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叠加了经济、社会、地缘政治、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种种动荡、冲突和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在所有国际问题的背后，根本的问题是21世纪世界的发展将由什么力量来引领。

2022年，党的二十大成功召开，它不仅将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将为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

党的二十大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党的二十大的重要性可以看历史上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这是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由毛泽东倡导并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政治、军事、发展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出独立自主的理论体系，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论基础。

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也是十年时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了党章。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党的二十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写入了党章，推进了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论指南。

二十大结束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忘初心，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因此，党的二十大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富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注重其普遍性。相对比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强调的是中国特色，是特殊性。这次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定义是一个巨大的跃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工业文明以来，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实际上最后现代化变成了西方化或者美国化，但是西方化、美国化能解决多少人口进入现代化呢？目前进入发达国家的人口不到10亿人，西方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中国拥有14亿人口，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没有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我们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国文化。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是平衡，表现为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协调、人与自然的平衡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平衡协调，具有浓厚的中国智慧，有望解决西方现代化无法解决的问题。

现代化的核心是“化”，重构与工业化新型生产力相匹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先发的西方现代化国家都逐步建立了与工业化相匹配的资本主义制度。

近代中国从泱泱农耕文明大国沦为落后挨打的弱国，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也在追求工业化、现代化。但是无数探索都没能改变中国四分五裂、民不聊生、饱受列强欺凌的衰败状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苏联建立了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北京大学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敏锐地看到新路：在全球资本主义格局中，欧、美、日本工业化的老路在中国已经走不通了，中国应该走苏俄道路，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从此拥有了先进的政党力量，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有崇高政治理想、严明组织纪律和优秀分子的新型政党；是中国五千年文明、马列主义、现代文明等所有先进文明的集大成者，它带领人民在百年改天换地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进化，它超强的领导力、组织力、动员力和自我革命能力展示了走在时代前列的现代化政党水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先进政党带领下，通过建立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因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制度再造、系统重构，其“化”的原理与中国古代哲人老子所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相同——寻找到人间正道，有了1，后面的0会越来越多。

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力量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先进理念与本国历史、文化、社会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境遇有机融合，创造新思想、新文化、新社会和新人；然后让组织、制度和人民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动态演化、不断升级，不断进“化”……

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断“化”的动态过程，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地“化”的内生动力是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和中国人的现代化的不断迭代升级。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三个支撑力量，第一是政党的现代化，第二是制度的现代化，第三是人的现代化。

政党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马列主义政党，在带领全国人民改天换地的百年奋斗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今天所拥有的力量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党有近一亿党员，拥有先进的理论和严密的组织。中国共产党还拥有先进的文化，是5000年中华文明和人类先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西方的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它们和资本结合以后，沦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真正为全体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及在近几年脱贫攻坚、抗击疫情中，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并且拥有在工作实践中不断修正错误的能力，只要干事就会有错误，没错误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党有修正错误的能力。在这样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就越战越勇，展现出卓越的执政能力、领导力、组织力、规划力、行动力。

我们拥有整体大一统的制度，上下联动，中央可控，我们的改革常常是中央定一个目标方向原则，地方去推动探索实现路径，因为中国太大，发展不平衡，治理能力也不平衡，一刀切的方案不会成功。比如医改。对比2009年奥巴马的医改法案，它是一个法案，而我国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央确定了改革的方向原则，具体怎么干，各地先行尝试，然后再将典型经验推广实施。而奥巴马的医改法案为了能在国会通过，改革力度不断减少，最后通过的方案空洞无力，最后还被下一任特朗普推翻了。美国医改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仍然无法真正改革，充分暴露出美国制度的障碍。在中国，我们医改十多年，取得的进展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各地探索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和路径。这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前追后赶、左右监督，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大一统的中国式的改革发展方式，既保证了中央政府把握方向和目标，又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地制宜探索改革路径，中国一直处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发展过程，虽然会遇到很多新问题，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进步得非常快。

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勇毅前行，展现出卓越的领导力、组织力和行动力，既传承马列主义和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又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能够不断自我更新、自我革命、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领导力量。现在我们面临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智能化、大数据是新的生产力，有新的生产力加持， 未来中国共产党的迭代速度、更新能力会更强。

制度的现代化

先进的政党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制度，跃进到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70多年来，我们遇到的种种挑战，主要是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不匹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集成了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主义、天下大同的优秀思想，颠覆了人类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建立了人民政权，工人、农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我们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医院，新中国的一切，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崭新的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先进的制度。

尽管这个先进的制度在当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仍严重不匹配，但我们依靠先进的制度，解决了现代化发展中的各种挑战，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发展生产力，走出了新的现代化道路。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上启动了经济建设，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把金字塔的社会阶层结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一个平等的社会，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一切发展都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为实现现代化扫清了障碍。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是市场经济的原创国，历史上中国的农耕经济曾经是当时的时代条件下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每个人都是市场的交易者。政府采用轻税薄赋，清代税收占GDP的比例一直在1%和2%之间，远低于同时期实现工业化的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它们的税收占比都是两位数，国家财政占近30%的GDP。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但是中国当时经济总量的90%以上是农业，于是我们创造了新的农村集体生产制度——人民公社制度。通过这样的组织形态，我们把分散的小农集中起来，降低交易成本，以交公粮的方式完成了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积累。中国的税负从原来占GDP的1%-2%，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的30%以上。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全国人民进行几十年艰苦奋斗，是那一代人从牙缝挤出来的税收，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积累。

到改革开放时，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才明显下降。近年来，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上，土地财政对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它支撑了我国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超速发展。土地财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红利”。

人的现代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国人民展现了一流的国民素质，科学理性、遵纪守规、无私奉献、团结互助、积极乐观、不屈不挠地与病毒抗争。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人需要提升人力资本，它包含教育和健康。而投资教育和医疗都需要巨额资金和专业人才，这是发展中国家无法提供的。所以容易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依靠制度创新，中国探索出了人力资本跨越式提升的新路。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国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动员群众相结合”卫生方针，这是一个伟大创新，中国共产党动员组织人民改善了贫穷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开创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和三级医疗保健网等先进医疗制度，迅速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

同样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和农民中文盲比例极高，提高国民素质和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进行国民普及教育。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以夜校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展扫盲运动。知青上山下乡，也是极大地带动了整个农村的教育、医疗水平的改善。像习近平总书记他们那代知识青年，为农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在全国，特别是在广大农村普及了初等教育和基本医疗，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世界领先，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像中国这样普及了全民教育和医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红利。我们最早将男女平等写入《宪法》，大大地提高了女性的地位。现在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了男性，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世界第一，遥遥领先。我们在教育、健康、生育率方面的相互促进，使得我们越过了“马尔萨斯陷阱”，把庞大的人口转成了人力资本、人口红利，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

发展的初心是什么？虽然人力资本的作用很早就被经济学家认识，但都是把人力资本作为一个投入品、作为一个生产要素，而人力资本增长所蕴含的深刻社会变革的含义，并没有被充分认识。人力资本的增长就是发展的实质，我们若仅仅算GDP格局小了，有了GDP不就是为了保障人们的健康、教育和幸福吗？中国式的现代化跳出了西方单纯依赖GDP的模式。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年代能领导和组织人民，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人民教育和健康的福利，这对发展中国家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新时代的中国在不断探索。2012年中国开始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明考察的时候说，“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现阶段，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2岁，已经超过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76.1岁），而我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6，人均医疗费用是美国的1/10。

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70多年来，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新国际环境和新生产力，中国持续不断地“化”，不断调整和匹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国家。

由于政党、制度、人的现代化以及信息化时代带来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现代化赶上了智能化的新机遇，我们先进的生产关系不断促进新的生产力发展，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目前我们在信息化应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中国拥有最完整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础设施建设均走在世界前列。我国有最大的手机用户人数，是全球唯一一个拿着手机可以搞定消费和服务的国家。

面对数字革命的新趋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是数字中国建设的蓝图。我们将组建国家数据局，由新的领导机构全面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未来数字就是最大的财富，14亿人产生的数据就是无与伦比的财富。目前国际上没有其它国家能快速推出这样的规划，并成立新的机构实施规划。

这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地匹配，不断与时俱进。政党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促进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科学技术发展和进“化”。

传统计划经济的出现，是要解决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过去计划经济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没有信息技术的落后生产力制约了精准有效的计划经济。

在未来的大数据平台上，我们可以做更精准的计划，既让每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又能够有组织、有计划地生产，从而避免因盲目生产引发的经济危机。在我看来，中国与美国、西方竞争的本质是文明的博弈，即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竞赛。美国是近代工商业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但是在信息化的时代，资本主义文明落后了，原因在于它的政党制度和社会制度无法匹配信息化、智能化社会所需要的生产关系。

而中国拥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加上西方的工商业文明，再叠加信息化、智能化，中国将创造人类文明新的形态，这是一个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集大成的新文明形态，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借鉴了近代人类文明的精华，她包罗万象，又气象万千，充满生机和活力，且不断地迭代升级。应用大数据和智能化手段，未来能够全方位地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形成整合力量、综合决策、组织实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和科学评估的正反馈智能体系；在海量数据的支撑下，不断提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形成系统、综合、协调的全新智慧社会主义。中国将创造出智慧社会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充满自信地向世界宣告，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让14亿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更大的目标是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探索与世界分享。

进入新时代，中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的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愿意同全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也是人类几千年来的共同梦想。

（编辑  宋斌斌）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要求。40余年来，在改革中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2020年达到了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性愿景。但近些年来收入分配、财产配置差距的扩大和一部分群众的抱怨也趋于严重，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8年高达0.491，后有所回落，2020年为0.468。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中收入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5年为2.9倍，2005年为9.2倍，最近10多年间一度达到20倍之多。

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017年研究结果，2015年中国最富10%人群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为41%；最富1%人群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为14%；财产分布情况，2015年中国最富10%人群财产占全部财产的67%，最富1%人群财产占全部财产的30%（世界银行认为最富者财产占41.4%）；最富1.06万人的人均财产为16.23亿元。而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①

从当前情况看，中国财富的集中度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分配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种收入和财富配置的不公平现象，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2021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委第10次会议上指出，我国已发展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要求到“十四五”末，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分配差距问题，在基础理论层面就“公平与效率关系”讨论了多年。“公平”体现在规则和过程上，和“效率”没有矛盾；但分配结果的公平（准确地说是“均平”）程度如何，却需要和效率之间作出合理的权衡——如果过于平均，那就没有激励；如果过于悬殊，会使弱势群体产生不满，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要按照“结果的均平化”这个趋向做适当的调整。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规范和优化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三层次分配制度机制建设

初次分配主要体现的是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关系，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创造价值（体现为收入流和社会财富），以要素报酬和生产税的形式分配到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政府以流转税介入而筹集收入，兼有弱调节。在整个社会再生产中的初次分配环节，应该首先注重在分配导向上激励创业创新、“做大蛋糕”，更多地强调保护产权和劳工权益，坚持制度规则和过程的公平正义合理性。在这一领域，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导精神，应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在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种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市场机制和规则在这一阶段发挥核心作用，资源有效配置和保证市场效率是该阶段的基础条件，建立有序、公平、竞争充分的市场，是保证初次分配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按要素合理分配的关键性前提条件，政府介入有弱调节。

再分配中的政府主导特点则非常明显，政府须有更多参与以求“分好蛋糕”，主要体现为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居民关系的调整及社会成员所得“蛋糕”份额的变化。财政分配，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介入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方式，特别是以转移支付和直接税两大手段。在处理政府和企业（市场主体）、中央和地方、公权主体和公民（实际就是政府体系和社会民众）这三大关系上，财政是一个利益调节的交汇点。中国的现代化所要求建立的现代财政制度，要稳定而尽量合理地形成支撑这一分配过程健康可持续的基础。

第三次分配，非政府主体可作积极贡献的公益慈善机制，政府予以鼓励和引导。属于社会治理概念下的“自调节”机制，进一步解决“分好蛋糕”的问题。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系统工程之第一阶梯：初次分配

导致初次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主要表现在：首先，行业与所有制背景下的薪酬差距。其次，不同所有制下“同工不同酬”的差距。

优化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可积极地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第一，依法优化市场秩序，基于保护产权和公平竞争原则，充分发挥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第二，厘清政府主体“权力”和市场主体“权利”的边界，激发市场活力。第三，在深化改革中重新定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的政府部门职能。第四，政府在引导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合理确定政府补贴政策的贯彻机制，明确目标，与市场结合，通过清晰、严格的制度规范，把政府补贴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合理地融入要素流动的竞争性市场。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系统工程之第二阶梯：再分配

再分配领域政府调节作用则需要明显加强，以促进“分好蛋糕”。政府介入再分配，最主要的调节手段，是财政税收工作系统的转移支付和直接税。在我国，税收以间接税为主，再分配功能有限，转移支付调节比较乏力，甚至某些再分配政策实施中存在逆向调节问题，不利于有效调节、缩减居民收入差距。

首先，现行财政支出配置对居民收入再分配调节作用有限。其次，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还较弱。

聚焦表现，我国税收调节收入差距力度较弱，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出不足：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应发挥的“抽肥补瘦”再分配功能还远未到位。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2018年的最新一轮改革主要对工薪等四种劳动所得实行7级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级距设计不够恰当，最高边际税率维持在45%高位，导致税负不够合理，总体而言，中等收入阶层以上的劳动收入成为收入调节的主要对象，负担了较大部分税收。特别是专家型知识分子的薪酬、稿酬、劳务收入与知识产权收入“归堆”综合后，实际税负大幅上升，在形成对劳动收入的税收歧视的同时，也造成高科技企业为防人才团队成员“用脚投票”而不得不在竞争中提高人才用工成本。由于税制设计的问题和缺陷，使得原本是调节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却主要调节工薪阶层和专家型知识分子，而且覆盖面仅几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左右，年度个税收入仅占税收总收入的6%左右，致使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主体手段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差距悬殊的负面影响，导致收入再分配的不力。

财产税

财产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很低。房地产税改革试点还只在上海、重庆两地“柔性切入”，多年来迟迟未能启动国家层面有中央决策明确要求的立法程序。我国现行财产税主要包括车船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种。财产税一般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税种，近些年随修订税制和经济社会发展，尽管这项收入增长加快，但总体而言比重仍然较低，尚难以成为收入调节的主要工具。为优化收入再分配，税制改革方向是加大财产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占比。房产税（房地产税）属于财产税，具有支持形成地方税体系取得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调控房地产市场等多方面的作用。目前我国住房保有环节的房产税只在上海重庆两地进行试点，而且只涉及增量或以增量为主，远未全面铺开。2011年1月28日，国务院批准上海和重庆作为试点进行房产税改革，上海市政府和重庆市政府分别发布了《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行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暂行办法》，对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内容作出具体规定。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调节力度有限，但毕竟是敢为天下先的改革试水，取得了弥足珍贵的本土试点经验。2014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此试点基础上要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但其后相关立法进程始终未能加快，迟迟不能正式启动一审。2021年8月17日，中央重要会议促进共同富裕指导精神公布后，积极稳妥推进立法和做好改革试点工作，扩大试点覆盖面“双管齐下”的部署已浮出水面，2022年又因故按兵不动，具体进展还需拭目以待。

遗产和赠与税

遗产和赠与税缺失。此税种直接面向的是那些不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巨额存量资产的高收入阶层，它的出台既可以缩小由于代际和偶然原因而造成的个人收入差距，同时也倡导个人要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收入的正确理念。目前我国遗产和赠与税尚未进入议事日程，但相关文件已提出要“研究开征”。作为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条件，需大力健全财产保护制度、财产实名登记制度等相应的管理制度，并积极考虑在配套改革中首先确立官员财产的报告与公示制度，另外作为将来出台时的配套事项，亦应一并设计赠与税，并大力加强公益性基金会的规范化制度建设，以引导富裕阶层在交遗产税和捐赠公益慈善的“二选一”中，更为自觉地考虑多做公益。

消费税

消费税应有的调节居民消费结构的功能有待完善。我国消费税是一种特别消费税，选择了部分消费品征税，其主要目的在于引导消费、保护环境、调节收入分配。近年来，消费税的调整更多从调节消费、保护环境方面出发，而对其收入分配功能的关注相对较少。首先，消费税征收范围较窄。消费税对烟、酒、实木地板等十几个税目进行征税，部分高档消费行为还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例如高档卡拉OK、高档洗浴、高档餐饮、高档会所等。随着“营改增”的全面覆盖，应在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部分高档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充分发挥消费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其次，我国消费税部分消费品的消费税税率较低。为发挥消费税应有的调节居民消费结构的功能，可以调整部分消费品的消费税税率，时下的重点是：提高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的消费税税率，使其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考虑资源环境因素和收入分配作用，应对高档实木地板设置更高的消费税税率；调整乘用车消费税税率，发挥其抑制消费、保护环境、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仍存在的缺陷使其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受限。社会保障也是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在调节收入分配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诸多问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不足，发展不均衡，相关制度设计尚不完善，不利于社会保障功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系统工程之第三阶梯：第三次分配

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个人和企业出于自愿，在习惯、道德、伦理、教化以及机制的驱动与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主要内容是公益慈善，形式可以呈现为满足社会所需的多样化，但最终结果是通过收入阶层中的较富裕人群的资金流向相对贫困人群而实现社会收入转移，以此来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补充。第三次分配是为共同富裕提供“分好蛋糕”的必要补充——它既是辅助性的，又与前两次分配一样，也是不可缺少的。

优化第三次分配的路径：

第一，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为第三次分配奠定持续资金基础。在2021年8月17日中央关于推进共同富裕和优化三次分配的指导精神公之于世之后，中国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已受到各方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关注，亟应纳入全面配套改革，做出积极稳妥的立法与制度建设。

第二，加大个人捐赠的税收抵扣额度，调动个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中国现阶段个人捐赠所能够得到的最高优惠扣除额度为30%，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个人捐赠的扣除率都达到了50%，甚至是全额扣除。如果说遗产和赠与税能够通过提高不捐赠的成本来倒逼和引导催化捐赠意愿，推动第三次分配的发展，那么加大个人捐赠扣除额度势必能够有力地引导和提升许多自然人的捐赠意愿，以此来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第三次分配中来。

第三，建立超额捐赠结转制度，为大额捐赠开辟道路。为了管理的便捷和默守相关既成规定，中国现阶段选择一刀切不准予超额结转，制约着大额捐赠进入第三次分配，亟应改变。

第四，合理简化免税退税程序，切实保障捐赠的税收优惠较便捷地落到实处。从已有数据上来看，我国办理退税和免税优惠的第三次分配捐赠主体占比非常低，纷繁复杂的步骤，再加上办理每一个步骤的艰辛，直接导致许多税收优惠实际上形同虚设，并没有能像学理分析中那样切实降低捐赠的成本和提高捐赠积极性。

