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在经济已充分规模化的美国,按美国大致的标准,雇工500人以下的企业即为小企业,相当于中国的中小企业,这样的小企业有2800万个,提供了美国54%的销售额,55%的就业机会,以及自1970年以来66%的新增工作岗位。自1990年以来,大企业减少了400万个工作岗位,而小企业增加了800万个新工作岗位。在欧洲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小企业也都占了一半以上的经济产值。

中国的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5%,吸纳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口的80%,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的60%40%左右。

中国中小企业的现状说明,一方面,中国企业的规模化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另一方面,解决小企业的创业、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个清晰明确的思路和整体解决方案。

20世纪中叶以后,各发达国家把小企业的创业发展纳入了政府扶持和补贴的渠道,其中最成功的是美国联邦小企业局模式。20世纪下半叶,孟加拉国创造了尤努斯模式,21世纪初,中国在学习美国互联网公司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阿里巴巴模式。尤努斯模式和阿里模式都是市场化的探索,一方面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另一方面,也不是非常成功。

本文试图比较全面地分析小企业的各种发展道路,各种发展模式,并提出中国小企业发展的建议。 

温州模式的失败

多年前,我们曾调查过一个细分产业,就是电线电缆业。这个产业主要生产附加值低的低压电缆,由于不掌握相关技术,附加值高的高压电缆几乎全靠进口。2008年这个产业的总产值为6千亿元,总净利润80多亿元,而企业数量达7000家之多,平均每家企业的年产值不到1亿元,产业平均净利润率在1-2%之间,最好的企业也只有3-4%。这个产业最大的几家企业是沈阳、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的几家国企,每家年产值在三四十亿元上下,都处于艰难维持的境地。

集中度如此低的产业结构必然带来恶性竞争,价格必然落至边际成本。超低利润使得企业既不能积累也无法融资,不能开展研发,不能进行高级资本投资,不能升级产品结构,当然也不能给予员工更好的薪酬和福利。

这种企业就是所谓业主自营式企业,是19世纪的主导企业模式,当时马歇尔称其为典型企业。我国温州模式主要就是这种企业,它的主要特点是:业主自营,规模小,聚集效应,竞争激烈和价格接受者。马歇尔认为,这类企业在外部经济的作用下,会自然扩大规模从而获得规模收益递增。确实,如果没有其他经济因素的扰动,在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巨大这个“外部性”的背景下,温州模式由内源驱动必然转向结构重整,通过同业兼并,引入外部投资者,发展成为股份公司,以持续规模收益递增。这条路是马歇尔和威克塞尔所不知道的20世纪经济的发展道路。

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温州模式经历收益递增后,正转向收益不变和递减。原因在于,中国的资源政策、房地产政策让温州模式走上歧途。中国的资源和房地产政策,让温州民营资本纷纷抛弃本业转入投机,而2009年后的投资拉动政策在客观上助推了这个趋势。温州资本逐渐转入投机后,它们学到的知识就是艰苦创业远不如轻松投机。它们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

资本转入投机的结果之一是产业资本投资的枯竭,这加速了温州模式收益递减,也拦腰截断了温州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

民营资本正规化改变不了这个趋势。因为资本无论正规还是不正规,都不会向收益递减的领域进行投资,除非获得极高的风险溢价。这就是温州高利贷产生的原因。而高利贷会进一步破坏温州的产业投资,给温州模式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 

小企业的分类和发展的时代特征

小企业的发展是全世界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小企业,都处在所谓自由经济的自生自灭状态中。

小企业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类是极少数的创新型企业,由于有发展空间,且得到国家资本、天使资本、风险资本等支持,经过竞争淘汰,兼并重组后,部分发展成拥有新技术的中大型企业,实现规模化。

还有一类是配套型小企业,它们的主要业务是为大企业做中间产品配套服务,可以获得大企业的支持。由于有相对稳固的销售渠道,信用较好,风险较低,融资也相对容易,其发展相对稳定,与大企业的发展具有一致性。

而绝大多数小企业,都是熊彼特所说的“循环流转式”的企业,它们生产大量琐碎的产品,既满足了地方的一些需求,也创造了大量就业。在时间的磨砺中,其中一些企业逐渐发展成特色企业和精品企业,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精良的产品品质。这些小企业,无论是从促进就业,保留地方和国家的文化特色,发扬工匠精神等方面,都是一个国家经济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小企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8世纪的企业实际上就是一些手工作坊,已经出现了分工和管理,亚当•斯密对其进行了描述。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的企业,虽然采用了新动力机械,分工和管理趋向组织化,但仍是业主自营式,产权形式并没有发生变化。20世纪的小企业发展呈现出规模化和福利化的两极特征。少部分小企业通过规模化获得收益递增效益,发展成股份制大企业,产权、管理和定价模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20世纪现代经济的中坚力量。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资本主义经济福利化进程中,大部分小企业成为国家福利政策的关注对象,纳入国家帮扶补贴体系。小企业需要国家关注、帮扶、补贴的原因是小企业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方面,大部分小企业是所谓“循环流转”式企业,成长空间不大或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小企业承担了国家就业的主要功能。

大企业的规模收益递增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提高生产率获得的,生产率提高会减少对劳动的需求,这又会产生对规模经济的政治反抗和经济波动,要求国家平衡经济关系和权力集中。美国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进步主义和新政就是这样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普遍出台了小企业政策。 

小企业的“阿克琉斯之踵”和基本信贷模式

小企业的根本问题是交易成本高、信用成本高和风险成本高。

销售难或销售成本高,是小企业的一个根本之难。在互联网销售诞生之前,全世界的小企业,无论是市场化的,还是政府扶持的,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

小企业的第二个难题是信用和风险评估难。大多数小企业都没有建立起商誉,信用缺失是普遍问题。从小企业本身来说,它的销售风险、管理风险和道德风险都是很难评估的,其资产很可能一钱不值。从产业角度说,小企业多存在于进入壁垒低的行业,竞争很容易走向恶化,一个企业的信用风险和其他企业存在着许多关联性。从宏观角度说,经济波动的风险首先会在小企业上表现出来。所有这些,都使得金融机构在对小企业进行贷款时表现出高交易成本的特点,大型金融机构对小企业贷款一般是不符合市场理性的,强迫进行这类金融活动是不合理的。

小企业的第三个难题就是融资难,由于信用和风险评估难,又没有融资渠道,小企业融资成本非常高。世界各国解决小企业融资需求主要有四种模式。

第一是小银行制。例如美国早期只允许成立单营业厅银行,到现在也保留了许多小银行。一方面,这些地方性小银行与地方性小企业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对这些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比较了解,同时通过较高的利率来获得平均化的保险;另一方面,单营业厅银行由于其规模非常小,它的风险也不至于引起整体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小银行制的制度没有延续下去,是因为随着客户的规模不断扩大,小银行制不适合经济的规模化和规模收益递增要求。19世纪美国内战结束后,随着该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废除小银行制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个限制最终被打破。而小银行的大量兼并破产,使小企业的发展出现困难,这也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决定成立小企业局的根本原因。

第二是地方融资平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平发展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主题,这种小企业融资方式是随着扶助小企业成了政府的重要目标而普遍发展起来的。

美国政府是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较大的主导权。地方税、地方债和地方收费,以及联邦补贴构成了地方资金池,不同的地方会形成不同的地方发展基金,例如土地基金,教育基金,小企业基金等等。

总体上说,扶助小企业发展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这是一个世界共识。

第三是尤努斯模式。

第四是美国小企业局模式。

尤努斯模式

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创办孟加拉乡村银行(直译为格莱珉银行)及其面向赤贫人群的小微贷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评论认为,这或许是挪威创办和平奖以来唯一一次没有政治偏见的获奖。

尤努斯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干的是和中国经济学家们一样的活。但是回国后,1974年饿死150万人的大饥荒震惊了他,他带学生到附近村庄去调研,曾经帮助兴修水利,推广良种,但发觉没有用。深入的调查使他发现,高利贷盘剥才是致贫的根本原因。

19761979年间,他在村里开始了试验,以自己为担保人向穷人们提供小额贷款,这个试验成功地改变了大约500位借款人的生活。他也不断地去游说孟加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来采纳他的试验。1979年,孟加拉央行终于答应开展这个名为“格莱珉”的项目,一开始由7家国有银行支行在一个省份进行试运作,1981年则增加到5个省份。这个项目的每一次扩张都证实了小额贷款的有效性:到1983年止,格莱珉银行86个支行使5.9万名客户摆脱了贫困。随后,尤努斯决定辞去学术工作,全身心投入这项对抗贫穷的事业中去。1983年,格莱珉银行成立为独立法人机构,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壮大。

格莱珉银行向客户们收取固定的单利利息,通常是每年20%,相对孟加拉商业贷款15%的复利,这个利率是比较低的。他们的客户都是那些没房没产的穷人,那些还不致穷困潦倒的人则被排除在外。

1998年,一场世纪洪水肆虐孟加拉长达2个多月,造成大量穷人家庭资产损毁,尤努斯也在此时对格莱珉银行20多年的运作进行了反思,最后作出了大胆的改革,推出了全新体系的“第二代格莱珉银行”,取消了原有的一些贷款种类、借款约束以及“团结组”,取而代之提供了住房、高等教育等贷款项目,并根据借款者的情况量身定制,提供更为灵活宽松的贷款方式以及年金储蓄计划,新的银行运作方式吸引了更多的借贷者加入。

2011年,“格莱珉银行”已成为孟加拉国最大的农村银行,这家银行有着650万的借款者,为7万多个村庄提供信贷服务。格莱珉银行的偿债率高达98%,足以让任何商业银行感到嫉妒。而且,每一位借贷者都拥有这家银行一份不可转让的股份,占据这家银行92%的股份(余额由政府持有),这实实在在的是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是穷人自己的银行。

格莱珉模式在50个国家得到了成功复制,如菲律宾的ASHIDungganonCARD项目、印度的SHAREASA项目,尼泊尔的SBP项目等,这些项目实施后,借款者的生活和收入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尤努斯对自己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和自己的经济学家生涯进行了反思,他说,当人们在我课堂对面的门廊里即将饿死的时候,我的那些优雅的经济学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我讲述的那些课程就像那些总是好人获胜的美国电影,当我走出舒适的教室,面对的是城市街道上的现实。在这里,好人遭受命运无情的毒打与践踏。生活每况愈下,穷人更加贫穷。

尤努斯模式在尤努斯博士被孟加拉政府解职后陷入沉寂,这个模式曾一度被称为有世界意义的创新,现在虽然不能说已经失败,但是,随着格莱珉银行与传统银行的差别缩小,它已经成为过去时是不争事实。

尤努斯模式在中国也曾经被复制,但效果并不好。

美国的小企业局模式

美国小企业局模式是迄今为止全球最系统化,最稳定和效果最好的扶助小企业的模式。

小企业局成立于1953年,但它的雏形诞生于1932年大萧条后成立的“重建金融公司”(RFC)1952RFC被取消,为了延续早期这些机构的重要功能,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创立一个新的机构即“小企业局”,1953730日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法案,小企业局正式成立。基于1958年的投资公司法案,设立了小企业投资公司。小企业投资公司是由小企业局发放牌照并进行监管,同时小企业投资公司为私人所拥有和运营的风险投资公司提供资金。这些私人拥有并运营的风险投资公司,专注于为高风险的小企业提供长期债权和股权的投资。

小企业局建立了两个比较宽泛的标准:对于大多数制造业公司,500个员工以下即为小企业;对于许多非制造业的公司,平均年销售额750万美元以下为小企业。但是它的具体规定非常细,将行业分了16大类,90个细分行业,总计有一千多个更细分的业务领域,每一个细分领域都有详细的关于雇员数量和年销售额上限的规定,以确定政府扶持的标准,并定期对不同行业的标准进行评估和修改。

这个标准,实际上把中国概念的中小企业,全部纳入到美国小企业局关注、扶持、补贴的范围内,这对那些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家把美国经济描述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强烈的讽刺。

美国小企业局主要通过四个方面为小企业提供帮助。

第一,为小企业融资,从最小的小微贷款到给小企业的债券和股权风险投资。

第二,支持创业和发展,包括小企业的教育、信息、技术支持和培训。小企业局提供免费的“一对一”服务,互联网的咨询;以及通过遍布全美1800个小企业局分支机构给企业或新创业者提供培训。

第三,政府合同(联邦政府采购)。基于小企业法案第15条的规定,小企业局的政府合同办公室要和其他的联邦政府机构达成法定的采购目标,至少23%的联邦合同总额要给予小企业。

第四,为小企业代言。1978年小企业局成立了“小企业声音办公室”,代表小企业评估、听证国会的立法,监管对于小企业所产生的影响。此外,它对美国的小企业的生存环境进行一系列的研究。该办公室的首席律师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

在为小企业融资方面,小企业局对小企业贷款公司和小企业局联系的众多银行设定了大致的贷款利率,这就是,7年期限以内的贷款,与基本利率的息差不超过2.25%7年以上的贷款,息差不超过2.75%。贷款的一次性费用,也有相关规定,基于整个贷款期限和担保额度的,15万美元以下的贷款费用是零;35万到70万美元之间为3%;70万美元以上的是3.5%。例如美国银行这样的大银行,是小企业局联系的800个贷款机构之一,它的小企业事业部专门有一个部门是配合小企业局的贷款条件给小企业贷款。贷款的审批都是由美国银行来进行,符合小企业局贷款条件,风险担保由小企业局承担大部分,剩余的风险由银行来承担;不符合小企业局贷款条件的商业贷款,完全由美国银行承担风险。

2016年小企业局审批了67914笔小企业局担保的贷款,总额达278亿美元。截至2016年底,全部的小企业贷款余额为1056亿美元,增长4% 2017年计划支持小企业的融资额度超过420亿美元,提供40亿美元的长期投资资本金。为受灾企业、需要救助的小企业,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协调超过总额90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合同。

在支持创业和发展方面,小企业局指导支持了全美国900多个小企业发展中心。小企业发展中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不是美国小企业局的联邦直属机构。每个州都有小企业发展中心,一部分资金来源于美国小企业局,一部分是州政府资金,还有地方、个人和各种组织的捐款。

900多个小企业发展中心由63个主持单位管理,这些主持机构绝大多数是公立大学。小企业发展中心为企业创业人员提供免费的咨询,以及非常低成本的培训,内容包括如何写企业计划书,如何获得资本,如何做市场营销、法律合规、技术发展和国际贸易等方面。

以阿拉斯加的小企业发展中心为例。它成立于1986年,其资金一部分来源于美国小企业局。同时,阿拉斯加州政府提供与美国小企业局同等出资数额的资金资助。还有其合作伙伴,市政府,以及其他的捐助人。整个阿拉斯加州的小企业发展项目,由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州立大学做主持。阿拉斯加小企业发展中心的员工是由具有资质、经验丰富的商业专业人士组成,许多人曾经拥有自己的企业,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创业经验,一般具有相应的商业领域硕士管理学位,并且全部通过了阿拉斯加小企业发展中心的专业认证程序。

此外,小企业局还指导帮助建立了小企业指导老师联盟,拥有13000个顾问,他们由一个小企业局所支持的非营利组织SCORE来运作管理。201611000多个志愿者参与帮助54000个新创立的小企业。

SCORE在全美国有300个办公室,在过去50年,成千上万正在工作和已退休的企业商业界专业人士,成为志愿导师,为全国小企业提供帮助。导师由在职和退休的志愿者构成,有相关企业经验的人都可以进行申请,并由SCORE对其资质进行评估。

导师们会在62个行业中,与小企业主一对一分享他们的经验,指导是免费的,而且是保密的,通过面对面会谈、电邮或者是视频进行交流指导。

SCORE通过互联网提供免费的企业使用的工具和建议,网上的培训都是免费的,还有些非常低成本的线下培训和如何设立企业的研讨会等等。这个SCORE非营利组织的目标是到2020年要帮助100万个客户。

小企业局还设有创新办公室,指导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支持创新。SBIC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早期公共投资基金,被称为美国的种子基金或“基金的基金”,支持了40万个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已登记了5万个专利。在获得政府合同方面,2016年,小企业局获得了25.75%的联邦政府采购份额,总计907亿美金。 

阿里模式

我们观察到,中国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关注扶持补贴小企业的方式,我们将其称为阿里模式。

要说明的是,阿里模式中的一些做法,并非阿里巴巴公司的独创,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商业金融环境,阿里巴巴做得更成熟。

我们在2013年写给媒体,敦促香港监管机构允许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当阿里巴巴集团运营着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系统和数据库时,它又发现了更好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小微金融的机会,于是先后推出了阿里贷和余额宝业务,同时运用长期建立的客户评分系统和复杂的数据库分析,很好地控制不良贷款的风险。

消费者金融和小额贷款在任何国家都是难做的业务,投入高,风险高, 回报低。而阿里巴巴却开辟了震撼整个银行业的成功模式,正逼着传统商业银行跟着它的步伐向前进,因为不进则退。更重要的是,马云创造了一个能够比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更好地支撑中小微企业和就业的平台。……尤努斯提供了融资但没有提供渠道,而马云不但提供了两者,而且将两者很好地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经济模式,它极大地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交易成本。这种我们称之为“阿里模式”的经济模式,对人口众多而资源稀缺的中国、印度、印尼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能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

