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即将实现以“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为内涵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崛起中的现代化强国，为谋求未来进一步发展，我国应更加重视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深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通过国际比较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借鉴。

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现代化模式，一般所谓的“西方模式”只是欧美国家差异性中的“共同性”。这些共同点在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一般都经历过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过程；实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以持续的对外扩张建立殖民地或海外霸权、控制世界市场和资源；信奉个人主义的理念。但是，这些共同性是由差异性构成的。没有欧美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上的差异性进行深入研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模式”。

多年来，学界的研究过于偏重英美模式，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国内影响很大。我们对国外经验的借鉴需要更加全面，欧洲大陆很多国家虽然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但他们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英美有较大不同，如“莱茵模式”的社会市场经济和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他们的经验也应该关注。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我们急需对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理论的总结和提升。这就要求我们加深对西方不同体制模式和发展轨迹的认识，同时也有条件以更坚实的基础、更为宏大的眼界，进行中西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为此，拟从发展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方面，对欧美国家的不同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从这个视角分析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方面的特性，讲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故事”，为强化我国的“四个自信”提供学术支持。

本着这个出发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4月4日召开了“欧美模式比较研讨会”。会议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主持，来自各研究单位和大学的多位专家到会并进行了深入讨论。

欧美政治经济制度的比较

田德文[1]认为，对欧洲和美国的比较研究可以分为五种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称英美模式），莱茵模式（欧洲大陆荷兰、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北欧）模式，南欧模式、中东欧模式；并设定从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等四个方面的比较框架。

总体来看，在政治体制方面，欧洲国家不同于美国的三权制衡，各国具体民主制度各不相同。经济社会体制方面，如政府调控的强弱、国有企业的地位、社会政策等方面也有明显不同，各国的经济政策前后也有变化。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欧洲不占优，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面不大。

欧美政治体制的多样性

英国和美国都是典型的两党制议会体制。从政府决策机制的角度看，美国是两党制议会下的总统制，总统和议会分开选举，由总统组阁执政，议会对总统形成制衡关系。英国则是两党制议会下的首相制，议会选举长期实行“简单多数制”，由多数党领袖做首相，从而形成集权程度很高的“议会制”政府。但从卡梅伦到梅这两届政府都是联合政府。

“莱茵模式”国家大体是多党制议会，但各国间有显著差别。德国采用“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产生多党制议会，议会产生政府，多数情况下由多党联合政府执政，总理是议会多数党或多数党执政联盟的领袖。德国议会由传统大党构成（得票在5%以下的党不能进入议会），多数党联盟在议会是稳定多数，政府较稳定。

法国的政治制度经历几次重大变化，目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采取总统全民普选和“两轮单记名”选举议员的“半总统半议会”制。总统有权最终决策，议会很难反对总统的决定。

北欧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典型的两党议会制政府，首相权力较小。议会一般都有社民党和保守党两大政党。这些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由社民党主导，近年逐渐形成两党轮流执政的格局。

    南欧国家是多党制联合政府，议会中的党派比较分散，其中包括激进的右翼政党，故很难组成多数派的联合政府，总理换届频繁，国家决策能力低。中东欧国家在苏东解体之后走上了多党制道路，但政治制度尚不成熟。

经济制度：英美模式和莱茵模式

美国采取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但垄断性大企业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和英国分别实施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成为“英美经济模式”的代表性国家。近30年推行经济自由化的结果是，美国经济出现种种问题，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但仍占有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欧洲大陆有悠久的社会主义运动传统，欧洲各国实行不同程度的“混合经济”，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特点是国有经济的地位高于英美；重视宏观调控（有的国家实行一定程度的经济计划）；重视社会公益和社会福利事业，公共资源的投入较多向住房医疗保障和教育方面倾斜；一些国家的农业政策鼓励合作社经济；用法律保障工人在企业管理中的位置。崔之元[2]介绍：例如德国的《共同决定法》规定，2000人以上企业的监事会，50％以上的成员必须是本企业职工。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魏玛宪法》，当时德国政府在国内苏维埃运动的影响下，经济民主的概念写入了宪法，到1976年又发展为《共同决定法》，从而在国民经济的一次分配中体现了“劳动产权”概念，照顾了广大职工群众的利益，而一次分配体现了经济基本制度特点。对照德国，我们在一次分配中应该做得更好。

20世纪80年代之后，因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欧洲一些国家过于优越的福利制度陷入危机，试图推行国家“后撤”的改革，但这一改革的推进迟缓。

欧美国家的崛起和发展道路

黄平指出，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崛起的典型道路，是通过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对外军事经济扩张，形成各自的殖民经济体系，攫取金钱、资源和控制市场。欧洲列强争夺霸权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此后被整合进由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美国则是由殖民地的新资产阶级起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建立合众国，逐步对外扩张，最终取代英国成为头号现代化强国，并携其西方盟友主导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田德文认为，从500多年前开始的全球化过程至今，真正成为世界性强国和成为全球体系主导者的，只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英美模式。其基本原因是它们所构筑的世界体系不仅是一个政治和军事体系，同时也向海外移植了这个生产体系所需要的一套制度。莱茵模式是不成功的国际霸权挑战者，比如德国法国都受到周边强国的制约，且引领全球化的思维方式落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影响力一般不超过欧洲，南欧自从“地理大发现”后失去了国际贸易的中心地位，而中东欧国家处于强国的夹缝中。

有学者指出，研究欧美崛起的历史，不能忽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作用，包括殖民主义历史中罪恶的奴隶贩卖和奴隶制。如果就一个国家或某种模式是讲不清楚这个问题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从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而西方学术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严重忽略自己历史中的战争、暴力、侵略、殖民问题，只是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角度研究一国的内部怎样完善和“改变”；西方的崛起似乎只来自理性化、民主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保制度等因素。当年英法美等帝国主义是以炮舰政策作后盾、用枪炮开道推行的“自由”贸易。法国到现在还在海外一些地方收殖民税；一些很不起眼的小国当年在海外殖民中也起了很不光彩的作用，如20世纪60年代比利时在非洲的残暴镇压。这些历史污点在它们的崛起过程中是不能抹平的。英国1832年通过“赎买”政策，在大英帝国范围内废除了奴隶制，付给原奴隶主的补偿费用占当时英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而林肯解放奴隶是在南北战争后实现的，那场战争死了70万人。

把这些因素说清楚，就更加凸显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中国的崛起是在不搞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掠夺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优越性。

理解欧美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脉络

欧洲的自由主义、社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

欧洲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理论的发源地（英国可作为典型代表），同时又有与之抗衡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传统。美国的两大政党尽管在政策主张上有偏左偏右之分，但在意识形态上都奉行自由主义。欧美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与其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并不存在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普遍的“西方理论”。

英美模式：个人主义和保守主义

田德文指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主导理论是个人主义，认为社会是由个人所组成，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组成自治性社会组织；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个人主义贯穿了他们的价值观，且深刻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美国尤其崇尚个人自由为立国之本，你很难用某种理由说服一个美国人为了某种主义去献身。美国个人主义与欧洲大陆“社团主义”的区别，在于美国文化更强调个人的自由。

在国家问题上，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偏向保守主义和改良主义，更主张通过改良或保守的方式、而不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

莱茵模式：社团主义

莱茵模式的主导理论基本上是社团主义（中国也有人译作合作主义），它强调不同的人群组成群体，在这个群体的基础上再组合成社会，个人的地位相对弱化。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也有很大的差别。

由于莱茵模式是建立在社团主义基础上，它的政治理论在激进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摇摆。南欧国家的激进主义有当前希腊执政的激进主义联盟、意大利正在兴起的五星运动，和莱茵模式的政治倾向本质上是相通的。中东欧国家的发展模式和莱茵模式也很相似。

黄平指出，欧洲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或多或少地保持了封建制下形成的“社团主义”文化因素，各行业工会、各地区自治机构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形成了当代“社团主义”的文化氛围。欧洲社团主义是经过整合的个人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社团主义的影响。南欧国家也是社团主义占优势，但很大程度上是碎片化的社团主义。

北欧模式：社会民主主义

北欧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它强调在个人的基础上直接组成社会。南欧理论跟莱茵模式有相似之处。中东欧在历史上有强大集体主义传统。北欧的互助模式则形成了一种强团结模式，这是它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基础。在政治主张上，北欧国家更多倾向于改良主义，但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改良主义。

欧洲的国家理论的渊源

孔元[3]认为：欧洲的民族国家生长的早期阶段，由于大部分是国王统治，所以他们在论证权力和法的关系时，既强调国王要受法的控制，也强调权力包含的伦理色彩即“德治”，即国王作为一个积极的、有德性的统治者在政治过程中扮演的作用和对政府的控制。并且他们往往把基督教的理由带入，认为有一种神圣的东西使国王有能力超脱法律的约束。

19世纪以来，欧洲人对民族国家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第一种是英国方式，既当今流行的法治、宪政、财产权等等。第二种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启的平等人权等理念，被认为具有激进民主甚至无政府主义色彩。第三个是德国强调序列和归属的带有历史主义色彩的理念。

欧美政治观念的分野

西方规范社会的主要因素是三方面：宗教、道德和法律。法律是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本质是资产阶级需要一个确定性。美国强调的法治和“法权”的法治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欧洲和美国的差别很大。

英国的社会阶层是长期固化的，几百年来贵族和中低阶层没有流动，这跟法国很不一样，但这也是自由派最喜欢英美模式的原因。其实没有经历过社会大变动的民族，很难具有充分的现代性。

美国没有经历过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正面临着社会裂痕扩大及文化内战等历史考验。当代美国民主的危机本质上是社会危机，因为它缺少一个有自主性的国家机器来协调管理全社会。2016年前美国主流学者都认为应该有一个强力总统，但特朗普上台后，他们的信心彻底瓦解了。

魏南枝[4]指出，基督教对于欧洲特别重要。基督教流行之前，古罗马社会阶层等级森严，而基督教让奴隶和公民、男人和女人、本国人和外国人在教内享有平等的地位，所以罗马后来被它臣服。在一些欧洲人看来，基督教是欧洲的第一次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革命，因为马克思主义主张突破财产的限制，让所有人具有公民资格，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感召力。

我们讲中国故事，可以结合西方人的历史来讲。我们是从不断取消或减少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差别和限制中走过来的，这是我们的优势，而这个优势是跟我们近代的社会革命密切联系的。

关注当代各种模式的变动趋势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正面临重大变化。比较欧美模式，最需要回答的是我们的道路选择，为什么不搞新自由主义，也不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新自由主义正在动摇

崔之元指出，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始于1979-1980年撒切尔、里根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政策，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直接影响了苏联和东欧的巨大变化。但新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正在动摇。在美国，特朗普利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争取白人工人选民；欧洲各国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党先后执政。比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主张发放全民基本收入（政府给所有人一笔少量补贴，失业者适当追加）。现在左右翼民粹主义有形成联盟的趋势。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

张顺宏[5]认为，关于民主社会主义，它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人民民主。一是它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当然就不能搞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它主张多党制，不能保证共产党执政。第三，它主张私有制，当国家以私有制为主体，那么它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都会掌控在富人的手里，所以资本家不反对民主社会主义。中国不能向这个方面走，要防止这种思潮对我们改革开放的影响。

英共网站最近有一篇文章指出：在意大利、德国、法国、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这些具有强大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国家，由于近期推行新自由主义搞私有化，实行紧缩经济政策，影响了工人阶级的福利，社会民主党的吸引力和社会支持率正在降低，整个欧盟的社会民主主义基础正在被摧毁。

信息时代的全球权力分化

魏南枝认为，在世界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国家的模式之间的差异可能被缩小，国家间的冲突可能加大。例如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人的权力的差异在不断扩大。这次Facebook数据泄露事件表明，多数人不但财产权利在萎缩，知情权、参与权也在萎缩。权力逐渐集中到掌握了资本和信息的一小部分人手中，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中产阶级的地位在下降甚至被控制，其本质是再度出现少部分人的贵族化和大部分人的被奴隶化。

欧洲目前的困境和对中国的参考价值

欧洲当前面临的困境

欧盟内部正面临种种麻烦：如欧债问题、难民问题，欧元区内各国经济实力差距拉大以及福利制度面临危机，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等。

白钢[6]指出，从资本的角度看，欧洲最强有力的、能够左右欧洲命运的资本集团，是金融集团、资源集团和制造业集团。这和欧洲200年前的格局没有太多变化，它的互联网集团及相关的金融集团发展迟缓。这决定了它的产业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几乎不可逆地被边缘化。美国在信息领域的资本集团的力量则始终在增长，其制造业虽在衰落，但这不意味着其本地大公司总部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会自然衰落。

在社会层面，欧洲现有的社会共识和文化共识与其多元主义的精巧结合，形成了它的话语优势和持续的文化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它的社会共识尽管在精英层仍有高度认同，但在民众中，这一共识在不断地被弱化甚至瓦解，这和美国的情况类似。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欧洲愈益严重的“伊斯兰化”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在政教分离的欧洲，宗教是其社会共识的重要部分，而这一共识正在受到挑战。

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文明的发展，主导力量的转换是此起彼伏的。观察欧洲问题，要在新旧世界体系交替这样一个大历史格局中，分析欧洲现在的状况，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以及其中所呈现的意义。

这个历史背景不仅仅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动摇和失效。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的1000多年，西方文明相对于东方处于落后地位，处于相对边缘地位。16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酝酿、成熟，进行了一次世界趋势意义上的大逆转，上升为世界主导性力量，构筑了以它为核心的新的世界体系，以及相应的世界历史的表述体系。而现在又一次到了大的转变的节点，可以说这是东西方格局的决定性的逆转。

欧洲经验对中国的参考价值

欧洲是16世纪以来世界体系规则的制订者和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尽管它在世界舞台的地位被边缘化，但它几百年的知识积累，它的教养和历史智慧，以及对特定领域规则的深刻理解，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例如，从已有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并形成一个正确的世界历史叙事和视野、带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体系以及表述体系，这是欧洲过去500年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当代中国在经济实力上已经很强大，但与已有的话语权则显得高度不匹配——“有理说不出，说了没人信”。要在话语权方面实现超越需要更长的时间。现在中国解释自己的历史还是沿用西方话语体系，未来要做的，不仅是用自己的话语解释自己的历史，而且要解释包括欧洲在内的各个国家、民族、人民的历史。

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的根本区别

经过百年奋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没有走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的老路，依靠本国人民团结奋斗，走独立自主的建设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张顺洪指出，中国和欧美国家的区别是根本制度的区别。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欧美国家一般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共产党执政与多党合作、人民当家作主，欧美国家基本上是资本主义两党（多党）轮流执政、本质是富人当家作主；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欧美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占主体地位（个别国家公有制成分高一些）。在经济政策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更具有规划性和连续性，这是我们很大的优势。   

欧美资产阶级对维护现有制度有很高自觉性，制度的稳定因素较强。欧美经济是高度竞争性的，这使资本主义能保持较强的经济活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更新。维护性和竞争性是资本主义得以生存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些富人，他们中有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也有人不认同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贯彻统一战线方针，把社会各阶层团结在党的周围，但必须处理好人民当家作主与统一战线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问题。

模式比较和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

“修昔底德陷阱”是遏制中国崛起的话语陷阱

章永乐[7]指出，100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既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利益之争，也涉及到模式与道路之争。不同的历史条件以及资本主义固有的发展不平衡，在欧洲产生出了不同的模式与道路，也相应地出现了不同的话语表达。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意即崛起的强权挑战守成霸权，将可能引发激烈对抗。他在论证中就是用德国挑战英国作为例证。今天有一批西方学者把中国比作德国，把美国比作英国；并牵强附会地论证，说美国是英国模式的继承者，中国是德国模式的继承者，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注定要失败。

今天西方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企图将中国比作20世纪初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形象，即一个威权主义的、重商主义的，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形象；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崇尚自由贸易、自由民主的形象。但最近特朗普发起了贸易战，美国的自由贸易形象正在破灭。他们会更多地把话语转向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判，煽动人们对所谓“威权主义”的恐惧感。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渐强盛，西方人无法在经济层面攻击中国，就会更多地在政治方面对中国进行攻击。

中国和西方模式比较：摆脱“趋同论”

王绍光[8]指出，欧洲人的意识中有种倾向，跟我们提倡的“和而不同”相反，可称作“同而后和”。你先要跟我差不多，然后才能跟你“和”。所以欧洲学术界会提出“趋同”这一命题。按照他们的眼光，欧洲工业革命前的世界，所有民族大体处于同样的低生产力水平，欧美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拉大了和落后国家的距离，形成世界的“大分流”。二战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衰落，世界再次向新自由主义趋同，所以有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世界趋同”说得到国内自由派的响应，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全部归功于学习欧美模式。但随着当代中国和东方的崛起，欧洲人自己也在困惑，是否自己的模式和理论出了问题。

了解了西方人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我们应该能形成一种有说服力的理论表达：我们不否定西方人的发展理论，但我们的理论也能解释得通。习近平最近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提倡“和而不同”，这非常重要，人类还有不同于西方的多种发展模式。这样就可以和“趋同-分流”的话语体系区分。这是我们做欧美模式比较和西方与中国模式比较的意义所在。

对不同模式的评价要有历史的视野

王湘穗[9]认为，所谓模式，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在其上产生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不同的模式走到今天，有其具体的基础和历史演变轨迹，它也将不断地发展变化。

评价不同模式成功或不成功的标准，不应抽象地对之进行肯定或否定，关键在于这个模式是否适用于特定国家（民族）当时的环境和历史演变趋势。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最大的成功是把全世界大部分资源为自己所用，但如果从全世界70亿人的角度看，那个模式就没有合理性。

道路自信肯定要遇到道路孰优孰劣之争的问题。比如一些人认为中国模式不合理，只有跟西方接轨才有出路。但争论不能仅凭直觉观察，各国今天的制度都是经历了长期历史的发展演变，所谓合理就是和今天的情况相适宜。西方不同主导性模式的交替不过百年，你对它评价用什么时间尺度也是问题。有人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评价高，但莱茵模式至少适应德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未来如何发展还不好定论。

所以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不是要替代或颠覆哪一类模式。我们主张“和而不同”的合理性。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比如中国可耕地面积和水资源相当于全球的7％，却养活了占全球19%人口。中国的发展模式可能更与人类长远发展利益相符。中国模式的长久竞争力就体现在这里。

（编辑  苏歌）

2018年3月18日，普京毫无悬念地高票当选俄联邦总统，开启了自己的第四任总统任期。自2000年首次当选总统之后，普京虽曾于2008年至2012年担任总理，但始终是俄罗斯实际的“当家人”。他一直将缔造强大的俄罗斯作为追求目标，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屡遭重大挑战与挫折，却百折不挠、愈战愈勇，逐渐摸索出较为成熟的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法，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效果。在未来至少6年的执政期内，普京将领导俄罗斯沿着既定方向前行，其内外政策走向因此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

坚持中央集权，完善发展模式

普京彻底放弃了叶利钦的全盘西化战略，开辟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建立以“中央集权、国家主义、主权民主、民族精神、市场经济、依法治国”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

“中央集权”主要表现为加强中央垂直权力体系。俄罗斯历史上从未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制度，民众一向崇尚权威，拥戴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全盘复制的西方民主制度导致水土不服，产生严重后果：中央政府几近沦为资本寡头势力的傀儡；车臣分裂势力严重威胁国家安全；议会党派林立、相互倾轧，制约政府施政；地方势力坐大，联邦主体各行其是，不向中央缴税，甚至制定出与宪法相抵触的地方法律。普京就任总统伊始，俄罗斯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社会混乱、主权受损、民心思定。残酷的现实深深教育了普京这名曾经的民主派精英，使他下决心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普京以坚定的意志和强有力的手腕整顿秩序，控制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加大对立法和司法系统的影响，并借其整肃寡头势力，铲除分裂势力，打击地方势力。普京通过出台《政党法》、推动党派重组等方法理顺了党派之间、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在全国划分联邦区和派驻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废除与中央法律不符的地方法。经过整顿，越来越多的政治势力聚集在普京周围，实现了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与统一。总统是中央垂直权力体系的中枢。普京组织亲信和国外公关专家组成公关团队，组织理论家研究“主权民主”等重要思想理论，扶植“纳什”、“青年禁卫军”等青年政治组织，极大地巩固了个人声望。

“国家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政治上主要表现为总统集权制和行政权力体系的加强，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即确保经济主权，政府一方面保持强大的国民经济调控能力和对战略性产业、资源和企业的管控能力，另一方面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推动经济增长，利用财税等经济杠杆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民众。“国家主义”的要旨在于以国家总体利益为取向，发挥总统和中央政府的核心领导作用，避免国内资本势力和国际垄断资本势力坐大干政。

    “主权民主”强调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不能简单化地评价人权，应尊重人民的文化传统和集体意识与诉求，保证国家安全与民生改善，使政府更加高效、廉洁和亲民。普京将“可控民主”视为主权民主的支柱，力求按照西式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制衡反对派。他创建了俄第一大党——统一俄罗斯党，还创建和领导着俄最大的超党派政治联盟——“人民战线—为了俄罗斯”。普京推动俄罗斯生活党、祖国党和退休者党合并为公正俄罗斯党，使其成为“务实的反对党”和普京政权的支持力量，与同为左翼政党的俄联邦共产党争夺政治影响力和选票。普京对俄共还采取了拉拢措施，而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则被驯化。公正俄罗斯党、俄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等主要政党虽然时常批评政府，但是与政府保持着默契，并且在很多治国理念上与政府相通，可被视为建设性的反对党。真正与政府水火不容的只有右翼事业党等力量弱小党派，而其在国内政治中已被边缘化，并遭到政府的严格管控。普京推行“可控民主”的主要举措还有：对地方适当放权，恢复地方行政长官直选；降低立法机构准入门槛，放宽政党注册登记限制；设立“非营利组织基金”，用资助方式使非营利组织为我所用；建立政府要员与反对派代表的对话渠道，给予反对派理性建言的机会。在确保可控性的前提下，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恢复了复合式方式，一半议员名额由跨进杜马门槛的政党按比例分配，另一半由单席位选举产生。这使杜马具有代表性。

“民族精神”是指宏扬民族文化传统，加强民族凝聚力，强化国家认同，用爱国主义的旗帜凝聚人心。俄罗斯在历史上取得历次辉煌都离不开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普京重视东正教传统在塑造民族精神中的作用，试图以东正教强化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培养俄罗斯民众的集体主义精神，为民众承受压力和迎接挑战提供支撑。普京凝聚民族精神的举措为其所开创的发展模式注入了精神内核，也使其成为深得民心的精神之父。

