根本方针。在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经费投入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上都应有明确规定,并把能否发展中医药作为考核其绩效的一个指标。建议各级卫健委尤其是中医药管理部门的专家组,选择坚持贯彻中西医并重方针的领导和相关医学及预防专家担任主管职务。

在宪法规定和中西医并重方针的指导下,要采用包括法规和行政管理在内的多种方法,明确调整中西医药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重点解决中西医药在职称评定、服务收费、科研成果认定等方面实际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在遵循中医药基本规律的原则下,应立足于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学,并结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努力发掘、整理、研究、继承、开发中医药这一瑰丽宝库。

要大力提倡西医学习中医、认知中医,继承好中医药的优秀传统。另外,我们也决不能忽视人类医学新的创造与发展。在整合中西医的基础上,创造出毛泽东所希望的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为全人类新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对中医药主要是发掘、整理、继承、提高的问题,中医药与西医药应该并重、并行不悖、各自发展。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既不能完全反对一部分医务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把中西医相结合,也不能主张所有医务工作者均能做到中西医兼通。我们认为:国家现有的“中西医结合”的提法,是指在坚持党的十九大重申的“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传承发展中医药”的基本原则指导下,中医药业界“遵循中医药基本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中西医药各自发挥特色优势,实现两种医药体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同时,我们提倡有的医务工作者探讨中西医药相结合的新路子,决不是主张全国医务工作者一律要变成中西医药“两个半瓶子水组合”的新医学工作者。

为中医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废止了不合理的法律法规,建立了中医药的高等院校、研究所、药厂,设立了中医药的行政管理机构,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其中一段时间,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1998年实行医保后,由于医院被推向市场,实行产业化运营管理,加上定价机制不合理,一些中医院或被兼并、或医疗服务萎缩,导致基层中医院减少、中医特色埋没。2006年,中国拥有的中医医疗机构为3009家,比2002年减少了792家。

从业人员方面,1999年《执业医师法》出台后,大批民间中医、少数民族医生不能合法行医,中医人员不增反降,1990年底中医人员共54.3万人,到2013年底降至52.3万人,后来才逐渐得到纠正。据《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全国中医药人员总数为71.5万人,仅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7.5%。据教育部2017年数据,全国医学类在校生为124.4万人,其中中医类专业学生在校生数仅占医学类教育规模的13.7%。从最近中医药进入新冠病毒防控工作遇到的阻力可以看出,中医药并重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的落实离国家制定的目标还有不少距离。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本科以上学历才具备中医师的考试资格,这一学历要求人为中断了延续千年的中医师承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照搬西药标准对中药进行鉴定审批,从根本上动摇了延续数千年的中药地位,变相否定了中药的药性、药理和疗效,甚至使真正能够运用中医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行医用药的合格的中医师,变成了非法行医者和销售“假药”的罪犯。

由此,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基础上,通过法律程序分拆、修订、组合制定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西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药药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中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药管理法》。要按照中医药自身的规律评定中医师、中药师职称、设置诊所面积和注册资金,对中药生产、供销实行管理时,尤其要注重解决民间中医准入和传统中药开发问题,同时解决中医纯正的针刺、艾灸、正骨、推拿、按摩、拔罐、刮痧、蜂疗、食疗等多种非药物治疗手段濒临失传和边缘化问题。要培养扶持一支合格的强大的中医师和中药师队伍,经各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在相应行政区划地域内合法行医用药资格的人员,可以备案开设中医个体诊所或合作开设中医联合门诊部。恢复中药店内的坐堂医师的传统,允许并鼓励民间中医带徒弟,恢复师带徒制度。合格的针灸师、艾灸师、正骨师及其他理疗师可以颁发证书并准许行医带徒。

依法建立有别于西医药的中医药评价审批体系。在制订评价标准时应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坚持用中医药理论和标准审评中药,而非照搬西药化药评价体系。国家药监部门制定《中药领域发明专利审查指导意见》,应有相应中医专家参与。需要指出的是,《指导意见》中一些条文还是照搬了西药化药评价体系标准,比如在提到必要的证据和数据时,所举例子均以动物药效学试验为标准,为此我们询问了几位中药老字号企业的专家,他们认为“凡中医药发明专利权利要求的证据及数据,均不应当以动物药效学数据作为主要甚至惟一判定依据。首先,应以临床使用数据为主要或首要的判定依据;其次,中医药历史文献也应当作可以被采信的证据,然后结合动物药效学试验数据。”又如,征求意见稿“涉及毒性中药材的发明”部分,中医药专家们认为也有很大的修改余地。

要鼓励中药制剂和中成药的研发。鼓励有条件的中药企业尤其是中药老字号企业,在全国各地乃至境外、国外建立连锁店,条件具备的可以设坐堂门诊,保证用药安全和有效。充分发掘我国中医药典藉、中药院内制剂和民间中医药力量这三个宝库的资源。切实改变当前部分业界人士仅从西医西药的科学理念、理论及方法来理解和改造我国传统中医药的错误做法。应把中医机构的院内制剂当作自主研发的中药原始创新初级产品对待,探索合理适度的评价审批机制和一定范围内合法调剂使用的相关规定,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应把民间“验方”“偏方”,包括少数民族的民间“验方”“单方”,当作宝贵的创新资源,充分挖掘和利用,切实保障献方者、持有人的知识权益,建立献方者(持有人)、企业和国家三者共赢的利益分享机制。优先考虑合理安排持有人合法行医用药资格,促进民间宝贵资源服务更广大群体,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鼓励开发传统中药,鼓励中医在医疗实践中研发中药,尤其注重收集整理鉴定民间良方良药,形成强大的独有的中药研发体系和储备体系,造福国人,惠及世界,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的国家医药卫生体系和国家安全(防疫)体系的基础构成部分,同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我国医院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纯西医药医院。根据现行《执业医师法》“按照注册类别”执业的规定,仅持有西医师执业资格者不应开中药方剂和中成药,同时可鼓励纯西医医院设中医科室。二是纯正的中医医院。中医医院不设西医科室,可借鉴韩国中医发展经验,取消中医医院混用西医西药和输液等疗法,切实改变现在部分中医只会“借西医技术诊断、开中药处方甚至中药西药混合处方治疗”这种所谓的“中西医结合”的现状。三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其医师必须同时持有中医和西医执业资格方可跨类别行医用药,否则只能按照本人所持有的执业资格类别行医用药,不得跨类别行医用药,让病人亦即市场来选择医院。

要采取各种举措促进中西医互相学习、密切配合。在“中西医并重”方针指引下,鼓励中西医互相尊重、互相交流,逐步建立和发展我国独特的中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生命科学学及其战略产业,为人类健康和医药卫生事业乃至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大贡献。

把中药材作为国家安全战略资源,实行专管专营制度

现在,国内野生中药材资源逐步枯竭,人工种植有不少施以化肥、喷洒农药,药材道地性得不到有效保障,这样迟早会毁掉整个中医药材种养殖业。另外,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中药企业从我国低价购入就地粗加工后的原料药,运回国内精炼,提取制剂,制成西方人习惯的胶囊、片剂和颗粒剂,不仅占领了国际市场,而且以高价返销中国市场,我国每年从日本、韩国、东南亚、西欧等地进口的“洋中药”超过1亿美元。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中药材可参照国家烟草专卖的相关职能与运行体制机制,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对全行业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明确国家中药材监管与储备管理职能并设立相应机构,让中药为整个中医药事业和产业的恢复发展保驾护航。首先要从中药产业链第一环入手。保护好、利用好野生中药材资源,对稀缺濒危野生中药材制定严格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法规,按照药材规则建立中药材种养基地,确保中药材的种养和炮制“纯正”,确保中药的国宝技艺和国宝药品不改本色、不失传续。秉承“先饮片、后成药;先治疗、后滋补;先国内、后国外”的方针,开展中药大数据分析、预测、调配等工作,保证国内外供需安全和结构平衡。划定中药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供应的比例红线;划定传统中药、现代中药和非药物使用比例红线,优先保证药用供给。制定稳定中药材产供销关系和价格的管理政策和规划,防止国际垄断集团或私人资本垄断药材、操纵价格,造成国家和企业经济损失,为中医药及相关行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与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人民健康保持一致。

动物药是我国传统中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犀角、麝香、鹿茸、海马、穿山甲等,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药用历史,应用广泛、疗效显著。经过几十年不断驯化和繁育,上述动物养殖技术已经完全成熟。国家应对药用动物养殖利用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调研并制定合理规划,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配套政策,统筹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对濒危珍稀动物驯养、繁殖、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允许有专业实力和技能的驯养单位购养犀牛、麝、穿山甲等种源进行科学研究和繁殖;恢复犀角尤其是人工按年反复限量磨取的犀角粉在救治危急重症的经典特效中药品种里的定向利用,依法支持人工繁育药用动物资源的产业化发展。

国家应加大对科学繁育的技术扶持,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为牵头单位成立专门的野生动物繁育研究所,对如犀牛、林麝、梅花鹿、穿山甲、海马等动物进行系统的养殖繁育研究,动用国家科研力量解决这些动物的繁育问题。当前,养殖技术已经完全成熟的梅花鹿、犀牛和黑熊已经成为家畜,未来穿山甲、赛加羚羊等经过若干年持续不断科研和养殖投入,也会成为与猪马牛羊类似的规模化饲养家畜,和人类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医药教育和科研体系

现在的中医药教学存在许多问题。中医药学院普遍存在学生看不懂古医书,并把阅读中医学经典视为畏途、盲目照搬西医药的教学方法,重理论轻实践,忽视望闻问切以及针刺、艾灸、正骨等中医基本诊治方法。在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里,传统型中医老师不能管理住院病房,仅在门诊看病。住院部病人的治疗实质上是以西医药为主流,中医药仅是摆设,这使高校学生对中医的理解明显偏离正确轨道,毕业后难以行医、不会用药。

应严格遵循传统中医药教学的特点和规律,改革课程体系,纠正中医药教育西化的倾向,培养大量具备传统中医药思维与创新思维的中医药人才。按照“调课程、读经典,跟名师,多临床”的中医人才培养经验,设立纯正中医临床专业、删减无关专业,增加对汉语、古汉语、中医药经典和跟师临床等课程。成立针刺、艾灸、正骨等细分专业或中医学校。改革中医药高等院校的招生办法,中医药教学中,应把中医药基本理论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主课以《易经》《难经》《针灸大成》《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医宗金鉴》《濒湖脉学》为主。要对中医药高等院校的教师提出明确的实践知识技能和效果要求。医药一线的中医师在评定专业职称和提升管理职务时,务必特别强调和考核临床实践水平。在中医院校和民间恢复师承制,增加和硬化师承教育的要求和比重,并将有中医特色的师承制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医药科研要以“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为目的,用中医原创思维和中医药基本原理方法作为科研基本方法,做真正的中医研究,而不是用西医西药的思维方式和原理方法来破解、改造中医中药,实质变成用西医西药研究中医。科研成果评价和科技职称评定要坚决用中医中药原理方法为标准,而不是西医西药的原理方法为标准。