“阿里模式”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第一个平台是互联网销售渠道,它大大降低了小企业和消费者双方的交易成本,解决了小企业的销售难问题。小企业和消费者建立交易关系存在着两个根本困难,一个为寻货成本,一个为寻价成本。在实体店模式下,寻货和寻价都需要支出大量的时间、交通、人际成本,而有些货品,消费者信息不对称,无从寻货,使寻货成本最大化。网络销售平台的最大好处,就是使寻货和寻价成本最小化,或者说是交易成本最小化,对于小企业来说,降低销售方面的交易成本是生死存亡的事。

第二个平台是建立大数据信用库,也就是信用平台。在这个信用平台上,哪些商户、哪些商品受消费者欢迎,质量如何,投诉多少,反馈信息等等,都在这个大数据平台,实际上相当于对所有的商户都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对其信用进行了分类。使小企业的经营活动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解决了小企业的信用难,也部分解决了如何对小企业进行风险考核的问题。

第三个平台是在信用平台的基础上,通过筹措资金池,建立一个信贷平台。由于在线小企业的信用是已知的,风险是可控的,因此有可能大大降低信贷成本。

阿里模式是以大数据信用平台为中心,支撑起了销售渠道和信贷渠道,解决了小企业销售难和融资难这两个根本问题,并展现出了带领整个非规模经济部分向着信用经济发展,从而使整体经济都走上良性轨道这样的方向。

我们曾经认为,阿里模式是个伟大的创造,因为和尤努斯模式相比,它把销售、信用和融资融为一体,同时有机地解决了小企业发展中的所有难题;而和美国小企业局模式相比,阿里模式是完全市场化的,不但大大降低了整体经济的交易成本,提升了整体经济的信用水平,而且有可能逐步克服许多市场经济的弊端,平衡大小企业的经济权力,从而大大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创造一种不同于20世纪以规模经济为主的21世纪经济模式。

但是阿里模式也遇到了发展瓶颈。

首先是它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强有力的信用,假货依然横行。

其次,阿里巴巴和尤努斯一样,筹集资金的方式转向吸收储蓄或以理财名义的变相吸储,也就是说,它们的运营方式与传统的储蓄机构并没有太大区别,但它们却以创新的名义被免除了对传统储蓄机构所进行的金融监管,没有交纳准备金,也没有像其他国有金融机构那样,通过政策限制,缴纳事实上的保险金。这就会诱发道德陷阱和政策滥用,从而带来系统性风险。这不但构成了对其他金融机构的不公平竞争,而且增加了陷入整体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

第三,支付宝所开创的手机支付业务,“天猫”线上精品店,以及支撑支付宝所形成的巨大资金池,已经给阿里巴巴开创了一个发展空间更为广阔,利润率更高的发展前景。阿里巴巴事实上已经逐渐离开了“淘宝”这个在信用上让其倍感头疼的小企业领域,而成为规模经济的一部分。手机支付业务以更为快捷方便的方式进入了传统的信用支付体系;规模经济的产品成了线上销售的重头,虽然它降低了规模经济的交易成本;而巨大的资金池则让它进入了传统的金融领域。市场“自由”的诱惑使企业离开了发展的初心,以创新和互联网的名义,进入了传统经济领域。

第四,当互联网金融离开了支持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投入资本市场的角逐,并企图控制经济份额时,就会产生严重的不公平,这就是凭借其政策优势,首先实现细分产业垄断,然后过渡到产业垄断,并通过交叉持股,实现对经济的垄断。

当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企图利用他的商业成功来获得巨大的经济权利时,国家权力对其进行监管和约束,就会成为不可避免和不可或缺的。

尤努斯模式和阿里模式以小企业起步,企图通过市场方式解决小企业发展问题的努力,最终没有脱离“追逐更高的利润”这个市场定律,被证明不适用于小企业。小企业仅是它们发展的一块垫脚石。

尽管如此,市场化的努力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政府与市场结合是小企业发展的新模式

19世纪小企业、小银行这种配套模式解体以后,20世纪小企业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一种是由政府主导的地方基金和美国小企业局模式,总体上说,这种模式是成功的,但是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另一种是由市场主导的尤努斯模式和阿里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初期非常成功,但在发展中受到市场诱惑,离开了它们的初心,因而可以称为不太成功。

从小企业发展最主要的两个困境,也就是销售渠道和融资渠道交易成本高这个角度说,地方基金模式和尤努斯模式都着眼于融资方面,但是都没有根本解决信用和风险的不确定性问题,它们的基础是对人性的信任而不是基于对信用的恰当评估。美国小企业局模式和阿里模式都企图解决销售和融资两个渠道,但是小企业局模式的这两个渠道是分离的,仍然存在信用和风险的不确定性。而阿里模式或者说是互联网模式,这两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它们都建立在大数据信用平台基础上,可以说是最佳模式,但它完全靠市场驱动,具有不可持续性。

20世纪小企业发展的种种探索说明,小企业的发展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福利性,完全依靠市场是不可靠的。国家对小企业发展的指导,扶助和补贴,既具有公平性的意义,也具有效率性的意义,是小企业发展的根基。同时,市场化的努力,特别是阿里模式,给帮助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模式化的范式,既有创新性,又有完美性,开创了小企业发展的路径。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应该是21世纪小企业发展之路。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议:

1、成立由国家直接领导的小企业局,并在跨省的经济区域中建立由小企业局直接领导的小企业办公室,负责指导全国小企业的发展。

2、由全国人大对小企业发展进行立法。

3、成立由小企业局指导,独立运营的小企业贷款公司,或者小企业发展基金,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并允许接受社会捐助。

4、指导有关大学和企业联合成立小企业发展中心,具体指导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

5、建议中国大学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拿出一定时间参加指导帮助小企业的实践,在经济的实践中得到锻炼,并通过实践进行考核;并把经济学者定期参加经济管理实践作为一项制度。

6、在地方建立小企业基金,该基金的首要作用是建立地方小企业互联网平台。逐步在每个市县都建立局域块网络中心,由地方和小企业局共同出资,逐步做到市县域小企业全部上网,并逐步实现全国联网,逐步实现小企业可以全部网上销售,并通过网络进行真实信用评价。小企业局利用大数据信用系统做出的信用评估,为小企业贷款进行担保,担保的额度可以从30%50%起步,逐步做到美国80%的担保额度,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小企业的信贷成本。

7、政府主管部门指导各银行成立小企业信贷部,在小企业部分担保的前提下,确定小企业贷款利率,这会大大降低银行的风险成本和信用评估成本,使银行有积极性投入到扶植小企业发展的事业中来。

8、不可或缺的是阿里巴巴的经验和平台。是否可以考虑分切阿里巴巴的淘宝部分,使其与小企业局联合运营。淘宝部分可以成为阿里巴巴与国家联合运营的具有公益性质的互联网平台,这样可以大大加快中国小企业的互联网化。同时淘宝部分与阿里巴巴其他纯商业部分应建立防火墙,做到“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

9、小企业的互联网平台,应成为一个开放性平台,欢迎所有互联网公司参与其中,调动政府和市场的两个积极性,并在政策上给以鼓励。

小企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如果能为小企业的发展建立政府与市场两个积极性都能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那么由于中国经济的基质,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上一个大台阶,潜力不可限量,也将是中国经济给世界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

                                          (编辑  季节)

 

特朗普上台之后,提出“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口号,对内他通过减税,团结共和党内的建制派,促进资本回流;对外他又频繁制造事端,为潜在竞争对手的发展设置障碍。对此,我们既要密切关注、积极应对,同时对国际经济格局应有基本判断。特朗普目前的这些做法,改变不了美国政治经济的基本面,也改变不了中国崛起的光明前景。为避免被对方一时的战术牵着鼻子走,应该以两手对两手,以斗争求合作、求和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从内政看,特朗普的经济改革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美国经济的困局。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是减税,但目前这个措施已不具备20 世纪80 年代里根政府以减税振兴经济的条件。当时里根政府面对的是强政府、高税收、高福利、低债务,贫富差距相对较小,还有很大的减税空间。而今天情况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财政增收和节支的空间都不大。况且,里根政府实施的减税政策,实质是“劫贫济富”。在里根任期内(1981-1988 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 人群的收入所占比重从4.8% 降到了4.2%,而收入最高的20% 人群收入所占份额则从42.7% 涨到了45.1%。全美收入最上层10% 的纳税额在1984 1988 年之间减少了8.6%,次层10% 的纳税额减少了2.4%,而收入处于最底层10% 以及次层的贫困民众,在同期内税负却增加了3.8% 3.9%。可见,这是以“减税”口号进行的劫贫济富,并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与此类似,特朗普减税计划首要的受益者是收入较高的人群。据美国有关方面预测,收入在100 万美元以上的0.9% 人口的平均税后收入将增加14%(逾21.5 万美元),而中等收入阶层的拟议平均减税额仅1000 美元(约为税后收入的2%)。废除遗产税,将为富豪的财富传承大行方便。减税涉及到普通民众的医保、社保等福利,必然遭遇不断增加的社会阻力。美国国会一些民主党议员表示,特朗普的减税对富人有利,违背了其为美国劳动人民争取更多利益的承诺,他们将反对这一政策。

即使特朗普减税政策可以实施,对美国经济短期有一定刺激作用,但改变不了经济的基本面。美国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二战以来经济长周期的结束。20 世纪70 年代的滞胀,就是由分配失衡、需求不足、生产过剩所导致的,80 年代以来的产能转移、全球化、金融化和削减税收,这些问题可以暂时得到缓解,但并没有根本解决。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并未触及这些基本矛盾,因此在短期虽有一定作用,但长期效果并不明显。从短期看,减税政策能促进投资、增加工作岗位,刺激经济增长,但政策效果有限:就个人而言,税收减免主要有益于高收入人群,对消费拉动作用不明显。就企业而言,基建、钢铁、石油、化工等对税收敏感的传统企业有回归的动力,但苹果、IBM 等高科技公司,所得税下调难以弥补涉及的配套供应链和综合成本。同时,这些跨国企业都普遍有避税行为,减税对它们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从长远看,减税不仅没有解决美国经济的基本矛盾,还将增加联邦政府的债务压力,进一步恶化分配格局。如果通过削减福利来减少政府支出,还将加剧民生困难和国内的两极分化,削弱政治基础。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有其深刻根源,这决定了西方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走出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两极分化、经济金融化、生态破坏和全球经济失衡等问题,都不可能通过短期政策调整来恢复。况且,难民问题、民族问题等社会危机尚未见底,都可能让经济雪上加霜。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20 世纪30年代,曾经成功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以罗斯福新政和欧洲战后重建为代表,当时的政府之所以能够遏制垄断资本,调整社会关系,是由于大萧条和战争所付出的巨大代价,造成了“资本抑制”的条件。从欧美国家2008 年以来应对危机的措施来看,仍然是试图通过向第三世界转移危机,比如实施将国外投资向国内转移、实行更严格的贸易保护等等,这些办法短期内会有一定效果,但属于“拆东墙补西墙”,对改善全球经济作用有限。在欧美国家内部,垄断资本集团对政治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底层对改善社会公平、遏制资本特权有很大呼声,但是实际上很难实施有效政策。奥巴马大力推动的美国医疗改革,仅仅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温和改良,但是由于实行公共医保会影响商业保险和医药公司的利润,其改革方案受到资本集团的强力打压。特朗普目前没有表现出抑制大资本的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信息技术的发达,容易使民意走向另一个极端,产生民粹主义和国家治理的碎片化,更难就重大改革措施达成一致。

面对这些情况,我国最重要的是增强战略定力, 坚持做好国内自己的事情。密切关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动向,防范全球出现竞争性减税。对我国独具特色的发展方式要充分总结和善于宣传,让世界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环境和制度的优势,增强信心。从调整融资、社保、住房等费用入手,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加快税制改革,实现将税收主体由流转税向收入税的转型,提高税收的累进性,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征稽力度,为降低企业成本腾出空间。整顿金融秩序,遏制金融部门的超额利润和投机炒作,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加快社会保障筹资改革,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推进社保收费向税收转变。遏制住房炒作,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降低住房成本。

美国通过减税吸引一些传统制造业回归,对我国并非是坏事,可以为我国形成发展新动能腾出空间,避免低水平竞争。应以此为契机,加强除资本之外其他要素的建设。在当前美欧经济波动的情况下,可大力吸引海外华人回国创业就业。加强政产学研用的协作,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大对基础性、战略性科研领域的支持。制定进口产品国产替代规划,支持有潜力的国内企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逐步实现进口产品的国产替代。



* 江宇,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会员。

 

世界经济虽已经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最低谷走出,但复苏之路仍不平坦。作为国际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近年来其经济显示出较强的自主复苏动力,货币政策正常化也处于有序推进的进程之中。

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源自结构性改善

消费仍是拉动经济的主动力,但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

美国是消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二战后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缓慢上升的趋势,消费也成为决定美国经济表现的首要因素。随着私人部门“去杠杆化”进程基本结束及居民收入随就业改善而持续增长,2010-2014年美国经济年均实现2.04%温和增长,私人消费平均拉动美国GDP增长1.3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70%,消费占GDP比重也提升至68.4%。尽管私人投资占美国GDP的比重不大,但受宽松信贷环境延续、企业老化设备更新以及企业家信心恢复等因素的影响,2010-2014年私人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仅次于消费,年均达到1.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53%,显著高于危机前517%的平均水平,占GDP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6.5%。其中,2009-2014年美国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工业设备、运输设备、其他设备投资分别增长了1.21.54.41.4倍。尽管房地产复苏缓慢制约了住宅投资的增长,2014年仅有5400亿美元,仅相当于危机前最高水平的64%,但非住宅类建设投资伴随服务业及能源、通信等行业商业活动的恢复已基本接近危机前的水平。

 

1  2009-2014年美国四大需求按不变价计算的增长额度

资料来源:BEA

出口增长推动国际收支赤字收窄,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

长期以来,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是拖累GDP增速的重要因素,也是美国经济失衡以及高消费——低储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的表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奥巴马“出口倍增计划”、美元贬值以及页岩气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出口额从2009年的1.58万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35万亿美元,增长了49%,出口占GDP的比例从10.9%升至去年的14%,创历史新高。尽管这未能扭转美国对外贸易整体赤字的局面,但逆差由危机前的7000亿多美元降至2014年的5300亿美元,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也由负转正。与此相伴的是美国出口结构的进一步改善。作为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国,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由2009年的1304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2405亿美元。商品贸易中,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由2009年最低时的6.5%上升至目前的10%,石油及石油产品月度贸易逆差额由危机前最高时的424亿美元收窄至目前的80亿美元左右。从出口地域看,美国对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贡献显著。2009-2014年美国对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出口分别增长了90.7%42.6%78.1%77.9%,同期对欧盟和日本出口仅增长了24.5%26.1%

服务业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制造业比重下降趋势暂时改观

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长期以来美国产业结构变化呈现服务业比重上升和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趋势。2009-2014年间,这一趋势得到暂时性扭转,服务业和制造业比重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二者占GDP的比重分别维持在78%12%左右。其中,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生产服务业,即专业和商业服务业、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服务业。

生产服务业具有高附加值率、高生产效率和高知识技术密集度等特点,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体现出美国经济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朝高级化方向进一步发展的总体特征,包含了行政服务和管理、法律和设计服务、科学研究以及部分科技行业的专业和商业服务业。该行业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科技公司的发展往往带动相关专业服务业的增长,自2009年以来,硅谷、旧金山湾区等科技发达的大都市区也是商业服务业发展迅速的地区。而金融、保险、房地产及商务服务业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也迅速恢复,占GDP比重恢复至危机前水平。制造业复苏是本次复苏的一大亮点,其增长主要依赖于汽车产业、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的拉动,仅汽车行业的增加值5年间就增长了1013亿美元,而整个制造业仅增长了1350亿美元。

2  2009-2014年美国各行业增加值按不变价计算的增长额度

资料来源:BEA

美国经济已经接近充分就业水平

尽管去年GDP增速显著放缓,但自2009年下半年结束衰退以来,美国经济温和复苏的势头已经保持了8个年头。同时,美国失业率在去年下半年降至5%以下之后基本保持稳定,今年2月份为4.7%,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低位。根据美联储此次议息会议后公布的数据,被视为经济完全就业的中长期失业率预估为4.5%-5.0%,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的长期失业率是4.9%。在经历了缓慢的经济回升之后,美国经济越来越接近充分就业水平。表现为:

首先,经济创造就业的步伐正在放缓。过去12个月,美国平均每月新增非农就业仅18.5万人,低于2012年以来月均19万人的水平。不过,即便在经济较快增长的2005-2006年,美国月均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也只是19.1万。而且,现在美国还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美联储报告显示,劳动参与率降幅的一半左右归因于“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期。从行业数据看,采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多数行业的新增就业已经达到或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因此,放缓后的非农就业增量仍属较高水平,在当前的经济运行条件下已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此外,去年12月份离职率达到2.3%,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职位空缺率更升高至3.9%,为2000年以来的新高,也反映出美国就业市场劳动力闲置的情况已显著改观。