财税制度中直接税改革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重要始发环节

在复合税制组合中，直接税的作用更多体现为筹集政府收入的同时调节收入分配，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直接税的调节作用主要是按照支付能力原则“区别对待”，在社会成员收入必然有高低差异的情况下，直接税使有支付能力的、更为富裕的社会成员，对公共金库作出更多贡献。进入公共金库的资源，再通过规范的预算安排、以财政分配形式转为扶助弱势群体的支出，去倾斜式增进低收入社会成员的福利。直接税这种遏制两极分化趋向的功效，使其在社会分配全流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首先，要改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模式。在2018年改革已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基础上，继续兴利除弊，制定更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和税率。在把工薪所得与其他收入尽可能综合的基础上，下一轮改革须在已把四种劳动收入（薪酬、稿酬、劳务收入、特许权收入）纳入“综合”税基的前提下，适当增加非劳动收入进入“综合”覆盖面而接受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同时要简化超额累进的税率档次，拉大低档间距，降低低档税率。在体现量能负担原则的同时，亟应顺应国际竞争、人才流动的开放局面，运用供给侧理论创新的成果，显著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从现在45%的水平，最好能降到与企业所得税率25%拉齐）。坚持实行全国统一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按照年度综合收入，适当考虑纳税人家庭赡养人口、子女教育、住房按揭贷款月供的利息负担等因素，作专项费用扣除。

其次，在国地税务机关合并基础上，明确地将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权限归于中央，在增强国家调控分配能力、配合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需要的同时，经规范程序确定部分地方的特殊政策（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区）。

第三，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改善征管手段，建立和优化以个人自行申报为主的申报制度，统一个人纳税编码，建设覆盖全国的税务网络系统，全国共享个人税务信息资料，堵塞征收漏洞。加大对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监管查处力度，增加偷逃税款的成本和风险约束。

房地产税改革双管齐下，试点扩围可在一部分中心城市率先实施

中央早已确立在住房保有环节开征房地产税的改革任务，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迟迟未能推进。2021年8月17日的中央重要会议之后，按照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做好改革试点工作，在上海、重庆两地试点基础上，以五年为期扩大试点范围的“双管齐下”部署，房地产税改革有望加快进程。在全局配套改革和追求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应全面总结房地产调控经验，积极考虑把这一税制改革任务纳入打造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所需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未来试点扩围可在一部分中心城市率先实施，全国性的立法一俟得到全国人大审批通过，住房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可率先在一线城市实施。这样既有利于打造地方税主体税种、构建地方税体系，为中央与地方间分税制度框架下的收入划分创造更好条件，进而推动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的实施与深化。

研究开征赠与税和遗产税

遗产和赠与税属于直接税，是社会财富“抽肥补瘦”式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它直接面对高收入阶层，可以抑止居民通过非个人努力取得继承的财富而暴富，有利于缩小代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共同富裕”导向下，我国应该积极研究如何推出该税种，以求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财产配置的作用，促进公益性基金会等第三次分配主体的形成与成长，并引导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增加收入。另外，征收遗产税还能从完善税制的角度阻抑“灰色”“黑色”收入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部分收入处于灰色或黑色状态，由于个人所得税只能作用于透明收入，对不透明收入难以发挥调节作用，因而对不透明收入的调节可以更多依靠遗产税在财富继承环节实现。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结合税种特点来看，开征遗产税可以把遗产人生前的不透明收入也纳入其中，从而弥补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的不足。

加快推进消费税改革

消费税属于流转税领域带有较特殊“定向调节”动能的税种，也有促进收入分配优化、遏制收入差距过大悬殊的一定调节作用。首先，我国应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征税范围。在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方面，不仅要增加一些奢侈、炫耀性消费项目，如私人飞机、私人游艇、高档娱乐活动（如夜总会）等，还可以包括一些高端消费行为，如桑拿洗浴、高尔夫球等。其次，要调整消费税的征税环节。目前我国消费税主要实行生产环节单环节征收，有些企业通过设立独立核算的销售公司，先以低价把产品销售给销售公司，然后由销售公司按正常价格对外销售来规避消费税，形成偷逃。可通盘考虑把一些消费税推到销售、消费环节征收并于其后交地方，以此助力地方税体系中增加收入来源。

配套改革是财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制度性倚托

主要包括：

1.优化调整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轨道上，使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2.赋予地方政府与履职相应的财权，加快构建地方税体系；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4.以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合理提高居民转移性收入；6.深化教育、科研管理体制改革；7.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多元化供给模式；8.积极推进收入分配法律制度体系建设；9.改革现行工会组织；10.探索建立全社会收入分配预警体系。

（编辑   季节）

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稳定。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再次强调，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明，理解贯彻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总体要求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目标。站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重要时间节点，以落实空间布局和近期规划目标为依据，本文从协同增长格局、创新生态建设、产业创新活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互联互通等方面进行分析，理清实现远期目标需要进一步攻坚的重点和难点，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022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时间节点

《规划纲要》构建了极具张力的空间结构。《规划纲要》有关空间布局分五个层次展开：一是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为核心。香港与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珠三角九市为整体，形成港深，穗佛与澳珠的三个极点，带动轴带网络化发展的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中心；二是实施中间突破、带动两翼的战略，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和两个经济特区，形成珠江口东西两岸一体化发展；三是构建新的沿海开放带。统筹珠三角九市与粤东西北生产力布局，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峡西岸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联动发展格局。未来20-30年，东南沿海地区将形成绵延上千公里、跨越三省和两个特别行政区，长达上千公里的东南沿海，十几座城市错落有致、串珠成链的世界级沿海大都市带，战略意义重大；四是沿海大都市带向内带动，深化与中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合作交流，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辐射东南亚、南亚重要经济带，加强大湾区对西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从（图1）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会产生的重大的空间布局效应，规划设定了以沿海大都市作为西南三省一市和中南地区的出海口的目标；五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目前，北美与东亚仍然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心和重要的贸易对象。伴随南亚、中东与非洲经济进入持续稳定的发展期，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快速扩张的市场潜力，将使我国对外贸易重心发生转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将对我国及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

图1 粤港澳大湾区核-圈与沿海开放城市带对西南和中南地区的辐射带动

《规划纲要》要求到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粤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区域内生发展动力进一步提升，发展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一是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城市群发展格局基本确立；二是创新要素加快集聚，新兴技术原创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显著提升；三是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和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迅速增长，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四是基础设施支撑保障能力增强，城市发展及运营能力进一步提升；五是绿色智慧节能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初步确立；六是粤港澳市场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提升。

整体看，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目标的实现度很高，围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努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客观上受三年疫情的影响，目前粤港澳市场互联互通水平还需要加快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中心突破带动两翼发展格局

《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大湾区建设实现中心突破集中表现为：珠江口两岸前海自贸区建设、横琴自贸区建设和南沙自贸区建设，加上正在规划中的深港河套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构成了以珠江口为中心突破的四个重要空间节点的快速推进。不仅如此，香港向北发展的空间规划布局进一步增强了珠江口中心突破的力度。

四年前《规划纲要》发布的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动了 《香港2030+》城市规划的调整，明确了向北发展的三个主轴与深圳空间衔接的重点区域。规划预留了港珠澳大桥与深圳的联结点，在西部洪水桥经快轨接入深圳前海。2024年，深中通道建成后，珠江口将形成一个全闭环的交通体系。远期，深珠城际跨江大桥建成，三座大桥会构成珠江口两个小时的通勤圈。这一重大系统工程的完成，极大地提升了珠江口城市圈的地位，并为中长期沿海开放带的建设发展奠定强有力的支点（见图2）。

图2 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区域一体化

从目前的进展看，《规划纲要》中心突破的空间发展格局进展较快，相关城市协调发展得力。值得一提的是，广州与佛山同城发展的潜力，为珠江口的中心突破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珠江口底部支撑，为正在整体规划实施的粤港澳大湾区演绎出精彩的篇章。

《规划纲要》实施以来，东西两翼展开进步显著。特别是粤西湛江茂名等城市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主导产业发展方面有了令人瞩目的进展。随着宝钢湛江基地全面投产以及巴斯夫重大化工产业项目开工建设，粤西正在成为我国华南地区重要的钢铁与石化基地，必将对大湾区城市群产业升级、城市功能转变和产业布局调整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粤东地区启动了大规模交通路网建设，粤东城际铁路“一环一射线”5个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获批，项目建设工期4.5年，总设计概算约为509亿元。汕汕高铁、汕梅高铁、厦深高铁、汕漳高铁、广澳港铁路等连接，粤东地区内部汕潮揭三市串珠成链，向西与珠三角、向东与夏漳泉和向北强化粤赣联接水平将大幅提高。“十四五”期间，广东沿海高铁和高速公路建设，将分段实现起于广西北海防城港、止于福建厦漳泉1000余公里的顺畅联结，实现串珠成链的目标。

大湾区初步形成高质量协同增长格局

一是产业协同培育高端产业集群。依照《规划纲要》的要求，广东着重推动各个城市各有侧重，分工合作的产业统一规划发展，注重打破恶性竞争，形成有分有合的一体化分层次的产业集群。目前广东省在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和AI等重大产业领域形成了产业集群跨城市协同发展的趋势。在珠江口开展三大自贸区合作建设的同时，大湾区核心地域构建跨越珠江、涵盖澳珠港深莞穗六座城市的创新走廊。这里汇聚着创新节点上几十所高校与国家重大科学基础设施，以及上万家创新企业，着重推动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中心融合。

二是创新追赶成为引领湾区一体发展的引擎。我们从图3中可以观察到，大湾区城市中，发明专利授权存量较低的城市，发明专利增长速度高于发明专利存量高的先行城市，构成了创新追赶趋势。大湾区核心城市的产业扩散带动了创新扩散，东莞、惠州、中山、江门、肇庆、佛山、珠海等城市的发明专利申请增长率已经超过广州，接近深圳。由于城市之间的创新追赶，实现了更加有序的产业扩散和均衡布局，造就了城市间分工协同的产业集聚和“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放大效应。

图3 大湾区城市间的创新追赶

三是加快珠江西岸发展，推动空间均衡。实现城市间均衡发展对大湾区建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整体看（见表1），目前珠江口的七座城市占了“2+9”经济总量的2/3，但珠江口西岸的珠江、中山、江门三座城市所占份额仅为8%。过去20年，深圳和东莞占比从13%上升到32%，而珠中江三市，差距从4个多百分点上升到24个百分点。决胜于珠江口西岸是大湾区建设中心突破带动两翼发展的战略制高点，进一步加快穗佛与深莞产业向珠中江三市扩散，实现跨越珠江两岸的产业共生。

表1 珠江口东西两岸经济比较

四是加快推动制造业均衡发展。数据分析表明，2011年，珠三角九市有三个产业高度集中于三座城市，产业分布极不均衡。以计算机通信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集群高度聚集于深圳，家用电器产业高度聚集于佛山，汽车产业高度聚集于广州。过去几年，三大城市的三大产业有序向周边城市扩散。电子信息产业从深圳向东莞和惠州扩散，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产业规模出现倍增，形成了全球顶尖的计算机通信和信息产业集群。随着深圳和广州新能源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跨越式发展，已经形成全球最大的细分化产业门类最为齐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值得关注的是，新能源汽车是横跨汽车机械制造、汽车电子与信息产业的新兴产业，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和产业技术创新的张力，将对广东产业升级产生长远的积极影响。

大湾区协同创新生态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大湾区科学论坛致贺信时明确要求，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定位要围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努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十四五”期间，国家加快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特别是依托设施集群，建设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北京怀柔和粤港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有很强的外部辐射效应，能显著提升所在区域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有利于提升所在区域的人才环境，吸引大批高端人才和企业，持续支撑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均衡发展的本质在于创新。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正在呈现多点突破态势，以两廊两点为主体的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建立。深圳光明科学城、东莞松山湖科学城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重大平台建设全面提速。对大湾区的产业转型升级起到了积极作用。港澳科研机构和人员可共享使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17个基础前沿类专项全部对港澳开放申报。鹏城国家实验室进展顺利，广州国家实验室挂牌成立。大湾区院士联盟在香港成立。香港、澳门在脑科学、智慧城市、物联网等领域的20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内地合作不断深化。

大湾区在国家创新地理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过去20年，我国城市间创新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深化。自2000年以来，北京、上海和深圳就是我国跨城市创新合作的三大核心节点城市，近年来，广州、佛山、东莞、珠海及中山相继成为跨城市创新合作的节点，大湾区与京沪及长三角城市间的创新合作日渐活跃，是我国创新活动最突出、最活跃的区域。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核心城市科研能力、科研成果与产业扩散，与周边城市共同放大了科研创新和产业创新。过去5年，粤港澳三地科学家合作发表的科学论文所属学科门类持续增加，论文数量和质量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爆炸式增长。

世界科技进步的历史表明，创新高度依赖于认知能力，通过提升认识能力取代简单经验积累，是实现可持续科技突破的基础。大学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一个地区创新水平的高低，不仅仅决定于创新支出，更决定于创新人才的培养，科研论文的生产，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与经济发展关系紧密的应用学科数量和质量是一个重要指标。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和建设科技创新高地，离不开丰富的教育资源与高度聚集的人才。大湾区大学与科研机构的发展存在着历史短板，《规划纲要》为大湾区提供了弥补短板的历史性机遇。办大学、办好大学，建设合理的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合理分布，研究型与实用性多层次大学体系已经成为大湾区创新发展的重中之重。

大湾区原创能力增强，传统产业升级，核心竞争力提升

2019年，《中欧关系战略展望》对中欧贸易与技术关系进行系统评估，欧盟在消费电子和服装等产品上严重依赖中国。其中，相机、多功能打印机、闪存卡和服装等最终产品对中国进口依存度在40%以上。虽然缺乏大湾区与欧盟经贸关系的详细数据，以中欧经贸关系分析来看，大湾区与欧盟的经贸关系，以我国中低端消费品出口为主。这足以显示出，大湾区城市群增强新兴技术原创和转化能力，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必要性和迫切性。

《规划纲要》实施以来，穗深两市率先向产业前端、附加值高端发展,力求依托于巨大的芯片市场需求和初步形成的芯片设计优势，由低向高地拓展芯片全制造产业链。从现有进展看，未来5-10年，大湾区有可能成为与京沪并驾齐驱的中低端芯片产业生产基地。从创新产业集群看，深穗已经成为全球产业规模最大，内部分工网络最发达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见图4）。此外，大湾区在AI、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合成生物学和生物医药产业等新的高端产业也取得了可喜进步。

图4 广东省各市新能源汽车专利申请数分布

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步显著

过去十年，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前所未有的活跃。一个重要因素是城市之间、区域之间的联系空前密切，其中既有体制机制改革的因素，也是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更加现代化的反映。省市发明专利的增长，与城市之间的连接密度有极大的关系。从需求管理的角度看，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投资是带动当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从供给侧分析看，提高城市联系的便利性会增强城市之间的创新连接，人员流动越便利，城市之间创新合作和相互溢出的知识流就越大，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在内的创新合作会成为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009年，广东开通了一条动车线，连接穗深，经停东莞。尽管这是中国动车盈利最高的线路，但是大湾区轨道交通密度很低。2016年大湾区轨道交通开始成网，高铁动车网络密度逐年提高（见图5）。目前，这一地区通车里程已经是全国省级单位之首。在过去两个五年规划基础上，按照广东 “十四五”交通规划，交通方面投资大幅增长，这将极大地推动湾区城市一体化。值得注意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集装箱吞吐量、机场货邮吞吐量已经远高于东京、纽约和旧金山湾区，排在世界第一位。

图5 2009（左）和2020年（右）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高铁网络联系对比

探索消除制度性障碍和强化互联互通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三种货币和三个关税区特点，构成了开放的多样化。实践中存在着由于制度和标准不统一，带来难以实现有效衔接的劣势。三个关税区并存着三种不同规则，缺乏统一的上位法规时，粤港澳三方联系就会不顺畅。空间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引力模型”，用以分析城市和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强度，其中关键是分为质量和距离两大类因素。质量越大，相互间联系越密切，两个地区的GDP越高，贸易额就越大；而距离越远，贸易联系越弱。现实中的距离，除了交通条件外，最主要是经济活动的规则与机制的差异造成的距离。由此可以看出，推动三地经济运行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制度性开放是消除减缓制度障碍的重要措施，积极探索如何实现三地不同的规则和标准顺畅转换对接，这是制度型开放的基础工作。

中规院深圳分院原总规划师罗彦博士运用引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现实当中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和机制与规则不衔接，构成了大湾区城市间事实上的“墙”，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深圳和香港最近距离只有几十米，但规则机制及标准不衔接造成的距离大于500公里，有效连接程度只相当于理论值的1/72。澳门与珠海之间的联系要顺畅一些，但有效连接程度也只是1/27。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珠三角城市间也存在厚薄不均匀的隔离墙，九座城市之间总体联系密度也只是理论值的1/3，有的是路不通，有的则是制度建设问题，不合理的地方保护产生的制度限制。未来大湾区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和统一市场建设不仅要修路，要建设发达的通信网络，还要拆除制度隔离的墙，破除一切有形无形的制度限制，实现顺畅的规则衔接。事实上，珠三角与粤东粤西联系密度存在的差距会更大。在这方面，大湾区城市群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相比差距似乎很大，其中有历史因素，也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的因素，但更主要还是体制机制方面问题。

人口有序流动扩散机制初步形成

竹外桃花两三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受到经济发展机遇的牵引，也预示了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多年来，广东人口增长集中于深莞惠和广佛肇两大城市区，珠中江三座城市人口仅净增长了27%（见表2）。按城市排名，珠海人口净增长56.4%。仅排在深穗之后，位列广东省第三名。随着横琴开发和深中通道建成，人口向珠江三角洲西岸迁徙的速度仍会加快。到2030年，珠中江三市人口有可能超过1500万，形成后发城市化优势。此外，在珠江三角洲东岸则呈现出科学教育南来、金融创新北去的双向融合发展。

表2  广东省各市常住人口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深圳，做“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讲话内容明确了深圳在湾区发展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清晰定义了粤港澳的关系；明确了大湾区发展建设的基础条件和努力方向，是规则机制衔接及更便利的交通联系；要做到人员、货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就是要降低体制机制和交通条件障碍，降低贸易成本。

深圳有条件、有责任、有担当增强核心引擎功能，成为大湾区建设中动力澎湃的“发动机”。深港两地应当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聚能两城前沿科学力量，重视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探索推进产学研用创新协同；充分发挥市场一体化优势，相互渗透两地在全球产业链各自优势，形成双城合作的新模式；进一步提升对内合作和对外开放能力，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着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