现在的中医药院校必须开设西医药基础课程,而西医药院校却不开设中医药基础课程。对中西医教育应一视同仁,西医药院校亦必须开设中医药基础课程。只有从教育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才有利于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结合。

对中药方剂和中药加工炮制技艺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保密制度

我国一些地方和单位为提升业绩,把自主知识产权中药处方提交外商、寻求国际合作。另外,许多外商正加紧搜集研究分析我国民间大量散落在中医临床中行之有效的中药秘方、偏方,甚至在我国抢先申报中药专利。

20151116日,新的《科学技术保密规定》规定:实行市场准入管理的技术或者实行市场准入管理的产品涉及的科学技术事项需要确定为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向批准准入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提请定密。对于中药企业拥有的保密产品,不再由国家科技部负责审批,而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为定密和延续保密的审批部门。《中医药法》规定:“国家对经依法认定属于国家秘密的传统中药处方组成和生产工艺实行特殊保护。”作为国家级的保密品种、国宝级的精品良药,很多优秀的中医药产品制作工艺、核心技术及处方极具保护价值,一旦泄密会使国家遭受严重危害和重大损失。

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看,由于中药保密品种未能按时申请保密延期,一些中医药上市企业屡遭投资者的质疑,给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建议政府从依法维护企业乃至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履行职能,尽快解决中药产品定密及保密延期问题;对于国宝中药的保密产品、非遗产品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如列入国家医保、优质优价、在等级医院无需药事会议直接入院药房等,更好地保护国宝中药保密品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种的传承和发展。

坚定不移地把中医药推向世界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扩散,世界抗疫大战已经全面展开,形势异常严峻。经抗疫战斗淬炼而成的中国方案和经验备受各国关注,中国人民也非常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经验、提供支援。在中国的抗疫方案中,发挥中医药优势,坚持中西医并重、协同无疑是核心内容,也是该方案之中国特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值得总结、发扬和全球推广。

自疫情发生以来,在未有特效西药和疫苗的情况下,中医药凭借历史上对付瘟疫的扶正祛邪治则和辨证论治方法,成为最好的特效药,参与了防控救治全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西医药并肩成为抗疫战场上的主力军。此时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不仅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道义担当,也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佳历史契机。特别是在加强中西医协同抗击新冠肺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上,必将推动中医药成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桥梁和纽带。

中医药走向世界仍面临着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医药标准等诸多方面的阻碍。我们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交流播实践中,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的良好体验价值、健康价值,在所在国注意企业社会责任担当,假以时日,必将重塑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价值判断,树立起积极正面的文化中国形象。

(编辑  季节)



* 李慎明,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陈其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成员;张小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成员。

[1] 《习近平主持专家学者座谈会强调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人民日报》202063日。

[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259页。

[3] 王伟:《清肺排毒汤是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一疗程仅需百元》,http://www.satcm.gov.cn/hudongjiaoliu/guanfangweixin/2020-04-18/14727.html

[4] 壬岷:官媒首次披露:西医组死亡率是中医组10倍!人民健康论坛202025日,http://o.mzfxw.com/m/show1.php?classid=13&id=131159&style=0&cpage=0&cid=&bclassid=4

[5] 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页。

[6] 邓铁涛:《21世纪是中医的世纪,请大家拭目以待!》https://www.sohu.com/a/257715817_740831

[7] 曹东义主编:《中医群英战SARS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范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的思想,根植于黄土高原上的小山村——梁家河,来源于改变穷苦群众命运的家国情怀,养成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历程中,升华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的伟大征程中,胸怀为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远大抱负和政治理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作为党对人民的一项庄严承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总书记善于从实践中总结提炼,把对贫困问题的认识、解决方法等进行了深刻阐释。坚持实事求是、问题导向,在总结过去东西部协作扶贫、定点结对帮扶、开发式扶贫等方面的脱困之道和存在问题之后,提出了以“六个精准”为内涵的“精准扶贫”思想,成为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解决未来相对贫困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实践中筑牢脱贫的磐石根基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对人们的认识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出生于革命家庭,具有开阔的视野、坚定的政治理想,继承了红色家庭的优良传统和基因。父亲习仲勋被毛主席称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近平在当选总书记之前,从时间维度看:陕北7年、清华4年、军委机关3年、正定3年、福建17年、浙江5年、上海1年、中央高层5年。从身份看:从农民、大学生、军人到干部,从农村大队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普通军官到军委主席,在党和国家各个领导层级都干过。从任职地域看: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南沿海,中国的西部、东部、中部,他都工作过。这些重要岗位的历练、丰富精彩的经历、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在党的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并连任至今,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脱贫思想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总书记当年作为知识青年到陕北延川梁家河插队,年龄小、地方艰苦、时间长。在这七年多时间里,真正接地气,了解了国情,贴近了人民,真切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冷暖和甘苦,深刻体会到老百姓最缺少什么,最需要什么,最期待什么,培育了他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促使他尽力为乡亲们多办些实事,滋养了他崇高的政治理念和自强不息、志存高远的情怀,形成了不变的初心,锻炼了坚忍不拔的意志品格,铸就了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

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时提出:要向实践学习,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向内行和专家学习,向老同志老干部学习,向书本学习。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①]。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城吃城来推动经济发展,打造新产品、一招鲜产品、拳头产品、龙头产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技术业务人才的重要作用,大力拓展教育文化事业[②]

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面对宁德地区“老、少、边、岛、贫”的困难,以及群众中存在的“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落后观念,大胆提出“弱鸟先飞、脱贫致富”的思路[③]。紧密结合实际,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推动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经济大合唱”战略。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做好脱贫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并提出扶贫先要扶志,从思想上战胜贫困意识。

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时代进步,只有立足于时代去倾听时代的声音才能吹响促进社会发展的时代号角,提出“八八战略”。推进“腾笼换鸟”,促进低端产业转出去、把高端产业引进来的良性循环,实现“凤凰涅槃”。提倡大思路、大手笔、大气魄、世界眼光、战略眼光、远见卓识。确立相互融合的区域联动发展理念,实现市场相通、体制相融、资源共享、交通共连、人才互通、产业互补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脱贫工作,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特别是2015年以来,总书记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在延安、贵阳、银川、太原、成都、重庆等地召开了7次专题会议。每次会前,总书记都先到贫困地区调研了解情况,聆听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召集相关省份负责同志研究部署工作。通过一系列的脱贫工作实践,总书记对脱贫的迫切性、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有了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积累了丰富的脱贫工作经验,为形成脱贫理论体系和进一步推进脱贫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实践之基。

 

在认识上形成脱贫的理论体系

 

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用辩证的视角切实把握好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总书记熟练运用唯物辩证法,充分发挥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对脱贫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

全面、准确、客观地认识脱贫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多学习历史,要学思践悟、知行合一。从广义的脱贫视角来看,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历史,新中国的成长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告别羸弱走向富强的历史。从

狭义的脱贫视角来看,从“八七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东西部协作扶贫、援藏援青、中央国家企事业单位定点结对帮扶等,再到近年来的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战,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之际,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小康梦想、奋进中国梦,进而实现强国梦的进程中,总书记进一步全面、准确、客观地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分析形势,提出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著名论断,把贫困群众摆脱贫困实现小康提到了新的认识高度,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更加明晰,对脱贫、返贫的形势和任务更加了如指掌,实现了对脱贫问题从形式、数字到本质、质量的深刻转变。

近两年来,理性、客观、精准地挂牌督战,实现贫困村、贫困乡镇、贫困县的脱贫摘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贫困县从832个减少到52[⑤]。尤其是在今年统筹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紧要关头,习近平总书记36日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国全社会发出了脱贫攻坚动员令,吹响了总攻冲锋号,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有效、系统、精准地研究脱贫攻坚的方案举措

深刻总结既往脱贫实践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存在问题、贫困原因,深化对脱贫任务、脱贫方法、脱贫效果的分析,从认识论的角度再思考、再认识、再提高。

在福建工作期间,总书记针对宁德贫困县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和原因分析,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贫困落后山区不用和发达地区盲目攀比,也不因戴着贫困县的帽子就磨灭了脱贫的意志。充分考虑国情、省情、区情,抓好短期、中期工作,谋划长远,避免超前化。注重处理好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资源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力区域布局中的山区和沿海、改革开放和扶贫、科技教育和经济发展、全局和局部、紧缩和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和搞活企业、多办事和量力而行等十大关系。要增强少数民族地区自身造血功能,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外力扶持和内力提升并重,以科技扶贫为先导,发展种植、养殖、加工相结合的模式。对产业政策的制定、乡镇企业的发展、乡村党的领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扶贫、走大农业发展道路、经济发展促进脱贫致富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架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书记提出,在以往脱贫工作中,存在重投入轻脱贫实效,重数字报表轻贫困群众感受,存在数字脱贫、优亲厚友等腐败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基层扶贫中屡禁不止,从而提出了“六个精准”的精准扶贫思想。统筹考虑“两不愁三保障”,确保脱贫成效,最大限度地避免数字脱贫的形式主义,最大程度地让脱贫的贫困群众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开放、协调、共享地谋划相对贫困的解决之道

脱贫攻坚不是一项独立的工作和任务,而应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和其他相关工作统筹兼顾、协同推进。

一是把消灭绝对贫困和解决相对贫困统筹考虑。充分认识脱贫的持久性。在有人说闽东已经脱离贫困线的时候,总书记就深知“脱离贫困线”只是脱贫万里长征的起点,距离理想、目标、真正意义的脱贫还相差甚远,并坚信在卧薪尝胆、矢志如初、再接再厉、奋斗不息之下,必能彻底摆脱贫困[⑥]

二是把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解决“三农”问题统筹谋划。总书记在统筹脱贫与“三农”工作中提出,执政为民重“三农”、以人为本谋“三农”、统筹城乡兴“三农”、改革开放促“三农”、求真务实抓“三农”,努力改变农业弱质、农民弱势、农村落后的状况,努力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农民主体、企业参与、社会资助、市场运作的投资建设机制。

三是把解决脱贫问题和实现民族复兴统筹布局。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之后的相对贫困问题,本质上是贫富分化问题。只有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分配公平,减少社会阶层矛盾,保持社会和谐发展,更好提升全民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才能更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是把解决脱贫问题和党建伟大事业统筹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解决好贫困群众脱贫问题,就要坚持群众路线,真正做到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同贫困群众亲密接触,党员干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人民群众就会信任、支持、感恩。一定要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而不是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而不是简单地“替民做主”或“为民做主”。