其次,产出缺口加速收窄。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意味着经济中的闲置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产出缺口得到修复。OECD数据显示,美国产出缺口2017年将收窄至接近零的水平,2018年将回升到零之上。同时,据工业产能利用率数据,美国产成品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已基本接近危机前的水平,半成品制造虽略低于危机前水平,也相对平稳;未成品制造业利用率自2014年下半年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直线下降,但近期已随价格反弹而有所回升,去年四季度达到78.05%

再次,薪资和通胀面临一定上涨压力。根据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定义,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后,劳动力市场趋于饱和将体现为薪资上涨的压力,进而带动通胀加速提升。虽然从整体看,美国私营部门平均时薪增速仍低于危机前水平,劳动力成本指数的增长也十分缓慢,但从行业数据看,美国薪资已出现加速上涨:除采矿业增速放缓外,制造业行业工资增速明显高于服务业增速;服务业中,除信息、金融、专业和商业服务业、教育和医疗服务业的工资增速仍明显低于危机前水平外,危机以来占据多数新增就业岗位的中低技能或低收入行业的工资已经出现加速上涨的迹象。以个人口径统计薪资水平的亚特兰大联储薪资指标显示,美国去年10月份的薪资增速已经达到危机前的水平(4%左右)。同时,美国核心CPI201511月起已连续16个月位于2%以上,医疗保健、娱乐、交通运输等服务业相关的消费价格呈现加速上涨的态势。

特朗普财政刺激政策将推动美国经济超过潜在增长水平

根据经济学定义,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时,实际的GDP增长水平将接近或等于潜在产出增长率。当前短期内拖累美国经济的周期性因素已经逐步消退,但结构性因素仍制约着美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提高。从长期看,劳动生产率是决定美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指标。2010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幅不到0.5%,远低于2003年至2007年年均2.5%的增速。去年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同比仅增长0.2%。受劳动生产率下滑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美联储预计未来数年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仅为1.6-2.2%,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的潜在增长率为2%,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随着美国经济的继续复苏,美国经济越接近充分就业水平,新增就业和GDP增速都将进一步向长期趋势水平靠拢。据计算,新增非农就业每月仅需达到14.6万人的平均水平,再过12个月美国经济就可以达到美联储预测的4.5%的充分就业下限。现有政策下,美国经济增速将维持在2%附近。根据美联储的最新估计,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1%OECD预测2017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3%

因此,如果要实现特朗普主张的3.5%-4%的经济增速,美国经济需额外增长1.5-2个百分点,这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政策刺激。从特朗普就任以来的施政情况看,在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失利后,其已将工作重心放在推进大规模减税上。鉴于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除目前争议较大的边境税外,其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方案落实的可能性很大。根据tax policy center测算,按照修正后的特朗普减税计划(主要是将最高联邦企业税率由35%降至15%,将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率由七档简化为三档,并将最高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率将由39.6%降至33%),由此带动的消费者支出和企业投资扩大,将提升随后两年的GDP增速达1个百分点以上。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够在今年出台减税方案,以2%的潜在GDP增速计算,2018-2020年期间美国GDP增速将达到3%左右,如果期间叠加特朗普提出的1万亿美元基建刺激,美国经济可能短期内进一步加速,超出潜在增长水平,由此造成通胀上升的压力。

美联储加息步伐可能较当前预期进一步加快

当前随着美国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水平,工资增长已推动美国通胀有所上升。去年美国物价下行压力主要来自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压力主要来自服务,这反映出美国国内需求回升正在对物价上升构成推力。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去年2月份触底反弹,能源及进口价格下降等暂时性因素消退,去年12月美国CPI及核心CPI就已经突破2%,美联储更为关注的PCE也已接近2%,今年美联储预计核心PCE将达到1.9%,明年达到2%的通胀目标。因此,单以实现就业和通胀目标的双重任务看,今年美联储继续上调利率势在必行。而且,尽管美联储已缩短加息间隔,但从此次加息后的利率以及美联储对今明两年的利率预期看,可能仍低于与当前经济增长阶段相匹配的利率水平,未来还可能进一步加快升息的步伐。

首先,从自然利率角度,其反映了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时应有的实际利率水平。里奇蒙德联储研究报告显示,随着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美国自然利率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尤其是2011年以来已经逐渐微幅跌至0以下。如果美联储衡量通胀水平的核心PCE指标今年达到2%,此次加息后,美国实际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核心通胀率PCE)与自然利率仍相差1%左右,按照每次加息25个基点的速度,仍需要加息4次。

其次,从泰勒规则角度,其确定了与增长趋势和稳定的长期通胀相适应的中性利率水平。假设2017年美国自然利率保持在零附近,核心PCE达到通胀目标2%,产出缺口收窄至零的情况下,根据BIS的泰勒规则公式,到2017年年底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应当在2%上下。所以可以得出同样结论:今年底时美国的中性利率仍较此次加息后的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

因此,如果美国通胀因特朗普刺激政策继续走高,超出2%左右的通胀预期水平,就意味着与之相适应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水平也将提升。在此情况下,美联储将进一步加快加息的步伐。

美联储持续加息将加大国内宏观政策困境

美联储持续加息将对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造成极大影响:

一是提升人民币贬值预期。我国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扩大了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对中美利差的变化也更为敏感。以美元兑人民币NDF12个月)作为反映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变化预期的指标,其与中美利差(10年期中国国债到期收益率-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尤其是2005年汇改后,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87,因此一旦中美利差呈缩小的变化趋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贬的预期也明显升温。

二是加剧资本外流压力。由于短期内难以扭转内外利差收窄的趋势,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存在将导致持续的资本外流压力,对国内金融市场构成冲击。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经由20146月时近4万亿美元的高点,下降至今年初的3万亿美元左右,而且银行结售汇自2015年下半年一直保持逆差状态。如果未来中美利差进一步收窄,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我国资本外流情况可能再度加剧,并导致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下降。

三是加大国内利率上行压力。随着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和资本项目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境内外利率联动性增强,2007年以来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44,美联储加息将令我国处于三元悖论的困境:如果维持低利率,则面临人民币汇率贬值、资本外流加剧风险,导致国内资金压力偏紧,市场利率上行压力加大。如果维持汇率稳定,则需要提高基准利率水平,扩大内外利差。在不收紧资本管制的情况下,美联储加息都将使国内利率面临上行压力,而这将提高国内债务融资成本及债务偿付压力,导致债务违约风险上升。综合社科院、IMF、世界银行数据,当前我国的总杠杆率在250%上下,除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偏高,达到150%左右外,去年以来在房价上涨的带动下,居民部门购房杠杆率上升较快,2016年居民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平均季度增速达到31.2%,购房贷款余额达到19.1万亿元。

政策建议

一是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汇率是美联储加息溢出效应向国内传导的重要渠道,也是可能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经常项目保持顺差及外汇储备充沛使央行具备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条件。同时,人民币汇率维持适度弹性有利于降低央行干预汇率的压力及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因此,可根据美元汇率的阶段性走势,灵活采取汇率政策,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在人民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时,积极干预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保持人民币汇率在相对稳定的区间内波动。

二是合理管控跨境资本流动。面对“三元悖论”,当前形势下我国应更加侧重于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现阶段对资本项目的开放应采取审慎的原则,通过加强对资本的流入流出管理,防止国际投机资本对我国的冲击,为保证外汇市场健康有序运行和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创造必要的条件;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体系,提高对跨境资金流出风险的监测和预警能力;鼓励吸收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外资,严查虚假贸易和非法资本外逃;探索引入托宾税等价格工具调节跨境资本流动。

三是有序推动“去杠杆”。在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的情况下,去杠杆一方面要控分子,即消化债务存量,控制债务增量,避免债务总量过快增长。通过促进盘活企业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等方式降低企业杠杆率;改善居民消费环境,遏制个人住房贷款过快上涨局面,优化居民杠杆结构;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保持适度合理的地方债务规模;加强金融监管,强化金融企业杠杆管理。另一方面要做大分母,通过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以经济增长推动企业盈利和居民收入稳步改善,实现全社会总体杠杆水平的下降。



* 赵硕刚,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助理研究员。

 

 

    特朗普在竞选时曾经承诺,将把苹果iPhone的制造岗位转回美国,当选后也承诺以减税来吸引苹果公司等大企业将制造转回美国。

2016年底,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玻璃大王”曹德旺表示,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主要是中国企业税负较高,引发热议。一些报道也反映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成本飙升、甚至已接近美国。那么,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是否还具有成本竞争力,美国制造企业回归国内有无可行性?本文以苹果公司为例,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目前苹果公司产业链倚重中国,回迁困难

苹果公司是全球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其代表性产品iPhone手机引领世界进入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其产品设计美观、精密,集成了最新的电子科技成果。苹果的产业链是全球布局的,例如iPhone 6在美国加州设计,元器件(零部件)全球采购,在中国组装生产,产品运回美国分销、全球发售。一个企业若能够打入苹果产业链,是对其实力的肯定,而中国企业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加。

大陆企业占据越来越多的供应链份额

近年来,苹果公司每年都公布前200家供应商名单(含生产地点),这些供应商大致占其全球产品的材料、制造和装配采购支出的97%。在2016年苹果公布的前200家供应商名单中(每家可能在世界多点生产),总共有793家工厂入榜。其中位于中国大陆(含香港)的有346家,排名第一;位于日本的有126家,排名第二;位于美国的只有69家,排名第三。具体见表1

1  苹果公司2016年前200家供应商前15大生产区域

数量排名

生产地点

厂商数量(家)

1

中国大陆(含香港)

346

2

日本

126

3

美国

69

4

中国台湾

41

5

韩国

28

6

马来西亚

23

7

菲律宾

19

8

泰国

19

10

越南

18

11

新加坡

11

12

德国

10

13

墨西哥

9

14

巴西

6

15

英国

6

(资料来源:综合苹果公司发布的榜单及相关报道整理)

 

     从上表看,中国大陆的生产厂超过第2-10名的供应商数总和(343家)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外资或台资企业。

    2016年,200家供应商按企业品牌所属国家(地区)排列前四强的分别是:美国50家,日本41家,中国台湾43家,中国大陆28家(其中香港公司7家)。美、日、台湾地区占据较强的优势。2017年,苹果公司所公布的前200家供应商排列中,前4强的数量发生了变化:美国46家,日本41家,中国台湾39家,中国大陆35家(其中香港公司7家)。不难看出,中国大陆企业比上年多了7家,而美国和台湾地区各减少4家,这说明中国大陆企业的进步速度比较快。

目前中国大陆企业不仅给苹果公司提供模具(成都宏明双新)、散热组件(双鸿科技)、印刷电路板(汕头超声)、连接器(立讯精密、朗威尔等)、功能件(安洁科技)、包装(裕同包装)、曲面玻璃(伯恩光学、蓝思科技)等手机精密零部件,也开始提供电子零部件如电池(德赛电池、欣旺达)、充电器(国泰达鸣)、线性马达(金龙控股)、麦克风(华殷磁电)、声学元件(歌尔声学)、无线通讯模块(海华科技)、天线(信维通信)等等,充分反映了中国企业的追赶与进步。

大陆企业的价值链份额仍然较小

2016年,电子业界著名的市场调研机构IHS Markit有关iPhone 732G,型号A1778)的价值链分析报告显示,目前价值较高的零部件主要掌握在美日韩及台湾地区企业手中,直接物料与制造成本合计220.8美元,物料成本为215.8美元,而制造成本仅5美元(占比2.26%)。具体如下表:

             2  苹果公司iPhone 7的成本拆解

事项

主要厂商的国别来源

金额(美元)

占比

总的物料和制造成本

 

220.80

100%

制造成本(组装、测试等)

中国生产

5.00

2.26%

物料成本

全球采购

215.80

97.74%

物料的分解

 

 

 

处理器(CPUA10

台积电代工

26.90

12.18%

基带、功率放大器、射频器

美国、日本

33.90

15.35%

电池

中国(惠州德赛)

2.50

1.13%

蓝牙、无线宽带等

美国

8.00

3.62%

摄像头

日本(索尼)

19.90

9.01%

显示屏

韩国(如三星)

39.00

17.66%

电器元件(天线、连接器、麦克风、线路板、扬声器等)

中国为主

16.70

7.56%

胶合逻辑(glue logic)

美国

1.30

0.59%

机械件

中国为主

18.20

8.24%

存储芯片

韩国

16.40

7.43%

电源管理

美国

7.20

3.26%

用户界面(音频解码芯片、电子罗盘等)

美欧

14.00

6.34%

包装盒内容(充电器、线缆、包装盒等)

中国为主

11.80

5.34%

(资料来源:根据IHS Markit 2016年拆解报告计算出主要厂商的国别来源和各项占比)

iPhone7为例,苹果手机主要在中国组装(主要是富士康的代工厂,在巴西还有一个组装厂、产量很小),因此制造成本的2.26%留在中国。在总计220.80美元的物料(零部件、元器件)采购成本中,尽管中国大陆企业开始向高端走,但总额仅为49.20美元,只占总成本的 22.28%。占据物料成本大头的显示屏、处理器、摄像头、存储芯片、基带等,仍掌握在美日韩及台湾地区企业的手中。

新一代苹果手机的供应链中,中国大陆企业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为纪念iPhone手机上市十周年,苹果公司将于2017年推出3款新iPhone手机,有可能使用OLED显示屏、双摄像头、3D2.5D曲面玻璃、以及无线充电等创新技术。中国大陆企业的价值链份额有望进一步上升。

苹果新一代手机拟全面采用OLED显示屏。按照苹果的惯例,它要选择一两家备用的供货商,中国大陆的京东方有望进入。目前,京东方已经进入苹果公司供应链,为其Mac系列笔记本电脑提供液晶显示屏。京东方在成都的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已封顶,预计2017年年中投产;另一条AMOLED生产线已在绵阳开工建设;两条生产线投资均为465亿元、设计产能均为48K/月。京东方继韩国三星公司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OLED显示屏的供应商。

苹果新一代手机还将全面采用双摄像头。2016年,中国深圳企业欧菲光公司全面收购了索尼在广州开设的摄像头厂——华南厂,该厂一直以来为为苹果公司提供摄像头,这意味着欧菲光公司已成功进入苹果供应链。

无线充电技术也是苹果新一代手机的亮点。已经为苹果提供天线系列产品的中国信维通信,有望进一步提供无线充电线圈等产品。

采用无线充电及5G时代无线信号的传输新方式,使得玻璃或陶瓷将取代金属成为苹果手机的新外壳材料。在这方面,香港的伯恩光学和深圳的蓝思科技已经进入苹果供应链,它们将赢得更多份额。

苹果公司难以回归美国制造

综合分析,目前苹果公司供应链严重依赖中国大陆企业及其他企业的在华工厂,不太可能回归美国制造,即便是组装环节搬回美国也不太可能。理由有三:

第一,解决就业看无必要。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低至4.5%,回到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最好水平,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回迁企业、增加就业岗位。

第二,价值量看无太大必要。一部售价约500美元的苹果手机,其物料与制造成本仅220多美元、制造环节仅5美元,即使全部拿到美国组装、年产10亿部,其价值量仅50亿美元。而苹果手机的设计、操作系统、APP、品牌、市场营销等高价值环节一直在美国。组装生产如迁回,势必会增加不小的成本。

第三,从生产条件上看无法实现。有海外研究报告称,为苹果组装产品的大陆富士康工厂,有13万员工和8700名工程师。在中国完成组装工作只需要半个月,而在美国则长达9个月,中国大量低成本且有一定技术的劳动力是苹果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况且大量元器件供应商都在中国,从产业配套的角度看,搬回美国后生产组装成本势必增加,效率和质量还将不可避免地下降。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依旧是苹果产业链的最佳选址,苹果公司新一代产品的供应链可能更加依赖中国。

                  中国制造业成本接近美国了吗

曹德旺赴美国投资玻璃厂,是否表明中国制造业正在失去成本竞争力?