 “依法治国”是指完善国家法律体系，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和政治团体的行为。普京出身法学专业，对“依法治国”理解深刻、运用娴熟。普京获得了主要党派的支持，间接控制了国家立法机构，通过相关立法为政府施政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武器。例如，政府可依据《叛国罪法》、《网络黑名单法》、《非营利组织法》、“外国代理人法”等约束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行为，依据《禁止国家官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拥有海外资产法》等立法反腐败。“依法治国”使俄罗斯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帮助普京对政治生态进行软控制和提高政治文明水平，有力打击了敌对势力将他妖魔化为“独裁者”的图谋。

 “市场经济”是在“国家主义”范畴下的可控市场经济。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政府对市场进行管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规避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外资垄断、价格和技术垄断、分配不公等弊端。普京推行的“市场经济”力求公平和效率兼顾，同时满足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的双重需求，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社会矛盾亦得到缓解。普京加强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整顿和加强国家财税体系，恢复对战略性产业、资源和企业的控制，建立稳定基金（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促进民生建设。普京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和渎职行为，惩治违法政府官员，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为政府更好履职以及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经过治理，俄罗斯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市场活力得到加强。

在普京的治理下，俄罗斯政治和社会较为稳定，国民经济在2000年之后出现多年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持续上升。2007年俄罗斯名义GDP达到1.25万亿美元，上升到世界第七位。2014年之后，俄罗斯遭受了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和西方经济制裁双重打击，但俄罗斯的发展模式显示出惊人的抗压能力，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依然保持稳定，普京个人威望居高不下。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等问题上赢得了主动的同时，还改善了国民经济结构，并在2017年实现恢复性增长，成为世界武器出口、能源出口、粮食出口大国。当然，普京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官僚主义、腐败等问题的根子尚在，市场仍缺少活力。在外部压力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普京有可能在下一任期内加大改革力度，在不触及发展模式总体框架的情况下不断对其进行完善，着力培养具有专业背景和国际化视野的年轻人，并逐步用其替换政府高层的老战友。

巩固大国地位  平衡对外政策

    俄罗斯大国意识与爱国传统和东正教救世情怀密不可分，早已融入民族血液。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力衰落，曾一度沦落为西方的“小伙伴”和二流国家，民众饱受屈辱，奋发图强成为民族心声。普京顺应民意，执政之初便强调：“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

普京确立了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重要一极的战略目标，凸显出维护国家利益和大国地位的坚定性、灵活性、战略性、全局性，彰显出战略胆识、坚强意志与高超艺术，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一是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军人找回了久违的荣誉感，民众重新树立起自信，而普京作为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的领导人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小觑的领袖。二是强化对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将独联体打造为俄罗斯确立世界强国地位的战略依托。普京努力通过加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组合的作用增加独联体国家在安全和经济等方面对俄罗斯的倚重，通过发挥俄族居民、俄语以及文化交流的作用增加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的认同。三是面对西方的打压与遏制以斗争求生存，以博弈求合作，大胆使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权力，利用能源武器制约欧洲采取反俄政策，广泛介入国际事务和热点问题，迫使西方在叙利亚、伊核、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反恐等问题上不得不与俄合作。普京重视与西方国家争夺国际话语权，创新和传播“主权民主”等有别于西方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打造“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等外宣旗舰，通过多元化的方法和手段塑造俄世界大国形象和自身大国领袖形象。四是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和赢得发展机遇。普京非常重视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金砖国家机制，以及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和伊朗、委内瑞拉等能源大国的合作。

普京总统执政初期也曾推行亲西方外交政策，试图通过支持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赢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认同和接纳，从而赢取世界大国地位。俄美关系曾一度步入又一个“蜜月期”。2002年5月14日，北约19个成员国外长和俄罗斯外长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了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会议，通过了建立新型关系的文件，以新建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取代“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以平等合作的“20机制”取代“19+1机制”，并在军控、打击恐怖主义、处理地区危机等领域以“平等的伙伴关系”进行合作。

然而，俄罗斯与西方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俄罗斯政权不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国际垄断资本为征服俄罗斯，必须削弱俄罗斯中央权力，弱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甚至肢解俄罗斯，具体表现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2004年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中实行双重标准，无端指责俄罗斯的反恐行动，并不断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同时继续推动北约东扩。俄罗斯《政治杂志》主编彼得·阿科波夫指出，“俄罗斯对抗的并不是美国本身，而是超国家的世界精英通过美国实施的全球化政策。”[1] 普京融入西方的尝试不得不以失败告终。普京总统曾深有感触地说道，“俄罗斯从未是八国集团完整意义上的成员。比方说，外长会议仍旧是过去七国集团的形式，是没有俄罗斯的。”[2]

乌克兰事件爆发后，普京果断地将克里米亚收入囊中，利用东部乌克兰亲俄势力牵制乌克兰政府和欧盟。同时，军事介入叙利亚战争，保住了阿萨德政权以及本国在叙利亚安全利益，并有力地打击了“伊斯兰国”，缔造出新国际反恐统一战线。美国因此恼羞成怒，对俄强硬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在美国压力下，欧洲国家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可以预见，普京任期内俄美关系不会发生实质性好转，激烈博弈将成为常态。俄罗斯与欧盟在能源、安全等领域有很多共同利益，都有改善关系的内在需求。但受美国因素制约，俄欧关系将在曲折和反复中艰难前行。

普京意识到，一味谋求融入西方不会被西方接纳，反而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局面。只有加大开拓东方的力度，才能赢得与西方开展博弈的筹码，并充分利用自身地跨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优势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世界性力量与发展潜力正在分散化，向亚太地区转移”，俄罗斯需要搭乘亚太发展快车，抓住亚洲发展机遇。普京开始致力于构建有别于美国主导的单极全球化的多极世界，打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大陆联盟体系”，以大陆文明抗衡海洋文明，从而解决俄罗斯作为大陆国家的地缘安全问题。因此，俄罗斯逐步加大了融入亚太的力度，奉行东西方相对均衡的对外战略，通过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和推动欧亚大陆一体化强化大国地位。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指出，“在21世纪，拥有3/4亚洲领土却什么事也不好好地做——这不是错误，而是犯罪。但我们的向东转不会很快或一帆风顺。必须改变观念，习惯俄罗斯既是亚洲国家也是欧洲国家的思维。”[3]

俄罗斯融入亚洲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在东北亚方向，俄罗斯加大了开发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力度，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优惠政策，设立了远东发展部，在远东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经济特区和自由港。在东南亚方向，俄罗斯加强与越南的关系，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建立自贸区，积极发展与东盟的关系，于2016年在索契召开了俄罗斯与东盟国家领导人“10+1”峰会。在南亚方向，俄罗斯积极与印度发展关系，促成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开展自贸区谈判。

发展中俄关系，强化战略协作

历史经验表明，中俄和则两利、斗则两败。苏联解体后，中俄在战略方面的共同点或共通点不断增加：第一，战略处境相似。两国同处欧亚大陆，同为新兴大国、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家、非西方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战略处境的广泛相似性决定了战略利益的广泛相近性，为两国加强战略协作提供了重要的国家利益基础。第二，战略理念相同。两国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建立平等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改造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打击“三股势力”、解决热点问题等方面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主张。第三，战略优势互补。中俄虽为邻国，但战略重心分别位于亚洲和欧洲，便于形成跨欧亚大陆战略协作。中俄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各有侧重，能够形成互补关系，两国经济互补性亦非常明显。第四，战略协作机制完善。中俄已建立保障两国关系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各种协调机制，既包括增进互信、消除分歧的机制，也包括促进合作、协调行动的机制。其中作用最为突出的是：两国元首会晤机制、政府总理及各部门领导会晤机制、军事安全主管部门间的战略磋商与安全磋商机制、政府各部门合作委员会机制、能源合作谈判代表机制，以及议会、政党合作机制，公共外交机制，等等。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中俄关系始终顺利发展，这在两国关系历史上以及各自与其他世界大国关系中都非常少见。即使在最亲西方的叶利钦当政时期，中俄也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普京总统对华同样非常友好，致力于发展中俄关系。就在俄罗斯与西方因为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而剑拔弩张之时，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并在俄罗斯受西方制裁的情况下大力开展对俄经贸合作，使普京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在短期内与西方缓和关系无望以及俄罗斯对外战略“向东转”的情况下，普京对加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寄予厚望，不断出台推动中俄战略协作的重大举措。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苏—35战机和S400防空系统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中资进入油气等战略资源领域龙头企业打开大门，与中国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从而表达了对“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支持以及对中国进入被俄视为“后院”的中亚地区的认可。俄罗斯政府不断加强对中国和中俄关系的宣传，迅速增加了俄社会对华好感。“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民调结果显示，多数俄罗斯公民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对俄最友好的国家。在同俄罗斯拥有最友好和亲近关系的国家排名调查中，选择中国的受访者从2014年的54%上升至2017年的62%。受访者最看重中国在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48%受访者表示，同中国的合作对俄罗斯经济最重要；22%的受访者认为，俄中两国人民共同点最多，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达成互相理解。”[4]

普京总统必然在未来任期中继续致力于发展中俄关系，重点在以下方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首先，共同致力于推动多极世界格局的早日形成，更好地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完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其次，构建欧亚大陆新秩序，在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同时，将加强与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框架下的战略协作，继续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推动欧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完善地区安全治理体系。中俄在阿富汗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将不断深化。最后，与中国在能源、金融、军工、高科技、信息、基础设施等影响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关键经济领域加强战略合作。

综合判断，普京在未来总统任期中将面临经济增长乏力、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持续紧张等重大考验，但也拥有油气价格平稳回升、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国内政局稳定、与亚洲国家合作不断深化等有利条件。正所谓“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也为你打开一扇窗”。作为执政经验丰富且在拥有崇高声望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普京将引领俄罗斯这艘巨轮朝着既定方向坚定地开启新的航程。

                                              (编辑  杨利红)

2018年1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强调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结合2017年12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可清晰感知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发生了重大变化，需引起高度警惕，防患于未然。

美战略竞争矛头直接转向应对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其高举“美国优先”大旗，称中国和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强权，在世界范围内搞“修正主义”，力图共同改变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中国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并未按美国期望融入世界，反而成为有能力另立规则的“强权”；中国在与美国开展政治、经济、军事、网络、科技等方面竞争，导致战略失衡；中国通过不公平互惠、不讲规则的重商主义、掠夺性及腐败的方式在全球侵蚀美国的经济利益。报告提出美国要“提升竞争意识，应对这一挑战。”

《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更明确表示，“国家间战略竞争，而非反恐，是美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关切”，美国防部长马蒂斯使用“大国竞争”来解释这个概念。报告进一步指出，中俄这两个“修正主义”强权企图以“集权模式”来塑造世界，谋求“对他国经济、外交、安全决策的否决权”；中俄在享受现存国际体系好处的同时，谋求削弱国际秩序的“原则和规则”；中国正综合运用军事、影响力和掠夺性经济手段胁迫邻国，在印太地区“营造于其有利的秩序”；中国的近期目标是“谋求在印太地区称霸”，长远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权”。为此，报告确定了11项任务，践行“以实力求和平”原则，要求持续增加国防投入，建立“更加致命的武装力量”，提升美在陆海空天和网络空间等军事领域的竞争力，实现核武库现代化。同时，强化和扩大盟国体系，并为提升作战能力对国防部进行改革，进而达到“扩展竞争空间”，在美强敌弱的领域“主动对竞争对手发起挑战”的目的。

特朗普政府一再强调的国家安全主题，凸显强烈的地缘战略竞争意识，不仅将中俄并列为美在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和价值观层面的头号竞争对手，而且把中国列在首位，言辞尖利，这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几十年历史上实为罕见。

美国战略定型，中国是首要战略竞争者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是世界少有的制造业门类齐全的国家。近几年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等一大批沿线经济建设项目有序推进，不仅有利于打通中国与俄罗斯、中亚、西亚、中东乃至欧洲的路上通道，也将使经东南亚、南亚到欧洲和非洲的海上通道联接更加紧密，进而推动地缘政治与经济重心东移，带动欧亚大陆、印太弧形海洋边缘地带和非洲板块联动。此一进程势必促进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亚欧大国深度互动合作，2010年以来，我国已连续8年保持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过去10年，中俄关系发展迅速，两国元首每年多次会晤，战略互动频繁。

近年来，美政府及战略界对中国崛起的影响倍加关注，焦虑感明显上升，只是受反恐战争影响，始终未能将主要关注点扭转过来。奥巴马政府试图“重返亚太”并营造TPP，主要目的即是对冲中国崛起带来的巨大影响。

特朗普上台后，谋求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落实“美国优先”口号，重新评估国家安全战略，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应对中俄拉近，特别是中国崛起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过去一年，特朗普处理对华关系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与中国高层接触，深入摸底。2017年4月邀请习近平主席赴海湖庄园会晤，同年11月来华访问，详细了解我国治国方针和全球治理观念；二是与中国建立政治安全、经济贸易、执法与网络安全、人文交流等四个领域对话机制，在工作层面评估我国政策趋向及影响。另一方面，着重就朝核、经贸、南海、网络安全等美国关切的问题对中国施压，从战略层面对我边接触、边评估、边定位，而战略竞争始终是对华战略焦点。

2001年小布什上台初期，曾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但此概念很快被“911事件”和美国反恐战争淡化。现在特朗普在访华后旧话重提，显示出美认为已摸清我底数，即：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仅不会改变，而且随着建设“一带一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将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产生巨大冲击。事实上，美《国防战略报告》草稿中就曾有“世界上不存在‘全球共同体’”的说法，显见美国致力于与中国战略竞争是特朗普政府对华评估的结论性看法和对策。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影响力在抬头

特朗普靠民粹主义上台，始终未摆平共和党大佬们，与民主党争斗更趋白热化，新年伊始竟闹到政府关门的地步；当初辅佐特朗普的弗林、普里伯斯、班农等相继离去，受“通俄门”影响，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倚重的女婿库什纳也将离开白宫；迄今，特朗普未搞好与主流媒体的关系，主流媒体抓住“通俄门”不放，暗示特朗普“精神不正常”。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仅39%，是执政满一年后最不得民心的总统。

鉴此，特朗普虽通过减税法案，使美国经济发展保持了3%的增长，失业率下降，初步夯实经济基础，但“特朗普革命”的政治基础弱化，使其在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更多地受到体制内保守强硬势力的影响。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是现役中将，主持对美国家安全战略的评估。他长期主张对华强硬，认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是“以损害美国及他国利益的方式扩张领土”，指责中国以网络攻击、信息战和经济手段“削弱二战后的地区经济秩序”；负责战略的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纳迪娅·谢德洛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主要撰写人，她是苏解体后美国防部首个主管乌克兰事务的官员。其在进入白宫之前就以“欢迎竞争”为题，大声疾呼美外交、外援、发展、法治等各个领域都应做好准备，“主动塑造”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竞争；美国防部长马蒂斯是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事安全战略研究时，就呼吁对中国在南海“以强凌弱”的行径采取“反制措施”，称中、俄、伊正以“毁灭他国主权方式来满足自己的主权要求”，这与美国防战略报告的主题完全一致；最近，主张发展对台关系的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所长薛瑞福重回国防部，任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其长期在幕后推动美台关系，表示美要“准备好在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中占上风”。这批官员长期任职国防领域，或从事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经历过“冷战”，政治上明确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长期参与大国竞争讨论，尤其对中国崛起和中俄关系发展保持高度警惕；笃信现实主义地缘政治学说，赞成推进以美为首的盟国体系对我进行牵掣。胡佛研究所是老牌的保守派战略研究大本营，2049项目研究所更是针对中国特别定制的研究机构。近期，特朗普的新年度预算拟进一步增加军费，有评论说这是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胜利”，也预示着“军事优先”是“美国优先”的重要支柱。

中国发展面临美国全方位压力

美苏“冷战”的战略竞争离中国并不遥远，当时美国倾国力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辅之以意识形态竞争，苏联最终被拖垮解体，美国赢得“冷战”。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国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现在特朗普政府打出“战略竞争”这张牌，美国显现出要倾国之力与我进行冷战式的全方位战略博弈趋向。近期看，美在三个方面将对我加大压力。

其一，加大国防投入，谋求以绝对军事、技术优势遏止中国崛起势头。美国2018年度国防授权法案通过的军事预算已达7000亿美元，据传特朗普拟提出的2019年度国防预算将进一步增长。这些经费将被用来整合美军联合作战能力，提升军事技术水平，以压制中俄并打赢反恐战争。考虑到我国与美国人均GDP之比约为1:6，美国进一步加大军事投入仍有相当潜力。可以预见，美将刻意营造“冷战”军备竞赛氛围，谋求拉大与我军事技术差距，强化对我技术封锁，干扰我国防发展，进而迫使中国卷入军备竞赛。

其二，着眼经贸领域打击限制，削弱中国长期发展的基础。美将中国定位为“掠夺性的计划经济”，谋求通过调查、制裁、罚款等手段惩罚中国“不公平”贸易和“窃取”知识产权行为，并以国家安全为由，阻碍中国企业投资美国信息产业和相关实体经济。随着战略竞争升级，中美正常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有可能受到愈加明显的阻碍，“压舱石”晃动会加大。最近特朗普对TPP态度放缓，也预示着美不会放过在经济合作领域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任何机会。

其三，加大地缘政治压力，压缩中国发展战略空间。一是加强美国单边军事存在。美海外军事力量的近60%在印太地区，近期美太平洋舰队第三和第七舰队互动频繁，已将第三舰队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载有F35B隐形战机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派到西太平洋巡航，补充第七舰队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的不足，两舰队联合发力渐成常态。同时美还在日本岩国基地部署大量F35B隐形战机。二是夯实盟友，扩大伙伴关系。以朝核问题为由，打开对日军事管控的“瓶盖”，售日F35A隐形战机；鼓励日、澳参与南海巡航；与越南就使用岘港达成意向性协议；谋求推进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特别是将印太结合部的印度作为重要战略抓手，强化防务合作。三是有意让台湾问题浮出水面，谋求强化人员往来和军事关系，为制衡中国留一手。美遏制我崛起势头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威胁中国战略通道安全的意图不言自明。

保持战略定力，全力推进中国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已为中国未来发展确定目标，指明方向。中国着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将把“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重要国策推进。面对美全面战略竞争态势，中国需冷静观察，不为所动，砥砺前行，谋势而为。

其一，保持战略定力，仔细观察美内外动向。一看特朗普政治掌控能力。目前特朗普政府体制内精英影响力提升，安全、外交、财政团队运作越来越默契，共同推进“美国优先”战略；但两党矛盾的激化、“通俄门”案件、中期选举将考验特朗普的政治掌控力。二看美经济发展趋向。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初见成效，逐渐向好的趋势发展。苹果、埃克森、克莱斯勒等美大企业纷纷将境外资金和实体移回美国。今后美还将投入1.5万亿美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近期美刻意压低美元汇率，对我外贸影响将逐渐显现，30年前的日本“广场协议”效应亦应引起高度警惕。三看美盟国支持力度。美强化与我战略竞争，虽财力及反恐有力不从心之处，但强军方向已明，并获国会支持。然而，盟国及伙伴国能否给力并不确定，在印太地区，潜在的盟友如印度历来在战略上“脚踩两支船”，美传统盟友和伙伴国对与中国竞争亦各有算盘。

其二，坚持中国既定方针不动摇，集中精力谋改革发展，要义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坚持国家发展既定目标绝不能出现丝毫动摇，国防建设要为保卫国家发展利益保驾护航，按自己的需要和节奏加大投入，争取在关键点上实现突破，但应坚决避免像苏联那样卷入军备竞赛。

其三，排除干扰，以合作共赢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地缘风险和经济压力很大，对此不应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应充分调动国内各方积极性，有重点地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用好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规范落地，强化监管，争取尽早取得有说服力的早期收获。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吸引美及盟国企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高对其政府的吸引力。外交、军队、经济、情报等部门应强化部门间协作，将美制造地缘压力的影响降到最低。

其四，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新一轮全球化大势，拉高美国战略竞争成本。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我国要像重视经济建设一样，运用综合实力推动共同体建设，强化文化软实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发展到哪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应在哪里落地，辅之以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和扶贫、慈善事业，推进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理念融合，推动形成全球治理新时代的大势。届时，美国所谓“有原则现实主义”的战略竞争理念将在这个大势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落后且落伍，更难成气候。

                                              （编辑　迟晨光）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不会复制所谓成功国家的模式及监管结构，也不适用西方经济理论中一般的市场风险论述。风险可计算，但不确定性植根于这些国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是无法定价计算的。

风险、不确定性以及社会进步

未来是不确定的，发达国家拥有很多工具来量化不确定性，并将之转化为已知的风险；通过计算多类事件的概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可预见性。发达国家还可以依靠社会机制来帮助其管理风险，如私人金融服务和保险经纪及政府福利项目等。但在发展中国家，类似的努力却屡屡受挫。复杂的经济理论将发展等同于资本积累，认为问题在于国家投资所需资本和可用资本之间的差额，即融资缺口；发展中国家无法聚集足够的资金来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许多多边机构和双边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联合国开发署——对世界上饱受动乱和贫穷折磨的地区施以援助。然而过去50年，对贫穷地区上万亿美元的援助，也未能成功地消除一个国家内不同阶层的差距，或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结果事与愿违，在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财富差距居然达到历史高点。

资本短缺本身就是诸多其他因素的综合反映。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而言，不是解决资本短缺问题就可以缩小发展差距，也不能仅归因于不确定性和风险之间的差异。不确定性指难以明确认知的事件，而风险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估测。国家致富的要义在于如何将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认知），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所以在经济绩效方面差距悬殊，根本原因在于后者缺乏能够有效管理风险的机制。其社会和政治制度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确定性，如公共部门普遍管理不善使个体无法充分运用自身的技能和资本从事有效的生产活动，再如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及商业保险机制，来抵御基本的市场风险。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风险管理推高了国际投资和增长的成本，并导致其资本受到系统性的低估。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难题就在于：那些能够制造风险的人正是现行制度的受益者，由他们建立机构促进经济增长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而将改革失败归因于缺乏资本积累或国内体制僵化，则是容易的。