（编辑  季节）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参与国际循环，取得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奇迹。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同全球很多国家有着紧密的产业关联和市场关联，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发挥大国经济优势，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资源的联动性。

中国为什么在开放中取得成功

    四十多年来中国持续的对外开放，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学术界对此做了大量的总结分析。许多国家都在实行开放政策，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的过程中并不是都能成功的。中国的对外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据历史脉络，总结了三条宝贵经验。   

    第一，中国对外开放走的是渐进式开放道路。渐进方式避免了在开放中造成重大经济社会冲击。从局部试点到逐渐扩大开放范围，取得了经验，保障了对外开放能够起到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我们先设立经济特区，继而再开放沿海14个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沿海开放战略、推进沿边开放、沿江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开放中边试点边总结经验，我们逐渐地扩大开放的空间和产业领域，最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渐进式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既限制了风险的范围，又逐步为管理开放经济积累经验。同时还能避免对外开放对国内投资、就业的严重挤出效应。在资本投入不断扩大的同时，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就业规模持续增加，实现社会的稳定，在稳定中发展。

    第二，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中，把对外开放与提升自力更生的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开放本身是手段，是为了发展，为了提升社会福利的水平。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主动地推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升级，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结构“低端锁定”现象。

    通过对外开放，我们大胆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同时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开放中不断地提高我们自主创新的能力，使得我们在参加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国际经济合作的过程中，自身的经济结构不断升级。通过经济结构升级、技术进步、效率改进，拉动经济增长。

    在经济结构的升级上，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市场结构的升级。在中国和外商合资合作中，国内的投资企业借鉴外商先进的管理经验、管理理念来提升我们的管理水平。在和外资企业竞争的过程中，竞争态势倒逼内资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改善经济管理，重视人才，通过创新来赢得和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正是在和外资的合作与竞争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内资企业成为全球公司。

    二是在产品结构升级上，为了赢得国内市场的竞争，内资企业就不得不去潜心向外资学习，开发新产品，不断地提升产品的工艺和设计水平、技术含量，逐渐获取走向国际市场的能力。为了赢得国际市场的竞争，企业要努力适应消费者需求，不断地改善产品性能、品质，大量价廉物美的名牌产品也行销世界各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占有率在不断提升。比如说，目前我们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已经占到了95%以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已经占到了30%以上，这都说明我们的产品结构是在开放竞争中不断升级的。

    三是在技术结构升级上，促进了国内的技术进步。中国在不断地优化外商投资的营商环境，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中国设立了经济特区，在创新发展中发挥了试点作用，它本身就具有试点和辐射作用，成为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的发动机，全国的经济增长极。各地在复制、推广经济特区发展经验的过程中，也有效地带动了全国广大地区的技术结构的升级。

    四是在产业结构升级上，我们在开放中注重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有效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抓住全球制造业大转移的机会，成功地嵌入到了全球产业链条之中。我们成为世界制造大国，这是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但是随着工业化的继续发展，我们也在努力地谋求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方向转型。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是非常明显的。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把对外开放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推动了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等的升级。

    第三，中国在四十多年的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始终把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跟踪国际经贸规则变迁的趋势，在对外开放中通过开放倒逼国内的改革，推动了经济制度的有效变迁。比如说，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参加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地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健全法制。我们在吸收外资中，为了给外商投资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构建起了规范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我们努力地促进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简化行政审批制度，降低行政成本，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等。这些实际上为外资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有效地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的变迁。我们在发展对外贸易中，适应国际经贸规则，不断地提高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和公平贸易的水平，这也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中国对外开放的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无论是国内经济条件还是国际经济环境，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就国内经济条件的变化来说，我们的发展阶段变了，工业化水平变了，市场结构变了，比较优势在改变，居民收入水平也在变化，体制条件在变化，开放的重心也在变化。过去的政策导向型的开放，正在转变为制度型的全面开放。

    国际条件也在变。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开放初始阶段的国际格局有所不同，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面临的外部开放条件在不断地变化。比如，新冠疫情诱发了世界经济一些新的趋势；还有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与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智能服务为中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

    在全球化逆流的冲击下，经济效率逻辑受到了安全逻辑的严重冲击。发达国家制造业大规模的外移转变为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一些跨国公司从欢迎中国开放转向惧怕与中国企业竞争，美西方一些国家从过去促进中国改革开放转变为现在谋求遏制中国发展。这都是我们所面对的外部条件的变化。

    既然国内外的经济条件变化了，我们的开放应该怎么办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深度，分工深度决定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现代经济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在不断扩大的市场范围中组织生产、利用资源、交换商品，越是能够在更广泛范围内开拓市场、利用资源的国家，其经济就越强大，收入水平越高。世界近代史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复说明，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是通过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循环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开放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一个趋势。

    国际经济循环同国内大循环一样，都是生产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紧密整体。所以我们在新形势下，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有几点是我们要坚守的。要反制单边主义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维护多边经济体制。

    首先，我们只有在不断地推进开放的过程中，才能发挥中国大市场的优势，避免把中国锁定在全球化体系之外。

    其次，我们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发挥开放倒逼改革的功能。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证明，这是一条非常成功的道路。今天在改革的深水区，全面改革攻坚过程中，我们要对标国际先进经贸规则，改革国内的经济体制。

    第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开放中推动发展，化解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减轻企业税负负担，稳定外商投资，避免脱离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体系。

    通过深化开放，提升营商环境优势和制度优势，以新的竞争优势逐渐替代逐渐转弱的成本优势，以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第四，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高水平的开放主要是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就是要与国际规则对标、接轨。国际经贸规则在变动，例如我们过去注重的边境规则主要是体现在关税水平的下调上。

中国不能永远以发展中国家的规则要求自己，总有一天，我们会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所以，我们不可能长期享受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中成员国家的关税水平待遇。主动地下调关税的水平，可以避免一次性大幅度下调关税水平带来的冲击。我们应该关注新一轮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变迁。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主要体现在边境后的规则上，规则所涉及的内容很多，我们应该在这些规则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主动地对标，有所作为。

（编辑  季节）

现代化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战略部署，而开放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对外开放是一项不容置疑的基本国策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一次打破思维茧房的过程。在鸦片战争时，西方列强逼我们开放。1978年是我们主动实行对外开放，目的是更多地参与到全球竞争与合作中来。纵观全球的历史变迁，多数开放的经济体均通过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取得了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过去40多年来，我国在社会、经济、科技以及国际政治地位等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雄辩地证明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对外开放意味着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允许并鼓励商品、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经济要素的跨国自由流动，既包括“引进来”，也包括“走出去”。开放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近年来，针对中央提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舆论出现了一些疑问，认为全球化已终结，外资应该逐步退出，以便集中发展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认为这是实现自主可控乃至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有人提出，既然美西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我国实施全面打压，我们为什么还要对他们开放呢？实际上这是一种认识误区，因为我们的开放从来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无原则的。我们一直是有目标、有原则、有步骤的，不是无标准的一个过程。殊不知，美西方之所以加力打压我国，直接原因就在于我国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深受裨益，形成了如今东西方此消彼长的格局。收缩或者关闭国门，恰好迎合了美西方压制中国崛起的战略企图。海明威说过，鸡蛋如果从外部打破就是食物，从内部打破就能产生新的生命。鸦片战争时，西方列强是从外部打破中国，使我们变成西方列强的食物。那么现在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动地解放思想，打破了封闭我们的一个壳，就迎来了新的生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见证了自己主动打破封闭的蛋壳所取得的巨大收益。另有人认为，我国对外开放后，形成了我国对美西方的依赖。事实恰恰相反，我国通过强劲的出口赚取的3万亿美元外汇，超过了其他G7国家的总和，而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大幅增加了美国家庭的消费开支，美国企业受损近1800亿美元，如今有6千家美国企业向美国政府提起诉讼，反对对华进行贸易制裁。可见，我国强大的出口能力和巨大的开放市场加剧了包括美国在内的经贸伙伴对我国的依赖。倘若关闭市场，中断经贸往来，我国将失去外交谈判的筹码，使国际关系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美西方敢于对俄罗斯发起严厉制裁，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他们不再依赖与俄罗斯的经贸交往。所以，通过扩大开放加深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既是我国积累国民财富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在外交领域与美西方开展国际斗争的关键杠杆。

新规则体系下几种发展类型

在加入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还处于边缘的程度。在新的规则体系下，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种类型：

一种是全盘接受了全球化规则，在全球化文化的同化过程中，最后失去了自己。比如说日本的脱亚入欧模式。另外一种是兼容的模式，保持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优势，同时接纳世界规则、吸收世界文化，做到和而不同，例如中国模式。还有一种是排斥主流文化、排斥世界全球化的大潮流，最终走向异化或者是边缘化。

中国梦，对内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要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说：“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1979年，中国对美的贸易额是24.5亿美元，到2016年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中国对美贸易额已经达到了5000亿美元。那么这个贸易战打下来，中美在2021年实现75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美国政府无论怎样提倡、推动脱钩，实践证明，这样一个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的共存局面很难扭转。正因为在经济上的这种相互依存，美国才会有商界企业大量的发出反对脱钩制裁的声音。

我们实现高水平的开放，还是要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三个“有利于”，也就是说哪些领域的开放、哪些层次的开放能够助力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够助力我们增强国家综合实力，能够真正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看清楚我们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我们的目标是结合我们过去的成功经验，但是在开放初期也存在扩张方式粗放，低价恶性竞争，过度消耗资源环境，贸易顺差过大等问题，导致我们付出了学费。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我们要探索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新路径。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对标、倡导和参与制定高标准的国际规则。不仅是对标，而且要倡导和参与制定这些规则。过去我们融入全球化，更多的是接受西方的规则，在国内采用“废改立”的方式与国际规则进行接轨。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经验，而且也有贸易实践经验。

系统归纳总结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与国际经贸规则的互动历程和经验，分析国际经贸规则变革趋势以及我国面临的机遇挑战，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围绕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和更好发挥我国市场优势，我们从数字经济、竞争政策、产业补贴、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生态环境及配套改革成功实践（以深圳为例）等七个重点领域铺展路线图，提出了下一步深化国内改革和积极扩大开放的总体思路、着力方向和关键举措。

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背景，协同推进基于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全方位、全要素国际合作新构架，探求我国协同对外开放升级与对内改革深化的新路径，为我国在全球市场形成竞争新优势提供战略支撑，倡导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规则。这些理念和规则体系都应当沿着市场化、国家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过去的现代化重点在硬实力发展上，现在更加强调规则体系的建设，以及制度能力的建设问题。

建立高标准国际规则的判别标准

关于可以对接的高标准国际规则，并不是规定越严苛越好，而是要审视其是否符合我国的发展理念、外交原则和具体国情。我们据此提出了六条判别标准：（1）国家利益至上原则；（2）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3）“五通三体”原则；（4）联合国可持续发展（SDGs）目标；（5）联合国《全球契约》；（6）符合WTO精神的规则体系。以此为尺度，我们将国际规则进行分门别类，鉴别出刚性规则和柔性规则，多边规则、区域性规则、小多边（或诸边）规则和双边规则，综合规则和专项规则，已加入规则、待加入规则和未加入规则，联合国规则、政府间规则和行业规则。

提炼市场经济善治的基本原则

作为引导、约束和评判行为的规范，任何规则均发源并服务于某种既定的价值理念，如同奥运赛制之于奥运精神。国际经贸规则所认定和奉行的价值理念是自由国际主义，即要素的跨国自由流动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国际分工和专业化，既而在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共同繁荣。我们深入剖析了各类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所蕴含的价值机理，发现其中普遍体现了以下六项有关市场经济善治的基本原则：（1）产权保护原则，即物权和知识产权必须做到归属明晰，且受到严格有效的保护；（2）主体平等原则，即各类市场主体，不分国籍与权属，身份和待遇一律平等，政府及其所支配的机构亦鲜能例外；（3）契约自由原则，即各类市场主体自主立约，且诚实守信；（4）竞争公平规则，即各类市场主体必须按照同一规则开展中性竞争，反对垄断和不正当补贴等歧视性做法；（5）规则“三公”原则，即市场规则必须做到公开、公正、公平，且明确、统一而稳定；（6）政府服务原则，即政府运用公权依照正当程序集中提供法律、政策、标准、管理等公共服务，守护市场规则和秩序，纠正市场失灵，不得直接参与或扭曲正常的市场竞争。

回顾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我国基本上都是沿着上述市场经济善治的原则“操其要于上”，并结合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地区及行业特点“分其详于下”的。坚守市场经济善治的原则，有利于增进我国在国际规则谈判中的说服力，并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持。课题组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出了我国在经济治理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并分析了其背后的成因，结合市场经济善治的基本原则，并比照高标准国际规则总结经验，以务实的态度提出了继续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补齐短板、拉长长板的战略思路。

探究制度型开放的着力点

制度是一切规则的基础，而规则又是指导和约束行为的具体规范。我国在不断深入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走出了一条步步为营、行稳致远的成功之路。当前，我国正在从渐进式市场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过渡，而制度型开放的本质在于通过加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照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的原则，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高质量、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以降低关税和促进贸易便利化的边境规则为起点，我国下一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将在融入和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展示出更加强劲的内生主动性与外向进取性。着重点将针对数字贸易、竞争中立、产业补贴、知识产权、劳工标准以及环境保护等新议题，集中对标边境后的高标准国际规则。主动与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加强开放对改革的催化效应，提升境内外规则体系的适应性、兼容性，有利于畅通国内外资源的双向流动与增值，为我国全面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增强抗击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裂变两大因素驱动下，全球化正在裂解，为弥补多边体系的缺陷，区域性金融与贸易体系开始蓬勃兴起，而且部分内容超越了多边体系的规制。我国在维护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体系的同时，积极参与和推进区域性的经贸一体化。将我国提出申请但尚未加入或正式生效的双多边经贸规则作为重点，其中包括世贸组织的《环境产品协定》（EGA）和《政府采购协定》（GPA）以及《服务贸易协定》（TiSA），区域性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以及双边诸国《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这些协定存在层级差异，针对不同领域各有侧重。我们要系统梳理，鉴别出其中的重点与难点，尤其是对我国可能带来的利弊得失，进而提出相应的谈判原则和注意事项。

界定政府与市场的恰当角色及其相互关系，是国际经贸规则的一项首要任务。自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发挥我国体制优势的同时，更完美地诠释了国际经贸规则的核心内容，明确划定政府和市场关系。在关于服务型政府的讨论中，大家都在谈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它们之间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边界就在落实正负两份清单，一份是体现“法无禁止皆可为”的企业负面清单上，另一份是体现“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政府正面清单，是廓清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明确彼此权责的一条现实路径，也是融入和参与构建国际高标准商业文明规则体系的一个基础性条件。

我们提出六条如何鉴定高标准国际规则的标准。第一，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第二，符合我们的外交方针，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第三，符合我们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来的“五通三体”原则；第四，符合联合国的宪章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五，符合联合国特别是针对企业提出来的《全球契约》；第六，符合我们广泛认同的促进改革的WTO的基本精神，也就是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

我们把需要对标的国际规则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已经加入，正在履行的规则。第二类是我们现在还不具备条件，或者不想加入的规则。第三类是我们已经申请加入，但还没有生效的规则。这其中特别提到了首先是WTO的三项规则：一个是《环境产品协定》，一个是《政府采购协定》，还有一个是《服贸协定》。第二个是CPTPP，也就是现在11个国家在运行的，最初由美国推动，但是临门一脚美国退出了。中国从2021年9月份已经明确提出加入的申请。第三个就是我们四个国家提出来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后一个就是中欧的CAI《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我们已经提出了申请，我们正在做预先的准备，并积极地推动谈判，能够尽早地采取一些动作，往规则要求的方向去推动，而且这个规则要求的方向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善治的原则。

提出一个路线图

根据这四个方面的规划，针对数字经济、竞争政策、产业补贴、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生态环境及配套改革成功实践等六个重点提出一个路线图，从而在保持系统性的前提下，有效地拓展了分析和建议的深度与广度。

数字经济领域

数字经济是驱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也是国际竞争的新高地。我国一直致力于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提升生产效率和高质量发展，并呈现出赶超发达国家的可喜势头。以广阔的应有场景和创新能力为基础，我国已经具备了创新引领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实力。鉴于支持数字经济的信息技术和商务平台以及交易方式和支付工具均处于急速迭代演变当中，呈现出碎片化、差异化和对立化的特征，迄今尚未形成全球统一的规则体系。2019年，我国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电子商务协定》谈判，并在2021年年底与80多个成员发起了《WTO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在区域性协定当中，我国正在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如何正确把握数字经济的弥散性和渗透性，实现数字效率与信息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是我国目前面对的迫切问题。为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潜能，确保我国能够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发挥引领作用，建议我国主管机构针对数字经济的特性廓清国家安全的概念边界，以维护安全为底线，以促进效率为主导，因为效率意味着实力的增强，而实力才是安全的坚强保障。

公平竞争领域

公平竞争涉及竞争中立和产业补贴两大议题。

关于公平竞争原则。要求政府恪尽职守，在市场竞争活动中保持中立的立场，充分尊重并维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及竞争规则的公平性，不得以特权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不得以滥用补贴或授予垄断的方式对不同的市场主体采取厚此薄彼的歧视性政策。需要强调的是，所有的国际经贸规则仅聚焦于补贴对于竞争在市场界面上的公平性，其主旨在于防范任何类型的经营主体（而非专指国有企业），由于获得政府补贴而在国际经贸的竞技场上形成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不是一概否认补贴的正当性。类似于体育赛事中杜绝直接使用兴奋剂，而不反对赛前训练过程中的营养补充和强身健体。对于我国现有体制下的补贴问题带来的启示是，我们可以将必要的补贴进行前置，支持教育、培训和研发活动，而减少在市场端对企业的规模和价格进行补贴。另外，国际规则并不排斥国有企业乃至政府自身以平等身份参与市场活动，但要求政府明确国有企业的职能和范围，限制对国有企业的“非商业资助”。所以，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不构成国有企业参与国内外市场的障碍，但国有企业的垄断性和政府补贴问题一直是难以对标国际规则的焦点。国企改革需要进一步分清其公共职能和商业职能，逐步减少其对垄断和补贴的依赖，鼓励其通过以独立身份参与市场竞争来做大做强做优，同时提升其透明度和规范性。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廓清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定位边界，应压缩地方政府和执行部门自由裁量空间，增强市场主体对宏观政策的可预见性。在公平竞争问题上，与其为部分企业直接提供财政补贴或支持垄断经营，莫若采用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手段营造宜商环境，既可以摆脱市场扭曲的弊端，又能够通过普遍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来实现国民财富的总体增长。