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认识贫困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贫困。在打赢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战之后,还要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关键在举措精准和贯彻落实。

 

在方法上构建脱贫的精准举措

 

科学的方法是解决贫困问题、摆脱贫困的关键。对于脱贫攻坚问题,更应该从战略性、前瞻性和系统性等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要善于发挥好五大发展理念在脱贫攻坚和今后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在治国理政中的深入思考,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分不同情况,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提出了“六个精准”的脱贫举措: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初步构建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互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大扶贫格局。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打赢脱贫攻坚战已到了船入大海浪更猛、人到山尖路更陡的时刻,必须咬紧牙关不放松、一鼓作气完成冲锋任务。

1.继续推动和巩固产业扶贫。产业扶贫要将资源开发与市场开发有机结合起来,更加重视小众型产业和特色竞争优势产业的培育,注重培育扶贫产业创新发展能力[]。旅游扶贫,要加强风险预判,争取全方位支持,提高贫困人口自我融入旅游业能力[]。资产收益扶贫,要积极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加强对企业、合作社等实施主体的监管,建立和完善相关保险机制,加快制定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2.狠抓扶志激发脱贫群众可持续发展动力。扶贫要扶志。摆脱贫困的首要意义在于摆脱思想和思路的贫困,扶志重在激励精神。重庆城口县明中乡四合村通过实施精神扶贫的四步工作法:通过教文化让村民们知法律懂技术、通过树典型让村民们学榜样当模范、通过传家训让自强自立精神深入人心、通过产业扶贫奠定脱贫的物质基础,等靠要的思想得以根本转变,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行路难、住房难、看病难等问题得以解决,人均收入较十年前增长四倍,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的文明乡风已经蔚然成风。山西吕梁将“艰苦奋斗、顾全大局、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吕梁精神”用在脱贫攻坚中,敢担当、讲奉献、善创新、精准施策,达到了扶贫先扶志的最好效用。

3.加强扶贫干部队伍建设与贫困群众自身建设并重。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人才是财富,开发靠门路。要兼顾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六种方式,广纳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同时,要调动和发挥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强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不断提升自身自治能力,健全自治的制度性、规范性、程序性。

防范化解脱贫中的重大风险

2019年,总书记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七个方面分析了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对抓好脱贫攻坚具有重要启示。特别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挑战,一些地区产业扶贫面临春耕难、销售难,就业扶贫面临返岗难、务工难,扶贫项目存在开工难、生产难。要重点防范产业扶贫中的立项、项目实施、自然环境、市场波动、技术管理、经营模式等风险。深化区域合作,推进东部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严厉打击基层微腐败,整治和防范乡村恶霸。加大红色文化、红色信息等正能量传播,防范非法宗教活动向农村渗透,防范封建迷信抬头和蔓延。

认真研究谋划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要提高政治的敏锐性和站位高度,深刻认识到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是关乎党的兴衰存亡、关乎党的执政地位稳固、关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重要任务。

一是牢牢把握“三个统一”。首先,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的统一。在脱贫攻坚战的紧要关头,我们又遇到了新冠肺炎的严峻挑战,这进一步增加了脱贫攻坚的难度。脱贫战线的全体同志应该以履职尽责的担当、直面困难的勇气、甘于奉献的精神,更加注重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关联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时为乡村振兴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其次,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既要打赢现阶段的脱贫攻坚战,也要研究今后长期存在的相对贫困问题,更要结合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战略举措,不断增强问题意识,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存在的突出困难和问题,全面推进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建设,缩小贫富分化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第三,坚持民生保障和经济增长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阐述了“五有”的中国梦,之后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七有”的目标,突出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的深刻理解和躬身实践。

二是把党建引领脱贫放在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本质特征和优势。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关键都在党。贫困地区基层党建淡化、虚化、弱化,是造成一段时期以来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重要原因。基层领导干部官僚主义、本位主义盛行,脱离群众、忘记初心,造成了党和群众关系的撕裂。要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全面从严治党,让党员领导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对脱贫攻坚中的违纪违法问题加重处理,避免造成负面事件,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三是加大贫困地区社会保障投入,发挥好兜底作用。加大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投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打造普惠性、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对于农村贫困群体中因缺乏劳动力、因病因残致贫的贫困人口,可通过精准分类的低保制度进行兜底,以解决贫困人口后顾之优。提升社会救助的帮扶水平,如针对贫困地区学龄儿童因贫辍学的问题,可适当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启动贫困地区婴幼儿健康营养工程等项目,可在稳定运行一定时间后纳入社会制度予以支持。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大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通过政策宣传、引导的方式鼓励贫困地区农村老年群体参与农村养老保险,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探索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互动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业。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动态监督管理机制,实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通过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实现农村社会保障数据的统筹、动态监测调整,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农户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也让不符合标准的农户能够准确及时退出,提升农村社会保障的质量和效率。

四是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加大脱贫成效的宣传力度,按照贫困县脱贫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的稳定推进,努力研究消除绝对贫困之后的相对贫困问题,把集中脱贫攻坚战推进为制度化常态化作战、持久战,坚决避免贫富分化差距拉大,确保人民群众的成就感、幸福感、获得感。分析归类、挂牌督战,制作脱贫攻坚督战卡片,压实责任。最大程度地激活产业扶贫。扩大农校对接、农超对接、农批对接,推动农产品进企业、学校、机关、社区,促进消费扶贫。增强贫困边缘群体的监测和动态管理,降低返贫风险。点对点安排扶贫岗位,加大扶贫就业力度。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政策支持力度、工作力度不减、驻村工作队不撤,扶上马送一程;统筹非贫困县非贫困村的脱贫攻坚工作,做好边缘人口的事先帮扶,防止工作死角和产生新的贫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发挥政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互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大扶贫格局。

实践、认识、部署,再实践、再认识、再部署,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思想形成的基本逻辑理路。打赢绝对贫困攻坚战胜利在望,解决相对贫困持久战任重道远,需要政府、社会、企业、贫困群体共同努力、团结协作、共同发展。

                               (编辑  宋斌斌)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研究”(项目号:18BSH052)的部分成果。

* 乔彦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经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 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1211.

[] 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1215-16.

[]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61-2.

[]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4108-109.

[] 罗兰烁、刘延霞.我们完全有信心打赢脱贫攻坚战——访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J].秘书工作,20204):17-19.

[]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6182-183.

[] 姜长云.推进产业扶贫要走出三大误区[J].中国国情国力,20195):11-13.

[] 刘筏筏.旅游扶贫的经济风险及应对策略探析[J].商业经济,200612:96-97+115.

[] 赖作莲.资产收益扶贫的运行与风险[J].开发研究,20184):113-118.

奔跑大象的新挑战

任意

2020-07-15 15:45:48

 



 

                                                                                               

 

传染病是现代智人经历几十万年进化发展到今天所一直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古代,医学知识落后,尚不存在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人类无法对抗大瘟疫,只有“谁死谁能活下来”的概念。14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2500万人丧命(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口优胜劣汰,而是社会的震荡、瓦解、重构,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恢复到过去的水平。时至1918年,西班牙流感就感染了5亿人,使全球5000-1亿人死亡,占全球人口的3-5%

 

有效防控传染病需要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在现代社会,伴随医学水平的快速提高,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健全,使得社会对源自不同病原体(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的传染病都能得到有效防控及应对。发展到当代(20世纪晚期至21世纪),人类与传染病的关系已经不仅是一个生存问题,还存在管理和管控、控制风险的问题。人们可以针对不同传染病的不同严重性,调动合理的社会资源,进行防控与应对。

对于一些尚没有办法根除但仍广泛流行的疫病(包括民众熟知的流感、艾滋病、乙肝等)则需要进行长期应对与管理。在今天,传染病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个典型的公共管理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治理问题。承担这个角色的终极主体是政府。在一两个世纪前,这可能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政府成为公共健康的维护者,使得它承担了前所未有的责任。

与“所有生命同等重要”的治病救人伦理不同,公共管理的视角更为宏观。它需要考虑公共政策的“收益”与“成本”,考虑社会资源之间的平衡与取舍。在微观个体来看,任何生命都要获得最高尊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从宏观角度,生命难免变成有些抽象的公共卫生成本。

以西方政治哲学为例,有很多本体论的东西(强调个体的绝对价值),强调程序正义,拒绝以结果为衡量手段。但在实操层面,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才是主导绝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原则。

 

     找到维持社会秩序与流行疫病防控的平衡点

在流行疫病防控上,社会必须在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与流行病防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这个平衡点需要一个根本假设——某具体传染疫病的危害性(结合传播性及伤害/致死率)。不同疫病危害与风险不同,需要不同的应对方法。

如果低估了某类流行疫病风险,就会使得它广泛传播,严重伤害公共健康,并最终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如果高估了某类流行疫病的风险,虽然可以最大程度抑制它的广泛传播,保护公共健康,但也会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同时,由于人类社会的主观“风险偏好”问题,即使两类疫病最后落到个人身上的风险是一样的,反应也将不同。高危害性疫病会造成更大的恐慌,影响社会运转。

因此,公共治理者需要不断摸索、把握流行疫病防控与维护经济社会运作之间的平衡点,但如果面对之前没有发生过的新型传染疫病,那么危害性就呈现为未知数、不确定性、概率风险,治理者只能结合自己的历史经验及价值观,在有限的信息判断基础上,不断通过完善信息与数据,增强对疫病的流行病学认识,动态地调整应对方式。如果发现高估了风险,就要适度“放宽”应对手段。如果发现低估了风险,就要适度“加强”应对手段。

政府治理者是在不确定性中进行决策的。而在一个对政府期望很高的社会,治理者的高估、低估、决策的快慢,都会产生成本,都会成为民众批评的理由。

我们可以从近年来的呼吸道传染病的案例来看政府的应对:

1.SARS在中国:这是一个危害性非常高的流行疫病(致死率10%),一旦广泛传播,将使社会面临极大的公共卫生危害,因而必须采用严厉的防控应对措施。当时北京停工停学数月。最后中国内地死亡349例,香港死亡299人。

2.流感(influenza)在美国:传播性广但死亡率低(0.1%),每年在美国致死3-4万人。2019-2020年度流感季致死人数达1万人。美国采取“常态化管理”,不会因为防控流感而影响正常的经济社会运作。换个角度看,每年3-4万的死者就成为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公共卫生“成本”。

3.H1N1(猪流感)在2009年的美国:获美国CDC高度重视,被WHO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虽然还远远达不到中国对SARS的重视度,更远远达不到现在对NCP的重视度,对美国社会正常运行影响有限,但仍然对经济有一定影响,并被社会广泛诟病为“过度反应”。该疫病造成美国过万人死亡,死亡率接近普通流感。预计未来再出现类似的新型流感传染病,也不会获得同等关注,将被纳入“常态化”管理。