排斥的代价

20世纪90年代，投资者一度被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改革、放松管制、改良的政府及私有化的魔笛所吸引。到2004年，这些投资者仍不明白，为什么该地区再次被列为金融灾难的火山口。经常光顾世界金融急诊室的拉丁美洲似乎没有得到根治。难怪像阿根廷和巴西这样久病不愈的国家开始怀疑，旨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自由主义+财政紧缩的药方是否真的对症。20世纪90年代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政治领袖和政党已经告别了舞台。尝试了10多年的自由经济政策会不会被放弃？尽管拉美地区领导人接受了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高风险市场激活政策，但他们没有能力将市场风险分散到那些有能力承担的人的头上。

“金融医生”们似乎忽略了该地区脆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致使患者对药方产生了不良反应；大多数拉美国家的贫富差距仍居世界前位。几乎所有的已知数据都表明，除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以外，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发展中地区。当地前10%的富人占据着48%的财富，当地富人和穷人的生活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唯独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是一致的。

在缺少共同参与的社会，自由主义政策获得的支持微乎其微，在贸易、教育、税收和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的政治共识也十分有限。由于政策改革对各经济阶层的影响截然不同，经济纲领在不同政党之间大幅摇摆，财政问题悬而未决。收入不平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增加了改革事后逆转的可能。飞涨的犯罪率和人们对主流机构及其代表的蔑视凸显了社会的不稳定。

拉美地区经济自由主义的表现暴露了政府能力的不足。为吸引国际投资，政府出台了减少赤字、稳定汇率、建立金融市场、扩大贸易开放、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等措施，并进行了广泛的私有化改革。但在成功吸引大量投资后，政府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如健康、教育、通信、交通基础设施。产权保护、对公共产品基本需求的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法律系统的完善和制度建设等也没有得到重视。虽然宏观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政府失灵使投资对发展的推动作用大打折扣，并未让所有社会阶层受益。

在遭遇经济衰退的威胁时，国家统治者通常愿意将经济政策制定工作交给技术官僚。然而，那些为国际机构和私人投资者提供建议的经济学家没有考虑政府机构的基本诚信状况，而这对政策目标的实现是十分必要的。经济学家虽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达成了共识，却忽视了复杂的公共风险管理机制，而这恰恰是相应政策在发达国家获得成功的基础。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能让人们在遭受经济衰退冲击时获得相对的稳定，但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让广泛的社会安全网络和欠缺耐性的风险管理机构对该区域的政策建立信心。

没有相应的社会稳定性，就没有改革的社会基础。一些国家面临的社会冲突让人们对改革的动力和可持续性疑虑重重，最终导致资金从该地区流出，经济改革陷入混乱。因此，提高风险处置能力，让最易受到变革冲击的人群产生信任，对改革的推行尤为必要。而政府管理风险的前提，是取得民众对其公正处事的信任。

此起彼伏的危机

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制度缺陷、分配冲突、市场波动的戏码交替上演，而三者的联系在2001—2002年的巴西竞选中尤其突出。2002年，巴西经济面临崩溃的风险，人们对政策逆转的忧虑导致巴西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情绪。左翼候选人路易斯·伊那西奥·卢拉·达席尔瓦的上任引发了货币政策的不确定，因为他的政策主张对此前的市场改革提出了挑战，可能导致政策的突然左倾。他称银行为“寄生虫”，称外国投资是“国际勒索”，发誓要“中断由偿还外债引起的大量资源外流”。对政策逆转的担忧导致巴西的投资环境一时萧瑟，资金外流，货币贬值。资本的迅速逃离是对卢拉在民意调查中初战告捷的当头一棒。预期巴西货币贬值的投资者纷纷抛售雷亚尔，不仅使其政纲的预期落空，还引发了失业和通胀的周期性风险。此前IMF在对巴西援助时只考虑了宏观经济问题，似乎认为政治策略与之毫无关联；援助的目的是提振投资者信心，使其相信外汇储备足以预防货币贬值。这些干预措施并未考虑政治因素，因而时常遭遇争议甚至否定。IMF的注资为政府提供了同债权人周旋的时间，而政治亲信则趁机以更优惠的汇率抽离资金。中央银行汇兑柜台上的“政治恩庇”激起了指控，称IMF的干预助长了资本的外逃，这与其初衷恰恰背道而驰，继而使之卷入了当地的政治纠纷。

20世纪90年代，拉美地区长达10年的市场改革没有为当地带来繁荣，也没有带来文明。尽管巴西作为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接受外国贷款和投资最多的国家，有潜力引领整个地区经济的增长，但巴西金融的不稳定却成为该地区灾难的象征。1994年市场改革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当选巴西总统之后，市场信心曾经备受鼓舞，然而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却从29%上升至60%，同时巴西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仅为1.3%。虽然卡多佐和他的央行行长与财政部长在国际银行界成绩斐然，但他们筹集到的1400亿美元国际贷款仍然没有阻止巴西人民的生活水平陷入停滞。事实上，经济增长并没有推动制度的完善，在巴西普通民众的眼中，“未来会更美好”不过是一句虚言。卢拉对这些疑虑做出回应，称国家正在被“一群银行家的投机和贪婪”所洗劫；他认为自由化不过是一个骗局，当地企业向外国银行支付资金，却永远无法从其获得贷款。用卢拉的话说：“8年来，我们一直在推行私有化这个荒谬的体制，结果导致了国家76%的资产流失。”

巴西的债务会阻碍其增长前景吗？尽管经济学家倾向于将此作为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来考虑，但政治因素仍然举足轻重。高利率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引起涉及分配问题的异议。巴西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债务承担能力也不免受此影响。进一步的经济紧缩将加剧社会的不平等，使经济改革威胁到政局的稳定。如果巴西人民能够达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政治共识，那么将可能得到国际贷款项目更多的支持。

巴西干涸的资本市场无力为当地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企业的贷款期限通常不足6个月，故此其难以在全球贸易中受益。由于本国资本不足，巴西的大型企业（主要是石油、电信和金融企业）通过在国际市场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这些债券的年利率通常高达21%～22%，期限为30个月。

短期融资成为家常便饭，这就违犯了“勿短贷长投”这一投资基本准则。疲于应付短期贷款的企业，其处理危机的能力往往不及能够获得长期贷款的企业。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最终严重失衡，同政府的遭遇如出一辙：当真正需要长期信贷时却背负着过多的短期债务。

利用国外贷款在国内开展业务，意味着企业需要承担另一项债务风险。为还贷而抛售雷亚尔换取美元，压低了巴西的汇率，本国货币的急速贬值又使债务偿还雪上加霜。随着企业抛售更多的雷亚尔来偿还外币债务，巴西陷入了汇率持续下跌、贷款成本日益提高的恶性循环。在巴西，出口仅占GDP的10%，而债务相对于出口的比率却高达400%；年度外债清偿相对于出口的比率为90%（约为亚洲新兴国家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在此背景下，以美元计价的私人部门债务进一步加深了巴西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巴西国内资本匮乏的原因之一，是企业为了获得贷款必须与政府展开竞争。2001年，巴西财政部发行了2355亿美元债券，而企业同年从国际市场筹集到的资金只有209亿美元。投资者倾向于购买高收益、零风险的政府债券，而非私人部门的股票或债券。随着公共债务的增长，利率被推高至两位数，私人部门贷款成本不断攀升。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政府资产负债错配、金融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彼此关联，难以各个击破。财政扩张、信贷疲弱及金融部门的轻率行为，源于影响力、地位和财富不平等的政治环境，权贵主义和权力滥用也因此泛滥成灾。

资本市场的疲弱，限制了人口优势对拉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梅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关于98个国家创业融资情况的研究显示，智利排名第29位，巴拿马第34位，阿根廷第45位，秘鲁第50位，萨尔瓦多第54位，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第64位（并列），玻利维亚第67位，巴西第69位，危地马拉第70位。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巴拉圭排名垫底，分别位列第82、84、87、88和89位。拉美地区的资本市场尤其疲弱；（上市）企业数量占人口的比率仅为世界平均值的三分之一，IPO（首次公开募股）企业数量占人口的比率不及世界平均值的十分之一。

商业银行在拉美金融系统占据着主导地位。其行业集中度高，以大客户为主要贷款对象。该地区的消费信贷稀缺，股票市场规模有限且流动性差，借贷利差很高。2001年法律修改之前，墨西哥银行被禁止向小型企业或企业家个人提供贷款。由于缺乏抵押财产的评估方法，贷款水平始终处于低位。公司的规模和存续时间成为影响企业贷款的重要因素。历史悠久的公司通常更容易获得贷款，因为创新企业无法与之争锋。

成熟的企业不会受到新兴创业者的威胁，因为有能力挑战现状的新公司无法获得融资。但是，成熟企业所享受到的相对稳定是以牺牲就业增长和竞争力为代价的。作为该地区表现最好的国家，只有智利的银行对私人部门贷款超过了GDP的50%。在秘鲁和阿根廷，该比例约为20%。拉美地区的资本市场呈现出高度割裂的状态，中型企业的贷款利率为25%～40%，而小型企业的贷款利率高达60%。拉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之低与东亚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据瑞银华宝公司（UBS Warburg）估计，拉美企业在2001年的净资产负债率仅为26%，而日本企业高达277%。韩国企业1998年的净资产负债率约为300%（极端情况为600%），2001年下降至198%。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进行债务融资，加之资本市场疲软、净资产负债率过低，造成了拉美市场的困境 ：为了偿还高利率贷款，企业被迫要求更高的回报率，否则就是在银行资产组合中注入了高风险项目。通常在稳定的资本市场能轻易促成的商业交易，在这里却难以成行。

在过去的30年里，拉美地区的宏观经济波动超过了其他任何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后期，该地区的年均通胀率接近1500%，而人均收入较80年代初却下降了10%。宏观经济的波动侵蚀了储蓄存款，也削弱了履行合同的承诺。遗憾的是，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潜在投资者都认为财政纪律同样存在变数，对政策逆转的担忧，增加了政府融资的成本。

由于拉美国家无法做到未雨绸缪，其财政政策调整呈现出“顺周期”的特征：各国财政部长通常在经济衰退时期削减支出，在经济繁荣时期增加开支而非储蓄。财政政策的制定本该以防止经济波动为目标，而他们却违背了稳健财政政策这一黄金法则。在拉美地区，唯独智利在经济繁荣时期采用了积极的反周期财政政策。顺周期财政的后果是，该地区在经济衰退时期大幅削减预算、降低财政赤字，医疗和教育支出往往首当其冲，这使得穷人的境况更糟，所造成的损失即使在经济回暖时期也难以挽回，这让该地区的贫困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脆弱的体制、不健全的法规和错位的激励机制交织，导致拉美地区难以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该地区的预算制定也缺乏透明度，对固定资产和动产产权的保护不力，对抵押贷款的法律保障也十分有限。

拉美地区法律系统运行不畅，征信系统建设乏力，即使对精英阶层也是如此，这阻碍了小型企业在当地的发展。该地区的法规十分复杂，执行前后不一，使企业难以获得合法地位。由于正规企业的设立程序太过烦琐，许多企业家开始采用灰色做法，而重返正规运营模式的可能性极低。过度的政府监管令企业的正式运营入不敷出，但非正规的运营又增加了企业外部融资的难度。因此，像巴西这样的国家拥有大量的小型家族企业，但他们鲜有机会成长为大中型企业。

负债累累的政府

虽然拉美地区公民有大量可供投资的储蓄，但私人部门仍然对资金饥渴难耐，因为公民储蓄存款被用于偿还政府债务了。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该地区四大资本市场中的三个），政府债务在总债务中占有很高的比重，智利在这方面仍然是一个例外。拉美地区的金融市场疲软，还表现在银行持有的中央政府债务不断增加。2003年，中央政府债务占（整个地区）银行总资产的比例为55%；在巴西，该比例为28%，墨西哥为22%，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10%～15%。

共同基金本应包含投资于不同行业和企业的一揽子股票篮子。但在拉美地区，共同基金主要被用于投资政府债务。基金经理有时不得不出售优质资产以购买政府债券。阿根廷政府在获得贷款后甚至允许银行对储户违约。这种政策削弱了基金经理多元化投资组合的动力，从而背离了规范的金融理论。

由于政府大量借贷，私人部门被挤出了信贷市场，这让拉美地区的金融市场更加疲弱。银行成了政府风险的聚集地，强制人们以国际货币进行储蓄，以支持长期的财政赤字。其他投资渠道也因缺少相关制度支持而遭到封锁。例如，公司治理不善使得小股东权益受损，最终导致股市疲弱。在拉美地区，只有智利在股东权益保护方面表现突出，而其他国家的股权集中度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大多数拉美国家过度依赖银行系统，导致银行和整个金融部门唇亡齿寒。投资银行或券商不愿意充当做市商的主要原因，是畏惧市场波动。对于私人部门做市商而言，该地区的市场从未稳定过。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大多数行业中，大型企业垄断力量限制了投资银行承销并购的能力。

不仅是金融部门，其他方面的制度缺陷在长达10年的宏观经济调整中都没有得到矫正。例如，预算和规则的制定普遍缺乏可预测性，对政府和私人部门账户的审计一再延误。宽松的监管环境不仅增加了银行倒闭的风险及社会成本，而且让一些利益集团及其政治赞助商有机可乘。

人们普遍认为，财政纪律的相对缺乏严重影响了拉美的金融市场。拉美地区巨大的收入差距撕裂了社会团结的纽带，使财政紧缩政策难以推行。

阿根廷的破产之路

在拉丁美洲历史上，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执政时期的经济改革势如破竹。1991年，阿根廷把未来押在了国际政策专家普遍认可的想法上，让阿根廷货币比索以1:1的比例与美元兑换。这个理念直接源于经济学中的现代金本位理论，对于月通胀率已经高达200%的阿根廷而言，这是控制通胀的有效手段。随着人们对比索的信心恢复，资金开始回流到银行，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各国银行纷纷在阿根廷设立分支机构。高回报率和有利的法律环境吸引了众多的外国投资者，促进了资本的流动。在高峰时期，阿根廷每月吸引的投资金额高达8亿美元。

将美元注入阿根廷银行的举措，让梅内姆受到了交口称赞。但他并未借此良机向前迈出关键的一步，既没有提高税收以偿还既有债务，也没有削减冗余的政府服务。相反，他扩大了政府项目，增加了政府工作岗位和补贴，而将财政状况置于不顾。梅内姆这位伟大的货币政策改革家培养了一批“影子员工”。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政府机构门庭若市，聚集着一大批好逸恶劳的求职者。经济的增长只是带动了政治赞助系统的扩张。尽管大型国有企业已经实行了私有化，电信、自来水、天然气、铁路、邮政及国家航空公司均已完成私有化，但政府工作岗位并没有减少，保持在200万个左右。《洛杉矶时报》称：“梅内姆拥有一只名为‘国家财政进步’的自主基金（ATNs），供示好的地方政府取用……事实上，后者会冠冕堂皇地申请ATN基金。虽然他们在理论上必须提交书面项目申请，但实际上并不入账。”

政治赞助在阿根廷已经根深蒂固。一轮紧缩政策刚让阿根廷恢复元气，紧接着就是一轮争取政治支持的交易，良好的信贷政策犹如昙花一现。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认为，根据人均GDP水平，阿根廷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即使在改革热情高涨之时，梅内姆也从未对阿根廷的公共部门进行整顿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或对高层行政人员的专权加以限制。梅内姆对消耗了政府预期收入40%的政治舞弊行为不闻不问，也从不打击权钱交易和行贿基金。私有化对加强竞争和提高效率收效甚微。虽然梅内姆政府初期的改革深入人心，但他们没有进一步争取选民和政治支持来推动艰巨而重要的改革，以加强公共治理，进而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

黑箱掩盖的狐狸尾巴

阿根廷2001年的剧烈崩溃令其变成了众矢之的。它所沾染的是拉美地区的通病，包括公共部门无节制的支出。整个地区巨额的预算赤字说明，巨额的公共开支普遍转换成私人的政治赞助（的回报）。政府机构编造的财政假象为这种模式的泛滥推波助澜，财政转移支付不透明暂时掩盖了长期的社会成本。权贵阶层恰好可以在不透明的机制中浑水摸鱼。政府对加强长期契约和金融风险管理的法律基础一直态度暧昧，但纸是包不住火的。

全球化并没有帮助该地区找到解决政治分歧的方案，相反，全球金融市场的开放让国内乖戾的政治激励变本加厉。由于国家很容易从海外市场获得贷款，各国政府因而不必做出艰难的财政决策。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的巨额赤字恰逢国际金融市场的准入放开期，该地区最强大的经济体得以轻易地在海外资本市场得到借贷，而无须对本国治理进行必要的改革。

社会分化的财政后果

推行等比代表制，使高度分化的社会团体支持多个政见分歧严重的党派，而后者是导致拉美地区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倾向性的制度改革引起了分配冲突，为该地区的政治局势火上浇油。社会分化催生的不同党派大肆宣扬各自的意识形态，他们在解决财政政策问题上的冲突，导致经济盛衰交替，加剧了政策朝令夕改的风险。

同多数邻国一样，阿根廷存在严重的税收不公问题，这是新兴国家的流弊。国家很难征收直接税，一方面是因为富人阶层反对，另一方面是因为行政成本极高。同大多数贫穷国家一样，拉美国家政府主要依靠间接税，这通常意味着一种倒退，即将负担落在了穷人身上。这种间接税收是严重扭曲的，而且很难增加。

对系统性税务改革缺乏共识，是国家大规模举债的重要原因。因为和解决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相比，举债不费吹灰之力。达成政治共识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国家惨淡的财政状况，但金融市场向借款人（财政）收取风险保证金是应该先做的事情。金融市场的不成熟让许多公民无法为经济增长助力，也无法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这也是民粹主义长期存在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自由主义导致了持续的财富集中，进而削弱了政府推行公开市场政策的合法性。该地区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引发了暴动，而非促进了合作。该地区的国家需要重建社会基础乃至监管和行政体系，但现实是，该地区的改革却仅仅止步于宏观经济调整的层面。

拉美和东亚地区的对比

拉美经济学家在1995年为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所做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克服了拉美地区治理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几乎恰恰是“亚洲四小龙”取得成功的关键。例如，报告得出结论称，“鉴于拉美地区当下的公共行政能力，若推行统一的（官僚式的）系统管理、信息处理和及时决策，其复杂性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无论军阀、总统或近年来的部长，千方百计攀附地方强人或“领袖”，借助他们的力量，一直是拉美地区典型的行事风格。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必须依靠非官僚人员推行他们的政策，因为在拉美地区，改革的发起和实施并非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即使在智利，准官员的地位也不容小觑，他们在官僚机构占据着15%的席位。一位在墨西哥官僚机构长期任职的早期市场改革者说：“也许没有什么比官僚机构本身更反对改革了。”

东亚地区的政府机构可信度高，资产分配相对平等，因此公众愿意支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现行制度结构也尽早地得到了加强。相形之下，拉美地区的激励措施一方面激发了再分配的需求和政策的摇摆，另一方面引起了大量的规则体系之外的灰色经济交易，资产所有权始终处于高度不平等的状态。这种不平等加上公共部门体制的不成熟，削弱了公众对政府政策的信心，加剧了关键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寻租和逃税行为，催生了政治家的民粹主义经济承诺。政府机构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被大大削弱，公众信心也因此丧失殆尽。

凭借更好的公共风险管理，东亚国家实现了对拉美地区的超越。东亚高增长国家的政府扮演了社会风险和金融风险缓释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们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在发达经济体，这通常属于私人部门的职能；另一方面为家庭提供基本医疗、教育、住房和土地产权。通过提高共享增长承诺的可信度，政府成功地降低了市场和社会风险。相反，拉美的政府打着国家的旗号承接风险，却将利益输送给身边的政治亲信。为了降低个体家庭面临的市场风险，东亚国家由政府为其提供产权（土地所有权）保障，努力增强财政政策的可预见性，让所有社会群体有权享受正规银行部门的服务，而拉美国家的政府在这些方面几乎无所作为。东亚国家领导人以广泛分享发展成果为施政纲领，政府的行政能力建设非常值得拉美国家学习。

极端的不平等使公正的政府机构遭到侵蚀并最终走向崩溃，而再分配政策将拉美国家拖入低资本投资和增长乏力的恶性循环。地方政府通过政治赞助机制进行再分配，最终导致国库亏空，事实上也制造了更大的风险。政治赞助取代了可靠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其诉求恰好利用了公民在贫乏困顿之时寻求帮助的需要。拉美人民陷入了关于再分配权利的斗争中，进而难以创造财富来缓解不平等和贫困的负累。

值得欣慰的是，所有拉美国家在2003年迎来了10年以来GDP的首次回升。这本是清偿巨额债务的理想时点，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政府借此乐观的经济形势，大肆进行国际借贷，从低利率中得益。该地区的领导人为什么不将债务占GDP比重降低到可控水平，以防范未来的风险呢？他们深知，在经济繁荣时期还清债务并保持谨慎能够缓解下一次经济震荡的痛苦。在过去的20年中，由于金融管理不善，相对于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该地区已经丧失了技术和人才开发方面的领先优势。其国际竞争力已经禁不起下一轮到期的巨额债务；过度消耗国库资源进行外币贷款，将严重影响投资环境，并妨碍该地区私人企业的融资、投资与成长。但是，该地区的银行不仅不提供信贷支持企业扩张，反而仍然依靠经营政府债券谋生。

该地区的政府领导人应当实行税制改革以增加收入，减少债务，但被低支持率和低信任度拖垮的拉美政府并没有照此付诸行动。经济低迷加剧了分配冲突，并对民主稳定构成威胁，政治风险攀升进一步阻碍了国际投资的流入。

从前，人们普遍认为拉丁美洲的问题缘于该地区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代对改革轻重缓急的误判，认为经济改革应当置于政治制度改革之前。而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行政和司法改革固然重要，但为了保证改革的可持续性，应优先消除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解铃还须系铃人，该地区应将社会改革放在首位，充分利用国内丰富的资源解决自己的问题。偿还地区债务和恢复金融稳定所必需的资源就藏在该地区最富有公民的国内外账户里。该地区的领导人一味指责国际秩序有失公正，引发了新一轮民粹主义的蔓延。事实上，他们试图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导致该地区陷入困境的真正原因：国内的政治经济。

分裂的政府折射了社会的分化，拉美国家很少就政府支出的先后顺序达成共识；即使就预算方案达成一致，政府财政也常常入不敷出。穷人拒绝为未享用的服务纳税，富人亦无动力为不需要的服务埋单。增加对富人的直接税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政府担心调整现行的税率可能会在拉美国家的社会中引起动荡。由于政府自身缺乏拓展税源的能力，导致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期的财政危机，而其公民的储蓄却安然地存放在海外。