20148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研究报告《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The Shifting Economics of Global Manufacturing》),估算了全球出口份额最大的25个经济体的整体制造业成本,其中美国为100,中国为96

        

1 各国制造业成本比较

从图1细分的成本构成看,2014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于美国,但电力、天然气成本已明显高于美国,总成本水平接近美国。该报告预测,2015年,美国的低成本州生产将和在中国一样划算;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等成本大幅攀升

曹德旺在投资办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之一、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研发国。作为上游配套企业,趁美国汽车市场“触底反弹”的良机抢滩登陆,这是曹德旺在全球布局产业的一部分。玻璃生产比较特殊,能源成本和运输成本占比大,在美国办厂不仅可以使用相对便宜的天然气能源,而且还紧靠市场便于节约运输成本。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确实上涨很快。

  2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人工成本快速上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图2可以看出,2008年,城镇私营就业单位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是16445/年, 2015年涨到38948/年,是2008年的2.4倍。城镇非私营就业单位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更高,从2008年的24404/年涨到2015年的55324/年。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国际比较

国外学者George Dorgan 2014年的一份研究中指出,从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看,截至2011年的数据,英国、法国、德国及北欧等发达国家为25%-35%;金砖国家平均水平约13%,印度在12%左右,中国只占7%左右。[1]2017年初,美国国会研究局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2]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平均用工成本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仍然有优势,但高于印度,接近墨西哥。该文所引用的美国Conference Board公司所作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到2015年,中国的制造业人力成本相比东南亚国家,的确已经较高,中国已是菲律宾的两倍多。国别比较具体数据如表3

  3  各国制造业平均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的比较(单位:美元)

国家

2000年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

2015年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

德国

25.09

42.42

美国

24.95

37.71

日本

25.03

23.60

韩国

9.62

22.68

巴西

4.34

7.97

墨西哥

4.70

5.90

土耳其

3.352003年)

5.81

中国

 

4.93

菲律宾

0.99

2.16

印度

 

1.86

(资料来源: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ilcprogram/compensation

注:这里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不仅包括支付给员工的工资,还包括员工福利、保险等。中国和印度2015年数据为英国经济学人集团(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所估计。)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使得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越来越不具备成本优势。近年来,不少鞋帽服装生产等劳动力密集产业纷纷从中国迁移到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随着中国劳动力、环保等成本进一步攀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将是难以阻挡的趋势。

苹果公司产业链日益倚重中国,恰恰反映了中国近年来产业优势的变迁。不少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的产业优势,已经从“劳动力红利”过渡到“工程师红利”,进而将过渡到“科技红利”。如华为等科技型企业的成功,主要靠大量薪酬相对较低的工程师集中研发攻关。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依靠在科技研发上的努力争取国际竞争优势,华为参与5G国际标准的制定;京东方在面板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越日本和台湾地区企业,在技术与市场份额上正直追韩国企业。

中国在营商环境、企业运营成本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改善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年《Doing Business》报告中,对中国营商环境进行了评价,排名有所上升,但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仍排第78位,还需进一步改善(参看附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土地成本高企、大城市房价飙升,不仅使暴利的房地产业对实体产业形成挤压甚至替代,大城市的高房价还使年轻人看不到希望,这将极大损害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经济活力。

国际著名咨询公司普华永道每年公布《机遇之都》系列研究报告,选择30个国际大都市,从3方面10个维度考察这些大都市的商业吸引力与活力。具体包括:(一)衡量全球化和知识型世界中城市愈发依赖的工具:(1)智力资本和创新,(2)技术成熟度,(3)门户城市;(二)评估城市生活质量:(1)交通和基础设施,(2)健康、安全和治安,(3)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环境,(4)人口结构特征和宜居性;(三)衡量城市的经济效能,(1)经济影响力,(2)宜商环境,(3)成本。

《机遇之都》2016年报告给出的排名如下:1、伦敦;2、新加坡;3、多伦多;4、巴黎;5、阿姆斯特丹;6、纽约;7、斯德哥尔摩;8、旧金山;9、香港;10、悉尼;11、首尔;12、柏林;13、芝加哥;14、洛杉矶;15、东京;16、马德里;17、迪拜;18、米兰;19、北京;20、吉隆坡;21、上海;22、莫斯科;23、墨西哥城;24、约翰内斯堡;25、圣保罗;26、波哥大;27、里约热内卢;28、雅加达;29、孟买;30、拉各斯。尽管北京在综合排名中位列第19位,上海位列第21位,但在“成本”维度方面,北京排名倒数第1,上海倒数第2该报告专门指出,“有5座城市的房租可承受能力排在中低名次(伦敦、纽约、旧金山、北京和上海)。这预示着这些城市将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也难以获取城市所需的关键实践技能。”

综上所述,特朗普所期望的制造业回迁美国,难度很大,中国制造企业迁美仅是少数个案。其理由,一是当前美国的就业已较为充分,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使其得到很大份额的利润,缺乏足够的回迁动力。二是企业的布局需要综合考虑成本、市场等因素,且各行业、各企业的成本结构差异很大,为节约总成本而进行全球化采购/生产,是企业的理性选择。第三,可能选择迁到美国的企业,将是美国本土的要素或价格较低(如能源)、或有竞争优势(如研发设计)的行业。第四,美国蓝领工人的岗位更应该担心被自动化和机器人所取代。

具体到苹果手机,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电子信息业的元器件全球供应更依赖亚洲(尤其中国),新一代苹果手机的生产组装和元器件供应可能更加依赖中国。

关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前景,应该正视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逐渐失去,劳动密集产业逐渐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的趋势。中国企业正面临向产业链与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必须致力于超越“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和“科技红利”迈进。

 

 

附表:世界银行《Doing B usiness 2017》报告对各国营商环境的排名

 

 

 


附录:中美制造业成本的对比

201691,凤凰国际智库刊发《一位浙江老板对比了中美制造业的真实成本》[3] 一文,该文被各大网站转载,摘要如下:

    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同行中最早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一直位居国内同行出口的前二位。目前公司500名员工,5条自动化生产线,年产10万吨。

去年,“江南化纤”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投资办厂,成为首家在美国建立再生聚酯短纤维制造工厂的中国企业,一期计划投资2500万美元,二期投资2000万美元。该公司老板认为,去美国投资办厂,主要原因是国内综合成本连年攀升,颇感吃力。下面为该企业在中美创办相同规模企业的部分成本对比数据:

1)土地成本:国内地价是美国地价的9,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我们是50年产权。如2000年浙江慈溪工业用地价格是18万元/亩,现在一些县城工业用地已高达100万元/亩;目前美国地价仅2万美元/英亩,相当于2万元人民币/亩。

2)物流成本:国内物流成本是美国的2倍,因为中国油价高,还有世界少有的过路费、过桥费。

3)银行借款成本:国内最便宜的(正规)借款年利率6%是美国年利率(2.5%)的2.4。如果资金来自年利率超过10%的银行理财产品、年利率15%的私募基金、甚至是年利率20%的民间高利贷,企业就更加不堪重负。

4)电力/天然气成本:国内能源成本是美国的2倍以上。美国除夏威夷外(海岛地区),其他州的电价都不贵,如德州电价折合人民币才2毛钱。

5)蒸汽成本:国内用热电厂蒸汽,按每吨消耗蒸汽1.6吨、单价190/吨计算,单位生产成本304元,折合49.0美元,美国用天然气锅炉自制蒸汽,按天然气价格14.52美元/吨,单位生产成本23.23美元,国内比美国高1.1倍。

6)配件成本:国内设备性能略差,工人操作习惯不良,每吨单位配件成本约100元,折16.13美元,美国生产线设备性能较好,工人操作习惯好,每吨单位配件成本5美元,国内比美国高出3.2

7)税收成本:在中国,各种税收把企业压得喘不过气。美国的州政府看重就业,常给予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比如房产税优惠30年有效,如果公司达产,30年内将给予30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

8)清关成本:在美国投资办厂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国内企业原料均进口,进口不算内陆运费、关税、增值税、仅各类手续成本约3500/柜,每柜按20吨装计,为175/吨,折合22.58美元/吨。国内企业成品出口不算内陆运费,仅各类手续成本约1600/柜,每柜按20吨装计,则为80/吨,折合12.9美元/吨。如果加上运费等,成本还要大幅增加。

9)人工成本:美国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2.57,但美国自动化程度高,用工少。国内两条月总产量为4500吨的生产线用工250人,美国设备改进,同产能两条生产线用工180人。按目前国内工资上涨趋势,如考虑5年工资再翻倍、10年工资翻两番计算,那么中国在人工成本上也占不到任何优势。

10)折旧成本:同产能设备及土地厂房,国内生产线投资9000万元人民币、美国生产线投资2500万美元、按15年折旧、年产50000吨计,分别计算吨折旧成本:国内为120/吨,折19.35美元/吨;美国33美元/吨,高出国内1.7倍。

11)厂房建设成本:美国厂房建设成本是国内的4倍,但10年以上二手厂房价格根据年限则是新厂房的1/8-1/2,而且普遍性能良好。

以上各项,不少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如土地成本高、借贷利率高且借贷难、税负重等等。我们确有许多待改善之处。

(编辑  季节)



*贾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副秘书长。

[1] 参看George Dorgan, Labor Costs to Total Expenses, Global Comparison, February 23, 2014

[2] 参看Marc LevinsonU.S. Manufacturing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January 18, 2017.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42135, www.crs.gov.

[3]《一位浙江老板对比了中美制造业的真实成本》,http://pit.ifeng.com/a/20160901/49877318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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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0日,特朗普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新总统后,一系列竞选口号被迅速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废除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宣布退出TPP、在美墨边境筑墙、出台“限穆令”等等。在很多人看来,特朗普政府是美国民粹主义的产物,预示着美国经济向保守主义急转。这种看法将特朗普政府和此前的奥巴马政府视为对立的两极,忽视了美国经济发展中的内在规律和一般趋势,不仅无法解释特朗普政府上台的原因,也无法揭示其战略和政策的未来走向。只有从世界体系历史变迁中认识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运动规律,才能正确认识特朗普上台的客观依据,也才能正确预测特朗普政府未来的战略和政策取向。

世界体系的阶段转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当代世界体系具有显著的等级制结构,符合发达国家资本增值的客观需要。理解当代世界体系历史运动过程,是我们认识美国经济历史变化的前提。

乔万尼·阿瑞基指出,“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经历过四个前后交迭的体系积累周期,即热那亚周期(15-17世纪初)、荷兰周期(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英国周期(18世纪下叶到20世纪初)和当下的美国周期(19世纪末至今)。观察前三个体系积累周期可发现,每个周期都包括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即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阶段。在物质扩张阶段,货币资本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包括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大自然的恩赐)‘开始运转’;在金融扩张阶段,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从商品形式中‘自我解放’出来;积累通过金融交易(即马克思的简略公式MM´)不断进行。这两个时期或阶段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MCM´)。” [1]

前三个体系积累周期的更迭史表明,从物质扩张阶段向金融扩张阶段的转换,一方面预示着已有的旧周期的衰落,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另一个新周期的崛起。[2]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3]这自然让我们联想到体系积累周期的第二个阶段,即金融扩张阶段。在阿瑞基看来,当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积累周期已步入衰落阶段,“此时成了‘旧’的美国体制的结构开始被摧毁,‘新’体制的结构很可能正在创建中。”[4]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

1999年,美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在国会通过,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标志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和监管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进程正式拉开帷幕。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最直观地表现为金融利润占美国国内利润比重的变化。在1965-1980年间,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均值为17%,而2000-2015年间该比重均值急剧上升为28.9%。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制造业利润比重的急剧下降,1965-1980年间,该比重均值为49.1%,到2000-2015年间降至20.9%[5]这种变化表明,金融资本已经取代工业资本成为主导美国经济的新力量。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同时表现为加速恶化的美国经济产业空心化,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国的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状况,反映了该国产业部门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产业空心化必然会导致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巨额逆差。从1965年到1980年,美国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从46.64亿(美元)顺差变成194.07亿(美元)逆差,16年的均值为56.87亿(美元)逆差。[6]而从2000年到2015年,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逆差额从4778亿美元增加至5399亿美元,16年间的逆差均值高达5574亿美元,是1965-1980年间的98倍。[7]

经济金融化是重要的缓冲器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是跨国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优化产业和地域布局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为跨国资本提供了更有利可图的产业和地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这些资本实现价值增殖和积累的新空间。受此影响,美国产业资本持续外流,这导致美国经济的产业空心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产业和地域布局,也必然要求更复杂、更全面的全球性金融服务,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是满足这种全球性金融服务需要求的产物。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还是资本主义积累和消费间对抗性矛盾不断累积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新的空间,但社会大众的真实消费能力却增长缓慢,这必然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积累与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加剧,由此导致不断恶化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伴随着经济金融化而涌现的各类金融衍生交易成为过剩资本的乐园,继起的资产泡沫引发的财富效应又刺激了债务消费,消费的热潮暂时掩盖了生产过剩问题。因此,美国的经济金融化,客观上是应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重要缓冲器。

特朗普政府是经济金融化的产物

经济金融化对美国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从事全球性金融服务和金融衍生交易,为美国金融资本提供了巨额利润,也让受雇的少数金融白领(金融部门雇员占私人经济部门总雇员的比重不到7%[8])收入丰厚,金融部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总体上运行良好。但在其他部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面临着重重危机,这包括低迷的资本盈利率和萎缩的资本积累,以及受雇的社会大众面临收入增长停滞和高负债压力的困境。在2000-2015年间,美国国内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均值仅为2.6%,还不到1965-1980年间5.9%的一半;而同期国内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则高达227%,较之1965-1980年间的138%翻了近一倍。

2008年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消极后果,而奥巴马的八年执政却对此完全无能为力。与危机前的2007年相比,2016年的4项相关指标在恶化,这包括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由22.2%升至29%,制造业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由23.7%降至20.8%,[9]国内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由5.9%降至1%,[10]国内总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30%升至277%。[11]只有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由7126亿美元降至5210亿美元,但仍高于2008-2015年间4611亿美元的均值水平。[12]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经济金融化造就的绝大多数失意者,构成了支持特朗普竞选主张的群众基础。特朗普政府是经济金融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层与断裂的历史产物。

以“利润至上”原则引领美国经济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是美国资本利用美元霸权建立国际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缓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必然结果。作为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规律的历史产物,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不可逆转,美国金融资本的兴衰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兴衰。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不仅不会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反而会加强对美国金融资本的扶持力度,帮助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中攫取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化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从根本上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削弱经济金融化的消极后果,让其中的大多数失意者再次满意,必然会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工作重心,而提高产业资本盈利率、提高普通工薪阶层福利水平则是重中之重。

要同时提高美国的产业资本盈利率和普通工薪阶层的福利水平,只有一条途径,这就是在世界体系中分得更大的蛋糕,这要求改善美国产业部门的国际贸易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在国际贸易领域采取更为强硬的单边主义行动,综合运用其在金融、能源、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向贸易伙伴国施加压力,以达到上述目的。相比之下,耗资不菲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输出颜色革命等活动,不仅无助于缓和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而且也无法实现即期收益,因此极有可能被特朗普政府大力压缩。

作为成功的商业大亨,特朗普信奉“利润至上”原则。作为美国的新总统,特朗普把“利润至上”原则带给美国政府,“利润至上”将成为未来美国战略和政策的主线!

                                             (编辑  迟晨光)



* 王生升,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副教授。

[1] 乔万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P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2] 乔万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P141,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3] 刘元琪主编:《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与国际经济危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4] 乔万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前言与致谢,P2,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5]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7,表B-6

[6]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3,表B-103

[7]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7,表B-5

[9]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7,表B-6

[10]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7,表B-1

[11]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7,表B-26

[12]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7,表B-5

 

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国际政治中的黑天鹅现象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加剧了国际战略格局的动荡。

 

准确把握世界战略格局的本质特征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

2017217日,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我们看待世界格局的变化,就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指示精神。

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是不是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应该看到,资本随着利润走,全球化不会停止,但是动力有变化:中国的作用增加了,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增加了。当然,发达国家不会放弃利用全球化去获得利益。

在经济领域,全球化潮流不会逆转,更不会停止;在政治、安全领域,集团化、阵营化的特征也不会颠覆。在地区性和全球的安全与政治(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议题上,西方国家“抱团取暖”的特征依然很明显。

如何把握我们的总体战略规划方向,非常重要的是按照习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统一,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当今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中,美国无疑是最大的变量影响因素。2016 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的结果,标志着美国及其国际角色出现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不只是因为白宫从民主党手中转到了共和党手中,还因为这位新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前并没有从政经验,不论是在国内政治上还是在外交政策上,他都显得灵活多变。尽管自2017120日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但特朗普的执政环境却更为明确具体,虽然特朗普本人的性格特征和处事作风,可能不太容易由私营企业转换到政府部门,但他将面临来自国内外的限制,从国会的作用到其他国家的行为。

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究竟会扮演怎样的国际角色?