4.2020年新冠肺炎(NCP):

1)中国内地:NCP源自冠状病毒,在对这项疫病流行病学了解有限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保守起见,采取了等同SARS(而非流感)的应对方式,而且推出的手段比SARS时期更为严厉,旨在最短时间内遏止疫情。

2)中国香港:也经历过SARS,并目睹了中国内地超出SARS时期的防控措施。作为响应,香港也采用了超出SARS时期的防控手段(包括封关、限制人口经内地进入等)。但香港社会目前总体正常运行,开工开市,大多公共场所开放,人群正常聚集,和SARS时期差不多。

(3)新加坡:新加坡的决策,已经有了更多的流行病学信息,基于现有信息,判断NCP较流感严重,但远远不及SARS。在SARS和流感二者之间,NCP更接近流感,因此采取比照流感的“常态化”应对方式,并表示会动态调整。

显然,不同地方找到的平衡点是不同的。不仅历史体验、治理模式不同,而且在决策时所依赖的流行病学信息不同。

我们对NCP的了解是持续发展的。截至2020210日,我们还在讨论钟南山关于NCP特性的最新论文。在210日晚间,香港青衣爆发了疑似本地粪口传播案例。我们对这个传染病的认识还在不断增加。

钟南山团队依赖了上千案例,但现在全球已有4万多确诊案例,对更多案例进行分析才能补充我们对NCP的认识。

越是发现NCP难以在短期消除,抗疫越呈现出“持久化”的特征,社会就越需要在抗疫与生产之间找到合理平衡点。笔者在之前文章援引过战争的案例。“全面战争”(total war,例如抗日战争)和有限的局部战争(例如对越战争)是不同的。全面战争是举国投入资源打仗,将其作为眼下涉及生死存亡的第一目标。局部战争则是常态化的,可以与社会的正常生产秩序并存。(我们发现美国社会一直处在常态化战争的状态,从每年的季节性流感,到中东及全球各地进行的代理战争)。

伴随对NCP流行病学认识的发展,中国社会肯定需要不断调整,找寻一个更加“平衡”的应对方法。

 

在举国体制下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

中国体制犹如大象,在进行“全面战争”时,动用举国体制全民抗疫,肯定是有优势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与中国比拟。但如果需要不断根据更新的信息,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要有许多微观的、细化的安排,就不容易了,这就犹如让一个大象做出许多优美的精细化动作。

春节之后,中央政府释放的信号非常明显,就是在保证疫病防控的前提下,对重点行业陆续复工,抓生产、保秩序、维稳定。(毕竟今年是全面决胜建设小康社会之年,对经济增长是有期望的)。这是一个多重目标,目标之间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例如,要宣讲防疫、改变行为,可能造成某种恐慌情绪,产生厌工。要防止疫病扩散,就要限制人群聚集,这就会影响经济。诸如此类。对于如何平衡和实现这些目标,处理其中的矛盾关系,没有更多的说明,需要由上至下一层层治理者去诠释、领会、落地成为具体政策,由第一线去具体执行。

在实际操作中,多重目标意味着绩效指标的含糊。一线官员的倾向是启动某种“底线思维”,即根据经验,在多重目标中找寻最重要的一个目标——这将是最大程度影响自己业绩的目标,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制定政策,兼顾到其他目标。

大象使出全身齐力,奔跑冲撞,赶走来犯者可以,但是奔跑且迈出优雅精细的姿态,就很不容易。

2020年的NCP,笔者相信它的危害性比SARS而言更加接近于流感。因为特有的流行病学特征,它可能不能在短期内消除,而作为一个更加长期的存在,伴随我们度过2020年的前两个季度(另外如果不找到中间宿主,甚至可能在2021年复发,成为季节性事件)。政府为了避免SARS再次出现,在一开始以最谨慎的方式采取防控。但伴随对NCP认识的加深,必将考虑在全国范围内以更加常态化的方式应对这次疫情,将目标逐步转移到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上。

在疫情的恐慌之下,人们的心态很难一下子改变,对行为模式、组织方式和实体服务业的影响可能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基于此,2020NCP有可能成为发展基于互联网及其他新技术的新形态经济的历史契机。

(编辑  季节)

 

 

 



* 任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


我国遭遇新型冠状病毒袭击,已经对经济运行造成明显冲击。疫情对经济到底有多大影响?会不会改变经济向好势头?国内外有不少担心。对此,一方面要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明显冲击,不可掉以轻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没有冲击经济的基本面,我国经济完全有能力承受和克服疫情冲击,完全有能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从长远来看,以防疫斗争为契机,可以抓住机遇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进行战略性部署,做一些以前想做、该做而没有条件、没有共识做的事,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化危为机 启动经济增长新动力。

 

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有限并可控

这场疫情病毒来势凶、疫情传播烈、范围扩散广,是多年以来少见的。如果不及时控制,确实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下,我们采取的措施是非常有力和有效的,为克服疫情冲击、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疫情影响的时间和范围总体可控

从去年12月份,疫情开始蔓延,中间还包括春节这个本来就较少生产活动的时间,感染人数也远低于已导致14万人住院、8200人死亡的美国流感规模。[1] 目前,湖北之外大部分省份疫情平稳下降,正在积极复工复产。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一季度,时间上是有限的。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湖北省,疫情主要影响的是人员流动、流通和预期,而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都没有受到破坏,一旦疫情结束,很快就能恢复生产生活。从疫情影响的行业看,工农业等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受影响比服务业小,疫情之后,基础产业完全可以带动服务业恢复繁荣。我国网民人数世界第一,完全可以通过线上替代线下,完成大量经济和社会活动。这些为减缓疫情冲击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中国与世界上其他疫情国家的比较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要看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和经济条件。深受传染病困扰的国家,往往是经济落后、治理薄弱、社会动荡的国家,只要疫情及时控制,对经济的影响将是有限的。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认定国际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受H1N1禽流感病毒影响最突出的是墨西哥和美国,美国近27.4万人住院治疗,1.2万余人死亡。2018-2019年美国流感季,3000多万人被传染,3万多人死亡,但都没有改变其长期经济趋势。2016年,巴西爆发的寨卡病毒疫情被确定为PHEIC,有近150万起感染病例,但当年巴西经济增速和股市反而上涨,公共卫生投入增长约30%,政府治理能力增强,为防范病毒遗传导致生育率下降,而生育质量却提高了。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基本面更好、应对疫情能力更强、制度优势更突出,就更能有效应对疫情,减缓对经济的冲击。在疫情早期,社会对疫情和经济增长前景一度出现恐慌,近日来,随着人们对病毒认识的深化和防控措施到位,这种由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恐慌也在消除。

 

我国经济比“非典”时期有更强的抗冲击能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的发展阶段,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即使没有疫情,我国经济本身也在进行深度调整。目前在疫情中暴露的一些经济风险,实质是早已存在、迟早要爆发的问题,过去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转换原有增长方式,疫情更充分地暴露了这些矛盾,加大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外在压力,通过积极主动的工作,把应对疫情和供给侧机构改革结合起来,减缓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

同“非典”期间相比,我国经济增长对传统要素的依赖已经减弱

有人认为,2003年“非典”期间的中国经济,正处在重化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升级的高增长阶段,上升动力很强。而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下行区间,所以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将会更严重,这种分析其实不成立。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对原材料、能源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规模依赖程度很高,企业一旦停产就直接降低供给,拉低经济增速。而当前我国已经逐步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规模型扩张的依赖正在减弱。许多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2019年,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4%,远未达到满负荷运转。疫情对劳动力、工时、原料甚至资金的暂时影响,都可以通过复工之后提高产能利用率补偿回来,能够快速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这就好比,同样是摔个跟头,跑得快时很可能比跑得慢时摔的要更严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增强了经济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三级标题)

疫情期间,我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是短期疫情冲击和长期结构性问题的叠加,一些风险实质上并非由疫情导致,而是长期存在、已经和正在致力解决的问题。例如,部分企业过度依赖低工资成本优势,缺乏创新和抗风险能力;部分行业产业结构碎片化,一旦产业链关键节点“失守”,就会影响整个产业链;部分企业平时缺乏风险意识,杠杆率过高;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等问题,本质上也是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表现。这些问题,在平时难以完全暴露出来,而疫情更充分地暴露了这些问题。十八大以来,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代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扭转脱实向虚、补上创新驱动等短板,取得了积极成效,缓解了企业负担,创造了有效需求,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增强了经济本身的抗风险能力。

这次全国性疫情短期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但要看到,它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次强制性的优胜劣汰。市场调节是有粘性、滞后性的。在正常条件下,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容易面临各种既得利益关系的阻力。此次疫情相当于宏观经济上的一次紧缩,对现金流结构不合理、实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影响较大,一些行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进产业整合,有利于化解中低端过剩产能,利用短期的休止,为那些潜在的新动能、新业态腾出了发展空间。在疫情面前,一些抗风险能力强、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及时复工,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通知湖北籍员工弹性办公,并全勤计薪,既体现了社会责任感,又符合产业升级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这些在客观上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都有好处。

 

补足卫生健康事业短板,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做出“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商业化、市场化的路子”的重要指示。这次疫情爆发,同长期以来个别地方和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讲话不到位、仍然存在医疗卫生市场化、商业化错误导向有直接关系,同一些领导干部希望通过医疗卫生市场化“甩包袱”来拉动经济增长有直接关系,疫情对这些错误观点和政策是一次警醒。疫情深刻警示社会,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如果医疗卫生偏离公益性方向,不仅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反而将给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和损失。经此一役,医疗卫生公益性的方向能够得到坚持和加强,从而为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带来强大动力。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公益性、公平性的医疗卫生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对GDP有巨大带动效应。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每投资1美元在疾病预防上,就将在增加就业、提高生产率以及延长寿命方面为社会带来至少7美元的回报。国外学者研究指出,医学研究的投资回报率高达25%[2],对90年代拉丁美洲的研究表明,人均预期寿命每增加一年,可以实现人均GDP0.8%的增长[3]198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68岁,为当时发达国家水平,人民健康水平迅速改善是产生“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降,一定程度上和“人口红利”下降、人力资源水平不高有关,要转到依靠劳动者素质的轨道,就要大幅提高医疗卫生投入。目前,我国健康教育严重不足,全民健康素养水平仅有14%2.9亿高血压患者、4000万失能失智人口迫切需要大量专业照护力量。经过防疫斗争,全社会一定会有更大共识,尽快补上这些短板。这次疫情也是一次深刻的全民公共卫生教育,能够引起人们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从而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这些都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补足公共卫生短板,对促进投资和就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每万人全科医师数仅为2.16,是美国的七分之一、英国的三分之一。在发展中国家里,古巴在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等方面优于美国,人均医疗成本却只是美国的5%,成为全世界的样板,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健全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和全科医师队伍。古巴给每120-150个左右的家庭配置了一个家庭医生诊所,设在这些家庭附近。家庭医生上午在诊所看病,下午就到病人家里走访出诊。2009年习近平同志访问古巴时,专门考察了全科医师诊所,称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如果按照古巴这种配置水平,我国大约需要400万名家庭医生,按照非私营单位职工工资两倍(每年16.5万元)为全科医师发年薪,一年只需要6600亿元费用,仅相当于目前每年卫生总费用的增量,通过取消药品加成、压缩增加政府投入,完全有财力办到如果能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达到这种配置,不仅将成为基层公共卫生的铜墙铁壁,可以应对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让每个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而且将带动大量的就业和消费。