知识产权保护领域

在信息和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各项经贸规则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和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格程度，跨国企业也在设法利用法律手段扩大其知识产权“雷区”，以延长其垄断优势。对于全球范围内的领先技术，我国正在由模仿之后的放大应用模式转向创新引领模式，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符合我国的创新驱动战略。自开放之初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来，我国已经加入了各项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并在国内建立其完善的法律体系，但仍然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灰色地带，全面提高司法和执法效率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对标我国业已和行将加入的国际规则，我国需要密切关注声音、气味、商业秘密、加密电视和卫星信号、电子出版物等新生的知识产权及其保护措施的进展情况。

劳工标准领域

劳工标准不仅涉及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涉及到一国的人权保护制度。低廉的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但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稳步提升广大人民的劳动权益和健康保障。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户籍制度和性别的用工歧视，二是通过灵活用工以及第三方劳务派遣摆脱雇主责任，三是工程款拖欠产生的连锁反应，致使劳工无法及时得到足额劳动报酬。在双多边经贸规则中，有关劳工标准的条款基本上援用了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我国迄今已加入了国际劳工组织的28个公约，其中包括8项核心公约中的6个，唯有《结社自由与保护组织权公约》及《组织权与集体谈判权公约》尚付阙如。鉴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均涵盖了国际劳工组织8项核心公约的内容，这将构成我国加入前者和启动后者的主要障碍，因其涉及我国劳动法的修改以及劳工组织和管理模式的转变。

环境标准领域

致力于经济增长的自由贸易规则与致力于生态保护的环境规则始终存在对立统一关系，而且各国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国际间很难达成整齐划一的环保规则。然而，面对共同的气候变化压力，各国在生态文明理念层面上已经建立了高度共识。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国际经贸规则在尊重国家环境主权和正视各国发展水平差异的基础上，要求缔约国一方面不得以降低环境标准来支持不正当竞争，另一方面不得实施市场保护主义和歧视性政策。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体现了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的指导思想，我们始终在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之间保持积极的平衡，并在国际规则中力主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标准。

制定和输出国际规则的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我国已经具备了创新引领制定高标准国际规则的充分条件，并据此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1）利用国际论坛和国际机构推动规则制定；（2）通过更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掌握规则制定主导权；（3）将“一带一路”规则化列入首要议事日程；（4）鼓励行业企业参与制定国际规则。

（编辑 季节）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央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提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我们要全面准确把握好二者的内在联系，深入分析如何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高水平开放新格局。如何正确理解在新发展格局中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机制。

新型开放大国的选择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从主动打开国门到全方位开放，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到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不仅走出了一条不断发展壮大之路，也走出了一条新型开放大国的成功之路。我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雄辩地证明了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正确性。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因而，中国将在双循环背景下，开拓改革开放的新格局。推动互利共赢，使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畅通的内循环、强大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中国将推动各国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在着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可靠性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制度型规则、管理、标准等与国际接轨；中国将推动各国共赢，深化国际合作机遇；中国将进一步推动加入国际机构谈判，全面深入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规制。中国将倡导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文明包容、文明互助等，形成新型开放大国的全球观。

外循环的基本要求和对标国际体系的路径

我国已从要素驱动和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式现代化新的两步走的征程上，党中央明确了双循环发展的新发展战略格局。前一段，我有幸参加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的《双循环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新路径研究》课题。我认为，此研究课题很重要，也很有必要系统研究。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循环都是保证一个国家经济循环的重要条件，二者紧密联系。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社会在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不断循环往复是国内外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各个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对国际循环的依赖度不断增强。

    高水平的开放格局是双循环格局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循环为主体绝对不是排斥或者轻视外循环，在这方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要以制度型开放为基本的思路和架构，积极主动地对标高水平的国际商业文明的基本原则、市场经济经贸投资制度规则体系。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就提出制度型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又再次重申、并且明确提出要积极主动实行制度型开放。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参与国际循环的方式必然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们告别经济起飞的粗放发展阶段，要在中高速增长这样一个特征伴随之下寻求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是新发展格局里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

    在课题研究中，我们侧重于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意义、原则体系，还有相关领域的非常务实的路线图的研究，形成的结果得到了政府委托部门的高度肯定。这些研究理论联系实际，重点形成对标国际经贸规则的路径选择，并做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判断和决策的依据。

    我们进一步深化认识外循环，以对外开放这个视角，在重大国策、战略方针层面研究“积极主动追求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质性诉求和内在逻辑，突出了一些基本认识。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强调的“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的深刻论断，这是对我们现代化战略性思维的切入点。人们已经熟知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国家发展战略，它必须聚合在一起才能够解放生产力，实现中国赶超达到后来居上的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中国的综合国力除了我们的创新能力，由此，在硬实力之外，还必须要有软实力的结合等等，使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我们在基本的认识上已经非常清楚这个宏伟目标的内涵，在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之后的世界潮流，这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在上个世纪海宁观潮之后的题词里所表示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种顺应，代表的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不能违拗的世界潮流。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大踏步跟上时代，在人类文明主潮流的发展中，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国家战略，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实现中国的追赶、赶超。

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中国，而且深刻影响世界

    “改革开放”四个大字里边，已经非常清晰地内含一个基本的认识逻辑。改革和开放是密不可分的，对内和对外搞活开放合在一起才能解放生产力。在改革开放密不可分的情况之下，对外开放初期，中国实行“三来一补”模式，再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一直发展到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新时代，我们迫切需要继续以高水平的开放来催化和倒逼国内的改革。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中，大家已经亲历了通过对外开放的催化和倒逼国内体制改革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在生产关系中，自我革命有的时候是变压力为动力，我们在深水区改革的攻坚克难更看重这一点。由于有了更加深入的对外开放，而且走向全面开放的催化和倒逼，我们把压力变为动力的发展路径上，就可能有更好的表现。实际上也是在克服经济运行中的各种摩擦、阻力。这是实际发展中合乎逻辑的一个变化过程。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可能有更多的阻力和更迟缓的表现，而有了催化，有了倒逼，在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这个方面，我们要自觉地利用这样一种开放促改革结合的动力机制。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引进外部项目和资金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引进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理念，引进国际经贸通行的规则和技术管理方式、规则和规矩，也就是初步的对标国际规则。当时的对标有一定的被动性，因为搞“三来一补、两头在外”，不对接别人的规则就无法操作，别无选择。

    现在，我们在改革开放新路径上，将积极主动开放对标国际规则，则具有内生的主动性和积极进取性。这种内生的主动性使我们更有信心地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同时，有能力来把握种种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就可以更积极主动依托于国内雄厚市场，又更好地把握积极对接国际大市场的主动权，我们就可以更积极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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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论述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对于我们的原始创新、重大科技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现在经济学界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新型举国体制所依据的基本经济体制

    新型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举国体制。这一特性也决定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性基础和体制性基础。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理论理解或者理论升华。

    在计划经济时期，也经常用举国体制的方式来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新型举国体制要充分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这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共识。探索现代科技发展和重大科技攻关的组织规律如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力量有效结合，已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

    新型举国体制主要针对的是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社会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瓶颈问题，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这是作为新型举国体制的根本原则和根本遵循，它不是要否定我们现在的基本经济体制，而是要更好地发挥这种基本经济体制的作用。

    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来弥补市场经济发展的不足，这方面要有一个新的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把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有效结合起来。

    市场能做的事情，一定要交给市场去办，要防止过去曾经出现过的那种行政干预以及政府包办代替等一些问题。今天在实施新型举国体制过程中，这是我们一定要充分考虑、尽量避免的问题。

我们要思考，在新型举国体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要从过去那种包办式向撬动方式来转变。由过去的行政命令式向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方式来转变。要强化平台的重要性。

高水平开放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应对的根本任务不同

解决我国科学技术和时代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性技术难题、关键性的经济发展难题，这可能是新型举国体制下最重要的任务。

    探索现代科技发展和重大科技攻关组织规律，贵在尊重科学，这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或者科技发展最为根本的一个要求。新型举国体制最重要的运用领域就是重大科技攻关领域。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在经济社会领域的重大运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无论是从它的深度和广度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21世纪初，科学技术领域的突破已经显现出了它的新特点。

    观察当代科技发展的趋势就会发现，它更多地依赖大规模的集成创新和全球合作。单纯地在一个领域的技术突破带来的变革，这是传统科技革命的特点。新的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技术集成，而且科技集成的作用越来越大；科技发展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界限，包括我们看到的所有制界限，国家范围的界限、学科的划分，还突破了科技团队的限制等等。这都要求我们对新型举国体制发挥作用有一个新的定位。

    目前，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在科技发展中发挥集成的作用，包括组织创新的作用。这将对于抢占全球高科技领域的制高点、促进重大科技攻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探讨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安排时，应该充分吸收科技组织领域创新的成果，把它集中或者制度化为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这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看来，我们在高科技领域面临的“卡脖子”问题越来越突出。西方国家和我国的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科技关键环节和重大创新的依赖性也空前地加强。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新型举国体制，可以探索出一条依靠自己的力量推进科技创新的独特的发展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影响和阻碍我国发展的“卡脖子”问题，既有西方国家领先的科技和生产的优势，也有我们国家面临的科技发展从0到1的突破。就是说，一些所谓“卡脖子”问题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科技发展优势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源于我国科技自身发展中的短板问题。对此需要认真分析我们的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创新主体中存在的体制和政策方面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够打一个翻身仗。

目前我们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方式，包括它的组织方式，在许多方面有待改进。如何把科技发展的规律、特别是集成型创新的科技组织规律融入新型举国体制之中，这是一个重大的体制和制度探索的问题。

高水平开放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所需要的产业链、供应链不同

完善和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能力和效率，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举措。我认为在这里特别要强调尊重规律。

    新型举国体制倡导新型的合作关系和协作关系，包括科学技术要素的集成以及产生的聚集效应。需要强调，集成和聚集是由多种主体，实现多种形式、多元途径的集成和积聚，而原有的传统体制则无法提供通过市场和横向协同方式实现各类主体和要素的聚集。今天的体制机制集成创新却能提供很大的空间。

    在不断的深化改革中，我们看到，科技体制的变化十分明显和突出，因而提供经济合理、协作共赢模式的横向联合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强了。在这个变革过程中，我们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和市场结合所形成的独特优势。

    构建新型举国体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我国工业体系中各门类的布局，是世界各国中最全面的。如何加强工业内部的协同、协作、聚集、整合，这个空间相当大。有时我们感到，在打开外部壁垒的过程中，打破内部壁垒有时比打破外部壁垒更难些，这就要求我们更重视加强体制机制的创新。

所以，我们在推进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既要解决我们面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遇到的问题，更要考虑改变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之间相互隔绝的问题，也就是要着力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可能面临更多来自于外部和内部的摩擦和矛盾，对我们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对来自外部的摩擦，我们也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由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所以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而到了更多依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阶段，我们面临的矛盾和冲突更多来自于中等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包括近年来西方少数国家联合对我国的遏制和打压。产生这些矛盾和摩擦本属正常，我们不可能回避，重要的是处理好对外经济的战略和政策，善于通过有效的经济手段和途径，应对挑战，化解矛盾，我想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政策选择或政策选择的取向。

高水平开放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面对的国际环境

我们要充分运用国际经贸规则来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理解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已经成为维护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现在既面临西方阵营的联合打压，也面临规则性的打压。而且现在面临的规则性限制和打压可能更多一些，特别在行业和企业层面有较多表现。我们要善于运用国际规则来化解不利因素。新型举国体制不是逆国际化，也不是逆全球化，我们不是主动与美西方国家对立。要建立在新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国际规则，为我所用，赢得更大的发展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跨国公司运用规则进行经济斗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现有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上榜数量最多，这些企业面对的国际规则的挑战也更多。要更好地通过推动企业运用WTO设立的贸易规则，以及各个经济领域设立的规则进行斗争，维护企业自身利益，维护国家利益。大力培养一批谙熟国际经贸规则的专业团队十分重要，目前我们在这方面是一个短板。拥有这样的团队，才更有利于中国企业打开和巩固在国际中高端产品市场、中高端技术市场和中高端服务贸易市场的地位。

    是否可以这样说：我国的低端产品主要依靠价格优势打开国际市场，所面临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中高端技术产品，主要依靠规则打开国际市场，需要打破来自于中等发达国家和少数发达国家的市场垄断。

    我们的跨国企业，特别是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肩负着十分重要的职责，通过国际市场竞争，是比依靠国家政治力量更为有效的途径和方式。这也是冲破西方国家政治斗争壁垒的重要途径之一。

    构建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新型举国体制，需要积极探索，需要在这方面筑牢我们的基础。

    新型举国体制，是新时代党在政治上集中统一领导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体制机制上的结合和创新。它适应了时代发展的特点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也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基本原则。这不是对原有体制的回归，而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它包括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特点和适应新形势的科技创新体制的改善。新型举国体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和企业基础都和以往大不相同，超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本身的实力水平、管理能力、市场意识也和原来大不一样了。这都应该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巨大资源。

    未来的国际市场不可能是等来的，需要大力扶持企业和企业集团去拓展、开辟未来。国内市场是打出来的，国际市场同样需要企业打出来。企业和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我们应该少一点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责难，多一点支持和关爱，我们在国际市场就会赢得更多的主动。

我们要防止对经济问题的政治化。企业竞争的国家化，技术竞赛的意识形态化，这些问题有时候可能对我们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国家权力是消费不起的，不能无端地、大量地消费国家的权力。人们往往相信走老路风险小，导致我们依赖消费国家权力，好像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在国际经贸中间，这种模式的效果并不见得好，要尽量少地运用国家权力，应该将规则、法律或其他手段充分运用起来，这对于我们的发展才是真正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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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根据自身条件，积极加入国际经济组织，接受国际经贸规则，有效促进了国内改革，走出了一条以开放促改革发展的道路。

加入国际经济组织

国际经济组织[1]是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全球治理的平台之一。中国为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已加入或申请加入多个重要国际经济组织，以期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已加入的国际经济组织

中国维护多边经济组织，促进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积极开展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主要的7个多边经济组织中国均已加入，涉及贸易、金融、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劳工等方面。区域经济组织中，中国主要加入的是亚太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组织，主要包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二十国集团以及中国发起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近几年，中国积极同发达国家展开谈判，中国与美国于2020年1月签订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与欧盟于2021年11月签署《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现暂且搁置），标志着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缔约的突破。

双边经济组织中，中国同26个国家/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仅有5个[2]。中国所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渐升级规则标准，中国已与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巴基斯坦、东盟完成升级谈判，与韩国和秘鲁进行升级谈判。

中国正在谋求加入的国际经济组织

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使得世界经济格局改变，美欧等发达国家欲通过建立超大型跨区域高标准自贸区，将中国排除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之外，对中国实行“规锁”。为突破美欧“规锁”，中国正加快开展区域及双边贸易谈判。

区域谈判方面，中国为进一步稳固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和中国-海合会的谈判，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引领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建立，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为维护多边组织，积极推动WTO环境产品协定（EGA）谈判；为扩大政府采购市场，中国积极参与政府采购协定谈判；为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中国申请加入服务贸易协定（TiSA）。

双边谈判方面，中国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贸易伙伴关系，一方面开展升级已签署自贸协定谈判；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或研究同大洋洲、南美洲、亚洲周边等国家的自贸协定的谈判。

中国未参与的国际经济组织

中国未加入的国际组织，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中国无法加入的带有浓厚地域性质的国际经济组织，包括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七国集团（G7）；一种是中国无法达到加入准表，由于经济合作组织（OECD）加入门槛较高以及限制较多，中国未能加入；一种是不允许中国加入的，对中国实行封锁目的的国际经济组织[3]，印太经济框架（IPEP）、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3W）和美国-欧盟贸易和科技委员会（TTC）是美欧实行对中国封锁目的所建立的国际经济组织，不允许中国加入。

其中，IPEP的建立，是由于美国退出CPTPP以及RCEP协议生效，美国为重塑其在亚太地区经济地位，削弱RCEP协议经济效果而成立的。B3W是美国的一项经济倡议，旨在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替代方案。TTC是美国与欧盟为促进美欧之间的创新与投资、强化供应链，所建立的经济组织，是拜登政府利用美国和欧洲的联合经济实力以更好地与中国竞争的最新举措。

中国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实践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从被动改革到主动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做出了很多努力。在边境规则方面，中国已经取得突破，能够达到较高的要求，RCEP中，中国承诺90%的产品免关税，在中韩FTA和中澳FTA中，中国分别承诺91%和92%的产品免关税，中国的边境规则已经基本达到高标准要求。

本文分析的内容，主要包括数字贸易、竞争中立、产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以及环境保护等高标准规则中的新议题以及升级的议题。

中国已对标的具体规则内容

中国通过协议开放和国内改革两个层面，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数字贸易规则

数字贸易规则成为数字经济社会的重要规则，各国为抢占数字贸易规则先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率先制定数字贸易规则。

多边谈判中，中国在2019年正式加入WTO电子商务规则谈判，提交的谈判提案主要内容包括电子商务便利化、电子商务有利环境以及促进合作等。

区域谈判中，中国在中国-韩国FTA、中国-澳大利亚FTA以及中国-新加坡FTA中，仅对电子商务的便利化以及安全环境做出具体规则。而在RCEP协议中，首次对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数据存储确立具体规则。同时，RCEP中强调，暂停征收电子传输海关关税，并自觉遵从WTO谈判成果。

一方面，中国率先在自贸区/港试点数字贸易开放。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方面，海南自贸港率先展开试点，建成并开通覆盖多个园区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20多条，并在《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中》提出，在2035年之前全面实现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同时，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海口四个城市设立全业务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开通国际数据专线业务。海南自贸港和上海临港新片区启动建设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加快建设国际数据港。在政府数据开放方面，海南建立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上海建立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在数字服务开放方面，中国建立北京中关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浦东软件园等12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加快数字服务出口。

另一方面，中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来严格限制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国内基础性规制层面的准备已较为充分。《网络安全法》、《征信业管理条例》、《金融信息保护工作的通知》、《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要求相应行业必须遵循数据本地化存储与处理的规定。相关领域计算设备需设置在中国境内。《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数据的跨境流动和个人信息保护给予了严格详细的法律规制。在数字知识产权方面，出台《网络安全法》和《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指导意见》。

竞争中立规则

竞争中立规则有助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市场竞争良性发展。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竞争中立规则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成为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也在积极主动对标竞争中立规则。

因国有企业涉及中国经济的根本，所以中国仅在近几年国际谈判中涉及竞争中立规则的初步商谈。在多边谈判中，中国尚未就竞争中立规则展开谈判。在区域谈判中，此前，中国一直仅在FTA的竞争政策章节中提出原则性倡议，禁止所有企业违反竞争商业行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是中国签署的首个含有国有企业规则的国际协定，且其国有企业规则基本符合欧美推行的高标准国有企业规则，是中国对标高标准竞争中立规则的突破。