 首先,从目前特朗普的态度看,他对于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缺乏兴趣。特朗普不会抛弃美国的长期同盟和相关组织(如美日同盟和北约),但是相比于之前的美国总统,他倾向于减少对这些组织的支持力度,至少会让盟友和伙伴们觉得美国的可靠性有所降低。

 第二,特朗普的政治观点表现得更多的是民族主义而非孤立主义。他不是要让美国置身国际社会之外,而是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做了比前任们更为狭隘的诠释。他会更多地从做交易的角度评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美国优先”的姿态反映了他对全球共同利益的有限认知和以干涉手段维护这些利益的愿望。美国仍将持续参与到国际体系当中,但只是为了获得直接的、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而非支持同盟国家。因此,虽然特朗普建议撤出美国在欧洲剩余的军队,但是他仍然推动强军,并且当美国面临直接威胁的时候也会使用武力。

第三,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美国的经济优势,为此他可能会牺牲一些盟友的安全利益。比如,对中国或俄罗斯对于西方主导的所谓国际规则带来的挑战,他可能采取相对以前来说比较容忍的态度,以换取在经济上的直接好处。这种把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传统优先事项——安全——置于重商主义议程之下的做法,对长远的地缘政治动向以及美国与其盟友关系的连续性缺乏理解,这一关键性的转变将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四,特朗普我行我素的性格特征和处事风格,会对他的外交产生不小的影响。除了让外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政策感到不确定之外,特朗普还会削弱美国与国际组织——如七国集团(G7)、亚太经合组织(APEC)之间的合作。美国总统原先在这些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个人作用,特朗普可能会使这些机制不再那么有效。

我们可以预见美国外交政策在特定领域的改变。但是,尽管特朗普意图明显,其实际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还是要受到国内外条件的约束。

    同之前的数任总统一样,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对于特朗普而言始终是最重要的挑战之一。竞选期间,特朗普在对华贸易上的立场强硬。胜选之后,他似乎在试图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立场(例如他与蔡英文通话隐晦地挑战了“一个中国”的政策)。相比之前的总统,特朗普在涉及中国的领土或安全问题上可能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尤其是当这种灵活性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好处的时候。

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的内外政策延续了其在竞选活动中展现的“非传统性”特征,无论是颁布“禁穆令”、修建美国与墨西哥边界隔离墙,还是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进行“敲诈”,都让各国神经紧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46日至7日的会晤,牵动了整个世界的战略关注。这次会晤对特朗普任期内的中美关系走向确定了“轨道”,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双边的范畴,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将发挥稳压器的作用。

中美两国分别是世界第一与第二个大经济体,都是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大国。中美两国关系如何互动,不但关系到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直接牵动着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方向。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都决定尽早举行会晤,体现了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视,体现了通过在最高层面“对表”,来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的政治意愿。

在会晤中,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双边关系以及诸多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地区和全球的重大议题深入、坦诚地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需要两国领导人做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美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经贸、两军、人文等各领域合作,支持中方追逃追赃方面的努力。美方将同中方开展合作,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和问题,使美中关系实现更大发展,美中关系一定能发展得更好。两国元首通过面对面地接触,也增进了对对方性格、理念以及核心关切的了解,奠定了今后在最高层面进行战略沟通的基础,可以说达到了双方的预期。但我们不能由此对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掉以轻心。当前,出现了一种值得警觉的论调,认为习近平主席把中美友好定为“基本国策”,是对中国外交方针的重大调整。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美两国战略上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绝不会随着此次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成功会晤而消失,中美两国一方要维持世界霸权、另一方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两种战略哲学不会因此而调和;作为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国,“崛起”与“遏制”的矛盾也不会消失。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

 

对于今后中美互动中的各种挑战,我们要给予充分的重视,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资源,积极争取战略主动。

对内“固本强身”,对外“谋篇布局”

我们要内外统筹,按照“四个全面”布局修好内政是根本。对外,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治理,通过扩大合作拓展为途径,坚持以“结伴而行”的原则冲破阻力,以“利益融合”的方式实现拓展空间的战略目标。我们要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改善和巩固我国的外部环境,其中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合作共赢为宗旨的“生命利益共同体”悄然成型,这不但是我国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

深化国防军队改革,加速推进富国强军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这次改革重点在于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着力改革进取,努力构建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坚持“实力加合作”的安全思路

我们不信奉国际关系中的“丛林理论”。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世界舞台上,实力是巩固自身地位和赢得尊重的基础;与此同时,合作共赢是顺利通往成功的途径。争取在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时刻,我国的综合国力都大幅度增强。同时努力搞好战略资源的转化,把实力转化为影响力、转化为国家地位和国家利益。要“刚柔相济”,积极应对各种各样的安全挑战,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

 

重点确保中美军事关系的健康发展

 

经贸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两国之间的“压舱石”,尽管目前中美两国在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方面存在利益矛盾,但两国经济关系“相互依存”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在政治领域,虽然中美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样,甚至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安全等重大问题上,中美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安全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是衡量国家之间关系的“高端政治范畴”,也是区分“敌、我、友”的重要标志。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正确地把握两国安全、军事关系对于稳定和发展健康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特别重要的是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正确对待两国军事力量平衡关系的变化,防止恶性竞争。

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和防御性军事政策,中国军事能力的提高不但可以维护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也将更多地提供“公共产品”,有利于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然而,军事力量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主要手段之一,确保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全球和地区享有绝对的优势与主导权,是美国的战略哲学。美国应以健康的心态对待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减少不必要的担心,与中国发展平等、互不威胁的军事关系才是美国唯一的选择。

其次,加强坦诚战略沟通,促进安全关系的良性互动。

在很长的时期内,中美两国安全、军事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中最不稳定的部分,往往是两国关系波动的“抵押品”和“牺牲品”。两国关系一旦紧张,两国军事关系就会“最先中断”,“最后恢复”。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两国各种对话机制的健全和对话渠道的增加,两军关系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常态。这对增进相互了解,防止战略误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今后,中美两国还要加强坦诚沟通,防止因为误判而导致两国军事关系,乃至两国整体关系出现紧张态势。

第三,降低各自作战理论、兵力使用的“敌对性”色彩,防止安全关系的恶性联动效应。

中国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发展了一系列军事装备和应对方案,这其中丝毫没有针对美国进行主动威胁的因素,但对于中国的安全利益来讲则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则认为这些是排斥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正常展开与运用,针锋相对地发展抗衡“反介入、区域拒止”的“空海一体战”和“全球快速常规打击力量” (CPGS)等作战理论和作战力量。如果中国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威胁,针对性地发展对抗力量,如此一来双方就会跌入恶性联动循环之中。

第四,完善危机管控机制,降低中美军事冲突风险。

美国加强了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其海军、空军60%的作战平台将部署在中国周边的亚太地区;同时美国还强化了针对中国的“抵近军事侦察活动”和挑战中国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的“自由航行行动”。而中国海、空军的训练演习,以及执行国际“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数量和频率也在增加。这样,引发意外事故的几率客观上也在上升。除了坚持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和双边达成的“行为准则”进行军事活动之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危机管控机制。一旦发生意外事故,要及时管控、沟通,防止升级、扩大事端,并引发恶性循环。

第五,妥善处理好安全热点问题,防止“第三方因素”破坏两军关系。

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存在着诸多的安全热点,如:朝鲜半岛(朝鲜发展核计划、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台湾海峡(台独势力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逆转)、东海(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端)、南海地区(中国与相关国家围绕岛屿和海洋权益的争端)。这些热点问题直接涉及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甚至核心利益。中美两国在这些地区没有直接的领土争议,更没有兵刃相见的理由。但是美国承担着“双边军事同盟”或“多边军事同盟”的义务与承诺,特别是如果直接军事介入中国与相关方的争议,就有可能把中美两国拖入军事冲突的危险之中。在这方面,要特别警惕日本挑动中美对抗,日本以协助美国的名义行使“集体自卫权”来参战,并借此把自己“洗白”。

妥善处理好以上的敏感议题,才能确保中美安全、军事关系平稳发展,为中美两国整体关系提供积极的支撑。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成功,使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前景充满信心;同时也要看到,前进的道路不会平坦,还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挑战与困难。需要我们以高度的战略紧迫感加速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事业,把我们的国家做大做强,才有实力、有把握促使中美两国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编辑  杨利红)



* 杨毅,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内容摘要:通过研究亚洲发展银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亚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论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设的必要性,并对其运营定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全球经济治理  多边开发银行  亚洲发展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当前,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不断增强。旨在倡导新型全球化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重点在于 五通,其中资金融通将逐步建立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简称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开发银行。这些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将如何运作?会给世界带来哪些改变?这些问题都会成为国际社会评价和认同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和贡献的重要参考。为此,有必要加强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研究,对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简称亚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先行者进行研究,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助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有局限性

 

 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开发性银行的局限性

由美国设想并主导建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关贸总协定一道作为战后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或平台,构成了美国体系的核心,以维护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和稳定性。尽管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但是美元依然是国际储备货币与结算货币,美元也继续着其货币霸权,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也作为战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平台继续发挥着作用。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各大洲也以世界银行为蓝本建立了区域性开发银行。不可否认,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开发性银行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扶贫济困、稳定世界经济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已拓展进入气候和环境管理及能源等全球治理领域。然而,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必然具有局限性。虽然目前多边开发银行的运作模式已较为成熟,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就世界银行而言,其最主要的问题是治理结构的问题,尤其是投票权的分配问题,并由此导致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局限性。此外,多边开发银行在实际运作中是否会受到主导国利益的影响,能否保持独立性是世人评判开发银行的客观公正性的焦点。

本研究的方法及目标

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亚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来评判亚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以往研究多边开发银行独立性的文献大多基于国际政治的视角,且实证分析都是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而本文力图在现有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尝试。首先,拟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开展实证研究。因为多边开发银行本期贷款分配会受到上期的影响,含有动态行为特征,而动态面板模型把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对个体的动态行为进行建模,因此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刻画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分配行为更为准确;其次,拟聚焦于经济利益,而不仅局限于国际政治视角。本文拟从三个角度来考察亚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1)亚行贷款是否具有中立性;2)亚行贷款是否受美日显性利益的影响;3)亚行贷款是否受美日潜在利益的影响。最后,针对亚投行,总结借鉴已有的经验与教训并提出理论建议。

 

对亚行贷款分配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本文着重分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的亚行贷款分配结构,时间跨度为1995—2010年。选取了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越南等九国作为研究对象。

所选取的变量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变量旨在衡量亚行贷款分配是否具有客观中立性,包括:人均GDPGDP增长率、受援国人口及自然灾害受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第二类变量表示的是美日的显性利益及对外推行的意识形态因素,包括:对美国与日本的贸易额占受援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以及民主指数;第三类变量既反映美日的潜在利益,也反映受援国的要素禀赋,包括:衡量自然资源禀赋的变量,即初级产品与资源性产品出口额之和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以及对此进行细分的初级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资源性产品占出口额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的变量,即低技术制成品、中等技术制成品、高技术制成品占出口的比重。

 计量分析的几个结论

1.亚行贷款的分配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亚行对贷款的分配把国家规模这一客观因素纳入考虑范畴,人口的增长会使受援国获得的贷款增加。另一衡量贷款分配中立性的解释变量GDP增长率也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为负,也就是说,受援国经济的增长会减少亚行对其的贷款额,同时,一旦受援国经济负增长,即经济陷入困境,则亚行会显著地增加对其经济援助。

2.意识形态并非决定因素。对民主程度的检验显示,尽管不显著,但民主指数的系数为负,即民主程度的提升并不能有助于获取亚行贷款。意味着推进民主并非如美国对外宣称的那样,是美国对外援助的战略目标。

3.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高更容易获得贷款。受援国对外贸易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的上升有助于其获得贷款,换言之,亚行更倾向于把贷款分配给围绕美国市场运转的经济体。而受援国对外贸易中对日本市场依赖程度的上升,对其获取亚行贷款也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

4.资源丰富且具备一定加工能力的受援国更容易获得贷款。受援国初级产品出口额占比的上升能否使亚行增加对其贷款不能确定。而资源性产品出口占比的上升能有效地增加其获取的贷款额。资源性产品包括:精矿、石油与橡胶制品、水泥、经过切割加工的宝石、木制品、加工食品以及玻璃等。资源型产品的生产要求受援国具备一定的加工制造能力,反映出亚行贷款倾向于分配给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并具备一定生产加工能力的国家。

5.产业升级会加大受援国获得贷款的难度。研究无法确定亚行会向产业结构较为低端的国家分配更多的贷款。然而,受援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的上升会使亚行减少对其贷款的分配。换言之,随着产业的升级,受援国获取亚行贷款的难度会有所增加。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与亚行贷款的比较分析

自然资源无疑是资源贫乏的日本所看重的,而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生产资源性产品的加工制造能力,传统上也有赖于日本对其矿产、能源领域的投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向在初级产品与资源性产品行业以及在中高等技术产品行业的分布。

1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行业分布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初级产品及资源性产品行业

12.11%

19.56%

25.81%

13.53%

25.56%

21.53%

25.87%

23.48%

17.20%

26.59%

中高等技术产品行业

41.94%

46.12%

28.63%

25.17%

20.76%

17.68%

36.33%

28.49%

20.42%

1888%

金融保险业

20.30%

11.09%

26.48%

39.94%

20.71%

19.92%

17.56%

11.61%

19.77%

15.26%

制造业

57.51%

68.80%

53.77%

34.61%

44.12%

31.11%

53.26%

40.25%

31.45%

47.77%

非制造业

42.49%

31.20%

46.23%

65.39%

55.88%

68.89%

46.74%

59.75%

68.55%

52.23%

(数据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ttps://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

 

根据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日本OFDI的流向表现出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流动的趋向,其中流向金融保险业的日本OFDI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流向中高等技术产品行业的OFDI。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一般认为,世界银行偏重于受援国法治环境及公共部门治理能力等软件设施,相比之下,亚行更注重对域内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部门的投入,但是从亚行贷款的部门分配来看,进入21世纪后,亚行贷款也开始向“软件设施”部门倾斜(详见图1)。


1 2000-2009年亚行贷款的部门分配(数据来源:AidData数据库)

 

如图1所示,政府与公民社会部门获得了9%的贷款,超过水供应与卫生设施部门所获贷款额,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重点之一的能源生产与供应部门所获贷款占比则由20世纪80年代的22%下降至11%。同时,银行与金融服务业所获贷款额的比重较20世纪7080年代也有所上升,显示出与日本OFDI流向的趋同。当然,亚行对银行业与金融服务部门贷款的增加也体现出其救助性的一面,例如19971998年间亚洲金融危机中,流向银行业与金融服务部门的贷款高达54.7亿美元[2],为这两年间第一大受援部门。可见,近年来,亚行运营受到了世界银行所秉持的发展理念的影响,这势必导致亚行也会面临着与世界银行一样的局限性,以及如何更好满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诉求的挑战。

 

对我国的启示

 

首先,亚行并未很好地满足亚洲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组建亚投行势在必行,生逢其时。必须要指出的是,亚行对能源生产与供应、水供应与卫生设施等硬件基础设施部门贷款的抽离、对政府管理方面的倾斜,脱离了当前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基础设施与制度指标均被纳入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其中的制度指标就包括对一国政府管理能力的考察。对比亚洲发达经济体与亚洲主要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GCI与基础设施的分值、排名,可以发现,除新西兰外,亚洲发达经济体的基础设施的质量水平均高于衡量其整体竞争力水平的GCI,而亚洲主要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质量水平均低于其GCI,也就是说,亚洲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力水平受益于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水平则受制于基础设施质量,无法得到进一步地提升。

其次,亚投行与亚行并非单纯竞争关系,而且两者具有很大的互补空间。作为新型开发银行,亚投行、金砖银行与世界银行、亚行等传统开发银行在功能定位上具有很大的互补空间。世界银行、IMF等传统国际金融组织推行华盛顿共识,强调对政府管理等“软件设施”的投入,但实际上,提升政府管理能力也有赖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建构要求政府具备一定的提取资源的能力,政府提取资源的能力则来源于较强的运输能力,而正是铁路、运河、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兴建极大地改善了运输条件,从而加强了政府从贸易、农业中提取资源以进行国家建构的能力。亚投行应当专注于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部门,帮助受援国加强国家建构、建立运输通讯网络以及劳动力的转移流动,从而实现亚洲的繁荣与稳定。

再次,亚投行需要在满足国际社会公共需求和实现主导国自身利益诉求之间保持平衡,并不断根据形势变化而调整优化。亚行的贷款往往倾向于分配给较为依赖美日尤其是美国市场的国家,同时自然资源丰富并具备一定生产加工能力的国家也能获取更多贷款,这说明亚行贷款服务于美日市场并具有资源导向性。那么中国是否要效仿美日的做法呢?

最后,尽管成立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可能会促进我国的商品服务与资本输出,但是如果某种国际制度安排,被发起国或主导国掺杂了过多的本国利益诉求,而难以满足成员国或对象国的公共需要时,这种国际制度安排终将会在制度竞争中走向衰败。必须清醒认识到,一项成功的国际制度安排应该在满足国际社会公共需求和实现主导国自身利益诉求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且需要不断根据形势发展而调整优化。如果我们仅仅把金砖银行、亚投行作为满足我国及其他主导国商品服务与资本输出、服务于地缘政治战略的工具,显然偏离了我们创建新型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初衷,也不利于其与世界银行、亚行的竞合,从而打破传统霸权国对国际制度的垄断。因此也无法通过我们的参与,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编辑 迟晨光)



[1] 张恒龙,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2] 数据来源:AidData数据库。

 

法国电力集团是著名的国有企业,本文从该集团的历史与现状、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政企关系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详细分析。在股权结构上A...