 

化危为机,采取战略性举措,开辟经济增长新空间

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疫情的发生是坏事,但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还能以防疫斗争为契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人类历史上多次经济高速增长都发生在经济社会危机之后,就是因为危机暴露了过去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促进了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早期的后发国家有后发优势,因为有发达国家作为参考,所以明确技术进步的路径,可以聚焦资源进行投入,从而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许多行业和国际前沿差距缩小,甚至已经走到了前沿,这种“后发优势”逐步削弱,部分行业和企业一时难以确定新的投资方向。而这次疫情给我国经济体系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压力测试,在测试中,摸清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许多底线和底数,对我国产业链的优势和短板、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等,都打下进行更深入评估的经验和条件,未来科技进步、企业投资、产业政策的方向都会更加精准。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更丰富了。疫情打击的供给和需求并没有消灭,只是暂时被抑制了。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再片面追求速度,更加追求质量和效益。只要顺势而为,疫情之后化危为机有更加广阔的空间。

一是加快信息化消费。受影响较大的零售、餐饮、旅游、会展、娱乐等行业,有很大的时间和空间弹性。“非典”期间取消五一黄金周,2003年餐饮收入同比增速从上一年17%下降到12%,但次年就反弹到22%2003年,国内旅游人次下降1%,次年增长27%2003年,首都机场境外旅客吞吐量下降41%,但2004年反弹到51%。疫情还给信息消费爆发式增长提供了契机。23日,就有1000万家企业使用某平台进行在线办公,2万所中小学、1200万学生通过网络在线上课。在线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虚拟商务、体验式消费等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发展,互联网的规模效应更加凸显,产品形态将更加细分和丰富,从而催生了有潜力的新业态。

二是加快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投资。投资考虑的是长期收益,传染病作为短期事件,对投资影响有限。我国一般竞争性领域本已出现投资动力不足,原因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技术和项目储备有限,资金难以找到足够投资标的,急需的基础性、战略性等短板领域,由于公益性强、投资收益周期长,市场自发投资的动力不足。这次疫情暴露了我国医药自主研发、应急医疗救治、公共安全设施、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国家物资储备等领域存在的大量短板。2018年,全国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达1.6万亿元,仅占GDP1.7%,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我国制药工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仅为5%左右,而同期美国接近19%。医疗信息化在防疫中起了重大作用,北京、浙江等地开设线上咨询平台,指导公众居家预防、合理有序就医。健康信息化是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美国政府推动的医疗信息化计划,投入超过750亿美元,创造了21万多个工作机会。疫情防控呼唤现代智慧城市建设,包括交通、物流、应急灾备、信息溯源等。这些领域在疫情之后更容易转化为新的投资空间。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完全能够调动社会闲散资金,向战略性领域增加投资,弥补疫情对投资的可能影响。这些基础设施建成之后,即使平时有部分闲置和冗余也是必要的,因为其有利于经济社会整体运营的质量和安全。

三是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本次疫情正值全球贸易低迷、逆全球化抬头形势下。从全球经济看,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衰退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结束导致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主导的金融全球化模式遇到了瓶颈。而中国始终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帮助其他国家增强发展能力,实现共同发展,这蕴含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是中国处理对外经济问题的大逻辑。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国际社会高度赞扬我国党和政府处置此次风险的措施和力度,对中国政府遏制病毒的能力持有信心。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机遇,大踏步走出去,赢得世界上更多国家支持,树立世界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信心。

四是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和绿色发展。疫情有利于促进经济布局优化、警示人们更好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疫情影响经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农民工返城推迟,这同我国依靠农村劳动力转移支撑的增长方式有关。这种依赖中心城市、大型集约化生产、人口大规模跨区域转移的方式,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率和速度,但是不利于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弹性和抗风险能力,也威胁了生物的多样性,不利于发展循环经济,影响人和自然和谐共处,降低人的免疫力。尽管疫情和野生动物的关系还不完全确定,但这次疫情确实警示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提高经济体系的均衡性和抗风险能力,否则一切经济增长都等于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次疫情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些重要思想。如果做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循环经济充分体现,那么区域经济就有更强的抗击打能力,在遇到重大危机时能够尽快自成体系,形成“微循环”。

当前,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强政府在生产力宏观区域布局方面的作用,走绿色、集约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鼓励回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就地创业就业,既能从战略上调整我国城乡关系,也能够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以人们对生物安全、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为契机,发展绿色种植养殖,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启动农村这个最大的经济增长点,就可以再造一个经济奇迹,也能再造青山绿水和健康中国。

五是更好地落实新发展理念和提高治理能力。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这个春节,飞速发展的中国好像按下了暂停键,疫情让人们警醒和反思“唯GDP论”的发展方式,许多人认识到牺牲健康去埋头赚钱是不划算的,免疫力才是最大的竞争力;为保经济增长牺牲人民的健康和社会公平也是不划算的,早晚要得到大自然的惩罚。经济活动暂时减缓,在一定意义上缓解过去对生产要素的透支,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凝聚动力。这次疫情还是一次局部战争的考验,是一次和平时期的全民大动员,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极限压力测试,是一次应对紧急情况的大演习。对于提高党和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促进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社会凝聚力、提高社会风险意识、促进家庭和谐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疫情之后,人们更加重视卫生健康、公共安全、自然环境、家庭生活、社区工作、基层党建等,养成更健康朴素的生活方式,这些领域不一定直接产生GDP,但是却能带来现实的幸福感,有利于落实新发展理念,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织牢织密社会安全网,补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强大动力。

 

充分借鉴和发挥我国应对危机的历史经验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次疫情是一个意外事件,但也相当于“高考”前的一次“模拟考试”,让我们更加认清自己的优势,更加警醒尚存的短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将来应对更大的斗争做了准备。

我国有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旧中国瘟疫遍地,被贴上东亚病夫的标签。新中国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群众路线的优势,短时间消灭了旧中国肆虐的肺结核、天花、鼠疫、血吸虫病等烈性传染病,爱国卫生运动、赤脚医生、三级卫生保健网等被国际组织誉为“低收入国家普及初级医疗的唯一典范”。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后,我国开展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卫生援外行动,在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战胜了更加严重的疫情。应充分宣传和借鉴这些历史经验,推动公共医疗卫生安全体系的建设。

中国经济有应对外部重大冲击的经验。新中国遭遇过侵略者的细菌战袭击,遭遇过封锁禁运和百万大军压境,遭遇过核战争威胁,遭遇过重大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党领导人民从容果断地应对了这些危机,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1964年,面对美苏两个核大国的战争威胁,坚持“备战备荒为人民”,调动全国优质资源开展“三线建设”,既在战略上化解了外部军事威胁,又拉动了投资,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水平。以“备战备荒”这个底线思维去谋划发展,对今天是有启发性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世界金融危机深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军民融合发展、南海岛礁建设等重大举措,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在重大危机面前有效迅速做出决策,瞄准经济社会发展短板,集中力量进行投入,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全局,并赢得重大战略主动。这一优势也必将在应对疫情中发挥作用。

利用危机更好地开展“四个自信”教育。经过防疫斗争,全国人民的凝聚力高度增强,更加认同“四个自信”,特别是很多青年人发自内心的说,让他们打心眼里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干大事”真的不是说说而已。中国的信心和努力,赢得国际社会充分肯定。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不计一切代价进行“饱和式救援”,这是一些西方国家在灾难面前陷入党派倾轧、治理碎片化、重建速度缓慢、私人财团和政治权力结盟发“国难财”的体制不可比拟的。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金融体系形成合力保障资本市场稳定,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产业、社会等方面的政策稳定经济增长。国有经济表现出体量大、抗风险能力强、社会责任感强。应该利用危机更好地开展“四个自信”教育。

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疫情防控阻击战让人们更加认识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多么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多么宝贵,织密织牢基层党组织是多么关键,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坚持公立医院为主导、坚持卫生健康事业公益性是多么不可或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凝聚全民族精神意志是多么重要。这场阻击战说明,只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正确的道路坚持好,没有任何外部力量会打败我们,任何危机都必将被我们战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仍将乘风破浪前进。

(编辑  季节)



* 作者:李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1] 21日《参考消息》:美媒总结美国疫情史给中国的启示:反应过度也有坏处

[2] 参见:https://www.iyiou.com/p/64490

[3] Pan A H O. Investment in health: social and economic return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ublication No.582



 

 当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而后者与国民的健康水平密切相关。那么国民的健康水平,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没有一个可衡量的硬指标呢?我们认为人均预期寿命(medium life expectancy MLE)和人均预期寿命增长率就是这样一个指标。

人均预期寿命、国民幸福指数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出于对GDP指标的不信任,1970年不丹国王首先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最近一些年,欧美一些学者倡导GNH这个衡量体系,国家统计局也引入了这个概念,研究推出中国的幸福指数。

美国心理学家卡尼曼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克鲁格从2006年起编制GNH指数。该指数由四级指标体系构成: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生态环境指数;每一级又由若干个指标构成,指数的计算采用加权平均法。仔细分析这个指标体系就会发现,社会福利、社会文明和生态环境,这些指标最终都会影响人的健康,所谓幸福指数是部分“因”,健康指数是“果”。

在我们看来,幸福指数是个不靠谱的指标体系。首先,“幸福”是主客观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而主观因素是不可衡量不可比较的。其次,决定幸福的客观因素很复杂,涉及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马斯洛(经他自己修改后)提出人的6个基本需求层次,就存在不完整和相互交叉的问题,很难进行可衡量的清晰分类;而且绝大多数决定幸福的因素都无法精确量化。相比而言,MLE及其增长率是衡量群体健康水平的指标体系,是单一的、可衡量的、精确的指标体系。绝大多数决定幸福的因素、它们所发挥的作用,最终都会体现在这个指标体系中。或者可以说,人的寿命长短最终体现了人的健康程度,也最终体现了人生活的幸福程度。