为更好的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中国国内实行了国有企业改革和提升国有企业透明度和行为规范。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公益性国有企业和商业性国有企业。

在透明度方面，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官方网站已主动公布中央及其他地方国有企业名单、政策变化、经营绩效以及高管名单。

在国有企业规范方面，2016年起，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对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对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进行改革。

在国企改革方面，采取局部改革和整体推进相结合的措施。中央在以《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为基准，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各地政府积极践行国企改革。

产业补贴

规范产业补贴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谋求的WTO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产业补贴会对国际贸易造成扭曲。为促进公平贸易，在多边和区域谈判层面，各国均规范产业补贴，中国近几年在规范产业补贴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中国严格遵守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在补贴主体、补贴行为、补贴分类和废止补贴等问题上都在规范中。

在区域谈判中，CAI对服务部门的补贴规定了透明度义务，要求与中国进行磋商,以便提供有关补贴的更多信息。

中国逐渐规范国内补贴，并出台具体管理办法，规范补贴项目资金管理，提升透明度，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规范特定领域或特定项目补贴资金的分配、管理和使用，创新补贴核算办法等方面实行改革。

根据WTO规定，中国相关部门定期统计全国相关财政补贴情况，向WTO通报并公开。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改革补贴分配方式，创新补贴核算办法。完善补贴机制，优化补贴要素。

知识产权保护

在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知识产权保护愈加受到各国的重视。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格程度。中国也在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1980年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签署一系列公约。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自觉遵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实行符合TRIPs规则的知识产权保护。

区域谈判方面，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从最初的中韩FTA、中澳FTA只涉及原则性条款，到RCEP中规定具体约束条款，实行渐进式保护。在规则内容方面，主要以TRIPs为蓝本，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利益平衡。一是强调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的关系。二是重视遗传资源、民间文艺和传统知识的保护，对遗传资源、民间文艺等设置实质性内容。三是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保护水平及法律措施标准有所提升。

中国针对其在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以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所提出的知识产权规则，作了相应的立法和修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加大侵权力度的执法，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同时，在自贸港/区进行先行先试，对标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一是完备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

二是健全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一方面，中国在民法典中对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著作法进行了修改，明确建立了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另一方面，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海南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强化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

三是更为严格的商业秘密保护。

四是加大数字环境下商标、版权侵权及相关侵权行为的执法。

五是在自贸区/港线性对标高标准知识产权规则。

劳工标准

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工标准不仅涉及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也涉及到一国的国内制度。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但为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中国正在逐渐提高劳工标准。

多边谈判层面，中国1960年加入国际劳工组织(ILO),加入25个国际劳工组织条约，并将国际劳动组织（ILO）的4项核心标准作为确立国内劳工规则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

区域谈判层面，在自由贸易协定中，中国仅与智利、瑞士、新西兰签署《劳动合作谅解备忘录》，对劳工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提出原则性倡议。CAI中对劳工标准进行具体规定，特别强调中国应加快加入批准禁止强迫劳动的两项核心劳工公约（即第29号和第105号公约），同时还进一步扩大了中欧双方在其他国际文件中的承诺。

中国逐渐重视劳工的保护，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劳工权益，履行国际劳工组织的义务。关于最低工资，关于结社自由权、关于集体谈判权、关于强迫劳动、关于童工保护、关于劳动纠纷、关于工作时间、关于职业安全和健康保障，各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以牺牲环境作为发展经济的道路已经难以前行。中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提升环保标准。

多边谈判中，中国积极加入世界环境保护组织、国际环境情报网，绿色和平组织，签署《气候变化框架公约》[4]等多种国际公约，履行环保义务。

在区域谈判中，中国在中国-瑞士FTA、中国-韩国FTA、中国-智利FTA升级协定以及中国-新西兰FTA升级协定中设有“环境与贸易”专章。在CAI中，中国承诺不降低环境保护标准吸引投资，不为保护主义目的使用环境保护规则，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同时，CAI强调有效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建设和运营管理，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中国在国内改革中，第一，中国完善法律法规。目前，中国以地方性环境法规为主体，结合环境基本法、环境资源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形成了中国现有环境法体系。同时，中国近年来通过修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来满足国民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

第二，健全环境保护制度。中国已确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以保证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效果。

第三，注重绿色发展，实行低碳经济。2014年中国修订《环保法》以来，增强了环境污染的处罚标准，关闭了多家环境污染较重企业。一方面，中国加速开发并利用新能源，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另一方面，各省市已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推动行业低碳化改造，同时，中央对各省市实行碳排放权配额，激励各省市落实节能减排，推动绿色产业发展。

第四，《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聚焦绿色环保产业。

中国寻求对标的具体规则内容

中国申请加入CPTPP，寻求对标的高标准规则主要以对标CPTPP为主。CPTPP中的高标准规则实质上是发达国家遏制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工具，有些规则过高，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无法完全对标。因此，中国根据自身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主动参与国际谈判，针对中国难以对标或不能对标的规则与发达国家博弈，谋求中国最大利益。

数字贸易规则

美欧所提出的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中，关于数字产品待遇、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开放、政府数据开放、争端解决等规则，中国在多边以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均暂且搁置。中国之所以对此问题保留谈判空间，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数字产品概念尚未具有统一的界定，无法对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设置规则；二是数字技术的外溢性弱，如果对数字知识产权（源代码、算法以及密钥等技术）实行严格的保护，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对数字技术的获取以及全球数字技术进步，将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三是网络开放和政府数据开放，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中国一直以来建立网络防火墙，并对网页内容实行安全过滤；四是争端解决方面，中国在RCEP中指出，同意采用磋商的方式进行争端解决，而非美国采取的强制性措施。

由于以上几方面涉及的问题均是在国际谈判中存在分歧的问题，也是中国所重视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在此方面对标的难度较大，还需基于中国立场，提出中国诉求。

竞争中立规则

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推行的竞争中立规则，表面上是维护市场公平，实质上是对国有企业参与市场活动的限制，消除国有企业的净竞争优势。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不同，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国有企业涉及国家根本。因而，CPTPP中的部分竞争中立规则对中国并不适用。

一是国有企业范围。CPTPP所界定的国有企业，仅指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竞争中立”规则仅针对中央级国企，此类国企数量较少，而大量的地方国企不适用规则。中国将国有企业分为公益性国企和商业性国企。公益性国企不适用竞争中立规则。

二是透明度方面，CAI的透明度较CPTPP较低。CAI不要求缔约方主动提供国有企业和制定垄断的清单并定期更新；不强制要求缔约方披露国有企业的相关信息，仅在一方利益受损提出要求时，另一方才有披露义务。在国内，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与CPTPP要求差距较大。国有企业相关信息主要由中央及地方国资委向社会公开披露，而企业层面只是定向报告，未做到向全社会公开披露。国有企业按要求定期向国资委报告财务状况、生产经营状况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等信息。

三是非歧视性待遇和商业考虑方面，CPTPP中要求将商业考虑提升到与非歧视性待遇同等地位，意味着只要国有企业的商业活动没有完全遵从商业考虑，就违反了规则，极大限制了国有企业参与市场活动的范围。CAI中更多的是强调市场约束，缔约方应确保涵盖实体从事商业活动时，以利润为基础且接受市场力量约束。

四是例外设置范围。例外事项不适用非歧视性待遇和商业考虑义务。

产业补贴

中国财政补贴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数量庞大，涉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环节，涵盖各个领域。但中国财政补贴依然存在较多问题，距离规范产业补贴差距较大。存在补贴制度不完善、补贴项目设计不科学、补贴管理不规范、补贴公开透明度缺乏等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会阻碍技术进步，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RCEP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较CPTPP的标准仍然较低，部分内容中国尚未对标。

一是知识产权保护范围较小。二是知识产权保护期限未延长。三是执法标准较低。四是数字环境下知识产权的执法要求，仅规定实施程序适用于数字环境中侵犯著作权或相关权利及商标的行为，不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提供侵权者信息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移除侵权材料。

劳工标准

中国所实行的劳工标准较CPTPP中的劳工标准差距较大。一是基本劳工权利方面。二是劳工保护水平。三是争端解决机制。四是强化劳工与贸易联系。

环境保护

中国虽逐渐提升环境保护水平，但依然同CPTPP等高标准环境保护水平具有差距。一是具体保护范围方面。二是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方面。三是合作机制方面。四是争端解决机制。中国缺乏解决环境争议的机制，仅提出环境争议不适用争端解决机制。

对标国际经贸规则的历史经验

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旨在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其实质是体现了发达国家的价值观，是发达国家重塑其国际经济核心地位的工具。因而，中国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过程中，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为前提，采取局部试验与总体推进的渐进方式和协议开放与主动对标相结合的具体措施，实现开放与改革的良性互动，逐步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治理。

安全性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是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前提。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充分反映了发达国家的诉求。而中国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模式均与美欧不同，如果仅是照搬高标准规则，贸然开放，提升劳工、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标准，势必会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以及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在对标高标准规则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上述因素的制约。本着这一原则，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初步探索竞争中立规则，在多边层面坚持中国立场；为维护网络安全，数字贸易网络开放和跨境数据流动方面，中国持保留意见和实行严格的监管措施；为防止技术过度保护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暂且搁置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确立，并根据中国发展需求适当提升知识产权保护；为平衡经济发展和公共利益，在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方面，从中国立场出发，适度提升标准。

 渐进性

为防范对标风险，中国在对标过程中采取局部试验与总体推进的循序渐进方式。对于环境保护、国有企业改革、政府采购、透明度、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和中小企业合作等涉及全局领域的规则，中国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健全监管体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初步对标。对于数字贸易规则、服务贸易开放、市场准入、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服务等领域，中国在自贸区/港开展先行先试试点，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大胆开拓创新，形成更多制度创新成果，引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外贸体制改革。

前瞻性

为降低被动改革所带来的高行政成本，中国采取协议开放与主动对标相结合的方式，对标高标准规则，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谈判层面，中国积极参与多边改革谈判，主动升级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探索同发达国家签订高标准的经贸协定，实现协议开放。在国内改革层面，为降低被动改革成本，更易达成高标准经贸规则，中国通过研判高标准规则的发展趋势，国内率先实行国有企业改革、探索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数据安全、提升环境保护水平、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等改革措施，主动对标高标准规则的要求。

协调性

主动对标高标准规则，按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过程，形成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的良性互动。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更多涉及一国的国内规制，要求扩大市场开放，极大削减“边境后”贸易壁垒。主动对标有效发挥了倒逼国内行政、外贸体制及其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功能，经济制度的变迁使得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大大提高，营商环境大幅优化，提升外资外贸竞争力，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编辑 季节）

开拓改革开放新路径，勇担新时代伟大使命

党的20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发展要求，为我们回望历史、坚定自信、担当使命、掌握主动，开创新的百年辉煌，提供了战略思维指引。

40多年来，我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雄辩地证明了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正确性。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心，主动对标，倡导和参与制定高标准国际规则，沿着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的轨道，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世界形成良性互动，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有序、均衡、包容的方向演变。

世界格局正在加速演变，世界经济体系面临单边霸权主义巨大冲击的袭扰，但与向高质量、高标准发展的趋势并存。在规则层面，一方面全球贸易格局、价值链、供应链正在酝酿剧烈变迁，一系列“本国优先”的贸易保护政策严重威胁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从国际多边性向区域性规则体系发展。同时也要看到，传统多边金融与贸易体系渐趋乏力，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格局和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面临重大改革；而区域性金融与贸易体系的兴起和经济组织的建立，不仅有弥补多边体系不足，部分地超越多边体系功能的一面，也有美国主导将我强力排除在外的一面。中国倡导共同价值，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随着全球增长的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北京共识”渐趋取代“华盛顿共识”之势。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裂变两大因素驱动下，需要警惕主要国家试图以高调的价值主张和明确的规则体系在该地区拉拢和绑定更多伙伴关系，挤压我国“一带一路”发展空间的企图，破解将我国排除在区域经济组织之外和不能参与建立与维护规则的后果。

在此阶段，处理复杂性的能力和综合创新能力构成了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我国需要锚定四个主要发力点：（1）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步伐；（2）高效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使之与国际循环有机互动；（3）在不对称竞争中争取前沿科技突破。（4）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霸权主义方式和手法争夺规则解释权和主导权。为此，我们需要找准并攻克难点、堵点和痛点。

市场与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石。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才能构建起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在制度开放中对标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按照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的制度体系要求，营造宜商的一流制度环境、政策环境、舆论环境，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通过善治，更好地促进国内深化改革，坚守国家利益安全底线，探寻高标准经贸规则接轨，这是经济融合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更好选择，同世界形成良性互动。

我国已从要素驱动和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参照世界经济论坛国家竞争力建设指标，需要着重从增进处理复杂性能力和综合创新能力入手，推进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加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践行我国新时期奋发图强的伟大历史使命，在双循环背景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主动选择的发展战略，必须坚持“两个不动摇”巩固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是必由之路，闭关锁国、自我边缘化和弱化是不归之路。继往开来，沿着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的轨道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以对内有效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对外通过主动对标、倡导和参与制定高标准国际规则，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有序、均衡、包容的方向演变。

推动法制中国建设，加速推进治理现代化

面对数字经济、地缘政治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交相驱动的新一轮全球化，审视我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的现实压力，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我国仍然在多个领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迎头赶上。

对于我国业已签订的和准备加入的双多边国际经贸协定，通过剖析其承载的核心理念、关键条款及其变化趋势，在数字贸易、竞争中立、产业补贴、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领域，需要就我国的现状与国际规则建立对标比较，从中找出差距，结合我国优势及未来发展方向，提出改革开放的新路径。

在多元博弈中弘扬共同价值，以开放谋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主动打破二战之后既有国际秩序均衡的过程，必然要在国际范围内迎接零和博弈的挑战。尽管全球化的形态在不断变化，但其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却锐不可当。在国际关系中，合作是主流，斗争是手段，而发展是目的。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国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理念。

规则是服务价值观的工具，而价值观正确与否，则需要经受客观规律的检验。唯有把握经济规律，在扩大开放的前提之下倡导和弘扬共同价值，信守和捍卫共同规则，以“道义利”三重并举追求最大合作公约数，练就与霸权主义的斗争艺术，实现发展目的。

降低和消除阻碍经济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各种壁垒，以维护主体平等和竞争公平，构成了国际经贸规则所追求的总目标。主动对标并积极融入多数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市场规则体系，有利于我们团结伙伴和了解对手，密切跟踪全球态势，降低制度成本，及时把握合作与斗争机会。遵照总书记确定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把稳中美双边关系的“五个确定性”，是我国主动营造和平发展环境，力求完成全方位现代化的关键之一。

从制度规则入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市场统一，首在建立统一、规范、公平和开放的制度规则体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虽则是从国内全面消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市场壁垒入手，但决不是画地为牢，而是要遵循经济运行规律，接纳世界商业文明规则体系，更顺利地对接和融入全球市场，为国内外“双循环”的正态回路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变局中把握国际经贸规则的共性和趋势

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际分工与交换有助于经济效率和繁荣这一基本经济原理。为此，降低和消除壁垒，畅通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构成了所有国际经贸规则追求的总目标。其中有六项有关市场经济治理的基本原则：（1）产权明晰；（2）主体平等；（3）契约自由；（4）竞争公平；（5）规则明确；（6）政府服务，即运用公权依照正当程序集中提供公共服务，守护市场规则，纠正市场失灵。

双循环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新路径的原则及规则对标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守实事求是、审时度势和量力而行的原则，从努力履行承诺到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收益。

我国制度型开放以降低关税和促进贸易便利化的边境规则为起点，重点将是针对数字贸易、竞争中立、产业补贴、知识产权、劳工标准以及环境保护等新议题，集中对标边境后的高标准国际规则。

数字贸易规则

支持数字经济的信息技术和商务平台以及交易方式和支付工具均处于急速迭代演变当中，呈现出碎片化、差异化和对立化的特征，迄今尚未形成全球统一的规则体系。

在多边谈判中，我国在2019年签署了第二份《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就电子商务便利化、电子商务有利环境以及促进合作等议题正式加入多边谈判。2021年底，86个成员参加了《WTO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标志着谈判有了新起色。

双边谈判中，我国与韩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自贸协定，仅对电子商务的便利化以及安全环境做出了具体规则。CAI将云服务等数字规则嵌入服务贸易和信息共享等条款中。

区域谈判中，RCEP首次对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数据存储确立了具体规则，并强调暂停征收电子传输关税，要求自觉遵从WTO谈判成果。CPTPP与之相同，要求各缔约方不得阻碍商业行为的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不得强制要求计算机设备本地存储，但均需遵守各国的监管和例外要求。

竞争中立规则

竞争中立规则是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核心，涉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市场主体竞争场景的设定，要求政府不得基于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和国籍归属施行差别待遇，旨在维护市场行为的正当性，促进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但并不排斥国有企业乃至政府自身以平等身份参与市场活动。换言之，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不构成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障碍，而且与我国改革强调各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WTO改革国企议题主要聚焦以下五个问题：（1）国企的定义和范围；（2）国企的职能定性；（3）限制对国企的“非商业援助”；（4）国企遵守“商业考虑”；（5）国企的透明度。我国的承诺反映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两份法律文件中。

CPTPP专门针对国有企业单独成章，核心内容包括“非歧视待遇和商业考虑”、 “非商业资助”和 “透明度”。

CAI明确规定了国有企业定义、规则适用范围、非歧视性待遇、商业考虑、透明度义务、监管和执法的一致性与非歧视性、争端解决机制等内容。

我国国企改革在大方向上体现了竞争中立理念，但国企的垄断性和政府补贴问题仍然是饱受争议的焦点。

产业补贴规则

补贴属于一国内部经济治理范畴，而国际关注的是市场界面上的公平竞争，防范任何类型的经营主体因政府补贴而在市场竞争中施展不当优势。

有关补贴的国际规则较为全面地体现在WTO的框架之内，包括《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农业协定》和《渔业补贴协定》。

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我国几乎全面加入了有关知识产权的多边条约，最重要的是《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WIPO）和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只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原则性条款；RCEP规定了具体约束条款，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利益平衡。CPTPP代表了国际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方向。CAI要求遵守一系列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公约，并针对中国重点排斥政府干预技术转让。

劳工标准规则

劳工标准不仅关乎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涉及人权保护制度。

多边协定中，中国加入国际劳工组织并批准其公约的总数达到28个，其中包括8个核心公约中的6个。自贸协定中，中国仅与智利、瑞士、新西兰签署《劳动合作谅解备忘录》，对劳工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提出原则性倡议。CAI认可缔约方有权确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和优先事项，但要求不得以减损劳工权利作为吸引投资的条件，同时要求履行一系列有关劳工的国际公约和宣言。