一、历史与现状

集团概况

法国电力集团(?LECTRICIT? DE FRANCEEDF[1]是一家法国政府持股84.5%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世界上最大的电力生产商、欧洲最大的可再生电力生产商,业务覆盖发、输、配电各个环节及能源服务。该集团在核电领域享誉世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进入中国,并在中法合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中扮演了“老师”角色。截至2014年底,法国电力集团的全球装机容量达到136.2GW,其中核电72.9GW、火电35.0GW、水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28.3GW。在2015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中,2014年其以966.7亿美元的营业收入排名第78位(2015年为第70位),总资产为3242.46亿美元。

以欧元计,2015年法国电力集团营收750亿欧元,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176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9%。近十几年来,法国电力集团的营收和EBITDA基本保持了稳步增长。

历史沿革

法国电力集团的历史可追溯到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政府为了改变国家在经济与工业中的薄弱地位,在银行和重点工业行业实行了国有化和管理现代化的政策。根据194648日法令,法国对1700家左右小的能源生产、传输和配电公司实行了国有化,并整合这些企业,创立了法国电力集团。该集团为国有独资。法国电力负责电力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经营全法国的发、输、配电业务。法国电力的成立奠定了法国的能源工业现代化基础,尤其是核能设施和水电。

法国电力集团通过下述分阶段发展,完成国家公共事业服务的使命:

1950-1970年,主要是战后重建和实施国家主导的水电、火电和核电计划(1963年开始商业化核能计划)。1970-1985年,重视电力营销,并与燃气和石油领域的能源公司开展竞争。1980-1995年,与法国政府签订计划合同,加强在电力行业的竞争力。

1990年起,法国电力开始国际化发展。首先是在南美,从1998年起,在欧洲的英国开始,先后进入德国和意大利。1995-2005年,随着国际电力开发和欧洲统一电力市场的发展,又重组为法国电力集团,按照欧洲电力市场新制定从财务和管理上将输电网分离的原则和国际发展的需要,采用了多部门集团制结构。1999年,根据一项欧洲法令,法国电力不得不开放20%的业务给竞争对手,先是B2B2000年到2004年),其后是B2C(从2007年至今),这终结了其在法国发电市场的垄断地位。20041120日,为配合上市,法国电力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起,法国电力集团上市后加快了发展步伐。2005 11  21 日成功实现整体挂牌上市。集团通过并购加快了规模扩张。2009年并购英国能源(British Energy);2010年出售EnBW及英国的网络;2011年全面收购EDF Energies Nouvelles2012年接管爱迪生公司(Edison);2014年收购Dalkia在法国的业务。

业务结构与地域分布

目前,法国电力集团的发电结构以核电为主,2014年全球发电量达到623.5TWh,其中77%为核电,7%为火力发电(除天然气),6%为循环燃气发电,10%为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近年来,法国电力集团强调低碳化发展,在其2014年生产的电力中,85.1%的电力是不排放CO2的,公司为此而自豪。

时至今日,法国电力集团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在欧洲、美洲、亚洲都有业务。其中欧洲有: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奥地利、匈牙利、荷兰、比利时、波兰;美洲有:美国、巴西;亚洲有:中国、越南、老挝。截至2014年底,该集团在全球拥有3850万客户,年营收达到729亿欧元,净投资120亿欧元;在欧洲的新能源和可再生发电装机容量达28.3GW、电网运营线长10.5万公里,并有47条跨国输电线;在全球的核电运营中,有73个核反应堆分布在法国和英国。

法国电力集团的业务覆盖了从发电、输配电交易等各环节。其业务和地区的分布如表1所示,从中也可以看出其下属公司较为专业化,且多为100%控股。

        1  法国电力集团主要下属公司的业务与地域分布

(公司名称后括号内的百分比为法国电力集团持股比例)

 

发电环节

传输环节

配电环节

供应环节

(向顾客提供电力和天然气)

法国

(海岛能源系统除外)

法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EDF SA)

100%

RTE公司

100%

ERDF公司

100%

法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EDF SA)

100%

英国

法国电力能源公司(EDF Energy)

100%

——

——

法国电力能源公司(EDF Energy)

100%

意大利

爱迪生(Edison)公司(97.4%);

凤凰(Fenice)公司(100%

——

——

爱迪生(Edison)公司(97.4%

比利时

法国电力Luminus公司63.53%);

法国电力比利时公司(100%

——

——

法国电力Luminus公司

63.53%

其他国家

——

——

Démász公司

100%

Démász公司

100%

其他业务活动

——

——

法国电力

斯特拉斯堡公司(Electricitéde Strasbourg

88.64%

——

 

支持业务活动:

贸易(Trading):法国电力贸易公司(EDF Trading)(100%);

能源服务:达尔凯(Dalkia)公司(100%)、凤凰(Fenice)公司(100%)。

资料来源:EDF 2014 FACTS & FIGURES20158Scope of consolidation at 30 June 2015 ,见 EDF_Analyst_pack_H12015.xls 

尽管法国电力集团已经国际化,但其利润仍主要来自欧洲,尤其是法国。2014年,集团EBITDA173亿欧元中,法国占71%,英国占11%,意大利占5%,其他国家占4%EDF能源公司、EDF贸易公司、能源服务公司及其他公司则贡献了剩下的9%

与其收入利润结构相对应,法国电力集团15.8万名的全球雇员,大部分分布在法国,其中3.9万员工在法国配电部门,4.15万人在法国发电和工程部门,1.47万人在法电能源部门。

2004-2008年,集团进行了两次大的业务重组,将发电、输电、配电分开,在欧洲电力市场化改革中影响很大。根据欧盟第二号指令,输配电企业要在2004 71日前与发电实现法律上的分开。法国电力集团曾考虑过两种方案,一种是将法国电力集团在资产上一分为二;另一种是将输变电业务划归到子公司以实现法律上的独立。鉴于欧盟指令尚未要求输电资产一定剥离,因此法国政府在2004年选择了第二种方案。这样既满足了欧盟的法律要求,又保持了法国电力集团资产的完整性。2005年,法国电力集团将输电网部分单独划出,成立了100%持股的子公司RTE,实现了发电与输电法律上的分开,同时输电服务也对其他发电商公平开放。随后的配电环节分开与此类似。200811日,法国电力集团将配电部分独立出来,成立了100%持股的子公司ERDF

 

二、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

股权结构(三级标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统一市场开始兴起:取消了国家对价格的管制,建立了竞争监管机制(1986年)。同时,随着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银行实现了民营化。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对国有企业传统的治理方式、国有资本经营方式形成了压力和挑战。

按照欧盟第一、二号令,法国政府于2004年决定将一些完全由政府垄断的公用事业(例如:法国电信、法国航空、法国燃气、法国电力等)实行资本开放,通过改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扩大融资来源,通过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改进经营模式、适应国际竞争。公共财政预算要更多地用于其他当务之急,如就业、养老、医疗保障、教育等。

法国电力集团的改制上市,就是这一重要转变中的一项决策,也是基于以下原因:筹集资金应对未来法国及欧洲的巨大电力需求;适应欧盟关于2007年面对所有用户竞争的要求;政企分开和改善公司治理;保持国有控制和私营资本灵活的结合。保持国有资本对企业的控制是有效推行产业政策的保障,政府需要法国电力集团很好地执行国家的核电政策和能源政策,而私人股东的引入可以带来经营的压力和灵活性,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2002年法国总理宣布施政纲领后,先后经历了养老金制度改革、公司改制、业务重组、明确责任和关系等阶段,为上市创造条件。这个过程反映了法国电力(集团)公司作为大型国有独资电力公司所特有的改制上市特点,即整体考虑与分阶段推进相结合(如图1所示)。

1  法国电力集团改制上市过程

资料来源:引自《法国电力(集团)公司的改制背景和上市过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报告,李兆熙、张政军,20077月。

改制上市过程的核心是政企分开、公司改制和建立公司治理构架。为此,当时的经济财政和工业部成立了国家持股局(French State Shareholdings Agency  APE),代表国家行使企业所有权,并协调政府对企业的统一行为。随后,法国电力由原来的国有工商事业单位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原有的法人权利义务以及与第三方的合同。接下来,通过资本开放实施条令,但国家持有法国电力集团的股份比例不低于70%。再后,根据《国营企业民主化法》组成董事会,其中1/3为国家代表,通过颁布政令任命;1/3为职工代表,通过选举产生;另外1/3为股东代表,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在董事会中组成专业委员会,包括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企业伦理道德委员会,董事长由董事会在政府建议基础上任命。

法国议会于2004年通过法案,允许法国电力集团公开出售30%的股份(即保持国有控股不低于70%)。不过在2005年第一次上市发行时,决定现阶段保留国有股份不低于85%,以便对公司保持“可持续性监控”。这次部分股份的出售是在财政部长的监督下进行,所获资金将全部用于法国电力集团的进一步发展。

2005 11  21 日,法国电力集团成功实现整体挂牌上市,成为法国历史上和欧洲2001年以来最大的企业上市项目,也是2005年全球第二大上市项目,从此法国电力集团转变为国家、公众、员工三方持股,的、拥有500多万股东的股份制公司。(如图2所示)在这次上市中,国家向法国电力集团在职和退休员工出售股权11亿欧元,法国电力集团则筹资达64亿欧元。



 

 

 

 

 

 

 

 

 


2   2005年法国电力上市时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法国电力集团2005年年报。

 

2007123国家持股局(APE)出售了2.5%的法国电力股份,产生了36.86亿欧元的净收益,该收益被用于十个大学校园的建设项目。政府减持后,国家仍然持有84.85%的法国电力股份。

随后,法国电力集团不断并购重组,政府持有的股份比例略有变化,但国家持股局(APE)没有再出售法国电力的股份。截至20141231日,法国电力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2014年底法国电力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法国电力集团2014年年报。

 

目前,法国电力总股份中,流通股占比99.91%,基本实现全流通。每1股享有1份投票权,即同股同权。

公司治理

法国电力作为国有企业的法律框架与合同框架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法国电力集团的法律框架与合同框架如下。[2]

1)法国国家持股局代表国家作为股东;

2)任何关于财务、投资、并购和出售、或者有关公司人员报酬的决策,必须得到法国政府的批准(1953.8.9法令);

3)公司接受不同部门的财务控制:国家巡视员(State Inspector)、审计法院(Cour des Comptes)、财务检查局(Finance Inspection);

4)主要的合同协议由特定的市场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的角色是确保奖励条件的规范性,其意见是建议性的;

5)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长和CEO由董事会推荐、由法国总统的法令任命;

6)依照法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其董事长和CEO的任命基于对候选人的面试,及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相关常设委员会的意见;

7)自201411月股东大会起,董事会由3-18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由股东大会任命的成员(根据the Order第六条,如果需要可由国家推荐)、一名国家代表(根据the Order4条,由经济部长在国家代理人(State agents)中任命),三分之一根据1983.7.26法令选出的员工代表。

作为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

法国电力集团作为上市公司,其公司治理有以下一些要求和特点:[3]

1)必须遵守上市公司的法律和公共部门实体的特定标准;

2)董事会内部规则与其他上市公司类似;

3)根据20111月第2011-103号法律,董事会和监事会代表中女性和男性平衡,职业平等。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有5名女性成员,占全部成员的27.8%。如果董事会成员按照AFEP-MEDEF规范来统计,这一比例是25%(排除代表员工的董事);

4)法国电力集团坚持巩固AFEP-MEDEF规范(AFEP- MEDEF Code2013.6修订),遵循法国商业规范(French commercial code),这是公司参照的公司治理规范,并服从于适用于法国电力集团的特定法律和法规;

5)伦理委员会每年报告董事会的功能,并提出需要改进的地方。此外,每三年在该委员会监督下,由一名专业的外部顾问带领做一次评估;

6)在某些项目提交给董事会之前,董事会设立了5个专门委员会来做审查和准备;

7)法国电力集团符合内控程序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即特雷德韦委员会赞助组织委员会);

8)法国电力集团每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结构

董事会是集团的最高决策机构,决定公司的业务政策,并确保这些政策实施。董事会审议公司或集团的战略、经济、金融或技术政策,以及那些法律明确赋予董事会的事项或董事会自己保留的事项。

1)董事会成员来源。集团的董事会来源是“三三制”,即政府确定1/3,股东大会任命1/3,员工选出1/3,共18名成员。截至20162月,法国电力集团董事会的最新情况如下:

股东大会任命11名董事(其中5名由法国政府推荐),独立董事占1/311名董事主要是经验丰富的企业领袖、专业人士及政府官员;

6名由员工们选出的董事(即职工董事),他们主要代表法国几大工会的力量;

1名法国政府代表,国家持股局APE的专员,向法国经济、工业与数字化部部长和财政与公共账户部部长汇报;

3名列席顾问,他们可列席董事会。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分别是:法国电力集团的政府专员、能源与环境司司长;法国国家经济与金融派驻企业的督查部门的负责人;中央工程局局长。

从董事长兼CEO的履历来看,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其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企业工作,不是政府官员。

2)董事会各委员会的状况。法国电力董事会下设有审计委员会、伦理委员会、核(Nuclear)事项监控委员会、任命与薪酬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审计委员会:4名董事由股东大会任命,其中1人任主席;另有4名职工董事。

2)伦理委员会:由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任主席,2名股东大会任命的董事和3名职工董事。

3)核事项监控委员会: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出任主席,另有股东大会任命的2名董事和2名职工董事。

4)任命与薪酬委员会:由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出任主席,另有,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1名代表法国政府的董事和1名职工董事。

5)战略委员会:由董事会主席和集团CEO领导,另有3名股东大会任命的董事,1名代表法国政府的董事和4名职工董事。

    此外,前述3位顾问中的两位可以受邀参加各个委员会的会议。

3)董事会的新变化。2014820日公布的2014-948号法令,对法国电力董事会有一定影响,具体如下:

1)董事会不必再保持18名成员,可以是3-18名;

2)员工选出的代表比例保持三分之一;

3)法国政府的代表从公务员中选取;

4)法国政府提名的1名或更多董事(不必要是公务员)应由股东大会批准。

20141121召开的股东大会,根据同年820日公布法令规定的新条款,修改了法国电力的公司章程,涉及到公司治理、国有企业间的股份交易、对董事会组成的任命等。在修改后的公司章程里,5年的董事任期不再是强制的,董事的任期减到4年。作为一个例外,公司章程申明说,作为代表雇员的董事,生效期是在20141121日的股东大会之后,其第一个任期应该是5年,而其他任命的董事任期应该到20181231日。

三、法国电力的政企关系

    法国电力作为政府绝对控股的公司,理论上应该贯彻政府这个大股东的意志。作为上市公司,法国电力在多年运作中形成了较为清晰规范的公司治理。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国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行使股东权利,二是相关部门的行业监管或审计。

法国国家持股局作为国家代表持股

法国国家持股局与企业的关系

法国国家持股局是一个由经济、工业与数字化部部长和财政与公共账户部部长联合控制的国家部门。它执行国家股东的功能,维护国家的财产性利益和其投资管理。它建议并实施法国政府相关部委的政策和决定。它的使命是管理政府的股份组合,给企业的股份资本带来稳定性,支持企业成长或转型。它的目标是:寻求对属于全体法国公民的资产进行长期价值的优化;支持企业成长,同时监督企业战略的连贯性、企业治理的品质、以及遵守公司环境与社会责任的最佳实践;确保投资的公平回报,并通过投资组合选择来优化公众资金投资的战略回报。

国家持股局是一个精干且成员较为年轻的政府部门。它的运作成本仅是所管理股份价值(1100亿欧元)的万分之一。

根据法国电力集团的材料显示,法国国家持股局表达了对公共部门企业的如下要求:准备计分卡就主要的财务和质量数据向国家持股局报告;定期组织会议,每年至少一次陈述公司的战略和财务绩效;就任何投资操作或任何特定的审计任务通知国家持股局。

截至2015430日,法国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共持有13家上市公司的股份(见表3)。

按行业所属领域看,国家持股局持有的上市公司组合的股份价值(总计831亿欧元)在各领域间是这样分配的:能源61.7%,航空航天/防务 15.9%,汽车8.9%,航空7.0%,电信6.3%,其他0.2%,合计100%

 

3  法国国家持股局持有13家上市公司的股份状况

(截至2015430日)

上市公司名称

所属行业

国家持股局持股比例

国家持股局所持股份的市值

(亿欧元)

法国电力集团(EDF

能源

84.5%

357.19

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GDF Suez)

能源

33.2%

147.36

法国阿海珐集团(Areva

能源(核能)

28.9%

8.56

法国泰雷兹集团(Thales

防务(电子)

26.4%

29.72

赛峰集团(Safran

航空航天/防务

18.0%

49.06

空中客车集团(Airbus Group

航空航天

11%

53.22

雷诺公司(Renault

汽车

19.7%

54.94

标致雪铁龙集团(PSA

汽车

14.1%

18.70

巴黎机场集团(ADP

航空

50.6%

55.04

法航荷航集团(Air France-KLM

航空

15.9%

3.67

橙电信公司(Orange

电信

13.5%

52.50

德克夏银行(Dexia

金融

5.7%

0.07

法国国家人寿保险公司(CNP

金融

1.1%

1.2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法国国家持股局APE 2014-2015年度报告整理,201510月。

 

十几年来,法国国家持股局根据实际情况和政府需要,对其投资组合中的国有企业股份进行了动态调整。[4]既有许多减持,如前文描述的出售法国电力集团2.5%股份用于大学建设;也有不少增持,如201547日国家持股局增持了1400万股雷诺公司(Renault)的股份,占公司股份的4.73%,增持后国家持股局持有雷诺公司19.74%的股份。

国家持股局还是制定了几个有关上交分红的核心原则:

1)从企业长期的财务状况来看,寻求一个可持续的水平,要考虑企业为其发展的投资需求和对债务的控制;

2)比较类似可比的主要公司股票的收益水平,提供给股东回报,尤其是在受监管、收入波动小的行业;

3)控制再投资风险。

2014年,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收到的国有企业分红为41亿欧元,其中前5大贡献者为法国电力集团、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橙电信公司、和法国邮政。这5大公司占总体分红收入的86%

    在国家持股局持股的13家上市公司中,其分红率(2014年上缴的分红与同年11日政府持有股份的市场价值之比)为5.3%,这一比例高于法国CAC 40公司的3.5%分红率。原因在于,政府持有的上市公司中能源股和电信股较多,盈利情况较好。(见表4

  4  法国国家持股局历年收到的国有企业分红(亿欧元)