                                              （编辑  季节）

在经济已充分规模化的美国，按美国大致的标准，雇工500人以下的企业即为小企业，相当于中国的中小企业，这样的小企业有2800万个，提供了美国54%的销售额，55%的就业机会，以及自1970年以来66%的新增工作岗位。自1990年以来，大企业减少了400万个工作岗位，而小企业增加了800万个新工作岗位。在欧洲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小企业也都占了一半以上的经济产值。

中国的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5%，吸纳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口的80%，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的60%和40%左右。

中国中小企业的现状说明，一方面，中国企业的规模化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另一方面，解决小企业的创业、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个清晰明确的思路和整体解决方案。

20世纪中叶以后，各发达国家把小企业的创业发展纳入了政府扶持和补贴的渠道，其中最成功的是美国联邦小企业局模式。20世纪下半叶，孟加拉国创造了尤努斯模式，21世纪初，中国在学习美国互联网公司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阿里巴巴模式。尤努斯模式和阿里模式都是市场化的探索，一方面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另一方面，也不是非常成功。

本文试图比较全面地分析小企业的各种发展道路，各种发展模式，并提出中国小企业发展的建议。 

温州模式的失败

多年前，我们曾调查过一个细分产业，就是电线电缆业。这个产业主要生产附加值低的低压电缆，由于不掌握相关技术，附加值高的高压电缆几乎全靠进口。2008年这个产业的总产值为6千亿元，总净利润80多亿元，而企业数量达7000家之多，平均每家企业的年产值不到1亿元，产业平均净利润率在1-2%之间，最好的企业也只有3-4%。这个产业最大的几家企业是沈阳、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的几家国企，每家年产值在三四十亿元上下，都处于艰难维持的境地。

集中度如此低的产业结构必然带来恶性竞争，价格必然落至边际成本。超低利润使得企业既不能积累也无法融资，不能开展研发，不能进行高级资本投资，不能升级产品结构，当然也不能给予员工更好的薪酬和福利。

这种企业就是所谓业主自营式企业，是19世纪的主导企业模式，当时马歇尔称其为典型企业。我国温州模式主要就是这种企业，它的主要特点是：业主自营，规模小，聚集效应，竞争激烈和价格接受者。马歇尔认为，这类企业在外部经济的作用下，会自然扩大规模从而获得规模收益递增。确实，如果没有其他经济因素的扰动，在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巨大这个“外部性”的背景下，温州模式由内源驱动必然转向结构重整，通过同业兼并，引入外部投资者，发展成为股份公司，以持续规模收益递增。这条路是马歇尔和威克塞尔所不知道的20世纪经济的发展道路。

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温州模式经历收益递增后，正转向收益不变和递减。原因在于，中国的资源政策、房地产政策让温州模式走上歧途。中国的资源和房地产政策，让温州民营资本纷纷抛弃本业转入投机，而2009年后的投资拉动政策在客观上助推了这个趋势。温州资本逐渐转入投机后，它们学到的知识就是艰苦创业远不如轻松投机。它们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

资本转入投机的结果之一是产业资本投资的枯竭，这加速了温州模式收益递减，也拦腰截断了温州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

民营资本正规化改变不了这个趋势。因为资本无论正规还是不正规，都不会向收益递减的领域进行投资，除非获得极高的风险溢价。这就是温州高利贷产生的原因。而高利贷会进一步破坏温州的产业投资，给温州模式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 

小企业的分类和发展的时代特征

小企业的发展是全世界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小企业，都处在所谓自由经济的自生自灭状态中。

小企业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类是极少数的创新型企业，由于有发展空间，且得到国家资本、天使资本、风险资本等支持，经过竞争淘汰，兼并重组后，部分发展成拥有新技术的中大型企业，实现规模化。

还有一类是配套型小企业，它们的主要业务是为大企业做中间产品配套服务，可以获得大企业的支持。由于有相对稳固的销售渠道，信用较好，风险较低，融资也相对容易，其发展相对稳定，与大企业的发展具有一致性。

而绝大多数小企业，都是熊彼特所说的“循环流转式”的企业，它们生产大量琐碎的产品，既满足了地方的一些需求，也创造了大量就业。在时间的磨砺中，其中一些企业逐渐发展成特色企业和精品企业，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精良的产品品质。这些小企业，无论是从促进就业，保留地方和国家的文化特色，发扬工匠精神等方面，都是一个国家经济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小企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8世纪的企业实际上就是一些手工作坊，已经出现了分工和管理，亚当•斯密对其进行了描述。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的企业，虽然采用了新动力机械，分工和管理趋向组织化，但仍是业主自营式，产权形式并没有发生变化。20世纪的小企业发展呈现出规模化和福利化的两极特征。少部分小企业通过规模化获得收益递增效益，发展成股份制大企业，产权、管理和定价模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20世纪现代经济的中坚力量。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资本主义经济福利化进程中，大部分小企业成为国家福利政策的关注对象，纳入国家帮扶补贴体系。小企业需要国家关注、帮扶、补贴的原因是小企业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方面，大部分小企业是所谓“循环流转”式企业，成长空间不大或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小企业承担了国家就业的主要功能。

大企业的规模收益递增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提高生产率获得的，生产率提高会减少对劳动的需求，这又会产生对规模经济的政治反抗和经济波动，要求国家平衡经济关系和权力集中。美国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进步主义和新政就是这样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普遍出台了小企业政策。 

小企业的“阿克琉斯之踵”和基本信贷模式

小企业的根本问题是交易成本高、信用成本高和风险成本高。

销售难或销售成本高，是小企业的一个根本之难。在互联网销售诞生之前，全世界的小企业，无论是市场化的，还是政府扶持的，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

小企业的第二个难题是信用和风险评估难。大多数小企业都没有建立起商誉，信用缺失是普遍问题。从小企业本身来说，它的销售风险、管理风险和道德风险都是很难评估的，其资产很可能一钱不值。从产业角度说，小企业多存在于进入壁垒低的行业，竞争很容易走向恶化，一个企业的信用风险和其他企业存在着许多关联性。从宏观角度说，经济波动的风险首先会在小企业上表现出来。所有这些，都使得金融机构在对小企业进行贷款时表现出高交易成本的特点，大型金融机构对小企业贷款一般是不符合市场理性的，强迫进行这类金融活动是不合理的。

小企业的第三个难题就是融资难，由于信用和风险评估难，又没有融资渠道，小企业融资成本非常高。世界各国解决小企业融资需求主要有四种模式。

第一是小银行制。例如美国早期只允许成立单营业厅银行，到现在也保留了许多小银行。一方面，这些地方性小银行与地方性小企业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对这些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比较了解，同时通过较高的利率来获得平均化的保险；另一方面，单营业厅银行由于其规模非常小，它的风险也不至于引起整体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小银行制的制度没有延续下去，是因为随着客户的规模不断扩大，小银行制不适合经济的规模化和规模收益递增要求。19世纪美国内战结束后，随着该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废除小银行制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个限制最终被打破。而小银行的大量兼并破产，使小企业的发展出现困难，这也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决定成立小企业局的根本原因。

第二是地方融资平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平发展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主题，这种小企业融资方式是随着扶助小企业成了政府的重要目标而普遍发展起来的。

美国政府是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较大的主导权。地方税、地方债和地方收费，以及联邦补贴构成了地方资金池，不同的地方会形成不同的地方发展基金，例如土地基金，教育基金，小企业基金等等。

总体上说，扶助小企业发展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这是一个世界共识。

第三是尤努斯模式。

第四是美国小企业局模式。

尤努斯模式

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创办孟加拉乡村银行（直译为格莱珉银行）及其面向赤贫人群的小微贷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评论认为，这或许是挪威创办和平奖以来唯一一次没有政治偏见的获奖。

尤努斯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干的是和中国经济学家们一样的活。但是回国后，1974年饿死150万人的大饥荒震惊了他，他带学生到附近村庄去调研，曾经帮助兴修水利，推广良种，但发觉没有用。深入的调查使他发现，高利贷盘剥才是致贫的根本原因。

1976至1979年间，他在村里开始了试验，以自己为担保人向穷人们提供小额贷款，这个试验成功地改变了大约500位借款人的生活。他也不断地去游说孟加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来采纳他的试验。1979年，孟加拉央行终于答应开展这个名为“格莱珉”的项目，一开始由7家国有银行支行在一个省份进行试运作，1981年则增加到5个省份。这个项目的每一次扩张都证实了小额贷款的有效性：到1983年止，格莱珉银行86个支行使5.9万名客户摆脱了贫困。随后，尤努斯决定辞去学术工作，全身心投入这项对抗贫穷的事业中去。1983年，格莱珉银行成立为独立法人机构，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壮大。

格莱珉银行向客户们收取固定的单利利息，通常是每年20%，相对孟加拉商业贷款15%的复利，这个利率是比较低的。他们的客户都是那些没房没产的穷人，那些还不致穷困潦倒的人则被排除在外。

1998年，一场世纪洪水肆虐孟加拉长达2个多月，造成大量穷人家庭资产损毁，尤努斯也在此时对格莱珉银行20多年的运作进行了反思，最后作出了大胆的改革，推出了全新体系的“第二代格莱珉银行”，取消了原有的一些贷款种类、借款约束以及“团结组”，取而代之提供了住房、高等教育等贷款项目，并根据借款者的情况量身定制，提供更为灵活宽松的贷款方式以及年金储蓄计划，新的银行运作方式吸引了更多的借贷者加入。

2011年，“格莱珉银行”已成为孟加拉国最大的农村银行，这家银行有着650万的借款者，为7万多个村庄提供信贷服务。格莱珉银行的偿债率高达98%，足以让任何商业银行感到嫉妒。而且，每一位借贷者都拥有这家银行一份不可转让的股份，占据这家银行92%的股份（余额由政府持有），这实实在在的是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是穷人自己的银行。

格莱珉模式在50个国家得到了成功复制，如菲律宾的ASHI、Dungganon和CARD项目、印度的SHARE和ASA项目，尼泊尔的SBP项目等，这些项目实施后，借款者的生活和收入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尤努斯对自己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和自己的经济学家生涯进行了反思，他说，当人们在我课堂对面的门廊里即将饿死的时候，我的那些优雅的经济学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我讲述的那些课程就像那些总是好人获胜的美国电影，当我走出舒适的教室，面对的是城市街道上的现实。在这里，好人遭受命运无情的毒打与践踏。生活每况愈下，穷人更加贫穷。

尤努斯模式在尤努斯博士被孟加拉政府解职后陷入沉寂，这个模式曾一度被称为有世界意义的创新，现在虽然不能说已经失败，但是，随着格莱珉银行与传统银行的差别缩小，它已经成为过去时是不争事实。

尤努斯模式在中国也曾经被复制，但效果并不好。

美国的小企业局模式

美国小企业局模式是迄今为止全球最系统化，最稳定和效果最好的扶助小企业的模式。

小企业局成立于1953年，但它的雏形诞生于1932年大萧条后成立的“重建金融公司”(RFC)，1952年RFC被取消，为了延续早期这些机构的重要功能，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创立一个新的机构即“小企业局”，1953年7月30日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法案，小企业局正式成立。基于1958年的投资公司法案，设立了小企业投资公司。小企业投资公司是由小企业局发放牌照并进行监管，同时小企业投资公司为私人所拥有和运营的风险投资公司提供资金。这些私人拥有并运营的风险投资公司，专注于为高风险的小企业提供长期债权和股权的投资。

小企业局建立了两个比较宽泛的标准：对于大多数制造业公司，500个员工以下即为小企业；对于许多非制造业的公司，平均年销售额750万美元以下为小企业。但是它的具体规定非常细，将行业分了16大类，90个细分行业，总计有一千多个更细分的业务领域，每一个细分领域都有详细的关于雇员数量和年销售额上限的规定，以确定政府扶持的标准，并定期对不同行业的标准进行评估和修改。

这个标准，实际上把中国概念的中小企业，全部纳入到美国小企业局关注、扶持、补贴的范围内，这对那些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家把美国经济描述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强烈的讽刺。

美国小企业局主要通过四个方面为小企业提供帮助。

第一，为小企业融资，从最小的小微贷款到给小企业的债券和股权风险投资。

第二，支持创业和发展，包括小企业的教育、信息、技术支持和培训。小企业局提供免费的“一对一”服务，互联网的咨询；以及通过遍布全美1800个小企业局分支机构给企业或新创业者提供培训。

第三，政府合同(联邦政府采购)。基于小企业法案第15条的规定，小企业局的政府合同办公室要和其他的联邦政府机构达成法定的采购目标，至少23%的联邦合同总额要给予小企业。

第四，为小企业代言。1978年小企业局成立了“小企业声音办公室”，代表小企业评估、听证国会的立法，监管对于小企业所产生的影响。此外，它对美国的小企业的生存环境进行一系列的研究。该办公室的首席律师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

在为小企业融资方面，小企业局对小企业贷款公司和小企业局联系的众多银行设定了大致的贷款利率，这就是，7年期限以内的贷款，与基本利率的息差不超过2.25%。7年以上的贷款，息差不超过2.75%。贷款的一次性费用，也有相关规定，基于整个贷款期限和担保额度的，15万美元以下的贷款费用是零；35万到70万美元之间为3％；70万美元以上的是3.5%。例如美国银行这样的大银行，是小企业局联系的800个贷款机构之一，它的小企业事业部专门有一个部门是配合小企业局的贷款条件给小企业贷款。贷款的审批都是由美国银行来进行，符合小企业局贷款条件，风险担保由小企业局承担大部分，剩余的风险由银行来承担；不符合小企业局贷款条件的商业贷款,完全由美国银行承担风险。

2016年小企业局审批了67914笔小企业局担保的贷款，总额达278亿美元。截至2016年底，全部的小企业贷款余额为1056亿美元，增长4%。 2017年计划支持小企业的融资额度超过420亿美元，提供40亿美元的长期投资资本金。为受灾企业、需要救助的小企业，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协调超过总额90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合同。

在支持创业和发展方面，小企业局指导支持了全美国900多个小企业发展中心。小企业发展中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不是美国小企业局的联邦直属机构。每个州都有小企业发展中心，一部分资金来源于美国小企业局，一部分是州政府资金，还有地方、个人和各种组织的捐款。

900多个小企业发展中心由63个主持单位管理，这些主持机构绝大多数是公立大学。小企业发展中心为企业创业人员提供免费的咨询，以及非常低成本的培训，内容包括如何写企业计划书，如何获得资本，如何做市场营销、法律合规、技术发展和国际贸易等方面。

以阿拉斯加的小企业发展中心为例。它成立于1986年，其资金一部分来源于美国小企业局。同时，阿拉斯加州政府提供与美国小企业局同等出资数额的资金资助。还有其合作伙伴，市政府，以及其他的捐助人。整个阿拉斯加州的小企业发展项目，由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州立大学做主持。阿拉斯加小企业发展中心的员工是由具有资质、经验丰富的商业专业人士组成，许多人曾经拥有自己的企业，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创业经验，一般具有相应的商业领域硕士管理学位，并且全部通过了阿拉斯加小企业发展中心的专业认证程序。

此外，小企业局还指导帮助建立了小企业指导老师联盟，拥有13000个顾问，他们由一个小企业局所支持的非营利组织SCORE来运作管理。2016年11000多个志愿者参与帮助54000个新创立的小企业。

SCORE在全美国有300个办公室，在过去50年，成千上万正在工作和已退休的企业商业界专业人士，成为志愿导师，为全国小企业提供帮助。导师由在职和退休的志愿者构成，有相关企业经验的人都可以进行申请，并由SCORE对其资质进行评估。

导师们会在62个行业中，与小企业主一对一分享他们的经验，指导是免费的，而且是保密的，通过面对面会谈、电邮或者是视频进行交流指导。

SCORE通过互联网提供免费的企业使用的工具和建议，网上的培训都是免费的，还有些非常低成本的线下培训和如何设立企业的研讨会等等。这个SCORE非营利组织的目标是到2020年要帮助100万个客户。

小企业局还设有创新办公室，指导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支持创新。SBIC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早期公共投资基金，被称为美国的种子基金或“基金的基金”，支持了40万个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已登记了5万个专利。在获得政府合同方面，2016年，小企业局获得了25.75%的联邦政府采购份额，总计907亿美金。 

阿里模式

我们观察到，中国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关注扶持补贴小企业的方式，我们将其称为阿里模式。

要说明的是，阿里模式中的一些做法，并非阿里巴巴公司的独创，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商业金融环境，阿里巴巴做得更成熟。

我们在2013年写给媒体，敦促香港监管机构允许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当阿里巴巴集团运营着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系统和数据库时,它又发现了更好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小微金融的机会，于是先后推出了阿里贷和余额宝业务,同时运用长期建立的客户评分系统和复杂的数据库分析，很好地控制不良贷款的风险。

消费者金融和小额贷款在任何国家都是难做的业务,投入高，风险高, 回报低。而阿里巴巴却开辟了震撼整个银行业的成功模式，正逼着传统商业银行跟着它的步伐向前进,因为不进则退。更重要的是，马云创造了一个能够比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更好地支撑中小微企业和就业的平台。……尤努斯提供了融资但没有提供渠道，而马云不但提供了两者，而且将两者很好地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经济模式，它极大地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交易成本。这种我们称之为“阿里模式”的经济模式，对人口众多而资源稀缺的中国、印度、印尼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能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

“阿里模式”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第一个平台是互联网销售渠道，它大大降低了小企业和消费者双方的交易成本，解决了小企业的销售难问题。小企业和消费者建立交易关系存在着两个根本困难，一个为寻货成本，一个为寻价成本。在实体店模式下，寻货和寻价都需要支出大量的时间、交通、人际成本，而有些货品，消费者信息不对称，无从寻货，使寻货成本最大化。网络销售平台的最大好处，就是使寻货和寻价成本最小化，或者说是交易成本最小化，对于小企业来说，降低销售方面的交易成本是生死存亡的事。

第二个平台是建立大数据信用库，也就是信用平台。在这个信用平台上，哪些商户、哪些商品受消费者欢迎，质量如何，投诉多少，反馈信息等等，都在这个大数据平台，实际上相当于对所有的商户都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对其信用进行了分类。使小企业的经营活动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解决了小企业的信用难，也部分解决了如何对小企业进行风险考核的问题。

第三个平台是在信用平台的基础上，通过筹措资金池，建立一个信贷平台。由于在线小企业的信用是已知的，风险是可控的，因此有可能大大降低信贷成本。

阿里模式是以大数据信用平台为中心，支撑起了销售渠道和信贷渠道，解决了小企业销售难和融资难这两个根本问题，并展现出了带领整个非规模经济部分向着信用经济发展，从而使整体经济都走上良性轨道这样的方向。

我们曾经认为，阿里模式是个伟大的创造，因为和尤努斯模式相比，它把销售、信用和融资融为一体，同时有机地解决了小企业发展中的所有难题；而和美国小企业局模式相比，阿里模式是完全市场化的，不但大大降低了整体经济的交易成本，提升了整体经济的信用水平，而且有可能逐步克服许多市场经济的弊端，平衡大小企业的经济权力，从而大大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创造一种不同于20世纪以规模经济为主的21世纪经济模式。

但是阿里模式也遇到了发展瓶颈。

首先是它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强有力的信用，假货依然横行。

其次，阿里巴巴和尤努斯一样，筹集资金的方式转向吸收储蓄或以理财名义的变相吸储，也就是说，它们的运营方式与传统的储蓄机构并没有太大区别，但它们却以创新的名义被免除了对传统储蓄机构所进行的金融监管，没有交纳准备金，也没有像其他国有金融机构那样，通过政策限制，缴纳事实上的保险金。这就会诱发道德陷阱和政策滥用，从而带来系统性风险。这不但构成了对其他金融机构的不公平竞争，而且增加了陷入整体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

第三，支付宝所开创的手机支付业务，“天猫”线上精品店，以及支撑支付宝所形成的巨大资金池，已经给阿里巴巴开创了一个发展空间更为广阔，利润率更高的发展前景。阿里巴巴事实上已经逐渐离开了“淘宝”这个在信用上让其倍感头疼的小企业领域，而成为规模经济的一部分。手机支付业务以更为快捷方便的方式进入了传统的信用支付体系；规模经济的产品成了线上销售的重头，虽然它降低了规模经济的交易成本；而巨大的资金池则让它进入了传统的金融领域。市场“自由”的诱惑使企业离开了发展的初心，以创新和互联网的名义，进入了传统经济领域。

第四，当互联网金融离开了支持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投入资本市场的角逐，并企图控制经济份额时，就会产生严重的不公平，这就是凭借其政策优势，首先实现细分产业垄断，然后过渡到产业垄断，并通过交叉持股，实现对经济的垄断。

当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企图利用他的商业成功来获得巨大的经济权利时，国家权力对其进行监管和约束，就会成为不可避免和不可或缺的。

尤努斯模式和阿里模式以小企业起步，企图通过市场方式解决小企业发展问题的努力，最终没有脱离“追逐更高的利润”这个市场定律，被证明不适用于小企业。小企业仅是它们发展的一块垫脚石。

尽管如此，市场化的努力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政府与市场结合是小企业发展的新模式

自19世纪小企业、小银行这种配套模式解体以后，20世纪小企业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一种是由政府主导的地方基金和美国小企业局模式，总体上说，这种模式是成功的，但是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另一种是由市场主导的尤努斯模式和阿里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初期非常成功，但在发展中受到市场诱惑，离开了它们的初心，因而可以称为不太成功。

从小企业发展最主要的两个困境，也就是销售渠道和融资渠道交易成本高这个角度说，地方基金模式和尤努斯模式都着眼于融资方面，但是都没有根本解决信用和风险的不确定性问题，它们的基础是对人性的信任而不是基于对信用的恰当评估。美国小企业局模式和阿里模式都企图解决销售和融资两个渠道，但是小企业局模式的这两个渠道是分离的，仍然存在信用和风险的不确定性。而阿里模式或者说是互联网模式，这两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它们都建立在大数据信用平台基础上，可以说是最佳模式，但它完全靠市场驱动，具有不可持续性。

20世纪小企业发展的种种探索说明，小企业的发展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福利性，完全依靠市场是不可靠的。国家对小企业发展的指导，扶助和补贴，既具有公平性的意义，也具有效率性的意义，是小企业发展的根基。同时，市场化的努力，特别是阿里模式，给帮助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模式化的范式，既有创新性，又有完美性，开创了小企业发展的路径。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应该是21世纪小企业发展之路。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议：