对标CPTPP，中国的劳工标准在组织原则、管理模式和适用范围上差距较大。

目前我国劳工权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一些小微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安全和健康保障难以达标；（2）职工技能提升严重不足；（3）基建项目拖欠工酬的现象时有发生；（4）一些企业采取灵活用工、劳务派遣等手段规避对员工的责任；（5）企业对于女性、特别是育龄期的已婚女性存在暗中歧视做法；（6）户籍制度仍然是用工歧视的一大根源。

环境保护规则

在全球250多项环境公约当中，有18项与国际贸易直接相关，最为突出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统领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三项规则均聚焦于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相互衔接，路径和权责更加清晰明确，并充分考虑各国诉求和能力的平衡性。

这些规则体系均着力解决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尊重国家环境主权和正视各国发展水平差异的基础上，要求缔约国一方面不得以降低环境标准来支持不正当竞争，另一方面不得假托环境保护之名实施市场保护主义和歧视性政策。

WTO没有针对环境问题形成专门的约束性协定，但接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定的《多边环境协定（MEAs）》。

双循环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新路径重点领域路线图

双循环背景下，我国开拓改革开放新路径，应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步实现高质量升级发展；以制度创新带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通过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在以下重点领域铺展路线图。

我国数字经济及贸易改革开放新路径

当前数字治理的方向在于抓住数字经济互联互通、包容创新的本质特征，围绕技术、产业、平台、应用、市场等领域重点发力，通过强化技术引领、推动产业融合、挖掘数据价值，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

1、正确处理数字经济发展和信息监管的关系。数字经济是以电子化信息的快速流动和广泛应用为基础的。一方面，我国一直致力于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提升生产效率和高质量发展，并呈现出赶超发达国家的可喜势头。另一方面，鉴于互联网信息的弥散性和渗透性，出于信息安全和意识形态的考虑，我国不断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管。

我国率先在自贸区/港试点数字贸易开放，推行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并在四个超大城市开通国际数据专线业务。在不断加固防火墙之外，我国建立了较为系统性的法律法规，严格限制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在数字知识产权方面，我国对网络产品与服务、关键信息设施以及加密方法等内容设置了严格的安全审查和评估制度。

2、廓清国家安全边界，审慎介入国际谈判。面对维护信息安全和促进数据流动效率之间的矛盾，我国在双多边谈判中持审慎态度。信息无论作为独立的新兴产业，还是作为全面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系统，其无边界、无障碍的自由流动代表全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潮流。为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潜能，我国需要针对其特性廓清国家安全的概念边界，以免这一概念的泛化削弱我国在新一轮全球化中的竞争力和领导力。

3、发挥自身优势，引领全球数字规则制定。对于方兴未艾的数字经济，尤其是电子商务领域，我国有望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在参与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谈判中，我国应积极推动澄清国家安全的范围、边界及例外，探索制约其扩张性适用的方法，反对以国家安全之名行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之实的政策措施。

正在进行中的WTO电子商务协定谈判，以及联合国大数据全球平台中国区域中心在杭州落户，为我国与全球分享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坚持中国主张，提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有利契机。

4、降低数据搜寻成本，规范数字公共产品供给。巨大的信息搜寻成本无形中制约了我国软实力建设，同时也对宜商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应考虑在科研信息（“学术搜索”）和商业领域放松防火墙限制。

政务数据和大量脱离保护期的文献资料，应被视为公共品向公众免费开放，以提升运用数据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弥合数字鸿沟。我国《数据安全法》虽然对政务数据的开放及其科学性、准确性、时效性做出规定，而从各个部委到地方政府部门，实际执行状况总体差强人意。

我国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改革开放新路径

中国仅在近几年国际谈判中涉足竞争中立规则的初步商讨，尚未展开正式谈判，仅在自贸协定的竞争政策章节中承诺原则性倡议，禁止所有企业从事不正当竞争的商业行为。

鉴于竞争政策及反垄断法的趋同性和日渐增长的域外性，我国应着重考虑：（1）将竞争政策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的高度，强化反垄断执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2）完善产业政策的自律和竞争政策对产业政策的他律；（3）推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增加常态化的督察和检查；（4）以竞争规则的普适性和稳定性取代行政手段；（5）完善反垄断调查和执法的正当程序；（6）厘清各经济领域监管、执法权责的边界；（7）建立起一套鼓励实施竞争政策的新型政务考核评价体系；（8）发挥各级人大和人大财经委对产业政策和补贴的监督作用。

我国产业补贴领域改革开放新路径

补贴具有弥补市场失灵及服务特定政策目标的功能，成为各国政府经常使用的一种政策工具，但补贴并不是政府手中实现政策目标的万能工具，而是一把双刃剑。

WTO的补贴规则除明确禁止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外，允许政府针对环保类、就业类、研发类、扶持落后地区类等给予补贴。CPTPP针对国企专门成章，并拓展成“非商业援助”概念。

在WTO的补贴规则中，因我国市场经济地位未获承认，在与补贴相联的反倾销措施中，对我国出口产品仍然采取替代国成本测算原则，使我国企业处于竞争劣势。因此，建议我国：（1）支持本国企业在单个反倾销案件中申请市场经济地位；（2）反对将国有企业正常商业性行为列入禁止性补贴范围，坚持竞争中立原则的“本义”，要求《SCM协议》清晰界定构成公共机构的条件，加入具体规定来区分公共属性与商业属性；（3）对于社会发展项目的资助，主张WTO恢复并扩大不可诉补贴范围。

我国需要加速补贴体制机制改革。建议：（1）建立规范统一的补贴制度；（2）清理不合规、不合理的补贴；（3）优化补贴结构；（4）严格补贴审查，严厉打击骗补企业和舞弊官员；（5）设立企业补贴信用机制；（6）建立补贴收回和退出机制；（7）提高补贴透明度，向社会公示，并履行国际通报义务；（8）重视小微企业在技术和模式领域的创新潜力；（9）对于突破性创新，补贴需高度集中。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改革开放新路径

对标RCEP，我国基本上可以履行承诺，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部分细节仍需落实。对标CPTPP，我国已经全部加入了其规定的众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既而为加入CPTPP准备了必要条件，但在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司法程序以及执法效率方面，仍需要作出较大幅度调整。对标CAI，我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已对于欧盟所关注的问题作出了严格规定，有些已高出了协定承诺。

我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立法体系，国际谈判仍然关心的重点集中于我国的司法程序透明性和执法效率问题。

当前我国在知识产权及其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包括：（1）地方政府将企业申报知识产权保护当作政绩工程，导致许多毫无价值的商标和实用新型专利充斥于知识产权行列；（2）品牌仿冒和音像制品的侵权较为严重；（3）地方司法和执法部门存在保护主义倾向；（4）缺乏专业人才进行专利认定及审核，导致许多“假专利”；（5）知识产权复审和诉讼程序环节多，耗时久。为提升知识产权司法效率，建议借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援用337条款采用的速审机制。

知识产权定价，应尊重市场交易者的判断和议价能力，行政和法律机构不应给予价格限制。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开放新路径

国际规则中的竞争中立和补贴原则两大议题直接涉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与国有企业的定位和职能密切相关。

国有企业是否定性为“公共机构”，迄今仍是WTO改革国企议题中的焦点。CAI首次引入竞争中立原则，其“涵盖实体”条款与CPTPP 国有企业规则实现了部分对接，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前瞻性。

我国对标竞争中立规则需要认真考察：（1）国企的界定范围及职能分类；（2）透明度要求的披露内容；（3）非歧视性待遇和商业考虑；（4）例外设置范围。

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改革开放新路径

我国在国际环境规则谈判中应注重考虑以下方面：

1、坚持“共同但差别责任原则”。为自身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有理由在环保承诺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2、慎用WTO与环境有关的一般例外规定。对于成员国限制自由贸易的措施，WTO两项与环境有关的一般例外规定虽然赋予其合法性，但其非歧视原则一直被置于优先地位，由此导致了我国对稀土出口实施配额限制两度撤诉。

3、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识别差距，查漏补缺。我国在众多双边自贸协定中，未曾涉及生态环境问题，但在与瑞士、韩国、智利以及新西兰FTA升级协定中设有“环境与贸易”专章。

对标CPTPP和CAI等高标准规则，我国的环境保护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体现在具体保护范围、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合作机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多级法规一致性等方面。

4、注重经济增长与绿色低碳协调发展。我国要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具体对策应关注：（1）防止“碳先锋”式的冒进；（2）防范美西方资本利用碳交易规则在我国进行大面积的套利行为；（3）酌情允许有利于发展我国循环经济的海外资源回收项目；（4）视东道国需要，继续允许商业化的海外煤电项目建设。

5、探索创新引领制定高标准国际规则。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以及对外交往的深入，我国已初步具备了创制并输出规则的条件。建议：（1）利用国际论坛和国际机构推动规则酝酿与制定；（2）通过更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掌握制定规则主导权；（3）将“一带一路”规则化列入首要议事日程；（4）鼓励行业、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做了很多重要论述，尤其是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又把高质量发展放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上。

    高质量发展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就是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党中央在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划时强调，到2035年，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要形成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目标、一个要求。

四个方面的理论创新

   各个国家都在推进现代化，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自己的特色，还有四个方面的理论创新。

    首先是人民中心论的现代化指导思想。提出人民中心论，说明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为西方的现代化都是来自于工业化，由工业化拓展到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形成了所谓的现代化。但是他们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靠资本来驱动，以资本为中心。而我们强调的是人民中心论，实际上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我们提出的共享理念、新发展理念，都体现了人民中心论。

    我们提出了人民中心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也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上世纪90年代，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西方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的历史终结了。但现在看，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非常成功，已经宣告了那个“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坚持了本国国情论的现代化路径。在发展经济现代化这个过程中，以我们基本的国情探索了很多西方现代化不存在的体制，比方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同时又发挥了政府的作用。

    我们强调高质量发展，但并不是不要增速。二十大报告提出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是要增长的，但一定是质量优先的增长，而不是没有质量的、靠污染提高经济增速的增长。这些都已经超越了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

    1978-2020年，我们的经济增速平均达到9.2%以上。和美国对比，1996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只占美国的10%，2006年突破达到20%，此后每两年突破10%，到2020年我国已经达到70%。这恰恰是为那些发展中国家走现代化的道路开辟了一个新路径，就是要基于本国国情去探索适合国情的一种道路。

    第三，我们现代化的目标实际上是一个文明协调论。我们经常说，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因为我们提的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不仅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我们都要协调起来。

    因为我们是后发国家，在这种文明的更替过程中，我们是并联在一起的更替，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还有生态文明，都是在并联中协调推进的。而不像一些先发国家，是一个单维的文明逻辑。

    我们颠覆了西方亨廷顿的观念。上世纪，亨廷顿有一本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认为文明之间是冲突的，现在世界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而我们强调的是传统与现代、中华与世界，应该是文明交流互鉴，互相包容。我们要发展，就应该是交流互鉴，不应该是冲突。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相当于产生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四，在国际化方面，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或者国家，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我们坚持和平发展论，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我们通过和平发展使自己的经济各个方面成长起来。这样就打破了两种极端的理论，尤其是世界经济体系里，有一个理论叫依附发展理论。什么是依附发展呢？作为后发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要借鉴西方的资本、技术，甚至将他们的一些价值观、理念引进。但引进并不能够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往往还被边缘化或半边缘化。

    我们现在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且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并没有依附任何国家，而是独立自主的。

    我们强大了、发展了，但我们不搞霸权，实际上这个理论又证明了国强必霸论、“修昔底德陷阱”的谬误。“修昔底德陷阱”原本不是一个必然的逻辑，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超越，为世界和平、人类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四个理论创的新核心内涵，以此理解中国实现了创新超越，实现了理论创新。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规划

    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做了很好的规划。二十大报告提出的2035、2050年目标和“十四五”规划总体一致，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二十大报告里对现代化到2035年的目标和“十四五”规划谈的到2035年目标有些区别。比方说，“十四五”规划里提到我们经济总量将迈向新的台阶，而二十大报告把这个经济总量给省略了，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迈上新的台阶。

    从经济学计算来看，要谈经济总量，有人均指标以及人口的变化。学者们都认为，2022年我们的人口总量可能会达到最高点，接下来人口总量会逐年下降。我们提人均不提人口总量，可能这个目标会更容易完成，更突出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共同的特征。我们认为，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化，比方说我们提目标，人均GDP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些应该说也是趋同的，这在经济学里叫做趋同现象。我们预测，2025年我国人均GDP会达到14648元，当然这种预测都是在基准情况下，也就是正常情况下，没有受到外部巨大的环境冲击，同时基于我们的潜在增长率的预测。

    2025年，我们人均GDP达到14648美元，2035年达到25000美元，2050年达到48000美元，这是三个节点。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个基本内涵就是人均GDP要达到2万多美元。

    实际上，我们也做过经济发达国家的预测，现在有三十多个发达经济体，他们的平均GDP水平人均近4万美元。我们提出的中等发达国家不是平均水平，而是中间那十几个国家的门槛水平，按人均GDP排序，中间十几个国家大概是2万多美元，所以我们应该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50年达到48000美元。

    消费占比会越来越高，比如从2025年的60%多提高到2050年的接近80%，按照我们到2035年扩大内需的战略规划，需求包括消费，也包括投资，而且消费占比会越来越高，投资占比会越来越低。这将作为我们扩大内需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的一个重大经济战略。当然进出口的占比将会越来越小，我们经济增长不能依赖进出口，因为一个大国经济内部可循环是很关键的，包括经济安全。

    在产业结构方面的预测，到2025年，我国第一产业占比为6.8%，第二产业为35%，第三产业为57%；到2035年，第二产业占比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在上升。到2050年，第三产业占比将会达到69%，第二产业占比会保持在26%。第二产业尤其是实体经济一定要保持相当的比例，包括现在“十四五”规划提出保持制造业比例的稳定。作为大国，我们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所以第二产业的总体占比会逐渐降低。农业占比越来越低，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趋势，但是我们不能过快地去工业化、过早地去工业化，这是一个关键。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双循环发展

    要达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构建新发展格局很关键。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发展格局，是围绕着经济循环来谈的，这个新发展格局就是经济双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二十大报告强调，国内大循环是内生动力，要增强它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国际循环是提高它的质量和水平。

    政治经济学里谈到的循环经济的几个环节，比如说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甚至包括我们谈的企业、消费者、政府，作为市场的主体或者作为一个分工主体，那么劳动者及家庭提供劳动力给企业，企业通过劳动力要素，再加上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等各个方面，生产出来产品和服务将提供给消费者，又要提供给家庭，这本身也是一个循环。经济就是在无数个循环中实现的。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经济循环存在较多堵点。从供给角度来看，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还不够，技术创新还不够，这是一个重要的堵点。从需求角度来说，我们的市场结构，供给和需求还有很多阻碍经济循环的问题。要通过新发展格局来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而自立自强又强调了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什么叫主体？从2014年开始，我们把国家的经济总量做了一个拆分，当时90%左右来自于国内大循环，只有10%左右来自于国际大循环，我们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从数量的主体来说已经实现了。但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求是数量主体，我们的经济循环不是来自于高水平的自主创新，而新增的经济增量很难说是持续依靠扩大内需来实现的。这两年，进出口对我们的经济增速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

    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要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它的主导作用是什么？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这个优势，要增加和提高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连通效应。实际上，未来的国际循环不再像以前低成本出口导向的这种工业化，而应该强调高质量的发展。

构建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

    高质量如何实现呢？就是要发挥国内市场需求，当然我们希望国际上高素质、高水平、高质量的要素来支持经济自主性的提升。这三点是内循环为主体的关键的质的要求。新发展格局实际上是要构建一个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而这个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的质量很关键。

    怎么来衡量经济循环的质量呢？经济循环内生动力必须可靠，循环的要素是高端的，而且还比较丰富，过程畅通无阻，经济循环各个环节是协调平衡的。我们经常说经济要防止脱实向虚，要构成一个房地产、金融和实体经济相协调的循环。所以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应该协调平衡，国内国际相互促进，包括我们的经济流量要持续增长。所谓经济循环的流量，可以理解为GDP每年的增速，就是增量。

    从这个角度说，界定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畅通无阻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循环就是一个高质量循环，而这个高质量循环恰恰是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

以高质量经济循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当我们以高质量经济循环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时，要探讨它的战略路径。主要有三点。

    第一，高质量经济循环本质特征是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要依靠自主创新驱动的路径，关键要提高高水平的自主创新能力。例如我们常说的产业四基，包括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芯片，还有关键基础材料、先进技术工艺、行业技术基础等等。

    为什么要提产业基础再造？实际上我们整个产业基础都是依靠国外的，因为我们是后发的、赶超的国家。这种依靠需要通过高水平自立自强，通过产业基础再造。这些“卡脖子”的东西，国际上是不会给的，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来实现。

    第二，扩大内需拉动路径。不仅仅靠创新，核心点是以持续建设超大规模市场为着力点，不断完善内需体系、扩大内需战略来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

    对市场主体来说，关键是营商环境要完善。现在我们的营商环境总体越来越完善，根据2021年世行的排序，我国已经在100多个经济体里排到13位。但这个排位有点虚高，在这种市场体系或者营商环境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怎么能够实现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恰恰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循环的一个关键点。

    第三，内外循环联动的路径。要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着力点，强化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我们经常提到产业链、供应链，它的核心是基于一个价值链来做的。

    上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是基于价值链进行分工的全球化，各大跨国公司把生产环节给了发展中国家，而我们恰恰承接了这个生产环节，也确实获得了规模经济，学到了一些技术，实现了赶超，但是它的弊端就是关键的核心技术无法掌握。

    我们的目标是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拓展。在这个拓展过程中，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封闭地去做。创新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生态，需要建立一个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体系。当然我们现在强调要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这些方面进行开放和对接，这叫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种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其实是和我们的国情、发展阶段以及现在整个全球的贸易规则的重构相联系，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都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

    自贸区的建设很关键。自贸区应该能作为国际、国内两种市场联动的实验和测试的很好方式，现在我们从浦东开始，已经在全国拓展了26个自贸区。自贸区应该有新定位，第一个定位就是高水平的自主创新。自贸区的新定位，通过内外联动提升我们的经济循环质量，以高质量国民经济循环来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编辑 季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创造，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制保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国资国企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40多年不断深入改革，国有企业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资国企改革始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伴相生，围绕将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这一核心主线不断地深入，推动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从最初的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到20世纪90年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再到2003年以后，以国资监管体制的改革推动国企改革等一系列举措，一直到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逐步将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