财政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现金分红

29

48

56

33

43

44

32

43

41

股份分红

——

——

——

22

1

——

14

2

——

合计

29

48

56

55

44

44

46

45

41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持股局APE 2014-2015年度报告,201510月。

其他对法国电力集团活动产生影响的监管机构

     出于法国电力集团的行业特性,除国家持股局之外,法国电力集团还受到来自法国核安全管理局和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的行业监管及相关审计。

1、法国核安全管理局。法国电力集团中70%多的发电量来自核电,鉴于核能技术特殊性和安全性要求,与法国核安全管理局的工作相关。该局主要进行如下工作:

1)进行随机或定期的现场监管检查(一年约400次);

2)控制10年安全审查的过程,这是延长电厂寿命的一个必要步骤;

3)规定后福岛时代额外的安全评估。

2、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按照能源政策,保证电力和天然气市场对于终端用户的正常功能。其监管领域包括:

1)能源网络:访问调控网络及其运行与发展;网络运营商的独立性;

2)能源市场:监控能源和碳市场交易;监控零售市场(例如,对调整税费提出建议)。

3、其他涉及到法国电力集团的政府控制程序。

1)法国电力集团可能会经历国家审计程序,尤其是经济与财务估值评价和综合财务检查办公室的检查;

2)法国电力集团的账目和管理,以及在适用的情况下那些直接持股的主要的子公司,都会处于审计法院的控制之下,他们需要报告集团主要实体的工作小时数,报告法国电力集团的薪酬状况,报告对水电优惠的更新情况,报告配电优惠情况;

3)法国电力集团也必须接受由议会执行的审计程序。

四、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国有企业发展的保障

法国电力集团作为世界著名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其稳定的业务经营和良好的公司治理实践,以及较为顺畅的政企关系,给予我们以下启示:

1)大型国有企业整体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方向。通过这一途径既能体现国家大股东的政策意图,也能发挥资本市场和私人资本的优势,并有效地改善了公司治理。法国电力作为大型国企进行了一定的员工持股来调动积极性,值得我们参考。

2)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权利得到了切实落实,使良好的公司治理成为企业长期稳定经营的保障。政府通过在董事会中的合理安排(三三制),充分保障了政府、员工、企业家或专家(代表公众利益)的声音与诉求。

3)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明晰,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派出代表来行使股东权利,其他方面则服从行业监管。较好地处理了保障企业的经营自主性和政府的有效监管。(4)作为国家股东代表的法国国家持股局,按照相关规则规范行使股东权利,切实执行了“管资本”职能,同时对所持有的国家股份(国有资本)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其精干、专业、年轻、高效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这对我国国资管理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构建与运作具有借鉴意义。

 

(编辑  王生升)



[1] 法国电力集团(EDF)为企业集团,法国电力公司仅限于法国电力集团在法国本土的业务。下文未专门指明处,法国电力或EDF均指整个法国电力集团。

[2] 根据法国电力集团的《2014 FACTS & FIGUERS》整理,条目顺序有所调整。

[3] 根据法国电力集团的《2014 FACTS & FIGUERS》整理。

[4] 基本上每年都有几起减持和几起增持。

伊斯兰世界赖以生存的国际经济体系存在先天缺陷,它是这种美式全球化的主要牺牲品和受害者,而西方霸权干涉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化和动荡。要想摆脱困境&#...

伊斯兰文明历史上曾极度辉煌,当前却日益陷入困境,面临经济边缘化、贫困化危机。根据2014年各国GDP排名,除土耳其和沙特勉强入选G20外,伊斯兰世界57个国家中,位于2050名之间的有8个,50名至l00名之间有l7个,l01名至l78名有l6个,伊斯兰世界基本处在欠发达状态,经济欠发达乃至整体衰落,其背后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财富鸿沟

    当前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种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都要大。然而,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建立在资本私有基础上,谋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导致两大结构性矛盾:一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二是贫困积累与财富积累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则将这种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复制出来,并由此造成两大“财富鸿沟”。

一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由此造成富国与穷国之间贫富分化持续加大。资本主义的全球产业分工,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等级制分工体系。“等级性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永恒的要素。”[1] 工业品附加值高于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工业国与非工业国之间的贸易看似公平公正,实际上西方国家却凭借诸如苹果手机、波音飞机等高附加值产品,廉价地获得并享受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劳动成果,由此使财富不断流向工业国家,最终导致两类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等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运转至今,其根本点在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全球化背景下,财富再分配总的趋势就是“资本流向世界,财富流向西方”,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陷入贫困积累和依附状态,成为靠出卖资源、出售单一商品、依靠侨汇过活的下游国家。

    二是跨国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使资本在劳资博弈中日趋占据主动,由此造成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贫富悬殊越拉越大。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资本活动的空间和自由度明显增大,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主动寻找利润最大化的价值洼地。尤其那些资本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竞相提供优惠条件,不惜展开“谁敢比我惨”的“寻底竞争”。相比之下,劳动者则缺乏这种机动性,因而在劳资对立中日渐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由此使资本收入的增速日渐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正如《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所指出的:“一旦资本收益率显著且持久地超过经济增长率,财富积累和扩张的动态机制,将自动导向高度集中的分布。”[2]

    因此,“资本奴役全人类”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富人与穷人之间收入分化持续加剧。从国内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都不同程度存在贫富分化加大的问题。据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称,截止2007(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3]从国际范围看,这种贫富分化更加明显。根据乐施会(Oxfam)2016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报告,2010-2015年期间,世界贫富分化继续加大。2010年,世界上最富的388位富豪的财富总量,超过世界半数人口的财富;到2015年,世界最富的62位富豪的财富就已超过世界一半人口的财富。5年内,这些富豪资产增加44%,而世界上最贫穷的36亿人的净资产则下降41%,缩水l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全世界近半数以上新创造的财富,流入最富裕的1%富人之手;而世界最贫困l0%人口年均收入25年内仅上涨3%,每年日均收入上涨不超过1美分。[4]

    显然,这种美式全球化有利于富国和富人,不利于穷国和穷人。发达国家之所以喜欢倡导“市场化”、“全面开放”、“自由贸易”等等,就是因为跨国资本可以凭借其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国际范围内攫取更多财富。这些庞大的境外财富为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提供了支持,从而使得发达国家的穷人能够维持较为体面的生存状态。[5] 对后发国家来说,融入全球化浪潮将沦为全球产业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更多意味着财富外流和经济依附。而这些国家的普通劳动者,遭受着西方跨国资本和本国民族资本的双重剥削,其付出最多,但生存状况最差,随时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因而随时可能起身造反、爆发革命。

伊斯兰世界是美式全球化的主要受害者

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在不自觉中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18-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横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是中东伊斯兰世界的霸主。19世纪奥斯曼帝国纳入国际分工体系时,正值欧洲列强完成工业化之际。依然沉浸于传统社会生产方式和财富观的伊斯兰世界,没有意识到看似公平的世界体系所暗含的不平等性和剥夺性。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奥斯曼经济从属于西方是合理和正常的。由于原料出口贸易中,已经产生出强有力的既得利益者,对奥斯曼帝国来讲,同西方建立起来的半殖民地经济关系既可获得厚利,又称心如意。”[6] 在生产力水平远较西欧落后情况下,奥斯曼帝国与法国等多个国家签订条约,给予其贸易特权,在国际分工和合作中成为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倾销地和原料产地,土耳其向欧洲出口原材料,欧洲再将制成品返销回土耳其市场,由此加快了奥斯曼帝国原有制造业的败落。l8世纪70年代是奥斯曼帝国工业发展的高峰期,此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到l862年,“土耳其不再是一个制造业国家了”。此后,这种不等价贸易关系导致奥斯曼帝国曰益陷入“坏的自由贸易”,财富日趋向欧洲工业国“单向流动”,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财政拮据,经济被西方控制。伊斯兰世界部分地区曾尝试推进“工业化”,借此摆脱依附和贫困状态,但这些努力和尝试最终半途而废。l9世纪前期,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曾大力推行工业化,但最终因英国强力干涉无疾而终。

二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涌现出纳赛尔、苏哈托等一批杰出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这些领导人不满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倡导“不结盟运动”,目的就是要实现政治经济独立,摆脱对西方的殖民依附。萨米尔·阿明评价称:“这些国家的发展概念中包含着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追求的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建设目标。”[7]

后来的历史证明,那个时期是伊斯兰世界经济蓬勃向上、政治自主程度最高的历史时期。可惜好景不常。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如阿以冲突)、国内大资本的强大影响力,以及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教化——将“独立自主”、“脱钩”和“国家建设”等观念歪曲为“回归保护主义”和“陈旧的思想”,因此,伊斯兰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放弃“进口替代”战略,重新奉行“经济自由化”和完全“对外开放”政策,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重新接轨。

然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一种“获得眼前,牺牲长远”的短视发展战略。表面上看,经济自由化政策使阿拉伯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但长远看,过早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导致伊斯兰世界工业化进程半途而废。据世界银行2011年数据,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制造业投资比例都在下降,制造业占GDP比重也比其他地区低得多(撒哈拉以南地区除外);高技术在制造业出口产品中的比例仅占12‰,这一比例比撒哈拉以南地区还要低。[8]由于缺乏工业能力,许多伊斯兰国家不得不依靠旅游、侨汇、出口石油等原材料维持生计。

据世界旅游协会统计,2014年埃及旅游业在GDP中占比达到11.3%,占外汇收入来源的l4.4%。[9] 在突尼斯,旅游业的经济贡献度高达15.2%。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却对这种依附性模式赞赏有加。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连续多年稳居非洲大陆首位;埃及200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在178个国家中列第l6位,在中东仅次于阿联酋和以色列。但这种廉价表扬的背后,则是产业结构畸形、近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严峻现实。

对石油富国来说,由于缺乏像样的工业投资项目,其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只能流入发达工业国家,或用于购买奢侈品和炫耀性财富,即使留在本国也大都投资于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导致经济畸形繁荣。石油贸易带来的巨量资本,并未给本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好处——它既没有促成商人阶层的出现,也未使本国民族工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过度参与全球化,使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就像缓慢下沉的“泰坦尼克号”,日趋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其参与全球化程度越深,经济边缘化、贫困化处境就越明显。据统计,l980-2004年期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增长6.4%,平均每年不足05%。”[10] 2004年中东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1970年相同。[11] 阿拉伯世界3亿多人口,其中13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12] 即使沙特这样的石油富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也超过1/4。中亚地区贫困化问题同样突出。201510月,独联体国际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贫困率达60%-70%,经济相对好些的哈萨克斯坦,贫困率也达到40%[13]

“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伊斯兰世界与发达国家的不对称依附,决定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极其脆弱。世界经济繁荣时,“中心国家”攫取大部分利润,发展中国家尚可从中分享残羹冷炙;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发达国家通过保护主义、量化宽松等政策转嫁危机,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承受,乃至演变为更加剧烈的政治经济动荡。越是经济脆弱、依附性强的国家,越容易出现动荡与危机。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发生大规模政权更迭和社会冲突。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情报界、经济界和政坛均担心,此轮金融危机将爆发海啸式全球政治动乱。处在全球产业链下游、经济极度脆弱的伊斯兰世界则成为主要受害者。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石油、粮食、矿产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应声大涨,这使得严重依赖于这些大宗商品进口的伊斯兰非产油国,如埃及和突尼斯等国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贸易逆差,国际收支日益入不敷出。2013年后,美联储持续放出加息信号,导致美元日趋走强,美元借贷成本的上升又导致这些国家外债激增、货币贬值、资本外流。以埃及为例,埃及央行被迫于2016314日宣布实行自由汇率制度,埃镑兑美元大幅贬值14%。危机导致油价暴跌,传统的伊斯兰石油大国损失惨重。据估算,仅2015年,低油价就令中东财富蒸发36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称,油价下跌使海湾国家2015GDP增速放缓至3.2%,预算赤字达12.7%。科威特财政中心报告,2015-2016年,海湾六国财政缺口大约3180亿美元。到2020年,这些国家需借贷2850亿-3900亿美元。[14] 根据标普报告,2015年阿拉伯国家政府债务达l430亿美元,比2014年的706亿美元增加一倍,预计2016年政府债务仍将居高不下。[1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322日称,所有新兴市场面临未来五年增长前景减弱形势,其中中东和中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低125个百分点。

总之,伊斯兰世界盲目追随美式全球化进程,最终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受害者,它们距离经济现代化的梦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西方霸权干涉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化和动荡

在新殖民主义时代,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是对伊斯兰世界进行软性控制的主导性力量。在必要情况下,西方会毫不犹豫地用武力来维护既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冷战结束至今,美欧先后发动了5次地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其中4场针对伊斯兰世界,3场直接针对阿拉伯世界。二战后至今,美国在中东地区共实施过41次军事行动,大部分军事行动获得成功。[16] 通过战争,跨国资本(尤其跨国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好处。有学者指出,每个遭受美国直接或间接军事干涉的国家中,都为美国银行、公司、投资者重新分配财富提供了机会。他们剥夺这些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市场和宝贵资源。[17] 那些遭受军事打击国家,则普遍元气大伤,日趋变成“失败国家”。

工业化是必由之路

 总体看,伊斯兰世界之所以陷入困境,与其过度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有着直接关系。面对具有技术、品牌和组织优势的国际大资本,中东伊斯兰世界日益溃败,最终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与之相关,由于伊斯兰世界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因而与西方的“火力差距”相差悬殊,西方大国对该地区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和打击时,往往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这种外来军事干预明显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动荡和贫困。展望未来,伊斯兰世界要想摆脱困境,必须矢志推进工业化进程,并高度警惕西方霸权主义威胁。此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助于缓解伊斯兰世界的结构性危机。

 

链接:近年来阿拉伯世界三次战争

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自然条件优越,油气丰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其集权政体保证其能够不依靠西方强国就能够维护国内安全。[18] 从经济政策看,“伊拉克不但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储量国,也是拒绝根据弗里德曼自由资本主义设想、建立全球市场潮流的最后堡垒。”[19] 萨达姆执政期间,还公然改用欧元结算石油,由此触动了美国的美元霸权“逆鳞”。这种独立自主特质和挑战美元霸权的做法,最终促使美国决定将伊拉克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有意识地轰炸、摧毁了伊拉克的工业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自来水和能源供给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农业灌溉系统等,从而“卓有成效”地使它退回到工业化以前的时代。[20] 2003年美英发动的对伊战争彻底颠覆了萨达姆政权,美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伊拉克石油交易的货币再次换成美元。同时,美国还清除了伊拉克对资本严格限制的所有举措,为美国投资者和出口商进入伊拉克市场铺平道路。[21]

伊战后,美国一家公司合伙人兴冲冲地说:“获得宝洁公司产品流通权就像金矿一样,一家货色齐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杂货店;一家沃尔玛可以接管全伊拉克。”[22] 这场战争给美国企业带来了繁荣,但伊拉克却从地区强国彻底沦为“失败国家”,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国内面临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自2014-2016年“伊斯兰国”肆虐迄今,伊拉克已有5.5万平民丧生,320万人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伊拉克教派冲突也日趋升温,这使伊拉克面临国家分裂危险。

利比亚战争

从地缘经济看,利比亚经济独立自主,甚而谋求在非洲建立经济新秩序,这令西方大国难以接受。卡扎菲1969年上台后,致力于摆脱西方殖民压迫,并采取一系列保护民族利益的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亚军事基地、废除同西方公司的不平等协定、将石油资源收归国有等。利比亚的水资源、食品、石油、货币、国有银行等完全独立。同时,利比亚金融完全独立,在国际银行体系中没有任何债务。利比亚人工大运河就是金融自主开发的典范。[23]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虽然在政治上屈从西方,但始终未放弃经济独立性。不仅如此,卡扎菲还极力推动建立非洲国家的联合行动。1999年,利比亚带头倡议成立非盟,以争取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2004年的泛非议会上,卡扎菲倡导非洲产油国抛弃美元,用黄金计价石油和天然气,从而谋求非洲大陆的金融独立。在卡扎菲政权垮台前,非洲国家至少召开过两次统一货币会议,讨论以利比亚金第纳尔和银迪拉姆作为非洲石油唯一计价货币的可能性。2011年北约武力推翻卡扎菲前夕,利比亚央行已经以本国的l43.8吨黄金为抵押,开始发行金第纳尔,其他非洲国家已开始用这种货币与利比亚做生意。

     卡扎菲的这些努力威胁到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邮件门”中一封标注为201142日的邮件暴露了关键信息:“卡扎菲政府拥有143吨黄金,以及类似数量的白银。这些黄金曾试图被用于建立以利比亚金第纳尔为基础的泛非货币,计划在法语非洲国家替代法郎。”这是促使萨科齐总统决心打击利比亚的因素之一。希拉里在泄密邮件中指出,“萨科齐出兵利比亚主要由以下因素驱动:一是谋求获得更大份额的利比亚石油产品;二是增加法国在北非的影响力;三是提高法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四是寻机使法国军事力量重返国际舞台;五是担心卡扎菲取代法国,成为法语非洲地区主导力量。”[24]

    不难看出,利比亚战争的目的就是破坏其蒸蒸日上的独立自主模式,摧毁潜在的可能推动非洲独立自主的合作网络。[25] 从结果看,这场战争使利比亚由“非洲最富裕国家”变成了“北非动荡源头”。利比亚人工大运河被彻底摧毁,已难以重新修复;[26] 利比亚日产原油总量跌至30万桶左右,远低于2011年之前日均160万桶的水平。有学者指出,推翻卡扎菲政权并建立西方国家的傀儡政府,这只是大戏的前奏,把整个伊斯兰世界强行纳入“世界新秩序”才是最终方案。[27]