1、成立由国家直接领导的小企业局，并在跨省的经济区域中建立由小企业局直接领导的小企业办公室，负责指导全国小企业的发展。

2、由全国人大对小企业发展进行立法。

3、成立由小企业局指导，独立运营的小企业贷款公司，或者小企业发展基金，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并允许接受社会捐助。

4、指导有关大学和企业联合成立小企业发展中心，具体指导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

5、建议中国大学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拿出一定时间参加指导帮助小企业的实践，在经济的实践中得到锻炼，并通过实践进行考核；并把经济学者定期参加经济管理实践作为一项制度。

6、在地方建立小企业基金，该基金的首要作用是建立地方小企业互联网平台。逐步在每个市县都建立局域块网络中心，由地方和小企业局共同出资，逐步做到市县域小企业全部上网，并逐步实现全国联网，逐步实现小企业可以全部网上销售，并通过网络进行真实信用评价。小企业局利用大数据信用系统做出的信用评估，为小企业贷款进行担保，担保的额度可以从30%或50%起步，逐步做到美国80%的担保额度，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小企业的信贷成本。

7、政府主管部门指导各银行成立小企业信贷部，在小企业部分担保的前提下，确定小企业贷款利率，这会大大降低银行的风险成本和信用评估成本，使银行有积极性投入到扶植小企业发展的事业中来。

8、不可或缺的是阿里巴巴的经验和平台。是否可以考虑分切阿里巴巴的淘宝部分，使其与小企业局联合运营。淘宝部分可以成为阿里巴巴与国家联合运营的具有公益性质的互联网平台，这样可以大大加快中国小企业的互联网化。同时淘宝部分与阿里巴巴其他纯商业部分应建立防火墙，做到“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

9、小企业的互联网平台，应成为一个开放性平台，欢迎所有互联网公司参与其中，调动政府和市场的两个积极性，并在政策上给以鼓励。

小企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如果能为小企业的发展建立政府与市场两个积极性都能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那么由于中国经济的基质，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上一个大台阶，潜力不可限量，也将是中国经济给世界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

                                          （编辑  季节）

特朗普上台之后，提出“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口号，对内他通过减税，团结共和党内的建制派，促进资本回流；对外他又频繁制造事端，为潜在竞争对手的发展设置障碍。对此，我们既要密切关注、积极应对，同时对国际经济格局应有基本判断。特朗普目前的这些做法，改变不了美国政治经济的基本面，也改变不了中国崛起的光明前景。为避免被对方一时的战术牵着鼻子走，应该以两手对两手，以斗争求合作、求和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从内政看，特朗普的经济改革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美国经济的困局。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是减税，但目前这个措施已不具备20 世纪80 年代里根政府以减税振兴经济的条件。当时里根政府面对的是强政府、高税收、高福利、低债务，贫富差距相对较小，还有很大的减税空间。而今天情况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财政增收和节支的空间都不大。况且，里根政府实施的减税政策，实质是“劫贫济富”。在里根任期内（1981-1988 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 人群的收入所占比重从4.8% 降到了4.2%，而收入最高的20% 人群收入所占份额则从42.7% 涨到了45.1%。全美收入最上层10% 的纳税额在1984 至1988 年之间减少了8.6%，次层10% 的纳税额减少了2.4%，而收入处于最底层10% 以及次层的贫困民众，在同期内税负却增加了3.8% ～ 3.9%。可见，这是以“减税”口号进行的劫贫济富，并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与此类似，特朗普减税计划首要的受益者是收入较高的人群。据美国有关方面预测，收入在100 万美元以上的0.9% 人口的平均税后收入将增加14%（逾21.5 万美元），而中等收入阶层的拟议平均减税额仅1000 美元（约为税后收入的2%）。废除遗产税，将为富豪的财富传承大行方便。减税涉及到普通民众的医保、社保等福利，必然遭遇不断增加的社会阻力。美国国会一些民主党议员表示，特朗普的减税对富人有利，违背了其为美国劳动人民争取更多利益的承诺，他们将反对这一政策。

即使特朗普减税政策可以实施，对美国经济短期有一定刺激作用，但改变不了经济的基本面。美国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二战以来经济长周期的结束。20 世纪70 年代的滞胀，就是由分配失衡、需求不足、生产过剩所导致的，80 年代以来的产能转移、全球化、金融化和削减税收，这些问题可以暂时得到缓解，但并没有根本解决。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并未触及这些基本矛盾，因此在短期虽有一定作用，但长期效果并不明显。从短期看，减税政策能促进投资、增加工作岗位，刺激经济增长，但政策效果有限：就个人而言，税收减免主要有益于高收入人群，对消费拉动作用不明显。就企业而言，基建、钢铁、石油、化工等对税收敏感的传统企业有回归的动力，但苹果、IBM 等高科技公司，所得税下调难以弥补涉及的配套供应链和综合成本。同时，这些跨国企业都普遍有避税行为，减税对它们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从长远看，减税不仅没有解决美国经济的基本矛盾，还将增加联邦政府的债务压力，进一步恶化分配格局。如果通过削减福利来减少政府支出，还将加剧民生困难和国内的两极分化，削弱政治基础。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有其深刻根源，这决定了西方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走出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两极分化、经济金融化、生态破坏和全球经济失衡等问题，都不可能通过短期政策调整来恢复。况且，难民问题、民族问题等社会危机尚未见底，都可能让经济雪上加霜。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20 世纪30年代，曾经成功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以罗斯福新政和欧洲战后重建为代表，当时的政府之所以能够遏制垄断资本，调整社会关系，是由于大萧条和战争所付出的巨大代价，造成了“资本抑制”的条件。从欧美国家2008 年以来应对危机的措施来看，仍然是试图通过向第三世界转移危机，比如实施将国外投资向国内转移、实行更严格的贸易保护等等，这些办法短期内会有一定效果，但属于“拆东墙补西墙”，对改善全球经济作用有限。在欧美国家内部，垄断资本集团对政治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底层对改善社会公平、遏制资本特权有很大呼声，但是实际上很难实施有效政策。奥巴马大力推动的美国医疗改革，仅仅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温和改良，但是由于实行公共医保会影响商业保险和医药公司的利润，其改革方案受到资本集团的强力打压。特朗普目前没有表现出抑制大资本的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信息技术的发达，容易使民意走向另一个极端，产生民粹主义和国家治理的碎片化，更难就重大改革措施达成一致。

面对这些情况，我国最重要的是增强战略定力, 坚持做好国内自己的事情。密切关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动向，防范全球出现竞争性减税。对我国独具特色的发展方式要充分总结和善于宣传，让世界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环境和制度的优势，增强信心。从调整融资、社保、住房等费用入手，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加快税制改革，实现将税收主体由流转税向收入税的转型，提高税收的累进性，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征稽力度，为降低企业成本腾出空间。整顿金融秩序，遏制金融部门的超额利润和投机炒作，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加快社会保障筹资改革，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推进社保收费向税收转变。遏制住房炒作，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降低住房成本。

美国通过减税吸引一些传统制造业回归，对我国并非是坏事，可以为我国形成发展新动能腾出空间，避免低水平竞争。应以此为契机，加强除资本之外其他要素的建设。在当前美欧经济波动的情况下，可大力吸引海外华人回国创业就业。加强政产学研用的协作，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大对基础性、战略性科研领域的支持。制定进口产品国产替代规划，支持有潜力的国内企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逐步实现进口产品的国产替代。

世界经济虽已经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最低谷走出，但复苏之路仍不平坦。作为国际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近年来其经济显示出较强的自主复苏动力，货币政策正常化也处于有序推进的进程之中。

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源自结构性改善

消费仍是拉动经济的主动力，但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

美国是消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二战后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缓慢上升的趋势，消费也成为决定美国经济表现的首要因素。随着私人部门“去杠杆化”进程基本结束及居民收入随就业改善而持续增长，2010-2014年美国经济年均实现2.04%温和增长，私人消费平均拉动美国GDP增长1.3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70%，消费占GDP比重也提升至68.4%。尽管私人投资占美国GDP的比重不大，但受宽松信贷环境延续、企业老化设备更新以及企业家信心恢复等因素的影响，2010-2014年私人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仅次于消费，年均达到1.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53%，显著高于危机前5年17%的平均水平，占GDP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6.5%。其中，2009-2014年美国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工业设备、运输设备、其他设备投资分别增长了1.2、1.5、4.4和1.4倍。尽管房地产复苏缓慢制约了住宅投资的增长，2014年仅有5400亿美元，仅相当于危机前最高水平的64%，但非住宅类建设投资伴随服务业及能源、通信等行业商业活动的恢复已基本接近危机前的水平。

图1  2009-2014年美国四大需求按不变价计算的增长额度

资料来源：BEA

出口增长推动国际收支赤字收窄，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

长期以来，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是拖累GDP增速的重要因素，也是美国经济失衡以及高消费——低储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的表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奥巴马“出口倍增计划”、美元贬值以及页岩气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出口额从2009年的1.58万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35万亿美元，增长了49%，出口占GDP的比例从10.9％升至去年的14％，创历史新高。尽管这未能扭转美国对外贸易整体赤字的局面，但逆差由危机前的7000亿多美元降至2014年的5300亿美元，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也由负转正。与此相伴的是美国出口结构的进一步改善。作为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国，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由2009年的1304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2405亿美元。商品贸易中，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由2009年最低时的6.5%上升至目前的10%，石油及石油产品月度贸易逆差额由危机前最高时的424亿美元收窄至目前的80亿美元左右。从出口地域看，美国对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贡献显著。2009-2014年美国对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出口分别增长了90.7%、42.6%、78.1%和77.9%，同期对欧盟和日本出口仅增长了24.5%和26.1%。

服务业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制造业比重下降趋势暂时改观

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长期以来美国产业结构变化呈现服务业比重上升和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趋势。2009-2014年间，这一趋势得到暂时性扭转，服务业和制造业比重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二者占GDP的比重分别维持在78%和12%左右。其中，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生产服务业，即专业和商业服务业、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服务业。

生产服务业具有高附加值率、高生产效率和高知识技术密集度等特点，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体现出美国经济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朝高级化方向进一步发展的总体特征，包含了行政服务和管理、法律和设计服务、科学研究以及部分科技行业的专业和商业服务业。该行业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科技公司的发展往往带动相关专业服务业的增长，自2009年以来，硅谷、旧金山湾区等科技发达的大都市区也是商业服务业发展迅速的地区。而金融、保险、房地产及商务服务业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也迅速恢复，占GDP比重恢复至危机前水平。制造业复苏是本次复苏的一大亮点，其增长主要依赖于汽车产业、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的拉动，仅汽车行业的增加值5年间就增长了1013亿美元，而整个制造业仅增长了1350亿美元。

图2  2009-2014年美国各行业增加值按不变价计算的增长额度

资料来源：BEA

美国经济已经接近充分就业水平

尽管去年GDP增速显著放缓，但自2009年下半年结束衰退以来，美国经济温和复苏的势头已经保持了8个年头。同时，美国失业率在去年下半年降至5%以下之后基本保持稳定，今年2月份为4.7%，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低位。根据美联储此次议息会议后公布的数据，被视为经济完全就业的中长期失业率预估为4.5%-5.0%，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的长期失业率是4.9%。在经历了缓慢的经济回升之后，美国经济越来越接近充分就业水平。表现为：

首先，经济创造就业的步伐正在放缓。过去12个月，美国平均每月新增非农就业仅18.5万人，低于2012年以来月均19万人的水平。不过，即便在经济较快增长的2005-2006年，美国月均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也只是19.1万。而且，现在美国还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美联储报告显示，劳动参与率降幅的一半左右归因于“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期。从行业数据看，采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多数行业的新增就业已经达到或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因此，放缓后的非农就业增量仍属较高水平，在当前的经济运行条件下已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此外，去年12月份离职率达到2.3%，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职位空缺率更升高至3.9%，为2000年以来的新高，也反映出美国就业市场劳动力闲置的情况已显著改观。

其次，产出缺口加速收窄。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意味着经济中的闲置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产出缺口得到修复。OECD数据显示，美国产出缺口2017年将收窄至接近零的水平，2018年将回升到零之上。同时，据工业产能利用率数据，美国产成品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已基本接近危机前的水平，半成品制造虽略低于危机前水平，也相对平稳；未成品制造业利用率自2014年下半年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直线下降，但近期已随价格反弹而有所回升，去年四季度达到78.05%。

再次，薪资和通胀面临一定上涨压力。根据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定义，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后，劳动力市场趋于饱和将体现为薪资上涨的压力，进而带动通胀加速提升。虽然从整体看，美国私营部门平均时薪增速仍低于危机前水平，劳动力成本指数的增长也十分缓慢，但从行业数据看，美国薪资已出现加速上涨：除采矿业增速放缓外，制造业行业工资增速明显高于服务业增速；服务业中，除信息、金融、专业和商业服务业、教育和医疗服务业的工资增速仍明显低于危机前水平外，危机以来占据多数新增就业岗位的中低技能或低收入行业的工资已经出现加速上涨的迹象。以个人口径统计薪资水平的亚特兰大联储薪资指标显示，美国去年10月份的薪资增速已经达到危机前的水平（4%左右）。同时，美国核心CPI自2015年11月起已连续16个月位于2%以上，医疗保健、娱乐、交通运输等服务业相关的消费价格呈现加速上涨的态势。

特朗普财政刺激政策将推动美国经济超过潜在增长水平

根据经济学定义，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时，实际的GDP增长水平将接近或等于潜在产出增长率。当前短期内拖累美国经济的周期性因素已经逐步消退，但结构性因素仍制约着美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提高。从长期看，劳动生产率是决定美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指标。2010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幅不到0.5%，远低于2003年至2007年年均2.5%的增速。去年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同比仅增长0.2%。受劳动生产率下滑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美联储预计未来数年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仅为1.6％-2.2％，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的潜在增长率为2%，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随着美国经济的继续复苏，美国经济越接近充分就业水平，新增就业和GDP增速都将进一步向长期趋势水平靠拢。据计算，新增非农就业每月仅需达到14.6万人的平均水平，再过12个月美国经济就可以达到美联储预测的4.5%的充分就业下限。现有政策下，美国经济增速将维持在2%附近。根据美联储的最新估计，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1%；OECD预测2017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3%。

因此，如果要实现特朗普主张的3.5%-4%的经济增速，美国经济需额外增长1.5-2个百分点，这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政策刺激。从特朗普就任以来的施政情况看，在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失利后，其已将工作重心放在推进大规模减税上。鉴于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除目前争议较大的边境税外，其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方案落实的可能性很大。根据tax policy center测算，按照修正后的特朗普减税计划（主要是将最高联邦企业税率由35%降至15%，将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率由七档简化为三档，并将最高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率将由39.6%降至33%），由此带动的消费者支出和企业投资扩大，将提升随后两年的GDP增速达1个百分点以上。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够在今年出台减税方案，以2%的潜在GDP增速计算，2018-2020年期间美国GDP增速将达到3%左右，如果期间叠加特朗普提出的1万亿美元基建刺激，美国经济可能短期内进一步加速，超出潜在增长水平，由此造成通胀上升的压力。

美联储加息步伐可能较当前预期进一步加快

当前随着美国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水平，工资增长已推动美国通胀有所上升。去年美国物价下行压力主要来自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压力主要来自服务，这反映出美国国内需求回升正在对物价上升构成推力。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去年2月份触底反弹，能源及进口价格下降等暂时性因素消退，去年12月美国CPI及核心CPI就已经突破2%，美联储更为关注的PCE也已接近2%，今年美联储预计核心PCE将达到1.9%，明年达到2%的通胀目标。因此，单以实现就业和通胀目标的双重任务看，今年美联储继续上调利率势在必行。而且，尽管美联储已缩短加息间隔，但从此次加息后的利率以及美联储对今明两年的利率预期看，可能仍低于与当前经济增长阶段相匹配的利率水平，未来还可能进一步加快升息的步伐。

首先，从自然利率角度，其反映了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时应有的实际利率水平。里奇蒙德联储研究报告显示，随着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美国自然利率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尤其是2011年以来已经逐渐微幅跌至0以下。如果美联储衡量通胀水平的核心PCE指标今年达到2%，此次加息后，美国实际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核心通胀率PCE）与自然利率仍相差1%左右，按照每次加息25个基点的速度，仍需要加息4次。

其次，从泰勒规则角度，其确定了与增长趋势和稳定的长期通胀相适应的中性利率水平。假设2017年美国自然利率保持在零附近，核心PCE达到通胀目标2%，产出缺口收窄至零的情况下，根据BIS的泰勒规则公式，到2017年年底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应当在2%上下。所以可以得出同样结论：今年底时美国的中性利率仍较此次加息后的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

因此，如果美国通胀因特朗普刺激政策继续走高，超出2%左右的通胀预期水平，就意味着与之相适应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水平也将提升。在此情况下，美联储将进一步加快加息的步伐。

美联储持续加息将加大国内宏观政策困境

美联储持续加息将对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造成极大影响：

一是提升人民币贬值预期。我国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扩大了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对中美利差的变化也更为敏感。以美元兑人民币NDF（12个月）作为反映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变化预期的指标，其与中美利差(10年期中国国债到期收益率-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尤其是2005年汇改后，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87，因此一旦中美利差呈缩小的变化趋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贬的预期也明显升温。

二是加剧资本外流压力。由于短期内难以扭转内外利差收窄的趋势，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存在将导致持续的资本外流压力，对国内金融市场构成冲击。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经由2014年6月时近4万亿美元的高点，下降至今年初的3万亿美元左右，而且银行结售汇自2015年下半年一直保持逆差状态。如果未来中美利差进一步收窄，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我国资本外流情况可能再度加剧，并导致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下降。

三是加大国内利率上行压力。随着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和资本项目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境内外利率联动性增强，2007年以来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44，美联储加息将令我国处于三元悖论的困境：如果维持低利率，则面临人民币汇率贬值、资本外流加剧风险，导致国内资金压力偏紧，市场利率上行压力加大。如果维持汇率稳定，则需要提高基准利率水平，扩大内外利差。在不收紧资本管制的情况下，美联储加息都将使国内利率面临上行压力，而这将提高国内债务融资成本及债务偿付压力，导致债务违约风险上升。综合社科院、IMF、世界银行数据，当前我国的总杠杆率在250%上下，除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偏高，达到150%左右外，去年以来在房价上涨的带动下，居民部门购房杠杆率上升较快，2016年居民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平均季度增速达到31.2%，购房贷款余额达到19.1万亿元。

政策建议

一是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汇率是美联储加息溢出效应向国内传导的重要渠道，也是可能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经常项目保持顺差及外汇储备充沛使央行具备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条件。同时，人民币汇率维持适度弹性有利于降低央行干预汇率的压力及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因此，可根据美元汇率的阶段性走势，灵活采取汇率政策，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在人民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时，积极干预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保持人民币汇率在相对稳定的区间内波动。

二是合理管控跨境资本流动。面对“三元悖论”，当前形势下我国应更加侧重于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现阶段对资本项目的开放应采取审慎的原则，通过加强对资本的流入流出管理，防止国际投机资本对我国的冲击，为保证外汇市场健康有序运行和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创造必要的条件；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体系，提高对跨境资金流出风险的监测和预警能力；鼓励吸收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外资，严查虚假贸易和非法资本外逃；探索引入托宾税等价格工具调节跨境资本流动。

三是有序推动“去杠杆”。在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的情况下，去杠杆一方面要控分子，即消化债务存量，控制债务增量，避免债务总量过快增长。通过促进盘活企业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等方式降低企业杠杆率；改善居民消费环境，遏制个人住房贷款过快上涨局面，优化居民杠杆结构；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保持适度合理的地方债务规模；加强金融监管，强化金融企业杠杆管理。另一方面要做大分母，通过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以经济增长推动企业盈利和居民收入稳步改善，实现全社会总体杠杆水平的下降。

    特朗普在竞选时曾经承诺，将把苹果iPhone的制造岗位转回美国，当选后也承诺以减税来吸引苹果公司等大企业将制造转回美国。

2016年底，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玻璃大王”曹德旺表示，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主要是中国企业税负较高，引发热议。一些报道也反映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成本飙升、甚至已接近美国。那么，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是否还具有成本竞争力，美国制造企业回归国内有无可行性？本文以苹果公司为例，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目前苹果公司产业链倚重中国，回迁困难

苹果公司是全球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其代表性产品iPhone手机引领世界进入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其产品设计美观、精密，集成了最新的电子科技成果。苹果的产业链是全球布局的，例如iPhone 6在美国加州设计，元器件（零部件）全球采购，在中国组装生产，产品运回美国分销、全球发售。一个企业若能够打入苹果产业链，是对其实力的肯定，而中国企业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加。

大陆企业占据越来越多的供应链份额

近年来，苹果公司每年都公布前200家供应商名单（含生产地点），这些供应商大致占其全球产品的材料、制造和装配采购支出的97％。在2016年苹果公布的前200家供应商名单中（每家可能在世界多点生产），总共有793家工厂入榜。其中位于中国大陆（含香港）的有346家，排名第一；位于日本的有126家，排名第二；位于美国的只有69家，排名第三。具体见表1。

表1  苹果公司2016年前200家供应商前15大生产区域

（资料来源：综合苹果公司发布的榜单及相关报道整理）

     从上表看，中国大陆的生产厂超过第2-10名的供应商数总和（343家），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外资或台资企业。

    2016年，前200家供应商按企业品牌所属国家（地区）排列前四强的分别是：美国50家，日本41家，中国台湾43家，中国大陆28家（其中香港公司7家）。美、日、台湾地区占据较强的优势。2017年，苹果公司所公布的前200家供应商排列中，前4强的数量发生了变化：美国46家，日本41家，中国台湾39家，中国大陆35家（其中香港公司7家）。不难看出，中国大陆企业比上年多了7家，而美国和台湾地区各减少4家，这说明中国大陆企业的进步速度比较快。

目前中国大陆企业不仅给苹果公司提供模具（成都宏明双新）、散热组件（双鸿科技）、印刷电路板（汕头超声）、连接器（立讯精密、朗威尔等）、功能件（安洁科技）、包装（裕同包装）、曲面玻璃（伯恩光学、蓝思科技）等手机精密零部件，也开始提供电子零部件如电池（德赛电池、欣旺达）、充电器（国泰达鸣）、线性马达（金龙控股）、麦克风（华殷磁电）、声学元件（歌尔声学）、无线通讯模块（海华科技）、天线（信维通信）等等，充分反映了中国企业的追赶与进步。