    近年来，通过全面搭建并贯彻落实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特别是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更加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地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体制机制难题，推动广大国有企业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性、全局性的重大变化。

    一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了治理之变。

二是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实现了整体性的优化，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大幅度提升，实现了布局之变。

三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突破，国有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彰显，实现了创新之变。

四是市场化经营机制取得实质性突破，一大批活力迸发、动力充沛的新型国企正在形成，实现了活力之变。

五是专业化、体系化、法治化公司监管优势彰显，中国特色的国资监管新模式基本确立，实现了监管之变。

六是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得到根本性加强。政治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有力推动了国资国企深化改革，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准确把握新征程上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历史方位

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开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明确指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涵，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这个核心内涵，为新征程上国资国企改革指明了历史方位。国有企业既要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也要强化自身的功能，在继续巩固深化独立市场主体相关体制机制的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更好地发挥战略支撑作用。

    一、要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主体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二、要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基础作用，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兼顾公平与效率，优化收入分配体系。

    三、要在保障国家安全中发挥基石作用，保障能源、粮食、军工等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

四、要在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引领作用，主动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塑造和引领国际规则。

也就是说，新时代我们要继续提高核心竞争力，继续深化改革，深化独立市场主体相关机制的改革。要在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发挥主体作用，这是新时代国企改革的历史方位。

    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国资国企改革迈上新的台阶

经过40多年改革，特别是近10年以及三年行动，国资国企改革解决了一大批过去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但目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一，要巩固深化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机制建设，强化独立市场主体的体制机制支撑。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市场化经营机制是释放企业活力与动力的制度基础。三年行动以来，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得到系统性的塑造，灵活高效的经营机制普遍建立，接下来要推进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持续提升企业治理的效能和内部的活力效率。要提升国有企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完善董事人员职能、授权放权考核评价等机制，推动党委会与董事会经理层，各治理主体发挥作用更加协调、高效。

    要实现更加精准、灵活、高效的收入分配，特别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业态企业和重要科技类人才倾斜，同时以更大的力度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中长期激励，提升竞争性商业类国有企业中长期激励的覆盖面和力度，达到行业的平均水平。

    第二，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助力打造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是国有企业更好担当使命责任的基础。三年行动以来，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国有资本有序进退，国有企业在畅通循环、安全保障、服务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新征程上，要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进一步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必须要强化安全兜底作用，提升在粮食、能源、军工等重要领域的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应急抢险、养老、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的有效供给。必须要加强产业引领，重点是以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为抓手，推动形成定位清晰、布局合理、功能科学、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必须推动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发展，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关键领域的低碳转型，加快国有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第三，要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升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优秀企业家是企业最稀缺的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头。近年来，一大批优秀国有企业领军人物纷纷涌现，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必须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培育和推出更多优秀的国有企业家。要弱化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行政干部身份，强调其企业家的属性，特别是要区别于国家公职人员的管理，建立起市场化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奖惩、退出机制。要建立合理的薪酬和产权激励机制，按其能力和贡献给予其与市场相匹配的报酬，同时建立起与企业长期发展效益相关的产权激励机制，要健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纠错机制，营造宽容、理解、保护企业家的机制和文化氛围。

    第四，要完善公平竞争制度，营造更有利于企业成长的市场环境。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企业健康成长、良性发展的土壤。三年行动以来，与公平竞争相关的专项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接下来还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包括完善市场准入和规范监管、产权保护、信用体系方面的法律制度，健全公平竞争的审查机制，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动态调整机制，加快形成煤炭、油气等重要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供给机制。优化、完善供应类业务，分类和补偿机制。建立并且动态调整既适应国际通行规则又符合我国国情的补贴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的补贴规则制定等等，加快构建更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秩序。

    第五，坚持胸怀天下，提升国有企业对外交流水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原则。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史上，我们勇敢迈出国门，接轨国际，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制度、管理和国际网络基础，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国有企业应该以胸怀天下的视野、格局和担当，不断提升国家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

    一方面，要积极主动介入全球治理，参与标准制定。在推动解决能源、饥饿、卫生等全球公共性问题中谋求发展机遇，发现更大的价值。同时依托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推动共享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健康经济等前沿领域的成果，为各方面共同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另一方面，也要总结推广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共同特征和通用逻辑，引导相关国家广泛认识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和应对危机挑战方面的重要支撑作用，推动中国主张成为国际共识。习主席在联合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下一步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应该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在这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编辑 尚鸣）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这里，集体经济的概念和形式已经表述得很清楚和准确。

尽管中央定了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从社会认知到法律政策的落实，还存在较多问题。从各级干部到农民集体，对这些问题都存在疑惑。有很多具体事情相互混淆，边界不清，概念不明。

乡村振兴到底要走什么路？为什么要走集体化的路？这条路是老路还是新路？如果是继承老路的新路，那么继承在哪里？新在哪里？为实现农民共富，怎么做才能既发挥集体中每个成员各自的主体性，又发挥成员集体的整体的主体性，实现集体内部的成员合作与集体内外的多主体多形式的联合？这些认知问题没有解决，将会直接影响走集体道路的成效。

乡村振兴为什么要走集体化道路

首先要认清，农民共富必须靠集体。少数个体富了，先富带后富，能够带动一部分人致富，但不能可持续地带领全体人民共富，因为动力是跟着目标来的。除非这些先富将个人致富拓展为集体创富，否则个体有再大的能耐，也不会产生为他人谋利益的持久动力。

有人说，合作化不是也能推动生产发展和农民致富吗？合作化存在私人的合作化与集体的合作化，私人的合作化是私人之间建立互助为主的专业合作社。目前，大部分现存的专业合作社都是单一产业、单一产品和单一功能，重点是生产和销售合作，农资统一买，产品统一卖，产生的利益按交易量分配。其中，囿于农产品流通市场的销售大规模与专业合作社的生产小规模之间的张力太大，所以私人专业合作社往往难以发展，大部分成为外来公司或顶着合作社牌子的公司的产品提供者。

集体化的合作化，是集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它以村内的集体成员共有的土地、经营性资产为公共财产，以村民共富、民主治理为目标，形成成员间规范合作的集体经济合作社。合作社的重大决策由村民大会通过，专人担负运营职责，专人管理财务，有效益全民分红，透明公开。集体在经营共同资产之外，为个人经营搭平台，鼓励个人发家致富。所以村集体组织内的合作化有两重含义，集体主体与成员主体各自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结成集体与个体的共建、共融、共享关系。

其次，集体化创造了新型生产方式。集体组织不仅在内部进行成员间的合作，还与外部主体通过各种联合形成新的经营主体，多主体、多种经营方式在集体所在的社区，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这种由集体经济合作社与成员个体、与村外多主体多元互动、合作生产的生产关系，产生出来的社会财富就在当地形成了综合生产力。

这种产生综合生产力的生产方式是新型集体化创造的，它与过去人民公社的集体化固然有联系，但是区别更为本质。联系主要是指土地归集体所有的生产关系。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规定了以生产小队（即初级社时的自然村）为集体土地的生产单位和分配单位。今天规定的集体经济组织还承认自然村或村民组是最基层的集体经济组织。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主体和主体性上。今天的村集体不再是过去被计划体制捆绑的、缺乏独立地位、也难以具有独立意识的缺损主体，而是在市场经济下努力追求自己想要的未来发展目标的主体。今天的集体经济组织正在创造出与成员个体之间以及与外部市场主体之间的多种合作与联合的方式，以多主体多形式自主构建自己想要的社区综合生产力。

这种综合生产力，是集体经济合作社和个体以及多主体的经营组织在多元互动中、在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中形成的，是共同合作创造出来的。它与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力不同，或者说它是一种以社区范围经济为边界的、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在内的多主体共同贡献的总体生产力。

国家有GDP总量，一个村、一个乡范围内的经济总量也可以度量。如果集体通过与成员个体合作、与外部主体联合产生的经济总量能在总的经济总量中占到相当比例，就说明这个集体的经济具有实力。这个比例能持续下去甚至还能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个村或者乡的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标志之一。

在村集体走向发展性主体的途径中，这种多元、多边合作产生的生产力，有利于达成该地造福于农民共富的适度规模经济，而不是脱离农村社区实际、更多为外来投资获利服务的大农场、大企业的大规模经济。

第三，集体化能建构乡村新型治理体系。中国乡村的治理体系具有独特性。这首先是因为乡村的党的基层组织是“全息型”组织，即基层党组织有着与党中央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一致性的全息特征。其实，这种全息特征是从革命战争年代支部建在连上就开始的，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所以，村党支部能够成为村级集体包括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战斗堡垒。

此外，我国自1980年以来逐渐成型、1987年颁发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际上也促进了村民自治传统的逐步形成。而这个传统继承了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的群众路线。它发展成为以村庄为边界的社区的集体治理，一种统合的综合性、公益性治理。这种治理的重点是农民通过村集体这样一个中间主体，形成和政府之间二元互动合一的中国独特发展道路，而不是国家-社会之间完全对立的道路。这是需要从实践到理论深入发掘的很重要的概念。

这样的一种村集体内部的集体自治，包括经济自治、社会自治和文化自治，对于形成社会市场上的独立主体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它以集体的整体意志与外部市场连接，以交流和利益交换等市场化方式，能够比较自由地探索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生产方式。所以，对于乡村振兴为什么一定要走集体化道路的命题，我们要从实践出发做出理论说明。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新在哪里

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要从根上讨论，首先要厘清“集体”这个概念。以往的讨论往往一上来就讲集体经济组织，殊不知集体经济组织只是集体经济的一个载体，而集体经济只属于成员集体这样一个新型主体的经济功能。若不厘清成员集体这个主体，怎么明晰它的功能和载体？所以，先论集体，再论集体经济，最后是集体经济组织，这个顺序是不能变的。

新型农村集体

我们今天谈到农村集体，有个重要的前置词——“成员”。乡村集体无论怎么分层，都是“成员集体”，这就点出了新型集体的本质特点：它是全体成员的财产和利益共同体，离开了成员这个个体性主体，成员集体这个整体性主体就没有了意义。

新型的成员集体和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的小队、大队集体相比，尽管那时的集体也由农民组成，谁属于哪个小队、大队也划分得很清楚，但在当时计划体制下，生产力又很落后，集体和成员都没有什么权利。改革开放首先是从解放农民、解放农村生产力开始的。所有的集体成员，有了国家法律赋予的四项基本权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和基层治理的参与权。

每个集体成员所拥有的这四项基本权利，来自于农村的四项基本制度：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依托集体土地建立的农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经营制度；村民自治的社会治理制度。这四项制度保障了农民的四项基本权利，而这四项制度的执行主体是村集体。没有村集体，农民个体的所有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

只有将村集体明确为既独立于政府又独立于市场的社区社会主体，宪法赋予的维护其成员共有集体资源和资产权益的这种整体性权利，才能具有真正实施的空间。也只有让村集体能在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条件下不断地反复实践，以独立意识找到本土环境下维护集体和成员权益的具体路径和方法，并有信心带领成员为村庄的今天和明天奋斗，这个集体才能成为实质性主体。

实质性主体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村集体在建构中保持主体性，也就是对于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具有独立意识，有精神上的自觉；同时能发挥自主性，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不受外部利益的影响，不出现“被绑架”“被俘获”的问题。当遇到难题，既要符合客观实际，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克服困难。保持独立意识、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正是主体性的三大要义。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积累、沿袭至今、百战不殆的独特优势。将其用于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级集体，可以通过构建主体性，走出发展壮大集体的中国式农民共富的路子。

新型集体经济

新型集体经济是成员集体经济，不是损害或抛弃成员个体权益、只顾空头名誉和干部权益的假集体经济。在新型集体经济中，成员个体和集体相互依存，各以对方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形成既统合又分立的综合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经济既不同于人民公社的公有经济，也不同于个体为王、团体只为个人提供少量功能性服务的私人经济。现在一些经济组织，无论是合作社、企业还是外部组织，提供生产、供销、消费等经济性功能服务的各种形式，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但是作为村集体独特的社会经济的、文化的、治理的功能，譬如通过壮大集体经济，发挥能动性使村内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村内就业、助老扶幼解决得好，村民自主建立的各类团队、协会活动频繁，各类群体关系、各类矛盾解决得好——等等这些，都需要集体经济的支持。村集体就是一个公私合作、公私兼顾、具有很强的社会包容性的利益共同体。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得好，就体现在村集体这个综合性利益共同体建设得好，得到全体村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现在，这一点还较少被认识和提到。

新型集体经济不仅是成员集体的共同体经济，还是使得集体内外的多主体、多要素都能发挥作用，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经济。这可以称作新型集体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实践现在已经有一些了，需要进一步提炼总结，进行理论论证。如何将这种代表中国农村未来发展方向的实践上升到理论，增强我们对走中国式农业农村发展道路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今后的一个重要命题。

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组织特征，三合一的村级集体领导核心为决策管理的核心。尽管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纵向分层级，类似当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做法，村小组、行政村、乡镇都可以建立以所在范围的成员为集体的集体经济组织，但是在行政村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执行范围是行政村的成员集体，根据该法能够把行政村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文化整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而综合治理需要一定的地域规模和人口规模为基础条件，在这一点上，行政村比村小组在综合治理上更有利。6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肯定以生产队作为生产和核算的基本单位时就指出，今后会根据发展的条件，将基本核算单位上升到生产大队，即今天的行政村。30多年前，国家在制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也考虑过这个层级问题，最后确定在行政村，也是希望农民的自治组织有一个较能发挥综合功能的空间。现在有些人一讲集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组织就明确指向村小组即过去的生产队，认为行政村只能做村民自治，做不了集体经济。实际上，目前做得好的村集体经济大都是行政村，他们逐渐突破本村边界，向周边村发展，以村为核心带动了跨村跨乡的集体经济联合社。

这种具有地域性、经营性、综合性、公益性特点，呈现片区形态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有注册为联合社或联合会的，也有与社会资本或专业合作社联合，以合股方式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无论哪种形式，都体现了集体的外联需求，属于横向扩张。

第二个特征是经营特征。这表现在对于集体经济的权能分立和选聘分开上。理事会是由集体成员选举产生的理事们组成的，总干事是由理事会聘任的。按照国家提倡的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的方式，由村党组织书记担任理事长。理事会拥有决策权和经营的管理权，总干事或总经理拥有具体实操的经营权。

第三个特征是激励机制。集体经济组织的激励机制，是一种社区“私利”公益化的机制，也就是说，每个成员在为自己和家庭奋斗的同时，自觉地为集体添砖加瓦。不仅大河有水小河不干，小河有水也能汇集到大河，让大河更丰盈。

农村集体现存的主要问题及简要分析

村庄层面：自主创业的动力和能力匮乏

现在新型集体经济更多的只是个提法，而没能真正落到实际。大多数地区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做法上，都按照过去办集体企业的办法搞租赁承包。土地资源也基本停留在集体流转土地、发包收租金上。所以集体经济基本上被称为“吃租经济”。由于村集体的经营资产十分匮乏，只好依靠上级给项目、拨资金，成了“输血经济”。由于上级要求项目不得亏损，每年要有固定回报，年底上报计量，村集体只好把项目资金入股企业，结果更加强化了“吃租经济”。现在，大部分村集体的经济所得，只能依赖政府和社会资本投资的产业项目，从中分得一杯羹，没有自己的自主经济。村庄建设也依靠政府投资，但是政府投资建成的公共设施，却缺乏村里人投入的公共服务日常运行。

政府和外部力量越是全力扶持弱小的村集体，越是强化了村集体的依赖性，自主创业的动力和能力就越匮乏，渐渐失去对自己村庄未来发展的向往和希望。村庄规划、组织、经营都被政府和外来组织“包干”了。

社会环境层面：对村集体的认识存在误区

社会舆论将农村集体视为“大锅饭、低效率”的别称，一说农村集体就想当然地认为是要“恢复人民公社，要走回头路”。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农村改革就是要效率优先，打破大锅饭，也等于打破集体主义，简言之就是反对集体化。所谓新型集体经济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要恢复人民公社，但农村还是得走私营经济、能人经济、家庭农场的路。

还有很多人认为，村集体不是政府权力机构，只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约束的农民自治组织。面对村庄人心涣散和所谓的“干部经济”，只有软约束，没有硬约束，好事做不来，坏事难避免。村干部即便不贪污，也仅仅是执行上级的项目经济。上级给多少钱办多少事，钱花完事到头，项目结项了，产业也就散了。

政策层面：村集体对集体资源的规划权存在制度缺失

村集体没有对集体资源的规划权，也丧失了资源的部分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

村财乡管、乡财县管原本是2006年税费改革后采取的临时性政策，但延续至今十多年了，并没有随着农村改革形势的变化进行应有的调整。这导致村庄财务管理上弱村和强村之间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强村要发展就要避开这套政策，采用自己成立的公司或自己办的合作社做财务账目的方式进行体外循环。

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困难重重。虽然2016年中央文件大力倡导，但是5年过去了，发展现状与期望值仍有很大距离。登记流于形式，有相当数量的村没有进行清产核资，登记时就写个约数上报。土地资源并没有理清，集体的经营性资产大量在私人手里实际运营，往往表现为负债。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的组织部门就以中央财政特别补助的方式投入资产，还有的政府撬动社会资本来投入集体资产。这方面五年来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些经营性资产只是账上的集体资产，并不是这个村集体可以实际掌握、可以按自己意愿去经营的资产。经营性的集体资产还没有办法获得抵押贷款。虽然集体经济合作社有个银行账户，但是这种账户只作为资金进出使用，并不用于经营，所以村集体只敢出租，而不敢做实际经营。因为只要实际经营就一定有亏有盈。一些采取内外多元合作与联合方式的村集体，不怕有的项目有亏损，因为还有盈利的项目，而且盈利总额大于亏损，能做到损益平衡。实际经营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不能按行政规律办，同时又要保住村集体的财产，怎么样才能解决这当中的两难问题？非常重要的是做好政策和制度安排。

制度缺失是大问题。尽管全国49万个行政村的集体经济合作社都已经登记赋码，都开了账户，但是大部分没有发票，各类经营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尚未建立。其实这当中并非没有做得好的村集体。他们的集体经济组织也并非2017年以后按照国家政策新登记的组织，而是经历了很多年市场历练，有着与多主体合作与联合的丰富经验，而且有着自主掌握村庄发展前途的独立意识和精神自觉。2021年，农禾之家举办“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就总结提炼了他们的经验，并出版了《探路乡村振兴的基层实践》一书。这些优秀典型的做法值得总结上升为制度化的经验。