1990年,联合国设立了人类发展指数(HDI),包含三个组成部分:由人均寿命(出生时预期寿命)衡量的人民拥有长寿和健康生活的能力;由教育(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人民获得知识的能力;由收入(人均国民总收入)衡量的人民拥有像样的生活水平的能力。自1990年公布首份《人类发展报告》以来,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HDI又增加了三个补充指标:调整不平等因素的人类发展指数(IHDI)、多维度贫穷指数(MPI)、性别不平等指数(GII);2014年又补充了性别发展指数(GDI)。

根据联合国《2018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是86名,不平等因素调整后的发展指数排名(IHDI)是81名,都处于全球中间水平。表1是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排名比较。IHDI排名前五的是冰岛、挪威、日本、瑞士和芬兰。


分析HDI指数可以发现,它和幸福指数体系一样,所有其他因素最终都会体现在人的健康程度、从而体现在人的平均寿命上。而不断增加的衡量指标,使得这个体系极其复杂庞大,因而降低了精确性和可衡量性。

我们认为,用MLE及其增长率与GDP及其增长率,共同衡量国家的发展程度,比用GDP单独衡量要科学、全面和准确的多,也比GNHHDI精确、简单、更容易衡量。像GDP一样,MLE本身是可以精确量化和不产生歧义的;同时,像GDP一样,MLE对它所反映的状况,要说明的问题并不精确。但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和公平程度,这两个指标体系同时衡量将是更好的量化指标。

MLE增长率的比较看国民健康状况

MLE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

公元前,欧洲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仅20岁左右,以后持续缓慢地延长,1850年左右达到40岁,两千年延长了一倍。平均每百年不过增寿一岁而已。随着工业化兴起,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迅速上升,1850-2015年的165年间,欧洲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40多岁,平均每10年约增长2.4岁,尽管这一期间经历了多次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折损上亿人口。

中国1950年的人均预期寿命,比欧洲1850年略高,从这一角度看,两地的发展程度相差近百年。但是1950-2015年的65年间,中国以平均每10年增长5岁的速度,迅速缩小了与欧洲的差距。也就是说,从人均MLE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决定性地迅速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幸福程度。2015年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相当于发达国家1990年的水平。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使这样多的人口脱离贫困、享有健康和幸福,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这个事实不容任何怀疑。

仔细研究可以看到,这个成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尤其显著。1950-198030年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增长了54.5%,高过印度50%、韩国40.6%的增长率,也高过同期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平均每10年增长了8岁。这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延寿实践。而1980-201535年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从67.8岁增长到76.5岁,增长了12.9%,平均每10年增长了2.5岁,和发达国家165年的平均10年增长数额差不多。

对比1980-2015年的35年间,世界平均15.9%的寿命增长率、世界(除中国外)欠发达国家寿命增长率20.8%、新加坡14.3%和韩国22.4%,以及印度25.4%的寿命增长率,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与我们发展程度相近或低于我们的经济体,我们的MLE增长率明显落后了。虽然这35年间我国MLE增长了12.9%,大大超过美国的7%、英法德的10-11%的增长率,但这不太能说明问题,因为人的寿命不可能无限增长,寿命增长率在发展过程中递减是必然的。从67-68岁到76-77岁这个区间,中国从1980年后用了35年,欧洲从1950年后也用了35年左右。说明改革开放后的40年,我国MLE并没有超常增长,这一时期经济迅速发展与人民健康水平的改善没有同步,即没有充分体现在人民幸福程度的提高上。

对比美英法德这四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也非常说明问题。

1950年时,英国MLE最高,为69.4岁;美国其次,为68.7岁;德国第三,67.5岁;法国最后,67.1岁。到1980年,法国最高,美国其次,英国第三,德国第四。到2015年,法国最高,英国其次,德国第三,美国敬陪末座,而且美国与法国的差距已达到3.2岁,用发达国家平均10年的增长数额来计算,美国与法国已有13年的发展差距。

为什么美国和法国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与改革开放前的30年有这么大的差距?可以观察到的两个明显的原因就是:法国比美国的贫富差距小,中国前30年比后40年的贫富差距小;法国比美国的医疗体系更平等更有效。这正是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WHO)为综合分析一个国家的医疗健康发展状况而发布的两个指标系列。

家庭医疗财务负担极大地影响LME,贫富差距决定着家庭医疗财务负担

20186月,世界银行和WHO联合发布了第一份全面量化分析各国医疗保健体系的报告,名为《跟踪全民医疗健康覆盖——2017全球监测报告》。此报告创立了两个指标系列来综合分析一个国家的医疗健康发展状况。

第一个指标系列是衡量医疗财务负担。它支持了贫富差距与健康状况的关联关系。这个指标主要分析重大疾病发生后,有多少人口需要花费其家庭收入的10%25%;以及有多少人口会由于自费医疗负担过重而变成极其贫困(日生活费1.9美元以下)和一般贫困(日生活费3.1美元以下)。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在“医疗财务负担”方面,不仅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世界平均值、东亚和东南亚平均值,甚至差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巴基斯坦、南非、土耳其、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2016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美国2001-2014年间收入和预期寿命关系分析”,David Cutler8位学者研究发现,收入越高的人群预期寿命越长,收入最高的前1%美国男性在40岁时预期寿命是87.3岁,比收入最低的末位1%男性40岁时预期多活14.6年。研究还发现,收入最高的前5%美国男性在2001-2014年间每年寿命增长0.18年,14年总计延寿2.34年,而收入最低的末5%美国男性同期每年寿命增长仅0.02岁,14年总计仅0.32年。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美国在2013-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逐年下降0.03%2013年人均预期寿命为78.94岁,2018年为78.81岁。结合上文分析,美国与法国在MLE方面已有13年的差距。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在新自由主义统治美国的40年间,美国的人权纪录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美国有世界最昂贵的医疗服务,而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是唯一没有医保全覆盖的国家,有2000多万人没有医保。新自由主义是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不升反降的唯一原因。

我们在《中国应尽快建立公平税收、支出及其法律体系》一文中,详细分析了中国从1978年到2015年的收入不平等情况。

中国在过去40年间,处于收入底部50%组的人群,所占国民收入份额从27%下降到14.8%,最富的前10%人群却从27%增加到41%,贫富差距加大程度高过同期的欧美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之后40年,中国MLE增长率的缓慢与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密切相关。改变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降低贫富差距。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统治的这40年,对中国的发展理论也有渗透和影响。新自由主义在美国造成MLE不升反降(即幸福程度降低),而且在经济发展迅猛的中国,造成MLE的增长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且大大低于改革开放前的30年。这个差距之大是不能轻易用寿命增长递减来说明的。

医疗覆盖率是影响MLE的重要因素

世界银行和WHO创立的第二个指标系列是“全民医疗服务覆盖综合指数”, 由四大类16个指标总和分数构成。这16个指标是:生育与母婴保健类(家庭生育计划,怀孕与生产,儿童疫苗,儿童医疗),传染疾病类(结核病治疗,艾滋病治疗,疟疾治疗,饮水安全和卫生设施),非传染性疾病(心血管病防治,糖尿病防治,癌症筛查和治疗,吸烟管控),医疗能力(医院床位数,医生护士的密度,获得关键药物的可能,健康安全保障)。

    我们根据这个报告整理的一个表格,主要对比了中国与美、英、德、法、日五大发达国家和韩国、新加坡两个亚洲相近国家之间的差距。

 

在这个报告所评估的178个国家中,中国排名36位,领先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178个国家中最高的是86分(没有说明是哪个国家),最低的是22分(索马里),中国是76分。

从表5的分项中我们可以看出,家庭生育计划、儿童疫苗、结核病治疗这三项,中国排名最高,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在消灭疟疾方面,中国和其他表内国家一样都已做到消除,特别值得自豪的是,在消除国际疟疾肆虐方面,中国做出了独特和突出的贡献。

在国际健康监管核心能力指数(测量一个国家对重大疾病做到早期预警、风险降低和系统管理的能力和效率)这个综合指标上,中国仅低于日本和韩国,与德国和新加坡相当,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对于一个有14亿人口的超巨型国家来说,中国在提供健康基础服务上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有直接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在饮水安全、孕期保健、儿童医疗(以儿童肺炎治疗为例)、艾滋病治疗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主要发生在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这和我们的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有直接关系。

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改革,是最失败的改革政策之一,也是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政策之一。世界银行和WHO的这个报告表明,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建立起来的基础健康服务受到的冲击不大,我们的医疗卫生在这个领域的成绩还是比较好的,尽管我们有严重的疫苗质量问题。

医疗质量也是影响MLE的重要因素

在表5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高血压、高血糖和与吸烟相关疾病方面,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前两项是所谓富贵病,是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这三项都与我们的医疗质量和医疗健康教育相关。WHO关于健康预期寿命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发达国家患老年病的生存年限比我们高两年左右,在60岁时,预期带病生存年比我们高一岁多。这个数据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发达国家对老年病的控制比我们好;其次,发达国家在60岁之前对疾病的治疗比我们好,预期寿命比我们高46岁,也就是说,中国人在60岁之前去世的比率比发达国家高得多。显然医疗质量是影响人均预期寿命的一个主要问题。

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是68.7岁,高过美国的68.5岁,而我们的总体寿命比美国少2.1岁。这说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比美国人健康得多,而美国在维持非健康人的寿命上比中国厉害。

中国千人有1.5个医生,而我国2018年发布的数据是千人2.4个医生,两者差距较大。在万人医院床位数方面,中国低于日、韩、法、德等国,但高于美国和英国。最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比新加坡高近一倍,而新加坡的医疗健康水平高出我们很多。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

最好的医疗改革就是让人民少生病、不生病

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的一个根本方向,不是治病而是防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健康卫生医疗事业面临着两难选择:即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到底是把普惠卫生医疗、还是把医疗质量提高放在更重的位置上?这两个方面都需要重视,但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普惠卫生医疗应该是我们的重点。

从个人负担医疗费用的情况看,中国个人大约负担医疗费的30%,与日本和新加坡相当。欧洲国家的个人负担率大约在20%0之间。应该说中国的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与我们的发展水平是相当的。另一方面,个人医疗费用负担和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收入比起来还比较重,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国家财政的医疗卫生健康支出也是大势所趋。

我国的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6.4%,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那么,政府财政的医疗健康卫生支出应该着眼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重视普惠卫生医疗。提高人均预期寿命,首先是个社会问题。毫无疑问,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提高个人支付能力,改善全体人民的基本健康环境,特别是对空气、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等的安全保障,仍然是改善中国基础医疗卫生条件的主攻方向。

近年来政府大力开展消除贫困的攻坚战,建设新农村,改善农村卫生环境,通过新农合等措施实现医疗保险的全覆盖,打击疫苗犯罪,实行药品国家采购,调整经济结构,推进环境保护综合治理等等,逐步改变“重发展、轻人民生活质量”的偏向。通过持续的努力,中国在环境健康和全民医疗服务覆盖综合指数上将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加强医疗卫生教育,使国民自觉接受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方面。基础医疗卫生的工作做好了,群众少得病、不得病,个人的支付水平将会下降,国家财政的负担也会减轻。所以从健康环境方面来预防疾病,是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的有效途径。

健康的生活工作方式对预防慢性病(心脑血管疾病、三高和癌症)起到很大的作用。在中国,慢性病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70%。其他国家情况大体如此,据美国疾控中心统计,可以通过预防性措施而避免的慢性疾病占美国总医疗支出的75%,这些疾病还使得国民经济每年减少2600亿美元产出。

从公平的角度说,那些不注重自己生活方式健康的人(吸烟、因饮食不当导致肥胖的人),凭什么国家要为他们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支付过多成本呢?