叙利亚内战

叙利亚原是中东地区强国。该国政治制度类似伊拉克,一党制保证了政府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汲取能力,政治制度也远比海湾君主国乃至埃及共和制更加稳定。从经济层面看,叙利亚国有经济比重甚大,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从对外政策看,叙利亚一直被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后堡垒。

但在美国决策者眼中,阿拉伯民族主义所引发的阿拉伯世界的联合,有可能导致石油美元无法回流欧美。因此,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病毒”携带者的巴沙尔政权,必须被连根拔起。[28]

数年的全面内战已造成25万人死伤(叙利亚智库统计为47万),12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400万流亡国外),半数城市被毁,大量良田抛荒。据“叙利亚政治研究中心”最新报告,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已有400万栋建筑被毁,3000所学校、70%的医院和卫生机构、60%基础设施、数以千计的工厂和上万家小企业被毁,许多城市几乎完全瘫痪。截止2015年底,叙利亚经济损失超过2547亿美元,为2010年叙利亚GDP总量的4倍。失业率从2011年的14.9%增加到2015年底的52.9%。叙利亚经济处在“崩溃边缘”。[29]

此外,叙利亚战乱还使全球圣战分子纷至沓来,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各种极端组织层出不穷,叙利亚由中东“稳定绿洲”变成“恐怖天堂”。联合国安理会2015817日称,“叙利亚已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一危机已经威胁到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30]

 

(编辑  迟晨光)


[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吕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l998年,第237页。

[2]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74页。

[3]  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3页。

[4] Stephen LendmanEconomy for the One PercentUnprecedented Global Wealth Disparity, Global ResearchJanuary 202016

[5] 1926年,温斯顿·丘吉尔在担任英国财政大臣时,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每年从国外取得的佣金和劳务报酬的收入总共6500余万镑。除此之外,我们还不断有国外投资的收入,每年将近3亿镑…….这就说明了我们凭什么能够支出比任何欧洲国家、甚至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高的社会福利事业费。”参见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苏仲彦、桂成芳、希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66页。

[6]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l995年,第213-214页。

 

[8] Ali Kadri, “War,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rab World”Global ResearchFebruary l6, 2016

[9]David Francis, “Disaster Could Sink Egyptian Tourism, Push Putin Deeper Into Syria”ForeignPolicy.comNovember l, 2015

[10]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Challenges to Human Security in the Arab Countrieshttp://www.arab -hdr.org/publications/other/ahdr/ahdr2009e.pdf.(上网时间:201132)

[11] Edited by 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ChangeRand Corporation2004p.6l

[12] Shawn BaldwinEgypt’S Problem and Its ChallengeBread CorruptsNew York TimesJanuary 17, 2008

[13] 许涛:中亚经济“三大变数”,《中国经营报》,20151130日。

[14] Gulf states to borrow billions to plug budget deficitsReportMiddle East Eye10 April, 2016

[15] Arab government debt shoots up to$143 billion in 2015Middle East Online2016-03-01

[16] James F.JeffreyMichael Eisenstadtand Gideon RoseRethinking the USMilitary Role in the Middle East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June 30, 2016

[17] Stephen GowansAspiring to Rule the WorldUS Capitalism and the Battle for Syria,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302015

[18][]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7-218页。

[19][]娜奥米·克莱恩著,吴国卿、王柏鸿译:《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第290页。

[20][]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

[21] Stephen GowansAspiring to Rule the WorldUS Capitalism and the Battle for Syria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302015

[22] []娜奥米·克莱恩著:《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第303页。

[23] Adeyinka Makinde, The Destruction of Syria:Will Military Action put America and Russia on the Dangerous

Path of a Possible Confrontation? 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03, 2015

[24] Ellen BrownMoney,Power and OilExposing the Libyan AgendaGlobal ResearchMarch l4, 2016

[25] Ellen BrownMoney,Power and OilExposing the Libyan AgendaGlobal ResearchMarch l4, 2016

[26]  Ellen BrownMoney,Power and OilExposing the Libyan AgendaGlobal ResearchMarch l4, 2016

[27] []威廉·恩道尔、()娜仁托姬著:《新世纪之战》,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5页。

[28] Stephen GowansAspiring to Rule the WorldUS Capitalism and the Battle for Syria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302015

[29]Bassel Oudat, Verging on collapse, Al-Ahram Weekly, Issue No.1283,18 February, 2016      

[30] Security Council: Syria 'largest humanitarian crisis in the world', Week in Review, August 23, 2015

201714日,马英九在回答大陆学生的提问:“两岸应如何通过对话来加深政治互信”时表示,“台湾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这个乍一看有点法学概念辨义的回答在网上快速蔓延,提问的同学被遗忘,“机智”的马英九被欣赏。

但是,马英九在作答时的核心内容——有问题的“统一观”有明显缺陷。淘一淘马英九的“统一观”,补上其中不应被丢失的合理部分,对台湾重建两岸统一的新文化心理基础,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心理基础非常有帮助。

马英九的“统一观”不符合世界各民族追求统一的价值取向

马英九说,“台湾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从一个角度看,他否定了“独立”,这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听上去不错;但换一个角度看,他言下之意却在说,别着急,台湾要不要统一也是一个问题,“不统、不独、不武”也是一个选项。其实,这不正是马英九执政八年、主导两岸政策的出发点吗?

显然,马英九对统一并不着急。联想到八年执政的作为,他其实对分治还有某种“徐而图之”的期待。这样一来,一个在两岸国人之间道德最高位次的非此即彼的统一理念,在马英九那里还多出了一个在独立和统一之间亦此亦彼的第三种状态。

世界各民族国家在分裂分治时的优秀领导人和爱国仁人的价值取向可不是这样的。看看今天的朝鲜半岛,在追求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南北不存在理念上要不要统一的问题。在双边交往中,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如何统一的孜孜追求。

把世界历史向前推20年,1990年代以前两德分治时,当时的东德和西德,不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如何不同,双方并不存在要不要统一的问题。铁定的共识是,两德如何统一。这才有前苏联解体时,德国人没有“亦此亦彼”第三态意义上的患得患失,而是抓住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实现了在今天看来堪称雄图伟业的国家统一。

再追溯到1970年代,南北越在争斗之时,双方在理念上都追求统一,没有任何一方把要不要统一作为一个选项。如果把历史的标尺推得再远一点,向前推150年,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双方关于国家治理的理念大相径庭,经济形态恍若隔世,但双方在统一的道德理念上是同时代的,偏居一隅的细支末流不能阻挡时代的趋势。在主流认知上,南北只存在怎样统一的问题。林肯的伟大正在于此。

实际上,不用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捍卫国家统一上的近百年历史,就是几十年前国民党在捍卫国家统一时也没有像今天马英九等部分人这样,剥掉统一理念中的道德成分,斤斤计较于操作意义上的工具理念!形而上意义上的统一理念,是道德高度上的统一,是一个民族无价的理想家园。即使在形而下的意义上,两岸分裂分治了,但两岸早就是一家。这正是“台独”想毁掉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

看看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在捍卫国家统一的理念上,可不是像街头巷尾说书人那样的轻松叙事,“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国家分裂的时刻,每个人、尤其是领导人,都不是第三方观剧者,那些仁人志士更是痛心疾首,为了国家统一而洒血祭身,他们为何与人类历史各民族的价值趋向相向而行呢?因为,“统一理念”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品”——国家公器之一。容不得掺沙子。

马英九“统一观”中“统一理念”的成色不足

读者可能还会想,作者恐怕是误读了马英九。他说的“台湾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也可以作如下理解:“台湾已经分治很多年了,所以面对的只有要否统一的问题。”这个思考逻辑非常重要,这正是台湾“统派”面临的认知症结所在。

“分治”是形而下意义上的治理分裂,是一种更接近物理意义上的分开;而不是形而上意义上的认同分裂,更不是一个价值意义上的文化断裂。世界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统一”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公器:公共品不可分割。不管是分治还是合治,公共品的属性只有在完整的前提下才能存在,才能发挥其巨大的超越党派的价值。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可以帮我们理解形而上意义上理念的机制所在。比如,电视机是观众的“公器”,把电视机强行拆分了,分执这个公器的各一部分而不整合唯一,公众分享的福利只能是帕累托退步。帕累托改进是寻找两个分裂的部分,形成公共品,而不是抛弃它或者将其碎片化。分疆裂土的台独分子不只是要拆分这个电视机,还认为拆分这个电视机是正当的;光拆分还不够,还要将其一锯两半,将土地、制度、文化、历史一切两半,再也合不起来了。

马英九“统一观”的问题在于不愿意把手中所持有的极小部分的“公器部件”贡献出来,与大陆手持的更大部分的“公器部件”整合起来,变成一个两岸人都可以再行互享的“公器”。他表面上强调要以“中华民国”的条件来统一中国,而实际上,在国家层面,不是以国家公器优先;在党派内部,不是以党的利益优先;在团队中,则是以个人利益优先。

这是马英九认识上的个人之私,也是他个人及其小团队的派别之私。放在人类历史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中,放在无条件赞成中华民族统一的优秀分子之中,马英九统一观中的“统一”显得成色不足。如果允许台独分子在边界意义上对统一理念的形而上学整体做“切香肠”式的蚕食,那“统一”公共品就会打碎变为“私人品”。民进党不正是利用这种挟私的逻辑,在搞“台独”吗? 

继续执行马英九的“统一观”将丧失统一机会

在理念成色不足的“统一观”的主导下,马英九主政时贻误了不少机会,糊里糊涂地放松了两岸和平统一所需的文化认同,在不知不觉中让分裂势力钻了空子。

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余克礼说,马英九执政八年,不仅拒绝与大陆洽签文化教育协议,而且还附和民进党等鼓吹的“台湾主体性”主张,事实上将“台独”存在的文化土壤“固化”了。弄得国民党人不敢再坚持国家“统一”的主张,两岸政治谈判等本来有共识基础的议题,诡异地变成无人敢碰的政治不正确“禁忌”。马英九带领的国民党主政八年,两岸的政治关系反而倒退了。

马英九“统一观”的认识论基础,如果和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事件联系起来,倒是不难理解其产生的时代基础。英国人脱欧时,没有想到欧盟是个公器,将自己一己之私与欧洲的多国之“公”撕裂开来。其留下的遗害是,如果苏格兰人照此办理,“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王国”数百年来形成的国家理念公器,碎片化为分裂的更小的国家;如果北爱尔兰人再要独立呢?是要回到欧洲中世纪800多个小公国的时代吗?

前苏联解体后,美国人也不知不觉地走向了这种逻辑。里根时代开始淡化美国两个党派中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民主党人)和农业基础主义(farm’s fundamentalism)共享的价值观,淡化与家庭关联的勤劳、互助和节俭等的共同体理念;强化超越家庭和社区的国会立法、财政一揽子救助和警察万能执法。克林顿时代进一步将其推向了价值观的极端;小布什政府将其推向了全世界;奥巴马试图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在全球推广。后果是,一大半家庭功能(理念)消失了,国家福利不堪负重,中产阶级苦不堪言。表面上看,是特朗普和希拉里将美国人撕裂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部分,实际上自冷战结束后就埋下了撕裂的种子。201611月选举后,美国人心理上的国家认同基础无疑削弱了一大截。

谁能说台湾的族群撕裂和香港的群体撕裂与英美1970年代后至今的价值观蚕食过程没多大关系呢?台独和港独是马英九一代人在西方受教育的副产品。虽然是在所谓金光闪闪的常春藤学校里念书,但当美国“师父们”把选民是理性的,且自然人理性和社会理性通过选举是可以重合的;权力是绝对的,且选举程序是万能的等等“金科玉律”布道给马英九这些人的时候,自然就在台湾喊出了“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决定”,誓言要“生生世世为台湾奋斗到底”成为他“最庄严的承诺”了。马英九的统一观很少关注这样做是否撕裂了中华民族“统一”这个公共品“器具”,至于大陆13亿人的前途,也并不在马英九这个现代选举制度下宠儿的视野之中。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马英九的“统一观”将会给洪秀柱团队带来什么样不利的干扰?而他从“总统”办公桌上下来后,又在课堂上为莘莘学子灌输了什么样有悖于时代发展逻辑观点?嘴上背背教义性的法律条文,不看世界历史趋势,不顾中华民族统一大业,不能再在两岸统一的大门口销售不合格的“统一”理念了。

 

(编辑  迟晨光)

非洲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在他们本国的影响力?“非洲晴雨表”于2014/2015年度在非洲36个国家中展开第6轮调查,其中包括特别针对...

编者按:非洲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在他们本国的影响力?“非洲晴雨表”于2014/2015年度在非洲36个国家中展开第6轮调查,其中包括特别针对中国的一系列问题。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来自中国的经济援助活动普遍持积极态度。“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是一家泛非洲、无党派的民间独立调查研究机构,在非洲30多个国家开展民主、治理、经济状况和相关问题的民意调查。19992013年间,该机构共进行了5轮调查。

   

与非洲展开战略合作,已成为全球东西方和北部区域的优先事项。曾经把非洲大陆视为主要原材料来源国的国家,现在则通过美国《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的带领,转为更加关注“伙伴关系”和“发展”,强调与之开展互利共赢的投资和贸易。

    尤其是中国,近年来与非洲大陆的关系迅猛发展。成立于2000年的中非合作论坛(FOCAC),已成为中国参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事务的主要机构(Pigato & Tang2015)。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从2000年的约100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220亿美元,并在2015年接近3000亿美元(《中国日报》,2015)。Steven Kuo2015)的报告指出,由于非洲市场的价格敏感度高,电信和基础设施建设已对中国技术产生依赖性。与西方竞争对手相比,中国的技术更具价格竞争力,而且后续服务更完备。据统计,中国的小投资者们在非洲大陆大多开设食品店、零售店,做纺织生意。另一方面,中国对非洲的进口产品结构主要以矿产为主,还有少量的石油和农产品。据估计,在过去10年中,超过100万的中国人来到了非洲,大多数人为劳工和贸易商(Lu2013)。

    与西方的贸易投资相似,中国在非洲日益重要的地位也引来了批评。这包括指责中国只是想攫取非洲的自然资源,企图买断非洲的土地,在项目中主要雇佣中国人而不是当地的劳动力(Esposito&Tse2015),尽管一些研究人员表示这些指控都是“谬论”(Brautigam2015)。其他批评者则认为,许多中国公司提供劣质的产品和服务,削价出售进而伤害当地的竞争对手。中国还因与一些国家的独裁者或专制政体合作而遭到强烈谴责,比如津巴布韦和赞比亚。

    民间独立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于2014/2015年度在非洲36个国家中展开调查,其中包括特别针对中国的一系列问题。本轮调查采访涉及非洲大陆的36个国家、近54000名公民,代表了非洲大陆四分之三以上人口的观点。在调查对象国的全国范围内,调查机构采用了被访者所使用的语言进行面对面访谈,在95%的置信水平上,产生的结果误差范围为± 2%2400样本量)或±3%1200样本量)。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来自中国的经济援助活动普遍持积极态度。在为自己的国家选择发展模式的调查中,非洲人将美国和中国分别排名为第一和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在五个非洲地区中的三个区域,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受欢迎程度上,与美国模式不相上下,甚至超越美国。就当前的影响力而言,只有那些曾经在非洲殖民的国家超过了美国和中国。

此次调查的非洲公众的观点,不仅证实了中国在非洲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角色,并且它所带来的影响力在大体上是积极的。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投资上的贡献,被认为是其在非洲获得正面形象的重要原因,但是,一些劣质的产品也给中国形象带来负面的影响。

本次调查的重要发现

    平均来看,36个非洲国家中,美国的发展模式是最受认可的(30%的受访者),中国的模式受认可程度紧随其后(24%)。大约每10名受访者中有一名更偏好本国的前殖民宗主国(13%),或认可南非(11%)作为本国的发展模型。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各种发展模式的反馈差别很大。在非洲的南部和北部,中国和美国的受欢迎程度持平;而在非洲中部,中国领先于美国(35%,相比美国的27%)。在南部非洲五国(莱索托、斯威士兰、纳米比亚、马拉维、津巴布韦),南非是评价最高的发展模式。

多数非洲人认为,前殖民宗主国对本国产生的影响最大(28%),紧随其后的是中国(23%)和美国(22%)。法国在其前殖民地普遍被认为特别具有影响力,包括科特迪瓦(89%的市民认为法国对本国的影响最大)、加蓬(80%)、马里(73%)。中国的影响力在下列国家中被认为是最高的:津巴布韦(55%)、莫桑比克(52%)、苏丹(47%)、赞比亚(47%)、南非(40%)和坦桑尼亚(40%)。

近三分之二(63%)的非洲人评价中国的影响力是“比较”或者“非常”积极的,而只有15%的人持有比较消极或很消极的观点。马里持有积极观点的人最多(92%),其次是尼日尔(84%)和利比里亚(81%)。

大多数非洲人(56%)认为,中国的发展援助“比较”或“非常”好地满足了本国的需求。