治理层面：亟需制度创新和人才创新

虽然村书记通过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理事长的制度规定已经有文件，但在经济事务上到底怎么实现统一决策和分工负责仍然不清晰。所谓政社、政经不分的说法还在困扰着基层。权能分立，即集体经济的决策管理权和各具体项目或企业的经营操作职能的分立，在一些先进村早就解决了，但是大多数村要么被困于政治不正确的观念，要么被困于个别领导的大权独揽。破圈而出需要制度创新和人才创新。

再就是村庄治理中的官僚化、形式化、口号化倾向非常严重。太多的挂牌、会议、表格、检查、评比，让村干部整天陷于文山会海，无暇开展实际有效的工作。尽管最近中央有精神、民政部下文作严肃的纠正，但在实际中收效甚微。很多地方数字造假成风，重表面不重效果，造成党员干部越来越脱离群众。这个问题不能再从形式上做检查，是要追究我们的指导思想。

人才难题。本土人才匮乏，大家都知道。各级党组织这些年从更换村支书入手，培养本土带头人。但是带头人要带起头来，就必须倚仗本土人才团队的支持，否则事倍功半。现在的政策，是第一书记、挂职干部、乡镇社工站下村，统统是外来人才支持村庄，却没有重视培养“不走的工作队”，把本土人才的培育放在重要位置。现在的培训形式很单一，几乎没有针对本土人才团队的综合培训。对党支书、理事长的培训课程往往流于文件解释，缺乏能力和实操培育，尤其缺乏结合地方实际的案例讨论。

村集体的主体性建设

村集体目前的实际走向不是实质主体，而是日益行政化、形式化，即虚化了的虚空的主体。政府和外部力量并没有把村集体当作主体，而是乡村振兴的对象和客体，他们自己才是主体。

对于村集体的地位和功能的政策认知有较大偏差。一直以来，政府把村集体当作村委会，认为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只是做社会工作的，它的功能是稳定村庄、稳定村民，所以是一个社会工具。尽管2016年以来的中央文件试图用壮大集体经济来解决后税费时代乡村凋敝的倾向，但是并没有确立村集体在社会市场中的主体地位，也并没有赋予它综合性主体的权力和功能。

忽视村集体的现实原因之一，是忽视小农户在中国农业农村中的主体地位。农业政策过分偏重规模化的大农场，未认识到它们不仅不是党在农村需要长期依靠的社会基石，而且即便在农业经营上，过大规模、雇工经营的经济效率较之小农户（家庭农场）也是低下的。

扶持村集体的基本政策，一是要真正明确村集体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地位并予以政治赋权；二要改变影响其保持和弘扬主体性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例如应大力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政策，因为它可以绕过当下赋码登记的集体经济合作社无法经营的难题，在集体经济成长的过渡阶段探索适宜的权能分立的经营方式；梳理村乡关系，改善村财乡管政策；围绕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多元组织的合作与联合，制定激励集体经济组织向着实质性主体方向建设自己，改变目前政府越俎代庖、包办项目的政策倾向。三要针对村民最迫切的农产品销售的需求，由政府出资为主兴建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主要销售村集体合作社及联合机构统一组织的小农户农产品，以加强农户参与的集体行动。

村集体是农民组织化、集体化、合作化的核心。要想让它成为拥有主体性的实质主体，而不是形式上的虚无主体，就要多方加强村集体的主体性建设，即加强其独立意识、精神自觉，发挥其主动性和能动性。这应该是乡村振兴未来一两代人的长期任务。最近五年特别需要突出这项建设，为乡村振兴走出中国式道路打下坚实基础。

（编辑  杨利红）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我们在完成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新任务。

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全面深化了共同富裕的内涵，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重要的位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着力点，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必然选择。

共同富裕是党和政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关于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同时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党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关于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持续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凝聚起更多推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智慧与力量。

共同富裕迈入扎实推动的历史阶段。“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十年，我们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新增就业均大幅提升，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进一步完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共同富裕需要收入分配公平，也需要激励发展创造。共同富裕不仅仅是收入分配问题，也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把“蛋糕”做大做好，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通过打破传统体制束缚，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为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的实践探索明确了发展创造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要方式。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既反对两极分化，也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全体人民公平享有追求发展、勤劳致富的权利和机会。通过共同努力和共同奋斗的过程，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强调共同奋斗理念，坚持多劳多得原则，鼓励勤劳创新致富；既要破除平均主义，也要严格遏制无理无序的两极分化。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实现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形成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合理分配格局。一方面，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有效减轻困难家庭的子女教育负担，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保障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公平；另一方面，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要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合理调节过高收入，要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收益率超过劳动收入与经济增长水平是长期现象，社会财富不断增长与贫富差距扩大同时发生。全球化与新科技革命时代，两极分化进一步恶化，社会矛盾激增。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始终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原则，根据各类生产要素对社会发展贡献程度，合理确定市场回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消除财富占有过于悬殊状况，避免社会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

在劳动方面，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促进充分就业，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限制和歧视，保障人们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要重视弘扬企业敢于承担风险的创造性劳动，进一步提升企业家在社会创新中的作用，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同奋斗。要对资本设置“红绿灯”，支持和引导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也要有效遏制其消极作用，反对资本无序扩张，加强反垄断监管。

重视并实施“敏于志向”而“钝于禀赋”的社会机会公平原则。促进机会公平是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重要手段，是以共同富裕促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促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推动共同富裕不仅要建立合理公正的再分配手段，也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的起跑线，为共同奋斗创造有利条件。在初次分配中，市场要发挥主导性作用。这需要全国构建更加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收入分配中消除各种歧视；同时需要消除资本市场的垄断。促进机会平等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只有破除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才能充分发挥个体潜能；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只有提升人力资本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提高居民收入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

要防止低水平的福利平等，努力消除劳动者个体之间由于非自身责任因素受到不公正对待。一是要通过机会均等条件下的市场竞争，形成合理的社会流动性；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增加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提升全体人民公平受教育的水平，以提升专业技能、提高就业创业能力；三是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避免“内卷”“躺平”。

共同富裕是深圳先行示范的重要内容

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意见》要求：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到本世纪中叶，深圳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深圳始终坚持把蛋糕做大做好和切好分好的协同。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大幅增长，经济总量上升了一万倍，城市人口快速聚集，从40年前的30万人达到了约1750万人，人均GDP增长了约130倍。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重点努力的方向。2021年，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0847元，比上年增加5969元，名义增长9.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2%，高于同期地区生产总值增速1.5个百分点。按照2018年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一个标准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即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由此可以推论，深圳常住人口达到这一标准的比例应已超过70%。

深圳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平公正原则。以法律规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与就业环境，维护机会公平。深圳利用法律手段约束政府行为和规范市场行为，充分贯彻促进机会公平；推进建立完善的法治框架，以立法和法规确立市场经济原则的法律规定性，给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提供自主发展空间，充分调动发展积极性，保护合法致富，坚决取缔非法收入；纵深推进法治改革，不断拓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领域，不断适配动态发展的经济社会活动。

深圳贯彻以公平促创新、以创新扶公平。深圳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建设高标准国际化的市场体系，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使法治成为激发市场创新活力与动力的重要保障，成为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的海洋。一方面，汇聚380多万市场主体，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另一方面，近130万个体工商户积极拉动就业。深圳对公平和创新关系的有益探索，不仅形成了相对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推动了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壮大，同时提高了社会流动性，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尽其专。同时，促进性别平等，在女性就业比率、工资水平、高管人数等方面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实现了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更好地促进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让无业者有业，让有业者乐业，让实力者创业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深圳长期坚持实施“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的社会公平政策，建立起了发达的职业培训体系，实现劳动者从无技能到有技能，从一般技能向中高技能持续动态的提升。截至2022年7月底，深圳全市就业人口规模达1248.01万人，与历史高位基本持平。深圳不断强调就业创新的重要性，通过“缓、返、降、补”多方位发力，稳企业、稳就业，合计为企业减负130亿元，惠及企业近百万家。深圳对招用年度高校毕业生的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实施鼓励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补贴，如求职创业补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生活补助等。

深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造民生幸福标杆。深圳卫生健康、教育等民生支出持续增长。“十四五”期间，为全力保障常住人口的子女入学需求，将在5年内新建90.8万个基础教育学位。其中，新建12.5万个学前教育学位、67.3万个公办义务教育学位、11万个公办普通高中学位。形成了贫困家庭子女应考尽考，能读就读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制度保障，实行残障儿童的康复与就学，鼓励支持残障人士就业创业。

5年来，深圳在医疗卫生方面累计投资超过1500亿元，是“十二五”的2.5倍；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从70元提高到134元，婴儿死亡率1.14‰，孕产妇死亡率4.79/10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44.87%，各类健康指标均保持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4.53岁，接近目前世界人均寿命最高的中国香港的84.9岁。深圳以更优的医疗服务、更好的医疗保障建设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一流健康城市、国际化医疗中心城市，成为公共卫生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让市民在卫生健康领域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高水平三甲医院的建设和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社康机构建设跨上了新台阶，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8%以上，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稳定在18%以下。

深圳持续探索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深圳以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多样化的社会保障，进一步提高住房保障，逐步实现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20年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总参保达3733.8万人次，五年增长26.1%。全市基本养老参保率为98%，社会保险卡持卡覆盖率为99.3%。积极落实中央调剂和省级统筹，累计向省上缴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含中央调剂金）1193.8亿元。此外，深圳在三次分配中也进行了大量有益尝试，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在国内处于前列。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行充分探索，全面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示范城市建设。

（编辑 季节）

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确立“一化三改”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顺应现代化发展大势，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方式，也不同于苏联过分向农民索取的方式，而是通过渐进式变革生产关系支持工业化，同时兼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对当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仍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化，这并不是一个历史偶然，而是顺应人民内心诉求与时代发展大势的历史必然。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的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开国领导人提出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工业化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深厚的物质基础。

建国初期工业化发展战略实施的必然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审时度势地提出“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设想。195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通报，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①] 思想正式确立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面对国民经济恢复之后的重任，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1952年年底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于1953年6月份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此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②]由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战略目标， 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同时并举的战略。

工业化战略符合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经济的压榨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统治之下，中华民族遭受百年的欺凌和屈辱，人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为什么近代中国如此不堪一击，屡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毛泽东认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③]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④] “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负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⑤]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开启现代化探索道路，但当时受到内部外部条件的硬约束。一方面，历经多年的战乱，国家满目疮痍，经济凋敝，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市场混乱，经济极其脆弱。现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的比重仅为30%，在工业产值中，轻工业占73.6%，重工业仅占26.4%，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等一系列敌对政策，切断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企图阻止中国的发展，并且规定“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⑥] 1950年，美国纠集十六国发动侵朝战争，严重危及新中国的安全。正是由于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工业为人民幸福提供物质基础，以及为国家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国共产党才将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大国，只有拥有强大的工业体系才能抵御外来侵略，而国土安全是人民幸福的基本前提。

工业化战略顺应现代化发展大势

现代化作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最初的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促使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毛泽东将工业称之为“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⑦]，正是依靠工业化带来的巨大生产力，西方国家才走在世界前列。纵观世界先行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都是从农业和轻工业起步，先后经历了初级工业化到高度工业化时期，从轻纺工业到重化工业再到高技术工业的重心转移，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目标转变，又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从工业社会转变为知识社会，最终进入新型现代化阶段。现代化起步于工业化，同时也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过程。相比西方国家陆续进入高度工业化时期、工业重心从重工业转向高技术工业、走向工业强国的事实，同一时期的中国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以工业产品产量为例，1949年美国的钢铁、原煤、发电量、原油分别是中国的447.7倍、13.6倍、80.3倍、2074.3倍。[⑧]

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以无与伦比的决心和气魄，制定了工业化的宏伟战略。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表明了这一决心：“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⑨] “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⑩]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1]。

总之，工业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建国初期，我国所制定的工业化战略，是顺应现代化发展态势的，也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赢得稳定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的条件下提出的。

建国初期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的特殊性

自200多年前西方工业革命之后，欧美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将世界原本封闭的国家拖入同世界各国的紧密联系，形成了西方工业国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格局。

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模式，大体分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各国所处的不同背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不能简单套用其他国家现成的经验，只有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建国初期的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从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既非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又与苏联模式有所区别的工业化道路。

支持方式：渐进式变革生产关系支持工业化

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引起技术上的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12]

进而言之，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目的在于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奠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这个过程是逐步递进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作为一个拥有4.8亿农业人口、工农业产值近70%、财政收入来源中农业税占50%的农业大国，随着城市和工业大建设对原料、粮食需求的增加，和随之带来的粮食供给紧张问题，实质上反映了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小规模农业生产难以适应大规模工业化发展需要。而通过对农业生产关系的逐步改造，不仅合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现代化事业提供更为稳定的国内环境，并且可以从中更好地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料和资金，进而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确保工业化的顺利进行。正如毛泽东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一文中指出：“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是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13] 可见，党和国家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渐进改革为突破口，“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扫除制度层面和社会结构的障碍”。[14] 

实现方式：兼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建国初期的工业化战略是在国家“一穷二白”的约束条件下提出的，面对工业化资金缺口的现实，中国通过农业集体化为工业化提供建设资金，这是“一种投资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农业增产办法”。[15] 观之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通过“对内剥削工人、对外殖民掠夺”的方式实现原始积累，如英国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赤贫的产业工人；美国建国后发动西进运动，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和财富，大批印第安人遭屠杀，印第安人被迫迁徙之路成为他们的“血泪之路”。[16] 近代中国各种尝试走资本主义现代化失败的实践，也证明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以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如果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17]。中国人民必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也决定了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

对比苏联的发展模式，中国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工业化政策长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导致轻工业发展滞后，农民长期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作出很大牺牲。毛泽东当时认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的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18] 鉴于苏联的反面经验，“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19] 由此，中国从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及在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注意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如何把握增长速度、财政税收与投资等数量关系，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我国“一五”时期增长的6000多万人口的基本粮食需求，改善了农村的水利设施条件，极大地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同时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原始积累，仅“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化的初始资金，“大约有70%来源于农业和农村产品加工业”。[20]

建国初期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的当代价值

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一化三改”的工业化战略。尽管在当时背景环境中开启工业化建设有很大难度，甚至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最终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克服困难，举全国之力，发挥基层人民群众力量，充分发挥广大农民优势，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技术援助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顺利建成；此后经过数个五年计划，到上世纪70年代，我们国家已经初步形成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我们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一大成就为日后改革开放时期工业化建设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如果建国初期没有工业化战略的确立，也就没有今天中国工业的迅猛发展。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并在疫情发生后能够迅速恢复生产，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蕴藏的道理及宝贵经验对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向。

方向：始终善于战略规划

习近平同志说过：“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21]长远的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善于用战略思维解决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所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全局、长远、大势上判断形势、把握规律，坚定信念，制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并付诸实施，书写了发展中国家开辟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奇迹。“在有限的现实条件下，战略目标的设定与完成经常需要部分现实的延后发展，甚至为整体的发展作出暂时牺牲，这时候，尤其需要对战略的坚定维护”[22]。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新历史条件下的轻重结构调整、“发展工业农业同时并举”、“农业的基础地位与工业的主导地位”、“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23] 战略演进中，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现代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而我国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进程，由此提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并联发展，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我国工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旨归：始终坚持人民立场

在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启动工业化，面临着巨大挑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走资本主义式的通过国外殖民掠夺的原始积累道路，也没有像苏联那样过分向农业索取积累，而是站在人民立场，将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逐步地引导农民走向农业集体化，兼顾国家和群众利益。

“一化三改”战略是在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大规模国家中，在人民普遍拥护下完成的。而这样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成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反而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凸显人民主体地位。由此，建国初期确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是顺应民心的选择，这就说明只有尊重人民群众意愿，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在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保护农民的利益，才能进一步保障工业化顺利进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密切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增进人民福祉，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方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多种多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结合中国实际，充分考虑建国初期资金匮乏、外援力量薄弱的事实，在认识到国家积贫积弱的经济基础上，耐心启发，依靠先进分子带动群众，顺利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力支持了工业化建设。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本质，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现代化发展诸多难题，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编辑  碣石 ）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亲自见证了党和国家发生的深刻变革。

    在这10年中，中华民族的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十九大以来的这5年，中国又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非常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来定义中国式的现代化，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阐述。

最大执政党的现代化

    第一是政党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最大的执政党，它是中华民族的领导力量、组织力量，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风雨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是可以依靠的力量。第二是国家制度的现代化，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是中国通过在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努力，实现人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最大的马列主义执政党，更重要的是它有先进的理论、先进的组织、先进的人、先进的文化，它是一个集大成者。

    另外，中国共产党不断地与时俱进，并有先进的方法。这是资产阶级政党做不到的。看看现在国外的乱象，其实都是这些国家的政党僵化、固化造成的。而中国共产党是不断地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它吸取人类社会一切先进的东西，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革命、与时俱进。所以，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当今世界最坚强的一个领导力量。

新的党章在修改过程中，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把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写到党章里面。而中国共产党是个领导集体，必须要政治上过硬，这就是政治领导力量。

大国的民族复兴

    有这样一个大党、先进的党、现代化的党来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以，我们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2020年-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时候，把我们国家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张蓝图已经绘就了。

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为什么我们能够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历经坎坷还能够不断地创造新的奇迹？这是因为我们是马列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天然契合形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两个结合”——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二十大报告里特别强调时代化，因为它不断地要应对新时代的变化来解决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重构、制度的再造，它的原理就是老子所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共产党能够不断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就是把握了人间正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所以未来中国的道路应该是越来越宽广的。中国道路对应的就是当今世界之乱和中国之治。我们曾经学习西方文明，而我们现在看到，英国几乎就是首相走马灯一样地更换，但是更换后并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

    其实西方政坛乱象的背后，就是在国家工业发展后，它们的政党却没有实现现代化，政党是僵化、锈化的。国家制度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现代化，没有像我们中国这样在伟大的实践、伟大的斗争中不断地锤炼。

    我们现在形成的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道上，有这样坚强领导力量的大党，有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西方的现代化其实只解决了少数人的现代化，这些国家在全球只有不到10亿人口。而我们14亿人口整体地迈入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既吸取了人类社会普世的现代化，同时又坚持中国特色。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多数人的现代化，它是真正具有普世作用的，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想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可以学习的。因为我们没有掠夺，没有霸凌，而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内化来不断地实现现代化。

    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文化是“穷则独善其身”的，过去我们韬光养晦，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现在要讲“达则兼济天下”，所以二十大特别讲到胸怀世界。中国所探索的现代化道路，实际上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普世意义。因为它和美西方国家霸权瓜分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强调的是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的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这10年间，确确实实地走上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当然现在还在路上。我们不仅将会为中国人民造福，更重要的是我们给当今世界的乱局提供了另外一个可选择的方案。中国共产党将带领全国人民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