大陆企业的价值链份额仍然较小

2016年，电子业界著名的市场调研机构IHS Markit有关iPhone 7（32G，型号A1778）的价值链分析报告显示，目前价值较高的零部件主要掌握在美日韩及台湾地区企业手中，直接物料与制造成本合计220.8美元，物料成本为215.8美元，而制造成本仅5美元（占比2.26%）。具体如下表：

             表2  苹果公司iPhone 7的成本拆解

（资料来源：根据IHS Markit 2016年拆解报告计算出主要厂商的国别来源和各项占比）

以iPhone7为例，苹果手机主要在中国组装（主要是富士康的代工厂，在巴西还有一个组装厂、产量很小），因此制造成本的2.26%留在中国。在总计220.80美元的物料（零部件、元器件）采购成本中，尽管中国大陆企业开始向高端走，但总额仅为49.20美元，只占总成本的 22.28%。占据物料成本大头的显示屏、处理器、摄像头、存储芯片、基带等，仍掌握在美日韩及台湾地区企业的手中。

新一代苹果手机的供应链中，中国大陆企业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为纪念iPhone手机上市十周年，苹果公司将于2017年推出3款新iPhone手机，有可能使用OLED显示屏、双摄像头、3D或2.5D曲面玻璃、以及无线充电等创新技术。中国大陆企业的价值链份额有望进一步上升。

苹果新一代手机拟全面采用OLED显示屏。按照苹果的惯例，它要选择一两家备用的供货商，中国大陆的京东方有望进入。目前，京东方已经进入苹果公司供应链，为其Mac系列笔记本电脑提供液晶显示屏。京东方在成都的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已封顶，预计2017年年中投产；另一条AMOLED生产线已在绵阳开工建设；两条生产线投资均为465亿元、设计产能均为48K/月。京东方继韩国三星公司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OLED显示屏的供应商。

苹果新一代手机还将全面采用双摄像头。2016年，中国深圳企业欧菲光公司全面收购了索尼在广州开设的摄像头厂——华南厂，该厂一直以来为为苹果公司提供摄像头，这意味着欧菲光公司已成功进入苹果供应链。

无线充电技术也是苹果新一代手机的亮点。已经为苹果提供天线系列产品的中国信维通信，有望进一步提供无线充电线圈等产品。

采用无线充电及5G时代无线信号的传输新方式，使得玻璃或陶瓷将取代金属成为苹果手机的新外壳材料。在这方面，香港的伯恩光学和深圳的蓝思科技已经进入苹果供应链，它们将赢得更多份额。

苹果公司难以回归美国制造

综合分析，目前苹果公司供应链严重依赖中国大陆企业及其他企业的在华工厂，不太可能回归美国制造，即便是组装环节搬回美国也不太可能。理由有三：

第一，解决就业看无必要。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低至4.5%，回到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最好水平，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回迁企业、增加就业岗位。

第二，价值量看无太大必要。一部售价约500美元的苹果手机，其物料与制造成本仅220多美元、制造环节仅5美元，即使全部拿到美国组装、年产10亿部，其价值量仅50亿美元。而苹果手机的设计、操作系统、APP、品牌、市场营销等高价值环节一直在美国。组装生产如迁回，势必会增加不小的成本。

第三，从生产条件上看无法实现。有海外研究报告称，为苹果组装产品的大陆富士康工厂，有13万员工和8700名工程师。在中国完成组装工作只需要半个月，而在美国则长达9个月，中国大量低成本且有一定技术的劳动力是苹果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况且大量元器件供应商都在中国，从产业配套的角度看，搬回美国后生产组装成本势必增加，效率和质量还将不可避免地下降。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依旧是苹果产业链的最佳选址，苹果公司新一代产品的供应链可能更加依赖中国。

                  中国制造业成本接近美国了吗

曹德旺赴美国投资玻璃厂，是否表明中国制造业正在失去成本竞争力？

2014年8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研究报告《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The Shifting Economics of Global Manufacturing》），估算了全球出口份额最大的25个经济体的整体制造业成本，其中美国为100，中国为96。

图1 各国制造业成本比较

从图1细分的成本构成看，2014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于美国，但电力、天然气成本已明显高于美国，总成本水平接近美国。该报告预测，2015年，美国的低成本州生产将和在中国一样划算；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等成本大幅攀升

曹德旺在投资办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之一、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研发国。作为上游配套企业，趁美国汽车市场“触底反弹”的良机抢滩登陆，这是曹德旺在全球布局产业的一部分。玻璃生产比较特殊，能源成本和运输成本占比大，在美国办厂不仅可以使用相对便宜的天然气能源，而且还紧靠市场便于节约运输成本。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确实上涨很快。

  图2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人工成本快速上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图2可以看出，2008年，城镇私营就业单位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是16445元/年， 2015年涨到38948元/年，是2008年的2.4倍。城镇非私营就业单位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更高，从2008年的24404元/年涨到2015年的55324元/年。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国际比较

国外学者George Dorgan 在2014年的一份研究中指出，从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看，截至2011年的数据，英国、法国、德国及北欧等发达国家为25%-35%；金砖国家平均水平约13%，印度在12%左右，中国只占7%左右。[1]2017年初，美国国会研究局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2]到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平均用工成本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仍然有优势，但高于印度，接近墨西哥。该文所引用的美国Conference Board公司所作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到2015年，中国的制造业人力成本相比东南亚国家，的确已经较高，中国已是菲律宾的两倍多。国别比较具体数据如表3。

  表3  各国制造业平均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的比较（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ilcprogram/compensation）

注：这里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不仅包括支付给员工的工资，还包括员工福利、保险等。中国和印度2015年数据为英国经济学人集团（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所估计。）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使得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越来越不具备成本优势。近年来，不少鞋帽服装生产等劳动力密集产业纷纷从中国迁移到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随着中国劳动力、环保等成本进一步攀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将是难以阻挡的趋势。

苹果公司产业链日益倚重中国，恰恰反映了中国近年来产业优势的变迁。不少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的产业优势，已经从“劳动力红利”过渡到“工程师红利”，进而将过渡到“科技红利”。如华为等科技型企业的成功，主要靠大量薪酬相对较低的工程师集中研发攻关。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依靠在科技研发上的努力争取国际竞争优势，华为参与5G国际标准的制定；京东方在面板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越日本和台湾地区企业，在技术与市场份额上正直追韩国企业。

中国在营商环境、企业运营成本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改善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年《Doing Business》报告中，对中国营商环境进行了评价，排名有所上升，但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仍排第78位，还需进一步改善（参看附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土地成本高企、大城市房价飙升，不仅使暴利的房地产业对实体产业形成挤压甚至替代，大城市的高房价还使年轻人看不到希望，这将极大损害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经济活力。

国际著名咨询公司普华永道每年公布《机遇之都》系列研究报告，选择30个国际大都市，从3方面10个维度考察这些大都市的商业吸引力与活力。具体包括：（一）衡量全球化和知识型世界中城市愈发依赖的工具：（1）智力资本和创新，（2）技术成熟度，（3）门户城市；（二）评估城市生活质量：（1）交通和基础设施，（2）健康、安全和治安，（3）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环境，（4）人口结构特征和宜居性；（三）衡量城市的经济效能，（1）经济影响力，（2）宜商环境，（3）成本。

《机遇之都》2016年报告给出的排名如下：1、伦敦；2、新加坡；3、多伦多；4、巴黎；5、阿姆斯特丹；6、纽约；7、斯德哥尔摩；8、旧金山；9、香港；10、悉尼；11、首尔；12、柏林；13、芝加哥；14、洛杉矶；15、东京；16、马德里；17、迪拜；18、米兰；19、北京；20、吉隆坡；21、上海；22、莫斯科；23、墨西哥城；24、约翰内斯堡；25、圣保罗；26、波哥大；27、里约热内卢；28、雅加达；29、孟买；30、拉各斯。尽管北京在综合排名中位列第19位，上海位列第21位，但在“成本”维度方面，北京排名倒数第1，上海倒数第2。该报告专门指出，“有5座城市的房租可承受能力排在中低名次（伦敦、纽约、旧金山、北京和上海）。这预示着这些城市将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也难以获取城市所需的关键实践技能。”

综上所述，特朗普所期望的制造业回迁美国，难度很大，中国制造企业迁美仅是少数个案。其理由，一是当前美国的就业已较为充分，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使其得到很大份额的利润，缺乏足够的回迁动力。二是企业的布局需要综合考虑成本、市场等因素，且各行业、各企业的成本结构差异很大，为节约总成本而进行全球化采购/生产，是企业的理性选择。第三，可能选择迁到美国的企业，将是美国本土的要素或价格较低（如能源）、或有竞争优势（如研发设计）的行业。第四，美国蓝领工人的岗位更应该担心被自动化和机器人所取代。

具体到苹果手机，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电子信息业的元器件全球供应更依赖亚洲（尤其中国），新一代苹果手机的生产组装和元器件供应可能更加依赖中国。

关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前景，应该正视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逐渐失去，劳动密集产业逐渐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的趋势。中国企业正面临向产业链与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必须致力于超越“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和“科技红利”迈进。

附表：世界银行《Doing B usiness 2017》报告对各国营商环境的排名

附录：中美制造业成本的对比

2016年9月1日，凤凰国际智库刊发《一位浙江老板对比了中美制造业的真实成本》[3] 一文，该文被各大网站转载，摘要如下：

    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同行中最早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一直位居国内同行出口的前二位。目前公司500名员工，5条自动化生产线，年产10万吨。

去年，“江南化纤”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投资办厂，成为首家在美国建立再生聚酯短纤维制造工厂的中国企业，一期计划投资2500万美元，二期投资2000万美元。该公司老板认为，去美国投资办厂，主要原因是国内综合成本连年攀升，颇感吃力。下面为该企业在中美创办相同规模企业的部分成本对比数据：

（1）土地成本：国内地价是美国地价的9倍，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我们是50年产权。如2000年浙江慈溪工业用地价格是18万元/亩，现在一些县城工业用地已高达100万元/亩；目前美国地价仅2万美元/英亩，相当于2万元人民币/亩。

（2）物流成本：国内物流成本是美国的2倍，因为中国油价高，还有世界少有的过路费、过桥费。

（3）银行借款成本：国内最便宜的（正规）借款年利率6%，是美国年利率（2.5%）的2.4倍。如果资金来自年利率超过10%的银行理财产品、年利率15%的私募基金、甚至是年利率20%的民间高利贷，企业就更加不堪重负。

（4）电力/天然气成本：国内能源成本是美国的2倍以上。美国除夏威夷外(海岛地区)，其他州的电价都不贵，如德州电价折合人民币才2毛钱。

（5）蒸汽成本：国内用热电厂蒸汽，按每吨消耗蒸汽1.6吨、单价190元/吨计算，单位生产成本304元，折合49.0美元，美国用天然气锅炉自制蒸汽，按天然气价格14.52美元/吨，单位生产成本23.23美元，国内比美国高1.1倍。

（6）配件成本：国内设备性能略差，工人操作习惯不良，每吨单位配件成本约100元，折16.13美元，美国生产线设备性能较好，工人操作习惯好，每吨单位配件成本5美元，国内比美国高出3.2倍。

（7）税收成本：在中国，各种税收把企业压得喘不过气。美国的州政府看重就业，常给予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比如房产税优惠30年有效，如果公司达产，30年内将给予30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

（8）清关成本：在美国投资办厂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国内企业原料均进口，进口不算内陆运费、关税、增值税、仅各类手续成本约3500元/柜，每柜按20吨装计，为175元/吨，折合22.58美元/吨。国内企业成品出口不算内陆运费，仅各类手续成本约1600元/柜，每柜按20吨装计，则为80元/吨，折合12.9美元/吨。如果加上运费等，成本还要大幅增加。

（9）人工成本：美国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2.57倍，但美国自动化程度高，用工少。国内两条月总产量为4500吨的生产线用工250人，美国设备改进，同产能两条生产线用工180人。按目前国内工资上涨趋势，如考虑5年工资再翻倍、10年工资翻两番计算，那么中国在人工成本上也占不到任何优势。

（10）折旧成本：同产能设备及土地厂房，国内生产线投资9000万元人民币、美国生产线投资2500万美元、按15年折旧、年产50000吨计，分别计算吨折旧成本:国内为120元/吨，折19.35美元/吨；美国33美元/吨，高出国内1.7倍。

（11）厂房建设成本：美国厂房建设成本是国内的4倍，但10年以上二手厂房价格根据年限则是新厂房的1/8-1/2，而且普遍性能良好。

以上各项，不少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如土地成本高、借贷利率高且借贷难、税负重等等。我们确有许多待改善之处。

（编辑  季节）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新总统后，一系列竞选口号被迅速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废除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宣布退出TPP、在美墨边境筑墙、出台“限穆令”等等。在很多人看来，特朗普政府是美国民粹主义的产物，预示着美国经济向保守主义急转。这种看法将特朗普政府和此前的奥巴马政府视为对立的两极，忽视了美国经济发展中的内在规律和一般趋势，不仅无法解释特朗普政府上台的原因，也无法揭示其战略和政策的未来走向。只有从世界体系历史变迁中认识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运动规律，才能正确认识特朗普上台的客观依据，也才能正确预测特朗普政府未来的战略和政策取向。

世界体系的阶段转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当代世界体系具有显著的等级制结构，符合发达国家资本增值的客观需要。理解当代世界体系历史运动过程，是我们认识美国经济历史变化的前提。

乔万尼·阿瑞基指出，“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经历过四个前后交迭的体系积累周期，即热那亚周期（15-17世纪初）、荷兰周期（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英国周期（18世纪下叶到20世纪初）和当下的美国周期（19世纪末至今）。观察前三个体系积累周期可发现，每个周期都包括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即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阶段。在物质扩张阶段，货币资本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包括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大自然的恩赐）‘开始运转’；在金融扩张阶段，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从商品形式中‘自我解放’出来；积累通过金融交易（即马克思的简略公式MM´）不断进行。这两个时期或阶段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MCM´）。” [1]

前三个体系积累周期的更迭史表明，从物质扩张阶段向金融扩张阶段的转换，一方面预示着已有的旧周期的衰落，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另一个新周期的崛起。[2]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3]这自然让我们联想到体系积累周期的第二个阶段，即金融扩张阶段。在阿瑞基看来，当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积累周期已步入衰落阶段，“此时成了‘旧’的美国体制的结构开始被摧毁，‘新’体制的结构很可能正在创建中。”[4]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

1999年，美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在国会通过，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标志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和监管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进程正式拉开帷幕。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最直观地表现为金融利润占美国国内利润比重的变化。在1965-1980年间，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均值为17%，而2000-2015年间该比重均值急剧上升为28.9%。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制造业利润比重的急剧下降，1965-1980年间，该比重均值为49.1%，到2000-2015年间降至20.9%。[5]这种变化表明，金融资本已经取代工业资本成为主导美国经济的新力量。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同时表现为加速恶化的美国经济产业空心化，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国的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状况，反映了该国产业部门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产业空心化必然会导致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巨额逆差。从1965年到1980年，美国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从46.64亿（美元）顺差变成194.07亿（美元）逆差，16年的均值为56.87亿（美元）逆差。[6]而从2000年到2015年，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逆差额从4778亿美元增加至5399亿美元，16年间的逆差均值高达5574亿美元，是1965-1980年间的98倍。[7]

经济金融化是重要的缓冲器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是跨国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优化产业和地域布局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为跨国资本提供了更有利可图的产业和地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这些资本实现价值增殖和积累的新空间。受此影响，美国产业资本持续外流，这导致美国经济的产业空心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产业和地域布局，也必然要求更复杂、更全面的全球性金融服务，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是满足这种全球性金融服务需要求的产物。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还是资本主义积累和消费间对抗性矛盾不断累积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新的空间，但社会大众的真实消费能力却增长缓慢，这必然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积累与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加剧，由此导致不断恶化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伴随着经济金融化而涌现的各类金融衍生交易成为过剩资本的乐园，继起的资产泡沫引发的财富效应又刺激了债务消费，消费的热潮暂时掩盖了生产过剩问题。因此，美国的经济金融化，客观上是应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重要缓冲器。

特朗普政府是经济金融化的产物

经济金融化对美国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从事全球性金融服务和金融衍生交易，为美国金融资本提供了巨额利润，也让受雇的少数金融白领（金融部门雇员占私人经济部门总雇员的比重不到7%[8]）收入丰厚，金融部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总体上运行良好。但在其他部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面临着重重危机，这包括低迷的资本盈利率和萎缩的资本积累，以及受雇的社会大众面临收入增长停滞和高负债压力的困境。在2000-2015年间，美国国内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均值仅为2.6%，还不到1965-1980年间5.9%的一半；而同期国内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则高达227%，较之1965-1980年间的138%翻了近一倍。

2008年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消极后果，而奥巴马的八年执政却对此完全无能为力。与危机前的2007年相比，2016年的4项相关指标在恶化，这包括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由22.2%升至29%，制造业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由23.7%降至20.8%，[9]国内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由5.9%降至1%，[10]国内总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30%升至277%。[11]只有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由7126亿美元降至5210亿美元，但仍高于2008-2015年间4611亿美元的均值水平。[12]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经济金融化造就的绝大多数失意者，构成了支持特朗普竞选主张的群众基础。特朗普政府是经济金融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层与断裂的历史产物。

以“利润至上”原则引领美国经济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是美国资本利用美元霸权建立国际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缓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必然结果。作为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规律的历史产物，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不可逆转，美国金融资本的兴衰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兴衰。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不仅不会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反而会加强对美国金融资本的扶持力度，帮助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中攫取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化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从根本上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削弱经济金融化的消极后果，让其中的大多数失意者再次满意，必然会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工作重心，而提高产业资本盈利率、提高普通工薪阶层福利水平则是重中之重。

要同时提高美国的产业资本盈利率和普通工薪阶层的福利水平，只有一条途径，这就是在世界体系中分得更大的蛋糕，这要求改善美国产业部门的国际贸易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在国际贸易领域采取更为强硬的单边主义行动，综合运用其在金融、能源、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向贸易伙伴国施加压力，以达到上述目的。相比之下，耗资不菲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输出颜色革命等活动，不仅无助于缓和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而且也无法实现即期收益，因此极有可能被特朗普政府大力压缩。

作为成功的商业大亨，特朗普信奉“利润至上”原则。作为美国的新总统，特朗普把“利润至上”原则带给美国政府，“利润至上”将成为未来美国战略和政策的主线！

                                             （编辑  迟晨光）

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国际政治中的“黑天鹅”现象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加剧了国际战略格局的动荡。

准确把握世界战略格局的本质特征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

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我们看待世界格局的变化，就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指示精神。

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是不是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应该看到，资本随着利润走，全球化不会停止，但是动力有变化：中国的作用增加了，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增加了。当然，发达国家不会放弃利用全球化去获得利益。

在经济领域，全球化潮流不会逆转，更不会停止；在政治、安全领域，集团化、阵营化的特征也不会颠覆。在地区性和全球的安全与政治（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议题上，西方国家“抱团取暖”的特征依然很明显。

如何把握我们的总体战略规划方向，非常重要的是按照习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统一，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当今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中，美国无疑是最大的变量影响因素。2016 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的结果，标志着美国及其国际角色出现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不只是因为白宫从民主党手中转到了共和党手中，还因为这位新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前并没有从政经验，不论是在国内政治上还是在外交政策上，他都显得灵活多变。尽管自2017年1月20日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但特朗普的执政环境却更为明确具体，虽然特朗普本人的性格特征和处事作风，可能不太容易由私营企业转换到政府部门，但他将面临来自国内外的限制，从国会的作用到其他国家的行为。

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究竟会扮演怎样的国际角色？

 首先，从目前特朗普的态度看，他对于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缺乏兴趣。特朗普不会抛弃美国的长期同盟和相关组织（如美日同盟和北约），但是相比于之前的美国总统，他倾向于减少对这些组织的支持力度，至少会让盟友和伙伴们觉得美国的可靠性有所降低。

 第二，特朗普的政治观点表现得更多的是民族主义而非孤立主义。他不是要让美国置身国际社会之外，而是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做了比前任们更为狭隘的诠释。他会更多地从做交易的角度评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美国优先”的姿态反映了他对全球共同利益的有限认知和以干涉手段维护这些利益的愿望。美国仍将持续参与到国际体系当中，但只是为了获得直接的、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而非支持同盟国家。因此，虽然特朗普建议撤出美国在欧洲剩余的军队，但是他仍然推动强军，并且当美国面临直接威胁的时候也会使用武力。

第三，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美国的经济优势，为此他可能会牺牲一些盟友的安全利益。比如，对中国或俄罗斯对于西方主导的所谓国际规则带来的挑战，他可能采取相对以前来说比较容忍的态度，以换取在经济上的直接好处。这种把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传统优先事项——安全——置于重商主义议程之下的做法，对长远的地缘政治动向以及美国与其盟友关系的连续性缺乏理解，这一关键性的转变将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四，特朗普我行我素的性格特征和处事风格，会对他的外交产生不小的影响。除了让外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政策感到不确定之外，特朗普还会削弱美国与国际组织——如七国集团（G7）、亚太经合组织（APEC）之间的合作。美国总统原先在这些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个人作用，特朗普可能会使这些机制不再那么有效。

我们可以预见美国外交政策在特定领域的改变。但是，尽管特朗普意图明显，其实际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还是要受到国内外条件的约束。

    同之前的数任总统一样，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对于特朗普而言始终是最重要的挑战之一。竞选期间，特朗普在对华贸易上的立场强硬。胜选之后，他似乎在试图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立场（例如他与蔡英文通话隐晦地挑战了“一个中国”的政策）。相比之前的总统，特朗普在涉及中国的领土或安全问题上可能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尤其是当这种灵活性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好处的时候。

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的内外政策延续了其在竞选活动中展现的“非传统性”特征，无论是颁布“禁穆令”、修建美国与墨西哥边界隔离墙，还是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进行“敲诈”，都让各国神经紧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4月6日至7日的会晤，牵动了整个世界的战略关注。这次会晤对特朗普任期内的中美关系走向确定了“轨道”，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双边的范畴，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将发挥稳压器的作用。

中美两国分别是世界第一与第二个大经济体，都是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大国。中美两国关系如何互动，不但关系到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直接牵动着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方向。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都决定尽早举行会晤，体现了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视，体现了通过在最高层面“对表”，来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的政治意愿。