在这方面,新加坡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典范。新加坡人均预期寿命83.3岁,全球排名第四,其医疗开支仅占GDP4.3%,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其医疗服务体系的有效性在2014年被彭博社评为世界排名第一,被《经济学人智库》在166个国家中评为第二名。新加坡不仅有亚洲最好的医疗技术,还以严格的成本控制和政府强有力的监管措施,达到了最好的国民健康结果。

新加坡的成功,首先源于其科学系统地促进全民健康、激励个人改变生活习惯,惩罚不良习惯、提供有效的社区健康管理加综合医院的预防疾病模式。

新加坡有最严格的控烟项目,那里随处可见“根据法律禁止抽烟”的标志,一切室内和电梯,所有公共场所都不准抽烟,违者重罚。

为了控制肥胖症、糖尿病的发生,新加坡健康促进局从饮食、运动方面推出多项措施和计划。2014年推出健康饮食计划,符合健康食品标准的食物打上标签。从上世纪90年代起,新加坡推出了“全民健身操”和社区体育运动项目,公众通过国家健康生活方式活动获得相关知识,政府鼓励群众参加健康行动,如推出国家步行大挑战活动等。

新加坡在医疗基金设计上有独特创意。每个人有自己的“医保账户”保健储蓄计划,一般是薪酬收入的8%-10.5%,政府对低收入人群还有补助,以保证每人医保账户的余额够支付公立医院的体检、门诊和住院费用以及退休后的医疗费用。此外,新加坡政府还设立了大病、长期慢性病和住院补充计划、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救助基金、支持需要长期护理病人的生命护理计划、支持低收入残障老人的长期护理基金、针对全民根据不同家庭收入情况提供的“高收入低补贴、低收入高补贴”的社区全科医生和牙科健康补助计划(CHAS)以及预防疾病的全民筛查计划,等等。新加坡的医疗保障计划既体现了国家的责任,也体现了个人的责任。一个高效公平的医疗保障计划,应该让那些对自己健康不负责任的个人付出较高的成本。

日本从1978年至今进行了四个“国民健康促进行动”,每10年为一个大计划,设立具体的各种健康和医疗指标,全社会总动员,多方参与。还成立了国立健康营养研究所和都道府县政府的健康促进机构,提供健康知识的专业指导。日本在市町村各级的福祉部或保健局设置了健康促进机构,配备专业人员,促进基层健康行动。日本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教育等活动,使国民广泛了解生活习惯病,培养平衡膳食、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充足的睡眠、减少疲劳和紧张、保持心理健康等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20136月,日本内阁还通过了日本复兴战略,提出延长国民健康寿命主题。新加坡和日本注重健康教育,建立一个人人懂健康人人负责健康的社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人均预期寿命MLEGDP应该成为衡量我们发展程度的双指标

过去几十年医疗改革中的经验教训给我们启示: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生活,首先就是要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我们的医疗事业,决不能以市场化运作的盈利为目标。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他还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

1990年,邓小平提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实现公平发展,是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课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降低贫富差距,这就必须致力于消除贫困,逐步提高普通民众的收入,我国在这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同时也需要用制度和法律的因素来限制暴富、巨富。在党和政府的有力领导下,已经开始了邓小平所说的转换经济发展中心课题的任务。

要实现公平发展,有一个科学合理恰当的目标体系非常重要,这就是要把人均预期寿命与GDP一样列入发展的衡量指标,使我们的发展既有一个衡量发展的指标,也有一个衡量公平性的指标。

(编辑  季节)



* 于中宁,国家一级导演,国家有特殊贡献专家;赵瑜,中信里昂证券董事长特别顾问。

[1]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70-383

[2]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63-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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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时常有人把它比作“黑天鹅事件”,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作者雷德·戴蒙德。 这恐怕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新冠肺炎在发生之初,绝不是“黑天鹅”事件;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应对,比应对“黑天鹅”事件要困难得多,因为它属于“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Decision-making under deep uncertainty,简称DMDU)。

何谓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按确定性程度来划分,公共政策的决策环境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是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这里的确定性是指“已知之已知”(Known knowns),即决策相关的信息都是已知的,且已纳入决策者的视野。“灰犀牛”事件便属于这种情况。按照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的说法,“灰犀牛”事件有三个特征:(1)可预见;(2)大概率;(3)影响巨大。 前两个特征都指向确定性。在确定性的条件下决策,应该可以权衡各种政策选项的优劣,找出最佳或次佳选项。如果对确定性的条件熟视无睹、蓄意忽略便是失职,应该而且可以追责。

第二是一般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在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决策恐怕都属于这一类。所谓一般不确定性是指“已知之未知”(Known unknowns),即决策相关的某些信息是未知的,但决策者已经知道未知因素的存在。“黑天鹅”事件便属于这种情况。《黑天鹅》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指出,这类事件也有三个特征:(1)出乎意料;(2)影响巨大;(3)事后可解释、可预测。 由于存在已知的不确定因素,这种情况下的决策无法精确地判断各种政策选项的优劣,决策者最终的决定不太可能是最佳选择,只要后果足够好,就算不错了。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凡是决策,就应该是恰如其分的最佳决策,不应该出现任何纰漏。政策研究者最初也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但近几十年研究下来,他们的结论是:任何决策都是一个“胡乱应对、渐进调适”(Muddling Through)的过程。 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对一般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失误进行追责,只会迫使决策者采取不作为的方式应对。

第三是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与一般不确定性不同,深度不确定性是指“未知之未知”(Unknown unknowns),即决策相关的关键信息是未知的,且决策者并不知道这些未知因素是什么。这类情况既不属“灰犀牛”,也不属“黑天鹅”,如果硬要找比喻的话,它可以称之为“陨石来袭”。作为对比,“陨石来袭”事件的三个特征是:(1)不可预见;(2)小概率;(3)影响超大。由于具有这三个特征,面临深度不确定性的局面,决策者最初无从知道到底存在哪些政策选项,当然更无法判断各种选项的优劣。

近年来,国际上有些学者对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 各种思路似乎可以归结到一句英文谚语,叫做“我们无法引导风向,但可以调整风帆”(We Cannot Direct the Wind, But We Can Adjust the Sails)。与“摸着石头过河”相比,这种策略非常注重时效性,因为如果不及时调整风帆,航船可能随时会面临灭顶之灾。时效性表现在决策的各个阶段,首先要尽快收集分析关键信息;其次要迅速做出决策;再次要动态评估决策的代价与收益;最后要及时调整政策,以减少代价、扩大收益。

很显然,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有赖于四种能力:(1)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2)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3)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4)快速的调整转变能力。不管一种政治体制的四种能力有多强,在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决策,出现错误、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还要执意坚持追究出现政策偏差的责任,不是欠缺分析能力,便是别有用心。

 

新冠肺炎疫情的深度不确定性

毫无疑问,中国首当其冲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属于最后一种情况。疫情的深度不确定性表现在对三组关键问题的研判上。

第一,是还是不是?真的出现了危害性极大的未知病毒大流行疫情吗?首先要问的是,疫情涉及的是已知病毒,还是未知病毒?如果是已知病毒的话,就转化为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相对比较简单,可以运用已知的有效应对方式处置。一旦确定是未知病毒,要追问两个问题,它的传染力有多强?它的致命性有多大?如果传染力不强的话,哪怕死亡率很高,只需部署重点诊疗即可;如果致命性不大的话,哪怕传染力很强,可以当作普通流行性感冒处理。反过来,如果像武汉在2020年初面临的情况那样,未知病毒不仅传染力很强,而且致命性很大,就必须提出下一组关键问题。

第二,封还是不封?为阻断疫情传播,要不要采取最为严格的封闭措施?2020123日这一天注定会载入史册,因为这天武汉采取的全面封城措施,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恐怕都是第一次。如此当机立断、破釜沉舟,需要非同一般的意志力与决断力,与此后多国面临类似局面表现出的迟疑不决、贻误战机,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复还是不复?封城不是目的,而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极端手段,代价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天文数字的经济损失。疫情一旦出现好转势头,负责任的政府都会考虑,何时、在什么条件下复工、复产、复学?与“封还是不封”史无前例一样,对这组问题的判断,也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

深度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难度

在上述三组问题的研判上,对第一组问题的研判最为艰难,因为无论是一线医务人员,还是疾控专门机构、医疗政策的研究者与评论者、政府决策的拍板者,他们面临的局面都是“未知的未知”,最初做出的判断,往往是不正确的;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必须经过不断的试错调适。

先看一线医务人员。虽然他们是患者的最初接触者,但要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绝非易事。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被称作“疫情上报第一人”,她于20191226日至29日先后接诊发现几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27日,她把情况上报医院,医院随即上报区疾控中心。当时她比较确定,这是一种病毒性肺炎;但是具体是什么病毒,并不清楚;其传染性与致命性,更不清楚。1230日,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微信群中传播有关可疑病例的消息,说是确诊了SARS冠状病毒。SARS或非典是已知病毒。应对已知的非典疫情,中国已积累了成功的经验。20193月,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全国两会上对媒体表示:“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 该说法也许没有太大问题,但问题在于,2019年底出现的病毒与SARS病毒很不一样。2003年的非典危机,全国一共只有5327个病例,死亡349人,可见SARS病毒的传染力比新冠肺炎低得多。

如果2019年底、2020年初,政府当时不采取谨慎的态度,不等进一步的研究成果,贸然将新出现的疫情错误地当作另一次SARS应对,会不会因低估新病毒的危害性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即便对于负责流行病疫情防控的专门机构而言,当出现一种由新病毒引发的疫情时,认识其性质与危害,也需要一个学习、认识过程,不可能如某些人期待的那样,马上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