在会晤中，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双边关系以及诸多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地区和全球的重大议题深入、坦诚地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需要两国领导人做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美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经贸、两军、人文等各领域合作，支持中方追逃追赃方面的努力。美方将同中方开展合作，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和问题，使美中关系实现更大发展，美中关系一定能发展得更好。两国元首通过面对面地接触，也增进了对对方性格、理念以及核心关切的了解，奠定了今后在最高层面进行战略沟通的基础，可以说达到了双方的预期。但我们不能由此对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掉以轻心。当前，出现了一种值得警觉的论调，认为习近平主席把中美友好定为“基本国策”，是对中国外交方针的重大调整。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美两国战略上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绝不会随着此次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成功会晤而消失，中美两国一方要维持世界霸权、另一方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两种战略哲学不会因此而调和；作为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国，“崛起”与“遏制”的矛盾也不会消失。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

对于今后中美互动中的各种挑战，我们要给予充分的重视，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资源，积极争取战略主动。

对内“固本强身”，对外“谋篇布局”

我们要内外统筹，按照“四个全面”布局修好内政是根本。对外，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治理，通过扩大合作拓展为途径，坚持以“结伴而行”的原则冲破阻力，以“利益融合”的方式实现拓展空间的战略目标。我们要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改善和巩固我国的外部环境，其中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合作共赢为宗旨的“生命利益共同体”悄然成型，这不但是我国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

深化国防军队改革，加速推进富国强军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这次改革重点在于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着力改革进取，努力构建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坚持“实力加合作”的安全思路

我们不信奉国际关系中的“丛林理论”。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世界舞台上，实力是巩固自身地位和赢得尊重的基础；与此同时，合作共赢是顺利通往成功的途径。争取在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时刻，我国的综合国力都大幅度增强。同时努力搞好战略资源的转化，把实力转化为影响力、转化为国家地位和国家利益。要“刚柔相济”，积极应对各种各样的安全挑战，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

重点确保中美军事关系的健康发展

经贸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两国之间的“压舱石”，尽管目前中美两国在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方面存在利益矛盾，但两国经济关系“相互依存”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在政治领域，虽然中美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样，甚至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安全等重大问题上，中美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安全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是衡量国家之间关系的“高端政治范畴”，也是区分“敌、我、友”的重要标志。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正确地把握两国安全、军事关系对于稳定和发展健康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特别重要的是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正确对待两国军事力量平衡关系的变化，防止恶性竞争。

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和防御性军事政策，中国军事能力的提高不但可以维护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也将更多地提供“公共产品”，有利于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然而，军事力量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主要手段之一，确保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全球和地区享有绝对的优势与主导权，是美国的战略哲学。美国应以健康的心态对待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减少不必要的担心，与中国发展平等、互不威胁的军事关系才是美国唯一的选择。

其次，加强坦诚战略沟通，促进安全关系的良性互动。

在很长的时期内，中美两国安全、军事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中最不稳定的部分，往往是两国关系波动的“抵押品”和“牺牲品”。两国关系一旦紧张，两国军事关系就会“最先中断”，“最后恢复”。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两国各种对话机制的健全和对话渠道的增加，两军关系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常态。这对增进相互了解，防止战略误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今后，中美两国还要加强坦诚沟通，防止因为误判而导致两国军事关系，乃至两国整体关系出现紧张态势。

第三，降低各自作战理论、兵力使用的“敌对性”色彩，防止安全关系的恶性联动效应。

中国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发展了一系列军事装备和应对方案，这其中丝毫没有针对美国进行主动威胁的因素，但对于中国的安全利益来讲则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则认为这些是排斥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正常展开与运用，针锋相对地发展抗衡“反介入、区域拒止”的“空海一体战”和“全球快速常规打击力量” (CPGS)等作战理论和作战力量。如果中国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威胁，针对性地发展对抗力量，如此一来双方就会跌入恶性联动循环之中。

第四，完善危机管控机制，降低中美军事冲突风险。

美国加强了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其海军、空军60%的作战平台将部署在中国周边的亚太地区；同时美国还强化了针对中国的“抵近军事侦察活动”和挑战中国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的“自由航行行动”。而中国海、空军的训练演习，以及执行国际“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数量和频率也在增加。这样，引发意外事故的几率客观上也在上升。除了坚持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和双边达成的“行为准则”进行军事活动之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危机管控机制。一旦发生意外事故，要及时管控、沟通，防止升级、扩大事端，并引发恶性循环。

第五，妥善处理好安全热点问题，防止“第三方因素”破坏两军关系。

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存在着诸多的安全热点，如：朝鲜半岛（朝鲜发展核计划、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台湾海峡（台独势力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逆转）、东海（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端）、南海地区（中国与相关国家围绕岛屿和海洋权益的争端）。这些热点问题直接涉及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甚至核心利益。中美两国在这些地区没有直接的领土争议，更没有兵刃相见的理由。但是美国承担着“双边军事同盟”或“多边军事同盟”的义务与承诺，特别是如果直接军事介入中国与相关方的争议，就有可能把中美两国拖入军事冲突的危险之中。在这方面，要特别警惕日本挑动中美对抗，日本以协助美国的名义行使“集体自卫权”来参战，并借此把自己“洗白”。

妥善处理好以上的敏感议题，才能确保中美安全、军事关系平稳发展，为中美两国整体关系提供积极的支撑。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成功，使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前景充满信心；同时也要看到，前进的道路不会平坦，还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挑战与困难。需要我们以高度的战略紧迫感加速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事业，把我们的国家做大做强，才有实力、有把握促使中美两国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摘要：通过研究亚洲发展银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亚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论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设的必要性，并对其运营定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全球经济治理  多边开发银行  亚洲发展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当前，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不断增强。旨在倡导新型全球化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重点在于 “五通”，其中资金融通将逐步建立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简称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开发银行。这些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将如何运作？会给世界带来哪些改变？这些问题都会成为国际社会评价和认同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和贡献的重要参考。为此，有必要加强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研究，对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简称亚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先行者进行研究，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助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有局限性

 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开发性银行的局限性

由美国设想并主导建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关贸总协定一道作为战后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或平台，构成了美国体系的核心，以维护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和稳定性。尽管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但是美元依然是国际储备货币与结算货币，美元也继续着其货币霸权，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也作为战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平台继续发挥着作用。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各大洲也以世界银行为蓝本建立了区域性开发银行。不可否认，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开发性银行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扶贫济困、稳定世界经济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已拓展进入气候和环境管理及能源等全球治理领域。然而，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必然具有局限性。虽然目前多边开发银行的运作模式已较为成熟，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就世界银行而言，其最主要的问题是治理结构的问题，尤其是投票权的分配问题，并由此导致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局限性。此外，多边开发银行在实际运作中是否会受到主导国利益的影响，能否保持独立性是世人评判开发银行的客观公正性的焦点。

本研究的方法及目标

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亚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来评判亚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以往研究多边开发银行独立性的文献大多基于国际政治的视角，且实证分析都是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而本文力图在现有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尝试。首先，拟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开展实证研究。因为多边开发银行本期贷款分配会受到上期的影响，含有动态行为特征，而动态面板模型把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对个体的动态行为进行建模，因此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刻画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分配行为更为准确；其次，拟聚焦于经济利益，而不仅局限于国际政治视角。本文拟从三个角度来考察亚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1）亚行贷款是否具有中立性；2）亚行贷款是否受美日显性利益的影响；3）亚行贷款是否受美日潜在利益的影响。最后，针对亚投行，总结借鉴已有的经验与教训并提出理论建议。

对亚行贷款分配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本文着重分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的亚行贷款分配结构，时间跨度为1995—2010年。选取了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越南等九国作为研究对象。

所选取的变量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变量旨在衡量亚行贷款分配是否具有客观中立性，包括：人均GDP、GDP增长率、受援国人口及自然灾害受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第二类变量表示的是美日的显性利益及对外推行的意识形态因素，包括：对美国与日本的贸易额占受援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以及民主指数；第三类变量既反映美日的潜在利益，也反映受援国的要素禀赋，包括：衡量自然资源禀赋的变量，即初级产品与资源性产品出口额之和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以及对此进行细分的初级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资源性产品占出口额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的变量，即低技术制成品、中等技术制成品、高技术制成品占出口的比重。

 计量分析的几个结论

1.亚行贷款的分配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亚行对贷款的分配把国家规模这一客观因素纳入考虑范畴，人口的增长会使受援国获得的贷款增加。另一衡量贷款分配中立性的解释变量GDP增长率也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为负，也就是说，受援国经济的增长会减少亚行对其的贷款额，同时，一旦受援国经济负增长，即经济陷入困境，则亚行会显著地增加对其经济援助。

2.意识形态并非决定因素。对民主程度的检验显示，尽管不显著，但民主指数的系数为负，即民主程度的提升并不能有助于获取亚行贷款。意味着推进民主并非如美国对外宣称的那样，是美国对外援助的战略目标。

3.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高更容易获得贷款。受援国对外贸易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的上升有助于其获得贷款，换言之，亚行更倾向于把贷款分配给围绕美国市场运转的经济体。而受援国对外贸易中对日本市场依赖程度的上升，对其获取亚行贷款也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

4.资源丰富且具备一定加工能力的受援国更容易获得贷款。受援国初级产品出口额占比的上升能否使亚行增加对其贷款尚不能确定。而资源性产品出口占比的上升能有效地增加其获取的贷款额。资源性产品包括：精矿、石油与橡胶制品、水泥、经过切割加工的宝石、木制品、加工食品以及玻璃等。资源型产品的生产要求受援国具备一定的加工制造能力，反映出亚行贷款倾向于分配给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并具备一定生产加工能力的国家。

5.产业升级会加大受援国获得贷款的难度。研究无法确定亚行会向产业结构较为低端的国家分配更多的贷款。然而，受援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的上升会使亚行减少对其贷款的分配。换言之，随着产业的升级，受援国获取亚行贷款的难度会有所增加。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与亚行贷款的比较分析

自然资源无疑是资源贫乏的日本所看重的，而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生产资源性产品的加工制造能力，传统上也有赖于日本对其矿产、能源领域的投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向在初级产品与资源性产品行业以及在中高等技术产品行业的分布。

表1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ttps://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

根据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日本OFDI的流向表现出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流动的趋向，其中流向金融保险业的日本OFDI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流向中高等技术产品行业的OFDI。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一般认为，世界银行偏重于受援国法治环境及公共部门治理能力等“软件设施”，相比之下，亚行更注重对域内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部门的投入，但是从亚行贷款的部门分配来看，进入21世纪后，亚行贷款也开始向“软件设施”部门倾斜（详见图1）。

图1 2000-2009年亚行贷款的部门分配（数据来源：AidData数据库）

如图1所示，政府与公民社会部门获得了9%的贷款，超过水供应与卫生设施部门所获贷款额，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重点之一的能源生产与供应部门所获贷款占比则由20世纪80年代的22%下降至11%。同时，银行与金融服务业所获贷款额的比重较20世纪70与80年代也有所上升，显示出与日本OFDI流向的趋同。当然，亚行对银行业与金融服务部门贷款的增加也体现出其救助性的一面，例如1997至1998年间亚洲金融危机中，流向银行业与金融服务部门的贷款高达54.7亿美元[2]，为这两年间第一大受援部门。可见，近年来，亚行运营受到了世界银行所秉持的发展理念的影响，这势必导致亚行也会面临着与世界银行一样的局限性，以及如何更好满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诉求的挑战。

对我国的启示

首先，亚行并未很好地满足亚洲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组建亚投行势在必行，生逢其时。必须要指出的是，亚行对能源生产与供应、水供应与卫生设施等硬件基础设施部门贷款的抽离、对政府管理方面的倾斜，脱离了当前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基础设施与制度指标均被纳入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其中的制度指标就包括对一国政府管理能力的考察。对比亚洲发达经济体与亚洲主要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GCI与基础设施的分值、排名，可以发现，除新西兰外，亚洲发达经济体的基础设施的质量水平均高于衡量其整体竞争力水平的GCI，而亚洲主要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质量水平均低于其GCI，也就是说，亚洲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力水平受益于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水平则受制于基础设施质量，无法得到进一步地提升。

其次，亚投行与亚行并非单纯竞争关系，而且两者具有很大的互补空间。作为新型开发银行，亚投行、金砖银行与世界银行、亚行等传统开发银行在功能定位上具有很大的互补空间。世界银行、IMF等传统国际金融组织推行华盛顿共识，强调对政府管理等“软件设施”的投入，但实际上，提升政府管理能力也有赖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建构要求政府具备一定的提取资源的能力，政府提取资源的能力则来源于较强的运输能力，而正是铁路、运河、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兴建极大地改善了运输条件，从而加强了政府从贸易、农业中提取资源以进行国家建构的能力。亚投行应当专注于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部门，帮助受援国加强国家建构、建立运输通讯网络以及劳动力的转移流动，从而实现亚洲的繁荣与稳定。

再次，亚投行需要在满足国际社会公共需求和实现主导国自身利益诉求之间保持平衡，并不断根据形势变化而调整优化。亚行的贷款往往倾向于分配给较为依赖美日尤其是美国市场的国家，同时自然资源丰富并具备一定生产加工能力的国家也能获取更多贷款，这说明亚行贷款服务于美日市场并具有资源导向性。那么中国是否要效仿美日的做法呢？

最后，尽管成立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可能会促进我国的商品服务与资本输出，但是如果某种国际制度安排，被发起国或主导国掺杂了过多的本国利益诉求，而难以满足成员国或对象国的公共需要时，这种国际制度安排终将会在制度竞争中走向衰败。必须清醒认识到，一项成功的国际制度安排应该在满足国际社会公共需求和实现主导国自身利益诉求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且需要不断根据形势发展而调整优化。如果我们仅仅把金砖银行、亚投行作为满足我国及其他主导国商品服务与资本输出、服务于地缘政治战略的工具，显然偏离了我们创建新型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初衷，也不利于其与世界银行、亚行的竞合，从而打破传统霸权国对国际制度的垄断。因此也无法通过我们的参与，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编辑 迟晨光）

一、历史与现状

集团概况

法国电力集团（?LECTRICIT? DE FRANCE，EDF）[1]是一家法国政府持股84.5%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世界上最大的电力生产商、欧洲最大的可再生电力生产商，业务覆盖发、输、配电各个环节及能源服务。该集团在核电领域享誉世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进入中国，并在中法合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中扮演了“老师”角色。截至2014年底，法国电力集团的全球装机容量达到136.2GW，其中核电72.9GW、火电35.0GW、水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28.3GW。在2015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中，2014年其以966.7亿美元的营业收入排名第78位（2015年为第70位），总资产为3242.46亿美元。

以欧元计，2015年法国电力集团营收750亿欧元，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176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9%。近十几年来，法国电力集团的营收和EBITDA基本保持了稳步增长。

历史沿革

法国电力集团的历史可追溯到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政府为了改变国家在经济与工业中的薄弱地位，在银行和重点工业行业实行了国有化和管理现代化的政策。根据1946年4月8日法令，法国对1700家左右小的能源生产、传输和配电公司实行了国有化，并整合这些企业，创立了法国电力集团。该集团为国有独资。法国电力负责电力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经营全法国的发、输、配电业务。法国电力的成立奠定了法国的能源工业现代化基础，尤其是核能设施和水电。

法国电力集团通过下述分阶段发展，完成国家公共事业服务的使命：

1950-1970年，主要是战后重建和实施国家主导的水电、火电和核电计划（1963年开始商业化核能计划）。1970-1985年，重视电力营销，并与燃气和石油领域的能源公司开展竞争。1980-1995年，与法国政府签订计划合同，加强在电力行业的竞争力。

自1990年起，法国电力开始国际化发展。首先是在南美，从1998年起，在欧洲的英国开始，先后进入德国和意大利。1995-2005年，随着国际电力开发和欧洲统一电力市场的发展，又重组为法国电力集团，按照欧洲电力市场新制定从财务和管理上将输电网分离的原则和国际发展的需要，采用了多部门集团制结构。1999年，根据一项欧洲法令，法国电力不得不开放20%的业务给竞争对手，先是B2B（2000年到2004年），其后是B2C（从2007年至今），这终结了其在法国发电市场的垄断地位。2004年11月20日，为配合上市，法国电力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起，法国电力集团上市后加快了发展步伐。2005年 11 月 21 日成功实现整体挂牌上市。集团通过并购加快了规模扩张。2009年并购英国能源（British Energy）；2010年出售EnBW及英国的网络；2011年全面收购EDF Energies Nouvelles；2012年接管爱迪生公司（Edison）；2014年收购Dalkia在法国的业务。

业务结构与地域分布

目前，法国电力集团的发电结构以核电为主，2014年全球发电量达到623.5TWh，其中77%为核电，7%为火力发电（除天然气），6%为循环燃气发电，10%为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近年来，法国电力集团强调低碳化发展，在其2014年生产的电力中，85.1%的电力是不排放CO2的，公司为此而自豪。

时至今日，法国电力集团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在欧洲、美洲、亚洲都有业务。其中欧洲有：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奥地利、匈牙利、荷兰、比利时、波兰；美洲有：美国、巴西；亚洲有：中国、越南、老挝。截至2014年底，该集团在全球拥有3850万客户，年营收达到729亿欧元，净投资120亿欧元；在欧洲的新能源和可再生发电装机容量达28.3GW、电网运营线长10.5万公里，并有47条跨国输电线；在全球的核电运营中，有73个核反应堆分布在法国和英国。

法国电力集团的业务覆盖了从发电、输配电交易等各环节。其业务和地区的分布如表1所示，从中也可以看出其下属公司较为专业化，且多为100%控股。

        表1  法国电力集团主要下属公司的业务与地域分布

（公司名称后括号内的百分比为法国电力集团持股比例）

资料来源：EDF 2014 FACTS & FIGURES，2015年8月; Scope of consolidation at 30 June 2015 ，见 EDF_Analyst_pack_H12015.xls 。

尽管法国电力集团已经国际化，但其利润仍主要来自欧洲，尤其是法国。2014年，集团EBITDA的173亿欧元中，法国占71%，英国占11%，意大利占5%，其他国家占4%；EDF能源公司、EDF贸易公司、能源服务公司及其他公司则贡献了剩下的9%。

与其收入利润结构相对应，法国电力集团15.8万名的全球雇员，大部分分布在法国，其中3.9万员工在法国配电部门，4.15万人在法国发电和工程部门，1.47万人在法电能源部门。

2004-2008年，集团进行了两次大的业务重组，将发电、输电、配电分开，在欧洲电力市场化改革中影响很大。根据欧盟第二号指令，输配电企业要在2004 年7月1日前与发电实现法律上的分开。法国电力集团曾考虑过两种方案，一种是将法国电力集团在资产上一分为二；另一种是将输变电业务划归到子公司以实现法律上的独立。鉴于欧盟指令尚未要求输电资产一定剥离，因此法国政府在2004年选择了第二种方案。这样既满足了欧盟的法律要求，又保持了法国电力集团资产的完整性。2005年，法国电力集团将输电网部分单独划出，成立了100%持股的子公司RTE，实现了发电与输电法律上的分开，同时输电服务也对其他发电商公平开放。随后的配电环节分开与此类似。2008年1月1日，法国电力集团将配电部分独立出来，成立了100%持股的子公司ERDF。

二、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

股权结构（三级标题）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统一市场开始兴起：取消了国家对价格的管制，建立了竞争监管机制（1986年）。同时，随着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银行实现了民营化。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对国有企业传统的治理方式、国有资本经营方式形成了压力和挑战。

按照欧盟第一、二号令，法国政府于2004年决定将一些完全由政府垄断的公用事业（例如：法国电信、法国航空、法国燃气、法国电力等）实行资本开放，通过改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扩大融资来源，通过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改进经营模式、适应国际竞争。公共财政预算要更多地用于其他当务之急，如就业、养老、医疗保障、教育等。

法国电力集团的改制上市，就是这一重要转变中的一项决策，也是基于以下原因：筹集资金应对未来法国及欧洲的巨大电力需求；适应欧盟关于2007年面对所有用户竞争的要求；政企分开和改善公司治理；保持国有控制和私营资本灵活的结合。保持国有资本对企业的控制是有效推行产业政策的保障，政府需要法国电力集团很好地执行国家的核电政策和能源政策，而私人股东的引入可以带来经营的压力和灵活性，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在2002年法国总理宣布施政纲领后，先后经历了养老金制度改革、公司改制、业务重组、明确责任和关系等阶段，为上市创造条件。这个过程反映了法国电力（集团）公司作为大型国有独资电力公司所特有的改制上市特点，即整体考虑与分阶段推进相结合（如图1所示）。

图1  法国电力集团改制上市过程

资料来源：引自《法国电力（集团）公司的改制背景和上市过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报告，李兆熙、张政军，2007年7月。

改制上市过程的核心是政企分开、公司改制和建立公司治理构架。为此，当时的经济财政和工业部成立了国家持股局（French State Shareholdings Agency  APE），代表国家行使企业所有权，并协调政府对企业的统一行为。随后，法国电力由原来的国有工商事业单位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原有的法人权利义务以及与第三方的合同。接下来，通过资本开放实施条令，但国家持有法国电力集团的股份比例不低于70%。再后，根据《国营企业民主化法》组成董事会，其中1/3为国家代表，通过颁布政令任命；1/3为职工代表，通过选举产生；另外1/3为股东代表，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在董事会中组成专业委员会，包括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企业伦理道德委员会，董事长由董事会在政府建议基础上任命。

法国议会于2004年通过法案，允许法国电力集团公开出售30%的股份（即保持国有控股不低于70%）。不过在2005年第一次上市发行时，决定现阶段保留国有股份不低于85%，以便对公司保持“可持续性监控”。这次部分股份的出售是在财政部长的监督下进行，所获资金将全部用于法国电力集团的进一步发展。

2005年 11 月 21 日，法国电力集团成功实现整体挂牌上市，成为法国历史上和欧洲2001年以来最大的企业上市项目，也是2005年全球第二大上市项目，从此法国电力集团转变为国家、公众、员工三方持股，的、拥有500多万股东的股份制公司。（如图2所示）在这次上市中，国家向法国电力集团在职和退休员工出售股权11亿欧元，法国电力集团则筹资达64亿欧元。

图2   2005年法国电力上市时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法国电力集团2005年年报。

2007年12月3日，国家持股局（APE）出售了2.5%的法国电力股份，产生了36.86亿欧元的净收益，该收益被用于十个大学校园的建设项目。政府减持后，国家仍然持有84.85%的法国电力股份。

随后，法国电力集团不断并购重组，政府持有的股份比例略有变化，但国家持股局（APE）没有再出售法国电力的股份。截至2014年12月31日，法国电力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3    2014年底法国电力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法国电力集团2014年年报。

目前，法国电力总股份中，流通股占比99.91%，基本实现全流通。每1股享有1份投票权，即同股同权。

公司治理

法国电力作为国有企业的法律框架与合同框架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法国电力集团的法律框架与合同框架如下。[2]

（1）法国国家持股局代表国家作为股东；

（2）任何关于财务、投资、并购和出售、或者有关公司人员报酬的决策，必须得到法国政府的批准（1953.8.9法令）；

（3）公司接受不同部门的财务控制：国家巡视员（State Inspector）、审计法院（Cour des Comptes）、财务检查局（Finance Inspection）；

（4）主要的合同协议由特定的市场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的角色是确保奖励条件的规范性，其意见是建议性的；

（5）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长和CEO由董事会推荐、由法国总统的法令任命；

（6）依照法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其董事长和CEO的任命基于对候选人的面试，及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相关常设委员会的意见；

（7）自2014年11月股东大会起，董事会由3-18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由股东大会任命的成员（根据the Order第六条，如果需要可由国家推荐）、一名国家代表（根据the Order第4条，由经济部长在国家代理人（State agents）中任命）,三分之一根据1983.7.26法令选出的员工代表。

作为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

法国电力集团作为上市公司，其公司治理有以下一些要求和特点：[3]

（1）必须遵守上市公司的法律和公共部门实体的特定标准；

（2）董事会内部规则与其他上市公司类似；

（3）根据2011年1月第2011-103号法律，董事会和监事会代表中女性和男性平衡，职业平等。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有5名女性成员，占全部成员的27.8%。如果董事会成员按照AFEP-MEDEF规范来统计，这一比例是25%（排除代表员工的董事）；

（4）法国电力集团坚持巩固AFEP-MEDEF规范（AFEP- MEDEF Code，2013.6修订），遵循法国商业规范（French commercial code），这是公司参照的公司治理规范，并服从于适用于法国电力集团的特定法律和法规；

（5）伦理委员会每年报告董事会的功能，并提出需要改进的地方。此外，每三年在该委员会监督下，由一名专业的外部顾问带领做一次评估；

（6）在某些项目提交给董事会之前,董事会设立了5个专门委员会来做审查和准备；

（7）法国电力集团符合内控程序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即特雷德韦委员会赞助组织委员会）；

（8）法国电力集团每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结构

董事会是集团的最高决策机构，决定公司的业务政策，并确保这些政策实施。董事会审议公司或集团的战略、经济、金融或技术政策，以及那些法律明确赋予董事会的事项或董事会自己保留的事项。

（1）董事会成员来源。集团的董事会来源是“三三制”，即政府确定1/3，股东大会任命1/3，员工选出1/3，共18名成员。截至2016年2月，法国电力集团董事会的最新情况如下：

股东大会任命11名董事（其中5名由法国政府推荐），独立董事占1/3。这11名董事主要是经验丰富的企业领袖、专业人士及政府官员；

6名由员工们选出的董事（即职工董事），他们主要代表法国几大工会的力量；

1名法国政府代表，国家持股局APE的专员，向法国经济、工业与数字化部部长和财政与公共账户部部长汇报；

3名列席顾问，他们可列席董事会。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分别是：法国电力集团的政府专员、能源与环境司司长；法国国家经济与金融派驻企业的督查部门的负责人；中央工程局局长。

从董事长兼CEO的履历来看，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其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企业工作，不是政府官员。

（2）董事会各委员会的状况。法国电力董事会下设有审计委员会、伦理委员会、核（Nuclear）事项监控委员会、任命与薪酬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审计委员会：4名董事由股东大会任命，其中1人任主席；另有4名职工董事。

2）伦理委员会：由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任主席，2名股东大会任命的董事和3名职工董事。

3）核事项监控委员会：由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出任主席，另有股东大会任命的2名董事和2名职工董事。

4）任命与薪酬委员会：由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出任主席，另有,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1名代表法国政府的董事和1名职工董事。

5）战略委员会：由董事会主席和集团CEO领导，另有3名股东大会任命的董事，1名代表法国政府的董事和4名职工董事。

    此外，前述3位顾问中的两位可以受邀参加各个委员会的会议。

（3）董事会的新变化。2014年8月20日公布的2014-948号法令，对法国电力董事会有一定影响，具体如下：

1）董事会不必再保持18名成员，可以是3-18名；

2）员工选出的代表比例保持三分之一；

3）法国政府的代表从公务员中选取；

4）法国政府提名的1名或更多董事（不必要是公务员）应由股东大会批准。

2014年11月21日召开的股东大会，根据同年8月20日公布法令规定的新条款，修改了法国电力的公司章程，涉及到公司治理、国有企业间的股份交易、对董事会组成的任命等。在修改后的公司章程里，5年的董事任期不再是强制的，董事的任期减到4年。作为一个例外，公司章程申明说，作为代表雇员的董事，生效期是在2014年11月21日的股东大会之后，其第一个任期应该是5年，而其他任命的董事任期应该到2018年12月31日。

三、法国电力的政企关系

    法国电力作为政府绝对控股的公司，理论上应该贯彻政府这个大股东的意志。作为上市公司，法国电力在多年运作中形成了较为清晰规范的公司治理。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国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行使股东权利，二是相关部门的行业监管或审计。

法国国家持股局作为国家代表持股

法国国家持股局与企业的关系

法国国家持股局是一个由经济、工业与数字化部部长和财政与公共账户部部长联合控制的国家部门。它执行国家股东的功能，维护国家的财产性利益和其投资管理。它建议并实施法国政府相关部委的政策和决定。它的使命是管理政府的股份组合，给企业的股份资本带来稳定性，支持企业成长或转型。它的目标是：寻求对属于全体法国公民的资产进行长期价值的优化；支持企业成长，同时监督企业战略的连贯性、企业治理的品质、以及遵守公司环境与社会责任的最佳实践；确保投资的公平回报，并通过投资组合选择来优化公众资金投资的战略回报。

国家持股局是一个精干且成员较为年轻的政府部门。它的运作成本仅是所管理股份价值（1100亿欧元）的万分之一。

根据法国电力集团的材料显示，法国国家持股局表达了对公共部门企业的如下要求：准备计分卡就主要的财务和质量数据向国家持股局报告；定期组织会议，每年至少一次陈述公司的战略和财务绩效；就任何投资操作或任何特定的审计任务通知国家持股局。

截至2015年4月30日，法国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共持有13家上市公司的股份（见表3）。

按行业所属领域看，国家持股局持有的上市公司组合的股份价值（总计831亿欧元）在各领域间是这样分配的：能源61.7%，航空航天/防务 15.9%，汽车8.9%，航空7.0%，电信6.3%，其他0.2%，合计100%。

表3  法国国家持股局持有13家上市公司的股份状况

（截至2015年4月30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法国国家持股局APE 2014-2015年度报告整理，2015年10月。

十几年来，法国国家持股局根据实际情况和政府需要，对其投资组合中的国有企业股份进行了动态调整。[4]既有许多减持，如前文描述的出售法国电力集团2.5%股份用于大学建设；也有不少增持，如2015年4月7日国家持股局增持了1400万股雷诺公司（Renault）的股份，占公司股份的4.73%，增持后国家持股局持有雷诺公司19.74%的股份。

国家持股局还是制定了几个有关上交分红的核心原则：

（1）从企业长期的财务状况来看，寻求一个可持续的水平，要考虑企业为其发展的投资需求和对债务的控制；

（2）比较类似可比的主要公司股票的收益水平，提供给股东回报，尤其是在受监管、收入波动小的行业；

（3）控制再投资风险。

2014年，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收到的国有企业分红为41亿欧元，其中前5大贡献者为法国电力集团、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橙电信公司、和法国邮政。这5大公司占总体分红收入的86%。

    在国家持股局持股的13家上市公司中，其分红率（2014年上缴的分红与同年1月1日政府持有股份的市场价值之比）为5.3%，这一比例高于法国CAC 40公司的3.5%分红率。原因在于，政府持有的上市公司中能源股和电信股较多，盈利情况较好。（见表4）

  表4  法国国家持股局历年收到的国有企业分红（亿欧元）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持股局APE 2014-2015年度报告，2015年10月。

其他对法国电力集团活动产生影响的监管机构

     出于法国电力集团的行业特性，除国家持股局之外，法国电力集团还受到来自法国核安全管理局和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的行业监管及相关审计。

1、法国核安全管理局。法国电力集团中70%多的发电量来自核电，鉴于核能技术特殊性和安全性要求，与法国核安全管理局的工作相关。该局主要进行如下工作：

（1）进行随机或定期的现场监管检查（一年约400次）；

（2）控制10年安全审查的过程，这是延长电厂寿命的一个必要步骤；

（3）规定后福岛时代额外的安全评估。

2、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按照能源政策，保证电力和天然气市场对于终端用户的正常功能。其监管领域包括：

（1）能源网络：访问调控网络及其运行与发展；网络运营商的独立性；

（2）能源市场：监控能源和碳市场交易；监控零售市场（例如，对调整税费提出建议）。

3、其他涉及到法国电力集团的政府控制程序。

（1）法国电力集团可能会经历国家审计程序，尤其是经济与财务估值评价和综合财务检查办公室的检查；

（2）法国电力集团的账目和管理，以及在适用的情况下那些直接持股的主要的子公司，都会处于审计法院的控制之下，他们需要报告集团主要实体的工作小时数，报告法国电力集团的薪酬状况，报告对水电优惠的更新情况，报告配电优惠情况；

（3）法国电力集团也必须接受由议会执行的审计程序。

四、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国有企业发展的保障

法国电力集团作为世界著名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其稳定的业务经营和良好的公司治理实践，以及较为顺畅的政企关系，给予我们以下启示：

（1）大型国有企业整体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方向。通过这一途径既能体现国家大股东的政策意图，也能发挥资本市场和私人资本的优势，并有效地改善了公司治理。法国电力作为大型国企进行了一定的员工持股来调动积极性，值得我们参考。

（2）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权利得到了切实落实，使良好的公司治理成为企业长期稳定经营的保障。政府通过在董事会中的合理安排（三三制），充分保障了政府、员工、企业家或专家（代表公众利益）的声音与诉求。

（3）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明晰，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派出代表来行使股东权利，其他方面则服从行业监管。较好地处理了保障企业的经营自主性和政府的有效监管。（4）作为国家股东代表的法国国家持股局，按照相关规则规范行使股东权利，切实执行了“管资本”职能，同时对所持有的国家股份（国有资本）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其精干、专业、年轻、高效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这对我国国资管理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构建与运作具有借鉴意义。

（编辑  王生升）

伊斯兰文明历史上曾极度辉煌，当前却日益陷入困境，面临经济边缘化、贫困化危机。根据2014年各国GDP排名，除土耳其和沙特勉强入选G20外，伊斯兰世界57个国家中，位于20至50名之间的有8个，50名至l00名之间有l7个，l01名至l78名有l6个，伊斯兰世界基本处在欠发达状态，经济欠发达乃至整体衰落，其背后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财富鸿沟”

    当前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种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都要大。然而，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建立在资本私有基础上，谋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导致两大结构性矛盾：一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二是贫困积累与财富积累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则将这种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复制出来，并由此造成两大“财富鸿沟”。

一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由此造成富国与穷国之间贫富分化持续加大。资本主义的全球产业分工，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等级制分工体系。“等级性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永恒的要素。”[1] 工业品附加值高于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工业国与非工业国之间的贸易看似公平公正，实际上西方国家却凭借诸如苹果手机、波音飞机等高附加值产品，廉价地获得并享受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劳动成果，由此使财富不断流向工业国家，最终导致两类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等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运转至今，其根本点在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全球化背景下，财富再分配总的趋势就是“资本流向世界，财富流向西方”，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陷入贫困积累和依附状态，成为靠出卖资源、出售单一商品、依靠侨汇过活的下游国家。

    二是跨国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使资本在劳资博弈中日趋占据主动，由此造成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贫富悬殊越拉越大。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资本活动的空间和自由度明显增大，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主动寻找利润最大化的价值洼地。尤其那些资本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竞相提供优惠条件，不惜展开“谁敢比我惨”的“寻底竞争”。相比之下，劳动者则缺乏这种机动性，因而在劳资对立中日渐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由此使资本收入的增速日渐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正如《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所指出的：“一旦资本收益率显著且持久地超过经济增长率，财富积累和扩张的动态机制，将自动导向高度集中的分布。”[2]

    因此，“资本奴役全人类”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富人与穷人之间收入分化持续加剧。从国内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都不同程度存在贫富分化加大的问题。据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称，截止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3]从国际范围看，这种贫富分化更加明显。根据乐施会(Oxfam)2016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报告，2010-2015年期间，世界贫富分化继续加大。2010年，世界上最富的388位富豪的财富总量，超过世界半数人口的财富；到2015年，世界最富的62位富豪的财富就已超过世界一半人口的财富。5年内，这些富豪资产增加44％，而世界上最贫穷的36亿人的净资产则下降41％，缩水l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全世界近半数以上新创造的财富，流入最富裕的1％富人之手；而世界最贫困l0％人口年均收入25年内仅上涨3％，每年日均收入上涨不超过1美分。[4]

    显然，这种美式全球化有利于富国和富人，不利于穷国和穷人。发达国家之所以喜欢倡导“市场化”、“全面开放”、“自由贸易”等等，就是因为跨国资本可以凭借其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国际范围内攫取更多财富。这些庞大的境外财富为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提供了支持，从而使得发达国家的穷人能够维持较为体面的生存状态。[5] 对后发国家来说，融入全球化浪潮将沦为全球产业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更多意味着财富外流和经济依附。而这些国家的普通劳动者，遭受着西方跨国资本和本国民族资本的双重剥削，其付出最多，但生存状况最差，随时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因而随时可能起身造反、爆发革命。

伊斯兰世界是美式全球化的主要受害者

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在不自觉中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18-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横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是中东伊斯兰世界的霸主。19世纪奥斯曼帝国纳入国际分工体系时，正值欧洲列强完成工业化之际。依然沉浸于传统社会生产方式和财富观的伊斯兰世界，没有意识到看似公平的世界体系所暗含的不平等性和剥夺性。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奥斯曼经济从属于西方是合理和正常的。由于原料出口贸易中，已经产生出强有力的既得利益者，对奥斯曼帝国来讲，同西方建立起来的半殖民地经济关系既可获得厚利，又称心如意。”[6] 在生产力水平远较西欧落后情况下，奥斯曼帝国与法国等多个国家签订条约，给予其贸易特权，在国际分工和合作中成为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倾销地和原料产地，土耳其向欧洲出口原材料，欧洲再将制成品返销回土耳其市场，由此加快了奥斯曼帝国原有制造业的败落。l8世纪70年代是奥斯曼帝国工业发展的高峰期，此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到l862年，“土耳其不再是一个制造业国家了”。此后，这种不等价贸易关系导致奥斯曼帝国曰益陷入“坏的自由贸易”，财富日趋向欧洲工业国“单向流动”，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财政拮据，经济被西方控制。伊斯兰世界部分地区曾尝试推进“工业化”，借此摆脱依附和贫困状态，但这些努力和尝试最终半途而废。l9世纪前期，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曾大力推行工业化，但最终因英国强力干涉无疾而终。

二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涌现出纳赛尔、苏哈托等一批杰出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这些领导人不满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倡导“不结盟运动”，目的就是要实现政治经济独立，摆脱对西方的殖民依附。萨米尔·阿明评价称：“这些国家的发展概念中包含着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追求的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建设目标。”[7]

后来的历史证明，那个时期是伊斯兰世界经济蓬勃向上、政治自主程度最高的历史时期。可惜好景不常。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如阿以冲突)、国内大资本的强大影响力，以及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教化——将“独立自主”、“脱钩”和“国家建设”等观念歪曲为“回归保护主义”和“陈旧的思想”，因此，伊斯兰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放弃“进口替代”战略，重新奉行“经济自由化”和完全“对外开放”政策，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重新接轨。

然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一种“获得眼前，牺牲长远”的短视发展战略。表面上看，经济自由化政策使阿拉伯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但长远看，过早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导致伊斯兰世界工业化进程半途而废。据世界银行2011年数据，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制造业投资比例都在下降，制造业占GDP比重也比其他地区低得多(撒哈拉以南地区除外)；高技术在制造业出口产品中的比例仅占1．2‰，这一比例比撒哈拉以南地区还要低。[8]由于缺乏工业能力，许多伊斯兰国家不得不依靠旅游、侨汇、出口石油等原材料维持生计。

据世界旅游协会统计，2014年埃及旅游业在GDP中占比达到11.3％，占外汇收入来源的l4.4％。[9] 在突尼斯，旅游业的经济贡献度高达15.2％。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却对这种依附性模式赞赏有加。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连续多年稳居非洲大陆首位；埃及200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在178个国家中列第l6位，在中东仅次于阿联酋和以色列。但这种廉价表扬的背后，则是产业结构畸形、近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严峻现实。

对石油富国来说，由于缺乏像样的工业投资项目，其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只能流入发达工业国家，或用于购买奢侈品和炫耀性财富，即使留在本国也大都投资于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导致经济畸形繁荣。石油贸易带来的巨量资本，并未给本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好处——它既没有促成商人阶层的出现，也未使本国民族工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过度参与全球化，使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就像缓慢下沉的“泰坦尼克号”，日趋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其参与全球化程度越深，经济边缘化、贫困化处境就越明显。据统计，l980-2004年期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增长6.4％，平均每年不足0．5％。”[10] 2004年中东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1970年相同。[11] 阿拉伯世界3亿多人口，其中1／3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12] 即使沙特这样的石油富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也超过1/4。中亚地区贫困化问题同样突出。2015年10月，独联体国际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贫困率达60%-70%，经济相对好些的哈萨克斯坦，贫困率也达到40%。[13]

“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伊斯兰世界与发达国家的不对称依附，决定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极其脆弱。世界经济繁荣时，“中心国家”攫取大部分利润，发展中国家尚可从中分享残羹冷炙；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发达国家通过保护主义、量化宽松等政策转嫁危机，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承受，乃至演变为更加剧烈的政治经济动荡。越是经济脆弱、依附性强的国家，越容易出现动荡与危机。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发生大规模政权更迭和社会冲突。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情报界、经济界和政坛均担心，此轮金融危机将爆发海啸式全球政治动乱。处在全球产业链下游、经济极度脆弱的伊斯兰世界则成为主要受害者。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石油、粮食、矿产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应声大涨，这使得严重依赖于这些大宗商品进口的伊斯兰非产油国，如埃及和突尼斯等国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贸易逆差，国际收支日益入不敷出。2013年后，美联储持续放出加息信号，导致美元日趋走强，美元借贷成本的上升又导致这些国家外债激增、货币贬值、资本外流。以埃及为例，埃及央行被迫于2016年3月14日宣布实行自由汇率制度，埃镑兑美元大幅贬值14％。危机导致油价暴跌，传统的伊斯兰石油大国损失惨重。据估算，仅2015年，低油价就令中东财富蒸发36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称，油价下跌使海湾国家2015年GDP增速放缓至3.2％，预算赤字达12.7％。科威特财政中心报告，2015-2016年，海湾六国财政缺口大约3180亿美元。到2020年，这些国家需借贷2850亿-3900亿美元。[14] 根据标普报告，2015年阿拉伯国家政府债务达l430亿美元，比2014年的706亿美元增加一倍，预计2016年政府债务仍将居高不下。[1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3月22日称，所有新兴市场面临未来五年增长前景减弱形势，其中中东和中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低1．25个百分点。

总之，伊斯兰世界盲目追随美式全球化进程，最终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受害者，它们距离经济现代化的梦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西方霸权干涉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化和动荡

在新殖民主义时代，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是对伊斯兰世界进行软性控制的主导性力量。在必要情况下，西方会毫不犹豫地用武力来维护既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冷战结束至今，美欧先后发动了5次地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其中4场针对伊斯兰世界，3场直接针对阿拉伯世界。二战后至今，美国在中东地区共实施过41次军事行动，大部分军事行动获得成功。[16] 通过战争，跨国资本(尤其跨国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好处。有学者指出，每个遭受美国直接或间接军事干涉的国家中，都为美国银行、公司、投资者重新分配财富提供了机会。他们剥夺这些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市场和宝贵资源。[17] 那些遭受军事打击国家，则普遍元气大伤，日趋变成“失败国家”。

工业化是必由之路

 总体看，伊斯兰世界之所以陷入困境，与其过度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有着直接关系。面对具有技术、品牌和组织优势的国际大资本，中东伊斯兰世界日益溃败，最终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与之相关，由于伊斯兰世界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因而与西方的“火力差距”相差悬殊，西方大国对该地区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和打击时，往往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这种外来军事干预明显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动荡和贫困。展望未来，伊斯兰世界要想摆脱困境，必须矢志推进工业化进程，并高度警惕西方霸权主义威胁。此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助于缓解伊斯兰世界的结构性危机。

链接：近年来阿拉伯世界三次战争

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自然条件优越，油气丰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其集权政体保证其能够不依靠西方强国就能够维护国内安全。[18] 从经济政策看，“伊拉克不但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储量国，也是拒绝根据弗里德曼自由资本主义设想、建立全球市场潮流的最后堡垒。”[19] 萨达姆执政期间，还公然改用欧元结算石油，由此触动了美国的美元霸权“逆鳞”。这种独立自主特质和挑战美元霸权的做法，最终促使美国决定将伊拉克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有意识地轰炸、摧毁了伊拉克的工业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自来水和能源供给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农业灌溉系统等，从而“卓有成效”地使它退回到工业化以前的时代。[20] 2003年美英发动的对伊战争彻底颠覆了萨达姆政权，美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伊拉克石油交易的货币再次换成美元。同时，美国还清除了伊拉克对资本严格限制的所有举措，为美国投资者和出口商进入伊拉克市场铺平道路。[21]

伊战后，美国一家公司合伙人兴冲冲地说：“获得宝洁公司产品流通权就像金矿一样，一家货色齐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杂货店；一家沃尔玛可以接管全伊拉克。”[22] 这场战争给美国企业带来了繁荣，但伊拉克却从地区强国彻底沦为“失败国家”，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国内面临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自2014-2016年“伊斯兰国”肆虐迄今，伊拉克已有5.5万平民丧生，320万人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伊拉克教派冲突也日趋升温，这使伊拉克面临国家分裂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