对另一种新冠病毒引发的疾病——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认识就是一个例子。2012922日,英国发现一例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次日,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其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系统对此进行了通报。925日,丹麦又发现5位疑似患者;同日,世卫组织发言人指出:新型冠状病毒不应被称为“类非典病毒”;此后一段时间里,它被称为“2012年新型冠状病毒”。929日,世卫组织称,尚无新型冠状病毒人际传播证据。9月底10月初,中国卫生部表示,不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输入的可能;国家质检总局则要求,采取措施,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但中国疾控中心以及相关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来看,这种病毒应该不会严重影响我国”,“不必为新型冠状病毒紧张恐慌”。107日,香港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致严重呼吸系统病的疑似病例;不过3天后疑似病例已被排除,中国卫生部再次表示:新冠状病毒不同于非典,且中国尚无此病例。英国花费了几乎两个月时间,到1115日才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完整基因组测序结果。当月,世卫组织报告,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6例,死亡2例。一直到次年2月中旬,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才达到10例。2013219日,瑞士研究机构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能够感染人类,但没有明确提及病毒在人际间传播的可能性。这时距发现第一例新冠病人已经过去了几乎5个月。而世界卫生组织当时仍坚持,暂时无法确定这种病毒能否持续在人际间传播。2013515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新发现病毒引发的疾病命名为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命名不大满意,担心名称可能会导致区域歧视,但还是默许此举。几天后,广东省惠州市发现了中国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确诊病例。从20129月到20136月,在中国,虽有媒体零星报道,但这个“2012年新型冠状病毒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至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有人在搜索网络时“惊奇地发现”,原来8年前中国已与“新冠病毒”打过交道了。

2019年,全球27个国家报告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其中大约80%的病例由沙特阿拉伯一国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对这种新冠病毒的判断是:“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传播,但迄今在世界任何地方均无持续性人际间传播情况记录在案。” 2020126日,即武汉封城三天之后,《中国科学报》发表了一位科学界作者的看法,“从目前的情况看,SARS的发病数发病率最高,MERS的病死率最高,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要比MERS的发病率高,但死亡率低。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否比SARS严重,需要未来疫情的发展来判断”。 这符合人们通常的思维方式:在面对未知现象时,习惯于借用已知的经验来进行研判。遗憾的是,已知的经验并不总是那么可靠。

不管怎么说,“2012年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已被证实相当低。试想一下,如果它刚出现时,某些国家的政府或世卫组织就紧张兮兮地在媒体上大张旗鼓地动员民众抗疫,不惜拖累经济发展,也要采取严格的封闭措施,今天的人们会如何评价?

另一方面,尽管世卫组织和各国政府在疫情判断上一直都小心谨慎,过去十余年,不少有影响的医疗政策研究者与评论者还是认为它们过于草率,多次造成虚惊一场。

2005年,美国医学教授马克·西格尔出版《错误的警报:关于流行性恐惧症的真相》一书,认为人们夸大了流行病的危害性。他指出,炭疽、疫苗短缺和SARS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可怕,即使出现,其风险也比车祸或冠心病致死率低得多。作者宽慰读者:“今天,发达国家公民的生活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人都更加安全、轻松和健康。现代医学几乎消灭了曾经是常见杀手的许多疾病。科学技术为我们防止自己身体不受伤害、保护我们的财产、并警示我们即将发生的灾难提供了无数种装备。除此之外,现代情报搜集技术可以在威胁刚刚冒头时便查明对我们安全的威胁。”

20093月至20108月,H1N1流感引发全球性流行病疫情时,美国和加拿大的不少报刊都发表专家的文章,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夸大了H1N1流感疫情,造成巨大经济社会损失。如加拿大《环球邮报》一篇文章的题目便是“虚报的大流行成本几何”。 虽然这期间也有人认为,世卫组织敦促准备充足的疫苗恐怕是必要的, 但由于指责的声浪太高,世卫组织不得不专门发表声明,回应批评它谎报疫情、为医药企业谋利的指控。

2015年,在《大流行?姑且听之:危险公共文化中的戏剧性事件》一书中,英国医学教授卡洛·卡达夫认为,大流行的危险往往是相关人士建构出来的,并不是现实存在的威胁。他建议人们,今后凡是听到大流行的警告,一定要抱着姑且听之的态度,不应盲信。

由于警告不断,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危及全球的重大疫情一直没有出现,不少专家认为,可以造成大量死亡的疫情已不再会出现。2018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播出的一档节目,题目就叫做“为什么病毒难以转化为致命的流行病”,其引言是,“寨卡病毒,禽流感,西尼罗河病毒,尼帕病毒:不断有人警告世界上有一种新的疾病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灭绝,但事实并非如此。”

直到20202月,当新冠肺炎的病例还集中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时,在欧美媒体上还不时可以看到一些专家的说法:不要夸大这种流行病的严重性,并提醒本国政府记取过往数次虚惊一场的教训。

世卫组织与各国政府对大流行疫情的判断一直相当谨慎,却仍有不少医疗政策的研究者与评论者批评它们,太多次喊“狼来了”;连“狼”真的来了时,他们也还不相信。试问如果这些人成为决策者,他们应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水平有可能会更高吗?

一线医务人员、疾控专门机构、医疗政策的研究者与评论者都是专业人士,在深度不确定的条件下,连他们都不可能马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同样的条件下,政府必须快速决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何应对?既要避免为虚惊一场付出沉重代价,又要准备出现最糟糕情况。这岂不是难上加难?初期出现误判几乎在所难免。既然如此,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不应追责,因为追责的假设是,行为人明知会出现某些坏的后果,却没有采取措施加以避免。现在国内外天天喊追责那些人强调有人“隐瞒真相”,其潜台词是:政府官员已经知道新冠肺炎的危险性,却没有及时上报,或没有及时公之于众。实际上,新冠病毒是前所未知的病毒,在疫情初期,几乎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科学依据,证明这种新型病毒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大流行。“真相”尚且不明,何来“隐瞒”之说?而在最终证实病毒可以人传人、且极有可能引发比流感更高的死亡率之后,政府立即向公众发出了警告,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最为严格、全面、彻底的防控措施,这还不够吗?有人能够做得更好吗?

因此,判断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质量,决不应着眼于决策早期过程有哪些失误,而应看在多短时间内决策者消除了不确定因素,以及深度不确定条件转化为确定条件后的决策后果如何。

中外疫情防控表现的对比

201912月底,武汉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不明原因”这个说法告诉我们,那时的情况充满了深度不确定性。仅仅十天后,国家卫健委专家评估组已初步确认新冠病毒,排除了第一个不确定性:不是已知病毒,而是未知病毒。2020112日,国家卫健委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可以使全球共享,比确定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基因组序列所花费的时间短得多。120日,国家医疗与防控高级别专家组排除了第二个不确定性,“有人传人现象”。次日,中国科学家评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人传人能力,排除了第三个不确定性:新病毒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不同,可能出现持续性人际间传播,也比确定中东呼吸综合征传染力所花费的时间短得多。这三大不确定性被排除后,湖北省于122日率先在全国宣布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两天后改为一级响应);123日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1号通告,宣布封城。相比2012-2013年一些国家应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表现,中国决策者消除不确定因素的速度之快,实在是可圈可点!

这样,到武汉封城时,对“是还是不是”、“封还是不封”两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基本上排除了不确定性,从“未知之未知”转向“已知之未知”。很快,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在129日之前相继宣布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并迅速压平了疫情曲线。到1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该组织最高级别的警报)时,疫情的性质以及疫情的防控已由“未知之未知”变成为“已知之已知”了。而那时,在中国境外仅仅发生了82个病例,无死亡纪录。 正如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总编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所言:“中国政府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决定封锁武汉非常果断,通过封锁武汉,中国能够让世界有时间来应对疫情,这不仅仅是正确的决定,同时也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他们应该如何应对疫情的紧急威胁”。

全球其它国家与地区,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就是在这种确定条件下遭遇新冠肺炎的,已经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与中国大陆各省市区相比,它们离武汉远得多,与武汉的人员交流少得多,医疗设施的水平普遍高得多。同在“已知之已知”的条件下,照说它们的疫情控制理应比中国大陆各省市区简单得多,表现应当好得多。但遗憾的是,现实并非如此。

截至202052日,除湖北以外的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的疫情防控表现总体相当好。不管是看确诊还是死亡人数,人口近4000万的福建省(356/1)比人口近2400万的台湾省(429/6)表现好;人口1250万的深圳市(423/3)比人口745万的香港特区(1039/4)好;人口1100万的苏州市(87/0)比人口565万的新加坡(17101/16)好;湖北的邻省(如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等)表现比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好。 欧美发达国家这次抗击疫情的表现更是令人大跌眼镜,如果计算每百万人口新冠肺炎死亡率,排在140个有数据可查国家头20位的,除伊朗外,全是最发达的国家。即使计算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死亡率,至少有10多个欧美发达国家排在中国前面,包括美、英、法。 与美国的纽约市(840万人)和纽约州(不到2000万人)比起来,即使是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市(1120万人)与湖北省(近6000万人)表现也好得多。

为什么新冠肺炎疫情已变为“已知之已知”以后,那么多国家与地区的表现如此令人失望?也许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说,除了“已知之已知”、“已知之未知”、“未知之未知”之外,还有一种“未知之已知”(Unknown knowns)。 出于侥幸心理也罢,妄自尊大也罢,自欺欺人也罢,患得患失也罢,视而不见也罢,其它缘由也罢,有人会拒绝了解他们本应能够了解的东西,结果“可知的已知”却变为了“未知的已知”;明明可以在确定条件下决策,却非要回到一般不确定条件、甚至深度不确定条件下闭门造车。一些国家白白浪费了中国为它们争取到的一两个月宝贵时间,这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个原因而错失抗疫良机,完全应该追责,而且应该一追到底。前面提到,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质量取决于四种能力: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快速的调整转变能力。而这四种能力的不足也是这些国家应对疫情不力的原因,这就不仅是追责可以解决的问题了,而属于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湖北、中国大陆肆虐一段时间后,从20202月下旬开始节节败退,越来越多的省市区下调应急响应等级。52日,随着湖北省宣布将突发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至二级,全国31个省区市均宣布解除一级响应,其中绝大多数已降至三级或四级。即使还存在疫情反弹的风险,但我们已不太可能再会回到深度不确定条件下。

然而,未来30年,深度不确定的情况也许还会频繁出现。疫情过后的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中美经济是否会脱钩?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会受到多大威胁?美国会不会联手它国为中国拉起一道新的“铁幕”? 现在,恐怕谁也没有把握回答这些与中国关系十分重大的问题。除此之外,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结构、金融危机、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也会长期困扰中国与世界各国。既然越是重要的事情,越是涉及众多利益相关方的事情,越是影响久远的事情,不确定性越严重,各个领域学者应该携起手来,积极推动有关深度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研究。

(编辑  宋斌斌)

 



* 王绍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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